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手记》 序 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寄来《职业经理人手记》(以下称《手记》)时，在我为这本小说写一篇序言之前，还真没有想过"职业经理人"可以作为小说的题材和主人公。带着惊奇与好奇，我阅读了《手记》，但是，掩卷之余，却不知道该如何完成"写序"这一"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impossible)"，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情绪触点、情感触点和思想触点(特别是对于做过职业经理人或正在做职业经理人的人来说)，以我笨拙微弱的笔力是无法在一篇简短的序言里准确地提炼、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我尤其不擅长描述情绪和情感之类的东西，同时也觉得那些情绪和情感触点不应该由我来廉价地转述或总结一番，而应该留给读者在亲身(眼)的阅读和品味中自己去"引爆"，这样才能"炸"出痛快的感觉。那我能做点什么呢？我想，我还是权且引爆几个思想触点，因为理性思考似乎是我仅有的一点特长。 首先，我从《手记》中感受到了商业的力量。我的朋友秦朔在谈到他办《第一财经日报》的理念时曾说："商业改变世界，我们认为商业的力量是一种深刻的、建设性地改变全球的力量。商业改变世界，同时商业力量也改变中国，而中国在未来也会改变世界，所以我们是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在这个观点里的含义就是尊重商业力量，发觉商业背后的逻辑，站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这样一个理念。"而地产界的"独行侠"潘石屹也曾经在某种场合说过："在今天这个社会中，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商业的力量，甚至比宗教、政治的力量都要强大，是生活中每一分钟都离不开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环节。"他们的话使我想起了我在美国读mba的时候，我们的"商业伦理学"教授跟我们说的话："itisbusinessthatrunstheworld.(是商业在推动世界的运转)"。同时，我也想起我本人以及很多年轻人正是受了和受着商业的力量的影响才走进商学院的，也想起商学院的诞生和发展也是受商业的力量的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商业力量的发展。当今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似乎已出现"万般皆下品，唯有商业高"的态势。《手记》中所记述的时间起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挥别文化力量(在整个八十年代都占据上风)、开始拥抱商业力量的时期。正是商业力量的崛起，才有了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诞生和崛起，就像政治力量和职业官员、文化力量和职业文人、军事力量和职业军人是相伴而生的一样。从《手记》中我们自始至终可以感受商业的力量(当然包括资本的力量)。虽然现在也有人不习惯商业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商业力量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我们做过多道德判断的时间，而是要进一步张扬商业的力量，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经济基础的牢固。 其次，我从《手记》中感受到了信托的力量。我不是从金融的角度来使用"信托"一词，而是从法律的角度来使用它的。股东和管理层、创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是"fiduciaryrtionship(信托/受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信任、依靠另一方的判断和专才，受托方要维护委托方的利益。这种关系的发明和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的高效、合理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但是，在复杂的企业管理中，这一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司中的信托关系是得到尊重的，受法律保护的，而且也有伦理作基础。在中国，以前主人和管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托关系"，如今企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跟主人和管家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但是性质、范围和层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现代企业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因而难免出现相对较多的矛盾和纠葛，这是很正常的。今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要继续加强尊重和维护"信托关系"方面的修炼，企业的股东和老板也一样，我说不准这应该是"第几项修炼"，但总是"必要的修炼"。从《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修炼历程。 第三，我从《手记》中感受到了专业的力量。从"信托关系"的定义中，职业经理人需要发挥专业的判断和能力。虽然中国商业的力量正在崛起，但是"专业的力量"还相差甚远。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前两年写了《专业主义》一书，我觉得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应该仔细阅读。大前研一说："专家要控制感情，并靠理性而行动。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伦理观念，而且无一例外地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以上条件全部具备的人才，我想把他们称之为专家。这样定义是否过于严格？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甚至认为这些条件尚且不够。"《手记》的作者虽然不是管理学家，也不是战略大师，但是他的经历和他的作品都昭示着一个真理：职业经理人是靠专业吃饭的，离开了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职业经理人无异于江湖骗子。 第四，我从《手记》中感受到了个人的力量。在商业世界里，人们除了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还犯"森林障目，不见一叶"的错误，存在把个人工具化、渺小化的倾向。在商业的大潮中，个人的力量似乎不大于一朵浪花的力量，但是假使没有一朵朵浪花，那大潮和大海还有什么好看呢？我觉得《手记》中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撷取的一朵浪花，他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所体验的酸甜苦辣都是充满魅力的，具有丰富乃至无限的思考价值和审美价值。个人的力量，在当今社会中太容易被忽视、被摧毁了，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找回来的"(个)人的主体性"，不应该在现今的商业热中丧失。但是这一点，正是我所担心的，正是我的矛盾所在，因为我前面也说过，我主张进一步张扬商业的力量。 最后，我从《手记》中再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我说的"文学"，主要是指"纯文学"或"原创性文学"。如今的时代，纯文学、原创性的文学受关注的程度大不如从前了，作为原创性文学，由于它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的职业路径和心路历程，受欢迎程度肯定大过那些专门定位给职业经理人的五花八门、粗制滥造的经管类图书，这从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年前推出的《圈子圈套》的畅销中就可以看出。因此，我非常佩服这两本书共同的图书编辑那洞察先机的锐利眼光。我想，她一定深知，到目前为止"管理学的力量还是不如文学的力量"。人在世界和命运中的境遇，是历史和文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历史关注的往往是群体及其大事，而关注个人及其小事的则是文学，这也是文学的特殊魅力所在。 但愿我上面提到的几个思想触点，能够引爆更多的思想触点，能够激起人们更多的思考。但是，思想永远也代替不了微妙的情绪和情感。为了能够最真切地感染小说主人公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心路历程中一阵又一阵的情绪和一份又一份的情感，我建议你马上忘记我上面所说的一切思想触点，赶紧把自己沉浸到《手记》的具体文本中。 (王茁，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营销：美国故事中国启示》和《三位一体的商务智能》两本专著的作者，《销售创造奇迹》一书的译者。) 第1节 1 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就是一种感觉，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要不是因为开会，保卫处决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会议结束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到深圳参观，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一致响应了。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的"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我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狠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并不认识周正平。不过，我的同事郑工认识。郑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郑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郑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郑工套近乎。郑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郑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郑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也在墙里。郑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郑工说，周正平夫妇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儿吹了。郑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周正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周正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周正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周正平没有忘记郑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郑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郑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郑工拍了拍胸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郑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周正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郑工。郑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郑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得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章一民，我去见周正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周正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我只好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 周正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周总您好！"我说。 周正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的郑工让我来看看您。"我继续说，同时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郑呀，郑庆生。" 我很高兴，周总果然记得郑工，说明郑工没吹牛。 "这是郑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套宜兴紫砂茶具，说这也是郑工让我带给他的。 周正平对茶具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随便摆在了一边。 他对茶具是不是感兴趣我无所谓，关键是对信，周正平对郑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丢到了旁边。我急了，说周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周正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夸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夸自己总好过自己夸自己。 周正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扫了几眼郑工花了很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虽然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周正平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份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心里想，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问。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具还给我，这不是郑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周正平那里出来。心里想：章一民、周正平，你们等着！ 但是，悲愤没有用，赌狠也没有用，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否则，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显然不甘心这么快就打道回府。这么快就打道回府，不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是属于"实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类吗？我想再搏一下，实在混不下去了，再考虑打道回府也不迟。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给蒋大哥打电话的。 第2-3节 2 我和蒋大哥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去年我出差，从广州乘飞机回南京的时候，碰巧和蒋大哥坐在一起。飞机晚点，下半夜才到南京。蒋大哥当晚回不了老家盐城，和我一起住进了我们院在南京的招待所。第二天分手的时候，蒋大哥说了"欢迎来深圳"这样的话。难道就凭这句客气话，我就去找他？ 我此时站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面的马路边。由于这次来深圳就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所以带了很多行李，明显行动不便，看上去多少有些像傻瓜。 我决定先吃饭。就在路边买了份盒饭。一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吃饭。边吃边想。等盒饭吃完了，我也想好了。想着既然火车上那位仁兄都算好了我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不如就再试一下。 那天在来的火车上，我并没有睡好。刚刚开始迷糊，就被一阵叫卖声吵醒。 "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 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看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骗人的。"对铺的汉子说。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汉子继续说。 我本来并不打算和汉子多说话的，但是听对方这么一说，不免有些好奇。心想，他怎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呢？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 我没戴眼镜，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仁兄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我一番，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我们设计院为了紧跟形势，去年已经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更名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得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汉子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自愿的，没人强迫。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说。不完全是配合中年汉子，而是确实预感到这次旅行道路漫长。 "你运气不错，"中年汉子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除了前面说过的章一民和周正平之外，另外的半条就是蒋大哥。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危难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来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125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250。"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也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45，后来涨到50，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3个月，每天7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7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2000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镑"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唯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最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是蒋大哥这半条路。 3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想着反正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妨。我暗示自己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周正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把从周正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的进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把，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诫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工作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工作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缨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也行。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赖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赖老板，意思是说赖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赖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的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30多人，而这里挤了少说也有300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排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的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的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赖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第4节 4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订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多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唯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500多工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被炒了之后该怎样向蒋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赖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赖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500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的农民，素质差，500人抵不上香港的200人，赖老板说200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了。"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豁然发现，陈秉章其实还蛮在意这份工作的。 第5-6节 5 第二天，赖老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女的，蛮漂亮。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是不是带来个女客户？我跑到化验室问陈秉章，陈秉章说这下真有戏看了，说不定要炒人，炒香港人。我问怎么说。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姓唐，大陆人，以前是沈阳市文工团的，后来去了香港，现在在赖老板香港的写字楼工作，与赖老板的关系很不一般，赖老板最相信她。她今天和赖老板一起过来，估计应该与我昨天提交的那份材料有关。 陈秉章还告诉我，赖老板以前在潮洲是有一个乡下老婆的，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偷渡到香港后，又找了个老婆，他就是靠这个香港老婆发财的，现在倒好，又跟这个唐小姐不清不楚。 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聊得有劲，唐小姐款款走来。到底是搞文艺的，一招一试就是不一样，与数百名打工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要说赖老板喜欢，我看了也不由得有点动心。 唐小姐是来找我的。她对我十分热情，远远地就露出洁白的皓齿，配上鲜亮的衣装，使我感到了一股袭人的力量。 "你好！"唐小姐直接对我说话，仿佛旁边没有陈秉章的存在。 "你好。"我一面回答，一面故意用目光询问着陈秉章，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为什么与我打招呼。 陈秉章配合得很好，马上向我介绍："唐小姐，我们公司香港写字楼的。" 这时候唐小姐才不得不对陈秉章点点头，但点头的幅度非常小。 我趁机上去与她握手，感觉她的手很有肉。 "您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她也明知故问。 我感受着她手上的温暖，闻着她身上奇特的香味，说："是是是。" "我们下去聊聊好吗？" "好好。" 我们下到二楼，来到赖老板的办公室。此时赖老板不在，赖老板办公室里就我和唐小姐俩人。唐小姐没有坐到赖老板的大班台上，而是善解人意地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与她离得就很近，谈话的气氛平等许多。我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在一起的经历，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像活塞运动。我是过来人，有老婆有儿子，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美女的魅力，是那种让你的心脏像活塞一样运动的魅力。我以前还从没有体验过美女的魅力，就是谈恋爱结婚时也没有美女的概念，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择偶的唯一标准是学历，女的看男的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再看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比如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肯定比马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吃香；男的看女的也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才考虑漂亮不漂亮。其实考虑不考虑也差不多，当时的女大学生，尤其是学工科的女大学生，相差的只有气质，几乎区分不出漂亮不漂亮，特别丑的估计设计院也不会要，特别漂亮的恐怕也不会来设计院，或者根本就不会学钢铁专业，所以在我们的概念中几乎没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说实话，我对美女的认识就是从唐小姐开始的。唐小姐是我的"性美学"启蒙老师。从唐小姐身上我发现，女人的美是一种全面的美，而不像我以前理解的仅仅是脸漂亮。真正漂亮的女人，除了脸蛋漂亮之外，还包括她的身段、走路姿势、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一个自然而然的面部表情、说话的声音、语调、着装、化妆、身上的气味以及她身体周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气场"。唐小姐就是全面具备上述综合"美因子"的美女，直到那时我才遗憾地发觉：真正的美女其实早就归进了专业的文艺团体，她们从小就被选进了专业的舞蹈训练班或其他表演训练班，然后就进入专业的文艺团体，这些人与我们以前建设兵团或学校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有本质区别，说白了，真正的好苗子早被选走了，尤其是我们那一代。这一发现使我认识到自己老婆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许多年之后，我与前妻离了，为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任妻子，我不敢确定这件事与当初赖老板手下的那个唐小姐有没有关系，我想，就算没有直接关系，也应该有间接影响。 唐小姐那天其实只与我谈了关于人员招聘的问题。她问我该招几个人，什么样的人。我说可以先招三个人，两个搞管理的，一个搞技术的。她问为什么要招两个搞管理的，不可以技术、管理、化验各招一个吗？我说管理最重要，500多个人，需要两个人才行，再说搞管理的人本身难管理，招两个好，两个有竞争，至于化验嘛，只是简单的滴定分析和金厚测定，陈秉章一个人就足够了，如果实在要加人或换人，也可以留给新来的管理者去解决，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说实话，我当时是有意护着陈秉章，尽管我知道他做滴定的姿势太难看，明显不专业，但我还是不忍心让他走，留一天算一天吧。 唐小姐似乎被我说服了，接着就取出一叠应聘信，我一张一张地翻着。为节省时间，我只看学历复印件。我发现副经理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他们以为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中共中央专门培养搞广播和电视的专门人才的大学，等等。我没跟唐小姐多解释，只是让她再多拿些应聘信来，我从中挑选了三人，其中搞技术的那个人是无锡轻工学院电镀专业的，而非他们以前内定的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 唐小姐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她也回过几次香港，赖老板也过来几次，但总的感觉仿佛唐小姐是老板，尽管她没做什么，甚至好像都没说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几个香港师傅。 唐小姐做事很认真，亲自写信打电话约那三个人来，并且不厌其烦地看我呈送给赖老板的计划，一项一项地核对，一遍一遍地向我请教，有时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从她体内呼出的热气，我发现那才是她身上真实的气味，是那种不含香水和化妆品的气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气味对异性很重要，人可以没有性行为，但不可以不接受异性的气味，否则就会得病。我当时就没有性行为，只能靠唐小姐身上散发的气味来维持自己不生病了。我就觉得自己与赖老板很平等，尽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板，但我和他可以接受来自同一个女人身上的同一种气味。 我一面接受着唐小姐身上的气味，一面向她解释着计划中的问题，在向她解释与指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及时地作了修正。由此我发现，对别人指导的过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过程。 那段时间，赖老板每次过来都对我很客气，这点不仅从脸色上能看出来，就是每次请大家吃饭，赖老板也专门把我叫到身边，仿佛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经理还高。我发现香港老板特别喜欢请员工吃饭，当然被请吃的也不是一般的员工，而是像我和副经理以及香港师傅们。说实话，每次请吃我都很心疼，想着自己在这里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却在家受苦，所以每次请吃我都想象着我老婆孩子也来了，这种画饼充饥的想法非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更觉得难受，仿佛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时我甚至想，老板您干脆别请我了，直接把该花的钱给我，我寄给我老婆，让她跟儿子买烧鸡吃。后来，我就真的这么做了，每次赖老板请我大吃大喝之后，我就给老婆寄一封信，里面夹10块钱，让她去买个烧鸡跟儿子和保姆开一次荤。那时我虽然还没拿过一次工资，但基本上不用钱，从家带来的钱也不见少，不在乎10块钱，关键是我有盼头，觉得很快就会领工资，一领就是一两千，几乎是大款了，还在乎10块钱？我在信中对老婆说：我现在很有钱了，你们尽管往好里吃！ 赖老板很爱吃，也很会吃。我发现他请我们吃饭不见得是为了融洽关系，好像吃就是吃，没什么目的和企图。以前听人说"吃在广东"，我以为仅仅是说广东的菜好吃，当时我还不服气，觉得我们家乡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认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实是我妈妈做的菜。现在跟着赖老板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广东"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广东人(当然包括香港人)其实很好(hào)吃，不仅正餐要吃，广东人的喝茶其实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饱，并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几次茶，比我们那里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还有中午茶、下午茶，还有的茶楼干脆提出"24小时全日为您服务"。 我和赖老板在一起当然不全是吃，事实上，他与我在一起讨论过关于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镀金不难，难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结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泽。他说就表壳镀金来说，其实就是在不锈钢表面镀金，而不锈钢表面镀金是最难的，因为不锈钢表面有一层氧化膜，这种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属生锈的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镀层与基体结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这让我发觉赖老板其实很有水平。因为从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说出这番话来确实很不简单。想想也是，就算他这份产业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出类拔萃，一个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大陆的偷渡仔吗？再说，就是给了他一个起步平台，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也不会有今天的气候。从他将工厂迁到深圳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准的。 赖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赖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愣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订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同样也没有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赖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赖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赖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赖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蒋大哥的那种先进，蒋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的"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赖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赖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赖老板与我很少谈私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赖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赖德能、赖德龙、赖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赖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一个叫赖春盛的，我问赖德龙："赖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赖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赖德龙告诉我，这里姓赖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赖春盛就是赖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赖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赖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赖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赖德龙告诉我，赖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赖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赖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赖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的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赖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赖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赖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赖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赖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赖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身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赖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赖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赖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赖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赖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赖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也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赖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反正赖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赖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赖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赖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赖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20名工程师的月工资之和！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72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赖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赖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赖老板之所以要按内地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赖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2500元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赖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让下级比自己高10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2500元和25000元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赖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种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赖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关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赖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 6 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炒鱿鱼。搞管理的那个小伙子姓王，叫王逸群，是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的，而且，毕业之后正好赶上美国一所大学在他们那里搞了一个mba班。幸好我懂英文，知道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意思，感觉人才难得，既懂化学，又学过工商管理，到电镀厂来抓管理不是非常对口吗？所以，我极力主张请他来。说实话，我还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那个班只有三个月的课程，并没有颁发硕士学位，但是有关管理学的一些基本术语和知识还是学了，所以，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这小子太自以为是，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赖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可以原谅，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时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极力推荐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但估计她心里也有看法。从表面上看，她不动声色，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果然，这一次唐小姐回香港几天，然后与赖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炒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突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赖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赖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赖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真正的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王逸群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政治处的、甚至是工会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说不清楚的诸如高级某某师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赖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希望他参与，但陈秉章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比较冷淡，似乎有一种冷眼相看的味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赖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拿我开心了。"我说赖老板这会儿是真想民主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也好。赖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赖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我们老家有个俗语，"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36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36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赖老板的办公室。赖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36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这些"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意思让我说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赖老板吹捧了一番。说企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企业，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企业，所以，关于企业的发展，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这次民主选举公司经理，就是大家共同决策企业未来发展的具体体现。当我说这些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几十个"候选人"傻傻地看着我，不知道是感觉新鲜还是根本就听不懂我说的话。或许他们听懂了表层意思，但听不懂深层意思。不过，他们是不是听懂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是唐小姐是不是听懂。还好，她听懂了，因为我在说的时候，眼睛的余光分明看见她一直在微微地点头。我说完了，她又使劲地点了两下头，然后才让这些"候选人"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赖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30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赖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赖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就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赖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赖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赖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亚运会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到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赖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投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我顺利当选。我特意注意到副经理的表情，他的脸色正常，丝毫没有铁青色，十分坦然地带头鼓掌，对我点头微笑，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不知是副经理的涵养特好，还是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在前面等着我。 上任后，我即刻对生产编制与班制进行了调整。整个工厂按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工段，分别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负责加工件的开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抛光、喷蓝油及夹具的制作与维修；二工段负责电镀，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验室；三工段负责产品的检验、包装、出货。在班制安排上，将每个工段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半小时，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在同一时间涌向饭堂和洗澡间带来的诸多不便，又能每天节约一两个小时的通风照明用电。以前香港师傅负责生产，要开工一起开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实上，从开箱清洗到电镀起码要等半小时，从电镀到检验又要等半小时，这样就天天造成窝工，还白白浪费水电。下班情况也一样。我作了这样调整后，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香港师傅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在人员安排上，提拔赖德龙为第二工段的工段长，调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化验室。我对陈秉章说：随着订单的增加，又要新开两条生产线，唐小姐本准备再找一个学化验的大学生，我觉得不必了，这小伙子由你带着就行了。陈秉章好像没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我的情，仍然不冷不热的样子。对于那个"妇女队长"，我让她"恢复原职"，学着大学里学生会的做法，让她担任女工部部长，但是是业余的，本质工作还是第三工段的检验组组长。工厂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打工妹，有个大姐关照她们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赖老板在选举工作完成后就匆匆去了香港，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听了我的想法，她没说好与不好，只是关照我有什么事要多与副经理商量，并要副经理多支持我。根据唐小姐的要求，所有这些事情，事先我都征求过副经理的意见。其实，就是唐小姐没这样要求，我也会这么做的。副经理对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赞同，而且还帮我解释这么安排的理由，这使我很感激他，我没想到副经理的胸怀这么开阔，同时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我不知道。 第7-9节 7 当上经理后，我的工作台也从四楼搬到了二楼，也就是搬进工厂的写字楼。这样，我就认识了赖晓芸。 赖晓芸是赖老板的侄女，在公司做报关员。我以前就听人说过，说她很青春亮丽，光彩照人，并说谁要是把她搞到手谁就成了公司的二老板了。这些当然都是说说而已，谁也没当真，我更没把这话当回事，我早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就是真有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 赖晓芸成天泡海关，回公司的时间少，即使回来了，也不到生产线来，所以我根本就没见过她，也不知她到底漂亮不漂亮，因为工人们的漂亮标准与我可能不一样。 那一天，我正在埋头画进度表，她一弹一弹地走到我面前，甜甜地说："丁经理，你好！"凭声音的甜度和普通话标准度我就知道是她。抬起头，我明知故问："你是……" "赖晓芸。"她说话间脑袋一晃一晃，大眼睛一闪一闪，一束大马尾辫左右摇摆，十分顽皮。我心里暗暗一惊，不是惊她的漂亮，说实话，她远不及唐小姐漂亮，我吃惊的是她的洋气。在我的想象中，她有可能漂亮，但决不会洋气，相反，我认为她应该是很土气，你想想，他们村妇女队长也就那个样，她能洋气到哪里？就是漂亮，也应该是"土漂亮"，但事实上，赖晓芸的确很洋气，一点不像农村长大的，难道后天的培养能改变一个人骨子里的土气？也未必不可以，我父亲就是农村长大的，现在还能看出土气吗？ 我故意摆出长辈或领导的样子，放下笔，身子向后仰一仰，右手小幅度地用力一挥，说："坐，坐。" 赖晓芸在我对面坐下，但头并没有静止，马尾辫还在摆，大眼睛还在闪。说实话，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但对她喜欢的感觉与对唐小姐不同，仿佛有点长辈对晚辈或上级对下级的那种关爱。 "你功劳不小呀，"我尽量找些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话说，"我们公司的货物进出关一向很顺，这都是你赖小姐的功劳呀！" "怎么，"她说，"你想给我发奖金啊？" "我手里那点钱，全给你你也未必看得上呀。" "那你全给我看看。" 我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突然，我觉得不妥，这个赖小姐太扎眼，我们这样上班时间在写字楼里不咸不淡地聊天不是那么回事。我故意看看表，说："不好意思，我要去车间看看。" 她反应很快，"啊，影响你工作了。" 我说："哪里，与你谈话本来就是工作嘛。" 她又那样顽皮地微微低下头，偷偷地朝两边看看，伸伸舌头，眨眨眼，走了。 那一天我走在生产线上特别有精神，颈子绷得直直的，感觉自己极像个军队首长，而且是大首长，因为小首长对士兵没那么亲切。 晚上睡在床上，我想到了老婆孩子，继而又想到了唐小姐，想到了赖晓芸。假如说唐小姐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那么赖晓芸就是个冰清玉洁的青苹果，那么老婆呢？老婆是什么？我不知道。 睡梦中，赖晓芸顽皮的神态，使孤寂的夜充实着温馨的风。 赖晓芸对我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她那开心顽皮、无忧无虑的样子对我是一股清新的风，使我暗地里对她有一种期盼，盼望她天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如果哪一天没有出现，我就有点烦躁不安，心情不好，好在她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总是在我刚开始表现烦躁不安时及时地在我面前出现，仿佛我们已经心有灵犀。 我曾担心这是我自做多情，对此我还真认真思考过。我拿她与唐小姐作过对比。唐小姐比赖晓芸更漂亮，而且我们之间接触也更多，我怎么对唐小姐没有"自做多情"？我想，即使是自做多情那也是互相的，既然是互相的，那还叫自做多情吗？为了证实，有一天我强烈地克制住自己，从早到晚都在生产线上转，坚决不下写字楼，连吃饭都让陈秉章替我带上来，累了渴了就到化验室去。化验室现在是我的根据地。自从陈秉章无意中表现出对这份工作很看重以来，我一直在暗暗帮他，为了帮他，我将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安排进化验室，并要搞技术的小伙子来化验室"协助"陈秉章一起指导他，其实是让陈秉章也跟着学学，陈秉章嘴上硬，暗地里也偷偷地学，现在一招一试像样多了。尽管陈秉章表面上对此好像并不领情，但我知道他爱面子，表面上不领情是不愿意承认他很在意这份工作，其实内心应该是感激我的，所以我就有资格把化验室当成自己的根据地。 下午五点钟，她来了。她像没事一样一走一跳地在三楼转了一圈，又从三楼转到四楼，而此时我正在四楼，我从化验室的窗户往外看，这个窗户正好能看到整个工业四路，如果赖晓芸出去，我应该能看到。 赖晓芸一进来，化验室的空气立刻就被激活了。陈秉章与一般的打工仔不一样，自认为是知识分子，是白领，因此他敢拿赖老板的侄女开玩笑，如果他不开玩笑，那就证明自己胆怯，就把自己混成普通的打工仔了。 "公主稀客。怎么今天有空下来体恤民情了？"陈秉章眼睛和手都在忙着测金厚，嘴巴却不肯闲着。 我没回头，仍然看着窗外，但老远地就感觉到她来了，心跳随着她那独特的脚步声临近而逐步加快。 赖晓芸没接陈秉章的话，她身子留在门外，只把头伸进来，几乎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你今天忙什么呀？怎么一天没下写字楼来？" 她直接用"你"而不称"丁经理"，说明她在心里已经把我们的关系升格了，这使我很感动，也有点激动，于是实话实说："我在看……" "看什么？"她有点迫不及待。 "看你是不是从这条路上走出去。" "那又怎么样？"她问。 "如果现在你从这条路上走出去，我就使劲对你招手，你能感觉到吗？"我几乎忘了旁边还有两个人。 旁边的这两个人一下子沉寂了。化验室被激活的空气此时又陡然凝固。我注意到陈秉章的手忽然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又恢复常态，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确实还没发生什么事。 8 给赖老板打工快两个月了，还没拿过一分钱。老板厂与国营单位完全不是一回事，到国营单位上班，不到一个月肯定会领到工资，而且数量一般会超出你的期望，除了工资本身以外，多少另外还会有一些奖金、附加工资、加班工资或节日费之类，绝对量虽小，但感觉蛮好。老板厂就不一样了，老板厂要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要押到下个月才能拿到，到下个月还不是月头，而是要捱到中下旬。 我是盼望着快点拿工资的，这样至少我会知道自己到底拿多少钱一个月。这不仅是我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老婆关心的问题，她问过几次了，"你工资到底一月多少？"我没法回答，她没法理解。有时候，我真想跟赖老板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赖老板非常忙，最近很少来蛇口，即使来了也是忙得不得了，我找不出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谈这件事，有时恰好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似乎可以谈了，但那种气氛仿佛是油，我这个问题仿佛是水，实在溶不到一块儿，只好作罢。再说，赖老板早已有言在先：人工的事不用我操心，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了。既然这样，如果我再问，不是显得我很小气吗？ 如果拿到工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买几件衣服，特区不比内地，气候不对，气氛也不对，有些衣服在马鞍山穿着蛮好，在深圳好像就穿不出去了，而特区的人有可能更浅薄，内地人常常犯以貌取人的错误，深圳人常常犯以衣取人的错误，穿得太差太土了还真不行。这不仅是我的面子，也是赖老板的面子，你想想，如果别人小瞧了赖老板的公司经理，他有面子吗？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当时心里有了赖晓芸而表现为"男为悦己者容"？ 如果拿到工资，我要好好请一下蒋大哥，要请他全家，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帮助过我，我一定要涌泉相报。 如果拿到工资，我要为老婆从香港买回一枚戒指。老婆手上戴的那枚戒指太小，是结婚时候我妈妈送给她的，妈妈那枚大戒指还是解放前留下的，我和哥哥结婚时，妈妈跑到南京将自己的戒指一分为二，打成两枚，送给我嫂嫂和我老婆每人一枚。一枚改两枚，当然大不了。虽然老婆从来没说什么，但他们室同事的戒指都比她的大，于是我就觉得对不住她，就一直想给她买个大的。这么想着，我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老婆戴个小的还觉得不够意思，母亲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儿媳妇该怎样呢？于是我又想着，干脆给老婆和母亲一人买一个，这不就两全其美了？不行，给母亲买而不给丈母娘买，那还了得？要买都得买。我有那么多钱吗？应该有的，你想想，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2500，经理怎么着也得3000吧？而且据我了解，深圳公司里经理与副经理的工资一般都要相差几倍。我不要太贪，不要想着工资是副经理的几倍，更不要与香港师傅攀比，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还是实际点，3000就够了，一月工资我就可以将老婆、妈妈、丈母娘的戒指全买了！我要唐小姐帮我从香港买，买香港周大福的，周大福的金货我在内地就听说过。你想想，当我老婆、我妈妈、我丈母娘她们同时戴上我送给她们的香港周大福金店的货真价实的大戒指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父母怎么看我？我岳父岳母怎么看我？我哥哥姐姐怎么看我？我小舅子怎么看我？我以前在设计院的那些同事怎么看我？想好了，不能小气，尤其是这种用一辈子的东西，我一定要买大点的，好看点的。 盼望领工资的不止我一个，这几天在生产线上，我常常时不时地听见工人们谈论工资的事。有一天我到第三工段，那个女工部长还专门问我："丁经理，这个月出粮不耽误吧？"我当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像我这样在老板厂打工的经理，说实话是老板要你理的事你就要去理，不要你理的事你就不要去理，比如工资的事就不是我能理得了的。但我还是爽快地回答："误不了。"仿佛工人们的薪水已经在我的腰包里，我说发就发。我心里蛮高兴，工人们都关心出粮了，说明工资快发了。 工资虽然还没发，但我已经获悉一些对我十分有利的消息。那一天赖晓芸告诉我，厂里已经做工资表了，是香港写字楼通知这边做的，并说过两天赖老板到这边来时签了字就发，而且电话通知里专门说了，丁经理的工资不要做，丁经理的工资由香港写字楼发。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工资由香港写字楼发，而据我所知香港当时劳工的最低标准是每月4500港币，也就是说，我的月薪至少在4500元以上，大大高于我的预算。此时我唯一有点不安的是，我拿这么高工资会不会对副经理造成一种伤害，我不理解赖老板为什么不能像对我一样对待副经理，是不是远香近臭？我甚至有些担心这么多钱我该怎样用，干脆让老婆也辞职算了，想想，一月4500，一年就50000多，差不多相当于我在设计院干一辈子了！ 我非常激动，激动得差点在赖晓芸的身上有亲热的举动，但嘴上却说："钱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干得开心。赖老板这样信任我，我当把工作做得更好才是。" 我这样说当然是考虑到赖晓芸是赖老板的亲侄女，但也是说的心里话。中国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赖老板待我这么好，这么信任，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让我一年可以挣一辈子的钱，我多做点工作还不是应该的吗？ "你做得还不好呀？"赖晓芸说。按她的意思，我做得已经尽善尽美了。 "还不好。"我说。 我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做得不好，不但不好，甚至还很对不起赖老板。 恒基公司是做香港钟表镀金业务的，两头在外，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原料均来自于香港原料行。这种镀金原料是很昂贵的，但目前却浪费惊人。赖老板并不清楚，我清楚，我不仅清楚原料浪费惊人，我还知道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源在哪里，并且懂得如何解决，但我没告诉赖老板，也没自己着手解决，所以我说我做得不好，我对不起赖老板。赖老板那么器重我，给我这么高的工资，而我却因为自己所谓的哥们义气没有及时地杜绝这种浪费，我实在有愧！ 有那么一刻，我差点就将这些情况对赖晓芸和盘托出，但我忍住了，我在对赖老板忠诚的同时，也应该对陈秉章忠诚，至少，我要事先与他沟通一下，否则就太不够朋友了，甚至有对朋友落井下石之嫌。我知道，爱面子的陈秉章其实是很在意这份工作的，如果他真的像他嘴上说的那样无所谓，那我早就换人了，毕竟，电大中文毕业的陈秉章是根本不能胜任目前这份工作的，赖老板要是换成我，我宁可每月白白给他一份工资，也不能让他负责化验室。电镀厂的化验室相当重要，生产线上的金液兑加量完全凭化验室的指令下，六条生产线，每月几百万的原料费呀！由于不懂，为了保险起见，目前陈秉章采取的是"油多不坏菜"的办法，多加一点金液反正没坏处，这种办法当然行，但就要多用原料，造成极大的浪费。我初步算了一下，目前每月大约浪费20万人民币！赖老板和唐小姐他们对电镀液化学成分控制一知半解，加上生意好做，赚的总比浪费的多，公司也没有一套科学的财务成本控制系统，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一直也都没有在意，他们只知道从香港进来的是金液，不是金块，因此就很安全，不会有人偷去打戒指，其实，金液比金锭更贵，浪费起来更惊人！每月20万是保守的估计。而且，再往深里想一想，浪费多了对谁有好处？对原料行，而原料行是陈秉章哥哥开的，陈秉章很在意这份工作，到底是在意这每月一千多块钱工资还是在意他哥哥原料行的生意？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陈秉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朋友想得太坏。 我忍住了，我没对赖晓芸说，我要先找陈秉章谈谈，等与他谈通了，我再向赖老板作详细汇报。这是大事，弄不好会影响到赖老板与陈秉章哥哥的关系，我要慎之又慎才对。再说，我担心自己会与陈秉章谈得不欢而散，如果那样，我还会坚持原则吗？如果坚持，肯定会彻底得罪陈秉章，如果不坚持，谁也不知道，大家相安无事，但我心里会觉得对不起赖老板。这时候我的思想有点乱，我甚至想，如果赖老板对我不要这么好就好了，比如他没有直接从香港写字楼给我发工资，而是对我和对副经理一样，只给我两三千一个月，比如……不行，只给两三千我就不坚持当经理的原则吗？不行，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陈秉章开诚布公地谈谈，如果他明事理，我会替他遮着，并对他妥善安排，如果他执迷不悟，我就对他不客气，甚至开除他！赖老板对我太好了，假如在他和陈秉章俩人中我必须得罪一个，我只有得罪陈秉章。 决心下了，心情也就愉快了。借着这种好心情，我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约了赖晓芸。 第10节 10 在赖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是常有的事情。不要说是生产上的事情了，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常常如此。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像这样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孔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乘汽车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整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前面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在手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我说。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反正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又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孔祥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写反了。 "哪里哪里，孔祥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第11节 11 赶到凤凰冈已是傍晚，天几乎黑了。孔老板显然已经打过电话来，但那个让他不放心的台湾人张先生对我并不热情，甚至还怀有敌意。虽如此，但还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将我安排在他自己的宿舍里。宿舍的条件比恒基强多了，租用本地村民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张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住最里面一间，我被安排在了外间，中间还有一间空着。张先生将我安排进房间，并把大门和房门的钥匙交给我，然后就走了，甚至没为我安排晚饭。 床是现成的，我下去自己买了席子和桶，在街上吃了饭，开始新的生活。 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上次我随孔老板来这里时，一点都看不惯凤凰冈这鬼地方。远，在关外，而且是关外一个蛮偏僻的角落，说到底，这里是农村，而蛇口是城市。转念一想，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关我什么事？我是来挣钱的，挣到就好，挣不到就不好，现在既已离开恒基，就别再想蛇口，应该想宏大，想凤凰冈，不管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都得这么想，这么看。 凤凰冈说是一个村，但随着台湾厂的增多，这里也已经有一条不大不小但挺热闹的街道。街道两旁尽是餐馆、发廊、杂货铺。我在小餐馆吃了一菜一汤，花了十五块，感觉吃的还不如恒基职工食堂里那"相当差"的伙食。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吃饱了。在杂货铺里买了床席子和塑料桶之类的东西，回到宿舍三下两下就收拾停当了。接着就是没事，没电视，又没有任何熟人，才八点多钟，实在不是睡觉的时间，只好又来到街上，想着就当是熟悉周围环境吧。 街上依然很热闹，不少打工仔打工女模样的男男女女围坐在大排挡门前吃吃喝喝，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我觉得他们比我开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打情骂俏无所顾及，不是很开心吗？ 我感到自己很孤独。想到此时妻子肯定已经哄着儿子睡了，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看着一户开杂货铺的，夫妻俩屋里屋外地忙着，根本顾不得在满地爬的小孩，好像那几毛钱的生意比他们儿子还重要，想到自己不也是一样吗？为了几斗米，离妻别子，千里迢迢，还不如这一家开杂货铺的幸福，他们至少一家人在一起。我羡慕他们！ 唐小姐好吗？她此刻是回香港还是留在蛇口？应该在蛇口。听说赖老板在蛇口有房子，我想是真的，不然赖老板来时住在哪里？赖老板不在时，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由此推断，他的宿舍也应该就是唐小姐的宿舍，不然唐小姐过来时住在哪里？既然蛇口有现成的宿舍，我又是突然离去，唐小姐肯定留在蛇口。不仅唐小姐留在蛇口，而且十有八九赖老板明天就会赶来。我的突然辞职不一定让他们乱了方寸，但起码让他们很丢面子。活该！ 赖晓芸现在在哪里？她是念我还是恨我？她对我的那种暗示到底是美女爱英雄还是受她叔叔的指示在考察我、监视我？或者她叔叔并没有这项指示，是她自己自觉这么做的？如果那样，那么生活也太令人可怕了。我不想把她想象得太坏，想着她对我的感情还是真心的，要不然，昨天晚上她为什么突然情绪低落？一定是知道我的工资只有900港币，为我抱不平，同时根据她对我的了解，相信我一拿到这个工资，肯定就会辞职的，所以不开心。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对她叔叔说呢？或者直接跟我谈一下呀，让我事先知道，不至于非常突然，甚至还能事先当面跟赖老板开诚布公地谈谈。如果这样，至少我就不会打电话向老婆报喜，打电话对蒋大哥说我一个月九千块钱工资了，搞得一点退路都没有。我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想他干什么？ 不想了！ 但是，越说不想的事情，其实就越是在想。越想忘记的事情，其实就一直在惦记。现在我就非常想念活泼可爱的赖晓芸。我心口一阵收紧，仿佛突然丢失一件已经到手的珍宝，这才体会到祖国语言的伟大，确实是"心里想"，而不是其他地方想，包括不是大脑想。 "要不要明天打个电话过去？"我问自己。"有这个必要吗？"我又问自己，"不是想好了要向前看吗？" 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就走到一家发廊的门口，一排年轻的小姐已经对我发出热情的邀请。"先生洗头吧。" 我愣了几秒钟，不明白是想安慰自己还是想惩罚自己，想着好吧，反正洗个头才五块钱，如果花五块钱就能让我忘记赖晓芸，也值得。 我给自己找理由，想着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唐小姐那里给了我女人的气味，使我不至于得病，现在如果再被年轻的小姐接触接触头皮，身心一定会更加健康。甚至想着应该顺应天意，这条街上就只有餐馆、发廊和杂货铺，既然餐馆和杂货铺都进过了，现在轮到发廊也顺理成章。 我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在一面镜子前面坦然地坐下，马上就有小姐为我围上毛巾并开始往我头顶上挤洗发液。洗发液凉凉的，浸在发根蛮舒服。发廊里还有空调，让我浑身凉凉的很舒服。冲这点，五块钱值。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进发廊。以前在内地只有理发店，没有发廊，理发店和发廊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理发为目的，洗头按摩为辅，后者以洗头为主，理发为辅，而且替你洗头的肯定不是大老爷们，恰恰相反，替你洗头或者说是按摩的，必定是年轻的小姐。来深圳后，剃过两次头，就在恒基公司门口搞掂的，三块钱，洗都没洗，剃完就回公司洗澡，还洗头干什么？想想老婆在马鞍山，逢年过节才花一块五毛钱吹个头，我花那冤枉钱干什么？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身上确实很有钱，多五块少五块根本就感觉不出区别，既然感觉不出区别，花和不花一个样，不如花了；今天还做出了重大决定；今天我跳槽了；今天我需要平衡一下心理；今天我应该犒劳一下自己。 理由充分了，坐在那里也就更加地心安理得了，开始真正地享受起来。 说实话，让年轻的小姐在你头上又是揉又是摸的，并且小姐的胸部有时还不经意地蹭你一下，不想入非非是不可能的。更难得小姐善解人意，没话找话，说："先生你是刚来的吧？" "是的，"我说。 "刚从台湾来？"洗头妹问。 "不是，"我说，"你看我像台湾人吗？" "当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你怎么看出我是刚来的？" "这街上的台湾人我全认识。" "是吗？" "是的。" 我心情好起来。奇怪，怎么一到这里心情就好起来了，至少没有刚才那种孤独感了。我以前不知道发廊具有使人心情愉悦的功能，冲着这功能，我以后应该多来。 心情好起来，话也就多起来了。我问："你说这街上的台湾老板你都认识？" "是的，都认识。" "那我问你认不认识孔祥儒？" "谁？" "孔祥儒，孔老板。" 洗头妹肯定被问住了，连手也停了。 "是凤凰冈的吗？"洗头妹问。 "是的。"我回答得非常肯定。 洗头妹又开始洗头，但动作没有刚才有力，速度也一快一慢地不如刚才节奏均匀。 "嗳，阿萍呀，你认不认识一个孔老板？台湾的。"洗头妹大声地问着她的同伴。那意思不只是问那个叫阿萍的，而是向所有的洗头妹发出询问。所有的洗头妹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摇摇头，没人知道。 我的心情已经彻底地好起来。我开始笑了，仿佛与人打赌赢了。 这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比她们年纪都更大一点而且更漂亮一点，看起来更有见识一点的女人。女人笑着问我："先生，你问的孔老板是我们凤凰冈的吗？" 我说是的。 她又问："哪个厂的？" 我本不想这么快告诉她，想再考考她们，但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使我猛然意识到她不是普通的洗头妹，而是洗头妹的老板。我觉得不该再开玩笑，于是对她说："就是前面宏大厂的。" 老板娘笑了，说："先生你肯定弄错了，宏大厂老板我认识，而且很熟，他不姓孔，姓张，叫张国良。" 我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叫张国良，但我想老板娘说的应该是他。我问老板娘："你说的那个张国良是宏大厂的吗？" "是啊。" "是不是高高胖胖戴个眼镜的？" "是啊。" "噢，你说张老板呀，我认识，每天骑个大霸王。"给我洗头的那个妹子来劲了，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嘴巴和手臂功能全面恢复。 洗头妹说得对，张先生确实是骑了个"大霸王"。 "他告诉你们他是宏大的老板吗？"我问。 "是啊，"洗头妹说，"这里谁都知道呀。" 现在是我糊涂了，孔祥儒不是老板？张国良是老板？或者他们二位都是老板，宏大公司是他们俩合股搞的？凭我的感觉，孔老板没有说谎，那就是张国良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仅仅是吹大牛还是有其他更大的问题？ 第12节 12 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集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时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加入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的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公司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包括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虽然设备并不复杂，但技术性要求最强。在恒基公司，对检验工的要求最高，眼神要好，判断力也要强，才可以从满满一板产品当中一眼挑出其中的次品。这里也如此，花鼓装紧了装松了全靠最后这道工序工人的手感。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两个管理人员足够了，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孔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孔祥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像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孔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孔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孔祥儒过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而她以前是基本上不怎么来的。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觉得更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孔祥儒终于过来了。我们喝酒。这次我真喝了，因为这次他是我的老板，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响工作。其实我也没什么"工作"。要说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为喝酒就要说话，说话就是汇报工作。 酒过三巡，我问孔祥儒："宏大公司到底谁是老板？" "什么意思？"他并没喝多。 "我问宏大公司谁是真正的老板？" 孔祥儒见我问的认真，他也就认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注册的，我负法律责任，大姐夫的钱算是我借的，我是要还本付息的，所以应该说我是老板。" "不对。"我说。 孔祥儒透过硕大的镜片看着我，眼球经过镜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个大鼓眼泡，与酒后泛红的脸和占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积的镜片浑然一体，使癞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实。 "来来来，"我叫过来服务员，"小姐，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宏大厂吗？" "知道呀，"服务员说，"就在村头呀。" "你知道宏大厂的老板是谁吗？" 服务员摇摇头。 "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不大一会儿，老板到了。老板上来就敬烟，说："二位老板，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多包涵。" 我说没事，菜不错，我们以后经常来。 老板说谢谢，谢谢！ 我说请你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个人。老板问打听谁。我说村头宏大厂的张老板。他说张老板有阵子没来吃饭了。我问为什么？老板说张老板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乡吃饭，嫌我们这庙小了。 我斜眼瞟了一下孔祥儒，继续说："我再给你打听个人。" "谁？"老板问。 "孔老板。" "孔老板？" "对，孔老板。"我说。 老板挠了半天头，说："凤凰冈好像没有孔老板。" "再想想，"我说，"台湾的孔老板。" "没有。"老板非常肯定地说，"你要说台湾老板我就敢肯定没有姓孔的。" 我说："听说宏大厂的老板就姓孔，而张老板不是老板，张老板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你知道吗？" 饭店老板看看我，又看看孔祥儒，没说话，头却摇得像拨浪鼓。 我看看孔老板，对饭店老板说："没事了，谢谢。" 孔祥儒没说话，继续喝酒。 我不喝酒了，继续说话。我说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而是你请的经理，那么，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里搞管理，起码不能管财务，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还建议：请厂长兼任公司会计，工资加一点。并说厂长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蛮正派。 孔祥儒只是继续喝酒，没说话，也不知他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第二天上班，孔祥儒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要来账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着，还时不时把其中的某一页折叠起来。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测。 这几天，孔祥儒交给我一个任务，制定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我照办，一项一项地写，写完了，觉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没办法，公司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一点不像是台资企业。抄好后交给孔祥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签个字，说："贴出去。"我就找来胶水，到楼下贴在墙上。几乎是每天搞一个制度，有《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孔祥儒的账查完了，我的各项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这期间我还给他提出一项建议：设立董事长信箱，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或检举揭发危害公司利益的坏人坏事。为此，又专门加了一项《董事长信箱管理制度》，强调董事长信箱只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由董事长个人亲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开启。制度还规定，凡是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酌情给予奖励，检举揭发也一样。后来的发展证实，还幸亏设立了这个董事长信箱，它至少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 看完账，孔老板的蛤蟆脸变成了驴脸。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与我也不说，包括喝酒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说："明天我妹妹要来。"但是他妹妹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他都没说，我也没问，别人妹妹来关我什么事？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孔老板既没有听张国良的解释，也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让他妹妹来公司管财务。一切尽在不言中。 孔小姐管公司财务后，张国良的脸色难看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神气劲了。至此，我完全相信孔祥儒是真正的老板了，而张国良是水货的。真老板有底气，胸有成竹，不需要刻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所以就几乎可以不说话，而水货老板底气不足，必须要咋咋呼呼，故意表现出自己有决定权。张国良每天早上集合员工训话就是这个目的。 按理说，财务工作交出之后，张国良的女朋友就没什么事了，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我明显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么？我想不通，还是半月之后董事长信箱帮我揭开这个谜。 第13-14节 13 孔小姐到任后，孔老板对工厂似乎放心许多，在我的建议下，通过厂长牵线，我陪着他拜访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又到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县经委走动走动，似乎像是对外表明身份。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仍然呆在公司里，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我不理解孔老板是怎么考虑的，似乎又觉得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是蛮讲情义的，不像赖老板对香港师傅做得那么绝。 这一天，孔老板突然对我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出趟差，顺便回家看看。我一听能回家，兴奋极了，立即想到了儿子。我发现对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说，老婆孩子都想，但确实是想儿子在先。 第一站是到宁波，深圳有直达宁波的飞机，对方一辆小面包已在机场等我们。我发现大陆人对台湾人确实是非常友善的，把我们当成贵宾。 小面包载着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三小时，才到了一个镇上，镇长书记全都在等我们，宾主先是礼尚往来，然后才谈正题。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孔老板要从他们这里订货，所订的货就是自行车花鼓，难怪他们如此热情。我很奇怪，我们自己就是生产自行车花鼓的，我们本应该是卖方，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买方了？看不懂，既然看不懂我就只管喝酒吃菜。但我没喝多，因为我还能听清他们说什么，比如孔老板要求他们在所有花鼓上都要打上"宏大"的印记，那个厂长满口答应，连说了几个没问题。 生意谈完之后，主人很热情，想专门带我和孔祥儒到溪口玩玩，但孔老板好像是公务缠身，对玩不感兴趣，坚持要走。主人好像生怕丢了这单生意，就来做我的工作，说溪口离他们这里只有二十多公里，就等于是家门口了，并说凡是到他们这里来的人没有不去溪口看看的。我想也是，就二十多公里，不去也太可惜了，再说溪口我还真没去过，也想去看看，于是我就对孔祥儒说："还是去吧，溪口是你们蒋委员长的老家，风水不错，去看看会沾点仙气的。"孔祥儒被我逗笑了，说那就去吧。 主人没有说大话，我们沿班溪公路行驶不到半小时就抵达溪口镇，然后步行去了蒋母墓，本来还要去御书亭的，谁知走到入山亭孔祥儒就死活不愿往前走了，他不时地看表，一副焦急的样子，我只好对接待单位的人说："反正以后会常来，有的是机会，这次我们真的比较急，回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别人也就不再勉强，直接将我们送到宁波火车站。宾主道别。 车上，我一直在想，孔祥儒这么匆匆忙忙赶往杭州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关于这次出差的真正目的及行程我一概不知。不知也好，省得瞎操心，反正我就相当于免费旅游和免费探亲吧，问那么多干什么。 在到了杭州几个小时之后，我才知道他这么急急忙忙赶到杭州的真正目的。原来是找小姐。我有点不理解，找小姐那么急干什么？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孔祥儒的祖籍不就是山东的吗？那么我们体内荷尔蒙应该是差不多的，干吗他从台湾来了才几天就急猴猴地找小姐？我取笑他，他倒坦诚："不一样的，苏杭出美女嘛。"我想完了，下一站肯定是苏州。这样我回到家的日子肯定又得往后推几天了。 到杭州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华侨宾馆安顿下来之后，孔祥儒要我陪他沿湖滨路走走，我提醒他："这种事在大陆是违法的，你还是小心点。" 走着走着孔祥儒不走了，他发现了一个目标。说实话，那小姐一点也不像现在的鸡，无论穿着打扮还是气质，我看与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孔祥儒怎么就知道她是做这一行的？难道他有灵感？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这位小姐是只身一人，而其他女孩几乎没有只身一人的，要么有女伴，要么有父母，要么有男朋友，要么有兄弟姐妹陪着。我马上就想，幸亏我没有女儿，要是有，肯定不让她晚上一个人出门，女孩晚上一个人出门闲逛，好女孩也被人误解为妓女。 孔祥儒与女孩手挽手了，我就只好与他们分开，但我并没有走远，怕有警察突然出来把孔祥儒抓起来。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孔老板的保镖，而且是个很称职的保镖，直到孔老板与那个女孩手挽手进了我们投宿的华侨宾馆，我都一直远远地跟着，生怕会出什么事，比如女孩的同伙突然出来敲诈一笔。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就在他们进入宾馆之前，我发现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在跟踪他们。我非常警觉，同时因为孔老板是台商身份，因为我身上有那个小本本，所以我居然一点也没有害怕。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有点兴奋，觉得自己总算发挥作用了，又觉得自己很像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地下游击队。我绕到后面，突然出现在那两个人的面前，低声但底气十足地问："干什么的？" 两个人竟然愣住了，足足过了十秒，其中的一个才露出笑脸，讨好似地对我说："噢，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我诈他们，"没干什么那女孩怎么说她认识你们？" 两个人显然是被我的胸有成竹镇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挤出非常谦虚的笑脸讨好我，其中一个胖点的说："我们其实相当于那个女孩的保镖呀。" "行了，这里不需要你们保什么了，你们走吧。" 两个人不急不慢地晃走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许他们真是只相当于那个女孩的保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警察，这点我早就看出来了，警察不会这么无聊跟踪这么长时间，要是我怀疑他们是警察，我也不敢主动靠上去，相反，我会阻止孔老板把那个女孩带回宾馆。 虽不是警察，我还是不放心。他们二人晃走之后，我马上就回房间，敲门，我对着门小声说："是我，开门，有事。"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他们才开门，孔老板连衣服都没穿好，或许他认为是我，没必要穿好。我问那个女孩：那俩个男人是谁？她说没关系，自己人。 我弄糊涂了，难道小姐真配保镖？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服务员，心想杭州的服务员怎么这么差？没有理睬。门铃继续响，突然，孔祥儒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跑过去开门，我觉得很反常，爬到床那头伸脑袋一看，我的妈呀，还是昨天那个小姐！小姐今天穿了件紫色灯芯绒上装，一头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比昨天晚上年纪大一点，但更加不像是做那种事的，反倒像一个人民教师。 孔祥儒见到她来了很高兴，说："你真来了？" "是啊，"那女的说，"说话算话嘛。" "好，好，好。"孔祥儒一口气说了三个"好"，仿佛还不过瘾，又对我说："你看，这女孩多好，说话算话，昨天答应今天当我的导游，今天一大早就来了。" 我说："你们去吧，我想睡觉。" "一起去，我们把房间退掉，不回来了。"孔祥儒的口气不容商量。 我们提了行李，到楼下退了房，花二百三十元租了辆车，上路了。 在"导游"的带领下，先是沿西湖兜了一圈，"断桥残雪"、"平湖秋月"、"苏堤春晓"、"花港观鱼"、"三潭印月"一路走马观花。我坐在前面相当于保镖的位置，孔老板和那个女孩坐在后排。他们好像情义未尽，又加上断桥红楼的联想，居然当着我和司机的面，一路卿卿我我。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只好学着司机的样子，目不斜视，眼看前方。 中午在春江楼用餐，"导游"帮我们点了糖醋熏鱼，孔祥儒赞不绝口。春江楼的菜好吃，服务也周到，用餐完毕，还赠送礼品，有檀香扇、杭州二十四景扑克牌、西湖风景明信片。孔祥儒对这些小礼品个个爱不释手，我和司机都说我们不要的，全给你吧。"导游"更聪明，对领班说：这位朋友是台湾来的，很喜欢你们的这些有特色的小礼品，能不能多给几个？领班看看孔祥儒的大蛤蟆眼镜和反"d"字形肚皮，确信孔祥儒是台湾同胞，并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破例送了一大盒小礼品。孔祥儒非常珍惜地装在包里，一再表示要多介绍几个台湾同胞来春江楼吃糖醋熏鱼，收精美礼品。 下午到灵隐寺，我对孔祥儒说我不进去了。孔祥儒不知是不是想着正好可以省下二十块钱，或者他现在心思完全在"导游"身上，根本就没时间同我客气，反正他没说什么，只顾自己带"导游"进去了。我真想提醒他：在佛门圣地最好不要卿卿我我。但我没说，想着反正我是眼不见心不烦。 没进灵隐寺，我就在车上与司机聊天。司机也不知道我跟孔祥儒是什么关系，就把那个台湾佬臭得一塌糊涂，并说他最瞧不起台湾人的这个毛病，我说那不一定，你看我不就蛮规矩吗？司机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台湾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台湾人？他又看看，说讲不出来，反正你不是。我很奇怪，凤凰冈的洗头妹"一眼"就看出我是台湾人，杭州的司机却"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台湾人。 由于在杭州耽误了一天时间，苏州肯定是去不成了。孔老板要赶到无锡，因为无锡正在举行第三届全国自行车产品交易会，这才是我们此次出差的真正目的地。大约是"导游"导得孔祥儒很开心，否则他不会对我谈行程安排。我觉得我们关系很奇怪，有时候像是好朋友，无话不说，有时候又不像是朋友，什么都不说，闹不清。难道老板和他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这样？ 14 台湾的客商全部被安排在无锡湖滨大酒店，我与孔老板住一间，也成了"台商"。 台湾人在一起抱得很紧，他们之间做生意也蛮讲义气，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之间不会互相欺诈或无限期地拖延货款。我陪着孔老板整天与他们泡在一起，感觉也很开心，他们对我很友好，说什么事也不回避我，只是有一点不太习惯，他们太喜欢找小姐，而且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不知是炫耀还是以此表示关系亲密。有人说台湾人小气，在我看来这要看是什么事，对什么人，至少，他们在找小姐时是很大方的。说台湾人小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相对于香港人而言的。就我与他们的实际交往来看，总体感觉是：台湾人更像大陆人，而香港人多少有点被西化了；台湾人普遍比香港人文化程度高，香港人普遍比台湾人富裕；台湾人比较有事业心，香港人讲究生活得开心；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抱得很紧，相互之间作生意也讲信誉，但台湾人对大陆的男人和女人采取的是"重女轻男"政策，香港人这方面不是很明显。 跟这一批台湾商人在一起的另一印象，是他们似乎只对祖国大陆的人民币和美少女感兴趣，而对大陆的秀丽风光却视而不见。在无锡的几天里，我曾多次提醒他们沿太湖去看看鼋头渚，看看三山，顺便登鹿顶山，再跨六十孔桥，游梅园，但他们一概没有反应，不仅不去我推荐的这些名胜，就是近在咫尺的蠡园他们也不屑一进，那情景就好像无锡的这些风景都是我家的，是我为客人精心准备的礼物，而客人却不愿接受一般。 在无锡泡了几天，我对孔老板此次江浙之行的目的也逐渐清楚。台湾自行车行业不仅在深圳东莞有一些工厂，在江浙一带也有不少。孔老板一直想做他们的生意，但从深圳长途运输显然不切实际，并且他在深圳凤凰冈的这间工厂规模也太小，深圳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不可能再分出一部分供应江浙的台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长江三角洲另建一间厂，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不行，眼下孔祥儒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事实上，就是凤凰冈这间小厂，他还借了青年创业投资基金和他大姐夫的钱。于是，孔祥儒打算借鸡下蛋，也就是从我们去的宁波那家工厂采购现成的花鼓，然后再卖给长江三角洲这边的台湾自行车企业，只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所有的产品全部打上"宏大"的商标印记。如此一来，他不仅可以赚取差价，而且可以先占领长江三角洲市场这块肥肉。他只能选择宁波，不能选择无锡或昆山，生产与使用的双方不能离得太近，太近了会露馅。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的家乡马鞍山有这种工厂就好了，马鞍山较无锡和昆山比宁波离得更近，却不属于一个省，最好。可惜马鞍山没有，没办法，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都不行。 台湾人之间做生意似乎很顺利，我常常看到的情况是孔老板只说"我在浙江搞了个分厂"，对方马上就说"好啊，你给我发货吧"，没想到他们之间生意这么好做！孔祥儒不虚此行。 下一站是南京。南京离马鞍山只有40多公里了。我在无锡的时候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婆，老婆认为我离开恒基公司是赚了个大便宜，没想到台资厂还有假公济私出差回家的机会，并说眼下回乡带来个台湾老板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们是中午到达南京的。由于我一心想着老婆孩子，玩起来自然就心不在焉。但还是去看了中山陵。因为按照我的理解，认为台湾人是一定要去中山陵的。孔祥儒对中山陵以及中山陵上面的青天白日图案果然是比较有兴趣，但这种兴趣远比不上他对金陵美女的兴趣。孔老板很聪明，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晚餐时，他对一个服务员产生了兴趣，于是故意装疯卖傻地问一些傻问题，引起服务员的一阵笑声，我赶忙解释："我这位朋友刚从台湾来。" 那时候内地不比深圳，深圳的洗头妹可以天天按摩台湾人的头皮甚至更进一步，内地人还拿台湾人当稀罕物。听说孔祥儒是台湾老板，服务员的眼睛马上发亮，对他所提的一切幼稚可笑的问题都给予耐心地解答。比如孔祥儒问服务员叫什么，服务员回答叫陈颖，孔祥儒问是什么"颖"，服务员告诉他是邓颖超的颖，孔祥儒又问"邓颖超"是什么人？服务员忍不住又笑了，当时的大陆人谁不知道邓颖超？笑归笑，服务员还是极有耐心地为他慢慢解释。那一刻，孔祥儒仿佛变成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而我们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则成了幼儿园里尽职的小阿姨。突然，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像是想起了什么，执意要对热情而极具耐心的服务员表示感谢，感谢的方式是赠送礼品。服务员不敢要，孔祥儒坚决要给，最后引来了经理。我怕闹误会，赶紧向经理解释："我这位台湾朋友对你们餐厅和这位服务员的服务相当满意，执意要送服务员一件小纪念品，服务员不敢要，说你们有规定，您看怎么办？"经理听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他这间小餐厅居然深得台湾同胞如此厚爱，居然要给我们免单。 "免单是什么意思？"孔祥儒继续装疯卖傻，要装就要装到底。这次我没让小服务员再费心了，我抢在她前面对孔祥儒解释了。孔祥儒把那个蛤蟆脑袋摇晃了几下，连声说不行。最后，单肯定是照买了，不但单照买了，而且那份礼物也在经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务员收下。经理一直将我们送至马路上，双方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兴，因为我发现那份贵重的礼品竟然是我们在杭州春江楼免费索取的那些小纪念品。我有一种服务员被欺骗甚至被玷污的感觉，仿佛餐馆服务员是我的同胞，而孔老板是日本人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 孔老板很给面子，不仅按照我的要求与我家乡的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还实地考察了几个当地的地方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给国营企业解困收购兼并这一说，双方只是谈合作谈投资的事。孔老板是比较诚实的，我亲耳听到他对协作办主任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只是前年才争取到青年创业投资贷款办起了这家小公司。"但协作办主任对孔祥儒到底能不能投资似乎并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协作办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业去"考察"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实事求是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相互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孔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我按自己的做人标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空手。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吧。那天我岳父恰好在我家，他们还聊了聊。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1000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10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10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100元，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孔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孔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的缘故还是主任的盛情原因，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孔老板更放心，总之，出差回来后孔祥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孔祥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15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150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孔祥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把他的钱拿走算了。 第15-16节 15 孔小姐告诉他哥哥，有十几万元对不上账。孔老板说："到底多少？准确点，拿个清单出来，一笔一笔写清楚。" 总共是16万，恰好是笔整数，肯定被挪用了。 "董事长信箱"接到一封检举揭发信，说张国良已经在村尾租了厂房，并且买了设备，准备自己干了。揭发信没名没姓，不知真假。孔老板递给我，我说这有什么可考虑的？不就三分钟的路嘛，过去看看就行了。 村尾还真新建了两栋厂房，比我们现在用的厂房漂亮多了。新厂房虽然还没完全建好，门口的场地和道路还没弄平，却已经有工厂开始往里搬迁了。我和孔老板把脸凑到窗户上一间一间看过去，果然发现东面的一个大开间里安装着几台冲床。我们找到看场地的老头子，问宏大厂张老板的新厂房是哪间？老头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但也明显看出我是干部，孔祥儒是台湾人，所以很热情，马上把我们带到刚才我们看到冲床的那个大开间，说："这就是。机器已经搬来了，过两天就生产。"我侧过头看着孔祥儒，发现他的蛤蟆眼已经变成了三角眼。 离开老头，我对孔祥儒说："说话一定要兑现，找到那个写揭发信的人，发奖金。" 我们还没有找到写信的人，就有人先找到我们了。西乡万昌公司找上门来，讨要买车床的钱。孔老板说："我们向来都是现金交易的，谁欠你的钱？" 孔老板让他妹妹拿出账本，翻出凭据，指给对方看：款已付了，这是凭据。万昌公司的来人将脸凑近些，说："凭据上写的是机床，事实是冲床，这张凭据付的是冲床的款，车床的钱一直没付。" 我将凭据要过来看了看，说："既然是冲床，为什么票上不写冲床，偏要写机床呢？" "是你们张老板坚持要这么写的，并说冲床也属于机床的一种，这么写也可以。"来人说，"不过没关系，发票上有机器型号，你们可以核对一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孔老板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万昌公司的人说："冲床我们还没用，退货，货款冲抵车床的钱，多退少补。" 来人说："这我作不了主，得回去问老板。" 我向孔祥儒建议："赶快弄清楚他有没有私刻公章和财务章，如果刻了，立即报案，如果没有，再作处理。" 此时的张国良恰好不在凤凰冈，他昨天请了假，说是随女朋友去衡阳。孔祥儒说："什么女朋友！他在台湾早有老婆孩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我看着孔祥儒，没说话，心里想着一句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我先叫来厂长，让她陪着我和孔祥儒一起来到村委会，了解新厂房的情况。村主任说张老板是来签了份租房合同，并且已经交了三个月租金，但不是以宏大公司名义签的。我们问是以什么名义签的，我们想看看合同。主任支吾了半天，说保管合同的人不在，他记不清是以什么公司名义签的了。 我又向孔祥儒建议："村委会这边的事交给厂长处理，她是村里人，好办。你自己赶快给你的老客户打电话，他们或许知道。" 孔祥儒照我的话做了，他这时候才好像特别听我的。 老客户们有三种回话。第一种是真正的老客户，是孔老板在台湾他姐夫的厂里做事时的老客户，他们说绝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并说博儒你放心，姓张的就是开厂我们也绝不和他做生意，除非你要我们关照他；第二种是到深圳这边才认识的新客户，他们说知道这件事，张国良请他们吃饭时说过，说他自己要开工厂，并要我们今后关照他，我们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只是应付着说没问题，但不知道他真搞起来了；第三种是张国良自己到深圳后开发的客户，孔老板本人跟他们反而不是很熟悉，他们说话态度比较暧昧，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个姓佟的客户反过来"开导"孔老板，说有生意大家做嘛，兄弟之间做长了还分家呢，大家都是台湾人，互相关照点，别搞得太僵，等等。我抢过电话，对他说："宏大公司是孔祥儒的，张国良没有一分钱股份，他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不存在兄弟分家一说。"对方停了一下，说："是吗？你是谁？"孔老板把电话键按住了，说别跟他讲了，张国良没去衡阳，就在深圳，也许就在他那里。 我再次向孔老板建议：到工商管理局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台商来注册过什么公司。这一次孔老板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他也没说不，而是直接拿起电话，拨打张国良的手机，关机。 我说："接通也没用，他说他在衡阳，几天回不来，你怎么办？" "你认为他在衡阳吗？"孔祥儒问。 "肯定不会，"孔小姐抢着说，"他这边要开工了，那边怎么可能跑到衡阳去？" "不一定，"我说，"假如他到衡阳是为了搞钱呢？" 孔老板和孔小姐互相看看，又一起看着我，没说话。 16 还真让我一口猜中。张国良确实是去了衡阳，确实是为钱而去。 张国良的"女朋友"是衡阳人，长的还可以，撇开像唐小姐这类文艺界专业出身的人，她算是漂亮的。好像比赖晓芸还漂亮一些，但绝对不及赖晓芸可爱，差远了。主要差别是赖晓芸洋气，她不土不洋；赖晓芸天真活波，她忸怩做作；赖晓芸单纯真挚，她势利虚荣。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很有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女朋友"中专毕业，本来是在宏大公司做文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她主动的还是张国良主动的，反正和"张老板"搞到了一起，正儿八经地做起了"老板娘"。在我来公司之前，全凤凰冈的人大约都知道她是宏大的"老板娘"。有没有实际搞到钱谁也说不清，但虚荣心已经赚足了，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听说就在我来的前几天，"丈母娘"还亲自从衡阳赶来凤凰冈，实地考察了"女婿"的实力。"女婿"说眼下这个厂条件是差了些，主要是对大陆的政策还吃不准，现在已经摸准了，马上就投资干个大的。"女婿"不仅说，而且还把"丈母娘"带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那两栋新厂房面前，请"丈母娘"做主，看挑哪间好。"丈母娘"很有见识，当即给予原则指导：第一，设备重，应选一楼，脚踏实地发展快；第二，就东不就西，迎着太阳好长。"女婿"言听计从，当即与母女俩一起找到村主任，说："东头一楼那个最大的开间我要了，现在就付定金。"把这个"丈母娘"羡慕得要死，恨不能自己年轻20岁，当即问"女婿"："你爸爸还好吗？" 张国良这次衡阳之行主要是为了筹款。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没想到孔祥儒不声不响地来了个釜底抽薪，将自己的妹妹安排进来当了会计，一下子断了财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资金还是不够，只好硬着头皮来求"丈母娘"。 张国良很懂得做事情的路数，来衡阳之前就先做好了"女朋友"的工作。他对"女朋友"说："其实钱是够的，但为了争取客户，我已经对他们说好是送二结一，也就是说，头一批先不收钱，用了再说，等到第二批货到时才结第一笔款，这样就押了一批款，流动资金就没有了，所以急需解决一笔流动资金。" "女朋友"不放心，她问："如果别人只订这一批货，下次不在你这里进货了怎么办？如果第二批货到了还不付第一笔款怎么办？" 张国良说："不会的。这些客户都是长期用户，不可能只订一批下次不进货。再说大家都是台湾人，台湾人在岛内可以尔虞我诈，但出了岛还是比较团结的，至少我们之间做长期生意不会赖账。" "其实我这都是为了你，"张国良趁热打铁，"我只有真正当老板了，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娘。而且，我也只有赚到大钱了，才能和她离婚，与你正式结婚。" "女朋友"没说话，仍然在低头想着什么，而张国良已经陷入美好的遐想之中，他说："我们去欧洲旅行结婚，在古罗马的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婚礼！我有许多同学在欧洲，我请他们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要让上帝作证，证明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风光的新娘！"说着，张国良还情不自禁地将"女朋友"一顿热吻，"女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才醒过来，说："我妈妈有钱。" 张国良此时对"钱"好像根本不在意，在意的完全是感情。他仿佛没有听清楚"我妈妈有钱"这句话的意思，"答非所问"地说："到那时候，我们就将你妈妈接到台湾来，让她伴着阿里山日月潭的风光安度晚年。对了，你妈也不能太保守，我们应该为她张罗个老伴，台湾有很多有钱的老单身，他们非常希望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大陆女人共度晚年。你妈妈那么漂亮，肯定没问题的。" 天知道"女朋友"在电话里跟她妈妈怎么说的，反正他们俩这次去衡阳就是去拿钱的。"丈母娘"不仅将老伴的工伤费悉数奉献，而且还从兄弟姐妹那里又凑了几万。本来钱几乎就要到手了，但女朋友的一个舅舅突然之间提出了疑问，他将姐姐拉到一边，说："不对呀，姐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二十万，一个台商为了二十万跑这么远来求我们，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丈母娘说，"你没听说如今越是有钱的人越缺钱吗？实话对你说吧，这点钱人家本来是不需要的，是我实地看了他那里的生意很好，有意想参一股。你姐夫死了，我将来不靠女儿女婿靠谁呀？" "丈母娘"说着竟哭起来，舅舅只能反过来安慰姐姐，同时心里想着算了，反正我就拿了三万，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姐姐吧。 二十万到手后，张国良当即真的成了台湾大老板，马上对丈母娘和几个舅舅表示："亲戚中谁要是没事干的，来深圳找我，全安排。" 一句话说得"丈母娘"光彩照人，"女朋友"的一家一夜之间成了豪门望族，整条街上都知道"丈母娘"成了"台属"，说不定当年春节就能赶上台胞团拜会，几个舅舅走起路来头颅自然昂起三十度。 人的预感有时是很准的。张国良拿到这二十万现金后就一直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所以他很紧张。 钱在"女朋友"身上，即使遇上打劫的也未必能搜出。他们拿女人的长丝袜当袋子，一万一万地排好，然后绑在"女朋友"的腰上，"女朋友"因此看上去就像怀孕四五个月的孕妇。张国良自己身上另装了几千块钱，即使真遇上打劫的，光天化日之下，劫匪拿到几千块之后也会溜之大吉的，决不会再向一个孕妇下手。既然如此，还能出什么事呢？或许是做贼心虚，自己吓自己。 孔祥儒已经报了案，他向警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经理和出纳携款外逃，要求警方协助缉拿。孔祥儒不仅向派出所报了案，而且向深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并将这一情况连同派出所和市台办的反馈信息一起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前脚回到凤凰冈，后脚就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里，张国良对孔祥儒提出的指控举不出反证，只好强调自己并不是"携款外逃"，事实是自己也开了公司，挪用了宏大公司一部分流动资金，一旦自己运转起来，肯定会补上这个窟窿的，绝无"携款外逃"之意。并且说：如果是"外逃"，还会自己回来吗？ 既已承认挪用，人也就暂时扣留，并进行检查，当即从"女朋友"身上搜出二十万，恰好是孔祥儒报失的数字，十六万现金和四万车床欠款，人赃俱获。 孔祥儒给派出所送了锦旗："台商卫士，神警神速。"又通报市台办，说案子已破，感谢协助。同样的文字也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女朋友"被抓之后，宏大厂一下子热闹起来，成了整个凤凰冈的"明星企业"。我去洗头时，洗头妹和老板娘都热情地向我打听这打听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台湾人之间的事，但有一点我说了：宏大公司是孔老板的，张国良只是他请的职业经理，是为孔老板打工的。后来村主任在厂长的带领下来到厂里，找孔祥儒说情，说你们都是台湾人，既然钱已经追回来了，不要再追究了，算了吧。孔祥儒对村主任很客气，但关于放人的事，他说他做不了主，这是警察的事，他没办法。 没过两天，"丈母娘"来了，吵着找孔祥儒要人，被孔祥儒的妹妹顶回去："人是警察抓的，管我们什么事？张国良在台湾的老婆和丈母娘都没管，你算他什么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此后不久，孔老板又突然亲自去派出所替张国良说情，说念其初犯，并且钱已如数追回，希望不予追究。派出所看张国良是台湾人，本来就照顾三分，现在被挪用的钱已全部追回，失主本人又来求情，加上凤凰冈村里面也出面找过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公安分局，考虑到张国良现在也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是"台商"了，这件案子可以解释为台商与台商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现在既然双方已经讲和了，派出所也就做顺水人情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放了出来。 对于孔祥儒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主动去派出所保张国良出来，我一直想不通，只是以为台湾人之间确实很讲义气，后来还是他妹妹无意中说漏嘴了：这个张国良本来就与孔祥儒的姐夫沾亲带故，否则孔祥儒当初也不会请他来做经理的。我想，后来肯定还是他姐夫出面了，孔祥儒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他姐夫的面子大，而是他姐夫的资产大，孔祥儒在生意上还要仰仗他姐夫。 张国良出来之后，这件事我以为就算是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国良，听工人说他在东莞的一家台湾厂打工，也有人说他到龙冈去办了一家自行车花鼓厂，发展得还不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事真好像是永远过去了，与我无关了。突然有一天，"董事长信箱"又收到一封神秘的检举揭发信，信上说张国良已经找了人，准备杀了丁先生。孔老板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并且实话告诉我：这个张国良在台湾时就与黑社会有染。那一刻，我就像是接到了生死牌，眼前立刻浮现港台影视上黑社会杀人的各种场面，想到了我年迈的父母和刚会走路的儿子，想到了老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迅速逃离，赶快回家。 我没想到我这么怕死。我对孔祥儒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家在哪里。" "那当然。"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家的情况。" "是的，你放心。" "我今天就走，马上走，你送我到广州机场，直接送上飞机。" "没问题。" 路上，孔祥儒塞给我一个信封，我捏了捏，大约有几千块，说："谢谢。" 孔祥儒握住我的手，说："你这都是为了我。" 我说："你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你下手？" 孔祥儒没说话，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很远很远。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他的眼光中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但反正我也离开他了，不去深想了。 临上飞机时，孔祥儒对我说："先在家歇段时间，我在江苏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起来，你要是愿意，可以帮我负责那边的业务。那些人你在无锡都见过，熟人。随你自愿吧。" 第17-19节 17 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很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登启事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只干了几个月，而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远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驶向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18 海南顺达股份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启事后，总共收到800多份应聘信，经多轮筛选，最后确定13人面试。只要当面交流的事实与应聘材料上反应的情况一致，录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无论材料是否真实或表现多么好，最后只能从13个面试者中间录取8个，另外7个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费回家。可见，竞争还是相当残酷的。 我可能是最远的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银质奖章授予了温元凯，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方励之获金奖温元凯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安排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19 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管多少，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缝店赚来的。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的眼光，或者得益于他当过生产队长从而对中国农民骨子里的深刻了解，使他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大钱。他看准的地方叫盐坝村，也就是现在的滨海新村。与农民谈妥的条件是：杨东升掏钱帮农民建楼，换取楼房的六年使用权。盐坝村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晒盐的地方，到了1988年，盐肯定是晒不成了，而且晒过盐的地方也没法种地，现在有"傻瓜"自愿掏钱来帮助他们盖楼房，建好之后楼归农民，掏钱的人只是住几年，反正那地闲着也是闲着，这样的好事哪里找？由于是农民自己建房，并且是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建，在当时自然是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就是现在也只能是当作"历史遗留问题"来处理，假如当时真遇到了麻烦，也由他们当地人自己搞定，不关杨东升什么事，所以建房速度极快，成本极低。由于正赶上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纷纷来海南办公司，办公司就要注册登记，注册登记就要有具体的办公地点，那时候的海口根本没有高楼大厦，杨东升帮农民建的滨海新村就成了抢手货，往往是房子还没建好，楼已被订租一空。杨东升并没有趁机抬高价格，而是要求租房单位一律预付半年房租，这个看似合理的条件为杨东升带来了滚滚财源，他就用这半年的预付租金滚动开发，使一栋栋四层五层六层的农民楼房变戏法一样拔地而起，6年的房租给了他满满一桶金加上一张大大的网，使他在海南站稳脚跟，找到了起点。 杨东升的成功起了个很好的示杨作用，于是人们一窝蜂地搞起了房地产开发。这时候，杨东升将注意力放到了出租车上。他在全国第一个搞起了"包车制"。司机只要交四万块钱就可以把车开走，自己去经营，另外每个月再交给公司3600元承包费，多余的全归司机自己，三年后车子归司机个人，司机实际上就是个体承包人。这种操作方式能充分调动司机的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司机们自觉地爱车如命，并能显著地改善出租车的服务质量，这种做法后来在全国得到推广。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特别是头10年的实践证明，谁赶上第一批谁发大财，比如第一批买股票的，第一批搞承包的，第一批倒批文的，第一批跑运输的，等等。有人说那10年经济是政策经济，谁赶政策赶得快谁发财，我认为其实是国家政策赶人，总是一部分人先这么做了，国家再去明确表示支持，然后其他人再一哄而上，比如农村的大包干，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已经干了一年多之后才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事实上，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政府任老百姓自己去搞，搞好了，国家下文件公开支持，搞坏了，你自己就会收手不干，搞得出格了，政府下令制止，但一般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比美国还宽松吗？国家当时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允许敢为天下先的人先富起来，杨东升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他当时收司机每个人四万块钱一辆车，而他自己从天津拿的夏利车也是每辆四万块，一进一出他等于没拿钱，每月每辆车的3600元不是白赚了？不仅如此，这三年内所有出租车产权归杨东升的顺达公司，这种产权对司机个人也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对杨东升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别人又一哄而上地跟他学着搞起出租车时，杨东升已经将自己的出租车做成"资产"，这是一笔以千万计算的资产，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按被评估资产总量的百分比收取费用的，所以他们把无形资产也评估进去了，最后，总资产被评估成了三千多万。杨东升就以这"三千多万"的资产为底数，对公司进行所谓的规杨化的股份制改造，或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紧跟形势甚至是超前的改革行为理所当然地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杨东升和他的顺达公司又一次敢为天下先，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时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政策法规并不完善，很多做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只要体改办同意你搞股份制改造了，企业就可以对外公开募股，包括对个人溢价出售一张一张实打实的"股票"。那时候人们称这种股票为"原始股"，公司一旦上市成功，原始股价值就会翻几番，很多人就是在这上面发了财，因此，当时这种股票十分抢手，就是现在，也还是有许多人手里持有这种股票，他们还在耐心地等待政府有朝一日会突然一揽子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基于这个背景，杨东升的顺达股份有限公司还真募集了不少钱，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国营企业的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认购的"原始股"。当时海口金山大厦门口地摊上顺达公司的股票最高卖到每股十几元。尽管还没有上市，杨东升和他的顺达公司已经是财大气粗了，否则也不会在南洋大厦办公，更不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高级人才，如果那样，我也就不认识杨东升了。 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企业未必都能获得上市。上市是有指标控制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并不能获得上市指标，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顺达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不知是时间差没打好还是杨东升本人在这方面认识滞后了半拍，或者是他当时没有及时招聘到这方面的得力高手，总之，顺达没有跻身于第一批上市公司之列，等到杨东升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时，国家政策面已经有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不鼓励房地产开发公司上市，而顺达公司在做股份化改造的同时，就将公司的主营业务由出租车运营转向房地产开发，并且投资了红城湖国际大厦、新时代广场等大项目。我作为公司发展部经理，到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这些项目寻找一条出路。这时候是1993年的夏天，海南的房地产刚刚经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高xdx潮，国家银根紧缩政策已经出台，但由于高xdx潮刚过，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人们的热情还没有那么快退下去，洛杉矶城、华盛顿城还红旗招展，仿佛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但西方人并没有向海南的房地产注入多少真金白银，更多的"外资公司"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如果这里把"羊"换成"洋"就更贴切。 为了尽快地胜任新工作，我按照文人的思路行事，首先是日以继夜地学习房地产知识，研究房地产政策，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旧病复发，居然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着手写一本关于房地产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如果写了，不仅自己名利双收，可能对海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大贡献，因为那时候房地产方面的专业书籍实在是太少太差了，比如什么叫"容积率"，我们居然在两本书上找到不同的答案。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对，其实这时候房地产的知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知识，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大律师来接手我们的房地产项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全是扯皮打官司的事。顺达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几乎没有一个是自己开发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开发房地产的专门人才和足够耐心，要是从批地设计报建开始做，那么一个项目得要多长时间？这在当年房地产高xdx潮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顺达公司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都是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段时期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有些已经又卖出去了，有些没有来得及卖出去套在自己的手中，还有的虽然已经卖出去了，但下家并没有付足全款，现在我们找下家要钱，下家不肯付了，或者是根本没钱付了，不但没钱付，还要求我们退钱，因为他们挑出这些项目中的许多毛病。另外有些项目恰好相反，比如红城湖国际大厦，是我们从上家手里买过来的，刚付了首期就赶上银根紧缩，中国的房地产一泻千里，海南更是首当其冲，剩下的大头当然是不能再付了，于是对方就天天来找我们讨钱，我们是肯定不会再付的，事实上根本就付不起，这个项目与我们手里其他项目一样，原本就准备炒一把，如果有下家接手，并且下家付给我们钱，我们当然就会付给上家，现在没找到下家，我们没有入账，哪来出账？于是就扯皮，就说他这个项目有问题，手续不全，等等等等，不打官司能解决吗？ 在扯皮打官司的过程中又扯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项目确实是对方败诉了，按法院裁定对方应该退钱给我们，但在具体退多少的问题上，对方又咬出当初给回扣的问题。比如有个小项目我们实际只付了500万，经法院调解他们如数退给我们500万，利息就免了，但对方却说最多只能退450万，因为他们当初事实上只收到450万，另50万作为回扣返还给我们了。这下问题复杂了。不仅复杂了，而且大了，弄不好是要抓人的！ 遇到这种事我这个开发部经理就没法处理了，前任开发部负责人早已不知去向，于是我只好向总裁如实汇报。总裁听后也很重视，暗示我不要对别人说，特别是不要对杨老板说，一切由他出面处理。他处理的结果是最后对方只退回现金400万元，外加两辆走私旧车，账面上算是退回500万，其实在我看来这个"500万"还不如对方开价的450万，两辆旧走私车其实连50万都不值，怎么能抵100万现金？我觉得很奇怪，甚至怀疑那50万回扣是不是与总裁也有瓜葛，但我没说，没证据，不能凭怀疑就乱说，再说总裁对我不错，这件案子完了之后他还专门对我进行了奖励，奖励我为公司追回了损失，并认为我很有培养前途，于是将我调离原岗位，不让我再处理房地产遗留问题了，派我去学习，参加一个由海南省体改办举办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培训班。我很高兴，公司出钱给我提供学习最新知识的机会我还不高兴呀？况且本次学习班有赴香港考察学习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事实上，不管当初总裁派我去学习的动机是什么，但结果对我是有利的，不仅让我躲过了房地产扯皮官司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另外还让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资本运营的理论与实践，真正是受益非浅。后来，正是因为那次培训班的见识，使我在杨老板的资本运营操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从杨东升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资本运作的思路与经验，为我以后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拥有立锥之地奠定了基础。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进入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门担任要害职位，事实上都与这次学习班有关。1987年，在我已经离开顺风公司多年并进入上市公司之后，我在《深圳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明确提出"债转股"的概念，《经济学报》转载这篇文章并专门就此开展讨论，有人认为正是我的那篇文章拉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债转股的序幕。这些当然是过奖，但业内人士普遍认同我是学金融的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是五道口的，他们没人不信，为此，我还认识了不少当行长的"校友"，为后来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第20-22节 20 那次培训班除了学到了一些最时髦的新经济知识外，还建立了一批社会关系。或许是碰巧，我们那个班得到当时国家体改委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来海南视察，还专门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在培训班结束前，我们赴香港资本市场考察，包括到和记黄浦、百富勤和中策等著名企业的实地学习考察，实际接触到"做壳"、"买壳"和收购兼并等一系列资本运营新思路。那是在1993年，在深宝安收购上海延中之前，因此更加难得。 培训班结束后，我找机会绕开总裁，直接向杨老板汇报我的想法。 必须绕开总裁。通过50万回扣问题的处理，我对总裁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说实话，事情发生的当时我虽然有疑惑，但并不是很明确，但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我参加了学习班并从香港考察回来之后，感觉清晰许多，觉得总裁接受用两辆走私车冲抵100万现金这个条件有些蹊跷。因此我就发现，人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即便别人不如你聪明，也仅仅是表现为反应比你慢半拍，但是，生活是漫长的，快半拍或慢半拍有时候并不重要。比如现在，我的认识基本上就达到与总裁同样的高度了。尽管如此，我绕开总裁直接找杨老板汇报并不打算告总裁的状。这倒不是我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不是小人，而是因为我从小就熟读《三国》，知道如果我这样在老板面前告总裁的状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坏处，有很大很大的坏处。即便杨老板守口如瓶，不会在总裁面前出卖我，但至少杨老板本人从此之后会时时提防我，说不定还会找个理由炒掉我。我不干这样的傻事情。我找杨老板直接汇报是谈公司今后发展的问题。通过学习班，我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具体的新想法，作为公司发展部经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单独和他谈这个问题。 我与他交谈了40分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和老板谈话，所以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些问题我怕他听不懂，事先想好了一些深入浅出的例子。例如我为了说明买壳的意义，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心要做官，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的年龄又实在是过了第三梯队的界限，怎么办？办法之一是培养他的儿子(全资子公司)当官(上市)，或者培养他侄儿(控股子公司)做官，再不行就认个当官的做干儿子(参股上市公司)。"这样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杨老板其实非常聪明，他的智商肯定比我高，我通过专门的学习和考察加上多天的思考才产生的想法，他居然在40分钟之后就明白了，而且甚至在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比我还明白！后来的发展证明，他是资本运营方面的天才，这不是我的评价，我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而是几年之后当我在深圳的一家老牌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门担任要害职务时，亲耳听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领导和一些大券商这样评价的。 我不知道杨老板是听了我的意见之后才采取的行动，还是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做，反正在我向他汇报了我自己的那些想法之后不久，他就开始介入了资本运作。 我们第一项操作是买壳。时间是在深圳宝安收购上海延中之前。我们没有大张旗鼓，我们做得比深宝安漂亮，成本比他们低多了。"壳"是福建厦门的一家上市公司，操作方法是法人股转让，而不像宝安那样在二级市场强行收购流通股。流通股价格高，强行吸纳容易引起股价波动，又有政策限制，成本高麻烦多，做秀的成分大于商业意义。并且，收购流通股只能是参股，很难真正控股，只能入主董事会，不能控制董事会，相当于认了个"干儿子"，不是亲儿子。 我们获知那家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需要套现，就与这个作为母公司的国营单位的领导成员反复沟通，彻底沟通，直到他们人人满意为止。我们在只付了第一笔法人股转让款之后就实际行使第一大股东的权力，炮制了一个分红方案，然后就拿分红得到的资金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再通过增资扩股募集新增资金，顺利实现良性循环。 与买壳同时进行的是做壳。第一次做壳并不成功。方法是在海南注册了一家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的"农业"是为了打国家产业政策牌，我们知道国家一直是支持农业发展的，海南更是提出了将"三高农业"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我们认为打着农业牌上市会容易许多。"租赁"是为上市以后的运作做准备的，其实租赁公司最容易开展资本运作，"租赁"一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租业，比如不像出租车，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放贷，比如农业租赁，实际操作起来可以做成明为租赁实为分期付款，将"租赁费"提高，高到与分期付款等值。但是后来由于国家对上市指标的分配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搞的那个农业租赁公司并没有获准上市，因此它后来也就没有从事租赁业务，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壳"用了。 国家对上市指标的控制新政策可以用"总量定死条块分割"八个大字来概括。被我们戏称为新"八字方针"。所谓"总量定死"，就是国家每年就只有50个亿的上市总量，不得突破。所谓"条块分割"，就是对这50个亿的总盘切蛋糕，按省、部、委切，基本上是每个省、每个部或每个委各分一个亿。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凡是在那个年代上市的公司都是小盘股，因为对具体的某个省或某个部委来说，既然总共只有一个亿的份额，给一家上是上，给几家上也是上，不如多分几家小盘公司，多上几家。最精明的当然还是上海人，他们居然推出流通盘只有800万的超级小盘股。甚至比如今创业板的股本还小。反正国有企业是可以任意切割的，反正多上一家是一家，先上去再说，上去之后再扩股，扩股比新上市容易多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根据这个新政策，我们的做壳思路也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因为我们要想做壳，就好比是想从别人碗里分一杯羹。分上海人的肯定不行。上海人那么精明能让我们来分吗？分海南本地的也不行。海南本地也是僧多粥少，第一投资、国邦股份、六合农业等知名企业个个急不可耐，现成的实体公司都排不上队，岂容我们来做壳上市？事实上，不仅上海、海南的粥我们分不到，其他任何省市的上市份额我们都不可能分到。哪里的人不精明？何处不是僧多粥少？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做壳暂时行不通。 前面我说过，杨东升的智商比我高，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事实是：在我们看来明明是走不通的路，杨东升敢走，而且是理性地科学地去走，结果真走通了。我和他的差距不大，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他比我先想到，先看到，先做到那么一点点。当我认为做壳不行时，杨老板认为行，并且去做了，结果做成了。 他想到了国家体委。 根据杨东升的分析，国家体委也是"委"，委比省部高半级，当然也可以分到上市额度，而当时的国家体委及各地方体委和他们的下属机构不是机关就是事业单位，体委下面好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就是有也很少，至少不会像第一投资和国邦股份这样咄咄逼人，因此，完全可以从国家体委这里分一杯羹。 想到了还要做到。为了做到，我们进行了精心策划。首先，我们赞助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一次邀请赛，定名为"顺达杯桥牌邀请赛"。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会长是一位曾经职位很高当时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名誉会长是当时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老朋友，这位主要负责人喊名誉会长"叔叔"。如果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桥牌邀请赛，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是不会出席的，但这一次不一般，这次由于他叔叔参加，所以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就必须要出席，特别是他叔叔刚刚退居二线，如果这时候他不出席，叔叔怎么想？其他老同志们怎么看？其实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出席一次全国性的桥牌邀请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件平常的事到了杨东升手里就可以让其发挥不平常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这次桥牌邀请赛与国家体委建立了联系，与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建立了关系，并最终促成国家体委从国务院拿到了上市份额，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份额做壳成功。 大约是我在第二次做壳的问题上明显慢半拍的缘故，或者是我知道的内幕太多的缘故，操作进行到这个阶段，杨老板找了一个高明的理由将我撤了下来，由另外一拨人顶上来完成具体运作。 所谓"高明的理由"当然是提拔。因为这时候原来招聘我的总裁和副总裁已经相继离开公司，并且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大批公司骨干也相继离开顺达，于是，公司管理层支离破碎，杨老板就是在这个时候派我回海口总部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的。 21 从北京回到海口，才知道所谓"更重要的职位"并不是总裁，也不是副总裁，而是公司cis部总经理。谁也不是傻子，我当然知道这个所谓的"总经理"还不如原来的发展部经理重要，当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感觉杨老板太小瞧我了，或者说他太高看自己了，居然把这样的雕虫小技不拐弯地直接用在我身上。于是，就庆幸自己当初幸亏没有把对总裁的怀疑反映给他，甚至反过来想，如果当初确实是总裁玩了老板，也可以理解，一定是老板先辜负了总裁，总裁才那样做的。可见，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人的主观立场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也立刻跟着变化，这样，本来清晰的是非就变得模糊，甚至颠倒过来。 我从北京回到海口的时候，总裁和副总裁都已经离开那里了，我没有和他们见上一面，如果见上，按照正常的礼节大家是要在一起喝顿酒的。如果那样，说不定喝着喝着就会一起说老板的坏话，甚至说着说着，随他们一起离开也不一定。几年之后，我去成都出差，还专门见过总裁一面。但仅仅是"一面"，总裁虽然赋闲在家，却仍然保持当初的架子，与他当年的部下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我正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实际权力比当初他在顺达的时候大，如果知道，或许会客气些，如果那样，我们就可能说到当初发生在顺达公司的一些事情。可惜没有，加上我当时只是路过成都去西昌出席卫星发射仪式，来去匆匆，没安排时间和他细聊。至于副总裁，我再也没见过，也不知我这位老乡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但愿他能看到这本书，并且能据此来与我联系。 通过这件事情，我对"老板"这个词的认识有所深入，感觉不少老板都自以为是，觉得既然自己当老板了，就肯定是比为他打工的经理或总经理高明了，就总是对的。并且我发现这种思想有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 杨老板没有把我安排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我还不是最生气，最生气的是他安排了一个与才与德与学历与做人等各个方面都明显比我差一截的人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不是明显侮辱我吗？要说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只有一点，他是杨老板的老乡，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吗？可顺达不是党政机关，也不是国营企业，而是股份制企业，而股份制企业一旦被私人性质的大股东控制，它实际上就相当于私营企业了。在私营企业内部，老板搞任人唯亲既不违法，也不乱纪，我们要么选择离开，要么学会忍耐。我当时就想到了离开，要不是资主任，我就真离开了。 资主任是顺达公司办公室主任，在内地的时候和总裁是一个单位的，并且是他们单位的领导。很明显，他是因为总裁的关系而进入顺达并且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按照常理，总裁和副总裁的离开，并且有一批中层干部跟着离开，他也应该离开，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顺达公司，继续当他的办公室主任。我感到好奇，特意找了一个机会当面问他这个问题。当然，问的目的并不是真关心他为什么没有离开，而是参考一下他没有离开的理由，考虑我该不该离开。 由于大家都是科研单位出来的，背景差不多，彼此也有许多共同语言，所以，我和资主任关系一向不错，因此才可以当面问他这样的问题。 资主任抽烟。那天我问他这个问题之后，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抽烟，非常平静地抽烟，大约快把一根烟全部抽完了，才说："走是早晚的事情。但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总裁和副总裁的走其实是被迫的，并不是跳槽或自己创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选择离开，不但不能帮他，反而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再说，如果我也走，就造成了一种集体辞职的事实，给老板也有压力，老板很可能想办法把这个压力转嫁到总裁身上，对双方都不好。所以，我暂时还不打算离开。" 资主任说完，我马上就通过牙缝吸了一口气，自叹不如，想着领导就是领导，尤其是资主任这样在内地国家事业单位就是领导的"正宗领导"，确实是有水平，这么难回答的问题，说实话，当时我问的时候还犹豫了半天，怕给他难堪，没想到他回答起来竟然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我就说出自己的问题，向他请教我该不该离开。 这次他没有抽烟，或者说没有仔细考虑，马上就说：你干吗要离开？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也不是总裁的人。"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第一，感觉自己被骗了，cis总经理还不如原来的发展部经理。第二，挑个没水平的人骑在我们头上，不是明显排斥我们吗？ 资主任听了，又开始抽烟。把烟点着，先吸一口，再吐出来，然后才说："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当然可以选择离开。如果没有，不如先干着。你已经找好去的地方了吗？" 我摇头，表示没有。他说那你就暂时不要离开。并且开导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即便有地方去，谁敢保证那个老板就没有这样那样让你不如意的地方？ 我一想，也是，老板都差不多，在用人的问题上，他们宁可相信创业之初甚至创业之前就跟着他们的老关系，比如是家乡人，比如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知跟知底的老朋友，而像我、总裁、副总裁、资主任这些后来由于学历或能力而招聘的"人才"，绝大多数都是阶段性的，这个阶段完成后，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老板看来，你也不过如此，我还可以招聘到比你更好的，在"人才"看来，既然自己对完成某项运作有贡献，似乎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某种回报，如果得不到，可能就不满足，甚至有怨言，于是就与老板之间产生一定的隔阂。由于老板认为"人才"不过如此，而作为"人才"的人综合素质往往还可以，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这时候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与老板分手不足为奇。我承认资主任说得对，走是早晚的事情，但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之前，暂时不用离开。 由于我并没有立刻离开海南顺达，所以，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做壳的后半期操作，但对公司的运作过程还是了解的。杨老板在国家体委拿到尚方宝剑后，回到了他的老根据地长春。由于他在海南的巨大成就，加上每次吉林方面来人都得益于顺达公司的热情款待，今天的杨东升已不是当年带了十几万闯海南的杨东升了。财大气粗的杨东升很快就与长春体委达成默契：由杨老板牵头组建北方奥神体育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在郊外重建一座现代化的新长春体育馆，"无偿"地献给长春体委，条件是原位于市中心的旧体育馆交由北方奥神体育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成一个标志性的"奥神广场"，集商贸、住宅、旅游、休闲、大酒店、文体活动中心为一体。这些巨额投资来源于北方奥神的顺利上市。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过，当一个老板同时控股几家上市公司时，他就可以顺利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比如他想控股另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他要以一家公司去收购算违规，但如果是几家公司同时去收购，每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超过相关规定的限额，就合法。控制一家上市公司使你拥有了一条融资渠道，控股数家上市公司是你拥有融资"宽带"。在资本市场，一加一并不等于二，要么大于二，要么小于二，当你控股几家上市公司时，你在资本市场一加一大于二的机会远远比对手大；你可以采用关联交易或其他什么方式在第一年把a公司的业绩做得极好，股价就可以炒得天高，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十送八配八，一下子就从证券市场上圈几个亿，第二年你用同样的方法或略加变化一点的方法用在b公司上，第三年是c公司，第四年是d公司……，实在没办法再搞了，就来个资产重组；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股价，你可以在较低的价位大量吸纳自己控股公司的股票，当然你不会傻到用真名实姓去买，然后你再通过发布消息或关联交易将该股的股价做得天高，这时候你就可以在高位抛出，套现资金再用于另一个价格相对较低的股票。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凡响，其中有评论说我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内经"，其实，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是发现这个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内经"的人不是我，而是杨老板杨东升。 22 我还是有工作责任心的人，既然选择留下，就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了做好工作，我首先研究了我的前任，接受他的一些经验教训。 前任也是总裁带来的人。是个诗人，中国后朦胧派诗人代表人物之一。文采很好，富于幻想，但做起具体的事情来不够勤快，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梦幻般的世界当中去，因此投入给老板工作的精力就少。而且，文人味道太重，看上去就比较孤傲，杨老板的母亲蓝大妈早就不太喜欢他了，但碍于总裁的面子，一直没好意思解聘他，现在总裁一走，正好，两句难听的话一气，就把他挤兑走了。我现在虽然也算是文人，但当时不是。当时我的职称是工程师，实际从事的是资本运营，关键是我在香港老板和台湾老板手下当过经理，对职业经理和私人老板之间的本质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加上接受前任的教训，所以，我绝对不会孤傲。不但不孤傲，而且还能在老板面前扮忠臣，也就是把老板想象成皇帝，把自己想象成大臣，想象着大臣在皇帝面前应该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至于杨老板的老妈蓝老太太，肯定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据说杨老板起家的资金就是她当年靠开裁缝店积攒下来的，老太太虽然在顺达公司没有任何职位，但谁都知道她的实际地位，特别是杨老板本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和长春之间往返，海口的公司总部其实是老太太在当家。鉴于这种情况，我顺理成章地把她想象成公司的"老太后"，作为大臣该对"太后"怎样，我就对蓝老太太怎样。如此，我居然在这个我本来并不喜欢甚至感到有点委屈的cis总经理的岗位上做得还算开心。 "cis"是舶来语，其意思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但就我所从事的实践看，它的实际任务是企业形象宣传和企业文化建设，有点类似于国营企业的党政工团。根据这个定位，我主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勤快，仔细，考虑问题尽量周全，让会挑剔的老太太挑不出明显的毛病；第二是尽量与老太太搞好关系。为了与老太太搞好关系，本来不会打麻将的我也学会了打麻将。不但陪蓝大妈打麻将，并且封老太太为"麻协主席"，让老太太高兴。老太太高兴了，我的工作就顺利了，而且还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印制了企业文化广告衫，重新设计制作了礼品袋，请广告公司设计制作了公司宣传画册，与省体改办、省外事办举行篮球友谊赛，等等。 应该承认，顺达公司是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公司办公地点在南洋大厦，全体员工统一住在海景湾花园，每天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普通员工坐"依维柯"——公司大巴，公司领导坐小轿车。每天早晨和下午上班时，几辆车鱼贯而出，浩浩荡荡，甚为壮观，其实也是一种广告宣传。海景湾花园那栋楼是公司买的，一楼专门留了两套作为食堂和职工文化活动室。食堂免费为职工提供一日三餐，活动室里有卡拉ok和影碟机，但员工们主要还是喜欢玩麻将。员工喜欢玩麻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蓝老太太特别喜欢玩麻将，看来，想通过玩麻将来改善自己和老太太关系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不过，老太太也有些过分了，好像除了麻将之外她什么都不喜欢，每次我们倾巢出动去旅游，就她一人不参加，而她不参加我们就不尽兴，因为不敢随便花钱，或者说没有适当的借口花钱。有一次我们要驱车去桂林，来回要几天时间，我硬是将她拖上，她一想这几天一个人也实在难过，于是同意随大家一路行动，条件是她必须带上麻将，一路走一路打。蓝老太太说到做到，每到一处，只要稍微有一点间隙，哪怕是在路边餐厅等待上菜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她都立刻摆上麻将。在从桂林到阳溯的游船上，她根本不顾两岸的锦绣风光，照打不误，居然还真有人陪她，旁边观战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此，基本上可以肯定麻将的魅力比锦绣山河还要大。 杨老板也经常参与我们打麻将。但他很少从头打到尾，一般是他中途赶上了，说："又干上了？"大伙就笑着与他打招呼，说又干上了，并且边说还边瞟着蓝老太太。杨老板就说"别太晚"。然后就有人说："杨总玩两把？"他就反问"玩两把？"这时候，通常是蓝老太太忍痛割爱，说："儿子过来，替我玩两把，我腰疼。"杨老板一边说"别扯了"，一边坐到老太太的位置上。杨老板打麻将很随意，他自己是从来都没有输赢的，因为输赢全归老太太，但他好像替老太太赢的多输的少。赢了，杨老板就不打了，说："老太太快过来吧，我不能替你打了，再打别人有意见了。"大伙就笑，说没关系，杨老板也笑，笑着笑着就站起来，让给老太太。当大家又投入到新一轮牌局中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杨老板在别的场合肯定是"正式"打麻将的，不然他怎么打得那么好？打麻将有时候也是一种交际手段。有一次，我们公司因为房地产业务方面的事与另一家公司惹上官司，我们需要与法院方面沟通。那一天杨老板亲自出面，请来几个在法院工作的吉林老乡玩东北麻将。东北麻将比我们平常玩的"推倒和"难多了。要求开门、条饼万俱全、还要有岔(碰了或手上有仨头)才能和牌，而且怎么个和牌也有讲究，有时已经自摸了，故意不和牌，反而抽一个中间张打出去，然后喊"报"，喊完之后就再也不能换牌了，这时候如果能把刚才那张故意打出去的牌再摸回来或者是其他喜欢跟牌的人跟你打了那张牌，你就做成一个大和，很大很大的和。正因为东北麻将太复杂，一般只有东北人才能打，我们是上不了台面的。杨老板请法院的老乡玩家乡麻将，当然是想藉此联络一下感情，里面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本来杨东升跟几个法官玩得蛮开心，说着家乡话，玩着只有故乡人才能玩在一起的麻将，好比早年革命志士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一般，加上杨老板又故意输一点，大家能不开心吗？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蓝老太太耳朵里，蓝老太太兴奋得不得了，她天天委曲求全地与我们玩"推倒和"，好不容易赶上一次东北麻将岂能放过？老太太跑到楼上，一定要替儿子玩，杨东升是孝子，又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只好答应。老太太玩起东北麻将简直如鱼得水，几个大和就把法官们口袋掏空了。老太太高兴疯了，杨老板急傻了，费了很大劲才将老太太哄下桌。 最开心的一次是我们去三亚的天涯海角。公司证券部的钱小姐看上了一个瓷感很好的海螺壳，她正在与摊贩讨价还价，杨老板为了帮她砍价，故意说："不买了，这有什么好的？"钱小姐也心有灵犀，说："那就听你的吧，不买了。"这一下可把摊贩急坏了，但他们又不能强迫，所以就拼命讲好话讨好我们，讨好方式之一是"撮合"杨老板和钱小姐，摊贩说："买一个吧老板，你女朋友这么喜欢，你就为她买一个吧。" 杨老板说："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那是你什么人？" 杨老板想了想，显然不好说自己是老板，而钱小姐是给他打工的，于是说："是妹妹。" "算了吧，"摊贩不屑一顾，"这年头哪还有哥哥带妹妹出来旅游的呀？" 一句话把大家全部逗笑了，钱小姐自己也笑弯了腰。我由此发现，现在的女孩子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姑娘开放多了，要是我们那个时代，未婚女孩碰到这种场面，肯定不敢笑，只会憋得红脸。 总之，在顺达公司做cis总经理那段时间我非常开心。事实上，自从我1991年11月下海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说来还真是一件怪事情，原本我并不打算做的事情，没想到一旦做起来还能做得这么顺利，这么开心。或许，正是因为我原本并不打算做，做不做无所谓，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放松的缘故吧。另外可能与工作性质有关，以前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或者说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压力。现在这个工作不需要赚钱，相反，还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样花公司的钱，当然就没有指标压力。不但没有压力，也没有危机感。别说那段时间公司由于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换血所以基本上不炒人，就是偶然炒人，有"老太后"罩着，也炒不到我头上。所以，那段时间给我的感觉跟过去在国营单位差不多，甚至比过去在国营单位还要自在。因为过去在国营单位我是属于"干的"，而现在我是属于"看的"，按照"干的不如看的"的原理，我不是比过去在国营单位还好吗？然而，正是这种美好的感觉，让我放松了警惕，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时刻，而且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逼近了。 第23-24节 23 前面说过，我所负责的cis部是个专门花钱的部门，而按照眼下的行规，凡是花钱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回扣。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后来每次谈业务，谈着谈着，对方就主动谈到这个问题，而且谈的方式五花八门。比如有的业务员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所谓的"一起做"就是一起分钱，分公司花出去的钱。还有比较直接的，说这单业务给他们做，他们可以给我一定的"业务提成"。我们公司出钱请对方做事情，对方给我"业务提成"，这不就是吃回扣吗？ 对于吃回扣，我是一直比较警觉的。一方面我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当君子，不想当小人，所以我从来都不吃回扣。另一方面，我深知老板最讨厌职业经理吃回扣，所以我也不敢犯这个忌。因此，每当对方和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对方的报价肯定有水，还可以继续压，于是就继续压，一直压到对方实话实说，说如果按照这个报价，那么我们就不能再考虑你个人的"意思"了。我说这就对了，我不要你们"意思"，你们只要按最低的价格给我把事情做得最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意思"。如果对方疑惑，觉得我是外星人，或者怀疑我的胃口非常大，看不上他们这点小"意思"，我就告诉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公司本来就是我自己的，我总不能自己吃自己的回扣吧？如此，他们就明白了，再跟我谈业务的时候，就不考虑给我个人回扣了，并且主动把报价压低，起码比我的前任低。 其实我这样说也不完全毫无根据。事实上，由于我和老太太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已经引起公司内部一些人看不惯，他们以开玩笑的方式说我是老太太的干儿子，我听了当然不高兴，但老太太不以为然，说："好，我就认他干儿子。"既然是"干儿子"，那么我对客户那样说也就多少有一些根据。 天下没有白吃的亏。后来我才知道，"老太后"是个心里非常有数的人，她之所以认我这个"干儿子"，最大的原因还不是我勤快嘴巴甜，而是她一直都在暗中观察，甚至以谈业务的名义冒名打电话，直接向与我们发生业务关系的对方打探价格，所以她知道我没有吃回扣，才处处关照我。但是，凡事都有例外，那一次我就遇到了例外。 那一次我们订做礼品袋，业务完成之后，对方给我一笔回扣，我不要，对方说：现在业务已经完成了，这是我个人业务提成中的一部分，你不要，就归我个人所有了，与我们公司利益没有任何关系，而你如果要了，对你们公司利益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害。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既然业务已经完成了，款都结了，我如果拿了，确实对公司利益没有任何影响，而如果不拿，相当于赞助这个业务员了。我凭什么要赞助对方的业务员？我傻了？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干吗不拿"的深刻"道理"，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拿了。 事情真就这么怪，按说那天就只有我和对方业务员两个人，谁也不会知道，但是，老天爷像是长了眼睛，自从拿了那笔回扣之后，我几乎天天听到"回扣"这两个字，而且每次听见的时候，就怀疑别人是在说我。特别是有一次打麻将，他们又在说这个问题，搞得我心不在焉，连自摸都打出去了。关键是，当时"老太后"也在场，并且她还把这个问题直接扯到我头上。 "老太后"说："你们谁拿回扣都不行，但是我干儿子拿了没事。" "干儿子"就是我。 "老太后"这样说完之后，空气发生了静止，大家都不说话，正眼看着"老太后"，余光盯着我，而我的正眼和余光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落。 "老太后"则若无其事，一边打出一张牌，一边对自己的话做出解释，说："你们都瞎糟践，我干儿子不瞎糟践。我干儿子就是拿了回扣，也会寄给自己的媳妇，不白瞎了，值。" 明明是在当众表扬我，但我听起来怎么都像是她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因为"老太后"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拿了回扣，而且确实是将那几千块钱一分钱不少地全部寄给了我老婆。难道"老太后"在我身子后面安装了一架小型摄像机？不但知道我吃了回扣，而且知道我把这个回扣具体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能再在顺达做了。从那天之后，我不敢正眼看老太太，也不敢再打麻将了，每打必输，输出去的钱并不比拿的回扣少。没心思呀。当然，更不能听见"回扣"这两个字，仿佛这两个字是专门针对我的。因此，我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不得不离开，赶快离开。 24 离开顺达，我投奔了高方清。 和章一民一样，高方清也是我们中学宣传队的。他比我低两级，本来我们关系一般，但他与我的一个好朋友关系特别好，所以我们之间也就比一般的同学关系稍微近一些。中学毕业以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1976年我从建设兵团回马鞍山探亲，在那个好朋友家又碰见高方清一次，他为我们即兴表演了一段单口相声，内容是讽刺孔老二的。相声说得很好，这让我大吃一惊，真正感悟到了什么叫"士别三日"。说实话，以前我甚至有点小瞧他，觉得他之所以能在宣传队里混，并不是他有什么专业特长，而是因为他爸爸是我们那里主管文化的领导。 1980年，我在安徽铜陵有色公司第一冶炼厂做课程设计，他那时恰好在铜陵市文工团当相声演员。又一次的"士别三日"，我又回过头做学生，他已经成了国家干部。那一次他兴致更高，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给我讲了一部剧本，好像叫《假如我是真的》，说的是一个小混混冒充中央某领导的儿子，骗财骗色，最后终于收审，在法庭上，那个小混混问："你们说我这罪那罪，不就是因为我是假高干子弟吗，假如我是真的呢？" 1983年，还是探亲，我问那个好朋友："高方清好吗？" 朋友说："不好。" "为什么？" "坐牢了。" 我非常吃惊。 朋友告诉我：高方清带女朋友去游泳，他矮，女朋友漂亮，于是就有几个小混混不服气，当面调戏女朋友，高方清和他们打，吃了大亏，第二天带了武器去报复，将一个混混送进了医院，正赶上"严打"，说他顶风作案，进去了。 1994年，海口，我陪客人在歌舞厅听歌，发现台上的歌手像他，但不敢认，前几次是"士别三日"，眼下是"时隔十年"，变化太大了。 叫来服务生，问："台上那个歌手姓什么？" 答："姓高，是我们老板。" "老板？" "是，是我们高老板。" "你们高老板是不是安徽人？" "是啊，老板你也是安徽的吗？" "麻烦你叫你们高老板过来一下，说有人找他。" 高方清过来了，很兴奋，但没讲多少话，比十年前在铜陵那一次少多了，我当时以为他是在台上唱累了，后来发现他的话确实比以前少了，是坐牢坐的还是当老板当的？我很想问他，但一直没问，我不想提那一段可能会令他不愉快的经历。 以后我就经常去他的歌舞厅玩。本来是想照顾他生意，可他从来不用我买单，搞得我只敢听歌，喝杯迎宾水，来一点"高消费"都觉得不好意思。 歌舞厅老板自己上台唱歌，这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见识。后来听他的部下告诉我：高方清就是从歌手一步步做成老板的，从歌手到经理，再从经理到承包人，又从承包人到老板，一步没差。我从此对他产生敬意，再也不小瞧他了。 事实上，高方清这时候已经不仅会唱歌，而且唱出了名堂。刚开始是自己出了vcd。作为一个有钱的歌舞厅老板，自己花钱出一盘vcd或许不算什么，但这盘vcd上面的歌全是著名词曲作家专门为他写的，而且有一段时间老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每次播放前高方清就给我打电话，我不但自己看，而且邀请我们单位的同事一起看。同事不知是故意逗我开心还是其他原因，看了之后总是说："高方清真是你的同学？你没瞎吹吧？"弄得我表面生气，心里却觉得很有面子。感觉高方清是名人了，仿佛我也跟着出名了。 那一年，高方清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尽管时间很短，尽管只是四个小生合唱一首歌，但只要能上春节联欢晚会，名气就不一样了。联欢晚会的露面和vcd的发行相得益彰，高方清趁机在海口和合肥等地搞签名售vcd活动，场面热烈。其中海口的活动我是亲自参加的，要不是亲自参加别人说我还不信，活动那么热烈！现场居然还有一个老人痛哭流涕，一定要与高方清合个影，说实话，我至今不知道老人到底是人来疯还是真的对艺术对高方清歌声如此热爱。 作为高方清出名的另一个标志是市面上出现了以他的头像作为封面的挂历和宣传画。宣传画肯定是他自己出钱印的，挂历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反正我是抱回来一大堆，到处送人。这时候，高方清的一首《终生为你守口如瓶》居然还上了什么排行榜。这也不是瞎吹的，因为有次我在他家里，厦门那边恰好来了个电话，说他的那首歌上了排行榜的第三名，要对他做一个长途电话专访，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整个过程我一直守在他身边，不让别人来打扰。专访持续四十五分钟，中间他还即兴唱了一段《老歌》。 出了名的高方清收到很多歌迷的来信，其中大多数是女孩子。信中要求高方清回信寄照片，要求跟高方清做朋友，要求嫁给高方清，甚至于直接要求跟他过几天夫妻生活的女孩不在少数。这些信很多是我帮他整理的。我很震惊，这些女孩对高方清一无所知，仅凭唱歌就愿意向他托付终身？从那些信来看，你很难说她们是不认真的，我暗自庆幸自己有个儿子，要是有个女儿，可能从此以后就担心死了。 到了1995年，海南的娱乐业已经相当的不景气，高方清正在思考新出路，而此时我正好经历"回扣"风波，加上眼见着总裁和副总裁相继离去，感觉顺达并非久留之地，就是没有"回扣"事件，早晚也会冒出其他什么事件。再说，从顺达公司的实际经历看，老板往往只信任他们家乡人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而我和高方清不正好是家乡人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吗？于是，我和高方清做了一次长谈，相当投机，并形成了一致想法。认为海南的娱乐业从运作方式到管理水平都比内地先进三到五年，我们应该利用海南的优势到内地发展。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原因，本来只是说说而已的事，没想到高方清真干起来。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要我为他新成立的娱乐管理公司起个好名字，我想都没想，随口就说："叫新东方"。高方清很高兴，他说好，脱口而出的名字最好。很快，"海南新东方娱乐管理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我也不知不觉地就成了这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刚开始是兼职的，好像也没拿工资，离开顺达之后，就真干上了。 我与高方清一起乘飞机去武汉，考察武汉新华路娱乐城。我们要将它的歌舞厅承包下来。这时候我不真干也不行了，因为高方清要我留在武汉，负责这个娱乐城。考虑到我不懂做歌舞厅，还特意另配了一个副总。我很乐意，因为武汉离家近，我可以经常回去看看老婆孩子。果然，娱乐城还没开张我就得到一次回马鞍山的差事。回去取款，总共是一百多万，现金支票，放在一个私人账户上，只有我能支取。那段时间娱乐城重新装修，每天花钱跟流水似的，每次提款我都心痛，生怕不够，还好，由于我把得紧，居然还多出10万。 装修只是我们工作和花钱的一部分，这部分只能算是"硬件"，还有许多"软件"需要做，需要花钱。包括服务员的招聘与培训，灯光音响和舞美设计，文艺节目的编排，领班小姐的落实，吧台进料，酒水进货，订服装买沙发，价格制定海报设计，发请贴找内保，打点方方面面关系，等等。以前到歌舞厅玩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不就是听歌跳舞嘛，没想到真干起来有那么多弯弯绕。说实话，当时高方清另派一个副总来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多此一举，后来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那个副总，我一个人还真玩不转。副总没来之前我就闹过不少笑话，比如招聘搞dj的，我不懂，说成是搞jd的，下面的人又不敢当着应聘者的面讲我说错了，只好自圆其说地解释"海南就这说的"，弄得那几个武汉的以为是真的，居然也赶着时髦说起"jd"来。再就是培训，由于我自己不懂，请了一个会吹牛的"老师"来。"老师"用餐馆服务的方法来培训我们歌舞厅的服务员，一般地还能凑合，真正遇到歌舞厅特有的服务时就乱套了，比如有位小姐点了一份牛奶，"老师"指导的服务标准用语是："小姐，您的奶。"连我这个外行听了都觉得不对劲。高方清说，要是真开张了，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客人还不跟我们打架？ 副总姓何，是行家，他来了之后，马上就将那个"老师"炒了。到底是干这一行的，自己就有全套人马，几个电话一打，缺什么来什么。首先到位的就是培训教师，叫刘乐乐。那才叫专业，长得一表人才，三指托盘跪式服务样样精通，自己先做一遍，然后将人分成几个组，由组长带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练习，他自己板着脸在旁边巡视，练完之后，他再讲解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听得服务员心服口服，记得特牢。我特别注意他培训时的标准用语，发觉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学问，不仅说什么有讲究，怎样说也很有讲究。比如某个老板点了一瓶人头马xo，服务员上这瓶酒时就一定大声地喊："先生，这是您点的人头马xo，请验酒。"这样大声地"喊"而不是轻轻"说"并不是怕这个老板听不见，而是怕旁边的人听不见，这是为他宣传，替他挣面子。相反，如果是客人只点了一杯清茶，服务员就要轻声说，或干脆说"先生，您点的饮品到了，请慢用。"用"饮品"代替"清茶"也是给客人面子。 但是，成也副总败也副总。能干的人往往不听话，喜欢跟老板讨价还价，甚至利用老板的资源为自己牟利。后来歌舞厅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大都与这位副总有关。 第25节 25 开业前夕，有一个大问题困扰着我和高方清。我们装修得这么漂亮，培训得如此到位，节目安排得又如此之精彩，但客人怎么知道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登广告。但广告小了、少了不起作用，广告大了、多了花费也承受不了，这办法不行。我们又想了第二个办法：看哪家歌舞厅生意好就去把哪家的经理挖过来。这是一个花钱少见效快的办法，但前提是要发现这个人，然后还要保证能把人挖过来，并且这件事还只能我和高方清两个人知道，如果这事被从海南带来的那个何副总知道了，他万一突然撂挑子而我们要挖的人又没有挖过来怎么办？对何副总保密就是对公司除我和高方清之外的一切人保密，这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些天，我和高方清天天在武汉的各个歌舞厅转，看哪家歌舞厅生意最好就往哪家钻。这种事不能扩大影响，只能看准一个，一挖到底，不能这个不行了我们再去挖第二个，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必须一次成功，所以我们格外尽心。这项工作的另一个收获是我们对武汉的消费群体有所认识，并根据消费群体的特点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做了适当调整。例如，我们知道武汉人喜欢跳一种叫做"三步踩"的舞，于是，我们马上就在节目中穿插这种节奏的舞曲。 经过大约一周的奔波，我和高方清一致认定位于解放路上的恺撒夜总会生意最好，而生意好的主要原因：一是他们的硬件好，二是他们的经理得力。对于硬件我们是有足够信心的，后来者居上嘛，我们要的就是他们的经理。初步确定后，其他地方不跑了，我们专门守在恺撒夜总会。 我们了解到这个女经理姓曹，她有三个特点。一是很专业，我们从方方面面的途径打听到，女经理原来是解放军胜利文工团的舞蹈学员，武汉军区撤销时，被送到武汉音乐学院师范部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市群艺馆做辅导干部，是武汉市第一批交谊舞爱好者的老师，在本地很有些人缘与背景；二是她很敬业，这从她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效果就可以证明；三是她很有分寸，每天都要陪各种客人跳舞，给足客人的面子，但她只跳快三和三步踩等快节奏的舞曲，很少跳慢节奏的，特别是不跳慢四，并且一到跳"费司"的时候总找理由早早地离开了。高方清说这最后一条尤其重要，歌舞厅经理最好是女的，而且这女经理最好要漂亮并且会跳舞，但是这个女经理不能乱，女经理要是一乱了这个歌舞厅就臭了，歌舞厅臭了有身份的客人就不会来，而有身份的客人如果不来，歌舞厅上哪里赚钱？ 我不是很懂，于是不耻下问。我问高方清："不跳费司我可以理解，费司就是英文的face，是贴面舞的意思，正派的女人当然不能随便跟客人跳，否则不就成了歌舞厅小姐了？但为什么不能跳慢四呢？" 高方清向我解释：歌舞厅的灯光与音乐节奏是成正比的，音乐节奏越强，灯光也就越亮。慢四属于慢舞曲，所以灯光就很暗，再说，慢四的舞姿是男人的右手搂住女人的腰，女人的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男女之间挨得很近，如果再配上暗光和慢节奏，很容易男女授受不清，所以正派的女人最好不要随便跟男人跳慢四。 最后，我和高方清一直决定：就挖这个女经理。 关键时刻，高方清要回海南，非回去不可。机场，高方清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办成这件事。 我肯定是属于那种经不起别人吹捧的人，给点信任就献身。 这时候，我除了知道那个女经理姓曹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一切得从零开始，而高方清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 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去了恺撒夜总会。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张。服务员还在打扫卫生并往每张台子上摆蜡烛杯。蜡烛杯浅浅的，里面盛一点清水，中间放上一根又粗又短的红蜡烛。红蜡烛现在还没点燃，要等客人来了才点着，来一桌客人点一根蜡烛，不仅有情调，也是夜总会管理上的需要。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见我进来似乎很为难，他们还没开张，不知道该怎样接待我，比如不知道该不该把蜡烛点上。这里面有一套程序，一旦蜡烛点上，服务员马上就要为这一桌提供服务，但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服务员要上水，但吧台此时正在备料，还没进入出品程序，硬要出就更乱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不该提前的时候提前就会给别人造成不便，就像去朋友家做客，说好是晚上七点，如果你六点钟到了，表面看起来你对这次做客很重视，早早地就到了，其实你是给朋友找麻烦了，你六点钟就到了，朋友是忙着接待你呢还是忙着准备晚餐？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又站起来，对服务员说："你们还没营业吧？我先出去转一圈，过半个小时再来。" "不用了。"这时候突然有个声音从门外进来，说话的正是那个女经理。 女经理已经走到我面前，非常热情地对我点点头，然后对服务员说："你去忙吧，我先陪这位客人坐坐。"女经理说着已经将包搁在台子上，笑着问我："不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我说。 "我认识你，"女经理说，"你们还有一个先生呢，他今天怎么没来？" "他今天回海口去了，过两天就回来。"我说，"您是曹经理吧？"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曹？谁告诉你的？" "你看看，我们来玩这么多天了，就允许你认识我们，我们不能认识你呀？" 称呼也是能互相影响的，在她的影响之下，我也将"您"改成了"你"，非但没有不礼貌之感，相反还觉得亲切许多，看来，礼貌有时候也是距离的代名词。 刚才离去的那位服务员眼里有活，现在已经不声不响地送来两杯水。 我大概是心中有鬼而有点紧张，端起杯子猛喝了口水，那个姓曹的女经理没喝，但她也端起了杯子，在手中晃了晃，说："你们是海南来的？" "是。" "来武汉做生意？" "对，开娱乐城。"我没来得及细想，随口就说出来了，就像我前两个月随口说出"新东方"一样。如果我要是细想，可能我就不会这么快说出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不是说同行是冤家吗？但既已出口，收也收不回来了，听天由命吧。 "你们也是开娱乐城的？" "对，开娱乐城的。" "在武汉？" "在武汉。" "哪里？" "新华路娱乐城。" "新华路娱乐城是你们开的呀。" "怎么，你听说过？" "听客人说的。" "是吗？客人怎么说？" "没怎么说，就说新华路娱乐城被一个海南大老板买去了，正在装修呢。" 我笑着递上自己的名片，说："我们不是什么大老板，也买不起整个娱乐城，我们是娱乐管理公司，就像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和香格里拉酒店管理公司一样。我们不投资建娱乐城，但我们专门管理娱乐城，这样就可以实现娱乐城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和规模化。"我很想一口气再多说出几个"化"来，只是说不出来了，就能说出这几个。但我发现，曹经理的眼睛已经发出亮光，显然，她对我说的这一切很感兴趣。 曹经理回敬了一张名片，她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曹路。我发现很多能干的女人都有一个男性化或中性化的名字。 "你们在海南是开娱乐城的？"曹路问。 "是的。"我说。 "你们知道中国城吗？" "知道，中国城的三楼就是我们管理的。"我现在要强调"管理"，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开娱城的老板，曹路天天遇见各种各样的老板，真老板假老板，大老板小老板，土老板洋老板，男老板女老板，肯定见烦了。 "去年有个老板找我，"曹路说，"他说他是海口中国城的老板，要我跟他去海南当经理，我没去。" "你没去是对的。" "怎么说？" "第一，那个老板有可能是骗子，因为中国城并不在海口，而是在琼山市；第二，既然你在哪里都做经理，干吗要舍近求远呢？" 曹路对我点点头，认为我说得对。我又接着说："其实，你当经理可惜了，像你这样精明能干又是科班出身，待人接物又很会掌握分寸，做个总经理都可惜了。" "那该做什么？"她笑了，不知是听了我的吹捧高兴得笑，还是觉得我讲话有漏洞，总经理都可惜了那还能做什么？ "你最适合做娱乐管理公司了，"我说，"如果做总经理，做得再好也就是管一家娱乐城，你不可能同时当两家歌舞厅的老总。但是如果你做娱乐管理公司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管理几家甚至是几十家歌舞厅，你的任务就是培训总经理，制定规范和行业标准。你知道吗？我们国家有几千家娱乐城，有几百万娱乐行业从业人员，每年上缴那么多的国税，但至今连一个关于娱乐管理的国家标准都没有，你说这些工作都得谁来做？难道是一个娱乐城老总能做得了的吗？当然不是。这些工作必须而且只能由我们专业的娱乐管理公司来做！因为它必须要有大量的娱乐城管理第一手资料，只有同时管理几家、几十家、几百家娱乐城的娱乐管理公司才能做得到，才有资格有能力去做。" 曹路不笑了，她瞪着两只大眼听着我说。那一刻，我感觉我是说服别人的天才。如果不是我，而是换上别人，比如换上高方清，也许他不是我这样说的，他可能会说"你在这里拿多少钱一个月，我给你双倍怎么样？"如果那样说就糟了。许多年之后，当然是曹路成为我妻子之后，我们在一起回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她告诉我："如果你当时谈钱我们就没有今天了，我当时根本就不缺钱，再说恺撒的老板肯定比你们更有钱，恺撒的熊老板早就许诺要带我去美国，而且老板不是瞎吹的，他已经带走四个人去美国了。" 那个熊老板后来我也见过，确实如她所说。 第26节 26 娱乐城开业的前一天，高方清从海南回来，去机场迎接他的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和曹路俩个人。高方清从海南带来一大帮老板，其中有的人我还认识，比如那个姓郑的大老板，海南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我当然也不例外。曹路看来的人多，马上打电话给机场公安处的毛处长，从他那里又临时调了一辆警车，让高方清觉得很有面子。在车上，高方清高兴得动手掐我几次，像个女的。 那天晚上，当最后一次包括彩排在内的演练完成之后，高方清和我在一间包房里与何副总谈话。首先肯定他在整个开业前的准备工作中的成绩，然后向他表白我们对客源问题的担忧，并征询他有什么高招。何副总想了半天，说："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当地请一个玩得转的人。"一句话听的我神经一炸！真是行家！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们在外面请人了？ "这几天我们在外面物色了一个，感觉还行。"高方清说。 何副总"喔"了一声，没说话。 "我们想请她来专门负责客源的事。"高方清说。 "做公关经理？"何副总问。 "她在那边就是做总经理的。"我说。我要抢着说，生怕高方清说曹路在恺撒是做经理的。其实，经理和总经理也就是个叫法不同，所做的事和所负的责任是一样的，但此时这样说会让何副总心里平衡一些。 高方清和副总同时朝我看看。高方清说："既然是我们挖她过来，至少也要给她安个副总。我的意思是让她做具体负责公关的副总，原来你请的那个公关经理还继续做她的公关经理。" 何副总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我们三人恰好又都不抽烟，找不到个台阶。这样难堪了一会儿，何副总终于站起来，说："你们都安排好了还跟我说什么？"说完一抬腿走了，出了门就唱起革命样板戏来，高亢有力，整个娱乐城的人都能听见。 第二天上午休息，下午三点集合，高方清要作最后的动员与布置，顺便将曹路介绍给大家。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何副总没来，赶紧告诉高方清，高方清找来那个负责培训的老师刘乐乐，刘乐乐说何总病了，起不来。高方清和我对了一下眼，我说："一切照常进行，布置完了之后我们俩去看看他。" "行。"高方清说。 我将高方清拉到一边，轻声说："我看这个刘乐乐不错，不如提他做服务部经理，如果老何不来，你亲自抓演出部，曹路抓公关部，我看也行。" 高方清点头说好，就这样办。 我这时候对刘乐乐招招手，小伙子一路跑过来，像个仪仗兵。我对他说："刘乐乐呀，我和高总商量了一下，想让你负责服务部，高总亲自抓演出部，马上还要来一个曹副总抓公关部，你看行不行呀？" 刘乐乐胸脯一挺，说："只要老板信任我，我保证尽力做好。" 突然，高方清像神经质似地喊道："曹路，曹路呢？曹路怎么没来？！" "马上就来，"我说，"怎么你忘了，是你安排她在家打电话邀客人的。" 高方清没说话，但眼睛活过来，仿佛刚刚受到惊吓才回过神来。 说曹操，曹操到。说话间，曹路已走出电梯，一脸春光明媚地朝我们边招手边走来。高方清看见曹路，脸色如雨过天晴，顿时亮堂许多，我上去拉了一下曹路的手，算是打招呼，马上将刘乐乐与曹路相互作了介绍。平常油惯了的刘乐乐这时候一派腼腆，倒是曹路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说："你是服务生的小帅哥呀，她们肯定会听你的。"说得刘乐乐更加腼腆，一如小学生第一次得到老师的当众表扬。 高方清对刘乐乐点了一下头，说集合吧，刘乐乐就如太监拿到了皇上的圣旨一般，屁颠颠地跑过去，掏出一把哨子，含在嘴里一吹，手一举，几十号服务员就像士兵一样迅速集合起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乐乐今天特别有精神，口令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直接从丹田一路顶上来的，极有底气。做完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后，不知他发出了一句什么口令，只见全体服务员齐拍手喊口号："新东方，新东方，天天不一样！"连拍带喊两遍之后，闭上嘴，照着口号的节奏再用巴掌使劲拍一遍，很有感染力。 曹路小声对我说："到底是海南来的，是不一样。" 我说："这就是专业的娱乐管理公司。" "下面，欢迎高总给我们讲话！"随着刘乐乐一句欢迎辞，服务员们热烈鼓起掌来，我和曹路也暂停了交谈，随大家一起鼓掌。 高方清向前跨两步，举起手向下按按，大家静下来，他说："大家辛苦了，我感谢大家！还要特别感谢刘经理和何总，大家知道吗？何总硬是给累倒了。我们今晚就要正式开业，这是我们海南新东方娱乐管理公司在武汉开的第一家歌舞厅，作为一个专业的娱乐管理公司，我们还要在这里开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甚至更多家。你们今天在这里是服务员，明天到那里就是领班，就是经理，甚至就是总经理。你们今天受到最严格最正规的训练，明天你们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去训练新一批的服务生。" 听了高方清这番话，不仅服务生们很激动，我也感到热血沸腾，仿佛心中有一轮刚刚升起的太阳。 接着，高方清向大家介绍了曹路，并宣布刘乐乐的新职务。服务员们自然是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与拥护。但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人表情异样，这个人就是李丽霞。李丽霞也随着大家一道鼓掌，但表情好像心不在焉，目光是游离的，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高方清，但更多的时候是看着曹路，好像曹路是来抢她饭碗的。 我心里一惊，自责自己工作没有做细，只想到曹路的加盟可能会影响何副总的情绪，把这个李丽霞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