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消遣的方式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

    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一看到这种场景，我便不由得想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曾把“斗争”当做消遣的，而我还是别人消遣的玩具，类似高尔没有高尔夫球打，怎么寻找乐趣呢？从“牛棚”里拉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斗吧。“好战士”尤其对犯“男女关系罪”的人特别感兴趣，总要他们反复“交代”他们是怎样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一直要逼得他们的“交代”类似《金瓶梅》、《肉蒲团》里的细节描写，便哈哈大笑起来。我那时还是个童男子，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的幸运，于是“好战士”就让我摆出各种型号的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他们的办公室中翱翔。飞得妙，他们真会由衷地笑得前仰后合。可见，只要令自己开心，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消遣。

    现在，消遣的方式真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消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玩，常常是人们最大的一项开支。可是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如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或巴黎“红磨坊”这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之间，纸醉金迷之时，却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样一则中国古老的寓言：有一个渔夫在海边打鱼，每天他只捕到自己够吃的就罢休，躺在岸上晒太阳。一个商人走过来劝他多打几条，他问，我多打鱼干什么？商人说鱼多了你就能出卖了。他又问我卖了鱼干什么？商人说卖了鱼你就有钱了呀！渔夫奇怪地问，我要钱干什么？商人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享受了，比如你就能够到海边休养，游泳呀，日光浴呀……渔夫说，照你这样说，我现在不就在享受么？！

    在国内国外，我总看到人们忙来忙去不得闲，每个人都仿佛变成了机器。工作越紧张，人越要变着花样去消遣，以使自己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松弛。消遣的方式越新奇，花的钱也就越多，这样，人们又必须拼命地、精神更为紧张地去赚钱，赚来钱再去玩新的消遣以求更松弛的松弛……如此周而反复，无休无止，最后，人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工作累死，而是为了寻找金钱好去消遣而死，于是使我常常感慨，大家何不学那个渔夫——“我何必多打鱼呢？”

    真的，只要自己开心，哪种方式都是消遣。像我这样，病中躺着翻翻书，喝一杯清茶，不是也蛮舒服吗？

 女人内裤的哲学

    我很少进商店。今年初去荷兰之前我在北京等签证，闲来无事，偶尔逛了一次百货商场。现在中国所有的商场都把很大一块面积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摆摊。租出的这一部分，是商场里交易最活跃的一角，商品的花色多，品种全。小商贩的服务态度要比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热情，在那里你还能看到笑脸，而且他们的叫卖声调很高，常常拉住游客剌剌不休地介绍他们摊位上的货物，和巴黎“跳蚤市场”中的阿拉伯人一样。

    一个清脆响亮的叫卖声吸引了我的注意。

    “快来看啦！快来买啦！”那女商贩至多有二十岁，长得还很漂亮，拿着一条女人的三角内裤，不停地在游人面前晃动，像挥舞着一面旗帜。“这女人裤衩不是普通裤衩啦啊！请来看最新发明的药物裤衩啦啊！这裤衩专治女人的外阴搔痒啦啊！穿了这裤衩能治妇女病啦啊！女人有外阴搔痒，有阴道滴虫，穿了这裤衩三天内保证治好啦啊！快来买啦啊！最新发明啦啊！咱们这药物裤衩有专利权啦啊！总理还给咱们这裤衩题了词啦啊！……”

    政府总理居然给专治外阴搔痒的女人内裤题词！这可是件新鲜事！她的摊位上摆满花花绿绿的不同型号的女式三角内裤，还有非常性感的、让男人看了会想入非非的用薄纱制的透明内裤。几个女顾客在她的摊位前挑选，一会儿就卖出了几条，看来患外阴搔痒症的女人还不少，政府总理的题词是最有力的广告，起了相当大的促销作用……

    当然，政府总理不会为这个专利做广告，并没有给这种内裤题过词。但她这样喊叫也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商场的治安人员在四周逛来逛去，仿佛熟视无睹。商场内一片喧哗，叫卖声不绝于耳，她吸引顾客的方式不过是所有小贩们吸引顾客的方式中的一种罢了。

    我不禁无声地笑了。

    第一，前些年，如果有人把“政府总理”和女人的三角内裤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被捕。捏造总理给女人内裤题词的小贩，至少要以“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判上三年五年。而如今，小贩假借总理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无人过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政府总理”这一崇高的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第二，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女人的贴身衣裤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过去，女人洗了自己的内衣内裤，必须晾在隐密的地方。女人的贴身衣裤被男人看见，是女人的一种耻辱；男人看到绳子上晾晒着女人内裤，会以为一定要“倒霉”。今天，透明的女人内裤也大量制造出来，并陈放在公开场合任男人和女人挑选。中国古老的禁忌已不复存在！

    第三，商店即使公开出售女人的内衣内裤，过去也一定由中老年妇女当售货员，而且摆设在妇女专用商品那一角的柜台里，因为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决不会当众购买内衣内裤。年轻的姑娘和少妇，更不会当着络绎不绝的游人高喉咙大嗓门地兜售女人的专用商品，而且这种商品还和女人最隐密、最敏感的部分的最不可告人的疾病有最密切的关系。男女之间的防线，女性的羞赧感，已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崩溃！

    如果继续探索下去，还可以得到第四、第五、第六……直至最深层的哲学结论。总之，一个年轻的小姐，当众高声喊叫出售这种专治女性外阴搔痒的“药物内裤”，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正在变，而且指示了向何处变。

    谁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事物？

    商场里这生动的一幕，给了我灵感，我下一部小说《钱歌》，就以这一场景开始。

    （为法国《读书》杂志而写）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国文兄打来长途，说他有位朋友办着一份杂志，请他约些名人写点有关廉政建设的文章，并说张洁、叶楠、晓声等都写了。有了那些名家谈廉政，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肯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我呆在远离北京的“老少边穷”地区，倒经常能接触到许多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知怎的，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一提起“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仿佛他们比东南沿海及中原大城市的人更能代表“国情”和“特色”。这些人，我也不能说是“群众”。因为如我把他们称为“群众”，他们的看法就成了“群众意见”。这太严重、太政治化，我这篇短文承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把我接触的这批人叫做“土著”。

    中国“土著”对于廉政的看法，的确与报刊杂志上登的观点很不相同，也颇有趣。据我听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类，只注重看领导人或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所谓“生活作风”，因为土著们本身的生活就极简单，所以也仅仅是看吃、穿两项罢了。比如，这个官员平时吃得很清淡，只爱吃家乡饭，最大的奢侈不过是来碗红烧肉，穿的衣裳打着补丁，生平不爱钱，甚至手连钱都不碰，那么，这位领导人或官员即使把这地方治理得民穷财尽，冤狱遍地，土著们评论起他来都会一致称赞，不管他办了多少坏事，糟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土著也认为他是“好心办了错事”，不但会原谅他而且仍十分崇敬，离任时或逝世后，还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他依依不舍，万分怀念。在土著的心里，“廉”和“政”是分开的。

    把“廉”和“政”分开的另一种土著心态却恰恰相反，只看“政”不顾“廉”。有个土著曾跟我说：“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高贵）！他要高兴，咱们还愿意用人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至于玩女人嘛，咱们县上至少有二十万女人，他一天玩一个，一年也才三百六十五个，够他玩的！”我瞠目以对，不知再和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头脑里恐怕还没有现代政治中“廉政”这一概念。

    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文学”的某些文章，很多制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学”来“学”去，结果是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文盲和更多的法盲及科盲。

    什么叫廉政？“不知道！”

    其实，官员收了礼，是愿意给你办事，不收礼，便是不准备给你办事的表示，已是人人心中有数的了。有人说这种歪风邪气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可是土著们不这么看。和我一起曾在农场劳动的土著说，“你忘了？那阵子，男人入党要请客喝酒，女人入党要把身子贴进去；男‘知青’不提着北京二锅头就迁不成户口，女‘知青’不跟书记睡觉就上不了大学哪？”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至今仍有人留恋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余韵。至于说是不是“量变发展到质变”了呢？请听土著们的比较：一个土著说，“物价涨了嘛！这会儿的一万块钱，也就相当那会儿的一百块钱。再说，现在婊子遍地都有，找个婊子来跟管事儿的睡，总比把自己的老婆送去好吧！”土著们并不认为目前更糟，好像现在比过去还有进步似的。

    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自以为有点政治常识，也跑过外国，领略过些许现代国家的行政规范和风土人情，但面对土著们这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我也不知如何“教育”是好。有时想，这就是“中国特色”和“国情”吧，不如随大流图个顺利，逆潮流而动必然四处碰壁；有时想，要在中国解决廉政问题及树立廉政的观念，恐怕还要从更深层处着手吧。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

 有感无序

    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像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的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练，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

    然而，郑柯却有郑柯的顾虑。

    因他的顾虑，又触发了我的感慨。这里我也不禁“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了。

    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根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制。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此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今后创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像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

    因为有这种情况，郑柯就有点担心，害怕读者也把他的这本辛辛苦苦、倾注了个人心血的小说集当成那一类出版物，尽管他为了出这本书也付出了一定的“跑钱劳动”。要我作序，除了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外，还有点想取得一个“证书”的味道。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本书值得一看。

    可是，我的确不怎么太乐观。我总觉得现在认真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古人说，读书，要头顶上再长一只眼。庙里的菩萨有许多是三只眼的，中间那一只，就是所谓的“慧眼”。郑柯的小说，如果你光用正常的两只眼睛去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情节并不复杂，不如武侠或通俗小说吸引人；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大形象或令人玩味不尽的阿q式的典型。翻过去，也就完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是你开了慧眼，你就能看到篇章中弥漫着一股灵气。其实，千古文章，难得的也不过在这一点上而已。

    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哪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经预料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引起了文学圈子的注目，又如何呢？文学事业，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当；“人不知而不愠”。真正有灵气的种子，正是在寂寞中得到内心无比的快乐的，而且也只有从寂寞中得到。有人可能说，你张贤亮老是热闹，你才说这样的风凉话。叫我们寂寞你却不寂寞！事情看来好像是这样。而我，真心的，从来也没有把热闹或不热闹当作一回事。如果我老想听别人说我些什么，被别人所左右，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写不成东西了。可是，郑柯是一个江南才子，又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是很想热闹一番的，我知道。我以为，凭他，既年轻，又有才气，热闹，也可能热闹得起来。我只希望他热闹或不热闹之后，有一番思索。

    我想，我的话最好到此为止。序不应该是引言或索引，何况我这又是“有感无序”。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

    公元前五二五年，释迦牟尼痛切地感到人生须臾却苦海无边，浩瀚的哲学著作又使人无所适从，而抛妻弃子，逃离宫廷，流浪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思想发生了飞跃，也就是达到了顿悟，创立了佛教。佛教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株菩提树呢？

    稍后，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遭到失败，回到老家办起了教育。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就设在今天山东曲阜县的一方杏林里。弟于三千、圣人七十有二，皆出于郁郁葱葱的杏树园。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孔子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如果我们的嗅觉再灵敏一点，就可以闻到儒家经典里其实有一股苦杏仁的清香。

    在西方，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年的柏拉图，待自己的思想已初步形成体系时，在雅典创立了他的传播基地，名为柏拉图学园。国内林木葱茏，据后世记载很像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点”。这一片树林中结出了一颗硕果，就是亚里斯多德。他从公元前三六七年开始在这片林中徜徉了二十多年之久，终于成为继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圣哲。现在，当我们评论西方文化时，追根溯源，总会寻到柏拉图身上。从亚里斯多德到圣克古斯丁，从巴斯卡到怀特海，无不受了他的影响。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文化，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概括，那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释而已。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整个西方文化，是在希腊的一片小树林里诞生的。

    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人类是树林里的猿猴变的。树林养育了猴子，当然还有其它动物，可是唯独猴子变成了人。变成了人的猴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是走出树林。

    《圣经》的说法又不一样。据《圣经》记载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这一对活冤家放到伊甸园。伊甸园名之为“园”，可以想象那是一处有树有水有花有草的好地方，我们的老祖宗就悠哉游哉地过着不愁衣食的生活。可是老太太夏娃如目前某些时髦的女士，物质的丰富不能满足她精神的需要，竟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她有了智慧不要紧，却害得亚当和我们这些当子孙的从此失去了伊甸园，以致于人人都要“自谋出路”了。

    不管是科学也好，神话也罢，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两点：第一，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在树林里进行的；第二，在人成为人，长了智慧之后，人就走出了树林。

    那么，人走出树林以后又怎么样呢？

    我们且不说外国人，先来看看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

    中国的西北部，据历史记载原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盛的地方，今日的陕西、甘肃一带是周天子的养马场。即使到汉，我们还可以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里看到有关这一地区的地貌描写：一串不加标点的木刻字行中，浓郁的绿色会扑面而来；翻动每一页，都会给你带来习习的荫凉的微风。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

    今年六月，我从巴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

    在空中，我顿悟到中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

    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灵——人乎？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

    有多少地方没有树，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钟灵之气，叫人才怎能产生得出来？！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固然不少，但如今横向比较，你的优良传统别人也有，并且还在继承着，而中国人的不良传统似乎属于中国人专有，在别人身上已渐绝。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电视又传来南方数处在大代山林，百人一伙明火执仗，已构成抢劫罪。但中国人的传统是法不责众，大概又会重罪轻判或不了了之。南砍北烧，伊于胡底？

    丰厚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中国人的懒汉败家于习气，只知索取，不事建设，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逐渐弄得越来越穷。但不是穷则思变，而是穷疯了心，对大自然更是展开毁灭性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

    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

    “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

    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

    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

    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

    1988年9月于银川

 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前言

    现代意义上的版画创作虽然起源于欧洲，但中国其实是木刻的发祥地。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种艺术形式上充分地显示过中华民族的艺术才能，至今仍被世界美术史所称颂，启发了世界各国一代代美术家的灵感。

    现在，当代的中国版画家们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有所发扬，用手中的刀刻画出了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感受和向往，其力度和视野的宽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先人。展示在观众面前的一幅幅版画精品，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领略到铁笔所达到的明快、深邃、细腻或粗犷的艺术效果，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与颤抖。

    宁夏乃弹丸之地，又处于西北边睡，但宁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不甘于落后。今天，宁夏的美术工作者又接受了全国美术家的委托，举办了“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一方面是纪念鲁迅先生所创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六十周年，更重要的是使与绘画、雕塑并列的木刻艺术达到本世纪的巅峰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美术在整体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在此，特向支持本届版画展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周开成书法作品集》序

    开成同志的书法作品《唐诗八十首》曾赏光让我写序。之后不久，他又送来另一部作品，竟是他书写的个人诗作，约有一百多首。沐手拜读，颇有所感。我不能说他的旧体诗已写得很好，但至少已入其堂奥。过去我一直很遗憾多数书法家仅限于书写历代名家的诗词，自己填词作诗的极少。这表明我们这一代书法界的文化基础尚有缺憾。现在，地处边陲的一个小城市的开成同志却补其不足，当然不由得令人高兴了。

    开成同志由书法入手，进而爱好诗词，进而自己也动手创作。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来这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事。然而走这条熟路的人也并不是很多的。我之又欣然命笔为其写序，也就是觉得他的难能可贵。

    开成是这个小城市的党委副书记。从政，在骚人墨客看来总是“浊”事；吟诗作画才是“高雅”，与“浊”相对的“清”。开成能在“浊”中有“清”，案牍劳形之余乐吟不疲，在心理上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冲撞力。不然，在两个森严的壁垒中是很难回旋的。从他的诗作也可看出，他较好的作品多半是对家乡的思缅，对故人及亲人的怀念，这里面有人情的自然流露，因而佳句叠出；而那些颇像“应制诗”的作品，我个人是不敢恭维的。

    但是，值得赞赏的还是那股向另一个壁垒冲去的向往；难得的“浊中清”。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读者，这里请你们欣赏的是书法艺术，是一个书法家以书法形式述写的他的心怀。

 他在瘠土中生长

    ——《穆斯林的儿女们》序

    查舜现在虽然已经穿上了西装，可是给我的印象还仿佛他刚刚从田里走来。

    他考上鲁迅文学院去北京学习之前，到我家来告别，说了一件使我很感动的事：他背着行李已经走出了村子，他那身体孱弱的妻子，拿着一双单鞋急急忙忙赶来，跟他说，现在天气热了，穿胶鞋磨脚，要他把布鞋换上。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别人听来也许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却把我一下子带入一个古老而苍凉的意境：蓬门柴扉，妻孥翘望，远行的学子隐入苍茫的炊烟之中；这里有家人眷眷的心，有壮士对未来的憧憬，而一切又都给人一种不确定感，似乎埋伏着一个悬念。当时，我只泛泛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叫他不要急于事功，多学点知识等等。说的人勉强，听的人不痛不痒。以后的两三年里，大部分时间他在京就读，也有实习假回故乡来体验生活、从事创作，除了见到的《延河》《朔方》《天津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上他的几个有些追求和探索的短篇小说之外，他好像没有什么较大的建树。我有时也有些纳闷，八二年他的中篇《月照梨花湾》在区内外引起过反响，这段时间，是所学的课程太重，是在集中时间读书，还是他创作上遇到了什么苦恼？但今天，他竟忽然拿出一部长篇来了。

    我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不多，仅我视野所及，查舜的这一部小说，大概可说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由回族作者写的正面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长篇。我不禁为他高兴，为他的妻子高兴，为他的老父高兴，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按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的说法，出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沟通思想。那么，查舜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就使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回族与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思想沟通上，新掘了一条细小的、但又是会不断地涓涓畅流的渠道。

    我一向不愿给人作序或前言。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有点名气，却是毁誉参半，弄得不好，不但是狗尾续貂，简直会把正文都糟踏掉。但是对查舜的第一部长篇，我还是想说一点话。

    近年来，提倡和研究“西部文学”者不乏其人。我的感觉是，提倡者和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的对象上，正如我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着眼点也在于说它忠实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而对于作者本身，我们却忘记了他正是从这种现实中向我们迎面走来的。作品所描写、所表现的地域性，就是作者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与审美心理的根据。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有一种“西部文学”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西部文学”只能由“西部人”来写；现代的“西部文学”，不应是与古代的“塞上诗”似的，完成于偶然涉足此间的游客之手。而当我们谈到“西部文学”的时候，我们也应切记中国的西部是一个有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域。于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就理应作为主干而使“西部文学”能坚实地站立在中国的文坛上。

    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还不是这样。各少数民族的作者，除西藏有一两位外，还没有在他们的局限性中展开他们的全面丰富性。对了！就是那种局限中的丰富。局限，是属于他们自身的，任何别民族的天才去染指，都不能表达出那种迷人的局限，反而会破坏掉那种局限中的迷人之处；而那局限中又有着无限的丰富性。那种丰富性，也只有他们自身才能用他们特有的心灵去感觉，去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

    唯其如此，所以我觉得查舜这部既属于他，属于他那个民族，又属于中华这个大民族的长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查舜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我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现代音响设备的房间里只要一闭上眼睛，我的全身心，都能感觉得到黄土的气息和回族老乡们的音容笑貌。他写了他们的爱情，尤其是两户仇家的儿女的爱情以及人际关系，让人深思，给人启示。他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形势下的遭遇，着重写了他们在西部高原上艰苦奋争的事迹，这些都富有历史感。然而要是我来写，我就不会像他写的这样。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式。我认为，作为一个回民，他有比一个汉族作家对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妇女和姑娘们更为独到的观察与体味。这点在文学创作中很重要。读查舜的这部小说，会发现有种鲜明的色彩和格调。作品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他们的心理、气质，都带着他和他们的气息，洋溢着穆斯林特有的灵光和趣味。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观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语言、服装、民俗习惯的信息，要深入到对象的心理素质，他必须花一番力气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来完全不费功夫，他仅仅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出他自己。连缺陷也属于他特有的。

    回族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但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回避宗教的存在，不能回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汉族作家正流行着“寻根热”的时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写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传播，到现代已经成了回族的文化积淀与心理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观查舜的这部小说，我感到他在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中，在自由驰骋的同时，还是极力把握所谓的“分寸”的。

    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的，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这里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间。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

    1986.12.20.

 《火浴》序

    刚从福建回来，就听国尧同志说《火浴》已经编好，即将发排，并嘱我为她写一篇序。这本书从写作到编稿，我都没有参加，本没资格说三道四，但因为她是集中反映宁夏乡镇企业的报告文学集，而我这次到福州也是应邀去采访那里的乡镇企业，并完成了一篇有关杨振华“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对我区出版的这部集子的确很感兴趣，即使没有国尧的嘱咐也想说一点点话。

    在采访福州市洪山乡“八五一”厂的过程中，我一面找厂里的干部工人谈话，一面暗自惭愧。福州市洪山乡人口仅仅两万有余，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个亿。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两亿多了。我们宁夏，据说一九九○年的生产总值不过是三十多个亿，一个省，四百多万人，也就等于十五个洪山乡。当然内地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国人，我们的贡献实在也太低了点。

    幸好，贡献低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贡献都低；矮子里面毕竟有将军。《火浴》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所“报告”的中卫县铁合金厂，总算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一个小厂，而在一九九○年竞创汇二百万美元，名列自治区同类厂家的前茅。我虽无缘去这家铁合金厂，但我参观采访过这类工厂，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创业和经营之中的艰难远远要比国家都包下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更甚，恐怕不是这本薄薄的集于所能全面反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首先值得称道的新事物，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由此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了。一九九○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三百多个亿，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这类企业在所有制序列中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资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销售等等方面都会遇上重重困难，用一句广东话来说是“问题多多”。可是，也正是在“问题多多”中才会显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世态，和中国人的心眼与才干都达到了空前复杂及多变的程度，让一些还来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所以，我觉得搞创作的人跟踪乡镇企业必定会有所收获。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鲜事物的机会。我在写洪山“八五一”厂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至今，对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优越性以及它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像还有或明或暗的争议。可是我想，尽管这种制度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会制度体现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最终总要取决于人。在适当的人手上，甚至一种社会缺陷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促使新人辈出并迅速成长，而又是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们制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说也是他们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学观点。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还告诉我们，像中卫铁合金厂厂长林晓方这类乡镇企业的领导，正由于他们是“泥腿子”出身，刚刚告别土地，所以他们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与俭的特性。同时，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对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有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这种品质，我想不仅会激励一般的工厂干部，也会使长期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受到振奋。

    对我们搞文学的人来说，现在很长时期不提“受教育”这种话了。是的，这种话总令人联想到“文革”而让人感到呕心。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人其实是经常不断地在受着教育的。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到诸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企业进行采访，和林晓方这样的乡镇企业家谈话，也应该说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参加创作这本集子的所有宁夏作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去之后与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林晓方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

    我们经常号召作家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要到工农中间去，那对报告文学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还应该大大鼓励才对。我以为，现在只有报告文学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效果最为明显的文学体裁。我之非常乐意给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于此。我希望宁夏作家协会今后仍不断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工厂农村去，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来。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好个诗情画意

    ——程大利《那片蓝天那方土》序

    尽管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小说在文坛上一直是排头兵，诗歌也喧闹过一阵，而散文多年来都不景气，从来也没有“轰动”过。“五四”以后出现的散文大家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等似乎后继无人。近年的散文，要么出于小说家或学者的闲笔，要么是初学作文者的练手，极少见精彩的作品。写散文需要有闲情，又要有雅意；文虽散而气一贯，散漫的语言要用气拢起来，方能有神。小说可以以情节取巧，诗歌能靠灵感的瞬间迸发打动读者。散文虽不能说要求句句出采，至少你这一篇中要有自己的神韵。小说家和学者的散文因其“闲”，故而动手之前即神不聚；至于初学作文者，他的神还没炼出来，文章自然惨不忍睹。这种体裁其实很难写，常常出力不讨好，所以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人，现在好像已绝无仅有。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从文学家和学问家的角度，而是从一个画家的角度切入这种体裁，倒也能给人以新意，所谓斜切正入者是也。大利是一位美术家，在国画上已有较高造诣，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曾在全国美展获奖。他在贫瘠的土地上过过贫寒的生活。而贫瘠和贫寒，自古以来似乎就是哺育中国文人的养料。用现在好听一点的话说，那就是自小出身于人民群众并贴近生活了。以后他从事绘画，而且是从事着眼于写意的国画。我一直认为国画这种绘画形式最能引人进入深远的意境。它要求画家的眼光脱离开具象的外表形象而根据自己的素养提炼出外部世界内在的气与神。这种艺术形式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且表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戏剧这种形式看，它还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方式）。绘画之余，他也写点文章，现在已经集成了一本散文集。

    拜读了他若干篇散文，我才有了上面那点感想。的确，要想挽回散文的颓势，看来必须从文学的边缘艺术形式上迂回过来。其实，文学的核心，文学的精髓，并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更不是杂文，而是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个诗人，那么他写任何其它文学体裁都不会写好。现在要命的是，许多搞小说、写散文的中青年都不是诗人，甚至缺乏诗的素养。而诗人写散文，又选取的是他不能入诗的题材，比如政论、时事感想、治学心得等等，因为他原本就不着意于搞自己拿手的项目，所以这类文章的烟火气特浓却诗意全无了。诗歌创作，“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请注意，古人指出的这种诗的元素，完全与绘画相通。既然诗人把能入诗的写了诗，只把边角料划拉到散文里，那只好把散文这个领域让给画家了。

    我还不能说大利的散文已经写得很精彩，但至少他把一个充溢着光与色的世界引入到文字里来。用画家的眼光观照现实，自比文学家所写的有另一番别致的风味。常言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画家的大利所写的散文，诗意还是比较浓郁的。我想这也可能不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从宇里行间还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有些语句甚至还缺少润饰。然而，我以为可贵的也正在于此。我认为，一个作家画画，就应该时刻不失他文学家的本分，要以一个文学家入画，那么他的画即使比专业画家相去甚远，即自有某些高于画家之处或有别于画家之画的特点；同样，一个画家作文，也应该时刻运用自己画家的眼光。大利之文正合此道。

    我想，这本集子，是会给有意于散文创作的人一些启示的。

 老实人的老实文学

    ——南台《女人和小镇》序

    南台是个老实人。

    当我接到他的信，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一篇序的时候，我眼前就出现了他木讷的样子：个子很高，头发已经花白了；他似乎话不多；有话，口头表达能力也好像不怎么强。信中，他居然还说不知应该怎样请人写序，表示冒昧，仿佛作者必须与写序者有密切关系，或是应给写序者送点什么礼品似的。

    南台和我的确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平素来往很少。他是宁夏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永居这个协会的主席，有时在会上见见面，如此而已。他要我写序，并没有提着什么东西来，而且还是在我已经认为自己不配给人写序和给人写序已经写烦了的时候。但我还是欣然从命，心甘情愿为他尚不知能否出版的小说集写点文字。

    这主要是因为，恰巧在接到他的信的同时，我正在看他发表在《当代》一九九○年第四期上的一部中篇——《离婚》。在被“新潮”和“魔幻”的小说搞得昏头昏脑的时候，读他的小说未尝不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不过我得先赶紧声明，我并不反对“新潮”和“魔幻”。要不，我也不会被它们搞得昏头昏脑。我只是说一种质朴的、传统的、“土气”的、直白的小说，永远是读者和文学的需要。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写法，今后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写法。但是像南台这样的小说，总是小说最基本的式样。

    读他的小说不费劲，就和与老实人打交道一样，叫你放心并且安心。除了《离婚》，我偶然还读过几篇，在我们宁夏的刊物上，大致都是这样的印象。我看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去读。有人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究竟多不多，我没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我总希望能和老实人交朋友，碰到老实人，自己也就老实了。读书，当然也喜欢读老实的书。不管是“新潮”的、“魔幻”的或是质朴的、传统的，只要真正是襟怀坦荡、直抒胸臆的作品，读起来自然会受益匪浅。不过，凭经验，有些用质朴的、传统的写法写的小说，也能使人受害。这在“文革”中和“文革”之前已有教训，不提。

    我觉得，南台的可贵之处，是除了他行文的老实之处，内容也老老实实。不像有的作品那样，装出一副老实的面孔叫你入圈套。所谓内容的老实，大有讲究。它必须是在质朴的、传统的形式之中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注意，是“生命”力！这生命当然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于是，他的小说中处处就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角度。因而也就有了一种批判的锋芒。看似传统，其实是反传统了。那些用传统的形式写传统的作品，之所以叫人上当，就在于内容里根本没有他自己，完全是他继承来的东西。看似不越雷池半步，实际上会让你一下子掉进泥淖里去。

    序不能写得多，点到为止。我只能说，如果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的话，那么老实的作品同样的也少见。可是，南台的这本书，倒属于老实的作品。希望读者能够受益。

    1990.3.5.

 给海容的一封信

    ——《海容小说集》代序

    海容同志：

    很高兴你的小说终于得以结集出版。庄稼总算收到场上广。而农民一年总有一次麦秋，你却是多年辛苦耕耘的结果，所以更值得祝贺。

    你叫我就你的作品发表些意见。我以为对你作品更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高嵩同志，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和你的小说的。在他的介绍中，我最欣赏的是这样一句话：“他像婴儿、像醉汉，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后来我参加了对你和其他几位宁夏业余作者的讨论会，读了你几篇作品，果然和他的印象相同。但我以为你是一个清醒的醉汉，不过是借酒装疯而已。我们的文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当然主要需要清醒的人，但在某一刻，清醒者却常常以醉汉的面目出现，所谓“难得胡涂”是也（我在许多人家里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过板桥老人的这条横幅，可是主人很可能其实就是个胡涂人）。

    好了，我不准备多谈你作品的社会功能和你已经取得的成就。能够出书，并且在宁夏文学界已被承认和重视，就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你和其他几位作者的讨论会上，我曾作了一次本没想发言的发言。我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人误解，可是“说实话的冲动”总是按捺不住。固然有因为本不准备说而致使说得不清楚的缘故，也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会后，好像就有人说我是在提倡大家都去“参禅”，而我不过试图提醒人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照生活和观照生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面对的是一群宗教徒，我就会请他们试一试用辩证唯物卞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照生活和生命了。

    从小说艺术的没落，不由得使我想到整个人类智慧的退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一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小说家，哪怕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好，至今没有出现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家；美国历史短，且不去说他；英国当代的作者，我还没有看见一位比狄更斯和萨克雷更有才华，作品更具有经典性的；法国也同样，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作品都不会比巴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左拉、莫泊桑流传得久远；就拿童话来说吧，你举得出来有一个当代作家达到了（不说越过）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水平么？我们自己，不举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就看短篇，有一篇在艺术上赶得上《在酒楼上》，在人物塑造上比阿q更具有典型性的么？

    而近代和当代，却是讨论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最多最激烈最“富有成果”的时代。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一封简短的信只能谈到这里。请相信我，我真的是看到你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仍有智慧的闪光，认为你的作品能结集发表对当前读书界是有好处的，所以才给你说了这些；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

 《胡正伟画册》序

    画家的画册不同于小说家的文集，本不需要另一个人用文字来作任何诠释。画册里收集的每一幅画，都能诉诸视觉直接地用形象告知观赏者艺术家本人凭借个人经验及心理活动获得的感悟。们对胡正伟先生出版的这部画册，我的确想说点多余的话。这不仅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更重要的是表达我的喜爱。

    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界出现了一种卓越的理论，认为笔墨不仅要能描绘出物的外象，重现景观，更应该具有自己纯粹的艺术品质，体现作者独特的人格心灵。艺术创作应该超越，脱升它所依据的外形，进入“画外”，也就是非具象所能涵盖的表现性世界。这种理论丰富了传统的国画。从北宋的米芾、李公麟、文同，经过王庭筠，以及南宋的禅宗画家牧溪、梁楷等，终于在元代四大家手中成熟为一种新的画风。我们现在来看这种画风，就是我们称为“现代派”的东西。

    所以，我并不认为胡正伟先生受了多少现代派的影响，他倒是非常忠实于中国画的传统的。欣赏者可以从此画册中看出，他特别注意笔墨线条的游走；人物绘画并不以形似为主，而讲究传神。神，又非人物之神，其实是他自己的神。譬如进入了气功态的达摩，那种瞑目中自有世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据我看不过是他在绘画中的自我写照而已。

    当然，他的绘画中也有比较写实的部分，如“维族老人”、“斯诺在宁夏”等。不知别人以为如何，我看，不客气的说，这部分不应算是他的精品。但是，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他的功力。应该承认，正伟的绘画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力，他才可以悠然自如地挥洒自己的笔墨。如在“丝绸之路”描绘大西北景观的那部分，在一张平面的白纸上给人制造出那么雄浑、磅礴，具有黄土般厚实的视觉效果，就不能不使人赞叹。而这种效果的取得，又必须是画家本身就胸有丘壑。如果套用“胸有成竹”这句成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西北的山川风物无不在他的心中了。

    我已经说过，以上的话本属多余，但我忍不住还要说：我想请欣赏者从中能看到正伟的灵气。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被他的线条所陶醉的。

    庚午冬十月张贤亮识

 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

    石嘴山市的朋友们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现在，作家结集出版纯文学著作实属不易。郑正来信说，“经费问题，编管费由我们（文联）想方设法解决，印刷费由作家个人想办法。”翻阅他寄来的书目，有小说、诗歌和散文，第一个感觉是内容丰富而且阵容整齐。随后，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个个带着执著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认识，对刘岳华我还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过。几位朋友都不是专业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须既为日常生计支出相当大的劳力，又为人生的爱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献于世，还要“个人想办法”，仅从这点来说，就令我肃然起敬。所以，这几位朋友请我写序，的确是赐给我的一份荣幸。

    我觉得这部丛书的珍贵首先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作者执著追求的结晶，而不是“完成任务”的汇报。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许多过去我们以为“优越”的制度一样，已对中国的进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人，与人民群众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开来，另方面，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这样，既有使作家们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险，又可能会令作家们对写作产生一种职业性的厌烦。

    “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全部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们无所谓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他们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间，直接感受着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读者的精神要求。我以为后一点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读者的精神要求实际上就是文化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一些专业作家常抱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抱怨读者对“严肃文学”失去了兴趣，抱怨书店对文学类书籍的征订达不到开印的数目；还有的专业作家好高骛远，说他是为后一代或后几代人而创作云云……他们还没觉悟到是近几年中国文学自身出了问题。在市场上，货卖不出去，难道是顾客的责任？

    作家们发出的抱怨，其实是一些作家脱离读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需要的结果。毋须讳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中国作家在批判极左路线、揭露过去的年代，从而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都立过大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人民群众把作家当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发表都家家传诵，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尽管那时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今天，作家们的作品应该说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么书却难以卖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历史，仿佛从“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么情感呢？

    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

 《凤城夜话》序

    我非常欣赏宣文将他的作品编为这样三个部分：“求新”；“求实”；“求美”！

    这些作品，全是宣文在政务之暇伏于案头笔耕的收获。书名曰“夜话”，既令我黯然地想起《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一股敬佩感油然而生，又使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宣文这个胖子于夜深人静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辛苦之态。有人说写作是件愉快的事，每当灵感来临作者竟会舞之蹈之，而我却深感写作不是美差。如有愉快，也只产生于完成之后，其实，煎熬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并且，煎熬还是从肉体直到灵魂的。就拿灵感来说吧，那何尝不是灵魂煎熬的结果呢？而只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者，即使在作品完成之后也享受不到愉快，因为没有一篇作品对他来说没有遗憾。

    于是，我就费解了，他何苦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或曰不好好地当他的官，每宵每晚甘愿受这种煎熬？如今，你要向官调查，官肯定会回答你在三百六十行里数当官最累，你要问老百姓，老百姓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当官最舒服。照前者说，宣文又何必累上加累，按后者看，他何不去享那个清福？

    捧起宣文交给我的这一叠稿件，我有点明白了：“求新”、“求实”、“求美”，这大概就是他本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因而才自找苦吃的吧。

    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人了。

    我和宣文结识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虽不常见面，但在一个城市（即所谓的“凤城”），还是互知情况的。十几年来的改革风风雨雨，作家不太好当，官也不太好做；见识了多少世态，勘破了多少人情。当作家的，因为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免有些冷落感；当官的，由于老百姓的期待值升高，自以为给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也很难得到市民的赞扬，不免会有些委屈。如今世态的炎凉已不同过去的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况下，宣文在当官之暇还要掺合到文学里来当个业余作者，热闹凑不上，委屈就可能加倍。但他仍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使我有些感佩了，尤其在这个“凤城”。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历史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

    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求实、求美”的追求。既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儒将颂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代序

    一九八五年冬天，于美国明尼阿波尼斯市与一位旧中国的老军人雪夜长谈，言及已成为历史的国内战争，这位早已退休的国民党宿将感慨系之。此公的观点是，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国民党部队的将军，绝大多数都比共产党的将军文化素质高，受过良好教育，有深厚的传统教养，可惜站错了营垒，最后被“牧猪奴、放牛娃”打得一败涂地，有的沦为阶下囚，有的流落海外他乡。抛开他的政治偏见不说，这一现象却也应予承认。回忆一九四九——一九五○年解放大军胜利入城之际，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军官皆以“大老粗”自居。一时，“大老粗”竟是一种时髦和荣耀，连大学生也恨不能如此自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解放军进驻高等院校，仍以“大老粗”这块金字招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长期以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从而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风气，与此现象也有一定联系？

    文人谈兵，武将读经，一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君不见，旧时画像和祠堂中的关帝爷，手捧的不是兵书而是孔子编纂的《春秋》。其寓意不仅仅是提倡忠君爱国，还有一层倡导军人要崇尚文史典籍的意义在内。“文武双全”这句民间俗语，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在人格素质修养上的一贯要求与向往。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已中断久矣！不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国家有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根系，恐怕都会绝灭。

    世浩将军供职宁夏军区司令员期间，与我常有交往。将军对文化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谦谦然，彬彬然，有君子之风，不得不令我刮目相待。除军中的几位著名作家，我和军人极少相识，也许我见少识寡，但我的确是从他身上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一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中的恢复和继承。

    世浩将军有艺术家的气质，酷爱书画，他自己师法近人于右任，醮墨挥毫，立就一幅今草。然横竖中虎虎生风，一撇一捺皆有横刀立马之威，又有别右任先生之体。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世浩将军虽任军职，却与文化人结不解之缘，书画家常为他家座上客，相互以丹青书法应酬，评点得失，意态挥洒，时时满屋生辉。日积月累，世浩将军竟收书法名画极夥，为变个人收藏为大众精神食粮，供同好者共同欣赏，世浩将军特选优择珍，编辑成集，付梓出版。

    成册之日，世浩将军嘱我作序。自忖才疏学浅，于书画更是外行，惶惶然久久不敢落笔。但感将军厚爱，恭敬不如从命，谨写下以上文字。现在正面临所谓的“文化失落”，中华文化急待发扬光大。如和平时期的广大官兵，皆能续接中华尚武同时崇文之余绪，则中华文化幸甚！中国的文化人幸甚！

 别有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和尹平认识，是在一九八○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一期学习班里。那时湛容、万隆等人虽然已经写过长篇，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著名；毕必成是我们的组长，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学员。时令正值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知识分子都沉浸在解放感之中。在艺术上，我们似乎还处在一种“脱毛”阶段；我们的翅膀都还没有展开，都还没有对未来我们将经历些什么事有所准备。从窠里仰望天空，空间是已经够广阔了。以后，各自作了各自的探索，各自有了各自的甘苦，各自遇到过各自的幸与不幸，但毕竟各自都写出了各自的作品。

    我们一别十一年。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因为都忙着自己的事，也并不频繁。偶尔，在报刊上看到尹平的作品，如见故人，总是注意的。今天，他又出了一本集子。十一年中，他竟也“儿女成群”了。集中读了他给我寄来的几篇小说，首先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

    如我这样的人，情节的大起大落，故事的曲折复杂，已经难以吸引我了。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倒是想在书中寻找小桥流水、豆棚瓜架的平静生活以抚慰自己，并且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在过另一种生活。尹平似乎正是在向这种淡雅的境界开掘。写英雄并不难，构思出离奇的故事也比较容易，难在从凡人小事中挖出悠远的或惊心动魄的题材。这就是契弗所以被人称道的原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干扰人类正常生活的，除开生态破坏、天灾地震等等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人为的因素，莫过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了。如天可怜见，我们中华民族再别搞自己整自己的政治运动，那么留给将来文学家去写的，大约也只剩下尹平现在所写的这类题材了。人类之幸运，也是文学之所幸。我以为文学就应该正常地反映人类的正常生活。战争和政治运动虽然创造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宁愿文学史上没有这些伟大的作品。“伤痕”也好，“反思”也好，又何必呢？“伤痕”不说已明，即使“反思”也不是好事情。如我这一代的作家虽然还在“反思”着，我想我们大概也是为了今后不再“反思”吧。

    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

    所以，尹平现在走的的确是一条较为宽广的文学道路。对于过去，他没有负担；对于现在，他没有偏见。并且，年龄又是他的资本。文学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不过，我并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出什么吹捧。现在和未来，文学上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成功者，除了应该具备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和特殊的感觉外，我以为还需有如池田大作所说的，“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好!

    ——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好！

 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国，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作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8.15.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

 我的倾诉

    ——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保尔·安格尔和他的夫人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华苓事先来信要我准备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钟演讲词。正值我当时有一种要说真话的冲动，我就写了以下这篇讲话稿寄去。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女士们先生们：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比中国作家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和欢乐。在我们这个虽然广袤但人口密度却非常大的国土里，在历史的这么一瞬问，压缩着几代人的愿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几乎是针锋相对、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仅仅只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觉迟钝。因为实际上，年轻人身上也都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在夕阳西下的时刻，历史的阴影会越拖越长，越来越浓。同样，老一辈人也都随时随地受到新浪潮的冲击。在生理上已过了更年期的人，血管里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骚动。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不但在写作的时候，在平时我也在寻找自己。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自诩为现代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既想独辟溪径，又心惊胆战地怕和整体脱离；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里装着这份严肃的演讲词，由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领着进入会场。我发觉，以色列的作家、波兰的作家、加纳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没有照演讲稿讲话。我不懂英语，但从听众的反应看，他们好像还不时地插进一两句玩笑。于是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极好的口语翻译作依仗。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以下一番话。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幸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肚子里没有什么食物，我们的头脑却充实了。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头脑里的东西非喷射出来不可，正像怀孕九个多月的妇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样。

    我写了一些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已经有五部小说被搬上银幕。有的演员曾因主演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成为影星。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妇女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爱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根本无法谈恋爱。可以想像，劳改营里是没有女人可做为恋爱对象的。直到三十九岁，我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要有我那样的性苦闷。

    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

 《土牢情话》日文版序

    小说就是故事。而不论是什么样的故事、哪怕是神话或童话，也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人们爱读小说，大概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任何一个人的最大遗憾，不可弥补和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就是每一个人只能过他自己命定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在人生的中途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那种借用外科手术的变性者，在改变了性别之后，“她”仍然是他。“她”与他总是同一个人。于是，人们要想丰富自己，使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包容更多的人生经历，就只能凭借阅读小说来展开想象，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聪明起来。

    我不能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更为有趣，但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更为曲折多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当代的中国人尝过那么多辛酸苦辣。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小说家远远没有全面地将它反映出来。这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也许要到将来，我们才能回顾得更为清楚。但是，仅仅目前的中国小说，也可以使外国读者对中国人的生活略知一二了。

    当然，人们读小说并不是抱着与读历史或新闻报导同样的目的。人们还是要求这本小说有趣，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想，日本读者应该是很喜欢和能够读懂中国的小说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这就是“禅”。“禅”要求我们尽力去理解文字之外的不言之意。那是一种境界，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我只希望日本的读者读了找的小说.放下书来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的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但这又不单纯地是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是对整个人生有一种体会。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就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方面的感受。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出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的矛盾；光明的尾巴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角度”变成了一种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种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感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那种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很不明智。我请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个“高度”在哪里必须弄清楚。这个高度只能是在党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作家如果只满足于“低度”的一致，作品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重复过去那一套图解政策的做法。如果作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文学作品远离政治的问题解决了，相反，这时作家还会产生一种政治的激情和冲动，似乎非要在敏感的、尖锐的当代政治题材上发见和表现自己不可；作家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情要用自己的笔，直接参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太熟悉，政治这玩意儿在他眼里就是陌生的；并且，由于过去的政治风云，由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换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洞察力，而仅仅凭经验来观察，那就会如黑格尔说的，“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于是，政治在人们面前就简直是恩格斯所称的一片“偶然性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

    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够发挥出主体的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达到文学创作上的“化境”。在这种境界中，什么暴露与歌颂、阴暗与光明、社会效果如何、应该写什么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殊问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有联系，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和优秀的古典名著，比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害关系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悉到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不幸消除”，使“主体和世界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项原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给国文的回信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

    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

    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夜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维熙兄：

    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认为我们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要表现社会、表现时代、表现历史，没有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较全面较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些文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学来或许能头头是道，但是对文学以外的领域毕竟是生疏的。这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环境中，也许还能应付，还能写出一些不错的作品，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人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单个人具有的狭隘的知识，就表现了“原始的丰富”。而今天，“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形成了一幅广阔而多变的社会图景，并且把我们的昨天和传统习惯等等也要放到新的历史天平上来衡量；人的能力（体力的和智慧的）已接触到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变革，新的理论、观念、艺术见解、技术进展与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创见，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地涌现，造成了人的新的智能环境，于是人扩展了自己；工业社会的集中化、标准化、同步化、专业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并不会消除人的个性，相反，我们的人民正是借助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物质条件充分地展开各自的个性。总之，文学是写人与社会的，在我们面前的人与社会已开始了巨大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家如不随之发展，不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就等于自行取消写作当代题材文学作品的资格。同时，作家的勇气不但来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感，还要来自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与自身知识的全面性。

    其次，我认为我们现在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必须“创造生活”。我们作家不能只满足于深入别人的生活，更应该在这正起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中于非文学的领域内也以具有鲜明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去创造生活。我们常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点正在于他要创造性地掌握历史和在现实中体验历史。我很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考葛兰西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实践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积极改造周围世界的人。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丰富的想象力来自艺术的启示、生活和体验与记忆。但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属于别人的不论多么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领域中哪怕是进行微小的变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的话，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

    至于我，我要和我区的同志们一起办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刊物——《文学家信息》。基于对我们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在现代都面临着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这种认识，基于我们现在的信息生产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被知识的海洋所淹没却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必需的知识这样的现状，这家刊物专为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从知识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家刊物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广泛摘编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民族和国际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如正在发展的空间科学、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况。它将成为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资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闻性，只注意努力扩大文学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知识面，要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文学的边缘上形成一门边缘科学，以促进和便利创作、研究、评论和阅读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自治区领导对办这个刊物的计划也感到兴趣。可是要把这个计划变为现实，肯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正因为有“想不到”，才能激发起活力，生活本身会不断地把它还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我们，如不愧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就要像我们在北戴河时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

    谨颂伏安！

    贤亮

    1984.7.25.

 文化型商人宣言

    中国文化人正困于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窘迫；在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奔向商品市场的亿万人的洪流中，文化人已痛切地有了落后和失落的感觉。似乎文化和文比人都遭到空前的忽视和冷遇。很多文化人茫然不知所措：是继续自己的专业还是随波逐流，也涌到杂乱而又繁荣的，嫉嫌而又诱人的市场上去？

    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从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文化和文化人从不正常的、畸形的和被主宰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次历史转机。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都将经过产前的阵痛，落到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上。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冲决中国文化人自“五四”开始就企图冲决的旧文比、旧传统、旧意识和旧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向往的政治目标。“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凭天真的理想、幼稚的热情，更不是靠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能迎接来的。这方面我们已经有非常惨痛的经验。只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才是两位先生的红地毯！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文化人的行为指南。

    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潮中当一个弄潮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靠无可奈何的勇气或为生计所逼出的胆量闯荡市场而发财致富的阶段已经过去；随着我国准备“入关”，价格机制逐步理顺，依仗不公平的买卖而得利的侥幸也不复再来。未来中国的市场，将被文化型商人在平等原则上一与各色人等进行的公平竞争所占领和统治。

    我们，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对商品经济我们毫不陌生，《资本论》四十多年来都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学习并加以运用，我们将会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大多数职业商人或企业家。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亲身参与！我们要实践！我们要下海！

    也许会有人说，“文化型商人”反过来也可称作“商人型文化人”。如果这种褒贬出自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文化人之口，我们应该谅解并要对他们表示尊敬。中国确实需要一大批不为环境所动，专心致志于自己专业的文化人。而倘若是那些以嘲弄咒骂新事物为能事的批判家这样说，我们则要自豪地回答他：是的，你怎么称呼我们都可以！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家伯克（burke）早就说过，“不纯粹性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天性”。我们正是要冲破专业的桎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中，成长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现在，社会不但允许我们可以有“第二职业”，还给予种种方便和优惠，这是找们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次绝好机会。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高级的、适合于我们教养的方式到市场上去“练摊儿”。

    找以极快的速度在宁夏文联名下开办了两个公司——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商业信息有限公司，遵循小平同志“三有利”的原则和有关法律，经营包括广告业务在内的一切可以买卖的物资。从北京到地方，文化人团体所办的“经济实体”和文化名人领导的“第三产业”大约上百家。我在不长的实践过程中，已预感到全国类似我公司的“经济实体”以及有志于以商业为第二职业的文化人有联手的必要。

    我们必须手拉手地一齐涉入汪洋大海。我们过去在文化活动方面建立的情感和关系，如果涂上商业的色彩则变成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这并不会使我们的友谊变质。虽然在金钱上我们仍然要“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我们的联合或联络，只有遵循经济规律和商仆原则才会紧密和巩固。这样，我们的友谊不仅会加强，而且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将得到新的友谊。

    我们可以以个人身分互聘对方为项目经理或代理，可以组成紧密或松散的联营机构，可以不断互通商业信息进而达成实质性的交易，也可以把公司当做“卡拉ok”，个人独立地、偶然地在经济舞台上唱一曲……形式会多种多样，经济领域比政治领域宽广无比。总之，我们握惯了笔杆子的软弱的手，一定要攥成一只强劲的拳头。如果我们联起手来，文化人所经营的工商实体，就会是中国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

    在伟大的历史挑战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身的全部潜力和潜能。我们目前还处在以“第三产业”为“第二职业”的初级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我相信，文化人向“第二产业”即工业进军的日子也为期不远；我更相信，未来中国实业界的巨头中将有很多我们文化人。

    中国的文化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

    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

 谈下海

    “下海”一词不知出于何典，听说一九四五年前在上海，将少妇少女去舞厅当舞女称为“下海”，“海”者，舞池也；又，酷爱京剧的票友正式成为京剧演员，也叫“下海”。总之，似乎和商业无关。一九四九年后，此词沉寂多年，到了九十年代，大陆报刊上突然纷纷出现“下海”，“下海”又变成时髦动词，如同bp的嘀嘀声，街头巷尾到处响成一片。而经过历史的变迁，此“下海”已非彼“下海”，却是专指作家、教授、学者这类文化人从事商业活动而言了。

    也不知是谁第一个转化了这个词义的、我认为这人肯定有语言学天才。工人从事商业，农民从事商业，一般市民从事商业都不叫“下海”，唯独把文化人从事商业称为“下海”。其中有深意焉。现在，这“海”非那“海”，不再是指小小的舞池舞台而是真正能使人遭灭顶之灾的“商海”。将商品市场你做“商海”，我想大概正是因在商品市场中弄不好会淹死人吧。然而，难道别的人就淹不死？何以别的人下到商海就不必突出“海”宇，偏偏文化人下到商海就要特别标明商品市场是会淹死人的“海”呢？

    我“下海”仅仅十个多月，我办的企业抛开其他特点不说，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领的是一群比我还外行的文化人来从事商业活动。十个多月中，我的苦恼并不来自资金短缺，不是来自业务清淡，不是来自工商税务的麻烦，相反，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不错，我的苦恼可说全部是我手下的文化人给我造成的！

    “下海”“下海”！很多所调的文化人一下到商海便会灭顶，对此我已深有体会。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瞥，而对人来说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塑造过程。中国的文化人不同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不管如何清贫，他们总是在行政或事业单位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这样，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已经蜕变、或说是被塑造成了家兔，至少是获得了家兔的某种特征。

    首先，许多文化人已经丝毫没有风险意识，丧失了承担风险的胆量。安于清贫，乐于清贫，据说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美德。我看，这不过是因为很多文化人早已失去了争取过富日子的勇气，只能缩在蜗牛壳里舔露水而做的自我安慰的阿q式的宣传罢了。其次，这十个多月来，经找广泛观察，许许多多文化人也不具备独立办事的能力，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般行政干部甚至汽车司机。听他们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真令人神往，但叫他们去办一件实事，你就要等着倒霉。

    家兔和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另一特征，是没有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它们不像羊，更不像狼，你把一只家兔单独关在笼子里养，它也过得很快活。所以，商场或“商海”中必须要进行的横向联系，你千万别指望他们办好。家兔们擅长于在笼子里沉思，幻想“创作自由”，擅长于坐在书房或办公室里展望将来，构制蓝图，却不会处理眼前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你只能要求他们稍稍懂得一点行为的有效性。同时，正因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所以你也别指望他们会如上海话说的那样替企业“担肩胛”。大厦稍微晃一下，首先打洞逃跑的一定是家兔。

    就这样，我的企业居然没有倒闭，还能赚钱。也应该说文化人毕竟有自己的一批老关系、老朋友、而当老关系老朋友都成了企业的客户时，家免的另一特征又暴露出来了，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他们并没有竞争能力，家兔和狼的不同处就在于家免没有一点点攻击性，不会自己觅食。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这句成语，我觉得还应再造句成语——“守兔等株”。原来，家兔式的文化人只能守在办公室里等待生意上门。

    家兔是最温驯的动物，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看到一叠叠钞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家兔不像狼、狗、猫、牛、马……甚至不像羊和野兔，这种族类和水是完全绝缘的。别的动物掉进水里多少还能扑腾几下，唯有家兔遇水即沉，连伸伸爪子的能力都没有。海，对它们来说是何等可怕啊！

    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离了文化人的参与根本无从谈起。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的商人：第一个阶段的商人是“骑着摩托提着秤，跟着小平闹革命”的闯荡式的小商小贩，现在这种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了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第二阶段和第二类商人是凭着价格的双轨制，利用特殊的社会地位从中介性的流通中获取好处的人，这种人即将转化或没落，第三个阶段和第三种商人便是凭着知识和智慧的文化型商人，而未来中国的市场必将是这类商人的天下。然则，文化人要想成为文化型商人，就必须清除掉自己身上的家兔习性。在“海”中，不是要求他们变成海狼或鲨鱼，至少要使自己逐渐适应惊涛拍岸的大海，成为一名游泳能手。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那可是我花了好几万元才买到的，决不是蹲在兔笼里沉思默想能够悟到。本来，我差点也被驯养成一只家兔，幸亏我劳改过二十多年，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狼的野性和自己觅食的本领，不然的话不到半年我的公司就要宣布破产。可告慰的是，现在我又让一只只家兔回到了他们习惯的笼子里。他们也许会对你说：

    “千万别‘下海’！”

 亦师亦友说谢晋

    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刚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关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谈，倒是从李准老师那里听来的多。每一件事都让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与我对比，他虽然侥幸没进过劳改队，但在“大牢笼”中，其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准老师每讲一事，我总想：我要碰上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整个人生都是那么无助和绝望，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这不由得令我对他又产生了几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适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今天走红的年轻一代导演，可以对谢晋的电影艺术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我只想说，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这种至少是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有几位能达到谢晋的人格高度？据说中国电影现在在“呼唤大制作”，说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国电影每年统共才有20亿元市场，10亿被国外进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个亿由年生产的100部中国电影来分，这样算来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么怎样挽救中国电影？据我看，“谢晋模式”今天应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好好汲取。

    谢晋和我一样，是个“主题先行”者，这也常常被人诟病。其实，“主题先行”与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都能出好作品。具有历史使命感，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的艺术家，其感觉总是引导他不由己地就选择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有关的题材，即通常所谓的“重大题材”。当然，“重大题材”并非写“大人物”或大场面，鸦片战争是重大题材，在农村老汉和一条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这类艺术家的“主题先行”，与“文革”提倡的“主题先行”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跟着感觉走”。谢晋在他从影5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在《拉贝日记》之后，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出来。他这艺术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与狗》的电影的原因。“文革”应该是中国电影一个挖掘不尽的题材，遗憾的是这类成功的中国故事片可说一部也没有，以致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这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毫无印象。我以为这简直是中国艺术家的失职。张艺谋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我问过周围的人，几乎都说最喜欢的却是他的《活着》（从盗版的光碟看到的）。为什么？这说明人们还是喜欢“重大题材”。如连续放映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从题材到题材产生的环境，都能与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谢晋的电影不仅有“气”、有“神”，还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的关怀。

    （原载上海《文汇报》）

 我的人生是部厚重的小说

    张贤亮：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岁月剪影：

    1950年代初读中学时，我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我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

    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有记者提到，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你已经有10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部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100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而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潮。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於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5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後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後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1993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1300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艰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碑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槁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

 消遣的方式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

    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一看到这种场景，我便不由得想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曾把“斗争”当做消遣的，而我还是别人消遣的玩具，类似高尔没有高尔夫球打，怎么寻找乐趣呢？从“牛棚”里拉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斗吧。“好战士”尤其对犯“男女关系罪”的人特别感兴趣，总要他们反复“交代”他们是怎样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一直要逼得他们的“交代”类似《金瓶梅》、《肉蒲团》里的细节描写，便哈哈大笑起来。我那时还是个童男子，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的幸运，于是“好战士”就让我摆出各种型号的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他们的办公室中翱翔。飞得妙，他们真会由衷地笑得前仰后合。可见，只要令自己开心，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消遣。

    现在，消遣的方式真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消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玩，常常是人们最大的一项开支。可是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如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或巴黎“红磨坊”这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之间，纸醉金迷之时，却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样一则中国古老的寓言：有一个渔夫在海边打鱼，每天他只捕到自己够吃的就罢休，躺在岸上晒太阳。一个商人走过来劝他多打几条，他问，我多打鱼干什么？商人说鱼多了你就能出卖了。他又问我卖了鱼干什么？商人说卖了鱼你就有钱了呀！渔夫奇怪地问，我要钱干什么？商人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享受了，比如你就能够到海边休养，游泳呀，日光浴呀……渔夫说，照你这样说，我现在不就在享受么？！

    在国内国外，我总看到人们忙来忙去不得闲，每个人都仿佛变成了机器。工作越紧张，人越要变着花样去消遣，以使自己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松弛。消遣的方式越新奇，花的钱也就越多，这样，人们又必须拼命地、精神更为紧张地去赚钱，赚来钱再去玩新的消遣以求更松弛的松弛……如此周而反复，无休无止，最后，人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工作累死，而是为了寻找金钱好去消遣而死，于是使我常常感慨，大家何不学那个渔夫——“我何必多打鱼呢？”

    真的，只要自己开心，哪种方式都是消遣。像我这样，病中躺着翻翻书，喝一杯清茶，不是也蛮舒服吗？

 女人内裤的哲学

    我很少进商店。今年初去荷兰之前我在北京等签证，闲来无事，偶尔逛了一次百货商场。现在中国所有的商场都把很大一块面积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摆摊。租出的这一部分，是商场里交易最活跃的一角，商品的花色多，品种全。小商贩的服务态度要比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热情，在那里你还能看到笑脸，而且他们的叫卖声调很高，常常拉住游客剌剌不休地介绍他们摊位上的货物，和巴黎“跳蚤市场”中的阿拉伯人一样。

    一个清脆响亮的叫卖声吸引了我的注意。

    “快来看啦！快来买啦！”那女商贩至多有二十岁，长得还很漂亮，拿着一条女人的三角内裤，不停地在游人面前晃动，像挥舞着一面旗帜。“这女人裤衩不是普通裤衩啦啊！请来看最新发明的药物裤衩啦啊！这裤衩专治女人的外阴搔痒啦啊！穿了这裤衩能治妇女病啦啊！女人有外阴搔痒，有阴道滴虫，穿了这裤衩三天内保证治好啦啊！快来买啦啊！最新发明啦啊！咱们这药物裤衩有专利权啦啊！总理还给咱们这裤衩题了词啦啊！……”

    政府总理居然给专治外阴搔痒的女人内裤题词！这可是件新鲜事！她的摊位上摆满花花绿绿的不同型号的女式三角内裤，还有非常性感的、让男人看了会想入非非的用薄纱制的透明内裤。几个女顾客在她的摊位前挑选，一会儿就卖出了几条，看来患外阴搔痒症的女人还不少，政府总理的题词是最有力的广告，起了相当大的促销作用……

    当然，政府总理不会为这个专利做广告，并没有给这种内裤题过词。但她这样喊叫也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商场的治安人员在四周逛来逛去，仿佛熟视无睹。商场内一片喧哗，叫卖声不绝于耳，她吸引顾客的方式不过是所有小贩们吸引顾客的方式中的一种罢了。

    我不禁无声地笑了。

    第一，前些年，如果有人把“政府总理”和女人的三角内裤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被捕。捏造总理给女人内裤题词的小贩，至少要以“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判上三年五年。而如今，小贩假借总理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无人过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政府总理”这一崇高的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第二，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女人的贴身衣裤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过去，女人洗了自己的内衣内裤，必须晾在隐密的地方。女人的贴身衣裤被男人看见，是女人的一种耻辱；男人看到绳子上晾晒着女人内裤，会以为一定要“倒霉”。今天，透明的女人内裤也大量制造出来，并陈放在公开场合任男人和女人挑选。中国古老的禁忌已不复存在！

    第三，商店即使公开出售女人的内衣内裤，过去也一定由中老年妇女当售货员，而且摆设在妇女专用商品那一角的柜台里，因为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决不会当众购买内衣内裤。年轻的姑娘和少妇，更不会当着络绎不绝的游人高喉咙大嗓门地兜售女人的专用商品，而且这种商品还和女人最隐密、最敏感的部分的最不可告人的疾病有最密切的关系。男女之间的防线，女性的羞赧感，已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崩溃！

    如果继续探索下去，还可以得到第四、第五、第六……直至最深层的哲学结论。总之，一个年轻的小姐，当众高声喊叫出售这种专治女性外阴搔痒的“药物内裤”，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正在变，而且指示了向何处变。

    谁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事物？

    商场里这生动的一幕，给了我灵感，我下一部小说《钱歌》，就以这一场景开始。

    （为法国《读书》杂志而写）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国文兄打来长途，说他有位朋友办着一份杂志，请他约些名人写点有关廉政建设的文章，并说张洁、叶楠、晓声等都写了。有了那些名家谈廉政，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肯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我呆在远离北京的“老少边穷”地区，倒经常能接触到许多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知怎的，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一提起“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仿佛他们比东南沿海及中原大城市的人更能代表“国情”和“特色”。这些人，我也不能说是“群众”。因为如我把他们称为“群众”，他们的看法就成了“群众意见”。这太严重、太政治化，我这篇短文承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把我接触的这批人叫做“土著”。

    中国“土著”对于廉政的看法，的确与报刊杂志上登的观点很不相同，也颇有趣。据我听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类，只注重看领导人或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所谓“生活作风”，因为土著们本身的生活就极简单，所以也仅仅是看吃、穿两项罢了。比如，这个官员平时吃得很清淡，只爱吃家乡饭，最大的奢侈不过是来碗红烧肉，穿的衣裳打着补丁，生平不爱钱，甚至手连钱都不碰，那么，这位领导人或官员即使把这地方治理得民穷财尽，冤狱遍地，土著们评论起他来都会一致称赞，不管他办了多少坏事，糟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土著也认为他是“好心办了错事”，不但会原谅他而且仍十分崇敬，离任时或逝世后，还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他依依不舍，万分怀念。在土著的心里，“廉”和“政”是分开的。

    把“廉”和“政”分开的另一种土著心态却恰恰相反，只看“政”不顾“廉”。有个土著曾跟我说：“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高贵）！他要高兴，咱们还愿意用人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至于玩女人嘛，咱们县上至少有二十万女人，他一天玩一个，一年也才三百六十五个，够他玩的！”我瞠目以对，不知再和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头脑里恐怕还没有现代政治中“廉政”这一概念。

    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文学”的某些文章，很多制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学”来“学”去，结果是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文盲和更多的法盲及科盲。

    什么叫廉政？“不知道！”

    其实，官员收了礼，是愿意给你办事，不收礼，便是不准备给你办事的表示，已是人人心中有数的了。有人说这种歪风邪气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可是土著们不这么看。和我一起曾在农场劳动的土著说，“你忘了？那阵子，男人入党要请客喝酒，女人入党要把身子贴进去；男‘知青’不提着北京二锅头就迁不成户口，女‘知青’不跟书记睡觉就上不了大学哪？”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至今仍有人留恋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余韵。至于说是不是“量变发展到质变”了呢？请听土著们的比较：一个土著说，“物价涨了嘛！这会儿的一万块钱，也就相当那会儿的一百块钱。再说，现在婊子遍地都有，找个婊子来跟管事儿的睡，总比把自己的老婆送去好吧！”土著们并不认为目前更糟，好像现在比过去还有进步似的。

    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自以为有点政治常识，也跑过外国，领略过些许现代国家的行政规范和风土人情，但面对土著们这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我也不知如何“教育”是好。有时想，这就是“中国特色”和“国情”吧，不如随大流图个顺利，逆潮流而动必然四处碰壁；有时想，要在中国解决廉政问题及树立廉政的观念，恐怕还要从更深层处着手吧。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

 有感无序

    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像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的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练，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

    然而，郑柯却有郑柯的顾虑。

    因他的顾虑，又触发了我的感慨。这里我也不禁“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了。

    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根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制。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此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今后创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像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

    因为有这种情况，郑柯就有点担心，害怕读者也把他的这本辛辛苦苦、倾注了个人心血的小说集当成那一类出版物，尽管他为了出这本书也付出了一定的“跑钱劳动”。要我作序，除了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外，还有点想取得一个“证书”的味道。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本书值得一看。

    可是，我的确不怎么太乐观。我总觉得现在认真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古人说，读书，要头顶上再长一只眼。庙里的菩萨有许多是三只眼的，中间那一只，就是所谓的“慧眼”。郑柯的小说，如果你光用正常的两只眼睛去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情节并不复杂，不如武侠或通俗小说吸引人；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大形象或令人玩味不尽的阿q式的典型。翻过去，也就完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是你开了慧眼，你就能看到篇章中弥漫着一股灵气。其实，千古文章，难得的也不过在这一点上而已。

    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哪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经预料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引起了文学圈子的注目，又如何呢？文学事业，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当；“人不知而不愠”。真正有灵气的种子，正是在寂寞中得到内心无比的快乐的，而且也只有从寂寞中得到。有人可能说，你张贤亮老是热闹，你才说这样的风凉话。叫我们寂寞你却不寂寞！事情看来好像是这样。而我，真心的，从来也没有把热闹或不热闹当作一回事。如果我老想听别人说我些什么，被别人所左右，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写不成东西了。可是，郑柯是一个江南才子，又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是很想热闹一番的，我知道。我以为，凭他，既年轻，又有才气，热闹，也可能热闹得起来。我只希望他热闹或不热闹之后，有一番思索。

    我想，我的话最好到此为止。序不应该是引言或索引，何况我这又是“有感无序”。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

    公元前五二五年，释迦牟尼痛切地感到人生须臾却苦海无边，浩瀚的哲学著作又使人无所适从，而抛妻弃子，逃离宫廷，流浪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思想发生了飞跃，也就是达到了顿悟，创立了佛教。佛教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株菩提树呢？

    稍后，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遭到失败，回到老家办起了教育。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就设在今天山东曲阜县的一方杏林里。弟于三千、圣人七十有二，皆出于郁郁葱葱的杏树园。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孔子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如果我们的嗅觉再灵敏一点，就可以闻到儒家经典里其实有一股苦杏仁的清香。

    在西方，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年的柏拉图，待自己的思想已初步形成体系时，在雅典创立了他的传播基地，名为柏拉图学园。国内林木葱茏，据后世记载很像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点”。这一片树林中结出了一颗硕果，就是亚里斯多德。他从公元前三六七年开始在这片林中徜徉了二十多年之久，终于成为继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圣哲。现在，当我们评论西方文化时，追根溯源，总会寻到柏拉图身上。从亚里斯多德到圣克古斯丁，从巴斯卡到怀特海，无不受了他的影响。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文化，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概括，那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释而已。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整个西方文化，是在希腊的一片小树林里诞生的。

    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人类是树林里的猿猴变的。树林养育了猴子，当然还有其它动物，可是唯独猴子变成了人。变成了人的猴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是走出树林。

    《圣经》的说法又不一样。据《圣经》记载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这一对活冤家放到伊甸园。伊甸园名之为“园”，可以想象那是一处有树有水有花有草的好地方，我们的老祖宗就悠哉游哉地过着不愁衣食的生活。可是老太太夏娃如目前某些时髦的女士，物质的丰富不能满足她精神的需要，竟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她有了智慧不要紧，却害得亚当和我们这些当子孙的从此失去了伊甸园，以致于人人都要“自谋出路”了。

    不管是科学也好，神话也罢，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两点：第一，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在树林里进行的；第二，在人成为人，长了智慧之后，人就走出了树林。

    那么，人走出树林以后又怎么样呢？

    我们且不说外国人，先来看看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

    中国的西北部，据历史记载原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盛的地方，今日的陕西、甘肃一带是周天子的养马场。即使到汉，我们还可以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里看到有关这一地区的地貌描写：一串不加标点的木刻字行中，浓郁的绿色会扑面而来；翻动每一页，都会给你带来习习的荫凉的微风。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

    今年六月，我从巴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

    在空中，我顿悟到中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

    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灵——人乎？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

    有多少地方没有树，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钟灵之气，叫人才怎能产生得出来？！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固然不少，但如今横向比较，你的优良传统别人也有，并且还在继承着，而中国人的不良传统似乎属于中国人专有，在别人身上已渐绝。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电视又传来南方数处在大代山林，百人一伙明火执仗，已构成抢劫罪。但中国人的传统是法不责众，大概又会重罪轻判或不了了之。南砍北烧，伊于胡底？

    丰厚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中国人的懒汉败家于习气，只知索取，不事建设，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逐渐弄得越来越穷。但不是穷则思变，而是穷疯了心，对大自然更是展开毁灭性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

    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

    “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

    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

    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

    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

    1988年9月于银川

 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前言

    现代意义上的版画创作虽然起源于欧洲，但中国其实是木刻的发祥地。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种艺术形式上充分地显示过中华民族的艺术才能，至今仍被世界美术史所称颂，启发了世界各国一代代美术家的灵感。

    现在，当代的中国版画家们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有所发扬，用手中的刀刻画出了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感受和向往，其力度和视野的宽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先人。展示在观众面前的一幅幅版画精品，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领略到铁笔所达到的明快、深邃、细腻或粗犷的艺术效果，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与颤抖。

    宁夏乃弹丸之地，又处于西北边睡，但宁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不甘于落后。今天，宁夏的美术工作者又接受了全国美术家的委托，举办了“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一方面是纪念鲁迅先生所创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六十周年，更重要的是使与绘画、雕塑并列的木刻艺术达到本世纪的巅峰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美术在整体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在此，特向支持本届版画展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周开成书法作品集》序

    开成同志的书法作品《唐诗八十首》曾赏光让我写序。之后不久，他又送来另一部作品，竟是他书写的个人诗作，约有一百多首。沐手拜读，颇有所感。我不能说他的旧体诗已写得很好，但至少已入其堂奥。过去我一直很遗憾多数书法家仅限于书写历代名家的诗词，自己填词作诗的极少。这表明我们这一代书法界的文化基础尚有缺憾。现在，地处边陲的一个小城市的开成同志却补其不足，当然不由得令人高兴了。

    开成同志由书法入手，进而爱好诗词，进而自己也动手创作。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来这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事。然而走这条熟路的人也并不是很多的。我之又欣然命笔为其写序，也就是觉得他的难能可贵。

    开成是这个小城市的党委副书记。从政，在骚人墨客看来总是“浊”事；吟诗作画才是“高雅”，与“浊”相对的“清”。开成能在“浊”中有“清”，案牍劳形之余乐吟不疲，在心理上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冲撞力。不然，在两个森严的壁垒中是很难回旋的。从他的诗作也可看出，他较好的作品多半是对家乡的思缅，对故人及亲人的怀念，这里面有人情的自然流露，因而佳句叠出；而那些颇像“应制诗”的作品，我个人是不敢恭维的。

    但是，值得赞赏的还是那股向另一个壁垒冲去的向往；难得的“浊中清”。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读者，这里请你们欣赏的是书法艺术，是一个书法家以书法形式述写的他的心怀。

 他在瘠土中生长

    ——《穆斯林的儿女们》序

    查舜现在虽然已经穿上了西装，可是给我的印象还仿佛他刚刚从田里走来。

    他考上鲁迅文学院去北京学习之前，到我家来告别，说了一件使我很感动的事：他背着行李已经走出了村子，他那身体孱弱的妻子，拿着一双单鞋急急忙忙赶来，跟他说，现在天气热了，穿胶鞋磨脚，要他把布鞋换上。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别人听来也许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却把我一下子带入一个古老而苍凉的意境：蓬门柴扉，妻孥翘望，远行的学子隐入苍茫的炊烟之中；这里有家人眷眷的心，有壮士对未来的憧憬，而一切又都给人一种不确定感，似乎埋伏着一个悬念。当时，我只泛泛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叫他不要急于事功，多学点知识等等。说的人勉强，听的人不痛不痒。以后的两三年里，大部分时间他在京就读，也有实习假回故乡来体验生活、从事创作，除了见到的《延河》《朔方》《天津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上他的几个有些追求和探索的短篇小说之外，他好像没有什么较大的建树。我有时也有些纳闷，八二年他的中篇《月照梨花湾》在区内外引起过反响，这段时间，是所学的课程太重，是在集中时间读书，还是他创作上遇到了什么苦恼？但今天，他竟忽然拿出一部长篇来了。

    我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不多，仅我视野所及，查舜的这一部小说，大概可说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由回族作者写的正面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长篇。我不禁为他高兴，为他的妻子高兴，为他的老父高兴，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按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的说法，出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沟通思想。那么，查舜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就使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回族与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思想沟通上，新掘了一条细小的、但又是会不断地涓涓畅流的渠道。

    我一向不愿给人作序或前言。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有点名气，却是毁誉参半，弄得不好，不但是狗尾续貂，简直会把正文都糟踏掉。但是对查舜的第一部长篇，我还是想说一点话。

    近年来，提倡和研究“西部文学”者不乏其人。我的感觉是，提倡者和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的对象上，正如我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着眼点也在于说它忠实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而对于作者本身，我们却忘记了他正是从这种现实中向我们迎面走来的。作品所描写、所表现的地域性，就是作者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与审美心理的根据。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有一种“西部文学”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西部文学”只能由“西部人”来写；现代的“西部文学”，不应是与古代的“塞上诗”似的，完成于偶然涉足此间的游客之手。而当我们谈到“西部文学”的时候，我们也应切记中国的西部是一个有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域。于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就理应作为主干而使“西部文学”能坚实地站立在中国的文坛上。

    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还不是这样。各少数民族的作者，除西藏有一两位外，还没有在他们的局限性中展开他们的全面丰富性。对了！就是那种局限中的丰富。局限，是属于他们自身的，任何别民族的天才去染指，都不能表达出那种迷人的局限，反而会破坏掉那种局限中的迷人之处；而那局限中又有着无限的丰富性。那种丰富性，也只有他们自身才能用他们特有的心灵去感觉，去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

    唯其如此，所以我觉得查舜这部既属于他，属于他那个民族，又属于中华这个大民族的长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查舜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我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现代音响设备的房间里只要一闭上眼睛，我的全身心，都能感觉得到黄土的气息和回族老乡们的音容笑貌。他写了他们的爱情，尤其是两户仇家的儿女的爱情以及人际关系，让人深思，给人启示。他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形势下的遭遇，着重写了他们在西部高原上艰苦奋争的事迹，这些都富有历史感。然而要是我来写，我就不会像他写的这样。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式。我认为，作为一个回民，他有比一个汉族作家对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妇女和姑娘们更为独到的观察与体味。这点在文学创作中很重要。读查舜的这部小说，会发现有种鲜明的色彩和格调。作品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他们的心理、气质，都带着他和他们的气息，洋溢着穆斯林特有的灵光和趣味。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观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语言、服装、民俗习惯的信息，要深入到对象的心理素质，他必须花一番力气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来完全不费功夫，他仅仅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出他自己。连缺陷也属于他特有的。

    回族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但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回避宗教的存在，不能回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汉族作家正流行着“寻根热”的时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写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传播，到现代已经成了回族的文化积淀与心理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观查舜的这部小说，我感到他在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中，在自由驰骋的同时，还是极力把握所谓的“分寸”的。

    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的，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这里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间。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

    1986.12.20.

 《火浴》序

    刚从福建回来，就听国尧同志说《火浴》已经编好，即将发排，并嘱我为她写一篇序。这本书从写作到编稿，我都没有参加，本没资格说三道四，但因为她是集中反映宁夏乡镇企业的报告文学集，而我这次到福州也是应邀去采访那里的乡镇企业，并完成了一篇有关杨振华“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对我区出版的这部集子的确很感兴趣，即使没有国尧的嘱咐也想说一点点话。

    在采访福州市洪山乡“八五一”厂的过程中，我一面找厂里的干部工人谈话，一面暗自惭愧。福州市洪山乡人口仅仅两万有余，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个亿。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两亿多了。我们宁夏，据说一九九○年的生产总值不过是三十多个亿，一个省，四百多万人，也就等于十五个洪山乡。当然内地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国人，我们的贡献实在也太低了点。

    幸好，贡献低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贡献都低；矮子里面毕竟有将军。《火浴》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所“报告”的中卫县铁合金厂，总算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一个小厂，而在一九九○年竞创汇二百万美元，名列自治区同类厂家的前茅。我虽无缘去这家铁合金厂，但我参观采访过这类工厂，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创业和经营之中的艰难远远要比国家都包下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更甚，恐怕不是这本薄薄的集于所能全面反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首先值得称道的新事物，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由此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了。一九九○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三百多个亿，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这类企业在所有制序列中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资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销售等等方面都会遇上重重困难，用一句广东话来说是“问题多多”。可是，也正是在“问题多多”中才会显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世态，和中国人的心眼与才干都达到了空前复杂及多变的程度，让一些还来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所以，我觉得搞创作的人跟踪乡镇企业必定会有所收获。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鲜事物的机会。我在写洪山“八五一”厂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至今，对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优越性以及它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像还有或明或暗的争议。可是我想，尽管这种制度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会制度体现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最终总要取决于人。在适当的人手上，甚至一种社会缺陷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促使新人辈出并迅速成长，而又是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们制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说也是他们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学观点。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还告诉我们，像中卫铁合金厂厂长林晓方这类乡镇企业的领导，正由于他们是“泥腿子”出身，刚刚告别土地，所以他们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与俭的特性。同时，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对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有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这种品质，我想不仅会激励一般的工厂干部，也会使长期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受到振奋。

    对我们搞文学的人来说，现在很长时期不提“受教育”这种话了。是的，这种话总令人联想到“文革”而让人感到呕心。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人其实是经常不断地在受着教育的。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到诸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企业进行采访，和林晓方这样的乡镇企业家谈话，也应该说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参加创作这本集子的所有宁夏作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去之后与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林晓方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

    我们经常号召作家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要到工农中间去，那对报告文学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还应该大大鼓励才对。我以为，现在只有报告文学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效果最为明显的文学体裁。我之非常乐意给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于此。我希望宁夏作家协会今后仍不断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工厂农村去，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来。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好个诗情画意

    ——程大利《那片蓝天那方土》序

    尽管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小说在文坛上一直是排头兵，诗歌也喧闹过一阵，而散文多年来都不景气，从来也没有“轰动”过。“五四”以后出现的散文大家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等似乎后继无人。近年的散文，要么出于小说家或学者的闲笔，要么是初学作文者的练手，极少见精彩的作品。写散文需要有闲情，又要有雅意；文虽散而气一贯，散漫的语言要用气拢起来，方能有神。小说可以以情节取巧，诗歌能靠灵感的瞬间迸发打动读者。散文虽不能说要求句句出采，至少你这一篇中要有自己的神韵。小说家和学者的散文因其“闲”，故而动手之前即神不聚；至于初学作文者，他的神还没炼出来，文章自然惨不忍睹。这种体裁其实很难写，常常出力不讨好，所以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人，现在好像已绝无仅有。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从文学家和学问家的角度，而是从一个画家的角度切入这种体裁，倒也能给人以新意，所谓斜切正入者是也。大利是一位美术家，在国画上已有较高造诣，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曾在全国美展获奖。他在贫瘠的土地上过过贫寒的生活。而贫瘠和贫寒，自古以来似乎就是哺育中国文人的养料。用现在好听一点的话说，那就是自小出身于人民群众并贴近生活了。以后他从事绘画，而且是从事着眼于写意的国画。我一直认为国画这种绘画形式最能引人进入深远的意境。它要求画家的眼光脱离开具象的外表形象而根据自己的素养提炼出外部世界内在的气与神。这种艺术形式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且表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戏剧这种形式看，它还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方式）。绘画之余，他也写点文章，现在已经集成了一本散文集。

    拜读了他若干篇散文，我才有了上面那点感想。的确，要想挽回散文的颓势，看来必须从文学的边缘艺术形式上迂回过来。其实，文学的核心，文学的精髓，并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更不是杂文，而是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个诗人，那么他写任何其它文学体裁都不会写好。现在要命的是，许多搞小说、写散文的中青年都不是诗人，甚至缺乏诗的素养。而诗人写散文，又选取的是他不能入诗的题材，比如政论、时事感想、治学心得等等，因为他原本就不着意于搞自己拿手的项目，所以这类文章的烟火气特浓却诗意全无了。诗歌创作，“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请注意，古人指出的这种诗的元素，完全与绘画相通。既然诗人把能入诗的写了诗，只把边角料划拉到散文里，那只好把散文这个领域让给画家了。

    我还不能说大利的散文已经写得很精彩，但至少他把一个充溢着光与色的世界引入到文字里来。用画家的眼光观照现实，自比文学家所写的有另一番别致的风味。常言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画家的大利所写的散文，诗意还是比较浓郁的。我想这也可能不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从宇里行间还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有些语句甚至还缺少润饰。然而，我以为可贵的也正在于此。我认为，一个作家画画，就应该时刻不失他文学家的本分，要以一个文学家入画，那么他的画即使比专业画家相去甚远，即自有某些高于画家之处或有别于画家之画的特点；同样，一个画家作文，也应该时刻运用自己画家的眼光。大利之文正合此道。

    我想，这本集子，是会给有意于散文创作的人一些启示的。

 老实人的老实文学

    ——南台《女人和小镇》序

    南台是个老实人。

    当我接到他的信，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一篇序的时候，我眼前就出现了他木讷的样子：个子很高，头发已经花白了；他似乎话不多；有话，口头表达能力也好像不怎么强。信中，他居然还说不知应该怎样请人写序，表示冒昧，仿佛作者必须与写序者有密切关系，或是应给写序者送点什么礼品似的。

    南台和我的确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平素来往很少。他是宁夏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永居这个协会的主席，有时在会上见见面，如此而已。他要我写序，并没有提着什么东西来，而且还是在我已经认为自己不配给人写序和给人写序已经写烦了的时候。但我还是欣然从命，心甘情愿为他尚不知能否出版的小说集写点文字。

    这主要是因为，恰巧在接到他的信的同时，我正在看他发表在《当代》一九九○年第四期上的一部中篇——《离婚》。在被“新潮”和“魔幻”的小说搞得昏头昏脑的时候，读他的小说未尝不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不过我得先赶紧声明，我并不反对“新潮”和“魔幻”。要不，我也不会被它们搞得昏头昏脑。我只是说一种质朴的、传统的、“土气”的、直白的小说，永远是读者和文学的需要。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写法，今后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写法。但是像南台这样的小说，总是小说最基本的式样。

    读他的小说不费劲，就和与老实人打交道一样，叫你放心并且安心。除了《离婚》，我偶然还读过几篇，在我们宁夏的刊物上，大致都是这样的印象。我看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去读。有人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究竟多不多，我没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我总希望能和老实人交朋友，碰到老实人，自己也就老实了。读书，当然也喜欢读老实的书。不管是“新潮”的、“魔幻”的或是质朴的、传统的，只要真正是襟怀坦荡、直抒胸臆的作品，读起来自然会受益匪浅。不过，凭经验，有些用质朴的、传统的写法写的小说，也能使人受害。这在“文革”中和“文革”之前已有教训，不提。

    我觉得，南台的可贵之处，是除了他行文的老实之处，内容也老老实实。不像有的作品那样，装出一副老实的面孔叫你入圈套。所谓内容的老实，大有讲究。它必须是在质朴的、传统的形式之中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注意，是“生命”力！这生命当然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于是，他的小说中处处就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角度。因而也就有了一种批判的锋芒。看似传统，其实是反传统了。那些用传统的形式写传统的作品，之所以叫人上当，就在于内容里根本没有他自己，完全是他继承来的东西。看似不越雷池半步，实际上会让你一下子掉进泥淖里去。

    序不能写得多，点到为止。我只能说，如果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的话，那么老实的作品同样的也少见。可是，南台的这本书，倒属于老实的作品。希望读者能够受益。

    1990.3.5.

 给海容的一封信

    ——《海容小说集》代序

    海容同志：

    很高兴你的小说终于得以结集出版。庄稼总算收到场上广。而农民一年总有一次麦秋，你却是多年辛苦耕耘的结果，所以更值得祝贺。

    你叫我就你的作品发表些意见。我以为对你作品更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高嵩同志，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和你的小说的。在他的介绍中，我最欣赏的是这样一句话：“他像婴儿、像醉汉，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后来我参加了对你和其他几位宁夏业余作者的讨论会，读了你几篇作品，果然和他的印象相同。但我以为你是一个清醒的醉汉，不过是借酒装疯而已。我们的文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当然主要需要清醒的人，但在某一刻，清醒者却常常以醉汉的面目出现，所谓“难得胡涂”是也（我在许多人家里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过板桥老人的这条横幅，可是主人很可能其实就是个胡涂人）。

    好了，我不准备多谈你作品的社会功能和你已经取得的成就。能够出书，并且在宁夏文学界已被承认和重视，就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你和其他几位作者的讨论会上，我曾作了一次本没想发言的发言。我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人误解，可是“说实话的冲动”总是按捺不住。固然有因为本不准备说而致使说得不清楚的缘故，也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会后，好像就有人说我是在提倡大家都去“参禅”，而我不过试图提醒人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照生活和观照生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面对的是一群宗教徒，我就会请他们试一试用辩证唯物卞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照生活和生命了。

    从小说艺术的没落，不由得使我想到整个人类智慧的退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一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小说家，哪怕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好，至今没有出现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家；美国历史短，且不去说他；英国当代的作者，我还没有看见一位比狄更斯和萨克雷更有才华，作品更具有经典性的；法国也同样，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作品都不会比巴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左拉、莫泊桑流传得久远；就拿童话来说吧，你举得出来有一个当代作家达到了（不说越过）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水平么？我们自己，不举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就看短篇，有一篇在艺术上赶得上《在酒楼上》，在人物塑造上比阿q更具有典型性的么？

    而近代和当代，却是讨论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最多最激烈最“富有成果”的时代。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一封简短的信只能谈到这里。请相信我，我真的是看到你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仍有智慧的闪光，认为你的作品能结集发表对当前读书界是有好处的，所以才给你说了这些；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

 《胡正伟画册》序

    画家的画册不同于小说家的文集，本不需要另一个人用文字来作任何诠释。画册里收集的每一幅画，都能诉诸视觉直接地用形象告知观赏者艺术家本人凭借个人经验及心理活动获得的感悟。们对胡正伟先生出版的这部画册，我的确想说点多余的话。这不仅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更重要的是表达我的喜爱。

    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界出现了一种卓越的理论，认为笔墨不仅要能描绘出物的外象，重现景观，更应该具有自己纯粹的艺术品质，体现作者独特的人格心灵。艺术创作应该超越，脱升它所依据的外形，进入“画外”，也就是非具象所能涵盖的表现性世界。这种理论丰富了传统的国画。从北宋的米芾、李公麟、文同，经过王庭筠，以及南宋的禅宗画家牧溪、梁楷等，终于在元代四大家手中成熟为一种新的画风。我们现在来看这种画风，就是我们称为“现代派”的东西。

    所以，我并不认为胡正伟先生受了多少现代派的影响，他倒是非常忠实于中国画的传统的。欣赏者可以从此画册中看出，他特别注意笔墨线条的游走；人物绘画并不以形似为主，而讲究传神。神，又非人物之神，其实是他自己的神。譬如进入了气功态的达摩，那种瞑目中自有世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据我看不过是他在绘画中的自我写照而已。

    当然，他的绘画中也有比较写实的部分，如“维族老人”、“斯诺在宁夏”等。不知别人以为如何，我看，不客气的说，这部分不应算是他的精品。但是，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他的功力。应该承认，正伟的绘画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力，他才可以悠然自如地挥洒自己的笔墨。如在“丝绸之路”描绘大西北景观的那部分，在一张平面的白纸上给人制造出那么雄浑、磅礴，具有黄土般厚实的视觉效果，就不能不使人赞叹。而这种效果的取得，又必须是画家本身就胸有丘壑。如果套用“胸有成竹”这句成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西北的山川风物无不在他的心中了。

    我已经说过，以上的话本属多余，但我忍不住还要说：我想请欣赏者从中能看到正伟的灵气。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被他的线条所陶醉的。

    庚午冬十月张贤亮识

 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

    石嘴山市的朋友们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现在，作家结集出版纯文学著作实属不易。郑正来信说，“经费问题，编管费由我们（文联）想方设法解决，印刷费由作家个人想办法。”翻阅他寄来的书目，有小说、诗歌和散文，第一个感觉是内容丰富而且阵容整齐。随后，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个个带着执著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认识，对刘岳华我还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过。几位朋友都不是专业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须既为日常生计支出相当大的劳力，又为人生的爱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献于世，还要“个人想办法”，仅从这点来说，就令我肃然起敬。所以，这几位朋友请我写序，的确是赐给我的一份荣幸。

    我觉得这部丛书的珍贵首先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作者执著追求的结晶，而不是“完成任务”的汇报。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许多过去我们以为“优越”的制度一样，已对中国的进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人，与人民群众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开来，另方面，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这样，既有使作家们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险，又可能会令作家们对写作产生一种职业性的厌烦。

    “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全部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们无所谓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他们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间，直接感受着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读者的精神要求。我以为后一点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读者的精神要求实际上就是文化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一些专业作家常抱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抱怨读者对“严肃文学”失去了兴趣，抱怨书店对文学类书籍的征订达不到开印的数目；还有的专业作家好高骛远，说他是为后一代或后几代人而创作云云……他们还没觉悟到是近几年中国文学自身出了问题。在市场上，货卖不出去，难道是顾客的责任？

    作家们发出的抱怨，其实是一些作家脱离读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需要的结果。毋须讳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中国作家在批判极左路线、揭露过去的年代，从而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都立过大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人民群众把作家当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发表都家家传诵，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尽管那时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今天，作家们的作品应该说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么书却难以卖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历史，仿佛从“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么情感呢？

    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

 《凤城夜话》序

    我非常欣赏宣文将他的作品编为这样三个部分：“求新”；“求实”；“求美”！

    这些作品，全是宣文在政务之暇伏于案头笔耕的收获。书名曰“夜话”，既令我黯然地想起《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一股敬佩感油然而生，又使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宣文这个胖子于夜深人静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辛苦之态。有人说写作是件愉快的事，每当灵感来临作者竟会舞之蹈之，而我却深感写作不是美差。如有愉快，也只产生于完成之后，其实，煎熬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并且，煎熬还是从肉体直到灵魂的。就拿灵感来说吧，那何尝不是灵魂煎熬的结果呢？而只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者，即使在作品完成之后也享受不到愉快，因为没有一篇作品对他来说没有遗憾。

    于是，我就费解了，他何苦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或曰不好好地当他的官，每宵每晚甘愿受这种煎熬？如今，你要向官调查，官肯定会回答你在三百六十行里数当官最累，你要问老百姓，老百姓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当官最舒服。照前者说，宣文又何必累上加累，按后者看，他何不去享那个清福？

    捧起宣文交给我的这一叠稿件，我有点明白了：“求新”、“求实”、“求美”，这大概就是他本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因而才自找苦吃的吧。

    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人了。

    我和宣文结识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虽不常见面，但在一个城市（即所谓的“凤城”），还是互知情况的。十几年来的改革风风雨雨，作家不太好当，官也不太好做；见识了多少世态，勘破了多少人情。当作家的，因为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免有些冷落感；当官的，由于老百姓的期待值升高，自以为给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也很难得到市民的赞扬，不免会有些委屈。如今世态的炎凉已不同过去的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况下，宣文在当官之暇还要掺合到文学里来当个业余作者，热闹凑不上，委屈就可能加倍。但他仍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使我有些感佩了，尤其在这个“凤城”。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历史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

    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求实、求美”的追求。既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儒将颂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代序

    一九八五年冬天，于美国明尼阿波尼斯市与一位旧中国的老军人雪夜长谈，言及已成为历史的国内战争，这位早已退休的国民党宿将感慨系之。此公的观点是，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国民党部队的将军，绝大多数都比共产党的将军文化素质高，受过良好教育，有深厚的传统教养，可惜站错了营垒，最后被“牧猪奴、放牛娃”打得一败涂地，有的沦为阶下囚，有的流落海外他乡。抛开他的政治偏见不说，这一现象却也应予承认。回忆一九四九——一九五○年解放大军胜利入城之际，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军官皆以“大老粗”自居。一时，“大老粗”竟是一种时髦和荣耀，连大学生也恨不能如此自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解放军进驻高等院校，仍以“大老粗”这块金字招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长期以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从而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风气，与此现象也有一定联系？

    文人谈兵，武将读经，一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君不见，旧时画像和祠堂中的关帝爷，手捧的不是兵书而是孔子编纂的《春秋》。其寓意不仅仅是提倡忠君爱国，还有一层倡导军人要崇尚文史典籍的意义在内。“文武双全”这句民间俗语，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在人格素质修养上的一贯要求与向往。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已中断久矣！不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国家有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根系，恐怕都会绝灭。

    世浩将军供职宁夏军区司令员期间，与我常有交往。将军对文化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谦谦然，彬彬然，有君子之风，不得不令我刮目相待。除军中的几位著名作家，我和军人极少相识，也许我见少识寡，但我的确是从他身上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一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中的恢复和继承。

    世浩将军有艺术家的气质，酷爱书画，他自己师法近人于右任，醮墨挥毫，立就一幅今草。然横竖中虎虎生风，一撇一捺皆有横刀立马之威，又有别右任先生之体。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世浩将军虽任军职，却与文化人结不解之缘，书画家常为他家座上客，相互以丹青书法应酬，评点得失，意态挥洒，时时满屋生辉。日积月累，世浩将军竟收书法名画极夥，为变个人收藏为大众精神食粮，供同好者共同欣赏，世浩将军特选优择珍，编辑成集，付梓出版。

    成册之日，世浩将军嘱我作序。自忖才疏学浅，于书画更是外行，惶惶然久久不敢落笔。但感将军厚爱，恭敬不如从命，谨写下以上文字。现在正面临所谓的“文化失落”，中华文化急待发扬光大。如和平时期的广大官兵，皆能续接中华尚武同时崇文之余绪，则中华文化幸甚！中国的文化人幸甚！

 别有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和尹平认识，是在一九八○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一期学习班里。那时湛容、万隆等人虽然已经写过长篇，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著名；毕必成是我们的组长，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学员。时令正值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知识分子都沉浸在解放感之中。在艺术上，我们似乎还处在一种“脱毛”阶段；我们的翅膀都还没有展开，都还没有对未来我们将经历些什么事有所准备。从窠里仰望天空，空间是已经够广阔了。以后，各自作了各自的探索，各自有了各自的甘苦，各自遇到过各自的幸与不幸，但毕竟各自都写出了各自的作品。

    我们一别十一年。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因为都忙着自己的事，也并不频繁。偶尔，在报刊上看到尹平的作品，如见故人，总是注意的。今天，他又出了一本集子。十一年中，他竟也“儿女成群”了。集中读了他给我寄来的几篇小说，首先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

    如我这样的人，情节的大起大落，故事的曲折复杂，已经难以吸引我了。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倒是想在书中寻找小桥流水、豆棚瓜架的平静生活以抚慰自己，并且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在过另一种生活。尹平似乎正是在向这种淡雅的境界开掘。写英雄并不难，构思出离奇的故事也比较容易，难在从凡人小事中挖出悠远的或惊心动魄的题材。这就是契弗所以被人称道的原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干扰人类正常生活的，除开生态破坏、天灾地震等等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人为的因素，莫过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了。如天可怜见，我们中华民族再别搞自己整自己的政治运动，那么留给将来文学家去写的，大约也只剩下尹平现在所写的这类题材了。人类之幸运，也是文学之所幸。我以为文学就应该正常地反映人类的正常生活。战争和政治运动虽然创造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宁愿文学史上没有这些伟大的作品。“伤痕”也好，“反思”也好，又何必呢？“伤痕”不说已明，即使“反思”也不是好事情。如我这一代的作家虽然还在“反思”着，我想我们大概也是为了今后不再“反思”吧。

    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

    所以，尹平现在走的的确是一条较为宽广的文学道路。对于过去，他没有负担；对于现在，他没有偏见。并且，年龄又是他的资本。文学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不过，我并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出什么吹捧。现在和未来，文学上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成功者，除了应该具备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和特殊的感觉外，我以为还需有如池田大作所说的，“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好!

    ——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好！

 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国，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作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8.15.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

 我的倾诉

    ——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保尔·安格尔和他的夫人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华苓事先来信要我准备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钟演讲词。正值我当时有一种要说真话的冲动，我就写了以下这篇讲话稿寄去。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女士们先生们：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比中国作家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和欢乐。在我们这个虽然广袤但人口密度却非常大的国土里，在历史的这么一瞬问，压缩着几代人的愿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几乎是针锋相对、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仅仅只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觉迟钝。因为实际上，年轻人身上也都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在夕阳西下的时刻，历史的阴影会越拖越长，越来越浓。同样，老一辈人也都随时随地受到新浪潮的冲击。在生理上已过了更年期的人，血管里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骚动。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不但在写作的时候，在平时我也在寻找自己。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自诩为现代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既想独辟溪径，又心惊胆战地怕和整体脱离；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里装着这份严肃的演讲词，由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领着进入会场。我发觉，以色列的作家、波兰的作家、加纳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没有照演讲稿讲话。我不懂英语，但从听众的反应看，他们好像还不时地插进一两句玩笑。于是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极好的口语翻译作依仗。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以下一番话。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幸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肚子里没有什么食物，我们的头脑却充实了。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头脑里的东西非喷射出来不可，正像怀孕九个多月的妇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样。

    我写了一些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已经有五部小说被搬上银幕。有的演员曾因主演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成为影星。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妇女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爱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根本无法谈恋爱。可以想像，劳改营里是没有女人可做为恋爱对象的。直到三十九岁，我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要有我那样的性苦闷。

    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

 《土牢情话》日文版序

    小说就是故事。而不论是什么样的故事、哪怕是神话或童话，也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人们爱读小说，大概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任何一个人的最大遗憾，不可弥补和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就是每一个人只能过他自己命定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在人生的中途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那种借用外科手术的变性者，在改变了性别之后，“她”仍然是他。“她”与他总是同一个人。于是，人们要想丰富自己，使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包容更多的人生经历，就只能凭借阅读小说来展开想象，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聪明起来。

    我不能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更为有趣，但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更为曲折多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当代的中国人尝过那么多辛酸苦辣。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小说家远远没有全面地将它反映出来。这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也许要到将来，我们才能回顾得更为清楚。但是，仅仅目前的中国小说，也可以使外国读者对中国人的生活略知一二了。

    当然，人们读小说并不是抱着与读历史或新闻报导同样的目的。人们还是要求这本小说有趣，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想，日本读者应该是很喜欢和能够读懂中国的小说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这就是“禅”。“禅”要求我们尽力去理解文字之外的不言之意。那是一种境界，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我只希望日本的读者读了找的小说.放下书来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的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但这又不单纯地是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是对整个人生有一种体会。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就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方面的感受。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出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的矛盾；光明的尾巴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角度”变成了一种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种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感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那种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很不明智。我请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个“高度”在哪里必须弄清楚。这个高度只能是在党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作家如果只满足于“低度”的一致，作品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重复过去那一套图解政策的做法。如果作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文学作品远离政治的问题解决了，相反，这时作家还会产生一种政治的激情和冲动，似乎非要在敏感的、尖锐的当代政治题材上发见和表现自己不可；作家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情要用自己的笔，直接参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太熟悉，政治这玩意儿在他眼里就是陌生的；并且，由于过去的政治风云，由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换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洞察力，而仅仅凭经验来观察，那就会如黑格尔说的，“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于是，政治在人们面前就简直是恩格斯所称的一片“偶然性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

    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够发挥出主体的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达到文学创作上的“化境”。在这种境界中，什么暴露与歌颂、阴暗与光明、社会效果如何、应该写什么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殊问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有联系，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和优秀的古典名著，比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害关系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悉到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不幸消除”，使“主体和世界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项原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给国文的回信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

    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

    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夜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维熙兄：

    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认为我们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要表现社会、表现时代、表现历史，没有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较全面较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些文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学来或许能头头是道，但是对文学以外的领域毕竟是生疏的。这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环境中，也许还能应付，还能写出一些不错的作品，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人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单个人具有的狭隘的知识，就表现了“原始的丰富”。而今天，“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形成了一幅广阔而多变的社会图景，并且把我们的昨天和传统习惯等等也要放到新的历史天平上来衡量；人的能力（体力的和智慧的）已接触到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变革，新的理论、观念、艺术见解、技术进展与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创见，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地涌现，造成了人的新的智能环境，于是人扩展了自己；工业社会的集中化、标准化、同步化、专业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并不会消除人的个性，相反，我们的人民正是借助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物质条件充分地展开各自的个性。总之，文学是写人与社会的，在我们面前的人与社会已开始了巨大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家如不随之发展，不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就等于自行取消写作当代题材文学作品的资格。同时，作家的勇气不但来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感，还要来自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与自身知识的全面性。

    其次，我认为我们现在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必须“创造生活”。我们作家不能只满足于深入别人的生活，更应该在这正起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中于非文学的领域内也以具有鲜明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去创造生活。我们常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点正在于他要创造性地掌握历史和在现实中体验历史。我很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考葛兰西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实践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积极改造周围世界的人。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丰富的想象力来自艺术的启示、生活和体验与记忆。但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属于别人的不论多么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领域中哪怕是进行微小的变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的话，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

    至于我，我要和我区的同志们一起办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刊物——《文学家信息》。基于对我们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在现代都面临着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这种认识，基于我们现在的信息生产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被知识的海洋所淹没却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必需的知识这样的现状，这家刊物专为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从知识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家刊物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广泛摘编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民族和国际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如正在发展的空间科学、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况。它将成为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资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闻性，只注意努力扩大文学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知识面，要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文学的边缘上形成一门边缘科学，以促进和便利创作、研究、评论和阅读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自治区领导对办这个刊物的计划也感到兴趣。可是要把这个计划变为现实，肯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正因为有“想不到”，才能激发起活力，生活本身会不断地把它还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我们，如不愧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就要像我们在北戴河时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

    谨颂伏安！

    贤亮

    1984.7.25.

 文化型商人宣言

    中国文化人正困于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窘迫；在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奔向商品市场的亿万人的洪流中，文化人已痛切地有了落后和失落的感觉。似乎文化和文比人都遭到空前的忽视和冷遇。很多文化人茫然不知所措：是继续自己的专业还是随波逐流，也涌到杂乱而又繁荣的，嫉嫌而又诱人的市场上去？

    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从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文化和文化人从不正常的、畸形的和被主宰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次历史转机。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都将经过产前的阵痛，落到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上。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冲决中国文化人自“五四”开始就企图冲决的旧文比、旧传统、旧意识和旧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向往的政治目标。“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凭天真的理想、幼稚的热情，更不是靠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能迎接来的。这方面我们已经有非常惨痛的经验。只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才是两位先生的红地毯！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文化人的行为指南。

    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潮中当一个弄潮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靠无可奈何的勇气或为生计所逼出的胆量闯荡市场而发财致富的阶段已经过去；随着我国准备“入关”，价格机制逐步理顺，依仗不公平的买卖而得利的侥幸也不复再来。未来中国的市场，将被文化型商人在平等原则上一与各色人等进行的公平竞争所占领和统治。

    我们，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对商品经济我们毫不陌生，《资本论》四十多年来都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学习并加以运用，我们将会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大多数职业商人或企业家。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亲身参与！我们要实践！我们要下海！

    也许会有人说，“文化型商人”反过来也可称作“商人型文化人”。如果这种褒贬出自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文化人之口，我们应该谅解并要对他们表示尊敬。中国确实需要一大批不为环境所动，专心致志于自己专业的文化人。而倘若是那些以嘲弄咒骂新事物为能事的批判家这样说，我们则要自豪地回答他：是的，你怎么称呼我们都可以！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家伯克（burke）早就说过，“不纯粹性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天性”。我们正是要冲破专业的桎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中，成长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现在，社会不但允许我们可以有“第二职业”，还给予种种方便和优惠，这是找们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次绝好机会。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高级的、适合于我们教养的方式到市场上去“练摊儿”。

    找以极快的速度在宁夏文联名下开办了两个公司——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商业信息有限公司，遵循小平同志“三有利”的原则和有关法律，经营包括广告业务在内的一切可以买卖的物资。从北京到地方，文化人团体所办的“经济实体”和文化名人领导的“第三产业”大约上百家。我在不长的实践过程中，已预感到全国类似我公司的“经济实体”以及有志于以商业为第二职业的文化人有联手的必要。

    我们必须手拉手地一齐涉入汪洋大海。我们过去在文化活动方面建立的情感和关系，如果涂上商业的色彩则变成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这并不会使我们的友谊变质。虽然在金钱上我们仍然要“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我们的联合或联络，只有遵循经济规律和商仆原则才会紧密和巩固。这样，我们的友谊不仅会加强，而且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将得到新的友谊。

    我们可以以个人身分互聘对方为项目经理或代理，可以组成紧密或松散的联营机构，可以不断互通商业信息进而达成实质性的交易，也可以把公司当做“卡拉ok”，个人独立地、偶然地在经济舞台上唱一曲……形式会多种多样，经济领域比政治领域宽广无比。总之，我们握惯了笔杆子的软弱的手，一定要攥成一只强劲的拳头。如果我们联起手来，文化人所经营的工商实体，就会是中国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

    在伟大的历史挑战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身的全部潜力和潜能。我们目前还处在以“第三产业”为“第二职业”的初级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我相信，文化人向“第二产业”即工业进军的日子也为期不远；我更相信，未来中国实业界的巨头中将有很多我们文化人。

    中国的文化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

    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

 谈下海

    “下海”一词不知出于何典，听说一九四五年前在上海，将少妇少女去舞厅当舞女称为“下海”，“海”者，舞池也；又，酷爱京剧的票友正式成为京剧演员，也叫“下海”。总之，似乎和商业无关。一九四九年后，此词沉寂多年，到了九十年代，大陆报刊上突然纷纷出现“下海”，“下海”又变成时髦动词，如同bp的嘀嘀声，街头巷尾到处响成一片。而经过历史的变迁，此“下海”已非彼“下海”，却是专指作家、教授、学者这类文化人从事商业活动而言了。

    也不知是谁第一个转化了这个词义的、我认为这人肯定有语言学天才。工人从事商业，农民从事商业，一般市民从事商业都不叫“下海”，唯独把文化人从事商业称为“下海”。其中有深意焉。现在，这“海”非那“海”，不再是指小小的舞池舞台而是真正能使人遭灭顶之灾的“商海”。将商品市场你做“商海”，我想大概正是因在商品市场中弄不好会淹死人吧。然而，难道别的人就淹不死？何以别的人下到商海就不必突出“海”宇，偏偏文化人下到商海就要特别标明商品市场是会淹死人的“海”呢？

    我“下海”仅仅十个多月，我办的企业抛开其他特点不说，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领的是一群比我还外行的文化人来从事商业活动。十个多月中，我的苦恼并不来自资金短缺，不是来自业务清淡，不是来自工商税务的麻烦，相反，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不错，我的苦恼可说全部是我手下的文化人给我造成的！

    “下海”“下海”！很多所调的文化人一下到商海便会灭顶，对此我已深有体会。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瞥，而对人来说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塑造过程。中国的文化人不同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不管如何清贫，他们总是在行政或事业单位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这样，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已经蜕变、或说是被塑造成了家兔，至少是获得了家兔的某种特征。

    首先，许多文化人已经丝毫没有风险意识，丧失了承担风险的胆量。安于清贫，乐于清贫，据说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美德。我看，这不过是因为很多文化人早已失去了争取过富日子的勇气，只能缩在蜗牛壳里舔露水而做的自我安慰的阿q式的宣传罢了。其次，这十个多月来，经找广泛观察，许许多多文化人也不具备独立办事的能力，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般行政干部甚至汽车司机。听他们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真令人神往，但叫他们去办一件实事，你就要等着倒霉。

    家兔和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另一特征，是没有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它们不像羊，更不像狼，你把一只家兔单独关在笼子里养，它也过得很快活。所以，商场或“商海”中必须要进行的横向联系，你千万别指望他们办好。家兔们擅长于在笼子里沉思，幻想“创作自由”，擅长于坐在书房或办公室里展望将来，构制蓝图，却不会处理眼前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你只能要求他们稍稍懂得一点行为的有效性。同时，正因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所以你也别指望他们会如上海话说的那样替企业“担肩胛”。大厦稍微晃一下，首先打洞逃跑的一定是家兔。

    就这样，我的企业居然没有倒闭，还能赚钱。也应该说文化人毕竟有自己的一批老关系、老朋友、而当老关系老朋友都成了企业的客户时，家免的另一特征又暴露出来了，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他们并没有竞争能力，家兔和狼的不同处就在于家免没有一点点攻击性，不会自己觅食。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这句成语，我觉得还应再造句成语——“守兔等株”。原来，家兔式的文化人只能守在办公室里等待生意上门。

    家兔是最温驯的动物，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看到一叠叠钞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家兔不像狼、狗、猫、牛、马……甚至不像羊和野兔，这种族类和水是完全绝缘的。别的动物掉进水里多少还能扑腾几下，唯有家兔遇水即沉，连伸伸爪子的能力都没有。海，对它们来说是何等可怕啊！

    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离了文化人的参与根本无从谈起。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的商人：第一个阶段的商人是“骑着摩托提着秤，跟着小平闹革命”的闯荡式的小商小贩，现在这种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了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第二阶段和第二类商人是凭着价格的双轨制，利用特殊的社会地位从中介性的流通中获取好处的人，这种人即将转化或没落，第三个阶段和第三种商人便是凭着知识和智慧的文化型商人，而未来中国的市场必将是这类商人的天下。然则，文化人要想成为文化型商人，就必须清除掉自己身上的家兔习性。在“海”中，不是要求他们变成海狼或鲨鱼，至少要使自己逐渐适应惊涛拍岸的大海，成为一名游泳能手。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那可是我花了好几万元才买到的，决不是蹲在兔笼里沉思默想能够悟到。本来，我差点也被驯养成一只家兔，幸亏我劳改过二十多年，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狼的野性和自己觅食的本领，不然的话不到半年我的公司就要宣布破产。可告慰的是，现在我又让一只只家兔回到了他们习惯的笼子里。他们也许会对你说：

    “千万别‘下海’！”

 亦师亦友说谢晋

    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刚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关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谈，倒是从李准老师那里听来的多。每一件事都让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与我对比，他虽然侥幸没进过劳改队，但在“大牢笼”中，其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准老师每讲一事，我总想：我要碰上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整个人生都是那么无助和绝望，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这不由得令我对他又产生了几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适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今天走红的年轻一代导演，可以对谢晋的电影艺术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我只想说，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这种至少是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有几位能达到谢晋的人格高度？据说中国电影现在在“呼唤大制作”，说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国电影每年统共才有20亿元市场，10亿被国外进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个亿由年生产的100部中国电影来分，这样算来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么怎样挽救中国电影？据我看，“谢晋模式”今天应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好好汲取。

    谢晋和我一样，是个“主题先行”者，这也常常被人诟病。其实，“主题先行”与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都能出好作品。具有历史使命感，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的艺术家，其感觉总是引导他不由己地就选择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有关的题材，即通常所谓的“重大题材”。当然，“重大题材”并非写“大人物”或大场面，鸦片战争是重大题材，在农村老汉和一条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这类艺术家的“主题先行”，与“文革”提倡的“主题先行”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跟着感觉走”。谢晋在他从影5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在《拉贝日记》之后，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出来。他这艺术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与狗》的电影的原因。“文革”应该是中国电影一个挖掘不尽的题材，遗憾的是这类成功的中国故事片可说一部也没有，以致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这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毫无印象。我以为这简直是中国艺术家的失职。张艺谋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我问过周围的人，几乎都说最喜欢的却是他的《活着》（从盗版的光碟看到的）。为什么？这说明人们还是喜欢“重大题材”。如连续放映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从题材到题材产生的环境，都能与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谢晋的电影不仅有“气”、有“神”，还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的关怀。

    （原载上海《文汇报》）

 我的人生是部厚重的小说

    张贤亮：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岁月剪影：

    1950年代初读中学时，我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我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

    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有记者提到，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你已经有10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部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100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而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潮。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於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5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後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後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1993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1300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艰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碑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槁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