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到心知》 第1节 我是在贵州的毕节正式听人介绍曾柳英的。 为了避开春节高峰，我特意选择节后自驾游。目标很明确，贵州。这些年深圳对口支援贵州，搞得贵州像是深圳的亲戚了，每年都有志愿者去那里，我自驾游去贵州，自然也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比“干游”好。 顺便说一下，我是自由作家，无所谓春节大假，犯不着赶旅游高峰凑热闹。 大约是不用赶时间的缘故，一路顺畅，没有听说得那么可怕，既没有遇见高山险阻，也没有遭遇车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顺利。但是也有遗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个贵州省了，一路上居然还没有碰到一个从深圳来的志愿者，那心情就像是千里迢迢来探亲戚，居然发现亲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车到毕节，出了一点小毛病，远灯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决定小修一下，也顺便找当地宣传部门打探打探，问问他们怎样才能找见深圳来的自愿者。 对于自由作家来说，宣传部就当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志姓吴，明显不是部长，我就称他科长，他果然也答应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证（其实是职称证书），说明来意，说想见见在当地工作的深圳志愿者。 老吴很热情，但是表示爱莫能助。 “为什么？”我问。 “上不去。”老吴说。说得很肯定。说凡是志愿者工作的地方，汽车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么我步行呢？” 老吴想了想，似乎很为难，最后说：“也不成。要走两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们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听，明白了，明白这一路为什么没有碰见一个深圳志愿者了，敢情这志愿者并不是在大马路边上扶贫，而是专门选择大山沟里面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见他们了。别说吴科长他们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来，我也不好意思呀。凭什么？连张介绍信都没有，就凭我一时心血来潮想“走亲戚”，就耽误人家来回四天时间？再说，本来就是自驾游，顺便看看“亲戚”可以，要我把车子存在毕节，自己步行几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来的志愿者，还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老吴见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说请我吃饭。不，是说请我喝酒。 “我请你。”我说。 “还是我请你。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嘛。”老吴说。说得很真诚。 我们相互客气一番，最后的结果是老吴请我吃饭，我请他喝酒。因为我车上带着酒，罐装的深圳啤酒，本打算与深圳来的志愿者一起享用的，现在志愿者没有见到，一个人开车也不敢多喝，请老吴也算是为深圳带来的啤酒找到了正当的出路。 这酒没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吴对我谈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吴告诉我，他正在读中央党校的在职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对象。 我看着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听说过，印象中是沙井爱心一族的发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详细，更没想到她能成为内地边远地区一个在职研究生的研究对象。 “你认识她？”我问。 “认识，”老吴说，“她到我们这里搞过扶贫。” 这话我信，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着老吴的解释。 “导师对这个课题也很有兴趣。”老吴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糊涂了。曾柳英总不会跑到北京去扶贫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吴说话更加无所顾及了。 “你知道吗？”老吴说，“她是党员，老党员。但是她信佛。” 我大脑里面一闪，马上就感觉到了亮点。敏感地意识到这还真是一个新课题，值得探究。 喝酒之后的老吴比没有喝酒之前思维活跃，而且变得健谈。他告诉我，他的导师，中央党校那个著名教授说了，说党建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要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比如党员可以不可以信佛的问题，或者说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党的问题，就可以探讨。老吴说他和导师都认为入党和信佛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这里就没有对立，相反，在曾柳英这里还是统一的，统一到为大众做好事这一点上来。并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曾柳英这样菩萨心肠地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和谐了。 老吴那天还说了很多，包括让我回深圳之后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还说他论文写好之后请我看看等等。我虽然喝了酒，并且喝得不少，所以没能把他说的全部记下来，但是，这两条还是记住了，并且记得我当时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还说欢迎他和他的导师来深圳考察指导一类的客套话，仿佛我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的某级领导，可以代表深圳有关方面欢迎他们一样。 出于遵守承诺，也出于好奇，回到深圳，我暂时搁置原来的创作计划，先去沙井。 按照惯例，我要先去镇委，找镇委宣传部。对了，沙井过去是镇，去年实行农村城市化之后，深圳没有农村了，镇政府变成街道办事处，镇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员会，但不管名称怎么变，宣传部没有变，部长没有变，还是赖部长，我们认识，去年在万丰村搞一个活动时候认识的。 我去过沙井，但只去过万丰村，没有去镇政府，也就是没有去过现在的沙井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沙井街道办事处比我想象得远，我以为办事处就在107国道旁边，其实离国道蛮远，万丰都过了，还没有到。我一路开车一路注意路边的指示牌，结果镇政府或街道办的指示牌没有看见，却看见“爱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异地他乡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想，难道这就是曾柳英的那个爱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说。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蛮精神，不显老。而且当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妈妈，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个“英姑”，太准确了！英姿飒爽的样子，比称呼“奶奶”或“妈妈”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为更直接而更准确，眼前的这个曾柳英，明显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记者或作家笔下的“曾大妈”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爱心妈妈”。 入乡随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计划，我只跟英姑谈两个问题。一是问她是怎么想起来做好事的，二是问她怎么入党的。这样安排既可以让我避开其他文化人询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对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的老吴同志有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朋友之托吧。 英姑显然是第一次接受我这样的访问，不太习惯，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从哪里说起。 第2节 我决定启发她。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好事的？” 我这样一问，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准确。 “1964年。”英姑说。 “那时候你多大？”我问。 “17。”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给她的感觉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生，经常出现“一死两命”的情况，就是母子双亡的情况，于是，大队书记就找她谈话，说她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灵光，想让她当接生员。 “你愿意了吗？”我问。 “不愿意，”英姑说，“不敢。自己还是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害怕，哪敢做这个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书记做工作，说这是为人民服务。” “你愿意了？” “还没有，”英姑说，“还是不敢。” “再后来呢？” “再后来书记又做了我妈的工作，我妈让我去了。” “你妈怎么说？”我问。 “妈妈说这是做善事，应该去。为了不再发生‘一死两命’，应该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妈妈是党员吗？”我问。 “不是，”英姑说，说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妈妈吃斋信佛。” “她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我问。 “有影响，影响很大。”英姑说。说得很肯定。 英姑告诉我，她生于1947年农历2月19，妈妈说这天正好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所以从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说妈妈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农民去地主家分东西，别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农具要牲口，只有她妈妈抱回来一尊观音菩萨。那时候英姑刚刚记事，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别深。 英姑还说她妈妈就总喜欢做善事。新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做饭，她妈妈就主动去帮着当时叫做“宝四区”的政府做饭。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问。 “1966年。”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经大队书记和她妈妈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毕业的曾柳英成了当时被叫做上星大队的义务接生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派到沙井医院学习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员。1965年，由于她工作态度好，技术精，亲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于是，被推举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次年，英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曾柳英刚刚19岁。 “那你差不多有40年党龄了？”我说。 英姑笑，像是听了表扬不好意思地笑。 “你妈妈支持你入党吗？”我问。绕着问。 “支持，”英姑说，“妈妈讲共产党都是菩萨心肠，阿弥陀佛，尽做善事，跟他们吃斋念佛的一样，这样的党应该参加。” 在后来的采访中，曾柳英对我说，这辈子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介绍她入党的上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她的妈妈。如果不是受妈妈的影响，那么她就不会从小热衷于做善事，做好事，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而如果不是大队书记，她就只能是一个善良的农村乡镇妇女，不可能从事在当时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接生员工作，更不可能成为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当然也就不可能那么小小年纪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英姑说，如果那样，那么她就只能在小范围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做那么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们这里四十岁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亲手接生的，积德呀。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 我问：“你觉得入党和不入党对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响吗？” “有影响。”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吗，有什么影响？”我问。明知故问，就像水钧益对接受他采访的外国元首提问一样。 “那不一样，”英姑说，“没有入党，我只想着洁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积德。入党了，我就不能光想着自己了，就不仅仅是洁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种责任了，就想着维护党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团结一批人，影响一批人，带领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构建和谐社会。” 我听了一愣，没想到“和谐社会”这么新鲜的流行词她都会说。可见，英姑不是简单的做好事和行善积德，而确实是非常关心时事，确实是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第3节 其实英姑不仅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1995年春节，一群年轻人在英姑家里玩，无意当中说到现在生活无聊，下班之后不是打麻将就是瞎胡闹，甚至还有想尝试吃摇头丸的。英姑听了之后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批评说教，而是说她自己正好要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不如我们一起去吧。年轻人想着反正也没有什么事，说去就去，并且一路相互邀着，总共去了13个人。从敬老院出来后，大家感觉这一天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充实，心情都特别愉快。英姑趁热打铁，因势利导，说不如我们把这个活动长期坚持下去，肯定比打麻将和瞎胡闹有意义。英姑的倡议立刻得到年轻人的赞同。或许这种赞同并不认真，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英姑当真了，此后每逢周末，还真张罗着年轻人一起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去敬老院做好事。刚开始年轻人是挨不过面子，被动地跟了去，后来发现做好事确实让人充实，也让人心情愉快，甚至还受人尊敬，于是，原本被动的行为也慢慢变成自觉的行动，并且队伍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名扬全国的深圳沙井“爱心一族”。 “爱心一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英姑了解到原新桥搬运站的18名退休职工竟然10多年没有领到退休金，她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写信、走访、整理材料、四处奔波，搞得像她自己的事，终于赶在1997年春节之前为这18名老职工争取到了退休金。很多退休职工和家属老泪纵横，一手捧着退休金，一手拉着英姑的手，千恩万谢。英姑却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 英姑对我说，她讲的是真话，要不是共产党，凭她一个人，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给老职工补发退休金。 1997年5月5日，一家媒体刊登了一篇“救救小雪琴”的报道，讲述广东省广宁县南街村新城小学五年级学生高雪琴患脑瘤无钱医治，生命垂危，急需社会各界捐款救助的消息。看到这篇报道，英姑向镇领导汇报并得到支持后，立刻联合团镇委等部门，发动“爱心一族”的会员和共青团员自愿捐款，一下子筹集了一万七千多块钱，并与“爱心一族”的几个成员一起，驱车200多公里，亲自把爱心送到高雪琴的家里。 1997年7月，英姑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当地有一个残疾人黄瑞球家里困难，住房破旧不堪，没有床铺和桌子，两个孩子连个读书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英姑二话没说，立刻带着20多名“爱心一族”的会员自带用具赶到黄瑞球的家，帮着打扫卫生，又捐款5000元，进行房屋维修和添置家具，让黄瑞球和他的两个孩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98年，荣根小学四年级学生王静仪不幸患上了白血病，没钱救治，英姑知道情况后，马上联系镇妇联和团委，连续几天组织“义卖一条街”，总共为小静仪筹集捐款40多万元，挽救了一条正在成长中的生命。 当年秋天，英姑还组织“爱心一族”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扶贫旅游”，一路访贫问苦，捐钱捐物，当他们来到广宁京溪村的时候，看到小学校舍破旧危险，大家当场捐款帮助修缮。英姑和爱心一族的善举深深打动了当地村民，他们说深圳来的人都为我们出钱出力，我们好意思坐享其成吗？于是，在英姑和她的“爱心一族”感召下，当地村民不甘落后，发奋图强，决心自己改变家乡的面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使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年轻的村支书对我说：“你们深圳的曾柳英不但物质扶贫，而且还精神扶贫。”听得我都觉得脸上有光。 2002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灾袭击了新疆、内蒙自治区。这场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给当地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灾区积雪深达数米，房屋被压垮，牲畜被冻死，通往灾区的公路被大雪封锁，无法通行，失去家园的灾民站在雪地里，望着冻死的牲畜，一筹莫展。英姑从新闻报道里得知了相关消息后，立即召集爱心一族理事会开会，在取得镇上领导的同意后，他们联合深圳市红十字会，在沙井镇举办“雪中送情，春满人间”为灾区人民募捐的活动。共筹集了现金33万元和6个集装箱的衣物。英姑一行5人组成慰问团，带着募集来的现金和衣物，远赴内蒙慰问灾民。30万元用于建设两所“沙井爱心学校”，3万元用来资助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贫困孩子和贫而守志的灾区老师。 1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曾柳英带领她的“爱心一族”做好事上万件，救助残疾人和贫困人士200多名，为灾区、老区、贫困地区捐款超过500万。目前，曾柳英的“爱心一族”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55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已经富裕起来的沙井本地人，他们加入“爱心一族”的目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为了精神充实。用英姑的话说，就是做善事，因为做善事让人精神愉快和充实，还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来说，愉快、充实、受尊敬不就是他们最需要的吗？后来在市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把英姑的讲话给大家学着说了，大家反映热烈，都赞同英姑的说法，说目前深圳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满足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的精神需要非常值得研究，曾柳英的“爱心一族”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追求精神充实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帮助了别人，也充实了自己，对构筑和谐社会有利。 采访结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饭。发现一个秘密：英姑只吃素。 从沙井回来，我很兴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吴打电话。大约是太兴奋的缘故，竟然忘记了礼貌，没有再喊他“科长”，而是直接称“老吴”。 我把情况说了。说得比较详细，连曾柳英在当地其实被人称为“英姑”，而不是“爱心妈妈”，以及土改那年她妈妈从地主家抱回一尊观音菩萨这样的细节都说了。 老吴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来点小喝彩。 我自认为自己说话比较有条理，再复杂的问题，经我的嘴巴也能说清楚，况且曾柳英的事迹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加工，有什么说什么，所以，很快就说完了。 “完了？”老吴问。仿佛他还没有听够。 “完了。”我说。声音不如开始说的时候有弹性，因为我没有听到实在的喝彩声。比如“辛苦了”、“谢谢”、“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细”或者“你说得很清楚”之类，相反，按照老吴的问法，好像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说到位一样。 我立刻调整自己心理，调整的方式是往好处想，不要往坏处想，想着可能是我讲得太精彩了，所以他还没有听过瘾，想继续听，就好比一个歌唱家的演唱太精彩了，以至于演唱完了之后，观众竟然忘记鼓掌一样。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是嘴巴却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噢，这个……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入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根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头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好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吹牛吗？ 5年前，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马河饭店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并且做过交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干脆不说了。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交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后面的交谈中，彼此少了客套与拘谨。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研究，善于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具体表现就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我说，让我谈谈自己的观点，谈谈对一个党员同时也吃斋信佛的看法。 我刚开始拘谨，不想说，想听他说，但到底没有他沉住气，经不起教授的鼓励，还是说了。 我说：“我看可以。当年共产党员还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今天一个普通党员，在不影响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吃斋信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看客观效果，看怎么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当年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实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那样做对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现在共产党员个人吃斋信佛，我看也是这样，至少，吃斋信佛的党员不会去伤天害理贪污腐败，不会成为人民的败类。就说这个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斋信佛，同时也是党员，而且是模范党员。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积德，而且还时刻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人民群众的疾苦，带领一帮人组成‘爱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献爱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吗？佛教上说普度众生，共产党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构筑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吃斋念佛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所以我认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学生老吴不一样。老吴在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哼、喔、对、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认真听，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发表“宏论”的时候，一声不吭。突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或者怀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出于礼貌，不好立刻反驳，所以只好保持沉默罢了。 我突然不说了。 “你说你说，我在听呢。”教授见我停了，鼓励说。 但是，我说话是需要语氛的，喜欢一口气说完，如果中途遇上什么缘故停下了，相当于语氛断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没了。”我说。 “没了？”教授问。 “没了。”我重复。 教授停顿了蛮长时间，像是在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将要说的话。教授这样想了一会儿，说：“你讲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的信仰问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确实像你所说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数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线，基本上都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党又是无神论者，所以，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我们是不鼓励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于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许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如今在我国老百姓当中，信教的成了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种现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和道德底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今造假的这么多，我看与没有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约束的。你是作家，当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对人的行为约束，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成本过高的，所以，还必须依靠道德和精神约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约束。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和你基本上一致，赞同适当鼓励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说的，实事求是地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有好处，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对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本身，我觉得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假如仅仅是吃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儿八经地加入教会，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我觉得未尝不可。反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里再仔细了解了解，了解她吃斋信佛属于哪种情况。是仅仅是受她母亲影响吃斋念佛烧烧香呢？还是已经入教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你看好不好？” 我当然应承。无论是出于对教授的尊敬，还是出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都很乐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访英姑。 教授见我应承，非常高兴，又补充对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性。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还说我们要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最后教授还提醒我只是去了解，尽量不要干预，甚至不要做出评价。我自然是应承。 第4节 再次去沙井，轻车熟路，直扑“爱心一族”，却没有找到英姑。 “上次你碰巧了，”小林说，“英姑平常很少在这里的。” 小林我认识，上次来的时候认识的。她是附近一家港资厂的会计，同时也兼着“爱心一族”的义务会计。上次我来的时候还与她聊过，问她在这里兼职，他们老板会不会有意见。她说不会，是老板派她来的，并且告诉我，他们老板也是“爱心一族”的会员。 “平常她在哪里？”我问。 小林听我这样一问，瞪着大眼看着我，仿佛是我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哪里需要去哪里呀？”小林笑着回答。不知道是热情地笑，还是笑话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 我还不算是很苯的人。小林这样一说加上一笑，我明白了，明白“爱心一族”并不是英姑的“办公室”，而只是“爱心一族”会员的一个集结地点。他们每天在这里集结，然后奔赴需要他们做好事的场所。有时是困难群众家，有时是敬老院，还有时候是工厂、医院、学校甚至边远山区。比如今天，小林告诉我，今天有家工厂拖欠员工工资，员工情绪激动，要到政府门口静坐，英姑得知后，一早就赶过去了。赶过去了解情况，赶过去帮着员工与厂方交涉，还赶过去做员工工作，提醒他们不要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口静坐，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拿到工资是关键。 我对小林说了不少恭维话，又从车上取了一本新书签上名送给她，终于说服她带我去英姑去的那家工厂。 去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工厂”，感觉就像一个仓库，一问，果然是一个分装厂，没有生产设备，只有包装设备。由于经营不善，加上下家拖欠他们的货款长期不还，老板支撑不住了，跑了，工人白干了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急了，打算上政府静坐。英姑正在做说服工作，说“爱心一族”可以暂时帮工人们解决吃饭问题，然后由她出面找有关部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但她要求工人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因为采取过激行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给政府添麻烦等等。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已经基本稳定，部分工人还帮着英姑他们一起做另外一部分工人的工作，说英姑说话算数，她说帮我们解决就肯定会帮我们解决，比我们自己瞎闹管用，说得另一部分工人也点头了。 英姑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并且非常不好意思，仿佛这里的工人闹情绪全是她的责任。 这时候，我也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关切地问英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英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这个厂还有些剩余资产，可以变卖，卖的钱给工人发工资，如果还不够，“爱心一族”可以发动其他工厂赞助一点，还可以帮工人们联系其他工厂上班。 “这些事情也归你们管？”我问。问完就后悔，后悔自己这样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责备她不该多管闲事一样。 果然，英姑听我这样问之后，马上就做了解释。解释说发动赞助和联系工作的事情归她管，剩余资产变卖的事情不归她管，但是她可以向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让他们立刻来管。 这时候，我才想起找她的本意。于是，按照头一天晚上策划好的思路，继续向她提问。 “有一个问题上次来没好意思问，不知今天能不能问。”我说。 “没关系，你问。”英姑说。 我清了一下嗓子，准确地说是鼓了鼓勇气，问：“我觉得您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做好事，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要求进步，并且也进步很快，那么年轻就入党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进步呢？” 英姑不说话了。笑，干笑，有点尴尬地笑。 我狠了狠心，想着既然已经开口了，就一定要问到底，不能让自己精心策划的提问目标落空。 “我二姐和您年纪差不多，”我说，“也和你差不多年纪入党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她现在也退休了，是从副区长的位置上退休的。” 英姑继续笑，继续干笑，继续尴尬地笑，甚至还有点惭愧。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哪壶不开提那壶。 “我没有文化。”英姑笑着说。 “不对，”我说，“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是有文化了。我二姐也是初中毕业，和您一样。” 英姑脸上的笑容慢慢退去，逐渐凝固。 “那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还说它做什么。”英姑说。 “您放心，”我发誓一样地说，“如果对您不利，我就坚决不写出来。” 说完，我非常真诚地注视着英姑，努力让她相信我说话算数。 “我落后。”英姑说。 “落后？”我问。心里想，像英姑这样的人还算“落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先进”呢？ “落后。”英姑说。说得很肯定，仿佛她确实很“落后”。 “怎么落后？”我问。问的口气是不相信，绝对不相信。 “烧香。”英姑说。说得非常轻，像是说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 英姑告诉我，其实不是她烧香，而是她妈妈烧香。但就这也不行，也影响了她的进步。当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烧香一下子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要不是她积德多多，人缘极好，说不定就让红卫兵抓起来了，成了革命的对象，哪里还能继续进步？ 英姑的话我信。那个年代我虽然小，但是对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抄家和戴高帽子游街还是有印象的，那时候烧香，哪怕是团支部书记的母亲烧香，把她抓起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想起教授的观点，决定把提问进行到底，于是进一步问英姑：“除了烧香之外，你还做过什么？比如有没有加入过什么宗教组织？或参加过什么宗教集体活动？”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加入了党组织，参加党组织的集体活动，过党组织的生活。”英姑说。说得比较急，像是在极力否认什么，也像是在极力表白什么。 晚上回来，我心情有些沉重，但还是立刻给北京打电话，向教授汇报我白天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汇报完之后，教授半天没有说话，仿佛他比我还沉重。 我安慰教授，说英姑那时候正好赶上“文革”，现在不会了，现在像这样偶然烧一点香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管了，更不会被人抓起来了。 教授听了我的话，心情并没有轻松。先叹口气，然后说：“也不见得。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信仰是相互排斥的，只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了，就不能再有其他信仰。即使对普通老百姓，我们的一些实际做法其实也是不提倡他们有宗教信仰的。” 教授的话我信。要不然，英姑在对我说她烧香时，为什么那么小声？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烧香是“落后”呢？为什么说那是“过去”呢？这说明直到现在，她也认为信佛不是好事情。英姑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向教授请教。 “我说过了，”教授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只要不是邪教，老百姓有信仰肯定比没有信仰好。有信仰的人做事情有底线，有敬畏感，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这样，肯定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和道德水准，对建设和谐社会有好处。而人人都没有信仰的社会是个十分可怕的社会。” 探访英姑的任务我算是完成了。无论对贵州毕节老吴的嘱托，还是对我自己的好奇心，我都算是有交代了。但是，我的心至今没有完全放下，老是在想：教授的话对吗？他的观点仅仅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当今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我不知道，也不好问。不好问教授，也不好意思问老吴。下意识地打开电脑，一条滚动新闻弹出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将于2006年4月13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文字不多，但信息量不小，并且到底是关于佛的，仿佛是带了灵光，一下子就把我的脑壳照亮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