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名罪犯》 一、齐里乌克 两个对手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因此，检察院的人一致认为，预审法官弗罗日定会受挫、失败，不过，他们不会因此而不快。 预审法官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坐的姿势好像不太舒服，一个肩高，一个肩低，低着头。 他一如既往，黑白分明：白色的皮肤，修剪成布雷斯人样式的一头白发，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衣，一套笔挺的黑色西装。 他就这样坐着过了很长时间。人们都认为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在灯光照耀下，他看上去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我曾去过他在马尔斯田园广场的家，我想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弗罗日先生那样令我佩服，使我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看着我的样子可以认为是一种鼓励。故事讲完后我便等着，等着意见，等着评论，等着微笑。 他看着我，像是观赏风景，又像是盯着一件物证，然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我敢发誓，他看你的那种眼神会叫你一生都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一文不值。他一声不吭，只是对你轻轻地叹气，瞥你那么一眼，那样子似乎是说：“您费了那么大劲，就是为了给我讲这个！” 这只是他表面上留给人的印象，我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谈到我自认为猜到的他的真实性格。 但是那天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方式可谓是一场比武、一场争斗。 他经办的是齐里乌克案件。齐里乌克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冒险家，几周前各家报纸都在谈论他，他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也可能是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确切地说谁也搞不清楚），到二十岁时已经被五六个欧洲国家驱逐出境。 那是在和议会主席打了一番交道之后才在巴黎一家豪华旅馆又找到他（他三十五岁、四十岁，或至少三十，还是更大?）。他向议会主席建议做一笔交易，他所从事的就是这种生意：出售外交文件。 他要出售的文件到底是真是假，说法不一。齐里乌克已经把苏联的文件卖给过英国，这一事件引发了英国政府内阁危机，使英苏两国谈判破裂。他将日本文件卖给美国，又将美国文件卖给日本。人们还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和马德里发现过他的踪迹。 他的穿着非常讲究。用“优美雅致”四个字形容他的着装恐怕还显得不够，完全可以使用“华丽”二字，只不过看上去总给人一种来历不明、十分明显的外国阔佬印象。 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给他写信。他出入世界各国外交圈子，出现在各种外交扬合。 刚一被逮捕，他便咄咄逼人。 “你们迟早得把我放了，你们会后悔的！” 他几乎是在声称实际上是在为第二局工作，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 没有一个法官愿意接手这一案件，这种案子完全可能令一个诚实正派的预审法官以悲惨的结局毁掉自己的法官生涯。 齐里乌克坐在那里，身着一套伦敦名牌西装，仪表整洁、得体，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整整一小时，弗罗日先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如老鼠用细小又准确的动作一点一点啃嚼食物一样，他聚精会神地仔细阅读警方送上的报告。从纸张背面，在开头部分，被告可以辨认出这样几个字：齐里乌克案件。 弗罗日的神态像是第一次接触那种材科。他抬起头，用像灌了铅一股沉重的、只有他弗罗日才具备的特有目光凝视被告。和通赏人们认为的相反，他的目光既不尖锐，也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很平静、很缓慢，像是在盯看某件物品，目光在上面可以停留几个小时。 当齐里乌克用一种预先设计好的潇洒动作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时，弗罗日的第一句话是：“烟味使我感到不舒服……”这是冒险家从事职业冒险生涯以来第一次感到局促不安。他还在冒充好汉，虚张声势：“我想告诉您，您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硬说我想卖给法方的文件是假的，我看您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还断言我提供给德国的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的外交文件也是假的……谁都没有看到过这些文件！惟一的原告是第二局的一个下属，我完全可以打保票，他拿两边的钱，为两边服务，我也完全可以证明，我为第二局做过大量的工作。” 弗罗日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开始看另一份报告。 就这样双方对峙已经一个小时了！齐里乌克在窥视，他想从弗罗日的表情中看出点什么，比如好奇、激动、愤怒、不安、激情等等，总之一句话，看看弗罗日会有什么举动，结果枉然。他又开始说道：“即使我被判刑，最多不过三年，和x……z……一样（他列举了几个最近被法方判刑的间谍的名字）。法国将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文件纸沙沙作响，弗罗日先生一直在阅读着什么。他面前堆放的都是关于齐里乌克的材料，一份比一份假，一份比一份不可信。事实上早就应该查清他到底是哪国人。他先后叫过卡尔利特、苏恩贝姆、什米特、凯莱尔、利普敦、罗什，可能还有过其他名字。 他被捕的时候口袋里有五千美元的现金！ 两个人已经面对面地过了一个半小时，弗罗日先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他刚读完的文件是有关军事方面的。齐里乌克曾于十年前神秘地被德国逮捕，一个月之后又被更加神秘地释放，其间他在单人囚牢里接待过威廉大街的一个头目。 说他是个危险人物，这很明显！说他是个恶棍无赖，他竟然以此为荣，为此感到自豪！但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很少让法庭抓住什么把柄。 弗罗日先生却一直稳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会儿看文件，一会儿落在被告身上。 突然，他以一种慢条斯理的语调问道： “您能否从照片上认出哪个是您最后的情妇？” 齐里乌克放声大笑。 “很难，法官先生！恐怕很难认出来了！当时她还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兹酒吧打工的一个挺可爱的小姑娘……我和她约会的次数不多……”他的笑含义暖味，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还有点下流。笑完后他竟敢加上这样一句：“怎么，难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触时用哪国语言？” 齐里乌克又一次说话粗鲁，其下流猥亵的话语叫人无法重复。不过法官并未因此而被激怒。 “那好，我替您说！有的时候她用里尔的方言和您说话，您用同样的土语回答，这使她发窘、不安，她的话不友好，冒犯人，她以为您是外国人，听不懂她的话。” 齐里乌克不再开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钟。他不慌不忙地查看着齐里乌克的档案，然后开始翻看另一份材料，黄色文件夹上明白显出几个十分漂亮的圆体大字：“斯蒂凡案件”。 齐里乌克也看到了那个大字标题。弗罗日先生对此不予理会，他要给他留出时间，让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动作。 弗罗日先生手里的材料是有关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过去了，案子仍未侦破。此案的内容是一名叫皮埃尔·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杀害，她的情人是个波兰裔工人，杀人后逃之夭夭，警方再未发现他的踪迹。 皮埃尔·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厂的工头，该厂配有一名炮兵军官，这便使人感到，该厂的研究内容很可能与国防有关。 有一些材料，尤其是一份关于防毒面具的说明书也在同一时期丢失。 就是在那个时期，斯蒂凡夫妇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他们经常购买一些与其收入不相称的高档货。 不久，悲剧发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尸体在一堆煤渣里被发现了。 认识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当地看到过他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他和一帮波兰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样住在玻旧的临时搭起的木板棚里。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厂上班，他们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谁。 谋杀案发生的当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双方的焦点正向另一战场转移，齐里乌克更加放肆无礼地耍起了威风。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么名堂！”他以一种挑衅和讽刺的口吻说道，“如果您想听，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说的土语，也可以用福特厂工人的黑话回答您的问题……”他说的不错，他确实会说多种语言，一份报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南方的一名将军的亲密顾问。 当他被隶属警方的一名侦探逮捕的时候，侦探看到他的领带上别着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制作的别针，他也开始用该民族的方言说话。 不管齐里乌克怎样表演，弗罗日先生一直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在这场面对面的较量中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大部分预审法官的做法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想方设法将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晕头转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马脚、吐出真情。 弗罗日法官则相反，他给其谈判对象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过多的时间让其考虑。沉默持续几分钟，提问却仅用几秒钟。 到目前为止，他只向对方提了两个问题。因此，后来有一位好奇的专家竟然把这次关键性的审问中的字一个一个地数，看看从弗罗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说出了多少个字。 现在法官开始低声朗读他打给里尔检察院的一份电报以及对方对其电报的答复。 问题：斯蒂凡夫妇出生于何地？惨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在里尔已住了多长时间？ 答案：他们出生于卢瓦尔地区。于案发前一个月从圣艾蒂安到里尔。为制造某种新产品，里尔的工厂向同属于一个金融集团的圣艾蒂安工厂要了几名有经验的专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个，于六月来到里尔这座北方城市。 弗罗日先生的声晋第三次出现了： “您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么地方？” 凶杀案是在七月中旬发生的。 “在柏林！”齐里乌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发生关系。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说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的调查方向是错误的，我不认识斯蒂凡夫妇。” 弗罗日先生又将手中的材料翻过一页，看了看由第二局送来的最后一份文件，文件上这样写着：皮埃尔·斯蒂凡，圣艾蒂安军火工厂的工头，被工厂伙伴们怀疑与敌特有联系，但没有任何证据，因此在反间谍组织的建议下于六月被调往里尔，里尔工厂需要他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人。 问题在于搞清里尔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丢失。 在确定是否能给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发现他的同谋之前，他的妻子被害，这一情况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此斯蒂凡更加谨慎，没有做过引起任何怀疑的举动。 他深受打击，一下子老了许多，惨案发生不久便离开工厂，去旁旦镇一个单位作夜间警卫。 至此弗罗日先生总共说了四句话。他站起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站起身来后才让人发现，他原来身材相当高大。 他看齐里乌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没有特色的物品一样平静。像是终于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边用手背弹刷着自己的黑帽，一边厌倦地却清清楚楚地说：“我控告您预谋杀害斯蒂凡的妻子。” “为什么？”齐里乌克边问边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弗罗日先生好像没有听见齐里乌克的问题。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到手里帽子上的一个污点上。 “您没有任何证据！”齐里乌克坚待说。 “证据”二字将弗罗日先生拉回到现实。他一字一顿慢慢腾腾地说：“您的犯罪‘证据’？这就是证据；您从我手中的材料读到的按语是‘斯蒂凡案件’。然而，您对我说的则是：‘我不认识斯蒂凡夫妇’。您用的多数词即‘夫妇’二字便是您的口供。” 齐里乌克受到致命打击，但并未因此而束手待毙。他和对手可以称得上是势均力敌。但是，从此他绝对不肯再说一句话。 然而，弗罗日先生对自己的胜利似乎也不太看重。如此轻而易举顾利获胜的一着棋对他算得了什么呢？向自己的帽子瞥了最后一眼之后，这位对自己的每句话都极为珍借的法官又说：“哪怕是小孩都会看得很清楚。除了您的口供之外，有三种推断和迹象可以给您定罪……”他伸出手指开始一个一个地数：“首先，您对里尔地区方言的熟悉……第二点，当我问到八年前的六月份您在何地的时候，您回答问题时的异乎寻常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第三点，您曾经参加过德国间谍组织的事实。” 然后，他作了结论。 “一个普通的社会新闻。斯蒂凡夫妇向为德国服务的齐里乌克提供有关国防方面的文件和材料。齐里乌克得知斯蒂凡夫妇被怀疑并被调往里尔之后，害怕被情妇揭露，坚信她已成了自己的同谋。于是决定把她干掉……自从妻子，也是自己死心塌地的效忠者被害之后，工头皮埃尔·斯蒂凡的行动不会再引起怀疑……就这些，完了！” 弗罗日先生示意警卫把齐里乌克带走。 二、罗德里格先生 在波拿巴街一栋楼房位于七层的一个套房里，弗罗日先生的出现给人造成一种不舒服、受拘束的感觉。说不清最使人感到不快的是房间本身，还是法官上下一身黑色西服，以及透过那一副清澈明亮的圆眼镜看人时像盯着一件东西一样的眼神。 两个把罗德里格先生带来的便衣警察站在楼梯平台上。 己经跟了法官十年的书记官对法官的一切极其熟悉，和法官如同一个人，以致使人忘记了他的存在。 罗德里格先生本人又使这种本已不同寻常的气氛显得更加离奇，更加不可思议，虽然几天的监禁削去了他的棱角，使他温顺了许多。 这套房子有五个房间，天花板是倾斜式的，因而人一进去就好像头顶到了屋顶。人们看不出哪一间是餐厅、厨房，哪一间用作卧室，到处都是一样的氛围。五个房间铺的是清一色的紫红色地毯；摆放着有丰富想像力想表现各个种族、反映不同时期的奇形怪状的小玩意儿；房间的每一角落都放着长沙发；所有的桌子都是矮腿；坐垫、靠垫扔了一地……房内值得指出的实用的东西是一把有裂纹的茶壶，几个空玻璃杯，几瓶打开盖的酒，扔在地毯上的普里米斯牌炉子，和一把插在香槟酒杯中的牙刷。 整套房间给人的印象是既文雅考究，又卑鄙龌龊；既让人感受到一种像是嗅到烧香昧、名贵的香水味的惬意，又叫人像是目睹一口痰、一堆污垢一样的恶心。 一切都是和房宅的主人和谐一致的。主人又高又瘦，让人一会儿觉得像一个丧失了权势和地位，失去了昔日风采的贵族，一会儿又像个年老色衰的小丑。 他五十五岁，但穿着打扮却如同少年。另外他还施粉、染头发。往近处仔细一看，可以发现他的鼻梁上有一道细细的疤痕。 他自己主动解释说，伤疤是他为使自己的面部显得更匀称一些而做整鼻手术时留下的。 “男人首先应该做的是要让自己漂亮，就像好看的动物、美丽的花朵一样！”他这样对弗罗日先生说。 他实在令人恶心、想吐。简直就是一个卖弄风骚的雄性老男妓！一个既衰老又年轻的混合体！ 然而，警方的报告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他在家里接待的主要是年轻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西班牙人的话，在他身上倒是找不出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习俗。 到处都是散乱的书籍：全是一些诗集，一些最为神秘、令人费解的诗集。 虽然有指控背在身上，他的样子显得倒相当轻松，在多数情况下能控制自己，不在对手面前颤抖战栗。不错，和平时一样，他有很厚的脸皮。 他第一个开口说话，而法官却像在大自然中散步一样，平静地来回踱步。 “您应该承认您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指控我的证据，即使您有千百个迹象，但没有一种能够解释如此严重的罪行！” 三名精神病专家认定，虽然他神经上有点毛病，但没有精神病，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贡。 然而，他杀了人！这是从心理上和判断上都能肯定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有的事尚缺少证据。 罗德里格先生经常接待客人。他可称得上是个富翁。他吸鸦片成瘾，家里经常有成帮结伙的年轻人，坐垫上、地毯上、墙饰旁，总之，到处坐的都是不学好的狗男女，他们整夜整夜地散发出一股混合着毒品、痰液和臭汗而令人恶心的呛人气味。 在上一周的星期二晚上八点，守门人看到一个年轻人上楼，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人。大约在半夜时分，她听到楼梯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她想，可能是罗德里格先生的客人和他本人都喝醉了，因为在这栋楼的七层，他们既喝香槟酒，又毫无顾忌地吸食鸦片和海洛因。 她拉了一下开门绳，立刻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给一个没有通报姓名的房客开了一次门。 “罗德里格先生一直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事后她对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在波拿巴街对面的塞纳河里发现一具男青年的尸体，尸体是从河岸上扔下去的，事有凑巧，被害人的衣服挂在了一艘小船的缆绳上。 被害人身上有三处刀伤。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找到任何证件。警方开始了调查，当天就确认出溺水者：他是s……公爵夫妇的儿子，s……公爵夫妇在西班牙宫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 一名侦探来到罗德里格先生的住所。侦探到来之前已经确知，被害人来巴黎原打算小住数日，结果被一帮不三不四的混迹于蒙特马高地、蒙巴纳斯广场和香谢丽舍田园大街两侧酒吧的西班牙同胞拉了过去。 s……非赏想尝试一下吸食鸦片的感觉，那帮无赖们便把他介绍给罗德里格先生，于是罗德里格先生将他请到了自己家。 在一块红地毯上，警探提取了几块颜色发暗的污迹，后经专家化验认为是人的血迹，但未能肯定。 “那当然是血迹！您还是看看我的手吧，星期一我划玻了手指……”罗德里格先生反驳道。 “是和您的客人动手的时候划破的吧？” “我为什么要和他动手？我可以肯定，他是很自由地从我这里出去的。我一直把他送到波拿巴街和圣日尔曼大街的拐角处。他喝醉了。他不听我的建议，不肯叫出租车。他很可能又往回走，在河岸上遇到了小流氓，他们杀了他……”“那是他第一次来您家吗？” “是第一次，但我以前曾在彼克乌茨酒吧见过他。” “您知道他的姓名和他的家庭背景吗？” “我对爵位、封号一类的东西不感兴趣！” 警方的报告以一个西班牙人的证言作结束，这个西班牙人证明，那晚他在彼克乌茨酒吧，和s……以及罗德里格在一起。他在证言中说：“虽然s……处事随便，不拘礼节，但其身分仍然是贵族，与常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和罗德里格先生的接触，他只是出于某种好奇。当他听到一个人向他介绍，说罗德里格出身望族，但不清楚具体什么出身时，s……放声大笑起来。我想起他曾经高声说道：‘太棒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备ヂ奕障壬吹揭患渎孕∫恍5靥浩痰酶姆考洌朔考涞牟驶at巴赋龊徒烫貌at耙谎墓庀摺? 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的一幅油画吸引住了法官的视线。 那是一个女人的全身画像，和其本人一样大校她年轻、漂亮，一头红棕色的秀发十分美丽。 是一幅全身裸体像。 画布中间部位有些下陷，而且非常明显，画像挂到墙上的时间不长。 罗德里格先生偷偷地窃视法宫那寻问的目光，法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她是谁？” 被告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微笑中既有放肆下流的色彩，也有一定的保留成分，如同他本人一样。画像至少已有二十年的历史。 “您是不是在这间屋里接待过那位客人？” “不错，就是在这儿！” 那几点血迹就是在这个房间的波斯地毯上提取的！ “您的手指是哪一天受伤的？” “星期一。就是在……的前夜。” “画像是什么时候撕破的？” “也是在星期一。它掉下来了。在拿它的时候我受伤了……”“您的财产是如何得来的？” 弗罗日光生事先用电报向马德里警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方的答复现在就在他的公文包里。 罗德里格先生在二十七岁之前，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小小办事员。 突然有一天他向同事和上司宣布，他刚刚继承了一位定居南美的伯父的财产，他要到巴黎去祝从此以后他便销声匿迹了。 果然不错，他在巴黎出现了。在歌剧院大街的一家银行用他的名字开了个户头，有了六十万法郎。这六十万法郎是日内瓦的一位公证人存上的。弗罗日先生掌握了公证人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没有继承任何财产。不宜泄露职业秘密。” 但是，罗德里格先生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大量年终彩票。您了解我们国家的彩票行业吗？其中一个彩码被我抽中了。” “一月初抽的彩，是不是？” “十二月底……” “您可是九月份就离开了马德里。”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财富是中彩得来的。” “为什么？” 没有回答。他点燃一支香烟，那只苍白的、长满了深色长毛的点烟的手开始抖动。 “您搞错了！”他终于叹了口气说道，“我为什么要杀那个孩子？他身上几乎没有钱。何况我又不缺钱。怎么样？除非您认为我是个性虐待狂……但是对我进行过检查的医生肯定会反对您……我是有几种坏习惯，但不是那一种！” “您从没有结过婚？” “从来没有。” 他回答得非赏干脆，声调有些刺耳。 “您的经历丰富，您有过很多情妇吧？” “我不喜欢女人！” 弗罗日先生看了一眼墙上的画像，然后把目光转向被告，被告正对着镜子矫正自己的领带结。 “有没有敌人故意制造麻烦，将你牵连进去？” 罗德里格先生犹豫了一下，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回答我的问题！您曾有意让一些人认为——您那个圈子里的人也一致认为——罗德里格只是个借用名，您完全可能叫个什么更响亮的名字。” 他不回答。而嘴上叼着的香烟不用手的帮助从嘴唇一边移到另一边，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请问您星期二晚上坐在那儿，现在还坐到哪儿去！” “我没有坐。” “啊！难道整个晚上您一直站着？” “对不起！我们先在另一间房里喝酒。进这间屋只是为了吸几口鸦片。” “你们站着抽？” “我们去了另一间屋。” “这就奇怪了！这间才是你们的吸烟室，难道不对吗？” “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 “鸦片烟斗由谁淮各？” “可是……自己准备自己的……” “s……抽了几袋？” “六袋或者七袋……” “你们双方的争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没有吵架，我告诉您，您不必和我斗智……”弗罗日先生走向门口，把门打开，对站在门外的两个警察中的一个说：“您去司法证件处请一位照相师来，告诉他是复制一幅很大的画像。” 他停在第一个房间，仔细观察装在玻璃罩内的一组轮船微小模型。他不小心失手碰倒了一个蓝眼睛，红嘴唇的黑人面具。 罗德里格先生则在套房的另一边。最后法官以极其自然的语气从他站着的地方问道：“您做完了吧？” 突然听到一种令人吃惊而又极力想加以掩饰的声音。弗罗日先生走向门口，看到犯人手中靠着从画像脸部剪下的一方块画布。他问道：“这儿没有火吗？那么原作——因为这辐画像是按照片画的，对不对？——在什么地方？” “原作没有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罗德里格先生神经极度紧张。尽管有镜片遮掩，仍能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道颜色发红、形状不规则的斑痕，像是挨了几个耳光似的。 “您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弗罗日先生一字一顿地说，目光紧紧逼视着他。 一双痉挛的手将那块画布撕成了碎片。在其中一块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和几束弯曲的睫毛。 法官打开一只小柜的抽屉，然后又把它关上。最后又把其中的一个抽屉拉开，抽屉里放着一支江珑把手枪。 他连看都没有看罗德里格先生便离开了那儿，来到第一间屋子，又重新观赏起了放在蓝色玻璃罩中的三桅小帆船。 弗罗日先生利用这个时间用很细的羽笔在自己用十个苏买的笔记本上作了下边的记录，他用的羽笔非常尖细，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用它写字，肯定会把纸戳破：“证据——s……从来没有吸过毒品，抽了六七袋鸦片烟，是他自己往烟斗里装的烟。（罗德里格的交待）。 “绝对不可能！而为了掩盖画像的作用，罗德里格需要证明s……在离开有彩画玻璃窗的屋子时还活着。 “推断——看门人的证词、血迹、手指上的划口。罗德里格自称他将来访者领到塞纳河对岸，强调他喝醉了酒。肯定一晚上都在挂着画像的客厅里，尔后又将这一说法收回。 “画像的作用——二十年的历史，作为罗德里格的财富，证明其出身贵族的怪癖。高贵的出身被毁，或高贵出身由另一有关人承袭。很明显，在凶杀案发的当夜被撕破。拍照的时候已经变形。 “这里就是犯罪地点。因为，如果罗德里格是蓄意杀人，他可以在河岸上进行，用不着自己给自己强加上一项既困难又危险的运尸任务。 “然而，他把s……引到他家。s……曾经羞辱过他。 “当他们在隔璧屋里的时候，他坚持把s……带到裸体女人画像前。” 恰好在这个时候，在套房最后一间屋子里响了一枪。弗罗日先生轻轻叹了口气，表示满意。 事件过去很久以后，在他位于马尔斯田园广场的套房里，弗罗日先生身边围着三位法官和一名精神病科医生。 “那是一个讨厌女人的男人，”法官说，“他在西班牙外交部任职的时候，通过种种计谋，把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的女儿弄到手，但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桩期望已久的婚姻，而同意一次性获得一笔钱作为补偿，尤其是得到那幅画像。 “他把画像放大。他非常苦脑，既没有变成贵族，也不是个乡巴佬……“他看到报纸上谈论的是成为了公爵夫人的她、她的丈夫、她的儿子。他眼睁睁地盯着那幅裸体画像，并非因为好色，而是要把她一层一层地剥透，看她到底有多大威望。 “终于有一天，他在巴黎遇到了她的儿子。年轻人以他取乐，对他表现出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于是罗德里格受到二十年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雄心的启发，生出了个坏主意。 “他把她的儿子引到她的画像前，灌了个半醉……“干完了精神上得到满足的罪行之后，他不得不从物质上把他消灭，以便自我保护。” 说完上述话之后，弗罗日随手把一副桥牌丢到桌子上。 三、斯密特太太 在离莫尔良门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三层砖房，墙砖很脏，房子有花园环绕，每翻冬季花园便变成泥水口，从里边伸出一支支的干树杈。 装有窥视孔眼的门上贴着一块釉瓷牌，上面写着：家庭式膳宿公离——价格合理公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弗罗日先生由一个姑娘引进此宅，姑娘的脸长满雀斑，边走边揉搓着因生冻疮而红肿的双手。 剩处是一片狼藉。走廊的石板地上满是泥泞。右边是餐厅，八张餐桌上都铺着台布，上边还有几瓶打开未喝完的啤酒。一进门便嗅到一种药房的气味。一个年轻人冲下楼梯，没有看法官一眼便出门而去。 “是寄宿生？” “对。还有三个，其余的都走了……” “斯密特太太好一些了吗？” “很不好。她说她要死了。” “带我去看看她。” 她既没在二楼，也没在三楼，而是住在一间冰冷的阁楼里。屋里几乎没有家具，需要通过到处都是房客的箱子和行李等物品的走廓才能进到她的屋子。 在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女佣反驳说：“您知道，是斯密特太太本人愿意将她所有的房间出租，自己住在这里……”光线从气窗直射进来，房宅女主人躺在床上，她实在太瘦了，以致连红毯子下边的人体形状都几乎看不出来了。 灰白的发髻歪斜着，一半已经散开。蜡黄的脸上一双焦躁不安的眼睛恼怒地盯视着法官。一双比小孩的肩宽不了多少的肩膀。 “您好些了吗？” 她咳嗽起来。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假装的，但是后来便真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咳嗽终于停止之后她也不开始回答，只是看着弗罗日先生，那样子似乎在说：“这完全是您造成的！” 医生认为她的病相当严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斯密特太太患的是肺痨。气温的骤然下降一下子把她击倒了，她没有料到会病得如此严重。这是十二月六日的事。 八号那天，在蒙帕纳斯咖啡馆，侍者的一名房客在花园里看到一条从篱笆墙外扔进的死狗，于是着手刨坑把它埋掉。 结果竟然刨出来一具人的尸体。他吓坏了，赶紧向警方报案。 从此以后，每天都发生一件怪事。斯密特太太的病情也很自然地一天天加重。她接受调查，但一直不肯开口说话，只是用刀子般锋利的目光死死盯着对方。 她人一直很瘦，性格缺乏独立性，她待人处事的态度有一种形容不出的气质，既有点过于甜蜜、虚情假意，又显得非常坚强、刚毅……房子是属于她的。也由她自己掌管和料理。她只雇了一个保姆，因此她本人从清早起床一直干到深夜。她的膳宿生以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主。她家虽然离蒙帕纳斯广扬不远，但她的房客中却没有几个搞艺术的和大学生。在她家见到的大多是走江湖耍把戏者、杂技艺人、杂耍歌舞剧场卖唱者和其他一些说不清以何为生的无业人员。 发现的尸体当然由警方运走了，并对其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检查。只是检查范围相当有限，因为，根据估计，此人至少已死了五年。 验尸报告如下： 死者身材中等，颅骨骨折致死。被埋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条纹纯棉睡衣。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特征。死者可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 斯密特太太对所有提问的回答都报以仇恨的目光。从她口中掏出的话仅仅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打电话询问，发电报调查，结果和通常发生的案子一样，奥尔良门这座外观普通的房子掩盖着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模糊不清和极为复杂的内幕。 比如对斯密特太太来历的调查。和她同住在该区的居民都认为她是一个行为检点、值得称道的寡妇，一个意志坚强、经历过不幸的女人。 然而，伦敦警察厅对弗罗日先生的问题用有线电报发回的答复是：纳搭利·埃丝特·格兰恃，肯特郡一名牧师之女。十六岁逃离家庭，随一名杂耍歌舞剧场丑角来到伦敦，后来被他抛弃。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一家商店职员。五年之后嫁给该商场副经理里夏尔·哈洛威为妻。 哈洛威与克里波恩以及莫韦尔合伙，共创一家工人服装加工厂，但经营状况不佳，银行帐户上的钱日渐减少，没有信誉。 就在工厂即将倒闭关门之际，一名收款员的尸体在泰晤士河被发现。警方一直追踪到哈洛威——克里波恩——莫韦尔三家合伙开的商店，证实收银员的被害地点就是这家商店。 案发时间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收款员身上只有三万法郎。三万法郎没有找到。 哈洛威认了罪，被判二十年苦役，克里波恩和哈洛威一样，也是二十年，莫韦尔被判十年。 哈洛威患肺痨，于一九一九年去世。 克里波恩仍在狱中。莫韦尔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右眼，于一九二三年获释。 警方从哈浴威太太口里什么也未得到，只知道她的同谋罪并不成立，案子结了之后她立刻离开英国。 但是一九二一年在巴黎第十四区区政府发现了她的足迹，她嫁给了一名英国人，此人名叫约翰·斯密特，是个商务代理。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经营家庭式膳宿公寓，在巴黎一家澳大利亚商店当职员。次年才搬进典尔良门附近的住宅，先付现金三万五千法郎，即房价的一半，另一半以后按年支付。 调查的头几天，警方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斯密特太太的第二任丈夫提出的。 “总之，你们结婚不久，他就消失了，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 “您在哪儿认识的他？” 没有回答。有几个警察从斯密特太太的沉默不语中得出似乎十分明显的结论，他们坚信，尸体和约翰·斯密特是同一个人。 但是，弗罗日先生一直没有表态。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请求名叫约翰·斯密特的人亲自到塞纳河检察院或写信给该院。 十二月九日，一封署名斯密特的信从布洛涅市寄到，他在信中声称只有收到通知才能到巴黎。 这是个穷困潦倒和落魄之人。他自称是码头工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不是码头工，和他从来就没有当过两务代理一样。他遇到哈洛威太太的时候是个靠吃三明治维待生活的男人。她给了他一千法郎，嫁给他，改换了他的姓氏，然后远走高飞。 “她需要我的姓氏！”他说话的神态有些狡猾，但对自己想从中获利这一投机行为的内情并不知晓。 斯密特太太充分利用自己的疾病，她也确实病得不轻。 她的体温一直在三十九度和三十九度八之间徘徊。就她眼前的样子，很难想像一周之前她还在活动，管理着她的膳宿生。 而且这也始终构戚一个人们无法解释的事实。她一直体弱多玻邻居们谈到她时都说：“一个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但仍然整日奔忙！” 有时有的房客可怜她，就从她手中拿过刷子或擦布帮她打扫卫生。 她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的是那种只有受害人才有的哀怨的微笑。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忙追击一个病魔缠身，又一再遭受苦难的弱女子！ 弗罗日先生不自觉地轻轻咳嗽了一声。 长着一头棕红头发的女佣像对一个刽子手一样向他抛去轻蔑的一瞥便离开了房间。楼下住的房客是一名萨克斯管演奏手，他不顾眼前发生的一切，继续练习吹奏。他吹奏的是一首哀乐，一种古怪的金属般的呜咽在空中回荡。 “您觉得身体受得住吗？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不说话，却在微笑。目睹她那种笑的样子，如坚持不走，继续提问还不致于觉得自己心肠太硬。 “您似乎把钱看得很重，那么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肯花一千法郎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姓氏呢？” 她开始咳嗽，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脸憋得通红。 “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您丈夫被判刑的事。因此，过去发生的一切对您并没有不良的影响。相反，第二次婚姻却是危险的。” 她焦虑不安地看着他。 “我再重复一遍。第二次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婚后不久您便买了一所房子。作为己婚的女人，您只能以丈夫的名义购置房产。您必须有他的签名……我知道……您想得很周到，让他在数张贴了印花的纸上签字……但这并不影响他可以得到他那一份——如果他想要的话……”一双非常冷酷、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法官。薄嘴唇紧闭不动。那张蜡黄脸上的两个颧颊呈现出病态的粉红色。 “您的女仆用了几年了？” 她仍然是一字不答。法官查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 “您现在的仆人是一九二七年雇用的。她之前您用的是一个布列塔尼地区的人，一九二六年开始为您服务。然而，杀人案大约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时您只有一个钟点工，每天给您干三四个小时……”斯密特太太闭上双眼，半张着的嘴艰难地喘着气。 “在这种条件下，待您的房客们进城之后，在花园里刨坑掩埋一具尸体，对于您并不是难以做到的。” 还是沉默不语。 楼下传来萨充斯管手一支重复了三遍的曲子，接着是一声放肆的大笑。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斯密特在马赛、波尔多和加莱地区时赏有信给您，向您勒索一些钱。您寄给他几十个法郎。从一九二五年起，您对他的信就不再答复了。” “我受不了啦……” 她把胳膊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弗罗日先生将杯子递给她。她贪婪地喝了几口，头又倒在枕头上。 “不喝了？……” 她整个脸被痛苦折磨得扭曲变形，好像随时都可能咽最后一口气。弗罗日先生感到全身发冷。 他把头转过去，因为老太太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咳嗽。楼下的萨克斯管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慢节奏开始吹响另一首曲子，弗罗日先生皱起了眉头。 “院子里找到的哑铃是谁的？” “是一个房客丢下的。” “莫韦尔是左眼坏了，对不对？” “不对，是右眼……等一等……对，是右眼……”“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案……案发……两天前，一九一四年……他在我家用的晚餐……再给我一杯水……”“他从来没有给您写过信？” “写过一次，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仅仅是一张签上他的名字的从加拿大寄来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风景是不是一座大械市？” “不……让我想一想……是一条结了冰的河，对，是河……”“莫韦尔没有向您要钱？” “没有……我要喝水……我不行了……”弗罗日先生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向她看了最后一眼，转身出门，老女人没有喝水，她坐在自己的床上，用心神不定和充满优虑的眼神看着他走出门口。 斯密特太太于次日在送往圣拉扎尔诊所的路上服毒身亡，当时的情况始终没有搞清。作为资料，只在弗罗日先生的笔记本里见到下边几行字：斯密特太太是杀害莫韦尔的罪犯。 证据：斯密特太太肯定莫韦尔是右眼瞎了。然而，莫韦尔是在监狱里失去的右眼。因此她在他出狱之后着到过他，但她否认这一点。 推断：她冒着很太风险花一千法郎嫁给了斯密特，可是在法国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因此可以断定，她逃避的不是法国当局，而是一个总有一天会找她的人。就是为了这一点她才改换姓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哈洛威太太得到了收款人偷来的三万法郎后来到法国。钱数增多了，丈夫死了。克里波恩被关入狱二十年。可是莫韦尔不久即将出狱，他有极获得其中的一部分。 为了不让他分钱，她嫁给了斯密特，改变了身分，在郊区落户，用新姓氏买了一处房子。 莫韦尔出狱后还是找到了她。她假装顺从，接侍了他，用搀了麻醉药的酒将其灌醉，于深夜在他沉睡之际进入他的房间，用哑铃把他砸死。 谁出任何高价她也不肯把房子卖掉分一部分钱给莫韦尔。 在记事本此页边上，他用红笔加注了下边一行字：一件绝望地维护已获财产的典型案例。 四、佛来芒人 弗罗日先生第一次受理一件被告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的案子，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老家伙已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法官还没有正面看他一眼就突然对他说：“请您把鼻涕揩揩！” 老家伙名叫巴阿斯。今天的域里人恐怕对这副样子的活标本已经没有印象，但是在过去，几乎每一个村里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形象：巨大结实的骨骼，宽度和厚度一样肥大的胸脯，整个身体似乎皆由既坚硬又笨重的材料构成。简直就是一只狗熊！ 巴阿斯的脸一半都被三四公分长的灰色长毛覆盖了。他屁股坐在椅子边上，帽子放在膝盖上，一副对谁都不信任的样子，似乎遇上一丁点危险便会向前扑过去。 法官手里翻看着材料，巴阿斯则大部分时间双眼紧闭。 不过时不时地又将眼皮半睁开，以锐利无比的目光赶紧看一眼弗罗日先生。那目光是冷酷的，令人担优的，犹如某些很进化了的动物。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鼻涕，边抽鼻边眨巴着眼睛恢复刹原来的坐姿。他嘴唇半闭，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很狡猾！嵌己芙普……他们试图把我打败！勖亲咦徘啤彼碜幼保稍擦怂郏叨染璧刂笔幼哦苑健? 凶杀案发生在头天夜里。第二天一早弗罗日先生就去了在奥贝尔维里埃市的案发现场，同他一起去的还有检察院的几位专家。 从此以后，这件案子给他留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为伤心、最为苦涩的记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离开巴黎生机勃勃的郊区，来到奥贝尔维里埃地区的庄稼地和工厂，远远看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上。 和当地人一提起“佛来芒人”，他们便感到为难，感到不安。他们困惑地用手指着那间破房子，其中一个人的话既风趣又颇能说明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那里边住着多少人，也不知道里边的孩子是谁生的，怎么长大的！币还灿兴母龇考洌患渎砭牵菽诮锹涞酱k欠啾愫团┚摺＜Α13肌9贰19ê秃19用腔煸釉谝黄穑曳伞18遗堋18医小? 三个女人中一个五十岁，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十六岁。然后便是巴阿斯。他在阴暗的屋子里默默徘徊，东张西望，密切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叫人把握不住，难以捉摸。 在右边一间卧室里躺着一个死人，如果旁边没有站着巴阿斯看他，你肯定会以为死者就是巴阿斯本人。他们二人有着一样的身架，同样的年龄。 但他的头颅已被砍得面目全非。法官开始数，三十一……三十二……他的头上一共挨了三十三刀……然而，竟然没有一个人哭泣！有的只是干巴巴的眼睛，恼怒的脸色，以及他们之间用佛来芒语的窃窃私语。 审问开始了，耳中听到的是一句句含糊不滑的废话，一堆相互矛盾的回答，例如：“可能……也许是吧……谁知道呢？” 非常明显，他们在撒谎，但个个都不慌不忙，十分镇静。 他们开始意识不清地讲述另外一些故事。 意识不清！这是强加于人的无法说清的印象，让人觉得一下子倒退了几个世纪，退回到一个蒙昧主义和没有道德概念的时代。 好像看不出哪个孩子是谁生的。其中最小的孩子的母亲是那位十六岁的姑娘。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没有人说得清！ 弗罗日先生深切地感到案情越来越复杂，一天比一天复杂，甚至一小时比一小时复杂，因此，他赶快离开现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叫人将巴阿斯立刻带到他面前。 女人们都在原地被监控起来。她们并不因此而感到不便，就像房里躺着的死尸对她们来说无所谓一样。作为午餐，她们每人吃了一大盘子酸奶拌土豆。 确定每一个佛来芒人的身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可以说几乎没有证件，手头掌握的全部材料也就是一本比利时军人证书和一份出生证明摘录。但是弗罗日先生在巴阿斯在场的情况下，总算把他们每个人的大致情况整理出来了。 巴阿斯，让·约瑟夫·阿尔方斯，生于比利时安布尔市的内罗泰朗村，农场工人。在阿尔龙第二枪骑兵团服役三年，去过美洲。十年后携带二万法郎返回，并再次遇到万·斯特朗。这是一个野蛮粗鲁之人，满脸胡颓。 万·斯特朗，彼得·典古斯特，生于内罗泰朗，是个日工。与巴阿斯在同一骑兵团服役。在阿尔让特伊附近租了一块地并在那里定居。后与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结婚。样子像只大猩猩。塌鼻子。 爱玛·万·斯特朗，生于在东格尔，啤酒店服务员，直到在巴黎中央莱市场一次销售活动中遇到万·斯特朗并嫁给他。 塞丽娜，长女，二十二岁，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父亲据传是巴阿斯。 路易丝，小女儿，十六岁。她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是巴阿斯。 巴阿斯从美洲带着在煤矿挣的钱回来之后便开始寻找儿童时代的伙伴万·斯特朗。他终于在阿尔让特伊找到了他，并从此住在他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巴阿斯帮他干活。 后来奥贝尔维里埃的破房子出售，巴阿斯将它买下，万·斯特朗便成为巴阿斯的佃农。 但实际状况有些不清不楚，他们没有账目。巴阿斯整日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干。只有万·斯特朗一个人下地劳动。 是爱玛每天清晨三点起来套车，把蔬菜拉到巴黎中央莱市场出售。 塞丽娜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巴阿斯用她的名字在银行开了个账户，存入一千法郎。以后每生一个孩子都存上一千法郎，对路易丝的孩子也是如此。 但是，只有塞丽娜一人有权与巴阿斯同住一个房间。其余所有的人都挤在另一个屋子，一个三岁的男孩只能睡地上的草垫子。 两年以前，巴阿斯继承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财产，大约一万法郎，他将钱存入银行。 他是个百分之百的文盲，不会写字，画个十字代替签名。 而万.斯特朗能读会写，大部分手续都由他经办。 因而在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上便出现了矛盾。 “您是否和爱玛·万·斯特朗也有性关系？” 巴阿斯的回答是“有，没有，可能”，以及不知代表何意的含混不清的手势。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万·斯特朗既不嫉妒自己的老婆，也不嫉妒自己的女儿。巴阿斯是一切的主宰，一切皆属于他，房子属于他，所有的人也都属于他。 他们就这样在离巴黎乘有轨电车只需一个小时的奥贝尔维里埃市过日子，和外界的文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纪。 因此，巴阿斯不会说法语，他说的是将佛来芒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行话混杂在一起的萨比尔语。 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事情知之甚少。他们有时看到巴阿斯从面前经过，他人很胖，不说话，走路摇摇晃晃，像只大猩猩。 至于万·斯特朗，人们只是远远看到他总是一个人在田间劳动。 关于他们的生活，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每周在合作社买几公升刺柏子酒，万·斯特朗有时晚上站在门口拉一会儿手风琴。 头天晚上九点，这些佛来芒人和往常一样横七竖八地睡下了。次日清晨三点，爱玛套上马车进城卖菜。当她十点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巴阿斯和塞丽娜正站在地上瞧着一具死尸。 他们发现死尸已有两个多小时，但是他们要等爱玛回来再报告警方。 每个人都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出了人命案之后大家才知遣，原来这个眼前死了的万·斯特朗因病已卧床七个星期了。时值冬季，当地人对他长时间没下地干活也就没有在意。他的家人又忽略了请医生。 “反正他活不了多久了！”爱玛说，“因为他不停地哼哼，所以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屋里，经常去看看他。” 法医解剖尸体后肯定地说，万·斯特朗即使不被杀，也只能再活两三天。 对一个不能动弹的垂危病人如此心狠手辣，杀人犯恐怕己经丧失了理智！ 用斧头砍了三十三下！他一定昏了头。杀人凶器还没有找到。需要将一口井淘干和排干沼泽地的水再找。 “凶手是从哪儿进来的呢？” “从房门口！爱玛走了之后没有人起来再把门栓好……”验尸结果表明案发时间在早晨六点至七点之间，这个时候只有爱玛一人不在现场，她此时正在巴黎中央菜市场，因此她的杀人嫌疑被排除。 对几个孩子也不得不审问一番，他们个个傻乎乎的，要么放声大笑，要么结结巴巴地发出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 现在巴阿斯正坐在司法部的一间小屋里，他那沉重的躯体几乎把椅子压断，每当弗罗日先生有点什么动作，他便吓得一哆嗦。 他又开始流鼻涕，但似乎并未感觉到，因此法官有些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出声音对他说：“把鼻涕擦了！” 他顺从地擦了擦鼻子，眼睛露出仇恨的目光。 “巴阿斯经常刮胡子吗？” 不得不将问题重复多次。可是，弗罗日先生明明感到他听懂了。他先回答说：“有时候……”然后又说；“星期六……”“最后一次是谁给他刮的？……”又必须把同一问题清清楚楚地重复了好几遍。 “是我……是爱玛……另一个星期是……”“也就是说没有外人进过你们家的门槛……”弗罗日先生一反常态，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巴阿斯的眼圈发红，萎靡不振的双唇下面是一张掉了牙的嘴。 他是一种力量非凡和老弱衰败的混合体。那双一会儿显露、一会儿熄灭的冷眼又悄悄地复活了。 “万·斯特朗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人身保险？” 这一次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作解释，因此每一个问题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实在无法计算。 “没有……” “您平时几点起床？” “六点……七点……” “塞丽娜呢？” “和我一样……” “她说她八点起床……” “有可能……” “是路易丝发现的尸体？” “可能是吧……” “您今天早晨说是您……” “那又怎么样！? 他把每一个字都是咀嚼半天才说出口。他将一双青筋暴露，连尘土都渗进皮肤的手放在膝盖上。手的骨关节已经完全变形，两个手指甲完全变成了黑色。 电话铃声响了。是留在案发现扬的一名侦探打来的。他说那口井淘干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女人们还是什么都不说吗？” “老女人问，她今夜是否能去巴黎中央菜市扬。她说如果不去，卷心菜就坏了……”“那个最小的呢？” “她正在烫衣服……” “塞丽娜呢？” “她哭了……她在屋里不停地走动……可以看出她有心事。” 弗罗日先生放下电话，盯着巴阿斯看了好一会儿，巴阿斯一直半迷糊着眼睛。 “把审讯笔录给我。”法官对自己的书记员说。 他拿过记录纸，用一只手指着纸的下边，另一只手递给老家伙一支笔。 “要我写什么？” “签字……” 巴阿斯在纸上使劲画了个十字。 “擦擦鼻涕！” 弗罗日先生在一份格式纸上填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推给巴阿斯。法官连头都没有抬，用一种无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语气对他说：“这是对您的逮捕证，万·斯特朗……”一只青筋暴露的手接过逮捕证。他的手在颤抖。在杀人凶手看逮捕证的时候，弗罗日先生开始在自己的笔记上写字，字写得很孝很慢：证据：1。被告掉入我设下的陷附，我问他“巴阿斯经常刮脸吗？”他的回答：“有的时候”，这就便他暴露了。他忘记了自己把自已当成是巴阿斯。 2。被告问要他写什么。然而，巴阿斯是文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3。这个从来不洗脸、不刮胡子的人却给垂危的病人刮了胡子。但是，巴阿斯的满脸胡须是两个佛来芒男子之间的最为明显的区别。 4。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其中包括爱玛·万·斯特朗，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推断或迹象。巴阿斯病重，随时都会死去。然而，所有一切财产都在巴阿斯的名下。三十年来一家人都是靠巴阿斯的钱维持生活。 两个男人身体一样，年龄相同。当地人很难分清他们两个谁是谁。 给快死的人刮脸，再把他杀死，然后砸上几十斧子，叫人把他看作是万·斯特朗；万·斯特朗变成巴阿斯，很自然地成为房产、土地和银行存款的主人。 是预谋杀人，因为让胡子长长需要几个星期。 五、努芝 弗罗日先生好奇地注视着面前站着的嘴唇下垂、眼睛无神、眼角湿乎乎的男子。 他在把笔记本合上之前在边缘上很快地写道：动机：为了地产。 在这一案件的预审中，弗罗日先生不是风风火火，而是不紧不慢、懒洋洋的，但他心情不错，并能时时引人发笑。 说努芝漂亮，好像谈不上，说她模样挑逗人、撩拨人心，却是不假。她太年轻了，才十九岁。高挑的身上紧紧裹一件丝织连衣裙，裙子衣料薄得几乎透明，使高高耸立于胸上的两个小rx房显得更加明显，更加凸出。 一头从中间分开的长发紧紧贴在脸上，使她的脑袋显得越发细长。她的眼睛是褐色的，嘴唇是湿润的。 这种与众不同的过分修饰使她的样子有些古怪，与高雅时髦的中欧女人相差甚远。 努芝是匈牙利人。她与母亲和妹妹定居法国己有数年，说法语时赏带些轻佻色情的字眼。 她在法官面前也是厚颜无耻。审问刚一开始，她便打断法官厚着脸皮问道：“您有没有香烟，给我来一支？” 她骚首弄姿，将两腿交叉着坐下，把裙子撩得老高，故意露出两条青筋暴露的大腿。 六天中一共审问了她十一次，只有一次，就是第一次问话时搂触过问题的实质。努芝和克罗比夫人相识并保持联系。 她被指控当克罗比夫人不在时潜入她家，偷了她一条据估计价值五十万法郎的珍珠项链。 在内藏金银珠宝的写字台上留有努芝美丽的手指纹。弗罗日先生眼前摆着放大了的指纹照片。每一根长长的手指清晰可见，最后一节指骨奇怪地弯曲着。 克罗比夫人和保险公司都很焦急，一天之内就给检察院打了三次电话打听结果。 而弗罗日先生却一反常态，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果断和强硬，像个悠然自得的好好先生欣赏妩媚可爱的大自然风景一样，品味着眼前的一切。 努芝不停地卖弄风情，一次比一次大胆，一会儿整理一下有弹性的袜带，一会儿把身子紧贴到法宫身上。只可借这一切风骚举动劳而无果。法官并不生气，他只向她报以微笑，那严厉无情的笑容一下子解除了她的武装，叫她脸色变红，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最叫努芝恼火的是法宫不停地重复同样的问题，她极力思考，看哪个问题什么地方是法官有意设下的陷阱，可是她没有成功。 第十一次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您住的房子相当宽大，是不是？” “对，房子很大！我家有很多仆人。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父亲是政务院参议。您是否每次非要我像小学生背课本一样重复我的回答？我父亲战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很校我母亲把家里的一切全变卖了。我们彻底毁了，我母亲来到巴黎栖身……您没有忘记我家的地址吧？我家的地址是圣父街二十二号。我们住在旅舍的两间房子里，两间房是相通的……”她生气了，故意装出在校好学生认真的样子。 “您母亲不会说法语？” “如果您提到我妈妈，我知道您想达到什么目的！她认识五十个法文字，三十年前她学过体育。不过她坚持和我爸爸说法语，因为讲法语时髦。您肯定还想让我告诉您，我母亲有点可笑，她的穿着打扮像个年轻姑娘，她把头发染成金褐色，她在我们两间房子里接待客人的方式就像我们住在一座城堡里一样讲究礼仪……我的朋友们都说她有点神经质……”“您妹妹呢？” “是我母亲的翻版……待她到四十岁时肯定和我母亲现在的样子一模一样……她刺绣，她哭，她学习钢琴，她读诗文……”“因此，全家靠您一个人挣钱生活？……”“是这样，我们还有点年金收入……”“是谁出主意让您为报纸画时装图样的？” “我不需要别人为我出主意！” “您挣多少钱？” “推销时装式洋的月份，挣二千到四千法郎……其他月份几乎不挣钱……”“您母亲是否对您的一切都不过问，给您完全的自由？”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在蒙帕纳斯街泡酒吧，对，泡酒吧！我有男朋友，不错，是男朋友！我经常和您知道的那个在蒙泰涅大街一家唱片商店当售货员的西斯维奇出！” “您和西斯维奇没有发生过那种关系……？” “您让医生来栓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她根本不须思考，你的问题刚完，她的回答已经出来了。 她时不时站起身，在办公室绕一圈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有时坐到弗罗日先生的办公桌边上。 “您看，我说朋友时，我们就是朋友。如果哪一天我使用‘情人’，两个字眼，那他肯定是我的情人……但是这个‘他’不会是西斯维奇……”“您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克罗比夫人？” “在一次推销会上……她是顾客，我是服装式样绘图员有一次我们聊了起来……后来在一起喝了茶……”“可是她年龄比您大得多吧？” “三十五岁！您的材料里有记录。她丈夫是个百万富翁，他老了，碍手碍脚，令人生厌。她把他留在芝加哥，独自一个人来到欧洲……”“您经常去她在弗朗索瓦一世街的家吗？……”“差不多每天都去……但是您不要误会……克罗比夫人——埃莱娜——我最终用名字称呼她，喜欢的是男人，我向您发誓……”“一点儿不错！好像她和男人幽会的时候您经常帮忙……”“对，帮点儿忙……”“她经常给您钱吧？” “给过几次……她非常慷慨大方……钱到处乱放……如果她喝上几杯鸡尾酒，很可能就会给您几百、几千法郎……当然有时也有例外，她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还会骂您几句！饷督渲妇褪撬摹彼俪鲎笫帧t谥肝品糯蟮恼掌峡吹降奈┮煌怀龅亩骶褪悄敲督渲浮? “您母亲接待过克罗比夫人吗？” “只一次！罄此僖膊辉敢饫次壹摇寺薇忍屏亢艽蟆夷盖紫牒退茸藕龋虼撕榷嗔耍炔x恕箍奁鹄础眯傺览锉г埂谴瓮娴煤芸模腋掖蚨摹薄笆强寺薇确蛉俗约喊严盍茨酶吹穆穑俊? “对！拿给我看的时候她还补充说，她丈夫并非为了取悦她，而是为他自已打算……”美国人想得很远，考虚得很周到，他们即使拥有几千万家产，也会想到万一有一天破产……那条项链便可做燃眉之急……”“那条项链共有多少颗珍珠？” “不知道。” “项链是六月十一号星期二被偷的，对吗？” “可能是吧！我记不起那一天是哪一天了……”“那天上午您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并和克罗比太太一起吃午饭……饭后您陪她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因为她要去多维尔两天……我说得不错吧？” “一点不错……” “送走她之后您都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家，想工作一会儿……母亲和妹妹不在，她们出去了。” “因此没有人看见您？” “对不起！削铅笔的时候割破了手，流了许多血，我害怕了，叫了楼层服务员帮忙包扎了一下……现在还包着纱布……”她将包扎着已变成粉红色的纱布的右手食指伸出来给法官看。 “那个时候是几点钟？” “下午四点……我发现一本服装式样素描册忘在弗朗索瓦一世街……没有参考资料我不能工作……于是回到那里，女用人给我开的门……”“她跟着您进房间了吗？” “没有！她知道克罗比夫人相信我。” “您进到放有写字台的卧室了吗？” “对！但我并没有停留，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上午我没有到过那个房间……后来果然在小客厅找到了那本素描册……”“您没有碰过写字台？” “没有……” “可是在上边发现了您的指纹！”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 “您在她家停了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 “和女仆说得一样。用了半个小时，仅仅是为了找一本素描册……”“我有点累，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随便翻了翻扔在上面的一本英文画报……”“您从她家出来后立刻回了您家？” “您知道不是这样的。那正是西斯维奇下班的时刻……我等他下班出来一起去蒙帕拿斯酒吧喝开胃酒……”“您没有去他的住处？” “没有……” “您在晚上九点才回到家。这中间您都干了些什么？” 沉默不语。 “西斯维奇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千法郎……” “可是他一个月要花一千五六百法郎……”“那是他的事……您逮捕他好了！” 弗罗日先生拿起电话机： “哈喽！请转爱丽舍37一07……对！请克罗比夫人接电话……”努芝皱起了眉头，没有料到弗罗日先生这一举动竟使她的脸部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厉和冷酷。 “您想干什么？” “想提个问题！您敢肯定您的手不是在擅开写字台的锁时划伤的吗？写字台的边缘是铜的……一不小心就会划伤的……”“我对您说过，我是在圣拉扎尔街自己家里削铅笔时割伤的……楼层服务员可以作证……您把他叫来问问就清楚了……”“喂！强寺薇确蛉寺穑磕刹豢梢越辛境档轿业陌旃依匆辉剑俊唬挥行露鳌皇且桓黾虻サ氖中迸チ15檀鸹拔实溃骸笆裁词中课宜凳裁戳耍俊Ω贸腥夏裁匆膊恢馈备ヂ奕障壬菩Ψ切Φ匕岩患魍频剿媲啊? 弗罗日先生推到姑娘手里的是她十个手指头的指纹照片，照片上惟一一处不规则的指纹是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产生的。 “这就是我的证据。”法官用一种相当和蔼亲切的语气说，“当您故意把指纹留在写字台上的时候您的手并没有受伤。因此，指纹不是在您的手受伤之后的下午，而是上午留下的。也就是说是当着克罗比太太的面留下的。因此……她为了让人在几天内把您视为怀疑对象，答应给您多少钱？” 努芝以仇视的目光向弗罗日法官看了一眼。弗罗日先生不予理睬，按着自己通常的习惯，打开记录本，在一张空白页上写道：推断：1。努芝如果偷了东西，知道会被怀疑，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在西斯维奇下班的门口等候他；2。她应该事先想好，将自己当晚的时间表说得合乎情理，不让人产生怀疑；3。她的行动和回答问题的态废说明像是敌意成为被告。 克罗比太太急匆匆地来了，她全身珠光宝气，香水味四溢。她一到便问：“需要签字吗？” “等一会儿再签，夫人。等一会签在犯人人狱登记簿上……我荣幸地控告您企图诈骗给您的珠宝上了保险的公司。” 美国女人惊呆了，她狂怒地转身盯住努芝，弗罗日先生不慌不忙地补充说：“她从头到尾忠实地扮演了她的角色。您应该承认，她手上的伤并非她的责任。您愿意回答两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您把那些替代早已被您变卖掉的真珍珠的假珠子弄到哪儿去了？” “扔到多维尔附近的大海里了……” “谢谢！为了一时转移警方视线，避兔怀疑，您给了努芝小姐多少钱？” “五万……”克罗比太太动了动嘴唇，说出了这个数字。 弗罗日先生面无表情，沉着镇定。他平静地看着努芝，姑娘气坏了，她攥紧拳头，嘴唇不停地哆嗦。 “五万？……是五千，法官先生！而且……您看！……这枚闪闪发光的戒指也是假的……” 将近下午一点了。如果弗罗日法官不按铃唤进一名守卫，事件很有可能会以两个女人互打耳光或相互抓脸、揪扯头发而告终。 六、阿尔诺德·舒特兰热 “不管怎样，法官先生，我声明……” “您不必来什么声明，回答我的问题！” 弗罗日先生平静中带着冷酷。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他一直一动不动，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一只像打过蜡一样惨白的手托着前额。 阿尔诺德·舒特兰热几乎一直用他那双凸出的圆眼睛盯着法官，那眼神使人反感，甚至令人厌恶。 他三十岁，身高一米八，大概是由于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肥胖的躯体中充斥着使用不尽的活力，就连嘴唇都显出营养丰富的特色，肥硕丰厚，犹如熟透了的水果，随时都会裂口。 但是他脸上的肌肉似乎不太强健，脸色十分苍白，虽然两颊呈现出的是粉红色，不过一看就知道那是化装的效果。 他的头发为金黄色，剪得非常短。眼眉稀稀拉拉。一套过于紧瘦的灰色西服把全身上下的肥肉挤压得一块一块地突出来。 弗罗日先生低头看着面前的材料，然后开始说话，说话的佯子像是在念一篇经过仔细润色的文稿：“您出生在苏黎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奥地利人，对不对？我说得不对的时候您再打断我。您先在纽伦堡大学学习化学，二十三岁时改变主意，到波恩学医。但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波恩，来到巴黎继续学医？” “因为波恩大学太多，难以找份工作挣钱来维持生活和学习。” “您父母不寄钱给您？” “我父亲十年前就过世了，母亲在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赚的钱仅够她自己用。” “什么原因使您改学医了呢？” “是个人爱好。” “您曾多次对人说，您不准备以行医为职业。” “您说得不错。实验室的工作更适合我。” “您毛遂自荐到了解剖实验室当助手。换句话说，是支解分剖尸体，以作解剖研究之用。” “是这样。” “您在布朗什广场的中心药店当职员已经两年。您是夜班，晚上八点上班，早晨八点下班。药店一天二十四小时开门营业。您极少在药店露面。您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边放着一张床供您休息时用。如果有紧急药方需要处理，女售货员便叫醒您，您到实验室去做。药店老板为什么不选择一名大学毕业的法国药剂师，而偏偏选中了您？” “因为只付给我正常薪水的一半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我可以利用值班的空闲时间学习，可以使用实验室，搞自己的研究。” “从晚八点到早八点，您和在药店值班的若利太太单独在一起。清晨一点她为您准备咖啡，送到您的办公室。您是她的情人。” “人们是这样认为。” “有一次一个钟点工到得早了点，将你们二人当场捉了奸。” “您非要提起此事，我也不反对。” “若利太太三十五岁。她丈夫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建筑师的测量员。他脾气暴躁，嫉妒心很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对你们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这几周他经常在夜间搞突然袭击，出现在你们面前。是不是这样？” “这是您说的。” “还有几次若利太太发现她丈夫在街上转悠。若利对他的同事们说，总有一天你们之间的事会以您及他妻子的死告终。” “我没有听说过，不知道。” “四号晚到五号清晨，您和若利太太同往常一样当班，从晚上到早晨共有十三位顾客到药房买药，收款处有记录可以证明。您两次被招呼准备处方。十一点半，刚走出电影院的若利来看他妻子，当时您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看到了您。他没有和您打招呼。凌晨两点在皮加尔街一家酒吧上班的一名舞女来到药铺，她等了好几分钟才终于看到头发蓬乱、脸颊绯红的若利太太出来。” 阿尔诺德撅起厚嘴唇，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您说完了吗？就这些？” “若利太太通常都是赶在她丈夫睡醒之前七点回到家。在女帮工们到达之前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药店只有您一个人。五号那天，她因为要等侯白天上班的职员，所以八点才离开药店。您在办公室睡觉。当办公室的门被打开时，您装作刚从沉睡中醒来的样子。” “我十分欣赏您用的‘装作’二字！”舒特兰热用讽刺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我想您自以为说话用词都十分严谨。” “职员们进店时，若利太太已把大衣穿好。她步行到克利希广场，从那儿乘有轨电车回家。您等老板到了之后与他寒喧了几句便回到您在亲王先生街的住处，然后去解剖实验室上班。” 这是一场平淡无奇、单调乏昧的对话，没有一点儿哀婉动人之处。一方是冷若冰霜的弗罗日先生，另一方是一刻也没有将那双疑虑重重的圆眼睛离开法官的舒特兰热。 “上午九点，若利先生来药店诉苦，说没有见到妻子回家，他向药店老板要您的地址。老板觉得他言过其实，没有告诉他。测量员十分失望，整整一个上午找遍医学院的各个角落，没有发现您的踪影。实验室的一个小伙子及时通知了您，您便从一个小门溜了，您一再叮嘱不要把您的住址告诉他。我说的这些您承认吧？” 阿尔诺德只是耸耸肩，没有回答。 “下午五点，药店收到一份新的订单，一名职员到地下室去取货。在那里没有找到，他便潜入‘后备贮存室’。贮存室很小，里边放的是危险品，特别是各种酸类。在一排短颈大腹瓶后面，他发现几个麻袋放的不是地方，便想把这些袋子放回原处，结果吓得惊叫起来。麻袋浸透了硫酸。报警之后警察很快赶到，在袋子下面发现了一具被截成三段的女尸，已经被硫酸烧烂了。 “您知道尸体解剖结果。人死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残存的衣服碎片表明死者穿的衣服与若利太太头一天晚上的衣服完全相符。女尸与若利太太的身高一样，胖瘦相同。若利先生看过尸首后认为是他妻子无疑。他没有丝毫犹豫，认定您就是杀人凶手，如果没有警察的保护，他肯定会杀了您。” “药店只有一个入口，是不是？”阿尔诺德·舒特兰热缓缓地说，“另外我请您注意一点，那就是我没有任何理由杀害若利太太。还有一点您在调查中没有搞清，她每月从其销售额中分给我大约二百法郎。” 他说这些话时十分平静，没有显出丝毫的不安，且富有人情味。 弗罗日先生像是没有听见他说的最后几句话似的，又开口说道：“不错，药店确实只有一个入口。从上午八点开始，店里总有一个人当班。另外，把您五号白天一天的活动时间表模拟一遍之后证明，您没有去布朗什广常”“这表明……”被告以挑衅的口气接茬说。 然而，像坚硬的冰雹一样砸下的回答使他失去了沉着，一下子慌了神。 “这什么也表明不了！” 此后五分钟的沉默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当双方的对话再度开始的时候，阿尔诺德·舒特兰热的自信开始打折扣了。 弗罗日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声调开始变高，话语变得更加尖刻。他将手中的象牙裁纸刀使劲撅弯，以致被告不由自主地偷偷观察，等着看裁纸刀弯断的一刻。 “请您只用是或不是回答我下边的问题。您在波恩的时候曾牵涉进一件至今也未查清的风流案，此案中死了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这是不是真的？” “医学院四分之一的人都受了牵连，当然有理由尽量把事件压下去。” “您在几个月前对药店一个新来的女职员说，您不是个普通、一般的情人，哪个女人一旦和您相识，便再也离不开您。” 舒特兰热的脸微微泛红了，本想试着笑一笑，可是使了半天劲，只勉强挤出了一丝矫饰的怪笑。 “若利太太曾向人夸口，说在您的带领下，她学会了吸可卡因。” “巴黎有三四万人吸……” “我只问您的活动。四号到五号的夜里您接待了多少顾客？” “我搞了两个处方。” “您到过药铺吗？” “没有。” “您没有往收款箱里放过钱？钱都是若利太太放进去的？” 舒特兰热不回答，法官的问题使他惊讶、不安，他的戒心越来越强。 “十三个处方共卖了九十六法郎二十五生叮其中两次出售的药品与您的处方有关。十个处方是一般常用药。还有第十三个处方。” 又是况默不语。舒特兰热像块木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皱起眉头，两个眼珠子更圆、更突出。显而易见，他想摸清法官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毫无结果。 “收进钱箱的第十三个处方的钱是五法郎七十五生叮据药剂师说，这恰好是一包脱水棉的货款。药房里哪种药品的价钱都与这个数目不相符。” 还是没有回答。弗罗日先生翻看着手中的材料。 “您用过脱水棉吗？” “我没有进过药店。” “柜台里一包脱水棉也没有缺少。这事很容易查清楚，盛药棉的箱子头一天就打开了，里边的脱水棉一包不少。 “这说明了那五法郎七十五生丁是多出来的，仅此而已！收款机打出了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五法郎七十五生丁进了钱柜，但却没有相应的商品卖出。” 舒特兰热开始坐立不安，但仍然不说话。 只沉默了五分钟，他一下子站起身，口气却不坚定：“那又怎么样？” 弗罗日光生的态度斩钉截铁，不容置辩，被告再也招架不住了。 “只有经过您的同意，尸体才能移入地窖。药房只有一个门，这您特地指出过。白天在必经之路的药店里总是有数人在常但是晚上只有您和从肉体到灵魂皆属于您的若利太太。 “因此，要么是她干的，要么她就是您的同谋。不管怎样，我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 弗罗日先生只是画龙点睛地指出问题的要害，他知道他面前的对手十分聪明，不会忽皓他瞰判断的每一个字。 “五号那天，若利太太等着职员们到店之后才离开药店。我们暂且还把我所说的作为推理。她之所以等侯，是因为需要被别人看见。不，是您更需要让八点上班的人看到她。这佯您便为自己留下后路，从数学角度计算分析，您不可能成为被告。 “人己经杀了。尸体弄到地下室，浸泡到硫酸里。果不其然，专家们判断被害人死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结论：死尸不是若利太太。 “但是，钱箱里多出了五法郎七十五生叮然而，无论是您本人还是您的情妇都不需要往里放钱，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有人买过东西，只是买的货没有带走。 “卖的货是脱水棉。顾客是一个年轻女人，她接过药棉，付了款，然后被骗到药店后边，被支解，埋藏在浸了酸的袋子下边。 “但是若利太太犯了一个错误，她把售出的脱水棉又放回原处，因此脱水棉没有出药店，因为脱水棉的买主没有走出药店。 “可以将此称之为意外的证据吧。” 舒特兰热用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抹了一下他那肥嘟嘟的粗脖子，然后说：“在您的事业上又将多一颗人头，您很自豪吧！” 弗罗日先生不再理他，拿出自己的记事本写道：若利由于嫉妒变得十分危险。将他消灭又会冒风险。可是一对情人都需要对方，相互需要的理由尚不清楚。 于是做出让若利太太死了的假相。他们在夜间等着一个女顾客的到来，她的外观须和若利太太大致相仿。 杀死她，给她换装，然后用硫酸处理。 八点钟若利太太穿好大衣等着同事上班，以掩盖大衣下边穿的别人的衣服。 她很快走开，在约好的地点等候情夫的到来。 后来，我在记录中看到用红笔写的批注：获无罪释放一年后，由于全身瘫痪死于硝石厂。 七、瓦尔德马·斯特维斯基 “坐下！”弗罗日先生说。 被告直挺挺地弯腰坐下，嘴角上挤出一丝在客厅接待客人一样的微笑……然后清晰地说：“谢谢您！我想对您说，法官先生，终于能和一位真正上流社会的人物打交道，对于我是一种怎样的慰藉和解脱。” 他坐在那里，手不停地做着小动作，虽然弗罗日先生看他的目光无论如何不是一种鼓励，他却毫不在意，继续往下说。 “虽然我仍然穿着波兰军队的参谋制服，下级却不顾我的脸面，对我十分无理、粗暴、野蛮，外交部对此应该干预！我己经是个普通人了，又是个外国人，对这一切遭遇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他自鸣得意地说个不停。此人身材矮小，干瘦，僵直的身子活像一根柴火棍。在他脱外衣的时候，一名狱卒惊讶地看到他里边竟然穿着一件只有从前某些官员才穿的那种女式紧身胸衣。 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对近视眼上戴着单片金丝眼镜。他的坎肩口袋里装着一小块鹿皮，瓦尔德马不时地用它擦拭眼镜。 一身得体的服装烫得又平又直。 “好了，斯特维斯基……” “对不起……是斯特维兹……没有几个法国人能将我的名字正确发音，听起来叫人不舒服……”弗罗日先生并不因对手故意打岔而改变态度。恰恰相反！法官更加严唆，更加冷酷。 “一月十八号星期二，上午八点，您从您位于蒂雷纳街的家出来。” “您说得大致不错，法官先生。不过，我还是要指出……”“您到离您家一百米的服饰用品店买了一份报纸。商店老板娘说，在付五个苏的款时，您的手直哆嗦。” “我深信您不会把一个小商人和一位军官相提并论，相信她的话……”“……但是，您只看了一眼大字标题：《基尔斯基和波罗托夫今天上午被推上断头台……”“每一个国家都有坏人，法官先生……而且……”“您走出两店，非常不安。您步行到共和国广场，进了一家枪支两店，买了一支左轮手枪……”“枪里没有子弹，对不对？” “不错，没有子弹。武器商甚至感到奇怪，不明白您为什么买枪不要子弹。” “您认为……” “我什么也不认为。走出商店之前您从半开着的门朝外看了看。您变得越来越紧张。武器商并没有问您什么，您却觉得有必要向他表明您曾是参谋……”“法官先生，我……”“您顺着大街一直走到圣德尼门。您在圣德尼街拐弯。您从身边经过的警察发现您小声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他一直用眼睛盯着您。您来回三次从他身边经过，然后您突然进了一家乳制品店。此时是上午九点，正是这个离巴黎中央菜市场不远的地方最热闹的时刻……”瓦尔德马仔细擦拭着自己的眼镜。他那张摘掉了眼镜之后的脸似乎变了形。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眼皮不停地眨巴，好像十分难受。 “您进去的时候店里有一位女顾客。您拔出手枪，大声嚷道：“把钱交出来！ 欤〔恍砗敖小薄芭丝痛笊敖凶排艹錾痰辍＞旄系搅恕h橹破返昀习迥锵诺门吭诠裉ê蟊摺d醋鋈魏畏纯梗志颓堋n业母攀龌顾闳非邪桑俊? “应该承认，听您讲述这些我很难……”“那好！波兰大使馆了解您。您从来就没有当过您自吹的参谋。战前您在华沙一家俄国人开的书店里当伙计。波兰解放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您为一个师的参谋部任翻译，因为您懂法语。因此您可以着参谋制服。那是个极其混乱的时代，年轻的波兰需要人才。几个月之后您要求和波兰新任武官一起到巴黎。您每天早晨都骑马到森林去散步。后来您被军事法庭审判，因为您以身着军装为幌子进行诈骗。为了避免丑闻扩散，波兰使馆让您自行辞职了事。” “有很多事需要说清楚，法官先生。只不过需要一场正式诉讼……”“您又成了一家书店的伙计。只是这一次您变成了买卖黄色书刊，特制板画，甚至黄色照片的专家。” “我要提出点不同的看法，应该说这是允许的……”“您在蒂雷纳街安顿下来，您的房间在四楼。五楼住着一位名叫布朗的六十五岁的老太太。她过去是一名妓女，曾辉煌一时。” “对女人要谦恭、礼貌，对此您应该……”“布朗太太又胖又丑，她还是个水肿病患者。据说共和国一位重要人物过去曾是她的情人，而今每年都得给她一笔钱，因为她手中掌握着他的几封书信，一旦泄露出去便会使他名誉扫地。对此您不是不知道……”“我并不担心流言飞语……传播这种话的人都是事后诸葛亮……”“但是您成了布朗太太的情人。” 瓦尔德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带有谴责意味的微笑。 “您几乎每晚都到她屋里去。同层的邻居们饶有兴趣地偷听你们二人之间时时暴发的争吵……”波兰人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冒犯，用很轻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很惊讶，法官先生，像您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人物竟也……”突然一个出其不意的握问使他乱了阵脚;“您和一月八号处死的两个杀人犯是什么关系？” “而……我……我不明白……” “别急。基尔斯基、波罗托夫以及另外三个被判处苦役的同谋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潜入波兰大使馆，正在行窃时被两名警卫发现，于是他们残酷地杀死了瞥卫。预审结果表明，他们不是首次杀人。后来证实，发生在塞纳省的两起命案也是他们干的。波罗托夫交代，他们本来计划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进使馆行窃，准备妥当之后偶然看到有两名警卫，因而将行动日期推到二十四日。他发誓说不知道使馆布置了警卫，说杀死他们并非预谋。然而，二十一号是个星期六，使馆工作人员不上班，也不安排警卫。” “我想您不至于认为是我……” “我知道，在案发现场提取的众多指纹里没有您的指纹。” “您看我没有……” “然而，在地处蒂雷纳街和圣安托尼街拐角处圣安托尼酒吧，即波兰人帮司令部所在地，人们多次看到您在里边喝开胃酒。” “我认为，法宫先生，如果人们特意找您在哪家酒吧喝开胃酒，那您肯定会发现……”瓦尔德马又开始擦拭眼镜。 “您敢不敢承认，自那帮强盗被捕之后，您再也没有进过那家酒吧？” “您看，一旦得知那家酒吧可疑，我就……”“您希望在圣德尼乳制品店偷多少钱？” 没有回答。或者说瓦尔德马在小声自言自语。 “那天上午您钱包里有二百法郎。布朗太太的邻居们众口一词，都说好几天没有听到你们二人的争吵了。” 瓦尔德马心神不定地瞧着法官，猜测这句话后面隐藏的含义。 “也就是说，已经有几天您没有向她要钱了。” 他焦躁不安，突然一下子站起身，一边用手比划一边说。 “法宫先生，您忘了……” “坐下！? 这是一声命令。波兰人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嘴里却嘟嘟囔囔：“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经历战争……”“为什么您在十八号上午急需要钱？” 他仍然不作答。弗罗日先生也不再问话。瓦尔德马终于忍耐不住了：“我想找个精神病医生看看。毫无疑问，自从经历了那些不幸之后，我变了，我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的大脑出了问题……”“在圣保罗广扬附近波兰移民聚居的地方，人们都称您为律师……”“那是因为我有文化。” “或者说是因为忿经常给人出主意吧。您为弗朗克·布尔乔雅街的一名裁缝写过一份特殊的广告词，这位裁缝没有敢把广告词送报社刊登……在蒂雷纳街，您声称用电话线把您的房间和布朗太太的房间连在一起，您把这种电话称之为乡村电话。您在屋顶上打了个洞，买了电池和电线。但您的电话从来没有打通过……”“那完全是因为出了意外。您可能知道……”“您答应守门人，让她儿子进通往中欧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而事实上您只给了她一个飞行学校的地址。” “我看不出您列举的和……有什么关系……”“布朗夫人说她不在时您曾多次进入她的房间。” “我拿了她什么东西吗？” “您找的是信件。您的黄色书刊买卖赚了多少钱？” “每月大约二千法郎……” “这样加上您那慷慨大方的情妇每月给的一千法郎，您的月收入是三千法郎。您没有任何恶习和不良嗜好。” 瓦尔德马微笑着点点头，很明显，他对弗罗日先生刚才说的颇为满意。 “您可能没有细读一月十八号那天在服饰店买的那张报纸。那天的报上描述得很详细，说基尔斯基和波罗托夫被唤醒，听到马上拉出去上断头台的消息后，二人的反应很不一样。波罗托夫攫紧双拳，脸色惨白，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用波兰语进行威胁。而基尔斯基的表现则完全相反，他用手拍了拍监狱长的肚子，然后纵声大笑。他用很重的波兰口音的法语对监狱长说：“您这个老丑！” 瓦尔德马又开始擦眼镜。他嘴唇紧闭，呼吸急促。 “可是，当被推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吓得晕了过去……”“我……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您在什么地方？” “在波尔多，是为了生意上的事。” “您能否把与您打交道的顾客名单告诉我？” “我没有和任何人见面。他们都不在。我下榻的是海军旅馆七十八号房间。我填了一张登记卡，您可以去查。” “您是哪天离开巴黎的？” “二十一号中午。” “就是说星期六。毫无疑问您持的是一张往返票。” “对。我感到很累。还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头疼？” “是头不舒服……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在搅动……唉，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袭击乳制品店呢？……”“让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弗罗日先生开始在记事簿上写着什么的时候反驳道。 “我在荣幸地等您说为什么……” 但是弗罗日先生什么也不说，继续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写完之后把本子推到被告面前，被告不无困难地读到以下的文字：袭击乳制品店的目的是为了进监狱，因为他认为监狱或者精神病院（他的无法解释的行为很可能会被视作精神病）是逃避波兰帮对其进行报复的最佳避难所。 生活无着落，地位远不加从前，觉得丢脸。部队的军衔使他晕了头。制造外交纠纷。 甘心做布朗太太情人的目的是看中了她手里的涉及某位大人物的材料，并以此自吹自擂，似乎能量无比。他高谈阔论，夸夸其谈，胡乱出主意。故意表现自己，自榄高人一等。 在圣安托尼酒吧遇到波兰帮。立即和向裁缝提建议一样为波兰帮出主意。向波兰帮明示加何袭击他耿耿于怀的大使馆。为泼兰帮周六袭击使馆出谍划策，因为只有周六使馆不设警卫。 星期六去波尔多（而周日并无生意可做），其目的在于作出不在现场的证据。其同谋由于意外，三天之后才袭击大使馆。纯属一群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不懂情况有变，不能再按原计划行事。杀死警卫，七人中五人被捕。瓦尔德马回到巴黎，继续冒充好汉，仍寄希望于尚未到手的布朗文件。同伙对他进行威胁，如果被捕的同谋被处死刑，就将他杀死。 他在争取时间，过一天算一天。甚至放弃了继续寻找布朗手中材料的势力，因为他已经感到无能为力。 得知被捕犯人被行刑的消息后，察觉到自己已被跟踪。没有时间逃跑，于是做出荒唐的举动，目的在于寻求警察的保护。 波兰人继续读到下边的文字： 证据：星期六出发前住波尔多。案发后次日重返巴黎。 推断：选择一个二人商店（其中一个可以报警）。 手枪里没有子弹。 被告不缺钱，乳制品店上午九点也不可能有多少进款。 被告再未进过圣安托尼酒吧。 最后，在记事簿的空白处这样写着： 被自己一心一意扮演的角色搞得苦不堪言，焦头烂额。 瓦尔德马·斯特维斯基重新戴好眼镜，用颤抖的声音说：“对于一个曾经是……”“参谋，对……”波兰人更哽咽了：“太严酷了！” 八、菲力普 负责案子初步调查的吕卡警长对弗罗日法官说：“到时候把您的印象告诉我，……先作的调查毫无结果……身临其境，在那样一个地方，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弗罗日现在就“身临其境”，即在布雷阿街一处十分奇特的住所。 这里大部分住户的门窗从不关闭，窗玻璃很少擦拭，七号家的窗户恐怕从来就没有清洗过。 这家门上没有安装门铃，弗罗日先生只好敲门。菲力普出来把门打开，然后退身一旁，请法官进屋。他和人们描述的一样，身上围着一块蓝布围裙，嘴上露出一丝令人不安的微笑。法官走进的地方是卧室？是餐厅？是厨房？似乎三种用途兼而有之。这是一间很特别的屋子，置身当中总让人感到有那么一点说不出、形容不来的蹊跷。地上到处铺着破旧的地毯，墙上挂着一块块颜色退尽的布片。桌子上、椅子上也盖满了破旧不堪的软垫。满屋的地毯、挂毯，目的显然是想尽量使房间的布置显得华丽、舒适。 “您就是……法官先生吧？……您请坐，法官先生……”法官对他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注意到，此人有两副不同的面孔。他的脸不对称，从半侧面看，这是一个年轻人，模样温和，亲切动人，一双明亮清澈的蓝眼睛和一头黑色的头发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那种妩媚，那种魅力反而叫人不舒服。 但是如果从正面看就不一样了，他的鼻子太长，而且还有点歪，嘴上有一道不规则的皱纹。 他身上的围裙是女式的，弗罗日先生刚到时他正忙于打扫卫生。他一边擦手一边低着头等着法官间话，动作中带着明显的女人味儿。 弗罗日先生看着房间里惟一的床铺，晾挂着的内衣内裤，以及墙上装在黄色镜框里的照片，明白了吕卡说话的含义。 虽然吕卡的提醒使他精神上有所准备，但弗罗日法官到实地一看仍然觉得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您好像没有见过您的母亲？” “我也没有见过我父亲。我是个私生子，父母把我丢弃了。我先由都灵附近的一个农民收养，后来进了少年犯教养所……”“二十岁时您去给人当随身男仆。您换过很多地方，后来跟着最后的主人来到法国。您在他家结识了膳食主管福雷斯蒂埃……”“是这样，法官先生。是福雷斯蒂埃照顾我……”那个福雷斯蒂埃的全身像就挂在墙上。他五十岁上下，个子很高，人很瘦，样子憔悴、干瘪，皮肤惨白，两腿软弱无力，由于患有严重关节炎而行动不便。一头灰白头发下边的衣服也是灰色的。 一周前在位于巴蒂尼奥勒街的一家旅馆里，福雷斯蒂埃和一个上了警方名单的风流女子在一起时突发檐妄症，他的瞳孔大得惊人，女人差点吓晕过去。他一个小时之后便咽气了，再也没有恢复知觉。 尸体解剖验证是服用过量阿托品所致。死者衣袋里除了几封信件，还有三千法郎以及一个小四方盒，盒子里还有两片药。药中含有洋地黄贰，但剂量很小，不至于引起发病，而阿托品的含量极高。 一名叫贝尔托米的妓女认识福雷斯蒂埃。她对警方说：“他在戈蒙大酒店后边与我搭仙，我认识他，因为他经常到那个地方去。他给人的印象是家住外地，每个月来巴黎八九天。他每次都挑选一两名女子，手头阔绰，出手大方。有时他几天不让我们离开，和他一起吃喝作乐。那天刚吃完饭他就从盒子里取出三粒药吞下，我当时还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想用药刺激，以便更加兴奋，想……”死者所在辖区警长打来的报告认为是自杀死亡。 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柬。吕卡警长负责继续调查。随着调查的进展，怪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了。 “福雷斯蒂埃，儒勒·雷蒙·克罗德，”弗罗日先生将数份报告看完后在自己的记录簿上简单扼要地做着概述，“出生在圣阿芒·蒙特龙，中学毕业会考前一年因在集体宿舍闹事被学校开除。 “先在巴黎当职员，后被一位极其正统的伯爵看中，成为他的私人秘书。不知何故受冷落，被辞退后来到蒙特卡洛城和尼斯城任膳食主管。和菲力普结识并与其一起定居巴黎。二人以诈骗为生。” 这样一个家伙所进行的诈骗绝非一般性的诈骗。福雷斯蒂埃后来被人称为“波旁王朝诈骗犯”。 在他身上找到的和后来在布雷阿街发现的信件都说明他的诈骗术名目繁多，花样不断翻新。 他给那些失去往日权势和风采的、已经到了髦墨之年的乡村贵族和绅士们写信，一会儿冒充波旁王朝的代言人，或受迫害的波旁王朝长系的维护者，一会儿自称为鼓动家，为失去的王朝再建丰功伟业筹集资金。 他有时亲自出马上阵，骗取钱财。被他造访的人中有些对他表示不信任，更多的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也有极少数人过于天真，完全掉入陷阱。 吕卡在报告中指出： “福雷斯蒂埃坚信顺势疗法，经常去位于好消息广场的一家药店买药，最近几周几乎每天都去，药房按常规为他配制剂量很小的纯阿托品。” 菲力普摘下围裙，披上一件外衣（这样使他更像男扮女装），嘴上带着茫然的微笑等待法官的提问。 “在你们二人的组合中，您扮演什么角色？” “噢！我……” 他回答时小心翼翼，样子十分顺从。 “我做家务，是不是？有很多家务活儿要干！洗衣服、烫衣服，还有其他一切……”审问这号人物需要做出很大努力克制自己，否则真想给他一记耳光。 “福雷斯蒂埃先生还要我写信。有时一封信要复写二百份……然后便是一封一封往上贴邮票……而他在家的时候很少，总在外边……他经常去外地……”“或者去戈蒙大酒店附近！” 菲力普的脸抽动了几下。弗罗日先生像是没有察觉。 “我不明白！”菲力普用他那种恼人的温和语气说，“这是一个谜……您看！这是一张来自吕孔的明信片，是在他死后两天收到的……上边有邮戳……是他的笔迹……这里还有一封，是今天收到的……您可以去问看门人和邮递员……”法官拿起两张明信片。菲力普没有说谎，邮戳是真的。 如果上面的笔迹是模仿的话，那么这位模仿专家一定比菲力普更加小心谨慎、深思熟虚。 “那三千法郎也是一个叫人费解的谜，”菲力普边摇头边继续说，“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您看这双袜子，我已经缝补了二十多次……我们的晚饭只以蔬菜和奶酪充饥……看门人和乳品商可以作证。我每天只有十法郎的伙食费……而福雷斯蒂埃还总需要买药吃……”“他生病了？” “他有时感到气闷，喘不过气来。不过我认为他是因为医书读得太多了。他服用很多毒品。” “是阿托品？” “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说过这个词。他那个方盒子盛的是洋地黄绀，这我知道。他感到胸闷时就吃这种药。” “他去了外地之后您也总收到明信片吗？” “差不多每天都收到。” “他是不是经常去吕孔？” “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去一次。他在那里有‘客户’……”菲力普对自己使用“客户”二字报以歉意的微笑。 “收信人写的是我，对不对？……” “他有没有情妇？” “噢！法官先生……” 弗罗日先生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他感到憋闷，实在想看看外边，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 “您在少管所的时候曾因精神幼稚症接受过治疗，后来又以同样的原因接受管教和改造，我说得不错吧？……”“我得过意识丧失症……现在有时还犯，只不过不像从前那么频繁……犯病的时候开始迷迷糊糊，然后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弗罗日先生的目光本能地回避着菲力普那双泛红的嘴唇露出的微笑。 “福雷斯蒂埃先生不打您吧？” “不打！他是个很好的主人……（主人一词使法官一惊）他只是有点吝啬……您看，这些衣服就是用他的旧衣服改的，我穿的衬衣也是他穿剩下的，所以显得很肥大……”“他死的那天您在干什么？” “他是下午四点离开家的，走时对我说去乘开往吕孔的火车，要七八天才能回来。他留下几封信要我抄写。我先收拾了一下屋子，然后到门房和看门人聊天。她睡觉后我就回来了……”“晚上您曾问过这个女人，您的瞳孔是不是在变大，她还为此嘲笑了您。您走了之后，她在院子里听到您的脚步声。” “我是去倒垃圾。” “不错。不过您通常是晚饭后倒垃圾，而且您很少到她的小屋里去。” “那天突然想到她那里聊聊……” “她睡下之后不久被猫的叫声吵醒，于是伸出头向窗外看，发现有几只猫争食。通过路灯的微光，她看见几只猫争捡的是一大块干酪。第二天早晨，院子里发现一只死猫，死猫的眼球凸出。” “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扔掉那块干酪？” ¨它变质了。” “可是您习惯每天采购数量很少、只够一天吃的食品。福雷斯蒂埃先生的药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这个柜子里。” 弗罗日先生把柜子打开。该柜同时也是食品柜。里边有一盘未吃完的炖肉，一罐白糖，半盒人造奶油。 柜子的最上层放着一本顾势疗法书，还有几个上面注明好消息大街地址的玻璃药瓶。药瓶很小，呈棕褐色。这种药瓶只有顺势疗法药店以及专门销售有毒药品的药店才使用。 每个瓶子小得都能藏在手心里。瓶里装的药品品种繁多，瓶上贴着标签，注明药名。以此可以看出福雷斯蒂埃先生对于毒品的嗜好。但是装阿托品的药瓶——据药剂师说，至少应有二十瓶——在柜子里却找不到。 “您把空药瓶都扔了？” “没有。福雷斯蒂埃死前三天，看门人提醒我注意，她说福雷斯蒂埃先生可能病了，因为她每天早晨都在垃圾里发现药瓶。” 弗罗日先生拿起了一个比其他大一些，也是惟一一个未贴标签的药瓶。他打开盖子，用鼻子闻了闻，并且毫不犹豫地用舌尖舔了舔。结果发现里面装的是水！ “这个瓶子是谁装的？” “是福雷斯蒂埃先生。” “装的都是水？” “我不知道。他每天都是往里倒和棕褐色瓶里的液体同等量之后就把它扔掉了。” “您不知道他那样做的用意？” “不……一点也不知道。” “那块干酪是什么时候买的？” “请让我想一想……是一天晚上……我想起来了，是福雷斯蒂埃先生出发前一天……”弗罗日先生推开门，只简单地对站在院子里的警长说了一句：“把他带走！” 他用手指了指菲力普，菲力普放声大哭。 弗罗日先生的记录簿上的标题是：“福雷斯蒂埃案件”。 菲力普的犯罪证据。在原积存阿托品药瓶中放的完全是水。 福雷斯蒂埃即使杀了同伴之后再自杀，也没有必要导演这样一个场景。 1。菲力昔晚饭后来到看门人的屋里，他很少去她那儿。 2。他问看门人他的瞳孔是否在变大，瞳孔放大是阿托品中毒后首先出现的征兆。 3。他扔掉了那块干酪。这说明他害怕了，但并不十分肯定干酪是否有毒。 事实的回顾和重现：福雷斯蒂埃怪僻成性，淫荡堕落，在行骗初期，喜爱并依恋变态的菲力普。把年轻人像奴隶一样使唤，一旦有钱便到外边去挥霍。 菲力普嫉妒了。因此，每当福雷斯蒂埃去外地，与他一起行骗的同伙们便寄明信片给菲力普。二人这种极不正常的关系最终使福雷斯蒂埃感到不安。他开始积存阿托品。 菲力普觉察到同伴的变化，开始对药品注意观察。 福雷斯蒂埃要外出的那一天，他发现药瓶中的液体少了。 他把洋地黄绀掉进福雷斯蒂埃准备随身带走的那瓶液体中。这是为了报复。福雷斯蒂埃走后，他避免接触家里剩下的食物。为了不被怀疑，他把空瓶装上了水。 以上便是案情的全部经过。不过，还有一点应该补充，那就是弗罗日先生一般用词比较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他才会使用“阴险凶恶”这样一个词汇。 九、尼古拉 弗罗日先生和尼古拉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对于一种新环境难以适应，后者则是位自来熟，脚一进门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但是，弗罗日先生是个大人物，声望甚高，从没有因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而出现窘态。他和平时一样，从头到脚一身黑，但不是晚礼服。 比克拉兹是家低档酒馆，弗罗日先生过去从未到过这种地方。这是第一次突然进到这样一种嘈杂吵闹的环境。往里边走时，肩膀蹭到的是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耳朵里听到的是尖锐刺耳的笑闹，目光遇到的是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侍应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显出一点不合时宜的地方，没有做出任何不得体的举动。 尼古拉身着一套无尾常礼服。他虽然有点低三下四，却仍像个上流社会的公子哥一样潇洒自如地在前边带路，将弗罗日领到二楼，打开一间私人会客室的门。 “是这儿？” “是这儿……” 尼古拉关上门，站在一旁等候。他五十岁左右，刚刮过胡子，气色很好，明目皓齿，样子显得相当年轻灵活。 他身体开始发胖，但还称不上是个胖子。他的为人也很乐天和随和。 尼古拉的微笑中带着一丝优伤，像是经历过太多的变故，对生活不再抱有更多的奢望。 他从头到脚乃至到指甲皆是一个十足的纯种俄国人，有时还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贵族老爷派头。 他手里拿着一个制作精美的烟盒，犹豫不决地来回摆弄。 他最后终于开口对法官说： “请原谅，先生……我不抽烟就感到十分难受，如果不妨碍您……”弗罗日先生只眨巴了一下眼皮算是表示同意，然后把身子靠向璧炉，并随手摘下头上的圆顶礼帽，放在壁炉上。 “您原来就认识上周离开巴黎的那个威廉·海内斯吗？” “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通过下榻的那家饭店的服务员带给我一张明信片，说是一个名叫阿萨托洛夫的人希望见见我。阿萨托洛夫是我一个同胞，在奥克兰定居，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他在信中对我说，海内斯在本城拥有一家轮胎制造厂。” “他一开始就对您很热情，请您与他同桌用餐……”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吐着烟圈，微微笑着说：“在餐桌上，对，很热情。很像个美国百万富翁。” “他请您陪他晚上逛巴黎。” “不错。我们先去了音乐厅，后来进了一家咖啡馆，海内斯不满意，大声嚷嚷说那里太凄凉。他想要的是女人，我把他带到蒙泰涅大街的一家酒馆，在那儿……”“……在那儿您把您认识的两个妓女介绍给他。” 尼古拉对弗罗日先生的说法表示异议，但却平静地补充说；“她们俩曾和我长期同住在一家旅馆，那个时候的环境远不如现在。那时我们也是在同一家饭馆吃饭，我们是很好的伙伴。” “你们连续进了三家酒吧之后又到了第四家。海内斯一直情绪不佳。我有个问题，你们两个谁付钱？” “是我！毫无疑问，逛酒吧完全是为了他。在用晚餐的时候他对我说，巴黎是个专门抢劫或暗杀外国人的危险城市，尤其对美国人更是如此，他不想成为被盗对象，把三千法郎交到我手里……”“三千法郎是从钱夹里取出的？” “对。他要我代他付款。” “他的钱夹里还有钱吗？” “肯定还有。海内斯在旅馆当着我的面兑换了一千美元。” “你们乘出租车活动？” “不是。他来欧洲带来了他的随身仆人，为他充当临时司机。他到巴黎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租了一辆‘克莱斯勒’牌轿车，租期一个月。” “您的女伴周旋了半天之后才交代说，您喝了很多酒，显得十分紧张。” 尼古拉不答话。 “海内斯甚至还责怪了您。” “我不否认。这么说吧……” “怎么说？” “这很难解释清楚。这么说吧，我觉得他美国派头十足。对待别人是如此，对我也一样！” “是您提议到单间而不到酒馆大厅用晚餐。为什么？” “就为了我刚才对您说的原因。如果到一家每个人都认识我的酒馆，里边的乐队中也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很可能会发生令人难堪的场面。比如有一次海内斯就打断乐队正在演奏的俄国乐曲，非要人家演奏爵士乐……另外我还想向您承认，上桌用餐的时候，我不愿遇上熟人，想尽力回避他们。” “俩个女人一到比克拉兹酒馆就进了洗手间。” “那是她们的习惯。” “单间里只剩下您和海内斯两个人。恰在这时正走在楼梯上的服务员听到玻璃摔碎的声晋，还听到有人呻吟。服务员下到走廊的时佞您正站在门口。海内斯试图站起身又倒在地毯上。他头上破了一个十公分长的口子，大量流血，后来在他的右手腕上也发现有伤。 “您的两个女伴从洗手间回到客厅，您慌恐不安。海内斯能够说话了，他指控您袭击他的目的是抢他的钱夹。他衣服口袋里的钱夹不见了。” “他的钱夹也没有在我的口袋里，在我离开之前警察搜查过我。”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什么话也没有了，先生。” 他不像其他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那样称呼“法官先生”，而是简单地称“先生”，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处处显示着俄国人的与众不同。 “您在战前从事何种职业？” “是奥德萨驻军某部的一名上尉。我有一小笔年薪收入，生活相当富裕。” “好几个证人都说您经常出入黑社会圈子，说在雅尔塔温泉疗养季节，您的派头完全称得上是那处海滨疗养胜地的唐吉珂德。” “我再说一遍，那时候我是个单身汉，生活很富裕。” “俄国革命胜利之后您靠什么生活？” 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又开始摆弄烟盒。 “人们恐怕也己经告诉过您了，靠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的补助津贴。我对生活要求很低！” 尼古拉惊异地发现法官在盯着看他那身剪裁考究的无尾常礼服，和那件完美无缺的衬衫。他用带有一丝责备的口吻接着说：“人们可以身穿晚礼服进入高雅的社交场合，但是可以不挥霍一文钱。” 关于他说的这一点，弗罗日先生是清楚的。尼古拉的住所在圣热纳维埃夫山街，月租金为二百法郎。房间十分狭小，也不通风。 他有时会三四天不出房门，一个人默默地抽烟、喝茶，至于靠吃什么为生，只有上帝知道。 “在巴黎，您不但和外国人，而且和不少法国人交往。每年夏天都有人请您到诺曼底海滨别墅度假。每到秋季，总有这座或那座城堡的主人邀请您前去打猎。” 尼古拉开始不出声地在房间大步来回走动，他脚步轻快灵活，与他发胖的身子很不相称。有时候他的样子像个哲学家，似乎生活在向他微笑，他也向生活招手，向生活挑战。 继而又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肌肉松弛下陷、眼晴疲惫不堪、嘴盾发抖的老头儿。 “我没有偷！”他突然一字一顿地说，好像不是在回答弗罗日先生的问话，而是在顾着自己的思路自问自答。 随后又在房间里走了三个来回，用另一种语气说：“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客厅只有一扇门，门口对着走廊。窗户一直是关着的。这已经验证过了。恐怕地毯下边，家具后边也都搜查过了。我在走出那间屋子之前还被搜过身。” “您忘了，应海内斯自己的要求，他也被搜身了。” “这我知道！” “警方还曾想过，您是否把钱夹过手给了您的女伴或服务员。但是他们把客厅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 “那您怎么认为？”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认为。您承认您用香槟酒瓶砸了海内斯的脑袋。您差点要了他的命，使他至少两周不能出门，而且即使以后能出门恐怕还得戴假发套。” 尼古拉露出了满意的徽笑。 “你们之间到庇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算我喝多了，兴奋过度，神经质吧。醉酒使我变得阴郁孤僻，愤世嫉俗，结果对我本来可能是件好事的事被我弄糟了。” “他向您说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打他并不重要。我没有偷他的钱夹。” “总之，您只承认打伤了人。” “对，是这样。” “然而海内斯正式控告您使用武力进行偷窃，甚至还想杀他。” 尼古拉只耸耸肩，没有回答。 “您过去是否经济括据？” “从记事开始，具体说从九岁开始，我就向法语老师借钱。” “您和海内斯是否事先说好付给那两个女人的钱数？” 尼古拉犹豫了一下才答道： “没有……” “海内斯今天下午说您给他定的是每人五百法郎。” “可能吧。我补充一句，五百法郎并不多，属正常范围。” “这个数目您是什么时候对他说的？” “我记不起来了。” “您会说英语吗？” “不会。我只会说俄语、法语和德语。” “海内斯会说其中的两种吗？” “不会，他只会说法语。” “从您在酒馆遇到那两个女人到您来到这里，这中间您和海内斯离开过她们吗？” “没有。” “如果我的报告是准确的话，她们二人并非职业妓女。至少她们没有登记注册。” “您的报告不错。其中一个曾经嫁给过一个诺尔省的企业家。” “你们进了比克拉兹酒吧的时候，海内斯交到您手里的三千法郎还剩多少？” “大概还剩下一半。” “您没有向他再要钱？” “没有，先生。” 又是一阵沉默，所以对从舞厅传来的爵士乐和一阵阵狂歌热舞听得一清二楚。 “走，我们出去吧！”弗罗日先生突然一声令下，便朝门口走去。 由于一位政坛人物的干预，尼古拉未被拘留，暂时处于自由状态。 两个人很快来到人行道上。虽然已有三辆出租车从他们面前开过，弗罗日先生却没有拦车。 “我们不坐车，步行！? 天气有点凉。街上空无一人。尼古拉把烟盒递过去，弗罗日先生只作了个拒绝的手势。 “毫无疑问，您的伤人罪是逃脱不了的，还有……”“还有……”双方又都不再说话，继续往前走。 “正式地讲，仅此而已……但是就我们两个人私下里说……”尼古拉点点头。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 “不错，是太无耻了……”尼古拉眼睛看着别处说。 “海内斯怎样侮辱您？” “首先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把我当作仆人对待……他使用很伤人的字眼间过我的生活情况后就说他是个百万富翁……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我给了服务员一百法郎小费（我们喝的是八百法郎一瓶的香槟）！他从人家手里拿回那张票子，递给我，对我说：‘给他一半足够了！’“这还不算太过分。在比克拉兹酒吧，我对他说我要早点离开，并向他建议给陪同我们的两个女人每人五百法郎。他竟然笑了起来，并说给她们每人五美元足矣。我不同意，坚持要他照我说的付。我当时有些激动。于是他说……”下边的话很难说出口，尼古拉停住了。 “……他说实际上是我想多要钱，甚至说那两个女人是为了我而陪他。我打了他。无意识地打了他！我将那瓶还未喝完的香摈朝他头上砸了过去。” “您低下头朝他看。”弗罗日先生接着尼古拉的话说，“您突然想拿他的钱夹。您揪住了他的胳膊。您没有别的理由揪住他，因为他己经倒在地上，而且身上也没有武器……”“我气急了，我当时的愤怒程度远远超过对那个钱夹的渴望。我想如果拿到钱夹，就把钱分给两个女伴……”“您说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您没有必要那么干，因为海内斯根本就没有带钱夹。这个号称怕被人偷而让您代为付款的美国人不可能把几万法郎带在身上……但是您的举动让他误以为是想对他进行报复……他控告您偷窈并试图杀人……这样就使案子的性质变了……”弗罗日先生说完，用很快的动作对尼古拉挥了一下帽子施礼算作告别，登上一辆汽车走了，留下尼古拉一个人困惑不解地站在人行道上。 清晨三点，法宫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写道：1。尼古拉没有偷海内斯的钱夹，当时海内斯就在屋里，又没有失去知觉，在这种倩况下，尼古拉不可能把钱夹藏起来。因而可以断定，钱夹根本不存在。因此海内斯知道自己在说谎。 但是，尼古拉如果不承认搜过同伴的身，就无法证明钱夹不存在。 2。加果尼古拉攻打同伴的目的是为了要他的钱夹，他可以选一件声响不大的武器，比加一根壁炉柴火棍什么的，而不是玻璃酒瓶。他是一时气愤激动而伤人。鉴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尼古拉如果不受侮辱就不可能动手打人。 3。审讯中尼古拉只说过一次谎。他首先否认问题的症结在于付给两个女人的报酬。后来又承认了，只是没有说明对报酬的讨价还价发生在何地。然而，仅仅在比克拉兹酒店客厅时才只有他们二人在一起。 结论。在讨论两个女人的报酬时尼古拉受到侮辱；打人；试图抢钱。 弗罗日先生写完后便上床睡觉了。 十、蒂麦尔芒夫妇 案情事实混乱不堪，证据似是而非或相互矛盾，确定部分与未确定部分界限不明，鉴于此，弗罗日先生只得采用传统方式就已掌握的基本情况作一客观概述。 以下便是法官在自己办公室对蒂麦尔芒夫妇审问前掌握的概况。 二月三日，波维尔马戏团分期分批从布鲁塞尔来到上马恩省的诺让市。他们在巴黎广场搭起帐篷。一部分艺人住在带篷的马车里，另一部分人住进冈贝卷旅社（注：三等旅馆，夜间锁门，但房客可以从里面开们，进旅馆需先接门铃，然后对着一小窗口报出自己的房间号码。）同为自行车杂技表演艺人的蒂麦尔芒夫妇和他们的外甥女爱妮分别住在四楼的十互号和十六号房间。他们在五个月前加入波维尔马戏团。三人在南美巡回演出失败，在安特卫普遇到波维尔马戏团后入伙该团。 雅克·利埃布，三十二岁，独身，手技艺人，和波维尔马戏团鉴了一个月的演出合同，住在三楼的六号房间。 在此演出期限直到二月十七号。雅克·利埃布长得很漂亮，他向团里大部分女人特别是爱妮大献殷勤。 十八号是休息日，没有演出活动。马戏团应在十九日出发前住拉瓦勒纳城。人们看到雅克·利埃布和爱妮在这天八点登上开住巴黎的有轨电车，他们没有携带行李，爱妮对人说他们去影浣看电影。 午夜十二点半，旅店守门粟听到有人喊出房间号六号，他拉绳开了们。看门人几乎可以肯定从声音听出是利埃布。但是他对利埃布并不熟悉，所以不敢肯定叫门的人就是他。 他也不敢肯定进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那一晚蒂麦尔芒夫妇去了一蒙诺让市的咖啡馆，十点回到旅馆。 凌晨三点，守门人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出门的脚步声。 他觉得出门的是好几个人。 后来我一夜再未给人开门。早晨八点蒂麦尔芒夫妇吵吵嚷嚷地说他们的外甥女逃跑了，说她自从头天晚上七点开始就再也没有露面。她十六号房间的床铺未动，而行李不见了。 蒂麦尔芒夫妇指控雅克·利埃布。他们敲打他的房门，没有应答。利埃布失踪了，他的行李也不见了。 “人们对发生的这一事件不以为然，并且予以讽刺、奚落。马戏团离开诺让。十丸号到达拉瓦勒纳市。利埃布的节目被替代。因为少了爱妮，蒂麦尔芒夫妇也缩短了自己的节目，井在同业公会报纸上登广告，招聘新的女合作伙伴。 二月二十三号，“兄弟号”驳船在诺让桥上潜一百米处停泊靠岸，结果触到河床，然而该船的吃水深度低于正常的吃水深度。船员用篙钧测量时遭到了障碍，于是通知船闸看守员。人们再次探测，从河底打捞出一件行李箱，上边写著“j·l”，即雅克·利埃布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打开箱子，发现里边装的是雅克·利埃布的尸体。杀人犯不得不把他身躯弯着才装了进去。几张纸币（三张面值一百法郎的，五张十法郎的）漂浮在尸体旁，死者口袋里的钱包原封未动。 尸体解剖说明，雅克·利埃布是扼勒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十八号。 箱子发现的地方距冈贝塔旅馆九百米。箱子和尸体晾干之后的重量为二百八十八磅。 没有找到爱妮。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二十五号，爱妮一直踪影皆无。 波维尔马戏团的艺人们一致认为杀人凶手是蒂麦尔芒夫妇，但没有证据。他们夫妇的声誉一直欠佳，二人所到之处，总会有人丢点什么东西，例加小物件、钞票夹、小钱包之类，但他们二人从未被当场捉住过。 弗罗日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五十二岁的男子和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 弗朗兹·蒂麦尔芒出生在荷兰北部的沃尔根。但是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比利时度过的。二十岁时在德国一个很大的马戏团中负责照顾喂养马匹。三十岁时娶了表演平衡技巧的杂技艺人塞丽娜·万德文为妻。 塞丽娜的姐姐死后留下一女孩，由她收养。小姑娘被他们夫妇二人带着走遍了欧洲。 有了爱妮之后，蒂麦尔芒夫妇不久便编排出一个三人车技节目，但观众对这一节目反应平平。然而，他们三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靠演艺为生。 他们从一个杂技团到另一个杂技团，在各种民间节日或集会上表演，有时也到地方上的杂要歌舞剧场献艺。 弗朗兹长着两条短腿。他从头到脚，全身上下呈现出的都是僵硬的肌肉块，他的肌肤僵硬，线条僵硬，就连面部表情都是一成不变，冷酷而僵硬。 弗罗日先生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弗朗兹正在表演的照片，他的样子一半是杂技演员，一半是小丑。 在这张照片上还有塞丽娜·蒂麦尔芒的形象，她站在骑着自行车的丈夫肩上。 “总之，蒂麦尔芒先生，”弗罗日先生眼睛看着别处，一字一顿地对他说，“您的同一个节目演了十多年，却没有获得任何成就。” 蒂麦尔芒太太的胸脯鼓了起来。她要说话，但法官未等她开口便接着说道：“在波维尔马戏团和以前在其他杂技团一样，按照合同规定，你们整个晚会还得饰演小丑角色，在幕间休息时，丑角们得全体出场，活跃气氛。除此之外，蒂麦尔芒太太还兼职马戏团的服装员，为本团女演员上装……”蒂麦尔芒不说话。他那双阴沉灰暗的眼珠放射出冷酷的令人讨厌的凶光。 “另外，有时还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们的节目经常被取消。在诺让市，观众还向你们喝倒彩……”蒂麦尔芒太太张着嘴，开始骚动不安，她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指手划脚。 “你们的演出报酬在全团是最低的。你们逢人便说，见人就诉苦，你们己经抱怨了十年……”蒂麦尔芒斜眼盯着法官，双耳下的颌骨更加突出。 “不用说，你们还有小偷小摸行为，经常偷点同伴的东西。” “这不是真的！他们想毁坏我们的名声……他们要……”蒂麦尔芒太太突然站起来，极力为自己辩解。 “请您坐下，夫人。您只能回答我的提间。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的话，你们表演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骑自行车绕场一周，这个节目由您丈夫完成，您骑在他的肩上，您外甥女再站直在您的肩上……”“对……而且我们是惟一能……”“爱妮现年二十二岁，对不对？” “您说得不对，她已经过了二十二岁！”蒂麦尔芒太太纠正弗罗日先生的说法。 “好吧。毫无疑问，在你们的默许下，她有不少情人。” 男的一直不说话，女的生气了。 “如果她是个轻挑的女人，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她十八号和利埃布一起去巴黎一事，你们知道吗？” “我们猜到了……” “她走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她没有带行李，因此，她夜里回到旅馆。你们住在她隔壁，竟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 蒂麦尔芒太大似乎害怕自己的丈夫开口说话。她总是抢着回答法官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有哪些行李？” “首先是我们的自行车和其他装置，这些东西装在货车里，随团一起运走。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柳条箱，一只黑木箱，里边装的是衣服和其他用品。最后是两个手提箱，爱妮一个，我们一个。” “柳条箱和木箱当时在你们的房间里吗？” “对！” “您外甥女的手提箱在她的房里？” “是这样……她把它带走了……” “都带走了……演出服除外，演出服在团里……”“十五号房和十六号房之间有一扇门，两个房间是相通的吧？” “对……我们两个房间互用……因为我们自己在房间里做饭，为的是省点钱……”“在利埃布加入波维尔团之前，你们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说他是直接从英国来的，而我们从来没有到英国演出过。” “他说他要娶爱妮吗？” “他？娶爱妮？哦！歉錾怼械呐硕际撬分鸬亩韵蟆薄八谕爬锏谋u曜罡撸遣皇牵俊? “好像是。这恰恰说明并非有技能才……”“你们应该于十九日清晨离开冈贝塔旅馆。当时你们的行李准备好了吗？” “准备停当了。我们十八号下午就把行李打好了……”“因为一早有人去取行李。是这样……”在听审过程中蒂麦尔芒一直努力思考，以致脸憋得通红。 “在爱妮和利埃布一起去巴黎之前，你们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大衣？是冬天穿的大衣吗？……”“不是！那天很暖和……两周以来她一直穿着那套定做的绿色套裙……因为她卖俏，喜欢打扮……她在穿着上花的钱比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多，目的是……”“她的冬大衣是什么样的？” “是褐色裘皮……大衣下角烧过……不过看不太出来……”“您可以拿给我看看吗？” “她带走了，我怎能拿给您看呢？……”“您说得不错！忝欠考涞拇盎遣皇浅虬屠韫愠。俊? “是……” “您难道确实不能为我提供点她的什么东西，比如一件衣服、内衣、床单或者鞋于之类……她一共有几双鞋？” “三双……可是，我们这里只剩下她的演出服……她的演出服和我们的在一起，都在波维尔团的行李车里……”“您不知道爱妮去的是哪家影院？” “我们怎么知道？” “当然，你们从来没有进过利埃布的房间，你们也不可能告诉我，他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 “不能……” “你们的箱子放在床头？……” “一个放在床头，另一个放在墙角处……”“柳条箱里放的是日用品？” “对！已用绳子捆好了……” “爱妮小姐会游泳吗？” “会一点儿……” “你们还有其他亲人吗？” “我丈夫有个堂兄弟……不过我们不常见面……只是偶尔相互寄张明信片。” “他也是艺人？” “不是，他是个农夫，在瓦尔思镇，离瓦尔根城不远……”“案发的时候，你们是否需要钱？” “要钱于什么？我们刚刚领了一周的酬劳。况且我们几乎不花钱……”“十九号你们身上只有七十五法郎……”“这正说明我们是无辜的！杀人总要有目的……”蒂麦尔芒太太活跃起来。她不无自豪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样子像是在说：“你看，怎么样！丶谟诙萌绾位卮鹞侍狻备ヂ奕盏淖詈笠桓鑫侍庖参茨芙首。顾瓶谖扪浴? “您在窗前站了多长时间？” 弗罗日先生合上文件夹。 弗罗日先生看都不看犯罪嫌疑人，像背诵课文一样说道：“作为马戏团和杂要歌舞厅艺人，用行话来说，你们从一开始所扮演的就不是重要角色。如果没有你们的外甥女，恐怕你们的节目就坚持不下去。你们还有诈骗偷窃行为。 “十八号那天，你们的外甥女和利埃布外出，那天利埃布刚领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报酬。而你们两个人领到的钱却不多。你们肯定利埃布不可能在半夜十二点之前回旅馆。你们潜入他的房间，偷了三百法郎。 “爱妮和情人回来了。利埃布回到自己的房里后发现钱被窃，怀疑是你们所为，随即出现在你们的房里，想用自己的拳头讨回公道。 “您，蒂麦尔芒，您吓坏了，向他扑了过去，扼住他的喉咙，您可能并不想杀死他？可他还是被您掐死了。你们三人被死尸吓得浑身发抖。你们鸦雀无声地把尸体搬到楼下，把他装进箱子里，并同时把偷的钱放了回去，以便让人不会想到因为他已被偷……从而也就不会想到是你们干的，然后把他投入马思河。 “与此同时，爱妮消失了，到荷兰某地隐藏了起来，目的是为了给人造成被拐走的假相。 “而您，蒂麦尔芒太太，您的任务是站在窗前观察动静，待您丈夫回来之后赶紧到楼下给他开门。” 这时，夫妇二人吵了起来。丈夫用荷兰话大声痛骂自己的女人。女人则用两种语言尖声叫骂自己的男人。在他们二人争吵的时候，弗罗日先生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写道：证据：蒂麦尔芒夫妇自称没有再见到爱妮，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其中包括那件很厚的裘皮大衣和几双鞋，还有她自己的手提箱。而他们共同的行李于出发前一天就已经封好、相好。 也就是说，爱妮不得不叫姨夫和姨妈把捆好的行李重新打开，以便取出自己的东西。 他们对此予以否认。因此，他们一定有重要原因声称对爱妮的自愿出走并不知晓。 推断：杀人犯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凶手要进门，必须有另一个人从里边为其开门。蒂麦尔芒夫妇房间窗户朝向巴黎广常骑自行车能在肩上撑住两个女人的蒂麦尔芒定能扛动一个一百多公斤的大箱。 利埃布先遭偷窃，装尸体的箱里散落的纸币可以作证。他们杀人后又将所偷的钱放回原处，以避免偷盗爆疑。而蒂麦尔芒夫妇是愤偷，常做些偷偷模摸之事。 蒂麦尔芒夫妇刚刚领了一周的酬金，但是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仅剩七十五法郎，因为把其余的钱给了爱妮做路费。 弗罗日先生在其记事簿的空白处用红笔写下这样几个字：“因吓晕了头而犯罪”。 果不其然，因蒂麦尔芒装疯卖傻，难以定他死罪，他因此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十一、勒帕沙 “我很原承认，亲爱的先生。您是一位聪明、前途无量的法官……”仅从对这位表情冷若冰霜、头发花白、年龄完全是个老人的弗罗日先生说的这句恭维话便可看出，这位恭维法官的人有多么滑稽，多么可笑。 然而，犯罪嫌疑人一边用那双被金银珠宝饰物压得几乎抬不起来的手做着小动作，一边继续说：“……不过如果您也能承认我和您同样聪明，我将会感到非常荣幸……我已经周游世界四十年，到过各国的首都。就算我有罪，难道我会从此开始被您的提问难住，在您的面前栽跟头，掉进您设下的圈套？” 他眼睛盯着手上那枚镶嵌着黑宝石的戒指，继续放肆无礼地往下说：“但您要相信，我没有杀人！我提醒您注意，我的律师为我提供了你们警方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一百个妓女中九十九个人的揭发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他没有丝毫的激动和慌乱，也没有忐忑不安和害怕的表情。他的镇定自若，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不错，这个还是自由身的疑犯刚刚乘一辆豪华轿车从大饭店来到法官的办公室，到来之前见过律师。他的律师是巴黎律师团的三大知名律师之一。 几名对他进行指控的妓女都叫他勒赔沙。他的真实姓名叫埃内斯科，后边还跟着一大串难以发音的字。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但是，此人到底属于哪国人很难确定，因为他在许多国家都住过。就以目前为例，如果说他来巴黎住上三个月的话，那么人们也可在开罗、君士坦丁堡、印度，甚至远东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他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一大笔遗产，非常富有。他父亲战前是小亚细亚一带最大的富商之一。 他个子很高，很壮，开始发胖。他的皮肤白得让女人羡慕，一头精心梳理的自然鬃发又黑又亮。 他身上穿着剪裁合体、质地考究的服装，手上和脖子上戴着高档珠宝。一口牙齿整齐、洁白，指甲、眉毛经过加工，整个人从里到外修饰得十分到位，无可挑剔，就连西方人都自叹弗如。 他还浑身散发着香水味！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烟盒，他的内衣，他那个时不时从口袋里取出来翻看一下的记事簿，他的每一件小东西都与众不同，令人称奇。 为了搜集对他的指控材料，弗罗日先生用了一周的时间询问了数名妓女，确切地说和九个高级妓女进行了接触。九名妓女的活动场所都集中在位于嘉布遗会修士大街的一家规模很大的咖啡馆。 其中一名妓女在民事警察面前公开表示对勒帕沙的不满，这才引起司法警察过问此案。 总之，九名妓女无一例外地被勒帕沙带到过他下榻的大饭店。她们异口同声，都说曾或多或少受到过勒帕沙的性虐待。 弗罗日整理出了一份很长的对勒帕沙的指控材料，其中一条罪状是九名妓女一致抱怨说勒帕沙用燃烧的烟头炙烧她们的皮肤，以欣赏她们因疼痛而战栗为乐趣。 其中几个妓女被他这种变态的恶作剧激怒了。于是他赶紧给钱，试图用金钱堵住她们的嘴，叫她们不要声张。其他几个妓女没有反抗，默默地忍受了。后来勒帕沙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荒诞，她们便开口说话了。 “他是一只猫！彼钦庋兰鬯八阅闾鹧悦塾铮畛刑趾茫阅阄12Α墒峭蝗凰难劬崦俺鲆恢中肮狻k绦阅阄12Γ颖涞檬窒湃恕t谡飧鍪焙蚰阒灰鞒鲆坏闶顾桓咝说木俣闶裁词露寄芨傻贸隼础j率等缦拢毫铝照庖惶欤桓雒新昀鲅拧だ毡此箍耍诎屠枇忠翊蟮酪淮蝗思虺啤懊装1钡鸟厚弧2恋慕鸱1烧诮滞防靠汀k攴蕉辏薰锇旱囊幻揽埔缴痪们捌即渔健k槐吆团槊橇奶欤槐哂醚劬Φ挠喙獗熳旁谝患铱x裙萋短旆阶郎先俗睦张辽场k堑谝淮慰醇飧鏊固共级恕m槊窍蛩n樯芩那榭觥kα似鹄础? “你们都是一群笨蛋，看我的！我能玩转这个家伙，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他会乖乖地听我的……”“你也会怕他的，他会突然把你……”玛丽雅·勒贝斯克站起身，将丝织外套围在髋部，从勒帕沙身边走过时故意蹭他一下，然后在他身边的一张桌前坐下来。一刻钟之后，她就和他一起进入大饭店。晚上没有见到她。到第二天还是未见她露面。她的一个女伴到科兰库尔街她的住处打听消息。那儿的人说她没有回去。 大饭店的守卫也不十分清楚地说： “下午五点正是人们用茶点的时刻，大厅里人很多，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七点的时候我看到埃内斯科一个人出去了。他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和一位先生一起回到饭店，那位先生在楼上呆了一个钟头。” “他又和来访者一起出去了吗？” “没有……” “以后呢？……” “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不过饭店一位服务员说看到他手挽着一个姑娘出门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那位服务员的话很干脆： “她还活着吗？” “当然！没有人架着她，她自己走路……”日历上的日期这天是六月二十六号。警方整整找了三个星期，没有发现一具尸体符合玛丽雅·勒贝斯克的体貌特征，也没有再看到过与埃内斯科一起进饭店的来访者。 “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埃内斯科说，“我是在一家酒馆遇到他的。后来有时在鸡尾酒会上看到过他。我请他到大饭店我的房间抽哈瓦那雪茄。” “他去的时候米阿一直在您的房间？……”“对……她有点累……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两个钟头……她可能是喝多了……”“是饭店服务员上的酒？” “不是！我的房间里从来没有断过甜烧酒……”他回答提问时的态度傲慢，嘴上带着一丝微笑，手来回摆弄着戒指。 “您自己有辆豪华轿车，和玛丽雅·勒贝斯克出饭店为什么要乘出租车呢？” “这是常有的事。要自己的车还得给车库打电话……”“您声称把她送到克利什广场，也就是说您让她在离她住地二百米的地方下车。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家门口呢？” 他露出了一丝可怜的微笑。 “您忘了我什么也不欠她的……她只是个妓女……难道不是吗？” “出租车司机再也没有找到……” “这恰好说明他没有运送尸体。否则……”“那九名证人对您的不满是事实。对此恐怕您不否认吧？” 他的笑声变很尖刻、刺耳，其表情中带有某种既狡颉又绝顶聪明的东西。他用响亮的嗓音说：“您看，亲爱的先生……”那意思像是说：“这些花样有何使您担心的呢？” 他马上接着说： “您没有多少证据帮您指控我杀了人，难道不是吗？没有尸体！我能把尸体弄到哪儿去呢？更何况杀人现场不在一幢孤零零的别墅，不在一座私宅，也不在一套普通的公寓，而是在巴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您可以把她拉到什么地方之后再杀她……”“为什么？……您要不要来支雪茄？” “不，谢谢……” 他以矫揉造作、故作风雅的动作给自己点燃了一支。可以看出，他手上的戒指刻着花押字。他将头往后一扬，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吐出的烟圈，弗罗日先生用他那双和其谈判对象一样苍白、一样没有血色的手翻阅着面前的材料。只可惜法官的手远不如被告那双手丰满。法官的手干瘪，而且上面还布满了老人斑。 检察官事先告诉他，这将是最后一次审讯。如果问不出具体结果，那就只好结案了。 “您带进大饭店的那位朋友，是在哪家洒吧遇到的？” “在马德莱娜教堂附近……那家酒馆的名字好像是什么水晶酒吧……”“那一晚附近的哪家酒馆都没有见到您的身影。等等……这位朋友是不是风度翩翩？” “当然……我看不出这和案子有什么……”“他是法国人吗？” “我想是……” “您是否吸食吗啡成瘾？” “绝对不是。我的确有某些不良嗜好，这您也清楚，但是吸食吗啡绝对不在我的恶习之列……”“那么在您房间里发现的那支五公分见方、有裂纹而没有针头的玻璃注射器，您该作何解释？” “是在我房间里找到的？” “在字纸篓里…….” “我不知道……除非是那个米阿……想起来了，我好像在她的大腿上看到有发青的斑点……等找到她之后问问她不就清楚了……”“注射器没有用过。可能是在沸水中浸泡消毒的时候爆裂了。” “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调查说明您经常出入一些声誉不错的圈子。” 埃内斯科颇带讽刺意味地躬身施礼。 “在您的人际关系中，没有发现一个人有污点。” 犯罪嫌疑人又做了个同样的动作。他的头发和衣服散发出的令人恶心的香水味和雪茄气味混合在一起，越发使弗罗日先生难以忍受。 法官用象牙裁纸刀轻轻地敲打着办公桌，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六月六日以及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您没有给人开出一张支票。您的习惯是每周必去一趟银行，提取零用钱。如果我哪一点说得不对，您可以随时打断我。然而，在玛丽雅·勒贝斯克失踪的那一周，您和往常一样去了银行，取的钱数和从前一样。” “您想说什么，是不是想说明那一周我没有特别大的开销？……”“对！我想说的是那周您没有特别的花销和支出。每天只消费四五百法郎，这对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您可能为我着急。我谢谢您！我们可以做个假设，我杀了米阿，然后，比方说，在我那位来访者的帮助下把尸体弄走，因此我必须付给这位同谋一笔钱，还得付给出租车司机钱。而找人干这种事，需付费用的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您没有失掉一件珠宝，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请您继续为我辩护……”他显得既从容又潇洒，摆出一副高等贵族、外国阔佬一般盛气凌人的派头。 “好了，让我们别谈这些了，亲爱的先生！如果您肯相信我，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用顿美餐，然后……”“十分遗憾……这是对您的逮捕证……”埃内斯科以为法官是一种计谋，一种诡诈。他开始冷笑，可是紧接着他的脸色变了。他龇牙咧嘴地问道：“您认为……？” 他讲话时的那种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声调不见了。 “难道您想指控我谋害了一个妓女？” “不！” “那是为什么？……您以什么罪名逮捕我？……我犯了什么罪？” “您清楚您犯的是什么罪……” “您会放了我的。” “恐怕不可能！” “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他会办好一切的！” 勒帕沙能够做到一会儿变一个样。他又开始甜言蜜语，讨好法官，只是目光中有那么一种既严肃又赞赏的东西在闪现。 “我仍然保留对您的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前提是您必须告诉我，您是如何发现真相的……”“我会说明的……共进晚餐不可能！肽蚩盎А难┣亚盐督形沂懿涣恕卑d谒箍普瞻炝恕? “您没有杀害玛丽雅·勒贝斯克，首先我用抽象推理法，即几何推理法说给您听：“一、如果您已经杀了她，尤其是在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下把人杀死，那么六月六号到二十六号，您完全有时间逃述离法国，在法国没有任何要事使您脱不开身。 “二、只有那个人是您的同谋，您才会把他带到您的房间。 “三、您和巴黎的不三不四之流没有交往，因此不可能在半个小时内找到一个能帮您干杀人勾当的人眩您那位风度翩翩的来访者更不可能，出入大饭店这种场合的人都被视为绅士。 “四、如果是这种人帮您杀人，那要价一定很高，而且要现金。可是您既没有开出支票、没有付现金，也没有给珠宝。 “五、如果您想从饭店里弄走一个死人，又必须做出她还活着的样子，那就需要两个人一起行动，一人架着死人一支胳膊。 “因此可以断定，玛丽雅·勒贝斯克是活着离开大饭店的。她随您出门完全是出于自愿。” “那么您是否能告诉我，在巴黎这样一个繁华地段，我怎么可以随时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而且也不开口说话，为我保守秘密的人呢？” “一个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必须保守职业秘密。那个玻璃注射器——注射器上没有针头，针头和药箱一起带走了——证明他到过您的房间。您知道，一个经常使用镀镍注射器，比如注射吗啡的人经常使用的是只有一立方厘米的注射器。 “他帮您治疗被您致伤的玛丽雅·勒贝斯克，但他没有帮您把她运走。您只好自己干。” 弗罗日先生看了一眼面前的材料。 “我来概括一下：米阿抱着首先把您刺激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然后再见机行事的目的随您进了大饭店。鉴于您从前对妓女们的所作所为，您用了同样的手段虐待她，问题是您不想再有妓女对您进行指控。您不知道她的朋友们知道她在您这里，她们会把事情捅出去。您去找医生。您答应给您的受害人一大笔钱。您将她送到一家私人诊所，也可能送到别的什么地方，直到她痊您。我有充分理由断定，她被送到了一家私人诊所，就是到饭店来的那个医生的诊所。因为您当时并未付给他出诊费，因此您后来肯定见过他。如果说您一直不把实情说出来的话，那是因为您自认为没有真凭实据对您进行指控。而妓女们身上明显的伤痕完全可以把您送上轻罪法庭。不错，玛丽雅·勒贝斯克不会再对您提起诉讼，她也不会对其他妓女施加影响，让她们控告您……”弗罗日先生为自己在记事簿上做了如下记录：证据：是那支埃内斯科一直声称不知道的注射器。 他原本准备用来给米阿注射的，后因注射器不一样无法注射，只好作罢。随后来了一名医生。玛丽雅·勒贝斯克无论是受伤还是生病，医生不予公开，并将保守秘密。 推断：没有付款。出租车司机未到警察局报案，因为他开车拉客属正常业务，而且是把病人送进一家人所共知的诊所。六月六号之后埃内斯科没有离开巴黎。在有女客在场的情况下来一位陌生来访者，这种解释不合情理。 案子结了。玛丽雅·勒贝斯克得到十万法郎的补偿，在蒙特马高地开了一家小裁缝铺。 她肯定采取了某些措施，因为没有人知道她身上什么地方受过伤。 十二、奥托·姆雷 弗罗日先生对犯罪嫌疑人读的来自德国埃姆登市警方报告是这样的：“奥托·姆雷，一八八九年出生于威廉港一个小职员家庭。十六岁开始为埃姆登一名牙医当助手。兵役期满后娶了比他年长十岁、名叫法尔康的女子为妻。他在埃姆登拥有一套舒适的公寓。他发明了一种能制作假牙齿的水泥材料并申请了多项专利之后，与妻子和一名女仆一起共同制作水泥假牙。 “他在战争爆发时已拥有四五项专利，其中一项是自动调节的注射器。后来他应征上了前线。一九一五年任职于科隆一家医院。 “一九一九年因着少校军服在汉堡被捕。离婚后娶了原歌舞厅舞女埃莲娜·什拉姆为妻，“回到埃姆登后借了债，试图重整旗鼓，重操旧业。 “一九二八年倒闭。和妻子一起住进一家收容所。似乎没有生活来源。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申请护照独自一人前往巴黎。” 巴黎警方侦缉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无特色：“奥托·姆雷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下榻于三角洲广场的三角洲旅馆，自称工程师。他总是身着一件破旧的皮袄，第一周按期付了房费。第二周让旅馆老板等了三天，并宣布说要成交一笔大买卖。 “向楼层服务员打听有关在巴黎非法交易可卡因之事。十一月十六日，在蒙特马高地一家酒吧试图兜售十克可卡因。酒吧的侍者怕他是警方耳目，加以拒绝。 “三天后姆雷又来到这家酒吧，试图低价销售毒品。买卖没有做成。 “造访定居在法国的两三个德国人，其中一个是牙科医生，向他们介绍一项新专利，试图骗取巨款。遭拒绝。 “后来又对其中一位拜访了五次，向他借了二百法郎。 “试图到一家大型饭店任口语翻译。房租一拖再拖。旅店老板认为他有时整天无钱吃饭。 “他每周到奥特级尔街两三次，那里住着他一个威廉港时的老同学，名叫海尔莫特’卡尔。卡尔拥有一个小店铺，专营小商品，诸如铅笔盒、廉价自来水笔、硬橡胶之类的小玩意儿，象牙和琥珀仿制品等……“海尔莫特·卡尔，一九一一年加入法国国籍，现年五十岁，孤身一人。他在奥特维尔街的住所分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做店铺，后面是狭窄的住处。 “卡尔在附近一家饭馆就餐。他雇佣的伙计下午六点下班离店。当晚上店铺的百叶窗落下之后，经常一人留下结算一天的账目。 “尽管店铺看上去规模不大，店铺主人的生活也很简朴，但对其账簿查阅结果发现，卡尔的生意十分兴拢“店铺雇员是法国人。他曾多次听到奥托·姆雷坚持向卡尔借钱。有一天甚至毛遂自荐，要为卡尔当搬运工，或者到外地为其进货。在姆雷的旧皮袄里发现的沙子只能来自图尔内尔码头，那一带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每天有一只驳船卸沙子。” 姆雷个子很高，剃光头，眉毛又浓又乱，目光冷峻。他并不肥胖，但从其身上那种显得过于肥大的衣服看来，他肯定最近瘦了许多。 他的脸刮得不干净，脸色发灰。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旧皮袄，里边套着一个赛联络假领，领带打在假领子上。 “总之，”弗罗日先生把材料一推，对犯罪嫌疑人说，“您一生都在挖空心思发财致富。” “我原来有时很有钱……” “不错！您的第一任妻子带给您很多钱！现在请您告诉我，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六点以后您都干了些什么？” “我先去看电影，然后就在三角洲旅馆睡觉了。” “凌晨三点睡觉……” “不，半夜十二点过一点儿……” “门卫说他只为一个人拉绳开门，叫门的人没有喊出自己的姓名，时间是凌晨三点。” “他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呢？他拉绳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睡醒。” 弗罗日先生仔细观察警方在奥特维尔街拍摄的照片。卡尔的店铺一片狼藉，抽屉大开，柜台上、地上到处散乱着纸片。 在柜台后面的地上蜷缩着一具尸体，灰白的头发贴在头顶上。是卡尔，他的尸体是其雇员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上班时发现的，死者脚上穿着拖鞋。法医认为被害人头上挨了致命的一棒。这一棒打得很准，好像凶手不慌不忙，看准后一棒砸了下去，但是受害人没有当即死去，又挣扎了近三个小时，他无力行动，无力求救。 案发时间大致在晚上九点半。然而，卡尔咽气之后，太阳穴上又挨了一棒，因此，可以断定，第二棒是在半夜以后补上的。 奥托·姆雷于案发次日被捕，死者的雇员指控姆雷是杀人凶手，并说二十六号他还听到姆雷和卡尔为了钱发生口角，大闹了一场，警方没有找到那条杀人的木棒，也没有发现其他证物。 卡尔一般手头总有三五千法郎现金，其中不包括商店营业收入。然而，在死者的钱夹里发现三千二百法郎，还有一张姆雷的借据，姆雷承认二十五日卡尔借给他五百法郎。 警方向卡尔的雇员进行调查，他对所提问题的回答也很不清楚。 “卡尔生前习惯在钱夹里放现金吗？” “他从来不把钱放在钱夹里！钱总是白天放在柜台后面的铁盒子里，晚上拿到老板的房间里。” “他是否打算第二天把钱存放银行？” “他没有说。不过，那天并不是结账的日子。” “钱夹里的三干二百法即是不是那天商店的收入？” “不知道。我的工作主要是搬运商品货物。” 奥托·姆雷的态度不卑不亢。可以明显看出，他努力思考向他提的每一个问题，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他说的法语并不完美，使用了几个不太肯定的词语之后，便不再说话。他在观察法官的反应，好像在寻求法官的认可。 “二十五日，您向卡尔借了五百法郎，卡尔先生口袋里的借条可以作证。他的雇员声称他的老板从来没有借给您那么大一笔钱。前几天，卡尔扔给您二十法郎，叫您立即滚蛋。为什么二十五号忽然对您如此慷慨呢？” “因为我答应他回埃姆登。” “用他给您的五百法郎？” “对。” “您还欠旅店三百二十法郎！还债之后您还剩几个钱？用那点钱能回国吗？……”“我本打算不付房款就溜走。”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伯老板告发，在边境被捕。” “二十八号，就是逮捕您的那一天，您还有多少钱？” “一百四十几法郎。” “总之，您又山穷水尽了？” “我会找份差使干。” “您为什么不早点找份工作呢？” 奥托·姆雷不答话，只叹了口气，好像在等着最严厉的训斥。 “我为什么要杀卡尔呢？”他终于问道。 “您知道他总把钱放进小铁盒子这个习惯吗？” “知道！那五百法郎就是他从铁盒子里取出来的。” “铁盒子上有个密码锁，很像个保险柜。您知道密码吗？” “不知道……” “铁盒子在奥特级尔街没有找到！” “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那条街的咖啡馆老板，他们一致作证，称卡尔家的灯光凌晨一点还亮着，可以透过百叶窗缝看得到。但到了早晨，灯光灭了。” “这事我不知道。” “巴黎北站开往比利时和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是二十三点零十分。” “不知道。” “抱歉！二十六号早晨，您买了一份火车时刻表。” “因为我答应过卡尔离开法国。” “因为您知道火车开出的时间……那是惟一一趟从科隆转向布莱梅和埃姆登方向的火车……”“我忘记了。” “在案发现场未能获取杀人犯的指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杀人凶手没有戴橡胶手套。他把所有自己触及到的地方和物品都仔细地擦过了。这最少需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我没有任何理由杀害卡尔，我是无辜的。” “在您的皮袄上发现了海滩的沙子。从十一月十三号起，在土尔耐勒码头卸的就是这种沙子。您何时去过那里？” “被捕前一周，好像是个星期一，十七号前后。我曾想自杀。我看着来往船只，在一块石头上呆坐了很长时间。” “案发那天夜里，您没有去过土尔耐勒码头？” “没有。我去看电影了。” “那么是第二天去的？” “不是！何况曾有两名侦探在午前找过我。” “您刚把可卡因扔进抽水马桶。” “因为卖不出去……” “您通常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多用瑞土刀。它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我可能把它丢了，要么被旅店服务员伤了。” “如果我把您放了，您去干什么？” “乘火车回埃姆登，巴黎我已呆够了。” “您的领带是谁重新缝好的？” “我不明白……” 弗罗日先生用手指了指被告领带上露出的一段黑色线头。 “是我自己……” “您会针线活？您房间里有针、顶针和线？” “和其他所有出门在外的人一样。” “把钱交出来……” 姆雷的脸色一下子变黄了，眼睛变得模糊不清。他摘下领带，扔到桌上，两手抱住头。 领带的两层布里藏着一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弗罗日先生感到已经没有必要对这个栽在他面前的人再说什么，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法官平静地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写道：证据：姆雷称案发前一周到土尔耐勒码头，而土尔耐勒码头自二十六日起才有海滩的沙子。因此可以断定，疑犯在案发当晚去过土尔耐勒码头，但他想方设法回避这一事实。然而，卡尔的铁盒子没有找到。 推断：姆雷在被捕前一小时，在杀人罪行将被揭穿公之于众之前，扔掉手中的可卡因，因此他已经料到会有麻烦。 承认有五百法郎借款在身，而卡尔的雇员则肯定姆雷在卡尔借给他这笔钱之后的第二天又向卡尔要钱。这是姆雷使用的转移怀疑视线的作法。首先他口袋里的钱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他希望警方这样推理：如果他是杀人凶手，那他一定会设法把借据毁掉。 事实：姆雷对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考虑得十分周密，拿着事先写好的借条和一根棍子晚上潜入店铺，立刻给了办公桌前的卡尔一棒。他十分紧张。没有找到铁盒钥匙，于是抱着铁盒逃逸。 逃到土尔耐勒码头后试图用那把瑞士刀把铁盒橇开。计划在杀人罪行被发现之前乘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逃之天天。但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把铁盒打开，结果误了火车。 于是他急得在城里到处乱窜，猜想卡尔的雇员定会把他告发。 当他又回到奥托维尔街时，时值半夜时分。受害人还有体温。姆勒担心他还活着，于是又补了一棒。 然后为了逃避嫌疑，把部分钱放回原处，只给自己留下一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被捅破的铁盒扔进塞纳河。杀人犯将剩余的钱放进死者的钱夹，擦去自己留下的痕迹，关上灯后走出店门。 为慎重起见，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间便将纸币缝进领带，自认为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这是一桩既无耻又很科学的杀人罪行，凶手很平庸，但性格复杂，还有些傲慢无礼。 十三、巴斯 第一份公文是纽约安全局寄给欧洲各国的一则启事副本，与此同时该启事还出现在美国各家报纸上。 如果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把犯人缉拿归案，将获得一千美元奖赏。嫌疑犯罗纳尔德·莫尔东，人称巴斯，黑人，家住哈雷姆市郊，饭馆服务员，年龄大约二十五岁，高个儿，细腿，胸部凸起，短前额。 五月二十一日，在无可置疑酒吧，巴斯在一次争吵中首先对男侍者随后又向劝架的顾客连开四枪，造成两死一伤。 在逃跑过程中又把拦截他的区长击倒。天擦黑时逃进了一户住家，开枪杀死两名追捕的警察，然后从房顶逃脱。 完全有理由相信，案犯没有进离纽约。 第二份材料是毛里塔尼亚号船打给美国安全部的电文副本：在船上发现一非法偷渡黑人。估计他首先上的是救生艇。对追捕他的船员两次开枪，一人被杀。 他敏捷异常，似对所乘船只十分熟悉，逃跑成功。 展开日夜巡逻。 毛里塔尼亚号船不久打来第二份电报： 黑人第二次出现在二等舱。又成功逃脱。 毛里塔尼亚号给法国安全部的电文如下：被纽约警方追捕的系列杀人犯仍在船上。未被拘捕归案。一名水手被杀。船靠岸后请协助监视。 事件一环接一环地发展。 勒阿弗尔刑侦大队五月三十日向巴黎警方报告：对毛里塔尼亚号船进行搜查，没有发现嫌疑犯。晚六时有人向警方报告在黑人区发现了他。将随时通报发现的情况。 勒阿弗尔警方五月三十一号的报告如下：不安的一夜。三次发现了嫌疑犯。在圣雅克街发生枪战。一名妇女受伤。将严密监视各火车站和出港船只。 在同一天，两个小时之后勒阿弗尔刑侦大队向巴黎警方发来了第二份电报：巴斯在进火车站时被捕。他手里拿着开住巴黎的头等厢火车票，但无任何售票员卖给过他车票。他没有反抗，装疯卖傻。 六月五日 他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日夜拖着饿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双腿，身上不时挨打，头上也时不时地有垃圾或其他污物落上；他又像被顽童嬉戏捉弄之后的弃儿，被扔到一边。只有他这种人才会有这样一副可怜、可悲的惨相。现在坐在司法部弗罗日先生办公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带他进来的警卫命令他坐下，他没有听懂，或者没听见，也可能装作没听见。警卫轻轻一推，他便一屁股横坐到椅子上。 他眼球凸出，眼皮红肿，脸色晦暗。 他曾遭人毒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难道不该挨打吗？被抓捕归案已有四天，他竞一直不愿开口说话，只是用眼睛顽固地看着前方，样子像个白痴，同时又显得无限失望和极其顺从。 “你决定到什么时候才停止演戏？……”警察们大声训斥他。 啪！一个耳光…… 他浑身上下糟糕透项。脏得无法再脏的衣服几乎被撕成了碎片。脸部肿胀，手上、胳膊上到处是擦伤。 在弗罗日先生面前，他似乎随时准备放声大哭。不久他哭了，真的哭了。眼泪静静地流在脸上。半边脸的伤口开始结痴，眼泪流在上面痛的他直哆啄。他有时轻轻地抽鼻子，也不敢拍出声响，像是害怕再次招来毒打。 纽约又发来电报，补充情况如下： 他原籍是比属刚果。在南美种植园工作了数年。在哈雷姆开始酗酒，变得暴躁，但直到五月二十一日前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法行为。 他在连续杀人的时候均处于醉酒状态。 他用的是十二毫米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九一三型，带弹央。专家证实枪管有一条来复线可能不规范。 他身着一套浅灰色西服。裤子无背带，用皮带扎裤。 暗绿色袜子，黑皮鞋。案发那天晚上身带三百美元。 在这个黑人身上搜出了一把一九一三型柯尔特式十二毫米自动手枪，弹夹里无子弹。巴黎的专家对这支枪检验后确认，枪管一条来复线已经变形。 巴斯不说话，显然等着挨打。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胸部像只捏在手里的小鸟一样急速起伏。 美国警方在电报中还说： 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幢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用上述三种语言对他进行审问，都没有结果。仔细观察他对问题的反应，他不战栗，也不哆嗦。 看上去他既不通人性，又有些可怜，同时还令人反感和厌恶！弗罗日先生不借外语，只会法语，他不准备再试一遍，以免自己尴尬。他只想拿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和以往办案不同的是，这次法官不是一边肩高、一肩边低，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审案。而是站着，且相当激动地来回走动。他机械地搓着那双苍白的、青筋暴露的干瘪手，搓手发出的声音和揉搓皱纸一样。 他时不时地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查阅一下放在上面的材料或记录。 随着时间的流失，疑犯开始感到不妙，他慢慢地拾起头，带着一线希望打量这位既不打人也不骂人的老者。 从勒阿弗尔刑警大队的报告中，弗罗日先生注意到下边一段：在黑人的口袋里发现的东西是：一支手枪（其详细材料另附）；一美元的金币和几枚硬币；一包只少了一支的高卢牌香烟。除此之外，巴斯身上再无其他东西。 另外一段报告是这样写的： 海上成尼斯妓院老钨埃利丝·克罗德称一名身着灰色西装的黑人五月三十一日晚至六月一日清反在她那里过夜。因为他衣衫槛楼，便要求他先付钱，他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到桌子上。 由两名妓女陪着在妓院会客厅喝酒时，他取出手枪给她们看，并说枪里还有两颗子弹，如果有谁前来阻止他吃喝玩乐，他就给他一枪。 他用英语跟她们说话，妓女们都懂英语。 他不让关窗，以便能看到窗户对面发生的情况。 他于凌晨三点离开放院。 在这份长达十五页的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于连·克罗利埃，五十二岁，是勒阿弗尔的一位代理商（注：克罗利埃每晚都酗酒，不工作），他的证词是：“我正要回家……”“那时是几点？” “天开始亮了……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刚走到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拦住我的去路。他是个黑人，说的是英语，他送给我一千法郎，要我到售票处给他买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答应给我二十法郎的酬谢。我为他买了一张头等厢车票。” “他穿什么衣服？” “我没有注意……不过我觉得他有点滑稽可笑……”“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吹着口哨，付我那二十法郎时显得挺高兴，一下子把二十法郎增加到五十法郎。我觉得他喝多了……”“您呢？” “我只喝了一点儿，为的是忘掉那些令人烦心的事火车站售票员说他售出那张票时是早晨六点。而那个黑人在站台被捕时是早八点十九分。 勒阿弗尔码头一位夜间值班员的证词是这样的：“大约凌晨三点，我发现昨天卸下船的羊毛包上睡着一个黑人，我踢了他几脚，他没有反抗就走了。” “他穿什么衣服？” “天黑看不清。他很快就逃走了。” 弗罗日先生上前凝视嫌疑犯，巴斯吓得一抖，眼里涌出了泪水。 精神病科医生给他做了初步检查，认为只有再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巴斯未患任何重病，也没有什么遗传疾玻法官突然开开门，唤来一名警卫。 “把他的鞋子脱下来。” 黑人未作任何反抗。脱了鞋的一双脚血淋淋的，肿胀得很厉害。 “此人数日来一直穿着鞋唾觉？” “是这样！他睡觉不脱衣服……” 他的两条腿很细，上面沾满了汗水和泥浆，有的地方还沾着一些生羊毛。 此时的巴斯坐在椅子上，赤着脚，两条胳膊又细又长，样子比任何时候更加可怜、怪诞和尴尬。而警卫那双为疑犯脱过鞋的手伸出老远，他感到恶心，做着鬼脸走了出去。 弗罗日先生有些急躁，他把各地送来的材料胡乱地维到一起，走到窗前又回到原地。他刚要按以往的习惯开口问话，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 他突然将门打开，叫进警卫。 “这是一把尺子……您会测量脚的尺码吗？” 不到一会儿功夫，警卫宣布说： “是四十六号……” “他穿的鞋呢？……” “四十四号……不过他的鞋是山羊皮做的，有伸缩性……”黑人看着自己手上的擦伤。 “皮子的裂缝断口处有无羊毛纤维？” “没有……但有煤屑，这只鞋里到处都是……”弗罗日先生看着自己的办公桌，目光落到报告中的一句话上：“十二毫米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九一三型……”“您可以走了！”他对警卫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弗罗日先生。遇到他的时候，他刚审完那黑人之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在了解案情之前，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他的兴奋中带着一种无耐的苦涩，但又不愿让人察觉。 “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如此痛苦，可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的人，”他对我说，“就像一头动物，一个一钱不值的……”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审理案件的经过：“从一开始我就把几种此人无罪的推理汇集在一起。首先他让人抓住的方式就是愚蠢的，他想显示一下自己原本就是逃逸的高手；其次是在枪内和口袋里均无子弹，这是事实，然而持有枪支这一现实又使他无法摆脱连累；还有，他有确凿无疑的系列杀人记录，夜间被值勤人员赶来赶去却无反抗；再者，他让人代买火车票时肯定注意到火车站已被监控。种种疑点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但是，真正能说明他无罪的证据，我是在最后时刻看到他那双无法掩饰的脚时才偶然明日过来。 “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和美国警方在报告中指出的一样，但尺码对他来说太小了！谁也无法穿着如此不合脚的鞋去干那么多勾当。应特别指出，巴斯有钱，他毫无理由穿双又小又紧的不合脚的鞋，“因此，可以断定，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巴斯！”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 “从此之后，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谁也不会故意扮演这名疑犯扮演的角色，哪怕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愿干。他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他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什么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意识到什么，因为他对警察的粗暴行为并不生气。 “我刚打过电话，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刚果北方人，多次听人谈论欧洲，从此他便有一个梦想：到欧洲去发财致富。他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同胞在一艘货船上任司炉助手，他敲了他一大笔钱后才把他藏在船上煤堆里偷渡到法国，把他甩到勒阿弗尔港。他身无分文，又不借外语，无法与人交流。 “他从美梦中掉进了现实，像一个受苦受难的生灵到处游荡。他在码头上睡觉，觉得很悲惨但无过错。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只得顺其自然。那一晚他睡在羊毛包上的时候脚上穿的还不是巴斯的鞋，因为他腿上沾有羊毛纤维，但是皮鞋裂缝里没有。 “美国黑人遇到了他，一眼就看出了门道，因为这个美国黑人也出生于非洲，他和他一样天真。真巴斯正在被追捕，很快就要完蛋。眼前的情况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蒙蔽哄骗这个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猜不出的同胞，一个美元的金币和一包香烟足以使他眼花缭乱。美国人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将枪里的子弹小心翼翼地取出留下后把枪给了他，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把他打发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在真相被揭露之前，美国黑人巴斯已安全逃脱了。” 我后来得知，弗罗日先生将那个因偷渡被判入狱的可怜虫救了出来，并自己掏腰包为他买了回刚果的船票。 至于巴斯，当他正在鲁昂一家妓院消费他的美元时，被人砍了三刀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