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


 第一章

    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但申村是祖上开创的，却是事实。祖上初到这里，以刮盐土、卖盐为生。我三岁来到这里，这里还到处是白花花一片盐咸。村西土岗上，遗留着一个灰捶的晒盐池子，被姥娘用来晒打卷好的红薯干。听人说，祖上初到这里生活比较苦。但据俺姥娘讲，她婆家一开始生活比较苦，后来还可以。清早一开门，放出我姥爷哥儿四个，四处奔散着要饭。那时姥爷们还都是七八岁的顽童。要一天饭回来，基本上能要饱，开始用小条帚扫脚，上炕睡觉。


    但据幸存下来的四姥爷讲，他小时候生活还是比较苦。居家过日子，哪能天天要饭？主要还是以祖上卖盐为生。五更鸡叫，祖上便推着盐车走了，在人家村子里吆喝：“卖小盐啦！”傍晚，姥爷们便蹲到门槛上，眼巴巴望着大路的尽头，等爹回来。祖上终于回来，哥四个像扒头小燕一样喊：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一个苍老的声音：“换回来一布袋红薯！”


    举家欢喜，祖姥娘便去灶间点火。很快，屋顶升起炊烟。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不见回答，只是一个阴沉的脸，大家不再说什么，回屋用小条帚扫脚，上炕睡觉。


    准确记下这段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反正姥爷们后来都长大成人，成人之后，都娶妻生子，各人置了一座院落。后来祖上便成了村长。


    祖上当村长这年五十二岁。那时村子已初具规模，迁来了姓宋的、姓王的、姓金的、姓杜的……有一百多口人。县上乡上见盐成地上平白起了一座村庄，便派人来收田赋。可惜大家谁也不愿到这来吃盐上，推来推去，推到一个在乡公所做饭的伙夫头上。伙夫本也不愿来，可他实在再没别的地方推，便拿了别人的铁链、锁头和藤杖，步行十五里，嘟嘟囔囔来了。来到这里已是正午，村里该管一顿饭。可乡下人见小，谁也不愿把生人领到家吃饭。最后还是祖上把他带到家，弄了几块红薯叶锅饼捣了一骨朵蒜。蘸蒜吃罢锅饼，伙夫拉开架子说：“老申，挨门通知吧，八月十五以前，把田赋送到乡公所；不送也不强求，把人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罢走出家门，抖落着手里的铁链和锁头，蹲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


    祖上和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浑身油渍人的厉害，争着给他递烟袋。伙夫推着烟袋说：


    “吸烟不吸烟，咱先办公事吧！”


    大家都说：“大爷，吸吧吸吧，一切都好说，不就是八月十五吗？”


    吸罢烟，伙夫又说：“你们这村子也太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一三法啦？我整天也很忙，哪能天天管这些罗嗦事？你们选个村长吧！”


    村里人瞪了眼，这村长该怎么选。


    伙夫用烟袋指着祖上说：“老申，就是你了！以后替上头收收田赋，断断村里的案子！”


    祖上慌忙说：“大爷，别选我，我哪里会断案子，就会刮个盐土罢了！”


    伙夫说：“会刮盐士也不错，断断就会了！张三有理就是张三，李四有理就是李四，杀人越货，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完，抖抖铁链和锁头，走了。


    托一个伙夫的福，祖上成了一百多口子的头人。大家一开始还有些丰灾乐祸：一个公事把老申给套住了。后来祖上真成了村长，村里村外跑着，喊着张三李四的大号，人物头似的，大家又有些后悔：怎么老申管上咱们了？


    祖上刚当村长，态度比较温和。八月十五以前，挨门挨户收田赋：“大哥，上头让收田赋。”口气很气馁，象求人家。中间出了几件婆媳斗殴、姑嫂吵架的杂事，人家按伙夫的吩咐来找祖上说理，祖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陪些好话给排解了。害得祖姥娘埋怨：“可跟你给人当下人吧！”


    祖上愤怒地喊：“上头派下我，我有个啥办法？”


    愤怒归愤怒，八月十五这天，祖上仍将收起的田赋，集合到一辆独轮车上，一个人推着往乡上送。掉屁股推了十五里，弄了一头的汗。打听着推进乡公所，见人就说：“大爷，我把田赋送来了。”


    可人家都翻白眼不理他。最后祖上上茅房遇见个系围裙的人，蹲在那里拉屎，认出是上次到申村发脾气的公差，一阵高兴，伏下身子说：


    “大爷，我来了。”


    那人仰脸认半天，才认出祖上，用砖头蛋子指着屁股：“你来干吗？”


    祖上说：“今天是八月十五！”


    那人提裤子出了茅房，碰到茅房口一车子粮食，奇怪地问：“咦，你怎么把粮食推来了？”


    祖上答：“大爷，你不是说八月十五以前嘛！”


    那人拍脑袋想了过来，摇头叹气：“唉，唉，你不会当村长！”接着掉屁股跑向伙房，“我馍锅还在火上坐着！”祖上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伙夫。


    以后又经过几次这样的事。第二年夏秋两季，都是祖上一个人推独轮车去送田赋。伙夫见他就说：


    “唉，唉，你不会当村长！”


    祖上委屈地说：“大爷，我本来就不会当村长，都是你指派了我！”


    伙夫说：“不是那个不会当，只是这推独轮车的事，是村丁干的！”


    接着一边在案子上揉面，一边比葫芦画瓢给他讲了些为官之道。


    三年以后，祖上村长会当了。行动举止，有了些村长的意思。这期间他见过一些世面，到乡上开过几次会，听乡长周乡绅说过一回话，又与别的村长学习学习，于是会当了。


    祖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村里找了一个村丁，让他替自己推独轮车。这村丁姓路，是个刚迁来的外地户，听说村长让他当村丁，也很乐意。以后再逢夏秋两季，到乡里送回赋，独轮车便由路村丁推着，祖上在一边空手，拿草帽扇风。路上祖上问：


    “车子不重吧小路？”


    小路掉屁股推车，弄了一头汗，但仍挣着脖子说：“不重不重，一车粮食，可不能说重！”


    村里出现案子，祖上不再东奔西跑，断案弄了个案桌，设在村西一间破庙里，祖上坐在案桌后，让村丁传人。路村丁用洋铁皮砸了一个直筒喇叭，站在村西土庙前减人，也觉得挺神气。参照外村的规矩，断案祖上请各姓族长来作陪；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路村丁烙几斤发面热饼，与族长们吃了热饼再说理。断案不再叫原告被告的小名，一律呼大号，张三李四地叫着，很像个样子。祖上一吃完热饼，小路便喊：


    “张三李四到齐，各姓族长到齐，请村长断案！”


    祖上便断案。据说祖上断案之前，爱先瞪大眼睛看原告被告一阵，看够才说：“说罢！”


    张三李四便开始陈述。


    据说祖上听陈述时的表情很有意思，嘴里老是“咝咝”地吸气，脸红得像萝卜。断偷盗案，看他那着急劲儿，像是他偷了东西。他听完陈述，不再管原告被告，谁先掉泪谁有理。再就是讨厌争辩，双方一争辩，祖上就气：“你们争吧，你们争吧，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害得双方赶忙拉住他，听他说理。


    自此以后，村里出现争地边、争房产、争桑柳趟子、兄弟分家不均、婆媳斗殴等一干杂事，都来“经官”，找祖上说理。村西土庙里，每三天升起一股炊烟，是路村丁在烙发面热饼。吃过热饼，就该祖上吸气、涨脸。吸完涨完，最后判定：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便结束了。


    这时村里发生了一件男女私情案。在桑柳趟子里，金家的汉子，按住了王家的老婆。村里一阵铁皮喇叭响，让祖上断案。祖上没断过这东西，吃罢热饼，坐在案桌后，看着案桌前两个反绑的男女，嘴里不断“咝咝”地吸气，脸涨得像猪肝，不住地说：


    “好，好，吃饱了饭，你们就做精！说罢！”


    还没等双方说，祖上又生了气：“说不说，遇上这类败兴事，先得每人罚你们十斗红高粱！”


    双方大叫冤屈，祖上马上站起：“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走了一半又回来，说：


    “怨咱没本事，问不下这案儿！咱问不下，可以把人解到县上司法科！”


    路村丁一听这话，马上站起，上前就要解人，嘴里说：“对，对，解到县上司法科！”


    这下将一对男女镇住，不敢再分辩，低头认罚。


    以后又出过几件类似的事。不是张家捉住了孤老，就是李家出现了破鞋。这时村子扩大不少，人多姓杂，就乱来。都来找祖上说理。祖上哪能天天容忍这个？便通过铁皮喇叭传人，召集族长们开会，烙热饼，想根治男女的主意。族长们吃过热饼，却没想出主意。都说：


    “日娘这咋整！”


    “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


    最后还是路村丁想出一个主意，说以后再遇上这类败兴事，除了罚高粱，还可以实行“封井”制度：即对捉住的男女，实行封井，七天之内不准他们上井担水。祖上一听这主意很高兴，说：


    “好，好，这主意好，他给咱们做精，咱给他们封井，渴死他们！”


    自此以后，村里再捉住男女，除了罚高粱，马上实行封井。路村丁在井旁守着，不许这些人家担水。弄得男女们舒坦一时，唇干舌燥七天，丢人打家伙，十分可怜。还连累了双方家属。果然，自“封井”以后，村里男女规矩许多。


    再有一点讨厌的是，村里不断发生盗窃案。不是张家的猪丢了，就是李家的鸡丢了。弄得祖上很心烦。受“封井”制度的启发，祖上又发明了“染头”制度：即在村中所有猎狗头上，按张三李四不同的户头，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召开族长们开会，吃热饼，宣布执行。这下分明了，张三的猪狗是张三的，李四的猪狗是李四的：花花绿绿的猪狗在街上走，果然秩序井然，不易丢。大家对猪狗放心，祖上也很高兴。祖上在街上走，一见到猪狗就说：“看你们再乱！”


    在祖上当村长的二十三年中，赖着“封井”和“染头”制度，据说申村秩序还可以。路村丁的洋铁皮喇叭，响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又用公款添置了一把小钹，除了土匪来了拍一阵，平常都让它闲着。祖上很满意。据说路村丁有些不满意，常跟人说：


    “日他娘，又是半月没吃热面饼了！”


    祖上再到乡公所开会，伙夫捉住他的手说：“老申，我早说当村长不难，看学会了不是！”


    乡长周乡绅还夸过祖上一次，说他会当村长。


    这时祖上背着手在村里走，也开始心平气和。大家纷纷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村长，这儿吃罢！”


    “村长，我这儿先偏了！”


    祖上也心平气和地摆摆手：“吃吧吃吧！”


    偶尔村里发生些案子，拍小钹让祖上断案。祖上吃过热饼，坐在案桌后，也稳重大方许多，听陈述时，嘴里不再“咝咝”地吸气，脸也不再涨红：该青青，该白白，就是不红。听后果断判决：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就结束了。


    村里逢上红白喜事，都要将祖上请去坐首席。祖上坐了首席，红白喜事才开始。祖上爱吃臭鸡蛋，大家都在席上摆上两个，让祖上吃。弄得村里人腌蛋都抱着瓮子摇，好摇烂两个让它臭，以备不时之用。这成了申村一个风俗。时到如今，村里谁家遇上红白喜事，都得准备两个臭鸡蛋，摆在席上。吃不吃，是个摆设。我每当看到臭鸡蛋，就想起了姥娘家祖上。

 第二章

    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可惜记不得了。他一九五八年去世，当时我仅八个月。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姥娘在一旁说：“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臢！”


    姥爷说：“那让我摸一摸他吧！”


    于是母亲上前，让他摸了摸我。


    据母亲说，姥爷这人很和善，瘦，长一撮山羊胡子，一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肉。一年冬天，王家杀了一头羊，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回来收拾收拾吃了。姥爷虽然和善，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赖着祖上创下的“封井”与“染头”制度，维持着村子前进，没出什么大差。


    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就让外姓人给戗了。戗者是宋家。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可来这里落脚后；赖着男人勤劳，起五更背筐拾粪；女人纺棉花，纺花不点油灯，点一根麻秆，四十年过后，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拥有三头牛，两头驴，两顷地。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觉得再让一个刮盐上卖盐的人家当村长，对他指手划脚收田赋，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恰好这时机构改革，村长易名，改叫保长，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回来带回一纸文书，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姥爷的村长就没了，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不过村丁没变，仍是小路，改叫保丁。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


    姥爷的村长没了，闷着头生了两天气，也就算了。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有些不服气。好端端的发面热饼，自家吃了几十年，现在改了姓字让别人吃，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姥爷劝他：


    “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上边让换人，咱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瞪着眼睛：“再换也轮不着他，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


    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铁皮喇叭一响，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到村西上庙前转悠。


    宋家掌柜上任以后，倒没改祖上的规矩，仍是封井，仍是染头；断案之前，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发面热饼烙好以后，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拉着脸不言声；别的族长也不言声。纷纷说：


    “断案断案。”


    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三姥爷吃了一份，就苦了小路保丁。


    以后每逢夏秋两季，该收田赋，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轮到申家门上，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三姥爷例说：


    “小路，你和你爹，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


    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喃喃着说：“三爷，你别对我出毒气，宋家掌柜让收，我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我x宋家掌柜他妈！他就没想一想，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


    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都磨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宋家掌柜摆摆手：“忍住，忍住。”


    这时发生了“高粱叶”事件。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这年好雨水，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高粱叶子用途很广，可以织蓑衣，可以拧草墩，可以搭房顶。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一到七月出头，大家都刷高粱叶子。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可惜老三是个聋子，一百亩高粱，他站在这头，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他一点听不见。十天下来，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宋家掌柜很生气。这天，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届年十五岁），和村中一帮顽童，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换了老四看守。老四不聋。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就被老四给抓住了。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命令小路保丁：


    “去打小钹，去用喇叭喊人，抓住贼了，让保长断案发落！”


    小路保丁不敢怠慢，忙打小钹，传人，集合了保长和族长，发落贼人。


    这时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一反平时的温和，铁青着脸，瞪着眼，指挥小路保丁：


    “把草筐都给我剁了，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


    于是，草筐被剁了，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跪着。


    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听到消息，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到庙前一看，见草筐被剁了，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说：“老宋，你去把小孬拉起来，赔我一个草筐，咱们没事。”


    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也愣着眼睛说：“一个贼羔子，不把手给他剁了，就算是好的！”


    三姥爷说：“你剁，你剁，我拉都不拉！”


    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老三，算了，算了。”


    有的说：“保长，算了算了。”


    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高粱叶子事小，偷盗事大，不能坏了村里规矩！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


    三姥爷握着粪叉说：“好，好，断得好老宋，你就让他跪吧，你就罚吧！”


    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提溜着粪叉回去了。


    “高粱叶”事件过去了两个月。该收高粱了。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对宋家掌柜说：“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


    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看谁能把谁的xx巴揪下来！”


    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宋家胜利了，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


    “保长，这儿吃吧！”


    “保长，我这先偏了！”


    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吃罢吃罢。”


    该到集上卖高粱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突然被土匪绑架了。这一天没有月亮，老四高粱没有卖完，也回来得晚些。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土匪丛生。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时也弄不清楚。宋家一下子乱了。纷纷派人出去打听。村里也乱了，跟着惶惶不可终日。过了有三天，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换他的性命；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抬杠子，灌凉水，那罪受得不用提了；千万别告官，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宋家掌柜一下蔫了。村前村后的转，文明棍也不提了，月蓝大褂也不穿了。到了第二天，只好变卖些家产，折成五十石小米，送到了大荒坡，换回了老四。老四被抬回来，已经不成人样子了，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话也不会说了。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村里马上大乱。


    这时有人传说，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托土匪干的。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三姥爷在街上走，反正昂首挺胸的。村民们揣测形势，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中家也不大好惹。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


    “老三，这儿吃吧！”


    “老三，我这先偏了！”


    三姥爷昂首挺胸的，正眼也不看人家：“偏什么偏，咱早xx巴吃了！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


    闹得人家挺尴尬。最后为了免招是非，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纷纷躲在家吃。一到吃饭时间，一街筒子没人。


    宋家老四的病终于好了。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宋家掌柜拦住：


    “忍住，忍住，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凭什么找人家？”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用铁皮喇叭传人，到村西土庙里断案。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一到断案，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扌汇着一个芭斗，芭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的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仁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儿，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窜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

 第三章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蛇咬，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xx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xx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第四章

    一九六六年，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上边打倒刘少奇，村里让打倒老孙。打倒老孙倒也不难，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何况一个老孙。接替老孙当支书的，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老孙这人很奇怪，支书被打倒了，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过去当支书时，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头点屁股撅的，没个头人的样子；现在不当头人了，倒学会了头人派头，在街上走来走去，迈着八字步，敞着布衫，说话也英勇了，说：


    “这个xx巴支书，咱早不想当了！”


    当然，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


    新喜这人三十多岁。上过中学。据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五岁那年，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一直跪到星星出来，还被罚了五斗高粱。解放后上学，上学放学路上，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曾被老孙审问过。但他成人以后，表现比较好，不偷东西，做好事，半夜下田砍高粱，背到队里打麦场上。第二天大家又去砍，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知道是新喜干的。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大家都说：


    “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尽做好事。”


    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说在家懒死了，尿盆三天不泼一次。大家反说他妈：


    “砍高粱累得不行，还说尿盆！”


    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萎萎琐琐，头发与眉毛接着，哪里像个支书？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老孙就被打倒了，支书选成了新喜。


    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他上任以后，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合作化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四清时他四不清等），斗了他两把，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半夜半夜砍高粱。我当年十岁，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一砍到三星偏西，我就困得不行，说：


    “新喜哥，因得不行。”


    他趴到我脸上看，说：“是困得不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肯定就不困了。”


    然后谁说因他就让谁拔眼睫毛，后来大家都不因了。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大家倒都挺兴奋。这年高粱大丰收，大家说：


    “多亏了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老孙、孬舅、小路、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这时成了五类分子。也被叫来砍高粱。唯一不同的是，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老孙一千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新喜对他们说：“你们可是五类分子，以前尽做孽，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


    新喜唯一不该做的，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桥没修，倒发生了冲突。孬舅一铁锨上去，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血。村里一阵小喇叭响，让新喜断案。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说：


    “狗咬狗一嘴毛，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


    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还有些不服气，瞪着福印说：“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新喜说：“嗬，你倒厉害了，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


    一个星星出来，孬舅飞机就坐稀了。胳膊老在头上翘着，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孬舅说：


    “新喜，收了飞机吧，过去咱俩一块玩过尿泥！”


    新喜说：“玩过水泥也不行，你倒厉害啦！”


    自此以后，孬舅不敢再厉害。过去那么鲁莽，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不怕别的，就怕新喜的飞机。从此老老实实修路。


    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一类案子。新喜也有办法。他不搞染头和封井，而是一律开斗争会，坐飞机。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让他（她）到村西土庙前坐飞机。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大家又说新喜：


    “多亏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


    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新盖了三间瓦房。开会或让人坐飞机，就在瓦房前。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瓦房里。


    新喜支书当了两年，有了些变化。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秩序安定，事情不多，新喜身体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由于行动不便，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让别人砍，他不砍，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以前一块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的，选他一个副支书，让他带着大伙砍，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第二天尿盆也不泼，弄得瓦房里挺骚气。大家倒没说什么，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有一次恩庆说


    “新喜，这是办公室，别弄得太骚气！”


    新喜大怒：“不选你当个副支书，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


    但自思庆说过以后，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有时别人去砍高粱，他也不再喊喇叭，跟着去，不过不再下手，就站在地头看。或转悠转悠走了，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搞些瓜果梨桃吃。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吃后都告诉人家：


    “老二老三，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


    老二老三倒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


    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新喜也痛快给办，不说别的。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


    “新喜仁义，不是白眼狼，吃吧也就一些瓜果！”


    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不到谁家后园子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赶紧栽瓜果树。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每到该摘瓜果梨桃，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一律收下，说：“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爱吃些瓜果！”


    弄得大家皆大欢喜。


    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周书记一来，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弄得不骚气，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给他汇报工作，然后一块吃小鸡。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就是爱吃些小鸡。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周书记一来，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三筐很会整治鸡，小公鸡一刀抹死，开水里一过，一把捋到头，鸡就成了光的；然后剁巴剁巴，搁些大料、胡椒、盐、辣子，两个小时下来，新喜工作汇报完了，鸡也炖烂了。


    “吃吧吃吧。”新喜让着。


    周书记也爽快，说：“吃！”但停一下筷子又说：


    “不过新喜，这鸡你得交钱！”


    新喜也爽快：“交！吃！”


    吃过以后，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老二老三，这是小公鸡钱！”


    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以后还找不着你了？”


    新喜只好将钱收起：“好，以后再说，吃！”


    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周书记不来时，新喜自个儿也吃，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一次三懂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可小路只会烙饼，不会收拾鸡，炖得满锅鸡毛。鸡还没炖熟，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撵他出去。晚上三筐回来，又重新炖了一只。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也就是在一旁于看着，还老催：


    “快些快些，一只鸡再吃不完！”


    弄得新喜挺不高兴：“你不吃算了，骨头里的鸡油，吸出来才好吃！”


    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


    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路过大瓦房，新喜叫他们站住。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新喜却说：


    “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你们去吃吧！”


    两人大喜，进去吃了，连汤儿都喝了。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xx巴干部，也没吃上一只鸡！”


    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了，大声说：


    “你xx巴没吃鸡，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


    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不再言语。


    第二天修桥时，我孬舅埋怨老孙：“你咋xx巴说话哩！再跟你吃不到鸡！”


    新喜吃鸡吃了两年，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只吃鸡。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


    “看你那xx巴头脑，还发愣，看不吃了你！”


    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就剩下思庆家的没吃。新喜三天没吃鸡，像犯了大烟瘾，让三筐到处找鸡。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


    “没了小公鸡，就剩下思庆家的！”


    新喜躺在床上说：“管他什么思庆不思庆，去抓过来吃，吃了给他钱不是！”


    三筐就去抓，抓回来就吃。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xx巴新喜太不够意思，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当年做好事砍高粱，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


    从此不再去大瓦房，也不理新喜。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恩庆大怒，指着新喜说：


    “好，新喜，你等着，这村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告到县里。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可调查组一到公社，就被周书记拦住，说：


    “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但工作也都干了。就是有一点毛病，跟我一样，爱吃个小鸡！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到我这为止，调查个xx巴啥！”


    “是哩，是哩，周书记。”调查组连连点头，又返回县里。


    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以后吃鸡注意些！再吃撤了你！”


    新喜连连点头，对周书记感激涕零。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


    “吃个xx巴鸡，告到县里！咱弄不了这村，咱不弄！咱不服别的，就服咱没本事！”


    从此躺在大瓦房，不吃鸡，也不吃喝喇叭，不泼尿盆，弄得一屋骚气。村里没了头人，开始大乱。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帮人，倒眉开颜笑，不再去修桥，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也自觉没趣，也呆在家里不出。大家也都埋怨恩庆：


    “见人家吃个鸡，就告人家，多不是东西！现在倒好，领导人一闹不团结，村里跟着遭殃，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


    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安慰新喜。新喜见挣了面子，也就起来主持工作。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

 第五章

    新喜支书当了十一年。本来支书他还可以当下去，是他自己闹坏了，让人家撤了支书。这年公社换了书记，周书记被调走，调来了崔书记。公社通知开会。新喜去开会，见周书记换了崔书记，心里不知哪点过不来，见人就说：


    “周书记当得好好的，调走！”


    别人不理他。他便到小饭馆灌了二两酒，有些醉醺醺的。恰好崔书记讲话，批评了一些村子，工作做得不扎实。批评的村子中有申村。过去申村老受周书记表扬，现在换了崔书记就批评，新喜仗着些酒胆，便站起顶了崔书记一句：


    “崔书记，我是个腌臢菜呀，没啥能耐，工作还能搞到哪儿去？”


    崔书记刚上任讲话就见有人顶嘴，心里十分恼火，又见新喜醉醺醺的，便拍起了桌子：


    “你腌臢菜别在这腌臢！看你那醉醺醺的样子，也当不好这个支书！”


    开过会，崔书记便说：“去查查那个腌臢菜！”


    于是公社组织一个调查组，下到申村调查新喜的问题。公社书记一发话，调查组便十分认真，挨门挨户地调查。这时恩庆来了劲，撵着调查组揭发新喜的问题。怎么吃小鸡，怎么在支部办公室撒尿，怎么爱拔人眼睫毛，怎么爱打人耳光，调查组的人说：


    “唉，唉，这样的人竟当支书！”


    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也想起新喜不该当支书，想起对新喜的一些仇恨，老二老三的，也背后嘀嘀咕咕向调查组揭发了一些问题，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甚至有的老年人连新喜小时候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也给揭发上去。调查组将材料一集合，送到崔书记手里。崔书记拍着材料说：


    “看看，看看，纯粹是一个无赖嘛！老周无眼，让这样的人当了支书！不开除他出党，算是好的！”


    于是通过小喇叭宣布，撤了新喜的支书。恩庆带头揭发新喜有功，便由副支书升任正支书。新喜被赶下台，心里十分后悔，后悔在公社开会多说了一句话，顶了崔书记。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无用，只好听完喇叭说句硬话：“咱这几年支书是白当了，对不住大家，撤得有理！”


    正好晚上碰到另一个下台支书老孙。老孙与他打照面：“吃了新喜？”


    这时新喜没了架子，上去拉住老孙的手：“孙叔，世间的事，我算是明白了！只是我当支书时，委屈您了，让您去修桥，担待着点吧！”


    老孙做出过来人的大度模样，抓挠着双手说：“年轻人嘛，计较还能计较到哪里去？”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黑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堆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


    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恩庆也开斗争会，坐飞机。一到开会，他挨门挨户下通知，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大家皆大欢喜，都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


    恩庆支书当了两年，身子也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干事情风风火火，咋咋唬唬，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一出汗就甩褂子，开会仍挨门通知，倒是大伙这时说他：


    “支书当了两年，还没个支书的样子，动不动就甩褂子！”


    “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开会他挨门通知！”


    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从家里搬出，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


    三间瓦房里一住，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夜里一个人睡觉，没人闹仗，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为了不耽误干活，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通过小喇叭喊人，让别人先去砍高粱。别人砍了半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大清早冷得很，不脱褂子。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腥荤，吃些瓜果梨桃。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嘴馋的时候，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也喜欢吃兔子肉。所以崔书记一来，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一个本家兄弟）去打野兔子，回来炖上。工作汇报完，兔子也炖烂了，两个人一块吃兔子。有时野兔子打不来，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久而久之，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痛，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不管崔书记来不来，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一天吃架子，一天喝汤儿。挨门挨户捉兔子，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对恩庆产生意见，说：


    “怎么思庆也成了新喜！”


    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恩庆吃吧，也就一样兔子，还分两天吃，不象新喜，瓜果梨桃小公鸡！”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犯愣，不过思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渴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那么讲究？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大家断案办事之前，先得请恩庆喝酒。谁家不请，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怕他多喝：


    “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


    “人家的饭好吃，酒好喝，跟人家过吧！”


    弄得主人家很尴尬，正在酒摊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本来思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不回家睡觉，这时恨恨地说：“怎么不死了你！”


    老婆便哭：“你让我怎么死？”


    恩庆说：“上头有电线，下头有机井，当中还有农药，随便你哪样，我拉都不拉！”


    老婆“呜呜”哭着回了娘家。


    老婆回了娘家，恩庆更放开胆子喝。喝来喝去，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像当年老孙一样，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


    酒能移性。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脸长了一些，但鼻子眼还可以），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满屋骚气。渐渐便传出思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谁也不去管，任他搞。倒是孬舅（这年五十六岁）一次气不平，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一脚将门踹开（连门都没有插），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据说还“咕叽”“咕叽”像小公鸡叫呢。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但后来想了想，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


    “成了老申，回去吧！”


    第二天拿笔写个条，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我当时十六岁，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对我说：“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


    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都叹息说：


    “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喝酒吃兔子，还搞人家闺女！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咱倒反对，人家新喜！”


    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见了恩庆说：“老弟，你支书比我干得强！”


    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说：“强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个xx巴支书，不是好干的！”


    最后有人告到县里，说恩庆一堆问题。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对人不包庇，说：“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查查他去！”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思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引再拉真撤了你！”


    恩庆这才不说什么，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


    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


    “二舅三舅，背后那么蝎火，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


    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日你先人，谁告恩庆，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把思庆撤下来，再换一个狗日的，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恩庆吧，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搞搞地主闺女，再换一个，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


    从此大家见了恩庆，反倒一脸和气。恩庆在街上走，大家都说：


    “恩庆，这儿吃吧！”


    “恩庆，我这儿先偏了！”


    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不停地打呵欠：“吃吧吃吧。”


    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到集上赶集，吃烧饼，喝糊辣汤。大家都不在意。


    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之后下台，之后患肝硬化死去。这是后话。

 第六章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留大好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捣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样创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样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罢吃罢！”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辽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


    “xx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思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的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的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长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思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样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思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到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例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x光。照过x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


    “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


    “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


    “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


    “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芭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儿！”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贸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并制度。小路说：


    “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


    “就得这样治！”


    八月里，老天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地里庄稼没淹，村里房屋没漏，大家放心。可这天天不下了，“咕咚”一声，村西头村办公室三间大瓦房塌了。大家吃了一惊，纷纷去看。一片浓烟中，已分不清屋梁门窗，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露出几根出头的椽子，黑黑的。消息传到乡里，吴乡长也吃了一惊，骑嘉陵来看过一次。说：


    “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叫贾祥回来！”


    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叫他到乡上，说：“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赶紧让群众集资再弄一个！”


    因为在申村更村西的一块地方，群众已经自动集资盖了三间土庙，里边用坯，外面包砖，出头的椽子还用油漆漆了漆，比祖上时代的旧庙还好。贾祥说：


    “好，再弄一个，集资集资！”


    可他从乡里回来，没有让大家集资，自己掏了几万块钱，在废墟上盖起一幢两层小楼，既是村里的办公室，又是他和美兰的新住处。举村皆大欢喜。各人没掏钱，又办成了事。大家都说贾祥村长当得仁义。以后贾祥办公务，偶尔给人断案，染头与封井，都在这幢小楼里。他到乡上开会，录回吴乡长，也让小路打铜锣叫人，集合众人来小楼听录音机。


    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出了一件事。贾祥到乡里开过会，大家集合又来听录音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楼底下盛不下，贾祥便叫美兰开了楼梯门，一村子人上楼去听录音机。谁知楼板看着是水泥的，挺结实，里边却是空心的。空心的水泥楼板，承受不了一个村庄的压力，大家正听到酣处，突然塌板，全村人坠楼。当场摔死三人，伤四十八人。美兰正在楼下火上炖兔子，也被塌下的楼板和众人砸死。村长贾祥正扶着录音机摸着头喝啤酒，也摔到楼底。小手扶将死者伤者拉到乡里，吴乡长批条子让大家住院，不过贾祥没有住，他只伤了一条胳膊，托着伤胳膊去了塘沽。


    今年春节，我回申村，塌楼事件已过去两个月，死的已经全埋了，伤的也已痊愈，塌下的楼板也已修好。贾祥也从塘沽回来，胳膊已能四下活动，虽然落下托胳膊走路的习惯，仍不误当村长。只是头上又出了疙瘩，走在街上红红绿绿的猪狗队伍中，后边跟着小路。一天我碰到他，谈起塌楼事件，我说：


    “这事多不凑巧。”


    小路在旁边说：“上去那么多人，就是人大会堂也给踩踏了！”


    贾祥叹息：“美兰死了。”


    我说：“你命大得很。”


    贾祥摸着头上的疙瘩没有说话，倒是小路在后边说：


    “吴乡长说了，贾祥不能死，贾祥一死，村子就乱，下一届还让他当村长。”


    贾祥瞪了小路一眼，又对我说：


    “老弟，这一群xx巴人，不是好弄的！”


    说着，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1988，10，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