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牢情话》 第一章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章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毛主席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既然人们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膛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第三章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糊糊的。连队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 “舀缸子地上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啰，反革命暴动呷，牛鬼蛇神开黑会啰！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咝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儿，听一会儿，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窸窸窣窣地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地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 “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好的人。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淤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浮唦、浮唦，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罗，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奇怪。他的呻吟，给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巴蜀田园风光：在溶溶的夏日里，在翠蔓绿树之间，一群光着屁股的四川娃儿在池塘里嬉戏。他们一会儿浮水，一会儿在岸上捉迷藏，又偷偷摸到瓜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围坐在皂角树的浓阴下猜崩壳儿：“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啰，我得啰！”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 “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唦？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老人家唦？” “降落伞唦，降落伞……我嘟——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蹚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枪！ 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寞、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夙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 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蹚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 哗啷，锁打开，枪托一砸门。“连首长”刘俊穿着高腰雨靴，拿着一根削得笔直的树枝跨了进来。王富海跟在后面。他端着枪，光着脚，沾满泥污的绿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上。 “嗯，很好！人都在。”刘俊两眼把牢房一扫，夸奖了我们一句。他身材高大健壮，要不是前额略嫌低狭，还算得上是英俊魁梧的。他是一九六五年从公安部队复员的禹！班长，现在已经是这个不戴帽徽领章的武装连的“连首长”了。 “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 “报告连长：宋征死了。”只有小顺子有胆量打断他的话。 “啥？”他像是吃了一惊，脸陡地阴沉下来。“咋死的？嗯？”他气汹汹地跨到炕边，掀起枕巾看了看，“咋死的？嗯？李方吾，你说！” “这个，这个……”李大夫吓得嘴唇发抖，“这个……我……” “报告连首长，”小顺子眨眨眼睛，“他昨天回来到处喊疼，头疼、心口窝儿疼、肚子疼……” “谁问你啦！”刘俊瞪了小顺子一眼，“你说，李方吾。你是医生。” 李大夫还是抖得说不出话。 “嗯？肚子疼？……”刘俊思忖着，“是不是绞肠痧？老百姓说的绞肠痧，你们医生叫啥？” “说！”王富海把枪对李大夫一戳。 “叫……阑尾炎。” “对了。就是阑尾炎嘛！过去我们部队有个战友就得这个病死的，跟宋征一样。主要是吃了饭就运动。王富海！” “有！” “叫两个人抬副门板来，收拾出去。” 这时，刚刚蹿入我心脏的毒素起作用了，突然有股强烈的报复欲使我不能控制地昂奋起来。 “报告连长，”我向前跨了一步，“这块玻璃被打碎了。” “嗯？咋搞的？”果然，引起了刘俊的注意。 原来，玻璃上有在“三忠于”活动中用红漆喷上的毛主席胸像，缺口呈三角形，斜边正从胸像的面部切过。 “谁干的？”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王富海王班长，”我兴奋地揭发，“他昨天晚上故意用枪朝这块玻璃上一捅。” “唔——”刘俊一下子泄了气，像多疑的麻雀一样歪着脑袋。王富海却马上惶恐起来，本来就不高的身子又缩了一大截。 “唔——”刘俊终于平静下来，“王富海，把玻璃碴捡起来。别扔到垃圾堆上，放到办公室主席像的后面。以后你注意一点，别老冒冒失失的。” “是！”王富海急忙弯下腰，在水里慌慌张张地摸索着。大概他的手被碎玻璃划破了，只见一缕鲜血悄悄地在污水里飘散开去。 “现在，我跟你们讲。”刘俊又面向蜷在炕上的人，用树枝拍打着雨靴，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德国军官的姿势，“现在……哦，石在，你回到你的铺位去。现在，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昨天你们就经过了考验嘛，很好嘛。现在，夏秋作物、瓜果蔬菜全部淹了，房子也倒了不少。但是，我们的方针还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大灾年夺大丰收，像大寨那样。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你们呢？是和革命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争取立功赎罪、宽大处理呢？还是准备顽抗到底呢？当然啰！‘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乘机跳出来表演的。好！我们正要在这场抗灾中狠抓阶级斗争，抓出几个典型。从今天开始，革命群众要大干了，男女劳力统统上阵。管你们的，换个女班长，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你们不要以为换了女战士，你们就可以捣乱啰，逃跑啰。我们就是要这样考验考验你们。谁敢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我们欢迎……关于宋征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嘛，和自然灾害一样。要奋斗，就会有……哦，关于宋征的死，不准你们互相议论，不准外传消息。从今天开始，信件一律要检查，家属一律不准探望。如果发现你们不老实，当场铐起来！不信，你们就试试……” 我的老领导就这样被抬走了，放在一块湿漉漉的门板上；我刚刚像得到天授似地想出的伎俩也落了空，悲伤和羞愧的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随后，王富海端来一盆玉米饼，发给每人两块。 “大家节约点吃。”王富海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这就是一天的饭啦。都吃了，晚上就没啦。要喝开水也没有，反正外面有的是水。大家凑和点吧。连首长还特别关照，吃完饭歇一会儿再出工，别得了阑尾炎……” “妈妈的！谁知道晚上还活不活……” 小顺子和“多事先生”很快把两块玉米饼都吃完。其他人先还迟疑不决，但最后还是把一天的饭全报销了。 第一线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了。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 门“吱”的一声轻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不用枪托，而是用手推开的。 “大家休息好了吗？”一个年轻的冀东口音的妇女在门外喊道，“休息好了就出来吧，出工了。” 第四章 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汗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 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就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摊摊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间土坯牢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波。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蹚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 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惟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在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个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全，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往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劈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蹚水到羊圈，至少要蹚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蹚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 “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 “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 “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 “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 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他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第五章 纯洁的人性在赎偿人类所有的缺陷。 ——歌德《赠克吕格尔》 这几天，她没有理我。她不时用孩子般的赌气的眼神瞪我。有时，完全不必要地对我呵叱：“快干，快干！你干活老是磨磨蹭蹭的……”搞得另外几个女战士都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九个“犯人”里（小顺子现在干脆躺倒不干了），我干活是最踏实、最卖力的。但是，也许只有我才能听出她的呵叱里有一种并非不友好的调皮的捉弄。每在这个时候，我就装着不理解，用凶狠的眼睛回瞪她，我并不是不愿领受这种友情，不是对她有反感，而是我现在更产生了一种我感情上想得到、而理智上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从而要干脆毁坏掉我想得到的东西的畸形心理。 洪水过去一星期以后，大地就恢复了生机。她甚至比过去更美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绿叶，汁水饱满、纤维坚韧的枝蔓，覆盖了洪水在土地上破坏的痕迹。本来已经黄熟的春小麦是完了，但水稻却顽强地从水面挺立起来。玉米和高粱，有一部分仍可指望收成。阔大修长的叶片，像碧玉似的略略透明的枝干，在带着红斑的、像鱼须似的须根的支撑下，迎着炎热的夏风摇曳。大自然自己愈合了自己的伤痕。人，不是也有这种能力吗？ 阳光酷烈，暑气蒸人，我们这些“犯人”干活的时候，除李大夫和“多事先生”外，都脱光了上衣。我看着我隆起的胸肌、突出的双头肌，像扇子面一样的阔背肌和胸肌下一块块对称的腹肌，全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不禁有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我想，以后，我可以躲开这纷扰的世事去务农，凭我多年坚持体育运动锻炼出来的这副健壮的身体，足可以把妈妈养老送终。所以，我干活很认真，在挖渠、挑沟、修埂、平田中，不断向本地人出身的“刑事犯”和小陈请教农业生产知识。不几天，我的农活干得就很出色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女战士们就抱着枪在树阴下乘凉。她们就取得这点特权，有别于在大田里辛辛苦苦地和我们一样干活的其他男女战士。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农工们，不改她们在农村自小养成的习惯，她们多数人拿着针线和鞋底，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她们纳鞋底和搓麻绳的时候，七九步枪也成了她们的纺织工具。这副情景，要让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发现，肯定会当作世界奇闻报道出去。当然，我们是不会从这种荒唐可笑的画面中得到乐趣的，我们明白：在她们这松散的一伙背后，有刘连长说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宋征领教过后，已经死于非命，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连首长”这些人怎么会放心我们“犯人”同她以及这些家属（派来看押我们的女战士，除她之外都是连队头面人物的家属，全属照顾性质）接近呢？后来我才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就和古罗马贵妇人洗澡时不避她们的男奴隶一样。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妇女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或是我们敢于对她们有什么非分之想。他们确实是以为已把我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尔，我会因取土的需要站得离她们近一点。我听见，我，常是她们叽叽喳喳的话题。她们也是人，而且是女人，当然是用女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她们赞赏我结实匀称的身躯和踏实的劳动态度，传我有什么问题，猜测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了婚，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瞥她一眼。我看到她从来不参加她们有关我的议论，只是在一旁拄着步枪，用兴奋的、专注的、研究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她正准备捕捉的猎物似的。 我也是人，而且是男人，这时，我那男性的敏感总会使我得到一点满足，还产生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看你们拿着枪，我的气势就足以压倒你们！ 这天傍晚，我就端着这种不无炫耀的姿态，扛着铁锹，昂首挺胸地走在队列前面，她在最后押着“多事先生”，不时叫喊走慢点，等一等。我站在路边，仰着脸，以一种凌驾于她之上的眼光脾睨着她，我恍惚看到她在我旁边显出了软弱、慌乱的表情。她没有再敢呵叱我，我反而发开了牢骚： “走快点嘛！干了一天了，肚子也饿了，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 “好，好，咱们快走，快走……” 回到牢房，她把锁打开，我们一拥而入，小顺子从炕上跳下来。 “快吃饭，快吃饭！今天有信。喏，这是李大夫的，这是马力的，这是秦技术员的……喂，乔班长，快给咱们端玉米饼子来！妈妈的！我呆在家里肚子都咕咕叫了……” “小顺子，有我的信没有？”我看着李大夫、老秦等人聚精会神地读着家信，羡慕得几乎嫉妒起来。信都是拆开的，而且不给信封，据说扣下信封要“存档”，统计“牛鬼蛇神”在改造期间收到过多少封信，信又是从哪里来的。 “喂，先吃饭……” “到底有我的没有？” “没有……妈妈的！肚子饿了，吃饭要紧……” 她和一个女战士把一盆玉米饼和一盆菜汤端进来。刘俊跟在她们后面。 “唔，信都看了吗？小顺子，把信都发了吧？家里都叫你们好好改造，是吧？石在，你的信呢？……” 我疑惑地瞧着小顺子，小顺子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 “唔？咋？没有给？来，我给他念。” 我觉得全身的肌肉紧缩成一团，神经也顿时麻木了。 “‘石在同志’，哼！还‘同志’呢！看来写信的人也不咋的！‘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你母亲……’” 我一把把信夺过来。这是邻居赵老师的笔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呀！ “……你嘛，十八岁就反党……”刘俊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神情斜眼看着我，“……只有好好改造，才有你的出路……” 我狂吼一声，想扑过去，但刚一挪步，就重重摔倒下去…… 醒过来，已经是黑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李大夫、小顺子、老秦……除“多事先生”，全围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小顺子说，“这就没事了。妈妈的！真吓人……” “要坚强地活下去！”老秦握着我的手，“他们就是要你自己垮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没有眼泪。所有的痛苦都被这个痛苦压倒了。我用被子蒙住头，强压住从胸中往上涌的悲号。母亲死了，那一个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和家庭温暖的世界消失了。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踯躅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荒凉的人间。这种想像，这种孤独感，激起了保卫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又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心里的血淌完了，心里的水分也被压榨干了，心就会变硬起来…… 夜，静悄悄的。只有一只夏虫在窗外寂寞地吟叹。那幽幽的、断断续续的、时高时低的卿卿声，给我带来青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是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值得留恋的；活是要活下去的。但是，我那能品味、体验、享受美的心已经僵硬了，从此，美的世界在我心中折射出来，都将是零碎的、扭曲的、变形的。我把被子略略掀开，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像被打伤的野兽似地，带着颤音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而这时，从那焊着钢筋铁条的窗外，像是回声一样，也飘进来一声幽幽而沉痛的叹息…… 第二天早上，虽然我一夜没有睡，仍然按时起了床。仍然是她和一名女战士端来玉米饼和菜汤。她没有看我，像影子般飘然而逝。我默默地吃完早饭，大家也都带着沉重的肃穆不声不响，连“多事先生”也没有“多事”。 一会儿，她在门外招呼了。我还是默默地扛上铁锹，跟大伙一齐排好队。老秦用赞赏的眼光鼓励着我。她站在队列前面，用忧郁的声调问李大夫： “他……他还出工吗？” “出！” 老秦代我作了坚定的回答，然后领着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 今天还是修复农渠，全都在一起干活。女战士们好像也安静了一些，她们在树阴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是低沉的、克制的。快到中午，一段渠堤修好了。她叫其他女战士把“犯人”带到另一段渠湃，留下我和“多事先生”在这里收尾工。等人走远后，她让我们也到树阴下来，嗫嚅地对我说：“我……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妈。” “啊！”我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难道我就没有妈吗？！”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金黄色的光，光中飞舞着无数苍蝇似的黑点。“难道只你们有妈妈？难道我们阶级敌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没有肉吗？难道我的妈就应该……”一霎间，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血一下子涌到头部，浑身战颤不停，最后竟喊失音了。我焦灼地用十指抓挠着喉咙和胸脯。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双手乱摇，惊慌地反复这样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仍剧烈地战颤着，抓挠着，嘴角喷出了白沫…… “你打我吧！啊，你打我吧！”她把枪撂到地上，抓住我一只手，“你打我出出气就好了……你打吧！就这样，就这样……”她把我的手使劲向她脸上挥，“就这样，你打呀！你打呀……” 我猛地甩开她的手，一口气终于冲出来： “你滚！你滚！你滚得远远的……” 接着，我转身扑倒在渠堤上，放声嚎啕起来。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中午酷热的阳光把渠堤上的沙土晒得发烫了。干燥的、闪光的细沙，悄无声响地从堤坡上蜿蜒流下，如同不尽的、结晶成固体的眼泪。细沙流到我头顶，流到我赤裸的胸脯，给了我一种凄凉的温暖。一只土蜥蜴，在芨芨草丛中探出头，用米粒大的黑眼睛望了望我，又急匆匆地掉尾爬去，几只小蚂蚁，在我眼前商议着，踌躇着，最后像还叹息了一声似地败兴而归，她用细润的手，胆怯而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脊背。我的皮肤陡然感到一阵清凉滑润的舒爽，同时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气。 “背都晒脱皮了，给你抹点香脂。”她蜷着腿坐在我旁边的堤坡上，声音发颤地说，“以后干活穿上衣服，要注意身体呀。” “你走吧，”我只是无力地摆动手臂，忘记了她是看押我的，“你走吧，你走……” “现在我看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叹息了一声，愁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别人伤心，他们高兴……你别伤心，以后慢慢会好的，毛主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救了人，总有好结果的。他们知恩不报，还折腾你，总没有好结果……” 我抽动了一下，紧闭上眼睛。在人性的暴烈冲动过去以后，多年来被培养成的驯顺的理念又习惯地控制了我。我觉得她那无视抽象的政治概念，仅凭一种简单的是非观，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的做法是幼稚的，我不敢想像刘俊。他代表的是历史上那么巨大和正确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一直崇敬的对象。现在，好像它越残酷恐怖就越使我痛切地尝到惩罚的滋味，越使我折服，因而也就越使我自怨自艾，悔恨过去。 太阳更酷烈了，树阴慢慢移动了地方。我们俩都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她仍守在我身边，不顾我的冷淡，絮絮地说： “我知道你吃不饱，想给你送点吃的。可白天不好拿。我回去给你在窗子下面支个铺。我晚上就从那块破玻璃给你扔进来。你一个人悄悄地吃……” 虽然我并不想吃她的东西，但她这个主意我觉得还是可取。一张大炕睡十个人，夏天挤在一起，闻着浑浊的鼻息、汗气，常常使人不得入眠。再加上“多事先生”的虱子横冲直闯，更搞得人奇痒难熬，中午，她取得刘俊的批准，让小顺子帮我在窗下搭起了铺。铺板就是抬走宋征的那块。当然，现在已经晒干了。 晚上，睡在窗下，清凉的夜风拂着我的脸颊。大恸一场以后，心头好像轻松了一些。悲痛是会随着眼泪溢出去的，如果人类没有泪腺，我想，平均年龄绝不会超过四十岁。但是，摸着身下这个铺板，我对自己是不是能活到三十岁都没有把握，难道这块抬走过宋征的铺板就不会再把我抬出去吗？ 第六章 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 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 ——亨利希·海涅《诗歌集》 香甜爽朗的晨风，穿过破玻璃轻柔地吹醒了我。我感到特别清醒。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在入睡以前，我想，今夜一定会梦见母亲。但是，却没有。生与死既是一步之隔，又离得非常遥远，在梦中都无法再见到慈颜。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在锅灶中间度过了她的一生。她相信冥冥之中有另一个世界，相信托梦、还魂等等无稽之谈。有时，在灯下，她老人家带着那么神秘和虔诚的神情，对我说得活灵活现，仿佛灵魂在幽冥中更加自由，随着清风就能飞临人间。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她老人家来到我的梦境哩？…… 我正躺在铺板上苦思冥想，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高亢的乐曲，同时窗前的操场上也响起了哨音和口令声。我坐起来，想从玻璃缺口向外看个究竟，而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的玉米饼却从被子上滚落下去。我看了看炕上睡着的九个人，经过一番考虑，真如她所说的“悄悄地吃”了。 等我吃完，再趴到缺口旁往外看，人群已经散了。只见玻璃缺口的边沿上，有一缕像是从肉上刮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干活的时候，她又把我和“多事先生”（“多事先生”啊，你曾听到过多少秘密）叫到离人们很远的地方修一段车路。 “谢谢你。”我说，“我看见了。也吃了。” “是你一个人吃的吗？” “是的。” “你睡得真沉。我在窗子外看了你好半天。”她调皮地笑着，“我本来拿着根树枝子，想捅醒你，可看你睡得香香的，就算了，以后你别让他们知道。” “算了吧，以后别送了。”我一面扔土一面说。 “为啥？”她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 “谁知道我要关多长时候，也许……” “不，”她任性地说，“反正你关多长时候我就给你送多长时候，老送下去……” “那么，我就要老关下去啰？”我凄怆地笑了笑。 “不，”她拄着七九步枪，望着远方，脸上溢出如梦似的甜蜜：“你在这里我给你送吃的，以后……” “以后怎么样？”我不是故作多情，而是确实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她抿起嘴微微一笑，“我不说了，你坏得很！” “你这倒说对了，我本来就是坏人嘛。” “别，别……”她向我靠拢过来，又啄起鲜红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的，“我这是说笑的，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知道你们右派是好人。过去我们村里也有下放来劳改的，就是说大炼钢铁搞糟了，大跃进是大冒进，老百姓饿死了这些话的人。我妈跟我说过，你们右派是好人。” “不！”我吃了一惊，而且知道她是把“右派”和“右倾”搞混了，赶快说：“不，我没说过这些话！”我的确没说过，而且连想也没敢想过，她这样大胆而明确的话，又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了就说了，怕啥？这儿又没别人，就这个疯子。”她瞟了“多事先生”一眼，把一绺头发撩到耳后。我看到她手背上贴着纱布。 “你的手怎么啦？” “没啥！”她莞尔一笑，把手藏到背后。 联想到早上沾在破玻璃上的血迹，我明白了。一方面是有意试探，一方面是真情关怀，我无法理解，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多想了。”她温和地劝慰我，“我也没爸，也没妈……哎，就说你……就一个人，是吗？” “是的。”我沮丧地回答。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像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了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苗漂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皇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 “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就不得了。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 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索索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作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地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膛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 “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制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答答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皮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阴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 “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 我知道，宋征在江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 “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阳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斗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第七章 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第八章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 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 “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住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 “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去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 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这以后，我和她的接触停顿了下来，连每天清晨欣赏她跳舞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王富海非常热衷于看押犯人的工作，在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以前，他就把我们押出去打扫厕所。他自己蹲在粪坑旁边，带着满足和悠闲的神情看着我们。待我们打扫完厕所，革命群众的“忠字舞”也跳完了，我们再匆匆吃早饭、站队、呼口号、出工，那个防止我们得阑尾炎的措施，也无形之中取消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玉芳那边一直没有回信来。可是，薅草早结束了，水稻也收割完了，稻子都拉到场上码起了垛，就等入冬后脱粒了。这时，农业生产周期里有个比较闲暇的时候，也就是说，小顺子“哥儿们”报告的那个整我们的时候到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犯人”们的脸色也一天天灰暗下来。保卫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成了每个人生命力唯一的表现。不能预测的命运中的那个可以预测的灾难，压在我们心头，使心头又产生一个更为恐怖的幻觉，再反过来夸大了那个即将来临的灾难，因而，人人都惊悚不安，我时而震颤不已，时而心灰意懒，时而疑神疑鬼，时而胸襟坦然……我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用疲乏来使自己镇静，当我挥汗如雨地收割、装运、码垛的时候，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我能看见她那焦灼的、疼惜的、爱怜的目光，但这时我已在所不顾了。 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一个是本来也无所谓宗教情绪的人，在恐怖莫测的命运的重压下，晚上竟用“书卜”来推测个人的未来。在牢房里，扑克牌、镍纸这些能用来算命的工具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毛选》，嘴里念念有词，先预定了哪一页哪一行，然后翻开寻找，揣摩那一句话对自己命运的意义。 “……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嗯，这句话的关键是‘估计此着不易实现。’”李大夫看着屋顶的水泥板嘀咕，“这指的是那封信？还是他们对我们……嗯？” “唔，这句话还对得上，您看，”“残渣余孽”翻开另一页，悄俏对李大夫说：“‘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这就是说，他们也许对咱们还……” “算了吧，算了吧！”老秦披着绿军大衣，在地上焦躁地来回踱步，斥责两个老头，“哼，告诉你们吧，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救你们自己……”他又坐在我身旁，把手指捏得辟啪作响：“小石，我总感到最近他们对我们不动声色，说不定是掌握了什么，咱们再估计一下，那个姓乔的是不是真的发了信，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能相信她真的会对你有什么感情。要那真是个圈套，可就全砸了……” “妈妈的！”小顺子说，“哥儿们跟我说，乔安萍这些日子跟刘俊那帮人可跑得欢，老到他办公室去……” “这……”奇怪，这时我心里既有惶恐，又有一种酸楚的嫉妒，“这我也说不清，你也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单独接触了……” 然而，第二天——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八点钟，我们正躺在各自的铺位上苦恼的时候，她突然打开牢门，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去。 “走！”她站在门外，端着枪，“到学校把晒的煤饼收进去。” 煤饼是我们前几天中午和的。小学校在居民点西边。这时，满月正悬在当空，田野上，田野的林带上、被林带包围的居民点的屋顶上，都被镀上一层冷峻的、刚毅的铅白色。四周静极了，我听见她在我身后的急促的呼吸和细碎而略带踉跄的脚步，我们默默地跨过干涸的排水沟，钻进黑黝黝的林带。 “好了，”她抓住我的胳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疯子安排好。” 她押“多事先生”往学校去，很快就小跑着回来。 “咋办？明天要开大会批斗你们。”她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他们正在开会，我踅摸了个因由跑出来告诉你，只有几分钟。咋办？你说咋办？……” “咋办？……”我不由得被她的恐慌传染，重复她的问话，“可是……批斗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显然她不知道该先说什么好，“‘十一’我要到师部去开立功受奖人员大会。明天我不参加会，给我一天时间准备。这要去好几天，照顾不上你了。问题不在明天，明天团部军代表要来参加，他们还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等军代表一走，他们就要甩开膀子干了。现在他们开会正说的这个，听得好吓人，你说咋办？啊……”她下意识地握起我的手。我呆呆地站着。月光透过叶片筛孔似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像银子似的苍白。那一颗墨玉似的哀婉的黑痣在她腮边抖动着。她的眼睛是闪烁不定的，像惊起了睡凫的湖塘。 “你跑吧！”她不停地揉搓我的手，“明天，我就要把钥匙交给连里了。明天晚上，我到王富海那里去把他那串钥匙偷出来。你跑到你姑妈那里去，咱们俩在城里见面。你要是现在跑，我脱不了身……” “那，那……”我被她这个计划震惊了，而且觉得她大胆得令人怀疑。“这，这……” “我早就想过了，总有这么一天。”她放开我的手，却抓住我两只胳膊。我觉得她的手掌滚烫，“现在他们也相信我了，咱们就趁这时候跑回老家去，我们都能劳动……老家的人好，那都是看我长大的……”她突然兴奋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语义不连贯的话。然而，正就在这奇突的荒谬的迷乱之中，她那不容怀疑的真情猛叩着我的心，激起了我的男子气概，我两手不自觉地从她肘弯下抚着她丰满的腰肢，第一次用真诚的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噢！不，他们合计要打你们，不把你打死也打残废……”她抬起手，把我几个月没理的乱发捋向脑后。我觉着她的手在我心上轻轻滑过，“跑吧，啊，还是跑到老家去，等运动过去再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噢！不，不……”她轻轻地摇晃我。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一种渴望，一种欲念，一种幻想，一种不能抵御的激情，使我在她的脸，连同那干燥炙热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也不由得把嘴唇迎了上去…… 一切一切的痛苦，危险，灾害好像都消失了…… 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第九章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无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 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 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哪，你看，”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还借口毛主席说的，人要劳逸结合。现在，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而是为我所用，搞实用主义。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可你搞，性质就不一样啰……” 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只是像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惊惧地望着他。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怎么会传到这里，而且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那么，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难道也…… “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刘俊说，“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是你自己坦白呢？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 “不要急嘛，”军代表一抬手，用教训的口吻说，“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石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班吗？”他抿了一口茶，“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是有影响的人嘛。我们是讲政策的，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不错，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是不是？这个你总要承认吧。叫你来学习班，是对你的关怀嘛，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嗯？”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严峻地望着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像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阴郁的心照亮了，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只是纠缠在政治身份上呢？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气得到了满足。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刹那，我领悟到：我的怨恨、怀疑、痛苦，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种阶级仇恨，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这时，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惭愧地低下头去。 “这个班长是什么人？”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便侧过头问刘俊。 “一个女战士，”刘俊欠了欠身子，“很勇敢的，路线觉悟也很高，立过二等功的。”他又转向我，把那沓白纸一拍。“你的事多啦，都在这上面，你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完了！他的表情和口气都证明我果真落入了圈套。我的神经痉挛起来，再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推理、判断了；她曾给我的关怀、安慰、抚爱，我们昨夜如焚的炽情融合在一起燃起的腾腾烈焰，全如一阵青烟似地飘散了。我像被逼到洞穴深处的野兔，只是疲乏地、绝望地喘着气。 “干了什么坏事，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军代表说，“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嘛……” 啊，生命史中的这一刻，我是决不愿回顾的，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要恶心，要窒息。我并没有挨打，我想如果真打了我，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和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这种观念，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也承认自己的无权；他们安于自己卑微的地位，甘于逆来顺受，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现在，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同时，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生的欲望，保护自己的本能，受了欺骗后的激愤，对信念虔诚的悔悟，对爱情彻底的绝望……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似地把她替我发信，给我送吃的，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那条线而已。 “胡说！”刘俊却把桌子一拍，打断我的话。“你诬陷好人！好哇你……”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押下去！先押下去！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 “唉，唉，”军代表摇着头，“正如毛主席说的呀：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出乎意外的是，把我押回牢房以后再没有提审其他人，一下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李大夫、老秦、小顺子……不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我孤单地躺在铺板上，我并没有享受到坦白后的轻松愉快，我的心并没有因忏悔而净化：我开始明白他们其实不知道她和我中间的这些事，突地腾起了新的懊丧和惶恐，而且，那任何理性上的解释都压抑不住的天良发现，更使我痛苦不安。这时，我只有希望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诬陷她，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我愿承担搞这种活动的任何罪责。 可是，已经晚了。 一直到深夜，我还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总觉得就在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果然—— “哎呀！……我不干呀！……” 她一声凄厉的嘶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穿窗而入。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可是，很快地，她的声音又被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闷住了。 我战栗地趴在破玻璃旁向外张望。月色如水，王富海那间菜窖的窗洞也反常地熄了灯光，我疑心刚刚是一种在紧张的心情下产生的幻觉，但那后窗洞的灯光却又亮了。并且，菜窖里响起了人活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一阵阵被捂住的哭声和压得很低的说话声，哭声是她的；说话声是男人的，而且不止一个，又过了一会儿，门砰地一声像被人使劲地摔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慌乱杂沓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最终消失在溶溶的月色里。 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外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趴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被子上有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 她的字像孩子的字一样，但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被泪水洇化的字迹，还用铅笔细心地描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哥： 那天晚上我去偷钥匙，没想狗连长跟在我后面，他在那菜地里把我占有了，现在我身子脏了，不佩你了，这两天狗连长叫了很多人看住我，叫我嫁给王富海，哥，我以想好了，就是你救狗连长女人的大水沆，我假意答应了，今天他们才不看我，我才给你写了这封信， 狗连长说是你告的我，我不信，就是你告的，我也不愿你，你太老实，是个好人，这几年，我看了，人越来越坏，我就看你是个好人，你救狗连长女人我就看出来了，现在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为了你，我没想过的都想了，为了他们相信我我是说你要休息，他们也许这么逼供信你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你上了当，我不愿你，哥。我对不住你，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要有主意，要跟好人在一起，我要身子不脏总等你，现在不行了，我在最后叫你一声哥，你还没叫过我，你叫我一声妹吧，以后不要忘记我。 妹妹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呀！！！…… 我咬住枕角，屏住声息，任眼泪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记住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个绝对正确的错别字，和每一个不讲语法的标点。然后，我默默地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烂。我把她滴在那上面的苦涩的泪水和喷在那上面的辛酸的鼻息，用牙齿紧紧压榨出来，和着我的泪水与叹息咽进肚里。 这时，我才发觉我多么爱她！ 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像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地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陡然，她的自杀和母亲的去世一下子沟通了。一霎间，生与死、冷与热、希望与绝望、柔情与恐惧，一齐汇聚在一起，我的血液突然横溢泛滥，长期被压抑的愤懑和青春的爱情，像雪山突崩，像狂飙乍起，以至把我的心迸得粉碎…… 不！我要爬起来，我要去救她，我要砸开牢门去狂喊！……可是，我却像发高烧一样浑身颤抖起来。而正在这时，她那朗朗的、如明月般的脸庞，却在玻璃缺口外显现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都清晰可见。我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幻觉中。我只觉得我从铺板上飘然而起，穿过玻璃缺口，像一缕青烟似地荡了出去。在外面，她牵着我的手，两人一齐飞过一团团黑雾，飞到了一个天宇碧蓝、杂树生花、细草如茵的地方…… 第十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耳边总回响起她过去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省农业局给宋征开追悼会时，我也接到了通知。在省委大院，碰到刚从小汽车上下来的王玉芳。 “呀！小石。啊，现在应该叫你老石了！”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花池旁边。她还显得精力充沛，只不过鬓边也添了白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老宋，他……全亏了你们……”就说不下去了，我们都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里的泪花，最后，还是她先开口，还像过去那样，精明、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怎么样？现在好了吧？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和诗我都看了。好得很！想不到你还能干呀！啊，我想起来了：是哪年？就是林彪摔死的第二年吧，我接到过从那个武装连来的一封信，好像就是那个姓乔的，打听我侄儿，也就是你的情况。你说荒唐不荒唐，我成了你姑妈了！还说没别的意思，就问你身体好不好。我摸不清情况，没敢回信……” 我能说什么呢？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已经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在惦记我身体好不好，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在写信以前对我的思念，想像得出她的忧虑、她的痛苦、她的希望，她思想里反复的斗争，也可以想像得出她久久接不到回信时的失望和伤心。 我能说什么呢？可能直到现在，她坐在火车里，幻想光阴一霎间退到十二年前，而她又顺利地偷到了钥匙，在她身边坐的不是王富海，却是和我一起向她家乡比翼双飞时，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吧！ 回到省城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秦。他非拉我到附近的酒馆“喝两盅”不可。原来，他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九六八年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派性斗争里，凭他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和省里当时有势力的人挂上了钩，一时，他竟成了省农业口的一位风云人物。 “……老实说，我没什么其它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两杯下肚，他有点醉意地说，“什么信念，什么原则，根本谈不到了。一想起咱们在武装连关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恐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就像发了疯一样，管他什么对不对！来吧！咱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就用他的本领和到手的权力，把原来整过他的人一一整倒，那个武装连的“连首长”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受不了而活动调回老家的。但他自己也没有逃脱。一九七七年“揭批查”运动中，他又成了清查对象，只不过他没有什么激起民愤的劣迹，才比较早地解放出来。 “……真是一场恶梦呀！现在，我想重新搞科研，干点事业，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点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羡慕你，你还能行。唉！这十来年，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人的革命上了。可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来年呢……” 他握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我，像等待我的回答似的。这又使我想起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我知道，要重建生活，必须要有很不寻常的精力才行。不过，从他醺醺的眼睛里还能看到一点他原有的炯炯光芒，我相信，他是能重新干些正经事的。可是，我想到王富海，这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可以学点文化和技术的，但长期以来被人当作狱卒，当作打手使用，致使他除了看押别人就一无所长。现在，按照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在社会生物链上缺少了他所依赖的一环，他就茫然若失，落拓下去了。不过，我也祝愿他能重建生活，因为在他身边，有我爱的人。 李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但还担任市医院的顾问。小顺子己回天津顶替他妈妈的工作，临行前，曾带着他白白胖胖的爱人和白白胖胖的孩子，提着一筐咸鸭蛋来出版社看我。“残渣余孽”也退休了，在家照看他的孙子。马力、小陈、其它所谓刑事犯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的，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多事先生”的“书写反标”案当然已彻底平反，现在他除了“多事、多事”外，也能说些别的话了。 从医院出来，得知她没有死，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她给我的那封信，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结束了我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而也正是她使我最终醒悟过来，并且把我的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引导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识这一条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原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知道：她的肉体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她把她的青春和爱情，连同我的青春和爱情都一齐埋在水坑底下的淤泥里了。 我——一个软弱而浅薄的、苟活下来的无神论者，虔诚地祈望：我们要永远坚持这个原则！ 人民保佑吧！ 第一章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章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毛主席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既然人们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膛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第三章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糊糊的。连队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 “舀缸子地上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啰，反革命暴动呷，牛鬼蛇神开黑会啰！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咝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儿，听一会儿，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窸窸窣窣地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地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 “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好的人。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淤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浮唦、浮唦，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罗，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奇怪。他的呻吟，给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巴蜀田园风光：在溶溶的夏日里，在翠蔓绿树之间，一群光着屁股的四川娃儿在池塘里嬉戏。他们一会儿浮水，一会儿在岸上捉迷藏，又偷偷摸到瓜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围坐在皂角树的浓阴下猜崩壳儿：“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啰，我得啰！”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 “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唦？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老人家唦？” “降落伞唦，降落伞……我嘟——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蹚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枪！ 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寞、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夙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 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蹚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 哗啷，锁打开，枪托一砸门。“连首长”刘俊穿着高腰雨靴，拿着一根削得笔直的树枝跨了进来。王富海跟在后面。他端着枪，光着脚，沾满泥污的绿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上。 “嗯，很好！人都在。”刘俊两眼把牢房一扫，夸奖了我们一句。他身材高大健壮，要不是前额略嫌低狭，还算得上是英俊魁梧的。他是一九六五年从公安部队复员的禹！班长，现在已经是这个不戴帽徽领章的武装连的“连首长”了。 “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 “报告连长：宋征死了。”只有小顺子有胆量打断他的话。 “啥？”他像是吃了一惊，脸陡地阴沉下来。“咋死的？嗯？”他气汹汹地跨到炕边，掀起枕巾看了看，“咋死的？嗯？李方吾，你说！” “这个，这个……”李大夫吓得嘴唇发抖，“这个……我……” “报告连首长，”小顺子眨眨眼睛，“他昨天回来到处喊疼，头疼、心口窝儿疼、肚子疼……” “谁问你啦！”刘俊瞪了小顺子一眼，“你说，李方吾。你是医生。” 李大夫还是抖得说不出话。 “嗯？肚子疼？……”刘俊思忖着，“是不是绞肠痧？老百姓说的绞肠痧，你们医生叫啥？” “说！”王富海把枪对李大夫一戳。 “叫……阑尾炎。” “对了。就是阑尾炎嘛！过去我们部队有个战友就得这个病死的，跟宋征一样。主要是吃了饭就运动。王富海！” “有！” “叫两个人抬副门板来，收拾出去。” 这时，刚刚蹿入我心脏的毒素起作用了，突然有股强烈的报复欲使我不能控制地昂奋起来。 “报告连长，”我向前跨了一步，“这块玻璃被打碎了。” “嗯？咋搞的？”果然，引起了刘俊的注意。 原来，玻璃上有在“三忠于”活动中用红漆喷上的毛主席胸像，缺口呈三角形，斜边正从胸像的面部切过。 “谁干的？”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王富海王班长，”我兴奋地揭发，“他昨天晚上故意用枪朝这块玻璃上一捅。” “唔——”刘俊一下子泄了气，像多疑的麻雀一样歪着脑袋。王富海却马上惶恐起来，本来就不高的身子又缩了一大截。 “唔——”刘俊终于平静下来，“王富海，把玻璃碴捡起来。别扔到垃圾堆上，放到办公室主席像的后面。以后你注意一点，别老冒冒失失的。” “是！”王富海急忙弯下腰，在水里慌慌张张地摸索着。大概他的手被碎玻璃划破了，只见一缕鲜血悄悄地在污水里飘散开去。 “现在，我跟你们讲。”刘俊又面向蜷在炕上的人，用树枝拍打着雨靴，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德国军官的姿势，“现在……哦，石在，你回到你的铺位去。现在，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昨天你们就经过了考验嘛，很好嘛。现在，夏秋作物、瓜果蔬菜全部淹了，房子也倒了不少。但是，我们的方针还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大灾年夺大丰收，像大寨那样。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你们呢？是和革命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争取立功赎罪、宽大处理呢？还是准备顽抗到底呢？当然啰！‘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乘机跳出来表演的。好！我们正要在这场抗灾中狠抓阶级斗争，抓出几个典型。从今天开始，革命群众要大干了，男女劳力统统上阵。管你们的，换个女班长，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你们不要以为换了女战士，你们就可以捣乱啰，逃跑啰。我们就是要这样考验考验你们。谁敢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我们欢迎……关于宋征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嘛，和自然灾害一样。要奋斗，就会有……哦，关于宋征的死，不准你们互相议论，不准外传消息。从今天开始，信件一律要检查，家属一律不准探望。如果发现你们不老实，当场铐起来！不信，你们就试试……” 我的老领导就这样被抬走了，放在一块湿漉漉的门板上；我刚刚像得到天授似地想出的伎俩也落了空，悲伤和羞愧的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随后，王富海端来一盆玉米饼，发给每人两块。 “大家节约点吃。”王富海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这就是一天的饭啦。都吃了，晚上就没啦。要喝开水也没有，反正外面有的是水。大家凑和点吧。连首长还特别关照，吃完饭歇一会儿再出工，别得了阑尾炎……” “妈妈的！谁知道晚上还活不活……” 小顺子和“多事先生”很快把两块玉米饼都吃完。其他人先还迟疑不决，但最后还是把一天的饭全报销了。 第一线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了。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 门“吱”的一声轻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不用枪托，而是用手推开的。 “大家休息好了吗？”一个年轻的冀东口音的妇女在门外喊道，“休息好了就出来吧，出工了。” 第四章 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汗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 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就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摊摊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间土坯牢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波。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蹚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 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惟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在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个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全，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往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劈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蹚水到羊圈，至少要蹚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蹚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 “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 “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 “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 “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 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他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第五章 纯洁的人性在赎偿人类所有的缺陷。 ——歌德《赠克吕格尔》 这几天，她没有理我。她不时用孩子般的赌气的眼神瞪我。有时，完全不必要地对我呵叱：“快干，快干！你干活老是磨磨蹭蹭的……”搞得另外几个女战士都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九个“犯人”里（小顺子现在干脆躺倒不干了），我干活是最踏实、最卖力的。但是，也许只有我才能听出她的呵叱里有一种并非不友好的调皮的捉弄。每在这个时候，我就装着不理解，用凶狠的眼睛回瞪她，我并不是不愿领受这种友情，不是对她有反感，而是我现在更产生了一种我感情上想得到、而理智上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从而要干脆毁坏掉我想得到的东西的畸形心理。 洪水过去一星期以后，大地就恢复了生机。她甚至比过去更美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绿叶，汁水饱满、纤维坚韧的枝蔓，覆盖了洪水在土地上破坏的痕迹。本来已经黄熟的春小麦是完了，但水稻却顽强地从水面挺立起来。玉米和高粱，有一部分仍可指望收成。阔大修长的叶片，像碧玉似的略略透明的枝干，在带着红斑的、像鱼须似的须根的支撑下，迎着炎热的夏风摇曳。大自然自己愈合了自己的伤痕。人，不是也有这种能力吗？ 阳光酷烈，暑气蒸人，我们这些“犯人”干活的时候，除李大夫和“多事先生”外，都脱光了上衣。我看着我隆起的胸肌、突出的双头肌，像扇子面一样的阔背肌和胸肌下一块块对称的腹肌，全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不禁有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我想，以后，我可以躲开这纷扰的世事去务农，凭我多年坚持体育运动锻炼出来的这副健壮的身体，足可以把妈妈养老送终。所以，我干活很认真，在挖渠、挑沟、修埂、平田中，不断向本地人出身的“刑事犯”和小陈请教农业生产知识。不几天，我的农活干得就很出色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女战士们就抱着枪在树阴下乘凉。她们就取得这点特权，有别于在大田里辛辛苦苦地和我们一样干活的其他男女战士。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农工们，不改她们在农村自小养成的习惯，她们多数人拿着针线和鞋底，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她们纳鞋底和搓麻绳的时候，七九步枪也成了她们的纺织工具。这副情景，要让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发现，肯定会当作世界奇闻报道出去。当然，我们是不会从这种荒唐可笑的画面中得到乐趣的，我们明白：在她们这松散的一伙背后，有刘连长说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宋征领教过后，已经死于非命，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连首长”这些人怎么会放心我们“犯人”同她以及这些家属（派来看押我们的女战士，除她之外都是连队头面人物的家属，全属照顾性质）接近呢？后来我才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就和古罗马贵妇人洗澡时不避她们的男奴隶一样。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妇女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或是我们敢于对她们有什么非分之想。他们确实是以为已把我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尔，我会因取土的需要站得离她们近一点。我听见，我，常是她们叽叽喳喳的话题。她们也是人，而且是女人，当然是用女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她们赞赏我结实匀称的身躯和踏实的劳动态度，传我有什么问题，猜测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了婚，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瞥她一眼。我看到她从来不参加她们有关我的议论，只是在一旁拄着步枪，用兴奋的、专注的、研究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她正准备捕捉的猎物似的。 我也是人，而且是男人，这时，我那男性的敏感总会使我得到一点满足，还产生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看你们拿着枪，我的气势就足以压倒你们！ 这天傍晚，我就端着这种不无炫耀的姿态，扛着铁锹，昂首挺胸地走在队列前面，她在最后押着“多事先生”，不时叫喊走慢点，等一等。我站在路边，仰着脸，以一种凌驾于她之上的眼光脾睨着她，我恍惚看到她在我旁边显出了软弱、慌乱的表情。她没有再敢呵叱我，我反而发开了牢骚： “走快点嘛！干了一天了，肚子也饿了，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 “好，好，咱们快走，快走……” 回到牢房，她把锁打开，我们一拥而入，小顺子从炕上跳下来。 “快吃饭，快吃饭！今天有信。喏，这是李大夫的，这是马力的，这是秦技术员的……喂，乔班长，快给咱们端玉米饼子来！妈妈的！我呆在家里肚子都咕咕叫了……” “小顺子，有我的信没有？”我看着李大夫、老秦等人聚精会神地读着家信，羡慕得几乎嫉妒起来。信都是拆开的，而且不给信封，据说扣下信封要“存档”，统计“牛鬼蛇神”在改造期间收到过多少封信，信又是从哪里来的。 “喂，先吃饭……” “到底有我的没有？” “没有……妈妈的！肚子饿了，吃饭要紧……” 她和一个女战士把一盆玉米饼和一盆菜汤端进来。刘俊跟在她们后面。 “唔，信都看了吗？小顺子，把信都发了吧？家里都叫你们好好改造，是吧？石在，你的信呢？……” 我疑惑地瞧着小顺子，小顺子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 “唔？咋？没有给？来，我给他念。” 我觉得全身的肌肉紧缩成一团，神经也顿时麻木了。 “‘石在同志’，哼！还‘同志’呢！看来写信的人也不咋的！‘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你母亲……’” 我一把把信夺过来。这是邻居赵老师的笔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呀！ “……你嘛，十八岁就反党……”刘俊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神情斜眼看着我，“……只有好好改造，才有你的出路……” 我狂吼一声，想扑过去，但刚一挪步，就重重摔倒下去…… 醒过来，已经是黑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李大夫、小顺子、老秦……除“多事先生”，全围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小顺子说，“这就没事了。妈妈的！真吓人……” “要坚强地活下去！”老秦握着我的手，“他们就是要你自己垮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没有眼泪。所有的痛苦都被这个痛苦压倒了。我用被子蒙住头，强压住从胸中往上涌的悲号。母亲死了，那一个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和家庭温暖的世界消失了。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踯躅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荒凉的人间。这种想像，这种孤独感，激起了保卫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又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心里的血淌完了，心里的水分也被压榨干了，心就会变硬起来…… 夜，静悄悄的。只有一只夏虫在窗外寂寞地吟叹。那幽幽的、断断续续的、时高时低的卿卿声，给我带来青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是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值得留恋的；活是要活下去的。但是，我那能品味、体验、享受美的心已经僵硬了，从此，美的世界在我心中折射出来，都将是零碎的、扭曲的、变形的。我把被子略略掀开，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像被打伤的野兽似地，带着颤音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而这时，从那焊着钢筋铁条的窗外，像是回声一样，也飘进来一声幽幽而沉痛的叹息…… 第二天早上，虽然我一夜没有睡，仍然按时起了床。仍然是她和一名女战士端来玉米饼和菜汤。她没有看我，像影子般飘然而逝。我默默地吃完早饭，大家也都带着沉重的肃穆不声不响，连“多事先生”也没有“多事”。 一会儿，她在门外招呼了。我还是默默地扛上铁锹，跟大伙一齐排好队。老秦用赞赏的眼光鼓励着我。她站在队列前面，用忧郁的声调问李大夫： “他……他还出工吗？” “出！” 老秦代我作了坚定的回答，然后领着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 今天还是修复农渠，全都在一起干活。女战士们好像也安静了一些，她们在树阴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是低沉的、克制的。快到中午，一段渠堤修好了。她叫其他女战士把“犯人”带到另一段渠湃，留下我和“多事先生”在这里收尾工。等人走远后，她让我们也到树阴下来，嗫嚅地对我说：“我……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妈。” “啊！”我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难道我就没有妈吗？！”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金黄色的光，光中飞舞着无数苍蝇似的黑点。“难道只你们有妈妈？难道我们阶级敌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没有肉吗？难道我的妈就应该……”一霎间，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血一下子涌到头部，浑身战颤不停，最后竟喊失音了。我焦灼地用十指抓挠着喉咙和胸脯。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双手乱摇，惊慌地反复这样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仍剧烈地战颤着，抓挠着，嘴角喷出了白沫…… “你打我吧！啊，你打我吧！”她把枪撂到地上，抓住我一只手，“你打我出出气就好了……你打吧！就这样，就这样……”她把我的手使劲向她脸上挥，“就这样，你打呀！你打呀……” 我猛地甩开她的手，一口气终于冲出来： “你滚！你滚！你滚得远远的……” 接着，我转身扑倒在渠堤上，放声嚎啕起来。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中午酷热的阳光把渠堤上的沙土晒得发烫了。干燥的、闪光的细沙，悄无声响地从堤坡上蜿蜒流下，如同不尽的、结晶成固体的眼泪。细沙流到我头顶，流到我赤裸的胸脯，给了我一种凄凉的温暖。一只土蜥蜴，在芨芨草丛中探出头，用米粒大的黑眼睛望了望我，又急匆匆地掉尾爬去，几只小蚂蚁，在我眼前商议着，踌躇着，最后像还叹息了一声似地败兴而归，她用细润的手，胆怯而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脊背。我的皮肤陡然感到一阵清凉滑润的舒爽，同时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气。 “背都晒脱皮了，给你抹点香脂。”她蜷着腿坐在我旁边的堤坡上，声音发颤地说，“以后干活穿上衣服，要注意身体呀。” “你走吧，”我只是无力地摆动手臂，忘记了她是看押我的，“你走吧，你走……” “现在我看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叹息了一声，愁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别人伤心，他们高兴……你别伤心，以后慢慢会好的，毛主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救了人，总有好结果的。他们知恩不报，还折腾你，总没有好结果……” 我抽动了一下，紧闭上眼睛。在人性的暴烈冲动过去以后，多年来被培养成的驯顺的理念又习惯地控制了我。我觉得她那无视抽象的政治概念，仅凭一种简单的是非观，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的做法是幼稚的，我不敢想像刘俊。他代表的是历史上那么巨大和正确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一直崇敬的对象。现在，好像它越残酷恐怖就越使我痛切地尝到惩罚的滋味，越使我折服，因而也就越使我自怨自艾，悔恨过去。 太阳更酷烈了，树阴慢慢移动了地方。我们俩都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她仍守在我身边，不顾我的冷淡，絮絮地说： “我知道你吃不饱，想给你送点吃的。可白天不好拿。我回去给你在窗子下面支个铺。我晚上就从那块破玻璃给你扔进来。你一个人悄悄地吃……” 虽然我并不想吃她的东西，但她这个主意我觉得还是可取。一张大炕睡十个人，夏天挤在一起，闻着浑浊的鼻息、汗气，常常使人不得入眠。再加上“多事先生”的虱子横冲直闯，更搞得人奇痒难熬，中午，她取得刘俊的批准，让小顺子帮我在窗下搭起了铺。铺板就是抬走宋征的那块。当然，现在已经晒干了。 晚上，睡在窗下，清凉的夜风拂着我的脸颊。大恸一场以后，心头好像轻松了一些。悲痛是会随着眼泪溢出去的，如果人类没有泪腺，我想，平均年龄绝不会超过四十岁。但是，摸着身下这个铺板，我对自己是不是能活到三十岁都没有把握，难道这块抬走过宋征的铺板就不会再把我抬出去吗？ 第六章 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 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 ——亨利希·海涅《诗歌集》 香甜爽朗的晨风，穿过破玻璃轻柔地吹醒了我。我感到特别清醒。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在入睡以前，我想，今夜一定会梦见母亲。但是，却没有。生与死既是一步之隔，又离得非常遥远，在梦中都无法再见到慈颜。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在锅灶中间度过了她的一生。她相信冥冥之中有另一个世界，相信托梦、还魂等等无稽之谈。有时，在灯下，她老人家带着那么神秘和虔诚的神情，对我说得活灵活现，仿佛灵魂在幽冥中更加自由，随着清风就能飞临人间。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她老人家来到我的梦境哩？…… 我正躺在铺板上苦思冥想，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高亢的乐曲，同时窗前的操场上也响起了哨音和口令声。我坐起来，想从玻璃缺口向外看个究竟，而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的玉米饼却从被子上滚落下去。我看了看炕上睡着的九个人，经过一番考虑，真如她所说的“悄悄地吃”了。 等我吃完，再趴到缺口旁往外看，人群已经散了。只见玻璃缺口的边沿上，有一缕像是从肉上刮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干活的时候，她又把我和“多事先生”（“多事先生”啊，你曾听到过多少秘密）叫到离人们很远的地方修一段车路。 “谢谢你。”我说，“我看见了。也吃了。” “是你一个人吃的吗？” “是的。” “你睡得真沉。我在窗子外看了你好半天。”她调皮地笑着，“我本来拿着根树枝子，想捅醒你，可看你睡得香香的，就算了，以后你别让他们知道。” “算了吧，以后别送了。”我一面扔土一面说。 “为啥？”她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 “谁知道我要关多长时候，也许……” “不，”她任性地说，“反正你关多长时候我就给你送多长时候，老送下去……” “那么，我就要老关下去啰？”我凄怆地笑了笑。 “不，”她拄着七九步枪，望着远方，脸上溢出如梦似的甜蜜：“你在这里我给你送吃的，以后……” “以后怎么样？”我不是故作多情，而是确实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她抿起嘴微微一笑，“我不说了，你坏得很！” “你这倒说对了，我本来就是坏人嘛。” “别，别……”她向我靠拢过来，又啄起鲜红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的，“我这是说笑的，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知道你们右派是好人。过去我们村里也有下放来劳改的，就是说大炼钢铁搞糟了，大跃进是大冒进，老百姓饿死了这些话的人。我妈跟我说过，你们右派是好人。” “不！”我吃了一惊，而且知道她是把“右派”和“右倾”搞混了，赶快说：“不，我没说过这些话！”我的确没说过，而且连想也没敢想过，她这样大胆而明确的话，又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了就说了，怕啥？这儿又没别人，就这个疯子。”她瞟了“多事先生”一眼，把一绺头发撩到耳后。我看到她手背上贴着纱布。 “你的手怎么啦？” “没啥！”她莞尔一笑，把手藏到背后。 联想到早上沾在破玻璃上的血迹，我明白了。一方面是有意试探，一方面是真情关怀，我无法理解，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多想了。”她温和地劝慰我，“我也没爸，也没妈……哎，就说你……就一个人，是吗？” “是的。”我沮丧地回答。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像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了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苗漂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皇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 “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就不得了。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 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索索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作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地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膛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 “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制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答答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皮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阴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 “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 我知道，宋征在江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 “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阳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斗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第七章 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第八章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 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 “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住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 “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去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 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这以后，我和她的接触停顿了下来，连每天清晨欣赏她跳舞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王富海非常热衷于看押犯人的工作，在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以前，他就把我们押出去打扫厕所。他自己蹲在粪坑旁边，带着满足和悠闲的神情看着我们。待我们打扫完厕所，革命群众的“忠字舞”也跳完了，我们再匆匆吃早饭、站队、呼口号、出工，那个防止我们得阑尾炎的措施，也无形之中取消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玉芳那边一直没有回信来。可是，薅草早结束了，水稻也收割完了，稻子都拉到场上码起了垛，就等入冬后脱粒了。这时，农业生产周期里有个比较闲暇的时候，也就是说，小顺子“哥儿们”报告的那个整我们的时候到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犯人”们的脸色也一天天灰暗下来。保卫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成了每个人生命力唯一的表现。不能预测的命运中的那个可以预测的灾难，压在我们心头，使心头又产生一个更为恐怖的幻觉，再反过来夸大了那个即将来临的灾难，因而，人人都惊悚不安，我时而震颤不已，时而心灰意懒，时而疑神疑鬼，时而胸襟坦然……我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用疲乏来使自己镇静，当我挥汗如雨地收割、装运、码垛的时候，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我能看见她那焦灼的、疼惜的、爱怜的目光，但这时我已在所不顾了。 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一个是本来也无所谓宗教情绪的人，在恐怖莫测的命运的重压下，晚上竟用“书卜”来推测个人的未来。在牢房里，扑克牌、镍纸这些能用来算命的工具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毛选》，嘴里念念有词，先预定了哪一页哪一行，然后翻开寻找，揣摩那一句话对自己命运的意义。 “……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嗯，这句话的关键是‘估计此着不易实现。’”李大夫看着屋顶的水泥板嘀咕，“这指的是那封信？还是他们对我们……嗯？” “唔，这句话还对得上，您看，”“残渣余孽”翻开另一页，悄俏对李大夫说：“‘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这就是说，他们也许对咱们还……” “算了吧，算了吧！”老秦披着绿军大衣，在地上焦躁地来回踱步，斥责两个老头，“哼，告诉你们吧，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救你们自己……”他又坐在我身旁，把手指捏得辟啪作响：“小石，我总感到最近他们对我们不动声色，说不定是掌握了什么，咱们再估计一下，那个姓乔的是不是真的发了信，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能相信她真的会对你有什么感情。要那真是个圈套，可就全砸了……” “妈妈的！”小顺子说，“哥儿们跟我说，乔安萍这些日子跟刘俊那帮人可跑得欢，老到他办公室去……” “这……”奇怪，这时我心里既有惶恐，又有一种酸楚的嫉妒，“这我也说不清，你也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单独接触了……” 然而，第二天——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八点钟，我们正躺在各自的铺位上苦恼的时候，她突然打开牢门，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去。 “走！”她站在门外，端着枪，“到学校把晒的煤饼收进去。” 煤饼是我们前几天中午和的。小学校在居民点西边。这时，满月正悬在当空，田野上，田野的林带上、被林带包围的居民点的屋顶上，都被镀上一层冷峻的、刚毅的铅白色。四周静极了，我听见她在我身后的急促的呼吸和细碎而略带踉跄的脚步，我们默默地跨过干涸的排水沟，钻进黑黝黝的林带。 “好了，”她抓住我的胳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疯子安排好。” 她押“多事先生”往学校去，很快就小跑着回来。 “咋办？明天要开大会批斗你们。”她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他们正在开会，我踅摸了个因由跑出来告诉你，只有几分钟。咋办？你说咋办？……” “咋办？……”我不由得被她的恐慌传染，重复她的问话，“可是……批斗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显然她不知道该先说什么好，“‘十一’我要到师部去开立功受奖人员大会。明天我不参加会，给我一天时间准备。这要去好几天，照顾不上你了。问题不在明天，明天团部军代表要来参加，他们还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等军代表一走，他们就要甩开膀子干了。现在他们开会正说的这个，听得好吓人，你说咋办？啊……”她下意识地握起我的手。我呆呆地站着。月光透过叶片筛孔似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像银子似的苍白。那一颗墨玉似的哀婉的黑痣在她腮边抖动着。她的眼睛是闪烁不定的，像惊起了睡凫的湖塘。 “你跑吧！”她不停地揉搓我的手，“明天，我就要把钥匙交给连里了。明天晚上，我到王富海那里去把他那串钥匙偷出来。你跑到你姑妈那里去，咱们俩在城里见面。你要是现在跑，我脱不了身……” “那，那……”我被她这个计划震惊了，而且觉得她大胆得令人怀疑。“这，这……” “我早就想过了，总有这么一天。”她放开我的手，却抓住我两只胳膊。我觉得她的手掌滚烫，“现在他们也相信我了，咱们就趁这时候跑回老家去，我们都能劳动……老家的人好，那都是看我长大的……”她突然兴奋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语义不连贯的话。然而，正就在这奇突的荒谬的迷乱之中，她那不容怀疑的真情猛叩着我的心，激起了我的男子气概，我两手不自觉地从她肘弯下抚着她丰满的腰肢，第一次用真诚的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噢！不，他们合计要打你们，不把你打死也打残废……”她抬起手，把我几个月没理的乱发捋向脑后。我觉着她的手在我心上轻轻滑过，“跑吧，啊，还是跑到老家去，等运动过去再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噢！不，不……”她轻轻地摇晃我。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一种渴望，一种欲念，一种幻想，一种不能抵御的激情，使我在她的脸，连同那干燥炙热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也不由得把嘴唇迎了上去…… 一切一切的痛苦，危险，灾害好像都消失了…… 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第九章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无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 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 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哪，你看，”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还借口毛主席说的，人要劳逸结合。现在，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而是为我所用，搞实用主义。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可你搞，性质就不一样啰……” 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只是像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惊惧地望着他。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怎么会传到这里，而且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那么，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难道也…… “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刘俊说，“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是你自己坦白呢？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 “不要急嘛，”军代表一抬手，用教训的口吻说，“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石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班吗？”他抿了一口茶，“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是有影响的人嘛。我们是讲政策的，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不错，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是不是？这个你总要承认吧。叫你来学习班，是对你的关怀嘛，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嗯？”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严峻地望着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像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阴郁的心照亮了，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只是纠缠在政治身份上呢？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气得到了满足。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刹那，我领悟到：我的怨恨、怀疑、痛苦，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种阶级仇恨，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这时，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惭愧地低下头去。 “这个班长是什么人？”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便侧过头问刘俊。 “一个女战士，”刘俊欠了欠身子，“很勇敢的，路线觉悟也很高，立过二等功的。”他又转向我，把那沓白纸一拍。“你的事多啦，都在这上面，你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完了！他的表情和口气都证明我果真落入了圈套。我的神经痉挛起来，再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推理、判断了；她曾给我的关怀、安慰、抚爱，我们昨夜如焚的炽情融合在一起燃起的腾腾烈焰，全如一阵青烟似地飘散了。我像被逼到洞穴深处的野兔，只是疲乏地、绝望地喘着气。 “干了什么坏事，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军代表说，“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嘛……” 啊，生命史中的这一刻，我是决不愿回顾的，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要恶心，要窒息。我并没有挨打，我想如果真打了我，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和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这种观念，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也承认自己的无权；他们安于自己卑微的地位，甘于逆来顺受，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现在，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同时，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生的欲望，保护自己的本能，受了欺骗后的激愤，对信念虔诚的悔悟，对爱情彻底的绝望……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似地把她替我发信，给我送吃的，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那条线而已。 “胡说！”刘俊却把桌子一拍，打断我的话。“你诬陷好人！好哇你……”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押下去！先押下去！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 “唉，唉，”军代表摇着头，“正如毛主席说的呀：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出乎意外的是，把我押回牢房以后再没有提审其他人，一下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李大夫、老秦、小顺子……不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我孤单地躺在铺板上，我并没有享受到坦白后的轻松愉快，我的心并没有因忏悔而净化：我开始明白他们其实不知道她和我中间的这些事，突地腾起了新的懊丧和惶恐，而且，那任何理性上的解释都压抑不住的天良发现，更使我痛苦不安。这时，我只有希望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诬陷她，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我愿承担搞这种活动的任何罪责。 可是，已经晚了。 一直到深夜，我还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总觉得就在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果然—— “哎呀！……我不干呀！……” 她一声凄厉的嘶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穿窗而入。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可是，很快地，她的声音又被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闷住了。 我战栗地趴在破玻璃旁向外张望。月色如水，王富海那间菜窖的窗洞也反常地熄了灯光，我疑心刚刚是一种在紧张的心情下产生的幻觉，但那后窗洞的灯光却又亮了。并且，菜窖里响起了人活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一阵阵被捂住的哭声和压得很低的说话声，哭声是她的；说话声是男人的，而且不止一个，又过了一会儿，门砰地一声像被人使劲地摔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慌乱杂沓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最终消失在溶溶的月色里。 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外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趴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被子上有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 她的字像孩子的字一样，但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被泪水洇化的字迹，还用铅笔细心地描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哥： 那天晚上我去偷钥匙，没想狗连长跟在我后面，他在那菜地里把我占有了，现在我身子脏了，不佩你了，这两天狗连长叫了很多人看住我，叫我嫁给王富海，哥，我以想好了，就是你救狗连长女人的大水沆，我假意答应了，今天他们才不看我，我才给你写了这封信， 狗连长说是你告的我，我不信，就是你告的，我也不愿你，你太老实，是个好人，这几年，我看了，人越来越坏，我就看你是个好人，你救狗连长女人我就看出来了，现在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为了你，我没想过的都想了，为了他们相信我我是说你要休息，他们也许这么逼供信你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你上了当，我不愿你，哥。我对不住你，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要有主意，要跟好人在一起，我要身子不脏总等你，现在不行了，我在最后叫你一声哥，你还没叫过我，你叫我一声妹吧，以后不要忘记我。 妹妹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呀！！！…… 我咬住枕角，屏住声息，任眼泪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记住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个绝对正确的错别字，和每一个不讲语法的标点。然后，我默默地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烂。我把她滴在那上面的苦涩的泪水和喷在那上面的辛酸的鼻息，用牙齿紧紧压榨出来，和着我的泪水与叹息咽进肚里。 这时，我才发觉我多么爱她！ 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像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地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陡然，她的自杀和母亲的去世一下子沟通了。一霎间，生与死、冷与热、希望与绝望、柔情与恐惧，一齐汇聚在一起，我的血液突然横溢泛滥，长期被压抑的愤懑和青春的爱情，像雪山突崩，像狂飙乍起，以至把我的心迸得粉碎…… 不！我要爬起来，我要去救她，我要砸开牢门去狂喊！……可是，我却像发高烧一样浑身颤抖起来。而正在这时，她那朗朗的、如明月般的脸庞，却在玻璃缺口外显现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都清晰可见。我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幻觉中。我只觉得我从铺板上飘然而起，穿过玻璃缺口，像一缕青烟似地荡了出去。在外面，她牵着我的手，两人一齐飞过一团团黑雾，飞到了一个天宇碧蓝、杂树生花、细草如茵的地方…… 第十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耳边总回响起她过去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省农业局给宋征开追悼会时，我也接到了通知。在省委大院，碰到刚从小汽车上下来的王玉芳。 “呀！小石。啊，现在应该叫你老石了！”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花池旁边。她还显得精力充沛，只不过鬓边也添了白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老宋，他……全亏了你们……”就说不下去了，我们都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里的泪花，最后，还是她先开口，还像过去那样，精明、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怎么样？现在好了吧？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和诗我都看了。好得很！想不到你还能干呀！啊，我想起来了：是哪年？就是林彪摔死的第二年吧，我接到过从那个武装连来的一封信，好像就是那个姓乔的，打听我侄儿，也就是你的情况。你说荒唐不荒唐，我成了你姑妈了！还说没别的意思，就问你身体好不好。我摸不清情况，没敢回信……” 我能说什么呢？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已经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在惦记我身体好不好，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在写信以前对我的思念，想像得出她的忧虑、她的痛苦、她的希望，她思想里反复的斗争，也可以想像得出她久久接不到回信时的失望和伤心。 我能说什么呢？可能直到现在，她坐在火车里，幻想光阴一霎间退到十二年前，而她又顺利地偷到了钥匙，在她身边坐的不是王富海，却是和我一起向她家乡比翼双飞时，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吧！ 回到省城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秦。他非拉我到附近的酒馆“喝两盅”不可。原来，他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九六八年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派性斗争里，凭他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和省里当时有势力的人挂上了钩，一时，他竟成了省农业口的一位风云人物。 “……老实说，我没什么其它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两杯下肚，他有点醉意地说，“什么信念，什么原则，根本谈不到了。一想起咱们在武装连关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恐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就像发了疯一样，管他什么对不对！来吧！咱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就用他的本领和到手的权力，把原来整过他的人一一整倒，那个武装连的“连首长”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受不了而活动调回老家的。但他自己也没有逃脱。一九七七年“揭批查”运动中，他又成了清查对象，只不过他没有什么激起民愤的劣迹，才比较早地解放出来。 “……真是一场恶梦呀！现在，我想重新搞科研，干点事业，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点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羡慕你，你还能行。唉！这十来年，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人的革命上了。可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来年呢……” 他握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我，像等待我的回答似的。这又使我想起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我知道，要重建生活，必须要有很不寻常的精力才行。不过，从他醺醺的眼睛里还能看到一点他原有的炯炯光芒，我相信，他是能重新干些正经事的。可是，我想到王富海，这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可以学点文化和技术的，但长期以来被人当作狱卒，当作打手使用，致使他除了看押别人就一无所长。现在，按照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在社会生物链上缺少了他所依赖的一环，他就茫然若失，落拓下去了。不过，我也祝愿他能重建生活，因为在他身边，有我爱的人。 李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但还担任市医院的顾问。小顺子己回天津顶替他妈妈的工作，临行前，曾带着他白白胖胖的爱人和白白胖胖的孩子，提着一筐咸鸭蛋来出版社看我。“残渣余孽”也退休了，在家照看他的孙子。马力、小陈、其它所谓刑事犯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的，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多事先生”的“书写反标”案当然已彻底平反，现在他除了“多事、多事”外，也能说些别的话了。 从医院出来，得知她没有死，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她给我的那封信，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结束了我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而也正是她使我最终醒悟过来，并且把我的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引导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识这一条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原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知道：她的肉体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她把她的青春和爱情，连同我的青春和爱情都一齐埋在水坑底下的淤泥里了。 我——一个软弱而浅薄的、苟活下来的无神论者，虔诚地祈望：我们要永远坚持这个原则！ 人民保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