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天平》 题 记 天平本来就是倾斜的。绝对的平衡永远都只能是追求的目标。但是，这次的倾斜也太离谱了一点，所以不仅在临港市，就是在广东，在全国，都引起了法律界、企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迟来的一把手 姚秉诚亲自找樊大章谈的话。 一听谈话的口气像念悼词，尽说好的，樊大章马上就明白坏了。 樊大章从上小学开始就当领导，差不多当了四十年，傻瓜也当精明了，每当遇到班子调整的时候，凡是一把手亲自找谈话的，并且一上来就猛一阵地说好话，准是让你当“黄继光”。 果然，樊大章没有进入市委班子，甚至没有进入市政府班子。 “这个岗位相当重要。”姚秉诚说，“是全国惟一的试点。我们临港市的国有资产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这一块，要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摸索经验，做出表率。做好了，经验向全国推广，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 樊大章心里想：说得倒轻巧，既然这么重要，你自己怎么不去？ 樊大章这么想，也不能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细了。姚秉诚在北京的时候是司长，樊大章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司长，虽然不在一个部，但彼此还是知道的。当初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樊大章想着三峡再小也是一个省，临港市再大也是一个市，省里的发展空间怎么也比市里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终于熬成了司长，如果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地方，熬上县长的就算是奇迹了。所以，为了更大的发展，当时他选择去了三峡，而姚秉诚则来到临港市。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才三年呀，三峡省不搞了，临港市却成了气候。 如果当初樊大章没有去三峡，而是来临港市，那么今天在这里打官腔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我听您的。”樊大章说，“来临港市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见了谷老，谷老也教导我听您的。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姚秉诚愣了一下，愣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几乎没有间隔，马上就接上樊大章的话说：“好。我就知道帅印交给你没有错。” 就这样，樊大章到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上任。 其实，姚秉诚也不是打官腔，投资管理公司确实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经营，而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具体地说，是代表临港市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姚秉诚说它是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是实话。随着改革的深入，政企必须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了。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呢？总不能不管了吧？于是，临港市作为经济特区，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让投资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等等，这个位置确实相当重要。 在姚秉诚的眼中，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委市政府里的一个副书记或副市长还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挑选樊大章担任这一职务。不料，刚才樊大章把谷老抬了出来，姚秉诚不知道樊大章这个时候抬出谷老是什么意思。是无意还是有意？应该不会是无意的，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无意的话。如果是有意，那么是什么意思？ 临港市是经济特区，各方面都特，特到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市长是省委常委。不错，三年前他们在北京都是司长，但是这三年樊大章在三峡荒了三年，荒到三峡省不搞了，才来临港市，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书记，当然更不可能担任书记或市长，而且，按照内地干部来临港市要降半级使用的惯例，樊大章连副市长都做不上。所以说，做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担任的最高最好的职位了，难道他还不满意？ 问心无愧的姚秉诚现在只能往好的方面想，认为樊大章刚才提到谷老就是想跟他拉近关系，而并没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意的意思。姚秉诚这样想也有根据，在官场上混长了的人都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即便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一把手面前表露出来，不但不会表露，而且还要越是不满意越是要装作非常满意。这是常识，樊大章不会没有掌握。这么想着，姚秉诚就更加认定樊大章刚才的表白是套近乎了。 其实这个近乎套不套也无所谓。谷老是姚秉诚和樊大章共同的老领导。姚秉诚和樊大章虽然不是一个部委，但是这两个部当初都直接归谷老领导，并且他们俩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司长，都是梯队人物，经常有机会聆听谷老的教诲，如果不是赶上部委合并，机构精简，他们可能早就更上一层楼了。事实上，谷老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对临港市的工作当然更加关注。毕竟，临港市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和前沿阵地。比如这次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姚秉诚就是事先征得谷老支持的。 谷老特别叮嘱姚秉诚要挑选好一把手。谷老说：同样一件事情，交给得力的同志去做，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则就可能变成坏事情，改革就失败。 这就是谷老，说话非常实在，实在到把改革成败跟用人是否得当联系起来了。其实，不光是谷老这么看，就姚秉诚自己来说，也是这么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体执行人没有选好，那么还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后，当事人马上就会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体制”。因为说是体制问题就谁也不得罪，就证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对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于是，当事人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十有八九换个地方继续开拓，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 姚秉诚选择樊大章来出任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这个担子。 实事求是地说，没能进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点失落，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紧随其后从北京直接来的两位司局长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让他发觉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种自己实际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觉。 这两个人就是程思涌和王天容，都是原国家部委的正司局级领导，现在调到临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发觉自己其实是被超值重用之后，樊大章干劲上来了。而且突然发觉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实非常适合他做。投资管理公司虽然名称是“公司”，其实自己并不参与经营，而是管理下属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这跟当初自己在部里担任企业司司长的工作和后来准备担任的“三峡省”经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样的。 樊大章豁然发觉，市委书记姚秉诚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选用干部方面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只要选用干部有水平，那么就等于全面有水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体现改革精神，樊大章马上就把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从事国有资本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上。定位后，为了方便记忆和汇报宣传，根据以往在北京部里时的工作经验，参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职能概括为“投资、经营、管理、服务”八个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了姚秉诚的认同。当然，得到姚秉诚的认同就等于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这种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长”怎么说，大家怎么吆喝，谁也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影响“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得罪“班长”。 职能搞清楚之后，樊大章开始落实干部，重点是下属大中型企业一把手的选拔任用。樊大章认为，“八字方针”中，核心是“管理”，至于“投资”，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说是在投资管理公司正式设立之前，国家早就已经“投资”了，他能把这些已经“投资”的企业管理好就不错了，暂时还考虑不到新投资的问题。至于“经营”，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业去经营，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经营。而最后的一条“服务”，则主要是为了好听，就像各级领导都谦虚地自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暂时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职务是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定的还有杨昆仑，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另配有副书记一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所以樊大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觉得就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大章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秉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有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大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大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 这么想着，樊大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大章并没有向姚秉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许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现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对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肯定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 于是，樊大章准备改一改“党委承担责任”的做法，让他下属企业的一把手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肯定还是老样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涌和王天容担任下属两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既没有对他们说“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投资公司党委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指派总裁和副总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确规定的必须派的纪委书记之外，其他一切人员都由程思涌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后报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并且只要不离谱，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后来的实践证明，樊大章的这种把权力和责任同时下放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程思涌主动找上门 “樊司长，您好！我是小程呀！” 樊大章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起来面前这个看不出比他年纪大还是比他年纪小的“小程”是谁。 “我是程思涌呀。” 樊大章笑了，不知道是笑他自己还是笑“小程”。 樊大章当然知道“程思涌”，组织部直接派下来的，或者说是市委直接派下来的，樊大章不但接到了组织部部长的电话，而且还看到了通知，他当然知道，不但知道，而且还准备过两天就召见他呢。但是他怎么也没把程思涌跟眼前这个“小程”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想到程思涌会自己冒冒失失找到办公室来。 “您不记得我了？”程思涌明显讨好。这样问的时候，脸上的肌肉进行了有规则的重新分布，使鼓起的地方更加鼓，凹下去的地方更加凹，如此，整个脸就像五月盛开的玫瑰了。 “大前年，”程思涌开始提醒，“国家经委在首钢搞试点，还记得吗？” “噢，程处长！”樊大章终于想起来了。那一年他们在一起开过两天的会。 在后来的交谈中，程思涌始终都以“樊司长”称呼樊大章，不知道是想以此来提醒他们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一面之缘，还是觉得只有“司长”才是真正的“官”，这样称呼显得更尊重。 其实，程思涌是聪明的，不要小瞧这大前年的一面之缘，也不要小瞧这与众不同的称呼，如果是在北京，这种一面之缘，还有这“司长”的称呼，根本不能说明他与樊大章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在临港市，这种一面之缘和与众不同的称呼就意味深长了。仿佛两个河北人，在河北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河南他们就成老乡了，而如果跑到美国，他们碰到一起，没准真的就成了割首抹脖子的兄弟了。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程思涌就能绕过总裁和副总裁，直接面见樊大章。不要小瞧这个“直接面见”，在官场上是相当重要的。 樊大章没有跟程思涌多套近乎，寒暄了几句，迅速把话题转到工作上。这样既不失礼，又无形当中把俩人的关系往外面推了一推，推到一个适当的距离。伸手能碰得到，不伸手就碰不到。恰当的距离，使樊大章有了主动性。 “刚来？”樊大章问。 “刚来。”程思涌说。 程思涌留给樊大章的第一印象是爱笑，特别地爱笑，因为他的脸始终就像一朵花，刚才是五月的玫瑰，现在是七月的荷花了，更加热烈。 当然，除了爱笑之外，樊大章或许还认为程思涌是个很有活力的人。这也不奇怪，爱笑的人大多数有活力。 “你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樊大章问。 樊大章这样问的时候，脸上就挂着亲切的微笑，比较有节制，一如巴顿将军在前线对士兵的那种微笑。这既让程思涌感觉到樊大章对他还是与一般的部下不同，同时又提醒他，他们之间是工作关系。 其实不要樊大章提醒，程思涌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程思涌要是连这一点都不懂，怎么能在部委再次精简之前晋升为正局级，并且顺利地带着这个正局级职务来到临港市呢？ “我听樊司长的。”程思涌说。 “你没有想法？”樊大章再次询问。仿佛这询问是请客吃饭，至少要请两次，否则就可能被理解为是不诚心。 “想法当然有一些。”程思涌说。 “说说看。”樊大章鼓励道。 程思涌笑了一下，而且笑得比较腼腆，像含羞草。 樊大章点点头，继续鼓励。 “我的想法是抓大放小。”程思涌说，“这几天我查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属于我们投资管理公司的大小企业有上千家，不要说管了，您就是一天考察一个企业，三年也考察不完。” 樊大章点点头，不知道是表示听懂了，还是表示赞同程思涌的想法。但是他显然已经进入了角色，因为程思涌的这个说法樊大章也想到过，现在听程思涌这样一说，仿佛是自己的想法得到了确认。 “你的意思是只抓大的，把小的全部放掉？”樊大章这样问，至少表明他在认真听取程思涌的意见。 “我的意思是合并。”程思涌说。 “怎么合并？”樊大章又问。 “按行业合并。”程思涌说。 “具体点。”樊大章说。 “具体怎么合并我还没有想好。”程思涌说，“但是肯定要合并。将这上千个企业合并成几个大的集团公司，然后您只要面对这几个集团公司就可以了。‘抓大放小’并不是把小企业放掉不管，而是放权，把对这些小企业的管理权力下放给这些集团公司，让集团公司来管理这些小企业。” 樊大章一直在听程思涌讲，而且听得有点投入，竟然不知不觉地站起来给程思涌倒了一杯水。而程思涌大约也讲得太投入了，竟然接过来就喝，连谢谢都忘了说。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樊大章问。问得好像跑题，其实正是体现他的以人为本。 “学石油化工的，”程思涌说，“这些年一直都没有离开石化行业。” 樊大章点点头，问：“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程思涌愣了一下，看着樊大章，在得到樊大章鼓励的眼神之后，鼓足勇气说：“我打算做点实事，比如把临港市的石油化工这一块全部集中在一起，成立临港市石化集团公司，这样可以资源共享，也便于资源重新配置和整合，提高效率。从职能上来说，主要是管理，跟过去的‘化工局’差不多，但是比‘化工局’好，因为它是一个企业，所以可以贷款，也可以为下属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还可以整体上市或选择其中的一两家企业申请上市。不需要政府投资，只要能贷款和上市，就能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能够使国有资产保值和升值。” 有那么一刻，樊大章突然想，如果真的让他自己组阁，说不定他就选这个“小程”当投资管理公司的副总裁，甚至是总裁。于是樊大章就发现，一个人能做到什么职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能力，比如眼前这个“小程”，他的能力真的就比自己差吗？而自己的能力真的就比姚秉诚差吗？机会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 “你对临港市石化类企业的情况知道多少？”樊大章问。 “总共有大小企业四十九家，”程思涌说，“所有的资产合在一起将近二十个亿。大一点的骨干企业有三家，这三家骨干企业的资产达九个亿。如果以三家骨干企业为基础，组建临港市石化集团，把四十九家企业全部集中在这个集团麾下，那么再融资十个亿没有问题。这样，集团公司的资产规模马上就能够达到三十亿，是名副其实的特大型企业了。” “四十九个企业全部归石化集团？”樊大章问。 “不是，”程思涌说，“以三个骨干企业为基础，成立三个总公司，作为集团公司的二级企业，其他的小公司有些直接并到总公司里面，有些则保留三级公司的法人地位，但仍然归某个总公司管。” “三个总公司能把四十九个企业全部包括进去吗？”樊大章问得更仔细。 程思涌回答：“如果不行，就再成立一个石化企业总公司，相当于‘不管’公司，把剩下的企业全部包进去。如果还不行，就再加一个，反正石化集团下面就三到五个总公司，而集团总部其实就是一个管理中心和结算中心，搞成‘小机关大实体’的管理模式。” 樊大章听了频频点头，心里想，这个程思涌说话还算有分寸，他其实是拿石化集团做例子，来暗示投资管理公司的模式。 “这些情况你是怎么掌握的？”樊大章问。 程思涌又笑了一下，笑得依然腼腆。 “来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些，”程思涌说，“这两天又核实了一下，所以情况就大致掌握了。” 这下该樊大章笑着问：“你是不是就奔着这个‘石化集团’来的？” 程思涌停顿了一下，或者是略微作了一下思考，然后说：“我听樊司长的。就我个人来说，是学石化的，这些年又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能继续在这方面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乐意。” 樊大章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还真的把手伸出来，在程思涌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同时心想：就让这个“小程”组建石化集团，我是既不给一分钱，也不给一个人，是骡子是马看你自己蹦。做得好，马上推广；做得不好，内部消化；事先不汇报、不宣传、不声张。 没有多少心计的王天容 与程思涌相比，王天容组建能源集团的难度要大许多。 首先，当时临港市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紧张到“开三停四”。就是一周七天，只能三天正常供电，另外四天要停电。甚至有时候“开二停五”，就是一周只供两天电。其次，拟建中的“能源集团”仅仅是一个概念，不要说像石化行业那样有几十家企业和二十亿资产，能源集团当时连一个落脚点都找不到，因为当时的临港市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电力工业，临港市的电力都是从广东电网上输送过来的，而广东省当时的电力供应本身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上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经济增长和用电增长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自己都不够用，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临港市这么大的用电需要。因此，无论是谁来担当这个角色，都必须具备在短时间内迅速白手起家的本事。第三，最关键的是市委推荐的这个王天容是个四十几岁的女同志，虽然也是司局级干部，但是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在水利电力部任职，而是在跟电力部门一点都扯不上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樊大章想像不出市委为什么推荐这样一位女同志来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樊大章的心目中，组建能源集团的事比组建石化集团要重要得多，也迫切得多。石化集团搞还是不搞，搞得好还是不好，对临港市目前的发展来说就是个锦上添花的事，而这个能源集团，则将直接解决临港市目前面临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 电力相当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心脏，心脏不工作了，或者说工作不得力，其他一切部门都要受到直接的影响。现在临港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几乎每天都有香港老板来临港市开设工厂，香港那边已经把临港市视为自己的后院，很多老板都把写字楼留在香港，而把工厂建在临港市。在当时，这种经济形式是临港市的主流经济。而所有的这种“三来一补”式的外资工厂都是需要电力的，电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临港市主流经济发展的“瓶颈”。迫不得已，市里面已经同意港资企业自备发电机。但是，这显然是个饮鸩止渴的措施，由此涉及的环保问题和电力市场管理问题哪一项都是隐患。再说，“开三停四”还涉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影响，所以，相对于组建石化集团的锦上添花来说，成立能源集团属于标准的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当然比锦上添花重要，也比锦上添花艰难。如此重要而又艰难的差使，交给一个四十几岁的女同志，行吗？ 说实话，樊大章真想找姚秉诚就这个问题好好讨教一下。想了，但是并没有真的去找。如果去找了，就说明对领导的安排怀疑了。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樊大章：不要轻易地怀疑上级。上级比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级的决定是没有错的。尤其是针对临港市目前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市委、市政府一定非常清楚，更加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市领导是不敢开玩笑的。 樊大章看了王天容的个人材料。 王天容，1943年生于广西灵山县，1965年毕业于长江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同年分配到水电部西南电力设计院工作。由于正好赶上国家“三线”建设，参加工作后不久即投入到一座座电厂的建成投产过程中，先后参与四川攀枝花、泸州、乐山、江油、绵阳及河南洛阳等地火力发电厂的设计和施工。1978年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计划基建局副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局党委书记等职。 看了这些材料，樊大章对市委的决定似乎明白了一些，或者是他为市委的决定找到了一点理由。樊大章想，这次市委推荐王天容来组建临港市能源集团，可能正是看中了她的专业经验和管理能力。但是，临港市不是社科院，更不是当年的“三线”，所以，樊大章还是有点不放心，临港市的电力紧张是老百姓天天都要亲身感受到的事情，能源集团的一把手是一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角色，容不得半点的闪失，而如果这个人选本身不合适，那么就等于闪失一半了。 这时候，樊大章突然注意到王天容是社科院出来的，而当初他们“三峡省”的筹备班子当中正好就有两个人是社科院的。“三峡省”下马之后，他们都去了海南，一个在省文体卫厅当厅长，一个在农管委当主任。于是，樊大章马上就给海南那边打了电话。樊大章知道，很多事情从材料上是看不出来的，必须向与她熟悉的人打听。 樊大章首先给厅长打电话，大约是文体卫厅管的面太广了，所以没有找到厅长大人，于是又给主任打电话，这下找到了。 主任接到樊大章的电话非常高兴，并且高兴得有点兴奋。双方自然要相互祝贺和鼓励一番，并且交流了当初在一起的几个人的动向，一比较，差不多，相对来说樊大章还算是掌握实权的。于是，说话也就有了底气，敢于盛情邀请主任并请主任转告厅长，有空来临港市“检查指导”。最后，樊大章当然没有忘记“顺便”打听一下王天容的情况。主任说知道，女同志，蛮能干的，本来是照顾夫妻关系调到社科院的，没想到她居然能从“家属”干到基建办公室主任，然后一直干到机关事务管理局长。 “怎么想起来问她呀？”主任说。 樊大章停顿了一下，还是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 “那就对了。”主任说。 “怎么对了？”樊大章又问。 “能干，”主任说，“能力强。你想呀，社科院这些人哪个是省油的灯？而机关事务管理局又是个得罪人的部门，她一个女同志硬是能玩得转。” 樊大章没有说话，在听。 对方停顿了一下，仿佛是确认樊大章这边是不是在听。 樊大章说：“我听着呢。” 主任接着说：“还有就是，她是学电力的，以前在电力设计院干过，好像还参与过‘三线建设’，对建设电厂是内行。另外……” 主任有点犹豫。一犹豫，樊大章就更加有兴趣。似乎越是不好明说的越是有价值。 “说嘛，不敢呀？” “也没有什么不敢，”主任说，“还有就是说出来不中听了。” “说说说，一定要说，我就是想听不中听的。”樊大章来劲了，仿佛电影《地雷战》上的渡边小队长终于探到了八路军地雷的秘密。 “那我就说了？” “说！” “还有就是我们社科院系统在中央和地方上当官的多，将来要是找起人来可能比较方便。哎，我不是小瞧你们呀，就事论事。” 樊大章有点失望，失望的原因是跟他估计的“不中听”不一样。按照樊大章的逻辑，“不中听”的话可能是说王天容有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说她有一个相好的在中央担任高官。如果那样，虽然“不中听”，但是还“中用”。 有点失望的樊大章略微想了一下之后，觉得现在听到的这个“不中听”也“中用”，而且可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中用”，因为整个社科院的背景当然比某个高官更牢靠，尤其在这种转型期，今天是高官的，说不定明天就是“二线”，而社科院这张大网显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扯破。这么想着，樊大章又高兴了。于是，电话里面说着笑话，又互相吹捧了几句，心里的决心也就下定了。 王天容比樊大章想像的年纪大，也没有想像中那么漂亮。按照樊大章的想像，凡是女人能当上司局级领导的，第一条就是漂亮。女人要是不漂亮，看上去就烦，哪个领导赏识和培养她呀。现在再看看这个王天容，虽然不是那么漂亮，但也绝对不属于看上去让男人烦的女人，属于相貌端庄而且还有点灵气的女人。相貌端庄是指王天容长得方方正正，或者说是大大方方，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而且鼻子和眼睛之间距离恰当，不像有些女人，为了节省脸盘，把鼻子眼睛眉毛嘴巴全部使劲往中心长，一看就是小气相。说比较有灵气，是指王天容眼光有神，而且身上有一种正气，是那种不会很挑剔的正气，这种女人让人比较放心，既让领导放心，也让丈夫放心。 樊大章马上就有一种感觉：行。 “我本来是不想来的。”王天容说。 “噢？为什么？”樊大章问，“噢”字拖得很长，仿佛是京剧唱腔的尾音。 也不怪樊大章把“噢”字拖得老长，因为这个王天容跟程思涌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不但性别的反差大，而且说话的内容也正好相反。程思涌是积极争取这个角色，甚至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而这个王天容上来就以“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为开场白，仿佛是存心要给领导一记杀威棒。 “老女人了，”王天容说，“当然希望在机关坐办公室，谁愿意放着好好的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不做，跑到企业当老总。” 樊大章想，到底是女人，这样的话可以当作是撒娇，这要是男的，并且是一个司局级领导，打死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樊大章说。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心里话？”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一问，就真的有点撒娇的味道。仿佛他们俩不是上下级在谈工作，而是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但是樊大章对这种聊天式的谈话方式并不反感。 樊大章说：“真要是想在机关享清福，在北京不是蛮好的嘛，干吗跑到临港市来？” 王天容脸红了一下，仿佛是自己心中的秘密被别人戳穿了。 “我说的是真话，”王天容说，“但是没有说完整。” “那么完整的是什么？” 樊大章这样问的时候，就亲切了一些。他突然感觉，眼前的王天容其实并没有多少心计，至少并不是太有心计。樊大章不喜欢太有心计的人，特别是太有心计的女人。 但是“没有多少心计”的王天容并没有如樊大章想像的那样，把什么是“完整”说出来，而是再次红了一下脸，说：“不过我后来还是决定来了。” “为什么？”樊大章又回到他们谈话刚开始时的状态，连语调都一样。 王天容略微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严肃起来，说：“那天书记和市长找我谈话的时候，谈着谈着就停电了，搞得大家都出了一身汗，像是接受批判。” 樊大章听着脸上也严肃了。 “是啊，”樊大章说，“不管我们来临港市之前是怎么想的，现在看到这种状况，容不得我们想了。从我这边说，政企分开后，必须探索政府对国有资产新的管理方式，我们没有选择，硬着头皮也要接受任务。从你那边说，现在连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都停电，我们还能有自己什么想来不想来的资格吗？” “樊书记您放心，”王天容说，“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就一定会做好。我知道，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看见外商的投诉我就知道不能失败，看见街上店铺自备的‘嘭嘭’响的小发电机我就不敢失败。” 樊大章点点头，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姚书记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吹起冲锋号角 程思涌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本来，樊大章对石化集团的开张是想低调处理的，但是他只是心里这么想，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作为部下的程思涌应该具有揣摩领导意图的本领，当领导的要是什么想法都说在明处，那么轻则显得领导没有水平，重则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一件事情上就会陷入被动。他没想到，这么精明的程思涌这次没有揣摩出他的意图，或者是揣摩出来了，但是装糊涂，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下。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樊大章都有点不愉快。 也难怪樊大章不愉快，因为这个程思涌太张扬了，在投资管理公司内部张扬还不够，还要张扬到市委、市政府，居然还邀请了包括姚秉诚在内的市领导出席石化集团的挂牌剪彩仪式。既然姚书记都来了，那么石化集团的成立当然就成了临港市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所以各路媒体记者都来了。 说实话，这下樊大章真有点不高兴了，不知道是因为对程思涌的过分张扬不高兴，还是因为程思涌事先没有请示他而越级请了市领导来不高兴。但樊大章没有将这种不高兴表露出来，既然姚书记都来参加开业典礼，那么他就是再不高兴也不能表露在脸上。不但不能将不高兴表露在脸上，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出席。这就是当领导的基本素质，或者是当领导的必要水平，这就是城府。当领导的没有城府不行。 剪彩之前，樊大章还暗暗担心，想着这么多领导来了，看你程思涌让谁剪彩。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樊大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程思涌是个热衷于创新的人，首先对剪彩就搞了个创新。 传统的剪彩是一条红绸缎让某个领导从中间一剪两半开，表示“开张”了。但是程思涌不是这么搞。程思涌搞了很长的一条红绸缎，每隔一两尺就扎了一朵大红花，每个大红花旁边站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个少女都穿了鲜艳的大红旗袍，每个鲜红的旗袍胸前都斜挂了一个条幅，每个条幅都把少女两个高耸的胸脯分隔开来，仿佛是少女的胸脯“开张”，或者仿佛是为了让人们分别鉴赏。樊大章将目光从少女兵分两路的胸脯上向下移，才发现少女手中还托了一个金色的盘子。这样，传统的一条红绸缎一剪两半开，就变成了两个领导同时剪下一朵大红花献给美丽的少女了。如此，领导同志剪彩的行为，就具有了某种遐想的意境，很容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抛绣球发生联系。并且领导同志在剪彩的同时，还能顺便欣赏美女，包括欣赏右边少女的左胸脯和左边少女的右胸脯，使领导同志的中枢神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剂，当场腰板更直，小腹更收，脸上更加容光焕发。 这种创新的另一个突出的好处是可以容纳更多的领导同时剪彩。不但市领导都可以上，而且连樊大章也有幸被邀请上台参加剪彩。 一旦自己站在了台上，樊大章马上就领略其中的美妙了。 樊大章现在与姚秉诚这样的大领导并排站在主席台上，一左一右是两个美丽的少女，台下是一张张笑脸、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伴着振奋人心的胜利进行曲。不用看，樊大章肯定也是满面红光了，而且很自然地就挺胸收腹，精神抖擞。 于是，樊大章又暗暗佩服程思涌的能干。这样搞一下，确实可以起到振奋人心和制造声势的作用，就像战场上军队发起冲锋，一定要吹冲锋号，并且战士们齐声喊“冲啊——”一样，谁也不能说安排专人吹号是浪费人员，更不能说喊“冲啊——”是浪费精力。再看看包括姚书记在内的领导一脸兴奋的样子，樊大章简直就有点感谢程思涌了，因为自打投资管理公司成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让市领导这样高兴过，这样开心过。别的不说，单就从领导这个高兴劲儿来说，程思涌的张扬就值！ 确实，临港市现在太需要振奋了，投资管理公司更需要振奋，而最迫切需要振作精神的，还是能源集团那边。这时候，樊大章甚至有点后悔，后悔没有把王天容也叫来，让她也振奋一下。 此时王天容还不是振奋的问题，一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人是顾不上精神的。王天容现在就好比那个吃不饱肚子的人——正在为办公地点和办公经费发愁。 一个集团公司董事长为办公地点和办公经费发愁，其境况不能说比一个吃不饱肚子的人好。 王天容向姚秉诚提出：既然已经成立了能源集团，并且能源集团的董事长与市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都是她一个人，干脆撤销市政府能源办，把原能源办的全班人马一起划到能源集团。这样做，人的问题首先就解决了。另外，最好能将三年的办公费一次性支付给她，并且给她一个与原来能源办公室面积相当的办公地点。 “编制怎么办？”姚秉诚问。 “什么编制怎么办？”王天容没有听懂。 “政府能源办撤销了，那么原来机关的编制怎么办？”姚秉诚只好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 王天容愣了一下，突然笑起来。 “你笑什么？”姚秉诚问。 姚秉诚这样一问，王天容就笑得更加厉害，简直是笑弯了腰。 “我说大书记呀，”王天容说，“您是不是也急糊涂了。我这是撤销机构，并不是成立机构，原来的机关编制不要了，并不是新增编制，编制办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怎么办’呢，等着他们放炮仗吧。” 王天容这样一说，姚秉诚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些天，姚秉诚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编制。当初临港市成立特区的时候，中央明确要求他们试行“小政府大社会”，所以机构是能精简就精简，精简到几乎所有与经济有关的局全部都合并到一个经济发展局中，并且这样合并似乎也很合理，因为所有的“局”，包括冶金局、化工局、建材局、煤炭局、纺织局、轻工业局、二轻局、机械局、电子局还有七七八八的局，它们不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嘛。 机构精简了，编制当然也就下来了，但是，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不行，有些机构还必须有，没有这些机构机关运作就不畅通，没有这些机构就不好对口。比如中央有机械部，省里面有机械厅，而临港市没有机械局，那么上面机械部或省机械厅下发的文件归到哪个口子？国家机械部或省机械厅下来的人归口哪个部门接待？如果全部归口经济发展局接待，是副局长出面接待还是正局长接待？如果是副局长出面接待，上面的人肯定不高兴，而上面的人一旦不高兴，稍微为难一下临港市，那么造成的麻烦肯定比接待一下更麻烦。如果是正局长接待，由于各局全部都归口过来，要是省机械厅跟省冶金厅的领导都来了怎么办？事实上，一天来两拨三拨甚至更多的拨的情况经常发生，是不是要准备一把斧头，把局长劈成几块？再说局长如果一天到晚忙于迎来送往，那么还抓不抓临港市的经济发展？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局的基本职责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接待。但是接待工作也不能不做，特别是临港市挨着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上级部门包括中央各部委的中层领导和省里的领导特别喜欢来临港市视察和调研，没有人陪肯定是不行的。对口接待的任务相当繁重。如果加上各兄弟省市的各级领导及其夫人们，说每天都要接待几拨人丝毫没有夸张。对此，曾经有人建议，干脆临港市的经济发展局设五个正局长、一个副局长，真正管事的是那个副局长，五个正局长专门应付中央、本省和兄弟省市的各级领导。这个提案当然没有获得通过，既然没有获得通过，那么问题就并没有解决，于是，本来被“精简”掉的机构，现在又悄悄地恢复。比如临港市原来没有能源办公室，但是临港市的电力供应这么紧张，紧张到中央领导来视察的时候都不能保证开路灯，不专门成立能源办公室行吗？再比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如果不专门设立一个部门，不是对基本国策不重视吗？还有各级领导来临港市考察之后，发现这么大一个城市连“精神文明办公室”都没有，明显地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于是这个部门当然也要恢复。还有诸如国防建设、教育、环境保护等等，认真追究起来，哪个部门都不能没有。如此，“小政府”就成了一句口号。为了不让“小政府”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这些部门在重新设立的时候，都悄悄地进行，像鬼子进村。其实，悄悄设立也就悄悄设立了，姚秉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姚秉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那么其他人干脆把两只眼睛全部闭上。但是，一涉及到编制问题，姚秉诚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因为编制涉及到工资，总不能闭着眼睛发工资吧？所以，从姚秉诚这个角度看，眼下编制问题是他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正因为如此，刚才王天容一谈到“机构”，他马上就想到了“编制”，连王天容在“机构”两个字前面加上的“撤销”都被他忽略了，所以王天容说他急糊涂了也没有错。 “好！”姚秉诚说，“行！我在下次常委会上提出来，撤销能源办，全班人马划到你的能源集团。不过，一下子支付三年的办公费不行。” “为什么不行？”王天容摆出据理力争的架势。 姚秉诚微笑了一下，看着王天容，说：“三年时间太长了，三年之后我自己还不知道在不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敢先把办公费支付给你？” 王天容一听，也确实有道理，如今的领导变化快，干得好要提拔，干得不好要免职，对于临港市这样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来说，一把手是不是能干三年还真不敢说。既然不敢说，姚书记当然就不能把可能是后任的办公费先预支出去。 “要不然这样，”姚秉诚说，“你们悄悄地撤出去，按照集团公司的方式运作，但是并不撤销能源办这个机构，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只要机构在，办公费就在，编制也在，工资就能保留，你那边没有工资压力，比一次性支付三年办公费岂不是更好？再说……” 姚秉诚突然迟疑了一下。 “‘再说’什么？”王天容问。 姚秉诚看着王天容，好像还是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把“再说”说下去。 “再说这样过渡一下也好，”姚秉诚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一个能源办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两个处长想不通，不愿意离开机关，到时候你就很被动。” “好！”王天容说，“就按您的意见办。” 王天容的这个“您”不是随便喊的，她是真的服了姚秉诚。领导就是领导，水平就是高，考虑问题就是周到。“有个过渡”，这话说得非常好。 后来的发展证明，姚秉诚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不要说当时了，就是后来能源集团成了气候之后，集团领导的综合待遇远远好于政府机关干部之后，当市政府正式下文撤销临港市能源办的时候，还是有人坚持要留在机关，宁可要机关的低工资，也不要企业的高工资。当然，也有人选择了第三条路，就是既没有跟王天容去企业，也不留在政府机关，比如王天容的秘书蒲小元。 特区速度白手起家 很多人认为王天容是个怪人，当初把丈夫和孩子丢在北京，自己跑到临港市来就够怪的了，现在自己主动从政府大楼里搬出来就更怪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怪的，最怪的是她给自己的能源集团选择的办公地点，居然是全临港市拉电频率最高的地方。 搬出市政府大楼之前，王天容专门让手下的人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全市的电力供应紧张程度分布情况，并且绘制成图，像是作战用的标图，一眼就能明显地看出什么地方用电最紧张，也就是拉电频率最高，什么地方则相对好一点。作为临港市能源办公室，搞这样的调查并且绘制这样的分布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问题是，这个图一绘制完，她马上就在用电最紧张的区域找办公场所。秘书蒲小元犹豫了半天，还是提醒了王天容：这里会经常停电的。 “我就是要选经常停电的地方。”王天容说。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知道了吧？”王天容说。说得有点得意。 “不知道。”蒲小元回答。回答得有点尴尬。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王天容说。 办公地点搞好后，尽管经费紧张，但是王天容还是坚持“高标准”——安装了空调。本来大家看到这样的“高标准”还蛮高兴，因为当时就是临港市政府办公楼，也不是每个房间都安空调的。于是，大家就觉得王天容其实也是个蛮懂得生活的人。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个“空标准”，空调成了真正的“空”调，没有电，怎么“调”？于是，王天容的怪得到了进一步的注释。 王天容的“怪”也传到樊大章的耳朵里，但是樊大章没有觉得王天容怪，并且他马上就理解王天容的意图了。果然，能源集团这些看着“空”调擦干汗的人马上就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方案建议打破常规，实行电力价格浮动制，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兴建小型燃油发电厂，鼓励国外企业投资办电厂，并且给电厂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电厂投产后，前两年免所得税，后三年所得税减半。这种方案在当时是具有突破性的，或者说是大胆而冒有风险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们不是搬出了市政府大楼，不是来到这个天天看着空调干瞪眼的地方来办公，那么，这个方案不可能出台，至少不会那么快出台。这就是樊大章对王天容“怪”的理解。 当时临港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内地来的，或者是从省城来的，但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反正都是从计划经济的体系中来的。如果按照他们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思维，那么，第一，电价是国家统一制定的，不可能什么地方想提价就提价。第二，电力是国家战略资源，不是什么人想搞就搞的，尤其不是外商想搞就能搞的。但是，现在从政府大楼里面搬出来了，特别是搬到这种天天守着空调擦汗的地方来之后，人的思想好像马上就适应环境了。既然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到了他们这里，“发电就是硬道理”，解决供电让空调机能够运转起来，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一个关于自主调节电价，鼓励社会资金和外商投资建设小型燃油发电厂的计划马上就被报到姚秉诚的办公桌上。当然，同样的报告也送到了樊大章的手上，但是明确注明是“抄送”，主呈市委、市政府，抄送市投资管理公司和市经济发展局。并且王天容还当面对樊大章说：“这是实事求是，这个报告要是先报给你，你也批不了，不但批不了，还有可能起坏作用。” “那不会吧。”樊大章说。 樊大章是笑着说的，不知道是涵养好还是真的不介意王天容越级上报。 “怎么不会？”王天容说，“如果我先报到你这里，将来就完全有可能形成踢皮球的局面。你可能会说：我没意见，关键看市里。市里面肯定会说：能源集团是投资管理公司下属企业，还是让他们先拿个意见。你看我这满身的痱子，我可不能当皮球，让你们踢来踢去。” 说着，王天容差点忘了性别，准备把衣服掀起来让樊大章看看她满身的痱子。好在樊大章没有忘记性别，赶快制止，说：“好了好了，我理解，我支持，你也不用脱衣服让我看了，我已经看见了，看见你满脖子上这个样子，就能想像你身上什么样子。”说完之后，又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补充道，“我是说知道你身上肯定也有痱子。” 他这样一补充，反而把王天容的脸补充红了。 “行，”王天容说，“你不看我的也行，明天去我们那里视察一下，看看我们那里蒲小元身上的痱子。” 这下该樊大章脸红了，因为蒲小元就是石化集团挂牌仪式那天站在樊大章身边的那个美丽少女。 为了那天的开业典礼，程思涌差不多把临港市国营单位的所有美女全部都集中使用了。那时候临港市还不繁荣，一个星期停四次电的地方当然不繁荣，所以那时候临港市的美女相当少，至少在国营单位工作的美女相当少，少到程思涌不得不打起政府机关的主意，于是，就把王天容的秘书蒲小元也“搜刮”去了。碰巧，那天作为临时礼仪小姐的蒲小元就站在樊大章的旁边。蒲小元认识樊大章，但是樊大章并不认识蒲小元。不认识就想认识，于是，在后来举行的舞会上，樊大章就主动赠了一张名片给蒲小元。那时候名片也是稀罕物，比如今的“人才证”还稀罕。樊大章有名片，而蒲小元没有名片。当樊大章把自己的名片给蒲小元的时候，蒲小元只好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没有名片。” 蒲小元说着，还给了樊大章一个甜甜的微笑。 于是，樊大章就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当蒲小元告诉樊大章她是能源办的之后，樊大章的脸上马上就尴尬了一下。虽然樊大章并没有对蒲小元说什么，更没有对蒲小元做什么，但是献殷勤是明显的。既然献殷勤了，并且献完殷勤之后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是市政府机关的，而且是王天容手下的，就好比有个男人去桑拿场所消费，突然发现为他服务的小姐是他的侄女一样，有点难堪是自然的。好在樊大章应付这种尴尬有经验，应付的方法是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继续跳舞，目不斜视。 蒲小元回来后，不仅向王天容描述了典礼的盛况，而且还向王天容展示了樊大章的名片，所以，现在王天容一提“蒲小元”，樊大章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情报王天容已经掌握了，红脸是必然的。 “我支持，坚决支持，坚决支持！”樊大章的表态像赌咒发誓。 不知道是不是樊大章坚决支持的缘故，或者是王天容把同样的手段也使用在了姚秉诚身上，反正市委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致通过了王天容他们的方案，再次展示了临港市的特区速度。 方案通过之后，临港市的燃油电厂就像小树林中雨后的蘑菇，突然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许多。 那时候王天容还不知道市场的魔力，不但王天容不知道，就连樊大章和姚秉诚也不知道。但是近邻的香港人懂，香港人知道只要是紧俏商品，而且国家允许生产和买卖，并且所得税减免，那么就等于让他们发财。于是，只是出台了一个政策，外商马上蜂拥而至，抢着建厂。这时候，王天容在电力部门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在社科院的关系网真正发挥了作用，因为早在制定这个应急方案的同时，她就委托国家权威部门的权威专家们为临港市未来的电力发展制定了科学的远景规划，所以，一开始就将外商的积极性纳入到临港市电力发展的整体规划当中，使“一窝蜂”按有序的方向发展。既解了当时临港市严重缺电的燃眉之急，又没有影响临港市电力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能源集团在临港市电力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当时的方案中，虽然有许多优惠外商投资的政策，但是同时也暗藏了对外商投资的许多限制，主要是对电厂规模和时限的限制。后来姚秉诚在和樊大章的私下交流中，还专门说到了这个问题，说王天容“像男人”，一点都不含糊。当然，这只是他们两个男人私下的交流，没有在公开场合这么说，而如果在公开场合这么说，那么就有歧视女同胞的嫌疑。其实樊大章和姚秉诚背后这样评价王天容丝毫没有贬低女人的意思，只不过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总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更具备对事物宏观把握的能力，比如在制定鼓励社会力量和外商大办电厂政策的同时，还要考虑在未来的长期发展中，保持临港市能源集团在临港市电力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他们潜意识里可能觉得只有他们男人才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当王天容拿出包含这种思考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他们确实有点意外，于是，发出王天容“像男人”这样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 千里有缘 樊大章和姚秉承说得不错，王天容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像男人，不仅现在像，而是从小就像。 王天容家姊妹四个，她是老三，上面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她夹在中间，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父亲喜欢大姐，母亲喜欢小弟，爷爷奶奶自然只喜欢孙子，王天容就成了家里没有人疼爱的人。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在姊妹几个之间受了什么委屈，大姐可以找爸爸告状，二哥可以向爷爷奶奶卖乖，弟弟可以向母亲撒娇，只有王天容，自己扛着。久而久之，倒也养成了自立的习惯，并且一直将这种习惯保留到今天。 作为自立习惯的一个重要表现，年轻时候的王天容就不像一般的女孩那样一到一起就唧唧喳喳，参加工作后，也不像一般的女人那样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东到西。这种习惯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一个成功女人的优秀品质，但是在当时，并不一定是好事，相反，还往往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清高，甚至会被人认为是缺少女人味，所以，年轻时候的王天容在婚姻问题上并不是很顺利。 按说，像设计院这种单位，自然是男多女少，女大学生找对象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在当时他们那一批女大学生当中，王天容还算是漂亮的，至少应该说是端庄的，所以，一开始直接向她发起进攻或间接通过老工程师做工作的人并不少，但是久而久之，人们就失去了耐心，对她敬而远之了。原因是王天容总是以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眼神看着周围的这些男人，仿佛觉得这些人都配不上她，对待别人的追求，不拒绝，但是也从不让你靠近。比如有个男同事请她看电影，她欣然接受，但是看完了电影之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该不怎么样还是不怎么样，没有看出丝毫的变化。那时候人老实，一般地一男一女两个同事一起去看电影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开始了，下一步就是男的买毛线，女的织毛衣，等毛衣穿在身上了，两个人的饭票就合在一起吃，等到一男一女两个同事饭票合在一起了，基本上就该考虑结婚了。但是，王天容没有按照这个规则走。首先，王天容没有认为同事之间一起看电影就意味着什么“开始”；其次，王天容根本就不打毛衣，不但不给男同事打，甚至也不给自己打，如此，当然就没有办法将爱情进行到底，甚至会被认为没有女人味。 王天容不爱打毛衣，更不会像当时大多数女人那样以打毛衣为快乐，以打毛衣为光荣，甚至把打毛衣当作谈恋爱的一种手段。所以，王天容的爱情比同龄人来得晚。 不爱打毛衣也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王天容喜欢看书，从小就喜欢看书。据说王天容之所以在那个并没有人特别疼爱她的家庭里上了大学，主要原因就是她特别喜欢看书，而她的哥哥姐姐并不喜欢看书，所以，在当老师的舅舅的资助和鼓励下，才上了大学。 王天容看书也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一般的女孩喜欢看小说，特别是喜欢看爱情小说。当然，她们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也就是《青春之歌》、《红旗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些与爱情沾点边的革命小说。那时候男女之间谈恋爱，有时候就是从相互借阅这些书开始的。但是王天容不喜欢看小说，尤其不喜欢看爱情小说，觉得那里面全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东西，看起来就讨厌。上大学的时候，听说中国的《红楼梦》是世界四大名著之一，于是咬咬牙，买了一本，强迫自己看，但是一直看到大学毕业也没有看完，甚至至今都没有看完。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实在看不下去。王天容不喜欢看这些书，自然又少了一条通向爱情彼岸的渠道。 喜欢看书但是不喜欢看小说的王天容主要是看与自然科学有关的书籍。小时候最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大一点的时候喜欢看《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和《海底两万里》，上了大学之后，喜欢在图书馆里看各种各样的科学杂志，并且一直将这种习惯保持到参加工作，保持到结婚之后。事实上，她的爱情和婚姻还就是看这些东西看来的。 设计院里有一个资料室，除了各种国家标准专利文献和专业杂志外，也还有一些科普类杂志，比如中文版的《自然》和英文影印本的《科学杂志》，这些科普类杂志就是王天容当时的主要读物。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天容对科学之谜十分着迷。尤其是玛雅文化的兴起与突然消失，王天容觉得非常神奇，不可思议。她甚至认为玛雅人根本就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但是外星人与地球人的文明方式不一样，所以表现在有些方面他们不如地球人文明，至少我们按我们地球人的标准认为他们不如我们文明，而另外一些方面却明显比我们文明。有一次王天容从《自然》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认为玛雅文明当中关于天上有九个水晶人的传说，与中国古代传说的九个太阳竟然不谋而合，据此，作者推断远古的时候天上可能真的有九个“太阳”，而这九个“太阳”就是今天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当中除地球之外的另外八个加上太阳本身一个，正好九个。王天容非常认同这个看法，所以，不但认真看了，而且还给杂志社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支持这个观点，并应用自己的专业特长，进一步假设其他星球上原先也是有核爆炸的，所以也闪光，后来炸完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不发光只会反光的行星了。 王天容这封读者来信寄给《自然》杂志社不久，果然就收到了一封回信。但是回信的不是杂志社，而是文章的作者，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洲历史研究所的郑品浩助理研究员，也就是王天容现在的丈夫。 原来，杂志社收到王天容的来信后，见信中所涉及到的专业内容超出了编辑的水平，他们回答不了，于是，只好把信转给文章的作者郑品浩。郑品浩看了信后，发现了知音，于是立即给王天容回了信，并且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玛雅传说中的水晶人已经真的在墨西哥找到了！尽管找到的是水晶骷髅，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水晶人的传说绝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王天容接到专家的回信自然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给郑品浩写信，表达自己的喜悦，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有关问题。从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但是，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谈恋爱，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谈恋爱，因为当时电话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所以双方的联系只能靠通信。在王天容的想像中，郑品浩一定是个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王天容怎么会想起来跟一个老爷爷谈恋爱呢？而在郑品浩那边，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崇拜者是个姑娘，而且是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因为从“王天容”这个名字上看不出性别，加上字如其人，王天容的字也是豪迈大方，缺少女人味，所以，更加不会想起来谈恋爱。 半年之后，王天容到北京参加六盘水电站初步设计论证。由于那时候各行各业主要都是在抓革命，项目论证属于生产，或者说属于从属地位，所以论证的时间就格外地长，这样，王天容就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出去，正好路过社科院，突然想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受自己崇拜的白胡子科学家，于是打算顺便看看，就向门卫老头打听“郑品浩”。老头很认真，把王天容的工作证反复看了几遍，又在王天容的脸上认真打量了半天，确认工作证上的人就是王天容本人，并且知道她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才通知郑品浩来大门口。 天冷，王天容在传达室里面等。传达室里面除了王天容外，还有另外几个在等亲朋好友的人。 郑品浩进来后，挨个把几个人看了一遍，问：谁是王天容？ 王天容像在医院排队等大夫看病，这时候听见护士喊自己的名字，马上腾地站起来，大声说：“这里，我。” 传达室本来就小，其实她跟郑品浩的距离还不到一米，大可不必这么喧哗。 郑品浩疑惑地看着王天容，一时间不知道是惊还是喜，或者是既不惊也不喜，只是有点意外。 “我找郑品浩老师。”王天容这样说，就表明她已经认准眼前这个小伙子是郑品浩的学生或助手。 郑品浩先是点点头，然后嘴巴动了一下，最后才发出声音：“我就是。” “你？”王天容问。 “我。”郑品浩说。 “你是郑品浩？” “我是郑品浩。” 说着，郑品浩仿佛是想起来了什么，或者是意识到了什么，马上从身上掏出一个小红本子，展示给王天容看。 小红本子是工作证，展示给王天容看的目的当然是证明自己确实就是“郑品浩”。 王天容当场就笑得不能自制。 能力是锻炼出来的 王天容后来从西南设计院调到国家社科院，与她对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与支持有关，否则，按照王天容自己的性格，是绝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而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从头开始的。事实上，王天容在西南设计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具体地说她已经是室副主任了，虽然当时室副主任也就是副科级，但是，在同龄人当中也可以说是佼佼者了。 王天容比较自立的性格刚开始并不讨人喜欢，因为她会让人认为不亲热，甚至会被人误解为高傲，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特别是跟郑品浩结婚之后，她这种性格逐步得到院里同事们的认可。 首先，她做事认真，比较有事业心和责任心，领导交给她的任务总能按时完成。其次，她从来不搬弄是非，很多话到她这里就等于找到了可靠的归宿，绝对不会再从她嘴里面添油加醋地说出去，所以，不仅领导信任她，同事们也比较信任她，不仅工作上信任她，在做人方面也比较信任她。另外，最关键的，还是工作上，王天容在工作上能拿得起来，或者说能独当一面。不要小瞧这一条，事实上很多人做不到，尤其是女同志，因为设计院的工作不光是画图纸，还包含更多的内容。 一个完整的设计工作通常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初步设计，也叫高阶段设计，包括设计总体方案的制定与论证；第二部分是工程设计，就是根据已经确定的方案完成具体的施工图；最后还有施工服务，就是在施工现场解答实际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处理设计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部分，或者是与其他专业设计碰车的问题。 就是这最后一条，很多人做不到，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女同志都做不到。首先，在山沟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很多女同志就做不到；其次，现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矛盾又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施工单位为了图省事，总是希望复杂问题简单处理。作为设计单位，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必须坚持原则，但是也有些时候确实设计得不合理，需要临时修改，也就是说，要会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点，这就需要很多专业之外的东西，甚至还需要个人性格上的条件。事实上，很多工程师不敢在修改单上面签字，特别是女工程师，常常掌握不了哪些字该签，必须签，哪些字不该签，坚决不能签。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专门的监理公司，设计院的现场施工服务人员事实上还充当工程监理，责任重大。 王天容的最初才能就是在施工服务当中得到锻炼与形成的。 王天容胆大心细，具体说就是胆子比一般的女同事大，心比一般男同事细，而且能经得起施工单位的粗话，该狠的时候敢狠，该客气的时候能够客气，所以，每次施工服务，大家都一致推举她当组长。 组长虽然算不上官，但是所负的责任并不比官小。那时候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万一哪个不该签的字签了，给工程造成损失，被说成是有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完全是可能的；哪个字该签，但是没有签，耽误工期同样不是小事情。但是，王天容处理得都比较好。虽然不敢说没有出现一点差错，但是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场施工服务是要跟人打交道的，要不断地唱红脸，也要随时随地准备唱白脸，王天容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因此也得到很大提高，而这些能力对她后来在社科院的工作甚至是对于她来临港市之后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的经济建设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经济发展，设计先行。设计院工作马上就忙起来。这时候，院里从工作的实际需要考虑，破格提拔了一批年轻人担任领导工作，第一个就是王天容。西南电力设计院当时下的红头文件，大标题就是《关于王天容等同志的任职决定》。本来，如果王天容继续留在西南院，应该说也是很有前途的，但是，这时候她跟郑品浩结婚已经两年了，他们该有孩子了，最后权衡再三，王天容决定牺牲自我，保全丈夫，或者说是为了保全丈夫的事业，毅然决定调往北京。 当时进北京比现在还难，如果不难，王天容就不会进社科院了，而是进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比如国家水利电力部等，但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界限分得非常清楚。虽然同样都是国家干部，但是企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和事业单位的不一样，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与政府机关的也不一样，并且这种界限还有等级，政府机关的国家干部比事业单位高一级，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比企业单位的高一级，从高级往低级调动容易，从低级往高级调动不容易。比如王天容，她原来是西南电力设计院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如果往企业调动，那么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往国家机关调动，比如往国家水利电力部调动，那么就非常困难，难于上青天。 最后，王天容选择了对自己的事业作彻底的牺牲，同意调动到丈夫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事业单位往事业单位调动。 退一步天地宽。当王天容同意去社科院后，调动工作果然就进展顺利。因为此时国家十分注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像郑品浩这样的专家，很多老婆是农村户口的，都被拖儿带女地“农转非”，而王天容本来就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加上社科院级别高，北京市政府卡不住，所以，第一个就调进来了。 但是，调来之后，还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丈夫郑品浩在给王天容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王天容还是一个助理工程师，所以，商调函的回执是助理工程师，等到正式调进社科院之后，才发现王天容已经是副科级了，如此，就等于是给社科院添了麻烦，因为按照当时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规矩，必须给她安排相应的行政职务，但是社科院哪里有什么行政职务给王天容安排呢？没办法，最后只好在基建办公室安排做副主任。 本来社科院安排王天容当基建办副主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没想到歪打正着，基建办的工作跟王天容以前在西南院的时候所做的施工服务工作基本上一样，算是对口了。王天容作为基建办副主任，主要工作正好就是跟施工单位打交道，而且那时候社科院正好有很多基本建设的事情做，使王天容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综合能力一下子发挥和体现出来了，终于，从一个小小的基建办副主任一步步做到机关事务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的位置，相当于地市级，跟原来西南院院长平级了。 至于王天容最后为什么会选择离开社科院而来临港市，她从来都没有说过。她本来就不喜欢说七说八，当了领导之后，更加注意，对于这样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敏感问题，她是不会说的。但是，外面还是有一些猜测。猜测之一是她到底不是学习社会科学的，所以在社科院的前途已经到顶了，或者说是没有前途了，而像王天容这样的人，才四十出头就前途到顶肯定是不甘心的。传说之二与夫妻感情有关，说王天容在夫妻分居时跟郑品浩感情非常好，真正到一起生活后，神秘感没有了，两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反倒暴露出来，关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行政职务的升高，王天容对玛雅文化的热情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因此，对丈夫事业的神圣感和神秘感也就没有了，因此导致感情淡化。传说之三是她骨子里还是热爱自己的专业，而到临港市可以从事原来的专业。前面两条不敢说，但是这最后一点可能是真的，因为后来，她实际上是有机会做副市长的，但是她放弃了，仍然坚守在自己热爱的能源岗位上。 当然，这些都是人们茶余饭后没有根据的猜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王天容来临港市之后，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综合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且，她“像男人”的性格也就更加明显了。所以，樊大章和姚秉诚背后说她像男人多少还有点褒奖的意思，并无恶意。 融资银行 说王天容“像男人”的不仅是樊大章和姚秉诚，还包括程思涌。 程思涌是个不服输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天天想着争第一。小时候，程思涌看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为什么不是第一》，是说美国一个总统小时候有次考了全校第二，欢天喜地地跑丶蚁蚋盖妆ㄏ玻盖字凰盗艘痪浠埃骸拔裁床皇堑谝唬俊闭歉盖椎恼饩浠埃罄词顾晌拦芡场？ 这本书对程思涌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已经养成了凡事都要争第一的习惯，这么多年来，这种性格都没有改变，至少没有改变多少。 好争第一的人，其实也就是喜欢竞争，要竞争首先就是要确定对手。在学校的时候，同学是对手，中小学的时候比谁的学习成绩好，上了大学之后除了比学习之外，还要比谁先入党；参加工作之后，与他同期毕业的大学生是竞争对手，竞争的标准是比谁的进步快。当然，“进步快”也就是提拔快。一开始是比谁先当副处了，谁先当正处了，后来比谁先当副局了，再后来，就没有办法直接比较了，因为从副局向正局进步，相当于部队上从大校晋升到将军，对手已经相当地少，并且继续进步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复杂到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甚至并不取决于工作业绩。程思涌发现，越是往上走，道路越狭窄，而且不确定的因素越多。 但是，努力和不努力还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层次上，“努力”的内涵已经包括动脑筋和拉关系。当国家部委准备精简合并的时候，程思涌原来的那些同僚们大多数都认为是他们的灾难，至少是他们将要面临的危机。但是善于动脑筋的程思涌却认为，如果是灾难，那么无论如何也躲不过，既然躲不过，不如主动承受；如果是危机，那么“危险”之中必然包含“机会”，与其被动地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程思涌主动出击，找部党组书记谈话，谈他对精简机构的认识和看法。程思涌说，他认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非常及时。 当时部党组书记正在为精简的事闹心，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听了程思涌的话，马上就眼前一亮，发觉了突破口，决定就从树立正面典型开始着手，并且这个正面典型非程思涌莫属。最后，程思涌果然在“危险”中找到了“机会”，不仅赶上末班车把司局级挪正，而且离开北京后顺利地来到临港市，说起来是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行政机关，但事实上并不吃亏，至少不比那些挨到最后任人发落的人吃亏。因为不管怎么说，程思涌终于实现了从副局向正局的进步。 程思涌选择临港市，当然是打算要大干一番事业，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临港市未来的发展前景与发展优势。当时从北京来临港市的干部很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人来了，心却留在了北京，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们不把配偶和子女带过来，甚至连自己的户口也不迁过来。不仅一般干部和处级干部这样做，就是司局级领导甚至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当中都有这种情况。但是，程思涌不这样，程思涌把全家老小的户口全部都迁到了临港市，以表明自己誓与临港市同发展的坚定决心。或许，在程思涌的思想中，“进步”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在什么地方进步，以什么方式进步，无所谓。 程思涌人来临港市了，心也来临港市了，并且把好胜争强的性格也带到临港市来了。 要争强就要找目标，程思涌选择的目标是王天容，因为只有王天容与他才有可比性。他跟王天容几乎是同时从北京到临港市的，年龄差不多，级别也一样，属于“同类”，只有同类才能比较，有可比性才有竞争性。 多年要求进步的实践使程思涌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善于跟领导多沟通、多联络。多向领导请教，就是要建立关系网、建立信息网，只有建立了这些“网”，才能掌握最新最全面的资讯，才便于进行正确的人生决策。 在程思涌和王天容之前，临港市已经有一大批从北京来的干部。程思涌认为，这些人应当是他未来在临港市关系网上的一个一个坚实的接点。程思涌到达临港市之后，从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许多跟他过去在北京有某种关系的人，比如像樊大章那样在北京的时候一起开过什么会的“会友”，还有就是他老婆或他的某个同学的某个朋友或同事，或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总之，只要用心去找，总能找得到，实在找不到，还可以通过儿子的关系，比如他儿子是北京五十六中学的，而临港市经济发展局的一个副局长的女儿也是北京五十六中学的，这样，也能扯上不少关系。这些关系在北京根本就不能算什么“关系”，但是，到了临港市之后，只要能接得上，这些关系就都成了“关系”。 程思涌就是从这些关系中，了解到临港市率全国之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的事，并且知道投资管理公司班子的情况。 他清楚，自己进班子是不可能的，不但他不可能，连跟他同期到达的王天容也不可能，因为早在他们来到临港市之前，投资管理公司的班子就已经定好了。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处境还不如王天容。因为“关系”向他透露：由于临港市用电特别紧张，所以准备破格成立市政府能源办公室，并且王天容极有可能担当市政府能源办主任。如果这样，按照程思涌当时的分析，王天容只要做得好，熬几年，沾“女同志”的光，等下届改选进入政府班子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班子成员要照顾“无知少女”的说法，但是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四种人肯定是要在班子当中得到体现的，如此，王天容至少占了个“女”字这一条，进入政府班子的可能性肯定比一般人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程思涌在和王天容的比较当中并不占优势。 后来，程思涌还是通过“关系”获悉，投资管理公司下面准备成立几个集团公司，并且最强的集团公司将是石化集团，而且“关系”还为程思涌出主意：与其把目光盯在并不占优势的政府大楼里面那几个屈指可数的位置上，还不如下去闯一下。并且说今后国家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谁掌握了经济，谁就掌握了实权。 这话给程思涌的启发不小。程思涌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今后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这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与其在党政机关混个虚职，还不如到经济实体中占据一个实位。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樊大章。由于他是有备而去的，并且事先通过“关系”获得了相关的资讯，所以在那次对话中，句句都能让樊大章有发觉“人才”的感觉，所以，程思涌理所当然地坐上了临港市石化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明确对手之后，程思涌的步伐就自然加快了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加快向银行融资的步伐。根据程思涌对经济活动的理解，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落实在资金上，如果没有资金，企业经营活动就运转不起来。至于创造效益谋求发展，一切都成了空话。 程思涌把整个临港市四十九家大小石化企业重新整合之后，发现虽然总资产加起来确实有二十来个亿，但是这些资产绝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并不具备流动性，而资金不流动，就不可能产生效益，所以，融资是当务之急。 程思涌特意成立了集团资金部，专门跑贷款。 集团资金部主要是两种人组成：一种是对银行业务相当精通的人，另一种是具有公关特长的人。 第一种人本身就是银行出来的，对银行的业务相当熟悉，这些人原先在内地就是银行职员，甚至是银行系统某个部门的小领导，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临港市，本来想正式调入临港市的银行工作，但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见到石化集团关于招聘金融人才的广告，特别是广告上关于“能入临港市户口”的条款后，纷纷汇集到石化集团麾下。 这些人为了早日实现有临港市户口的愿望，使出浑身解数，极力为实现程思涌的融资目标献计献策，而且身体力行。他们告诉程思涌：银行的本性是“嫌贫爱富”，只愿意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整合石化集团内部资产和债务，编制银行最愿意看到的报表，具体做法就是对整个集团财务报表重新包装，把不良债务集中在几个贸易类公司，而优质资产集中在几个实业类公司，这样，这几个实业公司的资产状况就非常优良，而且财务报表也非常好看，资产负债比例非常低，甚至比国际一流的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还要低。 经过如此一番包装的实业公司，既适合自己贷款，又适合为别的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于是，干脆让他们相互担保，甚至是循环担保，从银行大量融资。 程思涌不傻，一听，就知道是发现人才了，于是，拍拍资金部经理的肩膀，说：“既然用你，我就相信你，大胆去做，事成之后，不但解决户口，而且解决房子。” 如此，这批人就个个成了勇士，金融战线的勇士。 第二种人是靓女，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漂亮，新潮，大胆，开放，并且勇于“献身”。 这些人员的招募也是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的，因为公司资产和债务的整合及财务报表的包装只是能够从银行取得贷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当时的银行跟现在的银行还不一样，现在的银行本身也是企业，向其他企业贷款是银行作为企业运作的一种基本方式，或者说是商业银行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那时银行代表着“国家”，所以，那时候的银行跟企业之间不是现在这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或者说不是现在这种互惠互利关系，而是恩赐与被恩赐的关系。仿佛是国家的钱交给银行来向企业发放救济一样。于是，银行和企业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于是，企业要想从银行得到贷款，除了具备其他条件外，还必须跟银行搞好关系，并且这种“搞好关系”也不是平等的“搞好关系”，而是企业要拍银行的马屁。所以，石化集团的资金部除了前面说的那些对银行业务非常精通并且善于对企业进行财务包装的人之外，还必须有善于公关的靓女。 程思涌制定的奖励政策好，真正实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女”。在重赏政策的感召下，这些漂亮、新潮、大胆、开放的靓女的主要工作就是一天到晚跟银行的信贷员、信贷科长、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行长搞好关系。至于她们怎样与这些老爷们搞好关系，也不用教，主要抓住人性的弱点就行了。至于什么是人性的弱点，国外的学者写了大量的书籍，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并且煞有介事地教导读者如何如何去做。其实无论这些书籍多么厚，包装多么精美，卖得多么贵，都赶不上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论断得精辟——食色性也。如此，只要做两件事，一陪行长吃，二陪行长睡，就足够了。 其中关键是后面一条。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三十几岁甚至是二十几岁的人就当行长不足为奇，那时候真正管事的行长一般都五十来岁，而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流行离婚，所以行长夫人们差不多也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女人，除了极个别的之外，不管她们年轻的时候多么漂亮，现在肯定也是黄脸婆了。当时临港市的靓女少，敢于搞活开放的靓女更少，并且那时候女人的性观念与现在人也不一样，所以，程思涌招募的这些靓女一旦使用了杀手锏，基本上都百发百中，如此，程思涌就如愿以偿地迅速地打开了石化集团贷款新局面。 当王天容还在为自己集团总部的空调什么时候能够吹出冷风而努力的时候，程思涌已经不知道这成亿的资金往哪里花了。雄厚的资金不仅令王天容眼馋，就是樊大章对程思涌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能贷到款当然是好事，但是按照国人的习惯，只要你做成了事情，即便确实是做成了好事，那么也还是要被人说闲话。比如对于程思涌，当时就有人传说这些公关小姐在正式上岗之前都曾经过程思涌亲自“测试”，至于怎样“测试”的，不说，让你去想像；还说程思涌按照他自己制定的奖励政策奖励给资金部有功人员的奖金，有相当一部分被这些受奖人员“反馈”给了程思涌本人。但这些话都没有证据，说说也就说说了，并没有人去较真，樊大章没有去较真，程思涌自己也没有去较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与王天容的竞争中，程思涌赢了第一个回合，而且赢得很轻松，赢得很明显，赢得无可挑剔。 bot电厂 好胜逞强或许是人的天性，至少是程思涌和王天容这样的人的天性。 就在程思涌暗暗地把王天容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同时，王天容也不知不觉地把程思涌当成了自己前进中的一个参照坐标。这时候，她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这个坐标的后面。别的不说，就说春节送挂历，石化集团几乎给临港市所有的单位都送了挂历，包括送到能源集团的王天容和蒲小元手上。其实，王天容不是稀罕挂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挂历，但是，当她接到程思涌派人送来的挂历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差距，甚至感觉到了难堪。 首先，这一年能源集团根本就没有印制挂历，而收到别人的礼物却不能体面地回赠是难堪的；其次，即便当年能源集团也印制了挂历，那么也肯定不可能印制得这么精美，所以，即便能源印制了，并且王天容也回赠程思涌了，那么印制和回赠的挂历跟石化集团的相比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挂历质量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了公司实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间接地反映两个集团公司一把手之间的差距。 没心没肺的蒲小元还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拆开那幅挂历，引得同事“哇哇”乱叫。挂历上是港台明星泳装照。在那个年代，泳装给人的感觉比今天的裸体还刺激，“哇”是必然的。这个“哇”声刺激着王天容，她差点就过去训斥蒲小元，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 王天容强迫自己承认：年轻人没有错，错在实力，错在自己领导无方。 当时的能源集团刚刚脱贫。通过电力价格浮动制，占能源集团同时也是市政府能源办之利，王天容刚刚从这些浮动价差当中提取到一点管理费，勉强维持工资及办公费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想像程思涌一样从香港订做专门的精美挂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可是正因为缺钱，她就又发现什么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涌那里钱用不完，并且她也知道程思涌的钱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她甚至打听到程思涌从银行贷款的诀窍，但是她学不来，因为她这个能源集团虽然“级别”跟石化集团一样，甚至市委、市政府还更重视一些，但是她并没有什么资产，既然没有资产，那么连包装的主体都不存在，又怎么学？ 王天容感到了一种压力。 王天容现在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是解决临港市严重缺电的状况；第二要让能源集团迅速壮大。 通过实行电价浮动和鼓励社会资金办电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但是离真正满足这个新兴城市的用电需求，还相差甚远。特别是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相当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必须建设大电站，而建设大电站就必须要有大投资。 王天容是内行，知道这个“大投资”到底有多大。不要说建设大电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中小规模的电厂，总投资也要好几个亿。莫不说当时的临港市政府没有这笔钱，就是有，从当时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发，估计也不会拿来投资电厂，因为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如果用来开办一般的工商项目，可以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况且当时临港市的缺电情况远远不是一两个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厂能够解决的。所以，王天容当时面临的实际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给吃草。 其实，不仅王天容压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压力大，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全局的事情，解决不好，无论什么理由，他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有一段时间，樊大章开始怀疑起王天容的能力来。他甚至想，如果当初是安排程思涌来担任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凭他那种冲劲，没准临港市的电力状况会比现在好一些。樊大章这时候忽然发现，作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思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正常状况下，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邓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 樊大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大章消除了这种疑虑。 关键时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 同样，王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当时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的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至少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王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作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例子，也让王天容兴奋得要死。她马上又撒了一片网，咨询什么叫“bot”，并问“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临港经济特区的电厂建设中。得到的回答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首先“bot”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法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合作开采石油的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方式；第二，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肯定是没有，但是临港市作为特区，如果要尝试，或许可以。 王天容马上向上面汇报。 这次没有越过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诚。姚秉诚的答复是：先跟外商谈，谈具体一点，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概念，我没办法说行还是不行，我不能“批准”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这个具体项目有利于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解决临港市的用电问题，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诚话的意思。听到姚秉诚这样说，马上就告辞，说不耽误领导时间了，我们回去落实。 出来之后，王天容还有点没有转过弯，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姚书记说透。 “还要怎么说透？”樊大章说，“这就是同意了，赶快回去跟外商谈吧。” 在后来跟外商的谈判中，樊大章亲自出马，帮着王天容出谋划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顾问。有几次，对方甚至认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过他也不吃亏，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亲自到场的时候，必让蒲小元协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饱满。 最后，终于与香港著名投资商胡应湘达成协议，由香港合和电力公司投资完成设计、咨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用电费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十年期满后，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临港市能源集团。如此，一个总投资四十亿港币、装机容量为七十万千瓦、全套引进日本最先进的设备的现代化发电厂迅速拔地而起，一举缓解当时临港经济特区的用电紧张局面。 七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物，特别是允许外商在中国特许经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全国都是一件大事，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也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樊大章才从心里相信“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才对王天容的个人能力正式认可。 蓝波空调构思 王天容在采用“bot”的方式与外商合作建设电厂的时候，程思涌突然发现，与能源集团比较起来，他的石化集团虽然实力雄厚资金充足，但也有不如对方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市场因素。程思涌是个爱学习的人，现学现用也看了不少关于管理和经济方面的书，他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谁真正拥有了市场，谁就拥有了未来。 在拥有市场方面，临港市石化集团远不如能源集团。能源集团其实是专门生产电力的，而当时的临港市的基本状况是“开三停四”，属于严重缺电。对于整个临港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来说，严重缺电当然是坏事，但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或者说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严重缺电对于生产电力的企业来说是好事。因为能源集团生产出来的产品供不应求，不愁销路，完全是卖方市场，不但生产出来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而且还能适当提价，还能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减免政策，难道还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多数的人都能给出正确答案，但是在当时，程思涌能够看透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程思涌又分析了石化集团的状况。临港市不产石油，不但不产石油，而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也不可能在临港市发展大型炼油厂或其他石油化工企业。程思涌对于石化行业太了解了，知道石化行业的特点是越大越好，只有大才能综合，只有综合才能充分利用石油，因为石油本身并不是“油”，而是一种稠状有机混合物，越是综合性的大型石化企业，越能充分提取里面丰富而宝贵的成分，如果仅仅是把石油当作“油”烧掉，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临港市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地皮，所以，如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石化工业，对临港市来说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程思涌想了很长时间，想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假如一定要找出临港市发展石化行业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成品油走私。事实上，临港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个体户就是这么干的，并且还真的发财了，但是，作为堂堂的国营集团公司，是绝不能把发展的前景建立在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上的。再说，企业是国家的，犯法是个人的，也犯不着这么做。 程思涌想到了多元化。或者说临港市石化企业的前景逼着他想到了多元化。程思涌自从担任临港市石化集团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之后，认真地读了几本国外企业管理方面的著作。程思涌从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中学到一个理论，简称“鸡蛋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西方的这个理论是告诉投资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现在程思涌考虑的还不是规避风险的问题，而是要为石化集团长期的发展寻求出路。 程思涌毕竟是学工科的，对经济学虽然自学了一点，掌握了一些原理和概念，但是并没有吃透经济学的灵魂，或者说，还没有养成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的时候，还是局限于工业产品的范围。这时候，程思涌明显地感觉到了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临港市，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干部和职工，基本上都比较富裕了，一些以前在内地的时候属于奢侈品的东西，如冰箱、彩电、空调等，现在在临港市已经属于家庭生活必需品，而且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向内地蔓延。如果石化集团腾出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生产家用电器，应该说是非常有前途的。 程思涌把自己的想法对樊大章谈了，或者是向樊大章汇报了。 樊大章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他也想不起来临港市的石化工业下一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向地下挖石油肯定不行，因为临港的地下根本就没有原油。建设炼油厂也不行，不仅没有地皮，环境保护这一关就过不了，就是不考虑临港市的环境保护，也要考虑香港的环境保护，要是在香港旁边搞起了一个大型炼油厂，刮北风还好，要是刮南风，香港肯定受不了。基于临港这边基本上是常年刮南风，如果真要在临港建设大型炼油厂，说不定就要影响到将来的香港回归，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干。不仅不能干，连想都不能想的。 考虑到临港市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还没有一个大型的制造类企业，如果石化集团能够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大型的家用电器生产企业，不仅填补了临港市的一项空白，解决石化集团的出路问题，还有利于调整整个临港市的产业结构，带动至少几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谓一石数鸟，当然是好事。于是，樊大章对程思涌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企业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投资管理公司只是石化集团的大股东，只能站在股东的立场看投资回报，并不干预你正常的经营活动。至于石化集团投资家电行业的事情，如果是小打小闹，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如果想大干一下，你先整理一个材料，送交各位董事，到时候开董事会研究一下。” “当然要做大。”程思涌说，“石化集团是大企业，不做则已，要做肯定就要做大。” “好，”樊大章说，“既然做大，那么还是赶快整理一个可行性报告出来。” 可行性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报告虽然是集团计划处起草的，但是基本上代表了程思涌个人的思想。 报告先是以居安思危的精神分析了临港市石化集团未来将要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引用以多元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强调石化集团开辟第二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数据入手，说明家用电器在中国正由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转移，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临港市，这个时代已经提前来临。最后，报告认为，临港市石化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资本优势，背靠大陆面向香港，开辟家用电器的生产是完全可行的。 报告很快得到投资管理公司认可，准确地是说得到樊大章的认可。而得到樊大章的认可，就等于是得到了投资管理公司的认可。因为投资管理公司虽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物，但是它本身是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所以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即首长负责制。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的首长就是樊大章，既然首长都认可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而石化集团基本上就是投资管理公司一个股东，投资管理公司认可了，也就等于是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即便召开董事会，也完全是走过场、图形式。说起来是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办事，其实质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说法。 尽管如此，樊大章还是有意识地尽可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比如，投资管理公司只是原则同意石化集团开辟家用电器战线，但是具体上哪种家用电器，还是冰箱、彩电、空调一起上，或者是先上一个，然后逐步展开等等，并没有作具体指示，以便让石化集团自己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市场的需求灵活掌握。 应该说，樊大章这样的考虑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大约正是这种前瞻性，或者是这种前瞻性太“前瞻”了，前瞻到它的决策方法和决策者所承担的责任严重背离了，所以造成的决策失误的隐患也就不可避免了。 按说决策权力的下放是一种进步，比如石化集团具体要上哪一种家用电器，决策权下放到石化集团，而不是集中在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这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具体下放到石化集团之后，事实上又集中了，集中到程思涌这里来了。但是石化集团这个企业并不是程思涌的，而是国家的，国家的企业交到个人手里，让这个个人来决策它的投资方向，这个“进步”是不是科学就很难说了。 假如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比如换成张三的钱交给李四去花，随便他怎么花，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有问题，不科学。现在张三相当于国家，李四相当于程思涌，人们就熟视无睹了，就觉得非常正常了。不但熟视无睹，不但觉得非常正常，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应该大力提倡。因为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厂长一支笔”，把这两个口号连在一起，正好就是“扩大厂长决策权”，相当于“扩大李四对张三钱的支配权”，这就有问题了，即便李四的人品非常好，人品还是有弹性的。体制本身有问题，结果就必然有问题，如果结果没有问题，那只能是巧合，属偶然现象。现在，石化集团就有问题了。 在具体上何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上，程思涌是认真思考过的，思考的结果是上空调。 理由是：受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的气温正在上升，而世界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中国的气温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更是远远快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所以，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空调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十年。即便以临港市自己的情况看，人口和经济都是每年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递增，空调的需求量至少也应该达到这个速度，单就临港市自己的市场容量来说，也足以支撑一个空调生产厂的生存与发展。 程思涌决定上空调的经济考虑是：当时中国的彩电生产线已经开始过剩，重复引进导致彩电生产能力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而冰箱的制造工艺比空调复杂，至少在程思涌看起来比空调复杂，但是售价却比空调低，因此对产值和利润都有影响，至少对产值的影响是明显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产值”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有概念，如今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这个词使用的频率少，至少比“利润”要少。但是计划经济时代不是这样，计划经济时代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不是利润，而是“产值”。程思涌当时虽然已经从司长变成董事长了，但是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把“产值”作为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后遗症，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阵痛。 另外，决定上空调而没有上彩电或冰箱，还与主要决策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有关。主要决策者程思涌是学石油的，对机械还多少懂一点，而对于电子，则只记得pn结、pnp结和npn结，也就是二接管三接管工作原理和基本电路图。至于计算机，记得的也就是二进制等最基础的知识，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感觉电视机基本上就是电子类产品，而冰箱至少有一半是电子，不像空调，主要技术是隔热和压缩膨胀，其实是个机械产品，至少是以机械为主的产品。按照“不熟不做”的规则，程思涌也倾向于选择空调而拒绝选择电视和冰箱。 于是，一个经过充分论证、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模式决策的新项目正式上马了。 程思涌是个一心要干大事业的人，心里又揣着一定要赶超王天容的现实愿望，于是，空调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高起点和大发展。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中国家电企业的龙头老大，至少要做中国空调企业的龙头老大，甚至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考虑到临港市本身就濒临香港，而香港就是国际大都市，所以程思涌这种想法并不是好高骛远。事实上，程思涌不仅这么想了，而且也真的就这么做了。 这从空调的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程思涌给自己的空调取名为“蓝波空调”。首先，蓝色是冷色，想起来就凉快。其次，临港市是海滨城市，而海水是蓝色的。第三，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好热播一个电视节目，叫“第三次浪潮”，里面专门提到了“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新概念，并且从颜色上将东方文化归结为“黄色文化”，而将西方文化归结为“蓝色文化”。程思涌把石化集团新上市的空调取名为“蓝波”，一听就洋气，而且还暗含“新浪潮”的意思。联想到当时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正在打口水仗，而百事可乐及时提出了“蓝色——新一代的选择”，仿佛是在替程思涌的“蓝波”空调做免费的广告。 总之，一切都向着程思涌预想的方向发展，“蓝波”空调虽然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显示了王者风范，风头强劲，大有盖过王天容的“bot”电厂之势，在公共场合俩人再见面的时候，程思涌也敢主动地大声上前与王天容打招呼，而且声音和动作都比较夸张，明显就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的架势。 蒲小元辞职 程思涌有理由财大气粗，至少在王天容面前可以财大气粗。 “蓝波”空调虽然还没有正式面市，但是声势已经造出来了，而且先声夺人，来势汹汹。关键是“蓝波”空调是石化集团自己的产品，相当于程思涌的“亲儿子”，他有理由为它骄傲。 而王天容的能源集团搞的那个“bot”发电厂，虽然也很响了一声，而且响声并不比“蓝波”空调小，甚至一度被理论界吹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创举，具有划时代的作用等等，并且也确实一举缓解了当时临港市的用电紧张局面，功不可没，但是，毕竟发电厂不是能源集团的，至少在十年之内不属于能源集团。按照“bot”规则，在十年之内，发电厂仍然属于香港胡应湘的合和电力公司，无论是产权还是经营权都是合和电力的。十年之后，发电厂才按合同移交给能源集团，因此，怎么看都像是“过继”过来的，跟正宗的“亲儿子”区别蛮大。 既然要“过继”，那么王天容跟外商就一直保持着接触，在这些接触中，王天容掌握了一个重要情况：当初合和电力公司用于投资这个“bot”工厂的资金，并不是胡应湘的合和电力公司的备用金，其实也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而银行之所以能够贷款，一方面基于合和电力良好的信誉，另一方面是合和电力拿电厂十年的经营权做抵押。 王天容的脑子突然像过电一样闪了一下——豁然开窍：可以向银行贷款上项目，并且就用贷款建设的这个项目本身做抵押！只要这个项目好，能够赚钱，并且所赚的钱能够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那么，自己没有钱也照样可以建设发电厂。 王天容兴奋了！她马上开始咨询。咨询的对象当然还是社科院那个关系网。因为这张网足够大，大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王天容从这张网上得到的答复是：只要项目好，可以。 项目当然好，在电力短缺的城市投资兴建发电厂，这个项目还不好吗？ 王天容马上就向樊大章作了汇报。樊大章听了也很兴奋。 “是啊，”樊大章说，“这样一来，能源集团就有了产权和经营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发电厂了。用发电赚来的钱分期偿还银行贷款，等贷款偿还完了，收入就全部成利润了。等于白捡一个发电厂。好！好！” 樊大章连说了两个“好”。但是，他说“好”并不等于就真能变来钱。事实上，王天容很快就重走了当初程思涌的路，把主要精力放到融资上了。仿佛一把手的主要工作天生就该是融资。 王天容虽然一直是当领导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领导，跟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领导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分配资源，后者是创造资源。王天容发现，创造资源比分配资源难多了。首先必须有启动资源，才能创造新的资源，相当于“拿钱生钱”，如果没有旧的资源，就相当于没有种子，是长不出新的庄稼来的。 王天容现在的任务就是寻找种子。 通过跟外商的接触，王天容似乎已经掌握了寻找种子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已经得到专家的认证，而且也得到樊大章的支持，问题是，有了方法不代表就一定能找到种子。事实上，王天容已经跟有关的银行接触了多次，并且也动用了一些手段，包括现实的手段和对未来的许愿等等，但是仍然没能奏效。主要是当时国内银行的贷款利率高得离谱，高达百分之十六。 王天容认真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这个利率贷款，将来不要说偿还本金，就是利息都没有办法偿还，那么，对于一个以项目本身作为抵押物的负债经营企业来说，后果只有一个——破产。尽管那时候《破产法》还没有出台，鞍山的“韩老太”在人大讨论会上舌战群儒的结论还没有出来，曹思源也还没有获得“曹破产”的雅号，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资不抵债的企业面临破产是早晚的事情。毕竟在社科院工作那么多年，这个道理王天容还是清楚的，所以她不敢。 王天容有点烦躁，觉得国家把银行的贷款利率定得那么高，其实在客观上是鼓励投机而不是鼓励投资。年利率百分之十六，除了投机之外，做什么正经的投资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利润率呀？ 果然，就在王天容为正经投资贷款劳心费神之际，社会上投机之风盛行。不但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盛行，在股票市场上投机盛行，居然把投机生意做到了美国，“拥有一片美国”的广告铺天盖地，一英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国土居然被炒到了三千七百元人民币。 这股投机之风也影响到了王天容，比如哄抬了银行正常合理的存贷款利率，导致她的“借鸡生蛋”计划不能尽早实施。比如影响了她麾下干将的情绪，唤起了一些人急功近利幻想暴富的不良心态。这里面就包括她的秘书蒲小元。因为她已经听到一些反映，说蒲小元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香港人混在一起。至于混在一起干什么，别人没有说。其实也不用说，不管混在一起干什么，反正最后肯定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王天容准备找蒲小元谈谈。所谓谈谈，就是提醒一下，而不是正式的批评。但是，还没有等王天容找她，蒲小元就自己主动找王天容了。 这一天，蒲小元悄悄地对王天容说：我要辞职。 王天容愣了一下，尽管早有预感，但是当蒲小元真的正式提出来的时候，王天容还是愣了一下，并且头脑中马上就冒出许多疑问。是我亏待你了？是这些天让你出任“公关小姐”委屈你了？是能源办公室正式撤销之后你感觉没有奔头了？王天容甚至想到，是不是樊大章对她有什么影响了，或者是她个人感情问题上出现波折了。 “可以。”王天容一时间尽管思绪万千，嘴里却说，“这些年你跟着我，也确实委屈了。能告诉我你的打算吗？” 这就是王天容的水平，她没有问蒲小元辞职的原因，而只是问她的打算。其实，蒲小元只要把打算说清楚了，也就等于把原因说清楚了。但是前者带有质问的意思，而后者则纯粹是关心。 蒲小元先是嘴角抽动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仿佛突然之间她变成了结巴，正式发出声音之前先要有一个预备动作，然后才能说出来。 “没关系，”王天容说，“如今辞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最好把人事档案保留在人才交流中心，留个退路，假如在外面不顺心，再回来。记着，我是你大姐。” 蒲小元于是就感动了，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后，她就跟王天容说了。 有一个老板前段时间炒地皮炒发了财，现在打算继续炒，继续发财，并且想拉着她一起炒，一起发财。其实这个老板早就叫她过去了，工资给得很高，但是她一直都没有过去，总觉得从机关干部一步下到私营企业这一步很难迈。现在既然能源办公室正式撤销了，她从下个月开始就不算是政府机关的人了，那么当然就可以选择收入更高的企业了。 “我是不是太势利了？”蒲小元问。声音不大，仿佛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问题。 “没有。”王天容说，“人往高处走。既然那边能够为你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能发挥你的价值，你当然可以选择去。” 沉默了一下，王天容又说：“这就是我们体制的弊端呀。说实话，其实还是大锅饭，同一年来的职工或同一级别的干部，只能享受同一种待遇，而不管实际工作能力和实际工作贡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拉开距离，那么拉开的标准是什么？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只能凭人的感觉，尽管有时候感觉比那些能够量化的指标更准确，更富人情味，但是国家的企业，总不能凭某个人的感觉去发放工资和奖金吧？说到底，是所有制的问题。如果企业是管理者自己的，比如就像那个请你去的老板，他就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他就可以根据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加上自己的实际感觉去兑现每个人的具体分配。而且他这样做既不犯法或违反制度，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企业是他自己的，谁都不会怀疑他对企业的忠诚度，谁也不会相信他会把企业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做？”蒲小元大着胆子问。 “我？”王天容一惊。 “是，”蒲小元说，“您。” “自己做？”王天容又问。 “对，”蒲小元说，“就是自己当老板。” “没有想过。”王天容说。 蒲小元说：“如果您自己当老板，我就一直跟着您。还做您的秘书。” 王天容笑了。不知道是听了这话欣慰地笑，还是觉得蒲小元这个问题本身好笑。 后来，蒲小元真的就离开了能源集团，离开了王天容。其实，她并没有对王天容说实话，因为她离开王天容并不是换一个环境打工，而是直接下海自己当老板了，并且就是做能源集团的生意。正因为如此，走的时候她才不方便说实话，不能说实话。 银行的高利率和社会上的投机炒作之风对王天容的影响巨大，大到她只好将自己“借鸡下蛋”的负债经营计划暂时搁浅，但是，相对于程思涌来说，这个影响还是轻的。 程思涌本来就喜欢赶时髦，加上手中有钱，所以，投机风对程思涌的影响是他直接参与了投机。 事实上，程思涌那段时间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蓝波”空调上，并且“蓝波”计划的进展比他想像的还要顺利。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定单就已经来了。经销商不知道是对于临港特区这个品牌信任，还是对于临港石化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信任，或者干脆就是当时市场上空调断货，反正伴随着定单的还有一笔一笔不菲的定金。程思涌没有想到钱这么好赚，几乎天天向樊大章报喜，搞得樊大章反过来倒羡慕他，仿佛觉得早知如此自己还不如当初直接当石化集团的一把手算了。 程思涌本来手中就有闲着的现金，现在手中闲着的现金还没有花完，后来的资金就像是着了魔一样自己找上门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程思涌完全不受社会上投机风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程思涌还是比较有头脑的，至少他没有拿国家的钱参与“拥有一片美国土地”的炒作，而仅限于炒作自己祖国的土地。 美国的土地以平方英寸为购买单位，而中国的土地以亩为买卖单位，一亩差不多相当于一亿平方英寸，可见，中国人比美国人大气。而程思涌更比一般的中国人大气。按照他“不做则已”的气魄，一口气就在关外买了五百亩地，差不多相当于五百亿个“拥有一片美国土地”炒作单位，多大气魄！假如中国的土地也能炒到三千多元人民币一平方英寸，那么，程思涌买的那些土地就值三千多个五百亿！也就是一百五十万亿人民币，或十八万亿美元。 不要说当时了，就是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还远远不到一万亿，十八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差不多把全世界的美元都搜刮来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三千多人民币一平方英寸美国国土只能是疯狂年代的一个疯狂特例，与当时中国的很多人对美国的盲目向往有关，与当时风靡全国的炒作风有关，而程思涌在关外买的五百亩土地是永远不可能值这个价的。事实上，程思涌当时是以每亩四十万的价格购买的。 买到手之后，没有几天就涨到了每亩四十五万。程思涌扳起指头一算，才几天的工夫，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赚了两千五百万，做什么生意能这么赚钱？ 程思涌又向樊大章报喜。事实上，程思涌现在经常向樊大章报喜。 程思涌向樊大章报喜樊大章当然高兴，只要程思涌向他报喜了，他就可以向姚秉诚报喜，至于姚秉诚是不是还要向什么人报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一次程思涌向樊大章报喜，樊大章没有表现出以往那么高兴，没有那么高兴的原因，是这么大的动作程思涌竟然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再一想，也幸亏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如果程思涌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肯定是不同意程思涌这么做，如果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么做，程思涌是不敢这么做的。如果那样，那么这两千多万的利润从哪里来？ 樊大章这样静默了一会儿，说：“这种事情下次不能搞了。” “好。”程思涌说。 “见好就收。”樊大章又说。 “是。”程思涌说。 如果程思涌真的听从了樊大章的建议，见好就收了，那么当然好，但是，程思涌这一次没有听从樊大章的。或者说听了，但是并没有照着去做，而是想再押一押，再等一等，等涨到五十万一亩再出手。 天遂人愿。程思涌手中的地果然就轻松地涨到了五十万一亩！ 这次程思涌没有向樊大章报喜，如果报喜，该怎么说？难道说报告樊司长，我没有按您的意见办，那五百亩地没有在四十五万出手，现在已经涨到五十万一亩了？ 程思涌当然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等于是骂樊大章吗？既然不能这么说，那么还不如干脆不说。他在悄悄地等，等到每亩涨到六十万了，坚决出手！但是，他能等来每亩六十万这个价格吗？ 借鸡生蛋计划实施 就在程思涌等待地价继续上涨的时刻，王天容也终于等来了她的机会。 要说这个机会其实还是樊大章启发来的。 王天容的“借鸡生蛋”计划实现不了，不仅她自己着急，樊大章也跟着着急。这一天，樊大章终于忍不住问王天容：“为什么胡应湘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就做不到？” 樊大章特意用了“我们”，并不是真的打算为王天容分担责任，而仅仅只是说得让王天容好接受一点。 “不一样。”王天容说。 “怎么不一样？”樊大章问。 “利率不一样。”王天容说，“胡应湘是在国外贷的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三，而我们只能从国内贷款，利率至少也要百分之十三，怎么偿还？” 樊大章不说话了。都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当然知道年利率百分之十三意味着什么。做工业的，特别是重工业，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百分之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贷款利率百分之十三，回报还不够偿还银行利息，这个项目当然是没有办法做了。不仅这个项目没法做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项目都没办法做。 樊大章似乎不甘心，于是又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呢？” 樊大章既像是问王天容，也像是在问他自己。但是，不管他是问王天容还是问他自己，只要能够这样问，就表明他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领导，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领导。 果然，思想解放的樊大章提出的问题点燃了王天容大脑中的思想火花。或者说樊大章的问题给了王天容一种大胆的启发，一种强烈的暗示，还包括一种有力的支持。 于是，王天容突然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兴奋点，马上就进入了状态，立刻开通她的社科院关系网，广泛咨询了一番。终于获悉，像港口、铁路、电站这样属于基础工程的项目，只要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国外银行是愿意放贷的。 王天容立即向樊大章作了汇报，并且把功劳算在他的头上。 “还是领导有水平。”王天容说，“您上次提出的那个思路，我咨询了有关的专家学者和顾问，得到的答复是可行的。” 樊大章愣了一下，一时没有想起来自己提出过什么思路。或者说，他作为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下属十几家集团公司，几乎每天都能碰到王天容这样的请示、汇报，每天都可能提出一两个类似的新问题，所谓的“思路”太多了，现在王天容猛然这样一说，他还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思路。 王天容见樊大章一时没有反应，知道他肯定是想不起来了，于是干脆自己点题，说：“专家认为，您的思路非常有创意，并且说，只要政府支持，境外银行对于用于中国基础建设的项目是愿意给予贷款的。” “啊，噢，那好，好事情呀！”樊大章说，“国外银行的利率低，而且贷款周期长，不像国内的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只适合投机，不适合投资。能在国外融资最好。” 樊大章终于想起来了，并且想起来之后，马上就为自己的“思路”又添加了一条理论根据，境外的贷款除了利率合理之外，贷款周期也合理，如此，仿佛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想起来的，而是深思熟虑过的。于是，作为领导，樊大章在王天容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假如说一开始王天容说“还是领导有水平”这句话多少还带有一点讨好的味道，那么现在她就真的佩服起自己的上司来，以至于她忍不住又多奉送了几顶高帽子，直到把樊大章的脑袋压得摇晃起来，才罢休。 不用说，樊大章这里是百分之百支持了。因为与其说樊大章是支持王天容，还不如说是支持他自己。哪有自己不支持自己思路的道理？ 既然樊大章支持了，那么就等于是投资管理公司支持了，而且，王天容还拉着樊大章一起去见姚秉诚。当着姚秉诚的面，借专家学者顾问之口，继续给这个新思路戴高帽子。当姚秉诚对这个新思路已经有了明确的印象，并表示原则赞同之后，王天容又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暗示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樊大章。 王天容说：“当初，樊书记提出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以为行不通，咨询了有关方面之后才知道其实是可行的，并且还是改革开放的又一项新创举。看来，我还是要加强学习呀。” 正是这种不经意，显示出王天容政治上的成熟，成熟到一点都不露痕迹。拍马屁能够拍到不露痕迹，就表示拍的技巧成熟了。这种成熟，在官场上非常有用。 按说，王天容和樊大章现在都是企业的负责人，应该不属于官场上人，但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特色，他们其实都还是官场上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随时回到官场上。正因为如此，樊大章对王天容这番不经意的恭维就感觉非常顺耳、非常受用。顺耳和受用的原因并不表示他自己浅薄，想听恭维话。其实，像樊大章这样级别的领导，又处在这样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假如要想听恭维话，那是听不完的。樊大章之所以觉得王天容不露痕迹的恭维顺耳、受用，是因为他相信这番话姚秉诚已经听进去了，并且听了一定印象深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樊大章这也是顺领导所顺，受领导所受，跟“急领导所急”差不多。 樊大章在这个时候能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知道，马上又要换届了。并且他还进一步知道，姚秉诚不是去江西担任常务副省长，就是去国务院担任一个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的，所以，如果是去国务院，姚秉诚差不多就相当于部长了，至少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假如要印名片，那么，名片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副主任（主持工作）”或“副主任（主任为国务院总理）”。不管怎么写，都是实事求是，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一句话，反正市委班子又要重新调整，而只要市委班子重新调整，那么政府班子也必然重新调整，这就叫“保持一致”，只要保持一致，樊大章就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比如出任副市长的机会。 在樊大章看来，能够进政府班子担任副市长当然比现在的位置好。首先是好听，按照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好传统，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各级领导的称呼一律都采用简称，就是把“副”字精简掉。比如副市长一定称为“市长”，副书记一定称“书记”。“市长”当然比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好听，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舍得花几千块钱，找中介公司注册一个什么公司，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董事长”三个字。这还是胆子小的，胆子大的，即便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司，也可以印上一盒名片，并且在名片的左上角还印上一个烫金的国徽，或者是代表临港市政府机关的拓荒牛的图案标志，仿佛他是政府机关的“直属董事长”。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根本看不出这种“直属董事长”跟樊大章的区别，说不定还以为他比樊大章官大。而市长就不一样了，即便在市长前面强行加上一个“副”，一听也知道比任何董事长都大。所以，樊大章在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和副市长之间，当然更倾向于当副市长。 另外，樊大章是个非常廉正的人，并不打算在现在的职位上捞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既然不打算捞什么个人经济利益，那么占着那个位置就更没有任何意义。正像他的一个当作家的同学对他说的那样：“不捞钱你占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干什么？” 樊大章是真的不想捞钱，并且他也不知道捞钱干什么。樊大章的父母双亲已经去世，去世之前都是离休老干部，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是国家出的，正像父亲当年说的，党是最大的靠山。现在父母去世了，党仍然是靠山，是樊大章的靠山，将来樊大章要是死了，不用说，丧葬费肯定也不用他儿子掏，肯定还是国家包着，而国家掏就等于是党掏，因为党就是国家，国家也就是党，至少二者是可以相互代表的。要不然，国家的救济款发放到灾民手上的时候，灾民为什么会说“感谢党”？ 至于儿子，樊大章就一个儿子，已经去了美国，并且打算在那里定居，之所以准备在那里定居，据说就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比中国好，至少在儿子眼睛里比中国好，既然比中国好，那么在中国的父亲肯定就不必给他寄钱。所以，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樊大章是真的不想捞钱。捞钱没用，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担惊受怕，神经病呀？要说樊大章这一辈子有什么追求，那就是追求进步，政治上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党政职务的升迁。对于眼下来说，就是要当上副市长。 樊大章感到自己这次希望很大，或者说这次是一个机会，一个成功率很大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他仕途上最后的机会。只要上了这个台阶，那么他又属“年轻干部”了，就还有继续上的可能性，而如果上不去，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要“超龄”了。“超龄”是非常可怕的，当领导“超龄”跟当老百姓“超生”一样，相当于政治前途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省级干部五十岁算年轻的，地市级干部四十岁算年轻的，樊大章那一年快五十了，冲着这个“年轻”，樊大章也要争取再上一级。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出政绩，也迫切需要王天容这样有分量的部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敲不留痕迹的边鼓。所以，此时此刻樊大章真的有点感激王天容了，并且想，一旦自己当上副市长，马上建议由王天容担任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实在不行就担任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好，”姚秉诚说，“有创新好呀。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创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没有现成的规律可遵循，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就要我们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框架之内，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创新。” “是是是。”樊大章和王天容两人异头同率、异口同声地点头称是。 在得到两级领导的支持和首肯之后，王天容右手拽着临港市委、市政府，左手抓住中国社科院这个关系网，上蹿下跳，与各境外银行广泛接触，终于争取到日本三和银行、富士银行、住友银行，荷兰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等境外银行的贷款共计三千万美元，各种费用算在一起，平均利率不到百分之七，属于能源集团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王天容利用这些钱迅速开始了她的“借鸡下蛋”计划，建设了妈湾电厂，总算使能源集团从“无产”变成了“有产”，顺利地实现了零的突破。并且以此为基础，迅速扩张。 妈湾电厂一期工程还没有完成，王天容就开始张罗二期工程，重点还是张罗资金，没有资金，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王天容还是打算利用外资，尝到了甜头，又有了成功的经验，做起来更加有干劲，也更加有信心，并且领导也更加支持。曾经有一段时间，樊大章甚至亲自陪着王天容跑北京，姚秉诚也以各种方式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临港市用电紧张的严峻形势以及急需资金建设电厂的特殊情况，加上王天容社科院关系网的鼎力相助，最后，国家计委终于原则同意妈湾电厂二期工程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两亿五千万美元，用于引进关键技术和设备及一部分工程材料，为临港市能源集团的发展和以后的资本运作奠定了基础。 促销蓝波空调 程思涌没有等来地价的继续上涨。事实上，地价不但没有继续上涨，反而在一夜之间突然下跌，而且跌得很厉害。石化集团在关外买的那五百亩地，一下子就跌到每亩四十万以下，中间连个过度都没有。 这时候，如果程思涌立刻出手，可能还不至于亏损很多。事实上，程思涌也真的这么想过，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出手。不知道是幻想着地价肯定还是能够重新上涨，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总之，程思涌没有即刻出手，而是在等待，等待房地产重新升温，等待地价重新上涨。好在石化集团的账上还有钱，还能等得起。程思涌甚至想，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这时候谁能扛得住，谁就是最后的赢家。程思涌认为石化集团就是少数几个能扛得住的有实力的大企业之一。 “这下好了。”程思涌给几个副手打气说，“现在终于等到我们与对手拉开距离的时机了。只有这样暴跌一下，才能把一些不具备实力的皮包公司从房地产行业中清理出去。” 几个副手当然点头称是，说还是我们老板有气魄，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与那些小家子气的土老板不一样。但是，这几个副手当中也有不识时务的，居然小声说：“但是，如果这样一直跌下去对我们也是一个损失呀。” “没关系。”程思涌说，“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沿海的土地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从长远的观点看，只要耐心等待，地价总会升值的。” 于是，其他几个副手顺着程思涌的话，说对对对，并且举出香港的李嘉诚做例子，说李嘉诚原来是做塑料花的，就是趁香港房地产萧条的时候，做起了地产生意，才一跃成为大老板的。 得到副手们的支持，程思涌更加踌躇满志，即使在临港市的房地产步海南的后尘出现明显的雪崩似的暴跌的时候，仍然能胜似闲庭信步，岿然不动。 程思涌是有耐心了，但是银行没有耐心。银行开始向石化集团催还贷款。 这时候，程思涌才突然意识到，石化集团账上的那些钱和他在关外购买土地的那些钱，原来并不是石化集团自身的利润积累，而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是要偿还的。不但要偿还本金，而且还要支付利息，高达十几个点的高额利息。 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房地产大萧条的来临，资本市场不但没有立刻萧条，反而像回光返照一样空前活跃了一把。信用社的协议存款利息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可谓空前绝后。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向石化集团催还贷款是必然的。如果不能及时偿还到期贷款，那么至少要办理延期，或者是借新还旧。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石化集团要按新的利率标准支付更高的利息。 程思涌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要承担巨额利息，另一方面还要看着地价一天天地下跌。石化集团在关外那五百亩地，每亩价格已经跌到三十万以下，并且还在继续下跌。程思涌的头发眼看着就白了。不像以前那样一根一根地白，而是一撮一撮地白，很快头顶上白成了一片。 程思涌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蓝波”空调尽快推向市场，只有“蓝波”空调尽快推向市场，并且迅速回笼资金，才能填补他的资金缺口。于是，程思涌孤注一掷，一方面继续与银行周旋，一方面把最后的一点流动资金全部投入到“蓝波”空调上，希望通过“兴奋剂”来催生“蓝波”尽早出世。 果然，重金之下，奇迹出现了，“蓝波”空调被提前推向市场。头顶白成一片的程思涌强打精神，将白发重新染黑，然后神采奕奕地面对客户，面对媒体，面对公众。 但空调的销售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现金收入，因为第一批的销售基本上是已经支付定金的客户，这些订金已经被他提前支付了，准确地说已经被他压在关外那五百亩地上了。尤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大萧条，国家经济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空调销售市场形势也急转直下，按照几个月前销售形势制定的生产计划生产出来的“蓝波”空调很快就堆满了仓库，而且生产线上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一台又一台崭新的“蓝波”。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蓝波”空调的出世，不但没有改善石化集团的财务状况，反而加剧了资金积压。 程思涌黑色的头发露出了白根。他又与副手们商量。有一个副手建议，可以采取返本销售的办法打通资金链。 程思涌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返本销售”。 “什么意思？”程思涌不耻下问。 副手说：“就是适当提高空调的价格，同时承诺几年之后返本。比如承诺六年之后，把客户今天购买‘蓝波’空调的钱全部返还给消费者，给消费者的感觉其实是我们白送一个空调给他们。这样，‘蓝波’空调肯定马上热销，我们的资金迅速回笼，一举填补当前我们面临的资金缺口。” 程思涌没有说话，目光定格，大脑在飞快地转动，思如泉涌。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说起来是白送一个空调给消费者，但是只要将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考虑到现在的存贷款年利率差不多也是百分之二十，六年之后才返本，这笔钱拿回来即使什么事情不做，放贷出去，六年之后早翻番了。妙！实在是妙！ “市场能够响应吗？”程思涌这样问并不是真的担心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是不想在副手面前表现得喜形于色。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他自己这么多年当领导的经验，为政者是不能在下属面前喜形于色的，特别是当部下有一个好的建议的时候，如果为政者喜形于色，部下至少会翘尾巴。在程思涌的潜意识里，当企业的一把手其实就是“为政”，副手就相当于“为臣”。程思涌现在这样问副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副手翘尾巴，而且还能够使这个思路更加完善。总之，这样问一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只要宣传工作做到位，应该能响应。”副手说。 程思涌仍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而是看看其他几个副手，像是征求他们几个的意见。 “可以试试。”另一个副手说。 “不是试试，”程思涌说，“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做成功。” “是是是，做成功，一定做成功。”几个副手马上附和。 “你，”程思涌指着提出这个建议的副手说，“马上回去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不是‘适当提高销售价格’，而是具体提高多少最合适，或者说是消费者最高能够承受多少价格提升，要给出具体的分析。还有，到底是几年还本，不能凭拍脑袋决定，要有依据。另外，如果采取这种‘返本销售’的办法，估计一下子能销售出去多少，我们仓库里面还有多少，是不够还是销售不完。如果不够，差多少，需要工厂在什么时间内生产出来。如果还是销售不完，积压品到底多出来多少，怎么办？都要考虑清楚。你们几个都协助他一下，把其他事情先放一下。” “是是是，我们现在就去做。”几个人恭敬地回答。 要说程思涌考虑得确实比副手仔细，经他这样一指点，副手心里清楚多了，方向明确很多，很快就整理出了一个方案。不，是两个方案，一个是a方案，一个是b方案。 按照a方案，返本期是六年，“蓝波”空调的销售价格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按照b方案，返本期是五年，销售价格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二十。至于总体销售数量，副手们是采用倒算的方法计算的。倒算的基数就是把仓库里现有的空调全部销售出去，而且是正好销售出去为基数，所以不存在不够或多余的问题。 这个算法是几个副手私下商量之后确定的。他们其实都希望现在立即停止生产，至少先立即停止采购原材料，不管“返本销售”的情况好还是不好，都应当先暂时停止生产，因为“返本销售”推出的前提是空调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如此，即便出现脱销，马上生产也完全来得及，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先停止生产。但是，他们都知道程思涌的脾气，而且，自从改革之后，副手跟一把手的关系已经由过去的分权管理关系改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只要程思涌一句话，要哪个副总滚蛋哪个副总马上就得像屎壳郎搬家——自己滚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也必须考虑提建议的时机和方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让程思涌下令暂停“蓝波”空调生产的最佳时机，如果再能配合最佳的方法，那么，这次就真的能实现暂停生产。鉴于此，无论是a方案还是b方案，他们都是以现有的“蓝波”空调库存量为基数，假设正好全部销售完应该怎么做。这样，不管“返本销售”最后的效果怎么样，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暂停生产。 后来在实际运作中，程思涌的副手们果然达到了目的，因为程思涌果然下令“蓝波”空调暂停生产。 但是，“返本销售”在市场上的反应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热烈，原因是，这个方法很快就被其他生产厂家学去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手们干脆把“蓝波”空调的a方案和b方案合二为一，五年返本，价格只增加百分之十，几乎把“蓝波”逼上了绝路。如果“蓝波”不跟着调整，整个方案就进行不下去了，如果“蓝波”也跟着调整，就是也将a方案和b方案合二为一，那么前面已经销售出去的空调怎么办？他们肯定要找回来，找回来就是找麻烦。 程思涌和副手们都相当后悔，后悔没有给“返本销售”这个思路申请特别专利。 后来，还是这个方案的始作俑者想了一个办法：方案不变，加上有奖销售，把奖金的数目搞大一点，中奖面搞广一点，重奖之下必有买者。 这一次程思涌没有故作矜持，主要是没有时间矜持了，而是立即就原则同意，并指示立刻制定具体方案。 最后，“蓝波”空调在“返本销售”和“有奖销售”的双重作用下，加上临港市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总算把积压库存清了，并且收回了成本，填补了石化集团的资金缺口，至少，在五年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做副市长 樊大章的情报没有错，姚秉诚果然高升了，并且果然是到内地的一个大省担任常务副省长，如果不发生意外，等到下次换届时，当个正省长应该问题不大。 姚秉诚走了之后，临港市的班子就要进行调整，而且已经明确传出消息，投资管理公司的班子里要有一个人进入政府班子，担任副市长。虽然消息并没有指明是樊大章出任副市长，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因为樊大章是“班长”，只有樊大章走了，大家才皆大欢喜。因为即使按照最简单的“推磨原理”，总裁兼副书记升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原党委副书记升任总裁兼副书记，其他人按照座次一个一个往上推，大家都沾光，大家都没有意见。 大家这样猜测也没有错，因为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是从政府机关下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也是沿用过去在政府机关时候的惯性。在行政机关，特别是在当初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核心是不偏不倚，照顾各方面的利益，维持已有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稳定，才能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因此，真正处于权力中心的人物，往往都遵循平衡原则，更倾向于维持一方平安，照顾各方的利益。特别是明确取消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之后，安安稳稳做满一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同准则，也是维持稳定的基本要素。所以，现在既然要提拔一个人进市政府班子，当然是一把手去最好，一把手高升之后，其他人按照“推磨原理”鸡犬升天，引起的震动最小，产生的矛盾也最少，是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稳妥做法。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推断，到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历来，人事问题是各级机关最敏感也最捉摸不透的东西，几乎每次都能冒出一两个谁都弄不清底细的黑马来。就说这一次，如果樊大章真的当上副市长了，按照樊大章本人的想法，他可能更倾向于直接提拔王天容接他的班，而不是沿用“推磨原理”，那么王天容就是一匹黑马了。 樊大章认为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年代，而且是渐进式的转型，所以只能靠改革，不能靠革命，因此，改革成了这个年代最基本的特色。既然要改革，那么一切都不必拘泥过去的习惯做法。再说临港市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投资管理公司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直接产物，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能采用一些新的做法，就最好不要采用传统的方法。比如干部任免，樊大章从心里并不主张“推磨法”，“推磨”太老套了，而且也不科学，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的老套路。而如果打破“推磨原理”，直接提拔王天容接任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或二把手的职务，则肯定会引起各界的关注，比如会引起上面的关注，上面肯定会认为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和改革。这就叫顺应历史的大方向。再说，大家都是正局级，能力和资历基本上都差不多，谁都能干。能够把一个集团公司的事情做好，基本上可以说更能够把投资管理公司的事情做好，因为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是务虚，而集团公司务实。根据樊大章的经验，平心而论，务实比务虚难。另外，在同等的条件下，提拔一个女同志比提拔一个男同志更显示领导集体的改革精神。当然，樊大章想提拔王天容也有私心，这个私心除了上次王天容在姚秉诚面前替樊大章打边鼓打得对点子之外，就是他觉得王天容更听话一些，不像程思涌，太想表现自己。既怕他捅出什么娄子，也怕他犯上作乱。 樊大章虽然这么想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包括对王天容都没有说。这是当领导的基本素质，也是自我保护的基本素质。事实上，当领导的基本素质说到底也就是自我保护的素质，如果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当领导？ 王天容果然是黑马，而且是一匹比樊大章想像的还要大得多的大黑马。 市委的想法是：调王天容同志到市政府担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并且市委还不仅仅是想法，组织部已经下来考察了。 樊大章感到很沮丧，因为事先他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他是直到组织部下来考察的时候才正式得到这个消息的。他马上就意识到，改革的步子也不能太大，太大了就不合规矩了，而一旦不合规矩了，就不习惯了。但是又想，这不正是改革的特点嘛。 接待组织部的同志之后，樊大章半天没有说话，有点发傻。的确，这个消息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樊大章不是嫉妒。他在努力设想自己成为王天容部下之后的情形。还好，自己幸亏没有得罪王天容，不但没有得罪，而且两人关系还不错，要不然，樊大章也不会想到自己当上副市长之后打算推荐王天容破格来接他的班。现在王天容果然是破格了，但是这个格破得大了一点，一直从他头上破过去了，所以，尽管他确实没有嫉妒，但还是感到不舒服，也说不出是哪里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如果姚秉诚没有走，还是姚秉诚在市委当书记，樊大章真的可能给姚秉诚打个电话问问，但是姚秉诚走了，新来的市委一把手是原广东省委副书记，樊大章连面都没有见过，甚至连名字都不是很熟，所以，樊大章想打个电话都不知道打给谁。 樊大章不知道把电话打给谁，却有人主动把电话打给他了。 “樊司长吗？您好！我是小程呀。” “噢，你好。” “您听说了吗？”程思涌问。 “听说什么呀？”樊大章明知故问。心里想：还用听说？老子刚刚接待完组织部长，还用你来报二屁？ “王天容不愿意去当副市长。”程思涌说。 樊大章一个激灵，马上把背离开靠背椅。这又是一个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消息。但是这次出乎意料没有让他发傻，倒有点让他激动，但是他同样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啊，是啊，”樊大章说，“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樊大章这样说仿佛他早已知道这个消息，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不好在部下面前承认自己的消息还不如部下灵通，所以只好顺着程思涌的话说。 “不去是对的，”程思涌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樊大章不得不佩服程思涌，不但佩服他消息灵通，还佩服他会说话。程思涌在这个时候说王天容有自知之明，表面上是赞扬王天容，实际上是讨好樊大章。言下之意，这个副市长还是他樊大章出任更合适。 “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樊大章问。樊大章这样问是故意把话岔开。 “很好，”程思涌说，“按照您的指示，现在主要是忙着股票上市。我们准备让石化总公司单独实行股份制改造，然后单独上市，而不是整个石化集团上市。” “哦，为什么？”樊大章问。 “主要有两个原因：”程思涌说，“一是这样能满足三年业绩的要求，二是这样回旋的余地大。今年让石化总公司单独上市，明年就能考虑让地产公司单独上市，后年争取让‘蓝波’空调单独上市。” 樊大章不得不承认程思涌想得漂亮，想得长远，想得周到。 “单独上市有困难吗？”樊大章问。 “我们跟券商商量了，他们认为只要财务包装到位，怎么上市都可以。其实，让石化总公司上市反而更方便操作。资产、负债、业绩都好调整一些。”程思涌有板有眼地说。 樊大章想起来了，当初石化集团融资时就这样干过，现在又故伎重演了，今年把业绩包装到石化总公司，明年再把业绩包装到地产公司，后年还可以把业绩包装到“蓝波”公司，反正都是国有资产，只要不往自己口袋里装，怎么包装都可以，相当于从自己的上衣口袋装到裤子口袋。证监会自己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搞得清楚是怎么回事，说不定还真能给他们蒙过去。 结束跟程思涌的电话交谈之后，樊大章想了想，还是决定给王天容打个电话，至少可以证实一下，王天容是不是不愿意去当副市长，假如确实是真的，那么，也要搞清楚她为什么不愿意去当副市长。 樊大章打通王天容的电话。 “您就不要做我的工作了，”王天容说，“能源集团的工作刚刚有点起色，现在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准备用在妈湾电厂百分之五十五的资本权益作为发起股本，面向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募集资金，共同发起成立临港市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要不然，你就是给我上市指标，我拿什么上市呀？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一走了之吗？” 樊大章听着没有说话，他有点惭愧，惭愧自己把官位看得那么重，还不如部下。这时候，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难得糊涂”，接着王天容的话谈具体的工作，根本不跟她涉及副市长的问题。 “上市的主体企业是哪个？”樊大章问。 “当然是妈湾电厂了。”王天容说，“要不然也没有三年连续经营的赢利记录呀。” “你在妈湾电厂本来就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如果再稀释，怎么能保证控股地位？”樊大章又问。 王天容说：“我们打算让妈湾电厂反过来再认购能源投资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等于是相互持股，这样我的能源集团就控股了。” 说实话，这段话樊大章并没有听懂，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他给王天容打这个电话的本意是想证实程思涌提供的消息，樊大章本来是想从王天容那里套出话来的，谁知道王天容一开口就把底牌毫无保留地亮了出来，闹得樊大章反倒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好借谈工作转移话题，现在话题真的被转移了，樊大章又感觉本来想说的话没有说，于是又只好回锅炒一下。 “那么，你是真的不想去了？”樊大章问。 “不是不想去，是实在走不了。”王天容说，“我一个女同志，本来是不想来企业的，但是既然已经来了，并且已经干到了一半，正干到节骨眼上，能走吗？好意思走吗？” 樊大章听了心里又是一惊，仿佛感觉王天容这是在骂他。 “再说……”王天容欲言又止。 “再说什么？” 樊大章记得当初他第一次见到王天容的时候她就有过一个“再说”，但是“再说”什么却没有下文。那时候樊大章跟王天容还不是很熟，所以就没有追问，今天可以问了。 王天容静了一下，说：“再说我爱人也不是什么官，我一个女人做那么大的官干什么？” 樊大章似乎明白了一点，但又不是非常明白。但是有一点他明白了，这个王天容确实是不想做那个副市长。于是就又感动了一下，或者说是又惭愧了一下。 “你还跟谁表达了这个意思呀？”樊大章问。 “组织部呀，”王天容说，“是他们找我的，我当然跟他们说了。噢，还有就是现在跟你说了。” “没有跟其他人？” “没有呀。” 王天容不明白樊大章为什么要这样问。其实樊大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是打探王天容跟新来的书记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程思涌这么快就获得消息了？难道这个程思涌在组织部有人？ 几年之后，当王天容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她和记者有下面一段对话。 记者：你后悔吗？ 王天容：非常后悔。 记者：后悔什么？ 王天容：什么都后悔。 记者：最后悔什么？ 王天容：最后悔没有去当副市长。 王天容说的是真心话，她确实非常后悔，尤其是最后悔没有去当副市长。如果那时她去当副市长了，那么在政府班子里面，她的权力就会受到许多制约，那么她可能就不会发生受贿事件，至少不会发生直接受贿事件，而只要不发生直接受贿事件，她就可能不会成为阶下囚。不但可能不会成为阶下囚，可能还能担任更高职位的领导。 但是，生活是能够“如果”的吗？ 公家的钱 蒲小元跟王天容的正式合作是从她帮王天容解决困难入手的。 学文科的蒲小元认为，不管是以“bot”方式建设的发电厂，还是通过国外贷款建设的妈湾电厂，这些大型的发电厂都在临港市的土地上，发出的电力都直接供应临港市的电网。同样，它们也都大量消耗临港市场上的煤炭。 但当时煤炭属于紧俏商品，不是说搞到就能搞到的。这时候，蒲小元利用她在大同的关系，帮能源集团从大同搞到了煤炭。而帮能源集团搞到煤炭就是帮王天容解决困难。王天容非常想感谢蒲小元，或者说能源集团想感谢蒲小元。 “这就见外了，”蒲小元说，“当初您可亲口说过，说我虽然下海了，但还是能源集团的人，说随时欢迎我回来，还说您永远都是我的大姐。怎么，说假话呀？” “不是假话，”王天容说，“还是这句话，能源集团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大姐，还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蒲小元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顺便做点事情，相当于女儿给娘家人做点事情，妹妹给姐姐出点力，还要谢谢？” 王天容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行，不说谢谢。”王天容笑着说，“那么我帮你把这次的差旅费报掉，另外还有就是招待费。” 蒲小元没有说话。 王天容假装生气地说：“反正也是公家的钱，你要是不要，我也不会领你的情。” 蒲小元还是没有说话，但是眼睛转了一下，仿佛有点动心。 这时候，王天容把声音压低说：“你给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低，我不能让你吃亏。这样，你去友谊城买几件称心的东西，发票拿来我帮你一起报销。听话，要不然姐姐不高兴。” 既然王天容都这样说了，如果蒲小元还不照办，那么就有点过分了。蒲小元觉得，即使是做好事，也不能过分，如果过分，对方就不舒服、不自在了。于是，蒲小元就真的跑到友谊城买了一件好东西，买完之后，就真的把发票和往返大同的车票、餐票交给王天容在能源集团报销了。 王天容在给蒲小元的报销单签字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友谊城的那张发票是鹿皮大衣，这件鹿皮大衣的价值超过了车票、餐票和所有其他单据合起来的总价值。 王天容一边签字一边想，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叫她去买，她就买个这么贵重的东西。也好，这样我就不欠她的了。 这就是王天容的性格，不愿意欠别人的。 王天容担任临港市能源集团一把手的这几年，她经常麻烦过去在社科院的一些老同事，但是每次麻烦之后，她都及时把人情补上。只有把人情补上了，不欠人家的了，她才安心。事实上，凭王天容当初在社科院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就是不给任何好处，别人也会帮忙。但是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还帮忙吗？并且王天容相信，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对待无偿的帮忙和有偿的咨询，其认真的程度和负责的态度也还是有区别的。而专家们的负责态度和认真程度相差哪怕是一点点，对于自己，就相差很大。 王天容认为，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关键靠决策。正确的决策是第一重要的，一切成功首先是决策的成功。如果决策失误，那么下面操作得再好，也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小；而如果决策正确，只要操作不出大的差错，就肯定成功。所以，王天容宁可在决策的时候多咨询、多请教，即便花一点咨询费，她认为也是值得的。 现在在蒲小元的问题上，王天容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蒲小元报销的数目稍微多了一点，但假如下次电厂的煤炭供应再发生紧张，蒲小元肯定就会热情主动地帮忙，而能源集团对煤炭的需求是长期的，很难说哪天就不发生煤炭供应不上的问题。所以，王天容宁可让蒲小元多报销点费用，占点小便宜，也要为将来能源集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留一条路子。 这么想着，王天容就非常愉快地在蒲小元的报销单上签了字。 周末，蒲小元来看望王天容。 说实话，王天容很高兴蒲小元来看她。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平常上班忙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感觉，而一到周末，王天容就想儿子。于是，就给北京打电话，但是儿子也大了，跟她好像也没有多少话讲。所以，一到周末，王天容就多少感到有点寂寞。 王天容的这个情况外人不知道。因为在外面，王天容把自己装扮成了撒切尔夫人，或者不是装扮的，她本来就像撒切尔夫人，一副没心没肺铁石心肠的女强人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她还会寂寞。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周末就经常来看望王天容。有时候拉她去购物，有时候拉她去跳舞，还有时候就纯粹两人聊天。总之，王天容是欢迎蒲小元周末来“打扰”她的。 这次蒲小元带来了一件礼物，一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产鹿皮大衣，一看就是友谊城买的正宗货。鲜亮而不反光，柔软而不失款形，暖和而透气，富贵而不张扬。一个字：好。 说实话，这样的东西王天容是舍不得买的，也买不起。但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特别是女人，对好看的衣服天生有一种追求和向往，所以，王天容立刻就喜欢上了。 喜欢，但并不代表想占为己有，无功不受禄。 蒲小元说：“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穿，所以就给您买了。” 蒲小元说了一句天大的实话，好衣服当然适合人穿，不但适合王天容穿，而且适合任何女人穿。 “不要不要，”王天容说，“太贵重了。不适合我穿。” “就因为贵重才适合您。”蒲小元说，“您为公司的事情经常上北京，还要出国，当然应该穿两件好衣服。” “那好，多少钱，我给钱。” “给钱您自己不能买呀，干吗要我送给您？” “不给钱我不能要。”王天容坚持说。 “那我已经买了怎么办？”蒲小元说。 “你自己留着穿。”王天容仍然坚持。 “我能穿得了吗？”蒲小元说着，还往身上比划了一下。确实是穿不了。蒲小元是按照王天容的身材买的，她自己当然穿不了。 “那你退掉。”王天容还是不让步。 “退不了。” “不可能的！”王天容说，“友谊城的商品是可以退的。” “没有发票也能退？”蒲小元问。 “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发票呢？” “报销了。” 王天容突然反应过来，这件鹿皮大衣就是蒲小元前两天作为费用报销的那件大衣，当时她还觉得蒲小元是占了小便宜，现在看来错怪她了。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王天容说着，还有点生气。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停顿了一下，说：“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报销这件衣服？” “那倒不是，”王天容说，“你为集团做了事，还替集团省了钱，应该报销。” “既然如此，”蒲小元说，“那么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的？” “当然是你的。”王天容说。 “那么您为什么说‘更不能要’？”蒲小元问。 王天容不说话了，两眼看着鹿皮大衣发愣。 “你是不是觉得这衣服实际上是用公家钱买的？”蒲小元又问。 王天容还是没有说话，她也不敢肯定这算不算是公家钱买的了。 “是公家的钱，”蒲小元说，“但公家已经奖励给我了，就是我的钱了。就跟公家的钱发工资发奖金到我们手中一样。发到我们手上了，还能说是公家的吗？再说，即便是公家的钱，又怎么了？您穿衣服为什么呀？要不是为公司，您是那种讲究穿好衣服的人吗？” 王天容的眼睛活了一些，仿佛已经认同蒲小元的话。 蒲小元接着说：“同样是国有企业，石化集团那边每年员工都有礼服费，老总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出国都是公家掏钱一身新，凭什么您就不能有礼服费？” “那不一样。”王天容说。 “怎么不一样？”蒲小元问，“他们不是国有企业呀？他们不属于投资管理公司领导呀？他们效益比我们好呀？他们贡献比我们大呀？” 王天容不说话了。既然不说话了，那么就只能收下了。 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 这就是蒲小元跟王天容正式合作的开始。在这次“合作”中，蒲小元是一分钱好处没有得，而且还倒贴了钱。倒贴的不仅是一件意大利鹿皮大衣，比这多。可以说，第一次合作蒲小元完全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为解能源集团燃眉之急，事实上，这第一批煤是蒲小元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的，然后再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能源集团。当然，她也不是傻瓜，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取得王天容的信任和好感，正式建立与能源集团的业务关系，着眼长期发展。应该说，蒲小元这样做其实是很有头脑的。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资料的供应是“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就是同样一件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叫计划内价格，一种叫计划外价格。计划内价格比计划外价格便宜很多，因此，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等于白捡到了人民币。 “双轨制”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资，比如钢铁或煤炭，那么他马上就发财，马上就成为老板。事实上，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所以就真的发财了，真的成了老板。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一批有实权的高干的子女。 蒲小元出生在大同，生长在大同，但是她父母或父母的父母都不是高干，所以她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不过，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尔做一次。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赔了一点钱，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取得了王天容的信任与好感。现在她要施展她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 蒲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也不是高干子孙，但是她是大同本地人，既然是大同本地人，那么她就能摸到路。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鱼路”是大路，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这对于蒲小元来说比较难办，或者说是根本走不通。“鱼路”走不通还有“虾路”，“虾路”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自留地”，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自留地”，归地方上支配。并且上行下效，地方上也在“自留地”上搞起“小双轨制”。蒲小元现在就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因为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属于“虾路”，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虾路”来了。这个“虾路”就是她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 李必恒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或者说是“小高干子弟”。“小高干子弟”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蒲小元的课，但是蒲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考上大学的文科班学生，加上蒲小元自信自己出类拔萃地漂亮，估计这位李老师可能还会记得她。 蒲小元估计得没错，李必恒果然记得她。 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已经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如果是高干子女做，哪怕是“小高干子弟”，当教师也就等于是受委屈了。受一段时间的委屈没关系，不能长期受委屈。所以，李必恒在蒲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了总调度室。 实践证明，李必恒的调动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就被提拔为副处长。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但这种传说肯定不是真实的，至少不全面，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处长了，而李必恒当处长的时候，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拿什么交换？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交换。 李必恒就是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矿务局总调度处处长的。 蒲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没有说找“李处长”，而是说找“李必恒”。蒲小元一说是找“李必恒”，守大门的马上就变得热情了，不仅直接把蒲小元带进去，而且到了里面马上就通报。 其实蒲小元是说漏嘴了，如果不是说漏嘴，那么至少会叫“李老师”，而不会叫“李必恒”，因为“李必恒”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当面还是喊“李老师”的。背后称“李必恒”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并且长得眉清目秀，像个书生。蒲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眉清目秀的男老师直呼其名。 蒲小元再次见到李必恒的时候，李必恒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反倒像个杀猪的，整个人发胖了，脸盘变得贼大，胡子没刮，脸上酒气没退，像是刽子手上刑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或者像电影上的大刀会。 蒲小元不敢认。 “蒲小元，怎么是你呀！”“刽子手”叫起来。 李必恒这样一叫，蒲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而且果然还认识她，于是，就莫名其妙地有点激动，一激动，差点又漏嘴。 “您好，李必……李老师。” “哈哈哈哈……”李必恒一阵大笑，问，“刚才你是不是说找‘李必恒’的？” 蒲小元红着脸点点头，算是说“是”。 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笑得非常爽朗，像领袖。 蒲小元发现，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蒲小元记得，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没有什么底气，而且笑不露齿，好像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 李必恒笑足了之后，或者说是爽朗够了之后，说：“幸亏你找‘李必恒’。” “为什么？”蒲小元问。 “如果你要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那么肯定被挡驾了。” “是吗？” “没办法，凡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的，准是要煤的。我手里哪有煤呀！” “是吗？”蒲小元问，“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 “怎么，你也成了倒煤的？” 蒲小元一听，怎么这么别扭，真想回敬一句“你才倒霉呢”，但还是忍住了。 “你不要见怪，”李必恒说，“这里都这么说，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 “我不倒腾煤炭，我是政府采购。”蒲小元说着，呈上名片，自然还是“临港市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那张名片。 李必恒接过名片，认真看了看，说：“好，政府采购好，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用不着找我。” “去过了，”蒲小元说，“刚刚去过。但是听说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顺便来看一眼。怎么，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蒲小元到底是从临港市回来的。在临港市的时候，大人物见得不少，现在回到内地，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蒲小元要是不下海，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跟处长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蒲小元并没有把个“处长”看得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倒煤”，还难得理睬他。 “厉害。”李必恒说，“到底是特区来的。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蒲小元温柔了许多。其实蒲小元只要想温柔，还是很会温柔的。 “您变了很多。”蒲小元说。 “是，变老了，变粗野了。” “那倒不是，”蒲小元说，“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 “你基本上没变。” “一点没变？”蒲小元歪着脑袋问。 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调整好了之后，说：“变了，长大了，变洋气了，变富贵了。” “老了。”蒲小元说，“难得你还记得我。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怎么会不认识你，”李必恒说，“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 “是吗？”蒲小元说。 说着，脸红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改色，暗想，真是士别三日呀。 “怎么不是，”李必恒说，“那年搞诗歌朗诵，你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整个年级文科就你一个人考到了北京，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了你？” 蒲小元记起来了，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她是得了第二名，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想起来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 “当然，”李必恒说，“还有，还有就是你漂亮，差不多是校花了，谁能不记得？” 这下蒲小元的脸更红了，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 “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校花’？”蒲小元问。 “老师不是人啊？”李必恒反问。 “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 “我现在不老实吗？” “你现在老实吗？” 蒲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 借着媚眼的提醒，李必恒提议：“喝点酒？” “好啊。”蒲小元说。 蒲小元知道，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哪怕是“小计划内”的指标。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比如加上钱，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小钱肯定打不动他，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两头一折扣，还有赚吗？所以，蒲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蒲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炭，也不吃亏。蒲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女人既然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彻底好办了。 为亲情埋单 蒲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李必恒给她搞的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这样，蒲小元也有的赚。 同样，这次王天容还要感谢蒲小元，又让蒲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蒲小元给自己买。 蒲小元表现得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王天容送东西。蒲小元觉得，既然王天容是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得王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蒲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其实，送礼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蒲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王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外人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王天容身上实践这门学问的诀窍。 根据这个“诀窍”，蒲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王天容送礼，反而还给王天容添“麻烦”。 这次签完报销单临走的时候，蒲小元对王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那么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作为母亲为儿子买东西的权力。 到了北京，见到郑小彤，蒲小元才发现天王容的儿子生活得比她想像的还要糟糕。首先郑小彤并没有考上正规的本科大学，只是在社科院内部办的一个电视大学的教学点上了三年的电视大学；其次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统下属一个相当于照顾家属子弟性质的家用电器维修部搞电器维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顺心。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贵，不顺心，也还有一种皇城根脚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气和大气。接收了母亲千里迢迢从临港市带来的一大堆慰问品，又扫了一眼母亲写给他的信，郑小彤坚持要请蒲小元出去吃饭。 “可以，”蒲小元说，“你请客，我埋单。” “凭什么？” “凭我比你大，”蒲小元说，“凭我比你有钱，凭我是老板。” 比他大自然不用说了，比他有钱也能看出来，但是说到“老板”，郑小彤就不明白了。难道是临港市那边的新说法，说“姐姐”是“老板”？ “你不是我妈同事嘛，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那是以前，”蒲小元说，“以前我给你妈当秘书，你妈是老板。现在我下海了，自己开公司了，所以就变成老板了。” “下海？真的？” “当然真的。”蒲小元说，“这还能骗你？”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骗这个小弟弟，蒲小元还掏出一张名片。但是这个名片跟上次在大同给李必恒的那张名片不一样，上面印的是“临港市能达贸易有限公司”，头衔是董事长。 “真是老板呢！”郑小彤笑了，“行，你请客。你请客我就要往大的点。” “可以，”蒲小元说，“把女朋友也叫上吧。” 郑小彤难堪了一下，脸都红了，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蒲小元的心突然紧了一下，有点同情起小彤来。她没有想到社科院的子弟也有考不上大学的，她没有想到小彤的生活这么糟糕，连女朋友都没有，她甚至不理解像王天容这样风光无限的人，家庭生活却这样地不开心。说实话，郑小彤目前这个样子正是蒲小元原先所希望的，因为越是这样，她的计划就越好实施。但是，当她真的发现郑小彤的生活这么糟糕的时候，蒲小元似乎又忘记自己原先的计划了，又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她突然感到，自己下海是对的，要不然还在政府机关，将来做得再好，充其量就是达到王天容这个水平，那又怎么样？ 这次来找郑小彤，其实是蒲小元事先策划好的。蒲小元打算把郑小彤带到临港市去，作为“大礼”送给王天容，给王天容一个意外的惊喜，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和王天容的关系。她知道，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少亲情。具体地说就希望儿子小彤能在她身边。但是儿子大了不由娘，郑小彤不知道是对临港市有偏见，还是不想让母亲在身边管束自己，反正死活就是不愿意跟王天容来临港市，因此，儿子的事情一直是王天容最大的心病。如果蒲小元能够帮着王天容消除这块心病，那么她们的关系就真的不一般了。 蒲小元策划郑小彤去临港市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让郑小彤跟她一起做生意，这样，她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郑小彤的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与郑小彤绑在一起，也就等于是间接地跟王天容绑在了一起，只有跟王天容的利益绑在一起，她的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做长久，才能做得不费劲。 应该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蒲小元还是比较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想办法把自己跟王天容绑在一起，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牢靠。靠送礼，靠讲贴心话，当然也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比如目前这种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是脆弱的，是经不起风浪的，必须趁早跟王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什么叫“牢不可破”的关系？利益绑在一起就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凭蒲小元对王天容的了解，她要想直接跟王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蒲小元太了解王天容了，或者说她太了解像王天容这样的领导了。凡是当领导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为了事业，他们不惜大义灭亲，不要说一般的朋友了。对于领导来说，所谓的事业，就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是决不会为了朋友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的。所以，蒲小元必须在她和王天容之间添加一种强力黏合剂，这个强力黏合剂就是郑小彤。 蒲小元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郑小彤跟她南下。她知道，在说服郑小彤去临港市的问题上，王天容那一套不行。王天容那一套基本思路是她为郑小彤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让郑小彤衣食无忧，天天能够看着他茁壮成长。总之，一切由王天容安排好了，儿子郑小彤就等着去享福吧。但是，郑小彤是那种等着靠父母的照顾去享福的人吗？说到底，这是代沟问题，是王天容这一代人不了解郑小彤这一代人真正的想法的问题。而她蒲小元不一样，她跟郑小彤之间没有代沟，至少没有很深的代沟。 虽然还没有谈实质性问题，但是蒲小元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比如吃饭，如果是王天容回来，郑小彤可能不会跟她出来吃饭，就是跟她出来，也是勉强的，至少不会这么开心。 假话比真话动心 那天晚上郑小彤确实吃得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单独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去吃饭，而且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还是从临港市来的一位老板。 说实话，当郑小彤跟着蒲小元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真希望被同学或同事们看见，并且最好还能够引起他们的嫉妒和猜测。所以，那天吃饭的时候，郑小彤不但吃得多，而且说话也多，并且声音很大，仿佛专门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郑小彤在眉飞色舞地说话的时候，蒲小元一直静静地看着他，仿佛是非常欣赏他的吃相和口才。 蒲小元想起郑小彤还没有女朋友，而且从郑小彤的口气看，好像他从来就没有过女朋友。因为刚才蒲小元叫他带上女朋友一起来的时候，他显得有点难堪，仿佛没有女朋友是个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如果他以前有过女朋友，而现在没有了，那么他刚才就不会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呢”，也不会感到难堪，而一定会说“吹了”，并且说得很潇洒。所以，蒲小元判断他可能从来就没有过女朋友，既然从来没有过女朋友，那么就说明他还是一个童子。 蒲小元这么想着，脸上就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 “你跟我去临港市吧。”蒲小元突然说。说得非常温柔，非常诚恳，真像是个大姐姐。 “我？”郑小彤问，“跟你？去临港市？” 蒲小元点一点头。 蒲小元本来是打算从大同回北京的时候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她知道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是不可能在第一次的见面当中就能作出的。但是今天看郑小彤的情绪不错，再加上自己刚才的脸热，一激动，就提前说出来了。 “我不去！”郑小彤说。 “为什么？”蒲小元问。一边问，还一边后悔，后悔这个话题提得太早了。但是既然已经错了，那么，只能将错就错。 “我不想跟我妈在一起。” “不是跟你妈在一起，”蒲小元说，“是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对呀，”蒲小元说，“跟我在一起。我们能达贸易公司业务发展得很快，正缺少得力的人手。你过来，给我做副总，就是副总经理，保证你比现在神气。” 不知道是不是“副总”两个字的魅力，郑小彤的眼睛当场亮了不少。但是，眼珠子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蒲小元的脸上。 “是不是我妈让你来当说客的？”郑小彤眼睛直直地看着蒲小元问。 “不是，”蒲小元说，“她不知道。再说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干吗跟她说？你是男子汉，已经参加工作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要不然到了临港市，别人喊你郑总，你不觉得惭愧吗？” 蒲小元的“郑总”无疑起到了暗示作用，因为郑小彤的眼睛再次闪光。 “不对，”郑小彤说，“肯定是我妈安排你来说的。” “信不信由你！”蒲小元说，“确实不是你妈妈说的，是我自己。再说我现在自己当老板了，不给你妈妈当秘书了，我干吗要听她的？” “真的？” “真的。” “为什么？”郑小彤问。 “什么为什么？”蒲小元反问。 “为什么你会想起来请我当副总？”郑小彤问，“是不是看我妈的面子？” “不是。” “那是什么？” 蒲小元略微停顿了一下，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什么叫真话？什么叫假话？” “真话就是为我自己考虑的理由，假话就是为你考虑的理由。” 郑小彤想了想，说：“那么真话假话我都想听。” “先听真话还是先听假话？” 郑小彤又想了想，说：“还是先听真话吧。” 蒲小元喝了一口汤，又往郑小彤的碗里也舀了一点汤，然后说：“真话是，请你最省钱。” “怎么最省钱？”郑小彤问。 蒲小元说：“不管是谁到能达贸易公司来当副总，他都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临港市之间，如果是其他人，不是在临港市住宾馆，就是在北京住宾馆，而且，为了公司的形象，还不能住太差的宾馆，比如住三星级吧，也得三百块钱一天，一年得多少钱呀。但是请你来当副总，这钱肯定是省了。在北京你有自己的家，在临港市你还有自己的家，是不是？” 郑小彤一听，是这么个理，于是点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假话呢？”郑小彤问。 “假话是替你考虑的。”蒲小元说，“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是那么成功，你自己却在修理家用电器，太可惜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跟了我，副总经理，工资按你爸爸的标准加百分之五十发，另外如果做成生意，再给你分成。在临港市，你是北京来的，人家高看你；在北京，你是临港市来的，有钱，是大爷，两头都神气。至于女朋友嘛，你就挑吧。” 说实话，蒲小元的“假话”比“真话”还让郑小彤动心。 事实上，郑小彤在听蒲小元讲这些“假话”的时候，脸一直都是红的。刚开始时听到他是个修理家用电器的，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惭愧得脸红；后来是说到做副总，拿的钱比他爸爸都多，并且确实是两头都牛气，女朋友任挑，于是又激动得脸红。 其实，郑小彤也不是真的不想去临港市，但是一想到去了之后什么都靠老妈，总有点不甘心。没考上大学就已经不甘心了，如果饭碗还是靠老妈，更没脸面了，所以才不去。现在听蒲小元这样一说，证明自己不是靠老妈，是直接被一个临港市的老板聘请，而且去了就做副总，让他完全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我考虑考虑。”郑小彤说。 “可以，”蒲小元说，“不过不能考虑太长的时间，等我从大同回来的时候你最好能答复我。如果你不来，我就要安排其他人了。” “别，”郑小彤说，“我来。” “不着急，”蒲小元说，“我说过了，等我从大同回来你再答复我。多考虑考虑。不过，有句话我要讲在前头，去了之后你不能想跳槽就跳槽。” “不会的。” “现在你是说不会的，到那里之后，你妈妈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谁敢保证？” “我保证。”郑小彤说完之后又觉得底气不足，生怕蒲小元会问他拿什么保证。如果蒲小元问他拿什么保证，那么他还真回答不了。 “行，”蒲小元说，“我相信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会说话不算话。这样，你准备一下，如果说定了，干脆我从大同回来之后，你跟我一起去临港。” “没问题。”郑小彤说。说话的声音里已经透着兴奋。 “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跟什么人商量？”蒲小元到底是姐姐，显然比他考虑问题周到。 “不用吧？”郑小彤说，“我也没有女朋友。” “就知道女朋友！”蒲小元说，“我是说要不要跟你爸爸妈妈商量。” 郑小彤想了一想，说：“先不用吧。” “为什么？”蒲小元问。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完全自己作主。” “好，”蒲小元说，“像个爷们儿。如果这样，那么我也就不告诉你妈，到时候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北京到大同比到太原还要近，当年日本鬼子攻打太原，就是先占领大同，然后与石家庄的鬼子形成钳形夹击之势，对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发动进攻的。北京之行如此顺利，一想到大同，蒲小元禁不住心旌摇荡。 这次蒲小元又回大同，当然回来还是要煤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蒲小元开口“要”的，而是李必恒自己打电话主动给的。 事实上，在蒲小元回临港市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李必恒几乎是每天一个电话。刚开始是问好，后来就问她什么时候再回来，再后来就说他想她，最后是求蒲小元回来，赶快回来，说回来就给她煤，不是“三七价”的煤，是“四六价”的煤。 尽管如此，蒲小元这次回来也没有摆什么架子，不但没有摆什么架子，而且还专门给李必恒带来了一套最好的行头。当然，自然是在友谊城买的，买完了之后发票自然是拿到能源集团报销了。尽管报销了，但是东西应该算是蒲小元自己买的，跟上次送给王天容的鹿皮大衣性质一样。不过这一次是皮带、领带、钱包、打火机。不要小瞧这四样不起眼的小东西，样样都是男人身上少不了的，样样都是最高档的名牌，样样都是大同根本买不到的。加在一起，价值也不一定比一件鹿皮大衣低。 果然，当李必恒见到这四件东西的时候，差点忘记他本来想要什么了。 “我知道你不缺钱，”蒲小元说，“但这些东西内地是买不到的。” “好，”李必恒说，“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腰带我肯定是天天扎在身上，你不解别人解不开。钱包天天装在兜里，装进去的钱全部属于你。” 蒲小元笑了起来，不是激动的笑，而是嫌他说假话都不会说的笑。 “你不相信？” “鬼才相信，”蒲小元说，“别的不说，就说这皮带，我在的两天可能你是不让别人解，我一走，你还不让你老婆解？” “真不让她解。”李必恒说。 蒲小元没有说话，只是喉咙里面哼了一声，表示根本不相信。 “你别不相信，”李必恒说，“就是没有你，她也不会解我的腰带。” “真的？” “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李必恒说，“好像生了孩子之后就很少有那种事情了。我忙，忙工作，忙应酬；她也忙，忙着带孩子，忙着打毛衣，忙着上班。后来好像就不好意思做那种事情了。反正很少，几乎没有。” 蒲小元自然还是不信，既然是夫妻，哪能没有这种事情呢？既然没有这种事情，那怎么是夫妻呢？ 虽然不信，但蒲小元也不跟李必恒较真。根据蒲小元对男人的了解，说谎是男人的天性，至少是跟她交往的男人的天性。据说某些电信商为了满足男人的这种天性，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手机，里面储存了许多“背景声音”，当男人需要对老婆或情人说谎的时候，“背景声音”会自动配合。比如明明是在跟女孩子幽会，接到老婆的电话，硬要说自己在机场，马上就要登机起飞了，这时候，只要按下某个键，手机里面果然就发出机场的“背景声音”，于是，老婆不信也信了。李必恒现在是当面说谎，当然没有“背景声音”，也没有办法使用“背景声音”，好在蒲小元关心的是煤炭，而不是他老婆到底解不解他的皮带，所以并不计较。 “皮带我可以替你解，”蒲小元说，“但是钱还是你自己留着。公家的事情是说不好的。今天你在这个位置，把钱可以不当钱，但是正因为如此，还不知道多少人眼红呢。还是趁在位，多攒一点钱。” 说着，蒲小元就真的帮李必恒解皮带，但是解皮带的目的不是要跟他做爱，而是换上她这次为他带来的新皮带。 意外的惊喜 第二天上午在飞机上蒲小元跟郑小彤商量，共同跟王天容开一个玩笑。 为了能使玩笑开得逼真，当下午他们到了临港市之后，并没有立刻去见王天容。蒲小元只给王天容打了一个电话，说她已经从北京回来了，并且还给她带了东西，是她儿子郑小彤托她带的东西。 王天容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儿子还能给她带东西，事实上儿子也从来没有给她带过任何东西。不但儿子没有给她带过任何东西，丈夫郑品浩好像也从来没有给她带过任何东西，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人从北京给她带过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王天容吃惊地问。 “保密，”蒲小元说，“晚上您就知道了。晚上您没有什么应酬吧？” 王天容想了一想说没有。 “要不然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王天容建议。 蒲小元看看身旁的郑小彤，并且跟他做了一个鬼脸，说：“好啊。但是不要出去吃吧，去您家吃。我还没有尝过您的手艺呢。” “这……”王天容有点犹豫，或者说还没有想好。 “哎，”蒲小元说，“这次我在北京可是给小彤下厨房的呀，所以您也应该还我一次。” “行行行，”王天容说，“我下厨房，但是做得不好你不要怪我。你喜欢吃什么？” 蒲小元又看看郑小彤，两人再次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说：“您就按小彤的标准做吧，他喜欢吃什么，您就做什么。” 说完，生怕言多语失，赶紧说晚上见，把电话挂了。 挂完电话，一看表，才三点多。 “走！”蒲小元心满意足地说。 “去哪儿？”郑小彤问。那意思是说总不能这么早就去家门口等妈妈吧。 “你跟着我就行了。” 蒲小元这样说话，就不仅把自己当作了姐姐，而且也把自己当作了老板，已经开始初步显示老板的霸气了。 蒲小元把郑小彤带到友谊城，自己找一个高脚凳子坐下，对郑小彤说：“你自己看，看上什么买什么。” 既然郑小彤现在已经跟自己来临港，或者说郑小彤现在已经是她能达公司的副总了，那么蒲小元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按市场价向能源集团供应煤炭。只有按市场价格，她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如果不是为了以市场价格向能源集团供应煤炭，她在王天容身上花这么大的精力做什么？ 按说以市场价格向能源集团供应煤炭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恰恰相反，市场价格才是合理的价格。当然，既然是按市场价格，那么能源集团就既可以买蒲小元的煤，也可以买外面随便哪个张老板李老板的煤。按道理，凭蒲小元在能源集团工作这么多年的面子，加上她跟王天容的特殊关系，争取个“同等优先”还是可能的。但事实情况是，即便是按市场价格，张老板李老板其实还是私下塞给经办人好处的，而且塞的好处并不少。所以，对于能源集团来说，以市场价格买蒲小元的煤炭是“同等优先”了，但是对具体的经办人来说，其实是不“同等”的。从具体经办人的角度考虑，既然同样是按照市场价格，那么当然就更倾向于买张老板李老板的，而不买她蒲小元的。所以，如果蒲小元的价钱跟张老板李老板一样，那么一次两次没问题，次数多了，经办人肯定会找茬子挑毛病不要蒲小元的煤。这里面的猫腻，王天容可能不知道，但是蒲小元知道，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那么，蒲小元是不是也可以跟张老板李老板一样，给具体经办人塞好处呢？不行，因为具体经办人原先是蒲小元的同事，又知道她跟王天容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蒲小元的好处。这样一来，就逼着蒲小元在前两次的交易中以较低的价格供货。 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王天容的儿子郑小彤是能达公司的副总了，看哪个经办人敢挑郑公子的毛病，敢找郑公子的茬儿。 蒲小元本来已经想好了这一批煤就按市场价格给能源集团，但是刚才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给能源集团。 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还是从考虑王天容的感受这个角度出发的。 凭蒲小元对王天容的了解，王天容见到儿子郑小彤被蒲小元带到临港市来肯定会非常高兴，但是在高兴之后，对儿子到能达贸易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这个事情肯定会有顾虑，这时候，如果蒲小元马上就提高煤炭价格，非常容易让王天容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只要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那么王天容就可能非常警觉，警觉到坚决要求郑小彤离开能达公司，否则就不跟她蒲小元做生意。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僵局，蒲小元审时度势，决定暂时不调整价格，仍然以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的价格供货。既然如此，那么她就等于还是在帮能源集团的忙，就还要在能源集团报销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现在就花在郑小彤的身上，也算是物有所值吧。 晚上王天容开门的时候，蒲小元一看就笑了，因为王天容身上围了一个大围裙，而且一围上这个大围裙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变得不像王天容了。蒲小元还是第一次见王天容穿大围裙的样子，于是忍不住笑了。 “不要笑了，”王天容说，“快进来吧，进来帮我做鱼，我做鱼老是粘锅，黑糊糊的，不好看，也不好吃。” “等一下，”蒲小元说，“你还没有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呢。” “进来再看。”王天容说。 “好，进来吧。”蒲小元说。 蒲小元的这个“好”是对王天容说的，而“进来吧”显然是对外面的人说的，因为蒲小元说“进来吧”的时候还特意回过头，对后面的人说。 王天容没有想到蒲小元的后面还有人，更没有想到蒲小元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就把外人往她家里带，直到郑小彤兴奋地冲进来的时候，她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外人”正是她的儿子！ 那一刻，蒲小元几乎看见王天容眼角的泪花，尽管王天容没有让泪花真的流出来。 绞尽脑汁谋发展 蒲小元估计得没有错，王天容对郑小彤去蒲小元的能达贸易公司上班确实不是很高兴，刚开始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后来找到一个机会，还是说了。 王天容这样一说，蒲小元马上就肃然起敬，觉得王天容不愧是当领导的，不愧是君子。如果不是真君子，即便心里面不高兴，也决不会直接对蒲小元说，而是背后做儿子郑小彤的工作。王天容没有背后做儿子的工作，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对蒲小元说，说明她确实是真君子。 但是佩服归佩服，原则归原则。蒲小元绝对不会因为对王天容肃然起敬而放弃自己精心设计并且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 “我当时就是想把他带来，”蒲小元说，“没有想得太多。看到您在北京的那个家已经不像家了，小彤在北京过的日子更不像是日子。我当时就是想，您这么成功的女人，虽然不能说日子一定要过得比一般人好，但是也不能过得比一般人差呀。而事实情况是，不但您自己过得比一般人差，而且小彤也跟着受罪，何苦呢？所以，没有跟您商量，我就自作主张地把他带来了。我还以为您高兴呢，想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 “谢谢，谢谢！”王天容说，“这个我知道，你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也真心感谢你。但是，你不觉得小彤在你公司当副总不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蒲小元说，“您知道，我这公司刚成立，正好需要人，请谁不是请？是不是您觉得我是私营企业，庙小了，委屈小彤了？” “那倒不是。”王天容说。 “那是为什么？”蒲小元问。 王天容没有立即回答为什么，而是想了想，或者说是思考了一下才说：“你以前一直给我做秘书，现在自己下海开公司了，又跟能源集团做业务，如果小彤不在你公司里面，这也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小彤在你公司做事，人家不会说闲话吗？” 经过考虑的话说出来就是不一样，比如王天容现在说的这番话，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丝毫没有伤害蒲小元，可见说话水平不一般。 “身正不怕影子斜。”蒲小元说，“其实，就是小彤不在我公司做事，别人还是要说闲话的，而且说不定闲话更多。” “喔，是吗？”王天容显然不信。 “当然是，”蒲小元说，“有些事情您可能不知道，其实也只有您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如果我不供应能源集团的煤，其他人供应，尽管其他人供应的煤炭比我价钱贵，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其他人供应，不喜欢我供应。”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给回扣，我不给回扣。” “有这事？” “有这事！”蒲小元说，说得非常肯定，还嫌分量不够，又补充道，“其实，现在只要花钱的地方就有回扣。” “真的？” “当然真的。”蒲小元说，“要不然怎么花起公家的钱大家那么起劲？就是因为有回扣。花钱是公家的，回扣是自己的，所以大家起劲。” 王天容不说话了。其实蒲小元说的情况她也不是一点不知道，这些年随着能源集团的发展，每次遇上投资项目，比如购买设备和基建工程等等，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想给她回扣，但是王天容每次都坚持招标，至于招标背后，是不是还有人给回扣，给了多少，给了什么人，她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条，她自己没要，既然她自己没有要，所以她就不知道这里面的具体情况了。不过她相信，多少会有。 “其实，小彤在我公司反而闲话少一点。”蒲小元说。 王天容仍然没有说话，而是认真地注视着蒲小元。蒲小元知道，王天容这是在等待她的进一步解释。 “由于我不给回扣，或者说我就是给他们回扣他们也不敢拿，所以，不论我以什么价格给集团供应煤炭，有些人都会有意见，都要说闲话。而且您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我排挤出去，让其他能给回扣、他们也敢接受回扣的人进来。说实话，我请小彤来公司担任副总也是有自己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获得平等的机会。只要小彤在能达贸易公司，那些人就是心里有闲话，也不敢说出来，或者说，不会把我排挤出去。但是，大姐，我能向您保证两条：第一，我的煤炭绝对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我不需要您的任何特殊关照，只要您给我‘同等优先’的机会；第二，我绝对不会亏待小彤，我等于是把给那些王八蛋的回扣省下来给小彤，给小彤我心里平衡一些。我要给小彤股份，本来准备给他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后来计算了一下，只能给百分之三十，因为大同那边我还要打点。” 王天容不说话了。 王天容这次的不说话是一种沉默，“默认”的“默”。 有了王天容的默许，蒲小元的胆子大了一点。在紧接着后面的一次交易中，蒲小元没有按更低的价格给能源集团，而是按照市场价格供货，并且在办理结算的时候，她自己不出面，而是让郑小彤出面。正因为是郑小彤出的面，所以结算非常顺利，比她自己去还要顺利。 情窦初开 公司按市场价为能源集团提供煤炭后，蒲小元为能达贸易公司正式搞了个写字楼。写字楼虽然不是很大，但装修得非常现代化，人一进去就增强了信心。对于本公司的人，当然是增加了自信心，对于客户，当然是增加了对能达公司信誉和支付能力的信心。这两种信心对能达公司的发展都相当重要。就说蒲小元后来拓展的礼品和酒店用品业务吧，本来是不起眼的，而且做这种业务的公司一般也都是非常小的公司，而相对于这些小公司来说，能达公司就是大公司，因此，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对方就更倾向于跟能达公司做。虽然礼品和酒店用品业务不是能达公司的主营业务，但每年产生的效益也足够应付整个能达公司的日常开销，如此，蒲小元在煤炭生意上的利润就等于是纯利润了。 蒲小元在写字楼刚刚开张的时候，曾经亲自带着郑小彤去人才市场招聘前台小姐。蒲小元那一次“亲自”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帮郑小彤选女朋友。去之前蒲小元就跟郑小彤说好了：你喜欢谁我们就招聘谁。后来他们就真招聘了一个湖北姑娘。 姑娘是湖北洪湖的，就是《洪湖赤卫队》里面的那个洪湖，大专毕业，准确地说是湖北省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跟郑小彤一样。蒲小元甚至怀疑，郑小彤选中这个姑娘是不是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姑娘叫傅娜。名字不俗，人也蛮漂亮，鸭蛋脸，肤色特别好，白里透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洪湖产的鸭蛋，因为洪湖鸭蛋煮熟了之后剥了壳，对着亮光一照，就是白里透红。但是蒲小元并不喜欢傅娜。她总有一种感觉，感觉着傅娜虽然年纪不大，但肯定不是处女了，至于蒲小元凭什么判断傅娜不是处女，她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感觉非常强烈。按说是不是处女并不影响工作，也不是老板应该在意的，但是因为蒲小元是把前台小姐当作郑小彤女朋友候选人来考虑的，所以是不是处女她就在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蒲小元是真的把郑小彤看作自己的弟弟了，而且她坚信自己的弟弟是童子，如果第一个女朋友就不是处女，弟弟太吃亏了。至于吃什么亏，她说不清楚。 既然蒲小元对傅娜印象不是很好，特别是对傅娜作为郑小彤女朋友候选人的角色印象不是很好，所以傅娜进来之后，蒲小元对于郑小彤和她的关系有没有进展并没有多过问。直到有一天，郑小彤自己主动跟她谈起这件事。 那天下班后，其他人都走了，公司里就剩蒲小元和郑小彤。其实公司里面经常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因为蒲小元现在经常以公司为家，郑小彤是副总，副总只要下班的时候还没有走，就实现了写字楼里面只有他和蒲小元两个人的情况。但是，那天的情况不一样，那天还没有下班的时候，郑小彤就来过蒲小元的办公室一次，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没有说。蒲小元还问过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说得有点快，好像是极力否认什么事情，没有就没有，极力否认干什么？于是，蒲小元就坚信他确实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于是，下班之后，蒲小元就没有走，似乎是有意等着郑小彤进来跟她说什么。 果然，等下班之后，准确地说等大家都走了之后，郑小彤来了。 郑小彤在蒲小元的办公室门口先停住脚，并且在门上象征性地敲了两下，非常不好意思地把头伸进来问：“您还没走呀？” 显然是明知故问。 “进来吧，”蒲小元说，“我就知道你有话对我说。说吧，现在没有人了。” 郑小彤于是就再次笑，而且笑的幅度比刚才更大一些，或者说不好意思的成分比刚才更大一些? “我，我去关门。” 郑小彤说的关门是指关上公司的大门，而不是蒲小元办公室的这个门。蒲小元的这个门一直都是虚掩着的，根本就没有关，也用不着关。 郑小彤出去把大门关上后，回到蒲小元的办公室，坐在她的老板桌对面的沙发上，笑。 笑是能相互感染的。蒲小元虽然不知道郑小彤笑什么，但是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笑起来。是那种比微笑更大一些的笑，是自然的笑，既不是为了讨好谁，也不是想起什么开心事。看来，笑，有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一点与哭不一样。 “说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蒲小元这样一问，郑小彤就更加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蒲小元办公室里面的灯就显得特别亮，而外面的业务大厅里面只亮了一盏灯，所以傍晚的气氛就更加浓郁。蒲小元突然感觉，郑小彤在傍晚的背景下比白天显得可爱。 大约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缘故，蒲小元也放下老板的架子，有点任性起来。郑小彤越是感到不好意思，她越是追问郑小彤到底想跟她说什么。最后，逼了半天，郑小彤终于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约会三次是不是就可以接吻了？”郑小彤这样问的时候满脸通红。 说实话，蒲小元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脸红到这个程度的。不仅没见过哪个男人脸红到这个程度，而且也没有见过哪个女人脸红到这个程度。可见，郑小彤是个腼腆的人。蒲小元喜欢腼腆的人，腼腆的人不油，比较可靠。 蒲小元的心颤抖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颤抖，甚至不知道为谁颤抖。 蒲小元没有直接回答郑小彤的问题，而是反问：“你是不是还没有跟女人接过吻？” 郑小彤的眼光不敢直视蒲小元，但是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落脚，所以一直在游离。这样一边游离，一边假装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脸色更加红。不但红，而且烫。 蒲小元突然有一种冲动，她觉得这么好的小伙子把初吻送给傅娜这样的女孩太吃亏了，因为她坚定地认为，傅娜肯定不是处女了，既然她已经不是处女了，那么就没有资格得到郑小彤的初吻。 但是她显然阻止不了郑小彤跟傅娜的进展，事实上她也没有权力阻止这种进展。她知道，作为童子，郑小彤可能更钟情于傅娜这样显然已经不是处女的女孩，因为这样的女孩有经验，更懂得如何抓住小伙子的心，牵着童子的鼻子走。 突然，蒲小元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奇怪的想法，与其让傅娜得到郑小彤的第一次，还不如…… 蒲小元被自己的想法闹了一个大红脸。不但红了，而且烫了，她敢肯定，因为是她自己的脸，烫不烫自己能感觉到。 蒲小元不想让郑小彤看出她脸这么红，这么烫，于是赶紧说话，说话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对于缓解内心的紧张有好处。 “那怎么行呢，”蒲小元说，“要是你还没有跟女人接过吻，那么女孩子一定会笑话你的，笑你这么大了还没有接过吻。” 蒲小元这样说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自己的大班椅，站了起来，并且走到了门边，把门推上，然后并没有回到大班椅上，而是就近在郑小彤坐的那个沙发上坐下。这样，她实际上就跟郑小彤挨得很近，因为这虽然是个三人沙发，经常被蒲小元当床睡，但是郑小彤是坐中间的，所以现在蒲小元一坐，就自然与郑小彤挨得很近。 “跟姐姐说实话，你是不是没有跟女孩子接过吻？”蒲小元问。声音非常小，因此也就显得非常亲切，甚至非常神秘。 郑小彤头低着点点头，像看地上的蚂蚁搬家。 “抬起头。”蒲小元说。 说得声音比较大，至少比刚才的声音大许多。于是就有了某种命令的味道，于是郑小彤就猛地一下抬起头。 “不要紧张，”蒲小元说，“我教你。这样，你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蒲小元边说边把郑小彤的左手拿起来，放在她的右肩膀上，并且把自己的左手停留在郑小彤的右肩膀上，然后把郑小彤的左手拿过来放在她的腰上，而她自己的右手则搂住郑小彤的腰。为了让搂腰更到位，蒲小元还让郑小彤往她身边移一点。说着，她自己以身作则，立即就向郑小彤更加靠近一点。于是两人中间很快就一点距离都没有了。尽管那时候还没有“零距离”这个说法，但是他们其实已经这么做了。可见，语言是来自于生活实践的。 蒲小元在叫郑小彤往近移一移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语调，这是一种郑小彤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语调。这种语调不是从声带的震动产生的，而是整个身心的震撼发出的，充满着柔情，充满着激情，甚至充满着渴望。 渴望是正常的。 自从下海开公司当了老板后，蒲小元突然变得自重起来，不仅远离了原来交往的那些港佬，而且也没有再交往新的异性朋友。当然，李必恒和郑小彤除外。但李必恒毕竟是远水，根本不能解决近渴；而郑小彤她一直是把他当作小弟弟，对他关爱有加，却从来都没有想到从他身上解决性问题。再说他们中间夹着一个王天容，所以，即便蒲小元头脑中偶然有过一闪念，也马上自觉地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蒲小元毕竟是已经了解和体味过性爱快乐的女人，所以，现在有这种渴望是自然的。 在傍晚的气氛下，在这个只有她跟郑小彤两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安静的环境里，在眼看着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小伙子就要被一个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夺走的时候，蒲小元心中除了渴望之外，还有嫉妒。渴望与嫉妒加在一起儿，就好比是氢气和氧气混到了一块儿，非爆炸不可。 在“爆炸”之前，蒲小元曾安慰自己，或者说在鼓励自己。鼓励自己不要想得那么多，凭自己的魅力和生活经验，是完全能够控制住郑小彤的，至少可以保证郑小彤不会对他妈妈说这件事情，而只要郑小彤不跟他妈妈说这件事情，那么王天容就不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蒲小元想像不出只要王天容不是障碍，还有哪个人能成为她和郑小彤之间的障碍。那个洪湖女孩傅娜能够成为障碍吗？她还不够格。 蒲小元甚至想，这样说不定还是好事，说不定还能更加牢牢地掌握和控制郑小彤，而只要掌握和控制了郑小彤，就等于抓住了王天容的软肋。蒲小元现在已经感觉到王天容不属于她一个人了。假如说王天容是一棵大树，并且这棵大树上结满了桃子，那么，就绝对不止她一只猴子想爬上这棵大树去摘桃子。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别的猴子爬上这棵大树了，而且还有更多的猴子开始往上攀或正在准备往上攀。蒲小元没有能力阻止别的猴子往上攀，她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牢牢地抓住树干，不要掉下来，只有不掉下来，才能天天吃桃子。而这个郑小彤，或许能够成为她与树干之间的一根安全带。 这么想着，蒲小元就为自己的“爆炸”找到了理由，既然找到了理由，那么“爆炸”就有了引信。 突然，郑小彤感到自己的嘴唇一热，身上立即就像触电…… 蒲小元没有想到表面腼腆的郑小彤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事实上，如果不是蒲小元担心他回去太晚了不好交代，郑小彤很可能跟她再来一次甚至几次。 当他们终于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感到彻底释放的不仅是蒲小元，更应当包括郑小彤，因为郑小彤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曲径通幽 蒲小元判断得没有错，确实已经有许多猴子想攀上王天容这棵大树摘桃子吃，而且这些猴子当中的有些比蒲小元更狡猾，主要表现在手段更高明，出手更大胆。 别的猴子蒲小元不知道，但是其中一个叫侯峻峰的蒲小元知道，因为以前蒲小元还在能源集团的时候，这个人就跟能源集团做生意，就主动巴结着跟蒲小元认识，还送过一个说不清价格的漂亮的胸针给蒲小元。当然，那是当时，现在不了，现在这个侯峻峰实际上是把蒲小元当成了对手。 自从蒲小元下海之后，准确地说是自从郑小彤成为能达贸易公司的副总之后，侯峻峰跟能源集团的生意立刻就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影响的标志是能源集团从他手中的订货量少了。煤炭生意做的就是量，只有达到一定的量才能赚钱，只有达到足够大的量才能赚大钱。为了扭转这种影响，为了继续赚大钱，侯峻峰下了不少功夫，但是这些功夫都是外围功夫，并没有触及到王天容本人，既然没有触及到王天容本人，那么就等于没有触及到核心，既然没有触及到核心，那么效果当然就十分有限。 吃一堑长一智。 侯峻峰决定调整战略，与其像撒胡椒面一样把银子撒向那些无关痛痒的地方，不如集中火力主攻能源集团的核心。好在能源集团的核心非常明显，也非常集中，那就是王天容。 自从能源集团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后，王天容就成了能源集团绝对的老板，不仅在集团内部是老板，就是在对外的关系上，她也成了绝对的老板。 投资管理公司当然还能管，但是只能是行使股东权益的那种“管”，对能源集团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实际上只能到了一年一度的股东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行使一次股东权力。而就是这一次，也几乎是走过场。 除了投资管理公司之外，要说还有谁能“管”的，那就是市里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了，而这个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恰好就是樊大章。樊大章能当上这个副市长，当然是机会好，但是客观上说，这个机会还是王天容让给他的。樊大章对王天容的印象本来就不错，现在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樊大章对王天容多少怀有一点感激之情，并且坚定地认为王天容是个不想往上爬的人。不想往上爬的人当然是受欢迎的人，当然更是值得领导信任的人。投资管理公司的新任领导当然知道王天容跟樊大章的这层关系，甚至直接把王天容看成是樊大章的人，既然王天容是樊大章的人，那么他当然就不便多管。 所以，王天容实际上就成了临港市能源集团的“女皇”，跟程思涌在石化集团“寡人”的地位一样，至高无上。 侯峻峰现在要攻的就是这个“女皇”。 侯峻峰本来识字不多，但是心计不少。为了能接近能源集团这个“女皇”，识字不多的侯峻峰居然别出心裁地读起了研究生。当然，不是那种通过考试录取的硕士学位研究生，侯峻峰读的是“研修班”。这种研修班也是高等学校改革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学校创收，同时也为了满足部分老板和高官们对品位的迫切需要，于是专门开办了这种“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简称“研修班”。侯峻峰放着清华、北大这么多的名牌大学设在临港市的研修班不上，偏偏就选择了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的研修班，目的倒不是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而是他已经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知道王天容就是这个大学毕业的。 在研修班，侯峻峰虽然并没有好好学习，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力好好学习，但是同学和老师对他的印象都不错，原因是研修班的任何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不但积极参加，而且积极出钱，如此，他居然被大家选为班长。 长江水利电力大学把培养校友关系看得比传授知识还重要。在临港市的校友会更是年年热闹，而在临港市水利电力大学校友当中的最杰出人物就是王天容，王天容是当然的会长。 这一年的校友聚会，研修班班主任裴教授和会长都坐在第一桌，而侯峻峰由于是研修班的班长，还由于他赞助费用高，所以，他也被请到了第一桌。 尽管是王天容坐在第一桌的上席，而侯峻峰坐在下席，但是毕竟是在一桌，是一桌就有“平起平坐”的感觉。这在侯峻峰上研修班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在上研修班之前，不要说跟王天容“平起平坐”了，就是正式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冲着这一点，这个研修班上得值。 侯峻峰知道，第一印象十分重要，第一次正式认识的场合和方式就是形成第一印象的主要要素。 桌上，裴教授首先为每个学子作简单介绍，首先从王天容开始。其实王天容也不需要介绍了，桌子上没有人不认识王天容，但是裴教授还是认真作了介绍。 裴教授在介绍王天容的丰功伟绩时，颇感得意，主要是内容丰富，有东西可介绍。比如：“全国十大女企业家”，比如“全国三八红旗手”，比如这个代表那个委员，等等。王天容是他们学校的骄傲。是学校的骄傲当然也就是裴教授的骄傲，因为在临港市，裴教授就代表学校。 裴教授这样骄傲地介绍王天容的时候，王天容挨个对同桌的每个学友点头微笑，神采奕奕。间或着遇上以前见过面或有点面熟的，点头和微笑的幅度还明显加大，表明她贵人并不健忘，而且还很谦虚。 当裴教授介绍到侯峻峰的时候，自然比介绍王天容要简单许多，只说这是我们本次研修班的班长，年轻有为，事业有成，至于怎么年轻有为，怎样事业有成，并没有细说，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倒是侯峻峰自己在裴教授介绍完之后，挨个给桌上的每位发了名片，并说：“事业谈不上，也不年轻了，但是我这个人讲义气，对朋友真心，这是我的立身之本，今后还望各位学兄学姐多指教，多关照。” 后来王天容果然就关照侯峻峰了，关照的方式是能源集团买了侯峻峰的煤。 至于王天容为什么会关照侯峻峰，或者说侯峻峰动用了什么手段让王天容关照了他，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但有两点可以透露：第一，肯定与“校友关系”有关，因为王天容是长江水利电力大学临港市校友会的会长，而侯峻峰后来居然也被选为副会长，自然比一般的校友关系更加有关系；第二，侯峻峰兑现了自己“讲义气，对朋友真心”的诺言，事成之后，立即就送给王天容一箱水果，并且是在王天容下班的时候，一直尾随王天容的车跟到她家的楼下，当面把水果交给王天容，明确地告诉她：水果下面有东西。 王天容拿到家打开一看，所谓的“东西”是整整十万块现金！ 虽然王天容是集团公司董事长，虽然每年经王天容手的钱以亿计算，但那些钱都是公家的钱，并不是她自己的。再说，那些钱在王天容的脑海里就是一堆阿拉伯数字，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钱”，而眼前这十万块钱是属于王天容她自己的，不是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钱”，所以确实让王天容一惊。 王天容本能地过去把门关好，又把窗帘拉上，然后把十万块钱取出来，放在茶几上，仔细地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找出名片，掏出手机，给侯峻峰打了电话。 “你搞什么名堂？”王天容声色俱厉地问。 “不是我搞什么名堂！”侯峻峰说，“这是行规。反正公家也没有损失，煤还是那煤，价钱还是那价钱，等于是我们做生意的让利行为，就跟商场卖东西打折一样，大家都这么搞。” “别人怎么搞我不管，蓖跆烊菟担暗俏也荒苷庋d闼担闶窍衷诘轿衣ハ吕茨没厝ィ故敲魈焐衔绲轿野旃依窗嶙撸俊？ “骂我？”侯峻峰说，“我说大姐，您是真不知道呀还是假不知道？这个水果我就是不给您，也还是给其他人。但是，给您我服气，我愿意！给其他人我不服气，不平衡！能源集团是谁创立的？谁的贡献最大？谁操的心最多？凭什么那些人比您富？与其给他们，我不如孝敬大姐您！” 王天容愣了一下，她觉得这个话很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 她想起来了，确实听过，在蒲小元那里听过。难道真是这样？现在人人都在吃回扣？不是我吃就是手下那帮人吃？难道吃回扣真的像商场卖东西打折？国家并没有损失？ “你给谁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要！”王天容仍然坚持。 “那行，”侯峻峰说，“反正你也没有证据证明那东西是我给您的，我可以说我根本没有给，是您自己记错了，或者是您买水果的时候搞错了，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就捐献给希望工程吧！” 侯峻峰这样一说，王天容就知道这十万块钱退不回去了，因为她确实没有证据证明这钱就是侯峻峰给的。这么一想，王天容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反过来也是同理：现在没有人能证明她王天容拿了这个钱，既然现在都没有办法证明，那么将来就更没有办法证明了。如此，这个钱就真相当于是自己捡的？或者是卖水果的人搞错了？ 水果事件效应 王天容没有把那十万块钱捐献给希望工程，但是也没有立即把它占为己有，而是作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所谓的“折中”，就是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她似乎对自己有一种暗示，假如这是侯峻峰设计的一个圈套，那么她也没有完全钻进去，因为她并没有动那个钱，她可以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水果箱下面有钱。假如侯峻峰能够证明她确实知道那里面有钱，那么她也不怕，因为她可以说她已经叫侯峻峰拿回去，并且这钱根本就没有动过，比如没有以她自己的名字存在银行里，而是一直在“等待”侯峻峰拿回去。这样，她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 在“等待”期间，王天容非常警觉地注意自己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甚至小彤有时候回来晚了，轻手轻脚地进来，她也紧张半天。但是，毕竟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生，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还是没有怎么样。这期间，在裴教授的张罗下，他们校友会的几个头头还在一起聚过一次，王天容参加了，侯峻峰也参加了，二人还是“平起平坐”地坐在一起。王天容还特意注意了侯峻峰的表情和说话，发现侯峻峰的表情没有任何异常，说话也是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就不说什么，丝毫没有暗示或者是卖乖。总之，除了王天容的内心之外，一切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至于有那么一刻，王天容差点自己忍不住要跟侯峻峰提起一点什么，但是她终于忍住了，没有提。既然没有提，那么就真的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难道是我自己记错了？难道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回到家，王天容从衣橱柜上拖出水果箱，打开，移开由于时间过长而味道更浓的水果，发现那十万块钱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告诉她：您没有记错，是我，我一直在这里，等待着您的处置。 王天容仍然没有“处置”，照原样放好，仿佛这水果箱根本就没有被打开过，她也根本就不知道那里面除了水果之外，还躺着十万块钱。 那段时间，每天上班，王天容首先是打听煤炭行情，然后查看能源集团各二级公司采购煤炭的质量和价格。查得很仔细。质量上不仅查了发热量，而且还查看了含硫量和燃烧后残留灰粉指标。价格上不仅查看了每吨单价，而且还查看是到港价还是离港价，并且连途耗指标都查了。最后发现，从侯峻峰那里进的煤炭跟从其他途径进的煤炭无论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均毫不逊色。 也就是说，虽然侯峻峰给了她十万块钱，但是公家确实没有任何损失。 难道真是侯峻峰“让利”？他让利了，那么其他供货商有没有“让利”？假如侯峻峰说的是真话，是“行规”，那么，其他供货商按照这个“行规”把利“让”给谁了？ 在以后的多少天里，王天容暗中调查了几个二级公司负责人的经济方面的情况，证明侯峻峰说得对，他们确实非常富，至少比她王天容富。而他们是自己的部下，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综合起来怎么也不会超过自己，他们凭什么富？ 王天容第一个反应是心理有点不平衡，并且马上就回想起蒲小元和侯峻峰的话：“他们凭什么比您富？能源集团是谁创立的？谁吃的苦最多？谁的功劳最大？给您我服气，给他们我心里不服气！” 这些话，当时蒲小元和侯峻峰说的时候，王天容就觉得顺耳，但并没有往心里去，现在回想起来，就不是顺耳了，而是产生了共鸣，甚至是强烈的共鸣。于是，往心里去了。 借着这种共鸣，王天容真想抓一抓，管一管，但是一想，既然这是“行规”，既然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失，那么自己干吗要那么认真呢？再说，就是要管，自己并没有证据，怎么管？而且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就是能源集团内部，上面也专门派有纪委书记，这种事情应当由纪委书记管，她配合。要不然，纪委书记不成吃干饭的了？领导是有分工的，自己作为集团一把手，如果放着那么多大事不做，而专门去抓部下的小辫子，不是越俎代庖吗？不是抓小放大吗？最后，王天容还是说服自己，暂时先不要管这件事。 王天容虽然暂时没有抓这件事情，但是她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集团内部谁更富裕的问题。她认为凡是富裕的，或者说凡是肥了的，肯定就是吃了回扣了。越肥，说明吃的回扣越多。王天容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她相信这是事实。她甚至在一个场合还跟樊大章谈到了这个问题，樊大章讲了一大堆大道理，最后的结论也是要她重证据。 王天容觉得很奇怪，什么是证据？收入和财富明显不相符不是证据吗？还要什么证据？ 又经过一段时间，一切如常。王天容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了，于是，看在校友的情分上，又照顾侯峻峰几笔生意。照例，每次生意之后，侯峻峰还是送给王天容一箱水果。 侯峻峰跟王天容是校友，而且都是临港市校友会的骨干，送一箱水果很正常，不但在别人看来正常，就是在王天容自己看起来也正常。水果接受得多了，王天容的心态也变得坦然，仿佛那真的仅仅是一箱水果，里面根本没有十万块钱。时间长了，不但坦然，而且形成了习惯，习惯到每次照顾完侯峻峰生意之后，她就自然地有一种期待，期待着侯峻峰给她送水果，就跟当初她期待着侯峻峰把那箱水果拿走一样。 水果事件对王天容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最终由心理影响到了行为。 在年终二级企业班子调整的时候，王天容把东部电力的总经理许嘉厚调整到了集团工会。因为许嘉厚最富，富到他女儿女婿在美国买了别墅，并且是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的。王天容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许嘉厚吃了大量的回扣，但是王天容相信他肯定是吃了！王天容虽然不能代替纪委书记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她可以在她的职权范围之内对他的职位进行调整，而且是往上调整，让他没有话说。 王天容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心理不平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她还有一些正义感，还是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些公平的事情。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这种调整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效应。 紧接着过春节，各二级公司的一把手像是商量好的，全部都分别给王天容孝敬了奖金。奖金是用报纸包的，看上去跟包两条香烟差不多。每个公司都给她孝敬了十万，加在一起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就跟侯峻峰送给她的“水果”那么多了。孝敬的理由是：王天容在二级公司也是董事长，既然是董事长，那么当然就是二级公司的“职工”，那么当然就应当跟其他职工一样享受年终奖，并且企业的年终奖是与职位挂钩的，假如普通工人是八千，那么班组长就是一万，而车间主任就是两万，公司领导就是五万，老总就是八万，到了王天容这里自然就是十万。 王天容刚开始坚决不要，后来各公司老总都说，如果您作为董事长不要，那么我作为总经理就不敢要，下面的副总就更不能要了，各部门经理也不能要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取消奖金分配制度了？ 王天容当然不是想取消奖金制度。既然不是想取消奖金制度，不想成为全体员工的众矢之的，那么当然最后还是要了。如此，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王天容就迅速地富了，并且人富了之后，精神面貌也就爽了，人也就显得愈发年轻，看上去根本没有五十岁。 后来冷静下来，王天容想，这么多年了，二级公司每年发年终奖都没有想起她，为什么今年想起来了？想了半天，想通了，这些都是自己对许嘉厚进行了调整的效应。 儿子出口惊人 王天容默认了小彤跟着蒲小元之后，心里一直不踏实。她知道蒲小元请小彤当副总是利用小彤，不但利用小彤，而且还利用她。不过，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说到底不就是相互利用吗？不要说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利用，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说得好听是相互合作，说得难听就是相互利用。互相利用没有关系，只要能互惠互利就行，因为只有互惠互利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自己跟蒲小元之间是互惠互利了吗？不管怎么说，郑小彤跟着蒲小元之后，儿子总算在自己身边了，而且儿子确实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开朗了，更精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给蒲小元利用一下，甚至即便让蒲小元占点便宜，也值。这么想着，王天容心里就平衡不少。 但是，王天容并没有放松警惕，比如并没有忘记经常让秘书核对蒲小元供货的质量与价格。按说她作为集团公司的一把手，本来可以不过问这些事情的，但是正因为自己的儿子在蒲小元的能达公司，所以王天容才特别警惕。因为她知道，有小彤这块挡箭牌，如果她自己不亲自过问，那么整个集团公司就没有人敢过问了，时间长了肯定会出事。王天容不想出事，为了不出事，她必须亲自过问。 关于郑小彤在能达公司的股份，或者说关于郑小彤在能达公司分红的情况，蒲小元从来就不对王天容谈起，不但不对王天容谈起，而且每次在分配给郑小彤红利的时候，她都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与你妈妈无关，她要是不主动问，你最好都不要跟她说。蒲小元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护王天容，至少她是为了让王天容知道她蒲小元是很注意保护领导的。 事实上，这种保护也确实很有必要，因为如果把这种事情与王天容扯在一起，那就是“事”，如果不跟王天容扯在一起，那就不是“事”。 郑小彤是个非常听话的人，不但非常听话，而且不多话。这点很像他爸爸。蒲小元让郑小彤不要主动对他妈说，他就真的不主动对妈妈说。其实，蒲小元并不是绝对地要他不对王天容讲，而仅仅是要让王天容感觉到自己一直是十分注意保护首长的。但是郑小彤认为，既然蒲小元特别关照他不要主动对他妈妈讲，并且他也答应了，那么，只要母亲不问，他就真的不讲。甚至在他已经分得几百万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对王天容讲。因为王天容也根本就没有问他。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王天容主动问了，所以他就说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天容问：“你工作上的事情怎么样？” “很好啊。”小彤说。 王天容心里想：傻儿子，你哪里知道什么叫好啊。 “工资怎么样？”王天容又问。 “还行。” “那你可要注意存钱，不要乱花了。” “知道。”小彤说。 王天容嘴巴动了一下，有点犹豫，但还是问了。 “你现在有多少钱？” 小彤把头往上仰了一下，眼睛瞪着房顶，愣了一下神，然后说：“差不多三百万吧。” 王天容一惊，本能地先看看门，仿佛怀疑门口有人偷听，然后收回目光，注视着儿子的脸，非常严肃地问：“你说多少？” 郑小彤被这紧张的气氛弄得莫名其妙了，惶恐地又重新算了一下。 “三百一十多万吧。我没有仔细算。”小彤说。 郑小彤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王天容这样瞪了儿子很长时间，然后以更加严肃的口气问：“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自己挣的呀，”小彤说，“分红分的呀，我们每做一笔就分一次，总共三百一十万，另外我还有工资，所以我说三百一十万多一点，多多少我也不知道。” 郑小彤与其说是“说”，还不如说是在辩解，仿佛是辩解他的钱不是偷来的。 “你挣的？你分红？你怎么挣的？谁给你分红？”王天容问。 王天容仿佛突然忘记小彤在能达公司拥有股份的事情，或者并没有忘记，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么多，这才多长时间呀，就三百多万，如果像侯峻峰那样用水果箱装，得装三十箱，所以她惊糊涂了。 “公司呀。”小彤说，“公司给我分红呀。你忘了？蒲小元姐姐跟你说好的，我在能达公司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我当然记得，”王天容说，“但是这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小彤拘谨了一下，嗫嚅地说：“蒲小元姐姐说这是我和她的事，说如果你不问，我就不要主动告诉你。你不是没问吗？” “你和她的事？”王天容有点火，“真是不关我的事情吗？你以为就凭你那点水平，她能分给你百分之三十？” 郑小彤没有说话，但是脸红了，仿佛有话要说，憋着。 王天容火完之后，又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这样说话也容易伤害儿子的自尊心。儿子毕竟是儿子，跟丈夫还不一样。王天容在社科院当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时候对丈夫经常以这种口气说话，以至于早些年丈夫差点跟她离婚。现在丈夫不在身边，没想到又跟儿子这样说话了。意识到这样说话不妥之后，王天容就想缓和一下，于是，伸手在儿子的头上摸了一下。小彤本能地想躲，但还是忍住了，没有躲，不过脖子僵硬得很。 “对不起，”王天容说，“妈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三百万不是个小数目，分这么多钱，你应该告诉我。” 小彤嘴巴微微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是还是没有说。 王天容冷静一想，又突然发现蒲小元这样做其实非常有道理，不要说自己不知道，就是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才对。这么想着，又后悔自己知道这件事情了。 “好了，”王天容说，“蒲小元姐姐说得没有错，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与妈妈没有关系。记着，不要把我们今天晚上谈的事对任何人说，包括不要对蒲小元姐姐说。今后哪一天要是有什么人问起这件事情，你都说妈妈不知道，知道吗？” 说完之后，王天容突然有一种不祥之兆——“哪一天”？ 窟窿越捅越大 王天容或许是没有事，但是程思涌的事情已经来了。 程思涌没有想到五年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一转眼，“蓝波”空调就到了还本的时间，但是，程思涌哪里还有钱还本？ 困境中的程思涌不止一次地反思自己这些年的投资策略。 遥想当年，石化集团在刚刚成立的时候，程思涌专门成立了资金部，资金部里面又分成两个组，一个组专门负责公关，另一个组专门负责做账，通过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对整个集团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包装，然后通过互保和循环担保的方式从银行贷得大量的资金。这些贷款一部分被投资在关外的那五百亩地皮上，其余全部投资在“蓝波”空调上了。 投资在关外五百亩地上的那部分资金主要功能是做账，倒也算发挥了作用，至少自欺欺人了一段时间。尽管做账并不能产生任何的经济收入，只能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 而“蓝波”空调被迫采取返本销售、有奖销售的策略，不仅使投资成本高，生产成本高，连销售成本也高了。最后，东西虽然是卖出去了，但是仔细一算，即便将来不返本，都是入不敷出，如果再考虑到五年之后的返本，等于赔本之后还安放了一个五年期的定时炸弹。 临港市石化上市后，在股市上倒是捞了不少钱，但是当时考虑利息太重，驴打滚，实在承受不起，于是同样经过“做账”，让上市公司“购买”集团公司在关外的那五百亩地，通过这样的“交易”，等于把股民的钱转到了集团公司的手上。集团公司拿这笔钱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缓解了财务负担。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集团公司财务状况是好转了，上市公司却惨了。因为上市公司在上市的时候本来就是做的虚假账目，上市募集资金之后，又没有投资一个正经的赢利项目，而是用这笔钱去买了集团公司的五百亩地。尽管在买这块地的时候，上市公司董事会向广大股民的交代是这块地有相当的开发潜力，等于是白白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仿佛花巨资购买集团公司的五百亩地是集团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扶持”，但是真的买到手之后，或者说是股民的钱到了集团公司的手上之后，这个大大的潜力就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一直“打”到长期闲置。为了不让土地长期闲置，准确地说是为了不让土地规划部门把地收回去，上市公司硬着头皮在地上搞起“开发”，除了遮土地规划部门的耳目之外，剩下的就是白白地扔钱。 如此“发展”，上市公司能不惨吗？好在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都是程思涌的“亲儿子”，都听他的，双方倒也没有为这件事情打官司，甚至没有为这件事情闹不愉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反映在程思涌的总账上，就是窟窿越捅越大，债务越来越沉重，终于，他顶不住了。 坐在火山口上的程思涌想到的第一招当然还是从银行贷款，因为除了贷款，程思涌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招数是想出来了，但是行不通，就好比已经发现了火星上面有黄金，但是拿不回来一样。当初神通广大的资金部经理已经失去往日的威风，再也不能从银行贷出款了。由于投资失误和管理混乱，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已经相当差，几乎每个公司都有逾期贷款，于是，贷款证上注明的信誉等级一下子从aaa级降到b级，再新增贷款几乎不可能。 程思涌学习曹操斩粮官的做法，把资金部经理炒掉了，仿佛集团的财务状况恶化完全是资金部经理造成的，至少是他不会贷款造成的。 资金部经理被炒掉之后，曾有副手替程思涌担心，担心很难招到更好的经理。副手这样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原资金部经理是银行行长出身，对银行业务相当精通，不但知道银行贷款的运作规则，而且知道行长们想什么，知道行长们怕什么，知道行长们喜欢什么，就是行贿，他也知道怎么个行法对方才能接受，而且接受之后能为你出力。换上个新人，行吗？ 其实不仅副手担心，程思涌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但是，他必须换人，除了换人，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程思涌知道，原资金部经理已经榨不出任何油了，换上新经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榨不出油，但是还有可能榨出油。程思涌想，说不定呢？万一呢？ 正因为心里没底，正因为必须要换，所以，程思涌非常重视招聘新的资金部经理的工作，重视的标志是经过几轮筛选之后，最后的面试由他亲自带了几个副手把关。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招聘到了能人。 新任资金部经理姓尹，叫尹上路，一听名字就不一般，非常上路。 那天面试的时候，程思涌亲自提问：“集团公司原资金部经理被我免了，公司内部有人替他说情，说不管怎么说，他曾经为集团贷款十多个亿，功劳很大，不该炒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程思涌在这样提问的时候，旁边几个副总心里就蛮紧张，一方面担心老板这样提问是不是旁敲侧击地批评他们几个在炒掉原资金部经理的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另一方面也替尹上路担心，担心尹上路根本就回答不了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换上他们，他们就回答不了这个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尹上路对答如流。 尹上路说：“以前集团公司贷款十几个亿，功劳不能算在资金部经理头上。公司经营状况好的时候，谁都可以贷到款。关键是看现在，现在由于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如以前了，要是还能贷款，那才是本事。既然原资金部经理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那么就必须撤换。这是工作，不是个人讲情面的事情。” 程思涌听了心里点头，但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紧接着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石化集团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确实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委任你担任集团资金部经理，你有多大把握能迅速为公司融到资金？” 这个问题更怕人，几个副手想，完了，这下这个尹上路恐怕没有办法上路了。但是尹上路不怕，尹上路仿佛是专门等着回答这个难题，所以几乎没加思考就回答了。 “事在人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情况都差不多，您不要以为就您石化集团日子难过。据我了解，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临港市，石化集团也不是最差的。为什么别的公司能贷到款，而我们石化集团就贷不到款？关键在人，在具体经办人。有些人只适合在顺境当中工作，而我更喜欢在逆境当中发展，越是逆境越具有挑战性，越能激发我的斗志。事实上，按照首长秘书程成的意见，他是要我去临港市发展集团的，并且我来了之后，临港市发展集团的董事长蔡正勇两次派人到新世纪大酒店请我，但是我就要选择临港市石化集团，因为只有在石化集团接受挑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潜能。像我们这种人现在图什么？不就图个成功感吗？只有这时候为临港市石化集团解决资金问题，才能让我获得最大的成功感。因此，我请求老板和几位老总能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如果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并且真心地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能力和能量的平台。谢谢！” 尹上路这段话说得非常上路，尽管程思涌并不知道当时的首长是不是有个秘书叫“程成”，更不知道这个“程成”跟尹上路是不是铁哥们儿，但是，按照常理，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会买那么大的帽子，是骡子是马，总得让他遛遛才行；同时出于谨慎，程思涌决定暂时不明确尹上路的行政职务，只作为资金部临时负责人招聘进来，等干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尹上路好像并不计较行政职务，或者他已经看透了，如今的企业已经没有什么行政职务，还有可能就是他对程思涌的多虑能够理解，总不能一来，还没看出实际工作能力，就立即任命行政职务吧。所以，尽管只是一个“临时负责人”，尹上路也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要说这尹上路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人，进石化集团只一个礼拜，他就向程思涌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建议：第一，采用互保的方法贷款；第二，收购“干净”的壳公司贷款。 程思涌虽然不是学金融的，但是这些年担任临港市石化集团的一把手，贷款的事情经历不少，实践出真知，对金融多少懂得一些。关于尹上路的第二个建议，程思涌认为操作周期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暂时根本就不用考虑。对于第一个建议，程思涌认为也行不通，因为即便有哪个公司愿意当傻瓜，给石化集团这样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公司做贷款担保，银行也绝对不会向石化集团放款。 “不需要银行真放款，”尹上路说，“只要银行做做样子就行了。” 程思涌没有说话，他继续注视着尹上路。 尹上路说：“只要银行做出一个给我们贷款的样子，我们就能搞到钱。” 程思涌还是没有说话，继续听尹上路忽悠。 尹上路继续说：“我们找一家公司，跟他签互保协议，就是我们为他们担保，他们为我们担保。两边的材料同时上报。协议另外规定：如果其中的一方钱先贷下，而另一方还没有贷下，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先贷下的钱，必须分款用，就是一家用一半。等到另一家也贷下了，还是一家一半。这样，两家都不吃亏。如果对方贷下了，而我们没有贷下，那么至少我们也可以先用一半。” 说完之后，尹上路看着程思涌，看他的反应。 程思涌真有反应了，尽管没有喜形于色，但是眼光已经柔和了许多。 “对方会干么？”程思涌问。 “如果知道真相，当然不干。”尹上路说，“所以我说，要银行摆出一个样子，就是肯定会给我们贷款的样子。” “这个不难。”程思涌说。 程思涌这样说是负责任的，因为这些年石化集团跟银行的交道打得不少，或者说银行的人在程思涌手中的把柄不少，让他们继续贷款他们可能也不敢担这个风险，但是做做样子还是有把握的。 “但是，”程思涌说，“凭我们石化集团的担保，银行能放款吗？” 程思涌的意思或许是说，如果我们的担保有效，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贷款？但是程思涌没有把话说透，因为说这种话等于是自扬“家丑”。 “这个问题我考虑到了，”尹上路说，“对方在异地贷款，银行方面工作已经做通了，只要是上市公司担保，不管是哪家上市公司担保，他们都敢放款。” 后来，操作还真成功了。对方是一个外国名字的公司，叫道格拉斯，蛮洋气，据说是荷兰王国的背景，专门做环境保护项目的，信誉不错。当然，只是“据说”，好在程思涌并不计较对方的出身，只要能融到资金就行。但是程思涌大事不糊涂，他特别强调无论哪边先贷到款，一定要打到双方的共管账号上，并且共管账号写在合同里面，特别注明，如果银行不按照这个账号放款，担保无效。最后，银行当然是按照这个账号放款，并且放款之后，石化集团果然就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半。 资金到账之后，程思涌马上就正式任命尹上路为集团资金部的经理，并且矫枉过正，提议在资金部经理前面再加上董事长助理头衔。此提议立即得到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遂由董事局办公室打印红头文件，下发集团公司各部室、各二级公司，抄报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临港市经济发展局等等，正规得不得了。 但尹上路好像对这种企业内部的行政职务确实不是非常在意，不久，竟然神秘出走了。不过，他的出现，确实让石化集团度过了艰难的一段，让石化人难忘，让程思涌难忘。 无法类比的事情 尹上路的出现，虽然帮程思涌过了一道坎，但是石化集团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自身并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赢利模式，企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核心竞争力，而且银行的贷款并没有解除，利息还在增加，所以，程思涌相当于判了一个“死缓”，日子并不好过。 相对于程思涌来说，王天容的日子好过多了。能源集团主业突出，赢利模式清晰，核心竞争力是天生的，电力行业目前还属6闲幸担负趺挥芯赫允郑凡怀钕罚跆烊莸娜兆拥比缓霉？ 好过的还不仅是集团公司，王天容本人的日子更加好过。自从王天容把许嘉厚从东部电力老总的位置“调整”到集团公司工会之后，起到了敲山震虎和杀鸡吓猴的双重作用，其他各个二级公司老总对王天容服服帖帖，惟命是从，不仅政令畅通，而且变着法子向王天容“孝敬”。看着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老爷们儿在自己面前诚惶诚恐的样子，王天容很快就找到了当年武则天的感觉。 但是，人没有满足的时候，对于王天容这样的人来说，更是永远不会满足。以前，王天容这种永不满足的性格被用在了工作上，表现为不把临港市的用电问题解决誓不罢休，表现为宁可不当副市长也要把能源集团搞好的勇气与决心。今天，当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后，她的永不满足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只是稍稍发生了一点转移，转移到了“个人价值”上。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她对侯峻峰的态度上。 自从王天容知道儿子郑小彤在能达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是什么概念之后，她对侯峻峰的每笔生意十万块的“孝敬”大为不满，这不单是钱的问题，还关系到自己的价值和威严的问题。于是，王天容干脆“负关照”，打招呼暂时不要侯峻峰的货。最后，当然是侯峻峰负荆请罪，将一笔生意的“孝敬”额“水果箱”提高到三十万。感觉自己的价值和威严得到“回归”后，王天容才恢复侯峻峰的“最惠客户待遇”。 但是她没有想到，侯峻峰其实是极不情愿的。因为侯峻峰跟蒲小元不一样，蒲小元有郑小彤罩着，所以除了给郑小彤的百分之三十之外，她不需要再打点其他人，就是大同那边，也因为煤炭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而使她少了不少“打点”。不但不用金钱打点，甚至也不用身体打点了。事实上，蒲小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跟李必恒有什么交往了。从身体上说，既然有了郑小彤，随时随地可以满足她的各种需要，她大可不必舍近求远，舍好求次；从货源上说，既然煤炭市场发生了根本逆转，蒲小元也大可不必跑到大同去进煤。当初，蒲小元主要是仰仗她在大同的关系来做煤炭生意。而今天，蒲小元主要是仰仗跟临港市能源集团的特殊关系来做煤炭生意。所以，除了郑小彤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成之外，蒲小元再不需要有任何的打点。 但是，侯峻峰不行，侯峻峰如果不打点其他人，那么他的煤炭就会“质量有问题”。即便没有质量问题，即便货已验收，但是什么时候能结到款就很难说了。而如果不能及时回款，那么下一单生意怎么做？所以，侯峻峰除了“孝敬”王天容之外，还必须打点各路小鬼，这样，他实际赚取的利润就少多了，至少比蒲小元少多了。而这些话他还不能向王天容解释，如果他向王天容解释，说谁谁谁也打点了多少，那么王天容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他是不是也对别人说“孝敬”她了。再说，即使说了又怎么样？这是风气，这是行规，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假如说了之后王天容把某个人炒掉了，换上另外一个人，还敢跟他侯峻峰打交道吗？如果不打交道，那么就公事公办，而一旦公事公办，比不办还难办。 不管侯峻峰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反正王天容的个人财富是迅速膨胀。她现在学精了，凡是集团公司往外花钱的地方，一切权力归她自己，就跟土地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样。很快，她的钱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儿子的婚姻 如果不是裴教授主动攀亲，王天容说不定就把儿子郑小彤该结婚成家的事忘记了。 这一天又是校友活动，每次校友活动，裴教授跟王天容就是男女主角。这一天男主角对女主角说：我们结成亲家吧。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事实上裴教授也只能说玩笑话，即便他本意不是开玩笑，那么他也只能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考虑已久的话。这样，他才能可进可退。 既然是玩笑话，那么王天容也就没有把它当真，至少当时没有把它当真。当时王天容笑呵呵地回答：好啊，我们就赶在校庆的时候给他们举行婚礼。但是，到了晚上，王天容回家之后发觉儿子还没有回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再一算，一眨眼儿子来临港市都五六年了，本来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现在快三十了，即便不结婚，那么至少也该有个女朋友吧？怎么一直都没有见他带回来过？联想到他分成分了三百多万都没有放个屁，没准等抱了孙子也不肯吱一声。根据他老子的性格，有可能。 这么想着，王天容就鬼使神差地往北京的家打了一个电话。她知道，郑品浩从秘鲁回来了，现在应该在北京，而且就在家里。 “喂，出什么事了？”郑品浩问。问得非常紧张。 “没出什么事情。”王天容说。 “没出什么事情你半夜三更打电话干什么？”郑品浩又问。 王天容听了觉得别扭，这哪像是夫妻，夫妻之间打电话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吗？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王天容说，“就是小彤……” “小彤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郑品浩仿佛认定是出什么事情了。 王天容更加别扭，甚至觉得不吉利，但是当领导的跟当学者的就是不一样，主要是脾气不一样，就如台湾学者南怀瑾所说的，有能力但是脾气不好的人，只能当学者，不能当领导，只有能力强并且脾气也好的人，才能当领导。王天容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即便原来脾气不好，现在也肯定变好了，所以，这时候她仍然没有发火。不但没有发火，而且还迅速在自己心里作了调整，告诫自己跟郑品浩这样的书呆子说话，不能像跟部下说话，不能绕弯子，甚至不能作铺垫，而必须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免得费劲。 “我想跟你说一下儿子找对象的事情。”王天容说。 “小彤？找对象？找什么对象？”郑品浩问。 王天容不想说了，准确地说是后悔了，后悔给郑品浩打电话，后悔跟他谈这件事情。但是已经打了，话也已经说了，总不能现在就把电话挂了吧？ “算了，没事。”王天容说。 “没事你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我好不容易睡着。” “对不起。没事了，你睡觉吧。” 说完王天容轻轻地把电话挂了，生怕让郑品浩误解她发火了。其实她确实也没有发火，主要是没火了，既然没火了，当然也就不会发火。 王天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抬头看看电视机上边的小闹钟，才发现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个时间，在临港市可能是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但是在北京，正是夜深人静，难怪郑品浩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小彤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王天容想了想，还是决定打儿子的手机。 其实郑品浩猜得没有错，郑小彤还真出事了，而且出的还不是小事。因为，蒲小元怀孕了。 蒲小元的怀孕是个意外，而且是个大大的意外。 蒲小元跟郑小彤后，既没有戴避孕套，也没有采用什么安全期，而是悄悄地去医院上了环。按说还没有结婚的女人一般是不上环的，但是蒲小元是讲究科学的，她认为上环是最科学的方法。再说不上环怎么办？让郑小彤戴避孕套，她说不出口，也不忍心。蒲小元跟那些港佬的时候，她感觉是自己出卖自己，至少是变相地出卖自己，因为她并不真想跟那些港佬上床，只是为了业务，为了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没有办法，才违心地上床。为了不至于全面出卖，她必须有所保留，保留的方式就是戴避孕套。跟李必恒时，由于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采用的是安全期。而她跟郑小彤的时候，她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恨不能完全跟郑小彤融为一体，当然不能有任何阻隔，所以不可能戴避孕套。而蒲小元又不能采用安全期法，所以，蒲小元就悄悄地跑到医院给自己上了环。 既然已经上环了，怎么还能怀孕呢？蒲小元真想跟医院打官司，但官司肯定是不能打。打胎？一想到打胎，蒲小元心里立刻就收紧了一下，仿佛胸口被揪了一把。 蒲小元不想打胎，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蒲小元已经三十六了，蒲小元的一些中学同学的孩子甚至都要谈恋爱了，难道她还不该生孩子吗？但是她能生孩子吗？生下的孩子算什么？她怎么跟郑小彤说？怎么跟王天容解释？ 蒲小元苦恼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苦恼，或者说是她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苦恼的一次苦恼。 蒲小元苦恼了，郑小彤也就开心不了，于是，他就追问蒲小元，到底为什么不开心。追问的次数多了，蒲小元就告诉他：“我怀孕了。” 郑小彤惊得半天没有说话。 “你说怎么办？”郑小彤问。 “应该是你说怎么办。”蒲小元说，“你是男人。” 蒲小元这样说的时候，把“你”字作了特别的重音处理，并且口气也比较生硬，仿佛肚子里有一团无名之火，想找一个地方喷出来，或许喷出来就舒服了，但是找不到喷出口，憋得慌。 “我听你的。”郑小彤说。 “我听你的”似乎已经成了郑小彤的口头禅，一遇上什么需要拿主意的事情，他总是这句话。以前，每当郑小彤这样说的时候，蒲小元心里就洋溢着幸福，就回敬郑小彤一个灿烂的笑脸，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甚至还在郑小彤的脸上摸一把，像是姐姐摸弟弟，甚至像母亲摸儿子。但是，今天，当遇到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郑小彤还是这样说，蒲小元一下子就火起来，仿佛这肚子火被压抑的时间太长了，终于憋不住了，要爆发了。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你就知道我听你的，你是男人，知道不知道？是个快三十的男子汉了，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怀孕吗？怀孕就是我肚子里面有了你的孩子，你是爸爸了！知道吗？现在我在问你，你打算怎样处置你的孩子，是打掉？还是生下来？” 爆发出来之后，蒲小元竟然莫名其妙地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是伤心？是委屈？是谁欺负她了？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 蒲小元一哭，郑小彤更加慌了。但是还没有糊涂。这时候，他从背后抱住蒲小元，是那种非常怜惜的抱，并且把头侧过来，让自己的脸贴在蒲小元的头顶上，或者说是贴在蒲小元的头发上。 “我们结婚吧。”郑小彤说。声音非常低，仿佛是存心不让蒲小元听见。 但是蒲小元还是听见了，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正在这时，手机响了。一看，家里的：“妈。” “你在哪里？”王天容问。问得比较温柔，至少比刚才电话里跟郑品浩说话要温柔。 “我在蒲小元姐姐这里。” 王天容愣了一下，心想，这么晚了还在那里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郑小彤愣了一下，准确地说是停顿了一下，停顿的原因是他要看看蒲小元。 此时的蒲小元也像刚才郑小彤的动作一样，已经绕到他的身后，反过来抱住他。 “今天晚上我可能不回去了。”郑小彤说，“您先睡吧。” “不回来了？”王天容轻声重复了一遍。 “是，不回来了。”郑小彤说。说的声音蛮大，仿佛是鼓足勇气说出来的，或者是像大声宣布一项伟大的决定。 王天容再次愣了一下，使劲地把自己的头摇了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用平静的口气，说：“不回来你睡哪里呢？是不是蒲小元姐姐生病了？” 王天容的冷静态度也影响了郑小彤，使郑小彤也冷静不少，至少说话的语气比较冷静，主要表现在说话的速度比较缓慢上。 “不是生病，是怀孕了。所以，我要留下来照顾她。” 郑小彤确实是冷静的，因为这几句话说得不急不躁、清清楚楚，像老师给小学生读听写。 郑小彤这边是平静了，但是在王天容那边却是炸雷了！王天容当场就听见头顶上一声巨响，像是爆破，像是当年在攀枝花水库第一次经历定向爆破一样。 幸亏王天容当时是坐在沙发上的，要是站着，没准就倒下了。 王天容感到一阵眩晕，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明显地感到流血不畅，而且还喘不过气。 王天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并且努力将这种冷静通过电波传递过去。“你怎么知道蒲小元姐姐怀孕了？” “她告诉我的。”小彤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刚才。” 王天容停顿了一下，突然，语调一变，非常严厉地说：“你把电话给她！” 小彤听妈妈这样说，不由自主地把话筒从自己的耳边移开，回头看蒲小元。 由于蒲小元实际上一直是贴在小彤身上的，所以王天容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能听见。这时候听王天容这样说，于是放开郑小彤，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像当年江姐上刑场。然后，伸手把话筒接过来。 “您好，大姐。”蒲小元说。 “怎么回事？”王天容问，声音并不大，但是透露出威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不仅她自己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她的儿子也神圣不可侵犯。 “什么怎么回事？”蒲小元反问。但是口气却非常谦和，像是请教。 “你怀孕是怎么回事？” “我怀孕不是很正常的吗？”蒲小元说，“大姐，我都三十六了呀，难道不该怀孕吗？” 蒲小元这样一说，倒让王天容没话说了。再威严再神圣不可侵犯，总不能剥夺人家怀孕的权利吧。 “我不是说你不该怀孕，”王天容说，“我是说男女有别，你怀孕了怎么能让小彤照顾你呢？” “他不照顾我谁照顾我？”蒲小元说，“是他的孩子呀。” 蒲小元这边说得轻松，比刚才郑小彤还要轻松，但是王天容那边又炸雷了，而且炸得比刚才响，这次不是攀枝花水库，而是六盘水水库，爆破的规模比攀枝花水库大。 王天容强忍着愤怒：“你说什么？” “我说我怀的是小彤的孩子呀。” “无耻！你喊我什么？你刚才还喊我大姐，你怎么跟他做出这种事情？他是小孩子，不懂，你难道还不懂吗？你，你，你怎么能勾引我儿子？蒲小元，你欺人太甚了！我饶不了你！你等着！” 这要是放在过去，王天容这样对蒲小元说话，没准能把蒲小元的尿都吓出来。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蒲小元一点都不害怕。不但不害怕，而且还有点得意，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仿佛是一个虔诚的奴仆，一辈子对主人忠心耿耿，突然有一天见主子落马了，他反而有点高兴一样。蒲小元现在就有点高兴，是那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高兴。 老公指望不上，王天容只好亲自出马。但是，事情比王天容想像得麻烦，主要是她跟儿子没办法沟通，任王天容怎样苦口婆心，郑小彤死活不开口。具体表现为一不解释，二不争辩，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要难对付，令王天容一筹莫展。 “她比你大多少，你知道吗？”王天容问。 郑小彤心里想，燕妮比马克思还大呢。但是他没有说。 “你对她的过去了解吗？” 郑小彤心里想，我也不是跟她的过去结婚，了解那么多干什么？再说我们认识已经五六年了，还有什么“过去”。不过，他还是没有说。 “你肯定是被她迷住了！” 郑小彤心里想，废话，相爱的人不就是互相迷恋嘛。但是，他仍然没有说话。 王天容在郑小彤这里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好硬着头皮找蒲小元。 两人一见面，都觉得尴尬，主要是蒲小元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王天容了，支吾了半天，只说了句“您好”。 王天容说：“我也不用绕弯子了。这件事情，你说怎么处理？” 蒲小元早就想好了。以前，王天容是自己的领导，这些年，实际上是自己的财神婆，今后，是自己的婆婆，还是以诚相待比较明智。 所以就说：“我已经三十六了呀，我真想结婚了，现在既然一不小心怀上了孩子，我是真想把孩子生下来。我知道，您一定觉得我比小彤大，一定想着我以前不干净。说实话，我能理解，我也不怨您，要怨，就怨我自己。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跟小彤是真心相爱的。以前怎么样我就不说了，那只能代表过去，自从认识小彤之后，我一直是规规矩矩地做人，除了小彤之外，再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总不能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一辈子不能做正常的女人吧……” 说着说着，蒲小元竟然哭了。蒲小元一哭，王天容的气就消了不少。不过，蒲小元并不是把哭当作武器，因为她马上就止住了哭，继续说：“小彤也快三十了，您也不要总是把他想像成孩子。您把他当成孩子，他怎么跟您沟通和交流呢？其实，他也不是孩子了。信不信由您，我们实际上已经好了五年了。” 蒲小元这最后一句声音很小，并且是突然小下来的，仿佛这是一句见不得人的话。但是，就是这句非常小声的话，最让王天容吃惊！ 五年，差不多比她和郑品浩在一起的实际时间还长了。王天容突然有一种预感，可能真要认这个蒲小元做儿媳妇了。尽管她不甘心、不情愿，但是她毕竟不能强迫她去打胎呀。只要蒲小元坚决不去打胎，坚持把孩子生下来，那么，她还能真的不认自己的孙子？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风吹草动 假如是祸，那么就祸不单行。 正当王天容被家里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另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悄悄地向她撒来。 这一天，樊大章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悄悄地提醒王天容：悠着点，现在有些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就专门喜欢写检举信。 樊大章虽然是以不经意的方式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但是，王天容却以非常在意的方式听了这句她非常在意的话。王天容知道，樊大章不会轻易说这种不经意的话，既然樊大章都这样说了，那么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或者说，关于她的检举信一定很多了。因为樊大章是分管经济的副市长，而不是分管政法，既然樊大章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已经闹到常委会上去了，至少常委们大多数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樊大章能够这样暗示她，说明她暂时还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者说这些揭发信并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问题，如果有，樊大章想躲都来不及，根本不会跟她说了。 是什么人举报的呢？ 王天容认真地想了一晚上，竟然发现有太多的人可能举报她。 首先，许嘉厚肯定会举报，或者是授意别人举报。其次，那些本来大量吃回扣而现在没有机会吃回扣或者只能吃少量回扣的人也会举报，这些人主要是二级公司老总和以前掌管采购或基建大权的家伙们。这些人现在当着自己的面一个个诚惶诚恐，乖得像儿子，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咬牙切齿呢。因为谁都知道，回扣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他们吃，那就是自己吃了，而自己吃了之后，他们就不能再吃了，或者是只能象征性地喝点汤，因为回扣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比例太大，则必然偷工减料，那样就会暴露问题，更麻烦。所以，他们恨自己。第三，像侯峻峰这样的人，以前每吨煤炭“孝敬”一块，现在进贡三块，心里肯定是不舒服，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等待机会，一旦有机会，能捅一刀就会捅一刀，决不会手软。第四，其他人，包括那些与他们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这些人或是出于嫉妒、红眼病，或者是出于某种责任心和正义感，甚至纯粹是闲着无聊，也有可能写举报信。 这么一分析，王天容就发现，除了丈夫和儿子外，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举报人。就是蒲小元，说起来已经是自己的儿媳妇了，都不敢保证她不会举报，因为在她和小彤婚姻的问题上，自己是坚定的反对者，肯定也是把她彻底得罪了。 这么一想，王天容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王天容很想找一个人谈谈，或者是咨询咨询，但是仔细一捋，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的。同事或部下肯定是不行了，既然连自己亲自提拔的副手都靠不住，还敢靠其他人吗？家里人也没有办法谈，丈夫和儿子本来就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连蒲小元怀了孩子这样的事情跟他们都谈不到一起，还能谈举报信的事情？至于以前社科院的那些人，或者说那个关系网，面子上的交情，能源集团需要重大决策的时候，给他们戴一些高帽子，再给点小恩小惠，请他们出出主意还可以，一旦遇到个人问题，不要说咨询了，连知道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王天容突然感到自己很无助，甚至感到一种凄凉，是那种表面风光背后的凄凉，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凄凉。联想到外面有人说她是临港市能源集团的“女皇”，王天容一下子就理解为什么皇帝称自己是“寡人”了。 但是，凄凉也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风光无限的人，或许只有在凄凉的时候，他们的头脑才能冷静。 冷静下来之后，王天容认真思考了一下，决定按照樊大章的提示做，悠着点。具体地说，就是收敛一点，包括对下属放松一点，漏点水给他们喝。另外，王天容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决定主动让出集团总裁的位置，让副手担任。其实即使把总裁的位置让给副手，他还是副手，或者说还是二把手，他跟王天容的君臣关系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对于副手来说，只是好听一些，对于王天容来说，则可以表明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就是向所有反对她或嫉妒她的人表白：我王天容准备退了。既然准备退了，你们也不用相煎太急。 王天容主动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副手之后，果然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连樊大章都打来电话，表扬她敢于给年轻人压担子，好。 “还是领导提醒得好，”王天容说，“以前我总是把他们当孩子，其实回头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四十出头就当局级的吗？还有两年就退了，现在让出一部分担子，免得到时候您说我突然撂挑子。” “好，”樊大章说，“想得开就好。” 真的就“好”了吗？为了真的好，本来还比较低调的王天容，这时候突然热衷于搞个人宣传了。 首先，在媒体上不断地对她的丰功伟绩进行系列报道，反正现在的媒体也基本上是商业化了，不要说王天容确实有一些丰功伟绩可供宣传，就是没有，只要与利益挂钩，记者们也会妙笔生花，编也会编一些东西出来。况且，能源集团内部就有自己的宣传机构，这些机构也会随机应变，立刻转变职能，重点宣传王天容。别说，还真有效果。随着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地狂轰乱炸，本来就有一定知名度的王天容立刻就在临港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王天容只是感觉到了危机的来临，而程思涌的危机已经来了。 异地法院突然冻结了临港市石化集团的银行账户，搞得程思涌莫名其妙。法律室主任拿来传票，程思涌才知道是尹上路惹的祸。 原来，上次由石化集团提供担保的道格拉斯公司向银行贷款已经到期，当银行追讨这笔贷款时，却发现道格拉斯公司早已不见踪影！于是，按照担保单位的连带责任追讨到临港市石化集团，并且直接就进入诉讼程序，申请了诉讼保全。 给程思涌的感觉是银行与道格拉斯公司串通好的，合伙来欺诈临港石化。但是感觉没有用，法律相信的是证据，异地的法院更加相信他们本地银行提供的证据。 “不对呀，”程思涌说，“欠银行贷款的事情我们碰到不少，即便到期没有还款，也会先协商，让我们制定还款计划，先偿还到期利息，然后办延期或借新还旧。只有协商未果，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起诉。像这样上来就进入诉讼程序，并且马上就诉讼保全，冻结我们的银行账户，好像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呀。”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法律室主任说，“并且我们只是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只是在原贷款主体被证明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才轮到我们。按照惯例，追诉到担保单位应该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一般不会上来就直接来冻结我们的账户。难道他们早就知道道格拉斯是个骗子公司？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等到还款日期一到，马上起诉，立刻进入司法程序？” “现在我们怎么办？”程思涌问。 法律室主任想了一下，说：“两个办法，一是主动跟对方协商，让他们先撤诉、解冻。反正我们是上市公司，又有国营集团公司做后盾，跑不了。二是根据管辖权条款，要求案子移到临港市来审，因为当初按照您的意思，我们跟道格拉斯签合同的地点是临港市，所以这项要求应该得到支持。” “就按第二套方案办，只要案子在临港市办，事情就好办。到那时候，再谈庭外解决也不迟。”程思涌说。 按说程思涌的考虑没有错，既然对方是有备而来，根据当时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实际，这时候即使石化集团低三下四地提出庭外协商，估计对方也不会买账，要他们撤诉和解冻更是想也不要想的事情。而如果引用管辖权条款将案子移到临港市来审，对方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并且到了临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之后，肯定会对石化集团有利，就是不搞地方保护主义，至少也不会欺负石化集团。再说，这些年石化集团与临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的交道没有少打，大家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了，熟人好办事，多少会好一些。但是，程思涌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结果。 实际情况是，当他们动用管辖权条款终于将案子移到临港市来审后，虽然案子本身石化集团是不吃亏了，但是，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第一，冻结的银行账户并没有解冻，至少没有立即解冻，并且由于对方提供的证据确凿，所以不但没有解冻，而且还冻结了他们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理由是，涉案金额超过临港市石化集团当时银行账户上实际存在的金额。第二，已经查明道格拉斯公司是地道的骗子公司，除了尹上路这个骗子是真的外，其他一切都是假的。尹上路就是这场骗局的编剧、导演兼主演。本来这场闹剧还要精彩一些，就是贷款一下来，道格拉斯公司和尹上路马上消失，全部贷款卷走，后来因为程思涌专门在担保协议上注明了共管账号，才使骗子的阴谋只得逞一半。但是，就是这一半，也足以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本地的银行一见外来的银行已经冻结了石化集团的账号和部分股权，出于他们为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考虑，马上也跟着走诉讼这条路，连锁反应由此爆发。 程思涌慌了！ 慌的原因他自己心里清楚：即使把石化集团的全部资产卖掉，也不足以偿还银行的贷款。换句话说，石化集团已经资不抵债了。 事实上，石化集团早就资不抵债了，但是只要银行不起诉，或者说不进入司法程序，在中国，企业即使资不抵债，也照样运作，运作的方式是拆东墙补西墙，或是借新还旧，或是从这个银行贷款还另一个银行，再从那个银行贷款还这个银行，甚至可以搞击鼓传花，只要能接得上就行，即使接不上，银行也不至于立即起诉，因为一旦立即起诉，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企业就会轰然倒塌。轰然倒塌之后，企业欠银行的钱就只能变成呆账，而一旦形成呆账，比例大了，行长自己也就做不成行长了。但是现在，外地的银行不管这么多，他们没有保护临港市企业不轰然倒塌的义务，再说他们跟临港石化集团之间也没有旧账，即使临港石化真的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也不会殃及到他们，他们想到的，只是保全自己的那部分贷款，如此，石化集团就真的要轰然倒塌了。 程思涌自知罪责难逃，遂主动高姿态，引咎辞职。 正式提出辞职之前，他竟然鬼使神差地给老对手王天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 王天容听了之后并没有高兴，反而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一定要这样？”王天容问。 “一定要这样。”程思涌说，“也好，算是一种解脱吧。看来我不是做企业的料子，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无脸见人啊。” “那也不至于，”王天容说，“这也不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换上我，也不见得就比你好。” “快不要这么讲，”程思涌说，“你把能源集团做得那么好，还这么说。这是我了解你的为人，要是换个人，听你这样讲，还以为你是挖苦他呢。” “不是挖苦。”王天容说，“真的。体制问题，行业问题，价格政策问题，管理架构问题。能源集团巧了，本来就是非竞争行业，加上临港市特别缺电。当初是难，现在看起来对能源集团的发展还是好事情了。如果当初你来这个位置，也一样。”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程思涌说，“你也太谦虚了。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当初是我在能源集团，虽然不敢说能像你做得这么好，但是也不至于像石化集团现在搞得这么糟糕。” “还是呀！”王天容说。 “但是这正好说明我有很大的责任呀。”程思涌说。 王天容没有搭话，似乎是以沉默表示同意程思涌的观点，或者是在想其他的问题，比如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她的处境并不一定比程思涌好。 程思涌见王天容不说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讲错什么了，或者是想着王天容真的认为他责任重大了，于是，又想把已经说出去的话往回收一收。 “不过我敢说一句，我是一分钱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是问心无愧的。” 王天容一听，不对劲，但是又不能自己把话接过来，只好假设程思涌的话并不是有所指，安慰自己不要多心，于是赶紧把话岔开说：“即使你不做了，换一个人来，石化集团的日子就好过了？” “可能好一点吧。”程思涌说，“按照正常情况，如果我不做，一般上面肯定会另外派一个人来，比如经济发展局一个副局长来，那么，这个副局长就可以向市里面提要求，寻求支持。而且他有理由提出要求，有理由要求支持，而如果是我继续在这个位置，我怎么向市里提要求？好意思提吗？提了有用吗？” 王天容一听，有道理，并且立刻就发现，其实这个程思涌一点也不糊涂，还真是个人才呢。既然是人才，为什么会落得这么一个灰溜溜的下场呢？再一想，自己不也是个能人吗？下场就一定会比程思涌好吗？这么一想，竟然在炎热的夏天打了一个寒战。 程思涌的预料没有错，他主动退位之后，上面果然就重派来一个董事长，并且这个董事长果然就向市里提出了一些条件，而且条件提得非常策略，说如果市政府不出面协调银行方面的关系，就真的会引发一个更大的连锁反应，因为，临港市的许多上市公司跟石化集团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担保的关系，如果真的让石化集团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那么，垮掉的就绝对不是一个石化集团，而是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上市公司。 新董事长的话起了作用，因为如果临港市的上市公司真的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几个或十几个，那么倒霉的就绝对不是程思涌一个人。于是，在樊大章的主持下，市里紧急部署：第一，说服本地银行立即撤诉，要顾全大局，不要趁火打劫；第二，马上组织资金支持石化集团，先把外面来的小鬼打发走；第三，对石化集团进行资产重组，置换进去优质资产，剔除不良资产，维持住这个“壳资源”不倒。 毫无退路 程思涌的全身而退，对王天容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使王天容马上就想到了立刻引退。王天容的想法似乎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因为丈夫自从儿子因蒲小元的关系与自己弄僵后，就来临港长住了。郑品浩最近经常旁敲侧击，常常说一些“无官一身轻”和“尽享天伦之乐”这类的话。说实话，王天容真的想退了。但是，当她真正要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就是程思涌退位之前说过的那段话：“我是一分钱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是问心无愧的。” 是啊，程思涌是全身而退了，但是他全身而退的前提是他“一分钱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所以他才敢于全身而退，并且在退下来的时候还敢声称问心无愧；如果他也往自己腰包里面装了，而且也装了几千万，他会全身而退吗？他能够全身而退吗？他还敢说问心无愧吗？ 有那么一刻，王天容甚至想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盘托出，和盘托给郑品浩。如果那样，说不定郑品浩还真的能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帮她想一个系统的解决办法；即使不能，王天容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是没有，王天容最终没有向丈夫和盘托出。不但没有和盘托出，而且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向郑品浩吐露。不知道她是不相信自己和郑品浩之间的感情，还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太好了，好到王天容不忍心让丈夫陪她一起担惊受怕甚至是承担责任，反正最后王天容是什么也没有说。既然什么也没有说，那么郑品浩就什么也不知道。 王天容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必须自己一个人承受煎熬。 王天容非常希望找人问一问，但是她不知道该找谁问。既然连跟自己结婚几十年的丈夫都不能说，那么还能跟谁说呢？ 王天容想到了樊大章。樊大章是自己的领导，而且是自己信得过的老领导。或许，对自己的领导说了，就算是主动交待了吧？不行。正因为樊大章是自己的领导，一旦对他说了，那么就没有退路了。王天容甚至已经想像出，一旦她主动跟樊大章说了，樊大章肯定会要她主动向纪委和司法机关自首。如果王天容不去自首，没准樊大章就直接向市委汇报，甚至是向一把手汇报；或许即使王天容答应向有关部门自首了，樊大章仍然会向一把手汇报。没办法，处在樊大章这个位置，他只能这么做。将心比心，如果是王天容自己，遇到自己的部下向她汇报这个问题，她也只好这样处理，否则不就等于是跟部下同流合污了？ 所以，如果王天容向樊大章汇报了，那么她就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这是几千万的金额呀！即便是主动自首，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不跟樊大章说，还能跟谁说呢？王天容发现，这个问题甚至比她儿子郑小彤跟蒲小元怀孕生孩子的事情还要麻烦，还要难以启齿。 王天容挖空心思地想，竟然想到了老书记姚秉诚。对呀！王天容想，可以跟姚秉诚说说呀。 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就一直在王天容的脑中盘绕，并且多少给她带来一丝温馨与希望。 王天容有一种感觉，如果她找姚秉诚谈谈，不管姚秉诚能不能帮她，至少姚秉诚不会害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姚秉诚离开临港已经很多年了，并且在离开临港之后，几乎再也没有插手临港的事情，甚至好像一次都没有回来过。这样，他实际上相当于是个局外人。王天容发现，她现在最希望的恰好就是找一个能信得过的并且掌握政策的局外人谈一谈。根据王天容对姚秉诚的了解，她相信姚秉诚是个人格上靠得住的人。另外，最重要的是王天容知道，姚秉诚现在基本上已经处于半退位状态，有时间，没有脾气。根据王天容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发现，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当他们处于退位或半退位的状态时，他们对求上门来的在位的老部下才最亲切、最诚恳、最慈祥，并且最有耐心。 关于姚秉诚离开临港之后的事情，王天容也听说过一些，好像还是听程思涌说的。程思涌的消息一直都比她灵通。 姚秉诚离开临港后，调到江淮省担任常务副省长。等到换届，江淮省的省委书记就要上调，那么依次类推常务副省长自然就升任省长。 话虽然这么说，但程序还是要走。这个程序，就是人大的选举。 大约是上面也考虑到了这个程序，所以在姚秉诚的上任时机上，也恰到好处，就是不早不晚，正好掐在换届选举的半年之前把姚秉诚调到江淮省担任常务副省长。这样，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姚秉诚对江淮省的情况刚刚有点熟悉，或者说是江淮省的人大代表们对姚秉诚刚刚有点熟悉，既然刚刚有点熟悉，那么留在代表们心中的就只能是好印象，而不可能有什么坏印象，因为时间短，来不及有坏印象。既然没有什么坏的印象，那么投票的时候就只能按照主席团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划圈，而主席团提交的省长候选人通常是一个人，即所谓的等额选举，这样，代表们别无选择，在对姚秉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印象的前提下，自然就只能选姚秉诚。 但是，大约是做得太明显了，或者是现在确实民主了，在那次人代会上，居然有代表联名推举了本省的另外一个副省长作为省长候选人。尽管上面做了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等于是反工作。因为上面越是做工作，下面支持另一个副省长的代表人数就越庞大，而且态度越坚决，仿佛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的真正权力，或者是人民代表也是人，他们也喜欢刺激，也希望人代会出彩。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当选江淮省省长的不是姚秉诚，而是另外那个副省长。 这就是命运，常常拿人开玩笑的命运。 没有当上省长的姚秉诚本来还有机会到中原省当省长的，但是他选择了放弃。不知道是怕再次落选还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反正他是选择了放弃，继续呆在江淮省，继续做他的常务副省长。后来，许多年之后，当江淮省的经济在他们的代表自己推举的省长的带领下并没有多大起色的时候，当初排挤姚秉诚的许多代表才开始后悔，后悔不该意气用事，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说，如果当初顺着上面的意图，选姚秉诚做省长，江淮省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比现在好些，或者说可能与旁边的江苏省的差距会缩短些。现在不但没有缩短，反而越拉越大了。不过，这个时候姚秉诚已经过了年龄，不仅过了年龄，也过了心情，即便这个时候姚秉诚再被推举出来，也不会有当年之勇了。 王天容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姚秉诚打电话的。 姚秉诚接到王天容的电话，非常高兴，问了许多临港市的情况。当然，更多地是问人，问樊大章，问程思涌，还问了许多其他人的一些情况。王天容一一作了汇报。当然，在说到程思涌的时候，王天容没有说具体，只是笼统地说他退休了，而没有说他为什么退休。 “退休了？”姚秉诚问，“他好像跟你同龄吧？” “是，”王天容说，“是同龄的。我也快退了。” 王天容这样说，就打算正式进入今天谈话的实质。按照常理，王天容只要说到自己要退，姚秉诚肯定就会说：“你还很年轻嘛，干吗这么早就想到退呢？”只要姚秉诚说到这样一类的话，王天容就准备叹气，然后姚秉诚就会问她为什么叹气，然后王天容就会根据当时谈话的气氛和口气试探性地说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也犯了一些错，得罪了一些人，然后姚秉诚可能就会说错误总是难免的，知错就改就行。如果那样，王天容或许就会透露一些自己的问题。当然，可能先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比如说下面二级公司给她发奖金这样的问题，如果姚秉诚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淡，谈到认为下面二级公司给的奖金她可以拿，只要不忘记交所得税就行，那么，王天容就有可能再往深说一点，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收过一些礼金。如果王天容这样说了之后，姚秉诚说那也没有什么，只要你下次不收了，并且主动把已经收到的礼金上缴就行了，那么，王天容可能就真的考虑主动上缴，并且跟姚秉诚请教如何上缴的细节…… 但是，姚秉诚并没有按照王天容事先计划好的思路往下说。 姚秉诚说：“退了也好，我其实也算是退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强，基础知识比我们扎实，思想观念也新，脑子转得快。现在都知识经济时代了，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快赶不上了，与其在这个位置上受罪，还不如早点退下来。” 姚秉诚这样一说，王天容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于是只好顺着姚秉诚的话，说好啊好啊，等将来真的退下来，我一定来江淮看你。而姚秉诚则说好啊，欢迎你来呀之类，什么实质性的话也没有说出口。 既然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那么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王天容就仍然拿不定主意，仍然提心吊胆。 在这样的提心吊胆的日子里，王天容甚至再次想到了要找樊大章汇报思想。并且她已经想好了，假如樊大章要她去自首，那么她就真的去自首。这样起码会落得个从宽处理。在王天容看来，与其这样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还不如主动接受处理。但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樊大章竟然先于她出事。 是非标准 樊大章的出事全是外国别墅惹的祸。 樊大章的儿子樊斌在美国有别墅，由于临港市的干部子女在美国有别墅的不是樊斌一个人，比如许嘉厚的女儿在美国也有别墅，所以，关于樊大章的儿子在美国有别墅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好在临港市人宽容，宽容到政府机关的一般干部有一辆进口轿车，或者是最近刚刚换了一辆进口小汽车，都没有人大惊小怪，更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既然一般干部有进口小轿车很正常，那么作为市委常委的樊大章拥有“进口别墅”不也是很正常吗？ 临港市人是觉得正常了，但是北京人不一定觉得正常。比如在樊斌别墅的旁边，就是北京的一个高官的儿子的别墅。于是，这个北京的高官的儿子就觉得不正常了。第一，樊斌的别墅比高官儿子的别墅大，不但别墅本身大，而且别墅拥有的花园也比高官儿子的别墅的花园大。高官儿子别墅的花园里面只有树木和草坪，而樊斌的别墅花园里面除了树木和草坪之外，还拥有泳池，于是，一下子就把档次拉开了。第二，如果樊大章的职务比北京的那个高官大，那么当然就没有什么了，问题是樊斌的父亲樊大章居然只是副市长，级别明显低于北京的那个高官，于是，这就不正常了。不仅不正常，而且还使那位高官的儿子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产生了强烈的不服气。 儿子以义愤填膺的口气向父亲告状，父亲以不经意的方式在高官圈子里面一传，儿子的不服气就转化为其他高官的不服气了。 怎么？一个副市长的儿子居然在美国拥有最豪华的别墅？不用问，肯定是腐败了。遂展开调查。 一审查，立刻就审查出问题，于是，樊大章被“双规”了。 樊大章的被突然“双规”，对王天容的震动非常之大，既然今天樊大章说“双规”就被“双规”了，那么明天谁敢保证这种事情不发生在她身上？ 王天容认真地把自己的问题跟樊大章作了对比。就王天容所知道的，樊大章好像还是比较廉正的，至少以前还是比较廉正的，要说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他儿子樊斌搞的那个工程监理公司实在是太招摇了。谁都知道樊斌是樊大章的儿子，谁都照顾他三分，完全是不平等竞争，这样，樊斌这些年肯定是赚了不少不清不楚的钱。王天容又想到了她自己，她自己的功劳是大的，要说问题，主要也就是儿子小彤跟蒲小元在一起做生意，具体地说就是做能源集团的生意，这些年确实也赚了不少的钱，这里面当然也仰仗于她王天容的面子。要说有问题，那么跟樊斌的问题差不多。除此之外，就是侯峻峰进贡的那些钱和下面各二级公司“孝敬”的那些钱。侯峻峰的钱只要自己不承认，外面根本不知道，因为侯峻峰每次都是直接给的现金，连存折都没有给过，更没有转过账，这样就一点证据都没有。至于下面二级公司“孝敬”的那些钱，最多属于“违规”，而不是“违法”，而“违规”和“违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么想着，王天容就从容了不少。并且，她决定就此收手。不管会不会败露，必须就此收手，决不增添新的烦恼。当侯峻峰再次按照惯例给她送“水果”时，她坚决不要。 “不用了，”王天容说，“大家这么熟悉，又是校友，不需要这样了。” 侯峻峰听了一惊，心想，又要加码？ 王天容大约是看出侯峻峰的疑虑，笑着说：“不要误会，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放心，能源集团的生意你照做，谁让我们是校友呢。” “真的，”王天容说，“你给我的水果不少了，说实话，我们家也吃不了这么多，你以后不要再送了。” 王天容见侯峻峰还是疑惑地看着她，知道不来点硬的不行，于是转而严肃地说：“如果你再不拿走，那么我就真的不买你的煤了。听清楚没有？” 侯峻峰肯定是听清楚了。不仅听清楚了，而且也知道王天容不是开玩笑。于是，恭敬不如从命，不管怎样，至少不要惹“女皇”生气，还是先拿走吧。 第二天，侯峻峰忐忑不安地想给王天容打电话，但是又不敢打，没想到王天容主动给他打过来了。王天容告诉侯峻峰，她已经跟下面打过招呼了，让他们尽可能关照他。 “你自己也要灵活一点，”王天容说，“注意跟下面保持好关系，比如水果，我这里你以后再也不要送了，如果实在要送，你还不如看情况直接给他们送一点。” 侯峻峰傻了，愣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按照王天容的吩咐做了。 当侯峻峰按照王天容的吩咐做了之后，王天容心里好受多了。默默地祈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成为过去吧，从此之后清清白白地做人，再也不要贪不义之财，并且下定决心，等六十岁一到，坚决退休，回家抱孙子。 王天容想通了，彻底地想通了。 她甚至想到，等自己退下来之后，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真的按照当初侯峻峰说的那样，把身外之财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人逢喜事精神爽。第二天一早，能源大厦的保安发现，今天的王总就特别地爽，走起路来都一颠一颠的，仿佛脚底下安装了弹簧。 “王总早。”保安说。 “早。”王天容回以亲切的微笑，点头的幅度也比平常大。 王天容的办公室在能源大厦的顶层，这一层几乎全是为她一个人服务的。下了电梯之后，向左拐，经过两个小办公室，就到了她的主办公室，而这两个小办公室中外面的一个是她的司机兼保卫室，或者是那些等待接见的人的休息室，而里面的一间，也就是贴近她主办公室的那一间，是秘书室。 王天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办公室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与平常的不太一样。平常，当王天容走出电梯的时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仿佛有灵感，早早地就守候在电梯门口，殷勤地迎接着他们至高无上的董事长，但是今天没有。 没有，但是王天容也不是非常在意，因为今天她的心情特别好，所以她也就特别地宽容。不但对人宽容，对环境也宽容。 王天容经过司机室的时候，里面是空的，没有看见人。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般只要她来办公室，十有八九都有人在等着她。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她要接见的，也有她根本就不接见的。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也没有。 王天容经过秘书室的时候，同样是空的，没有人。 王天容陡然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但是，此时的王天容已经走到了自己办公室的门口，并且，门已经自动地从里面打开了。 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人，几乎全是生面孔，只有两个认识，一个是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纪委书记，另一个是临港市纪委书记。 王天容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本来，办案人员见王天容态度好，心里都非常高兴，但是，案子越往后审，问题变得越复杂，复杂到几乎办不下去的程度。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有人在帮王天容“活动”，干扰了案子的进展；二是王天容态度太好了，好过分了，把该交待的问题交待了，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反而给办案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 有人“活动”不奇怪，事实上，如今只要有人被“双规”，就肯定有人为当事人出面“活动”。 按照惯例，真正出面为当事人“活动”的通常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的人员。直系亲属不用说了，亲情高于一切，家里人出了事情，出面“活动”甚至是“打点”可以理解，即便这些“活动”或“打点”最终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对当事人起码也是一个安慰；至于说利益相关的人，比如生意上的合伙人，或者是有其他利益关系的人，无论是出于情面还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出面为当事人“活动”甚至是“打点”也都是很正常的。 具体到王天容，从直系亲属方面说，出面为她“活动”或“打点”的应当是郑品浩和郑小彤，再不行就是蒲小元。但是事实上，郑品浩对临港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在王天容辉煌的时候，郑品浩很少来临港，以至于很多临港人甚至认为“女皇”是当年样板戏中的女英雄，根本就没有丈夫，或者有，但是已经离婚了，所以人们根本就不认识郑品浩，再加上郑品浩本来就是学究型专家，又寡言少语，不善交往，似乎很难胜任这种“活动”和“打点”的角色。儿子郑小彤的情况也差不多。郑小彤也不喜欢说话，不但不喜欢说话，而且学问和社会地位还不如父亲，就是有心想为母亲“活动”，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就是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可能连门都进不了。事实上，在直系亲属这方面，出面为王天容“活动”的重担就落到了蒲小元肩上。但是，也该王天容运气不好，正好赶上蒲小元临产，临产的时候当然不能出去“活动”，而临产之后就是生产和做月子，更不能出去奔波和活动。这样一来，直系亲属这边实际上就没有人能够出面为王天容“活动”。“活动”的重任只能落在那些跟她有利益关系的人身上。 什么人跟王天容有利益关系呢？当然是生意上的合伙人。但是王天容不是私营企业家，而是国营大型企业的一把手，既然是国营大型企业的一把手，那么她就没有合伙人。不但没有合伙人，甚至连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都没有。因为能源集团是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开展业务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关照的合作伙伴，所以，对垄断性行业国营企业的一把手来说，真正跟他们有关系的，只能是他们的同事。具体到王天容这里，只能是她的副手，因为副手是跟她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同事。考虑到王天容的副手是王天容一手提拔上来的，并且王天容还刚刚把临港市能源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他，而且，一旦王天容明年退休，能源集团一把手的位置很有可能就落到这个副手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猜测副手出面替她摆平一些事情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 事实上王天容一被“双规”，她的副手马上就“活动”了，不过，副手“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王天容，而是为了他们这个班子。本来，王天容一“双规”，上面马上就要派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能源集团。副手在第一时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反应：坚决不能让工作组进来！副手的主张立即得到能源集团除王天容之外班子成员的一致响应，特别是得到了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响应，于是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后来，上级果然取消了派驻工作组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由临港市委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于是，王天容原来的这个副手和能源集团整个班子成员都松了一口气，不但他们松了一口气，而且连下面二级公司的老总和副老总也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是松一口气了，王天容就惨了，因为工作组不进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原班子成员必须积极配合办案工作。既然保证积极配合办案工作，那么当然就不能再为王天容“活动”了。这样一来，无论是王天容的直系亲属还是王天容的原工作单位，实际上都没有人出面来为王天容“活动”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正当大家以为不会有人出面替王天容“活动”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而且是公开地站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程思涌。 程思涌的理由是，腐败是制度造成的，我们今天执行的分配制度不合理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且举例一二三四五。程思涌坚决主张要对王天容网开一面，并且他上蹿下跳，到处找人替王天容说话。 程思涌的出面对王天容案子的进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首先，程思涌还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临港市正儿八经的一个局级领导，能量不可小视；其次，程思涌在临港本来就有一张关系网，所以他的能量比一般的局级领导还要大；第三，程思涌是以一个仗义执言和打抱不平的形象出面的，所以居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甚至是尊敬，不仅临港的有关方面对程思涌同情和尊敬，就是上面来的办案人员，也对程思涌的举动有点佩服，甚至不得不承认程思涌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第四，程思涌不搞阴谋诡计，而是公开地为王天容鸣冤叫屈，弄得办案人员奈何他不得。 正因为有上述因素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程思涌的行为对王天容的案子干扰相当大。事实上，要不是程思涌自作聪明地去找姚秉诚，这种干扰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去找姚秉诚了，他找姚秉诚之后，被姚秉诚狠狠地说了一顿，程思涌才偃旗息鼓。 程思涌去找姚秉诚，是想寻求新的支持。虽然程思涌知道，如今的姚秉诚跟他差不多，也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他相信姚秉诚的为人，相信姚秉诚对王天容的看法，因为他知道，当初提名王天容作为副市长的人选，其实就是姚秉诚的主张。另外，程思涌相信姚秉诚的话对临港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至少影响力比他程思涌大。打通电话时，姚秉诚已经知道王天容的事情了，但是知道得不是很具体，本来很想往临港打电话问问，但是担心影响不好，正在着急，程思涌的电话来了。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姚秉诚接到程思涌的电话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说着说着，姚秉诚不高兴了，并且在电话里面对程思涌拍了桌子。姚秉诚以前在临港的时候，当面都没有对人拍过桌子，但是今天，在离开临港这么多年之后，居然在电话里面对老部下拍起了桌子。可见，程思涌把姚秉诚气得不轻。 刚开始程思涌在电话里面把自己的观点跟姚秉诚说了，姚秉诚听着还蛮认同，甚至还有点感动，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程思涌关键时刻对朋友还蛮仗义，所以，一边听还一边不时地嗯哈两声，但是听着听着，不作声了。 因为程思涌说：“其实相对于她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和为临港市的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来说，区区几千万算得了什么？” “几千万还不算什么？币p衔剩澳愠趟加坑屑父黾盖颍俊？ 程思涌愣了一下，一时无话。 “不管王天容有多大的功劳，”姚秉诚说，“也没有资格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 “不就是经济问题嘛。”程思涌小声说。 “经济问题是小问题吗？”姚秉诚的声音已经有所提高。 “其实如今当领导的，谁没有一点经济问题？”程思涌还要狡辩。 “我就没有！”姚秉诚开始发火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是小问题，出在普遍认为当领导的就该在经济上捞点实惠。从见怪不怪到见坏不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判断是非标准的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判断是非的标准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还是小事情吗？判断是非的标准出了问题才是产生腐败的根本！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王天容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程思涌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如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都见怪不怪见坏不坏，那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姚秉诚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拍起了桌子。并且，程思涌也确实发现姚秉诚说的“是非标准”和“见怪不怪”非常到位，非常有震撼力。后来，程思涌就真的深刻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确实是发生了偏差，而且是极大的偏差，对于很多违背党纪国法的现象确实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程思涌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纪国法严厉制裁的共产党员的贪污腐化问题成了“小问题”了，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成了小问题了。如果贪污腐化是小问题，那么什么是大问题呢？ 据说姚秉诚不但对程思涌拍了桌子，而且还上书中央，专门提出了“是非标准”和当前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的“见怪不怪”的问题，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建议中央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重新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有争议的结局 程思涌的干扰排除之后，就是王天容态度太好的问题了，好到把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待的，她一交待，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王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待了。 这就是：侯峻峰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 侯峻峰最后非常老实地坦白：“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就是水果？”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此时，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樊大章的情况跟王天容正好相反。王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王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王天容所坦白的问题是否属实的过程。而樊大章不是这样，樊大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着呢。所以，樊大章案子的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大章主动坦白交待的过程。 但是樊大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大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大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临港市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真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大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不管是不是侮辱人，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查出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查出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樊大章的问题是樊大章的问题，樊斌的问题是樊斌的问题，不能因为樊大章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就认定他儿子赚钱肯定不合法。至于有些人看樊大章的面子，在生意上关照樊斌，不能要樊大章来承担责任，至少不能让樊大章来承担法律责任。考虑到樊斌已经成年，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甚至不能谴责樊大章教子无方。最后，当然只能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一百万来给樊大章量刑。 法院判樊大章有期徒刑八年，正好相当于他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间。樊大章不服，已经提请上诉。 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但是王天容还没有。没有判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主动交待的犯罪事实没有办法得到核实，比如侯峻峰的那一千万。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必须要搞清楚。 侯峻峰的口供始终如一、无懈可击。如此，王天容的案子实际上就拖了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侯峻峰照样跟能源集团做生意，而且还是做煤炭的生意。可以这么说，王天容的出事，不但没有影响侯峻峰的业务，相反，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了。因为自从王天容出事之后，她儿子郑小彤和儿媳妇蒲小元就基本上终止跟能源集团做煤炭生意了。但是，王天容的出事丝毫没有影响能源集团的运转，临港市的经济建设还在发展，用电量还在增长，能源集团还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电力，煤炭还是天天需要，侯峻峰正好填补了蒲小元终止业务之后的空缺，也算是帮了能源集团的一个大忙。而且，侯峻峰还是坚持给关照他生意的人送礼，并且还是送水果。办案人员曾经巧妙地突击检查过，确实只是水果，就像侯峻峰交待的那样，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成箱的水果，因为从批发市场买成箱的水果便宜。 案子一直拖到2003年底。 最终，王天容因受贿和巨额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共计四千万人民币，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之后，法官问被告要不要上诉。被告王天容摇摇头，说不上诉。尽管她说了不上诉，法官还是把她可以上诉的权利读了一遍，例行公事后，宣布闭庭。正在这个时候，王天容突然举手，说有话要说。就在法官迟疑之际，王天容已经说话了。 王天容说：“谢谢！谢谢政府给了我一条出路，给了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 法官听了一愣，判无期徒刑还要感谢？还说是给了她一条出路？给了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见，王天容对自己的罪行确实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言多必失，王天容这样的表白大可不必，这样的表白可能会引发两个问题： 第一，别人会误解她无知，因为量刑是司法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她感谢政府做什么？难道是政府给她量的刑？或者说是政府干预司法公正了？这不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吗？第二，她这样在法庭上当庭表示感谢，很容易让一些人以为她判轻了。不是判轻了，你“感谢”什么？或者还有一些人怀疑王天容其实是抱怨判重了，比如相对于樊大章来说她被判重了，因不好说，故意说反话。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她都不该说。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法庭宣判之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王天容并没有提出上诉，而且公诉人也没有提出抗诉，所以王天容的案子就算是彻底地结了。王天容本人也已经从临港市第三看守所正式移交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开始服刑。但是此案留给人们的争论与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这也不是坏事，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或许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思考、来争论，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王天容宣判的那天正好是她孙子满周岁的日子，王天容被带离法庭的时候，还特意向旁听席上观望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能看见她的孙子，如果是，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因为那天郑小彤和蒲小元并没有把他们的儿子郑蒲宽带来，没有带来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儿子面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奶奶。不但现在不希望，而且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向孩子描述他的奶奶。 王天容虽然没有看到孙子，但她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久违而熟悉的面孔，这个面孔就是姚秉诚。 由于时间非常短，所以王天容不敢肯定那天她看到的那个面孔到底是不是姚秉诚，并且在那种情况下，她既不能停留也不能问。但她宁愿相信那就是姚秉诚，因为只有姚秉诚才有那样复杂的表情。惋惜，叹息，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