《好儿女花》 第一章 1 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猩红色。早上9点10分鼓声阵阵，没一会唢呐加入，激烈异常。我撩开窗帘，花神踩着高跷经过，朝我低眉注视，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他离开后，我脑门心滚烫，回望梳妆台圆镜，头发冒烟似的竖起，我一惊，是梦魇或现实？ 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能感觉，她的声音在我身后方向，好像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跟从前一样，母亲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我们下了一大坡石阶，到了祖婆家。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石妈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有钱人来，杀鸡杀鸭慌张忙不停，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不无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石妈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阴沉着脸。回家路上我叫她，她不理，像是专门对我有气。临睡前我听见母亲在和父亲嘀咕：“石妈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她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待在阴间。石妈看似亲切，却狠过了阎王刀！” 父亲说：“祖婆生前对石妈处处为难。” 母亲叹了一口气。 那时，我快满4岁了，也许过了4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上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2 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吃过早饭，五嫂叫母亲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9，分针指到10，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上面。五嫂给她喂水，她不吞入，还是看着那钟。 这个上午，小姐姐从重庆城中心的江对岸坐渡船过来。下跳板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一听，就加快脚步，按灭手机，朝山腰上的那幢白房子跑起来。实在喘不过气，才停下来歇一下，继续狂奔石坡、六号院子内的楼梯，到五层，推开房门，直奔卧室，大声叫妈。 母亲对此没反应。二姐不吝惜钱，乘了出租车赶到。发现母亲只有出气没有吸气，她坐在床边，抓住母亲的右手，掐虎口，母亲似乎睁了一下眼。二姐又拿起母亲的左手，掐虎口。小姐姐先拨大姐的电话，大姐不在家，猜她在朋友家，又拨过去。找到她。大姐当即哭起来，说：“我来，我马上来。”小姐姐帮着二姐五嫂救母亲，问母亲：“要不要两个儿回来？”母亲还是说不出话，她盯着小姐姐不转眼。小姐姐说：“要，就眨眨眼睛。”母亲眨了眼睛。小姐姐又拨电话，五哥说马上回。三哥支支吾吾，不相信母亲病危，说妈不是一直就病怏怏的，你们先看着，真不好，就送医院吧！我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小姐姐急了，把话扔过去：“你马上回来，否则从今往后我不认你这个当哥儿的。”三哥说，这就去跟老板请假，看请不请得了，帮私人老板打工，不容易。小姐姐挂了电话。 回头看母亲嘴张着，像要说话。“要六妹回来？”小姐姐问母亲。母亲手紧紧抓住二姐，竟然摇了头。小姐姐说：“她不在国外，就在国内，我来通知她马上回来。”母亲的眼皮眨了眨。窗外山坡顶上中学，学生的朗读声传来。卷烟厂烟囱冲出的废气轰隆隆响，一行秋雁往雾蒙蒙的江上飞，长江因三峡工程加宽，轮船增多，行驶缓慢，鸣叫却热闹多了。桌上有本台历，撕掉大半，剩下小叠，最上面一页缺了一小角，像是上次撕时不小心所致，时间是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3 从上午到中午，老有电话，我接了几个，大都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约稿，其中一个电话是小姐姐的：“大姐打麻将，对，她肯定在！快找她来接电话！”话筒里乱嘈嘈一片，我喂喂几声，对方没有反应，就生气地把电话搁了。叫人打麻将，从重庆乱拔到京城，真是疯狂。我有严重的自闭症，与人交往，会退避三舍。失眠日渐严重，有时喝酒倒有用，喝到微醉时能入睡。昨夜喝了半瓶葡萄酒，却睡不安稳，头还痛。肚子有些饿了，我便起床做了面条吃。电话又响起来。我不想接，谁真正有事，就会留言。我在书房，打开电脑上网。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响起，吵得人心发慌。我走过去接，电话铃断了。留言信号亮着，按键一听，又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你在吗？你手机也关掉，快点给我回电话！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上午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赶紧拨号码，电话通了，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窗外灰白如昔，像茫茫大海一片。小姐姐说这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叫大姐打麻将。”她解释那是急坏了，一手用座机一手用手机，弄错号码。“好了，我马上订机票。”我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一刻。 给订票公司朋友去电话，赶到机场需要40分钟，办登机手续得提早半个小时，一算时间，最快最合适的航班到重庆是国航晚上7点10分，要了电子票。与朋友说好，朋友先垫上票钱，回北京马上还。边抓几件衣服，塞进背包，边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要出租车。 我关门下电梯，出租车已等在大门。我打开车门，弯腰钻进坐好，系好安全带。对司机说，“快赶去机场，我多加钱！”车子朝机场飞速行驶，我脑子一片空白看着前方，出租停在国内航线。付了钱，我急急去办理登机手续，还好，只有十来人在排队，我跟着队列走。 “有行李吗？”服务小姐问。我摇摇头。拿了登机牌，道了谢，就去看安检口在什么位置。安检口好多人，我排在长队列中，突然右手臂被一个黑衣男子一把抓住，吓得我不知所措。他指着远处地上，一脸横肉。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一把将我拉出队列，大声说：“你的东西！”我跑过去，地上有一纸片，弯腰拾了起来，竟然是我的登机牌。我吓得大喘一口气，对自己说，镇静！必须镇静！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坐，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1000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梅惠子远走美国，常常杳无音讯，却在家乡神秘地出现了。飞机晚了10分钟到达，一到出口，我就看见梅惠子在招手，晚上10点半了，接客的人不多。她穿了一件随便的毛衣，接过我简单的旅行背包，引着我朝停车场走去。她大我4岁，看上去和我一般年龄。 梅惠子举起车钥匙，按了一下，一辆轿车闪了信号。我们各自打开车门，坐进去。梅惠子往后座搁上背包，发动车后，驶到停车场交费处。栅栏启开了，车子朝黑夜加速前进。“惠子，恐怕我妈妈已提早走了。”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梅惠子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臂，“我开飞车赶。”她踩大油门，车子飞一般行驶。在北京机场我取出手机，拨了里面的旧号码。梅惠子接了电话，我对她说明情况，她说：“别难过，我在江北机场等你。” 朋友有两种，一种朋友需要经常见，否则话都难接上，感情更淡漠；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系，三五载二十年甚至更长，彼此音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相处。 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前或在后，路面清静得很不真实，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车子过加宽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10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和梅惠子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臭水沟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和梅惠子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糊糊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棚，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我呆住了。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梅惠子站在左边一张桌子前，弯下身填单子，掏出一叠大团结来给三哥。三哥将单子递到身后的人。不到两分钟，以梅惠子的名字献给母亲的花圈抬了过来。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母亲还没落气，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跑上跑下张罗，等着母亲闭眼走人。两个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他要换寿衣寿鞋，还要姐姐们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大肚猫每天都辛苦地等着送人到阴间去，送的人多，裤袋里的银子才哗哗响。他和手下两个伙计帮着三哥布置灵棚设牌位，在牌位前放倒头饭，用一个装着小米饭的土碗，上面插一双竹筷。吩咐三哥每天早中晚饭前三次到土地庙送浆水。那浆水用生水、面粉、小米混合而成。在弹子石江边就有一个土地庙。本来浆水、扎纸车纸马费时，但是大肚猫有现成的，就省事了，他还备有黑面烙制打狗饼、打狗棒。母亲行西天路途遥远，必有恶狗拦路，一旦遇恶狗，用棍子打，同时扔出打狗饼喂狗，可以脱身。 最后他要三哥站在板凳上，手举扁担，面朝西高呼：“妈妈，上西方大路朝佛！”连喊四次。五哥烧纸车纸马，送母亲归西。 这才让三哥五哥在冰棺里铺香表垫褥，让二姐小姐姐们用棉絮蘸酒为母亲擦脸净面，之后入棺。在母亲身旁放香表、草木灰和母亲生前供拜的观音瓷像，盖棺后铺上黄丝绒布，摆上花。 大肚猫看上去五十开外，头顶露白，脖颈略有些细长，肚子超大，虽是眯细眼，不过五官倒也配得恰如其分，显得忠厚。他看到我，体贴地说：“是六妹吧，要不要看你妈妈？”我点头。 大肚猫走到灵柩前，先移去花束，再撩去黄丝绒布。我在他身后，心跳急速。他揭开冰棺的盖，我看到母亲：她的脸紧绷，嘴唇也一样，不过样子安详。母亲瘦了几轮，脸小小的，戴着黑帽，像个道姑，身子也异常瘦小，胳膊和腿全是骨头，感觉整个身体缩短。脚上一双黑布白边鞋，却是38码。她的手布满了老年斑，手指多节和青筋突出。我去拉她的手，大肚猫比我快，把我的手抓住。“六妹，不要。” 我甩掉他的手，一把握住母亲格外冰冷的手。“妈，妈妈，你怎么就走了？不等我。我在机场要你等我，可是你没有。妈妈，我来迟了，晚了，我好恨自己呀！”我忍住直往外奔涌的泪水，声音呜咽地说：“妈妈呀，我叫不应你了，妈妈呀，我从此就是一个没娘的人，妈妈说过，没娘的人，是天底下最最可怜的人！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了，妈妈呀，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眼前金花直冒，站不住，我什么也看不见，浑身发软往下滑去。 梅惠子赶快把我扶住。 5 坐下后，我发现姐姐哥哥的脸色和气多了，五哥端了一杯茶水给我。 二姐告诉我，母亲听到我的声音，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你一说上了飞机，她的手就不再狠狠地掐着我。” 算来，我晚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没能给母亲送终。妈妈，这是我的错。你早就告诫我：“亲人离别时，千万不要哭，否则，死时就不能再见。”每每与你离别，我都未忍住，也从未信你的话。 如今你的话果然灵验。 这阵子家里人围着桌子在说母亲今天离去的情景，母亲死得不痛苦，她眼睛闭得严，嘴也合得上，脸也未变形，手脚都不软，是好兆头，对后人好；说母亲对儿子亲，两个儿子都到跟前了，有儿子送终，是好福气；说母亲啥话也不愿留下，连一个手势也没暗示，就是对生前的一切满意，没遗憾；说母亲尽给后人留想头，不让后人累；有的老年人，落下个半身不遂、植物人或癌症什么怪疾的，折磨后人三五年甚至十余载的，淘尽后人所有的家当，耗掉后人的精力，还天天怨声连天。母亲不这样，乖巧地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潇洒地走了。 他们的说话声没完没了，像一群苍蝇在耳旁嗡嗡叫。 “二姐讲得没错，六妹一说来，感觉妈胸口的气就朝下落。”小姐姐声音有点嘶哑。“妈该望着她来，可啷个不再跟阎王爷争时间？有点搞不清楚。还有一件事，也怪糟糟的。” “啥子事？”大姐好奇地问。 小姐姐说：“妈自己早几年就选好遗像的底片，放成20寸大，加黑框。好像嫌我们这些儿女做不好这种事。是啊，我们做事，哪有半分能干劲赶得上妈呢。可是，她做啥子要准备自己的后事？” “妈妈从来都爱美，她自个儿选照片，自个儿满意。”我想也未想就说。 母亲的遗像，齐耳短发，一件最普通的灰色外套，里面一件白衬衣，纽扣系得规规矩矩。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眉眼秀丽，嘴角微露笑意，眼睛亮堂，整个人平和，却有一种不认命的执拗，甚至带点反抗的意味。 算起来，那是她在船厂做抬工和烧锅炉的时候。 “才不是呢。哼，刚才你们说六妹说要来，妈就安静了。这里就有问题。说白了，六妹你听着，不要不高兴，妈根本不想你送终。”大姐毫不客气地看着我，以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因为你根本就是不属于这个家里的人。” “妈妈不会嫌弃我，我当然是这家里人。” 我虽是这么回答大姐，在心里却觉得委屈。母亲为何不等我，让我与她告别才离去？被大姐击中要害，我灰心丧气。在飞机里见到母亲，是由于我太焦急想见她，心神儿集中，像道光，神速抵达重庆。那时母亲在去黄泉路上，上帝怜悯我，让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 棺材里母亲的模样，反复出现在我眼前。不错，她是安详的，但她骨瘦如柴，一口假牙，配得有些不整齐，使嘴唇合得不够紧。整张脸安详得过分，安详得无条件，让人忐忑不安。先前我只是注意到她死的样子，并未多想。她躺在那冰棺里，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抹也抹不掉，总停在这问题上面： 母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母亲为何要事先准备好遗像，她带着底片去相馆的路上，是什么样的心境？她死前经过了什么事？ 我这么想时，心里就难过。 那个长得慈眉善眼的大肚猫，他该让我看到活灵活现的母亲。他急什么？人死是有个时辰的，一生都艰难地挨过来，千急万急，就差那么一两个小时吗？母亲不要死，不能死。我在世上本孤单，母亲死了，我在世上就更孤单！我在世上本无依靠，母亲死了，我在世上就更无依靠！是呀，母亲死了，没有了她，天地粉碎，我还能幸免？ 大姐隔着桌子坐在对面，她伸过手来，拉拉我的胳膊：“六妹，你莫自以为是。我在他们眼里都不属于这个家，你看我住得最近，他们也不及时通知我。我赶到时妈刚落气，大肚猫正在放‘开头炮’，向周遭报丧。这是个阴谋！”她哭了起来，转过身去，对着棺材，“妈妈呀，你都看见了，他们欺负你最喜欢的大姑娘。哪是一家子人啊！只有我最爱妈，可是妈就是看不到了。” “大姐，你说清楚。我是先找你找不到。”小姐姐还想说什么，被二姐用眼神止住。“当面是神，背面是鬼。”大姐拿出手绢抹眼泪。我突然想到母亲的鞋子来，便对二姐说：“妈妈的鞋子该是37码。” “你认为我们给她穿大鞋了，是不是？穿小鞋是错，穿大鞋是大错。告诉你，六妹儿，不懂就不要装懂。不要怪我们当姐姐的。过世的人，就该穿大鞋，否则到阴间，迈不开步脱不开身。你以为你是一个作家，大作家，啥都懂，告诉你，单凭这点不懂，你还得跟姐姐多交点人生学费。”二姐眼里对我充满不屑。 这种时候，我能争辩什么？不能。小时是，长大成人了依然是，尤其是在母亲的棺材边上，不想有一丝儿姐妹不和之气，我当没听见。 梅惠子和幺舅在聊什么，我朝他们走过去。 第二章 1 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它全坍塌成废墟，在13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这条小街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糊糊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解放前做过妓女的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13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懂事，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底色为深绿色，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遗像正后方花牌上挂挽联，楼房一边墙壁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母亲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水，在桌子另侧坐下，“梅惠子，你去美国多久？” 梅惠子说：“有些年头了。” 三嫂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小姐姐问梅惠子为何不到英国去？知道吧，英国福利好，交通发达，教育、医疗条件优越，连宠物都有权利，虐待、遗弃宠物会犯法，倒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咱们是社会主义，但能在这儿生病吗？没钱不让住医院。 梅惠子说美国与英国的确不一样，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好，英国有英国的不好。 我不想加入这种谈话，有种冲动想去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可是我没有起身，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恐怕也不会从他嘴里知道什么。母亲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不会给他添麻烦。 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和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或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词，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功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个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坨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走到半山腰的集体宿舍，一共六幢，五十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安了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还有一个上课用的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条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头顶的长日光灯扎眼，她顺手关掉。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个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躲在蚊帐里，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还有一张单人床，也有一蚊帐罩着，却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我不习惯，认为自己在梦里。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还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尽给妈添麻烦！”她恢复如初，而且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好了，今夜坐在这儿守灵，我得安心一些。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棚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警察，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前，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丝袜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她义正辞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邪！”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心；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静，眼根更清静。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15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xx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妈妈，给你。”我递上一块手绢。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 18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3 梅惠子看看手表，说：“对不起，得离开，你妈妈出殡之日我会再来。” 我找来手电，与梅惠子脚跟脚地出院子大门。借着手电些微光亮，江边窄陡的小径好走多了。 梅惠子不是邻居，是我小时的朋友，她住在野猫溪。我与她在江边认识，碰面时爱说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未必都懂，可读到主人公落难一样流泪。她父亲在船上工作，不幸船出事，一船人都遇难了，那时她才3岁，妹妹才1岁。母亲靠糊纸盒一人带大两姐妹，怕后爹对她们不好，再未嫁人。她说我，“你肯定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肯讲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母亲不在意我，父亲不把我当一回事，姐姐哥哥把我当外人。于是，我快乐地点点头，说家里姐姐哥哥都疼爱我。 梅惠子羡慕地看着我，连连说，她很羡慕我家里有那么多人，尤其是有父亲，有父亲多好啊。我问她：“你想长大后做谁？”“当乔治·桑。”她看看我说，“你呢？”我也想当作家，可自知梦想难成，就支吾不出语。她推我，我仍不说。弄得她与我不欢而散。几十年后，她做了一个生意人，而我成了一个作家。梅惠子说：“我读过你所有的小说，你妈妈心里一定为你骄傲。” “她以前倒是认为做一个厨师比作家好。”我说。 我们走到江边马路上，天边响了一声闷雷。“需要我做什么，就来电话。”梅惠子说完就抱住我，在我耳旁柔声地说，“想哭就哭出声来，不要把泪水流在心底里。” 我鼻子酸酸地对她说：“再见了！”她看看我，走向车子，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对我摆摆手。那车是一辆紫色的bmw，很少见到那种紫。最多隔两天就会与她见面，这些年她生活如何，我很想知道。想必她对我，也一样。 4 我打着手电往回赶，两只猫在废弃的粮食仓库院墙上，抓着耗子似的兴奋地尖叫。雨点说下来就下来，我快步经过停灵柩的空坝子，直接上到五层楼。奇怪楼层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黑衣柜，左边是老式五抽柜，柜上有一台18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张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哎呀，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快，乖女儿，快坐到妈妈身边来。”我手上的行李哐当一声落地，走过去，看着母亲，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现在这儿没有母亲。我把藤椅上的东西移到衣柜里，就在床边坐了下来。母亲坐在藤椅里看着我，有些累，睁不开眼，很伤心的样子。我朝她伸出手，握了个空。我起身摸藤椅，竹藤黄黄的，旧得厉害，好些地方分岔，却是异常结实，像记忆中母亲的手，甚至带有一些她的体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房间里全是母亲的气息，她的声音，她很少有的笑声，也同样少的哭声，我几乎从未听到过，这时统统汇聚在我周围。当然也有死亡的气味，浓烈地驱赶那些鲜活的东西。我站了起来，一点一滴看来看去，就在阳台上，死神在风里飘来荡去，把门摔响。 我走过去，死神躲闪开，雨成细线，斜斜地飘洒过来。阳台上堆有裹成一团的床单被子，有地方是湿的，想必是母亲临终时流下的尿，还有从她身上剥下的衣裤，皱巴巴地扔在地上。碎花棉布上衣，半长裤子藏青色，统统洗得旧垮垮的。我蹲下拾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受多了。两分钟后，我将衣服床单叠整齐，把被子裹成一棍棒型，找到一块塑料布包扎好，顺阳台角落放好。 雷轰隆隆响起，远处有闪电。“希望是大雨，大雨比小雨好，下过了，就不会连绵不断一个礼拜。”母亲会这么说。母亲躺在床上，从窗子望天上，让我走时带上伞。我走进房间，床是空的，母亲不在了。 父亲的遗像还是在床头左上角墙上，眼睛注视着远处。没有父亲的孩子，她将盲目地活着？没有母亲的孩子，她将绝望地、加倍盲目地活着。感觉他把眼光慢慢转向我，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我走近，这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窗帘腾飞。我赶紧关上阳台的门，乌云压得更低，雨水倒是弱小多了。再看父亲的遗像，他的眼光恢复如常，不再看我。 5 不放心楼下坝子，我到走廊栏杆前一望，透明塑料棚子搭得很牢，由高到低，大雨无碍，客人们还是坐在那儿打麻将。 空气好多了，我觉得有些汗粘着皮肤，想洗个澡。于是拿了自己的毛巾和香皂到卫生间，开了热水器，草草冲了个澡。从卫生间的窗子可看见远远近近歪斜在江边山腰的房子，有的地方，灯光亮，有的地方，灯光稀疏。这片地区，从小就习惯，现在看，怎么觉得不一样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有母亲，现在母亲不在。我眼泪又下来了，用毛巾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出来。 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跟进来，戴着一顶黑布宽边帽子，黑衣黑裙，本来个子高，显得更高。这个我们家的绝世美人，在夜里如此装束，玩什么新路数来着。她像没看见我的一脸惊奇，问：“你要睡哪里？” “我睡妈妈的床，不是已全换过了吗？” “是换过了，你不害怕？”我反问：“怕妈妈？”小姐姐不好意思了，调换话题，说母亲咽气时，她不小心把眼泪弄在母亲的身上，不可能梦到母亲。梦不到母亲，心里有块石头，搁不稳又取不下，闭着气。 她埋怨自己，倒霉运，撞破头求神拜菩萨，也不能翻身？我一向敬畏鬼神，鬼神信则灵，不信就无。小姐姐说，以前院子对门邻居陈婆婆死时，她的孝道儿子也是把眼泪掉在寿 衣上了，即便他有辟谷功夫，也见不到其母。“六妹，刚才揭开妈的棺材时，你没把泪水弄到妈身上吧？哪怕泪水掉一半滴到棺材上，你也一样会失去与妈再见的机会。” 我说应该没有，我要祈祷妈妈回到这儿来。小姐姐重复我的话：“回到这儿来？”“我想和妈妈说话。”小姐姐揭掉头上的布帽，坐上床沿：“我也想和妈妈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向老天爷祈祷。” 我们面朝房门，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睁开眼睛，喉咙堵得厉害，我咳嗽了两声。小姐姐还是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胸前祈祷。 我打开母亲的衣柜，想找一件能当睡衣的衣服。里面乱乱的，没一件衣服合适。 我叠好衣服。走到隔壁房间——五哥五嫂的卧室，有一个双门衣橱半开着，我拿了一件五哥的体恤衫换上。 我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的脸。她的脸颊有点黑糊糊，显得丑陋。我没问她，她自己解释：从伦敦回来已大半个月，正在做光子去斑，涂了医院自制的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 从背影看小姐姐，黑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皮长靴。 我上了床，躺在右边。 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 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棚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嗒滴嗒响。房子这一侧靠中学，背对江水，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依稀可见，那房门后贴的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是哪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 哪一年？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下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 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 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 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 6 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 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 这幢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厚重的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敞开。 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她的水手儿子走进大门前就开始高声叫“妈！”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 “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女孩继续爬木梯，“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上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 “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 “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 刚才梦中我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 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梦总是反映心里想的东西。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生。” 她的声音不寻常，如果我感觉对了，那哀怨的声音带着杀气。我倒吸一口凉气，坐起来，但是马上躺下。“不要讲，起码这阵子不要讲。我什么都不想听。”小姐姐脸色难看。我解释说：“你和我回家是因为母亲去世，除了母亲，之外的事，我们另择时间谈。”“但是六妹，你听我说。我俩见面也不容易。”小姐姐恳求。我说：“我不想谈。你会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反正你也睡不着。” 但我主意已定，走到了隔壁房间。床上已横躺着二姐、三嫂和大姐的外孙。双人架子床比母亲的床宽些，我靠着二姐插了个空，睡下去，跟他们一样，双脚吊在床沿。 7 二姐穿着薄线衣，双手衬着脑袋睡觉，新近烫了头发，有点像卡通片里的辛普森太太，脸色很差，嘴唇毫无血色。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凌晨1点55分了，下过雨后，气温起码低了五六度，冷得像初冬。我扯过被子一角，盖在肚子上。渡船上水手吹响了哨子，铁锚升起，缆绳松开。船发动了。江上岸边蒙了一层浓浓淡淡的白雾。渡船掉头向对岸去，我站在岩边害怕地用手遮住双眼，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隙里瞧。渡船突然倾斜、翻转进江里，一江人脑袋如皮球浮浮沉沉。我松开手，放大胆去看。 父亲长叹一口气，把我拉回家，沿石梯两旁长满断肠草，边角挂着青苔，我边走边看。 春天是活人去见河神的季节，老辈人都这么说，小桃红，人的鲜血染红，凶运吉运，得看人心眼儿多诚。 1953年忠县乡下的外婆病重被舅舅们抬着滑竿送来。外婆是饿病，气鼓实胀，比快生孩子的孕妇还大，里面装有可怕的虫。大厨房全是难闻的草药味，惹得邻居们怨声载道。外婆喝下草药，拉下的全是白生生的虫，长又偏细，像电话线，有些虫没死，还在蠕动。外婆躺在床上，按着大肚子痛得厉害，不停地叫唤着。母亲给外婆揉肚子，外婆埋怨母亲：“你这小桃红背弃我，让我在关口寨扯了张厚脸也做不成人，小桃红你爸爸死得早，你对不住妈妈我呀，我当初啷个生了你这害人精无孝女？” 外婆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怪罪母亲。外婆讨厌大城市，母亲则相反，她小小年纪自有主张，还没饭桌高，就拒绝裹三寸小脚，遭到外婆的体罚，跪在家里的搓衣板上搓麻绳，她被饿饭，饿得昏厥过去，也不屈从。家穷，外婆只得把母亲许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但是母亲偏偏扭着根筋不嫁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男人，她被关在屋子里。天黑了，她颤颤巍巍地打开窗子，这窗不太高，要翻过去，必须小心，因为外婆耳朵尖。等母亲翻过去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带，她只得冒险翻回去。家里没啥值钱的家什，床档头有一个外婆为她作嫁妆的蚊帐。她卷裹起来，夹在腰间，慌里慌张，结果翻窗落地时左脚扭伤了。她抱着蚊帐，忍着痛，瘸着脚连夜走山路，往县城赶。到了县城，她出于本能，往江边赶，那儿有轮船，可以载她去远方，就可以逃躲开身后的一切。她毅然决然踏上跳板，搭上了轮船到了重庆大城市。 好多年，母亲都杳无音讯。母亲内心敏感，细腻，外表温柔沉静，却是一腔子泼辣野性，用外婆的话讲，母亲是一头不肯被驯服的烈马。可是母亲爱外婆，生活稍稍安定后，不时把攒下的钱寄回乡下。对重病的外婆，她细心照顾，想尽方，想治好外婆的病。 “妈妈，原谅我。”母亲对外婆说。起码当初逃婚离开乡下到城里后应该递个信，让外婆知道她活在某一个角落。 “哼，原谅？当时我就当你这臭蹄子沉潭了。哎呀，痛死我了！”母亲双手作揖，请求外婆原谅。“不可能，你死了这份心吧。”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外婆床前，“妈妈，你原谅我吧，是我的错。我该早些接你到城里来，若来，你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我好悔啊，我真是不孝女儿！”外婆把脸掉转过去。到外婆死，外婆也没有说一句原谅母亲的话，尽管母亲一再向她表示自己的歉疚。外婆落气前，倒是没有骂母亲。外婆大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的想法： 要母亲把她葬回忠县关口寨老家。母亲做到了。外婆的尸体运回忠县老家，与后山上外公的坟合葬在一起。外公的坟头有好多小桃红，那是外婆在母亲逃婚后撒的种，每年整个后山都开遍了小桃红，外婆绕着坟头转圈，边走边对里面的外公说话。母亲一看见父母的坟，眼睛就红了，泪水“吧嗒吧嗒”掉个不停。小桃红，母亲告诉大姐，外婆恨她时叫这名儿。可没外婆这么叫，她哪是她呢？母亲悲痛地拉着大姐跪在外婆的坟前，捧了一把小桃红，花的汁液染红手指，手指晶莹鲜艳夺目。母亲看着自己的手指，再看看整个后山的大片小桃红，突然明白过来：“就我这傻兮兮到家门子的闺女，妈妈早就原谅了我，不然她不会种小桃红，以此祝福。她当然心疼我，当然担心我，挂念生死未卜的我，她是我的妈妈，啷个会变呢？”母亲变成一个泪人儿。 外婆的心眼儿诚，她种小桃红，朝夕祝福。母女之间长年存有的芥蒂之坝冲垮，母亲的心彻底向外婆投降。母亲泪水流个不断，悔呀恨呀，可是也没用，外婆不能死里复生。老辈子人的话，在一个上下一起说谎成性的国家，便无法应验。 几年后全国开始闹大饥荒，四川这个一向丰足富饶的天府之地，也不可幸免。忠县天天有人饿死，先把牲口杀了吃，吃虫，有的村子严重到人吃人的地步。还有力气的人，得浮肿病，就往外跑讨饭，可是跑到哪里，都没得吃，有钱买不到，没钱更无法活，那就抢吃的。没力气跑的人，就吃树皮树根，饿急了，吃自己的屎或死尸。田埂上的野菜根中，有野胡萝卜和野芹菜两种味儿甜，比其它野菜根好吃。不幸的是这两种野菜根和有剧毒的草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味也相同，那就是狼毒和毒芹。吃过任何一种，在15分钟和半小时内得立即抢救，否则必死无疑。 那年月好几个乡镇才有个医生，别说15分钟，就是一个小时也赶不来，赶来了，也没药。有一家子七口人因误食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满脸青紫，痛得面目狰狞。两个大人把五个孩子抱成一团，他们死成一堆。开始时村子里死了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一张破席一卷，或一块没用的布一裹，在一块荒地里，挖个坑埋了。再后来，死人更多，就啥也没卷没裹，放进一个大坑合埋。 野菜吃完，就吃黄泥巴。大舅妈吃了泥巴，拉不出屎，活活胀死了。村子里所有的小桃红都被连根摘下吃掉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外婆的坟前生出好多的木耳。母亲说是在冥界的外婆设此法为大舅二舅们救命的。 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工程混凝土纵向围堰的基坑开挖。母亲听说了，日夜不安，说是大水迟早会淹外婆的坟，要去忠县移坟。2000年乡下亲戚来信说，他们得搬移，那方圆二十里不到的石宝寨也会大半在水下。整整一年，母亲都在催二姐写回信，问那些亲戚的去处。有一天，母亲说外婆投梦来，讲红色水位线处处可见，外婆一身是水，冷得很。幺舅声称要陪母亲去，大姐也要陪着去，三哥也要去，不过却要母亲出路费。母亲问二姐拿主意，二姐说应该是六妹出钱。讨论了好几年，到2004年秋天，最后决定国庆时幺舅、幺舅妈和母亲一起去。 可是母亲突然昏过去，流尿，送到医院抢救，说是严重缺营养。母亲去不了，让幺舅去，幺舅非要等母亲好后才去。这事一拖再拖，到一年前三峡工程蓄水至156米为止，因为长江水淹没了整个村子。幺舅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会，封锁消息，不让母亲知道。母亲至死也不知祖坟在水底。 但也奇怪，母亲再也没有提回忠县老家移坟之事，一到春节，不管是自家孩子外孙，甚至亲戚的小辈来，母亲都是一人两百红包压岁钱，出手大方，看得三哥二姐胆战心惊。也许冥冥之中，母亲有所感觉，或者外婆又给她投过梦。 母亲不会不顾不管外婆的，她的魂会潜入浩渺的三峡大湖寻找外婆，想来这回外婆会原谅母亲。 第三章 1 往事一遍遍涌来，今夜注定要失眠，打麻将输赢的叫声有起有伏，老有人上楼来拿东西，进进出出房间，开门关门都是重重一声。想着楼下空坝母亲停在那儿，入睡就难上之难。 突然一阵鞭炮炸响，看来又有亲友到了。按习俗，亲友到，得放鞭炮，亲友得烧香跪拜。好不容易楼下安静下来。我想，这下，可以勒令自己闭下眼，起码为了明天能打起精神。可是大姐人未到，嗓门先到客厅： “忠县乡下亲戚带来花生。来来，起来剥花生。妈妈死得划算，所有的儿女都回来给她吊孝，能到的晚辈，孙子外孙曾孙都到了，包括亲戚朋友该到的都到了，嗬，这方圆百里哪个老人能有这福气？” 二姐生气地接过话：“啷个不像大姐，吃一个甲子的饭，还不会讲话？”二姐这一搭腔，大姐马上过来，抓住二姐的胳膊：“二妹，来来，睡啥子嘛，过来剥花生米。” 二姐披了衣服，戴了眼镜，跟大姐到了客厅。 床上空多了，我翻了一个身。小姐姐也从母亲的卧室出来，不快地说：“唉，大姐，你吵着我了。”“你要睡着还能醒？”大姐笑了一下。窗子上端有缝的地方，冷风嗖嗖。我爬起来，踮起脚尖去关窗子，又把房门关严，外边姐姐们的说话声小多了。 这个房间，以前属于父亲，还是同样的架子藤绷子床，不过他喜欢睡对着房门的一边。我进门出门，总能看见父亲闭着眼静思默想的样子。1999年6月15日，父亲去世，前一周，他突然把挂在窗前竹笼里的一对相思鸟放走。他只是有点咳嗽而已，拒绝吃药，最后一夜，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呼吸不畅通，咳嗽了几声，一口气不上来，就闭了眼睛。当时母亲觉得不对劲，一边叫父亲，一边到父亲房间来。 可是父亲没有回答。母亲到他跟前，一摸他的手，已硬了，再摸他的鼻孔，没有气了。母亲一把抱着他，哇地一声哭起来。 母亲就是刚和父亲好上时，也没有这么紧地抱他，直到哥姐来，都不肯松手，她被自己的行为震醒了，原来生命里也是不能没有他的呀。 这种后悔和伤心一直持续了母亲整个晚年。灾荒年父亲走船没有消息，母亲与一个帮助全家人渡过难关的青年相爱了，有了我。这件事被弄得很大，闹上法院，最后母亲选择了父亲和六个孩子，生父只得离开。在我18岁那年见了一面，之后生父去世。又过了好些年，我以此写了自传。 当我从伦敦飞回家时，母亲对我说生父，我知道她很思念他。父亲过世了，母亲说父亲多，绕来绕去常回到两人初相识之际。 袍哥头子在纱厂看中母亲，娶她，有了大姐，可是对母亲不好。那是1947年春天，母亲带着大姐刚从袍哥头子家里逃出来，在嘉陵江边靠给人洗衣服过着小心翼翼的日子。父亲是驾驶，把拖轮靠在江边，他站在屯船上看见一个少妇背着一个小女孩在江边洗衣服。他送脏衣服来洗，有时衣服不脏，也送来洗，为的是能接近少妇。他帮她把背上的小女孩接下来，抱着孩子逗，吹口哨，地道的江浙小曲，孩子笑了。父亲每次都穿得整齐，有时来不及换掉船员制服，就直接带着一篓橘子和糖炒板栗来江边找她们。他穿制服肩是肩，背是背，腿很长，那有梭角的船员帽子把父亲的脸显得英气勃发，他的五官中，眼睛最亮堂，不小心碰上去，就像着火一样燃烧，母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继续洗衣服。春天乍暖还寒，沙滩变得宽绰，好些地方都露出长青苔的峭岩来，江水绿得透底，倒映着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子的身影。 从母亲的描述里，我感觉到她也一样爱父亲。 一个女人同时爱两个男人，这女人活得有多累，尤其是到对方离世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亡羊补牢，晚也，可以想象，母亲有多恨自己。 大姐的声音高起来，隔着一层门，也能感觉到她伸长了脖子，分明她在为自己说母亲的话辩解，“我们是孝子孝女，还有孝孙，话没讲灵光，可鼓敲落到点子上，对头不对头？”她的脾气几十年不变，母亲对她生气时，总爱骂她是“天棒”，真是字字如针。 客厅里三个姐姐的声音突然小了，全是剥花生米的动静。没一会儿，小姐姐的哭声传来。“莫要哭。不就是那龟孙子的牲畜有了新欢，如此作践你，我们得把他扔进长江里喂鱼。” 那不是大姐的声音，而是二姐，说得一本正经，甚至恶狠狠，我不由得坐了起来。小姐姐哭得更伤心了。二姐压低自己的声音，房外三个女人似乎头凑到一块。几分钟后，小姐姐打断她说：“好了，我不哭。”“那你设法让他来。”大姐说。“这种人得让他晓得害人的下场。”外边声音更低，我侧起耳朵，只抓着几个词“??锤子，老二……不让六妹晓得……会帮着……” 床里边的三嫂咳嗽了，以表明她在睡觉。外边换了话题，说起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远途到重庆，二十桌都坐不下，可能桌子要搭到外面空坝里，到时大肚猫会加收费用。 “收费多，不要操心，反正有六妹在，她比我们有钱，就该她出。” “哎呀，不要哭了，那六妹会帮你治治他？” “她不会管我的事。” “太过分，她不可以这样！” 我哪里睡得着，索性穿上衣服，从门缝里看到小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脸颊还有泪痕，都没有擦干。 小姐姐在讲小唐的事，他在英国一所大学教东方建筑艺术。她仰视他，敬佩他。他呢，认为小姐姐身材相貌超群出众，心眼好又有耐心，尤其是他老了后，她能仔细地照顾他。小姐姐与他好了，彼此发现好些爱好相似，不管是性取向，或是狂看足球，他们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或专门睡觉享受快乐。两人好到她答应他马上飞回重庆，与名不符实的丈夫离婚。丈夫乐得自由，一点没讨价还价，包括对女儿田田的监护，离婚手续几乎在一天时间搞定。 她与小唐，虽未正式结婚，但是同居七八年了，按英国法律算事实婚姻。去年五月的事，他去南方参加一个大学活动，接待方让一位妙龄女博士生陪同游览当地着名风景区，上山路上谈风花雨雪和古今哲学。她写了好几年美国女诗人普拉斯的论文，只怪自己的博导水平太次，哪有半点小唐的学识，无法指导。他开导她，她的论文可好好写，可新开一门学科。他从贝聿铭的建筑理念，谈到艺术最后应该达到远离俗世的禅境。他如数家珍地说到英美现代诗，从女诗人的蜜蜂组诗谈到女权运动，再从泰德休斯的《生日信札》谈到一个男人的悲伤，再说到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深入无意识之途。 她听得云里雾里，却点头称是，百般崇拜，请他帮忙指点迷津。他说是荣幸。他的手无意间碰着她的手，想闪开来，她倒大方地握住。山上眉来眼去，天雷勾地火，油浇在了火上，下山当晚两人的身体就含混不清了。 没过几天，他又要去另一个地方讲学，实际与那女人幽会。手机关机，旅馆电话说是人已不在。消失了一周才出现，说是手机没电，搬了旅馆，躲避大学的人纠缠，去了一次三星堆遗址。这是小唐一生里最口是心非、记忆混乱不堪的时期，他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人也不认识他。7月离开中国回伦敦前，说是要去一所大学签客座教授合同，合同谈了一周，住在旅馆，早晚和那个女人幽会。当然，合同没签。回到伦敦后，两人email和国际长途电话不断。鬼差神使，有一天他们的电话被小姐姐无意间听见了，她当场气昏在地。爬起来一查上月电话账单，全是这人打来，然后他打回。回想一下时间，都是她不在家的时候，这次本来她在上班，有点不舒服，请了假回家，听见楼上小唐在与人说电话声音异样，出于好奇，她在楼下客厅拿起电话，才撞上地雷。她坐在那儿好半天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才一步步上楼，走进书房，质问小唐。小唐坚决否认与那女人有特殊关系，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认识她！” 不过他指责小姐姐偷听电话不地道，小姐姐说，她是无意。然后说他与她通电话已好几个月，他否认。她拿出电话账单。他暴跳如雷，吼道：“你查吧，有本事查个清楚！”气得脸都变了形。他恼羞成怒，有两天不与小姐姐说话。 大姐边听边骂小唐是头披着人皮的狼。二姐没说话，不过一脸肃然。 小姐姐也许不是第一次对她们讲这些事，如同小姐姐之前与我在电话里讲这些事一样。我设法安慰她，我的心为此又酸又痛，仿佛这些年严密遮盖的生活，被一把撕开，一览到底。我无目的地到处旅行，像一个孤魂游荡，为的是独自舔自己流血的伤口。 从上次小姐姐说她和小唐的事后，差不多三个多月过去。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坦率地讲，无时无刻不挂在小姐姐嘴里的小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忠厚、善良、用情专一，一派学者风度，而且是堂堂一君子。人都是凭第一印象判断，而第一印象往往误事，甚至是一生最不能错的事。 2 我不想听了，索性推开门。沙发床上三个姐姐见我走出来，一愣，停住说话，不过马上腾出地方，让我坐。二姐还把被子拉过来，给我的双脚盖上，说：“奇怪，才十月天，夜间居然冷得刀抹脖子，晓得我们这儿没有暖气，将就点吧。”被子上面搁了一个布口袋，里面是花生，混合着剥壳的花生米，另一个大土碗装花生壳。姐姐们抓一把在手里，剥了，就扔进布袋里，动作一致，不快也不慢。她们转移了话题，说到母亲讲老家风俗，给死人开路时撒花生米，以后再投生，日子会顺顺当当。“妈呀，喜欢花生，她不是给幺舅的孙子取了个乳名叫花生吗？”大姐说。二姐与大姐互相看不起对方，大姐火爆，喜欢表现自己：二姐阴沉，心里总是有主张，从小认为母亲宠爱大姐，父亲也一样，她心里不服，但面子上不说 出来，说出来，就是承认自己输给了大姐。 二姐做小学老师，一直做到两年前退休，不必天天到学校去管小学生们，她的婚姻很稳定，丈夫准确说来也是母亲定下的对象，很爱她，两个儿子听话，连儿媳妇也一样。还未抱孙子，日子倒也清闲。 大姐结婚离婚好几次，生了两女两儿，孩子随处扔。我18岁那年，大姐回到重庆，找到断了十多年联系的知青——初恋情人，回到煤矿就不顾一切地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回了重庆，如愿与初恋情人结婚。大姐的二女儿小米也回到重庆与他们一起住。 大姐与丈夫并不快乐，三天两头吵架，分家具，分碗筷，最后分床单，一人拉一头，要撕去一半，结果她一急，摔倒在地，中了风，双腿不能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丈夫态度大变，天天跑医院照顾，按摩她的双腿。两人和好如初。靠了爱情的力量，三个月后大姐能说话自如，腿也能动了。 三个姐姐与我有相似的脸，眼睛比较大，瓜子脸形，都带有几分我们共同的母亲的神态。这剪不断恨不了的血缘，使我们四姐妹在这个深夜促膝围坐一块，剥送丧花生。 我们曾有过如此近的时刻吗？ 小时吃团圆年饭围着桌子坐是这样，但我都被喝斥到屋角小板凳上，说小孩子不能上桌。大一点了，能上桌吃团圆年饭，哥姐下乡当知青，总有一个不能回城来，哪怕后来，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家，逢母亲生日或是过节天，回重庆看母亲，都是杂七杂八沾亲带故一大桌子人，记忆中好像从未有我们姐妹四人单独坐在一起。 能感觉到母亲依然在屋子里走动，起码能嗅到她的气息，若是她和我们坐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可她一个人躺在楼下冰冷的棺材里。 当我不在这个屋子里，母亲是什么样的？ 她穿着舒适的平跟布鞋，天一亮就起床，在阳台上做做早操，然后上卫生间洗漱，拜桌上的观音菩萨，吃五嫂做的早饭，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稀饭。她喜欢吃包子豆浆，五嫂做不来，会上中学街给她买来。吃过饭，她到楼下屋子里转转，也可能到江边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也可能参加老年人集体活动，跳跳集体舞，打打太极，锻炼身体。中饭等着上中学的孙子回来，祖孙吃过饭后，午休2小时，孙子上学，她开始织毛衣，帮五嫂理理菜，和楼下邻居打打麻将，晚饭五哥孙子回来，她的话多起来，告诉五哥这一天她遇到了什么老熟人，院坝里来了一个什么弹棉花的人，原来其父就做这一带的生意，没想到儿子承父业。一家三代和和气气吃完晚饭，母亲在走廊上走走，逗逗邻居家的小狗小猫，或者与二姐大女儿通通电话，之后看电视，或去看戏。上床睡觉前，冲个澡，把假牙取下，洗净。每个周末儿女孙子们都回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玩，计划走走幺舅或干儿子守礼家。若是清明，上父亲坟烧香之后，母亲要请大伙儿去餐馆吃饭。到了端午，母亲一早起来，会翻箱倒柜找出五色线，手腕、脚腕上的那根五彩线。她会一一打电话，会叮嘱家里子女孙辈不要忘了回家。母亲指挥五嫂在门前挂艾蒿和菖蒲，留两枝在手中，绕屋子每个角落走，请鬼魂出去。家中每回一家子人，她都细心地把彩线系他们的手腕上，一边系，一边嘴里念叨： “长命缕，续命缕，五色叠五色，辟兵及妖鬼，吉运高高照，命人不病瘟。” 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儿女孩子们，在夏天第一场大雨来时，才可把彩线抛到江里。母亲会带领大家用泡过的糯米，教孙子如何折粽叶，如何装米，一些用腊肉芯的，一些用鲜猪肉芯，如何系线，才是既好看又牢固。母亲兴致好时，会与姐夫和大姐喝五六盅雄黄酒。到了中秋，她会拿出最好的茶叶，布置好桌子，放好碗筷杯子，等着儿女带回月饼。吃饭前，会给父亲举杯，大家动筷子前，让孙子拍个全家福合影。母亲较少过重阳，新年也不是重点，春节才是，早早就准备，早早就打扫尘埃，布置房间，做新衣，准备年货礼物。母亲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请到，也要走亲戚，更不忘去庙里给外婆外公父亲和家里祖宗们烧香拜佛，给儿女及孙辈求个佛的保佑平安。母亲坐在上席一家之主的位置，穿着新衣，笑吟吟地享受儿孙满堂的欢悦，她给压岁钱一点儿不含糊，她看电视里春晚节目，还加评论，一屋子人都笑得前仰后倒，给她捶背，削了苹果递给她，每个人都围着她转，讨她开心。恐怕大观园的贾母，也不会有母亲的好福气！ 像家里人经常告诉我的一样，母亲的晚年过得如此有规律愉快，丰富多彩，她的生活令周遭邻居，尤其是老太太嫉妒。 如此情形，我大可不必担心。每回打电话给母亲，她总是对我说：“六姑娘，我过得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姐姐哥哥嫂子姐夫对我都非常有孝心，你放心吧，好好做自己的事。”母亲甚至让我节省长途电话费，说：“打电话太贵。我真的很好。再见了，我的六姑娘。”她把电话挂断。 可是我从未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她的晚年，也许并非是每次我回来看到的样子，或听到家人的描述——她过得幸福安稳，无忧无愁，我从未怀疑过。 多年来我第一次想到母亲，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如何生活？家人没说的一面呢？这个想法一钻出我的脑子，我的心就没法平静。记得她上了年纪后，掉了两颗牙，装了牙，有一次我回重庆，遇上她牙痛，我带着她去找一个着名的牙医，给她纠正牙。可现在她嘴里的那一口假牙，明显是一个歪货牙医做的，那么她为之有多受罪，可是她从未唠叨过。 如果可能，我得弄个清楚。 3 天亮时分，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长得很中看，戴了顶呢帽，黑西服笔挺，显得风尘仆仆。他揭了帽子，对着母亲的灵柩连连叩了三个响头，递上一个红包，不多言，转身走入晨曦中。 三哥站在屋中央，用说书人的口气讲完这事后，清了清喉咙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翦伯伯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版本的长相。嘿，妈的那个干儿子。真是有气派，红包扎实透顶，六个数！”他拿了几盒香烟就下楼了。 小姐姐说，“我记得翦伯伯，他是不是跟妈妈——”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停住了。 “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仁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 “哪阵子的黄历？”小姐姐问，把地上的花生壳拾了起来。 “1974年或是1976年，我回重庆碰到的。”大姐说。 我比大姐说的时候还早点见过这个翦伯伯。母亲那时贫血，在白沙坨造船厂当抬工时，从跳板上掉下河里好几次，有一次被救上来，死人一样，手脚冰冷僵硬，脸色死灰，心脏停止跳动。做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才缓过劲来。不过厂里医生说，母亲心脏有问题，还有高血压，这才调动了工作，烧老虎灶。有一次大姐突然回重庆来，要我去通知母亲，我拿着大姐给的一毛钱坐船下到白沙坨。找到母亲，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母亲让我叫他翦伯伯。 不知为何，我不叫。 母亲有点生气，对男人说：“不晓得是哪根经不对头，这个孩子从来不听我的话。” 母亲去伙食团打了饭，是菜花和咸菜。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堂菜：菜花用米汤闷，香喷喷。我们三人在母亲的开水房的小桌前坐下。不断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印象中翦伯伯生得气宇昂然，个头在男人中算高的，该有一米八吧，左腿有些不灵便，跟父亲说话的口音相似，明显是下江人。他微笑地看着我说：“有个性好，上小学几年级了？” 我回答了他，反过来问他认识我父亲吗？ 他竟然点了点头。 翦伯伯对母亲很好，吃饭时给母亲倒了杯水，还给我夹菜，他眼睛看母亲，发着灿烂的光。吃完饭，翦伯伯摸摸我的脑袋，就走了。 我以为母亲会警告我，关于翦伯伯，回家不要告诉父亲。可母亲什么也没对我说。她请了假，调了班，我们搭了一艘船厂的拖轮回家，一路上母亲啥话也没提，她紧握我的手，一脸疲惫，看着江水，闭着眼睛。 “我晓得，妈和船厂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想找个合适的词，可是未找到，她索性放弃。“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妈才能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调了工种，给厂干部们烧开水，做活轻一些了。” “不是那一批临时工都按政策全部转正的吗？我记得妈妈说过。”我插言。 二姐说：“反正厂子里的人是这么说妈的。” “没证据。” “六妹，你是作家，你找证据来证明他们诬蔑好了。”二姐口气平淡。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你们两个都给我停下，听我几句。晓得吗？妈那阵子已经四十多岁，还是个顶呱呱的大美人，尤其是在白沙坨那个夹皮沟船厂，更是尤物，好多男人信她这包药。袍哥头，我们的爸爸，爸爸之前遇到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天知道她有多少事，我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有妈那么多的秘密！”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我的男朋友原先不想和我结婚，就是妈在船厂里名声太坏，他家里反对。反正我觉得妈对不起爸爸！难怪王眼镜石妈她们对妈那样不留脸，总刁难妈，妈是有些自作自受。但妈是自己的妈，我只得认了。” “怎么妈妈的好朋友王贵香没来悼念？”二姐说。“通知了吗？”大姐问。“三弟该通知了吧？听说她不住在重庆。”“王贵香跟妈穿连裆裤的铁关系，妈在船厂时两个人抬一根扁担，她知道妈走了，肯定会来看妈。妈肯定想见她。”大姐说。“那么天亮后问问三哥，看看通知王娘娘没有。再打个电话吧。她的干儿子守礼一家呢？”“守礼来了，进门就给妈跪下叩头。他说，他母亲正生病住院，不能告诉她我妈走了，怕讲了会加重病情。”“莫娘娘呢？爸妈生前和她关系好，通知了吗？”大姐很生气：“你问三弟吧，他以为自己现在是家中长子，老大了，目中无人。我是看着妈妈的面子，才给他面子。”“大姐，和和气气办妈妈的丧事才是。” 大姐看着我，一字一板地说：“六妹，你没有资格来教训我。告诉你，妈妈有过多少男人，我都不在乎，但是除你亲生父亲外。一句话，是你的亲生父亲破坏了我们这个家的幸福！” 我非常吃惊。 “是呀，妈生下你，我们一家人就没好日子过。”二姐说。看过我那本自传的人都知道我是母亲婚外情的结果，我是一个私生女。姐姐们说了那么多关于母亲的流言蜚语，尤其是不理解母亲和我生父的爱情，即使生父死了20年，她们还是对她心存芥蒂，绝不宽恕。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很想站起来放开胆子，争辩个痛快。可这是母亲的丧期，我忍住了。就在这时，三嫂在卧房里开腔了：“你们几个当女儿的，好意思，把妈妈的丑事搬出来聊。也不管下辈人听见，也不怕妈妈尸骨未寒！” 她的声音充满愤怒，客厅里的人都闭了嘴，互相看着。但是大姐马上回击：“这是我们家的事，跟你做媳妇的没关系。” “啷个没关系？我嫁到你们家就亏了，这二十七八个年头，一直都背着坏名声做人。” “哪个亏你了？” “你妈眼里只有你们女儿。” 小姐姐在劝架。我躲到门外走廊来，楼下空坝子守夜的人披着厚衣服在桌子前打麻将。母亲躺在冰棺里，那些纸花鲜花绕在四周。母亲戴着道姑的黑帽的形象压倒了其它的形象，她绷紧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来。 嘲笑我们还是自嘲？ 这想象，让我浑身发抖。除了我生父外，母亲真有那么多的情人吗？我心里的疑团，又多了一个。二姐的话一针见血，说我这个作家，要想证明母亲是被诬蔑的，得有证据。那么我得好好做调查，找到证据，让她们明白，母亲是怎样一个人。 我需要弄明白的事情远不止一件了。 4 母亲棺木边，两盏浸在菜油里的灯芯草，在冷风中畏畏缩缩地燃着火光。微微发白的天光下整个野猫溪格外安静，仍在睡眠之中。不远处重庆卷烟厂还是跟从前一样发出轰隆隆的可怕叫喊。除了这六号院子改建成一幢楼，每户有自己的卫生间外，整个地区仍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女厕三个坑，男厕六个坑，每天早上仍是排队上厕所，打我生下来那天算起，44年都没有改变。 整个地区仍然没有排水排污设施，只有大雨来改变脏臭，可是大雨会把厕所后面的粪池溢满流水，住在周边的人家担心，催附近农夫来担粪。 公共厕所附近，是些发黑的瓦片，腐朽的木结构、烂砖油毛毡加盖的低矮偏偏房。 9年前，重庆升成了直辖市，对岸朝天门码头改建成一艘超级大船，长江两岸的沙滩变成花了巨资的沿江柏油大马路，用了大理石，从外地专门调来种了几十年的大树。南岸滨江路开了好些漂亮的酒吧餐馆茶馆，成了重庆一大消费娱乐点，可大理石之上的山坡，一样穷，一样烂，一样臭气熏天，一样有数不清的贫民窟。重庆卷烟厂还是照常出污气污水，排气时烟囱轰隆巨响，像有头怪兽在呼啸。重庆这面子上的事，做得光里光彩，亮堂极了。 远处江水在暗黑中闪烁着鳞鳞波光。我喘不过气来，想进屋。走到门口，停了下来。里面姐姐嫂嫂们的吵声并没停下来，几个女人把成年谷子都搬出来细数，像一只只上了发条的公鸡斗着。 这儿的一切太熟悉，我18岁离开这儿，发着毒誓，绝不返回。那时年轻，血液里全是叛逆，以为离开是惟一出路。后来才发现，那种不惜抛开一切的离开，伤筋动骨，内心不会安宁。一个人要没有故乡之根，必然会迷失。我多年后返回这儿，那是为了父母亲情，之后出国，再返回，说到底还是一个客人。现在父亲不在了，生父早就不在了，母亲又不在了，也就是家没了。 生命的根在脱离我而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此，非常恐惧。 5 我的初恋没开始就死于腹中，如同我子宫里的孩子，小小的胚胎就必须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产科医院结束生命，当时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出路。那时18岁，娇嫩花朵初放的年纪，也是生猛不畏惧一切的年纪。 那个男人成为一个残缺的形象，日久破损。 相比之下，我的小姐姐比我好一点，她的初恋对象成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变心过，她绝望之中喝敌敌畏自杀，感动了他。他们结婚了。好景不长，具体地说只有两个月零十天好日子，他深夜肚子痛，正巧她那天加班未回家，他一人去南岸区第一人民医院看急诊。一进去，医生就让他躺到手术室，割盲肠时发现直肠癌。不敢做决定，缝好肚子，再会诊，不就误了人家的命吗？当时小姐姐丰姿卓绝，人见人爱，守着一个临死之人，医生护士、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同情才新婚的她。 那时我在外地读中专，二姐来信告诉我，说是母亲退休回家，就摊到照顾一个癌症病人，辛苦无比，除了买菜做特殊适合病人吃的，还要照顾一家子，体重一个月减了二十公斤。小姐姐在医院或打地铺睡在地上，或坐在木椅上，病床上是插满各种管子吊着水的丈夫。他知道自己将死，脾气特坏，把母亲炖好的鸡汤，当着母亲和小姐姐故意泼了一床一地。小姐姐啥也不说，就清理。母亲走半个小时回到家，重新热汤，盛好在保温瓶里，走半个小时路到医院。医院限量杜冷丁，他因为痛，在床上骂祖宗八辈，小姐姐就出去四处求人买。有时买不到，他毒瘾发作，抓住小姐姐头发狠狠地撞墙，口沫飞溅地骂，非常难听。 折磨了小姐姐半年多，医生宣布无法治疗，让他出院。 他回到白沙坨自己母亲的家。她一直陪伴着他，最后他在她的怀抱里，带着无恨的遗憾闭上了眼睛。那场爱情，就像满天闪耀的焰火，来得轰轰烈烈，去得也快，甚至可以说，还未真正开始就结束了。 好了，没过太长时间，她有了第二任丈夫，是同事，修建工人，老实巴交。他的妹妹也是同一个单位的，帮哥哥展开追求小姐姐的攻势，他的妈妈经常做好吃的，让妹妹把小姐姐请到家里来，有时她不去，就装了饭菜盒子，端到工地给小姐姐。小姐姐新寡，得不到家人的关心，倒是有了这家人格外的细心关照，没多久她铁石心肠建立起来不嫁人的防线崩溃，出嫁了，住在城中心婆婆并不宽绰的家里。 一年后，生了女儿田田。 几年过去，丈夫成了包工头，在外地修房子。死去的前夫投梦来，叫她赶快去看丈夫。她一觉醒来，顾不上与女儿告别，抓起钱包就冲到火车站。坐了一天火车，一下火车，天麻麻亮，就直朝丈夫的住处撞去，结果在床上，逮了他与一个农村打工妹在床上的现行。他说与那打工妹只是偶尔解决性饥渴行为，让她放心，他会找个机会辞掉她。她回到重庆，打电话过去，发现丈夫态度冷淡。她的生日叫他回重庆，他答应了，她左等右等，等不到他的身影。她没法，只得自杀，吃药，在医院里洗胃。有一次割手动脉，割偏了地方，血流得拖鞋里外都是。女儿回家遇上，都来不及哭，赶快打急救电话，跟着救护车到医院。女儿上学都上不安心，放学就往家里飞跑，上坡下坡如飞，担心她死掉。 这样的婚姻最后以小姐姐来伦敦结束。 小唐把小姐姐的女儿接到伦敦，过继小姐姐的女儿，这样身份变了，田田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像亲生父亲一样，亲自辅导她功课，恶补英文，记一个生词给20p。小姐姐年纪大，英文不好，可是不妨碍她学烹饪。英国人都不太会切菜，做菜，白案红案，中国人天生就会，更何况小姐姐还一向特别聪明。她标上拼音死记硬背所有的菜名和酒名，夜深人静还在练习做各种蛋糕甜点，她在同班学生中学分高，在当地最好的一家英国餐馆实习时，工作出色，被老板看中，让她学业完后就去工作。小唐有妻子，但妻子常年不在，小姐姐从未向小唐要名分，他也不提结婚，几年下来，他们的生活相安无事，充满快乐。可命运偏偏对她不善，与她来了一个环圈滚动，小唐又与她的第二任丈夫一样，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心，有了新的女人。 小姐姐一直相信二姐大姐，心里有苦就对她们说，哪怕越洋电话贵如金，她也什么都不顾了。大姐二姐恨死他，要小姐姐离开他。小姐姐不干，她们帮她想法，一哭二自杀三上吊四哀求，软硬兼施，威胁到极限，也难挽回小唐的心。 “难道小唐的心是塑料做的？”小姐姐曾这样说。 大姐走到我身边，打断我的回想。她一副吵架得胜的样子，伸了伸懒腰，正要对我说什么，正在这时，小米走上楼梯，她三十岁出头，穿着牛仔裤花衬衣。 大姐说：“我的好闺女，天大亮了，你啷个才上来？也不怕受凉。” 小米不理她，转过身。 大姐生气地大叫：“小米！” 小米还是不理。我走过去，小米细声细气地说：“六姨！” 6 小米提议我到她石桥的家休息，我马上朝她竖起一个大拇指。我正想找一个地方，哪怕一个小旅馆，一个做足疗的按摩间，避开姐姐嫂子争吵的声音，独自呆一会儿。 下楼来，三哥五哥在楼下招呼客人。那个治丧组织的头头大肚猫，扛着一篓肉包子馒头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厨师，端着一大锅稀饭，说是大家的早饭，七点一刻开饭。 五哥招呼我吃包子。小米拉拉我的袖子，我看看她，就对五哥说，我要离开一下。三哥低声对我说了一句话。出了院子大门，我问小米：“你觉得包子不干净？”“提防总没错。我们去吃担担面，这么久没回重庆，你肯定想了。” 这大姐的二女儿倒是善解人意，她生得貌美如花，是大姐和第一任丈夫生的。但是脸上有一处细细的伤疤，因为大姐与第二任丈夫打架所致。两人闹离婚，那人虽是个矿工，平日爱写诗，很会朗诵，个子不大，可在煤矿厂极有女人缘。大姐为他离了婚，结婚没多久，他在外面就有了花花事。大姐质问他。他没做声，一根接一根抽烟。大姐走过去把他的烟打倒在地上，骂他，要与他分手！他周身着火一样愤怒，顺手操起厨房里的刀子，大姐拉开门跑。他在后面追，她跑了一大圈，回到自家来，慌张关门。小米在里屋，本不想管大人之间的事，可毕竟母女连心，看到大姐抵挡不住那人，门被他撞倒了，大姐也被门压在地上，他挥着刀朝大姐砍过来，小米就从旁边屋子里闪过来，替母亲挡住刀。那人没料到，手一抬，刀划着小米的左脸颊，血流不止。他一下子傻眼了，呆若木鸡，被旁边的人抓住。小米被送煤矿医务室，止住血，等坐一个多小时车到县城医院，虽及时做了手术，脸上还是留有一道印痕。小米聪慧，学会化妆，不注意看，不会看出。 那人和大姐离了婚。大姐咨询公安局，他是持刀报复伤人毁容，起码得坐两年以上的牢。那人给大姐钱要私了。两人讨价还价，最后他答应给大姐五千元，让大姐去对公安局说，不要成立案子。大姐贪图那钱，就放过他了。那人的母亲是个老实人，为了不争气的儿子不坐牢，她把压在床底下瓦罐里的一千五百元钱全掏出来，钱上都长了霉点，是存了好些年代、从来不能动的钱。钱还是不够，又东家借西家借，好不容易凑齐五千块，交给儿子，最后一堵气，连自己的命也搭上，上吊走人。那人认为大姐逼死了他亲娘，恨上大姐。经常在大姐上班路上，堵住她，当众辱骂她。 大姐有一次终于受不了，回家对小米发气。 小米说，“你是自找罪受，若是让他进鸡圈关两年，就不挨骂。”大姐说，“我要那五千块钱，还不是因为你治脸要钱。你太小，懂啥子？”“把那钱都花在我身上，你好意思说？你是个钻到钱缸里就掉魂的人，老天就是不让你有钱。”“你倒咒起我来？我真是萝卜白菜瞎操心，倒尽八辈子霉，生下你这样的女儿！报应！”“对，就是报应，你本来就是坏妈妈，生下我来就没管过我！” 两人越吵越厉害，吵到小米出生后的事。大姐由三峡农村转到忠县老家，也是第一任丈夫的老家，在那儿有了小米，一岁半就把她带回重庆，扔给母亲，自己跑了。小米病得不轻，不停地拉稀屎，止也止不住，瘦得皮包骨。那时我上小学，父亲看着竹凉床上的外孙女唉声叹气。母亲做完体力活星期天休息，都泡在寻偏方抓草药上，试来试去，最后是用干鸡胗壳、老蜂巢和山药一起捣烂，加清水，慢火熬出汁来，一勺勺给小米喂，硬是治好了她。母亲省下钱买鸡蛋给小米一人吃，补充营养。小米脸蛋开始红润，也爱笑，孩子的身体掺不了假，孩子的心也掺不了假，她与我们家的人亲过她自己的母亲。 “我根本不想和妈妈打照面。外婆救了我一条小命，我啷个说都得来。”小米说。 “她是你的妈妈，不要对她这样。” “她不是我妈。”小米说得一板一钉。 我们走上中学街，已有不少上班挑担子的人。这条街全是石梯，虽然夜里下过雨，倒也算干净，比较宽，石梯两旁的住家户和小店铺依旧。茶馆也开了，坐了几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他们的脖子缩在衣领里，手里端着一杯茶，漠然地看着我们经过。 很快小学和中学出现在面前。操场坝与从前一模一样，原先的寺庙推倒盖了楼房，几乎找不到一丁点儿旧日容貌。上早自习的学生背着书包往学校走，亮着灯的教室倒也安静，有学生已在捧着书。 到小道上，我们叫住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厉害，溅得脏水高高的。走了10分钟，才是柏油马路。 不一会儿到了石桥，这儿高楼耸立，商标琳琅满目，店还未全开，到处是车。三轮车拐进一条泥汤汤的窄道。人赶集似地越来越多，路两边全是蔬菜水果摊位，板车小型货车都在挤同一个道。 三轮车突然停住，“坏了！”司机叫道，一步跳下车弯身查看。小米把钱给他，说不等他，我们走路。 7 大姐与小米住在石桥边的大佛段有五六年，母亲生前常来这儿。老辈人说，人去世后，魂魄附在相同脸形的肉身上，会到生前所到之处收脚迹。走在这条路上，我在陌生的人群中张望，有没有走路双腿拖着重物、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头发枯萎零乱、神情严肃、背有些驼的母亲。可是没有母亲，哪怕是略微有点像母亲的人。据说母亲在家待闷了，就上大佛段来看大姐，母女俩边吃饭边聊家常。母亲生活得如何，小米也该知道一二。现在就小米一人，问起来会方便些。 “外婆过得如何？在我不在重庆时。” 小米像没听见。我又重复一句。 “外婆很享福。你不是都晓得吗？”小米说着拉我进了一家小面店。里面桌子坐满，店门也站了人，生意很火。小米和往大铁锅里放面的男人说话，要他多放一点青菜，听口气他们很熟。男人开始打作料，我说不要辣椒。 有的离开，我们坐了下来。小米说，“我见外婆很少，听妈妈说，外婆有一阵子想去养老院。”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陪外婆去，带外婆去看。街上一位邻居被子女送进养老院。那儿的食物，全是稀汤汤，老年人一周吃一次肉和一次鸡蛋，没牛奶喝。明显缺营养，个个面黄肌瘦。几个人同睡一间房，三十多人共用一个厕所和洗澡间，惟一的娱乐是一台小彩电，还限定了时间和频道。管教人员对老人很凶。那位邻居悄悄对外婆说，千万不要来，这儿像坐牢，只等阎王爷，除此之外，没啥盼头。所以，外婆又回到家里。” 我没什么话可说。没一会儿店员把小面端过来，叮嘱不放辣椒，还是放了。 我闷头吃面，街上的嘈杂声各种气味涌来，想到母亲不在世上了，眼泪就吧嗒往面里掉，用纸巾抹干眼睛，剩下的面再也不想吃了。小米非要她付钱。我们出了面店，朝前走了十来分钟，进入一个商品房小区，五六幢紧凑在一起的小板楼，空地种了花草，好几个老太太带着孙子坐在石凳子上晒太阳。小米抱歉地说，“我这儿没有电梯，好在楼不高。” 我们走楼梯，上了四层楼，她掏出钥匙打开左边第二个门。房子倒是很宽绰，有一个28平方米左右的厅，两个卧房，学日本人铺了床垫，另加厨房和卫生间。进门右手放了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 看到我打量房子，小米说：“我和儿子住这儿，妈妈他们两口子搬出去。”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她先前提到她母亲的话里有话。“他们把沙发床衣柜都搬走了。”难怪我觉得房子大，因为空荡荡。相比之下，母亲江边的房子比小米的房子显得小多了。“那大姐她住哪儿？”我不由得问。“他们住黄桷丫，房子比这儿小一点。” 小米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我。等我坐下，她才坐了下来，口气平淡，“那可是我南下积攒的辛苦钱，我妈她真不像当妈的。六姨，你说说，哪有不疼儿女的妈？哪有不疼自己外孙的外婆？”几句话后，她情绪大变，很激动。 8 大姐为了爱情，从煤矿回重庆后一直没工作。她再婚后，和丈夫、年老的公公住在大佛段棉纺厂职工宿舍一间面积加起来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另有一个加盖起来的厨房，可以在里面吃饭。丈夫的弟弟，常与老婆闹得水火不容，回家来住几天。大姐为之抱怨不已，丈夫说，将就点，要怪就怪命如黄连苦，生错人家，嫁错郎。两人都是惹不起的火柴脾性，一擦就燃，三天两头吵架。 时逢我从英国回来看母亲，家人到齐开饭时，大姐一口饭未吃，就叫穷，说她做梦都想买一条三十块钱的灯笼裙子，没有钱，被店员臭骂一顿。家里吃得更差。 当着一家人，大姐声泪俱下：“爱情顶狗屁用，穷得屁股打鼓，哪看得见幸福半根毫毛？我连做梦都在吃火锅，没钱付，只好逃掉，弄得人到处追赶我!”母亲止住她，说吃完饭再说。那是1992年，我到伦敦才一年多，正好回重庆，准确地说，是为了给母亲过生日。父亲眼盲，行走不便，母亲不要去餐馆庆祝，说生日，一家人团聚就蛮好。母亲切了腊肉香肠，炖了排骨海带汤，二姐买了麻辣鸡块和其他凉菜。幺舅一家人、守礼一家人也来了，挤着坐了一桌子，外加一个小桌子。席间，母亲到厨房炒干煸四季豆，我跟着出去帮忙。 母亲说：“你大姐是想要钱。你有，就借给她吧。” 看我不言语，母亲改口道：“妈妈晓得你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辛苦写来的稿费，你也不容易，算了，不要将就你大姐，反正她是不争气的家什。” 三哥跑进来，警告我，“讲困难，人人都困难，她还没有喝西北风。不要乱了规矩，搞得自己难堪。”言下之意很明白，给了一人，其他人也要。“今天是妈的生日，她哭啥子，一点不懂事！” 吃完饭，大姐把我一个人拉到走廊外边。凭栏远眺，开春后江水渐宽，不像冬天那么枯干狭窄，从嘉陵江驶来一艘快艇，冲入长江，剪开一道绵长的白浪。“我有个耍得好的朋友在朝天门皮鞋批发市场，我好想在那儿开一个小店。”大姐拉着我的手说，眼睛里充满希望。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了一个数。我转过身回到母亲的卧室，从自己的包里拿了皮夹，抽了一叠美金，数了数。若无其事地经过客厅里的家人，到门外走廊上。我把钱放在大姐手中：“可以到银行换人民币三万多。” “算大姐借你的。”大姐仔细地数了数，挂不住的喜悦露在脸上：“幺妹真好，我就是只死耗子也会当成头公牛干，赚了会还幺妹。我不会对家里人讲这钱是你的，免得他们找你要钱。” 我说：“我只求你对家里人好，不要惹事。” 她举起手来，向我保证。 皮鞋店开起来，大姐清早到皮鞋厂进货，准时开店，辛苦经营。家里亲戚去大姐那儿买鞋，大姐一律免费，朋友去半价。二姐写信来，说大姐在朝天门皮革批发市场开了一个鞋店，人很勤快，我们都去照顾她，也带朋友去，生意不错。 二姐头一回不问我大姐钱来由。据说当人们问起口袋一向缺银子响的大姐，怎么有钱开起皮鞋店来时，大姐一口咬定这小店，租的门面费和进货费，都是她从当知青后回城做生意发财的朋友借的钱。姐姐哥哥没吱声，不知是真信还是听之由之。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次大姐终于可以把一件事做好，不惹祸，洗心革面做新人了，真是万幸。 大姐的二女儿小米跟着她到重庆，一直没工作，跟着一个熟人到温州学理发，去了没多久，转去深圳发展。大姐逢人就夸二女儿能干，找了一个港商，说是两人结婚后，港商马上给她买了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 大概半年不到，二姐来信说大姐关掉皮鞋店，到深圳看小米去了。大姐再回重庆时，不仅带回小米，还带回满周岁的外孙。因为家里兄妹问那个孩子的来历，大姐的回答漏洞百出，觉得失脸面，就与他们断了往来。 待我一年后又从英国回重庆看父母时，问到大姐情况，家里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小米肯定是个二奶。啥子港商？不就是温州客跑到香港，结果孩子出来没多久，男人眨个眼就蒸发了。鸟过还有个影。哎呀，洋房是洋房，名字是人家哥的，哥派人来收房。” 关于这男人，小米手里只有一个香港电话。她打过去，通了，也没人接，等于什么也没有。 听说我回来，大姐连忙抱了外孙来，她还是老样子，开口就叫穷。那外孙生得聪明，不哭也不叫，给他吃大人的饭菜，很是听话。无爹儿，真是让人怜爱。我给了孩子一个红包。大姐对我不提还钱的事，也不提皮鞋店，她只说想说的事：小米开了一家发廊，挤进大姐那简陋狭小的家。大姐带外孙，帮小米张罗发廊和收账。大姐的婆婆过世得早，单位分的房要拆，公公按工龄可分到福利房，不过得补几万元，折成房子面积，但是钱还不够买房。大姐夫说没钱，要小米把私房钱拿出来。八十岁的公公一向不肯插入他们的事，突然开口说，“若是小米肯付钱，那么户名的事，就把我的名字改成小米。” 小米皱起眉头，倒也没推托出钱。 但是大姐当天却和公公使脸色，公公当没看见，大姐变本加厉，对公公说，要把户名改成她的，说万一小米结婚，男人心不好，他们就会被赶走。公公说，谁出钱，户名就该是谁。大姐说，房子里面也有她和丈夫的份，她非要公公对小米改口。丈夫这次站在大姐一边。公公发火了，说：“你们哪有半点样子像做父母的？” 吵架的结果，夫妻俩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这本每家都有的难念的经，我知道一些，听小米再讲一次，我的心情复杂又难过。小米出了缺的那部分买房钱，当然房本上名字还是小米，一家四口统统住进去。一年后大姐的公公死在养老院里，因为公公的死，家里弟妹都去吊唁，大姐一下子平息了胸中往日的怒气，恢复了与弟妹的关系。 9 我们的谈话被门外一阵吆喝打断。小米打开房门一看，有人在搬家，响声很大。她对他们说，“才早上八点多一点，请轻点！” 关上房门，小米接着说：“妈妈以前来我发廊，只管收钱，说是带我小孩，起码得付保姆费。我干活，一分钱没得，只能关门落得清静。没了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就申请拿低保，一个月连同儿子二百元，哪够呢？所幸自己一直还留有私房钱，有了孩子花销太大，我愁得不行，不晓得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六姨，我妈妈告诉你啥子？” “你觉得她会怎么说呢？”我反问。 “她啷个说？得了，管她的，我哪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小米充满企盼地对我说，“六姨，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在香港找到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没结婚，可孩子是他的。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成九岁了，学费一年比一年贵。那混帐的手机早就消了号。我托过人找他，托了好些人，都找不到他。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他哥哥的手机号码，通了，一听我报名字，就切断了。” 第一次小米对我说了实情，我着实想帮她。可是关于男人的背景，来龙去脉，在香港做什么生意，住在哪里，包括他哥哥的情况，一问她三不知。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无从找到那个不辞而别狠心肠的男人。世上竟有这么糊涂的姑娘？我连连叹气。她的孩子现在9岁，捏指一算，当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那男人生意肯定栽倒，股票成废纸，公司破产了。 小米坐在椅子上，连连说：“我啷个办？” 我只能安慰她，让她想想还有哪些细节可以提供，以便有机会找到那男人。她坐立不安。我说，不必急。 面前的餐桌和椅子全是实木的，这地上复合地板，却也不错，整个房子看上去不像花很多钱，倒也不是最便宜的货色。大姐当初拿到这房子的钥匙是毛坯房，要搬进来住，就得装修。装修费，谁出的呢？总不会又是小米出吧？于是我这么问小米。 小米变得支支吾吾。“听说，外婆连在睡梦中都大喊大叫，‘大丫头，你啷个这么狠得下心肠，下得了手，拿了妈妈辛苦存了一辈子的钱？妈妈想不通哪！’” 小米看了一眼我，“六姨，不要听他们乱讲。除了我妈妈，几个舅舅和娘娘他们也可能拿走外婆这钱。这个家里，想要外婆那笔钱的大有人在。你看三舅舅他们住得多差，一间正房，一个偏房当厨房，吃饭也挤在那儿，好在他们女儿被你弄到英国读书；二姨住小学分的旧院子，只有一间，两个大人两个儿子，还经常有亲戚来住，二姨只得做两个双层床，他们和全院子的人共用一个厕所；小姨以前跟婆婆家那么多人，住在两间直对着马路拐弯的小房子里，有一年夏天，司机酒后开车，汽车对直冲出去，差点把他们撞伤。住在那样的房子，睡觉都不踏实，只会做噩梦；小舅舅也没有房，一家三口贴在外婆那儿。每个人想房子都想疯了，每个人都嫉妒我妈妈。” “听说是你母亲拿着外婆的身份证和存折，到银行取走的十万块钱，用来装修这房子，包括买家具。” “六姨，我不清楚。”小米的嘴守得严实。 经人介绍，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年长她10岁，穿上西服倒是一表人材，人看上去连脚趾拇都老实厚道，没有正式工作，对小米体贴照顾。有一次我回重庆，亲眼见他提着小米的提包，发现天转凉，脱下自己的外套来，给小米穿上。世间任何一个女子，有这样的男友，虽不是十全十美，心也会安定下来。可是大姐和大姐夫反对，说他没工作，倒要小米养，小米说养不养是我的事，跟你无关。母女关系恶化，大姐要小米带着儿子搬出去。小米说房子在她的名下，反让大姐搬出去。大姐说她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如此早，她坚决不搬。又拖了几年，一家子过得窝气，结果小米拿出最后的私房钱，买了一个二手房给母亲，幸亏重庆房价一直不贵。 “我的钱并不是那港商的。我在温州的发廊打工，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11点，脚都发肿，经常中饭都饿着，很辛苦。每一分钱都可以捏出汗来。” “你男朋友对你还好吧？” 小米一下子哭了，她说父母压力太大，他们互相见着，恶语相伤，甚至都要动手了，她只得与他分手了。她现在是孤儿寡母，大姐还时时咒她，她遭啥子报应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母亲？ 10 我去卫生间。 镜子蒙有一层灰，我伸手去抹了抹，这才看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眼睛里有未睡好觉生出的血丝。 小米的内衣裤，放在洗衣机里，泡着水。墙上磁砖是小熊猫。他们说这些磁砖都是大姐偷了母亲的钱来装的。那么这洗衣机，这马桶面盆，墙上镶花的磁砖、青蓝色地砖，大圆镜子，这房里的一切，怕花的都是母亲辛苦存下的钱？ 大姐一口否认，叫冤枉。他们不相信，要她把母亲的钱还给母亲，她与他们吵翻了天。他们从母亲存折上只能看出钱取走，没有到何处去的一点痕迹。他们领着母亲到银行去追查谁取走了。银行营业厅全是人，任何时候去都是如此，去一次排长队，母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代母亲写了证明，签了字按了手印，授权给三哥代理，要查母亲名字大姐名字的账户，银行说取款存款是按国家规章办事，若要查款，需要派出所或单位保安部门出面，否则保护存款人隐私。他们要母亲去派出所，母亲怕带给大姐什么麻烦，拒绝去。那段时间母亲伤心寡言，精神恍惚，只记得总数，十万三千元，具体多少个存折说不清楚。三哥三嫂记得，1999年父亲去世时，他们给父亲整理衣物时，发现母亲放在父亲的枕头里，便把存折亲手交还给母亲。他们说存折一共四个，定期三个，活期一个。大致从70年代开始，有五百元，时多时少；从1992年开始，先是几百，然后几百到上千；1997年之后经常一次几千，有时是一万，也有大额取出——给孙子考初中高中缴学费。 儿孙满堂，却没一个孙子能考上重点中学，却都想上。差多少分，就按学校规定缴钱，还要找熟人。 母亲看住这笔钱，每天都防贼一样，东藏西藏，睡不好觉，夜里也要起来，查看是否在，踏实了才重新躺在床上。 防谁呢？住在一起的亲骨肉。五哥是不会做这种事；五嫂呢？可能拿了钱补贴在农村的娘家；他们惟一的儿子喜欢上网吧聊天打电子游戏，也有可能。他上高中，经常去婆婆的房间找东西。母亲发现存折原封原位搁得牢牢的，但是皮夹子里的钱总少掉十元二十元甚至一百元不等，告诉儿媳，结果儿媳孙子都否认，叫母亲平时把自己的房门上锁。母亲自然不会上锁，结果还是继续丢钱，母亲一抱怨，五嫂拉长脸，给五哥脸色看，五哥数落儿子学习不用功，成绩不好，儿子赌气摔自己的书本。结果呢，弄得一家子不高兴。最后，还是母亲来解围，赔小心，道不是，说她老不中用，记性不好。 母亲心里清楚，最要防之人是大女儿，六个儿女中，那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也是最有豹子胆的孩子，小钱看得上，大钱更是伸得出手。 大姐连续几天看母亲，陪母亲，告诉母亲她的生活有多难，从前没房子住，三代人挤一个巴掌大的地，不要说夫妻生活没法过，连洗一个澡，连换一件衣服都要等没人在屋子里才能做，现在好不容易托女儿的福，有了光屁股房子，却没有钱装修，等于住在可怜的街上。她让母亲借她两千元应急。大姐流泪，母亲流泪，母亲用手绢给大姐擦去脸上的泪水，心疼地说，“大丫头，不要哭，妈给你这钱。” 母女俩去了一趟银行，取了钱，一同回到母亲家里吃午饭。大姐与母亲睡一个床午休。两天后，母亲发现存折上一文不留，气得高血压发作，无力地躺在床上，不吃晚饭。第二天母亲也不吃早饭，也不去医院，她手里是一本家里孩子的旧照片册。 五嫂让她起床，要么吃饭，要么去医院看病。 母亲不搭理她，只是傻呆呆地说，“大丫头呀，天棒，都怪我，生了你，却没教好你！” 五嫂再问母亲，母亲闭上眼睛，脸色发青，手直抖。弄得五嫂只得打电话叫来家里其他人。 这与大姐一点干系也没有，她忙着找装修队，买涂料地砖马桶灯具厨具，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多生一双手脚。两月有余，房子装好，不等房子完全晾干就买家具家电，搬入新居。 “是我两个女儿凑钱给我装修的。”大姐对找上门来的弟妹们理直气壮地说。 “大姐你把偷妈妈的钱交出来！”二姐说，“你晓得妈有多伤心吗？！” “看不出你脑瓜儿还灵光，先带妈去银行，证明妈与你的母女关系，先取妈妈答应借的两千块，让妈对银行说，钱的事，为的是防老来病多，防小有急用，自己老了，用钱之类的事儿女主意多，省得自己操心。妈妈是无意，你是有意。” 三哥说。 “你趁妈睡午觉，偷了她和身份证和存折，快速去了银行，办了转账。快速回家，把母亲的身份证和存折放回原处。躺回床上，母亲醒，你也醒。”五嫂说。 “你们不是我的亲弟弟妹妹，居然有脸皮到银行去调查，问营业员，还拿着我的照片。”她把手中的一个玻璃杯狠摔在地上，扯破了嗓子，横着一张脸，厉声地说：“都给我听清楚，首先我大姐不是这号人，耗子暗地偷偷摸摸，从小到大，我向来敢做敢当；其次，你们要我还钱，我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六妹要我还这钱，我就上法院告她写书泄露我的隐私，要她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从卫生间回到房间里，我拉好窗帘上床。小米进来，朝我跪了下来：“六姨，你看我多可怜，我小米从小到大没求过六姨啥子事，今天儿，求你一件事：六姨你帮我在国外介绍一个对象吧，不管年龄不管做啥，只要脱离开重庆这鬼地方，脱离我妈，我都愿闭了眼睛嫁他。” 我走过去，要扶起她，但她要我答应，一副不答应不起来的决心。我只好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她站起来：“六姨，我无怨无悔。你在我心底一向比我妈妈还亲。”“小米，国外也不是天堂。” “但国外就是国外，跟天堂差不多吧，不然这么多人为啥子要出去呢？语言是第一关，我已经开始学英文。她指着儿子房门里，”“我买了英汉词典和教材磁带，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只得试试，你晓得婚姻这种事，一得靠自己的条件，二得靠姻缘。”她听着，脸上绷得好紧，半晌，叹了一口气，说：“六姨，我去隔壁房间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第四章 1 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83岁。我属虎，今年44岁，母亲在她39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11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摘两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72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18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2 他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20岁，看上去最多年长10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评论，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5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爱。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到北大，见一个着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在那儿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着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20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买了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给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冷得很，得点壁炉。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依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或许是因为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他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我对他又提到80年代那些事，说得停不下来。他问我：“为何不把它们写下来？” 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那个全世界着名的广场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每个人都在那儿盼望命运改变。我也在那儿盼望。因为盼不到，我才那么热切地希望见他，盼望他可以带我远离北京，远离中国，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相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xxxx白的xxxx，粉红深红的xx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性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5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3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的，真漂亮！多少钱？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8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他和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的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 3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年轻人在80年代后期的经历。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成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他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5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希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时间在我身上，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6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18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3年，划成分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20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娘娘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了。“王娘娘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鸡肚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这本写自己成长的书一共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碑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饭店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