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出局-透资》 第1节 聂大跃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收购“岳洲稀土”。他甚至对自己的综合素质产生了怀疑。怀疑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对资本的驾御能力只能从事产品经营，根本就不适合介入资本运做。他想起了家乡岳洲的一句土话——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他现在的情况比这还糟糕。没那么大的头戴那么大的帽子最多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他现在处境比活受罪要严峻百倍。由于大举透资，他所面临的直接压力就是被证券公司强行平仓，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立刻破产。对于一个白手起家逐步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老板来说，有什么情况比企业面临破产更糟糕呢？ 聂大跃恐惧了。是那种心里突然一下子被彻底掏空了一样的恐惧。这种恐惧三十年前他曾经历过一次，现在又再现了。 三十年前，聂大跃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二十里之外的矿上玩。玩着玩着，他们对矿上的水塔产生了兴趣。于是，几个同学打赌，看谁能爬到水塔顶上。最后，聂大跃爬上去了。站在高高的水塔顶上，接受同学们的欢呼与祝贺，十里矿区一览无遗，还能远远了望岳洲县城，那份感受，是站在地面上的同学无论如何都体味不到的。但是，当他享受完这一切之后，却发现自己下不来了。 水塔呈圆形。下面略粗，上面略细，但是，在接近塔顶的时候，塔体又突然粗了一圈。聂大跃他们刚刚学完虹吸现象，知道粗出的部分是水塔的蓄水池。而无论是下面的踏身还是上面的蓄水池，外面都有梯子，是那种镶嵌在塔身上的钢筋梯子，所以，爬上去并非不可能。第一节梯子离地面很高，超出他们能够着的高度，可只要搭个人梯就能上去，而只要够着第一节梯子，就可以一直爬到接近塔顶了，但是，在接近塔顶的时候，由于头顶上蓄水池比脚下的塔身突然粗了许多，麻烦了。其他同学就是爬到这里被挡了下来。聂大跃在这里也被阻挡了一下，也差点退了下来。他当时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和思考了一下，尝试着再攀上一节梯子，使双手收到了胸前，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梯子，腾出右手往上伸，抓住上面蓄水池外面的第一节梯子，抓紧，抓牢，用力往里收，再松开下面的左手，抓住右手握住的那节梯子。当他两只手同时抓住蓄水池外面那节梯子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子是向外仰的。这时候，双脚已经不受力，和没有踩着梯子的感觉差不多。当时，聂大跃紧张了一下，不过，他挺过来了。聂大跃有手劲，几乎完全凭着双臂的力量又往上攀了两节，终于让双脚站在了蓄水池的梯子上，登上了塔顶，这才有了接受欢呼和登高望远。可是，当他下来的时候，这招不灵了。主要是他的脚没办法在下面的梯子上踩踏实。而如果他不能在下面的梯子上踩踏实，他就不能松开上面的手，否则，肯定是一个仰面倒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聂大跃浑身肌肉高度紧张，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试探了几次，没成功，而且，腿肚子打抖，根本使不上劲。下面的同学也早已停止了欢呼，吓得连声也不敢出了。那一刻，聂大跃恐惧了，极度的恐惧，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他强迫自己排除杂念，克服恐惧，咬着牙，重新爬上塔顶，但这一次感觉比刚才上来的那次艰难多了，仿佛每一节都有生命的危险。好不容易重新爬上去，一屁股坐上面，号啕大哭。 三十年之前，小小年纪的聂大跃就亲身体味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并且深刻理解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按说教训深刻，他再也不会犯类似错误了，没想到三十年之后，同样的错误换一种方式又重演了一遍。 三十年前，尽管一向标榜自己勇敢的聂大跃被吓哭了，尽管他在同学们面前彻底丢脸了，尽管他被工人师傅臭骂了一顿，尽管矿上扬言要把他们扣下让学校来领人，尽管矿上的工人威胁说他们行为将被写进个人档案，影响他们终生，但是最终，他还是被矿上的工人安全地救了下来，而今天，还有人能站出来救他吗？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吗？ 今天这种局面是聂大跃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当下市场的热点是资产重组，而“岳洲稀土”是典型的重组概念股，这些天一直涨得很好，几乎天天涨停板，偶尔几次受大盘回调影响，加上重组消息毕竟没有最终落实，“岳洲稀土”也出现过回调，但每次回调都是新资金抢筹的好时机，所以每次都能重新收复失地，第二天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继续飙升，像这样连续三天天天跌停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特别是这种情况发生在重组合同正式签定，第一笔资金已经到位的情况下，更令聂大跃百思不得其解。 聂大跃现在有些后悔大举透资了，因为如果没有大举透资，那么不仅每天的资金损失少一半，而且也不会担心被别人强行平仓。 他妈的！ 聂大跃心里骂了一句。不知道是骂证券公司，还是骂市场，或者干脆就是骂他自己，但毕竟已经骂了，尽管只是在心里骂，并没有骂出口，却也立刻感觉舒服许多。他没想到在心里暗暗地骂脏话也能让人出气，难怪那么多人戒不掉国骂呢，敢情国骂还有这功能。 出气之后，聂大跃心情就平和许多，就对自己的行为甚至券商的行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啊，聂大跃想，我不透资行吗？不透资，第一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控盘，“岳洲稀土”是升是跌是升多少还是跌多少，完全不受我的控制，那不更加乱套？第二，如果不透资，我能在二级市场上获利这么丰厚吗？而如果不靠二级市场获利丰厚，我哪里能有那么多的资金填补“岳洲稀土”这么大的窟窿？如果再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灰色开销，考虑到正式接手“岳洲稀土”后的技术改造和激活经营资金，那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透资是必须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透资，凭他一个并不出名的民营企业要收购“岳洲稀土”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现在面临严峻，但当初的透资并没有错。 那么，证券公司是不是就错了呢？ 聂大跃采用换位的方式重新思考了一下，感觉证券公司也没有错。证券公司之所以要给客户透资，无非是满足客户贪婪的需要。当然，他们自己也得利益。一方面，透资越多，客户的成交量就越大，证券公司的交易费收入就越高。另一方面，透资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证券公司透资给客户的利息，肯定高于证券公司支付客户保证金的利息，如此，除了增大交易费之外，证券公司在利息这块也能吃一点差价。但是，凭心而论，透资是有风险的。客户赚了钱还好说，反正帐户掌握在证券公司手里，不管客户情愿不情愿，证券公司都能及时收回自己的本金和利息，但是，股票投资是高风险投资，谁能保证透资的客户只赚不赔？而一旦客户亏损，，不但把客户自己的资金亏进去了，而且连证券公司透资给客户的资金也亏进去了，帐上钱不够偿还证券公司透资的本金和利息了，他们掌握客户一个空帐户有什么用？如果那样，那么多少证券公司都破产了，谁还开证券公司？哪个证券公司还敢透资给客户？所以，当初在进行透资的时候，就有明确协议，一旦客户发生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剩余资金可能不足以偿还证券公司透资的本金加利息的时候，证券公司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有权强行平仓。 这些情况聂大跃当然是知道的。当初他在要求透资的时候，证券公司把这些道理都是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透资协议也是白纸黑字这么写的，所以，聂大跃当然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明白是一回事，心疼是另外一回事，当这种情况真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聂大跃还是一百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关键是，他实在想不通，既然自己已经公布了重大利好消息，为什么“岳洲稀土”不涨反而跌？为什么一开盘就在跌停板的位置上挂了足够量的卖单，封得死死的。这时候即便真有人见义勇为，敢顶风买进，成交的也是前面的挂单，轮不到他聂大跃出货。这样，聂大跃手中的“岳洲稀土”就一股也抛售不掉，而如果抛售不掉，他就没有两千万现金支付岳洲市国资办，那么，按照收购协议，就是他的岳鹏实业违约，岳洲市国资办就可以按协议规定宣布收购失败，一千万首期资金罚没，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责任，其后果丝毫不亚于当年在水塔上脚下并没有站稳而上面双手松开。 聂大跃再次感到了恐惧。是那种比三十年前在水塔上下不来更可怕的恐惧。 是谁有这么大的筹码能够在跌停板的位置上挂这么大的买单呢？聂大跃想。又有谁能知道我急需要在二级市场上抛售股票获取现金来支付岳洲国资办呢？这两个疑问一叠加，就只能一个人可以做到。 聂大跃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他感觉眼下发生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市场行为，而明显带有故意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聂大跃感到脊背上有一条凉飕飕的冷汗，像蛇一样沿着他的脊背慢慢爬行。他一个激灵，脱口就出：“石峰呢？石峰在哪里？！” 这个声音是聂大跃下意识喊出来的，并不代表他真要询问别人。但他旁边恰好有人，所以就得到了回答。 “我也找不到他。两天没有开机了。” 答话的是聂小雨。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也是秦石峰的女朋友，所以，她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 这里是二十一世纪的深圳，男女之间只要能够说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你怎么想象也不算过分。不仅如此，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前两天当众宣布的，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甚至包括他们家乡岳洲市的父母官杜治洪市长。但是，宣布完了之后秦石峰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此时聂小雨的心里面未必比哥哥聂大跃好受。 “长青呢？”聂大跃又问。这次是有意识问的，问得比刚才急，甚至有点紧张。 “也找不到。”聂小雨说。 “找万冬梅，”聂大跃说，“快！找万冬梅。她一定知道魏长青在哪里。” “找了，”聂小雨说，“她比你还急呢。” 万冬梅是魏长青的老婆，正宗的结发夫妻，一贯老大老实的丈夫突然失踪两天，万冬梅当然比谁都急。 “怎么，她也找不到长青？”聂大跃问。 聂小雨点点头，算是回答。 “那就是有人暗算我们了，”聂大跃说，“要不然不会这么巧。是不是他们俩被绑架了？” 聂小雨没有说话，这时候她站在窗户边，眼睛看着窗外，但不是具体看哪个目标，是那种非常茫然的看，或者说是看呆，相当于发傻。 “报警，”聂大跃说，“对，报警！打119。” “是110。”聂小雨说。 “对，打110。”聂大跃说。 聂大跃说着就要打电话。 “等一下。”聂小雨说。 “干吗？” “我来打，”聂小雨说，“我打给万冬梅。要报警也应当由她报。” 聂大跃想想也是。自己跟魏长青和秦石峰虽然称兄道弟，但法律上并不承认这种关系，不比万冬梅，她是魏长青的老婆，她报警名正言顺，理由更充分一些，公安局也会更加慎重。 “对，找万冬梅，让她报警。”聂大跃说。 聂小雨照办了。 聂小雨感觉自己现在比哥哥聂大跃清醒。她刚才在窗户边上并不是真的发傻，而是认真地动了一番脑筋。她不让哥哥直接向公安局报警，而让魏长青的老婆万冬梅报警，其实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聂小雨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什么人突然绑架秦石峰和魏长青，要说绑架秦石峰或许还有可能，魏长青那么老实巴交，从来都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张扬，行为方式不像富人，倒像穷人，谁会绑架他。聂小雨甚至怀疑，在“岳洲稀土”跌停板位置上面挂大笔卖单的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秦石峰，因为只有秦石峰才有能力这样做，别人就是想做，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筹码呀。但是，让聂小雨感到纳闷的是：魏长青怎么也找不到了？难道他跟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关系？聂小雨想不通，所以她让万冬梅去报警，正好可以试一试万冬梅有没有参与这件事。只要万冬梅没有参与，事情还有救。 聂小雨相信，只要万冬梅一报警，并且告诉公安局秦石峰和魏长青的车牌号码，公安局马上就能查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聂小雨知道，秦石峰的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跑不了。深圳的警察平常看起来蛮腐败，真要是办起案子起来效率还是很高的。 只要找到秦石峰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但是在找到秦石峰之前，聂小雨不想对哥哥说这些。万一是误会了呢？这年头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比如现在，外面的那些中小散户怎么知道“岳洲稀土”一会儿涨停板，一会儿又跌停板的真实内幕呢。 聂小雨现在不能跟哥哥聂大跃说这些，她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聂大跃现在的表现确实没有妹妹聂小雨清醒，他仿佛有点心不在焉，半天不说话，一说话就突然冒出来一声，吓死人的，仿佛是一个人戴者耳机在听流行音乐，你跟他说话他听不见，你只好大声地嚷，你一嚷他听见了，会突然摘掉耳机，大声问“你说什么？”反而把问话的人吓一跳。 聂大跃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的估计和妹妹差不多，已经感觉这件事情肯定是秦石峰搞的鬼，但是他想不通跟魏长青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两天他一直在想。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苦思冥想，他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不能对聂小雨说。因为秦石峰是聂小珍的男朋友，而且说实话，她这个男朋友实际上还是聂大跃有意撮合的，在最后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他不想把自己不成熟的猜测和判断随意对妹妹说。一方面不想因为自己可能是错误的判断而影响妹妹的个人感情，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万一不是这么回事，自己现在说多了，将来妹妹跟秦石峰一结婚，小两口在一起一高兴，把这段故事说出来就不好了，所以，聂大跃只能把所有的问题一个人承担，憋在心里，自己苦思冥想。 对于聂大跃来说，秦石峰不仅是他的同乡好兄弟，而且是他未来的妹夫，更是他生意上的伙伴。包括收购“岳洲稀土”这件事情，始作俑者正是秦石峰。这让聂大跃不能不多多思考，但是时间又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思考，所以，聂大跃现在就表现为心神不定和心不在焉。 “不行。”聂小雨突然说“走。我们在这里傻等没有用。我们陪万冬梅一起去报警。” “不是打电话了吗？”聂大跃说。 “那我们也要跟万冬梅在一起。”聂小雨说。 “好吧。”聂大跃说。 聂大跃现在仿佛已经没有主意了，或者说是主意太多了，反而拿不定主意到底拿哪一个主意，干脆听妹妹聂小雨的。于是，他们俩一面用手机与万冬梅联系，一面驾车去跟万冬梅汇合。 岳洲是个小地方。以前叫岳洲县，前两年改成“岳洲市”，虽然是县级市，地界也是一寸没长，但是听起来大了许多。 岳洲小是小，但她挨着京广线，这就让岳洲人沾了不少光。比如来深圳，从岳洲来深圳就特别方便。事实上，从岳洲上火车后，几乎刚一启动就进入了广东，既然进入广东了，那么离深圳就不远了。因此，岳洲虽然不大，但是来深圳的人不少。聂大跃、秦石峰和魏长青他们就是从岳洲来深圳的。 虽然都来自岳洲，但以前在岳洲他们并不认识。岳洲虽然不大，但也有城有镇有乡有村。大城市该有的她一样不缺，一件不少。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就像漂亮的女人与丑女人的关系，外表给人的感觉相差甚大，其实身上的东西和功能没有多少差别。丑女人照样生孩子，说不定生的小孩比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更健康。 聂大跃家住城关镇，也就是住县城。岳洲这一点倒是跟大城市的叫法不一样。大城市的市区往往分为几个区，小县城没有区，小县城把区改为镇，好比美女身上的rx房到了丑女身上被叫成xx子一样。岳洲县的县城就叫做城关镇。聂大跃住县城里，但是真正的老岳洲不这么叫。在深圳，碰见岳洲老乡，问：岳洲哪里个？聂大跃不能回答“就是岳洲县的”，如果回答“就是岳洲县的”，那就等于没有回答，好比人家问你是哪里人，你回答是中国人遗言，是非常不礼貌的。聂大跃也不能回答“县城的”，如果回答“县城的”，就显得生分，不谦虚，不亲切，用岳洲人的说法，就是“精怪”。聂大跃不是“精怪”人，当然不能这么回答，而只能回答是“城关镇的”。这才地道，才表明你是真正的岳洲人。 第2节 聂大跃是城关镇的，秦石峰和魏长青不是。秦石峰是上河口的，聂大跃是稀土矿的。上河口在城关镇的西北方，稀土矿在城关镇的西南方，三个地方离得蛮远，所以他们在岳洲互不相识。好在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也是稀土矿的，所以聂大跃跟魏长青说起来还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秦石峰不一样，秦石峰住在上河口，上河口离县城有几十里地，离稀土矿更远，并且秦石峰比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要小一轮，所以无论是聂大跃还是魏长青，他们在岳洲与秦石峰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河口离县城不但远，而且非常偏僻，过去除了贩运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货的人，城关镇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岳洲人说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岳洲，“上河口”是官方语言，真正的岳洲人不这么叫。他们叫上河口为“高头”。至于为什么叫“高头”，已经无法考证，反正岳洲人一直都是这么叫。现在我们只能推断，大约是上河口那个地方的地势比岳洲县城海拔高的缘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确实比县城高。从县城到上河口，现在有汽车，但是过去没有，过去上河口的人要是来县城，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两个时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时候比较麻烦，必须请纤夫拉纤。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歌曲《纤夫的爱》，所以，拉纤过程并不如歌曲里面描写的那般轻松与浪漫。现实中的纤夫是非常辛苦的，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必须光着脚，光脚才能踩稳，不打滑。事实上，那时候小溪的两边根本就没有正经的“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必须一会儿在岸上走，一会儿又到水里面走，一会儿从东岸走，一会儿从西岸走。当纤夫从东岸跨到西岸或是从西岸跨到东岸，或者遇上一段两边都是峭壁，没路可走，而必须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进时，穿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夏天还好一些，大冬天光着脚走在河水里的滋味好受吗？还有心事想着妹妹坐船头吗？ 聂大跃在城关镇住了那么多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高头”的人下来，“高头”的人要想对外发生联系就必须下来。但是聂大跃自己却一次也没有“上去”过。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倒是“上去”过的。据胡娅沁自己说，那也是她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家刚从长沙矿冶研究所搬到稀土矿来，有一年暑假，她姑妈带着表妹从长沙来岳洲稀土矿看望他们，父亲觉得岳洲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招待姑妈的，就带着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顺便买一些土特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旅游”一番。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这么说，而只是说“玩玩”。许多年之后，当胡娅沁对聂大跃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并没有显得很开心，更没有什么浪漫。聂大跃问为什么，胡娅沁说她觉得那些拉纤的人怪可怜的。光着个脚，打着赤膊，裤腿都圈到了大腿根，头顶着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胡娅沁说，她当时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觉得自己像电影里面旧社会的坏蛋，在欺压穷苦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随着经济的发展，胡娅沁当年描述的那种情况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是聂大跃最近一次回岳洲，却发现这种景象又恢复了。不过如今人们乘竹筏“上去”的目的与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们乘竹筏“上去”是为了赶路。今天的竹筏是旅游工具，人们乘坐竹筏纯粹是为了开心。聂大跃由此就想到了电视大学课程里学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理解了历史的重复总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现在交通发达了。如今的岳洲人要想买“高头”的土特产，再也不用像当年胡娅沁父亲那样“上去”了。不用出城关镇，就在岳洲火车站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市场里不仅有上河口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岳洲其他乡镇甚至来自全国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有真土特产，也有假的土特产。上河口的土特产主要与毛竹有关，包括各种竹器、竹笋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尽管每个店铺门口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上河口特产”。但这个招牌是专门挂给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着外来的客人逛农贸市场，那个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岳洲土语问：“哪里货？”店主要是回答“高头的”，本地人还要加上一句“个是真个？”店主就会说：“你是么人？我批别个依不敢批你。”这里的“批”就是“骗”的意思。可见，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学的教学质量也有名。那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约是青山绿水远离尘世的缘故，人也清心寡欲，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风。相传，当年吴子婿过韶关，最后得到高人的指点，这个高人就是岳洲上河口人。当然，这只是传说，没有人去认真考证。但是自打恢复高考以来，上河口中学的升学率每年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以至于后来有些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父母，专门托关系把子女从县城送到“高头”读中学，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石峰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直接就在上河口读的小学，读的初中，读的高中，并且果然从上河口中学考上了大学。 秦石峰上的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据说高考的时候分数很高，说考上清华北大可能有点玄，但是考上同济复旦问题是不会太大的，然而作为小地方人，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没有敢填得那么高，想着只要能上湖大就很不错了，于是就真的上了岳麓山下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确实不错。在秦石峰看起来，既然是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将来肯定就是工程师。在秦石峰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工程师”是非常神圣的三个字，当他们家住茅草屋的时候，电影里面的工程师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气车，进门木地板，过的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们镇长家强多了。然而等到1993年秦石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工程师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们系里面这些工程师的老师们，上班下班也只是骑个破自行车，没有一个是坐小车的。住的也是筒子楼，公共走廊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厨房，平常走路都很困难，到中午烧饭的时候，更是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厕所当然也是公用的，并不比上河口的农家茅房卫生，以至于不少教师都提前上班，以便赶在上课之前占用学生卫生间。既然老师都不过如此，那么怎敢指望他们的学生过天堂般的生活呢？于是，大学毕业前，秦石峰先是在心里把编剧、导演、演员统统臭骂一顿，然后认真思考，反复的调研，最后决定不当什么工程师了，而应当改行搞金融，直接与金钱打交道。不是一切向前看吗？秦石峰想，政府说是“向前看”，老百姓就是“向钱看”。既然向钱看，不如直接学金融。秦石峰是工科学士，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转换多少都要做些无用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所以，做什么都不如直接做金钱的生意效率高。 秦石峰的转行很简单，考研究生。秦石峰本以为跨专业考研究生很难，准备拿出当年参加高考的劲头出来，从头学习，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一深入之后才发现，在总共五门课程当中，三门基础课英语、政治、高等数学是完全不用重新学习的，另一门专业基础课可以从三个学科当中选一门，秦石峰的大学课程包括三十多门课，哪一门都不比金融专业的课程简单，从中凑合一门专业基础课并不困难，所以，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其实就是一门专业课，而专业课联系实际，秦石峰既然早已经打算将来转行搞金融，平常看书读报自然非常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我知识背景，所以，关于金融方面的最新知识了解得并不比本专业的学生少，学习起来也并不吃力。 在毕业论文的阶段，秦石峰将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结果就果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班。虽然内行的人知道这个“班”字大有讲究，但是只要最后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并没有本质区别。好比他在湖大上学的时候，班上也有走读生，但只要走读生最后能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与他们这些非走读生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就很讨巧，如果秦石峰不是报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么按照他的考研分数，可能就进不了人大。秦石峰认为，同样是硕士，人大的金融硕士比普通大学的还是要金贵一些，起码校友资源要丰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本他们班走读生上湖大那批同学一样讨巧了。 “讨巧”也是岳洲土话，“占了便宜”的意思。岳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会讨巧的。 1996年，取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的秦石峰自己联系了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刚开始在研究发展部搞研究工作，后来，秦石峰不满足仅仅为别人的决策提供研究参考，他希望自己能参与决策，于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新公司见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硕士，根本没有想起来问他当年上的是研究生班还是硕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于是就满足了秦石峰的愿望，录用公司资产管理部。 秦石峰发现，跳槽有时候是实现自己跨越性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来那个证券公司从研发部调到资产管理部，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难重重，不如跳槽来得快。如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决策权，秦石峰后来又一次跳槽，当聂大跃和魏长青认识他的时候，秦石峰已经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在外行人听起来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内行的人知道，证券公司所谓的资产管理部，事实上就是管理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盘的，说白了，就是坐庄的。作为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手上掌握的资金通常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风唤雨，一个字：牛！所以，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人在一起，虽然聂大跃和魏长青都是老板，而秦石峰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并且他的年龄最小，来深圳的时间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两位同乡老大哥。聂小雨刚才怀疑在“岳洲稀土”上做手脚的人与秦石峰有关，也并非空穴来风。古话讲知夫莫过妻，聂小雨与秦石峰现在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并不比旧时的正式夫妻浅，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聂小雨与秦石峰之间也适用。 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个同乡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还得益于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岳洲人，他是在岳洲县改市之后才到岳洲的。到岳洲担任市长。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聂大跃年龄差不多，也是从农村打了一个晃晃又回到城里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聂大跃不一样，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荣。杜治洪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直接从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精英，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比现在光荣。至于像杜治洪他们这样文革之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更是光荣无比，被称为时代轿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没有统一高考了，突然恢复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条比现在更加狭窄的独木桥上挤，能顺利通过的，确实不能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提并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当年他们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谈当初的感受，其中的一个说：感觉很光荣，在当时，感觉跟今天航天英雄杨利伟一样光荣。 当年那批考上大学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不敢说，但光荣是肯定的，对于杜治洪来说，光荣不仅体现在他自己身上，还体现在他父亲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他感到最对得起老父亲的，就是那一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有人说武汉大学中文系是专门培养官员的，并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员是武大毕业的，这一点不管别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亲相信。父亲杜钧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大约正是“小”的缘故，所以杜钧儒最能体会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学的那一年，正赶上批判孔老二的“读书做官论”。父亲在单位批判，杜治洪在学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来了。父亲说：“什么读书做官论，不想做官读书做什么？做官的人不读书怎么行？”说者或许无意，但是听者肯定有心，当时这话在杜治洪听起来，完全就是反动话，为此还担惊受怕好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还是听到心里去了。那时候，仿佛越是“反动话”越是容易听到心里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杜治洪踌躇满志，受着省城武汉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准备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父亲说：“那个姓徐的让别人搞技术，他自己学文当官，你上他的当？”杜治洪一打听，写那个报告文学的徐迟果然是官，好像还是什么主席，快赶上毛主席了，于是觉得还是父亲说得对，赶快悬崖勒马，改报文科，就报武汉大学中文系，将来毕业之后就回到洪湖做官，专门管一管那些多年来压在自己父亲头上的这些狗官！这么想着，杜治洪的学习就异常的刻苦，在大学里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反正当时所谓的“三好”已经蜕变成了“一好”，就是看学习成绩好不好。杜治洪的学习成绩好，每门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连续四年获得三好学生，就可以免试读研究生。谁知等到最后一年，各个大学突然取消毕业班的三好学生评选，武汉大学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的同学义愤填膺，质问学校这不是骗人吗？！准备闹事。学校为了平息事态，马上做出补救：授予杜治洪他们优秀毕业生证书，并且鼓励入党。杜治洪们仍然不服，觉得任何单位都可以说话不算话，但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说倒反而是实事求是了，别看大学里面平常吝啬的很，到了毕业鉴定的时候特别大方，反正是不花钱的礼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这样从湖北来到湖南，直接进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虽然学校的鉴定确实无可挑剔，虽然是优秀毕业生，虽然是预备党员，起点可谓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运不佳还是上头无人，熬了十几年，熬到老父亲都光荣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岁了，眼看着一批批三十几岁的后生都后来者居上了，他还是在处级的位置上徘徊。前两年岳洲县搞县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坚决要求下去任职。刚开始组织部并没有考虑他，因为地委几个头头早就有所考虑，说实话，各级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省委并不打算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人选问题跟地委去争，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毕竟泡了将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多少也有一点，最后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对地委放风：他只当市长，不当书记。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班子架构跟企业不一样，企业的行政领导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权书记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动提出只当市长不当书记，等于是甘当二把手而放弃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点让步吧，所以，最后好歹得到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杜治洪上任之后就立志要大干一场，直接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将县级市中的这个“县”字拿掉。 杜市长很坦诚，在班子的见面会上将这个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诚恳，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许。书记说：你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着。杜治洪握住书记的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将自己的左手又叠加在书记的右手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治洪当上市长后，父亲杜钧儒并没有声张，表现出只有在机关磨了几十年才能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添置了一个手机，可如今下岗职工都配手机了，他一个退休干部又是市长的父亲，配一个手机也说不上是根本变化。但手机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钧儒配上手机后，心情仿佛顿时开朗了许多，本来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一去那里，感觉谁的级别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几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里溜达溜达。更为难得的是，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至于经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达数万，尽管良莠不齐，真正事业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板的并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齐心协力为岳洲的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真能成气候。特别是有一个叫聂大跃的，据说个人资产上亿，即使在深圳也算是个人物。于是，杜治洪决定借着在深圳开招商会的机会，打算好好会会这些人，说不定还就逮着一两条大鱼。 不知道是因为排查有功的原因还是格外重视的原因，此次杜治洪去深圳，还特意带上郑天泽，并派他去打前站，配合岳洲市驻深圳办事处做做准备，市长是不能在深圳耽搁很长时间的。 招商会之前，他们先搞了一个“岳洲在深人士联宜会”。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举行。根据杜市长要求，规模宜大不宜小，尽可能把岳洲在深圳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士全部都网罗进来。广告打出去之后，郑天泽又担心来的人太多，怕接待不了，但是杜市长明确指示：岳洲再小，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这些人都是我们岳洲的财富，”杜治洪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小老板或一般的白领，但是谁知道明天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即便不能成为大老板，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岳洲的贡献。” 杜市长讲的是实话，他已经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况：每年从深圳往岳洲的汇款已经构成岳洲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汇款绝大部分不是“老板”汇的。相反，还听说有老板回家乡集资的。所以，对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能忽视。 郑副主任还是担心地提醒：要是那些农民工也来怎么办？ “照接待。”杜市长说，“不过我的担心正好相反，我怕没有那么多人来。” 杜治洪这种担心同样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一年他们搞毕业十周年活动，因为各种各样理由没有到场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认为并不得志的，而本来最让他们担心因路途太远不能赶回来的，居然从太平洋彼岸飞回来，所以，根据杜治洪的实际经验，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愿意来见家乡父母官的。 市长大人果然有先见之明，等到联宜会召开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几万岳洲人只来了几十人。郑天泽有点失望，但是杜治洪还蛮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兴还是觉得来的都是精英而高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市长蛮高兴，既然市长蛮高兴，郑副主任也就开心了。 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中央大厅举行。本来在侧厅还准备了一些席位，由于没有来那么多的人，于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厅，挤是挤一点，但是气氛反而更好。 市长坐在紧靠主席台那边第一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主席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主席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宜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宜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第一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 第3节 全场哄堂大笑。 等大家都笑够了，杜治洪接着说：“来到岳洲市担任市长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创造‘安视’品牌的湖南人就是我们岳洲人！” 杜治洪的讲话再次被打断，但是这一次不是被笑声打断，而是被掌声打断。 这时候，杜治洪才正式向大家介绍聂大跃。说：“现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为我们创造‘安视’品牌的岳洲城关镇人、深圳岳鹏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聂大跃先生！” 聂大跃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 杜市长在介绍到秦石峰的时候，相对要简单一些。事实上，在预先的安排中，这一桌并没有秦石峰，秦石峰是自己坐到这一桌上面来的。本来办事人员或许想着秦石峰不是什么老板，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最多算白领，再不然就是“金领”，但不管是什么“领”，也算不上是老板。按照工作人员事先内定的标准，只有真正的老板才有资格坐在这个桌子上。但是秦石峰不管这一套。秦石峰对自己在深圳的影响力，特别是股市上面的影响力还是有自信的。不要说是小小的岳洲，就是湖南省在这里搞什么活动，除非他不来，既然来了，挤也要挤到前面。 秦石峰这样做也不能说是他不谦虚，岳洲有一句俗话，叫“没有那么大的头不会要那么大的帽子”，事实上，真是湖南省政府在这里搞活动，不用秦石峰自己往前挤，或许就要把他请到前排就坐。毕竟，湖南的几个上市公司和湘财证券的那些人是非常想巴结秦石峰的。岳洲太小，小到他们可能认识不到秦石峰的价值，但是湖南省不小，省里的人识货。然而，不管他们识货还是不识货，秦石峰该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好在这种联宜会不是正式的人大或政协会议，只要他真的往前挤，工作人员最多是提醒一下，不可能硬把他拉出来。于是，秦石峰就在这个桌子上坐下来了。 由于不在贵宾之列，所以杜治洪事先并没有掌握秦石峰的任何资料。联宜会正式开始之前，杜治洪当然是跟这一桌子上的各位来宾先交流一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秦石峰还是不失时机地跟市长互换了名片，并且简单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杜市长记性特好，所以在轮到介绍秦石峰的时候，杜治洪并没有打结。说：秦石峰年轻有为，是股市精英，大家要是买股票可以向他咨询，我保证他免费咨询，如果他要敢收钱，你们可以直接向岳洲市政府投诉。 这样的介绍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杜治洪认为联宜会上最需要的就是掌声与笑声。 在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做人要谦虚，不要抢风头，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不是。到了秦石峰他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一天到晚只要求他们做一件事：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至于其他的一切，比如怎么做人，秦石峰他们都可以不考虑。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好百好。所以，秦石峰是不懂得什么是谦虚的。如果他要是像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样谦虚，那么他肯定不会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了。然而谦虚也不一定是好事，比如秦石峰，如果他要是像魏长青他们那样谦虚，可能他就没有机会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了。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秦石峰认识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认识的人越多给自己带来的机会可能性就越大。人好比是分子，分子活跃，与别的分子发生碰撞的概率大，发生化学反应的机会也就越大。至于认识像市长和董事长这样重要的人物，好比碰上了活性分子，不用说，给自己带来重要的机会可能性非常大。事实上，正是由于那一天秦石峰自己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上来，才使他受到市长的邀请，在第二天来参加正式的招商会。在这次招商会上，秦石峰与聂大跃和魏长青才算是正式认识。特别是魏长青，因为头一天的联宜会上他根本就没有被邀请上这一桌，如果秦石峰不参加招商会，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了。所以，抢风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时代变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秦石峰是靠抢风头认识市长和聂大跃的，魏长青不是。魏长青不属于这种性格。魏长青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完全是因为他的谦虚和实在。 那天联宜会之后，魏长青问会议工作人员：“这次活动的钱由谁出？”工作人员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候，正好郑天泽副主任从门口送客人回来，于是工作人员就将魏长青介绍给郑天泽，并说这个事情归他管。 郑天泽问什么事。魏长青把刚才的问题又复述了一遍。郑天泽回答：“政府办公室。” 那天郑主任心情特别好，因为他已经感到自己正在受新来的市长重用，回去之后，说不定能正式留在市长身边工作，而只要留在市长身边，哪怕只是当一个秘书，也比窝在政策研究室当一个副主任或主任都强。带着这个好心情，郑天泽回答完魏长青的问题之后，还主动呈上自己的名片，并问魏长青为什么这样问？ 魏长青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以为要赞助，所以就特意装了五千块钱带来。不多，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说着，魏长青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郑天泽听了一阵感动。虽然这次活动他们并没有打算要任何赞助，但是有人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令主任感动不已。郑天泽不由得认真打量了一下魏长青，再看看魏长青的名片，知道这个老乡叫“魏长青”，名片上面写着“茗湘咖啡屋”，并且还标明了两个地址，两个地址分别注明是一分店和二分店。想着在深圳能有两间咖啡屋大小也应该算是个“老板”了，但是名片上并没有说明这个“魏长青”在这两个咖啡屋是做什么的。于是，郑天泽按照官场上说大不说小的规矩，套用在这里，问魏长青：“这两个店都是你的？” “小买卖，”魏长青说，“现在生意难做。” 由于当时客人还没有散尽，市长那边还围了许多人，打招呼的、要求合影的、提问题的一个接着一个，郑天泽不能跟魏长青谈得太久，对魏长青说：“这次活动没打算接受赞助，但是你有这个心意我还是很感谢。这样吧，下次有什么活动我再通知你。” “行。”魏长青说。 末了，郑天泽又把刚才给魏长青的那张名片要回去，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重新递给魏长青，说：“以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 俩人都说了谢谢，握手道别。 回到市长身边，陪着市长一起应酬，等客人都散了之后，郑天泽想着这是喜事，应当立刻向市长汇报，于是，把魏长青的情况对杜治洪说了。杜治洪听了心里蛮高兴，当场指示：明天的招商会请这个魏长青参加。 就这样，魏长青第二天被邀请参加了招商会，并且被郑天泽特意领着跟杜治洪面对面地进行了交谈。杜治洪对魏长青的印象非常简单明确，就一个字：实。 招商会的规格比联宜会高。参加招商会的主体也不是岳洲在深人士，而是深圳市各大企业的有关人士和一些与岳洲有过接触的外商。另外，湖南省驻深办事处有关负责人，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和部分岳洲籍在深圳的企业家也被邀请出席。 招商会上，秦石峰上不了首席了，因为首席上面都标明了每个来宾的名字，秦石峰即使再不谦虚，也不至于坐到明显写着别人名字的位置上。好在秦石峰在门口正好遇上昨天同桌而坐的聂大跃。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礼教，但是毕竟生长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大地，耳闻目睹二十多年，看也看会了不少，所以，当聂大跃径直走向一个不前不后桌子时，秦石峰也正好跟着他在那里就坐。 聂大跃之所以径直走向中间那张桌子，是因为那张桌子上已经有人，并且那个人远远地主动跟他打招呼。这个人就是魏长青。 魏长青接到郑天泽的电话后，问清时间和地点，不早不迟压着点来到五洲宾馆湖南厅，却发现自己来早了。魏长青感到奇怪，难道是自己的表快了？又取出手机，看看上面的时间显示，没有错啊。于是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没有错，其他人马上就到。说着，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安排他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坐下。刚刚坐下，果然见有人来了。是聂大跃和秦石峰，魏长青赶忙欠身打招呼，并且能够叫出“聂老板和秦总”。聂大跃忙着回礼，但是心里觉得奇怪，因为他对这个能叫出他“聂老板”的人他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于是赶紧过来握手，坐下，并递上名片。魏长青在回敬名片的时候，说：“茗湘咖啡，小本买卖。二位要是不嫌弃，没事倒可以来聚聚。自家的店，别的不敢说，至少不会掺假。” “好的，”秦石峰说，“我几乎每天要去咖啡屋，反正去哪里都是去，不如照顾照顾老乡的生意。” “岳洲哪个的？”聂大跃用地道的岳洲话问。 “矿上的。”魏长青说。 “个是的？我老婆就是矿上的。”聂大跃亲切了一些。 “个是的？哪个？”魏长青问。 “胡娅沁。你认个？” “可能当面认个，她比我们低吧？” “那是个。哪天我带她到你那头喝咖啡，你认认。” “那定了个。” “定了个。” 秦石峰听说魏长青是矿上的，态度也热情不少。 魏长青所说的“矿上”就是稀土矿。 稀土矿在岳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稀土矿人在岳洲也算是非常光荣的人。前面说过，岳洲小是小，但是她挨着京广线，不但可以出名，而且可以得利。但是京广线以前在岳洲是没有火车站的，所以那时候尽管她挨着京广线，但是沾不上京广线的光。以前沿京广线南下的火车经过衡阳之后直达郴洲，然后入广东进韶关，根本就不在岳洲停车。后来火车在岳洲县停靠，完全得益于稀土矿。 岳洲的稀土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发现并开发的。发现稀土矿之后，一下子惊动了全国。过不了多久，岳洲就热闹起来。刚开始是乘汽车来的搞地质勘探和规划设计的人，后来又来了一些铁路工人。这些穿咔叽布铁路制服的人一到，马上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再后来，京广线在岳洲就有了车站，全国各地来岳洲的建设者就不用再乘汽车了，他们直接乘火车来。这些火车大部分是从北方来的，在岳洲丢下几节车皮，又继续向前面开。 被丢下的车皮上有汽车，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大卡车，还有推土机和其他大设备。岳洲人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大家伙。于是家住城关镇的小孩像是看热闹一样天天放学之后跑到铁路边看希奇。这时候，从城关镇通往老雁窝的公路也基本上开通。老雁窝就是发现稀土矿的那个山沟沟。刚开始是土路，后来改成石子路，最后终于改成了柏油路。 稀土矿可以说是岳洲人的骄傲。岳洲人对稀土矿一直都很向往很敬重。稀土矿上的人以前不说岳洲话，而是说普通话，就跟当地的驻军一样。稀土矿上的人都有咔叽工作服穿。还有深到膝盖的胶靴穿。并且矿上人的深筒胶靴自己穿不完，还有多余的拿来跟老百姓换狗肉吃。一双胶靴可以跟农民换一条狗子。矿上人指哪只狗，农民就去打哪只狗。被矿上人指中的那只狗家的主人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会欢天喜地，因为乡下的狗贱，家家都有，还有一家养了几条狗的，但是矿上的胶靴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十分金贵，自己家的狗能够被矿上人看中，并且马上就可以换上一双深筒胶靴，有理由欢天喜地。 除了深筒胶靴外，岳洲城关人还看见矿上有人穿大皮鞋的，是那种带帮子的翻毛皮鞋，岳洲人只有在电影上看过，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看过。翻毛大皮鞋比深筒胶靴更金贵，拿狗子也换不成。太金贵了，岳洲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矿上人换大皮鞋，所以街上穿大皮鞋的就只能是矿上人。街上要是出现一个穿大皮鞋的，不用问，准是矿上的，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跟如今影视明星走到街上差不多。 稀土矿上的人有钱，矿上人到城关买东西从来不还价。岳洲人尊重矿上的人，但同时对稀土矿也有一种嫉妒和愤恨。矿上的人来多了之后，城关的鸡蛋都涨价不少。 总之，岳洲人对稀土矿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因为她而骄傲，又感到她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感到一种不平等的存在。稀土矿的存在对岳洲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聂大跃当年之所以下海去闯深圳，也跟稀土矿的特殊地位有关。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稀土矿虽然在岳洲县境内，但是在行政上好像一直与岳洲没有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稀土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属于国家地矿部，七十年代属于国家冶金工业部，八十年代之后属于国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不管属于这个部那个部，就是不属于岳洲县。不仅如此，矿务局的行政级别一直不在岳洲县之下，所以矿务局根本不买岳洲县的帐。因此，岳洲人对稀土矿的复杂的情感就不仅限于岳洲的老百姓，就是对于岳洲的各级领导，这种感情也是复杂的，只不过当领导的大脑本身就比普通老百姓复杂，所以仅仅用“感情复杂”还不能完整地表达领导同志们的感情，因此，岳洲县领导对稀土矿的感情不仅复杂，而且微妙。 第4节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稀土矿上的人在岳洲是受人尊敬的。既然魏长青是稀土矿的，那么秦石峰就不敢小瞧他。再说，秦石峰也确实是经常光顾咖啡屋，最近报纸上说有些咖啡屋专门从批发市场上收购一些烂水果，回来以后把烂掉的部分挖掉，剩下的放在机器里面一搅碎，制成鲜榨果汁，几十块一杯地往外卖。自从这件事情暴光之后，秦石峰进咖啡屋就不敢喝果汁了。可是偏偏秦石峰就喜欢喝果汁，喝果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高雅，电影上的外国人就总是喝果汁，因此喝果汁还顺应国际潮流。秦石峰认为坐在咖啡屋里面喝果汁比喝咖啡更有身份，特别是深圳天气热，喝果汁确实也比喝咖啡科学。这下好了，有个熟人开咖啡屋，不求照顾，但求公道，想着这个魏长青不会因为几块钱坑自己的老乡吧。于是，秦石峰在招商会上对聂大跃和魏长青都十分热情，热情地喊二位大哥，并一再表示下次专门聚一聚，他做东。当然，秦石峰这样热情并不仅仅是老乡，必须是“老乡有用”他才能如此热情。秦石峰感到这二位大哥不仅是老乡，而且都对他有用。魏长青至少可以保证不让他喝烂水果榨的果汁，聂大跃更是他潜在的客户，要想让秦石峰不热情比不让他和果汁可能还要困难。 人是很怪的，三个人在一起，在适当的气氛下，只要有其中的一个特别热情，则三个人马上就变成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了。事实上，那天招商会之后，聂大跃、魏长青、秦石峰就真的像是结拜兄弟了，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聚，聚会的地点就是魏长青的咖啡屋。刚开始是秦石峰作为发起人，后来就是聂大跃作为发起人，反正魏长青是什么时候都欢迎他们来。当然，他们也比较随意，也不一定非得事先约定。有时候是其中的一个人先来，然后才给另一个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就过来坐坐。这一次就是秦石峰一个人来的，来了以后就给聂大跃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能不能过来，聂大跃说在外地，过不来。于是，魏长青就陪着秦石峰闲聊。聊着聊着秦石峰就问起报纸上说的那件事情，并且问魏长青听说没有。魏长青说听说了，也是听来这里的客人们说的，并且说他不理解那些咖啡屋为什么要这么做。 “赚钱呗。”秦石峰说。秦石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想着魏长青可能是故意装糊涂，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值得。”魏长青说。 “怎么说？”秦石峰问。 “用正品的水果成本也是非常低的，”魏长青说，“开咖啡屋的成本主要是房租、装修费摊销和人工工资，原料的成本是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做咖啡屋关键是要生意好，人气要旺，原料钱是最不能省的。客人都不傻，如果老板在原料上做手脚，省那一点钱，只要少来几个客人就全部贴进去了。要是客人少，就是原料不要钱老板也会亏，客人多，用最好的原料也会赚。” 秦石峰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他一听就明白魏长青讲的这个道理。秦石峰由此就相信魏长青应该不会用烂水果来做鲜榨果汁。从那以后，即使不是三个朋友聚会，秦石峰也常常光顾魏长青的咖啡屋，并且常常是带了他那一帮股市上的朋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跟他来的人都是听他高谈阔论。如果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会讲得更起劲。只可惜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旁边往往都有男朋友守着。相反，单独跟秦石峰来咖啡屋的女性都是一些明显年纪比他大许多的，而且秦石峰好像对这些年纪较大的女人非常热情，每次都是秦石峰抢了付帐，而如果是其他情况，则通常是别人买单。这是为什么呢？魏长青心里有点疑问，很想问一问，但是终于没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憋在心里，想着等到更熟悉一点的时候再问吧。 聂大跃说话算话，那一天果然把老婆胡娅沁带到魏长青的咖啡屋来。 胡娅沁一进门就认出万冬梅，说：“这不是刘工家的……亲戚嘛。” 她差一点就说“刘工家的保姆”。 这时候万冬梅也认出胡娅沁。 胡娅沁是正宗的矿上人，父亲是矿上研究所的工程师，跟她刚才说的刘工是同事，而且两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她当然认识万冬梅。但是，正因为认识，现在见面才有点不好意思。追其原因嘛，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千金，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保姆，身份悬殊太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今天在深圳猛一见面，却是以两个好朋友的妻子身份见面，本来不在一个档次上的人猛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难免有些不适应，甚至尴尬。 胡娅沁有些别扭，心里责备聂大跃不该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该不分层次地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但脸上还不能把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还要装着跟万冬梅很亲切很平等的样子，拉住对方的手摇，脸上透着笑，心里做自我调节，想着时代不同了，时间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深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眼前这个惜日的保姆变成一个和她身份一样的老板娘了，自己千万不要提当年的事情，一定要摆出她们以前在矿上就是好朋友的样子。 万冬梅有些腼腆，这时候竟然满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还是不习惯胡娅沁这么过分的亲切而不好意思。总之，她是被动的，有些窘迫。 “我去给你们榨果汁。”万冬梅说。 万冬梅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带着一脸的红走了，留下丈夫魏长青与他们继续寒暄。 魏长青是男人，可以大大咧咧，这些年在深圳闯荡也增长了见识，与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障碍地应酬，但是，他今天也感到了别扭。这种别扭是陡然产生的，准确地说是见到胡娅沁并且看了胡娅沁的这番表现之后才产生的。魏长青已经是场面上的人了，他透过胡娅沁表面的热情看出隐藏着的傲慢，于是就产生了别扭。其实胡娅沁并没有傲慢，至少她主观上想并不想傲慢，但魏长青还是感觉到胡娅沁的傲慢。或许，魏长青的感觉并不真正来自胡娅沁的表现，而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 魏长青也是矿上的子弟，后来也是矿上的正式职工，那么，他为什么会感觉胡娅沁的热情是一种隐蔽的傲慢呢？要想解开这个迷，就必须了解稀土矿的历史，了解同样是矿上的子女，但子女和子女不一样，了解同样是矿上的职工，但职工和职工也不一样，只有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才能理解魏长青为什么产生别扭。 乐洲稀土矿的第一代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支援岳洲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有极少数是当地老雁窝的本地人。胡娅沁的父母属于那“绝大多数”，魏长青属于那“极少数”。按照惯例，占“绝大多数”的移民肯定属于统治地位，处于“极少数”的土著肯定是二等公民。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国际惯例。比如号称世界上最民主与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比如现在在各方面都极力想向美国看齐的澳大利亚，比如与美国价值观基本一致的加拿大，他们都是这样。老雁窝当地的老山民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美国向来都是喜欢自己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么，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国际惯例。其实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好，小小的岳洲县的拐坷拉老雁窝也好，人性都是相通的。事实上，在魏长青和胡娅沁父母的那个年代，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国际惯例”这个说法，却也自然而然地按照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文明国家遵循的这个惯例做，可见，人性是没有国界的。 老雁窝原本就是一个小山村，远没有上河口那样出名。以至于岳洲城关的人除了少数几个喜欢打猎的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 老雁窝的山民原本靠山吃山，后来一下子在这里冒出来一个矿务局，按照有关政策，矿务局占用了他们的山林和坪地，必须安排他们工作，从此，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老雁窝山民成了吃国家饭的人。但是在此后相当厂的一段时期之内，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很明确。他们在矿务局的正式称呼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是一半工人一半农民？或者是表示他们以前是农民后来是工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少奇身上，这事才算完了。 但是，“完了”的只是表面，事实上他们跟外来的技术移民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平常看不出来，到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比如子女找对象。土著人家的女儿只要长的漂亮，嫁给移民人家的儿子倒是有可能的，尽管移民人家的父母可能不是很乐意，然而毕竟是新社会，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婚姻自由，所以这种情况在稀土矿并不少见。但是移民人家的女儿嫁给土著儿子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在魏长青那一代人当中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导致土著人家的儿子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老大难。魏长青当时就是老大难之一。 老大难魏长青最后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他既没有找移民的女儿，也没有找土著人的女儿，而是找了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找移民的女儿不可能，他愿意对方不愿意，找土著人的女儿只能找长相难看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就都高攀移民子弟了，一般不会考虑嫁给土著人的儿子，剩下的魏长青实在看不上。魏长青的父母虽然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但是魏长青自己却是在矿上张大的，算是“城里人”，并且正儿八经地读到高中毕业，所以他比父母那一辈更懂得爱美。魏长青认为女人一定要美，就是不美也不能太丑，太丑了对自己是一种伤害。 高中毕业的魏长青也下过乡，但是他到底是农民的儿子，干农活没问题，加上本来就是本乡本土，跟有些贫下中农甚至沾亲带故，所以很快就被推荐上调回到了稀土矿。在农村镀了一次金的魏长青上调到矿上进了选矿厂，虽然还是一线工人，但是至少不会下井了。在矿上，小伙子只要不下井就是好工种，有了好工种的魏长青对未来应当有更好的憧憬，对生活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魏长青那时候的要求很明确，找一个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姑娘做老婆。 这时候，有人主动给他介绍了万冬梅。万冬梅是研究所刘工家的保姆，据说跟刘工的老婆还是远房亲戚。万冬梅虽然说不上多漂亮，但她是随刘工一家从北方来到岳洲稀土矿的，有一种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起码看上去比矿上被移民子弟挑剩下的土著女子大气，所以，介绍人领着魏长青远远地一看，他就点头了。刘工来自中国科学院宁夏稀土研究所，他家的保姆也来自宁夏，万冬梅已经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矿上的生活，不想回宁夏老家的农村了，她希望就地嫁给一个工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要下井的。魏长青正好就属于不下井的，于是俩人就对上了。 万冬梅不但有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也有北方女人大气的性格。与魏长青成婚之后，万冬梅虽然没有工作，却也把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倒也让魏长青感到称心如意。虽然只有魏长青一个人挣工资，但是矿上工资高于地方上，加上万冬梅会过日子，利用矿上的空地还种了一点蔬菜，日子算不上小康，算温饱没争议。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才显得有点紧。这个阶段，魏长青的日子明显不如其他的双职工，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魏长青有一段时间还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年轻，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如果早觉悟，应该娶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土著人家的女儿，虽然长得肯定不如万冬梅，但是漂亮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转换成儿子的玩具和新衣裳，再说女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丑女人看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会顺眼。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有得有失，慢慢过呗。 当孩子大了一点之后，万冬梅的闲工夫更多了。这时候国家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矿区里面居然也慢慢有了一些小摊小贩，于是万冬梅就张罗着在矿上作业区里面摆一个面条馄饨摊。刚开始魏长青还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工资又涨了，难道还过不了？万冬梅说：“工资是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更多。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就让我做吧。” 魏长青不管她了。但是有一条：只做夜班的生意，白天不要出去。万冬梅说行。 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日本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 第5节 “你跟我一起来，”万冬梅说，“魏军先放在他奶奶家一段时间，等上学了再接过来。” “那矿上怎么办？”魏长青问。 “能停薪留职更好，不能就拉倒。”万冬梅说。 魏长青虽然舍不得矿上那份职业，但是他更舍不得万冬梅。他发现自从万冬梅赚到钱之后，人不但没有被累垮，反而比以前更加精神了，而且一精神就抖擞，一抖擞就更加漂亮了。所以，当万冬梅向他保证在深圳开面食店一个月的收入肯定比矿上一年的工资还多的时候，魏长青自己也下定了决心。 魏长青当时心里面算了一笔帐：在深圳干一年等于在岳洲干十二年，那么干三年就等于干到退休了。什么叫保障？有钱就是最好的保障。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万冬梅是对的，如今魏长青和万冬梅在深圳已经拥有两家咖啡屋，并且还打算开第三家第四家，个人资产早就超过百万，而与魏长青同期的那一批矿上的职工，如今正为闹下岗在嗷嗷叫呢。所以魏长青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找了万冬梅做老婆。 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魏长青的土著出身和万冬梅的保姆经历在今天看起来已经不是什么丑事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成为炫耀的资本。事实上，魏长青和万冬梅过去在自己的饭店或者是咖啡屋里面也遇到过以前矿上的熟人，这些熟人有些甚至是专门找上门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前在矿上都比魏长青和万冬梅条件好，并且他们与胡娅沁一样，也都知道万冬梅和魏长青的底细，但是万冬梅和魏长青在那些人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觉得很光荣。那么，今天他们在胡娅沁面前为什么会没有那份感觉呢？ 晚上睡在床上，魏长青还在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睡不着。万冬梅以为他有什么要求，蛮高兴，关于床上的事情，最近两年他们之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做这种事情女的主动的多，男的主动的少，与刚结婚那几年的情况正好相反，但女人总是希望男人主动的，因为只有男人主动才能体现女人自身的价值，所以，今天偶然发觉魏长青翻来覆去睡不着万冬梅当然高兴。 万冬梅虽然心里高兴，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她今天一定要让魏长青上赶子主动。万冬梅甚至想好了，即使魏长青主动了，她还要假装地推辞一下，吊吊魏长青的胃口。这种吊胃口的事情在他们刚结婚的年月是经常有的，但是最近几年没有了，所以万冬梅有点想。 万冬梅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人在等待的时候感觉时间特别长。 突然，魏长青一下子坐了起来。万冬梅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没笑。她要装作睡着了。 魏长青坐起来之后，看看万冬梅，他不敢确定万冬梅这时候睡着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万冬梅这时候应该没有睡着。 魏长青把床头灯拧开，并且摇摇万冬梅的肩膀。万冬梅的忍耐终于超出了极限，这时候干脆扑哧一声笑出来，把魏长青吓了一惊。 “你干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转过脸来，一脸的灿烂，反问：“你要干什么？” 魏长青见她面似桃花，突然反应过来，于是也只好“将戏就戏”，开始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但是，毕竟事发突然，加上心里面有事，总也找不到激情燃烧的感觉。万冬梅摆了两遍正确姿势，仍然发现在浪费激情，不悦，问魏长青：“你有心事？” “是啊。”魏长青说。 “什么事？”万冬梅问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干吗有心事？” “真的没有什么，”魏长青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见到胡娅沁的时候与见到矿上其他人的时候感觉不一样。” 万冬梅愣了一下，说：“我也是。” “可能是态度，”魏长青说，“这个胡娅沁的态度跟其他人不一样。” “好像，”万冬梅说，“其他人见到我们眼神里面都透着羡慕，甚至有点巴结，她的眼神里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透着一种傲气和不屑一顾。” 魏长青一惊，没想到万冬梅一个小学生竟然能和他一个高中生感受一样。但他显然不想被万冬梅小瞧，一定要在理解上比万冬梅更高一筹。 “我想起来了，”魏长青说，“她过去比我们有钱，现在仍然比我们有钱，所以她过去傲气，现在仍然傲气。” “有钱又怎么样，”万冬梅说，“我们也不向她借钱。” “就是。”魏长青说。 大约是由于终于想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魏长青又行了，那个被万冬梅等待多时的激情终于燃烧起来。 聂大跃和魏长青被卷入到“岳洲稀土”事件当中，当然与秦石峰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一天他们仨又在魏长青的咖啡屋小聚。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你用岳鹏实业的名义贷款，我给你担保，私下再签个协议，你把贷款所得全部资金以保证金的形式存在我们证券公司，全权委托我们理财，固定回报率百分之十二，你们一点风险没有，因为贷款是我们担保的。 听着秦石峰的口气，证券公司是他自己家的了。 其实秦石峰也没有完全说大话，这样的操作他们确实已经做过很多笔了，确实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即使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放款的银行也会盯着证券公司，因为证券公司有现钱，至少有可以当场变现的股票。遇到那种情况，银行的目的是收回贷款，当然是谁有现钱就找谁，要是找到聂大跃这样做实业的，即便他想还款，也套不出那么多现金呀。而证券公司也不怕，证券公司在给大户做透资的时候，大户总是要拿自己的股票做抵押，股票涨了皆大欢喜，股票跌了，跌倒一定的限度证券公司就会按照事先签订的协议强行平仓，损失的是大户自己。 聂大跃问：“你们有什么好处？” 十多年的经商经验告诉聂大跃一个基本道理：送上门的好事要留心。 秦石峰说：“我不赚你的钱，仍然以十二个点透资给客户，这样就能吸引来大批客户，这些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交易费就是我们的好处。” 聂大跃想想是这个道理，于是关心下一个问题，问：“我有什么好处？” 对送上门的生意，不问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先问对方有什么好处，表明聂大跃在商场上已经相当成熟了。 秦石峰说：“你的贷款利率加成本大约是七个点，我给你是十二个点，这个帐你还不会算？” 这个帐聂大跃当然会算。聂大跃对股票还是懂的，他当初就是靠做股票生意起家的，但是聂大跃不象秦石峰那么张扬，不但不张扬，而且还经常装糊涂。当一个生意人在生意场会装糊涂的时候，表明他有城府了。 “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如今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我老是跟不上，所以如果要做，恐怕还要你多费费心。” “那不成问题，只要大哥看得起，今后你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大约是秦石峰经常对外许愿，所以许起愿来十分轻松。事实上，要不是后来秦石峰看上了聂大跃的妹妹聂小雨，这个愿也只能就是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聂小雨比聂大跃小许多，大学毕业，现在在哥哥聂大跃的公司做事，其职位大约相当于聂大跃的助理，但是不是很明确。好在她是聂大跃的同胞妹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尽管她在岳鹏实业的职位不清，职责不明，但是权力不小。事实上，她相当于岳鹏实业“二老板”。 尽管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推断聂大跃的岳鹏实业管理混乱。其实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一些足以保障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文件还不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真正确立，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内部的关键岗位上任人唯亲也不失为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至少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二老板”高中毕业以后参校高考，分数只够上大专，但当时聂大跃已经大小是个老板了，深感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重要，于是，聂大跃坚决要求本科大学，并且愿意承担一切费用。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丝毫不影响聂小雨大学文凭的质量，高考的时候差几分并不能说明聂小雨的智商就一定比别人差，只要四年的大学努力，毕业的时候说不定笨鸟先飞呢。聂大跃认为学生接受教育的环境相当重要，把一个高考的时候分数达到清华标准的学生安排在地区师专学习，毕业的时候也未必就是第一名，同样，把一个分数只够师专的考生安排在清华上大学，四年之后也未必就是最后一名，所以，当时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的聂大跃硬是出钱让妹妹上了一个全国重点大学。 聂小雨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她哥哥的工厂，并且直接进入公司管理层，使聂大跃越发觉得这钱花的值。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聂大跃恰巧就安排聂小雨跟踪秦石峰许愿的这件事。现在想想聂大跃可能是无意的，因为像这种超出岳鹏实业传统业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聂大跃也只有交给自己的妹妹才放心。 秦石峰见到聂小雨之后，态度马上就发生了变化。至于为什么马上就发生变化，当然只能理解为秦石峰喜欢上了聂小雨。 秦石峰一下子就喜欢上聂小雨当然首先是因为聂小雨漂亮，但漂亮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聂小雨所表现的那种自信与自然，其实也只有充分自信的女孩才能表现出纯真的自然。当然，秦石峰这么快就喜欢上聂小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她不是聂大跃的妹妹，可能她也就没有那份自信与自然了，自信与自然也是要有物质基础的，否则就是装的。是装的秦石峰就不喜欢。秦石峰这些年在深圳见过太多装腔作势的女孩了。 说聂小雨漂亮当然不假，事实上，在深圳能够立住脚的女孩有几个不是漂亮的？有人说深圳是个包容性非常强的移民城市，其实在秦石峰看起来，深圳是移民城市不假，但是要说到包容性则未必，要说包容那也只能是对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包容，也就是说，女孩如果不漂亮，或者男人没有高学历，深圳是很难彻底包容他们的，最多“包容”他们几年，然后哪来哪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太多了，太多的中国人知道深圳好，如果不加限制，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对来自内地的“自愿支边人员”一样包容，深圳还不爆炸了？ 第6节 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就开始下生产队。那时候毛主席有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毛主席都说要欢迎他们去，贫下中农敢不欢迎吗？但是聂大跃他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欢迎的次数多了，农民也出现了欢迎疲劳，因此，对他们的欢迎也是有选择的。聂大跃首先就被一个生产队长紧紧握住手，既代表友好，又等于是先把好货抢到手。等大家都被抢得差不多的时候，聂大跃发现了胡娅沁，因为刚才他们站着的那个地方就只剩下胡娅沁了。孤苦伶仃的样子。聂大跃那时候并不认识胡娅沁，但是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连长的责任，于是跟拉住他手的那个队长说：把她带上吧。队长没有说话，在犹豫，或者说是在想着怎样拒绝。这时候，公社书记走过来，板着脸，看着队长，队长一个激灵，说：“好，欢迎，欢迎。” 队长是用牛车把聂大跃和胡娅沁拉到生产队的。聂大跃第一次看见牛车。在聂大跃的印象中，只有马和驴子或者他们的后代骡子才能拉车，而牛是用来耕田的。但那一天生产队长确确实实就是用牛车来接他们的。 牛显然已经意识到差它拉车不公平，像义务劳动，做样子，走得很慢。事实上，他们是在天黑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的。当他们进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黑灯瞎火，一片寂静，突然，狗汪汪汪地叫起来，刚开始是一声两声，但很快全村的狗齐声叫起来，好不热闹，像是在欢迎他们，而且是热烈欢迎。可见，狗比人热情。 队长说：“收拾公房怕是来不及了，今天晚上你先住五保户陈麻子那里，她可以住菊香家，菊香家没有男人，方便。” “你”当然是指聂大跃，“她”是指胡娅沁。 二人遵命。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入睡。倒不是陈麻子和王寡妇他们不欢迎聂大跃和胡娅沁，而是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自己不适应贫下中农的卫生习惯。对聂大跃来说，主要是身体不习惯，因为五保户陈麻子家的跳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欺生，不咬陈麻子，专咬聂大跃，上来就浑身上下一阵乱咬，咬得聂大跃像抽风，从床上跳起来，噼里啪啦对自己身体一阵乱打，还是无济于事。而对于胡娅沁来说，则主要是鼻子不习惯，因为寡妇王菊香家没有厕所，也没有马桶，而只有一个粪桶，并且该粪桶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直接就是盛大粪的，寡妇王菊香同志小便大便全部落在其中，多日没有处理，这样，她家就不仅充满小便的味道，而且在满满当当的小便味道当中还大量夹杂着大便的气味，从而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正宗的大粪氛围当中，并且该气味和陈麻子家的跳蚤一样，也欺生，不往王寡妇的鼻子里钻，专门往胡娅沁鼻子里面拱，拱得胡娅沁要呕吐，最后，不得不宁可不睡，从床上爬起来，重新穿好衣服，站到王寡妇家的院子里等待东方的太阳。 天亮，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找到队长，坚决要求住公房。队长说好、好、好，立刻为他们安排。 “公房”其实是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大房间用于储藏稻谷之类，小房间则专门给看仓库的人住的。聂大跃他们来之前，看仓库的任务由整个生产队男劳力轮流执行，现在既然他们来了，正好可以为生产队看管仓库发挥一点作用。 聂大跃是男人，又是“连长”出身，自然只能在仓库里面临时搭了一个床铺，与稻谷和老鼠为伴。虽然条件不好，但跳蚤少多了，只要白天控制不要轻易让贫下中农在他床上坐，晚上的跳蚤基本上属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半夜爬起来往自己身上拍巴掌。小房间让给胡娅沁，胡娅沁一步登天，再也不受小便大便的混合气味困饶了，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而不至于半夜三更穿衣服起床站在门外面等天明。 公房门前是一个打谷场，社会兼职是生产队的“广场”。庄稼收割的时候当打谷场用，其他时候当广场用，遇上生产队传达最高指示什么的，这里就是会场。聂大跃胡娅沁来了之后，打谷场临时增添了一个新功能——练功场。聂大跃精力过剩，又不忍心看着这么开阔的打谷场浪费，于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在打上面打几路拳。其实也就是当时学校体育老师教的“红卫兵拳”，但是贫下中农看不懂，感觉很希奇很神秘，并且把这种希奇和神秘广泛炫耀与传播，于是，当年差不多整个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都知道该生产队来了一个会“功夫”的知青，竟然有外村人专门在大清早赶过来看聂大跃“练武”的，聂大跃无意当中为该生产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生产队增添风景的还有胡娅沁。自从聂大跃和胡娅沁住进生产队公房之后，打谷场边上就亮起了一道比聂大跃打拳更实在的风景线——每天都能看见那里晾着一排女人的衣服。胡娅沁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和晾衣服。这种情况更新鲜，第一，以前从来没有人在公房门口晾衣服，现在突然有人晾了，很新鲜。其次，公房门口是打谷场，很开阔，视角宽，老远地就看到，更新鲜。最后，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晾晒的竟然是花花绿绿女人的衣服，其中包含女人的底裤胸罩甚至专门的女人卫生用品！那时候贫下中农的日子还没有完全从万恶的旧社会摆脱出来，生活质量还不高，根本没有人民公社女社员穿胸罩的，更没有把女人的贴身用品放在外面晾晒的，因此，胡娅沁把这些东西在“广场”上一下子公开展示出来，给人民公社社员特别是人民公社男性社员带来的冲击比聂大跃在打谷场上打红卫兵拳还要大。 社员是有想象力的。虽然没有见过胸罩，但年轻人那时候人人都是民兵，因为当时伟大领袖有一个著名指示叫“全民皆兵”，既然“全民皆兵”，那么年轻人当然都是兵——民兵，于是，他们马上就为胡娅沁的胸罩找了一个合理的名称——“武装带”。这下好了，无聊的时光有机会打发了，每当闲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提议：走，看武装带去。于是，一群人就嬉笑着来到打鼓场，近距离观察胡娅沁的底裤、胸罩和女人特有的卫生用品。少数调皮的年轻人不仅限于看，还想摸，甚至还当面挑逗这些物品的主人。更有几次，胡娅沁晚上收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少了其中的一两件小物品。不用说，肯定是被某个人顺手牵羊了。幸好，胡娅沁由聂大跃保护着，而聂大跃又是大家公认有“功夫”的，所以，个别人对胡娅沁的侵害点到为止，始终停留在对其物品亵渎的阶段，并没有发展到对物品主人的直接伤害，于是，这些调皮鬼的捣客观上拉近了胡娅沁与聂大跃的距离。 其实，用不着拉，聂大跃和胡娅沁本来就很近。生产队公房的大房间与小房间之间虽然有一道墙，但这道墙是象征性的。是半截墙。下面隔开，上面是相通的，凭聂大跃的“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当然，聂大跃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甚至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尽管如此，这道墙仍然没有将他们彻底隔开，至少声音没有隔开，两边的一切响动对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因此，每天晚上胡娅沁起来小便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弄出响声，但这显然比较困难，因为胡娅沁当时使用的是搪瓷痰盂，在小便的时候，即便能保证不发出液体与液体相互撞击的声音，也可避免地要发出液体与固体撞击的响声，所以，胡娅沁小便发出的响声总是要跃过半截墙从传到聂大跃耳朵里面去的。因此，如果单纯从声音上判断，他们有一种同居一室的亲近。 不仅“同居一室”，而且两个人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家务分工”也很像夫妻，与黄梅戏《天仙配》上描写的“你担水来我浇园”基本一致。况且他们俩人成天出双入对，就是回城也两个人一起，所以，当时生产队有很多传说。传说他们表面上是睡两个房间，其实早就暗中在一起了。社员们这样说当然是解闷用的，并不打算真为他们说的话负法律责任。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和胡娅沁根本就没有这么做，他们甚至连恋爱都没谈。那时候人单纯，都很要求上进，很自律，在那种把谈恋爱看成是资产阶级行为大背景下，他们是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当然，这里面有个时间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说不定他们就真就谈上恋爱了，但他们刚下去不久，就开始刮起了“回城风”，根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滋生爱情。 “回城风”把聂大跃和胡娅沁一起吹进了县农机厂。农机厂是集体性质，比不上稀土矿，但除了小化肥厂之外，在当时的岳洲县也属于大厂，能进到里面当工人也算是他们造化，比在农村当知青好多了。 俩人既然到了一个厂，关系自然有点进步。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进了农机厂之后，胡娅沁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发开了不少，加上长期相处看惯了的缘故，胡娅沁在聂大跃眼里是个女人了。二是胡娅沁送给聂大跃一双劳保皮鞋，是只有矿上的职工才发的那种翻毛劳保皮鞋。这种劳保皮鞋外面是买不到的，在当时的城关镇，穿这种皮鞋是受人尊敬的。 显然是这双劳保皮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令聂大跃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自己先开口的责任。这时候，连聂大跃的母亲都问：“这么好的鞋子是谁给你的？”聂大跃实话实说。母亲虽然还没有见过胡娅沁的面，但是就凭这双劳保皮鞋，就能够断定胡娅沁是个好姑娘，不仅现在是好姑娘，而且将来还一定是一个好儿媳妇。于是，母亲张罗着让聂大跃把胡娅沁带回来吃饭。等到饭吃完了，关系也就基本上挑明了。 那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胡娅沁大约一个月才能回矿上一次，于是聂大跃的母亲就经常让儿子带胡娅沁到家里来吃饭。理由是农机厂食堂伙食太差，你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逢周末，母亲还极力挽留胡娅沁住在家里，好在那时候人不娇气，胡娅沁与聂小雨合睡一小床也凑合。刚开始胡娅沁还不是太愿意，再晚了也要聂大跃送她回农机厂宿舍，常常是星期六晚上送过去，星期天早上又接回来，最后弄得胡娅沁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留宿。 本来聂大跃和胡娅沁的关系是在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差一点将他们的因缘断送。 那时候突然刮起了顶职风，就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提前退休，就可以由其子女中的一个顶职进去。这个风当时刮得非常凶，居然从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刮到小小的岳洲县。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时间，很多本来年龄还没有到退休界限的父母，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女进国营单位，纷纷提前退休。这股风对聂大跃影响不大，因为聂大跃的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父亲在搬运公司搞装卸，父母的单位都不如聂大跃的农机厂，白给都不进，根本就不存在顶职的问题，至于他的妹妹聂小雨，那时候刚刚上小学，还早着呢，想顶也不够年龄。但是，这件事情很快还是影响到了聂大跃，因为胡娅沁的母亲准备让她顶职。因为这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矿上承诺，即使她母亲提前退休，矿上也还是返聘她，返聘工资加退休工资并不低于原工资，等于是白给她女儿胡娅沁一个进矿上的名额，白给能不要吗？ 第7节 聂大跃对于胡娅沁顶职的事情还是蛮高兴的，事情是明摆着的，矿上比农机厂好。聂大跃从小就知道矿上好。小时候他们家邻居有个亲戚是老雁窝的，后来被征收到矿上，神气得不得了，每次矿上的亲戚来县城，带上几个矿上职工食堂特有的又白又大的馒头，邻居家都要给聂大跃家送两个，聂大跃一个，聂小雨一个，兄妹俩几天都舍不得吃，看着就高兴。与胡娅沁搞上对象后，聂大跃父母在大杂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每逢周末，母亲从外面买菜回来，总是一路谈笑风生，一路打招呼，告诉人家今天儿子的对象要来，所以要多买几个菜，并且从来都不忘记加上一句：她家住的远，在矿上，所以只好到我们家过礼拜。那时候，“矿上”就是一种身份，邻居们只要听说何家未来的儿媳妇是矿上的，立刻就另眼相看，不仅对胡娅沁另眼相看，对聂大跃全家都高看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聂大跃当然希望胡娅沁能顶职，只要顶职，胡娅沁就能从矿上家属变成矿上职工，对胡娅沁当然是好事情，况且，胡娅沁顶职之后，聂大跃自己也水涨船高，从矿上“家属的家属”直接变成“家属”。但是，聂大跃的母亲并不高兴。母亲说：是不是等结了婚才去顶职？ 聂大跃觉得母亲很愚昧，顶职是能等的吗？再说结了婚还能顶职吗？ 可母亲的愚昧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娅沁在农机厂的时候，几乎住到了聂大跃家，虽然那时候人规矩，生米并不能随便做成熟饭，但是相当于米已经下到了锅里面，只要点把火，煮成熟饭是早晚的事情。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与胡娅沁之间亲热的举动还是有的，按照当时岳洲人的土话，“谈恋爱就是摸摸捏捏”。尽管胡娅沁天生发育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平坦的胸部，对当时的聂大跃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有一次他们在这种“摸摸捏捏”的过程中，聂大跃也表示怀疑过，虽然没有明说，但大意还是表达出来：怎么你没有xx子？胡娅沁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妈讲了，结婚以后就好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谈到“结婚”，可见，如果再发展下去，离“熟饭”还远吗？但是自从胡娅沁顶职回到矿上之后，就是第一个月来了一次，以后几乎没有再来过。 胡娅沁不来聂大跃就去。有时候是聂大跃自己想去的，有时候是他母亲催着他去的。 聂大跃是骑自行车去的。从城关到矿上，去的时候是上坡，很累，回来的时候虽然是下坡，但是如果天晚了就非常不安全。所以聂大跃是很希望像以前胡娅沁到他家一样，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来。但是胡家人对聂大跃的态度可比不上何家人对胡娅沁的态度，每次一吃过晚饭，胡娅沁母亲就催着聂大跃赶快上路，说天黑了不安全。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要是真关心为什么不留聂大跃住下呢？既然不能住下，那么聂大跃就只能早出晚归，这样，他和胡娅沁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如果双方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恋爱还叫恋爱吗？ 聂大跃不傻，他感觉到了。 聂大跃就对胡娅沁说：“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可以星期六来，星期天再回去。” 胡娅沁不说话，淌眼泪。 “为什么？”聂大跃问。 胡娅沁还是不说话，继续淌眼泪，并伴随轻微的哽咽。 聂大跃再问。 胡娅沁说了：我父母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这下轮到聂大跃不说话了。大学是那么好考的吗？聂大跃不是没有考过，回城之前，招生制度改革，聂大跃和胡娅沁都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东方红人民公社那么多知识青年一个也没有考上，既然一个也都没有考上，怎么能要求聂大跃考上？这不是给聂大跃设计了一个他根本就无法逾越的障碍吗？ “如果考不上呢？”聂大跃问。 胡娅沁说：“不管考上考不上，先考了再说，起码要让我爸爸妈妈感觉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吧。” “好吧，”聂大跃说，“那我就试试。” “不是试试，”胡娅沁说，“是争取考上，实在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吧。”聂大跃答应了。既然答应了，聂大跃就真的非常认真地复习起来。 在聂大跃认真复习的这些天里，他去矿上的次数明显少起来。许多年之后，回想起那一段时光，聂大跃对胡娅沁父母的要求既表示理解又觉得荒唐。表示理解的是：夫妻俩既然都是知识分子，就一个宝贝女儿，当然希望女婿也是一个大学生。觉得荒唐的是：就凭你们夫妇的态度和你女儿的条件，要是我聂大跃真的考上大学了，四年之后还会回头娶你女儿吗？聂大跃由此感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比较迂腐。 当时聂大跃和胡娅沁的感情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很显然，如果聂大跃考不上大学，胡娅沁十有八九是不会嫁给他了，如果考上大学，他大概也不会再回头娶胡娅沁了。这就是说，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没有结婚的可能了。然而，事情往往就那么凑巧，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那一年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正好在岳洲开一个企业管理班，聂大跃虽然没有考上全日制大学，却考上了电视大学。 电视大学也是大学。胡娅沁父母没话说，同意他们结婚。 聂大跃当时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天意当初让他们结婚了，现在又打算让他们再离婚，看来天意也是随机应变的。 聂大跃和胡娅沁当初结婚以后的感情一直不是非常好，主要是长期不在一起。城关离矿上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是正因为只有几十里路，所以他们双方都没有探亲假，就老是处于实际分居状态。 三十几里路让胡娅沁跑是不合理的。那么就只有聂大跃跑。事实上，新婚期间的聂大跃道是经常去稀土矿的。但是骑自行车走三十里上坡到那里几乎把力气用得差不多了，加上在岳父岳母家不比自己家，一切都得小心谨慎，所以聂大跃的状态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疲软。男人一疲软了夫妻感情就危险了。特别是聂大跃对岳父岳母老是有一种畏惧心理，还不敢多来，来多了怕岳父岳母就会认为小伙子不好好上学，不求上进。本来就疲软，再加上不多来，这个婚姻能不危险嘛。 岳父岳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情况也大抵如此。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尤其是这样。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是进门容易出门难，这一点聂大跃深有体会，以至于后来聂大跃在深圳自己当上老板后，在招聘人才时，他还偏重于招聘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因为他知道，要把电视大学读出来，需要比普通大学更大的毅力。聂大跃自己当初就没有读下来。 没有读下来的聂大跃更觉得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就等于没有老婆了，因为老婆是跟岳父岳母住一起的。 一气之下，聂大跃上了火车，来到深圳。 聂大跃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人才与文凭是两码事，至少在香港老板眼睛里是这样的。 聂大跃来到人才市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碰运气。但是他连电视大学的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这个运气也实在是太难碰了一点。正当他准备打道回俯的时候，运气来了，因为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明确写着“急招技术师傅”，聂大跃就是技术师傅，岳洲县农机厂的技术师傅。在岳洲，谁见到谁不是喊“师傅”呢？但是聂大跃的这个“师傅”与一般的师傅还不一样。聂大跃是真的有技术的。聂大跃虽然读书不行，但是干活不错，上中学的时候搞开门办学，那时候他就学会了车、钳、铆、焊、电，这一招在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曾经发挥过作用，回城到农机厂之后更是得到提升，做“技术师傅”绝对没有问题。 招聘人员对聂大跃进行了当场测试，顺利通过。 进了香港老板开的这间电话机厂之后，聂大跃很快就受到重用。香港老板姓黄，叫黄荣发。黄老板自己就是做技术工人出身的，对技术工人非常尊敬。事实上，当时在电话机厂帮着黄老板打理的那几个香港人也都是技术工人出身，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这些香港的技术工人叫“师傅”，别看听起来跟当时国内普遍称呼“张师傅李师傅”差不多，其实在香港“师傅”的地位相当高。在聂大跃来到这个厂之前，管理人员除了香港师傅外，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厂里面被称做工程师，无论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定工程师职称，反正都是叫“工程师”。在港资厂，工程师的地位低于“师傅”。没办法，不服不行，工程师的动手能力确实比“师傅”差。 在当时，生产电话机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黄老板做的是来料加工业务，两头朝外，并不需要自己设计和计算，所以内地招聘来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协助香港师傅管理，工程师的地位当然比“师傅”低。 香港师傅当时看不起大陆人，原因是大陆人技术太差。厂里面大学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没文化，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黄老板一直想缓和这种矛盾，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聂大跃来了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开。 聂大跃来了之后把香港的师傅全部镇住了。聂大跃的动手能力比他们强。并且他还知道欧姆定律，知道公制与英制的相互换算。在黄老板眼睛里，他既是师傅，也是工程师。 黄老板请聂大跃吃饭，问：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 “他们”指的是厂里的那些大学生。 聂大跃说：“你这里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不是工程师。” 黄老板瞪着大眼，没理解。 聂大跃进一步解释：“如果动手，把配件安装在一起，焊接上，技术工人比工程师强。” 这一下黄老板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又糊涂了，眼珠子转了一圈，说：“不对呀，我这里有你们大陆的很多技术工人呀，他们怎么也不行？” 聂大跃笑。黄老板问他笑什么。 聂大跃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技术工人，是农民，是农民就不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定是在城市里的，在工厂里的。” 聂大跃的话要是放在今天或许有点绝对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这样的。技术工人首先是工人，如果连工人都不是，怎么能说是“技术工人”？而在当时，“工人”肯定是城市人，农村人不叫“工人”，叫“农民”。 黄老板琢磨了半天，问。“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城市的而是农村的呢？” “看身份证。”聂大跃说。 “看身份证？”黄老板还是不理解，“身份证上面没有写着他原来是工人还是农民呀？” 聂大跃笑。 “你笑什么？”黄老板问。 “您看不出来，”聂大跃说，“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黄老板点点头，这下胜读十年书了。于是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立刻提拔聂大跃为主管，首先管人事。 在聂大跃当上主管之后，给胡娅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胡娅沁能跟他一起来深圳。 第8节 胡娅沁对聂大跃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任何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发夫妻都是有感情基础的。胡娅沁后来还真的来的深圳，是请假来的，只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胡娅沁与聂大跃不一样，胡娅沁是矿上的人，舍不得轻易放弃这个好职业，再说胡娅沁感觉黄荣发的这个电话机厂比稀土矿差远了，连稀土矿的一个小车间都比不上，夫妻俩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押给它也太不理性了。于是胡娅沁到底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的胡娅沁决定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继续埋头读书，终于获得了函授大学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 取得大专文凭的胡娅沁并没有抛弃丈夫，但是也没有要孩子，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得不彻底，算是边缘状态吧，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聂大跃有了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们早就离婚了。 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凭身份证抽签，一个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申购表。聂大跃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一张表的中签机会太少了，于是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跟黄老板请假回去一次，理由是想老婆。 黄荣发是过来人，理解男人想老婆的滋味。于是劝聂大跃不要太死心眼，厂里面这么多打工妹，个个水灵，不如就近找一个做女朋友算了。黄荣发的意思大概是含蓄地说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不水灵，但是没有明说。聂大跃不说话，仍然说要回去，最后黄荣发只好答应他回岳洲探亲几日。 聂大跃因此就感到了资本家的人情味。在内地，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乱搞男女关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单位”的职能之一好像就是防止男女职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国家的法律对“乱搞男女关系”好像还比较宽松，所以必须要单位这一环节来严防死守。那时候，如果像聂大跃这样在单位做一个主管，跟下面哪个女工有男女关系了，除非单位不知道，一旦知道，轻者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要是赶上严打，送去劳改劳教也未必不可。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婆，遇上这一类的事情，威胁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闹到他单位去”。只要一说“闹到单位去”，男人马上就就范。现在倒好，作为“单位一把手”的黄荣发，竟然鼓动聂大跃在打工妹当中找一个相好的，聂大跃只能从正面理解，理解成是资本家的“人情味”。 聂大跃回去之后与父母和妹妹匆忙见了一面，丢下一些礼物，还没有让母亲看够，就赶到矿上，去见他的老婆胡娅沁。 聂大跃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在深圳做了几年的主管，刚开始是主管人事，后来又管定单，现在更是管全面，而且他的半吊子电大管理专业和“师傅”般的动手能力，在黄荣发的港资厂居然得心应手，实际已经成为几百号人工厂的“二把手”。这些年不但赚了一些钱，而且自信心更增添不少，所以，再去见岳父岳母也没了往日的胆怯，相反，倒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慷慨。 见到夫人，却发现胡娅沁已经有了变化。而且是由外至内的彻底变化。 从外部看，胡娅沁架起了一副眼镜，很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从内部看，平坦的胸部上居然拱了起来。聂大跃非常惊喜，打开一看，原来拱起的不是rx房，而是海面垫子。尽管如此，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倒是胡娅沁自己不好意思，说：“听说生了孩子就好了。”虽然不能肯定这话能当真，但聂大跃还是决定尝试一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这项早就该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 大约是心中有底气的缘故，更有可能是现在交通发达了，聂大跃从城关到稀土矿有直达的中巴，不需要骑自行车，没有被累“疲软”，总之，这一次他与胡娅沁“配合”得相当成功。在“配合”过程中，聂大跃非但没有小心谨慎，而且故意弄出响声，恨不能让岳父岳母听清楚。 这是聂大跃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直气壮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力，因此行使得彻底，行使的畅快淋漓。在这个过程中，聂大跃突然体味到为什么夫妻双方互称“配偶”了。原来意义在这里。配偶的关键字是“配”，交配的“配”。 完成“配合”任务之后，聂大跃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东方红人民公社。尽管人民公社早就撤消了，但是“东头”这个称呼依旧。聂大跃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小面包，直奔当年他插队的那个村。 聂大跃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款，但是算个“小款”绰绰有余。 村里面见聂大跃是包着车来的，见面之后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糖，于是活也不做了，全部集中到队长家。按乡下的规矩，见面有份。 聂大跃说明来意。当然，他说的笼统，就说是要身份证办公司用，没有具体地说是要拿去抽签买股票。老队长见聂大跃专门孝敬给他的那一条香烟和两瓶烧酒，当场就掏出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递给聂大跃，说：“拿去，反正我要了也没有用。” 聂大跃接过来，又递上五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老队长问。好像有点不高兴，嫌聂大跃见外了。或者是假装嫌聂大跃见外。 “不是见外，”聂大跃说，“身份证您还是要有的，去乡里面补办一张，就说原来这个丢了，办一张六块钱。” “那也用不了这多呀。” “剩下的您老留着喝酒。” 村民见有利可图，奉贤踊跃，恨就恨消息突然，否则应该事先应该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多收集一些，说不定还能发笔财。 当天下午，聂大跃就收集了一百多张，身上没敢一次带那么多钱，要不然还能再收一些。第二天在城关叫了以前的两个同学陪着来，直到把钱用光为止。 这几百张身份证后来全部参加抽签，为聂大跃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其实当时他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被迫卖掉一些中签表格，否则赚得更多。 人的思想其实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最容易受金钱的左右，身上的钱多了，思想就要发生变化。 有了钱之后，聂大跃就不满足于在黄荣发手下做“二把手”了，因为这是私营企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所以他想到了自己当老板。 干些什么呢？当老板其实太容易了，如果成立公司是当老板的标志，那么只要花上几千块钱，立马就有中介机构帮你实现愿望。如果说有间办公室就是当老板的标志，那更容易，连中介机构都可以免了，直接租房子买家具，自己给自己按一个老板台，当场就像大老板。其实也不仅是“像”，深圳还真有人这么做老板的。但是聂大跃要当的不是这样的老板，或许他是劳苦命，这样的老板他也做不了。 聂大跃当初的思想还局限在他那个圈子之内。 聂大跃找黄老板商量，希望自己开一个专门生产电话机塑料壳的工厂。 在聂大跃给黄荣发打工的这几年里面，中国的电信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在中国，电话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眨眼，仅仅几年就变成老百姓家的日常用品了。黄荣发原来那个完全是两头在外的电话机厂，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受着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深圳的企业与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不一样。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是小而全，不仅各个生产环节一个不少，甚至连学校、医院、幼儿园都包括在内。深圳不是，深圳的企业不仅是“纯企业”，而且是协作型的，或者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数企业是相当于把内地的企业按每个车间每个工序分开，独立地建一个一个的工厂，分工合作，专业生产，以市场为纽带，以利益为中心，共同发展。很多年之后，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内部银行化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聂大跃找黄荣发商量，他自己开一个塑胶厂，专门为黄老板生产配套的塑料机壳。 聂大跃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恰倒好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生产的电话机老是遭到客户的投诉，主要原因就是出在机壳上。聂大跃曾经陪着黄荣发多次跟供货商交涉，但是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现在电话机产量激增，深圳生产的电话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供应国外市场，一时间电话机塑料壳供不应求，于是塑胶厂对客户的投诉并不像以前那样上心。前段时间，聂大跃还曾经跟老板建议：不行我们自己上一个塑胶厂？老板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因为老板自己不懂塑胶生产，特别是开模，需要用到点火花和线切割，老板更是一窍不通，如果硬着头皮上，将来这一块必须全部依靠聂大跃，对于老板来说，如果某一项业务完全依靠下面一个打工的，那将是相当危险的。黄荣发对于怎么开模不懂，但是对于怎么当老板他比聂大跃懂，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当聂大跃将自己开塑胶厂的想法告诉黄荣发之后，黄荣发问：你让我帮什么忙？ 聂大跃说：第一是租用你那两跨厂房，租金用货款抵。 “没问题。”黄荣发说，“第二呢？” “第二是我只能付注塑机一半的款，所以需要你担保一下。”聂大跃说。 黄老板没有说话，他在想。 “反正我的一切都是在你厂里面，跑不了。”聂大跃说。 “那也是有风险的呀。”黄老板说，“说‘跑’难听了。可要是你失败了呢？比如你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呢？那么我损失一点房租到无所谓，但是注塑机那一半的钱不是要我替你背着？” “不会的。”聂大跃说，“您对我还不了解吗？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发生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我的损失比你大呀。” “所以我说有风险的啦。”黄老板说。 “那您说怎么办吧。”聂大跃问。 黄荣发又不说话了。 聂大跃再问。 黄荣发说：“第一，你要用你的全部资产反担保，第二，厂房租金免了，我占百分之十股份。” “反担保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占股份不行。” “为什么？”黄老板问。 “是你自己教我的。” “我教你什么了？” “你说过，”聂大跃说，“你说朋友宁可合用一个老婆，也不能合做一单生意。” “哈哈哈哈——”黄荣发大笑，笑够了之后，黄老板问：“假如我不答应呢？” 这一次该聂大跃笑了。聂大跃笑得没有那么张扬。笑过之后，聂大跃说：“我马上辞职，找其他老板合作。” “好！”黄荣发说，“我放心了。做老板就是要有信心有决心有原则，该让步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让步，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你已经具备了做老板的素质。你肯定会做的比我更好！” 第9节 在聂大跃创业最关键的时刻，黄老板支持了他。其实幸亏黄老板支持了他，如果黄老板没有支持他，聂大跃当初有可能放弃。因为恰好在哪个时候，胡娅沁告诉聂大跃：她怀孕了。另外他妹妹聂小雨高考达到大专分数线，如果要上本科，也需要一笔钱。要不是黄老板支持，聂大跃的钱可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黄荣发不仅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聂大跃，而且他关于聂大跃的预言十分正确。事实上，聂大跃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到1995年前后，深圳电话生产已经进入微利阶段，聂大跃比黄老板早一步看清楚市场发生的微妙变化，率先转产搞起了vcd，就是杜治洪后来在联宜会上说的那个“安视”牌产品。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黄荣发的电话机生产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加上对回归之后的政策不放心，决定移民新加坡，干脆将整个工厂兑给聂大跃，使聂大跃第一次拥有了厂房属于自己的工厂。胡娅沁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与聂大跃离婚的，理由是她怀疑聂大跃在深圳有了别的女人。 虽然是胡娅沁首先提出的，但也未必不合聂大跃的心意。说实话，最后似乎是聂大跃占据了主动。 他们夫妻的关系相当一般。在聂大跃的眼睛里，他的老婆胡娅沁更是非常一般。不仅相貌一般，而且思想一般。不错，当初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聂大跃主动的，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并不代表聂大跃从骨子里喜欢胡娅沁这个人，加上当初胡娅沁头上罩着一个美丽的光环——“矿上”，更进一步调动了聂大跃及其全家的热情，现在，这个光环正日益失去往日的风采，加上聂大跃现在是深圳的大老板，本身光彩夺目，再耀眼的光环到他这里也不可能在显示当年的威力，所以，他现在对胡娅沁的认识也就回归真实了。即便如此，如果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不是设置那么多的障碍，不是那么伤害聂大跃的尊严，或者如果在聂大跃去深圳之后胡娅沁能跟着他，那么，两个人的婚姻也还是能维持下去。可这么多的“如果”不仅发生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所以，聂大跃对胡娅沁也已经难以容忍了，这时候胡娅沁主动提出离婚，不是正合聂大跃的心意吗？ 聂大跃最不能容忍的是胡娅沁对待生活的态度。 胡娅沁明明只是函授大专毕业，最多就能算一个小知识分子，却偏要以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胡娅沁函授学的是英语，取得大专文凭后，得益于父母的关系，从矿上化验室调到资料室，后来碰上转干的机会，从工人身份转变成了干部身份，并且有了技术职称，再后来就利用工作之便，经常翻译一些东西在杂志上发表。尽管有人说那些东西主要是她父亲帮着翻译的，但至少她是参与的，并且杂志上是她的署名，所以，胡娅沁有理由骄傲，有理由按照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或许，胡娅沁属于那种事业心特别重的女人，但是事业心有时候就是虚荣心。为了事业，她没有跟随聂大跃来深圳，而选择了与丈夫长期分居。直到他们离婚之后，聂大跃的妹妹聂小雨才总结出胡娅沁的症结所在：被她父母教育傻了，一直以她父母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她对“事业”的追求其实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或者是为了让父母为她骄傲。 按照大知识分子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胡娅沁虽然聂大跃这个丈夫并不在意，但是她也绝不能容忍自己丈夫的身边有别的女人。按照胡娅沁自己后来对聂小雨说的，当初她嫁给聂大跃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对聂大跃的同情，也包括对他们母亲的同情，即便如此，如果聂大跃能够好好地待她，她也根本不会打算与聂大跃离婚，但是既然现在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那么她就一定要退出来，这是尊严问题。所以，现在胡娅沁已经正式地提出与聂大跃离婚。 聂大跃不怕离婚，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另外的女人，这样，两个人只要一接触，哪怕不是当面接触，而只是通个电话，都要吵架。这样吵了一段时间之后，聂大跃就突然想明白了，再争论关于他在深圳有没有另外的女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就是离婚嘛，离了就是，说他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无非是想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上占据主动罢了。想通了之后，聂大跃就不吵了，直接问胡娅沁：“什么条件？” “什么‘什么条件’”？胡娅沁反问。 聂大跃心里鄙视：装什么装！ 停顿了一下，呼出一口气，聂大跃说：“我们离婚你要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胡娅沁说，“只要给我自由就行。” 听口气，仿佛聂大跃这些年一直是在软禁她。 说得好听，聂大跃想，没什么条件你提出离婚干什么？没条件你硬要说我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干什么。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聂大跃还是不想与她争执，只要能顺利解决问题就行，于是说：“总得有点条件吧。” 在此之前，聂大跃还跟妹妹聂小雨讨论过这事，妹妹也不反对哥哥离婚，但是她怕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并说如果那样，宁可不离婚。所以，现在胡娅沁说没有条件反而使聂大跃怀疑她有更大的条件。根据聂大跃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女人凡是说不要钱的，那就是有更大的目标。聂大跃不怕给钱，但是怕更大的目标，因为那个目标大到多少他不知道，所以才可怕。不过，对于胡娅沁聂大跃不是很怕，因为他跟聂小雨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免谈。 “我要儿子。”胡娅沁说。 “就这些？” “就这些。” “就不要一些钱？”聂大跃问。 胡娅沁回答：“我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副健全的大脑，我能养活自己的儿子。” 聂大跃看着胡娅沁，疑惑了。按照他的理解，既然胡娅沁主动提出和他离婚，那么十有八九是另外有人了，否则中年女人不会无缘无故主动提出和丈夫离婚的，既然如此，那么当然就不会要求带儿子，将心比心，就是聂大跃自己，如果和胡娅沁离婚之后再结婚，也不愿意再娶一个带着儿子的离异女人，所以，聂大跃以为胡娅沁一定将儿子推给他，并且他也做好了把儿子接过来的准备，他万万没想到胡娅沁竟然提出要儿子。 聂大跃又想，要儿子就等于要资产，因为聂大跃就这么一个儿子，自己的事业做得再大，将来全部的资产还是要继承给儿子的，胡娅沁口口声声说不要钱，却提出来要儿子，还不是绕着弯子要他的全部资产嘛。聂大跃说不行，儿子是我的命根子。 “是你的命根子？”胡娅沁嘲笑说，“你为他开过几次家长会？半夜发烧的时候你背他去过几次矿上医院？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从会站立到会蹬下再站起来的吗？你理解他被小朋友欺负之后多么盼望着爸爸能站在他身后为他叉着腰吗？你没有！你一次都没有！现在儿子大了，你倒说是你的命根子了，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聂大跃额头出汗，无话可说。他承认胡娅沁说的都对，承认这些年考虑自己的事情多，考虑儿子的时间少，自己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成了老板了，确实得到了许多，但失去的永远失去，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宁可事业发展慢一点，宁可少赚一些钱，也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儿子身上，或者干脆自己的态度坚决一点，坚决要求胡娅沁辞去矿上的工作带着儿子随他一起在深圳生活，可时光是不可能倒流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犯下的错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中年或老年来弥补。更让聂大跃沮丧的是，他印象中那么柔弱的胡娅沁竟然这么能说，灵牙俐齿，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凤姐，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或许胡娅沁以前并不是这样，而是最近几年练就的？最近几年她基本上就在矿上，又怎么能够练就这副本领？聂大跃感叹时代的变化之快，感叹岁月的无情，感叹自己以前对自己的老婆确实是太忽视了。 又拖了一段时间，聂大跃自己慢慢想通了。想着儿子总归是我儿子，不论现在判给我还是判给胡娅沁，始终都是我儿子，这是血缘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即便儿子现在受他母亲和外婆外公的影响，对我的感情淡一些，但等他大了，等他自己成为“爸爸”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慢慢变化了，如果不变，那也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呀。于是，聂大跃最后答应胡娅沁的要求，同意儿子判给他，同时主动说：“你多少还是要点钱吧，一百万够不够？” “你少来这一套！”胡娅沁说，“我说不要就是不要。但是儿子归我。” 这下聂大跃真的没有话说了。只能相信一个人如果长期按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时间长了，真就能变成大知识分子了。比如胡娅沁。 聂大跃想好讲好散，看在儿子的份上，也不想与胡娅沁闹得太僵，于是就想找写轻松的话说。调侃到：“你是不是打算让我一辈子欠你的？” 但胡娅沁并不领情，她从鼻子眼里面哼了一声，说：“只有你们那种家庭的人才能有这种想法。你欠我的多着呢。你以为给一百万就不欠我的了？告诉你聂大跃，如果我真想贪你的钱，要的就不是一百万，我可以分走你一半的资产，你信不信？！” 这下，聂大跃彻底没话说了，所有需要表达的思想全部通过额头上的汗珠充分表达出来。 根据秦石峰的建议，聂大跃决定招聘一名总经理来协助他管理岳鹏实业。由于这次不是一般的招聘，所以聂大跃特别重视，没有去人才市场，专门在《深圳特区报》做了广告。是那种8x24厘米的中等广告。这种广告如果用在房地产行业新楼盘销售方面属于小广告，但用在人才招聘上就是大广告，常常只有富士康或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才采用。但聂大跃大事不小气，为了能招聘到一个理想的总经理，他不惜多花广告费。 广告登出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电话，不过这个电话不是应聘者打来的，而是深圳市人才市场打来的。人才市场说岳鹏实业这样没有经过允许就直接在报纸上打广告是违法的，念你们是初犯，赶快来补办手续，否则要罚款。聂大跃不知道作为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自己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总经理犯着哪门子法，他问聂小雨，聂小雨在大学里上过法律常识课，但人才市场所说的法律显然不属于常识范围，所以聂小雨也弄不清楚。聂大跃还想打电话问问其他朋友，聂小雨说算了，补办就补办吧，不就是交几百块钱嘛。于是就去补办了。 补办了人才市场的手续后，确切地说应该是补缴了一定的费用之后，又陆续接到一些不相干的电话，比如问要不要做挂历呀，要不要搞iso900认证呀，甚至问要不要虚开增值税呀，总之，全是拉业务的。 聂小雨问：是不是我们广告上把岳鹏实业暗示得太好了？ 聂大跃没有正面回答聂小雨，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广告是秦石峰策划的，秦石峰对聂大跃说过，说招聘广告策划得好，也可以变相地成为企业形象广告。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既然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企业如果形象上去了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呀？ 排除各种料想不到的烦扰后，招聘工作总算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环节就是接听应聘者的电话。这也是要有水平的，要能从电话中了解和判断出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还要给对方树立本公司的良好的形象，所以应聘电话一律由聂小雨亲自接的。聂小雨的大学没有白上，直接用英语接电话，对方只有过了这一关，才通知面试。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招很灵，起码挡驾了百分之八十充数的“滥竽”。如今什么东西都有假，人才中的假货更是少不料。不但履历可以作假，而且文凭也可以作假。假文凭有时候做得比真文凭象，想也知道，既然人民币都能造假，文凭当然更能造假，造假文凭总比造假人民币容易吧。文凭虽然可以造假，但是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造不了假，所以那些天聂小雨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张筛子，先把真假人才区分开来，然后才挑选。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最后总算招聘到一个合格的总经理。 总经理是从最后十一个人选中选拔的，姓陆，叫陆大伟，大连人，中国第一代mba，三十四岁，曾经在外资企业和国内的几个大型企业担任过高级职务。是不是吹牛不敢说，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是肯定的，聂小雨跟他用英语当面对了话，秦石峰与他谈论了巴非特，他都能应付，看来假不了。特别是气质，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肯定是人才，不是正才就是歪才，歪才也是才。聂大跃决定试用，同时将前二至五名的竞争者资料留下，以待备用。 聂大跃对整个招聘工作结果比较满意，功劳记在秦石峰的头上。他对魏长青说：看来秦石峰这小子是有两下子，给我提的几个建议都不错。 魏长青说：他是不是看上你妹妹了？ 聂大跃说：谁知道呢，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聂大跃其实是知道的，知道秦石峰确实是看上聂小雨了。但是这一次关于招聘总经理的建议秦石峰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新来的总经理陆大伟很快也看上聂小雨了。所以秦石峰的行为算是印证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陆大伟对搞实业确实不陌生，不仅懂管理，而且还懂经营，对市场有感觉。刚来不久，就提出了许多改进经营与管理的建议。其中的一项建议是战略性的，最有价值。这项建议是：根据现在vcd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一实际情况，建议压缩生产线，集中精力开发高科技含量更高的新产品，将岳鹏实业包装成具有实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申请“二板”上市。被压缩的生产线搬迁到关外，现在的厂区改作商业用途，获取更大的利润。 陆大伟的报告是交给聂小雨的。按道理陆大伟在公司里的职务比聂小雨高，他的上司应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聂大跃，所以陆大伟有什么报告应该直接呈送给聂大跃，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陆大伟认为，既然聂小雨是第一个接待他应聘的人，所以他就应该把聂小雨也当作老板。陆大伟能够这样做，说明他当职业经理已经当得相当成熟，或者说已经当“油”了，知道怎样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怎样处理老板和老板亲戚之间的关系。当然，陆大伟能够这样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可能看上聂小雨了，于是故意制造更多与聂小雨接触的机会，并给她留下好印象。 果然，聂小雨看完陆大伟的建议之后佩服得不得了，马上转交给聂大跃，并且加上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这个厂区现在已经变成市中心了，旁边的工业用地都已经商业化，如果我们能把它改成商业用地，什么事不做，一分钱不掏，就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将来分楼盘也赚大钱了。并说这个陆总看来真的招对了。 看着陆大伟的报告，听着聂小雨的议论，聂大跃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决定召开第一次公司管理决策委员会正式会议。这个管理决策委员会也是聂大跃听从秦石峰的建议成立的，但是自打成立以来并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次破例召开，既体现了聂大跃对陆大伟意见的重视，又算是对秦石峰建议的采纳，可见，聂大跃是会搞平衡的。 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成员除了公司部门正职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外，还邀请了公司之外的两个人参加，这两个人就是秦石峰和魏长青。请秦石峰担任会员没有什么可说，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设立的，所以他不但是委员，而且是重要骨干，至于请魏长青担任委员，主要是出于人情考虑，自打魏长青按照秦石峰的建议把咖啡屋兑出去之后，他们三个人好像就没有了聚会的场所和理由，于是还是秦石峰建议：把石兄也请来当委员吧。秦石峰这样一说，聂大跃当然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反正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于是魏长青也成了聂大跃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 对于魏长青稀里糊涂地把咖啡屋兑出去的事情，聂大跃总觉得他欠考虑，甚至觉得不妥，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还问魏长青为什么这么做？魏长青瞪着大眼看了聂大跃好长时间，说：“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于是聂大跃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自己当初确实是说了“好主意”，弄了半天还是自己稀里糊涂，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对魏长青有了一份责任。 陆大伟的报告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支持，连他的情敌秦石峰都不例外。当然，还有可能是秦石峰当时并不知道陆大伟是他的情敌。 报告通过之后，聂大跃组织实施，并且让陆大伟担任实施小组组长，聂小雨魏长青配合工作。这样，陆大伟就更有机会天天沐浴在聂小雨的灿烂当中。 第10节 陆大伟首先跟聂小雨跑到关外找厂房。关外的厂房比关内便宜，员工的工资也相对低一点，这样，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把工厂设在关外自然就能节约成本。陆大伟对聂小雨说：产品的竞争最主要的就是表现为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实质上是成本的竞争。陆大伟对聂小雨非常有耐心，怕她听不懂，还专门用图表向她解释。聂小雨不傻，知道这个新来的陆总喜欢上自己了，于是她自己心里面就蛮得意。 厂房找好之后他们就要跟业主签租赁合同，陆大伟很老道，没有说是搬迁，只含含糊糊地说建厂，因此要求业主给三个月免租期，业主不同意，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业主同意一个半月的免租期，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多少装修，只花了半个月就搬迁完了。并且由于是整体搬迁，不存在调试问题，所以等于白白节省了一个月的房租。 聂小雨把这些情况毫无保留甚至添油加醋地向聂大跃汇报了。聂大跃虽然并不是很在意这一个月的房租，但是他已经相信这个陆大伟不光是嘴巴上有一套，实际工作经验也不错，于是，对陆大伟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 聂大跃当然也看出来陆大伟对聂小雨的意思，其实只要不是傻瓜都能看出来。聂小雨年轻漂亮有知识，又是“二老板”，所以她有理由更加自信与坦然，这样的女孩正常的男人都应该喜欢她，不喜欢反而不正常了。这些年在商场上的摔打，给聂大跃最大的体会就是竞争，做什么都要有竞争，凡是经过激烈竞争得到的结果都比没有经过竞争的好，选妹夫也不例外，所以，聂大跃对于陆大伟的表现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暗暗高兴。 直到这时候，秦石峰才如梦初醒，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措施之一是加快落实他上次建议的从银行贷款再存入证券公司的事宜，并且提出要公司派得力的人专门协助他。 他几乎就要说“就派聂小雨吧”，但终究没有好意思开口，所以聂大跃就指示财务部门全力配合秦石峰的工作。秦石峰有苦说不出。但是他还是决定全力以赴办成这件事。秦石峰认为，老板都是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只要自己能给岳鹏事业带来实际经济利益，聂大跃的天平一定会向他这边倾斜。 财务经理按秦石峰的要求整了一份虚假的财务报表，同时担心地问：这行吗？ 秦石峰说：“也就是骗骗银行吧。” 财务经理又问：“那么审计呢？” 秦石峰说：“审计费是按资产总量收取的，审五百万是审，审一个亿也是审，会计师事务所巴不得每单审计都是几个亿，还有什么通不过的？别说岳鹏这样实打实的实业公司，就是外面大把的皮包公司甚至是纯粹的‘壳公司’，也没听说审计不了的呀。” 财务经理有同学在会计师事务所，于是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果然马上就屁颠颠地找上门来，不仅审计顺利通过，事成之后还感谢了财务经理一顿。财务经理服了。 既然有正规的审计报告和证券公司做担保，银行很顺利地放贷两千五百万给岳鹏实业，但这些钱只是在岳鹏实业的帐上走了一圈，马上就进入秦石峰的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在贷款协议之前就签好了。 聂大跃问：“不是说好要五千万的吗，怎么改成两千五百万了？” 秦石峰说：“三千万以上要报总行批，不是麻烦嘛，分两次就行了。” 第二笔两千五百万下来了，这一次支行行长提了个小要求：拿出五百万作为私人储蓄再存回银行。陆大伟不明白，问：“这不是发神经病吗？刚贷出来又存进去，白贴利息？！” 陆大伟的意思是想否定秦石峰的成绩，但是聂大跃却说：“算了，五百万的利差能有多少，卖个人情给行长。行长也是人，也要完成业绩，私人存款‘一算三’，我们这是帮他呢。” 聂大跃这样一说，陆大伟就不说话了。甚至在想：看来这个聂大跃蛮义气。 初战告捷，秦石峰信心大增。他感觉自己在与陆大伟的较量中已经微占上风，因为他完成的这项操作不仅需要热情与智慧，还特别需要手中的权力，至少这最后一条，陆大伟目前是肯定不会具备的。 信心大增的秦石峰准备启用第二步行动方案，那就是迅速把事情挑明，抢占制高点。秦石峰认为，只要关系挑明了，如果陆大伟再发动进攻，那么就有点不道德了，即使他不顾道德，或者是道德的标准不高，而硬要继续发动进攻，那么魏长青和聂大跃也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个是老乡，是兄弟，知根知底，他们总不会向着外人。 在具体怎样挑明这个问题上，秦石峰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如果直接对聂小雨说，或者写情书，或者发信息，或者在电话里面说，当然也都是办法，但是秦石峰觉得这些都不是好办法。根据秦石峰的经验，别看聂小雨这样漂亮的女孩装成一副天真少女像，其实早就久经沙场了，恐怕从初中的时候就被男孩子追过，所以，一定要用新招，否则根本就达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再说，直接挑明风险太大，万一被拒绝，不仅面子挂不住，而且还等于把路堵死了，弄不好还没法跟聂大跃做兄弟了。不行。 秦石峰决定起用一种古老的方式——明媒正娶。在二十一世纪的深圳采用明媒正娶的古老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真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有创意的举动。不要以为只有新东西才有新意，其实启用老古董的东西有时候更有新意。什么叫“新”？没有见识过的就是“新”。对聂小雨来说，任何新东西她都有可能见识过，惟独“明媒正娶”这个古老的方式她没见识过，所以，对于聂小雨来说，明媒正娶就是最保险的新招。 秦石峰决定找魏长青帮忙。他相信魏长青一定会帮这个忙。中国人本来就热衷于成人之美，况且是兄弟之间呢。再说魏长青现在正式“上班”的地方就是秦石峰他们证券公司的大户室，托秦石峰的关照，他和万冬梅现在两个人独立拥有一个房间，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这阵子聂大跃请魏长青协助聂小雨帮着落实改变原厂房用地性质的事，魏长青经常跟聂小雨在一起，所以，魏长青正好有机会和聂小雨说话。 这一天趁聂大跃不在深圳，秦石峰请魏长青夫妇吃饭。魏长青和万冬梅欣然接受，但是提出他们一定要买单，理由是这段时间他们接受秦石峰的建议，在股市上赚了钱，高兴，也应该感谢秦石峰。秦石峰说，兄弟之间，无所谓。 三个人吃着喝着，秦石峰就夸起了魏长青，说石大哥运气真好，找了这么一个好嫂子，贤惠能干，又有模样。 说起来是夸魏长青，其实也是夸万冬梅，夸哪个都一样，人都是喜欢被别人夸的，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一拖二的夸奖，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魏长青夫妇都是谦虚的人，听了这番夸奖，谦虚了半天，还是红着脸接受了大部分赞美辞。 “模样谈不上，”魏长青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模样不模样。” 听魏长青谦虚的意思，万冬梅年轻的时候模样确实不错。 “不对，”秦石峰说，“好就是好，与年纪没关系。” 这边万冬梅已经脸上发热，赶紧把嘴巴收紧一点，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嘴巴和她的胸部及屁股一样，都是偏大。胸部大了当然是美，屁股大可以理解为性感，惟有嘴巴大了总不是好事，并且万冬梅的大嘴与美国女明星梦丽娜安露还不一样，梦丽娜安露的大嘴与她的整个脸型和其他四官配合得不错，特别是大嘴里面色泽和湿润，很容易让男人联想到女人通向自己体内的另一个器官，所以梦丽娜安露的大嘴被美国男人理解为性感，可万冬梅的大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一种粗旷的大，大得不精致，所以，这时候要收紧一点，并且让两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一点，这样就好看一些。 那边魏长青已经接着刚才被秦石峰打断的话，继续说：“不过你嫂子贤惠和能干到是真的。” “不仅贤惠能干，”秦石峰说，“而且一点都不张扬，好。” “好好好，喝酒。”魏长青说。 “我真的很羡慕大哥呀。”秦石峰说。 秦石峰说这话的时候，仿佛已经半醉，或者是故意装做半醉，所以听起来更真诚。 魏长青和万冬梅对了一下眼神，然后问：“老弟这么有才气，怎么也不找一个女朋友？” 魏长青在这样说的时候，就想起秦石峰当初带到他咖啡屋的女人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而没有和秦石峰年纪相仿的，这么想着，魏长青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婆，仿佛是因为秦石峰刚才夸万冬梅夸过分了，令魏长青怀疑他是不是有恋母情结。 “找过，”秦石峰说，“以前找过。但是现在不敢了。” “为什么？”魏长青问。魏长青的老婆万冬梅虽然没有问，但是两个眼睛瞪的老大，也等于是在问。 “这里是深圳。”秦石峰说。 “那又怎么了？”魏长青问。 “不瞒大哥大嫂，”秦石峰说，“像我这个条件，在深圳也用不着找女朋友，自然就有女朋友找我。” 魏长青郑重地点点头，表示他信，但万冬梅却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自己夸自己的。 “大嫂你不要笑，”秦石峰说，“真的。” 万冬梅这才收起笑，学着丈夫魏长青的样子，认真地点头，表示她信。 “但是谁知道他们是真看上我的人呢还是看上我的钱？”秦石峰问。 秦石峰这样一问还真把魏长青夫妇问住了，夫妻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那也不一定。”万冬梅说。 “是不一定，”秦石峰说，“所以我说不知道。” 万冬梅大约是女人向着女人，所以她不同意秦石峰的说法。万冬梅说：“深圳有些女人自己就是很有钱的呀，她们还怕男人骗她们的钱呢。” 魏长青瞪万冬梅一眼，责备他不该和秦石峰反着说。可秦石峰自己似乎并不在意，听了万冬梅的观点之后，说：“大嫂讲得对。我有许多客户就是像大嫂这样有钱的女人，她们肯定不会骗我的钱，相反，是我看上她们的钱。她们有钱，是我的客户，委托我帮着他们理财，我从中提取交易费。我请她们喝咖啡没问题，但总不能娶她们做老婆吧？” 秦石峰几乎就要说“不能找一个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吧”。 秦石峰这样一说魏长青就明白过来了，明白以前秦石峰经常带一些大姐姐到他的咖啡屋来喝咖啡，敢情那些都是他的客户啊。 “也有许多年纪和你差不多大的女人很有钱呀。”万冬梅仍然在维护深圳有钱女人的形象。 第11节 “当然，”秦石峰说，“但是年轻的女人要是有钱，背景往往复杂。不复杂年纪轻轻的女孩怎么会有钱？所以最好是她不一定有钱，但是她至少不会是冲着我的钱。比如她爸爸呀或者是哥哥呀有钱。” 万冬梅还想反驳，魏长青已经听出猫腻来了。他拉拉万冬梅衣袖，不让她反驳，而是一个劲地笑。 “大哥笑什么？”秦石峰问。 魏长青仍然忍不住地笑，边笑边说：“你小子的意思该不是说最好就是聂小雨吧？” 经魏长青这样一说，万冬梅也反应过来了。 秦石峰经不住两个人一起笑，这时候已经满脸通红，幸好喝了酒，可以继续装。 “别装了，”魏长青说，“再装就让人家给叼跑了。你说你有啥心思跟大哥说不就行了吗？干吗费那么大劲？” 酒能遮丑，也可以壮胆。秦石峰借着酒劲。索性就皮厚一次，说：“那我就拜托大哥大嫂了！”说完，自己一干而尽，并且把酒杯举起来，再杯口朝下，给魏长青和万冬梅看，表明他的诚意。 厂房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报告已经呈上去，但何日批复遥遥无期。 秦石峰向聂大跃献计：缓办更好。 “为什么？”聂大跃问。 聂大跃担心秦石峰这是在故意拆陆大伟的台，因为把工厂搬迁到关外这个建议当初是陆大伟提出的。 秦石峰说：“如果批了就要补地价，那么一大笔钱，股市上可以做几个来回了。” “那也不能不办呀。”聂大跃说。 聂大跃听了更加深了自己的怀疑，甚至有点讨厌秦石峰心里只有股票，并且总是想着压低别人抬高自己。 秦石峰本来想讨好，没想到适得其反。好在魏长青及时出来提秦石峰解围。 魏长青说：“秦石峰讲得有道理，缓批也不是坏事。” 秦石峰和聂大跃都看着他。但是眼神里面包含的内容不一样。秦石峰是感激，聂大跃是疑问，虽然没有说话，眼睛却在表达“怎么说？”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厂房先简单装修以下，”魏长青说，“然后隔成一个一个店铺，搞成一个专业市场，肯定见效快。八卦岭和华强北就是这么搞的，你看现在火的。” 聂大跃一愣，他发现自从咖啡屋兑出去之后，魏长青的精神好了许多，精神好了思想也就活了，或许秦石峰的建议真使老石受益非浅？如果那样，那么我当初随口说的“好主意”不是歪打正着了？ 这样想着，聂大跃的心情就了好一些，问：“能行吗？” “我看能行，”魏长青说，“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行，工商局专业市场管理办公室肯定支持，如果再打上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的旗号，更是没的说了。” 聂大跃想了想，说：“既然你建议搞，那么交给你负责怎么样？” 魏长青没有说话。 秦石峰也支持魏长青的设想，并主动承担拿方案的任务。 秦石峰的方案出来了，方案建议在工厂的原址上稍微做一些改造建一个建材专业市场。报告分析了深圳现在人均住房面积及深圳人口增长的情况，指出深圳的人口增长与内地城市相比的特殊性。内地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而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家已经把计划生育当做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来看，今后内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将非常缓慢，部分大城市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深圳不一样，深圳良好的自然气候和人文环境以及高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不断地吸引内地优秀人才和海外回国人员来此发展，所以，深圳的人口增长将比内地城市快得多。这些人口大部分是年轻人，来了以后就要住房，过几年就要结婚，或者说要成家，而“成家”就需要商品房。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屋装修也肯定也会兴旺发达。报告甚至预言：今后人们可能每八年就要对自己的住房进行一次重新包装，或者是房屋调换，即使是调换，调换之后也还是也进行装修，所以，对建材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增长。把原厂房搞成一间间店铺，再租给做建材生意的人开建材店，形成规模与气候，收益肯定不错。秦石峰还专门做了调查，认为租金定价为每平米一百一十元是有保证的。总共四千多平方米，一年收入就五百万，比生产vcd省心多了。 不知是不是为了跟陆大伟飚劲，秦石峰显然是在这份报告上下了大工夫。数据齐全，条理清晰，论证充分，用辞准确，格式规范，聂大跃一看就动心了。 经过这样一份报告，陆大伟关于老厂房该商业用途的建议就不是陆大伟一个人的功劳了，仿佛这功劳已经被秦石峰分去了一半，而且按照人总是看中最后结果的特点，秦石峰的那一半功劳似乎还要更大一些。陆大伟心里面觉得委屈，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连个听众都没有，总不能把这种怨气对聂小雨说吧，可要是连聂小雨都不能说，那么能对谁说？ 聂大跃再次邀请魏长青来帮他管理建材市场。上次的邀请是随口说说，不正式，这次是正式邀请。 魏长青说：“只要秦石峰保证股市上完全不用我操心，我就可以做。说实话，累惯了，天天让我呆在大户室那种地方我还真不自在。” 秦石峰笑着说：“要想完全不操心，我建议你全部买b股。” 魏长青没说话，习惯性地看看聂大跃，仿佛只有聂大跃的意见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意见，而他自己的意见反倒不着数了。 接受教训，这次聂大跃不敢走神了，因此没有稀里糊涂地说“好，好主意”，而是问秦石峰：“为什么？” 秦石峰说：“b股适合做长线，几乎完全不用操心，慢慢等着价值回归吧。” 魏长青仍然没有说话，还是看看聂大跃，他要等聂大跃发话。这倒不是魏长青不相信秦石峰，实在是秦石峰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总是让人不放心。 但是聂大跃还是没有搞清楚，所以他仍然没有发话，而是继续看着秦石峰。 秦石峰只好进一步解释：“同样一只股票，香港b股市场的价钱比大陆a股市场要低几倍，这完全是政策造成的，与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但政策早晚会变的，因为这个政策不符合市场规律。” 聂大跃这下说话了，聂大跃问：“那你自己干吗不全部买b股？” 聂大跃的话显然表达了魏长青的意思，因为聂大跃问完这个问题后，魏长青冲着他们两个直点头。 秦石峰说：“我们自己并没有钱，我们的钱不是银行的就是客户的，怎么能做得了长期投资？如果我们压上个三五年，利息也会把本金吃完了，但学刚兄不一样，反正是自己的私房钱，压个几年也没关系，可以做长线。” 魏长青被他说动心了，问：“人民币能买b股吗？” “不能，”秦石峰说，“但我们有办法。” 这一下聂大跃说了一句赞成的话：“他们要是连这个本事都没有，还能开证券公司？” “那就这么办？”魏长青问。他显然是问聂大跃。聂大跃大约是觉得秦石峰说的有道理，或者是想着他正等着魏长青来张罗建材市场呢，所以点了点头。 买了b股之后，魏长青连大户室也不用去了，按照秦石峰的说法，慢慢等着价格回归吧。但是魏长青和万冬梅天生就是劳苦命，真要是闲在家里面反而更难受，于是也用不着聂大跃再动员了，夫妻双双自然就挑起了建材市场建设的大梁。 用原来的厂房改建成建材市场听起来容易，看起来也十分简单，不就是把厂房隔成一间一间的店铺嘛，其实真正做起来工作量还挺大。这件事情还幸亏魏长青万冬梅夫妇做，换上其他人可能还不行。比如陆大伟，比如聂小雨，比如秦石峰，甚至比如聂大跃自己，他们恐怕还都做不了。 万冬梅做小生意做惯了，泼辣的很。特别是跟那些做小装修的人打交道，万冬梅既能听得起脏话，也能掌握分寸，得心应手。 市场建设先是做了一个漂亮的门楼，门楼上面还留了广告位置，将来这些位置都是能卖钱的。门楼做好之后，把围墙和地面做好，做地面的同时也就是做停车厂。按照聂大跃的意思，附近没有停车厂，建材市场兼做停车厂也算是个额外的收益，所以停车厂是请专业队伍来施工的。本来万冬梅是打算马虎一点的，但是聂大跃坚持要专业队伍施工。专业队伍贵是贵一点，但是上档次，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马虎不得。万冬梅也只好听他的。之后才是隔店铺、按卷闸门。至于每个店铺内部的装修，可以根据每个客户的具体要求来定，有些客户自己装修，他们就适当地补贴一些费用，双方皆大欢喜。 最后一项是招租。等到招租阶段，魏长青和万冬梅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时候聂大跃聂小雨亲自出马。先是做广告，造声势，甚至把关外工厂里面一些有点模样的人叫过来，假扮成客户，当“托”，又找了一些中介机构，聂大跃和聂小雨还重点攻了几个大客户，最后总算把绝大部分铺面租出去了。 在攻关大客户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跟他们在签定正式的租赁合同之外，还另外搞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实际上是给他们免半年的租金，并且免费给他们一个广告牌。聂大跃以前只知道店大欺客，这次总算领教了客大欺店。没办法，做市场也是跟风的，大客户不进驻，小店主就不来租，为了吸引小店主，就必须哄着大客户，就必须忍受大客户的欺负。 建材市场总算正式开张了。 聂大跃专门请来专业市场管理办公室领导剪彩。秦石峰还神通广大地联系了诸多的建材生产厂家前来祝贺，许多厂家还请礼仪公司专门制作了巨大的气球，气球下面拖着很长的条幅，老远的地方都能看见。魏长青呼前忙后，好不热闹。倒是陆大伟躲得远远的，好象这里根本就没有他什么事。聂小雨最近发现，凡是有秦石峰出现的场合，陆大伟就尽量回避。聂小雨心软，知道这事与她自己有关，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设法安慰安慰陆大伟。聂小雨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到底打算嫁给他们中的哪一个，甚至还没有想好是不是马上嫁人，但是她对秦石峰有一点佩服和喜欢，对陆大伟有一点尊敬与同情，感情的天平经常两边摇摆。 第12节 建材市场开张之后，有人跟聂大跃反映，说魏长青的老婆假公济私，占用一块地方自己卖起了盒饭。聂大跃听了哈哈大笑，说万冬梅就是劳苦命，她要做就给她做吧，反正那么大的市场，也确实需要一个卖盒饭的，谁做不是做？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魏长青夫妇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更加卖力地为聂大跃管理建材市场，把聂大跃的生意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生意。 魏长青说话算话，他真的帮着秦石峰把意思挑明了。只可惜挑明的对象不是聂小雨，而是聂大跃，他把秦石峰的意思直接对聂大跃说了。 聂大跃想了想，说：“这个事情我不反对，其实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觉得秦石峰这个小伙子不错。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好干预，要说就应该秦石峰自己跟小珍说呀，都什么年代了，还能包办？” 魏长青回头如实把情况跟秦石峰说了。秦石峰说：“谢谢，只要何大哥真是这么想的，就好办。” 说是就好办，但是对他不利的消息也有，那就是陆大伟打着“二板上市”的幌子，经常拉着聂小雨去跑政府的有关部门，并且常常一起在外面应酬。秦石峰知道，一男一女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难免生情，等到他们真的生情了，就是聂大跃真的希望自己的妹妹嫁给秦石峰，恐怕也难有回天之术。秦石峰很想对聂大跃说：“二板连影子都没有，折腾什么呀。”但是话到嘴边上又缩回来，觉得这样说话太没有水平了，于是就一直设想着另外的途径。 这一天，聂大跃意外地接到了杜治洪的电话。由于意外，他差一点就没有想起来“杜治洪”是谁，好在杜治洪及时地说了一句“最近市里面工作太忙，没顾得上与你联系”，才使聂大跃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从大班椅上站起来，说：“哎呀，是杜市长呀，您好您好！” 俩人说了一些闲话，杜治洪问：“关于下一步的发展，公司有什么打算？” 听杜治洪的口气，像岳鹏实业不是深圳的民营企业，而是他岳洲市国资办下面的国营单位了，需要市长大人亲自关怀。 “谢谢杜市长关心，”聂大跃说，“我们最近进行了战略调整，打算介入资本市场，准备二板上市。” 聂大跃也有虚荣心，他只能往大里说，并没有说到什么工厂搬到关外，这里建设建材市场正在对外招租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好呀，”市长说，“介入资本市场这个思路非常有战略眼光啊。不过据我所知，二板市场何时开放还说不准，这方面争议非常大，你还不如直接买壳上市。” 聂大跃没想到杜市长懂得比他还多，再一想，本该如此，杜市长是大学毕业，又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干过那么多年，对政策的掌握是应该比我多，他说的“据我所知”那就是肯定如此了。 “好啊，您给我推荐推荐。”聂大跃说。 “别的不敢说，”杜市长说，“就说我们岳洲市内的稀土矿吧，最近也由国家有色总公司下放到地方上了，属于我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的，你要是有兴趣，这个主我或许还能做。” “是吗？”聂大跃说，“那太好了。” 聂大跃这最后一句话当然带有夸张的意义，但也不全是客套，想当初自己因为能够穿一双矿上的劳保皮鞋都光荣得不得了，如今竟然要考虑收购“岳洲稀土”了，说不激动是假的。 杜治洪市长的这个电话其实是秦石峰策划的。秦石峰专门研究股票的，关于国家有色总公司撤消，有色企业划归地方上的消息他可能比杜市长知道的都早。关于“岳洲稀土”这些年经营不善，负债太重，连年亏损，已经st了的信息，他也非常清楚，只不过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操作性，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被他所利用的空间。这几天于天天想着怎么抗衡陆大伟，想着想着就开了窍，如果说服聂大跃去收购“岳洲稀土”，那么他就肯定不会再去搞什么“二板”了。并且收购“岳洲稀土”肯定需要证券公司配合，这样，自己又等于为证券公司接洽了一单大业务，两头讨好，讨好就等于“讨巧”，符合上河口人的性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经常跟聂小雨回岳洲，比陆大伟带着她跑市内的政府部门还要更上一层楼。 这么想着，秦石峰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兴奋得觉都不用睡了，干脆起来把思路理清楚。 秦石峰连夜打开电脑，调出“岳洲稀土”的资料，研究了最近几年“岳洲稀土”的年报，发现事实上“岳洲稀土”早已经资不低债了。这一发现使他兴奋异常，不亚于突然发觉陆大伟原来有一个老婆，而且老婆马上就要来深圳了。 第二天一早，秦石峰就联系上杜市长。秦石峰知道如今当领导的或者是当大老板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如果第一句话你不能抓住他，他很可能马上就告诉你他现在非常忙，这件事情你跟某某某说把，所以秦石峰认为第一句话非常重要。秦石峰虽然大学是学工的，研究生学的是金融，但是说话方式上已经掌握了当红作家的技巧：现在的人节奏快，长篇小说的第一段和短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必须抓人。秦石峰现在跟市长说话不可能是长篇，只能是短篇，说不定还是小短篇，所以第一句话就必须给市长最大的信息量。 秦石峰刚说：“杜市长，我是深圳某某证券公司的秦石峰。” 杜治洪说：“哎呀高总，你好”。 秦石峰还没有等到市长往下说，马上就给他灌信息：“深圳有公司对‘岳洲稀土’感兴趣，找到我，我分析了一下，觉得如果深圳的企业愿意出钱收购‘岳洲稀土’的部分股权，对我们岳洲是有好处的。” 市长果然被他的话抓住了。杜治洪一愣，心想怎么这小子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到底是当市长的，没有喜形于色，而是故意停顿了一会儿，说：“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情况他早清楚了。如果没有人来收购，“岳洲稀土”今年就要被pt，明年就要被退市。如果那样，岳洲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是了。说实话，这几天他正为这个事情焦心呢。 早上到办公室，走廊上碰到郑天泽，郑天泽现在已经从市委政策研究室调到政府办公室了，虽然岳洲是个县级市，市委和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并且郑天泽调到政府办公室也没有当主任，还继续当副主任，但实际权力大多了，连给大院看门的老头见到他都明显比以往客气，所以，郑天泽现在做得很开心。那天早上杜治洪看到他的时候，郑天泽就是一脸的开心样。见到杜治洪，马上立住脚，等候吩咐。 杜治洪说：“你看，上次我们去深圳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吧。” “是吗？”郑天泽说。郑天泽的这个“吗”的尾音是向上高高翘起来的，仿佛非常兴奋，兴奋得控制不住，非翘不可。 “是的。”杜治洪说。接着，杜治洪就把秦石峰刚才电话的情况说了。郑主任听了自然跟在市长后面喜了半天。 随后，杜治洪让郑天泽打电话跟秦石峰联系，然后郑天泽在第一时间之内把有关的情况及时向他汇报。事实上，有几次郑天泽就是当着杜治洪的面跟秦石峰通电话的，但楞是说市长正在开会，没时间，但是他非常关心您说的那件事，特意关照我给您打电话等等。 秦石峰对自己的建议充满信心，他相信杜治洪对他的建议一定很感兴趣，所以，给杜治洪打过电话之后，再没有追问，而是在等待，等待杜治洪主动给他打电话，他觉得如果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也能间接体现他的身份。但是，杜治洪并没有给他打电话，秦石峰等到的只是郑天泽的电话。秦石峰有些扫兴，甚至有些纷纷不平，心想，不就一个县级市的狗屁市长嘛，老子见过比你大的官多着呢！所以，他对郑天泽的头两次电话的反应并不积极，打哈哈，没有谈实质问题，无奈郑天泽耐性不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于，秦石峰的气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再一想自己的建议并非真正是替杜治洪着想，而是为自己谋划的，所以，也就不再计较杜治洪的架子，把底牌亮给了郑天泽，说他认为最好是聂大跃的岳鹏实业来收购稀土矿，因为岳鹏实业现在正面临转型，打算介入资本市场，对双方都是一个机会，还说聂大跃到底是岳洲人，知根知底，现在外面假大款非常多，弄不好就被别人耍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就是要为市长着想等等。 秦石峰这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站在郑天泽的角度说的。 郑天泽回答：我们市长跟聂大跃本来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干脆我把情况汇报给他，市长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办了。 秦石峰说：那最好。 如此，才有了杜治洪给聂大跃的那个电话。这也说明杜治洪办事情有原则性，知道什么电话该自己打，什么电话该有手下的主任打，甚至还有些电话只能由秘书打。可见，杜治洪在省委机关的这些年没有白泡。 应该承认，秦石峰这一次基本达到了目的。自从杜治洪跟聂大跃打电话谈到收购“岳洲稀土”之后，聂大跃的注意力马上就从“二板”移到收购上来，而聂小雨与哥哥聂大跃是保持一致的，既然聂大跃转移过来了，那么聂小雨也就对“二板”冷淡许多。这正是秦石峰所希望的。 其实做生意的人是最忌讳感情用事的，但是这一次在收购“岳洲稀土”的问题上聂大跃不可能一点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就在稀土矿。 聂大跃觉得很奇怪，以前儿子也在稀土矿，自己并没有怎么想，现在儿子还是在稀土矿，为什么天天想呢？而且好像一天到晚想，一天比一天想得厉害。前段时间，聂大跃就这个问题还专门跟魏长青谈过心，魏长青也搞不清楚，回去问万冬梅，万冬梅说：“那当然不一样，以前他想着反正儿子是他的，无所谓，现在他总是担心儿子会跟他有隔阂，所以才特别想。” 魏长青认为万冬梅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万冬梅的话学给聂大跃听。 “不是担心有隔阂，”聂大跃说，“是真的有隔阂了。离婚的时候胡娅沁还要求我经常给儿子打电话，说这样有利于儿子成长，当时我还觉得胡娅沁明事理，但是现在儿子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了，这不是隔阂吗？” 魏长青听了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于是就打算帮一下聂大跃。 魏长青是老雁窝本地人，在矿上根基很深，以前他们在矿上的时候，本地人属于“土著”，不如胡娅沁他们那些外来的人吃香，感觉他们就像是殖民地的人，到了第三代，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原因是同化了，并且由于本地人家族大，盘根错节，在某些方面反倒具有某种优势了。比如魏长青，魏长青的一个外甥就恰好在矿上的学校里当老师。魏长青给外甥打电话，问他何胡啸的情况，并嘱咐外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帮着关照一下。 “何胡啸？”外甥说，“没这个人呀。你说的是胡啸吧？” 魏长青心里面咯噔了一下，难道胡娅沁给儿子改姓了？魏长青不敢肯定，于是让外甥认真打听一下，明天把有关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外甥主动打来电话，告诉魏长青：是的，胡啸就是以前的何胡啸。并且吞吞吐吐地提醒舅舅：最好少跟胡啸的那个父亲来往。 “为什么？”魏长青问。 外甥吞吞吐吐不愿意说。 “说！”魏长青火了。 外甥怕舅舅，只好说：“听胡啸的班主任说，胡啸的父亲相当不好，在深圳发财了，就不要他们母子了，自己找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而且还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母子。” “别听他们瞎讲！”魏长青说，“你认识他父亲吗？我就在深圳，跟他是好朋友，天天在一起，难道不比你了解？” 外甥不敢说话了。 这样静了一会儿，魏长青意识到发外甥火没有道理，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不管你的事，你记着能关照就关照吧。” 魏长青憋了很长时间，还是把这个情况对聂大跃说了。 那天魏长青和万冬梅竟然发现聂大跃哭了。魏长青和万冬梅一直把魏长青当作大哥和大老板，现在这个大哥和大老板当着他们的面一哭，俩口子马上就被震撼了，当即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帮一下聂大跃。 聂大跃告诉魏长青和万冬梅：我上当了。当初我觉得胡娅沁肯定离不开儿子，才同意儿子给她的。钱是她自己坚决不要的。儿子叫“何胡啸”，就已经是双姓了，干吗还要改呢？ 后来聂小雨告诉聂大跃：胡娅沁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给何胡啸改名字是无效的，可以打官司。聂大跃说算了，我已经问过律师了，如果那样，儿子就要出庭做证，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儿子，何必呢？但愿等儿子大了他会明白。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聂大跃却更加想念儿子。这次听说要回去收购“岳洲稀土”，他能不思绪万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