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隔世》 第1节 1 2010年春节，我突然从深圳消失，回到马鞍山，寻找苗军、史常红。 我坐在路边，安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处在一种半迷糊的状态。偶然清醒的时候，就怀疑自己老了。甚至有点老年痴呆。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时常去香港，却什么东西也不买，什么目的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坐在路边，看着匆匆走过的人群，心里问自己：他们这么急着去干什么？ 但此时我坐在马鞍山的一条马路边，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依稀熟习的面孔，然后截住他们，向他们打听苗军和史常红。 马鞍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一部分时间的地方，因此被我称作故乡。可这个故乡的观念并不完整，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出生在当涂，所以我的祖籍是当涂，个人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马鞍山挨着南京，加上母亲是南京人，所以，除非特别注意，否则只要我一开口，别人就说：“你是南京人吧？”我难得解释，点头，微笑，算是默认。或者并非“难得解释”，而是回复了少年时代的虚荣心，为自己是“南京人”暗暗得意。 南京和当涂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寒假去南京，看着街道两旁已经落叶的高大的梧桐树和一间接着一间店面屋檐上悬挂着的剑一般的长长冰凌，以及拖着两条大尾巴的电车缓缓走过，就感到一种新鲜和兴奋。暑假去当涂，白天听着知了的欢叫偷偷地下河划水，晚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摸瓜或“打游击”，我至始至终都是同龄人保护对象和关注中心，多少产生一点优越感。小学二年级，父亲调回老家，我也转学来到当涂县解放街小学，继续享受着“马鞍山来的”优越。小学毕业，依照父亲韬光伟略，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户口所在地，住在亲戚家，就读十七冶学校。 学校的全称是“冶金工业部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子弟小学”。可这一年恰好赶上“戴帽子”，小学毕业直接在本校上初中，因此，“十七冶小学”变成“十七冶学校”，并且落实就近入学，而亲戚家住雨山五区，守着学校门口，所以，我这个非十七冶职工子弟就进入了该所职工子弟学校。 与在当涂解放街小学的处境正好相反，因为不是十七冶子弟，并且是“当涂来的”，所以，没人愿意接近我，而且他们一律不接受“被接近”。 同样不愿意“被接近”的还有史常红。 与我心中蕴藏着渴望被接纳的热情不同，史常红的脸上明显压抑着怒火。他冷冷地看着世界，也冷冷地看着同学。当同学们全部投入疯狂的运动中时，他却投去冷酷、鄙视甚至是仇恨的目光。 “运动”是批判史任重。扎个稻草人批判。因为史任重已经“畏罪自杀”。 我实在不能忍受孤独，于是就接近同样孤独的史常红。但马上就被警告：他是史任重的儿子！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趋于平静，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印象：被批判的都是好人。 我给他糖果。因为住在亲戚家，父母担心我受委屈，就给我一定的零花钱，并且时常给我带来零食。包括大白兔糖和酒心糖。 史常红冷眼看着大白兔，又冷眼看着我，没接，僵持了一会儿，问：“有烟吗？”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但可以买。” 说着，我亮出了一张大票子——一张深绿色的一元整钞。 史常红眼光一闪，又马上收回，但没有收回到完全冷漠的程度，而是滞留在冷热之间。他这样不冷不热地沉默了大约十秒钟，说出一个字：走！ 我们来到五区菜场。菜场里面有一个柜台，里面放着油盐酱醋，还有烟酒。我壮着胆子上前，对里面的营业员说：“阿姨，买包东海”。 我并不抽烟，也从来没有尝试过抽烟，但丝瓜藤还是抽过的。在当涂解放街小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抽过。 我不想被小瞧，所以，这时候假装老练地把香烟拆开，取出两支，给史常红一支，自己嘴上刁一支，却发现忘记买火柴。 “我有。”史常红说。说着，掏出一个已经瘪了的火柴盒，又摸出几根上面粘着衣服纤维的火柴杆，两根并在一起，一下、两下、三下，扑哧一声，擦着了。 史常红是真正的老练，他知道先为我点，我赶紧把嘴对上，烟没点着，却差一点把火柴弄熄灭了。 史常红赶快把火苗凑到他自己的嘴边，点着之后，猛吸一口，吸透了，然后把烟递给我，我拿他的烟对着我的烟，也点着了。 史常红在那里腾云驾雾，我在旁边一声接一声地咳嗽。 “你没抽过？”他问。 我有些尴尬，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抽过丝瓜藤。” “哈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发现史常红也会开心，也会笑，而且是开怀大笑。 第2节 2 年轻的时候我和如今街上的行人一样，来去匆匆，风风火火，总觉得前面有什么事情在等着自己，如今回头一看，要么什么也没等到，要么等到的未必就是自己想要的。但我并不后悔，因为这就是生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该犯傻的时候就该犯傻，该犯错的就该犯错，要是一辈子总那么清醒，还叫生活吗？比如现在，我就迷迷糊糊地坐在家乡的路边，等待依稀熟悉的面孔。当然，最好是能等到苗军或史常红本人。 我现在就等到了史常红。 史常红邀我去江边抓螃蟹。我说好。 马鞍山位于长江下游，这里的江水由南向北流淌，所以才有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说。事实上，当年项羽就是在对岸自刎的。项羽重情谊，爱马，他留在对岸自刎，却差人把屡立战功的宝马渡了过来，战马久等不见主人，竟然不吃不喝，引颈长啸而绝，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马鞍山”。 马鞍山是钢铁城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马钢”沿着长江一字排开，所以，要去江边并不容易。可史常红有办法。他带我钻涵洞。钢铁厂的涵洞象欧洲的下水系统，别说走人，开车都行。 我佩服史常红，问：你怎么这么熟习？ “这涵洞是我爸设计的。”史常红说。说完，立刻沉默，我也不敢多问，生怕一不小心碰到某根敏感的神经。 从涵洞出来，就能望见浩淼的长江了。我们的心情也忽然开朗起来，一路奔跑着扑向江滩。 对面是小黄洲，远处是芦苇，附近有一个红砖切成的水泵站。 这地方似曾相识，我不敢确定之前是不是来过。如果来过，那也是我离开马鞍山去当涂之前的事情了。或许根本没有来过，只是这里的风景像我曾经去过的某处罢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喜欢这个地方。空旷、开阔、安静，江面上的白帆令我想起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景色，确实令人胸怀宽广，只是没有听见船工的号子，却隐约听见背后钢铁厂传来偶然一下的金属撞击声或轰隆一响。 螃蟹的数量超出我的相像。几乎每个裂缝中都有小螃蟹，它们像蚂蚁一样上下乱窜，龙腾虎跃，我们不用任何工具，也不需要什么技巧，就这样随手抓，也能不断地发出惊叫声。只可惜，螃蟹太小了，比大蚂蚁大不了多少，几乎不具备“吃”的功能，我和史常红的行为全部意义似乎仅仅在于“抓”。 看似热闹，收获不大，惊叫了半天，抓住的螃蟹还没有把史常红带来的小罐头瓶装满。 “能吃的，”史常红说，“用油一炸，喷香！” 我想象着史常红描绘的油炸小螃蟹的味道，顿时来了精神，俩人一鼓作气，终于满载而归。 回去的时候显得路长。在涵洞的出口，就着阴凉，我提议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趁着休息，我利用涵洞里的积水把手上、腿上的泥土洗掉，而史常红则斜躺在地上点燃一根香烟。就是我买的那包东海牌香烟。十多天了，他居然还没有抽完，不知道是舍不得抽，还是他根本就没有烟瘾。 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不浪费。嘴上这么说，手还是伸出去，直接从他嘴巴上把他抽着的那根烟夹过来，吸上一口，还给他，再慢慢地把烟雾吐出来。 我已经不再吸一口就呛着了。 大约是烟的缘故，我没有问，史常红自己就说了。他说：“我总想着我爸爸没有死。”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 “我常常梦见他。”他说。 我心里想，这不能说明问题。我外婆死了，确实死了，但我也常常梦见她。 “你没送他去火葬场吗？”我问，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 “那你妈妈呢？你妈妈也没有去吗？” 他仍然摇头，表示没有。 “这怎么可能？”我说，“他们没有通知你们吗？” 我爸爸单位有一个会计，突然被查出来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也是“畏罪自杀”，单位就通知他们家人来收尸的。 “通知了。但我妈没去。”史常红说。他说这话时，并没有看我，而是在低头抽烟，使劲地抽烟。 “为什么？”我问。 史常红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仍然抽烟，猛吸几口，眼看着烟屁股就要烧着嘴了，才砰地一吐，吐出老远，然后说：“我妈说，‘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我充满疑惑，却不敢问了。 我虽然没有再问，可史常红的话仿佛没有说完，在起身的时候，他又自言自语地嘟噜一声：“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这话在我头脑中盘旋了好长一段时间。 第3节 3 我的思绪不断地被汽车喇叭声打断。这让我很不习惯。在深圳，鸣喇叭罚款两百元，香港更是听不见汽车鸣笛声。我恍惚回到了当年的谈判桌，那时候年轻气盛，与德国人据理力争：“既然你们大众汽车在德国的标准是喇叭安全使用五万次，为什么要求我们上海大众是十万次？”我以为他们是想用高标准阻碍我们的国产化率，所以怒不可遏，可德国人却冷静地回答：“因为你们中国人喜欢摁汽车喇叭。”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甚至汗颜。二十多年过去了，上海大众汽车的国产化率已经从百分之几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几，可故乡人依然这么喜欢摁喇叭。开车鸣笛到底是为了安全的需要还是一种下意识地炫耀？就好比移动通讯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拿“大哥大”的人都喜欢大声通话。 因为有些烦躁，导致我再次恍惚。恍惚之间，我发觉街景忽然变了，变回许多年之前的模样。 街上出现大标语，“揪出‘4•14’反革命集团的幕后黑手！” “4•14”是当时发生在马鞍山的最大案件。具体地说，就是那一年的4月14日，刚刚建成的十七冶会堂突然着火，大火冲天，势不可挡，硬是把一个标志性建筑烧毁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在马鞍山，在当涂，所以关于这座建筑的宏伟以及燃烧时候的壮观我都没看见，但是听说了，听说马鞍山的十七冶会堂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还说会堂的门口阶梯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我没去过，但中山陵倒是经常去，每次去都数台阶，却总也数不清，只知道门口的台阶分成三层，雄伟壮观。十七冶会堂也是建在一个高坡上，高坡上也是台阶，虽然没有南京中山陵的台阶那么多，但也分成三层，看上去也很雄伟。这么好的一个建筑，一夜之间烧了，确实令人痛心，特别是令十七冶的职工痛心， 马鞍山当时主要就两个单位，马钢和十七冶。在这两个单位当中，马钢又一直是老大。所以，马鞍山人对马钢的称呼一直是“马老大”。现在，作为“老二”的十七冶好不容易搞了一个能代表全市的标志性建筑，还没来得及扬眉吐气，就被烧毁了，心中的窝火积压难受，整个十七冶职工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胸中都充满着怒火，却找不到发泄口。总不能说是“马老大”派人来纵火的吧。毕竟，马钢职工也是领导阶级啊。亲不亲，阶级分嘛。 对，纵火，一定是阶级敌人纵火。 革委会顺应民意，立刻成立“4•14反革命纵火案调查小组”，第一个审查对象就是史常红的爸爸史任重，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还参与了会堂的设计，知道从哪里点火才能一点就着。 调查组下面有一个武装力量，叫“工人阶级专政队”，简称“专政队”，是专门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组织。十七冶的专政队队员是由下属各单位家庭出身好的职工组成，他们都曾经为雄伟的十七冶会堂自豪，也都为这座建筑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烧毁而痛心。专政队从电影《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中获得启发，立刻给史任重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扎手指签。 史任重哪里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到底是资本家家庭出生，跟江姐比差远了，没过三天就招了，承认是自己纵火。 专政队员欢欣鼓舞。 可是，史任重的交代并不彻底，只承认罪行，不交代细节，只承认是他放的火，但具体是怎么放的火，还有哪些同伙，一概不交代。 史任重说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干的。这也太低估工人阶级的智商了。这么大的火，是他史任重一个能放得了的吗？要知道，十七冶会堂是由两个工人值班的，一个资本家放火，两个工人阶级都防不住，不是贬低工人阶级吗？肯定有同伙。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帮人，有一个反革命纵火集团。 专政队乘胜追击，再接再厉，变本加厉地使用老虎凳、辣椒水、竹签。 实践证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纸老虎，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一打他就招。 史任重再次招供，承认“4•14”背后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有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 专政队员再次欢欣鼓舞。 但是，对这个庞大集团里面的具体成员，史任重却说不清楚。 这不是不老实吗？ 专政队员再次施压。 史任重彻底老实了，说人认识，但名字叫不出来，因为自己刚刚被调过来。 原来，史任重原先并不是十七冶的，而是设计院的。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和十七冶一样，都是冶金部直属单位，都是为马钢服务的。可是，到了文化革命年代，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既然设计完了之后还是要由十七冶施工，不如直接把设计院合并到十七冶名下，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就归属到十七冶名下，所以，此时的史任重虽然是十七冶的人，但由于两个单位合并的时间短，他确实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 这点难不住专政队。他们把史任重带到各单位，从办公楼的窗户里往下看，叫不出名字，指认还不会吗？ 十七冶下属八个公司，加上一个设计院，专政队员每天赶在上班之前把史任重带到其中的某个单位，趁上班高峰期让史任重在暗中指认。 史任重完全以貌取人，从面相上看这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困难，老婆还是农业户口的，他不指，而那些看上去家庭负担不重，生活相对轻松的，他就指。只要史任重轻轻地、胆怯地一指，专政队员立刻像饿虎扑食，一哄而上，当即把对方当作“4•14反革命纵火集团”成员给抓起来。 刚开始，人人兴奋，因为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十七冶的内部，果然有一个“4•14反革命纵火集团”，并且这个集团的成员正在一个又一个被揪出来。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史任重判断不准，以貌取人常常发生错误，把一些家庭十分困难的顶梁柱给指认成了反革命集团分子，制造了许多家庭悲剧，搞得大公司门口经常有人哭天抹泪，大骂史任重伤天害理。其次，被指认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是正宗的工人阶级，显然比史任重阶级觉悟高，稍微接触了一点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就立刻主动坦白更多问题，不仅指认了更多的“反革命成员”，而且还承认烧会堂只是他们反革命计划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第三步……他们还计划炸高炉、炸火车，甚至还要去南京炸长江大桥，这就让专政队员非常兴奋，非常震惊，就感觉自己的调查不仅限于十七冶和马鞍山，而且涉及到南京甚至更远，因此，意义更加重大。同时，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史任重的反革命本质，因为，这些问题史任重并未交代啊。 专政队再次对史任重采取革命行动。史任重崩溃了。彻底崩溃了。他真的感觉自己有罪了，罪恶滔天，罪孽深重，伤天害理。他意识到生不如死。继续延续生命，无非是继续指认更多的人，“交代”更多问题，除了加深自己的罪孽，别无其他意义。于是，在一次提审之后，他把自己的衣裤撕成布条，搓成绳子，畏罪自杀了。 史任重是畏罪自杀了，但运动并没有就此了结，因为“4•14”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既然是“集团”，那么，就不会其中的一个人自杀而影响全局，所以，运动还在继续，并且向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就是专政队继续用老虎凳、辣椒水、钉竹签这样的方法以及新发明出来的专门对付女罪犯的诸如“坐木马”这样的办法对付那些被史任重指认出来的“集团成员”，而这些集团成员又被专政队押着用同样的方法“指认”更多的“成员”，由此进入了所谓的“良性循环”，人越抓越多。 十七冶虽然是个大单位，但再大的单位也经不起这样的连锁反应，况且，十七冶被称为冶金部的“野战军”，有一个好传统，就是一人成了“野战军”，全家假如“担架队”，夫妻、子女甚至儿媳女婿也都在这个大单位工作，刚开始可能是临时工，干长了就转为合同工，再从合同工转成正式工，总之，一般是整个家族都是十七冶的职工，没搞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团和气，整个家族在一个大单位上班未必是坏事，可是，运动来了之后，特别是追查“4•14反革命纵火集团”运动来了之后，像这样抓一个指一堆，抓一堆指认一大片，问题出来了。到最后，几乎家家都有人被“指认”出来，每家都出一个“反革命”，甚至一家出了几个。当然，也有少数像江姐、刘胡兰一样性格刚烈的，被指认出来后，无论怎样严刑拷打，拒不承认，并且“反戈一击”，指着逼供他的专政队员说：“你，就是你！你就是我们的重要成员，放火的事情就是你的主意！”这个还想辩解，旁边的早已经等不及了，谁让你昨天抓我哥的，马上对其五花大绑，请君入瓮。这下，乱套啦。乱成一锅粥。 第4节 4 家乡确实富了。当年，走在这条街上的许多人身上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可如今，他们却以车代步了。如果今天这条街上谁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别人肯定把他当成明星。不是影视明星在拍戏，就是网络明星在玩酷，学着宁波街的头“犀利哥”，扮“极品乞丐”呢。可是，富裕的人们却并没有感到幸福，相反，他们还愤愤不平，就跟史常红当年的感觉相似。是他们的思维如我一样，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还是如今贫富差别确实太大，并且这种差别是由分配不公和权力寻租造成的？我没有答案，而且还不没时间深想，因为史常红已经走到我的身边，在和我叙旧。 我约史常红去黄山、九华山。 当然，是马鞍山郊区的黄山、九华山，不是著名的风景名胜黄山、九华山。但名字却一模一样，并且马鞍山的九华山下有九华生产大队，黄山脚下是黄山人民公社。父亲喜欢登山，受遗传，或者是受熏陶，我也养成了登山的习惯。 马鞍山的九华山其实是一条山脉中间一段。九华山的北面是人头矶，南面是采石矶。人头矶长得有鼻子有眼睛，酷似人头。采石矶是著名文豪李白醉酒捞月投江的地方，有三元洞和太白楼，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人文内涵，都是好地方，但我和史常红总共只有半天的时间，所以只能舍弃两头，取中间，先玩九华山。 九华山的半山腰以前有座庙，父亲曾经领我去过，并且告诉我马鞍山境内总共有七十二座庙，主要集中在采石矶和九华山一线，但那天下午我和史常红登上九华山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堆堆瓦砾，还有瓦砾附近高大的银杏树。另外，还找到一口枯井，井口四周布满了光滑的槽痕。我们在银杏树下乘凉，在瓦砾堆里寻找，希望能有考古新发现，可惜没有。或许有，但我们不识货，只好作罢。 黄山位于当涂和马鞍山之间，现在看起来非常近，当时我们感觉很远。山上光秃秃的，山顶有一座宝塔，宝塔里面空空荡荡，一眼能望见顶。地上除了鸟粪，什么都没有。触手能及的墙壁上倒有几尊砖雕佛像。有些被人挖了，有些残缺的还保留着。我们觉得那些挖佛像的人可恶，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黄山之行也可以说是空手而归。我觉得有些抱歉，答应下山之后再给他买一包香烟，买大前门的。 沿着铁路往回走的时候，又饥又渴，我们吃铁路边的槐树花。雪白的槐树花有一丝甘甜，又有一缕清香，可我们吃得太多，吃到喉咙里面冒清水。我身上有钱，但没粮票，想买几个麻饼都不行，只好靠槐树花扛着。 那天我回来很晚。亲戚说我父亲来了，一直等我，等到最后一班车才走。 我想象着父亲等我的情景，有些内疚。好在睡着之后就见到了父亲。父亲一直在栽树。一路栽。栽了许多许多。全部都是槐树。我问父亲干嘛要栽这么多树。父亲直起腰，擦擦额头上的汗，说：等我不在了，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不会饿着。 第二天到学校，我告诉史常红昨晚的梦。他非常吃惊地瞪着我，半天，他才说：“这么巧。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我爸为我栽树。栽槐树。我也问他干嘛栽那么多，他也说怕我饿着。” 这下，该我吃惊了。我盯着史常红，只见他平静的脸上流淌着两行泪。他没哭，只是流泪。两行泪像寂静的河流，无声地流淌。 史常红告诉我：我们要分开了。 “为什么？”我问。 “我要留级。”他说。 “留级？怎么会呢！”我不相信。课都不怎么上了，更没有任何家庭作业，也没有考试，怎么会有留级？ 史常红的说法很快得到证实。不久，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要回复考试，考不好的要留级。老师在这样说的时候，还特意瞟了一眼史常红，仿佛我们班的这个留级名额是专门为史常红争取的。 考试是开卷考试，就是可以从书本上抄的那种。我几乎考了满分，史常红却不及格。我不知道开卷考试怎么还能不及格。看来，他确实是要留级了。 下课之后，我安慰他。他却满不在乎，说早毕业早下乡，不如留级。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知道是涉及的人太多，多到没办法收场了，还是上面有了新政策，总之，“4•14事件”平反啦！ 既然平反了，那么史任重就不是“畏罪自杀”了，相反，他成了受害者。那么，他儿子史常红就不必留级了。 不仅不必留级，而且不需要上课。突然之间，我找不到史常红了。不知道他到哪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去了。而此时，学校却忽然抓起了教学质量，大考小考不断。好在我学习不错，每次考试都是自我炫耀的机会，新的充实渐渐填补了因为突然见不到史常红形成的空缺。 学期结束，果然每个班一名同学留级。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班留级的不是史常红，而是我。 今天回过头看，我留级是必然，别人都是十七冶子弟，就我不是，有史常红顶着，这个名额轮不到我，史常红的父亲平反了，如果留级的不是我，而是其他任何人，老师都要得罪一大堆人啊。 幸好有史常红“早毕业早下乡”这句话垫底，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主要是觉得对不起父母。不知道跟父母怎么解释。 我把满分的考试卷给父亲看。父亲先是叹气，后问我：“要不要转学？” 说实话，我真希望转学，可如果这样，就等于给父母找麻烦。我搬出史常红“早毕业早下乡”这句话，反过来安慰起父母来，终于把父母逗笑了。 第5节 5 街景变成了政协小组讨论会现场。 遵守父亲的遗训，我从来就没打算参政。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没有按照“谈心”的提醒示写入党申请；到企业后，婉拒加入各民主党派；自己做企业期间，被邀请参加“无党派联盟”，我当即回答：既然都“无党派”了，还“联盟”做什么？可是，政治最终还是俘虏了我。正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参加任何民主党派，甚至拒绝“无党派联盟”，所以，有关部门把我划归“新社会阶层”，并作为代表进了政协。 所谓“新社会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不是“新社会”阶层，每次别人问我，我都要费劲解释半天，为什么不加一个“的”，直接叫“新的社会阶层”算了。 这就是命。不是我忘记了家训，而是在当今时代，只要你是一个有点成就的人，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最终，你必然与政治发生某种关系。那么，我算是“有点成就”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所谓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那次留级。 在新班级，我仍然孤独。这次不是因为我是“当涂来的”，而是因为我是留级生。留级生和小地方来的享受同等待遇。没人愿意接近我，而且他们也一律不“被接近”。好在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类——苗军。苗军同样不被同学们接近。但苗军的表现和史常红不一样。他面色坦然、平和，丝毫没有忿忿不平的样子，相反，还悠闲自得，仿佛他本来就不愿意和同学们来往，总是独来独往。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同属另类的缘故，老师居然恰好把我们两个安排同桌，并且是最后一排。 苗军的外在特点是一身军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军服。中间也是。中间是军用卫生衣。所谓“卫生衣”，其实就是一种棉绒衣服，现在很少见了，当时很流行。马鞍山冬冷夏热。但最冷最热的时间并不长，春秋两季不冷不热的时节倒不短，所以就需要穿毛衣或卫生衣。毛衣和卫生衣的保暖作用差不多，好像卫生衣还更加隔风一些，而且价格便宜，所以卫生衣很流行，我们那个时代马鞍山人几乎人人都有。可苗军的卫生衣不同一般。偏草绿的黄色，领口的纽扣是紫色，面料很厚实，一看就是正宗的军用品。 这不是关键，关键他是苗先魁的儿子，所以苗军才会被冷落或自我冷落。 苗先魁是军代表。“4•14”期间十七冶的一把手。现在“4•14”案件平反了，他自然也就被抓起来了。或者没有被抓起来，但是被调走了。反正我去苗军家里的时候，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但街上关于苗先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还是看到的。可惜没有仔细看，只知道他是六四零八部队的，军长李德生是安徽省的一把手，师长狄群是马鞍山市的一把手，而团长苗先魁就是十七冶的一把手。 可能是苗军事先对他母亲说过的缘故吧，或者是做母亲的不希望儿子太孤单，总之，苗军的母亲对我很热情。是那种只有生活非常优越教养特别好的家庭主妇才具有的那种热情，不是咋咋呼呼的热情。 她非常优雅地为我削苹果。很和蔼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父亲是做什么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有几个兄弟姐妹等等。然后表扬我学习成绩非常好，要我在学习上多多帮助苗军等等。我心里想，我本来学习就不差，现在留了一级，当然成绩好。可这是能“帮”的吗？难道我帮苗军留级？ 当然，我只是心里这么想，嘴巴上却没说。 苗军家的房子是“三拐弯”，现在看来很小，当时感觉很大。新楼。在湖南路，十七冶医院旁边。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最让我惊奇的，是他家居然有一架钢琴。立式钢琴。靠墙摆着。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我对此很好奇。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公家才有钢琴。怎么私人家里也有钢琴呢？ 我对钢琴表现出了兴趣。 苗军的母亲明察秋毫，问我：你会弹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摇头，说不会，但识谱。 “你识谱？”他母亲显然非常吃惊，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会简谱还是五线谱？”她问。 “简谱。”我说。接着，又补充：“但我能把五线谱翻译成简谱。” 她好像不相信，或者是想证明她的相信，随手从钢琴上拿了一本《战地新歌》，翻开，递给我。我立刻唱了出来。唱乐谱，不是唱歌词。不是唱不了歌词，而是为了证明我确实“识谱”。 苗军母亲对我的态度更加热情了一些。具体表现就是脸上的微笑放大，眼睛比头先明亮，少了居高临下的客气，多了平等的友善，而且，整个身体也离我近了一些，我味见了她身上令人心跳的香味。 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很好看的女人，比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还好看。 她问我是怎么识谱的。我说是自学的。她问我是怎么自学的。我说家里有个凤凰琴，我小时候就喜欢玩，所以从凤凰琴上学会了音阶，最近，又专门买了《怎样识简谱》和《怎样识五线谱》，所以就识谱了。 我说完，阿姨先是看着苗军，然后叹气，最后对我说：你很有天赋，应该正经学一样乐器，凤凰琴算不上乐器。 我没说话，心里想，我倒是想啊，可得有乐器啊，我倒看上了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里面成列的小提琴，但买不起啊。父母给我奶油糖和零花钱没问题，但花几十元上百元买小提琴不可能。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我知道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这个要求连提都没有提。但是，这些话我能对苗军的母亲讲吗？ 在我发愣的时候，阿姨已经打开钢琴，苗军也魔术般地握了一把小提琴。他们开始合奏。曲目是《八月桂花香》。 我惊呆了。 我被震撼了。 我兴奋极了。 我不知道苗军居然会拉小提琴。而且拉得这么好。能拉出一首完整的歌曲。并且这首歌曲在他母亲钢琴的伴奏下显得是那么的动听。比收音机上的还动听！ 我非常羡慕苗军。除了羡慕之外，还微微有一些自卑。甚至无地自容。人家小提琴拉的这么好都没有人知道，而我仅仅只是识谱居然还那么显摆，真惭愧。 第6节 6 “成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也是别人的评价，但天长日久，把别人当成镜子，天天反射，终于失去自我，与别人的感觉一样了。于是，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遵循社会法则，不断地向上爬，感觉爬得越高“成就”越大，仿佛自己返璞归真，成了猴子，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从树根往爬到树梢，等上了树梢之后，却发现无路可走，再退回到地上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下面有太多的笑脸对着你，你不能辜负众生啊。早知如此，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爬上来呢你？ 我坐在家乡的马路边打瞌睡，但并没有真的睡着，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父亲。 周末回当涂，我向父亲暗示我想学乐器。父亲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或者表示赞同，但是没说话，摸摸我的头，又叹口气。 我理解父亲的难处，把话岔开，再没提这件事情。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仅仅过了两天，父亲就来了，带来一把二胡。 这是一把旧二胡。但质量不错。红木。提在手上蛮重。顶端雕有龙头。龙头是黄杨木雕琢。可惜已经残缺。 “借的。”父亲说。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好像非常抱歉。 说实话，这不是我想要的“乐器”。我最想要的乐器是手风琴，其次是小提琴。哪怕是旧的手风琴或旧的小提琴。借的也行。至于钢琴，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不敢想。 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的表现不完全是安慰父亲，也确实很喜欢。毕竟，二胡也是乐器，起码相对于凤凰琴来说是乐器。好过没有。 我开始勤学苦练。几乎到了着魔的程度。我一开始就追求正规。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提示先练空弦，再拉音阶，最后拉练习曲，并且不断地按照书本对着镜子调整自己的动作和姿势，向一切会拉二胡的人虚心求教。为了不影响旁人，我用一根铅笔做琴码，这样二胡发出的声音就很小，但练习效果却不受影响。另外，我还创造性地做了一块与琴杆至琴弦之间尺寸一致的练习板，带在身上，随时练习指法。 当我带着二胡来到苗军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后，该苗军和他的母亲震惊了。 “你比他有天赋。”苗军的母亲说。 “他”指的当然是苗军。但我并不同意阿姨的观点。我认为我只是比苗军刻苦。现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对苗军的要求与期望比较高吧。 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合奏。为了不影响邻居，我们都尽量“低调”。我用铅笔做二胡的琴码，苗军在小提琴的琴码上夹上几个木质夹子，而阿姨更绝，她必须对钢琴进行“改造”，在琴弦上铺一块布。 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我感觉自己很快乐。感觉自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感觉自己接触到了某种最神圣的东西。感觉自己比一般人高贵。我不孤独了。面对那些不愿意接近我的同学，我基本上做到了像苗军一样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红那样不服气。我更加刻苦地练琴。几乎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音乐当中。我已经会拉很多二胡独奏曲。为了能给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练习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还有当时流行的《喜送公粮》、《金珠妈咪赞》、《台湾人民盼解放》和《红旗渠水绕太行》等等。我感觉音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发觉苗军的家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甚至害羞地想过，如果我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念而已，不会当真，因为我知道这是空想。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确实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饭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离开亲戚家住到苗军家也说不定。如果那样，我们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吗？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苗军告诉我，他们家要离开马鞍山了。说他父亲从学习班里放出来了，被转业到武汉，所以他和他妈妈也要去武汉。 我非常伤心。伤心地一个人躲在暗处偷偷地哭。为苗军，也为苗军的母亲。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他们了。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人。当初我父母离开马鞍山去当涂的时候，我也没有流眼泪。是不是因为当涂近而武汉远？或者是因为我清楚与父母分别是暂时的，而与苗军和他母亲的分别是永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恒的分别”，但至少到目前，我再没见过苗军，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有点事业基础之后，立刻离开海南去武汉开了歌舞厅，不断地请武汉当地的音乐界朋友来做嘉宾演出，下意识里，是不是希望碰见苗军或苗军的母亲？不管是不是，最终的结果是未能如愿。对于苗军，他的最终职业未必是拉小提琴。或许早已经当了军官，或许从事其他行业，就如我自己，无论是1977年的高考志愿选择，还是现在从事的行业，都与拉二胡不沾边啊。而对于苗军的母亲，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凭“会弹钢琴的阿姨”这点线索，在偌大的武汉，当然打听不到。 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共同度过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并且这段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我还实实在在地得到过他们的恩惠。 第7节 7 我把故乡的街道当成了深圳的政协小礼堂。我们正在讨论张锴雍委员对深圳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制度的质疑。 所谓“经济适用住房”，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盖房子，平价卖给给需要照顾的特殊困难群体。可是，张锴雍委员发现，许多住这种适用房的人开宝马奔驰。这不是荒唐吗？但细细一想，也正常。因为买此房的人必须是深圳户籍，而且要有相当的户籍年限，而拥有深圳户籍并且有相当年头的人，不是深圳当地原著居民就是符合引进标准的特殊人才，或者是政府公务员，最差也是投资和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老板，基本上都是有钱人，都有能力开豪车啊。开这样的讨论会，本身就荒唐。比我当年留级更加荒唐。 临近毕业的时候，建设兵团文工团来马鞍山招生，我们学校推荐了吴宝强。吴宝强是学校的红卫兵团团长，又是宣传队队长，待人接物像个大人，举个例子，我当初作为“当涂来的”和“留级生”，几乎不被任何同学接近，唯有吴宝强，每次见到我都要打招呼，但招呼得极有分寸，不会让我得寸进尺。那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分寸，自然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赏识。所以，吴宝强是我们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学校推荐他实属应当。事实上，吴宝强也确实通过了各项测试，几乎就要被录取了。可是，在最后一个关口，他被查出是平脚板，非常遗憾。 不仅仅是吴宝强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全校的遗憾。那年月没有高考，只有上山下乡，能够被部队文工团特招，无尚光荣。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光荣。其光荣程度，大概和今天的奥运会冠军差不多吧。所以，当我们学校强烈推荐的唯一宝贝被“平脚板”无情地淘汰的时候，全校惋惜。 然而，正当一切即将尘埃落定遗憾而终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突然问：“听说你们学校还有一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同学？” “我们学校？二胡拉的非常好？”学校政工组长一头雾水。他是多么希望我们学校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啊。但凭他的了解，没有。因为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沙家浜》的时候，都是请十七冶机电公司乐队帮忙的，里面也夹杂着一两个老师，包括政工组组织本人就在其中拉二胡，如果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会拉二胡，并且拉的非常好，政工组组长能不知道吗？ 政工组组长姓金，叫金达平，我们喊他金老师，但他好像并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基本上不代课，就是代课，也只是偶然上一下体育课或政治课。金达平的主要工作是抓政工。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有权利的职位。搞运动，整学生，整老师，全是他负责。当初为史任重扎个草人批判的是他，后来给苗先魁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的也是他。金达平好像比校长还有权威。校长只有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才对全校师生讲话，金达平却每天早上出操的时候都要对全校师生训话，而且每次都慷慨激昂软硬兼施，点名或不点名地敲打学生或老师，所以大家都非常怕他，也有些讨厌他，老师们都称他“金组长”，而同学们则当面叫他金老师，背后称他“金大屁”。金大屁虽然天天训话令人讨厌，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重视集体荣誉。这时候，他已经猜到对方搞错了，一定把旁边的六中当成我们十七冶学校了，那个“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学生”可能是六中的，而不是我们学校的，但是，金大屁还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问：“叫什么名字？” 负责招生的解放军同志说出了我的名字。 当一大群同学奔跑着到我们班来叫我的时候，我吓呆了。 不仅我吓呆了，我们班主任脸色也变了。她以为我闯祸了。闯大祸了。那年月，被政工组长召见基本上都是坏事情。 招生的解放军肯定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居然带了二胡。 这是一把好二胡。像小提琴一样有专门的琴盒。转动轴是黄铜的。这种二胡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见过，但是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拉了。 我担心拉他们带来的二胡不习惯，会跑音，但回去取自己的二胡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现在不住亲戚家，而是随父母住在花山，离学校比较远。 我心里安慰自己，想着招生的几个解放军肯定都是内行，即使我偶然跑一两个音，他们也知道是生二胡的缘故。 为了稳定情绪，我先把琴弦松开，然后重新宁紧。因为时常得到苗军的母亲钢琴伴奏的缘故，所以我的音比较准，很快调准了内外弦。看了一眼考官，得到鼓励的点头后，我开始拉《三门峡畅想曲》。为了抗干扰，我微微闭上眼睛，一边拉，一边想象着旁边有苗军母亲的观摩和钢琴伴奏。如此，我就忘记了这是在考试，而是在苗军家里的一次普通练习。我发觉好二胡就是好二胡，虽然是第一次摸它，多少有些生疏，但它发出的音确实更加浑厚和稳定，有共鸣，在高音区和低音区同样柔和并有质感。 我越拉越顺手。 考场是一间教室。桌椅板凳被挪到了一个角落，留下大半个教室做临时考场。除了考官之外，还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如金大屁、吴宝强以及学校的音乐老师等等。至于教室外面，人就更多了。门上、窗户上全部都是学生的脸。事实上，我一被叫过来，我们班就不上课了。连老师都跟着来，何况同学。这么多人浩浩荡荡，自然起了召唤作用，引得更多的同学甚至老师都围过来看热闹。由于人多，所以吵闹声也就比较大。金大屁连续吼了几声，又瞪起了眼睛，才算安静下来。可是，我一演奏，金大屁就不能吼了，外面又传来叽叽喳喳声。但这没有妨碍我。我沉浸在《三门峡畅想曲》中，沉浸在假想的苗军母亲的钢琴伴奏中和关切的注视之中。终于，当一曲终了，整个教室里里外外鸦雀无声。 我被当场录取。不需要复试。他们甚至没要求我拉第二首曲子。当然，也没有检查我是不是平脚板。 建设兵团文工团的解放军同志是怎样知道我的呢？当时，连学校宣传队都把我这个“当涂来的”和“留级生”排斥在外，谁晓得我会拉二胡呢？我想，肯定是苗军的母亲推荐的。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第一时间没有回去告诉父母，而是来到苗军的家。可惜，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凑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屋子空空荡荡。我的大脑也顿时空旷起来，眼泪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喷涌而出，居然爬在他家窗户上哭了起来。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什么走的那样仓促呢？怎么连一点音讯都不留给我呢？只留给我无限的失落和永恒的怀念。 第8节 8 又回到政协小礼堂。今天讨论“民工荒”。居然是我三年前的提案。 当初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遭遇强烈反驳，说深圳根本没有“民工荒”，更没有企业因此倒闭。他们还搬出数据，说工商局的统计证实，今年深圳注销的企业数量与往年一样，所以不存在“导致许多企业倒闭”的现象。我心里恨恨骂了一句：“屁话！”哪个企业倒闭会跑到工商局办理注销手续？就说我自己，那年在海南洋浦一口气注册了三家公司，后来并没有实际经营，但也没有去办理注销手续，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三年后，他们终于重视我的提案，而我已经少了三年前的热情。 你们争论吧，我闭目养神。 突然之间，我被同学们接纳了。并且矫枉过正，我又如当初从马鞍山转学到当涂解放街小学一样，成了同学们关注和照顾的中心，但是，经历人间的冷暖离合，我已经少了许多虚荣，多了一些冷静。这时候，我开始向同学们打听史常红和苗军的情况。对于苗军，大家和我一样，说不出所以然来，好像他的突然离去属于军事秘密，是不能为一般的人所知道的。对于史常红，有同学告诉我，史常红的也被特招了，他父亲史任重一平反，史常红马上就被特招了，但不是被招到部队，而是被招到十七冶，虽然年龄还不到，却已经成为十七冶大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 这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他可以不用上山下乡了，不用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十七冶正式职工这样一步步地爬了。但他获得这种特招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谁也不愿意承受的程度。可能是其中有太多的苦涩吧，或者怕产生不良影响，总之，史常红被特招后，立刻就被派往了外地，具体地说，就是被派往青海的西宁。那里，正在建设一个钢厂，十七冶在那里有施工任务。 青海实在太远了，我感觉远在天边。 我至今没有学会抽烟，所以，一旦有人送我烟，我就立刻想起史常红，几乎本能地想甩给他，可是，他在哪里呢？他还记得我曾经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的东海和大前门吗？假如他现在在我面前，我甩给他一条别人送我的软中华，他还是能如当年接到一包东海香烟那样兴奋和珍惜吗？至于苗军，说实话，我想念他母亲的时间比想念他多。因为我经常失眠，曾经尝试过各种克服失眠的办法，比如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到一千、一万；比如看影碟，看一张碟上有十几个好莱坞大片的影碟，一直看到精疲力竭才睡觉等等。但是最终，我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就是想象自己的大脑中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地反转晃动，而照片上，就是苗军母亲那美丽、庄重、高雅、亲切的形象。只要思想一直集中，我就很快进入梦乡。而除了苗军的母亲，谁又能让我的思想如此集中呢？ 第9节 9 我该回深圳了。因为该见的人全部见到了。甚至还有许多原本没打算见的人，也见了。 我见到史常红。都什么年代了，他居然还穿着当年的学生装。就是那种下面两个口袋上面一个口袋的那种。像当时的军队干部装，但少了上面的一个口袋。也像中山装，却把中山装露在外面的口袋藏到了里面。史尝红变得比以前爱笑了。一见到我就笑，神秘地笑。他说我刚被特招他就回来参加毕业典礼，领毕业证。我说你早就上班了怎么还能回来领取毕业证呢？他说你不也一样嘛，没毕业就提前拿了毕业证，还突击入团了呢。我点头，承认。他兴奋地告诉我，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事情——在金大屁讲的最得意的时候，他猛地一下把金大屁推下台，让金大屁来了一个“狗啃屎”。这故事我早听说过，但一直怀疑是假的，因为当年站在操场上听金大屁训话的时候，我也想过从背后绕上去，突然把他从台上退下来，但我只是想想，没敢做，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故事瞎编的，今天听史常红自己当面对我说，我才相信确有此事，并且感觉蛮过瘾。 我见到了苗军。苗军仍然穿军装，这次是深色的毛料军装。我懂，这叫将军服。我祝贺他当将军了。苗军却说军装不是他的，是他外公的。外公一九五五年授勋时穿的军装。我谢谢他，谢谢他妈妈当年推荐我去了建设兵团文工团。苗军却说他妈妈偏心，明明知道我的音乐天赋比他好，却只推荐我去建设兵团文工团，而把他推荐去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我说这就不错了，我不是部队子弟，推荐了也没用，还不如去建设兵团。苗军笑笑，说也是，如果你去了正规部队，就不能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了，还说他就错过了，如果我也错过，我们那一届就剃光头了。是吗？我想，难道我这个留级生为全年级争光了？ 不用说，我还见到了苗军的妈妈。她依然那么年轻，依然那么漂亮，依然那么高贵，依然略带忧伤而更显安静。阿姨和我并排坐着，明显比史常红和苗军待我亲切，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和我对面坐的。我这才记起，阿姨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地考虑我的感受。当年拉《三门峡畅想曲》，她就站在我傍边，让我排除一切杂念，想着不能让她失望，所以才越拉越顺手，越拉越投入。后来恢复高考，兵团那么多人，就我进了清华园，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不敢让她小瞧，更不忍心让她失望，所以才不敢懈怠，在疯狂的岁月，冷静地啃下全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今天她依然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听我说，她自己不说，听着听着，眼睛里的忧伤逐渐换成了欣慰，并且把这种欣慰传染给我，令我也欣慰。 我还见到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包括吴宝强同学和金达平老师。吴宝强虽因平脚板被挡在了文艺大门之外，倒也因祸得福，现在是十七冶的总经理，生拉硬扯要给我接风呢。金达平被史常红推下台不久，抽调到十七冶大公司“深挖洞”施工队当副队长，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队友，壮烈牺牲，成了烈士。既是烈士，怎么又能来见我呢？难道是他忠魂不散？还是我忘却不了？因为毕竟，我的档案里保留着他写的鉴定，据说按照这个鉴定，我可以当中央委员。 我决定回深圳。因为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打扰，就跟当年同学们曾经不愿意接近我，也不愿意被我接近一样。难道离开故乡这么多年，我走了一大圈，却走了整整一个轮回？ 现在，我已经回到深圳。我问自己：这么急着回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