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第一章 藏隐情道出告密者 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本来一直不被人瞧上眼的经侦大队，最近却接二连三地破获了几个大案子，其中有些案子还曾经惊动了中央，现在破了，上上下下一派喜庆。市局宣传处的李新敏更是觉得解气，想着宣传处说起来是宣传，其实平常主要工作是救火，这下总算逮着一个可以大张旗鼓做宣传的活材料了。李新敏先是给分局指挥处的范指挥长打了电话，然后就直奔经侦大队。本来想得很好，自己先做个前期工作，等安排停当了，然后联系电视台广播电台和特区三大报纸一起上，轰轰烈烈干一场，没想到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经侦大队的肖大队根本就不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宣传。李新敏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没用，看着自己肩上的星星杠杠加起来不比肖大队多，摆不出官腔，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处长许世清汇报。许世清笑，说我明天去，你看我的。 许世清是老宣传了，从当年在派出所出黑板报做起，做到如今在市局管着这么大一个宣传部门，什么样的人没有打过交道？以往这样的事情他也碰到过。明明一个警员做了好事情，人家把感谢信都送到局里来了，可当事人愣是不承认，非得要麻烦对方专程赶来，当面对质才认账。次数多了，许世清就悟出来了，其实人人都是喜欢被表扬被宣传的，之所以要反对宣传，不外乎有三种情况。一是假客气，好比人家请他吃饭，其实一开始就打算去了，暗中已经打电话告诉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却偏偏要请客的人三请四邀，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勉强”前往。 第二种情况是真不想被宣传，这种人往往生性谨慎，比较内向，以前可能还吃过亏，片面接受教训，怕宣传多了引起同事甚至是上司的嫉妒，风光一时，麻烦无限，不合算，所以确实不想被宣传。还有一种情况更加特殊，涉及到一些隐情不愿意向外透露，有难言之隐等等，所以也不想被宣传。比如前年东海岸分局有一个干警在案子破了之后就不接受立功，因为他有思想包袱，认为战友是为掩护他而牺牲的，现在自己活了下来，还要立功受奖，总觉得对不起战友，有些说不过去，所以就不愿意接受表彰和宣传。那么，肖大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许世清到底有经验，他先做案头工作，调出肖大队的个人材料。看材料才知道，肖大队其实是副大队长，但该大队没有正大队长，所以就由他主持工作。既然如此，许处长想，为什么不直接让他担任大队长呢？难道他不接受宣传是因为这个闹情绪？许世清又研究了肖勇亮的学历和其他材料，知道肖勇亮1995年才从北京公安大学经侦专业毕业。掐着指头一算，现在只能是副科级，如果是在其他大队，比如刑警大队，连副大队都做不了，而经侦大队比刑警大队低半级，但即便是低半级，正大队长也是正科级，所以，肖勇亮只能是副大队主持经侦大队工作，一般不可能担任正大队长。这很正常呀，许世清想，而且还算是不错的呀，肖勇亮不应该为这闹情绪。 难道还有其他隐情？许世清的估计没有错。肖勇亮不接受采访和宣传确实是另有隐情。这个隐情别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潘晓玫也隐隐约约知道一些。潘晓玫是肖勇亮的小师妹，也是公安大学经侦专业毕业生，比他晚，晚好几年，所以师妹前面还要加一个“小”。但潘晓玫不是本科毕业，而是硕士毕业，因此，虽然资力比肖勇亮低，但学历却比肖勇亮高，然而不管是高是低，两个人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所以一直以师兄妹相称。由于这层关系，两个人关系密切，甚至有一段时间，分局那边还传出他们有更进一步关系的可能，尽管后来潘晓玫打电话把自己的男朋友从北京叫到深圳来在大家面前亮相，传说才不攻自破，但他们俩的关系比较密切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潘晓玫对肖勇亮的事情就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潘晓玫早就注意到一个情况，师兄最近运气好，连续破案，其中的奥妙好象与他经常接到的一个神秘电话有关。 由于两个人关系好，所以肖勇亮做什么事情都不回避潘晓玫。比如接电话，即便是接前妻打来的吵架电话，肖勇亮也不把潘晓玫赶出去，而就是那么当着她的面接，再当着她的面吵。 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肖勇亮每次一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立刻就严肃了，马上把话筒从右手换到左手，再用右手捂住话筒，客气但非常认真地对潘晓玫说：你先出去一下。这还不算，他还一直拿眼睛盯着潘晓玫，直到目送着潘晓玫走出他的办公室，并且把门带上了，肖勇亮才松开手掌，压着声音对话筒说：你说吧，没有人了。女人比男人敏感。潘晓玫一开始的敏感是肖勇亮是不是有女朋友了。旁敲侧击一番之后，证明不是这么回事。第二个敏感是肖勇亮表面上拿她当师妹，其实对她并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所以遇到重要的电话还把她支走。女人心细，潘晓玫细心观察分析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有一次在市局工作的一个同学悄悄地给肖勇亮打电话，透露有可能破格让他出任正大队长的情报，肖勇亮都没有回避她。潘晓玫想，还能有什么事情比提拔任用更值得保密的呢？ 最后，潘晓玫猜测打神秘电话是一个卧底，并且这个卧底只与他一个人单独联系，所以，每当卧底来电话的时候，肖勇亮就必须把她支走。但她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经侦大队一共只有18个人，这么大的事情瞒不住谁，况且，他们大队一般都是接到举报或投诉了才出击，案子本身并不涉及人命或走私贩毒，常常是等案情理清楚了，才证明属于经济纠纷，归法院管，不归他们管，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要搞什么卧底。潘哓玫的好奇心被充分调动起来，决定不搞清楚誓不罢休。但是，肖勇亮的嘴巴也太严了，潘晓玫几经努力不见成效。她决定出其不意。 那天趁肖勇亮心情好，突然直截了当地问肖勇亮：“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的？”肖勇亮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潘哓玫不依不饶，依小卖小，一定要肖勇亮告诉她。并问肖勇亮：是不是涉及个人隐私？肖勇亮说不是。她又问：是不是与案子有关的事？肖勇亮迟疑了一下，点头说是。“那不就结了，”潘晓玫说，“我们队还没有什么案子紧张到需要相互保密的程度吧？”肖勇亮一想，也是，就是要保密，也不会保密到潘晓玫这里。“不是保密，”肖勇亮说，“是我要守信用。” “守信用？”潘晓玫问，“守什么信用？”肖勇亮嘴巴张着，发不出声音。“守什么信用？”潘晓玫穷追猛打。肖勇亮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有限度地说：“我答应过通灵人，这事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也不告诉其他人，我得守信用。”“什么什么？”潘晓玫问，“你刚才说什么？通灵人？你说通灵人？”肖勇亮点点头，说：“是，通灵人。”潘晓玫这下真生气了。想，这不是明摆着糊弄我嘛。通灵人潘晓玫知道。学公安的人都知道。刑侦概论上面写着呢。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刑侦人员遇到实在棘手的案子，常常想到与这种人合作，并且据说还真依靠过他们破过一些离奇的案子。但是，那是在国外，而且是在过去，现在谁还相信这个？按照潘晓玫的理解，这些国外所谓的通灵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所谓的特异功能人，说起来悬乎，听上去离奇，甚至神乎其神，可有几个能真正经得起科学测试的？如果真有这本事，干吗不去预测彩票号码？不去预测大地震？潘晓玫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通灵人。好啊肖勇亮，潘晓玫想，你拿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搪塞我，不睬你了！潘晓玫肯定是冤枉肖勇亮了，肖勇亮并没有糊弄她。肖勇亮接到的那些神秘电话确实是一个自称是通灵人的人打的。肖勇亮不清楚对方怎么知道他电话号码的。第一次给肖勇亮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说他是通灵人，而是说自己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他想揭发老板从事诈骗活动的事情，问这这事是不是属于肖勇亮管。肖勇亮说如果确实是经济诈骗，那就属于他管。对方说是的，肯定是经济诈骗。肖勇亮说你讲是的没有用，关键要有证据。对方说有证据，当然有证据。 说完，没有等肖勇亮问，他就开始说。说他们公司在天安大厦某座某层某号，公司叫什么，老板叫什么，他们是怎样从事诈骗活动的，证据藏在公司的什么地方等等。说得有理有据，非常清楚，然后没有等肖勇亮回话，立刻就把电话挂了。肖勇亮感觉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至少他还没有问完，于是就把电话拨回去，可响了半天没有人接。后来证实，是一个路边磁卡电话。好在肖勇亮有录音的习惯，对方陈述的内容没有丢失。本来按照惯例，像这样对方没名没姓又没有办法进一步确认的电话举报，他们是可以不受理的。但是，当时他们正好接到内地多个省份传来的协查通报，说这边有公司利用内地公司急需要引进资金的心情，从事诈骗活动，肖勇亮一想，天安大厦就在对面，不如去看看，于是，他就带几个人去了。 结果，证实那确实是一家骗子公司，所查出的问题也恰好是内地公安要求协查的内容。踏破铁蹄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没费多少周折就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他始终都没有找到给他打电话的那个神秘人。后来他自己猜测，可能是举报人不想惹麻烦，在打完举报电话之后，就立刻离开那家公司了，或者并没有离开，但是怕报复，所以宁可不要奖金，也不敢承认。这样的情况肖勇亮以前也碰到过，见怪不怪，也就没往心里去。但是，没有过多久，这个神秘人物又打来一个电话，又举报一起诈骗案，这下，肖勇亮感觉奇怪了。那天肖勇亮一接电话，立刻就听出是上次那个神秘人物，他还以为是风头过了，神秘人物来讨要奖金的呢。但是，不是，对方不是来讨要奖金的，而是又举报一桩诈骗案。 “等等，等等，”肖勇亮说，“您是不是上次给我打电话，举报天安大厦那个骗子公司的那位先生。”对方笑笑，说肖队长您耳朵真灵，是的，我就是上次给您打电话的那个人。肖勇亮说那好，按照规定我们是要奖励您的。对方迟疑了一下，说那当然好，我真的很需要钱，我给您一个银行账号，您直接打给我就行了。肖勇亮说没有这么简单，这是要填表的，还要您当面签字，当面核对您的身份证才行。对方停顿了一下，说那就算了。肖勇亮问为什么？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对方又停顿了一下，并且这次停顿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说：以后吧，以后等方便的时候我再来领奖金。说着还要求肖勇亮保密，暂时不要透露他的情况。这下是肖勇亮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说好吧，一般我们尊重举报人自己的意愿。对方说那好，我现在再向您举报一件事情。肖勇亮说好，你说吧。于是，对方就开始说他现在要举报的内容。情况和第一次差不多，说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公司，从事什么样什么样的诈骗活动，他们的证据在什么什么地方。说完，没有等他撂电话，肖勇亮抢着问：我怎么称呼您？对方想了想，说：您就暂时称呼我为通灵人吧。好一个通灵人！肖勇亮立刻就想到刑侦概论上说到的国外通灵人，觉得好笑。等他再想问什么的时候，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不用说，又是路边磁卡电话。不用说，肖勇亮按照这个所谓的通灵人提供的情况又破获了一桩经济诈骗案。这次破案之后，肖勇亮心中的疑惑加重。如果说第一桩案子是举报人出于正义感，或者说是他个人与骗子老板之间有什么过节，闹得不愉快，出于泄愤，于是偷偷地向警方举报，那么，怎么又冒出第二桩同样是经济诈骗的案子呢？而且这两桩案子虽然都是经济诈骗案，但诈骗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总不能举报人从第一家公司出来后，又到第二家公司上班，而这家公司恰好也是骗子公司，并且恰好举报人又跟老板有什么过节吧？肖勇亮学过概率分析，知道连续两次发生“恰好”的机会非常小。 更为重要的是，紧接着又发生过第三次，第四次。肖勇亮基本上可以认定对方不是巧合，而是专门做这种事情的。难道还有人专门做反诈骗工作？就像早几年专门有人做打假那样？每次肖勇亮都想了解对方更多的情况，但每次对方经过考虑后，都说以后吧，以后等方便的时候，我会主动和您联系的。如此，到目前为止，肖勇亮除了可以认定对方是职业反骗人物外，对他的全部了解就三个字：通灵人。但是，小师妹潘晓玫不信，她以为肖勇亮糊弄她了，搪塞她了，而且是用及其低劣的理由搪塞她，所以她就生气，就打算暂时不理睬肖勇亮。 第二章 通灵人大隐隐于市 通灵人当然是有名有姓的。他姓庞，叫庞士伟。湖北人。 现在住深圳，就住在深圳福田上海宾馆对面福星路上一栋亲嘴楼里。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所谓亲嘴楼其实就是建筑密度超大的农民房。由于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快，所以如今在中国的任何城市几乎都存在农民房的问题，但是把农民房建设在城市中心地带，却是深圳特色。 主要原因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特别快，二十年前，相对于罗湖商业中心来说，福田的上海宾馆附近相当于城市的郊区，在当时，政府在征用这里土地的时候，按照当时广东省特殊的“征十返一”政策，留出一部分土地给原著村民自己用，如今，村民早已经变成了居民，他们当然不会拿市中心的土地种菜或种果树，而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盖成了一栋栋楼房用于出租。 由于这里现在已经成为深圳新的商业中心，房屋特别好出租，所以，原著居民就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征十返一”的土地，盖起了密密麻麻的楼房。由于楼房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像是两栋楼房在亲密接触，于是，住在里面的灰领们就有感而发，幽默地称自己居住的楼房为亲嘴楼。 现在通灵人庞士伟就居住在这里，并且他的打扮和行为举止也跟周围的人一样，比蓝领好一些，比白领差一些，所以就被称之为灰领。这里显然不是庞士伟到深圳后的第一个住所，但肯定是他精心挑选的住所。选择这里的最大理由是便于隐蔽。庞士威看过一些侦探方面的书籍，知道最好的隐蔽方式是融入最普通最广大的人群当中。不显眼就是最好的隐蔽。 庞士威选择现在的这个住所就是为了不显眼。为了不显眼，庞士伟还对自己的状况和所生活的城市还做过一番分析。庞士威认为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成熟的城市。成熟的原因一是开放早，二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小。 作为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地位自然分成了类，并且不同类别的人又有不同的居住场所。按照庞士伟的分析，第一类是官员和老板。当然，是指大老板，不包括街边上开一个大排挡或摆一个报纸摊的小老板，小老板与官员不属于同一个档次。庞士伟划分的第一档次的人一般居住在专门的私家花园和豪宅里面。少数官员没有住豪宅，而是和普通市民居住在同一个小区里，但这是表面现象，在背后，他们一般另有豪宅，只是不经常住或不带自己的老婆去住罢了。第二类是一般公务员和社会上所谓的金领阶层。 一般公务员也是官员，但只是小官员，或实在没有实权的官员，他们只能与所谓的金领阶层一样归于第二类。所谓的金领阶层虽然也是为老板打工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有很高的学历，有些甚至是从国外回来的，既所谓的“海归派”，他们或是担任大公司的高层管理，或是从事专门的新技术新经济研究开发，收入很高，一般都在高尚小区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商品房，少数暂时没有购买商品房的，也由公司提供或自己承租了同档次的房屋。第三类是白领。 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但没有家庭背景，绝大多数是从农村考上大学或考上大专再实现专转本或上了mba之类所谓研究生课程的。他们是大公司的业务骨干或小公司的副经理和部门经理。这些人大多数采用银行按揭贷款分期偿还的方式购买了普通的商品楼。如果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暂时还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也租用普通公寓暂时居住。第四类就是所谓的灰领。 他们受过一定的专业教育，比如大专毕业，中专毕业，或高中毕业但通过了成人考试，但在深圳这样竞争激烈的职业场，不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打拼，很难真正立足。他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做推销，跑业务。成功了，就很赚一笔，买房子开铺子成家立业，不成功，春节回去明年就可能不来了，把在深圳学到的经验带回内地，利用深圳的经验和家乡的社会关系寻找可以发展的新机会。这样的人暂时还没有考虑买房子，甚至也租不起好房子，同时又要考虑人际交往和开展业务方便的需要，最好能居住在市中心，因此，他们最愿意选择福星村这样位置好价格便宜的亲嘴楼，边生活边等待自己福星高照的一天早日来临。第五类是蓝领。 这些人一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只有初中甚至是初中以下教育水平，基本上全部来自内地农村，尤其是贫困省份的农村，象江苏、浙江这样发达省份的几乎没有。他们或是蜗居老板厂为他们提供的免费但十分拥挤卫生条件相当差劲的宿舍，或是合伙租住关外的农民房里，如果因为工作需要，实在要居住在特区铁丝网之内，则也是寻找最廉价最拥挤卫生条件最差的亲嘴楼背光阴暗潮湿的一角。最后一类是另类。他们成分复杂，说不清楚是做什么的。比如做鸡的，当鸭的，乞讨的，做小偷的，甚至打家劫舍贩毒当打手的。这些人的住所常常变换，走运的时候，或者是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住进豪宅，倒霉的时候，甚至留宿涵洞，或者是住十元店，他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居无定所类。在分析清楚深圳社会各阶层分类和他们的居住情况之后，庞士伟又对自身的情况进行了解剖分析。 一头一尾好比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大奖赛现场得分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自然首先被派司掉，白领似乎够不上，蓝领又不是很甘心，最后庞士伟自知之明又自我安慰地把自己归类到二者之间的灰领。庞士伟把自己归到灰领也不完全是自我安慰，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大专，甚至也没有参加过成人高考，就是普通的乡村高中毕业生，而且现在还一无所有，但是他做过生意，当过老板，曾经辉煌过，因此，起码在见识上比一般蓝领强，所以，归类灰领也算实事求是。再说，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由于自己当过老板，所以在个人形象和气质上也确实像个走南闯北跑业务的，混入深圳的灰领阶层最不显眼。如此，他就最终选择在福星村落脚。庞士伟选择在村子中央一栋普通的亲嘴楼，并且住在楼顶，这样选择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安全，预防被追杀。 按照城市民用建筑规划标准，没有安装电梯的房屋最大高度是七层，但是亲嘴楼的情况例外，它们虽然位于市中心，但是却属于农民房，虽然如今这些房子的主人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变成了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来得及转变，至少在当初建设这些房子的时候他们还是地道的农民，因此，至少在当初不必受城市民用建筑规划的限制，而现在身份转变了，却又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暂时听之任之。庞士伟居住的这个楼共九层，明显违反城市规划，但由于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所以照样存在，而且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矗在那里。庞士伟住在第九层，最高一层。不用说，每天上上下下爬这么高的楼当然不方便，但正因为不方便，所以才最便宜，也最安全。 庞士伟现在需要的就是便宜和安全。便宜不必说了，谁也不愿意每天上上下下爬那么高的楼，而且，那么高的楼，一旦上去就不想下来，有时候回到家之后，突然又想起来要买两节电池，再跑下去，用宋丹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话说，真是相当的不方便，所以，同样大小的房子，九楼的最便宜。 庞士伟现在就需要这种最便宜。说住九楼安全，主要是从两点考虑。一是考虑平常，二是考虑紧急情况。平常庞士伟希望融入最普通最大量的人群，但是这种所谓的“融入”只能是表面上的融入，而不能与他们发生实质性地交往，也就是说混在其中，但又跟周围的人保持适当的距离，相当于液体结晶初期的近程有序，或者象油和水在超声波的作用下混合在一起，但并没有发生分子结合。这样，住在顶层就最安全，与周围的人碰面的机会最少，最能保持与其他人的适当距离。从紧急情况考虑，庞士伟自从开展职业反骗充当职业“告密者”之后，已经多次受到来自当事人及其同伙的威胁，并且有好几次差点让对方得手，所以，他必须时刻做好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庞士伟选择顶层有两个考虑。 一是对手从一层上到九层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节外生枝的干扰，想完全悄无声息地摸上来困难相对大一些，无形当中庞士伟等于为自己增加了一道完全网。第二，也便于庞士伟迅速撤退。他不但已经观察好了，而且还做过实际演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可以迅速攀上楼顶，然后，利用福星村密密麻麻亲嘴楼楼挨楼的特点，可以像早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上女游击队员对付纳粹那样，从这个楼跨到那个楼，再从那个楼跨到另外一个楼，逃遁的机会多。所以，庞士伟选择在九楼居住。庞士伟不是一个人单独居住。他还有一个伴。 这个人就是杨达昌。要说庞士伟能够走上职业反骗道路，成为职业“告密者”，还与这个杨达昌有关。这事得从头说起。 第三章 他来自天龙山 庞士伟来自天龙山。天龙山位于湖北省。准确地说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与麻城县之间。它一座界山。山的东面属麻城县，西面属红安县。界山不高，却很细长，由北向南，形成一条小山脉。弯弯曲曲，酷似一条天龙，因此被叫做天龙山。天龙山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所有山脉中形状最象龙的一座山。主要象在爪子上。其他以“龙”命名的山虽然形态都有几分象龙，但那些“龙”都没有爪子，所以严格上来说它们都不能算龙，而只能算“虫”。 惟有红安和麻城之间的天龙山，清清楚楚地长了四个爪子，所以最有资格称其为“龙”，而不是“虫”。其实，说“清清楚楚长出四个爪子”多少有些夸张。实事求是地说，也只有西面红安这边的一个爪子非常清楚非常逼真，而另外三个爪子只有形状没有造型，远看是龙的爪子，近看就是一个小山包而已。所谓的通灵人庞士伟就出生在天龙山下龙掌村。不用说，“龙掌”就是天龙山西面那个最象最逼真的“爪子”。 据老辈讲，龙掌村的人本来是姓龙的，但龙姓已经被山那边龙须庄的人占了，于是龙掌村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姓“庞”，并且硬说庞是龙字上面加个广，把龙罩在里面，所以比龙还大。算是自我安慰吧。由于天龙山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并不规则，所以这座所谓的界山作为界线并不十分明确，历史上，天龙山两边为争地盘抢风水，你争我夺械斗死人的事情并不少见。直到民国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938年，日本鬼子包抄武汉，偷袭马关成功之后，在麻城和红安一带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来回拉锯，见人就杀，小鬼子打到麻城，天龙山东面的老百姓跑反躲到西面，小鬼子打到红安，天龙山西面的老百姓又跑反躲到了东面，两面的老百姓原本积怨很深，但是，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为了保住性命，必须达成默契，暂时不记前嫌，相互接纳相互包容，一致对外。 谁知由此衍生出许多爱情来。因为按照传统，同姓不成婚，所以，东、西两边一旦积怨化解，龙、庞两姓立刻广泛通婚，惜日的仇人转眼成了亲戚，走动更加频繁，通过亲戚关系相互到对方领地上定居的也不在少数。 到如今，东面的龙须庄既有姓龙的也有姓庞的，西面的龙掌村也不例外，既有姓庞的也有姓龙的，已经分不出彼此了。庞士伟就是这种通婚的产物。他父亲庞进贤姓庞，母亲庞氏姓龙，他随父姓，姓庞。庞士伟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不是姓庞或是姓龙，也不是爷爷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算是革命后代，而是他娶了段诗芬。这倒不是因为段诗芬在龙掌村最漂亮，而是因为她的身份最特殊。事实上，段诗芬不是龙掌村人。龙掌村也没有姓段的。她甚至都不能算农村人。最多，也只能算半个农村人。段诗芬母亲虽然姓龙，是本地人，但她父亲段哲武却是外乡人。 具体地说，段哲武是部队转业干部。小干部。在本地排灌站当副站长。但再小的干部也是干部。排灌站虽然落户天龙乡，但并不属于天龙乡管，而是直接属于县水利局管，所以，段诗芬的父亲属公家人，是吃国家商品粮的。这就延伸出两个结果。第一，段诗芬肯定比一般的农村女孩漂亮，根源是遗传，她母亲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如果段诗芬的母亲不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那么他父亲作为一个公家人是不会娶她母亲的。第二，段诗芬家的经济条件比一般农村人好。具体表现就是段诗芬的皮肤比一般同学白，衣服比一般同学洋气。特别是下雨天，这其中的差别最明显。一旦下雨，庞士伟他们只能穿蓑衣踏木屐，把自己搞得象鬼，起码搞得象地里驱赶乌鸦麻雀的草人，而段诗芬则能穿雨衣套胶皮靴，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起码象电影里面的演员。于是，段诗芬在他们乡村中学就很出众，就成了全校女生的楷模，全校男生的偶像。庞士伟自然不会例外。整个中学的六年恰好是青春躁动的六年。说实话，庞士伟没有一天不想段诗芬。当然，是那种“干”想。也就是白天白想，晚上瞎想。 不过，庞士伟并没有因为这种日日重复的白想和瞎想而耽误学习。相反，还成了学习的动力。初一的时候，庞士伟小，想得飘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段诗芬能注意到他。为此，庞士伟尝试了各种办法。比如故意大声说话，比如莫名其妙地突然快跑，比如故意捣乱，甚至还故意与高年级同学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在乎的是有没有引起段诗芬注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初二。一上初二，庞士伟忽然开窍不少，发现以前的那种做法相当愚蠢，要想真正引起段诗芬的注意，并进一步引起她的好感和佩服，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成绩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特别好，好到全年级第一。 只有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才能引起段诗芬的特别注意，并有可能获得段诗芬的好感和佩服。因为在庞士伟之前，段诗芬的成绩就是全年级第一。 认识提高之后，庞士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真正做到了头悬梁股锥刺，上厕所都在背三角公式，学习成绩直线上升。等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庞士伟的数学成绩99，与段诗芬只差一分。试卷张榜出来，却又引起轰动。因为庞士伟扣的一分是把“角abc”写成了“角b”，严格地讲这确实是个错误，确实应该扣一分，但是，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段诗芬的考卷上，却没有被扣分，于是，吃不到葡萄的男同学们化爱慕为义愤，纷纷谴责老师偏心，恰好这个偏心的老师是男性，与男同学同性相斥，义愤夹杂着情感，又加上将心比心的联想，更加群情激奋，最后惊动了校长。校长跑到墙报面前一看，二话没说，掏出钢笔就把庞士伟的99分划掉，该成100分，并把那个教数学的男师叫到校长办公室，很很批评一顿，才让男生们泄了愤。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庞士伟的成绩在全年级保持第一。 当然，有时候也并列第一。那个与他并列的人就是段诗芬。到了高中阶段，国家恢复高考，庞士伟的努力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引起段诗芬的注意，而是为了高考。庞士伟已经想清楚了，只有通过高考，使自己也成为段诗芬父亲那样的公家人，他和段诗芬才有可能。所以，从高二开始，庞士伟就更加刻苦地学习，并且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通过高考改变身份，重塑命运。说来也怪，当庞士伟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段诗芬注意之后，段诗芬反而开始真正注意庞士伟了。那段时间，段诗芬和庞士伟正好颠倒过来。 庞士伟不一天到晚想段诗芬了，段诗芬却一天到晚想庞士伟。并且她不是“干”想，而是有所行动。今天特意为庞士伟穿一件父亲从武汉带回来的新衣裳，明天悄悄地往庞士伟书包里塞一只红苹果。最能表现段诗芬对庞士伟心意的，是她为庞士伟打了一双手套。毛线手套。左手的五个手指头全部在手套里面，右手的五个手指头后半截在手套里面，前半截在手套外面，这样，庞士伟即使是在做作业，也不耽误带段诗芬的手套。这种状况的结果是段诗芬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成绩明显下降。而庞士伟虽然继续保持全年级第一，但由于缺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好比一个人在跑马拉松，虽然肯定是第一，但这个第一的成绩并不理想，起码放在全国高考这个水平上是不理想的。 结果，庞士伟并没有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段诗芬自然更不用说。庞士伟并不承认是段诗芬的过分关注耽误了他的高考。他强调是整个学校教学水平太差而导致他通过不了高考。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论断。因为在庞士伟之后这么多年里，一直到现在，盘龙中学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本科、专科甚至是中专分数线。因此，庞士伟认为段诗芬没有耽误他高考的说发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仅如此，庞士伟还十分感谢那段时光。那段时光虽然没有让庞士伟改变身份跳出农门，却奠定了他和段诗芬的感情基础，并且最终让段诗芬成了他的老婆。而庞士伟刻苦学习的最初动机，不就是想赢得段诗芬的芳心嘛。从这个意义上说，庞士伟已经成功了。我们今天说起来简单，其实这件事情在当初并不简单。主要是段诗芬的父亲段哲武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竟然是说庞士伟害了他女儿，说如果不是庞士伟的勾引，他女儿就不会分心，而只要段诗芬如果不分心，考上大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段诗芬铁了心，不听父亲的，继续与庞士伟来往。父亲扬言要打断女儿的腿。女儿说打断腿也要嫁给庞士伟。父亲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女儿说断绝父女关系也要嫁给庞士伟。最后，还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心，从中调解，并在段哲武面前谎称女儿有女儿的难处。生米做成熟饭了，段哲武才勉强默认。虽然默认，但父亲并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 找个理由去武汉出差了。结婚当日，送走客人，段诗芬要庞士伟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来。庞士伟发誓，不吃馒头争口气，累死累活也要混出个人样来。段诗芬说错了，不是累死累活，而是要多动脑筋。庞士伟说是，多动脑筋。可是，在农村，尤其是当时条件下他们地方的那个农村，光动脑筋是不能出人头地的。这时候他们出人头地的标准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赚钱。有钱了就自然出人头地，没钱就没有出人头地。但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红安，不靠铁路也不靠水陆，交通不方便，山多，但山下面没有埋矿石，地少，而且地里尽是石头，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一挖，竟然还是红的，一看就没有肥力，种下的庄稼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所以，红安自古就穷，当年这里之所以能诞生一百多名共和国将军，贫穷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庞士伟的爷爷就是当年参加黄麻起义的勇士之一，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过，但是运气不好，从苏联回来后成了张国涛的部下，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陕北后，立刻就跟随部队往西走，最后被马家军的大刀砍了。 早年父亲非常不服气，常常把“老头子要是还活着”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县长亲自陪着，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这时候再说“我爷爷要是不死”有什么用？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有钱了，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就是娃崽，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于是，庞士伟暗下决心，一定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盖楼房，为村里修水泥路，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他们这里靠山，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但是却有马尾松。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像针，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紫色，像干枯的树皮，别的用没有，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挑到窑厂上卖，卖给窑厂盖砖坯。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否则就会晒干裂，成为废品。 所以，窑厂收购麦秸帘子。这样，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自家麦秸用完了，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除了出点力气，没有其他成本，积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全家反对，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庄稼人，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 不仅家里人反对，就是邻居也看不惯，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像个败家子，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在他们那里，耕牛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宁可人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所以，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庞士伟表面上硬，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但不管是谁的意思，后来的发展证明，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是冬天，还没有赶上春耕，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 那时候砖瓦便宜，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但拖拉机拉得多，一趟顶平板车四趟，而且跑得快，况且这家伙傻，没有思想，不知道累，可以来回不停地跑，一天下来，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 春节前后，窑厂歇工了，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走亲访友操办喜事，但庞士伟却没有歇，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罩在木架子上，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干起了拉脚的生意。从村里到乡里，七八里地，要是靠两条腿走，来回就是一上午，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花五毛钱，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钟就到。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天天客满。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专拖”，一人两块钱，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一年过春节，村里家家往外花钱，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激情沸腾，春意盎然，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春之后，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换上耕具，耕起田来比牛好使。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好统治，比牛还好统治。手扶拖拉机听话，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用鞭子打，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晚上歇机了，往院子里一丢，还不用人伺候。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邻居服气了，全村人都服气了。不用说，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当然，帮忙是象征性的，不但看热闹，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有城里饭馆的味道，起码看上去象。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不象农家菜，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由于菜好，所以来的人多，声势大，事情惊动了乡里。乡长和书记一商量，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这下，儿子长进了，立刻了当班长。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他出钱买水泥，村里出人工。石头不用买，直接从山上拣，捡完了就去挖，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动工了，乡里头突然来干预。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而是对村长说的。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可一见到乡领导，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勉强说出来的话，不是哑音就是磕巴。 最后，还是乡长说话。乡长说：要修水泥路可以，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不答应，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为村里修路，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肥水没流外人田，还图个人缘，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为乡里修街道，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不修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拍马屁呢。“不行，”庞士伟说，“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乡长苦着脸，说：“你姓庞，我也姓庞，一笔写不出两个庞。 论辈分，我还喊你叔。叔，你想想，如果不听乡长的，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肯定要姓龙的当。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因此，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老父亲老了，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是，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老婆段诗芬懂规矩，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开了房门在堂屋里，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低眉顺眼，不随便插话，但她母亲姓龙，这事情村长不清楚，庞士伟清楚。 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 第四章 好心办坏事，第一次被骗 庞士伟来到武汉。他以前就来过武汉，曾经想在汉口的汉正街租一个门面做生意。他发现做生意是要讲究市口的，市口好，生意就好，市口不好，生意就不好。武汉是湖北的省会，是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什么武汉能成为省会？能成为中心？而庞士伟的家乡红安却不能成为省会成为中心？说到底，就是因为武汉的“市口”。 别的地方不说，就说庞士伟现在站着的地方汉正街，恰好位于长江和汉水的交叉口。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古代没有铁路，没有航空，也没有高速公路，水上航运是主要的交通，长江横贯中国的十二个省市，汉水是中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江河，这两条大动脉在这里融会，当然要“杂交”出汉正街，“杂交”出汉口，“杂交”出武汉。所以，同样是做生意，在这里肯定比在家乡具有更多的优势。这个道理庞士伟懂。不是现在才懂，而是早就懂了。可虽然懂，虽然早就动过这个念头，虽然两年前就来看过，但当时他的主要业务在家乡，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武汉，因此也就没有在汉正街租门面。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庞士伟张罗为村里修路的事情最后闹成那么一个结局，让他很伤心，他决定从此之后要把主要精力移到武汉来，在省城大力发展一下，等以后真正有实力了，才考虑为家乡做贡献。所以，这次他打算在汉正街租门面，好好做生意，做真正的生意，做大生意。但是，到老地方一看，好家伙，房租价钱涨了整整一倍！ 庞士伟找到原来的熟人打听，问怎么回事。熟人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汉正街的店面租金涨价一倍是普遍现象，并没有谁故意欺负他是乡下人。熟人还带着庞士伟沿着汉江从桥口一直转到四官殿，一家一家地打听，结果确实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店面价格都涨了一倍，有些地方，比如靠近铜人像旁边的那个市口，涨价幅度更大，翻了一倍还拐弯。庞士伟犹豫了。房租价格翻了一倍，意味着每个月的成本都要增加一倍，这个变化超出了他原先的预算，如果生意不能同步增长一倍，可能就要赔钱。庞士伟后悔了。 后悔当初不该忙着盖房子、送电风扇和修路。如果不做那些事情，而是把全部的资金和精力放在武汉，租下几个铺面，就算什么生意不做，现在转让出去，价钱也可以翻一番。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卖，红安没有，武汉也没有，做生意，哪里有什么“如果”的呢？虽然原来的计划落空了，但是庞士伟并没有立刻离开武汉，甚至也没有离开汉正街。一来他知道回红安也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二来他总像有一件心思未了一样，冥冥之中仿佛他与汉正街的缘分并没有断，还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庞士伟继续在汉正街转。 这次他是瞎转，没有具体的目的，所以没有再麻烦朋友，而是一个人瞎转。由于是瞎转，所以范围就有所扩大，不仅沿着汉江转，而且还转到里面。当他转到里面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从四官殿出发，如果不是沿着汉边走，而是往里面走，里面的大兴路上却冷冷清清，一点商业气氛都没有。为什么相差这么一点距离，就像是两个世界呢？庞士伟想不通，连续想了两天都想不通。 第三天，庞士伟再次来到汉正街。这次他两边看。一会儿沿着江边看，一会儿沿着大兴路看。他发现，仅仅相差几十米，租金价格就相差好几倍。他突然有一种感觉，现在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需要店面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个月之前四官殿这里还不属于汉正街，现在已经发展成汉正街的一部分了，而且，照这样下去，汉正街一定还要发展，而如果还要发展，往哪里发展？不可能往汉江和长江里面发展，也不可能顺着沿江路再往前发展，因为前面就是武汉关了，那么，最大的可能是从江边向街里面发展。 假如是这样，庞士伟想，那么我现在把大兴路边上的房子租下来，隔成店面，将来不是赚大钱？庞士伟感觉自己的心猛跳了一下，像是小时候上学的路上猛地看到地上躺着一枚崭新的五分硬币一样。庞士伟当机立断，倾其所有，集中全部的资金，把大兴路上一栋原属于商业职工医院的宿舍整个底层全部租下，然后按店铺的要求重新分割装修，并统一安装了卷闸门。刚刚完成，就有布料供应商来承租。供应商说，既然汉正街已经发展成零售、批发、加工一条龙的市场，那么布料供应就应该尽早抢占靠它最近的地方设点，而大兴路就是最佳场所，由于不搞零售，只做批发，所以没有必要把店面选在沿江路，放在大兴路正好，因为这里租金便宜一些。 确实是便宜一些。事实上，当时庞士伟只按差不多沿江路上店铺一半的价钱租给那个布料供应商的，但就是这，也比他从商业职工医院手上租过来的价格高许多。况且，这家供应商店铺开张后，立刻就引来很多家同样做布了生意的老板来这里承租铺面搞批发点，庞士伟也不失时机地相应提高了房租价格，并用收取的租金和押金开发了另一栋宿舍楼。 如今，大兴路已经成为武汉有名的布料批发一条街，这里店铺的价格也随着汉正街店面租金价格的上涨而水涨船高，不用说，早期在这里投资店铺开发的老板各个成了大老板，而这条街上，差不多有一半是庞士伟的。这时候，有一个郑州的朋友向他推荐做编织袋的生意。当然，所谓的“朋友”就是生意场上有过接触，并且在一起做过生意吃过饭喝过酒的那种人。朋友说可以是先从河南巩县买进生产编织袋的设备和原料，加工成编制袋之后，再返销给设备和原料的供应商。 编织袋庞士伟知道，就是他老婆拿来做手扶拖拉机帐篷的那种东西，农村人家年年用化肥，家家都有这种用作化肥包装的编织袋，也叫蛇皮袋，想想就知道用量非常大，销路有保障。以前用化肥使用蛇皮袋的时候，以为这东西是化肥厂自己生产的，没想到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庞士伟拿计算器，按照设备、原料价格和编织袋的返购价钱认真算了一下，如果是他自己买一台两台机器让家里人做，不合算，赚的钱不够来回运输的费用，但如果一下子买一百台，分发给全村的乡亲做，成规模，统一购买，统一进料，统一运输，统一出售，就合算了。 因为买一百台算批发，机器便宜原料也便宜，而且运输成本摊薄了，这生意就能做。庞士伟内心深处光宗耀祖的思想并没有磨灭，一心想着为修路的事情挽回面子，想着当初修路的时候，乡里面可以揩油，这次生产编织袋，你总不能揩油了吧？再说揩油也不怕，这种生意规模越大利润越高，就是全乡的人都做他也不怕。为了慎重，庞士伟专程去河南巩县看了，又回到家先关上门和老婆商量，老婆也会计算，拿来计算器一顿按，结论居然与庞士伟一模一样。庞士伟再与村长和乡亲们商量，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村长高瞻远瞩，说，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组织全村人从事专业加工，带头致富的效果比修一条公路还要好。村长和村民不但口头支持，而且拿出实际行动，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愿意集资，这样，庞士伟本来最担心的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在乡亲们的热情感染下，庞士伟最后决定不做则已，要做就大做一把。于是，他果断地转让了大兴路上所有的店铺，集中自己的全部资金，加上村民们的集资，又通过朋友和对方讨价还价，答应先支付百分之七十的资金，余款等将来用成品编织袋冲抵，最后，终于买了一百台编织机和编织线。其实当时按照报名的庄户计算，九十三台就够了，但是庞士伟觉得要做就做个整数，他不相信多出来的几台设备最后没有人要，所以，就一下子购买了一百台，凑个整。由于批量大，对方同意送货上门。 当庞士伟和村长一起引领着八辆大卡车浩浩荡荡经过乡里的时候，乡上的小集镇立刻热闹起来，不仅老百姓自然形成了夹道欢迎的队伍，就是乡里干部也一起出来看热闹。村长站在第一辆车的踏脚上，不断地向两边的人群撒香烟，样子完全象迎亲，而庞士伟则站在车顶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搞得像首长检阅。那一刻，庞士伟终身难忘，他充分体会了什么叫光宗耀祖。到了村里，气氛达到了高xdx潮。村会计早就安排了鞭炮和锣鼓家伙，整个村子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庆之中，连平常不怎么说话的老父亲庞进贤那天都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话，说他们家祖上积德，该应要出贵人，老头子当年就差点成了贵人，如今儿子真成了贵人。热闹之后，果然如庞士伟所料，多余的几台机器立刻就被人当场交押金领走，而且还不够，还有更多的人要求领机器，包括外村的人和本村人在外村的亲戚。庞士伟答应，等这批货做完之后，送去的时候，顺便再拉一些机器回来。 第一批成品加工出来之后，庞士伟租车送到巩县。虽然经验收合格，但庞士伟并没有收到钱，原因是他还欠着百分之三十的设备款，所以这批货只能用来冲帐。第二批仍然如此。庞士伟快顶不住了。因为购买原料要钱，往返运输要钱，而他的钱已经全部用于购买设备和原料了，再无进帐，难以维持运转。他与对方商量，对方态度诚恳，说了一大堆理解的话，但最后的意思还是要按合同办，说做生意最要讲信誉，必须执行合同等等，说得庞士伟没有话讲。第三批还是这样。庞士伟急了，说他实在运转不开了，而且由于连续几次分文未进，乡亲们的热情也大受影响，已经有几户表示不打算做了。对方似乎很富有同情心，在对庞士伟再次表示理解之后，决定破例一次，同意赊欠一些原料给他们。第四次，当然也就是三个月以后的一次，送货之前庞士伟进行了认真计算，算出这次交了货之后，多少可以收回一些货款了。 一想到能收回货款，而且下次再不用扣设备款了，庞士伟心中立刻又荡漾着光宗耀祖的激动。所以，这次他去的时候，特意租了一辆新解放，自己也穿了在汉正街买来的西装，并且套上了拉链式的领带。然而，当他高高兴兴地赶到巩县的时候，傻眼了，原来的公司已经换了，而且换得彻底，连老板带员工甚至看门的老大爷全部一起换了，换得庞士伟一个都不认识。 庞士伟当场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人家是怎么回事。新老板说他们是设备制造厂的，原来这家公司因为拖欠他们的设备款没有办法偿还，他们上门要债，原公司的人全部都吓跑了，只好他们来接手了。并说如果庞士伟继续要购买设备，没问题，而且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价格绝对比以前便宜，但是必须付现钱。庞士伟说我不是买设备，设备我已经买过了，现在按照当初的合同返销成品编织袋。新老板说我们是设备制造厂，卖设备的，买编织袋干什么？庞士伟脑袋一翁，眼睛一黑，竟然晕了过去。幸好，当时被骗的不是庞士伟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这其中就有现在和庞士伟住在一起的杨达昌。庞士伟被杨达昌他们掐醒之后，大家一起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了解清楚情况后，说你们有合同吗？庞士伟说有，但是没有带来。谢天谢地，杨达昌带来了。派出所的同志看了合同之后，说既然有合同，那么对方就应该遵守合同。庞士伟和杨达昌都说是、是、是。派出所同志又说，既然对方不遵守合同，那么你就应该上法院告他们，而不该来找派出所。庞士伟不懂，看看杨达昌，又看看派出所的同志。派出所的同志很有耐心，对他们说，这属于典型的经济纠纷问题，归法院管，不归派出所管。 庞士伟和杨达昌找法院，法院问打算告谁？他们拿出合同。法院说这个案子标的比较大，你要按合同标的比例先交纳诉讼费。庞士伟问多少钱？法院的同志说了一个数字。庞士伟听了吓一跳，因为相对于他当时身上的钱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当时杨达昌身上好象有钱，或者说他身上没钱，但是在深圳有钱，因为杨达昌的公司在深圳，所以，杨达昌还继续询问打官司的情况。法院的同志进一步告诉他们，如果真要打官司，最好请一个律师，并主动向他推荐了律师，说该律师水平相当高，在当地经常打这样的官司，已经出名了。 庞士伟和杨达昌迅速联系上律师。见面后，律师说你们这个案子不能搞风险代理，必须先收律师费。庞士伟当然没有钱支付律师费，所以在问清楚情况之后，坚持要搞风险代理。律师说坚决不可以。庞士伟问为什么？律师说，你现在连被告都找不到，这官司还怎么打？打赢了也没办法执行。要是搞风险代理，我就等于白帮你忙一场了。庞士伟和杨达昌一听，知道官司打不成了。庞士伟没钱，当然打不成，杨达昌或许还有点钱，但是也不愿意打了，如果打，不仅反正也讨不回来钱，还要花出去一大笔律师费和诉讼费用，这样的傻事情谁愿意做？还是自认倒霉吧。庞士伟到郑州找到那个朋友，朋友想躲，但是没有躲掉，被庞士伟和杨达昌奇迹般地碰巧找到了。可是，找到了也没有用。因为朋友也是受骗者，而且比他还惨，用借来的钱买了设备和原料，现在基本上已经疯了，时好时坏，本来是想躲的，被庞士伟和杨达昌抓住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哭的时候说他很惨，不想活了，笑的时候说他马上就要发大财了，发了大财就要成大老板了，要在郑州最好的大酒点宴请庞士伟和杨达昌。庞士伟和杨达昌傻眼了。找疯子有什么用？庞士伟又回到巩县向新老板求情，让他无论如何帮自己一把。新老板说我们也是受害者，也被他们骗了，再说这事我没办法帮你。 最后，还是杨达昌给他出主意，说虽然这个老板跑了，但是我们的那些设备还在呀，还可以生产编织袋卖呀。庞士伟一听，鹈鹕灌顶，差点就给杨达昌下跪。杨达昌说你别感谢我，我们还是赶快去联系买家。于是，他们又忙着找买家，可如今无论做什么生意，找买家总比找卖家难。庞士伟和杨达昌历经千难万苦，又差一点被骗了两次，最后好歹总算找到了一个至少不是骗子的买家。但是，价格比原先卖设备给他的那个骗子承诺的返销价格相差太多。照他们开出的价格，往返这么远，扣除原料费，不但没有钱赚，还要倒贴钱。上当了。 庞士伟想。彻底上当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从一开始就上当了，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骗子两头骗，既骗了上家，也偏了下家。这次庞士伟没有晕倒。因为他为了防止再次晕倒，自己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第五章 深圳不是避难所 庞士伟是跟杨达昌一起来深圳的。两个人共同遭遇了一场骗局，同病相怜，也算是患难兄弟。特别是庞士伟在最后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把全部的货款部寄给了村长，而且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这种做法很得杨达昌的好感。杨达昌认为庞士伟是个很正直很负责任的人，可以做朋友，并且他觉得庞士伟蛮聪明，做事情有板有眼，有条理，说明庞士伟思路清晰，只要逮着合适的机会，将来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时候见庞士伟走投无路，杨达昌就主动请庞士伟随他一起去深圳。 杨达昌的情况比庞士伟好些，主要是资本比庞士伟雄厚，所以，尽管在编织袋的骗局中有些损失，但他的公司还在，他还有家可归。庞士伟到深圳后，就在杨达昌的公司做。但是，没有干多长时间，就不得不离开那里，因为他再次被骗，并且给杨达昌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没脸在那里做了。 杨达昌在深圳的企业叫畅达新技术开发实业公司，是做油改气装置的。在汽车发动机上安装这个装置后，汽车就可以不用烧汽油，改烧液化气。这样做，既可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以调整燃料结构，是个好项目。但是，产品出来后，卖不掉，主要是当时深圳还没有专门的汽车加气站。杨达昌的公司虽然有一些实力，可是，凭他一个企业的力量，修建一两个加气站或许还行，但要遍地开花，到处建设加气站，让使用这种装置的汽车象加汽油一样随时随地可以补充液化气，肯定不行，而汽车加气站和加油站一样，必须到处都有才能推广，否则，汽车开到一半，没有气了怎么办？ 难道还要请拖车把汽车从南山拖到罗湖加气？如果这样，不要说让车主自己花钱买油改气的装置，就是白给，也不会有一家车主愿意安装这种装置，所以，杨达昌的公司处境相当难堪。一方面，公司拥有一个好产品，好项目，另一方面，却运转不下去，连工资和房租都没有着落。庞士伟加盟公司后，认为摆脱公司目前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干脆转产做其他更有现实市场的产品，二是落实资金，落实大量的资金，至少在深圳市建设几十个加液化气的点，先把这种产品用在公共汽车上。 杨达昌认真思考了庞士伟的建议，却怎么也舍不得放弃这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好项目，他坚定地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顶过目前的困难时期，将来公司一定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比如到美国上市一下子拥有几亿美元也说不定，实在不行等国外的大公司来收购也行。既然如此，庞士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落实资金上。杨达昌对庞士伟很信任，认为庞是当过老板的，对外打交道应该没问题。庞士伟也不负期望，很快就联系到一个投资咨询公司，说外国有大量的热钱正在中国寻找出路，鉴于中国经济每年都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对投资中国节能环保项目特别有兴趣，他们愿意为杨达昌的公司引进国外资金。 庞士伟立刻把情况向杨达昌做了汇报。杨达昌听了非常高兴，当场表示要见对方，并与庞士伟一起去对方的公司。主要是想实地考察一下。庞士伟理解杨达昌的想法，他们实在是被骗怕了，不得不有所提防，所以，没有事先与对方约，而是搞突然袭击，没打招呼就立刻把杨达昌带到对方的公司。 对方到显得非常坦然，并没有因为事先没打招呼而表示出不高兴，相反，他们很高兴，公司老总钱军亲自接待庞士伟和杨达昌，态度热情，不卑不亢，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见过大世面的做派，倒是庞士伟自己有些不好意思，说他和老板出来办事，正好路过这里，就没打招呼，顺便来看看。对方老总钱军说没关系，欢迎欢迎，随时欢迎。互换名片并一番寒暄之后，对方老总钱军态度诚恳地把杨达昌大大夸奖了一番。 说杨老板很有战略眼光，说中国目前差不多一半的石油依赖进口，从战略的眼光看，长此以往肯定不是办法，暗藏着巨大的战略风险，所以，这时候任何能减少对石油依赖的科技项目都是最有战略眼光的项目，都是好项目。说做企业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说杨达昌目前从事的这个项目就集中体现了作为一个爱国企业家的独到战略眼光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心，说他佩服杨达昌，说他为这样的好项目引进资金，白帮忙都值得。对方总经理的一番话，说得杨达昌心花怒放，相见恨晚，当即把对方认作知己。 一阵相互夸奖和赞美之后之后，对方老总钱军话锋一转，进入了实质。说时代不同了，如今是好酒也怕巷子深，为了更好地向国外推荐介绍他们这个好项目，首先必须按国际标准制作一套中英文对照的商业计划书。杨达昌表示为难，因为他并不知道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计划书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做。杨达昌这时候看看庞士伟，庞士伟也是一脸茫然，象迷途的羔羊。正当他们两个有点难堪之际，钱军说话了，说如果你们对怎样制作商业计划书不熟悉，没关系，本公司可以代为效力。 并进一步说，作为企业家，不熟悉商业计划书的具体制作很正常，就是少数有国外教育背景的海归企业家，虽然对商业计划书相当熟悉，英文也很过关，但具体制作的时候，还是委托他们。杨达昌听了之后似懂非懂，不明白海归企业家既然自己能做为什么还要委托他们做。 “这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钱军说，“做什么都要专业。只有专业的，才可能是最好的。海归老板虽然懂得商业计划书，但真要具体制作起来，肯定不如我们专业。国外融资注重规模，动辄几千万美元甚至几亿美元，如果为一个小小的商业计划书耽误大事，太不值得，所以即使海归企业家自己会做，他们也还是交给专业机构制作，这样保险。”杨达昌听到这里，已经再无话可说，再说，就显得自己太无知和太小气了。 当老板的人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无知，更不能承认自己小气，所以，当即与对方签订了招商引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落实这个合同的第一部，就是花十万块钱请对方代为制作符合国际标准的中英文对照的商业计划书。从投资咨询公司回来后，杨达昌很高兴，因为对方答应一次为他们引进国外资金一亿美元，而且是十年长期贷款，利息只有百分之四，比国内银行同期利息低多了。杨达昌想，一亿美元就是八亿多人民币，即使什么事情不做，用来买国库券，赚中间利息差，不想当大老板也困难了。 杨达昌当即向庞士伟承诺，如果引资成功，一定重奖庞士伟。庞士伟说不必，只要帮我弥补编织袋生意上的亏空，把欠乡亲们的钱还上就行了。杨达昌当场答应，说没问题。在此后的工作中，庞士伟更加热情主动，完全把杨达昌的事情当作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段幸福时光，庞士伟甚至有点感谢玩编织袋骗局的骗子。如果不是那场骗局，他就不可能认识杨达昌，不可能来深圳，最好的结果就是在武汉的汉正街承租了两个铺面，然后再转租给外地人做生意，自己赚点租金差，维持着，而现在，自己来到了深圳，没费多少周折，一下子就成了深圳一家非常具有战略前景的高科技企业副总，并且现在在自己的努力下，公司马上就能从国外大财团引进一亿美元的资金。一亿美元啊！合多少人民币？ 这真是在深圳，如果在家乡红安，甚至在省城武汉，别说一个亿美元，就是一个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起码也是省政协常委了吧？庞士伟甚至已经想好了，过一段时间等资金到位，自己也不要什么奖励了，干脆拉着杨达昌跟他一起风风光光回一趟红安，做一些考察，寻找一个好的投资项目，或者直接把本公司拳头产品的其中几个部件生产厂建在红安。反正工厂建在哪里都是建，凭他和杨达昌的关系，估计问题不大。逮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庞士伟把自己的想法对杨达昌说了。 说以前资金不足，公司的产品配件基本上都是委托加工的。等一亿美元倒帐了，可以自己办工厂。不仅质量能保证，而且也能降低成本。杨达昌说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说，自己投资建厂当然好。庞士伟说不一定要自己投资建厂，那样多麻烦多费钱，现在内地很多国营企业揭不开锅，随便收购一个或承包一个就可以。杨达昌说是，这样最好，就是有钱了，也不要做无谓的投资，能省则省最好。庞士伟进一步说，别的地方他不敢吹牛，如果回红安，他还是有点关系的。红安县农机厂现在就基本上停产了，但厂房设备和技术工人还在，只要我们能给工人发工资，能在地方上缴税，白拿来用都行。庞士伟这样说也不是吹牛，当年他被竖为典型上报纸做报告的时候，就有对他说过这件事情，并且还鼓动他去承包县农机厂。 当然，庞士伟向杨达昌提这个建议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就是想着一旦杨达昌去承包红安县农机厂了，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老婆段诗芬安排进去。段诗芬现在已经落实县城户口了，但是并没有落实县城工作，这事情成了庞士伟的心病，杨达昌知道。杨达昌对庞士伟说，是不是去红安投资到时候再说，一旦资金落实，公司的事情就会很多，你可以先把弟妹接到深圳了，先到公司帮忙，等将来真打算去红安办厂了，正好可以派弟妹去张罗。这是庞士伟最想听的话。杨达昌这话说的比庞士伟心里想的还要好。可是，这一切是否梦想成真，最关键的还是看那一个亿资金什么时候到位。 庞士伟完全泡在投资咨询公司那边，天天盯着这件事情。由于庞士伟盯得紧，投资咨询公司不得不优先为他们制作商业计划书。要说这个《商业计划书》，做得确实不含糊。中、英文对照，配彩色照片，精美装订。不仅庞士伟看了高兴，杨达昌看了也认可，当场爽快地支付了制作余款。看着精美绝伦的《商业计划书》，庞士伟仿佛看见了一亿美金的票子，看见杨达昌接受他的建议果然去红安开工厂了，看见他老婆段诗芬当了厂长，英姿飒爽地指挥着工人日夜加班，抓紧生产，完全是一副都市成功女性的形象，看得庞士伟舒心，非常自豪，自豪地向旁边人介绍：这女厂长是我老婆。 “不是！”女厂长段诗芬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你老婆了！”庞士伟吓了一跳，醒了，发现原来只是一场梦。尽管是做梦，但庞士伟还是有些不安。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梦，预示着可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难道真的是自己的老婆变心了？假戏真演了？应该不会。庞士伟又想，都两个蛙崽的妈妈了，还能蹦腾个什么花样来？不想啦不想啦，庞士伟最后想，还是先做工作，把资金落实最重要。按说商业计划书完成之后，下一步就该进入实质性招商引资工作了。但是，此后的进展却相当缓慢，并且越来越缓慢。庞士伟一如既往，天天去，天天去打探消息，天天去催促对方尽快为他们拉来那一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刚开始还不错，几乎天天有好消息。今天说资料他们已经寄到国外了，明天说国外财团非常重视，正在开会研究，后天说马上就要通过了。闹得庞士伟晚上做梦都在数钱，数着交给村长，让他还给乡亲们，而且由于数目足够，所以不仅还了本金，而且还额外给了乡亲们一些补偿，乡亲们都很高兴，一个个喜笑颜开并且竖起大拇指，夸奖庞士伟有出息、够义气，而庞士伟则得意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着谦虚话，说应该的、应该的，有富共享、有富共享。但是，美梦之后，并没有见到国外的美元。庞士伟再次跑去问，对方答复说这一家财团内部出现了一点问题，现在另外换了一家国际财团，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对这个项目更加感兴趣，意向投入更多的资金，这次不是一个亿美元啦，而是三亿美元！ 说得庞士伟又沸腾几天。不用说，杨达昌的心情也跟着庞士伟一起起伏，因为他们现在命运一体，同舟共济，一荣具荣，一毁具毁。好在对方画了一个更大的饼子，给了一个更大的希望，所以，他们的美梦还在继续。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时间一长，杨达昌和庞士伟都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对劲，但他们谁都不愿意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仿佛只要不捅破，希望就还在，一旦捅破了，就彻底绝望了。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选择绝望呢？ 这时候，天天跟踪此事的庞士伟发现了猫腻。他发现对方同时接纳很多这样的业务，对每个想融资的企业都说差不多一样的话，而且都要求别人做《商业计划书》，并且都必须委托他们做。庞士伟私下算了一笔账，每份《计划书》10万人民币左右，10份就是100万左右，加在一起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从来都没有为任何一家企业引到一个铜板，于是，庞士伟基本上认定这是一家以引进国外资金为幌子，其实是赚取咨询费、考察费和《计划书》制作费的骗子公司，而且，骗你没商量，因为他们很在行，当初签定的所谓合作协议书也是对方一手包办的，陷阱早就挖好了，其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对引资不成功承担后果的条款。庞士伟感觉是自己骗了杨达昌一样，没有脸面再在公司做下去了，只好自己悄悄地离开。 第六章 生死一念 离开杨达昌的畅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后，庞士伟立刻流落街头。当初他跟杨达昌来深圳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离开杨达昌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去领工资，所以现在身上仍然分文没有。庞士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也不知道天黑之后睡在何处。 站在深南大道的人行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庞士伟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幸福。就是那些来去匆匆的打工妹，起码还有地方吃饭和睡觉，还有家可以回，而他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么想着，庞士伟就想一头擂下去，死了算了。他想起奶奶的话，奶奶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人活在世界上原本就是来受罪的。庞士伟不懂，既然明知道人在世界上是受罪的，干吗还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干吗还要拼命地活着呢？如果活得好，享福，还可以理解，而象他这样，从小吃苦，长大继续吃苦，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一单编织袋生意赔得精光，还欠一屁股债，有家不能回，到深圳后继续倒霉，不仅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还祸害了老杨，真是对不起人，还活着有什么劲呢？这么想着，庞士伟就决定从天桥上一头擂下去了。庞士伟双手撑在栏杆上，只要他的双腿微微一弯曲，然后猛地一蹬，再双手一用力，就可以越过栏杆，纵身跳上深南路。 他已经想好了，为了保证死得利索，就应该头先落地。这也不难办，只要在纵身跳出去的那一刻，脚故意绊一下栏杆，产生一点阻力，就可以保证头朝下脚朝上了。庞士伟对着深南大道上的车水马龙无奈地笑了笑，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憋住气，双腿开始弯曲，剩下的就只有双腿使劲一蹬双手配合一用力了。“等一下！”突然，庞士伟听见离他很近的地方一声尖叫。由于离得太近，并且叫声太响，令庞士伟不得不愣了一下。这时候，一个女孩已经抓住了他的胳膊，抓得死死的。女孩一头是汗，神色紧张，眼睛里充满恳求。 “大哥，你不能这样。”女孩说。庞士伟感觉自己在做梦。他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跑出一个女孩，而且这个女孩阻止了他的纵身一跃，并且现在还死死地抓住他，求他不要自杀。这时候，已经围了一圈人。这些人并不是从深南大道两边专门跑过来的，而是本来就从天桥上面经过的，现在碰到这种情况，自然停下脚看着庞士伟。由于过路人并没有紧贴着他，而是保持一段距离，大概一两米的距离，所以，就自然把庞士伟和那女孩围在中间。庞士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同时也清醒过来，知道这不是做梦，而是他要从天桥上跳下去，可惜被女孩喊住了，现在又被女孩紧紧抓住了，加上围拢了这么多人，他再想跳下去是不可能的了。 庞士伟想挣脱女孩，试了一下，但没有成功。主要是他没有使太大的劲，不忍心对一个女孩使太大的劲。不好意思使太大的劲。“谢谢，我没事。”庞士伟说。前面“谢谢”两个字显然是对女孩说的，所以在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还盯着女孩。后面三个字既是对女孩说的，同时也是对周围人说的，因为他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还抬头看了看大家，并且露出一点微笑。大家见没事，松动了一些，有些人已经离开，继续赶路。女孩的手稍微松动了一些。不知道同样是不好意思，还是相信了庞士伟的话。 “真没事，”庞士伟笑着对女孩说，“你以为我想自杀呀？不是。你误会了。但我还是谢谢你！”庞士伟这样一说，周围的人就觉得更加没趣了，有人小声骂了句“神经病”，更多的人则相继离去，甚至还有一两个人起哄，嘲笑女孩多管闲事。这时候，女孩的手已经完全松了，但眼睛仍然死死盯着庞士伟，似乎仍然不信，起码不完全相信。“真的没事，”庞士伟以更大的幅度甚至是有点玩世不恭的笑容对女孩说，“我逗你玩的。” 说完，没等女孩反应，庞士伟摆脱女孩，分开人群，大步流星地朝深南路的一侧走去。庞士伟走得很快，似乎有什么急事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只是想赶快离开。离开女孩，离开周围的人，离开天桥，离开人们的视线。但是他也不能跑，只能走，因为一旦跑起来，反而更加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只能走，大步流星地走，尽量假装从容不迫，其实速度很快。 庞士伟下了人行天桥后，迅速沿着深南大道一侧向前走，一边走一边注意有没有一个巷子一类的入口。发现一个，立刻拐进去。然后赶紧小跑几步，把可能跟随他的目光甩掉，再在里面七拐八拐，感觉在天桥让围观他的人全部被甩掉了，，才再一个小区花坛的石阶上坐下来。双手伸直向前方，额头低在膝盖上，仿佛是在低头思故乡。 也确实是在思念故乡。庞士伟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感到后怕。怎么能想起来自杀呢？如果刚才不是那个女孩一声大喊，那么自己肯定已经纵身跳下去了，不是自己头朝地摔死，就是被飞驰而过的车辆撞死轧死。如果死了，那么两个蛙崽怎么办？老父亲怎么办？老婆段诗芬怎么办？自己欠乡亲们的钱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不打算偿还了？或者是让自己的娃崽替自己偿还？这不是害娃崽吗？这不是太自私了吗？ 太不负责任了吗？不行，庞士伟想，我不能死，坚决不能死，我要活，一定要活，而且要活出一个人样来。这么想着，庞士伟就抬起来头。刚一抬头，就看见一张脸。就是刚才在天桥上拉住他的那个女孩的脸。怎么？没有摔掉？！庞士伟有些懊恼，同时又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有些感激女孩。女孩叹了一口气，笑了，递给庞士伟一瓶矿泉水。庞士伟这才感觉自己渴了，非常渴。庞士伟摆摆手，说谢谢，不渴。女孩笑得更加诚恳，把矿泉水瓶盖拧开，再递给庞士伟。庞士伟看着女孩，又看着矿泉水，喉咙蠕动了一下。 “喝吧，”女孩说，“不就是一瓶水嘛，没关系的。”说着，把瓶子又朝庞士伟面前递了递。庞士伟仍然有些犹豫。“喝吧，”女孩说，“我还有事求你呢。”“有事情求我？”庞士伟问。女孩点点头，表示是。庞士伟才接过矿泉水，眼睛看着女孩，嘴巴对着瓶口，咕噜咕噜一下子喝掉大半瓶，然后说：“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女孩露出了灿烂的笑，说：“麻烦你听我讲一个故事。”“听你讲故事？”庞士伟问。“对，”女孩说，“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只占用你5分钟时间。”“就这事？”庞士伟问。女孩点点头，使劲地点点头，表示是的，就这事。“好吧，”庞士伟说，“你讲，我听。” 女孩笑了。笑得更加灿烂。女孩开始给庞士伟讲故事。女孩叫陈静。甘肃人。去年这个时候被人贩子骗到深圳。说是在深圳有好工作，来了之后却被逼迫卖淫。女孩坚决不从，从楼上跳下来，居然没死，又跑到深南大道的天桥上，和庞士伟头先的想法一样，打算从那里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有成功，被深圳市义工联的一个义工大哥哥救下来。现在，陈静在一家家政公司做保姆，但因为这家主人经常出差，孩子也上了幼儿园，所以陈静的工作并不忙，有很多空闲时间，所以也加入了义工联，成为一名特区义工。她的义务工作就是帮助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她现在已经养成习惯，只要有空，就经常去那个天桥看看，一旦发现有人想轻生，立刻上前阻拦。 陈静因此还闹过不少笑话，有几次把没有想自杀的人也当成想自杀的人了，但她也确实拯救过两个人的生命，庞士伟算是第三个，但她不敢确定庞士伟是真想跳下去还是象他自己说的都她完。她宁可庞士伟是逗她玩，而不是真想从天桥上跳下去。听完女孩的讲述，庞士伟沉默了半天，说：“我确实是想跳下去的。”说完，庞士伟不看女孩，而是把眼睛看向别的地方。女孩则一直看着庞士伟，说：“那你一定只是偶然的想法，现在肯定不这么想了。” 庞士伟收回目光，看着女孩，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确实只是一时的想法，现在想起来真后怕，并再次谢谢女孩。女孩问庞士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帮助？说她一个人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他们义工联是个很大的组织，有很多人，如果庞士伟需要帮助，说不定他们就能给予帮助。庞士伟想了想，说暂时还不需要。女孩留下联系方式，说如果需要，随时联系。庞士伟说谢谢，认真记下女孩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并不是打算某一天寻求帮助，而是想着自己一旦状况改善，一定要请女孩吃饭，好好报答女孩。 第七章 深入虎穴 与陈静分手之后，庞士伟一个人来到深圳河边，看着流淌的河水，静静地思考。深圳河不如家乡的小河清澈，而且还发出阵阵恶臭。可庞士伟顾不得这些了。他早听说一些流落街头的人晚上会在人民桥下面的涵洞里过夜，他现在既然不打算死了，又不好意思接受女孩的帮助，就得找地方过夜。这时候来到深圳河边，可能是下意识地想在这里找一个暂时安身的地方。庞士伟坐在河边，回想起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切，恍惚经历了一场梦。不，应该说是两场梦。美梦和噩梦。他越想越不服气，怎么好好地就从颠峰跌入深渊了呢？ 越想，庞士伟就越恨那些骗子，恨搞编织袋的骗子，恨搞所谓国际融资的骗子。搞编织袋的骗子已经没办法找了，但是搞所谓国际融资骗子却还在啊，还在继续骗啊！如果自己真就这么死了，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为了自己，为了老杨，为了更多上当受骗的人，我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对，庞士伟想，既然连死都不怕了，还怕骗子吗？庞士伟站了起来，挺直腰，振作了一下，鼓起勇气，径直跑到那个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找他们算帐去了。还好，骗子公司还在。事实上，人家根本就没打算跑，为他这十万八万，搬家还不合算。再说，人家理直气壮，义正言辞，马上就叫来大厦管理处的保安，让他们把庞士伟轰走，还大言不惭地对庞士伟说：即便你真认为自己是受骗了，也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不能以违法的方式对付犯法。骗子竟然为庞士伟上起了法律常识课。 但是，庞士伟不傻，他已经有一次被骗的经验了，知道如果想通过司法程序拿回这十万元人民币，不要说不可能，就是可能，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到时候对方再给他来一个玩消失，连人都找不到了，法院怎么替他执行？庞士伟不理会对方的这一套，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接受骗子的建议，不用违法的方式对付违法，却可以用无赖的办法对付无赖。庞士伟坚决不走，轰走了再来。对方见文的不行，就来武的。花钱找来几个烂仔，对庞士伟实施武力威胁。要说这些烂仔和大厦宝安之间好象有默契。这边大厦保安把庞士伟从大厦里面轰到大厦门口，那边立刻就由烂仔对庞士伟连推带搡拳打脚踢，把庞士伟带到底下车库门口，说如果庞士伟再不走，就把他拖到底下车库里面弄死，然后装在汽车的尾箱送走，送到公海喂鲨鱼。庞士伟听了多少有些害怕。他觉得很奇怪，自己既然不怕从天桥上跳下去摔死被车轧死，怎么现在怕被烂仔弄死喂鲨鱼呢？这么一想，他又不害怕了。 等烂仔走后，庞士伟又继续进天安大厦，继续赖在骗子公司不走。于是，骗子公司又去叫保安，又去请烂仔，如此反复，保安和烂仔都不耐烦了。保安没办法，对住户的要求不能不受理，可烂仔不一样，他们与庞士伟并没有冤仇，不不可能真把庞士伟弄死，烂仔的杀手锏把人弄死，但他们显然不会真打算把庞士伟弄死，而主要是恐吓，把庞士伟威胁走了算完成任务，没想到真碰到一个不怕死的，当然也就不怕吓唬，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软硬不吃，骗子老板钱军顶不住了。钱军不怕打官司，就怕不讲理。 庞士伟这样一天到晚地闹，他没办法继续骗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公司没有办法继续营业了。所以，钱军答应当面跟庞士伟谈谈。老板说，在这单业务中，你个人有多大损失，我马上赔偿，但你必须保证再不来闹了。庞士伟不答应，要求全部赔偿，把畅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损失一次性赔偿。钱军当然不答应，说他们并没有违反合同，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如果引资成功，他们按百分之一提成活动经费，但并没有写万一引资不成要承担什么责任。“再说，”钱军说，“现在谁也不敢肯定我们就一定不能引来资金呀。”庞士伟说：“你不要骗人了！你说，到目前为止，你给哪个公司引进过哪一笔资金？” 钱军笑笑，说：“别激动。这是商业秘密，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你算老几啊，有资格检查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吗？再说，即便以前没有引进成功，也不代表以后也不能成功啊。说不定明天就成功了呢。”庞士伟真想上去给钱军两个大嘴巴。但是他忍住了。不是怕承担打人的后果，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出气，而是为了讨钱。不是为他自己讨钱，而是为杨老板讨钱。杨达昌对他那么信任，他不能辜负杨文场。所以，这时候庞士伟没有给钱军两个大嘴巴，而是坚定地回答：你明天引来资金我们也不要了，我们就要你偿还十万块钱。“那不可能，”钱军说，“这十万块钱是制作商业计划书的基本成本。这是事先说好了的，是有合同的。如果你们对商业计划书本身不满意，可以提出具体意见，只要合理，我们可以免费按照你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但要退钱是不可能的。” 庞士伟承认，骗子比他们聪明，从一开始就把退路想好了，如果现在真走司法途径，按照合同，说不定对方还胜诉呢。但是，庞士伟心里清楚，这绝对是一场骗局，“合法”的骗局，钻了法律漏洞的骗局，他决不妥协，只认准一个理：退钱。钱军实在没有想到遇到一个比他更不讲理的人，也深感一直这样陪他纠缠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换上一副面孔，请庞士伟先吃饭，吃过饭再说。说实话，庞士伟还真饿了，饿得厉害，毕竟，他整整一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是刚才一激动，忘记了饥饿，现在经老板一提醒，立刻就有点饿得受不了的感觉。行，庞士伟想，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等吃饱了，精神足了，再与你缠，反正抱定了要打持久战的思想，如果天天能管饭，最好。两个人吃饭的时候。钱军说：“看你对老板这么忠心，佩服。不如跟我做算了。杨达昌那里给你多少工资，我就给你多少，而且，每笔业务都按百分之二十提成。” 庞士伟当然不答应跟他们做。跟他们做就等于是跟骗子做。庞士伟现在最恨的就是骗子，他怎么能充当骗子的帮凶呢。但是，等吃饱了之后，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着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活着，怎么能消灭这些骗子？眼下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老杨那里不好意思回了，难道真的去住涵洞？就是真住涵洞，吃什么？总不能吃涵洞啊。再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脆就在他们公司干一段时间，等把他们地雷的秘密全部掌握清楚之后，再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不是更好？想清楚之后，庞士伟假装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反正我也不好意思回畅达公司了。 “这就对了，”钱军兴奋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一个打工的，管老板那么多事情干什么。跟着我，保管你吃不了亏。再说，什么叫骗？做成功了就不是骗，做不成功就是骗。”庞士伟没说话，心里想：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做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国际财团！你们根本就是骗。虽然没有说话，但钱军似乎看出庞士伟心里的想法。这时候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冲着庞士伟笑笑，说：“就算我们是骗，还不是骗那些天天盼望天上掉馅饼的贪财鬼？我骗过打工妹吗？骗过农村进城卖菜的老太太了吗？”听了如此言论，庞士伟不知道是获得了一些认同，还是为了麻痹骗子老板钱军，总之，他认真地点点头，开始了自己的“虎穴”生涯。 第八章 与老杨消除误会 对庞士伟的突然出走，杨达昌很诧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损失十万块钱的事情看成是庞士伟的错。事实上，杨达昌也根本就没有觉得那是错，更没有认为那是一场骗局。相对于引进一个亿美元的操作来说，花十万块前做前期工作实在是太小意思了。所以，他不明白庞士伟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 杨达昌还派人出去找过，但深圳那么大，茫茫人海上哪里找一个并不高大的庞士伟？他们当时把寻找的重点放在火车站，杨达昌认为突然出走的庞士伟回家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在杨达昌面前念叨过家，念叨过老父亲和两个孩子，念叨过老婆段诗芬，说他老婆段诗芬虽然实现“农转非”了，但并没有找到工作，而且因为他的原因，搞得老婆现在有家不能归，住在娘家，他绝对自己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家人。所以，老杨判断庞士伟一定是回老家了，指示手下的人重点在火车站附近寻找。 结果不用说，当然是没有找到。老杨仍然不放心，往庞士伟的老家写了一封信，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回信。又过了一段时间，回信没有等到，却等来一个他做梦也没有等到的消息，说庞士伟突然离开他们公司后并没有回湖北老家，而是去了天安大厦那家投资咨询公司工作了。一开始杨达昌不信，但说的人非常肯定，说是对方公司内部传出的消息。这下，杨达昌将信将疑了。毕竟，两家公司曾经打过交道，双方公司的雇员也都成了熟人，之间有交往，传出的消息应该没有假。直到这个时候，杨达昌才有所警觉。把前后事情联系起来一想，基本上就认定所谓招商引资一个亿美元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骗局，目的就是骗取十万元所谓的商业计划书制作费。并且杨达昌推断，这场骗局的主角就是庞士伟。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杨达昌还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突然去了位于天安大厦的那家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杨达昌一进该公司，马上就看见了庞士伟，但庞士伟一见到杨达昌，立刻就回避了。杨达昌更加认定是这么回事了。他心里非常气愤，庞士伟的表现太令他失望了。不过，杨达昌当时并没有声张，而是借口说又有一家公司答应为他们引进资金，所以他来讨要几本以前制作好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就走了。杨达昌虽然认定这家公司是骗子公司，认定庞士伟本人就是骗子，但他并没有去报警，主要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吃亏上当了，主要责任在自己，现在回头一想，一个亿美元是说引进就能引进的吗？以什么名义引进？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是不是样跨国借贷？如果不允许，那么资金通过什么途径进来？ 又通过什么途径打进公司的帐？这么问题全部都没有搞清楚，就瞎忙一阵，还花钱去制作所谓的商业计划书，所以，杨达昌想，千错万错，主要是自己错。现在自己关键是要接受教训，而不要想着去报复别人。杨达昌设想，即使自己去报警，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不会追讨回自己的损失，除了丢人显眼和得罪人之外，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杨达昌没有想明白。他不明白庞士伟是跟他到深圳来之后才成骗子的，还是以前就一直是骗子。如果以前一直是骗子，那么，上次在巩县的那场骗局是不是也是他参与的？庞士伟是不是在其中当“骗托”？如果那样，杨达昌想，那么庞士伟这个人也太能骗了。 杨达昌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想弄清楚事实真相并不容易。杨达昌想，要不要直接找庞士伟问问？问他就能说真话吗？说了真话我相信吗？杨达昌没有主意了。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庞士伟主动和杨达昌联系了。这又一次完全出乎杨达昌的意料之外。 大约天生就是劳苦命，庞士伟虽然是打算掌握证据才答应在骗子公司上班的，但一旦真工作起来，还是积极认真，交代给他的任务总是能提前完成。关键是他眼睛里面有活，不管是份内的事情，还是份外的事情，他都能看得见，而且看见之后立刻就做。比如饮水机里面的水没有了，其他员工发现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叫：没水啦。但庞士伟不是，庞士伟见到饮水机里没有水了，从来不叫，而是自己动手给换了。 还比如花瓶里面的发财竹生毛茛了，他不声不响地把它们从花瓶里面取出来，从下面把长着毛茛的老根子剪掉一节，然后换水，并且顺便把瓶子里外清洗干净，装上半瓶干净水，再把修剪好的发财竹重新插进去。再比如中午吃盒饭，吃完之后，他主动拿两张旧报纸，把大家的饭盒包在一起，送到消防楼梯拐口旁边的楼层垃圾桶里。正因为如此，大家都一致认定庞士伟是个老实人，勤快人，所以当别人跟客户谈业务的时候，庞士伟主动帮着倒茶添水大家都觉得非常自然，都没有想到他这是在收集证据。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几乎每天是第一个来上班，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最后，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公司大门的钥匙自然而然地由庞士伟保管了。 由于这些便利，庞士伟很快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家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根本没有所谓的国外热钱在请他们寻找国内的投资项目，所谓的《商业计划书》也是从网上下栽的，固定格式，只要按照不同的公司填写上不同的项目即可，制作成本充其量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把任何一本《商业计划书》寄给任何一家所谓的国外财团，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给委托单位做样子。更有甚者，对于很多内地的公司，他们除了骗取《计划书》的费用外，还煞有其事地去进行所谓的“考察”，不仅报销往返差旅费，而且还要支付“考察费”，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都出面接待，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场空，耽误了人家宝贵的时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把有些本来可能很有前景的好项目给整黄了。庞士伟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就打算向有关部门举报，但到底向那个部门举报，他并不知道，还在私下悄悄地打听。 正当这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当中，杨达昌突然造访，几乎让他的全部计划前功尽弃。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庞士伟并没有告诉杨达昌。刚开始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做，只想到没脸见杨达昌，不能在杨达昌的公司干了，甚至从杨达昌的公司不辞而别之后，还差点跳天桥擂死自己，所以自然就没有跟杨达昌说。后来到骗子公司闹，也是临时想起来的，事先并没有计划，当然也不可能告诉杨达昌。最后为了掌握证据，接受骗子老板的建议，到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上班，也是被逼到那个份上了，事先并没有想到，更不可能对杨达昌说。再说，即便是对杨达昌说，能说清楚吗？杨达昌能相信吗？假如杨达昌真相信了，万一传回来，他这个深入虎穴的计划还能进行下去吗？ 所以，自从他离开杨达昌后，就一直没有与杨达昌发生过任何形式的联系。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骗子老板对庞士伟一直没有任何的怀疑，还以为他已经“化敌为友”了呢。所以，那天庞士伟在公司里突然看见杨达昌，庞士伟非常吃惊，很担心事情败露，所以不得不与杨达昌联系了。庞士伟一见杨达昌到公司来，马上就意识到是杨达昌有所察觉了，而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是要两本《商业计划书》这么简单，如果是要《计划书》，还用得着一个老板亲自跑一趟吗？ 所以，庞士伟当时非常担心，担心这时候如果杨达昌在中间插一杠子，那么他的深入虎穴计划就前功尽弃了，因此他必须立刻去找杨达昌。杨达昌见庞士伟主动来找他，并没有吃紧，因为他相信当时庞士伟也看见了他，知道自己的事情败露了，干脆来主动请罪。杨达昌不打算接受庞士伟的请罪，也就是说不打算原谅他，但也不打算找他算帐。杨达昌的观点是，如果是被偷了被抢了，应当去报案，但如果是被骗了，主要是怪自己，所以不必去报案，报案也没用，还被人家笑话。杨达昌当时的想法是从此以后不跟庞士伟这种人来往就是。没必要交这样一个朋友，但也不必结一个仇人。 所以，当庞士伟主动找到杨达昌的时候，杨达昌不冷不热，看着他，等庞士伟自己说话，并且他已经想好了，一旦庞士伟说完，他就会问：说完了没有？如果庞士伟说“说完了”，那么杨达昌立刻就说：说完你走吧，拜拜。但是，庞士伟并没有说话。庞士伟知道杨达昌肯定是误解了，而且误解得非常深，所以，他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庞士伟见面就请杨达昌下楼。杨达昌想了想，相信凡是骗子一般都不轻易动武，再说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是他辜负我，我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即便庞士伟真是彻头彻尾的超级大骗子，这时候叫他下去一定不是对他下黑手，而是要对他说什么话，并且这话不方便在公司说，只能出去说。杨达昌也想知道庞士伟到底对他说什么，所以，想了想，稍微犹豫了片刻，杨达昌跟着庞士伟下楼。在下楼的过程中，庞士伟就对杨达昌说了。 说杨达昌我对不起你，让你受损失了，那家公司根本没有什么国外大财团的狗屁美元，完全是骗子，骗咨询费和商业计划书的制作费。杨达昌不做声，心里想，我早知道了，不要你对我说，但是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原谅你。骗谁你也不该骗我呀！庞士伟见杨达昌没做声，就继续说。说我知道你肯定误解我了，以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其实我不是。杨达昌仍然没有说话，脸上还露出鄙视，心里想，你当然这么说。 “你不相信没关系，”庞士伟说，“我马上就让你相信。” 杨达昌疑惑，不知道庞士伟怎么样能让他马上相信。说着，他们已经来到楼下。庞士伟把杨达昌带到路边电话亭，对杨达昌说：“我去他们那里上班的目的就是想掌握证据。现在证据掌握了，我要向公安局报告。” 说完，当着杨达昌的面，拨通了肖大队的电话。他已经打听好了这件事情归经侦大队管，并且知道经侦大队肖大队长的电话号码。电话打完，两个人都不说话，相视了好长时间，杨达昌伸出手，按在庞士伟的肩膀上，使劲往下按。庞士伟没有忍住，两行眼泪溲溲就掉下来。 第九章 无奈的选择 庞士伟当着杨达昌的面打完那个举报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钱军的骗子公司。不仅仅是怕受牵连，主要是实在不想再见到骗子老板。杨达昌劝他还是回来做。庞士伟思考了半天，摇头，说不行。杨达昌问为什么不行？庞士伟说两个公司太熟悉，我在你这里做，不仅自己不安全，说不定还要连累你。杨达昌想了想，也有道理，经济诈骗毕竟不是杀人放火打劫贩毒，听上去不是那么罪大恶极，说不定关几天就放出来，还是要小心为妙。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杨达昌问。庞士伟又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怎么办，只好苦笑，摇头。 “先吃饭，”杨达昌说，“边吃边聊。” 二人坐下，不知道是喜还是忧，或者是有喜也有忧，但不管是喜还是忧，还是有喜又有忧，最后的结果是一样，就是要喝两杯。三杯酒下肚，话多了一些。庞士伟把他怎么离开畅达公司，离开后怎样想到自杀，然后又怎么被一个叫陈静的小女孩救下，最后怎么样想到去找骗子老板钱军算账，以至于最后怎么在骗子公司上班的情况对杨达昌仔细说了一遍。杨达昌听后很感慨，说自己还差点误会了庞士伟，并说这个叫陈静的小女孩真不错，你不要忘记人家。庞士伟说是，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感谢。 “干吗要等以后？”杨达昌说，“现在就可以啊。你不是说她在家政公司上班吗？” 庞士伟点点头，表示是。 “那就是当保姆。”杨达昌说。庞士伟再次点点头，承认是。 “到我这里随便当个文员，不是比当保姆强？”杨达昌说。庞士伟想了想，说也是，但他不好意思麻烦杨达昌。杨达昌说此话差矣，你这不是麻烦我，是帮我推荐人才呢。庞士伟没有说话，他不明白一个小保姆怎么就成“人才”了。老杨借着酒劲说，人才不一定要懂高科技，也不是一定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更不是学历代名词，在我看来，凡是对我企业有用的人，就是人才。刚才你说的这个小女孩陈静，我看心眼就很好，对你一个陌生人都这么好，对企业一定忠诚，我看就是人才，最好的人才。这时候庞士伟也喝了不少，头晕晕的，但很舒服，很放松，他把陈静的联系方式交给杨达昌，说行，如果你觉得她确实是人才，那么你自己找她吧。杨达昌接过纸条，先认真地看了半天，然后小心地放在钱包里，和自己的身份证放在一起，还对庞士伟说谢谢。然后，他们继续喝酒，并且还是回到老话题上，杨达昌问庞士伟今后有什么打算。谁知道这么一问，把本来轻松的气氛又问沉重起来。庞士伟并没有今后的打算，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联想到自己本来大小还是个老板，现在却被骗子弄得身无分文，有家不能归，有老婆不能见，越想越痛恨。恨自己，更恨骗子。既恨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的那个河南骗子，也恨骗杨达昌的这个钱军骗子。他恨天下所有的骗子。 “我有一种感觉，”庞士伟说，“深圳肯定还有很多骗子。” “那肯定，”杨达昌说，“讲起来你可能还不相信，你走过之后，又有好几家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主动来找过我，说的话居然与钱老板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听得我都好笑，所以才确信钱老板也是骗子的。” “什么钱老板，”庞士伟说，“是钱骗子。” “那是，”杨达昌说，“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骗子？” 庞士伟喝酒，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要是出现一个‘打骗王海’就好了。”杨达昌说。庞士伟怔了一下，杯子悬在空中，没有往嘴巴上送。 “不行，”杨达昌自问自答地说，“打假利用的是商家‘查一罚十’的承诺，所以打假有回报，能成为职业，而骗子公司没有一个打出‘骗一罚十’的招牌，所以，反骗没有回报，因此不能成为职业。” 庞士伟仍然没有说话，但是也没有喝酒，而是在想，使劲地想。 “也不一定。”庞士伟说，“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公司被骗子骗了，有人帮你把骗子找到，挽回了损失，你是不是愿意给这个人一定的回报？” “愿意，”杨达昌说，“我愿意，当然愿意。别说能挽回损失了，就是没有挽回经济损失，单单就是帮我把骗子抓住了，给我出了气，也愿意给点——” 突然，杨达昌不说话了，也像庞士伟那样，怔在那里，而且眼睛定格不动，渐渐露出兴奋。 “这事能干呀！”杨达昌叫起来。 “干！”庞士伟举起杯子，和杨达昌碰了一下，然后一仰脖子，干了。然后，他们俩谈了细节。杨达昌说，你可以试试，生活费不用发愁，我先给你一些。庞士伟先是不肯接受，后来又觉得不能饿着肚子去打骗，最后当然是接受，但声称一旦有钱，立刻归还等等。 “你明天去报个案。”庞士伟说。 “报什么案？”杨达昌问。 “就报这十万块钱《计划书》制作费的案。”庞士伟说。杨达昌没有说话，显然是不明白。 “我今天不是举报了嘛，”庞士伟说，“等公安把案破了，退回诈骗款，你就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杨达昌听了仍然没有说话，他想了想，觉得不行。即使案子破了，也追不回来多少钱，钱骗子骗了那么多家公司，能退给我的能有多少？而一旦报案，就相当于是我检举揭发了钱骗子，为这两个钱，不值得。但是，再往深一想，庞士伟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肯定是不好意思坦然地接受生活费，所以才想让我挽回一些损失。想到这里，杨达昌就假装爽快地答应了。 “好，”杨达昌说，“管他呢，挽回一点是一点。” 庞士伟终于露出笑容，再次爽快地举杯，和杨达昌干。当然，干也有“干”的意思，表示他决定“干”职业打骗这一行了。 第十章 万事开头难 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却发现相当艰难。庞士伟没有专门抓骗子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骗子，等到他专门想抓骗子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骗子都像是商量好的，全部隐藏到地下，没有一个站在那里等他抓。庞士伟给杨达昌打电话。他们已经说好了，虽然不经常见面，但电话还是可以经常打的。庞士伟在电话中把自己的苦恼说了。杨达昌安慰他说，万事开头难，只要你做成了一单，后面的就好做了。庞士伟听了将信将疑，说我不是已经做了一单了嘛，怎么没有见好做呢？杨达昌说那不算。你举报钱老板，不是你主动去找骗子的，而是骗子主动来骗我们的，不算，你现在缺乏的是自己主动发现骗子、找到骗子的经验。庞士伟一想，杨达昌说的有道理，可我问的不就是哪里能找到骗子吗？杨达昌想了想，有了主意。说你走过之后，不是又有几家公司来主动说帮我联系国外资金的吗？我看这几家公司就是骗子。 “对对对，”庞士伟高兴起来，“那你赶快把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 杨达昌说没问题，我马上派人送过来。庞士伟说不麻烦了，你说，我记就行。杨达昌说还是送吧，还有你的一封信。 “我的信？”庞士伟想象不出有谁会给他写信，更想象不出谁会把给他的信寄到老杨的公司里。 “看到你就知道了。”老杨说。庞士伟把约会地点安排在肯德基。这里看上去热闹，但人员成分不复杂，主要是小朋友和带小朋友的家长，所以相对安全。庞士伟在肯德基里面找个位置坐下，没有等一会儿，给他送东西的人就来了。庞士伟一见，有些吃惊，也有些激动，来的人竟然是陈静。 “怎么是你？”庞士伟问。 “怎么就不能是我？”陈静调皮地一笑，反问。庞士伟说正好，我要谢谢你，请你吃肯德基吧。陈静说吃就免了吧，我刚吃过饭，我们一人喝一杯饮料吧。庞士伟说好，随即起身去柜台买了两杯饮料过来。是两杯可乐。一大一小两个纸杯子，纸杯上有塑料盖子，盖子上面插着吸管。庞士伟把大杯子递给陈静，小的留给自己，并向陈静解释说，他不习惯喝这种东西。陈静接过大纸杯，说谢谢，然后把老杨给他的东西交给庞士伟。是一个封口的大信封。陈静说，老板交代了，等回去再打开。庞士伟说好，把大信封收好，然后说谢谢陈静。陈静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呢。庞士伟说不是谢今天，是谢那天，那天你在天桥上救了我。 “那也不用谢，”陈静说，“那也是我的工作。义务工作。” 庞士伟笑了。笑得很开心。 “要说谢，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呀。”陈静说。 “谢我？”庞士伟问，“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帮推荐了这份好工作啊。”陈静说。 “这个…这个其实不是我推荐的，”庞士伟说，“是杨老板自己说你是人才的。” 接着，庞士伟就把那天他和杨达昌在一起喝酒说的话对陈静学了一遍。 “那我也要谢谢你，”陈静说，“如果不是你，杨老板也不会认识我呀。” “这工作你喜欢？”庞士伟问。 “当然喜欢。”陈静说。 “为什么？”庞士伟问，“是不是工资高一些？” “这倒不是主要的，”陈静说，“主要是这里能学到东西。我才这么年轻，总不能当一辈子保姆吧。” “那倒是，那倒是。不过……”庞士伟言欲又止。 “不过什么？”陈静问。眼睛里充满信任。 “不过眼下畅达公司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我担心……”庞士伟不知道该怎么说。 “没关系的，”陈静抢着回答，“做一天是一天，我在这里积累了经验，学到了东西，即使离开畅达公司，将来到其他公司也好找工作。再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再回头当保姆，深圳这么缺保姆，我不愁找不到工作。” 庞士伟忽然发现，陈静是个非常乐观的女孩，起码比他自己乐观。遭遇过那么大的打击，对自己的未来一点也不担忧，还想到学习，参加义工做好事，真的不错。庞士伟舒了一口气，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嘱咐陈静不要对别人说到他。陈静说知道，杨老板交代过了，要严格保密。庞士伟开心地笑了，要她多保重，让陈静先走。等陈静走了之后，庞士伟才象地下工作者那样，先是警惕地朝四周观察一番，然后才突然起身，出门，向右走，再向右转，多拐了几个弯，来两个折返，才回到住处。 进了房间，庞士伟打开大信封，里面是三个小信封。其中一个装着钱。庞士伟数了数，正好一千块。庞士伟掂在手上愣了一下，然后装在自己钱包里。另一个信封里面是几张名片，就是那几个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的人留下的名片。既有业务经理自己的名片，也有所谓的公司老总名片，不知道是老总亲自出来跑业务了，还是公司业务员带着老总的名片出来接业务。庞士伟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收好。最后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封”，因为它原本就是一封信，一封别人写给杨达昌的信。连信封带信瓤。信封上写着“深圳市畅达新技术开发公司杨达昌同志收”。老杨的信？庞士伟糊涂了。既然是老杨的信，他为什么说是我的信？为什么让陈静送来给我？庞士伟把信举在手上，疑惑地端详起来。从上面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大字，到下面寄信人小字，一路认真地看下来。看着大字他没什么反应，因为刚才第一眼就已经看过了，地址是深圳市福田区某某路某某某号，某大厦，深圳市畅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收信人是杨达昌同志。虽然“同志”两个字在深圳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但庞士伟并没有觉得这样称呼有任何不妥，所以这个如今少见的称呼同样没有引起他的格外注意。但是，看到下面一行小字的时候，庞士伟有反应了。应该说是强烈反映。他眼睛一瞪，胸口一收，仿佛是突然碰见已经去世多年的老朋友。那行小字是：湖北省红安县盘龙乡龙掌村庞。这不是自己的家乡吗？难道是老父亲来的信？不是。父亲的字庞士伟认识。要么就是儿子写的信？更不是。儿子还不会写信。庞士伟来不及多想了，迅速拆开信。其实也不用他拆，信封本来就是开口的，早被人拆开过了。现在庞士伟所谓的拆信，其实就是把信瓤从信封里面倒出来。庞士伟迅速打开信瓤，倒过来看，就是先看末尾落款，然后才跳到前面看内容。一看落款，更是吃了一惊。因为落款是“庞德贵”，村长的名字。再看内容，知道这是一封村长写给老杨的信。信不长，勉强凑成一页吧。信上说：杨同志你好，我是庞士伟他们村的村长，叫庞得贵。和庞士伟是本家。某年某月你写给庞士伟的信收到。从信的内容看，庞士伟在你们单位做过，现在走了，走的时候没打招呼，你很着急，想找他。其实我们也想找他。如果你能找到他，叫他回来，回来给大家当面说句软话就没事了，老在外面躲着不是个办法。他婆娘虽然走了，但父亲和儿子女儿都还在村里，他能躲到哪里去？难道真就一辈子不回来了？信还没有看完，就模糊了。那一夜，庞士伟没有睡好。庞士伟几乎一夜没睡。说实话，他是想老婆，真想儿子，真想女儿，真想老父亲，真想村长和乡亲门。他也知道村里的风俗，相信村长说的没错。如果他回去，说句软话，说声对不起，乡亲们最多说两句难听的话，但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一切回到老样子，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可是，那是庞士伟所希望的生活吗？一天到晚看乡亲脸色，永远偿还不了乡亲们的集资，成天低着头，毫无希望，毫无生气，还不如死了算了。而如果继续留在深圳，则多少还有一点希望。即便不能保证东山再起，起码还能揭露骗子，戳穿骗局。即便不能追讨回自己的损失，起码还能减少其他人被骗机会，就当是象陈静一样，当义工吧。这么想着，庞士伟就坦然了，心里默念着“对不起”，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醒来，庞士伟就忙着打电话。但几个电话打过去，没有一个有人接。难道全是假的？凭常识，庞士伟也相信不可能全部是假的。再打一个手机试试，对方接了，问庞士伟找谁？庞士伟说找王总，王天地。对方说我就是王天地，你有什么事。庞士伟说我们公司有好项目，可就是缺少资金，听说您那边有办法，想问问。 “有有有，”对方说，“你是哪个公司？什么项目？” 对方这样一问，反倒把庞士伟给问住了，临时瞎编也没有这么快，只好说我也就随便问问，如果行，我上门拜访再详细谈。 “行行行，”对方说，“只要你们的项目好，我们引进国外资金没有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庞士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说你给我一个地址，等会我跟老板汇报一下，如果有兴趣，我再登门拜访。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对方说了一个地址。庞士伟一听，与名片上印的一样。 “这里呀，”庞士伟脱口说，“刚才我打电话过去怎么没有人接？” “刚才？”对方说，“还没上班呢。” 庞士伟一看表，还不到八点，自己都想笑，但是忍住了，马上解释是自己看错时间了，对不起。对方说没关系，早睡早起是好习惯，他也不愿意上午睡懒觉，并说他上午在公司，随时欢迎庞士伟光临等等。放下电话，庞士伟自己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一是笑自己起得太早了，这么早往人家公司打电话，当然没有人接。二是笑怎么所有的骗子说话都一个味道，热情，而且胆子特别大，还不知道我这边是什么公司，上什么项目，就一口气说了三个“没问题”，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情，我们的银行不早关门了。庞士伟洗脸刷牙刮胡子，故意消磨一些时间，等到快九点了，才给杨达昌打电话，把情况说了。杨达昌想了想，说这事情你可以干脆光明正大地做，就说是我公司的副总，说是我派你去的，反正是他们先找我的，当时我虽然并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但也没有把话说死，只说考虑考虑，所以你现在光明正大地去了解情况很正常。庞士伟说也是，反正也就是摸摸情况，能摸出来更好，没有摸清楚，长点经验，下次再应付这样的电话我就有经验了。放下电话，庞士伟立刻翻出以前在杨达昌公司时候的名片。尽管当时的名片上写着是项目经理，并不是副总，但庞士伟料想那个叫王天地的骗子老总也不会计较来者到底是副总还是经理。王天地的公司在万德大厦，市委的斜对面，位置相当不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有市委背景。进去一看，果不其然，公司四面墙上都挂着王天地与重要人物的合影。既有退休的老将军，也有当红的明星，闹不清楚是真是假。首先接待庞士伟的不是王天地，而是一位女士。女士不年轻，也不算很漂亮，起码在深圳这样高档写字楼里面算不上漂亮，但气质还不错，高高大大的，蛮大气，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让庞士伟不理解的是她的眼镜。女士戴了一副眼睛。眼镜很大，可不是戴在眼睛上，而是戴在头顶上，与电影上早年英国皇家飞行员的样子有点像，但也不全像，因为飞行员的眼镜是镶嵌在帽子上的，该女士的眼镜镶嵌在自己的头发上。另外就是飞行员的眼睛是无色的，而女士的眼镜是彩色的，咖啡色。庞士伟不明白大白天在写字楼里面头顶上戴一个大眼镜是什么意思，比较好奇，所以印象深刻。女士很大气地招呼庞士伟坐下，一面认真查验庞士伟的名片，一面与庞士伟说着话。问庞士伟是怎么知道他们公司的。庞士伟说他不清楚，是他们老板派他来看看，所以他就来看看。还说他来之前已经跟王天地总经理通过电话了，王总说好上午等他的。女士更加热情一些，说你面子真大，其实王总上很忙的，一大早来就打电话和接电话，并说王总现在正在接重庆市某领导的一个电话，联系国际财团赴重庆考察的事情。说完，怕庞士伟不了解，又补充说重庆成立了直辖市，马上就要迎来大发展，国外财团也看好这个机会，踊跃参与，但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不是很了解，所以委托他们新天地国际投资咨询公司负责接洽。庞士伟虽然已经认定他们肯定是骗子，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女士的话非常有说服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联系起来又像是很合乎逻辑，心里想，深圳就是深圳，连骗子都是高智商，难怪能租得起这么高档的写字楼。同时也暗暗感叹，这趟来的真值，要想职业反骗，除了决心和勇气之外，还必须在知识面上有所拓宽，如果对骗子说的东西不了解，很难看出其中的破绽。庞士伟正在想着和敷衍着，那边已经有一个人走过来，俯下身子，在女士面前嘀咕了两句，女士点点头，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庞士伟说：王总刚好有个空挡，可以抽时间和您面谈几分钟。然后一再强调，只有几分钟。庞士伟跟着女士进入一个包装考究的办公室，老总正好放下电话，然后低头在台历上写了几个字，才抬头对庞士伟打招呼，说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这时候，女士已经把庞士伟的名片呈上去，老总扫了一眼，然后非常专注地盯着庞士伟，问他们开发的是什么项目。庞士伟由于事先已经得到杨达昌的首肯，觉得没有必要隐瞒，把杨达昌的项目说了。庞士伟还没有说完，王天地就说：“好好好！这个项目非常好！我早听说过这个项目，原来是你们做的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项目非常好！国外资本最乐意投资中国基础建设项目和能源环保工程。” 女士见他们谈得热烈，就知趣地退出去了。女士走后，王天地继续说，但是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不用听就知道是说他可以为这个项目引进资金的事。说实话，当时庞士伟大脑里不断出现两个字——“骗子”，所以，耳朵竟然有些背，只看见王天地的红口白牙一张一合，并且在视觉上有所放大，感觉满眼都是王天地的嘴巴在动，对它发出的声音倒不是很在意了。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词汇刺激了庞士伟的听觉神经，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庞士伟听到了“商业计划书”几个字。 “多少钱？”庞士伟问。问完就后悔，发觉自己多嘴了。这样多嘴有自作聪明的嫌疑，很容易引起对方的警觉。庞士伟相信，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是装傻，而不是显露自己的聪明。果然，对方一愣，大约是没有想到庞士伟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打乱了王天地表达的节奏。不过，他很快就调整过来，解释说，作为企业，他们当然要经济效益，但他们主要看重的是业务费，也就是按实际引进资金数量提取的费用，至于前期工作，比如制作《商业计划书》，只收成本费就行了。庞士伟决定亡羊补牢，从现在开始装傻，而且是假装不懂装懂那样的超级装傻，所以，听了王天地的解释后，没有继续追问《商业计划书》的制作成分是多少，而是假装被王天地转移了注意力，问：是实际到账才提取费用吧？ “是是是，”王天地说，“那肯定。” 庞士伟又问了提成比例和《商业计划书》的制作成本，果然和上回钱老板那边情况大同小异。这时候，庞士伟估计已经超过半个小时，远远超过眼镜女士一再声称的“只有几分钟时间”，心里想，假话毕竟是假话，无论怎么周全，总有破绽。但庞士伟也怕自己言多必失，所以说他要赶快回去向老板汇报，告辞。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庞士伟才发现眼镜女士并没有说谎，王天地老总果然是日里万机，此时的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就堵着几个人。但是，这几个人的脸色并不好，不像是上门求办事的，倒像是堵门讨债的。再看旁边的女士，尽管还是显得那么大气和有派头，但看庞士伟的眼光与半个小时之前完全不一样，主要是缺少自信，有故意躲闪的痕迹。庞士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不动声色，假装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略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个招呼，然后迅速离开。因为他相信此时眼镜女士最希望他迅速离开。但是，出去之后，又突然停下来，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果然有争论声。庞士伟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刻到楼下找到一个电话亭，熟练地拨打经贞大队肖勇亮的电话。肖大队也不含糊，竟然立刻就听出是庞士伟的声音，甚至还说到要给他奖金的事情。庞士伟当然高兴，但听说要填表和核对身份证，愣了一下，说那就以后再说吧。不用说，这个所谓的新天地国际咨询公司很快就被肖勇亮带人来打掉了。此后又有了第三、第四单。庞士伟虽然还没有兑现经济收入，但心情是愉快的，而且，在肖大队那里，“通灵人”的品牌也渐渐确立，只要他电话一响，肖大队立刻行动。不过，好景不长，杨达昌手上有名片的这几家骗子公司打掉之后，庞士伟又不知道往下该怎么进行了。 第十一章 他想到了打退堂鼓 一连几天，庞士伟瞪着大眼找骗子，但骗子脸上并没有写字，所以毫无进展。庞士伟有些想打退堂鼓。他感觉自己的力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不如找到肖大队，亮明身份，填表，核对身份证，然后领取奖金，先休整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再考虑。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必须对杨达昌说。事实上，他好几次几乎就开口说了，但话到嘴边上，就是出不了口。说白了，他不想被杨达昌小瞧。当初说要搞职业反骗的时候，那么雄心勃勃，为了做长期打算，甚至连公安局给的奖金都不去领，还搞出一个什么“通灵人”的绰号来，难道仅仅是把几个手上掌握的骗子打掉就罢手了？那还算什么“职业反骗”呢？庞士伟不好意思说。但这事必须跟杨达昌说。因为这几个月的费用都是杨达昌出的，相当于反骗成果是他和杨达昌共同拥有的，他现在想不做就不做吗？庞士伟约杨达昌见面。他们之间说好了尽量不见面，所以，庞士伟一提出要见面，杨达昌就知道有重要事情，同时为了尽量避人耳目，他们把约会地点约在溪涌，那里离市区远，也安静。虽然才分别一个月，却好象过了几年，彼此非常亲切。坐下之后，庞士伟还没有说话，老杨就先问：怎么，是不是想先回去看看？庞士伟愣了一下，不晓得该怎么回答。老杨接着说，回去一下也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再回来。庞士伟继续发呆，或者说是在紧急思考，仍然没有说话。老杨这时候显得非常善解人意，说，如果不方便回村里，起码应该回一趟红安，见见弟妹。弟妹现在还住在娘家？这下，庞士伟不是发愣了，因为他眼珠子转起来，转得很快。是啊，他想，和老婆这一分别快半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当初他们为了确保段诗芬顺利实现“农转非”，所谓的离婚协议上写着儿子女儿都判给庞士伟，原想等到完成“农转非”了，再复婚，然后再一步步想办法把儿子和女儿的户口迁到城里，如果不成功，他们就再次假离婚，把儿子和女儿判给段诗芬，让他们跟随母亲成为城里人。现在，他们离婚已经快半年了，是应该办理复婚手续的时候了，自己确实应该回去一次。但是，回去是要花钱的，庞士伟现在可是分文没有啊。如果这时候去找肖大队亮明身份，领取奖金，或许正好可以回去一趟。就按老杨说的，不回村里，回到县城，找到段诗芬，先复婚。不行。庞士伟又想，复婚也要还要到乡里办理，要到村里开证明，不等于是回去了嘛。杨达昌见庞士伟半天不说话，就主动问：“是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是钱的问题，可以在我这先拿一点。” “不不不，”庞士伟象是被别人窥见了心中的秘密，赶紧说，“不是钱的问题。我先和她联系一下，约好了再说。” 杨达昌一想，也是，就不说这个话题了，反过来问庞士伟这么急着约他有什么事。庞士伟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话题中挣脱出来，还在想着他和段诗芬复婚的事，以及如果要复婚就必须经过乡里、村里的事，所以，现在听杨达昌这样问，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庞士伟问，“找你有急事？啊，是啊，是我约你的。我约你是因为我非常困惑，找了这么多天也没有找到一个骗子。王天地也不能算是我找的，而是他自己主动找你的。我自己怎么就没有找到一个骗子呢？” 虽然刚才走了一下神，说话有点打结，但这番话还是庞士伟事先想好的。他这样说的目的当然不是向杨达昌诉苦，而是想为自己的打退堂鼓做铺垫。如果这时候杨达昌顺着他的话说，说是啊，看来是不容易呀，那么，庞士伟就可以进一步说，要么我们先把这事情搁一下，先做自己的生意，等到碰见骗子了，就不放过他。如果这样，他就可以顺坡下驴打退堂鼓了。但是，杨达昌没有顺着他的话说。 “你注意看报纸，”杨达昌说，“看分类广告那一栏。凡是有天上掉馅饼的广告，可以肯定就是骗子公司。” 杨达昌这样一说，庞士伟就没有坡可以借着下驴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晚上回来后，庞士伟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村长，另一封给段诗芬。给村长的信假装他根本就不晓得村长和杨达昌之间联系过的，完全是他“主动”向村长汇报情况的。信中说自己现在在广东，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说他欠乡亲们的钱一定要如数偿还的，说如果在家乡，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偿还不上，所以必须在外面闯，或许还有一点希望。最后，庞士伟对村长再次表示抱歉和感谢，说他自己不在家，老婆也回娘家了，全家老小还要靠村长关照，说他一旦翻身，一定要报答村长等等。写着写着，眼睛竟然有模糊了。第二封信更加艰难，他竟然不知道该对老婆怎样称呼了。想了想，还是用“诗芬”比较妥当。至于内容，没有肉麻的话，甚至都没有说想念之类，只是汇报自己的情况，把他们分别之后他所做的事情以及碰到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最后才说到复婚的事情，说他眼下不回去的原因。说如果要办理复婚，就必须回原来办理离婚手续的乡里办，就必须要回村里开证明，而他眼下这种情况不方便回去。最后，庞士伟关切地问段诗芬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找到工作？如果还没有，不如先回家，并说龙掌村的人老实，顶多说几句难听的话，说了也就算了，不会真把她怎么样等等。两封信写完，分别装入信封。两个信封上都没有具体的落款，只有“深圳内详”。给村长的信直接寄到村里，给老婆的信则通过岳父的单位转，并且在给老婆段诗芬的信里面附有他的联系方式。就是老杨的公司地址，并说明是“杨达昌转庞士伟”。第二天，庞士伟上午去邮局寄信，回来的时候在下楼买报纸。像赌气一样，一口气把报摊上所有的报纸各买了一份。不仅有深圳本地的报纸，甚至还买了广州的报纸，比如《南方都市报》等。买完之后，有些后悔，感觉自己不应该买外地的报纸，而只应该买本地的报纸，因为他现在连本地的骗子还没有打，实在没有能力去打外地的骗子。但是，一份报纸才一块钱，既然已经买了，当然不好意思去退，想着自己中午不要吃五块钱一碗的牛肉面了，而只吃三块钱一碗的素面吧，堤外损失堤内补。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一块钱没有白花，因为《南方都市报》竟然也刊登深圳的消息，包括深圳的广告。庞士伟一改平常的看报习惯，不看社论，不看新闻，不看经济消息和体育，专门看广告，而且特意挑选分类广告版的小广告。说实话，以前庞士伟的做法正好相反。以前他几乎是不看广告的。不但不看，而且还把广告版想象成是垃圾版，所以，正经看报的时候不看它们，倒是中午吃过饭包饭盒的时候优先选择它们，仿佛既然饭盒要被当作垃圾扔掉，那么包它们的报纸也只能选择垃圾版的。庞士伟现在就在看垃圾版。垃圾版的主要特点是小，半版的报纸被分割成密密麻麻的很多小块，就像从天上俯瞰他所居住的城中村里密密麻麻亲嘴楼。虽然小，但内容并不少。庞士伟很快就从其中找出他所关注的对象。首先是征婚广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庞士伟没有想到每份报纸上都有这么的征婚广告，仿佛一眨眼整个深圳成了征婚市场。庞士伟本来是不打算看征婚广告的，尽管他知道如今婚姻骗子不少，但是那不属于他的打骗范围，他要专门打以公司为诈骗对象的“法人骗子”，但是，就那么一扫眼，一则广告还是吸引了他的眼球。广告非常小，小到只有一句话：“富家女，愿与一有管理能力的男士共同管理巨额资产。”内容简单，却击中要害，足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想入非非。包括像庞士伟这样的人都会动心。事实上，庞士伟看到之后，不知不觉地就拿自己的条件和广告中要求的“男士”做了比较，并且马上就发现条件相当吻合。第一个条件是管理能力，庞士伟自信自己还是具有的。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硬是从扒松针开始，一直做到拥有一百多台编织机的老板，没有管理能力能做到吗？第二个条件是“男士”，这点更不必说了，庞士伟太知道自己是“男士”了，这些天虽然生存压力大，根本没有时间想女人，但是，一旦睡着了之后，不用想，女人自动进入梦乡，而且梦得跟真的一样，不仅梦见自己的老婆，居然还有好几次梦见陈静，尽管梦见陈静之后庞士伟自责了半天，心里骂自己忘恩负义，居然敢对救命恩人想入非非，实属大逆不道，但正因为如此，足见自己的“男士”因子非常旺盛。说实话，有那么一刻，庞士伟甚至有些恍惚，差点就按广告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打过去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应征，而仅仅是想听几句暧昧的话。庞士伟现在长期不直接接触女人，电话里和不认识的女人说几句与男女关系有关的话也好。但是，他努力克制住自己，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从一个老板变成负资产者，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要靠杨达昌提供，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想女人，包括在电话里和女人说几句暧昧的话都没资格，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庞士伟接着看广告。第二类广告是办工商营业执照的。办工商营业执照也要找人代理？庞士伟想不通。不过，再仔细一想，通了。当初自己在老家办执照的时候，耽误多少工夫，差点把鞋底都磨破了。如果当初家乡也有这样的广告，说给一点钱就能办下来，庞士伟想，我也宁可花点钱。不过，在这类广告的下面，庞士伟立刻就看到了一个小括弧，括弧里面有三个小字：代验资。验资庞士伟知道，当初他在家办执照的时候就碰到过，当时他解决的办法是找人借了高利贷，难道深圳也有人做这种高利贷的生意？不管他了，庞士伟想，即便有，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能算骗，不属于自己要寻找的范围。庞士伟接着又看了二手车转让的，家政服务的，发廊转租的，等等等等，虽然仔细考究都有问题，但都不属于他想找的那个问题。难道这条道走不通？庞士伟有些泄气。他感觉这条路比他想象的还要难。他又一次想到了打退堂鼓。可再一想，即便是打退堂鼓，也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比如按照杨达昌的提示连续几天把报纸都翻遍了，如果还是没有发现他所要找的那种法人骗子，到时候再向杨达昌透露退堂鼓的想法也不迟。于是，庞士伟又咬着牙，继续找。谁知道就是这种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歪打正着了。 第十二章 歪打正着 作为坚持，第二天庞士伟继续看报。看报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了解天下大事，更不是为了消遣，而是继续寻找法人骗子的线索。但是，他没有再去买报。庞士伟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省钱。昨天买了那么多的报纸，虽然每一份都看了，但是每一份都没有看完，只看了其中的分类广告。那么大一份报纸，只看一个分类广告就丢掉无疑是太奢侈了。庞士伟现在是靠杨达昌的赞助生活，没有资格奢侈，所以，他舍不得把昨天的报纸扔掉，留着继续看。除了省钱之外，庞士伟继续看昨天旧报纸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个不是很明确的感觉，那就是杨达昌说的话不一定完全有道理。不错，分类广告当中确实有许多骗人的东西，但绝大多数只是诸如征婚这样的小骗子，而庞士伟要查找的是大骗子，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骗子公司。经过头一天的阅读查找和琢磨，庞士伟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大骗子应当做大广告，所以，他今天的任务是看大广告。既然是看大广告，那么当然就不必去买新报纸，看昨天的也凑合着了，因为昨天光顾着看分类广告，并没有看大广告，留着今天看正好。大广告大多数是房地产广告。在庞士伟看来，无疑这也属于骗子广告，因为这些广告基本上都符合杨达昌说的“天上掉馅饼”标准。不过，这些骗子尚属于“非合理夸张”范畴，与庞士伟要找的那些货真价实的法人骗子尚有一些区别。除了房地产广告，剩下的主要是人才招聘广告。人才招聘该不会也是骗吧？尽管庞士伟也听说过有人利用人才招聘骗钱骗色的，比如陈静，不就是以所谓的找工作由头被偏到深圳来的饿嘛，但凭想象就知道，那些骗子也属于小骗子，小骗子舍不得花大价钱做大广告。庞士伟在杨达昌公司做的时候，为了寻求资金，曾经在报纸上做过广告，稍微大一点的，比如像巴掌那么大一点的，就是几千块，庞士伟相信，小骗子不会投入这么大成本。他打算跳过人才招聘广告，找其他的。但是，就在他打算跳过去的那一瞬间，他瞥见一则招聘谈判代表的广告。谈判代表还用招聘？庞士伟感到新鲜。庞士伟是自己做过生意的。做生意肯定经常遇到谈价钱的事情，谈价钱就是谈判，但哪一次不是自己谈，而要请别人“代表”他谈？庞士伟产生了好奇。他把目光停留在这份广告上。没错，公司名称叫aba，确实是招聘谈判代表，而且不是招聘一个人，是招聘二十个人。哪里有一个公司需要二十个谈判代表的？庞士伟开动脑筋，调动了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和生活经验，想了半天，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决定破费一下，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是不是对方做错了广告，把“业务代表”写成了“谈判代表”。一问，没有错，人家确实就是招聘谈判代表。庞士伟更加好奇，想着反正电话费已经花了，不如问清楚，于是就进一步问对方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对方说没什么条件，只要能胜任商业谈判就行。什么叫“能胜任商业谈判”呢？庞士伟想。只要自己做过生意的，哪一个不能胜任商业谈判呢？他还是不明白，于是打算问具体一点。 “你们对学历有什么要求？”庞士伟问。 “我们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对方回答。庞士伟心跳快了一些。说实话，他又想打退堂鼓了，他突然发现，自己骨子里其实并不是想做职业反骗，如果能有一个正当职业，有一份稳定收入，能有合适的机会让他发挥“实际工作能力”，那么他宁可不做职业反骗。事实上，这段时间他也想到去找一份工作，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敢深入往下想，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好象所有的人才都是有学历的，没有学历，怎么能证明他是“人才”呢？除非像杨达昌这样对他比较了解的老板，否则凭什么相信他？庞士伟忽然省悟，在他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争取杨达昌同意，根本原因是他打了退堂鼓之后还指望杨达昌能给他一份工作，因为除了杨达昌对他了解不需要看他的学历之外，还有哪里能给他一个只“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位置呢？所以，今天第一次听见“注重实际工作能力”这句话，让庞士伟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温暖，特别有希望。庞士伟又问了一些情况，越问越有信心。他决定去试一下。就算是为了长点见识也要去试一下。好在招聘单位就在华强北，不用乘中巴，走路就能到。庞士伟没有把他去应聘的事情告诉杨达昌。没有必要告诉，也不想告诉。如果应聘没有成功，根本就不需要告诉，万一应聘成功了，并且自己也真想去，再想办法对杨达昌说也不迟。路上，庞士伟一边走一边琢磨，什么样的公司能一下子招聘二十名谈判代表？一定是大公司，aba只是代号，其实是像中兴华为tcl这样的大公司。但是，即便是中兴华为和tcl这样的大公司，他们一下子招聘二十名研发人员不奇怪，一下子招聘二十名管理人员也不奇怪，一下子招聘二十名业务人员更不奇怪，可如果一下子招聘二十名谈判代表也是令人想不通的。难道他们管业务代表就叫做谈判代表？不管那么多了，庞士伟想，去了再说。一到招聘地点，就发现公司非常特别。首先是这里不像是写字楼，或者说不像一个办公场所，而更像一个等待装修的空荡荡的大房间。一打听，果然如此，说公司写字楼在国际贸易大厦，正在装修，所以先在这里临时租用一个房子搞招聘和培训，等人员招聘齐并且也培训合格了，那边写字楼也装修完了，正好对接。庞士伟暗暗地想，到底是大公司，管理就是科学，讲究效率，佩服。其次是招聘方式与一般的公司不一样。庞士伟虽然自己没有去应聘过，但是在畅达新技术开发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时候，招聘还是见过的。一般是应聘者先购买一张人才表，由应聘者自己填写，用人单位第一步是根据表格对应聘者进行筛选，等筛选合格了，再通知面试，所以，庞士伟以为今天来就只能填写一张表格，并且把准备购买表格的五块钱都准备好了。但是，这五块钱没有花出去，因为该公司的招聘程序与一般的公司不一样，第一关不是填写表格，而是面试，等面试合格了，再发表格让你填写，并且，表格不要钱。这个程序给庞士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说明该公司非常务实，绝对不是那种想趁招聘赚取表格费的公司。而且，仔细想想，这样的招聘程序更加科学，第一关直接面试的效果当然比看表格可靠，而且效率也高许多。庞士伟记得当年他们参加验空军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关就脱光了做广播体操，赤裸裸的，一目了然，当场就刷下去一大半，后面的内科五官科放射科都可以省了。第三，面试的方式也很特别。敞开式的。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和等待面试的应聘人员在大房间的门口附近，最里面是面试场所，中间自然形成一块空地，就像是南北朝鲜三八线附近的那个著名的中间地带。但这里的中间没有遮拦，里面的人能看见外面，外面的人也能看见里面。比如现在，庞士伟就能清楚地看见里面面试的情况。里面两个墙角分别斜放着两排桌子，桌子里面坐着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显然是考官。桌子外面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应聘者。面试过程是透明的，非常公开，因此也就显得公正和公平。没有通过面试的，被当场告之，说你的情况非常不错，但不适合我们的工作，感谢你能来面试，谢谢，拜拜！连表格都不用填写，立刻走人。省钱省事，干净利索，不含糊其辞，也不拖泥带水。通过面试的，考官反而没有这么多客套话，只是那个女考官立刻给你一张表格，让你拿去填写，越好下午三点种再带着填写好的表格来。轮到庞士伟的时候，他还有些紧张，不知道考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不过，他很快就无所谓了，想着自己本来就是来长见识的，并不打算真来上班，也不可能真让他来上班，再说也不花一分钱，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紧张。考官先是让他自我介绍。庞士伟愣了一下。没说话。三个考官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中间的那个考官说：别紧张，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庞士伟想，难道说假话也行？反正不指望真上班，所以，这时候庞士伟竟然舌头长在心眼上，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随口就问：说假话也行？这下，该三个考官发愣了。不过，他们发愣的时间非常短，还是中间那个考官说：可以。只要你能说服我就可以。 “说服你什么？”庞士伟问。 “说服我录用你做我们的谈判代表。”考官说。庞士伟大脑兴奋了一下。他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接受面试，或者说是接受测试，测试自己的说服能力。庞士伟定了定神，吸了一口气，腰也坐直了一些，开始说。庞士伟说：“如果你们真要招聘谈判代表，那么我最合适了。你们看看这些来应聘的人，除了我之外，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和小姑娘，哪个有自己当过老板的实际经验？而我是当过老板的，经常要谈生意，说实在的，我做生意的时候要是碰上这么年轻的毛头小伙子和小姑娘，连谈都不敢跟他们谈。没谱呀。” “你以前当过老板？”中间那个考官问。 “当过。”庞士伟说。三个考官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的一位让庞士伟说具体一点。于是，庞士伟就把自己怎么样从扒松针起家，怎么样利用手扶拖拉机跑运输赚钱，又怎么样把家乡的土特产倒腾到武汉和郑州卖，再从武汉和郑州倒腾工业品回来等等，全部都说了一遍。只有最后买设备加工编织袋的事情没有说。 “那你现在怎么到深圳来了呢？”考官问。 “这说来话就长了。”庞士伟仍然不想说。说出来丑，自己心里也难受。 “没关系，你简单说说。”考官显然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庞士伟想了想，想着怎么样才能简单地说。或者是想着怎么才能说出来不丑。这样想了一会儿，庞士伟说：“简单地讲就是我没有量力而行，贪大求快，另外就是有一点虚荣心，想在自己老婆面前逞能，在乡亲们面前光宗耀祖，最后破产了，现在不但一分钱没有，而且还欠债，靠朋友的接济生活。” “哪一类的朋友？”考官问。朋友还分类？庞士伟不明白。考官解释了一下，问是同学还是同乡，还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庞士伟差点就说是一起上当受骗的朋友。但好歹还是控制了一下，没有这么说，而是顺着考官的提示说是生意场上的朋友。三个考官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中间的那个考官微微点了一下头，旁边的那个女考官立刻在一张表格上打了一个小五角星，然后递给庞士伟，让他找地方填好，下午三点种带着填好的表格过来。后来庞士伟才知道，这次算是歪打正着了，他不仅被顺利地录用，而且还顺利地逮着一个大骗子公司。 第十三章 他的本意是放弃 面试出来，庞士伟看了一下时间，已经超过12点。他决定不回去了，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先把表格填写好，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吃份盒饭就行了。果然，等他把一切忙停当，差不多也就三点了。庞士伟赶回上午面试的地点。让庞士伟没有想到的是，下午的人比上午更多。上午是房子里面装不下，一部分人不得不站到门外面，搞得门里门外全部都是人。下午是连楼梯里面都是站满了人。庞士伟差点就不想上去了。总共只招二十个人，怎么算也轮不到他，还上去干什么？可再一想，既然中午已经花那么大精力把表都填好了，还不如碰碰运气。再说，就当是体验，也应该是完整的，要不然体验半拉子算什么？所以，虽然极不情愿，他还是仍然艰难地穿过人群，挤上四楼。大约是人才太多的缘故，所以，下午对人员的进入有了一些控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的。新来的应聘者先发一个号码，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每当里面出来一个人的时候，门口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都要大声地喊号，喊到号码的像买彩票中了奖，高兴地一弹，说“到！”或“是我！”，马上进去，给庞士伟的感觉不像是在面试，而是在医院挂号看病。庞士伟手上有表格，所以没有等拿号，而是直接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整个屋子的布局都发生了变化。面试的还是两张桌子，还是分别放在两边，但不是放在里面的两边了，而是放在一进门的这边。上午搞面试的地方，搞复试。复试只有一张桌子，桌子里面同样还是三个考官，但座次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午做中间的那一位已经坐到了边上，中间位置给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庞士伟上午没有见过的人。而上午坐着女考官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被一个男考官取代。庞士伟对男考官有些面熟，感觉见过面，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记不清楚了。好在桌子上积累了一些表格，庞士伟尚有一段时间等待。就着这个时间，庞士伟努力回忆了一下，终于想起来，这个面熟的考官上午见过，但上午他不是在庞士伟这一桌，而是在另外一桌，所以庞士伟记得有些模糊。等庞士伟想清楚了，复试也轮到他了。庞士伟在接受复试的位置上坐下。上午做中间的那个考官这时候对着现在中间的考官简短耳语了几句，中间的考官笑着点点头，开始提问题。考官问：听说你以前是自己办企业的？庞士伟点点头，说是的，乡村企业，比不上你们深圳的。考官问：怎么来深圳了？庞士伟说：破产了，不好意思回去见乡亲，跟朋友来深圳了。考官又问：来深圳后做什么？庞士伟没有说专门打骗子，而说在朋友的公司做经理。说着，庞士伟还递上自己的名片，就是杨达昌畅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那个名片，名片上写的职务是项目经理。考官非常认真地看了名片，然后问：做的怎么样？庞士伟说：还行。考官又问：那为什么要跳槽。庞士伟略微思考了一下，说：不想靠朋友的帮助生活，希望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发展。庞士伟似乎已经忘记这是在复试，这时候说的完全是心里话。三个考官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中间的那个考官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录用你，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来参加培训？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庞士伟问住了。首先他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他不敢确定考官说的是什么意思。说是录用了？似乎不是，因为录用的前面有“如果”，好比说“如果我是你”，当然其实我不是你，还有后面的这个“培训”，既然录用了，那怎么不问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而说什么时候来培训呢？其次，即便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庞士伟也不好回答，因为他本来就是来长长见识的，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真会录用，如果真要是被录用了，那么他还真不敢肯定来不来，因为他还没有跟杨达昌说这件事情，甚至没有想过该怎样跟杨达昌说。 “我还没有跟朋友说。”庞士伟说。这显然是所答非所问，这么大的人了，什么时候能来还不知道吗？还要问朋友吗？听他这样回答，上午坐中间的那个考官似乎有些失望，脸上微微露出一些不耐烦的表情，但中间的那位却依然保持着微笑，说：“没关系。你跟朋友商量一下，如果可以，后天上午九点准时到这里来报到，开始接受培训。” 按说考官已经相当客气了，换上其他应聘者，这时候一定欢天喜地地说谢谢，可庞士伟没有，他继续发了一会儿愣，然后问：“培训是什么意思？算不算录用了？” 上午坐中间的那个考官已经明显表现出不耐烦了，这时候已经皱起了眉头，仍然是中间的那个考官保持着微笑，说：“也可以说是吧。因为培训期间也是发工资的。但假如培训不合格，还是要辞退。参加培训就跟其他公司试用差不多。” 庞士伟本来还想问的，问工资是多少，但看到上午坐中间的那个考官已经非常不耐烦，他忍住了，没有问，想着反正也没有决定来不来，不问也罢。 下楼之后，庞士伟感觉外面的大气压突然消失了，自己有一种要膨胀起来要飞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已经非常陌生了，好象还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接到段诗芬的纸条，说放学之后到龙掌山上等他，庞士伟在去龙掌山的路上，穿过一片油菜花的时候，好象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但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所以，庞士伟一直以为只有青春期的少年并且得到爱的暗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没想到现在人到中年了，居然又体味到这种青春的感觉。难道深圳能让人返老还童？庞士伟像脚底下安装了弹簧，或者像鱼雷快艇踏着浪，轻飘飘地从华强北回到福星村，一口起上了九层楼，竟然气不粗，心不跳，比平常走平路还轻松。静下来之后，庞士伟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陈静。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陈静，并且就自己到底该不该去的问题征求陈静的意见。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陈静而不是杨达昌呢？应该首先想到杨达昌啊。因为去还是不去，其实根本就与陈静无关，而与杨达昌有相当的关系。但是，庞士伟第一个想到的确实是陈静，而不是杨达昌。庞士伟自己给自己找理由。想着陈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相当于自己的亲人，第一个想到她理所应当。不对。庞士伟又想。杨达昌也是自己的恩人，而且在陈静之先，按顺序，也应该先想到杨达昌，然后才想到陈静。再说，自己现在其实相当于还是在杨达昌的公司工作，还是在给杨达昌打工，要不然，杨达昌凭什么每月给我生活费？撇开恩人不恩人不说，单就自己打算跳曹这件事情本身来说，第一个要征求意见的也应该是杨达昌，而不是陈静。这时候，庞士伟大脑中马上冒出来一个词：重色轻友。但这个词刚刚冒出，他马上就产生一种厌恶感。觉得自己是犯罪，是对陈静的亵渎。他马上就在心里说“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立刻强迫自己做出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紧急思考了一下，就想思考脑筋急转弯，居然还真想出一个理由。那就是：正因为自己现在其实是给杨达昌打工，所以在自己打算跳槽的问题上才不能先对杨老板说，而应该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商量一下，等商量确定了，如果真要决定跳槽，则跟老板说，如果商量的结果是不跳槽，那么根本就不用和老板说，而自己在深圳，除了陈静和杨达昌之外，哪里还有其他可以商量的朋友？因此，自己第一个想到对陈静说完全是把她当成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而绝不是重色轻友！问题想通了，庞士伟额头上已经堆满了汗，但他心里是轻松了。他马上就开始拨号，打算把陈静约出来。地点还是肯德基，时间是晚上下班之后。庞士伟决定破费一次，请陈静吃一次肯德基。这么想着，庞士伟就觉得有些对不起老杨。毕竟，自己现在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老杨给的呀，自己拿老杨给的钱请陈静，是不是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也不能这么说，庞士伟想，大不了我自己节省一些就是了。比如今天晚上，请陈静吃肯德基的时候，就只请陈静吃，我自己不吃，就说自己已经吃过了，现在撑得慌，实在吃不下就是。消除心理障碍，庞士伟继续拨号。但是，刚刚拨到一半，他又觉得不行。因为关于他现在实际上是给杨达昌打工的内幕，陈静并不知道。既然她不知道，那么现在自己想和杨达昌之间结束这种合作关系，怎么能和陈静讲清楚？既然讲不清楚，并且也不打算把事情真相告诉陈静，那么怎么征求陈静的意见？不行不行，庞士伟心里想，这事情还不能和陈静商量，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拿主意。那么，庞士伟想，自己到底该不该去呢？庞士伟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去，并且他自己说服自己，找了几条理由。第一，非常难得，现在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一个农村高中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不去太可惜了。第二，从整个招聘过程看，他对用人单位印象相当不错，起码，比他以往所了解的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都更加科学，就是从学习的角度考虑，也应当去，机会难得。第三，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等彻底了解清楚了，再离开也不迟，大不了培训期间工资不要就是。这么想着，庞士伟就决定去了，起码是决定参加培训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对杨达昌说的问题。说实话，还真不好说。庞士伟试想了几种说法。比如不把真实的情况全部对杨达昌说，只说有一个免费的培训机会，他想参加。还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个可疑公司，想进去调查。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庞士伟自己想想都觉得别扭。且不要说杨达昌对他不错，自己不该说假话，单就是假话本身，都是经不起杨达昌仔细问的，想到上次去钱老板那里，已经和杨达昌发生误会了，如果这次说假话再被杨达昌问穿，说不定杨达昌连上一次的真实性都表示怀疑。如果那样，那么自己跟杨达昌这个朋友肯定是没办法再处下去了，一是可惜，二是如果跟杨达昌彻底闹翻，庞士伟在深圳生存下去都是困难，更不要说什么搞职业反骗了。想到最后，说什么话都没有说实话可靠。晚上，庞士伟给杨达昌打电话。他们说好了，少见面，有什么事情尽量电话联系。庞士伟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仔细地说了。本来他以为杨达昌听了可能会不高兴，因为这毕竟属于他又动了凡心的事情，可能会被杨达昌斥质为立场不坚定，他没想到杨达昌一听，立刻表示支持。 “那你当然要去，”杨达昌说，“不去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骗子公司？不去你知道他们怎么骗？” 庞士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杨达昌会这样考虑问题，会把他本来打算退却的行为看成是一次进攻的行为。短暂的发愣之后，庞士伟立刻顺水推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我哪里能这么轻易地找到工作。这不就象你说的是天上掉馅饼嘛。这里面肯定有诈。” 不用说，庞士伟去了，而且是以“调查”为名冠冕堂皇去的，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最先根本就没有想到“调查”，要不然，被录用之后还能高兴得要飞起来？庞士伟知道，他骨子里其实并不想搞什么职业反骗，而是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先维持生存，然后再图谋发展。可是，他能安稳吗？ 第十四章 体验一把白领生活 从培训的情况看，aba不像是骗子公司。主要是正规。培训老师非常正规，每次准时到场，必恭必敬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先给同学们鞠躬问好，然后才开始讲课。讲课的内容也很健康。主要包括三大项目。第一是公司业务介绍，第二是礼仪训练，第三是谈判技巧。说实话，庞士伟在培训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增长了见识。比如第一项关于公司业务介绍，公司专门请专家来讲课。专家说，21世纪是知识经济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企业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而aba公司就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大平台。庞士伟虽然当过老板，也做过企业，但是哪里听过这样的话，所以，听了之后，当场就有些激动，热血沸腾，感觉自己正在从事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恨不能立刻投入实际工作。投入实际工作后，庞士伟才发现公司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不仅已经把写字楼装修得非常漂亮，谈判代表业已培训到位，而且事先已经发了无数的传真、信件、电子信件，业务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庞士伟他们一上岗，第一项工作就是接电话和打电话。接电话不分区域，来自任何地方的电话都要接，认真地接，耐心地讲，讲21世纪是知识经济新时代，讲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趋于一体化，讲中国的企业必须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有出路，讲他们aba公司就是为中国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而专门搭建的可靠平台。讲得庞士伟自己都激动了，对方当然也跟着激动。打电话是分区域的。每个谈判代表手头有一本该区域的企业名册，在没有接电话的时刻，就要不停地往这些企业打电话。每打出一个，就做记号，并且尽可能记录有关对方企业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资料。由于他们是经过专门业务培训的“谈判代表”，所以，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都有一套标准程序。程序的核心要点是：用外国人至少是海外华人的口气说中国话。比如接电话，标准的开头用语是：“您好，这里是aba中国分部，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给对方的感觉是外国公司，起码是跨国公司。如果是主动给对方打电话，也一点没有推销自己的味道，而是说：“请问这里是大陆中国某某企业吗？我们受美国某某机构的委托，了解贵公司生产的某某产品信息。”然后留下这边的电话、传真但不留电子邮箱，等待对方主动打电话过来，绝不讲废话，包括不套近乎不讨好，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不卑不亢的国际交往态度。至于为什么只留电话和传真，而不留电子信箱，在培训的时候曾经有学员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我们对客户的第一步筛选。不留电子信箱，逼得客户打电话来询问，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与沟通，而且还可以考验对方的态度。如果对方迫切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国际，肯定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这样，就可以把那些根本没有实力或没有意愿的公司剔除出去。在询问的过程中，也有客户索取aba公司电子信箱的，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本公司业务繁忙，加上如今垃圾邮件遍地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尽量使用传真或特快转递。别说，这种看似没有把客户当成上帝的态度，恰恰能打动客户，让他们确信aba公司是一家正规的国际机构，做事情有自己的原则，不一味地讨好客户。如此，反而进一步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不久，庞士伟就拥有自己的客户了。直到拥有自己的客户，庞士伟才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确实是“谈判代表”，而不是普通的业务代表。道理很简单，由于双方并没有见过面，就凭几个电话，让对方邮寄样品和支付展位费，不经过艰苦的谈判是不可能的。庞士伟的第一个客户是湖北襄樊的，也算是他半个同乡。这家企业生产一种绝热材料，庞士伟的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非常惊喜，因为这种产品重量轻，体积大，不便于长途运输，一般多是就地销售，但襄樊当地使用这种材料的数量相当有限，所以工厂非常不景气，正为企业的出路发愁之际，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说国外有机构专门来了解本企业的产品，当然求之不得，非常高兴。但是，高兴之余，他们又有些疑虑，既然在国内都因为运输问题而影响销路，难道还有国外的企业万里迢迢远涉重洋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厂长不是傻瓜，这样的问题肯定能想到。不过，有国际大公司主动找上门来了解他们的产品，让他们一点不动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尽管有疑虑，他们还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打电话来询问。由于培训到位，加上庞士伟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难倒他。庞士伟回答：“美国的机构打听并不说明他们打算把你们的产品远涉重洋用在美国，或许是中国境内的合资企业呢。” 对方一听，完全有道理。心中的疑虑解开后，立刻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美国的公司是怎么知道他们企业情况的。这个问题庞士伟最愿意回答，因为根据培训指南，前面说了那么多，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们是从我们这里获悉的。”庞士伟说。 “从你们那里？”对方问。 “从我们这里。”庞士伟说。庞士伟向对方解释，aba是一家跨国公司，aba中国分部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而专门在大陆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机构在中国的窗口城市深圳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窗口展示中国的名优产品。 “你们不是省优产品吗？”庞士伟问。 “是，我们是市优、省优、部优产品。”对方激动地说。像一个长期怀才不遇的人忽然得到某位大领导赏识一般。 “酒香还怕巷子深，”庞士伟继续套用培训学来的谈判技巧，并且无意当中把骗子钱军的语言灵活运用到谈判实践中来，竟然也能象钱军那样口若悬河地说，“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便是优良产品，你不宣传，别人宣传，不是处于不平等状态嘛。壳牌石油要在淡水建设炼油厂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知道。”对方回答的不是很肯定。他不肯定没关系，庞士伟肯定，庞士伟已经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现在立刻就把他应用到当前的谈判实践中来。庞士伟说：“前几天他们来人了，从我们这里挑选了一些产品。” “挑选我们的了吗？”对方问。问得比较急，仿佛问慢了他们的产品就错过机会了。庞士伟说：“没有。” “为什么？”对方问。问的口气仿佛是庞士伟从中作梗了一样，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庞士伟略微停顿了一下，以示抱歉，然后才说：“国外人认真，没有看到样品是不会贸然下定单的。” 这话讲得合理，不仅外国人这样，中国人也这样。 “那怎么办？”对方急了。由于这是第五次通话了，按照“三次通话即立为重点”的谈判指南，庞士伟已经对该企业的产品做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了解现在发挥作用了。 “不用担心，”庞士伟说，“保温绝热材料的特点是体积大重量轻，不便于远涉重洋长途运输，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大陆中国的产品。” “对，”对方说，“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要不然这样，”庞士伟说，“你们立刻用特快专递把你们的样品寄过来，我给你们安排展位。按照惯例，既然上次他们在我们这里挑选到了满意的产品，下次一定还会再来选择的。这次你们没有赶上，下次一定能赶上。” 对方问他们的人要不要过来。庞士伟回答当然要过来，aba 公司只提供展示平台，并不负责代销产品。 “但是你们现在不用过来，等他们选择你们产品了，要定货了，我再通知你们过来。”庞士伟说。这样的话让对方感到非常体贴温馨，至少可以让他们节省一趟差旅费。等襄樊的企业把aba公司这边的邮政编码和详细地址问清楚了，就要挂电话了，庞士伟才像突然想起来一样，说：要付展位费。 “多少钱？”对方问。庞士伟说有两种价格，一种是三万八，含成交后业务提成，另一种是一万八，但生意做成之后，要按百分之一提取业务介绍费。说完，庞士伟还主动替对方考虑，说最好采用第二种方式，这样对你们更有利。对方想了想，确实如此。这不仅是少支付两万块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有这百分之一的提成，基本上就可以保证 aba公司会更加卖力地优先推荐他们的产品，所以，对方马上就接受了庞士伟的建议，按后一种方式支付展位费。并问价格上能不能再优惠。庞士伟说这已经是很优惠了。还说如今的企业经营关键在销售，在销售上做些投资比在设备上做投资还合算。并说只要支付了展位费，你们企业就成了我们aba的正式会员单位了，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免费推介你们的产品。 “当然，不是白推荐，”庞士伟说，“我们会按业务实际成交量的百分之一提取推荐费。” “那当然。那当然。”对方说。这单业务做成了。公司很讲信誉，起码是对内部的谈判代表非常讲信誉。这边襄樊工厂的一万八千元展位费刚刚到账，那边财务室就立刻通知庞士伟去领取三千六百元业务提成。而且这个提成拿得非常光荣，公司专门搞了一个小仪式，祝贺庞士伟做成了全公司的第一笔业务。老板还专门讲了话，说他最讲信誉，并说信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如果没有信誉，哪怕是最小的一单生意也没办法完成交易。他希望公司的每个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说，等大家都成为百万富翁了，他就是亿万富翁了，所以他不嫉妒大家，也希望大家不要嫉妒他，更不要互相嫉妒，要互相帮助。说完，老板还让总经理带领大家按照当初培训的方式，齐声拍手喊口号，搞得气氛相当热烈。老板说话算话。那个月，庞士伟总共完成五单业务，每单都是委托企业资金一到帐，公司财务部立刻就在第一时间通知庞士伟去领取提成。并且通知得大张旗鼓，象古代科举考试送红榜。老板更是说到做到，一点都不嫉妒庞士伟一个月拿了将近两万块的提成，相反，他还热情洋溢地大会小会地表扬庞士伟，号召大家象庞经理学习，并且在月底发工资的时候，额外奖励庞士伟一个大红包。不用说，庞士伟成了公司的典型。先进典型。这是庞士伟第二次当典型。第一次是十年前在老家，被乡里和县里当成发家致富的典型，到乡里做报告，到县里做报告，事迹还上了鄂东日报。第二次就是在aba公司。这使他相信，当典型是一种能力，只要当过典型的人，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以再次当典型。比如现在，他在深圳就再次当起了新的典型。现在，庞士伟是天天听表扬日日当先进，没过几天就能领到一笔业务提成。庞士伟成天生活在赞美中，生活在荣誉中，生活周围人的羡慕之中。周围的同事坚决响应老板和总经理的号召，不嫉妒庞士伟，有时候庞士伟去上厕所或去财务部领提成，不在岗，电话来了，旁边的同事立刻主动帮他接，热情地告诉对方庞经理在接待室接待国际采购团，马上就回来。当然，这话也是培训出来的，但同事能这样做，也确实表明每个人对庞士伟都很尊敬。这种尊敬还表现在称呼上。在aba公司，男同事大多数称他庞经理，女同事则称他庞大哥，比杨达昌和陈静对他的称呼还亲切。同事对庞士伟的尊敬不是虚伪的，也不仅仅是响应老板和总经理的号召才这样的。他们是真诚的，也是自愿的。一个最简单而明显的表现是，同事们经常请庞士伟吃饭，并且利用吃饭的机会虚心向庞士伟讨教打电话和接电话的经验。讨教商业谈判的经验。而庞士伟自己也在这个强大的氛围之中，不知不觉地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现在完全是一派高级白领的穿着和装备。并且说话走路甚至开玩笑和对任何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发表言论或看法的时候，也越来越象深圳的高级白领，而不象湖北老家的一个土老板了。然而，这些都不是让庞士伟最有成就感的，最有成就感的是公司安排他担任培训老师。原来，aba公司千好万好，就是淘汰率比较高。象庞士伟这样一个月能完成五单的，当然属于先进中的先进，但也有一个月下来一单也没完成的。aba公司相当务实，不养闲人，既然奖励先进，那么就必然惩罚落后，惩罚的方式是自然淘汰。既然有淘汰，那么就必须有补充，所以，aba公司招聘谈判代表是常年性工作，培训自然也是常年工作。以前公司培训都是从外面请专家来，现在除了外聘专家之外，公司内部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员工也被邀请担当培训老师。庞士伟就属于这种情况。庞士伟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现在突然之间能给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上课，这其中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庞士伟接受任务后，首先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半天没有反应。 “不会耽误谈判工作的，”总经理说，“另外，讲课费一律按专家讲课标准支付。” 庞士伟这才反应过来，并且马上表示他不是担心讲课费的事情，而是怕讲不好，辜负领导的栽培。老总说我相信你能讲好。不要紧张。不要讲理论。就讲实践。讲你在实际谈判工作中是如何与客户沟通的。庞士伟说好，我尽力而为，如果我讲得不好，请老总千万不要顾及情面，立刻请我下台，我还回到自己的电话旁边。而老总则笑着说，我相信你，只要你想讲好，就一定能讲好。老总的话对庞士伟的鼓励相当大，为备课的事情，庞士伟琢磨了好几天，并反复演练。最后，等到真正走上讲台的那一天，庞士伟完全领会了老总的意思，就按实际操作讲，不讲理论，不讲大道理。具体做法是和学员互动。假定学员是客户，打来电话，庞士伟是aba公司谈判代表，演示庞士伟是怎样接客户电话的。然后再反过来，假设学员是aba公司谈判代表，庞士伟是客户，打电话来询问，专门提一些刁钻的问题，看学员是怎么应答的，并且教学员应该如何回答。一堂课下来，学员们反映非常好，比外面请来的专家讲得还要好。主要是好理解，好接受，实用。不仅学员们反映好，连旁听的老板和老总都觉得好。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打算提拔庞士伟为aba公司培训部经理，并考虑吸纳他成为aba公司合伙人的可能性。可是，正当庞士伟即将由白领荣升为金领的时候，后院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