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姑娘》 序 言 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爸爸说，没得钱，妈妈说，灶房有个火钳。 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烧酒辣，买黄蜡，黄蜡苦，买豆腐，豆腐薄，买菱角，菱角尖，尖上天，天又高，好耍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轻，好点灯，灯又亮，好算账，一算算到大天亮，桌子底下钻出个大和尚。 不知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些童谣，它们就像一丝丝亮光，照着我那没有温饱和快乐的童年与少女时期。 收入这本书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关于那时期的片片段段。 有一次我唱着“月亮走，我也走”这歌谣，母亲正巧听见，她朝我投来关注的一瞥。到晚上，母亲破天荒地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个生在穷人家的小女孩，后来成了一个孤儿，她靠给财主家摘豌豆得到一口饭吃。后来有个神仙可怜她，让她走进豌豆地中，许一个愿，说可帮她实现。 小女孩跪了下来，朝天闭上眼睛，许愿要有一个家。 当小女孩站起身，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着饭菜香的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坐在桌边。她哭了。 我也哭了。我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当那个小女孩。母亲说，你就是我的小小姑娘。 那夜，我睡得特别踏实。 也由此，这本书取名“小小姑娘”，纪念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上法院 打我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就强烈地感到母亲离我远远的。她好像是别人家的母亲。 母亲离我远，就算是她抱着我，我们中间也隔着好些东西，她的心不在我身上。我弄不懂她的心在哪里。 大姐比母亲离我近，后来我长大一些才发现，大姐喜欢我，是因为她喜欢与母亲对抗。母亲不喜欢的事，她要做；母亲喜欢的事，她不做。比如母亲并不爱和我说话，大姐就要和我说话。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大姐说我当年像一个破皮球，被母亲、父亲，还有生父在区法院里踢来踢去。 “当时我多大？” “你一岁不到。”大姐看看我。我看着她，神情非常专注。 大姐说，那审判厅旁听席上坐满了黑压压看热闹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和一些熟人朋友，母亲的态度很坚决，非跟父亲离婚不可！父亲一口咬定：“不离！” 法官花白头发，戴副宽边眼镜，脸上毫无表情。他见多了离婚的男女，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分手。他只是在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慢吞吞说： “慢慢讲嘛，慢慢讲嘛！” 没隔多久，形势转变，母亲不要离婚，父亲要离，说可让母亲跟我生父走。 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要离婚，切莫上法院，私了，丑事掩得好藏得了。相反，所有的隐私和秘密都公诸于众，会搞得声败名裂，遗臭万年。 母亲和父亲的婚没有离成。可这场离婚使两人一下子丢尽了脸，付出了代价。 大姐说：“上法院，很可怕。可是你长大以后，若再上法院，就不必害怕。” 我问：“为什么？” “因为人的第一次都会如此反应，害怕、惊喜、担心。第二次时，就不会如第一次那样。” 我说：“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反正你有防疫能力了。你看看我就是如此，我离过一次婚，再离几次，也就寻常了。” 大姐说得轻松，给我的感觉却并不是如此。 那始终是个谜 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四十来岁，脸上有发水痘后留下的痘疤，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内容只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 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 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刊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 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 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 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好歹在一起。 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 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 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是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 我记不得母亲脸上幸福的模样。她从未很安心地注视过什么，她总是在担心焦虑，眼神也很紧张。但我从未见母亲哭，当着我们。父亲说：“你妈妈是一个打不垮的人。” 几个哥哥姐姐也不爱哭，他们也不爱笑。父亲呢，更不爱笑，像是一块烧不化的冰。母亲很少与父亲吵架。可我能感觉到母亲胸中窝着火苗，火苗见我，会越升越高，随时都可烧毁我，这让我感到害怕。 假若父亲母亲打架呢？ 我不会愿意母亲赢。这么一想就让我觉得痛快。可见我对母亲的失望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失望，其实是一种对母亲的倚重。母亲她到底中了什么邪，拒绝我整颗爱她的心，让我离她永远有距离，无法靠近她。看到别的母女那样亲热和欢悦，我很想母亲能亲我一下或紧紧地拥抱我。可是母亲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这始终是个谜。 父亲，把我放在一边。我在他的视线里，又不在他的视线里。我从不敢反对他、不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就是圣旨。父亲几乎从不称赞我，他也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话。我很小就清楚，父亲对我不亲热，说不出为什么。 这始终也是个谜。 小小的我，想解开这两个谜，怎么可能做到？ 直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母亲带我去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我的生父，我才猛然明白，原来那个我天天见着的父亲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母亲当年与这个年轻她十岁的男人相爱后生下了我，我是一个私生子。 改名换姓 街坊邻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是欺侮我，叫我做“扁担脚”，他们喝斥我站直身体，把双腿尽量往后弯，弯得像根弧形的扁担，我被罚站在大太阳底下，腿难受极了。姐姐哥哥经过，不当一回事，就像没看见一样。 我眼里含着泪水，心里叫妈妈快来救我。妈妈不在家。我叫爸爸，爸爸也听不到。我叫老天，老天不应。 这个世界像从没有过我这个人一样。 没法形容我小时的模样，搜遍所有的箱子和本子，只有一两张那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前方，眉头有点皱，嘴唇紧闭，头发稀拉，有点像现在女孩子为时髦把头发染成的黄色。我个子小，上学后一直坐在一二排，手指手腕和胳膊几乎不能再瘦。胸前有锁骨，脖子格外细长。脖子上有颗黑痣，大家都说它是吊死鬼痣。 四姐有一次这样叫我。母亲听见了，连看也未看一眼我。 还有一次，三哥也这样咒我：“吊死鬼，你让我们全家倒霉运。”看着他那副讨厌我的样子，我眼泪马上就含在眼眶里。 我急了，叫妈妈：“我的痣真是吊死鬼痣吗？我们家倒霉，真是因为我？” 母亲没有安慰我，反而说：“就算当你是吊死鬼，你也是幸运的。你还活着，在这个家，就不错了。装什么可怜巴巴，活该！” 母亲的这席话，足足让我难过了一个星期。 母亲的眼睛大，瞳仁黑亮，睫毛长又密，眼白略显淡蓝，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化。眼睛转动，抵抗着四周沉重的黑色，带着无尽的悲哀。说我有母亲一样的眼睛，不如说我恰好继承了母亲内心深处的那种不顺从和倔犟。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在全国到处游荡。有一回我在一个城市的马路边走着，遇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急切地穿过马路，抓住我的手。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与我同一个班读了两学期，和我共用过一张课桌。 我看着他，不说话。 “当时你经常穿一件花衣裳，嘿，你不爱说话，可爱跟我说话。” 我轻轻地说：“有这事吗？” “你不记得了。”他失望地低下头。 他穿过马路，还回了一下头。那张脸，是有点熟悉，但我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他就是我从前的同学。对他，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的相貌会随着人逐渐长大而发生变化，有的人变化大，有的人变化小。我的门牙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磕掉了一半，被医生修补后变得椭圆；嘴唇原有点朝上翘，现在嘴唇闭上后没有了那弯角；眼睛和鼻子都比以前显得大了些。居然还有人能认出我，真是令我格外惊奇。我在家里被家人忽视，我不需要那个家的姓，也不需要父母给的名，我改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 这种面目全非，那个人能认出并明白吗？ 我怀疑。对一个模样还说得过去的小女子感兴趣并想认识，打招呼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嘿嘿，知道吗？我们曾是同学。 一只瓷猫 记得小时候，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我们六号院子的男女老少就会搬出自家的矮木凳，坐进一个50多平方米的堂屋里，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中央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八时播出，凡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都从这儿听到。 六号院子位于重庆南岸野猫溪与弹子石之间的半山腰上，算得上是整片贫民区最像模像样的房子，这个1949年前有钱人家的大宅子，屋顶和柱子雕有花，显得古色古香，现在里头住了十三户人家。宽大的堂屋在靠里的地方隔出一个杂物间，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隔间被拆，墙上露出毛主席的大头像，画像顶上用红纸黄字写着“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画像左边写着“革命委员会好”，右边写着“四川很有希望”。画像底端有两个小红“忠”字，夹着一个大红“忠”字。 每次听完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人们便取了锣鼓，甚至锅盆，走出院子，在一条条巷子里游行欢呼庆祝。 这种游行，母亲一概不许我们参加。别人家里贴满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画像，挂各种像章，我们家墙上只有一张各族人民庆丰收的年画。 上下午都有人在堂屋跳忠字舞，“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没隔几天，跳忠字舞的人越来越多，从堂屋延伸到天井，全是热情澎湃的人。后来院子外空地上也都是人，他们高唱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捧着语录书，挥着手臂，扭动身体跳舞。 我家对门邻居陈婆婆一口假牙，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嘴里轻轻唱着什么，像好些耗子在一个宽阔的洞穴里转悠。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山歌，好听。 我很为母亲担心，觉得她这么讲，早晚会被人抓走。 很快，就开始辩论。街上出现大字报和穿军装扎皮带戴红袖章的红卫兵。 那些被红卫兵抓走的人，叫牛鬼蛇神。他们头上扣着尖尖帽，被红卫兵押着，经过我们街。他们大都是中学教师。游街后，他们被带到三十八中操场的中心台子上。我跟着队伍到那儿，挤进人堆里，踮起脚尖往台上看，红卫兵揪住那些“尖尖帽”的脖子，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不断有木块和砖头架到那些“尖尖帽”的背上。 有个“尖尖帽”受不了，倒在地上。台上台下都没有人救他，直到那个人身体僵直，死在台上，会才散掉。 第二天中午，我刚放下饭碗，就听到外面有人惊慌地大叫：“三十八中起火了！三十八起火了！” 院子里的大人闻声就往外跑，我跑得比他们还快。三十八中上空冒起浓烟。我爬上大坡石阶，走捷路穿过一条巷子，来到中学的操场上。靠大门的一幢两层楼的教学楼左端，火焰燃烧得像龙起舞，势不可挡。教学楼下是一座花园，入春开迎春花、桃李花，夏天开玫瑰，冬天是腊梅，那时玫瑰开得正艳，掺入了这火花。 学校早因闹革命罢课了，只住了被关押的“尖尖帽”和留守的红卫兵。学校周围的居民用盆子、木桶往火上泼水，但火势没有减弱。消防队赶来，截断了火源，才保住了大楼右端，左边楼烧得只剩下楼上楼下四间房。 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两个小时，火因不明，学校里保存的档案全化成灰烬。花园被烧毁了，到处是焦黑的柱梁、黑糊糊的桌椅柜子。 我在发烫的废砖烂瓦中小心地走着。不少居民在低头翻拣有用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个黑水瓶、烧了一半或完全变成了炭的木头。我拾到一只小瓷猫，尾巴断掉，不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仍是可爱。用袖口擦净后，我把猫捏在手心里回家。进门时担心被大人看见，赶紧藏在裤袋里，却划破了手指。 母亲发现了，把云南白药洒在我的手指上。 对门邻居陈婆婆说：“那个‘尖尖帽’死得惨，老天在报复呐！” 那天天黑得早，整个南岸停了电，一片漆黑。六号院子公用厨房的灶前点着小煤油灯。冷风一吹过，人影投在墙上像庞然怪物。我不害怕，因为那是母亲，她在做饭。 我的五哥和四姐瞄准了时间回家吃饭。 房里煤油灯的火光映着我们的脸。瓷猫从我口袋里掉到地上，四姐比我先捡到，告诉父亲：“她偷东西！” 父亲脸沉了下来，五哥见势一把夺走我的饭碗。我对父亲说，猫不是偷的，是在三十八中的火堆里拾的。 四姐冷笑，骂我编瞎话。 父亲说：“不管是哪里的，只要不是你的，就不该要。” 我不说话。母亲侧过脸来看我。我拿着瓷猫走到院外垃圾坑前，站在那儿，舍不得扔。回头看院内，隔了好一阵子，才松开手。 我回到家时，他们已把碗筷收了。我只有倒水洗脸。 母亲一边做事一边念叨：“真是不争气，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专让我操心的女儿！” 我把洗过脸的水倒进木盆，慢慢洗脚，心里充满委屈，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成了母亲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多么希望她能爱我一些，至少稍稍关心我一点呀！我这么一想，眼泪就哗啦哗啦流了下来。 上阁楼睡觉时，我注意到四姐手里有个瓷猫。见我看到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肚子饿不饿？”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我不想说饿。 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仿佛在一点点升高。火光映在墙上，我的身影也映在墙上，显得四周鬼气森森。我起身吹熄了它。月光从瓦片的缝隙间漏下来，屋子里反倒添了不少温暖。 十年后阁楼没了，整个老院子都化为尘土，那块地上建了新房子。若不是手指上至今还有淡淡的伤痕，我很难相信那只猫曾经存在过。 四姐告状 我们家穷，几个孩子就一双塑料大雨靴。一逢下雨，就得看谁的手脚快。谁慢了，就得穿球鞋。中学街是一大坡石阶，若是雨不大，球鞋没问题，若是雨大，球鞋就会进水。弄得整双脚不舒服。四姐早上没抢着雨靴，父亲拿给五哥了。她中午回家时，拿我泄气，把球鞋脱给我，要我给她涮干净，放在灶边烤干。 我到天井边，用洗菜水给她涮鞋子。 大姐两口子带女儿去忠县乡下婆家，在那儿呆了半个多月后，大姐夫回部队，大姐带女儿回重庆来，过了两天，扔下女儿就回巫山农村继续当知青了。 雨停了，太阳出来，蹲在天井边洗衣的四姐，心情还是阴郁一片，现在喂牛奶洗尿布给小孩换衣服的事都落到她身上，我的腿上常有被她在夜里掐得青紫的地方。我先天性营养不良，血小板低，若是碰撞硬东西，身上就有一块发青的瘀血，几天都不散。 我涮着鞋子，看了她一眼，也许她心虚，说：“你看什么？” 一双鞋已涮好，可是我说：“你的鞋自己涮。” 她把已涮好的鞋拿走，自己放在灶边。然后跑到屋里去跟二姐告状，说我昨天把一件与她共穿的衣服剪短了。 我被二姐叫到堂屋，她问：“你真的敢剪衣服？”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却一反常态，毫无畏惧地站在那里不说话。 父亲从厨房里走过来，听到我剪衣服的事，眉头皱起来。二姐问：“你错了吗？” 我不承认错，仍不说话，一副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神态。 二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直拖上阁楼，插上门。 她从床下抽出一根木柴，叫我趴在一条长凳上。我一脸无所谓地爬了上去。她手中的木柴打在我的屁股上，痛得我眼泪只往下淌。 “认不认错？”二姐问。 我不吭声。 “还不认错。我看你犟，你能犟过我？”二姐手里的木柴又挥了下来，“看你开口不开口？” 我说我没有错。 二姐更生气了，打得更起劲了。 为了让小孩子听话，院子里大人打孩子，有的真打，有的假打。真打的小孩子反而与大人亲，被假打的小孩子眼里没有大人。曾有个小孩子在江边对同伴传授对付大人的经验，说：“大人一打你，你马上认错。大人叫做什么，就听从，之后呢，照你自己的想法做。”我听到后，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这孩子真打假打都没用。” 我不知母亲为何如此说，她一定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孩子，坏透了。也许她对我失望透顶。二姐打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这话，真打假打对我都没用，那二姐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二姐打够我的屁股，要我伸出手让她打。我伸出手，她撸了撸袖子，啪啪几下打下来。十指连着心，我痛死了，双手赶紧抓着长凳的脚，但是忍住，不叫。 她笑了，“你居然还是怕。” 我声音虚弱地说：“我才不怕，妈妈说真打假打我，都没用。” 二姐一怔：“妈妈说过这话？” 我在长凳上点点头。她停了手，握着木柴，在那儿想着什么。一分钟不到，她坐在地板上喘着气。 “打人还真累。”二姐感慨地说。 “还要打吗？”我害怕地问。 二姐一听，跳了起来：“骨头真贱，你还想我打吧？”她手里的木柴举起来。 “要打就把我打死算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量说，“我恨你，二姐，恨你们所有的人。快点打死我吧。” 她看着我的眼光，跟母亲经常看我的眼光很像，终于她的手垂下，那根木柴掉在了地上。她把我从长凳上扶了起来，我这才呻吟起来。二姐脱下我的裤子，察看轻重。“都红肿了，以为你不叫，就不痛呢。”她取来药膏，给我涂上。 二姐不该是打我的人，若要打我，应该是父亲、母亲和三哥。母亲和三哥都不在，那么只能是父亲。为何轮到刚刚从学校回来的二姐来揍我，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生虱子 那些天我总觉得头发里有东西，弄得头皮痒痒的。每隔一会儿，我管不住手，就要去抓几下。二姐发现我总在抓头皮，扳过我的头来一看，说：“你看你呀，不知从哪里招了虱子。” 我当然不知道虱子为何寄生在我的头发里。最有可能是没人管我，好久没洗头了，太脏，才生虱子；还有可能是从街上那些生了虱子的孩子头上，跑到我头上的。 二姐满屋子找煤油。她从阁楼上的床底下翻出所有的东西来，把每个瓶子都打开闻闻，然后盖上盖，失望地摇摇头。又到堂屋房门右侧那些装煤球的地方找，她记得那儿有一些油漆瓶子。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最后只能告诉父亲，她要煤油。 父亲从屋里柜子里一个封得严严的铁筒里，倒了一碗黑糊糊的液体出来，有股刺鼻的味道，我马上捂住鼻子。 三哥五哥和四姐，没准早已发现我头发长了虱子，只是都装着不知道，跟二姐那天关起门来揍我时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解围。 我跟着二姐走到天井里。她叫我蹲在天井的石阶上，把头低下去。我照她的话做。她把碗里的煤油抹到我的头发上，抹得很仔细、很均匀。然后返回屋里，找来一件破衣服，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二姐看看我，取下她头发上的夹子，将我头发上的布固定好，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楼梯口坐着，“别动，一旦漏了气，煤油会挥发掉，就闷不死虱子了。那样，虱子会长大，会把你一口吞下肚里去。” 我吓得要命。煤油闷着我的头，头的重量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那些虱子在用力挣扎，往我心上逃，想吃掉我的心。我发现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轻，轻得像透明的蛹。来来往往的邻居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他们吆喝，他们叫骂，他们大笑。他们在厨房里做饭、烧柴、舀水，往天井水沟里倒脏水。我呼吸沉重，透不过气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无力地靠在楼梯的扶手上，脸像死人一样白。 十来分钟后，二姐过来揭掉我头上的布。满头的虱子被煤油闷死了，她用温水给我清洗。看着浮在脸盆水面比芝麻还小的密密麻麻一层虱子，我害怕得周身发抖。这些虱子在死前，一直躲在头发里喝我的血，让我又痒又痛、脸色苍白，病歪歪的。它们喝我的血，就喝个痛快，让我死，也算做了件好事。可它们不那样做，而是让我不死不活，有意折磨我。难道我这个人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人喜欢我，连小小的虱子也可以如此欺凌我？ 二姐用木柴揍我的事，我没有忘。她给我除掉头发里的虱子，我没向她说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朝她露出笑容。 也怪，我那样对二姐，二姐反而对我比以前好多了。四姐三哥也对我好多了。他们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我想到江边去走走，透透气，也没人给父亲和母亲打小报告。 夜里我睡不好，常常突然惊醒。我听着黑暗中那些老鼠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九三巷六号院子前路人的脚步声。我盼望有一种沙沙响的声音靠近，那是母亲结实的厚底布鞋发出来的。我盼望她回家来。 渐渐地，我重新入睡了。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轻轻地叩了三下。然后是父亲拉亮灯的声音。楼下门“吱嘎”一响，父亲摸黑穿过堂屋去院子大门开门。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看了看父亲，牵着他的手，让一到夜里眼睛就看不见的他顺利地朝亮着灯光的屋里走。 好了，他们进了屋，坐下来，父亲给母亲倒了杯五加皮小酒。母亲举起杯子来，对他说，你在家当家庭妇男，真不容易，我得敬你。父亲说，你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更不容易，我得敬你。 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是我的梦或是真发生着，反正那天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了天明。 大姐从农村回来 搬运工人扛着装玉米黄豆豌豆的麻袋，从江边货船上走下来，把它们重重地摔在缆车上。缆车装满了，开到山坡上，有些豆子从麻袋的线缝中掉出来，落在铁轨边或两旁的石块中。有时会沿途撒一地。那些早已守候在铁轨两边的小孩们会蜂拥而上，抢豆子。 我和五哥拿着竹箕，蹲在靠近粮食仓库门的缆车边，不敢与那些孩子争抢。等他们抢过之后，跑到别处，我们才眼如针尖似的搜寻他们遗漏掉的豆子，心里充满担心，开缆车的工人随时会来把我们赶走，更担心缆车突然开动。 忽然我抬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靠在桥旁瓦石阶上休息，边上搁着背篓。仔细一看，那孕妇是我在乡下插队的大姐。 五哥也看到了，朝她跑去。 大姐喘着气，用一条手绢擦脸上的汗。五哥走到她跟前将背篓背在背上，两人抄小路朝山腰上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大姐大着肚子，头发变少了，扎着两根短辫子，没留刘海，脸晒得黑黑的。 那天是周六，晚上母亲回家。两人关起门来，很神秘。我悄悄贴在门上偷听。大姐竟然在和母亲吵架，骂母亲过分关心她：“大表哥不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吗？” “我是叫你表哥到你下乡的地方去看你。你要跟他结婚，该跟我们当父母的说。你们是表亲啊，不能结婚，结婚生孩子更不行。” “哼，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姐明显理不直了，声调减弱。 她在巫山县当知青，当在部队当连长的大表哥来看她，并表示对她的感情时，她答应嫁给他，草草去领了证，到巫山县城旅馆里结了婚，并一直不让大表哥写信告诉两边的家人。 我听得专注，不知身后站了好些爱热闹看是非的邻居。 “走开，走开！”三哥像个凶神一样赶人。他们离开了，不过仍是竖着耳朵专心地听。 三哥把我也赶走。可是难不倒我，我跑到阁楼上，贴在薄木地板上听楼下动静。 母亲说：“你得听我这一次。你得想想在农村当知青是什么情形，怎么会考虑怀孩子？” 大姐说：“我偏要怀孩子，神仙也管不着。” 母亲不说话了。 大姐口沫飞溅地撒泼说，这是她的权利和自由！突然她哭了起来，说不想要孩子，才不要孩子，可是孩子自己跑到肚子里，之前她一心不要在这个家里，就是因为母亲不爱她，所以她才自个儿跑去派出所取消户口去巫山农村当知青，可是母亲并不使劲阻挡，这么多年来不管她死活，现在才来冒充慈母。她说她恨这个家，恨母亲。 母亲心早软了：“有话好好说，哭啥子，把胎儿哭坏了，倒霉的是你自己！” “假关心算啥子人啰。”大姐哭得更厉害了，“反正我们这种人也不算人，娃儿生下来也是个穷命、苦命。”大姐怪母亲，不该把她从母亲的前夫，也就是大姐的生父袍哥头子的家里抱走，让她的命从此糟糕。 母亲说：“大丫头，不抱走你，你的命苦！” “我情愿，可我也会享几天福。就是你这个坏妈妈害了我一生！” 母亲被大姐的话气得脸发白：“你终于说出这句话来，我晓得就是为这个，你恨我。难道你报复我还不够吗？”她几乎声泪俱下。 母亲伤心的面容，如烙铁，刻印在我幼小的心上，怎么挥也挥不走…… 我心里难过得想哭。怕人看见，就走下楼，到院门外。父亲拿着烟杆一个人蹲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背靠电线杆，抽烟。我走到父亲跟前，悄无声息地蹲在他的边上。 二姐从学校回来 二姐从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步行回来时，天色已晚。她在天井里摸黑用凉水洗脸，之后用盆里的水洗凉鞋上的灰土。 她用开水泡冷饭，挟了坛子里的泡菜，香香地吃完，又喝了一大杯水，这才算缓过劲来。母亲催她快熄灯去睡觉。 二姐出了楼下房间，经过堂屋，走上阁楼。 我和大姐睡正对着门的床，四姐睡另一个床。大姐躺在床上生闷气，脸拉得很长。 二姐问大姐：“怎么啦？” 大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后，便放鞭炮似的说了起来，全是诉说母亲如何不对，如何不管她死活。“我怀肚子里这孩子，其实也是赌气，我就是要让妈妈不高兴，就是要给她出难题。她这个妈，之前也当得太容了易。我叫她一声妈，她就得负这个责。” “不要说了，你太不理解妈妈了！” 大姐对着二姐吼叫起来：“哎哟，妈妈的小棉袄真是懂事，我以为这回不帮妈妈说话，结果还是一样。” 二姐站在屋中央，说不是她帮母亲说话，而是人讲话得讲事实。当时大姐卫校都快毕业了，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去看什么破电影《朝阳沟》。看得热血沸腾，背着母亲，拿了家里户口簿，跑去报名到巫山农村当知青，以为那里跟电影里一模一样？母亲知道了，疯了似的追出门，追着大姐跑到街委会。母亲迟了几分钟，大姐报完名已到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母亲追到那儿，不让大姐下户口。大姐在户籍面前骂母亲思想落后，拖她的后腿，不支持革命。结果母亲被户籍狠批了一顿，要母亲好好学大姐。结果呢，大姐一去巫山，当天晚上就后悔了。一旦后悔，就什么都看不管，在一个穷山沟里受够了罪，她想尽办法跳出来。以为嫁了人，可出巫山家村。可是大姐夫只是一个连长，不够带家属随军。她要么留在原农村，要么可转移到大姐夫参军前的农村。“大姐呀，我说你聪明，你比谁都聪明，说你傻呢，你比谁都傻。有了孩子，你还能出那鬼农村，回大城市来吗？” “出不来就出不来。”大姐大声回答。因为没有盖被子，她的大肚子露出来。嫌不舒服，她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 “现在你回来生孩子，还要在家里作威作福？”二姐说。 “你话说得太不客气了。实话说吧，别以为我是看了电影《朝阳沟》，才对巫山农村抱幻想的，才不是呢！我不想在这个家，我就是想找一个机会和出路离开这个家。” “这个家对你有哪点不好？”二姐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异常生气。她比大姐小三岁，却像这个家的大姐似的，帮着父母操持家务，每个月无论多么拮据，想着大姐在农村不容易，还是不忘给大姐汇去五元钱。 母亲在楼下房间听见两个女儿争吵，走到堂屋，对着阁楼大声就：“不要争了，养儿养女图个啥？大丫头你马上就要当妈了，你会晓得是啥滋味！” 阁楼马上清静了。二姐脱衣躺下。 天窗在风中吱嘎作响。 “天窗啷个没有关严？”大姐抱怨地说，拍了一下床边，明显是想别人去关上。 二姐和四姐躺在对面床上，没动静，也许她们都睡着了。 我从大姐的脚那边爬下床。大姐半睁半闭的眼光，扫在我身上，她看我的样子，很不经意，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感觉。 我爬上可移动的木梯。风从天窗朝我衣服里窜，凉嗖嗖的，我打了个激灵，紧紧抓着天窗框子，外面是漆黑的夜，没有一颗星星，更没有月亮。 大姐在不高兴地说：“哎，六妹，关好窗，赶快下来！” 我正要关上窗，面前突然出现两点发光的东西，吓得我身体一哆嗦，几乎松开手，掉下地板。我站稳了，去查看，原来是一只猫，蹲在屋顶瓦片上一动不动。 我赶快把两扇木窗关上，插上插销。 我不是耗子，不该怕猫怕黑夜。可我承认我怕，尤其怕围绕在家里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阴影，尤其是从每个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不喜欢我的感觉。 回到床上，大姐让我不要挨着她。她怕我睡着后，管不住自己的两脚，会蹬着她肚子里的胎儿。床本来就不宽，于是，我只好盖好被子，侧着身子，靠在冰凉的土墙上。 我生病了 阁楼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拿着钢钎的人，我仔细一看，他竟然是三哥，对我厉声吼道：“野种懒东西，快起来！” 他手里的钢钎上沾着血，那是我的血吗？我爬过盖着一层被子肚子隆起的大姐，战战兢兢地想下床。结果被三哥一脚踢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翻滚，手臂擦破皮，出了血，痛得直想哭，可我吭也未吭一声。 他手中的钢钎，很像楼下屋门后那根。那年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着，参加全国大串连，去了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来带回钢钎，说是他的战利品。 父亲在堂屋发出我从未听见过的笑声：“哈，哈，哈。”我吓得毛骨悚然。 于是我朝房门口跑，三步并作两步往通向堂屋的长梯奔去。身体腾空而起，想飞下楼梯。我下到堂屋，穿过腐臭难闻的天井。身后传来远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我朝院子的大门跑去，可是那门有两道左右对插的门闩，紧紧闩着。我够不着门闩，着急得浑身流出大汗。这时，我的头被一只手挤转过来。 “打死她，打死她！”(喊声响成一片。 “看你往哪里逃，这么小丁点，就不得了。”三哥把钢钎往我胸口插来，我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 母亲在叫我名字，是的，不错，是母亲的声音。我的意识慢慢回到身上。母亲在说：“怎么搞的，睡了一觉，发烧了。” 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移开，呼吸急促，嗓音里似有刺卡着，说得很不畅快，还添了焦急，“赶快做得什么东西，给她喂喂，摸上去烫成火球了。” 我很想让她的手就放在那儿，柔软又清凉。“不行，叫你们做，能做好？得了，我自己去做。” 听着她出门下楼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哀伤。“不，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心里如此叫唤，嘴里却只会说出“不，不”这样的字来。声音轻弱，母亲听不到。 父亲刚出院门，就被一群穿着绿衣戴着红袖章的人推倒在地，要他老实交代。父亲问交代什么？ 戴红袖章的人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得一五一十坦白出来。 我跑下楼去，把父亲扶起来。四姐走过来把我扯开，骂我，还脱下臭布鞋朝我砸来。 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是个不肯再回想的梦。母亲把一块湿毛巾搭在我额头，轻声轻语地说：“你发烧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放心！” 经过了一天一夜，我还是未退烧。母亲只好叫三哥把我背到区联合诊所打针。为了我，母亲破例未去上班，抓了草药在家里用小火熬。 二姐回师范学校去了，夏天似乎从这天开始，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奇怪的香味。每年夏天开始到涨水季节，白沙陀造船厂都是最忙的时候，母亲是搬运工，周六才回家来，周日晚走山路回造船厂，回来也很少和我说话。母亲有一天时间为了我而忙，着实少见。她不时上楼来照顾我，给我喂绿豆汁和草药汤。 我心里暖和。躺在床上两天，身体好多了，母亲也去上班了。我和四姐一人睡一床。夜里我们不必担心彼此挤在一起撞着了。 下午太阳未偏西，我听见楼下屋子里进出脚步声不断，说是滑竿抬了大姐回来，又听见有人在向父亲祝贺当外公了。 我迅速走到阁楼门外，看到大姐头上包了条毛巾，胸前抱了个小娃娃。她从接生站回来了。她抱着小娃娃上阁楼，经过我身边，看看我，便走进去，把小娃娃放在床上，自个儿也躺下了。 四姐在堂屋对我说：“不要再装病了，还不下楼倒垃圾去。” 大姐坐月子 父亲坐在堂屋的木凳子上，查着一本旧旧的《康熙字典》。他要给大姐的孩子取名字。我父亲是个既传统男人又不传统的男人。为什么呢？传统在于他的外孙，是个女孩，不能按家谱的排行顺序取名字;不传统呢，是因为大姐虽生个女孩，他一样疼爱，甚至比生一个男孩更让他高兴。 父亲翻了半天字典，再三琢磨，才给这新出生的女孩取好名字”玲琍”。既像玉，碰击出好听的声音，又像琉璃一样的美。女孩跟我表哥姓，也就是和母亲同一个唐姓。 小娃娃的哭声尖而脆，我不喜欢。她像知道我不喜欢，故意使劲哭，哭声切割我的大脑，本来，我在这个家是最不受关心注意的人，有了这个小娃娃后，我就完全不存在了。 因为天气变热，担心小娃娃生痱子，不久她就与大姐分开睡，睡在家里的小竹床上。她一见我就开哭，如同天敌，不听到父亲或是大姐、四姐训斥我，她不会停止。 四姐上阁楼来，对大姐说：“妈妈叫你戴上头巾，怎么没戴？” 大姐说母亲管不着她，她才不信坐月子头不能吹风。她指着床前方凳子上的汤，要四姐喝点。 “不喝，我怕得很。”四姐说。 “喝头胎胎盘汤最补人，傻得很！” 大姐说她专门给接生站的医生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才把她女儿的胎盘留下的，否则别想搞着这种好东西，哪怕是自己身上长的。 大姐递过来汤碗。 四姐推开说：“你在卫校学过，怎么信吃胎盘？” “正因为我是学医的，我才知道这是最营养的东西，含有巨球蛋白β抑制因子，能抑制各种病毒，还含有酶、氨基酸和碘。六妹，来，尝尝。” 我接过碗来，汤飘着一种香气，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我的胃里直翻，想呕吐。于是我放下碗。 “你看，这事我都没让妈妈知道，她会反对的，一定会说，人身上的东西怎么可吃？”大姐转向四姐，“你帮我清洗，加酒加姜，悄悄炖，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四姐说：“快点喝，不然味大。” 四姐根本不用提醒大姐，胎盘的腥味随着汤变凉增浓。大姐不管，她用手捂住鼻子，一口气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肚子里。我真佩服她。 母亲为了大姐坐月子能吃老母鸡和鸡蛋，晚上加班抬氧气瓶，像一个男人一样卖命地干活。夜里她回到集体宿舍，随便将瓷缸里的冷饭，泡开水和着咸菜吃完，往床上一倒，沉沉地睡去。 为了省事，母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本来椭圆的脸变得日渐瘦削。两件蓝色亚麻棉布衣服，洗得发白，轮换着穿。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香味，那么劳动，却几乎闻不到汗臭。 我五岁前后记得最牢的就是大姐吃胎盘和母亲好闻的气味。毎当大姐的女儿以哭声对我表示不喜欢时，我就到江边，坐在窄窄的石梯上，看江上的船。淡淡的晚雾中，一艘、两艘船驶过，也许下一艘，母亲就在里面。我真想快快地扑进她温暖的怀里，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得到母亲的抚摸和亲吻。 妈妈(刪会的)，总有一天她不会像现在这么冷淡我，远离我。 两束菊花 大姐夫来了，带着大姐和女儿去忠县农村看自家父亲。 他们走后不久，江上起洪水了，比着劲儿往上涨。 父亲说，打他从家乡浙江来重庆这几十年，都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全淹在水里。洪水在一夜之间长到八号院子下面的粮食仓库门前。江上浮着上游飘来的树木、家具、死人、死猫、死老鼠和衣服，也有半截木屋浮在水面上。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跑到八号院子前的岩石上看江，生怕长江继续涨水。 我晚上做梦，梦见人们在奔跑，江水把我卷走，我大叫救命。 没人过来救我。 我沉到江底，变成一条鱼。 有一条龙追我，要吃了我。我大叫着醒不来。当然天一亮，院子里就没有清静，我醒来。可是晚上又做变成鱼的梦。有一天龙追我时，我急中生智，冒出水面，发现水已退。于是，龙也不追我了。 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到八号院子前去看江水。真的，江水退了。 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 可是二姐一个人在阁楼里哭。二姐要回学校参加派性斗争。那时重庆有各种保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组织，有中央做后台的，也有军队做后台的，最有名的是“八一五派”和“反倒底派”，后者也叫“砸派”。母亲坚决反对。门被母亲反锁，母亲说：“你啥时想开了，就叫我一声，我给你饭吃。” 二姐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抛过来，说话打机关枪一般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二姐说，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她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上。 母亲听完，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下楼了。 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姐悄悄帮二姐开了门。二姐跑回师范学校。 那是1967年，重庆两江三岸派性斗争升级，明枪明火干起来，，惨案不时传来，搞得院子大门天不黑就关上。每家每户把菜刀和铁棍藏在自家门后和床下，以备不测。 二姐走了一周，母亲不放心，便到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找二姐。费了一番周折，母亲找到二姐，她正在新垒起的两堆坟前跪着，坟前分别有一束白菊花，白得吓人，映得二姐那张脸像鬼。 一向小心翼翼的二姐，同时被两个男同学追求。二姐呢，并未答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两位本是好朋友，却由情敌转为敌人，分别当上了学校里“八一五战斗兵团”和“保卫毛主席革命到底兵团”的小头目。文斗不如武斗，革命升级了，山坳中发生武斗。两派的头目，跟外国小说里的决斗者一样，各自丢下身后围着自己的人马，举起了手中的枪，朝对方走过去。枪响了，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也倒下了。两人爬在地上，又再次扣动扳机，射向对方。 结果两人都死了，只有几分钟时间。两边的人都看傻了，不知该怎么办。 二姐正在操场旁的女生宿舍里写革命标语，完全不知道操场墙外发生的事。第一次枪声响，她觉得不对劲，便奔向窗口。她看见那两个男同学举枪射向对方，倒在地上。他们射第二次时，二姐大叫：“停住！”谁也不听她的话，血流了一地。他们的脸都干净，一丝血也没有，安详极了。二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爬上窗台，想往外跳。当然被人拉住了。 母亲对跪在两堆坟前的二姐低声哀求：“回家吧，二妹。” 二姐没听见，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两束白菊花。过了好久，她才抬起脸来，对母亲说：“好的，妈妈。” 之后，二姐不再参加任何派系，她躲在宿舍里读外国小说、绣花和练毛笔字。从那之后，她不仅是学校、也是我们家写字最体面最有章有法的人。 大表哥来了 大姐怀着玲琍时，在乡下吃红薯、土豆；坐月子时，母亲加班卖命地干，用加班钱买鸡和鸡蛋补大姐的身体。大姐的奶水非常好，玲琍长得比我们家的孩子小时都个儿大，脸色红润，父亲抱着她坐在堂屋和天井的过道上，她一个劲地笑。 大姐回农村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带着玲琍。父亲用牛奶和米粉把她养得壮壮实实。 母亲为玲琍一周岁生日在大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她在菜板上切红萝卜丝。小舅舅、舅妈从市中心来了，提了一包红糖。二姐也回来了。也就是这天，我见到了大表哥——玲琍的父亲。他的弟弟也来了，也穿着军装，两人很相像，一米七八个高，仪表也算得上周周正正。母亲说大表哥是个连长，二表哥是个排长。我觉得大表哥有霉运。因为人们说我的脖子有个吊死鬼痣，让家里人倒霉。大表哥脖子上也有一颗吊死鬼痣。 我想告诉他。 平日，我是那样怕生人，可这天，我硬着头皮说：“大表哥。” 大表哥没听见。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玲琍，抱得紧紧的，双手交叉的动作十分笨拙。他亲了亲玲琍的小苹果脸蛋，眼睛没有离开他的女儿。 我不高兴了，算了，你倒霉运关我什么事。于是我看他的弟弟，还好，他脖子没有吊死鬼痣。我朝他的脸和头上看，不由得轻轻叫一声：“二表哥。” 二表哥听见了，脸转过来看我，看得我脸有点发红，可我还是继续说下去：“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红五角星军帽给我看看？”我结结巴巴说完，头低了下去，恨不得打个地洞，钻到地底去。 二表哥摘下军帽，递给我。我接在手里，发现没戴军帽的二表哥显得格外可亲，跟我的母亲长得像，当然他本是母亲的大哥的儿子，与她相貌相似，一点不怪，但他像我的母亲，是因为同样有那种隐含在内心的担忧。 我打量手里的帽子，亮闪闪的红五星。没有孩子不对军人的衣着向往和迷恋的，我刚准备把军帽戴在头上，就被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抢过去戴在头上。他是同院邻居王叔叔家的小儿子，长得比我高，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呐喊着“一二三，齐步走”，仿佛真当上了军人一样。我想把军帽拿回来，可是一靠近，他就转一个方向跑开，弄得我满头大汗。 二表哥叫住了那少年，从他头上摘下帽子来递向我。 母亲端着一摞碗走了过来，对二表哥说：“别给她。” 母亲叫我去倒垃圾。我不太高兴。“快去，懒骨头！”母亲并不因为有客人在，就对我有耐心。 跟在母亲后面，走进大厨房，簸箕里装了灶坑里的煤渣、擦小孩粪便的纸和菜头、菜根，堆得满满的。我弯下身子搬簸箕，“太重了，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洗菜没理我。 后院孩子被打的哭声传到大厨房，煤烟味和辣椒味熏人，喧闹声夹着少油水的铁锅和锅铲相撞的声音。 我把簸箕挪到灶门口，往灶里倒掉些烂菜头。母亲看见了，停下洗菜，用火钩将我倒在灶坑里的烂菜头又装入簸箕。“用劲搬，搬完才吃饭。” 母亲端起烧好的一碗萝卜骨头汤，朝堂屋走去。 我用力地端起簸箕走了几步，在堆满木盆木桶本来就窄小的过道上艰难地走着。“好生点，莫弄脏了我的盆子！”王家媳妇在那里吼叫。我干脆把簸箕抱在胸前，用吃奶的力气往院门走。 好不容易到了院外。我每下一坡石阶停一下，终于到了江边垃圾山。 那个中午我没有回家吃饭，心里对母亲充满怒火。母亲她根本不爱我。我脱了凉鞋走到柔软沙滩上，江水涌过来舔在脚趾上。江北岸，斜看过去，可看到那座白塔，顶着灰朦朦的天空；南岸这边有两座塔，怎么看，怎么望，只能见一座。 老李头说，那三座塔是很早以前大禹治洪水时，分别用来镇住龙头、龙身、龙尾的。坏龙被镇住了，长江也就不发洪水，老百姓才有太平安定的生活。 老李头还说，人不能同时见三座塔，只可能见两座或一座，见了三座就要出大事，龙就摆脱了三塔，必出来捣乱。 我真想望见三塔，这样，当龙得到自由时，洪水出现，要卷走我时，母亲一定不像今天这样对我，她会对我好，会救我的。 这么一想，我心情就变好了，穿上鞋子，往山上的家走去。 小猫小黑 九三巷六号的院子土坡下面，有一个小水塘，经常发生猫溺死的事。 那水塘方方正正，十五个平方大小，谁也不知它有多深。在水塘边有一间矮小破烂的房子，住在那儿的老李头说，打有这条长江时，水塘就有了。意思有盘古开天地之久。谁也不信他的话，可我信。 水塘一年四季，不论下雨刮风艳阳天，水都青幽幽的，水位不变。附近的人从不饮塘水，也不用来洗衣物，说不清为什么，习惯成自然。 水塘边长满各种花花草草，生得茂盛，连马齿苋也长得比别处肥大。 我和五哥常去水塘边摘马齿苋。母亲说马齿苋有丰富的营养，也叫长命菜，她教我们做凉拌马齿苋，把马齿苋洗净后，在开水锅烫一分钟捞到篓箕里，撒上少许盐，放蒜和姜丝，下饭时加点油辣子，它本带酸味，下稀饭特别可口。 水塘边上有一座小花园，用篱笆圈起来，有道小木门，是老李头的。他很少和街坊邻居往来，没结婚，却有一个女儿定期来看他。都说她是他解放前在江边捡来的小弃婴，当时奄奄一息，是他想法救活的。有人说他做过磨刀匠、修床师傅和弹棉花工，但打我有记忆，就只看到他专心专意整理他的花园。 哪怕是弄泥土，老李头也是戴着手套，很爱干净。也因此，有邻居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要整他的黑材料，没想遇到麻烦，原来他捡来的女儿在区里当干部。打那以后，他眼里更是无人一般，不和周围任何人接触，仿佛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人。 每天下午，有太阳时，他搬出小凳子，坐在家门口，发白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盯着园子里的花。他会打一个盹，于是有胆大的小孩翻进篱笆去偷花。 他的屋顶瓦，连着一条小路，就是通向我们九三巷六号院子那条路。 偷花的孩子得手后，总会弄出声响。他马上醒了，像个年轻人似的追过去，追到他屋旁那坡石阶为止。那些偷花不成的淘气鬼，会在他的屋顶瓦片上跳，瓦片易碎，孩子跨过屋檐边一条流淌雨水的小沟跑了。他喘着气，骂“有娘生无娘养的死娃儿”，一直到黄昏每家每户的大人下班为止。只有这个时候，他不是在他一个人的世界。 有一天清早，趁老李头没打开门，我和五哥去摘马齿苋。水塘里漂着一只死得硬绑绑的花猫，五哥看见，拔腿就跑，他受不了。水塘淹死猫是不稀罕，可是怪就怪在经常是没人认领的死猫泡在水塘里好几天，池水还是青幽幽的，没有一点死腐臭味。 老李头用一个细铁丝做的网勺子把死猫弄到塘边，最后，埋在他那个小小的花园里。那儿不论种什么花都长得特别茂盛，、香气四溢，我怀疑这跟埋在花园地下的死猫有关。花的香气，让人晕乎乎，想趴在床上睡觉。可我爱闻那花香，也喜欢闻了之后，悄悄爬上阁楼，睡一觉。 五哥坐在堂屋里的楼梯上，脸色难看。他怕看死猫，那样会让他想起他的小猫小黑。小黑本是三哥弄回家的，弄回家之后三哥便不管了。小黑当时饿得乱叫，五哥把自己的一碗稀饭分了一半给它，小黑后来和他很亲热。 三哥的同学送给他五只灰鸽。阁楼天窗，巴掌大的地方，成了三哥养鸽子的天然场所，他成天在那活动木梯上爬上爬下，放鸽子，写个纸条给那养鸽子的同学，等着鸽子带回同学的纸条。他从不打扫鸽子笼和清扫鸽屎。时间一长，天窗上下，还有板墙和木梯上，都是鸽屎。木梯就在我和四姐睡的床边，遭秧的是我和四姐。我们抱怨三哥，他理都不理。 有一天三哥爬在天窗上逗鸽子玩。小黑爬上天窗，瞅着鸽子看，想扑进去。鸽子凭本能从天窗飞出，三哥一回头，朝小黑猛吼一声，吓得小黑一下跳到楼板上。三哥下到地板上，朝小黑狠踢一脚，小黑一声惨叫，跑下楼去找五哥。 五哥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五哥唤小黑，小黑没出现。五哥急了，出院子外找猫。最后在水塘里看见了小黑的尸体。他把小黑捞起来，蹲在边上，轻轻摸着，一边还在笑。我有点吃惊，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在哭。 老李头站在自家门前说：“为一只猫哭值得吗？” 五哥仍是哭，头越来越低，埋在两个膝盖之间，那种伤心是我难以接受的。 五哥在院外那片长有小树林的土坡上，用一个破土碗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小黑埋了。我帮他将挖出的土一点一点往坑里推。 小黑的死，跟三哥用脚踢它的行为有关，也跟三哥之前丢弃它的行为有关，三哥对它的讨厌，一定让小黑失望透了，又找不到五哥，干脆自己走了。五哥从未问自己不在家时发生了什么，但那之后，一向霸道的三哥，遇事也要让着五哥几分。 猫跳舞 母亲带我去庙里烧香，那是三岁。母亲事先叮嘱我右脚先跨进门槛，可我忘了。进去后，母亲问我，你哪只脚先进？ 我摇摇头，忘记了哪只脚先进去。 母亲让我在文殊菩萨面前跪下来，请文殊菩萨保佑我。 后来母亲自己去，她给每一个孩子烧七星灯，她看每一个孩子的命。她高兴时告诉我。我认真听。听第二遍时，就不认真听。不用说，母亲很失望。 从那之后，她就不再讲去庙里的事。 春天来了，没过多久，就进入夏天，又有一只猫掉进院子外的水塘里了。老李头把死猫捞起，做了他花园的肥料。我在边上看着，感觉猫的命真惨，养猫的人不来处理后事。联想到自己的命，我哭了起来，眼泪掉进泥土里。 那天夜里，我闭上眼睛，雨淅淅沥沥下起来，打在阁楼的瓦片上，声音很响。我的床前站着一只猫，很像那只死去的猫，他对我说：“小妹妹，请你跟我来！” 我左右看看，姐姐们睡熟了。我爬起来，跟着猫下楼。月亮穿过云层，朝我们移来。可是雨点并不减弱，奇怪，我的衣服是干的。我们出了院子，下坡，一直走到老李头房子边上的水塘边。塘里的莲叶青绿，紫色莲花开得正艳。猫跳上莲花，那紫色猛地变成红色，一滴滴露珠滚落进池里，溅起一道道细微的波纹。月光下，老李头花园里的花纷纷盛开，真是好看。 五六只猫从那些花里钻出来，从那深埋的土里钻出来，直起身体，拍拍身上的泥。他们排着队，踮起脚尖走上水塘边。月光像布景灯打过来，照在他们身上，他们朝我一亮相，开始舞蹈。 哇，他们动作一致，有点像芭蕾，也有点像我们人类在堂屋跳的忠字舞。 没错，这些猫准看过大人小孩跳忠字舞，他们模仿那节奏和动作，真是天才。跳高兴了，有一只猫发出笑声，其他猫跟着笑，笑声很响亮。 最后他们朝我半蹲步，双手朝后，做谢幕。我拍手。 那只叫醒我的猫站出队来，对我说：“谢谢你为我的死那么难过。” 我反倒不好意思了，说：“同病相怜。” 猫深深地向我鞠了一下躬，然后说：“小妹妹，我送你回去吧，天色不早了。” 我对他们摆手再见。他们仍是直起身体，只用两条后腿站立。我跟着那只猫走回院子，大门在猫面前自动打开。我家阁楼的门也是如此。然后猫向我伸出手，握握我，我发现猫的手湿热一片，大概是汗。 我关上房门，躺在床上，也许我在梦游，一切是那样不真实；也许那个有猫的世界，才是真实世界;也许我去了自己的前生后世。但是我不要那个世界消失，于是我叫了起来：“我不要，绝对不要。” 四姐用脚踢我，“叫什么，你一夜不得安宁，让人睡不好觉。” 我睁开眼来，瓦片上还是有雨点在啪啪打着，偶尔江上传来一两声汽笛。我看了一下小闹钟，已五点，该是清晨了，因为下雨，从玻璃瓦片看出去，还是黑糊糊的一片。 出事 那天空气特闷，吃过午饭后，空中响起滚滚雷声。我和四姐戴着斗笠，到中学后街那条小溪去洗玲琍换下的尿布。雨哗哗淌在石阶上，每一级台阶都干干净净。溪水过桥后到陡坡处有一段较为平坦，倾斜如天然洗衣板。现在因下雨水变得有点浑浊，作为冲洗尿布头遍已不错了。 四姐在我的下面一块石头上用刷子洗球鞋。她要我递给她放在石坡上的肥皂盒，过一会儿又要我递她另一只脏鞋。五哥戴着草帽，手里握着一个竹箕，从石桥上走过来叫我，说是粮食仓库运货的船到了，要我和他一起去江边缆车旁捡豆子去。 我赶紧将剩下的两块尿布在溪水里冲了冲。 “洗干净点，急什么？”四姐说。 “要不你就洗，要不你去捡豆子。”我说完把尿布扔到盆子里，起身和五哥一起往半山坡的粮食仓库方向走。 雨来得快，小得也快，毛毛细雨点打在皮肤上，湿湿的，很舒服。我和五哥走到粮食仓库时，货船已到了。装卸工人们把一个个重有一百多斤、装有各种豆子的麻袋扛在头顶、肩上，走过跳板，往缆车上码，码完一车后，盖上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两分钟不到，缆车两边就围了五六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有的流着鼻涕，脸脏兮兮的;有的戴烂草帽，腰间系一根绳子，统统赤着脚丫，蹲在缆车边，他们手里的瓦罐和篮子里有少许绿豆黄豆。 雨停了。因为下过雨，从装粮食的麻袋漏出的豆子大都陷进湿漉漉的地面。我用手指把它们掐出来。 一路寻找豆子，我从缆车底端慢慢到了顶端，蹲在仓库那扇敞开的红门边，这时一串铃声响起来，我以为是船的汽笛，继续埋头捡黄豆。 卸完麻袋的空车往下开。我听见了五哥的叫声，同时看见缆车向我扑来，我吓傻了，双脚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了。 那是快下班的时候，因下过雨的缘故，天始终灰朦朦的，开缆车的人没有看见仓库红门前有个小女孩；或者也有这样的可能，那辆往下行驶的空车刚好遮住我，驾驶员根本没有看见我，直到五哥从斜对面跃过把我推开为止，他仍不改速度。等他听到五哥受伤发出巨大的惨叫声时，他手中的闸已晚了一步。 缆车停止，空气凝固，只有我凄厉的叫声在响：“五哥，五哥！” 二姐闻讯赶来，把五哥背到附近的三九医院里。 当父亲扳开五哥那紧握成拳头的手时，三颗小小的黄豆从小小的手掌里掉到了地上。父亲的脸色铁青，他不看我，只盯着墙一动不动。 穿白大褂的大夫来了，把五哥推进手术室。我看着那紧闭的手术室，神志恍惚。 走出医院急诊室往江边走，我想到了还在白沙沱造船厂上班的母亲，我当即决定要去找她回来。 我走得急，到了轮渡售票亭时才发现未带钱。面朝江水一分钟不到，我身体机械地右转，一个劲地朝下游走。我知道只要顺着江边走，就可以找到母亲。我想到的不是五哥，而是父亲那张铁青的脸，那缆车轮子上的血迹，还有轨道上被压扁的小篓箕。爸爸，对不起，我情愿缆车压着的是我，而不是五哥。妈妈，你在哪里？我要你原谅我，因为救我，五哥腿才被压伤，就算是你骂我，说该是我的腿被压伤，我也不会生你的气。 雨点稀稀落落又下了起来，像是从江上蔓延到江岸上，开始打在我身上，越来越密。我继续往下游走，越走越快。跌倒了，我又爬起来。 终于，看见了在沙滩上抬氧气瓶的母亲，我用最后一点力气奔过去。母亲也看见了我，她似乎在叫其他抬工停。她扔掉扁担朝我这边跑来，用我从未看见过的那种眼神，那种急切，靠近我。 三哥得离开家 五哥当天就出院了，差一厘米，他的腿就伤到骨头。大夫对父亲说：“真险，你的儿子。”包扎好后，大夫又给五哥一些药水和纱布，说现在世面上乱，不必来医院，自己换。注意不要沾水，让伤口感染了。 至始至终，母亲一句话也没责怪我。 她对父亲说：“从今以后，哪怕米缸里只剩下一粒米，也不要让孩子们去捡豆子了。” 父亲点点头。当天晚上父亲在大家上床睡觉时宣布这项重要决定。 不让捡豆子，并不是说不让捡菜根菜头。三哥带着我们去三块石山里捡野菌和在河沟里捞河虾。我们经常跳进溪水里嬉戏。有一次父亲也跟来了，他教我们如何用网捞河虾。 好时光随即就中止了，三哥被通知，得去边远的农村当知青。滴酒不沾的父亲，天天喝酒，脸上胡子拉碴。 他取了鱼竿往山上去，他有意避开我们这些孩子。母亲要我和三哥跟在父亲的后面，母亲怕他出事。 父亲蹲在我们几个经常捞河虾的小河边的一块大青石上，腰板挺得端端正正。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他抛下带鱼饵的线，看着平静的水面那串白浮标随微风轻轻移动。父亲从裤袋里掏出火柴想抽烟，可是，却忘了带烟杆和叶子烟。 我悄悄问三哥，是否要花一个钟头回家去取父亲的烟杆和叶子烟来？三哥摇摇头。我们一左一右朝父亲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父亲知道了，也没说话。 南山 重庆南山山脉有一座山，山顶竖着三块自然生成的大尖石，远远可望见，尤其在朝天门码头，不用望远镜也能瞧到，我们叫那座山“三块石”。 三块石有个公墓，在很大片松林之中。打我三四岁起，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打柴。 父亲曾是舵手，全国一片大跃进时，白天夜里开夜船，累坏了。大饥荒中又加班太多，营养跟不上，他好几次从驾驶室跌下江去。最后一次几乎丢了性命，在医院住了好久。病好后就回家当家庭妇男。他的眼睛是渐渐瞎的，我上小学前，还几乎看不出来眼有毛病。那时，白天看东西没什么问题。我上初中时，他眼睛就不太好了，拿一份《重庆日报》看，要戴眼镜。后来看报时间久了，中间得取下休息一会，晚上得摸着走路做事。父亲告诉我，他这眼病叫夜盲症。在我上高中时，他白天看东西就模糊了，晚上更是不行，完全看不见。 父亲眼坏后，再也未与我去三块石打柴。可是他常常提起那座山。他说我小时候，倒是爱和他说话，从家往三块石的路上几乎都是山坡，我总是问这问那，每回他都耐心地回答我，有次遇上连他也不知的树名，就回家查他的大词典，把树名告诉我。他懂得很多，比母亲有学问。我对父亲很佩服。 父亲也是教我识字的第一人。他看到豌豆花胡豆花油菜花，就在地上用石头写出来，让我读出声。他说，眼瞧到，心就记住。我记性好，父亲高兴地说，你比你几个姐姐聪明，教一次，就够了。 豌豆花在我们下山的小路上不约而同地绽开，鲜活泼泼的。我大声对父亲说，“豌豆花，豌豆花，开白花，像蝴蝶，我喜欢它。” 父亲继续扛着柴，费力地走在我前头。 那个早春三月，天仍有些寒。 下雨天，天井里水洞眼堵了，雨水流得慢，溅了好些水在天井的石坎上，那是连接厨房与堂屋的惟一通道。父亲有天摸黑走过，摔了一跤。我和四姐帮父亲擦上红药水。我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快快长大，好带你去北京医你眼睛。” 父亲愣了一下，拍拍我的头。 四姐不高兴了，说，“还轮不到你。我们是吃干饭的吗”？她见父亲瞪眼才止住了。 后来上阁楼睡觉时四姐说，“妈妈爸爸已试过治病，可是轮船公司医院的医生早就下过结论，就这夜盲症，还有青光眼，只有开刀才有机会，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医好，但也可能全瞎，而且只有北京的大医院才能做手术，重庆再好的医院也做不了。爸爸不同意开刀，更不要去北京，说没那笔钱。妈妈非要去，两人为此都吵架了。最后爸爸说服了妈妈，说我还不想眼瞎，看不到你和孩子们。让我多活几年吧。” 钱是好东西，没钱，谁也不是英雄好汉。我对四姐说：“我长大一定要好好挣钱。” 她在床那头，踢了我一脚，“做什么梦。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我那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治父亲的眼病成了我心病，我有个感觉，若有一天自己长大真挣着钱了，父亲也会拒绝去北京医院开刀。以后父亲果真如此。 他一直活了八十二岁，在家中平静去世。他去世后，葬在南山。 怪老头 春天来临，每有雾，街上房子都模糊不清，呼吸也不畅快。 雾自得地在这座城市间游移，有时江的南边浓，有时江的北边浓。我年龄小，还不能上小学，心里等不及，就喜欢站在中学街，看那些能去上学的人，背着书包走上石梯的样子。他们从雾里钻出，走近我，又消失在雾里。 一般是清早我去江边倒垃圾，我家通向江边的小路，在雾中若有若无。渡船不会行驶，泊在渡口，大型货轮客轮，鸣叫着在江上慢慢行驶，全掩藏在雾里。 我第一次和怪老头碰见，是在江边，他也在倒垃圾。瘦精精的脸，眼睛总是睁不开的样子，未到六十岁，头发白尽，穿得破烂，却很干净。倒完垃圾，他把竹篓放在江水里洗洗，就去缆车边上的豆芽摊，伸出两个手指头。 卖豆芽的，马上给他称两斤，倒在竹篓里。 我也得买豆芽。我从裤袋里掏出网篓来，也伸出两个手指头。 卖豆芽的马上笑了，说：“你这孩子，学得飞快。他不爱讲话，你也不爱？” 我点点头。 卖豆芽的穿了一双长及大腿的雨靴，走到江边，在那儿掏了掏，掏出一块长了花纹的带红色的石头递给我，“喜欢吗？” 我接过来看看，石头真是好看，我又点点头。 我把石头放在裤袋里。这时转过身，以现刚才买豆芽的怪老头提着一桶江水，在往山坡上走。我一手提豆芽，一手提竹篓跟了上去。 顺着一条长满了蒲公英的小路走两分钟，会看见两幢小小的砖瓦房窝囊地并排在一起。他走到其中的一幢前面停了下来，把水桶放在门前的石阶上，进了门。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块明矾放进桶里，本来有些混浊的江水没隔多久就变得清亮起来。真是神奇。 从那之后，我开始注意他。他常常到到江里洗澡，养了两只鸭子，有时把鸭子弄到江中游几圈，他只要怪叫一声，那些鸭子便游回了岸边。从没看见一个亲戚或朋友找过他。这条街的人都知道他会魔法，谁惹着他，家里的饭会煮不熟，衣服晒不干，哪怕在灶边烤干了，穿在身上也是湿湿的，皮肤发痒。 文革开始没多久，他不时到中学街的杂货铺子买五加皮酒，坐在门槛上会喝小半瓶，这才下石阶。走到我住的六号院子前，举起酒瓶，美美喝一大口，哼唱几声谁也听不懂的小曲。喝到八号院子前，手中只剩半瓶酒，身体就有些摇晃了，继续往坡下走。 下江边上山坡来的人都厌恶他，有人还停下来专门嘲笑他。这人回家后，门怎么也关不上，大冬天喝北风。 不过他对自己的隔壁邻居从未使过咒语，倒是救过这家的小孩子。有一次小孩子爬出门槛，往石阶上爬，下面就是悬岩边。他看见了，站起来，闭上眼，手一挥，那孩子就固定在悬岩边，对他微笑。 孩子的母亲赶过来，抱起孩子，凶狠地骂他。那一次，他没做法。 有一天，红卫兵来把他抓走。隔了两天，他被放回家。那天夜里，他一个人整夜在沙滩上裸着身体狂奔。 清晨，他的屋顶冒起滚滚黑烟，直往江对岸扑去。 父亲和周围的人提着灭火器和水桶去灭火。粮食仓库有电话，叫来消防队，火才熄了。 火不是被熄灭的，而是烧尽了。公安局的人来，抬出一具烧得热腾腾的腊肉尸体，油黄油黄，像刚出炉的烤鸭一样，整条街都是肉香。 那么多的人涌来，把九三巷和中学街的路都堵断。 那腊肉尸体是怪老头，但他两只合拢放在胸前的手，长着老年斑，经络毕现，一点也未被火烧着，也未被烟熏黑，真是奇怪。看热闹的人说他是落网的牛鬼蛇神，从江对岸下半城搬来，户口上的原住址是在南纪门一带;也有人说他以前可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听说曾进过蒋光头的黄埔军校，后来为国民党做潜伏间谍;还有人说，那没证据，是冤枉人家的，这不，才自个儿死了。 怪老头点汽油自焚，真是自焚，因为那么大的火居然不向左右两边燃烧，左边就是种有葡萄树的尚家，尚家隔壁就是我们六号院子十三户人。右边是一个平房，住了一家七口人，平房屋顶紧接着八号院子后院，更是七八家人。怪老头只烧他自己的房子。连死这件事也能控制，真是令人佩服。 那烧掉的一间破屋，后来依然若故，全是残恒断壁。父亲提着灭火器冲去救火的样子，每次经过那间烂房子，便闪现在我眼前。那天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很生气，说我们也不帮忙，没人敢顶嘴，我们可以气母亲，却从不敢顶撞父亲。父亲端起一碗稀饭，喝了半碗，就放下。他坐在堂屋抽叶子烟，一直到我们都上床睡觉了。 我睡到半夜，觉得父亲倒很像潜伏间谍。怪老头的腊肉尸体出现在眼前，我可不想父亲也像那样。为这胡思乱想，我狠狠地赏了自己一巴掌。 鸡奸犯 南岸野猫溪九三巷这条街有三个大院子，分别为六号、七号和八号。我家在六号院子，住在七号院子里的胖子叔，一直有人缘，经常有好些工人在他家喝酒唱歌穷作乐。 在这条街，这个地区，人人都知道我是非婚生子女，就我不知。我和母亲额头上烙着红字印记，经常遭人白眼和欺凌。可是胖子叔每每见了我，并不像周遭邻居那样看低我，他总是朝我点一下头，或微微一笑，很友善。我呢，当看不见，可心里记住了。胖子叔对我母亲也是如此，母亲扛了东西回家，经过他的院门，或在路上遇到，他会帮她扛回我们六号院子。母亲说，胖子叔是一个好人。 文革开始了，胖子叔积极参加，他家里成了辩论的场地，聚了好些人。他的农村妻子，图个清静，就不来城里了。倒是常有农村的年轻后生、远房侄子捎些山货来看他。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公安局把胖子叔铐走。他眼睛平视前方，什么人也不看。围观的人群议论着，说他跟他徒弟做那连鸡狗都不如的事，活该。 不久，很多坏分子被押在广场开公审大会，他的脖子上挂着“鸡奸犯”大木牌。会后，游街时，我看见他，整个人蔫了，眼里失去了光亮。 胖子叔关了十年才被放出。说是因派系斗争，得罪了造反派头子，想整他，可是他家庭成分好，又革命，找不到什么岔子，最后发现他不喜欢女人，总和男人打堆。 母亲说，胖子叔幸运，因为证据不足，找不到一个他的徒弟承认与他有问题，才只关了那么久，不然少说也是二十年。 一个女孩的避难所 我家附近的中学街，与重庆南岸其他街相比，并不陡，也不算窄，每隔十来步石阶就有一块平地，无论石阶还是平地全是青石块铺成，年份久了，石块好些地方有斑点并凹陷不平。中学街是野猫溪与弹子石两地区交汇点，有好些小店铺，夹在住家之中，依此中心地段做点小生意为生。1966年开始文攻武卫，游行批斗，街上的店铺只开半天，没过多久，今天这家关，明天那家关，余下的油辣杂货铺子，左瞧瞧右望望，也关了。可人一天也缺不了油盐酱醋。于是，油辣杂货铺子又半掩半开了。 1967年夏天，我快满五岁，只有玻璃柜台大半高。我站在油辣铺柜台前，一边递钱，一边眼巴巴等着酱油瓶子从柜台里面递出来，一边瞅着机会看铺子里花花绿绿的东西，尤其是有着各种图案色彩的火柴盒，依柜台右边墙壁，一层层放得整整齐齐，你喜欢哪一盒就自取一盒，并不像其他铺子用牛皮纸包好，放得远远的，得问店主要，才够得着。 火柴盒上的图案通常有工农兵大唱革命歌曲那样，也有红旗飘飘毛主席语录那样，还有“四川巴县”的工厂田野也经常见到。可最边上竖立着三盒火柴，旧旧的，全是动武的漫画，有大拳头还有小椰子树，写着“北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之前看到的图案都不同。“台湾，台湾在哪里？”我喃喃自语。 “那是福建边上一个小岛。”我旁边站了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提着竹篮，里面白菜豆腐盐红辣椒，盛得满满的。 “福建远吗？”我问。 “好生拿着，好生拿着！”杂货铺子里的女人递我酱油瓶，“不要乱张嘴，小心打破瓶子。” 我明白自己惹人嫌了，捧着酱油瓶，便跨出门槛，因为心里紧张，几乎跌倒，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把扶住我。 我站稳了，看看手里沉沉的酱油瓶，还好，没摔破。我把它捧着紧紧的，下意识往家的方向看，生怕回去迟了被骂，于是快步走。 “连声谢谢都不知道说，真老实。”背后是那男人的声音。 “蔡老大，就你会这么赞她。她没有家教，婊子养的！”铺子里女人的话，我离得远也听得清。 又过了好多天，父亲换泡菜罅子边的水，往里面加盐时，发现盐不够，就让我去油辣杂货铺子买一包。我走到中学街两街汇合地方，发现蔡老大站在石阶上。他脸肿肿的，眼睛发红，明显喝醉了酒，穿了件黑黑的布衫，有好几处都打了补丁，针线不是太齐整。 我往石阶上走。有个比我高一头的女孩，站在石阶上用腿拦着，不让我走上去。我朝边上走，她就跑到边上拦着。我急得没有办法。那女孩把我扎小辫子的胶皮绳扯断，使劲抓我的头发。 蔡老大走下来，那女孩害怕他一身酒气，闪开了。 我趁机过去。 忽听身后一声大喝：“回来！”我吓坏了，以为是那女孩在叫，往石阶走了好几步才回头。那女孩已走掉，是蔡老大向我点头。我看了一眼，没敢理。我也怕喝酒的人，大白天喝酒的人更可怕。 “过来。”蔡老大说，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本小人书。 我走下石阶，接过小人书。 我马上蹲在石阶上看，进入一个有血气有热量的新奇世界，连鬼也是善良的。刚看到小半，蔡老大说：“小姑娘，你回家再看吧。”他打了个呵欠，酒气臭熏熏，是那种过夜的臭，跟阴沟里的臭不太一样。他傲慢地扭扭脖子，身体一歪一斜地往野猫溪方向走去。原来他并不住在中学街。 我好奇地跟上他，看着他拐过一个小巷，身影消失。我朝家走去。脚跨进房门，父亲问：“你买的盐呢？” “我忘了。” 不知父亲在说什么，我飞快地跑到中学街。这条街转瞬间人多嘴杂，油辣杂货铺前站了好些人，我只得排队。 我想看完那本小人书，却一直没寻到机会。到了傍晚，我不敢开家里的电灯，一直等到晚上路灯亮起。 我到院外小街上，那儿有盏昏黄的路灯。我掏出小人书继续看。里面鬼比人好，舍了自己救爱的人的命。 第二天，我借故去油辣杂货铺，等蔡老大，他却没有来。这一天我未看到新的小人书，心神不定。一周后我在江边碰见蔡老大，他背了个竹篓，在捡废报纸、玻璃瓶和塑料。我的好奇又上来了，便跟着他。最后，他走到收购站卖了八毛钱。 我把书还给他，他从裤袋里摸出另一本小人书，说：“这是《水浒》，一共有21本，你看完一本，来换新的。” 我当然照办，一本换一本，看了一个多月，我浸透在虚构世界中，忘掉周围残酷的社会，尤其当有人欺侮我时，我就想书里人物会跑来为我抱不平，他们安慰着我受伤的心。还蔡老大最后一本时，他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而你小小年纪，却已经看《水浒》了。” 我问：“为啥事先不告诉我？” “先告诉你，你就不敢看了。” “那为啥呢？” 他不肯说，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说：“等你长大，你就会懂我的话。” 我经常琢磨蔡老大的话，一直长到十八岁，才有点懂。少不看《水浒》，是怕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打架造反；老不看《三国》，是担心搞阴谋诡计，祸国殃民。 不知这是不是蔡老大的意思。我想找他问问，可他没再来油辣杂货铺。我也问过铺里那女人，她不理我。我跑到野猫溪一带上上下下的巷子里，可是未能遇上他。如以前，我每次想知道他具体住在哪一条街哪一个房子里时，悄悄跟着他走，却总是弄丢他。他拐过一条巷子，上了一坡石阶便不见了。或许，他就是小人书里的一个人物，只能这么解释。 花痴 从我上小学开始，我们学校就跟整个国家步调一致，先去农村挖野菜吃忆苦思甜集体饭，让农民现身讲苦大仇深的故事；接着参观一个个雕塑或图片展览，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后来，经常去附近农村学农，修梯田。 学校那时事多，老有人写反动标语，打倒伟大的人和伟大的组织。出现了反动标语，整个学校就得停课，查指使写标语的背后黑手——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时查好久，直到把人抓走才了事。 我们没正式上几天课，连拼音都未学会，却会参加革命了。风风火火上完小学，开始上初中，倒也安静地上了好几天课，可马上又被送到工厂去学工，回来后，学习中央十三号文件，捡废钢铁，要我们为支援国家建设做贡献。 我们这些学生先是把家里有用没用的铁锅铁锤剪子交上去，后来没交的了，就去江边那些工厂倒垃圾的地方，翻找扔掉的钢铁边角料、废钢铁破碎机和破碎零件。 运气好，可以捡到一两斤;运气不好，就什么也捡不到。老师说，每个同学有定额，完成定额得一面红旗，超额多得红旗。完不成定额，得白旗。学期末评选五好学生写鉴定好坏，以得红旗白旗的多少而评定。 由此，捡废钢铁成了我们这些学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垃圾堆时，我经常遇上一些小孩子，他们说完不成任务，那只能到厂里去捡。 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有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那儿，像一尊雕像。每次我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有人说她是花痴。 她有一张女孩子的脸，永远不老。可是我却怕她。她的眼睛盯着人看，不转眼，好像要把你魂勾走。 有一次我捡了废螺丝和阀门去收购站卖，得了五毛钱，正在高兴，花痴走到我眼前，一把抓住我的手。我想甩开她的脏手，可她的手有劲，我只能跟着。她朝桥洞下走，走到那儿，她扔下我的手就走掉了。 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可是我马上看到了发锈的铁块和旧钢板。蹲下身子来，一个劲地往篓里装。 我上到石桥来，她不在了。 后来好久也没再遇上她。有人说，她遇上另一个脏人，是一个要饭的，这回两人要结婚了。 母亲知道了，感叹地说：“这下子好了，有人疼她了。” 1976年，毛主席死了，我们忙着做纸花，开追悼会。接着“四人帮”倒台了，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那片地区每块地都震动了，人们敲着锅盆纷纷走出家门游行庆祝。 我跟着学校的队伍，加入数万人的游行大队伍，绕着弹子石野猫溪一带走了一大圈。这个世界究竟有何变化，我不懂，但是看到有的人是真流着泪欢呼，知道是好事，大好事。我们队伍朝中学街行进，那是大坡石阶。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了，她下着石阶，逆着我们走。那天阳光很好，照着她的脸，她的头发剪短，像个男孩。 我走出游行队伍，跟着她走了一段。她对我们的游行一点反应都没有，她走得专心专意。 后来我在小石桥上再看见她，她仍是脏脏的，看江呆呆的，看人勾着魂。我注意到她是一个人，身边没有母亲说的疼她的那个男人。 园系讲完，我们都没说话， 代课老师 她迷惑的眼睛黑又蓝，发着光，看我时，像一滴滴柔软的清水挂在眼眶里，随后，轻轻掉在脸颊上，流着浸入皮肤里了。 我喜欢上她的音乐课。她不是正式老师，可是因为正式老师休产假，一再延长假期，她也就一直给我们上课。 那个雾霭渐渐浓厚的上午，我坐在第二排里，安静地品尝她的声音，“doremifassido.”我跟着哼唱，入神地看着她。 那天不知为何，放学后同学们都飞快地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我孤独地坐在那儿，不想回家，也不想呆在教室里。她经过，看着我一会儿，然后问：“你要不要到我家里玩一会？” 我点点头。 她带我回家。那可能是我见过最好的房子，在江边粮食仓库的左方，一幢洋房，临江带卫生间。她说是她父母留下的，交了一大半给国家，小半她和妹妹住。妹妹下乡当知青，现在就她一个人住。她进屋子里洗澡。我放下书包，拿起桌上的笔纸，想画点什么。我的手一阵颤抖，却什么也写不出。她在浴缸里，浴液的芳香混合她身体的气味，向我袭来。 我朝浴室走去，大着胆子从未关严的门里看，发现她整个身体在水里，手中拿着一本书。 她看见我，点点头，便大声朗读起来： 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我靠在门上听傻了，尤其是她朗读得有声有色，把我带入一个懵懂神秘的世界。她问：“你喜欢吗？”我仍在那个世界里留涟，她问第二遍时，我才发现。 我说：“你读得真好。” 她很高兴，招手让我进浴室。我问她：“老师，你读的是什么书？” “是英国小说《简爱》。刚才呀，我读的是里面女主人公简爱对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先生最有激情的一段话。”她放下小说，“知道吗，我给你读的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我都可以背下来。” 看着我好奇的眼光，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罗彻斯特先生，但是我要找他，哪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他那样的人，嫁给他。” 我说：“我也要去找罗彻斯特先生。” 她大笑起来，然后抓了一条毛巾，擦身体，大方对着镜子照，她的裸体真美。我看得反倒不好意思，就掉转脸。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说：“看吧，没事。” 我干脆转过身体，调皮地说：“看够了，不看了。” 她穿上衣服，叫我把书包背上，说：“来，我送你回家，不然你家里人会担心的。” 又隔了一周，上音乐课，却是原来的老师，长得肥肥的，胸前有奶印。那个我喜欢的代课老师从此再也未在学校露面。我去她的住所找过，可是没有人。从此音讯杳无。 十一岁时，四姐借到一本《简爱》，我如获至宝。趁她不在，我趴在阁楼的地板上看。看不懂的字，我查父亲的词典，弄清楚了里面的故事。看完那小说，是一个清晨，我哭得很伤心，我真的想长大后嫁给罗彻斯特先生。四姐醒了，说：“你在干什么？” 我不理她。我想到了代课老师，想到我去她家的那个下午，她说话、洗澡的样子。她就像一阵不可捉摸的风，一团解不开的云，一个握不住的影子，一个梦中之梦，可惜，瞬间便消隐了。 四姐发现我手里的书。“你偷看我的书，这还不是一个小姑娘能看的，再说你看了整整一夜，费了多少电费，看我不告诉妈妈。” 我说：“你告吧，不过在你看完之后。” 四姐开始看，带到学校去，上课时放在课桌下面偷偷看。看完之后，她也哭得一塌糊涂。她没有告诉母亲我费一夜电费的事。四姐说，她长大了，想嫁给罗彻斯特先生。 我心想，我也想嫁给他，我的代课老师也想嫁给他。这么多人嫁给一个人，行吗？我想问四姐，可是看到她那样坚定的决心，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邻居周姐 周姐是独生女，可是她母亲是个爱嫉妒的人，丈夫多看女儿几眼，她也不高兴。周姐不到周岁时，就被送到外婆家养，养到她长大要去下乡当知青了，才让回家。 院子里的人总是对周姐说：“你不是你妈亲生的”。 周姐说：“不准你们这样说我妈。” 后来，因为是独生女，当工人的父亲一退休，她就从乡下顶替回城。 周姐家本来有一个六号院子里最大的房间，但是她母亲不想与女儿一起住，就以大换了两个小小的房间，一间在后院，一间在我家阁楼边上。所以，我打上小学后，早晚都能看见周姐。 “我看见了。”她的房门打开，她坐在地板上对我说，“还未结婚。” “你在说什么？”我问。 “他不会结婚的，即使结了婚也会离掉，我知道他。他有时是天使，更多的时候是人面兽心的魔鬼，为此我很累，很疲倦，也很兴奋。”她的眼睛眨个不停，像在眨掉什么不喜欢的东西一样，这是她最动人的时候。 我一派认真地听着。 “他三十二岁了，但爱他、为他而狂的姑娘不计其数。他有挥霍不尽的感情，挥霍不尽的精力和时间。在经济上，他一穷二白，可更显得他的精神富有。钱是能用尽的啊！感情也不能用尽。做人啊，得明白这一点！” 她的声音低沉，从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点上火，吞云吐雾。 她吸烟的样子让我好奇，身体有些扭着，捏着烟的一只手举得高高的。老女人老男人吸烟不新鲜，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吸烟，让我左看右看，都觉得优美。她把香烟递向我： “来，进来吧，尝一口。” 我走进去，也坐在地板上，害怕地接过来。吸了一口，呛得我咳起来。 我说：“这东西不好吃。“ “你太小，不懂。“周姐说。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素慧。你叫我周姐吧。” 有好几个星期，早晚都听得见周姐与她母亲在争吵。声音低低的，听见有人上楼梯便停住了。早上我上学时，她的房门紧闭着，傍晚我放学回家，她的房门锁上一把锁。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母亲在天井里晾晒衣服，大厨房里好几个女人的头神秘地聚在一起，她们悄悄地说着什么，听到有“素慧”两字，我便用心听。原来周姐不见了，说是跟一个什么男人私奔了。她母亲气得要要死，到得托人找，也找不到。 我觉得周姐真勇敢，心里为她祝福：菩萨啊菩萨，你要保佑周姐幸福啊，她该得到幸福。 青萍 在这条街上，从来没有与我一样大的女孩，想和我认识一起玩。这天院子里来了一个女孩，对我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家鸽子？” 她说他们一家五口，从南岸下浩搬来九三巷好久了，爸爸在船上工作，妈妈在烟厂上班。家里三个女孩，她是老二，十二岁了，叫青萍，姐姐叫青莲，妹妹叫青英。站在我家阁楼里，她并没急着去看鸽子，而是看桌子上的小圆镜。她把镜上的几点灰尘抹了抹，对着镜子照起来。她眼睛是单眼皮，颧骨突兀，看上去很成熟，不像十二岁，倒可看做十六七岁。 我指指天窗，上面有鸽子在叽叽咕咕叫。 她朝上看了一眼，说：“我可以上梯子吗？” 我点点头。 她爬上去，看了看，一分钟不到就下来了。“你怎么不爱讲话。一条街上的小娃儿就你不肯说话。” 我说：“你就不是来看鸽子的。” “对啊，我是来看你的。” 她说着躺在我家床上，马上讲起她的姐姐喜欢上一个男同学，在偷写情书，。那人不爱说话。他们一起过马路时，他会拉着她姐姐的手。 “哇，”青萍说，“爱情，真让我疯狂。” 她说得像一个谈过恋爱的人。 我说：“你要是这样在我班上，老师非给你一个警告不可，说你思想有问题。” “我才不怕。”她悄悄地对我说，“我给你背我姐姐的情书吧：‘我非常迷恋你的脸、手指以及沁在你皮肤表面的汗珠。我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那个人都已消失。我再也想不起来，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灼痛的感觉，幸福地窒息过我。这个人那个人我混淆不清。我只能缴械投降。我不要骗你骗自己，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 她停止了。 我呆住，这比我的音乐代课老师都背得有感情，仿佛她自己在恋爱一样。 青萍说：“我妈妈不会同意的。我姐姐马上要高中毕业了，要下乡，他们会去不同的农村。姐姐说，以后再遇到，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没有见过她的姐姐，我读过的外国小说里都有爱情，知道一男一女相爱是好事，可还是不完全懂。我能感觉到一个人深深地注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不管他们离得近还是远，他们的心在一起。我就这么对青萍说了。 “哇，你不是木头人，你懂爱情。”青萍闭上眼睛，声音缓慢地说：“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与心上人离得很近。那儿有白色的窗帘在拂动，蔷薇爬上了花架。我在幻想，我真的在幻想。” 我看着她，充满了新奇。没过一会儿，她翻了一下身，把手伸进自己的裤子里摸着。她叫我：“你来躺下，来摸摸我这儿。” 我吓了一跳，站在那儿没动。 她不管，她摸着自己，身体蠕动起来，挣扎起来。 我见过大人们做这种事。我们这一带的几个大院子，解放前差不多都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建造得很结实，堂屋都有雕花，可是时间久了，没有维修，好些地方都破了，人住在里面，只能凑合。若是你不经意，经过一些角落取东西时，就可看见屋里人在做那性事。祖孙三代住一个屋，做那事，脸厚的，也就不怎遮掩。小孩子因此经见不鲜。可头一回见同龄女孩做性事，且自己做，真是让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只有逃，飞快地下楼去了。 没过多久，青萍下楼来，对我斜视，歪了一下嘴。第二天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进校门时，我看见她。她也看见我，不过却像完全不认识一样。 后院 六号院子有十三户人家，整个院子依山势而建，前院是一层，带天井和两个厨房，住了十户;后院是底层，虽从大厨房旁的楼梯下去，但也是朝阳的，那儿有三户，还有一个小厨房。 后院靠里的一间住了对中年夫妇，稍稍受了几天笔墨教育，很清高，与院子里其他邻居不来往。他们上下班准时，吃了饭就是两人打纸牌，也看古典小说，然后睡觉。 有一天两人打牌，吵架。吵得楼上边上邻居都听见了。当晚两人同室分床而睡。 女人在纺织厂上班。那天下班很早，她借了梯子，包了头布，把墙漆上绿色。 墙上有面小镜子。扫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女人对贫苦的生活腻透了。她知道，这种生活再也不会出现奇迹，这种生活就是这种生活。 她接着干活，直到深夜才收工。男人在床铺边打了地铺，已熟睡。她洗了脸、脚，上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可以在古典小说里宣泄，弥补在现实中的缺憾，她厌恶自己。小说中的那些狐狸鬼妖，可以有爱情，终归有情人终成眷属，有安宁的生活。可小说看完，她还是那个清早得去纱厂上班的女工，丈夫还是得上船当船员。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她决定，要么全部弃之;要么，逃离现实，走入(刪更(另)一个世界。她下床，躺到丈夫身边，想摇醒他。 她不能够，她退回自己的床。 他翻身，打着呼噜，没多久说起梦话：“你这个女人……”她想要听他心里在想什么，便接他的话，“我这个女人怎么啦？” 他一听，就说开了，说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说他情愿要一个婊子也不想要她。他说他们曾经有过孩子，后来她小产了，那孩子不是他的。他说女人在没认识时是天使，认识之后便是魔鬼。他说了整整一夜。 她吓坏了，原来自己在他心里是如此面目。她撕自己的睡衣，扯被面。 他还是睡得跟猪一样实。 从那之后，她开始抽烟，抽得很厉害。 有天她到江边礁石上透透气。没一会，来了一个陌生女人，下巴有颗痣，向她要了一根烟，两人抽起来。她问：“你抽了多长时间了？” 陌生女人说：“我戒烟好多年，家里那个男人一看见我抽烟，就脸色发青，手直抖。可是看到你坐在这儿抽烟，我烟瘾又发了。” 她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烟。陌生女人问：“怎么啦？” 她吐出烟雾，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坚定地说：“我要去寻找幸福！” “幸福？何谓幸福？”陌生女人问。 “父亲、母亲，包括我的丈夫，都没人给过我，我也未给过他们。” “所以你渴望。”陌生女人说，“根本没有幸福，像爱情，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知道这一点。说它有，不过是漂亮的装饰，自欺欺人罢了。” 陌生女人说完，伸手轻轻地拍拍她的背，然后默默地离开。当她回头望，那女人已在山腰上变成一个小黑点，渐渐消失在她视线里。 小三妹 池塘边的草，风吹过，便偏向一边，带动池塘中的水，泛起一轮轮涟漪。 小三妹穿一件红毛衣，正在树下拾熟透了掉在地上的红果子。树不高，但果实累累，可是不能吃，吃起来像豆腐渣，酸得可怕。 冯姨去上公共厕所，经过那坡地，无意之中回头，发现小三妹在树下。等她上完厕所，原路返回，还没花上十分钟，就发现女儿小三妹已不在树下，也不在池塘边。她急忙奔到池塘边，池塘波纹闪耀，晃动的光线里仿佛有两只小手在乱抓在挣扎。 冯姨想也不想，便跳进池塘，捞啊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树上的红果子直往塘中掉。她的身体漂浮在水面。 “小三妹，你在哪里？”冯姨的声音在风中传得很远。她觉得自己托着女儿走上了池塘。她和女儿一起倒在红果子树下。树上的红果子还在掉。一些在水里，一些在她们身上。水中的红果子似乎很空、很轻，漂浮在水上，像小气球。她伸过手抓起一颗，咬了一口，才知红果子很甜，人们以前说这红果子难吃，原来是假的。 压在她身上的红果子很沉很重，像铅一般。红果子越堆越高，越堆越重，如一座山压着她。她拾起一个又一个向池塘里掷去，溅起的水花，发出一种令人恶心呕吐的气味。 小三妹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是个至今也未解开的谜。或许她根本就没死，不过在那一刻失踪了，离开了冯姨和丈夫。冯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女儿的到来、离去，频频闪现在冯姨的脑海里，这像一个梦！但又不是一个梦，不过是她生命中遇见的许多稀奇古怪、又无法诠释的事中的一件而已。 冯姨老得很快，说话迟钝，走路老态龙钟。没办法，她遇见不认识的人，就讲小三妹死的事。然后她抬起头来，凝视天井上方碧蓝无云的天空，如同重新凝视那过去了的一切。 在小三妹失踪后，冯姨夫妻俩在六号院子又住了两年，也就是在我进小学那年，他们搬走了。 观花婆 观花婆来跳神，念咒语，用巫术治病，几乎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每逢院子里有人生病，就会遇到观花婆来，对着西天方向顶礼膜拜，烧香请愿，有说有唱，舞跳得更奇，有的观花婆脚上有铃铛的脚镯，不必跳舞，走路声音就非常好听。那些观花婆穿戴也像小人书里的古时人物。 我满四岁那年，后院的邻居钟妈妈病了不吃不喝，大睁双眼在床上，不认识家里人。观花婆来了，头顶红布，闭上眼睛坐于椅上，双足踏行状，划火柴烧买路纸钱。一分钟不到，她称进入阴司，叫屋子里的人不要出声，之后自称死去的爷爷，声音倒是极像，说是钟妈妈的祖坟进水。钟家去修好坟当天，钟妈妈从床上坐起来，大吃稀饭三大碗，病好了。 我们家六个孩子，倒是贱长得很，较少生病，一般都是父亲给我们一些药片就解决事，没有请过观花婆。惟有一次，是我左臂拐肘扭了筋，母亲正巧在家，趁着天黑，把我扭到院子后面水沟那个巫医家。巫医神秘兮兮，她拿腔拿调，本不想治我，后来母亲让她改主意了，便给我抹了一种自制的黑乎乎的东西，说了几句莫名奇妙的话，一股电波穿过我的左臂，疼痛马上减轻，等回到家，手好使如初。 好多年后我才弄懂，那个治我手的巫医为何那般情形。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观花婆巫医是封资修，统统打倒，巫医转为地下营业。 卖花姑娘 1969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学校每隔一两个月会组织学生看电影。那时电影先放纪录短片，全是中央领袖视察什么地方，再放国产故事片《地雷战》、《地道战》和《战铁道游击队》一类，打打杀杀，轰轰烈烈。 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时，电影才开始好看。二姐这么说，并给给我的五分钱，理由是我上小学，该鼓励一下。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进电影院，我很激动。电影里人都不怕死。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发表看后感想，轮到我了，我说：“电影真好听，可是呀，生活中有没有这种连死都不畏惧的人？” 班主任老师把我批评了：她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人。” 二姐不知怎么知道了，说后悔给我钱买电影票。从那之后，我怎么找家人要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他们都不给我。 九岁那年，班主任老师说：“这回我们要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票很紧张。听说不错，是个看了必哭的电影，得带两条手绢才行。你们先到班长那儿报名。” 我报了名，可是要交钱时，却没钱。 因为要带两条手绢的说法，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好奇。我跟着学校的队伍去石桥广场的电影院，因为没有票，当然没进得了门。 本来我很不高兴，到电影售票处一看，票早售完，可仍有好些人呆在那儿。我不知他们呆在那里做什么。便也站在一边。 没过几分钟，电影上演。售票处边上有个扩音机，可听见场内电影。这回连纪录片也没有，直接放电影。原来如此，这些人在这儿都是为了能听电影。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 提着花篮上市场。 走过大街，穿过小巷， 卖花卖花声声唱。 花儿虽美，花儿虽香， 没人来买怎么样。 满满花蓝，空空小囊， 如何回去见爹娘。 场内一片欷歔哭泣之声，场外也是一片欷歔哭泣之声。 听到花妮的小妹顺姬因偷吃地主家红薯，遭到毒打，绊翻炉子上炖着的参汤，被烫瞎了眼。我哭得直用袖子擦眼泪。 ??电影散场了，电影院的出口涌满了伤心欲绝的人。那是在侧门，有一条长道通向街，我逆着他们走，从侧门进了电影院里。场内居然没有人把守。我进厕所里躲起来。观众走尽后，我听见工作人员在里面一排排查看，收垃圾，后来朝厕所走来。我把自己关进蹲位小门里。工作人员走后。我也不敢出来。 过了好久，我才打开门。从另一个门里也钻出一个小脑袋，是一个大我好多的女孩子，我俩不约而同做了一个怪脸：英雄所见略同。 进到场子里，已有不少观众。我们找了一个最后边最角落的位子。 真是太好了，终于看到花妮是个瓜子脸的大美人;顺姬呢，模样可爱又可怜，她瞎的样子，不管发生任何事，你都会同情她的。还有那些花，真是我见过最美的花;那歌真是我长那么大最打动我的歌。 那天我回家时已是很晚了，街上都亮了路灯。 我下着中学街长长的台阶，不知道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暴风雨等着我。可是我心里被电影充得满满的，我准备全盘照实说来，为了《卖花姑娘》，我甘愿承受任何惩罚。 可是到家后，除了父亲，其他人都不在。父亲没问我去哪儿了，只是说，“以后不要这么晚回家，让大人担心。” 我眼圈本来就红，这么一来就更红了。父亲说：“快吃饭吧，菜都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