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奢华帝国的无奈》 武人政治时代 朱全忠的“后梁”、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郭威的“后周”——这就是五代。五代皇帝皆为武将，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武人政治时代。 由唐受禅让的梁，为了与南朝之梁有所区别，史家称之“后梁”。虽然他们自称为大梁，但本书依据历史记载，仍称他们为后梁。 如前所述，禅让之时的唐已成一地方政权，因此，继承其后的当然也就只是地方政权而已。唐的全盛时期，版图有三百六十州以上，而后梁在其鼎盛时期，支配的领土不过七十余州。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各地的有力节度使，根本不承认后梁。 史书以“五代”称呼唐灭亡后至宋建国前的这半个世纪。五个短命王朝于此一期间彼落此起，后梁是第一个，其后依序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王朝，在支配力上都没能达到全国性的规模。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地方性的政权罢了。虽然如此，之所以被称为“五代”而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名称，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支配的领域是自古以来有中原之称的黄河中游重要地区。 中原之外也有其他地方的政权存在，为数达十个之多，因此，这个时期应该称之为“五代十国”才算正确。 后梁以朱全忠为太祖，其子朱友贞则为末代皇帝。父子两代即告终结的这个王朝，国祚仅仅十七年。 后梁继唐末之后，整年忙于与突厥沙陀族首长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交战。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以较其父更强的军事力量猛烈攻打后梁，使后梁居于守势。 朱全忠由于儿子连连打了败仗，因而骂道：“我的儿子连刍狗都不如！” 后梁只扮演了用虐杀手段使贵族政治、宦官政治再也无法抬头这个历史上的重大使命，它根本不具有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展望与战略。 他们垂涎于淮南之富而进兵该地，结果却造成南方军阀与凤翔李茂贞联手，后梁反而树立了更大的敌人；同样的，攻打东方军阀王镕的结果，却使王镕与李存勖联手，后梁在形势上反而更陷于不利。 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私生活荒唐之极。军阀化的节度使常以结义父子关系作为加强部下对自己忠诚的手段。这种关系无异于黑社会帮派老大与手下的干爹干儿子关系。朱全忠也收了不少义子，并且有过出征期间染指义子之妻的事。义子之一的朱友文的妻子，甚至主动接近丈夫的义父朱全忠。 “好好对那个糟老头灌迷汤吧。这样做，目的当然在于使他指定我为继承人，知道吗？”朱友文如此唆使他的妻子。 “我当然知道。不过，你可不能忘记自己当了皇帝后立我为皇后这件事情哦！” 这可以说是有其夫必有其妻吧？ 朱友文的妻子于是以嗲声嗲气的声音对朱全忠耳语：“友珪公子实在很要命。他不但对我百般挑逗，还常对我动手动脚呢！” 友珪是朱全忠的次子。由于长子已死，所以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觊觎帝位的义子朱友文，当然非先把皇帝的几个儿子拖垮不可。 “什么……友珪……那个畜生打仗从来没有打赢过，却只会染指兄弟之妻，太不像话了吧！” 朱全忠不提自己染指义子之妻的事，却立刻勃然大怒。于是他很快就发布如下的人事变动命令：任命朱友珪为莱州刺史。 左迁在当时每每是处刑的一个阶段。果不其然，于左迁人事命令发布后不久，又见“赐死”命令的发表。 人事命令发表后，朱友珪就有了危机感。这是单纯的左迁，抑或是死刑的序曲？在他看来，二者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朱全忠由于生病，此刻人在洛阳。他对在开封的朱友文也发出如下的命令：速来洛阳一趟。 朱妻的美人计奏效，卧病在榻的朱全忠，好像有意指定义子友文为继位者。实际上，并不是朱全忠因为生病而脑筋变得糊涂，就才华而言，友文确实远胜一筹，友珪的确连刍狗都不如。 然而刍狗察觉有生命危险时，也会拼命抵抗。朱友珪杀了卧病在床的父亲后，嫁罪给友文，把他也杀了。战场上表现得软弱无能的他，这个篡位行动却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但诚如被父亲骂为刍狗不如，取得天下后，他很快就开始酒池肉林的生活。眼见人心背离朱友珪，三子朱友贞就起而杀死哥哥友珪，并就了后梁的帝位，他就是后梁的末代皇帝。 由前述继承皇位的混乱情形，不难推测后梁这个王朝的余祚无几。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已定国号为唐，并且就了帝位。史家称这个地方政权为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后梁也于后唐庄宗即位之年（公元923年）灭亡。 由以唐为国号这一点可知，这个政权对恢复唐体制一事极为热心。朱全忠好不容易肃清了宦官，并且把贵族官僚投入黄河，将之消灭；后唐庄宗却再度恢复贵族生活，而且采用宦官，并以“监军”身份把他们派至各地军队中。 过贵族生活需要花费许多钱，这些钱全由一个名叫孔谦的大臣筹措。实际上，筹措的唯一途径是向人民榨取。后唐庄宗赏识孔谦筹措金钱的才华，因而重用他。孔谦遂更致力于苛酷的榨取。 后唐版图内的百姓当然大表不满。结果，各地叛乱蜂起，授命平定这些叛乱的义子李嗣源，却对洛阳的庄宗发动攻击，洛阳部队眼见李嗣源军队即将入城，就杀了庄宗，举旗投降。 庄宗李存勖多么不得人心，由此可见。 李嗣源并没有建立新王朝，而是直接登上后唐帝位。作为庄宗义子的他，是有继承后唐帝位资格的。李嗣源史称后唐明宗，是五代为数众多的皇帝中难得一见的明君。庄宗恢复的事情，明宗全都推翻了。他杀掉苛敛的元凶孔谦，废止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苦的税制，也肃清了使军队痛恨入骨的宦官监军。此外，他又下令把模仿唐的奢侈宫廷生活予以朴素化。 他只做与庄宗相反的事，就有了明君之称。他起用一个名叫冯道的人为宰相，这个人堪称为明相。 庄宗由于吝于给付军队薪饷，各地军队纷纷起而叛乱。以反庄宗之道为行为原则的明宗，则给予军队优渥的恩赏。这是由于连年丰收，所以才能做到。而之所以连年丰收，与其说是风调雨顺，毋宁说是明宗没有打无谓战争的缘故。 然而优遇军队却产生了反效果。变得骄傲的军队，每次发生战争时，已养成看哪一边钱给得多就靠到哪一边去的习惯。 后唐是突厥沙陀部族的国家，而游牧国家常有以实力为争得继位资格的倾向。 明宗病倒时，误以为父亲已死的次子李从荣，举兵企图肃清竞争者。但由于明宗还活着，李从荣被视为叛徒遭到诛杀，三子李从厚因而获得渔翁之利，得了后唐帝位。 李从厚就是后唐闵帝。中国皇帝的庙号和帝号都是死后追奉的，因此，可以由此得识其生平如何。“闵”字意味的是“担心”、“忧心”。 后唐闵帝担忧的是两个实力者的存在。其一是父亲明宗的义子李从珂，另一个是明宗的女婿——闵帝的妹夫石敬瑭。 闵帝分别以河东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的名义，将李从珂和石敬瑭支派至远处。如前所述，从朱全忠时代以来，派至远处的人事命令发表后，常有死刑命令随之而来的情况发生。被命令自凤翔调至河东的李从珂，不但抗命不从，更竖起叛旗表示反抗。闵帝于是派遣讨伐军队至凤翔。 这个战争赤裸裸地显示出五代的时代特性。 军队因利而动。前往凤翔的讨伐军，在从凤翔李从珂处取得好处后，就轻易地倒戈了。李从珂率领包括这批倒戈部队在内的军队，以攻打洛阳的闵帝为目标，由凤翔出发。讨伐军就此摇身一变成为叛军了。 洛阳闵帝派出军队迎击。他当然给了将兵不少钱。但这批讨伐军一样自攻打过来的李从珂处拿到钱，于是阵前倒戈加入叛军。闵帝因而于即位翌年就被杀，改由李从珂就后唐帝位。 李从珂被称为后唐末帝（或废帝）。由其帝号便可窥知后唐是亡于他手中的。 就帝位的末帝李从珂，将最大的实力者石敬瑭由成德节度使调为太平节度使，做法和闵帝完全一样。 石敬瑭当然也在其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竖起叛旗。末帝李从珂由于自己有相同的经验，所以想象得到石敬瑭会抗命叛变。因此，末帝具有动员大军平定石敬瑭叛变的自信。 在后唐讨伐军的攻打之下，石敬瑭叛军的形势日趋不利。石敬瑭于是采取了起死回生之策——向漠北的强大势力契丹族请求援助。 契丹族乃蒙古系部族，在耶律阿保机这个杰出领袖统率下，向东并吞渤海国，向西击退党项和吐谷浑，已然建立起安定的政权。石敬瑭请求援助时，耶律阿保机已死，其子耶律德光继承了大帝国。他提出援助的条件是：割让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广大领土并向契丹称臣。 以骑兵为主力的契丹军很快就击退包围晋阳的后唐军，进而南下直指洛阳。不再被包围的晋阳石敬瑭也率领军队，跟在契丹军后面攻向洛阳。 “可恶，竟然将蛮族引进来！”后唐末帝李从珂在洛阳城壁愤然道。 事实上，后唐末帝也是突厥沙陀族李克用的后裔，并非汉族王朝。只不过他们长久以来居于中原，已被汉族文化同化到视过去同为游牧之民的契丹族为蛮族的程度。 末帝登上玄武楼，纵火自焚。 翌年，石敬瑭由晋阳迁都至开封，定国号为晋。为与司马氏之晋有所区别，史家称这个王朝为后晋。据说，后唐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也是突厥沙陀族。 同年，契丹族耶律氏的政权定国号为“辽”。这意味着契丹族已不再满足于只作为一个漠北游牧政权，而企图入主中原。 辽不是五代之一，而是超越于此的强大国家。 靠契丹族辽的援助而攻灭后唐的后晋，由于违背对辽的承诺，于建国十一年后，为辽太宗（耶律德光）所灭。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道后晋灭亡，就在晋阳自立，并定国号为“汉”，史家称此为后汉。由于与光武帝刘秀创建并维持约两百年的后汉易混淆，刘知远的政权因而被称为“五代后汉”。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四年就亡了。在全都是短命王朝的五代中，后汉最为短命。 后汉从晋阳迁都至开封。原本占据开封的辽，看见后汉南下，就毫不留恋地退回北方。此时的辽，大概尚未有统治中原的意图。辽太宗也于这一年（公元947年）去世，因此，退出开封的事说不定与首领的健康有关。 后汉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于此时叛变，结果，枢密使郭威成功地将之讨灭。后汉高祖刘知远于迁都开封的翌年（公元948年）死，其子刘承佑继位，是为后汉隐帝。惧怕武将势力变大的他，计划铲除平定李守贞之乱的郭威。得知此事的郭威企图渡黄河攻打开封，但就在动兵之前，隐帝已为家臣所杀。 郭威在部下拥立下，于开封即位，定国号为“周”，史家称之为后周。 朱全忠的“后梁”、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郭威的“后周”——这就是五代。五代皇帝皆为武将，节度使此时皆拥有极大的权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武人政治时代。 朱全忠的“后梁”创建于公元907年，“后周”于959年让国于宋而灭亡。 自后晋靠契丹族辽的援军而攻灭后唐以来，辽在中国历史上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后周太祖郭威死后，由其妻柴氏之侄柴荣即位，是为世宗。他是个颇具才华的人，郭威收他当养子，并且指定为王朝继位者。 后周世宗柴荣可说是五代诸帝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后唐的明宗李嗣源虽也有明君之称，但由于纵容军队，成为亡国之君，因此，在成就上要较世宗逊色了许多。 在与北方超大强国辽交战之际，柴荣亲自站到阵前。他的事业为其后以宋为名的长期政权所承继。其间经纬，将在后面宋的建国史部分叙述，此处先将政权移转如走马灯的五代，由不同的角度做一番回顾。 不得已而为帝 “我在诸将拥立下就帝位，也就是说，我是‘被迫’成为皇帝的。”不愿意在欠诸将人情的情形下成为皇帝，反而要使诸将感恩于皇帝——原来这是赵匡胤的想法。 论及五代历史，冯道是不可不提的一位人物。 后唐明宗李嗣源任命冯道出任宰相之事，已如前述。冯道是景城（在河北省）人，在庄宗李存勖时代不过是个翰林学士。从唐末起，以幽州节度使属官的身份，主管地方行政事务。他是个优秀的行政专家，才华为明宗所赏识。 五代王朝中，冯道未以宰相身份出仕的只有朱全忠的后梁。 后唐灭亡后，宰相冯道继续留任为石敬瑭之后晋的宰相。后晋因违约，在开封为契丹族的辽占领后，他受邀成为辽的重臣。辽北归之际，他也与之同行，但在得知刘知远建立后汉时，他又重返中原出仕于其下。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时，冯道经过活动，又成为后周的宰相。 他前后出仕于包含辽在内的五朝八姓十一君之下。 属吏尚可原谅，而贵为宰相者却出仕五朝，此乃荒谬绝伦之事。此等毫无节操之徒，令人不齿。 后世史家对冯道的批判甚为严厉。有人甚至拿出“忠臣不仕二君”的论调，彻底批判他。 然而当时的人对冯道却非常称赞。他有本事压抑武将出身、脾气暴躁的皇帝们，在政治上引入儒教伦理，并于乱世享受天寿，被誉为时代伟人。因冯道而生活获得改善的庶民，甚至视他如“救世主”。 批判冯道毫无节操的论点，主要基于下一个时代——宋之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观点。 五代时期，人们还没有“节操”这等古板的观念。说到不仕二朝，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为不过是比军阀像样一点的五代王朝死心塌地尽忠，岂不是一件滑稽的事？ 人民深受涂炭之苦，政府应以拯救这样的人民为当务之急才对。 据说，辽占领开封城时，太宗耶律德光曾经有意准许部下契丹族的将兵任意掠夺，作为对部下的犒赏。冯道知道此事后，立即对太宗面奏道：“纵使如来佛在世，也无法拯救人民。现在能拯救人民的，唯皇上一人。” 结果，太宗下令禁止对人民进行掠夺。 把一个契丹族皇帝捧得高过菩萨，这也成了后世史家诘难他的原因之一。但冯道亦非妄言，能撤回许可掠夺之议的，唯有皇帝一人。 遵奉朱子学理念的忠诚之士，于亡国之际，或许会以身殉国；被敌人攻打时，也只有彻底抗战一途。其结果是，国土自然荒废，人民被迫在战火中四处流离。如果每一王朝灭亡时，都重复着同样的局面，经过五度王朝的兴亡交替后，中原人民岂不是全都死光了吗？ 王朝交替之际，政治家以避免流血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想法应该也能成立。《孟子》中有一句话：社稷为重，君为轻。 社乃土地之神，稷则为谷物之神，社安民而稷养民。人民平安而有东西吃乃至要条件；相比之下，君主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明代一个名叫李卓吾的思想家，引用《孟子》的这句话，为冯道辩护。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冯道的行为唯有于五代那样的混乱时期才能获得肯定。 五代确实不是正常的时代。冯道也在他有名的自传中作如下的叙述： 未能为君王统一天下，平定八方，此为本人最引以为憾之事，吾以未能报答天地大恩而惭愧。 被指责为恬不知耻的冯道，却以未能统一中国而引以为憾。出仕五朝的最终目的在于统一天下，在这个目的之下，不必以一个王朝或一名君主为重——冯道似乎做如是想。 现在且把视线从中原移至地方。 中原为“五代”，而地方则为“十国”。十国指的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闵、南平、北汉。这十国并非同时并存，吴灭亡后成为南唐，前蜀灭亡后成为后蜀。以皇帝或王自称的都是节度使出身的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实力者。 以诗闻名的皮日休，为避开唐末之乱，似乎移往吴越之事已如前述。这个吴越即是镇海节度使钱镠自立的政权。钱氏政权维持八十六年，算是五代十国享国最长的政权。政权尽管维持长久，国力却并不强。十国中最强的政权，应该是取代吴的南唐。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一样，南唐以金陵（南京）为国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政权为吴。由于他是被唐王朝封为吴王的，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立者。加上唐的支配不及于这个地方，他因而被迫自己裁决政务，至死都使用着唐的元号。 实际上，杨行密的吴政权，实权却掌握在徐温及张璟等部将手中。后来，徐温杀死竞争者张璟，立杨氏之幼子为皇帝。在册立前，这个政权只称王而已。 徐温企图以这个政权之主为皇帝，然后以禅让的形式由自己就帝位。但在徐温有生之年，并没有达成这个野心。禅让之事到徐温养子徐知诰的时代才完成。 徐知诰原姓李，与唐皇帝同姓。他于就帝位后恢复原姓，自称李升，露骨表示继承大唐帝国的姿态。他当然仍以唐为国号，后世史家称之为“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和其子李煜被合称为南唐二主，以词人身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词有“诗余”之别名，填词规则不似诗之严格，可以谱曲歌唱。五代至宋为词的全盛期。四川政权的前蜀和后蜀也极为风行填词，有毛文锡及欧阳炯等名家。由于四川君主都是文人的支援者，因此，逃离中原动乱的许多文人都来到此地。 虽然蜀地富庶，据守容易，但要自此地出征，进而取得天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以此为据地的政权，好像压根儿没有称霸全国的想法。 浙江吴越的情形与此类似，由于隔邻有南唐这个强力政权的威胁，只好采取从属中原政权的姿态，用以对抗强邻。 蜀和吴越虽然安定，却都没有称霸天下的企图。十国中的其余政权全都弱小，有称霸天下野心的，只有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时，因并吞闵和楚而变得更为强盛。闵和楚是因内讧消耗国力，结果成为南唐的腹中物。 北方中原这时候是五代最后的后周二代皇帝柴荣的时代。柴荣也是态度积极的人，由与契丹族的辽对决一事，可以窥知他对统一天下的意图。 冯道由于在此时谏止柴荣外征，因而被降格为山陵使。冯道担忧的是，因外征导致国力减弱。山陵使是建造先帝陵墓的长官，在仪礼上为要职，在政治上则无任何权力。 后周不但从事北伐，也大兴南征之军。南征当然是以南唐为对象。经济上南唐居于优势，但在军事上后周则远为强大。后周由皇帝柴荣亲自指挥军队，南唐屡战屡败，不但将江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李璟更被迫免去帝号，只以国主自称为条件，才得以缔结媾和条约。 柴荣意气轩昂，他决心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贤主名将率领，又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军力一定很强大。后周的北伐军和南征军确实军容壮盛，不过，他们却有五代军队共同的毛病——骄兵。 后周军队当然也想得到赏赐，但赏赐是打胜仗的结果，要能打胜仗，基本条件是有优秀指挥官。因此，这个时代的军队，指挥官由部下拥立的甚多。 柴荣非常致力于改造军队，他组织了名为殿前军的精锐禁军。他意图驱使这支劲旅以完成统一天下伟业，然而老天爷却没有让他达成这个夙愿。这位杰出的三十九岁皇帝，雄图未成就已病倒，而他的儿子柴崇训此时才七岁。 “御驾亲征，向来是我国的作风，而七岁的幼帝当然不可能率领军队。” “这样，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打胜仗。” “我们自己来拥立皇帝，如何？” “这是当然的事情。” “谁是适当的人选呢？” 后周骄兵于是决定：由他们选出作为统率者的皇帝。 “拥立什么人，这还需要考虑吗？” “说的也是。我们拥立的对象当然是殿前军都点检。” 都点检乃总司令官之谓，当时居这个职位的是一个名叫赵匡胤的人。 后来被称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出生于武门之家，他的父亲赵弘殷是仕于后唐庄宗的武将。在军营内出生的赵匡胤也在军营内长大，习惯于军中的气息。对军人而言，他是最了解他们又值得信赖的人。柴荣任命赵匡胤为精强殿前军最高指挥官，当然也是因为他极有才能的缘故。 后周世宗柴荣去世，是进兵扬州迫使南唐屈服的翌年（公元959年）。 敌人当然不会对皇帝去世正值服丧期间的后周松手，他们趁这个机会，发动猛烈攻势。被后周打得无路可逃的北方小政权北汉，与更北方的超级大国辽联手反攻，入侵到后周国境。于是，后周下达了全国动员令。 拥立新帝…… 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将兵们更加认为自己的命运不能委诸幼帝之手。唯有在强大的指导力之下，打仗才有获胜的希望。为打胜仗，国家需要有力的皇帝。此处再度说明，这是朱子所强调的忠诚心诞生之前的特异时代。 一向擅长做事先布置的冯道，已于数年前去世。 “哥哥，请快下决心吧！这已是自然趋势，不是我们所能抗拒的。”弟弟赵匡义极力怂恿担任殿前军都点检的哥哥赵匡胤就帝位。 “将军此时由幼帝处接受禅让，没人会表示不满的。这已是时代的趋势，顺着时代趋势适时而起，这是有识者应为之举。”参谋赵普也如此说。做事务实的赵普，向来不善议论，是沉默寡言型的人。 “则平（赵普字）今天难得如此雄辩，和平时判若两人喔！”赵匡胤道。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两次遭遇重要关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会不判若两人呢？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紧要关头……”赵普回答。 “我知道了……情势既然如此，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命运。但既然要创建新国，我不希望它和过去的一些国家一样，只维持了一两代就灭亡了。这是我之所以不想采取主动的理由。”赵匡胤对着弟弟和参谋说。 “不想采取主动的意思是……”赵匡义问道。 “我不希望我创建的国家受到任何人的牵制。” “成为皇帝后，怎么会受别人的牵制呢？”参谋道。 “要接受禅让，自然必须得到其他军政领袖的同意才行。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无形的牵制。” “那应该怎样呢？” “我要在诸将拥立下就帝位，也就是说，我是‘被迫’成为皇帝的。” “哦……我知道了……”赵匡义和赵普异口同声地说。 不愿意在欠诸将人情的情形下成为皇帝，反而要使诸将感恩于皇帝——原来这是赵匡胤的想法。 我是因为你们再三恳求才就帝位的，因此，我要做的事情绝不受你们的干涉。 为有效实现长期政权的构想，在立场上非绝对有利不可。为了这个目的，形式上的拥立无济于事，一定要有实质上的拥立。 “我要你们弄清楚这一点。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帝位是我去追求得到的。”赵匡胤特别叮嘱了这段话。 陈桥立万岁 抱着黄袍的高怀德，从院前跳上来，走到站在廊柱边的赵匡胤面前。这个场面犹似舞台上演出的戏码。高怀德摊开手中的黄袍，披在抱着廊柱站立的赵匡胤身上。 后周国都开封城沸腾不已。 远征军即将出发迎战侵犯国境的契丹（辽）、北汉联军。军马嘶声终日不断，远征事宜彻夜进行，辎重车辆之声到深夜还听得到。 “我醉了……”赵匡胤对弟弟赵匡义和参谋赵普如此说。 身兼殿前军都点检、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尉等要职的赵匡胤，是个出了名的酒客。喜欢杯中物的他，习惯上一定要喝到醉倒为止。赵匡胤这次的打算是：在他醉得迷迷糊糊、不省人事时被拥立当皇帝。 …… “这个点子很好。”赵普对采取这个方式表示同意。个性木讷的他很不喜欢说话。对烂醉如泥的人不用多说话，是他之所以乐于采用这个方式的原因。 被称为“陈桥兵变”的拥立一剧于是展开。 距开封一日行程处，有个名叫陈桥的驿亭。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三日，北伐军扎营于此。 终于要出发了！ 出征军士因而全都处在兴奋状态中。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也充满着一种不安——这样下去不会有问题吗？ 踏上征途的人内心动摇是难免的。何况这是在皇帝死后不久，担任这支远征军总指挥官的是年仅七岁的幼帝。想到这里，士兵的不安心理越发加重。 我们应该拥立殿前军都点检才对！ 在这种情形下，这句耳语很快传遍全军。 拥立剧的演出人正等待着，这个耳语变成众人的心声，最后迸发出来。等到心声即将迸发之际，再以压抑的方式使它爆炸。 拥立之事，等到北伐归来后再说吧！——赵匡义和赵普对逐渐升高的众人声音，故用如此压抑地表态。 “北伐归来？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再拖呢？这关系着我们此役的胜负，是刻不容缓的事！” 被压抑的声音将会如此反应——这是想象得到的。 “北伐归来？谁能保证我们会平安回来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一场战争的领导者！” “不打胜仗，我们怎么回得来呢？” “为了打胜仗，我们必须拥立殿前军都点检为皇帝……” 为使北伐成功，军队干部确实冀求得到强力的领导者。而且事情还远不止如此，拥立新帝在五代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以积极态度拥立新帝的人，结果都在新王朝居枢要地位。 不赶快搭这班车，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干部们有这样的打算是不可否认的。 军队从开封出发时，拥立新帝的气氛就很浓厚，来到陈桥驿亭后，这个气氛已升到最高xdx潮了。 “你们说要拥立太尉，但企图就帝位是一件赌命的事。你们愿意一起赌命吗？”赵普如此反问拥立派的将校。太尉就是国防部长，赵匡胤兼任这个职位。 “倘若太尉拒绝受拥立，到时候，你们准备怎样？”赵普接着又问道。拥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谋反，拥立赵匡胤等于是反叛后周。 “如果那样，我们就把太尉杀掉；同时，我们也当场自绝！”一名青年将校如此喊叫。 “我们也会如此！” “让白刃解决一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了这样的话。 “好！我现在知道你们的热诚了。既然如此，我们就结为同盟，极力向太尉进行说服吧！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刚才说的‘让白刃解决一切！’”赵普说完这句话，就按照原订计划进行这出拥立剧了。 在陈桥驿亭宿舍里，赵匡胤正和平日一样大饮其酒，他当然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拥立政变。或许由于这个缘故，他这天晚上喝了和平时同量的酒仍无醉意。本来就海量的他，于是又喝了更多的酒。 他并没有必要喝到烂醉，其实假装烂醉即可。但为使表演逼真，他觉得还是真正烂醉如泥较为理想。 这会儿好像开始醉了…… 喝了比平时多出将近一倍的酒后，赵匡胤才感觉有些醉意。 “哥哥，今天我并不是以弟弟的立场来见你，而是受大周国全军的委托，前来央求哥哥受拥立就帝位的。希望哥哥接受全军将兵的推戴。”来到门口的赵匡义，跪下来如此说。 “喔……匡义……你来得正好……快来陪……陪我喝酒吧！” 赵匡胤因醉酒而口齿不清。弟弟以为哥哥是在演戏，实际上，老哥确实已酩酊大醉了。 “请接受全军之推戴。”赵匡义又说了这句话。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喝酒……喝酒……你少说废话，快陪我喝酒吧……你刚才说推戴……这是什么意思？”赵匡胤仿佛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似的问道。 他知道来者是弟弟，也知道弟弟来的目的是什么，但这时候的他持的是一切都无关紧要的心态——自己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多次如此暗示自己的结果，他已到了几乎接近此一状态的地步。 “就是要请哥哥成为皇帝……”赵匡义道。 “皇帝？别跟我开玩笑啦……莫非我在做梦？我可不喜欢做这种噩梦……这种噩梦最好用酒冲掉……匡义！你来陪我喝酒吧……” “哥哥，你不是在做梦，这也不是用酒就可以冲走的事。哥哥，大家一定要请你当皇帝啊！” “要我当皇帝，这得看我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我不想当皇帝！”赵匡胤在自己的鼻子前摇摇手道。 “这是全军的意思，也是众人一致的决定。” “意思？你们的意思关我什么屁事！” “这个意思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这应该算是天意。哥哥，你请看！” 赵匡义站起来推开门扉。宿舍院子里，整排军中干部都站在那儿。原本坐在椅子上的赵匡胤，用手扶着桌子站立起来，脚步踉跄地走到门口处。这晃晃摇摇的样子，充分显示他的确已烂醉如泥。最后他扶住廊柱，往院前扫视过去。 后周殿前军干部全都手执白刃，一阵风掠过院前树木的叶子，发出沙沙声响。在一片暗色中，无数白刃带给人一种森然气息。 “这……这是什么意思？！”抱住廊柱的赵匡胤，摇晃着身子问道。 “殿前军将校们说，倘若哥哥不肯就帝位，他们就要当场杀死哥哥，然后自己也将自刎而亡。”赵匡义指着一排白刃道。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说要杀死我？可是，我还不想死啊！” “这我知道。在没有完成先帝平定天下，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遗业之前，我们就算想死也不能死的。而继承先帝遗业的领导者，除哥哥以外不做第二人想。哥哥！这不是为了什么人，而是为了天下！” “为了天下？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为了天下又怎样？” 赵匡义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哥哥是真的醉了。如果是在演戏，他应该会在这个时候挺起背脊说“既然是为了天下，那就没话可说了”。常陪哥哥喝酒的赵匡义，现在才闻出哥哥此刻身上散发出的酒气，比平时要浓烈许多。 “哥哥，你也不必多说了……高怀德！”赵匡义对着院前方向如此喊叫。 “有！”被呼叫为高怀德的是殿前军都指挥使。其他的人都手擎白刃，只有这个高怀德是双手把一件黄色的东西抱在胸前。 “把黄袍送过来！”赵匡义又命令道。黄袍自然是指天子的御衣。这个政变集团连天子御衣都准备好了。 “请恕属下冒犯。” 抱着黄袍的高怀德，从院前跳上来，走到站在廊柱边的赵匡胤面前。这个场面犹似舞台上演出的戏码。高怀德摊开手中的黄袍，披在抱着廊柱站立的赵匡胤身上。 “万岁！……万岁！……”院前涌起一片欢呼声。 拥立赵匡胤的一出戏，虽然在细节上有些走样，但总算大致按照剧本演出成功。 “返回京师！”隔天，殿前军突然接到这样的命令。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北伐之事取消了？” “虽然天子崩殂，北伐之事一定要完成——上面的人不是这么说吗？” “是啊，他们还说这是安慰先帝在天之灵的最好方法呀！” “折返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敌情发生变化了？” 知道拥立之事的，只有一部分干部而已。数万将兵大都不知道陈桥宿舍里发生的事。他们因听到返回京师的命令而感觉惊讶，但能再度看到原本以为要暌违一段时日的家人，当然也是一件令他们高兴的事情。 全军几乎在欣喜雀跃的状态之下，由陈桥踏上返回开封之途。 赵匡胤的酒醉此刻已完全醒了。他在无意识状态之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场面。酒醒后，他知道自己接着要面临的是什么。要向全军宣布的话，他早已准备好了，而且还做了多次练习。 “昨晚，我在酩酊大醉之际被拥立当皇帝。我是被迫如此，无话可说，但在受拥立的现在，先要各位答应我遵守下面三项规定。倘若各位不愿遵守，我也要拒绝成为你们的主子——”赵匡胤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全军鸦雀无声。情形完全如他在练习时所想象的一样。队列里连一声咳嗽声都没有，确认大家都竖耳倾听后，他才继续启口道：“第一，绝对不可对大周国皇太后母子有任何无礼之举。第二，不许有辱没大周国公卿大夫之事。第三，不得掠夺大周国之府库和财产。这三点，你们能遵守吗？” 顷刻间，全体将兵从喉咙深处发出“哇——”的喊叫声，这声音很像杀入敌阵时发出的呐喊。 “我把刚才的声音当作是你们同意的表示。违反这三项规定的将被处斩，现在开始前进！”赵匡胤以充满朝气的声音道。 接着，掌书记赵普以事务性口气宣布：“不承认我们拥立新帝者一律视同敌人。我们对敌人绝不宽贷！” 赵匡胤所立的三项誓言，并不只是对军人的宣言。他期待的是，这个情报在北伐军返回之前传到京师，事实上，这也是对朝廷以及廷臣的一种宣抚工作。知道政变军绝不会辱没廷臣时，公卿大夫应会安心支持新政权才对——这是他的算计。 赵匡胤以整顿军容为由，拖延了一下北伐军返回开封的时日。他这样做，为的是要让情报先传回开封。 情报传到开封朝廷的速度比预期还快。听到赵匡胤被拥立的事实时，公卿大夫一度愕然失色，而在紧接着得悉三项誓言内容时，他们便都面面相觑。 这样，我们不会有事吧？——他们彼此用眼神互问这句话，想探出对方心底的想法。唯独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听到拥立的消息，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要冲出去。 “你这是急什么？” 一名公卿问他时，韩通吼道：“急！……这样的事情还能不急吗？我们大周国即将被篡夺。我当然要火速召集军队，以防御贼军攻来啊！” 韩通由宫中出来时，陈桥回师的殿前军先锋部队已进入开封。率领先锋部队的是殿前军将校王彦升，他看见认识的韩通走了过来，就开口喊道：“韩侍卫，新天子很快就要驾到，你赶快去迎驾吧！” “什么？”韩通发声大吼，“天子在宫中！你所谓的天子是篡位者！是大逆不道的恶棍！” “你竟敢和我们作对！” 王彦升猛踢马腹立刻追赶韩通。绝不宽贷不承认拥立新帝者是上面的命令。王彦升将韩通追到他的宅邸后，将之斩杀，并且把韩家一家老弱男女全都杀掉。 对后周之灭亡殉节的，只有韩通一家人，军部和廷臣都承认赵匡胤即位之事。 赵匡胤定国号为“宋”。兼任宋州节度使的他，以领地之名为国号，元号则为“建隆”。 开封昌隆记 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在东蒙古过着游牧生活的契丹族出现英杰耶律阿保机，并重用汉人、树立政权进而称帝，是公元916年的事。 契丹族过去推戴首长的习惯，从这时起也变成君主世袭了。游牧民族集团采用首长世袭制，意味着不愿再以游牧为唯一生活形态。 游牧时必须由领导者决定一切。何处有水草、敌人在何处——判断一旦发生误差，集团就可能全数覆灭。因此，首长向来都由大家选择推戴。蒙古族的“集会”（khuriltai）不外乎就是进行推戴事宜的会议，成吉思汗等人也是受这样的“集会”推戴而就大首长之位的。 耶律是契丹族的姓氏之一。契丹族是蒙古族的一派，单数叫做“契泰”，复数则叫“契丹”。大约四世纪时，契丹族分出许多小集团，集团内的上下支配关系相当缓和，那个时代的契丹族势力并不怎么大。讽刺的是，唐将势力扩张至周边诸民族并使契丹族臣属一事，反而成为这个民族强盛起来的关键。 唐为了考虑统治上的方便，一律采取唐制，例如设都督府，置都督以及刺史等官职，其行政区域称做羁縻州，以自治形式附属于唐。因此，被任命为都督或刺史的，都是契丹族的有力者。 导入唐制的结果，分散的小集团合聚成地缘集团，使其上下统治关系变强。据说，各契丹族结合成为有体系的部族，是在盛唐至中唐期间。 首长支配力一旦增强，自然逐渐实行世袭制度。过游牧生活时，需要的是优秀领袖，而不欢迎领袖世袭。耶律阿保机之所以建立首长世袭制，或许是因为他所统治的集团，已经开始融合周边的通古斯族和汉族，农耕生活变得占有相当大比例的缘故吧？ 太祖耶律阿保机派兵征服现在甘肃省及青海省地区的西方党项族及吐谷浑等后，乘势将兵力转向东方，把渤海国纳入势力范围。中原北方周边横亘东西、拥有长形带状版图的政权于焉成立。 被称为太宗的太祖之子耶律德光，抓住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的机会，向南进兵取得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以现在的北京为中心、面积相当广大的地域，居民自然以汉族为主。 太宗耶律德光于公元936年将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就依照中原的政制，将国号改为“辽”。 包含游牧民和农民，由契丹族、塞外诸民族以及汉族组成的辽，在统治上势必走上二元化之路。在政治体制上，辽采取统治游牧民族的北面制和统治农耕民的南面制的二元化体制。北面官为契丹族，南面官则为汉族。但辽毕竟是契丹政权，因此，国家中枢政治及军事事宜，概由北面官掌握。 北方形成如此强大政权的同时，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直到中原开始统一为宋这个政权时，北方之辽由于太宗的去世，开始有内纷迭起的现象。 南北两大势力都在对方陷于混乱期时，奠定了各自的基础。 宋有皇弟赵廷美被流放房州之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辽太祖之曾孙第五代皇帝耶律贤去世，他是有“景宗”这个中原式庙号的皇帝。 耶律贤死后，其子耶律隆绪即位，但大权却为其母萧氏以摄政身份掌握。辽的历史记录颇多不明确之处，事实好像是，这个萧太后时代，取消了“辽”这个中原式国号，恢复原来的“契丹”。 男主外、女主内是这个民族固有的风俗，萧太后对维持此一习俗似乎极为热心。但由“辽”、“契丹”之国号问题可以窥知，辽国政府后来也有民族国家（以契丹族为中心的）派与天下国家（包括诸民族的中央政权）派的对立抗衡。 总之，在以契丹族为主的辽变为强大政权时，宋也已大致完成统一天下，成为一个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国家目标的大政权。 宋和辽时而缔结和平条约，时而将之毁弃。宋太宗攻打北汉时，虽与辽有和约却将之弃置一事已如前述。 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东亚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是宋与辽的对立，是妥协、军事行动的一再重复。 宋虽然为了讨灭南唐而出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打，吴越则更在和平状态下献出国土；尽管讨伐北汉时，连带辽也被卷入，展开血腥战争，结果互有胜负，但如前所述，由于辽有内纷，宋因而较为安定，得以讴歌和平。 和平能促使经济发展，在五代十国分裂时代结束后，宋于是迎接了经济成长的时代。 实际上，五代十国末期，南唐等国已拥有十倍于中原政权的财富。南唐自从建国以来，由于与后周及后来的宋缔结朝贡关系，未有军费支出，应该是积蓄财富的主要原因。 宋将此一南方财富，连同其文化一并吸收，“澄心堂纸”是其中一例。 南唐后主李煜将其书斋称为澄心堂之事已如前述。他以大量金钱制造了非常优良的纸张，连后来的清朝乾隆皇帝都苦心孤诣拟欲复制。 于宋代达到最高境界的文房四宝之制造技术，完全是南唐遗产。除澄心堂纸之外，南唐帝室墨匠李廷珪所制造的墨，也都是绝代名品。 在陶瓷制品的创作上，宋的青瓷、白瓷是世界陶瓷器史上的最高峰，后来任何时代的作品无一再能超越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有一说谓，传至今日的中国艺事，绝大部分都在宋代形成，这与日本的艺事都在室町时代形成之说颇为相似。 宋都开封的市民，起码较唐都长安的市民幸福许多。因为在长安，每到日落时分就有数百通鼓声响起，城门及城内百十街坊的坊门都被关闭，也就是说，除了小巷胡同以外的街路，夜间都不准行走。宋的开封则没有这样的禁令，街上有不分昼夜营业的饮食店，市民有完全的外出自由。 在长安，除了一定级别、地位的人，一般庶民都不准在大马路边设立住户，只能居住于小巷胡同内。相较之下，开封并没有这等严格的规定。 面对运河的开封，除了为交通要冲外，更是商业都市，比起政治都市长安，开封显然较具多面性。 开封的闹市叫作“瓦子”。大量集中的瓦可以用以修葺屋顶，但拆除后就成为分散的东西，准此含义，称人们聚集又分散的地方为“瓦子”——这是此一名称的由来。 瓦子有规模宏大的演戏剧场以及无数的路边卖艺人，以各种表演取娱人们，这些表演包含说书、魔术以及戏剧等。 大型剧场叫作“棚”，“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等剧场都足以容纳数千名观众。由“棚”这个名称，不难推测建筑物内有纵横无数的栏杆，形成棚的样子。在地面稍斜的棚里，观众想必是以手扶栏杆的姿态看戏吧？ 酒楼鳞次栉比，不论气候和季节，不分昼夜地营业。至于酒，则为政府的专卖品。直接向政府购买酒的地方叫“正店”，分销处则称为“脚店”。酒楼除了可以叫酒菜外，并且置有妓女。开封最大的酒楼是在东华门外的“白矾楼”，后来改名为“丰乐楼”。此外“仁和店”和“宜城楼”亦甚有名。 在闹市瓦子有一个名气非常响亮，叫俞敬之的剪纸画名手。 “剪一个颜体‘富’字给我。”客人做此要求时，俞敬之会拿出一张黑纸，使用剪刀开始剪，片刻后，和颜真卿书写的“富”字一模一样的字体出现了，贴在白纸上的字形，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类的。由于是文化技艺，所以，他虽然是个艺人，却从不向客人讨好。他绝少和客人说话，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体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来。 除了名家字体，各种图案他也会剪。 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以馆子为例，菜色不够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转到别家店去；卖艺的人也一样，表演不受欢迎就不会有人来看。且不说表演变差，一旦有本事更强的人出现时，客人立刻便被吸引过去。 所以，这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以剪纸画为例，由于有一个本事很强的少年出现，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没落了。这个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里剪字画，而俞敬之则需要边看边剪。 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从太祖到太宗约四十年期间，可以说是创造极为充实的宋体制的时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于出身于武门家庭的他，却毅然决然切断五代的武人政治这一点上。 唐末起，节度使开始掌握军事及行政权，并且割据各地，因而招来五代分裂的时代。为不使中国再分裂，非阻止军阀的产生不可。 实际上，这项预防政策为后周柴荣所创，他采取的方法是强化殿前军，也就是中央军。宋太祖继承这项政策，走上使节度使成为名誉职的方向，也就是尽可能地频频调动节度使，以避免在一个地方生根。另外一点是，将军事和行政分开，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务。 在众多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是，将转运使派遣至地方。转运使是担任租税、盐税、酒税等工作的官员，过去的征税工作全归节度使担任，派遣转运使，无异是切断节度使的粮道。 如此一来，节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师长而已。不过，“节度使”这个官职还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价值。 宋依然使用节度使这个官名，但实际上只用它作为对行将除役的军人临时性的酬庸。因此从财政方面来看，他们会割据之虞已不存在了。 这样的措施不是只见于节度使。宋并没有遽然废止唐朝以来的制度官职，而是使之暂存一段时期，再采取逐渐更改的方式。不勉强行事——概括言之，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军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广的却是文官政治。 经由考试起用官吏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当然也为唐所继承。但隋、唐还是相当重视门阀的时代，虽然寒门进士因此得以在官界发迹，但这些人往往成为门阀出身人士排斥的对象，处处遭受压抑，牛李党争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宋代采取的却是进士至上主义。一个人无论家世如何，除非科举及第成为进士，不然绝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针对地对国家有功劳人员的子弟，不经考试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进士的人还是会参加考试，因为这样对自己利多于弊。 “非进士者非上人”的风气，确实有其负面效果。但这个风气的确成为宋在确立文治主义上的一股极大的推动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无不鼓励子弟潜心读书。 北宋时代起，以理学为名对儒教哲学作深度研究之风甚为普遍，其理论已到了独树一帜的程度，南宋朱熹将之集大成为“朱子学”，对后世及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是使“武功”因素趋于淡化，“文治”主导时代的转折点。 澶渊之盟 《宋史》以“缔结兄弟关系”记载这件事情，而在辽这一切的记录却是“宋称辽之皇太后为婶母”，虽然两者所称实质上相同，在感觉上却有甚大差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实际上，宋太祖和太宗并没有轻视武功的意思。 武人——节度使——掌握过大的权力，以致割据各地，使国家分裂，这是他们引以为忧的。 以实现天下国家为目标的宋，还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大目标。这是国家至上的使命，为达到这个目标，当然非有强大的军事不可。 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也是继承自后周世宗柴荣的课题。 这项工作，柴荣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他从契丹夺回了瓦桥关、盆津关以南之地。 就契丹这一方来说这是领土失守，因此，他们也以收复失地作为目标。如前所述，契丹族政权有时候以“契丹”为国号，有时候则使用“辽”这个名称。为避免混淆，本书后面一律称之为“辽”。 “收复关南之地！”辽在这个口号之下频频发动军队，因而辽宋之间国境纷争迭起。 真正非局部性纷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于1004年展开，当时的辽国皇帝是被称为圣宗的耶律隆绪。他们使用“契丹”这个部族名称为国号，但元号则使用中国式名称，这一年是统和二十二年。 辽国发下“伐宋”诏书，圣宗亲自来到北京。在这个时期，辽称呼现在的北京为“南京”。 从辽所统治的地域来看，燕云十六州中的北京，的确是南部都城。 辽军大举南下。——这个消息撼动了宋国朝廷。 太祖和太宗作为指标的文治主义，此时已有过头的现象，尤其到了太宗时代，由于大量进士进入官界，节度使军官遇有缺额时，往往有以进士出身之文官补缺的事情。 这已和唐末、五代之武人政治迥然不同，成为文人政治的时代，因此，再也没有人想成为武将。由于军人毫无前途可言，所以这也是当然的趋势。目前的人才都以成为进士为目标，只有无路可走的人才投入军队。 宋立刻举行重臣会议。这是太宗三子赵恒即位后第八年的事情。这位皇帝即是真宗。这一年的元号则为景德元年。后来成为陶瓷中心地的景德镇，由于是在这个元号时设镇（守备队基地），因而得名——顺便附提于此。 “契丹族过惯游牧生活，擅长骑射，非常骁勇。其势锐不可当，因此，与之正面冲突，绝对不利。”参知政事王钦若如此奏道。 “那该如何是好呢？”真宗问道。 “他们的性格很容易起内讧，我们只好等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此，大宋就可以不用损兵折将了。” “等待他们发生内讧？他们过去的确时常发生内部纷争，可是，听说近来已变得稳定许多了。坐等他们不一定会发生的内部纷争，这样对吗？” “卑职的意思并不是要坐等，而是设法离间他们。在辽国出仕的汉族官僚中，有人愿意倒戈，所以，使用离间之策，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在这个策略奏效之前，倘若敌人已攻到国都来，又该如何？” “所以我们最好暂时迁都金陵（南京）。” “你的意思是，建议我们逃？” “并不是逃，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等到我们的离间政策奏效为止。” “你们认为王钦若的意见如何？”真宗环视在座的群臣问道。 “启禀皇上——”名叫陈尧叟的重臣发言道，“从河南之地到金陵，在水陆两方面都有无数通路。在我们还没有逃避之前，辽军是很有可能攻到金陵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只是暂时性的避难，卑职认为成都远较金陵理想。蜀地之难攻不必卑职多言，相信皇上也很清楚才对。” 陈尧叟对避战之事并不反对，他只是认为以蜀之成都作为避敌之地，较长江之金陵更为理想而已。 “这算什么计策！”有人大声喊出这句话来。 众人目光移往那边，露出面面相觑的表情，又是他…… 原来，说这句话的是宰相寇准。他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但由于个性刚直，不知妥协，所以过去曾多次与同僚或上司发生过冲突。太宗末年时，他甚至有过与皇帝意见对立之事。 这个人实在难缠。——太宗因而把他调为地方官。 寇准是于真宗即位后才又被调回中央的。 “做这些建言的人应该处斩才对！”寇准的发言可谓相当极端。 “你说话要有分寸。”即位时在秘密仪式之下读过石刻遗训的真宗，如此谴责寇准。绝不可因言论而处死家臣——这是太祖遗训。 “倘若辽有南下之举，我大宋理应北上，此外还有什么计策可言！陛下神武而将臣协和，此际陛下应该亲自率军，挥师迎战，有这等决心才能吓退敌军！”寇准滔滔不绝地说出他的见解来。 “有没有人反对寇准的意见呢？”真宗再度逐一望着群臣的脸问道。 没有一个人发言。 “寇准，继续说下去。”真宗命令道。 “暂时避开敌人，迁都至金陵或成都，这成何体统！自从石贼将燕云十六州献辽以来，已近七十年。这期间，中原叫喊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声从未间断过，而失地经过七十年却从未能收回，收复失地之难，由此可见。倘若此时迁都金陵或成都，无异将开封拱手让给辽国，我们不是要因而今后得再叫喊收复开封几十年……不，几百年之久吗？做迁都之议者必须处斩，这是微臣如此发言的理由！”这确是句句使人猛然内省的肺腑之言。 “有没有人要表示反对意见？”真宗特别问道。结果还是无人发言。 “好，那我们就以寇准的意见作为结论吧，朕决定亲征，朕要为皇考（指父帝太宗）雪耻！”真宗以毅然的口吻道。 太宗于攻打燕时，曾经有过为辽国援军所破而退却之事，然而当时由于成功地讨灭北汉，所以那一次的败战遂未被人们注意到。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次极大的“国耻”，而仇敌正是辽！ 所谓“石贼将燕云十六州献辽”，指的是后晋高祖的石敬瑭，因对后唐叛变而被攻打时，为了向契丹央求援军而付出的代价，那是公元936年之事，算来已将近七十年。 宋动员大军，进军至澶州后，渡过黄河。 “万岁！万岁！”“万万岁！”宋军涌起如雷般的欢呼声，将兵因皇帝御驾亲征而亢奋，其士气之高昂，由远处就可察觉得到。 宋皇帝亲征，对辽而言是一个意外事件。 实际上，此际辽并无意思真正要和宋打仗，因为他们所号称的二十万大军，事实上连一半都不到，而且其中大半并非正规兵，而是临时征召的附近一带农民，连武器都不会使用；再者，军队里的武器数量也极其有限。准备都没做好就挥军南下，其目的只在对宋进行威吓。 看到大军南下时，宋不是在惊慌中仓促迁都，就是派出和谈使者——这是辽打的如意算盘。 宋无战意。——辽于事前派至宋国的间谍，做的也是如此的报告。结果，宋不但不是没有战意，更由皇帝亲自率领军队，渡过黄河攻打前来。 来到澶州后，真宗的意志开始动摇，因为他得到了个情报——西北党项族有蠢动的形迹。 “这个情报确实吗？会不会是辽为了使我们产生动摇而发出的假情报？”寇准执著地想探究这项情报的出处。 西北党项族有险恶的动向，似乎是事实。党项族向来受契丹的压制，倘若果真蠢蠢欲动，其意图有如下两种可能：其一是党项族企图脱离契丹辽的控制而独立；其二是党项族被契丹所迫，为扰乱宋之后方而有所行动。 总之，宋的情况是：一方面对西北国境情势略感不妥，一方面则将几近全数的兵力投入于东北部战线。 辽军派遣使者来到宋军营地。 我们是为了收复关南失地而发动军队的，无意与宋交战。——这是使者的说词。 我们也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夙志，但大宋却克制自己，从未因此兴兵。之所以如此，为的是不想让人民受到生灵涂炭之苦，而辽现在已发兵，我们怎么可以不出动军队呢？——宰相寇准如此回答辽国使者。 辽与宋过去曾缔结盟约，若能再度修好此一关系，相信两国人民将能得到幸福。如果两军执意在战场上干戈相见，几万人将因此而丧命。为人君者似乎应该思虑及此，尊意如何？——第二次前来的使者如此道。 此时在宋与辽之间担任使者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曹利用的人。 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辽表示，他们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领土野心。 我们宋国也不一定要索回全部燕云十六州之地，但贵国总应该答应归还其中的幽、蓟二州吧！——寇准如此回答。 然而真宗却被曹利用的话打动了。 ——不知会有几万将兵因交战而丧命。 ——能救他们生命的，唯陛下一人。 ——连中原人引以为傲的汉，自从高祖以来都以玉帛赐给匈奴，以维持和平。物产丰富的汉土帝王，以较多的物品赏给贫穷的游牧首长，乃理所当然的事，朝贡之事就是因此而有的。 虽然曹利用的声音低沉而无抑扬，但他的言辞却有一种撼动人心的魔力。 “既然是朝贡，辽应该对宋称臣才对！”寇准道。 曹利用企图继续撼动真宗的心，寇准则力图使其无法得逞。 “割让关南之地这等事情，万万不可有。” “知道，知道……”真宗看着宰相连连点头道，“朕怎么会答应割地之事呢？” 真宗的确以断然态度拒绝割让关南之地，但他已没有决心要与辽军动干戈。 以钱财代替领土，给予辽吧！他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如此措置，数十年后定会再度引起纷争。我们此刻必须与辽一决雌雄，这是为了百年的和平大计。”寇准如此力陈。 “数十年就数十年，这样不是很好吗？数十年后，我国应该会出现有办法压制辽之横暴的人才对。朕实在不忍心目睹将兵和人民受苦的情形。况且，缔结和约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真宗好像决心要缔结和约的样子。 以钱财代替领土。——为了传达真宗的这个意思，决定派遣曹利用至辽军阵营。 在曹利用出发之前，寇准把他叫来，叮咛道：“虽然陛下有此意，但倘若你答应对方三十万以上的金额，我一定要将你处斩，希望你铭记这一点。” “是的……”曹利用当然不敢违拗寇准的指示，他以使者身份与辽交涉的结论是：在领土问题上维持现状。 也就是说，辽不再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而宋也撤回索还幽、蓟二州的要求。宋每年以二十万匹丝绸及十万两银赠送辽，两国缔结以宋为兄、辽为弟之关系。 《宋史》以“缔结兄弟关系”记载这件事情，而在辽这一切的记录却是“宋称辽之皇太后为婶母”，虽然两者所称实质上相同，在感觉上却有甚大差距。 这个媾和条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战争与和平 视打仗为生存之意义的李继迁，在一次与吐蕃的战役中阵亡。或许他心愿已足，而他的儿子李德明则于葬礼时喃喃自语道：“爹的生涯未免太凄惨……我要以我的方式过人生……” 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媾和条约，辽所得的利益远较宋为大。 只要称“兄”，每年就可以得到二十万匹丝绸和十万两银。辽因为有这项“岁币”作为增强国力的有力财源，对东方的高丽和西方的党项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就东西双方而言，辽对西方的影响力较大。因此，辽从宋得到的岁币，就成了对党项的压迫经费。 党项为西藏系民族，原本居住于四川北部至青海一带，但由于受到同为西藏系民族吐蕃的压迫，因而逐渐东移，后来渐渐以今之宁夏、甘肃、陕西边境一带为主要居住区。 党项为族名，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素以“夏”或“大夏”自称，而由于其地位于宋之西方，史家因而擅以“西夏”之名称呼。 “夏”这个国名，源自党项首长拓跋思恭于黄巢之乱时，曾经协助唐收复长安，而受封为“夏国公”；同时，其首长受赐唐之国姓李，并且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因此，西夏也是所谓的节度使割据。 宋自建国以来，即与西夏保持友好关系。西夏则因地处丝路的中继贸易站而相当富庶，一向持着与邻近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态度；其后，在攻打北汉之前，为了对北汉施压，又进一步与党项族加强友好关系。 西夏以唐之定难军节度使所管辖的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五州为领土，如前所述，到宋代后，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依然十分良好。由于中央甚少干涉其内政，因此，实质上等同独立国，首长亦具地方政权君主与宋国节度使双重性质。然而契丹族辽之势力变强后，西夏周边的政治情势转为复杂，政权内部亦有诸多对立意见，以致产生派阀，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派阀中最大的是亲宋派。话说“西瓜靠大边”，一批现实主义者认为，作为丝路之中继站的西夏必须全面依靠富强的宋，因而形成了这个派阀。 第二大的派阀是亲辽派。他们是民族意识极强的一群，亦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由于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域甚为广大，而其中不少地区现在已归入宋之版图，对他们而言，这些地区和宋的燕云十六州一样，是丧失了的“故地”。 我们必须从宋手里收复民族的故地。 攻灭北汉时，我们曾经援助宋，宋却未将故地归还我们。 现在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将故地夺回。 民族主义者以昂奋的口气呼叫这类口号，但光凭党项族西夏的力量要与强大的宋为敌，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以“敌人的敌人是同志”的想法，企图与宋之敌人辽结盟。 实际上的情形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甚难截然分开。有些人甚至只因自己的政敌属亲宋派，而投入对立的亲辽派。也有人鉴于西夏乃小国的事实，因而出现主张应该与宋和辽都保持适当的友好关系的所谓中间派。 宋太宗时代，西夏由李继捧就首长之位。他是在哥哥过世后即位的，不过由于还有许多兄弟，加上本身在人品和统率力上都大有问题，因此，成为首长的他，地位始终摇摆不定。 “你迟早会从王位上被拉下，光是被拉下还不打紧，恐怕连老命都保不住吧？”他的妻子眯着眼睛，盯着他说。 “你少说不吉利的话！”李继捧蹙着眉头道。 “我不是有意要触你霉头，但这是事实，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事实……这个事实有没有扭曲的可能呢？” 幼年时曾经被女巫收养过的李继捧之妻，自称有预言能力，事实上，她过去的确有过多次未卜先知之事，所以，她说的话格外使李继捧感觉毛骨悚然。 “这样下去，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该如何是好呢？” “老命和领土……如果叫你二者择一，你要选择哪个呢？”李夫人稍微睁开眼睛问道。 “当然老命要紧！”李继捧毫不犹豫地回答，“纵然取得天下，倘若没了命，有什么用呢？” “你有这个想法，事情就好办了。” “你的意思是？” “简单得很，把领土献给宋嘛！” “献给宋？” “是啊！如果不希望西夏之地为你的族人所夺，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献给宋。”夫人不当一回事地说。 族人间的争执，远比与别人争斗来得阴险，因此，与其为族人所夺，倒不如送给别人来得爽快。 “到时候，我的处境将会如何呢？” “宋为了表示嘉许，当然会照顾你的。我们再也不必住在这种半沙漠的偏僻之地，可以到国都开封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啊！” “是吗？听说开封是非常繁华的地方，人们不分昼夜地享受生活。住在那里，一定很快乐吧？” “要活命就应活得快乐，人不是应该如此吗？” 李继捧夫人一定非常憧憬被称为东京的开封之生活。 西夏之王不过是牧人的头子罢了。——这是她的口头禅。 明知道迟早会被剥夺王位，甚至连性命都难保。在这种情形下，会产生趁尚在位时处理掉所有物——领土——作为保身之计的念头，也是难免的事。 李继捧夫妇可以说是为了本身的利益，做了最妥善的选择。但身为民族首长的人做这等决定，当然是极其严重的背叛行为。党项族在献给宋的西夏之地发动猛烈抵抗活动，是当然的事。 抗宋运动者从王族中选出年轻的领导者李继迁，并推戴之为首长。他们与敌人的敌人辽缔结同盟，但由于两者的国力悬殊，所以同盟关系并非平等。李继迁迎娶辽之皇女义成公主为妃，并受封为辽之“夏国王”。也就是说，原本臣从于宋的西夏，现在改向辽称臣了。 李继捧已将领土献给宋，而李继迁则为了夺回领土，改向辽称臣，小国的悲剧由此可见。 年轻的李继迁意气昂扬。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之下，党项族也团结一致，拥戴李继迁。虽然西夏领土已献给宋，宋却未能充分掌握，李继迁于是逐渐进行收复失地的行动了。 李继捧将领土献给宋，是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的事，西夏的抗宋斗争则在这之后延续了二十年之久。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收复过去西夏国的领土。凡是党项族过去曾居住的故地，我们要统统收归己有！”西夏国王李继迁如此宣言。 不只是口号，李继迁已依照着自己的宣言，采取军事行动了。 灵州失陷！——听到这个消息时，宋国朝廷为之震撼。 宋将党项族的抵抗视为边境异族的蠢动。那个地方原本有一个叫做西夏的国家，宋未曾对之垂涎，对方却主动地献出国土。如今，他们居然以索回国土为名目动起兵来。 番族出尔反尔，不是烦死人了吗？——宋国对此甚为不悦，因而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应。 鉴于唐因军阀而灭亡的教训，宋利用将节度使名誉职化的方式，防止军阀出现。有战争就会有军阀诞生的危机，因此，宋对战争采取尽量避免的态度，然而党项的抗宋活动，现在已超越打游击战的范畴了。 除了西夏旧领土以外，连宋在西北的军事基地灵州都为党项族所攻陷。虽然宋以避战为方针，但面临这种事态，却也不能不以认真的态度考虑开战之事了。 宋国朝廷对吐蕃及回纥首长派有使节。居住甘肃西部凉州一带的西藏系以及土耳其系民族，就在党项的背后，其中的吐蕃虽然同属西藏系，却向来就对党项采取诸多压迫，西夏李继迁与辽联手推动抗宋活动，因而也受到吐蕃、回纥这些强敌的威胁。 “党项族之兴亡，完全系于你们的表现，大夏国复兴已成，现在进入扩大版图的阶段了！”往昔的年轻英雄李继迁，现在已不复当年了。不过，他依然亲自站到阵前，在马背上如此激励部下。 “爹，指挥军队之事，请交给我和将军们吧！”儿子李德明如此进言，李继迁却摇头表示不肯。 “你还没有这个本事，我怎么能放心交棒给你呢？”听到这句话时，李德明不禁苦笑起来。 “爹，儿跟随爹奔驰疆场，已有十年了呀！” “这不是多少年的问题——”李继迁抚着白髯摇头。 这个儿子内心厌恶打仗。——原来老人家早已看出儿子的心理了。视打仗为生存之意义的李继迁，在一次与吐蕃的战役中阵亡，或许他心愿已足，而他的儿子李德明则于葬礼时喃喃自语道： “爹的生涯未免太凄惨……我要以我的方式度过人生……” 虽有此意，但在机会尚未成熟之前，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和平主义者李德明在因好战之父亲去世而就王位的翌年，与宋谈和的机会立即来到。如果是父亲，根本不会想到利用这样的机会，而正因为是李德明，才会想要抓住这个时机。 李继迁阵殁的翌年（1004年），宋与辽缔结媾和条约，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党项西夏之所以与辽结盟，是因为辽乃宋之敌人，一旦辽与宋媾和，西夏的立场就变得极其微妙。 即使辽与宋缔约，因而失去与之作为同盟国的意义，我们还是要单独与宋交战到底！——倘若李继迁在世，他一定会做这样的宣示吧？ 和平主义者李德明却采取与父亲完全相反的政策。 “保持与辽之间的同盟关系，此外，再与宋缔结友好关系。”他采取的不是单独抗战方针，而是双面和平政策。也就是说，西夏同时有了两个主子。虽然在立场上相当复杂，但由于同时成为两强的属国，西夏因而在其后约三十年期间，得以讴歌和平，以丝路交易中继地的角色，得到不少利益。 “这都是托澶渊之盟的福……”李德明常说这句话。实际上，澶渊之盟并非西夏得天所赐，西夏本身就是澶渊之盟成立的要因之一。 宋国内部有宰相寇准之流的强硬派，为主张真宗亲征，坚决反对与辽媾和。倘若宋之国策决定走强硬路线，澶渊之盟或许未能缔结，而宋之所以驳斥寇准这批强硬派的反对，选择与辽媾和之途，完全是因为党项族的西夏对宋的西北国境带来极大的威胁。 李德明是以父亲的坚持抗战而促成的辽宋联盟为踏脚石，成为两强的属国，因而给人民带来和平的生活。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却坚决反对父亲的想法和政治姿态。 “爹不认为臣从于宋是屈辱吗？”李元昊常以这句话对父亲表示抗议。这个时候，李德明总是如此回答儿子：“你还年轻，根本不知道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能过和平的生活多幸福，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李德明多次跟随好战的父亲从军，他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战场的凄惨景象已不知看过多少，因此，他非常不愿意看到在和平时代成长的儿子战斗意识越来越高涨。 “这种日子有什么好？我们西夏臣从于宋，这种屈辱我实在忍不下去啊！”李元昊稍一激动就有前后摇动身躯的习惯。 “在你祖父的时代，我们党项族因不断的战争而疲惫不堪，一直到与宋缔结同盟之后才得以喘一口气。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锦衣玉食，是与宋和睦之后才有的，我们过去是披着羊皮羊毛的，你知道吗？”李德明说道。 “披着羊皮羊毛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民族是以畜牧为生计的，穿着皮毛在行动上反而方便，锦衣只是虚饰而已，与其穿着锦衣臣从他国，不如披着皮毛不用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党项人应该有民族自尊心啊，堂堂男子汉不应当别人的家臣，而要当自己的主人才对。”李元昊摇动身体的幅度越来越大。 英雄之生当王霸，锦绮又何为。——史书如此记录李元昊对父亲说的话。 这个孩子越来越像他祖父了。——李德明望着摇晃身躯的儿子，内心叹道。 杀气腾腾李元昊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有一句话叫作“奉正朔”，朔是“初一”，意思是遵循某一国的元号和历法，也就是指臣从而言。 中国的习惯是，只准许奉正朔的属国以朝贡的形式互相交易，以日本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满为例，为期望与明朝交易的他在致国书时，使用的就是明之元号和历法，并且署名为“臣源义满”。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元号，但限于国内使用，足利义满在国书上用的是明的元号和历法。 于李德明缔结对宋臣从之和约后，西夏在国内也使用宋之元号。 和平主义者西夏王李德明去世，是宋天圣九年（1031年）的事。酷似祖父喜好战斗且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继位为西夏王，宋的西北边境因而再度风云告急。 李德明去世的翌年，宋改元为明道。对民族主义者李元昊而言，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不再使用宋的元号，而订定自己的元号。不奉正朔，可以解释为不再对宋臣从，倘若宋做此解释，自然会对西夏采取惩罚行动。 而西夏却有充分的口实。 依据儒教伦理，父亲之名非避讳不可。甚至于科举考试时，遇到和父名同样的文字，也必须改用其他的字眼，确实无法改用其他的文字时，一般习惯会把这个字少写一画，比如将“宋”字写成“宁”。 由于宋改元的明道这个元号，与李元昊父亲的名讳“明”字相抵触，他因而以字义接近的文字作为口实，决定使用“显道”这个元号。“明”与“显”字义相同，因此，宋对这一点是无话可说的。 找借口创造元号，等于是变相地自立宣言，虽然如此，“显道”这两个字还是予人有依附宋元号明道的感觉。 李元昊继位后，首先着手的是加强军备。为了自立，自然难免诉诸武力，因此必须有所准备。由于党项族人口不多，所以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极力整备国家体制，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创建的和平国家改为军事体制的国家了。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盼望在新体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将会开运——这是他决定使用这个元号的意图。 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年），他再度改元为“广民”。前一次暗示为自立宣言的元号，有欠研究，经过后来的调查知道，“开运”这个看似吉利的元号已为五代时的后晋所用，而且后晋就是亡于开运年间。在知道这个元号不吉利后，李元昊立刻决定再度改元。 虽然在订元号上出了差错，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军事国家体制却构筑得相当理想。 西夏的势力范围内有黄河划着极大的弧形流过，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地区。军国化了的西夏越过这个地区，进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黄河以西之地，是汉武帝于公元前约百年时设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东至西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军队将河西四郡由东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扩张领土，对李元昊而言，这是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 由于是两强的属国，所以西夏应该脱离宋、辽两国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却避开两面为敌，在与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只展开对宋的独立战争。他娶的妃子是辽国皇女兴平公主，这当然是政治婚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并不融洽。兴平公主过世时，辽国曾派使节至西夏，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 对西夏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搞不好会被迫两面作战，所幸局面并未演变及此，且得以维系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 敦煌因有无数石窟的鸣沙山而闻名，石窟之内的壁画堪称佛教美术的宝库。据说，第一座石窟寺建立于公元366年，其余无数新寺则于后来的数世纪内，在当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于唐代所建造高达三十三公尺（或称二十六公尺）、较日本的奈良大佛犹大一倍以上的弥勒菩萨塑像保存迄今。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来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该地的信仰气氛极为浓厚，历经五代至宋的改朝换代，从未有所改变。政治上的情势是，由于唐之衰弱，曾经有过吐蕃支配这个地区的时代，但后来吐蕃发生内讧，敦煌豪族张议潮遂趁机将吐蕃势力逐出此地。 唐置归义军节度使于此，并任命张议潮就任此职。尽管形式上敦煌归属唐之版图，但由于张议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夺回敦煌，因此，实质上这里等于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敦煌地方政权的领袖由张氏转移到曹氏手上。曹氏亦为有力豪族。唐灭亡后，与中央无甚密切关系的敦煌豪族政权继续存在着。 西夏军队出现在敦煌是1036年的事。 “听说，党项蛮族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准备把佛像和经书全都烧毁。” “真是罪孽！” “经书怎么可以被他们烧毁？我们非好好守护不可！” “情势非常紧迫，我们若要动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应该最为理想。把经书藏到那里，然后把墙壁以灰涂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这个主意很好！” 信仰坚定的敦煌人赶紧腾出耳房，将经书堆置到里面。藏起来的除了经书，还有佛画。耳房是在石窟内另外开辟作为开山堂（供奉开山宗师的房间）的地方，由于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脸孔的旁边。因而称为耳房。人们把供奉在这里的开山宗师像移到别处，腾出空间用来藏纳经书和佛画。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败而归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气息，等着看西夏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发现传闻与事实颇有出入。原来西夏党项族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占领军队进入敦煌后，第一件做的事是保护佛寺。 由于耳房门口已用泥土堵住，并且在涂抹灰泥之后画上壁画，所以占领军并未发现里面还有房间，而把经书等东西藏到耳房的住民，这时候也不便于把这件事情告诉西夏官员。 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由于人们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问。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对王道士说了这类的话。 在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被刚好在附近的外国探险家听到，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向王道士买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国人伯希和闻讯赶到。不久之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购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说，在耳房里发现的古文书多达二万件，但由于一张纸和一本厚厚的书都以一件计算，因此，由这个数字来推测数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书上面写有日期——时间都在十世纪以前，所以我们因而得以推测那批古文书是于西夏攻打敦煌之际被藏起来的。 附记：耳房由于是藏匿经书的地方，因而有“藏经洞”之名。关于此一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推测：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习惯，一般人绝不糟蹋写有文字的纸张，且禁止随便放置，或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尤其经文这一类的东西。再旧也不得丢弃，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这是做此推测者的理论依据。其中以用旧的东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写坏的以及为练习而书写的。这样的东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敌人摧毁的价值，是此一说法值得怀疑之处，然而其说法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论如何，封住藏经洞是西夏来袭的时期。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发现敦煌古文书一事，给学界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屡次战乱，利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在中国已甚少传存。十世纪以前，印刷技术尚欠发达，文书一概利用手写，份数因而极为有限，这也是这类东西容易散失的原因。 原本几乎未见十世纪以前的古文书，现在却在敦煌一举大量出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物的书籍，也纷纷出现在敦煌。以唐末之动乱为歌咏对象的长诗《秦妇吟》曾经风靡一时，全文却失传已久，现在连这篇诗文也在藏经洞内被发现，文学史家怎能不为之欣喜若狂？ 除了与佛教、文学有关的书籍以外，连摩尼教文献也在这六坪左右的小房间里被发现。 对敦煌出土文献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敦煌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文物则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而到八十年后的现在，这批古文书的整理工作尚未完竣。 镇压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终于于1038年自称为大夏皇帝，并且使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六个字元号——“天授礼法延祚”。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宋朝廷大怒，将西夏王李元昊的赐姓官爵全部剥夺。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赐，自从西夏臣从宋以来，他也已受赐宋之国姓赵，因此，此时的名字应该是赵元昊。 赵姓、定难军节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获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当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一切被剥夺，已经以皇帝自称的他，早就把这一切弃如敝屣。 “什么！要剥夺我的官爵？哈！哈！哈！宋国皇帝是在说呓语。我还想取得长安，攻占宋都开封。他有时间管别人的官爵？他应该先担心自己的帝位能不能保住啊！”李元昊呵呵大笑。 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向以党项族无固有文字为憾，他因而创造了新文字，这就是所谓的“西夏文字”。 西夏帝国从李元昊开始持续十代一百九十年，到1227年才为蒙古所灭。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攻打西夏时去世的。西夏文字在西夏灭亡后也继续为党项族所使用。 要取得长安。——做此公开宣言的西夏，当然决心与宋决一死战。 宋动员五十万大军到陕西。全民皆兵的西夏，国力相当强大，致使宋屡次遭受苦战。但一直被西夏压迫的吐蕃和回纥，开始在西夏后方展开扰乱工作，西夏因此也陷于苦战。 得到渔翁之利的是辽。辽使宋陷入苦境，与之重议澶渊之盟，获得更多的岁币和外交关系上的优势。岁币增额十万匹丝绸和十万两银。 宋和辽在新条约下恢复良好的关系，当然为西夏带来负面影响。西夏在与宋的交战上，已无法期待辽的后援。宋与西夏在互动干戈一段时期后，两边都陷于苦境。而宋坚决要求的是，西夏必须对其臣从。民族主义者李元昊后来只有屈服，同意形式上的臣从，但以获得实际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西夏因臣从而获得的报酬是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和两万斤茶叶。 “我现在才明白爹的心情……”1044年，与宋之间的条约成立时，李元昊呢喃地说了这句话。 党争的暗潮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以金钱购买和平。——宋对辽和西夏支付“岁币”作为和平的代价。长期以来，这种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耻。 但反过来看，被史家酷评为国耻的“岁币”，却也显示宋在经济力方面的强大。经济力足以负担和平代价，而且还绰绰有余。宋不但养着本国国民，更养着辽和西夏的国民。要算出当时的生产指数是极困难的事，但宋犹较有黄金时代之称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则是事实。 唐的确极为殷盛，但那仅限于贵族社会，连低层阶级也变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饮食店到深夜都还生意兴隆。中国开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说书、戏剧、各种技艺表演，庶民生活上的余裕产生了这些东西。 宋称得上是经济大国。国家财政犹有余力，所以才有可能担负岁币，但这样的能力毕竟无法长久维持。经济膨胀后，要使之缩小是至难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胀现象会与日俱增。 文治主义的宋，并不是说因此就得以减免军事费用的支出。由于以岁币购得的和平极不安定，因此，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由于优秀人才都成了文官，军人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当然需要花费巨额费用。 最明显反映文治主义精神的是文官受优遇之事。在历代王朝中，对官吏的待遇最为优厚的政权，莫过于宋。官吏的薪俸有货币和领取实物之别。货币因时代不同在价值上有所变动，因而甚难做比较，此处只能就领取实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说是官吏相当受到优遇的时代，其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两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样的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从四品官领取的货币是铜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据记录，宋朝同一阶级的官吏领取的月薪是铜钱五万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则受领绫、绢、罗、棉等实物配给。要在这方面做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阶级的官僚，宋之官吏领取的薪俸较唐似乎高出两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动辄发恩赏给官僚。大臣生病时，皇帝致赠的慰问金，以五千两银为其行情。仁宗去世时，更以分赠遗物形式，赐给每一名大臣百余万钱。 “遗赐不得辞退，因为这是不敬之举。” “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的钱呢？” “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问题在英宗时代就已丛生。英宗设法安排，总算暂时克服，但他虽有改革之志，却由于身体孱弱，所以采取与皇太后共同执政这种畸形营运国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欢激烈变革，于是应该做的国政改革，能拖的就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满十九岁的长子赵顼继任，这是1067年的事。 “你有体力，而且年轻。为父没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做好，国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这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反对，但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这些人、完成国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欧阳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业……”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咛皇太子，要他完成国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遗嘱，拟即着手改革国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复苏。” 而他准备倚重的欧阳修却以如下之语推托：“任何事情，改革会遭遇诸多反对是一定之事。不顾反对而硬做，一定会产生问题。因此，做事绝不可勉强。勉强而做会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阳修列出许多史实，表示不赞成着手国政改革。 着手国政改革的话，一定会遭遇猛烈反对，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击，我永远忘不掉濮议给我的教训。——这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因为主张应将濮王称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击，被打上“对皇帝阿谀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新法开张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金之乱，暂时移驾襄阳。陛下留于京师（开封），皇室有与国家俱灭之虞。尚请陛下三思。” 而钦宗却默然不语。缄默当然表示拒绝。 大宋帝国会就此灭亡，对钦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采纳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进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下诏命他率领勤王义军赶回首都负责防卫。 “康王在磁州为士民所挽留乃天意。”胡唐老道。当时，身为亲王而在首都外的，只有康王一人。 只要死守首都，各地必有勤王义军崛起。——这是钦宗的想法。 但死守首都乃至难之事。 相对于宋的死守，金更是全力以赴。金在补给方面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王云的“清野策”虽然颇受批评，但效果却奇大。金为了要早日解决开封而益显焦躁。 宋国将军郭京所率领的军队在首都郊外被金军击溃而逃散，金军遂乘势攻破宣化门，并且由该处进入开封城。 “什么？……宣化门被攻破了？……” 钦宗的声音立刻变成恸哭。恸哭后，他以悔恨的口气道：“都是因为没有采纳种师道的献策，所以落到这个地步……”种师道所献的策是袭击渡河中的金军，而钦宗当时没有准许如此做。 进入开封的金军，没有多久就退出城。退出的表面理由是以便进行和议，实际上是为了让士兵休息。 钦宗派遣尚书何文到金军军营。而金提出的要求是：请上皇出郊。 这是以高压态度要求徽宗出面。这个要求意味的是：皇帝不够资格作为谈判对象。 听到这个要求时，上皇徽宗大为错愕，由于过度忧虑而病倒。 “由朕去吧！”钦宗以悲壮的表情道。 金兵扎营在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十一月辛酉日，钦宗到这个地方，住了两夜。皇帝被叫出首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希望宋向金投降。——金国将军粘没喝道。 叫出皇帝，可以说是一种仪式。金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个行为，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全体宋国军民知道金居于绝对优势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示威。 钦宗回到宫殿就掩面哭泣，“是宰相误了朕等父子”。 众宰相确实有不周之处，但也不能说皇帝完全没有责任。花石纲以及公田法等恶政，全都是宰相为迎合皇帝之意而想出来的花招，皇帝也准予付诸实施。因此，钦宗这么说等于是牢骚话。 金国使节进城，提出正式要求： 金一千万锭 银二千万锭 帛一千万匹 首都开封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这一点前面已叙述过。金军提出这个要求，无异叫宋替他们进行掠夺。 宋被迫着手大事搜刮金银，靖康元年（1126年）就在一片肃杀气氛中结束。 靖康二年正月，皇帝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人民向金归降。而后，钦宗再度前赴金军军营。临行前，钦宗以太子为监国（皇帝代理人），可见他知道此去有不复返的可能。 钦宗果然没有返回开封。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接着，皇后和太子也被命令前往金军军营。 至此，皇族全员已成为俘虏。 金废钦宗和徽宗为庶人。这无异使宋灭亡。 如前所述，宋国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身在首都之外。他是由于奉命出使金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对支配中原尚无自信。 太祖阿骨打创立政权后，很快就打倒辽，大帝国的形态因而已经建立。然而其内容连倨傲的太宗本身都不甚满意。其中最麻烦的一点是，成为帝国核心的女真族族人为数甚少。 拿围攻宋都的军队来说，其中的契丹族和汉族数目不少。一度向宋降伏的“常胜军”就是金的前锋部队。 直接统治，怎么说都是不可能的事。 欠缺行政官僚在金国政权内是最深刻的问题。要直接支配河南之地，非派遣干部官僚不可。“我们派不出人，没有这样的余力。” 太宗召集幕僚，与之商讨。 “光是支配辽的版图，已经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 “那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最好建立对我们唯唯诺诺、听从指示的国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 “立宋国皇族之一，或许是个方法。” 金冀望的是傀儡政权，因此，由谁担任元首是个问题。 “宋人不可信赖。宋建国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受其眷顾的人未免过多。受我们提拔的人，一段时期内或许会自甘于当傀儡，但一有机会，可能就会想自立。自立就是攻打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就结果而论，对立宋皇族一事，以反对的人居多。 金必须尽可能地消灭宋的潜在力量。在这个观点下，建立的政权绝不能与宋有所牵连。“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与宋皇室毫无牵连……”这是结论。 有了结论，事情就好推动。也就是说，立什么人都行。宋方面有人极力推荐以太子为新政权元首。连一般皇族都不行，拥立太子为皇帝更是谈都不用谈。 “国号当然必须更改。” “立张邦昌如何？” “对，相信这个人一定会乖乖听我们的话。”结果，他们看中的是为人温顺的张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与康王替换而成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张邦昌的人。这个人属于媾和派，以人质身份出发时，曾经向钦宗请求保证信守割让三镇之约，已如前述。“我们把张邦昌从燕京带来吧！” “这样很好。更改国号问题，准备如何决定？” “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吧！” “这开封府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一百六十余年来的国都，宋之气息已渗透到每一个细部……” “新国家应该以新城市为国都。我们让他们统治河南，但河南日后一定要由我们收回……新国都应该设在更南之处。” “以金陵为国都，好像最为理想。”结果，傀儡国家在金国单方面的意思下创立。 如何处理宋国皇族？金国的基本方针在于彻底清除宋国气息。在一百六十余年间，受到宋之眷顾的人为数极多。他们很有可能拥立宋的皇族，发起复兴运动。因此，有必要将宋皇族隔离到他们伸手不及之处。而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金王朝的发祥地：女真族的故地。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张邦昌从燕京带到开封来。这个张邦昌，如今被迫处于恭送皇帝钦宗和上皇徽宗北行的立场。 送别之地是南薰门。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痛哭流涕，有人甚至因过分悲伤而当场气绝倒地。这叫作“二帝北行”。二帝被带至北地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原。 金立张邦昌为皇帝，命他迁都金陵，决定以“楚”为国号。 “立即迁都有困难，国家机能会发生障碍。最好暂时以开封当国都，然后徐图南迁之事。”张邦昌以此要求金国首脑，奉准于三年内完成迁都之事。 这是照原状继承宋的行政组织，因此，不可能立即迁都。而且张邦昌并不是自己愿意成为皇帝的。 “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尽早脱离这个地位……”泪流满面的张邦昌，对亲信说了这些话。 楚崩溃，宋南迁 “吾命休矣。”张邦昌仰天服下毒药。金因此而得到再度派大军南下的口实。——此次派遣军队的目的，在于对杀害金国藩屏之大楚皇帝的凶徒兴师问罪。 金之傀儡国家“楚”的寿命，仅仅三十二天。 虽然是亲金媾和派，张邦昌的政治主张还是以宋的利益为出发点。毕竟，他是宋的家臣，他是在金的强迫下成为楚皇帝的。金以武力逼迫他就帝位。楚这个国号也是由金订定的。“金国将军前来晋谒，正在殿中恭候。” 张邦昌听到传达如此报告时，说了一声“朕这就去”便连忙穿起皇帝冕服。平时的他绝不着皇帝服装，这是他非常不喜欢的事；但和金国将军会晤时，如果没有穿着皇帝服装，很可能引起问题。 如果没有金军……这是张邦昌由衷的希望。 大楚皇帝即位这出滑稽剧登场的三十二天后，金军举军撤退。为兵力不足所困的金，由于急速膨胀的领土内契丹族屡次造反，所以不能长久将军队驻留在河南。 契丹族之辽灭亡后，其族人开始受金的支配，但耶律大石所率领的一群人却奔往遥远的西域，在该地树立新政权。 西方有我们契丹族的国家。——这一点大大激励了在金支配下的契丹族。耶律大石也屡次摆出东征的姿态，金因而非得对他有所提防不可。 早知道有这样的情势，宋或许不会降伏而多抗拒一些时候吧？情报不足往往左右一国的命运，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由于契丹族蠢蠢欲动的消息四处传开，金于是自河南撤兵，而撤兵的前提是带走宋的所有皇族，包括钦宗、徽宗、后妃在内的宋皇族共有四百七十余人，随从的家臣人数更多。由于这是连根拔起，宋之复活看似不可能，正因为对这一点放心，所以金才决定撤兵。 金兵撤退后，张邦昌就迫不及待似的宣布退位。没有皇帝的存在，楚这个傀儡国家也就自然消灭了。 但如此一来，河南老百姓要由谁来照顾呢？政府机构依旧存在，公务人员都在等待命令。在这种情形下，发布命令的源头——国家之主——是绝对必要的。 张邦昌抬出过去为哲宗皇后的孟氏，让她以“宋太后”的身份实施垂帘政治。 孟氏没有被带到北方的原因是：她虽然过去是哲宗的皇后，但后来已被废。由于是被离异的妻子，所以在宋的皇室名簿上并无其名。金是根据名簿拉人的，她因而没有被拉到。哲宗是徽宗之兄，因此，孟氏是徽宗的兄嫂、钦宗的伯母。 如前所述，皇室名簿上记载其名而人却不在首都的亲王，只有以使节身份于赴任途中为士民留住、后来奉诏受命当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一人。 康王赵构已返回河南，并且在济州、濮州二地招募到八万兵员。这支以救援首都为目的募兵却没有赶上时间，因为开封陷落得太快了。 二帝北行是这一年四月间的事。 五月，康王入住应天府（河南省商丘市）就帝位，并且改元为建炎。由于这不是因先帝死而即位，因此，没有等到隔年便改元。 也就是说，1127年四月之前是靖康二年，五月起则为建炎元年。 听到康王赵构进入应天府消息的张邦昌，立刻从开封赶赴该地，晋谒康王。张邦昌跪伏地面，请求赐死。 “臣罪该万死……”张邦昌呜咽着道。 “让你受苦了。”康王道。康王曾经以人质身份前往北方，张邦昌则以计议使身份与之随行。康王对张邦昌有同病相怜的怜悯之心，应该是自然的事情吧？ “和皇上分手后，微臣着实吃了不少苦。”张邦昌回答。 由于更换人质，康王得以回到开封，张邦昌则跟随肃王前往燕京。 “听说你当上大楚皇帝，但那是被女真族所逼，无可奈何。女真军队撤退后，你立刻宣布去除帝号，朕对这一点深深嘉许。”康王以这些话安慰张邦昌。 于康王即位的同时，在开封的宋太后有了“撤帘”之事；也就是说，宋太后的摄政政治宣布结束，从此皇帝康王开始亲政。 宋是否因此而复兴？钦宗之弟康王的即位，算来是特例。史家习惯将这以后的宋称为“南宋”，对这以前的宋则以“北宋”名之。有人则以继承程序的特异性为理由，认为这是不同的王朝。如此一来，康王赵构应该算是新王朝的创始者吧！ 康王赵构就是南宋高宗。 对于赦免张邦昌一事，主战派表示强烈的反对。 ——就帝位一事，分明就是对宋之叛逆。 ——说是被金强制，但受伪命一事本身已是大逆之举。 这样的论调越来越强烈，代表人物正是主战派的领袖李纲。 “臣无法与张邦昌之辈同席。他是犯僭逆及伪命双重之罪的大逆之徒。倘若皇上继续用邦昌，臣希望被解职。”李纲加重语气道。 高宗为之蹙起眉头。 高宗赦免张邦昌是出于本身之意，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因为他认为张邦昌是应该被赦免的。 高宗知道张邦昌在答应成为傀儡国家之皇帝时，曾经向金提出如下的条件： ——不得损毁宋朝历代皇帝之陵墓。 ——没收官库乃不得已之事，但绝对禁止掠夺民家。 倘若不这么做，险恶的民心随时有引发暴乱的可能。因此，自己在统治上一点把握都没有——张邦昌以几近哀求的态度向金国强调。 金国大致接受张邦昌提出的条件。 以间接方式支配的河南之地倘若不安定，金国一定会陷于苦境。因此，金国基于国家的利益，判断不违背张邦昌之约定为上策。 与之相较，主战论者所做的事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因违背与金之约定而招致的是“二帝北行”这个悲惨的事态。宋以“与野蛮人之约定可以不遵守”的想法，于协定成立后对金军发动夜袭。虽然此举因姚平仲擅自行动而归于失败，但原本进言对金军发动攻击的还是主战派人员。高宗（当时为康王）当时正以人质身份在金军军营内。 违反协定事项时，人质有可能遭杀——这是常识。李纲等人明知道这一点，却采取违反的行动。 比起国运，康王之命不值一顾。——李纲是基于这个想法而主张强硬政策的。 高宗一想起人质时代的事，就对主战派人员极为愤怒。 但即位而准备重建国家的现在，实在不能无视于占政权中枢的主战论者的意见。 张邦昌不但被赦免，更获授位在三公之上的太保之名誉职，并且受封为同安郡王。 他救了皇室祖先之陵墓——高宗的用意在于对这一点表示感谢，但主战论者却对大逆之徒被授予王爵之事而大为愤慨。这股愤慨之气非得缓和不可。 高宗政权的要人，以主战派占压倒性的人数。由于媾和派受“伪命”的人为数不少，因而绝难进入高宗政权。 “靖康之难”（指“二帝北行”而言）乃媾和派误国的结果。——这个理论在主战派的主导之下成立，李邦彦、吴敏等媾和派要人逐一被处流放罪。如此一来，对张邦昌当然也不能另眼相看。 将张邦昌安置潭州（湖南省）。——皇帝被迫作这个决定。安置实际上等于是流放。 不久，宰相李纲兼任御营使，成为兼管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这个不知妥协的强硬派掌握实权之后，就打出一种精神振兴政策来。 国家刑政以对僭逆及伪命之徒行断然措置为最高原则。无此，宋之国家将无以立足。——这个目的当然在于肃清媾和派。 未几，使者奉命前往潭州，对被安置在该地的张邦昌传达“赐死”旨意。 “吾命休矣。”张邦昌仰天服下毒药。金因此而得到再度派大军南下的口实。 张邦昌应该是在金的保护之下统治河南百姓的人，而宋的残存政权却恣意将之杀害。不对宋加以惩处，金国的权威岂不扫地？ 此次派遣军队的目的，在于对杀害金国藩屏之大楚皇帝的凶徒兴师问罪。将在辽东的旧宋二废帝及其家族家臣，移至更偏僻之地。——金以此对天下宣言。 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高宗气得直发抖。李纲是精忠而绝对无私的人——这一点高宗知道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高宗无法对李纲正面发怒。 对李纲所主张的事，没有一个人能表示反对。那是一种理想论，实际上，李纲正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而李纲根本不想正眼面对现实。 高宗的父亲（徽宗）、母亲（韦妃）和妻子（邢氏）都被带到金国。由于李纲害死张邦昌，金国现在要将旧宋俘虏群移到更偏北之处。听说那是酷寒之地。 杀害金所拥立的张邦昌，一定会受到报复，这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的。 如果是你的父母亲、妻子或兄弟以俘虏身份在金国，你做得出同样的事情吗？高宗真想如此问李纲。 高宗当时以使节身份在国外，他的妻子邢氏则留在开封，因而以亲王妃身份被拉走。 除了父母亲和妻子被移至僻地受苦以外，河南住民也因金国大军南下而再受生灵涂炭之苦。高宗政权也面临危急存亡之深渊。 “现在必须避难于东南之地，绝不可留在此地。”宰相汪伯彦如此进言。这个人因于任相州知事时，曾经将康王时代的高宗由磁州迎接至相州而晋升为宰相。东南之地指江南而言。 “不可如此。”作此发言的又是李纲。“晋因受夷狄之攻打而迁都东南之地金陵，结果从此未能返回中原。宋、齐、梁、陈等南朝素以复归中原为职志，却未有一个王朝如愿以偿。倘若以避乱为目的，应该前往西才对。唐玄宗避乱于西方蜀地，结果得以光复中原。当然最好是不要迁都。留在中原，由陛下亲征，大宋士民不知将因此而何等奋起。微臣出身东南，私情而论应该欢迎陛下南迁，但这不是论私情的时候。” 自己主张的事情一定会被接受——他有这个自信。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到的是高宗如下的话：“不行！朕要立刻迁移东南之地！” 此刻的高宗真想对李纲吼出一句：你有资格谈私情吗？ 父母亲、妻子和兄弟被带到金国是他的私情。李纲对这一点表示过任何关怀吗？ “东南之地……”李纲想再度展开辩论而语塞。高宗的表情如此险恶，这是李纲从未见过的。这副表情与其说是险恶，不如说是充满憎恶。 “你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高宗狠狠地道。这可以说是最重的叱责。 “金军的宣言是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要知道朕曾经原谅过张邦昌。守住皇祖皇宗陵域的是什么人？是你守住的，还是被你杀害的张邦昌守住的？”高宗继续加以叱责。 李纲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说来也够现实，高宗毫不保留地对李纲表露不快之意后，出现了许多弹劾李纲的人。 以私意肆意杀死侍从。——第一个弹劾李纲的是侍御使张浚。李纲以肃正纲纪为由杀死侍从宋齐愈是事实。 李纲既买马又募兵。——于非常时期买马募兵是当然的事情，现在连这也成为弹劾的理由。李纲遂被左迁为洞霁宫提举。道教宫观之提举（管理人）一职，向来是授予退休官僚的酬庸性质的虚位。 极力主战、曾经发动主战派签名运动的陈东，这次上书请求皇帝亲征。此举无异火上添油，高宗怒不可遏，陈东因而被处死刑。连未就官职的欧阳澈都因主张亲征论而被杀。 这一年十月，高宗及其政权要人暂时先逃到扬州。 以汉制汉 徽宗时代的宋，为了要攻打契丹族之辽，曾经缔结“海上之盟”，利用女真族之金。这是中国古典的“以夷制夷”手法，“夷”当然是指异民族而言。金太宗这是逆用这个手法。 扬州是导致隋炀帝丧命的城市，因此，算来不是吉祥之地。 高宗的意图是：与金进行交涉以确保政权，并且索回被带走的皇族。他准备采取低姿态诉求，认为这样的交涉方式有成功的可能。 而在磁州挽留高宗的宗泽则对这样的政策甚为不满。以东京（开封）留守身份留在河南的他，认为除非对金显示武力，否则国家安全和索回皇族都是无可企求的事。 要展开谈判，非有武力作为后盾不可。——这是宗泽的信念。实际上，他的想法一点没错。 看见对方示弱，金一定会摆出得寸进尺的态度；唯有示以强硬姿态，才能展开有利交涉。 “微臣不反对与金进行交涉。但逃了之后再展开交涉，一定会被对方看扁，交涉绝对不会成功。尚请皇上忍受一些苦，留在河南之地。”高宗准备前往扬州时，除了李纲以外，宗泽也如此表示反对意见。但高宗并没有改变前往扬州这项预定计划。 “河南之地暂时交卿看管吧！”高宗如此交代宗泽。 宗泽可谓善尽职责。他对以“为大楚皇帝被杀兴师问罪”为南下名目的金军周旋到底。 高宗避难扬州是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的事。他当然在该地过年。 宗泽屡次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敌军攻势，坚守开封城。 伏请皇上还京。——宗泽多次派遣使者，央请高宗返回京都。 皇帝要是返回北地，河南人民定然奋起，对金的抗战必定更加卖力。然而高宗始终无视于宗泽的请求。 由于开封有宗泽负隅顽抗，金军因而较少集结在该地，而将兵分散在河南各地。换言之，开封已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座孤城。举例来说，离开封城没有多远的淮宁府，已被金军攻陷，知事何子韶全家人都遭杀害。 “皇上如果回去，等于自投罗网。而且能否到达京师还是个问题。”黄潜善以及汪伯彦等大臣以此为由，反对高宗北归。他们是媾和派人士，与主战派的宗泽等人政见分歧。此外，他们更不乐意看到因皇帝北归而功绩全为宗泽所占——史书以此将黄、汪二人归类为坏人。 河南之所以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宗泽的领导力。然而宗泽却于建炎二年（1228年）七月撒手人寰，东京留守之职由杜充接任。 杜充是个不成气候的人，酷而无谋，——史书以此记载，可见他非常欠缺思虑。因此，原本齐集在宗泽之下的众豪杰，全都离杜充而去。在这种状态之下，当然无力抵御南下的金军。 扬州在长江北岸，攻陷徐州的金军乘势长驱直入该城，高宗只得乘坐小舟，狼狈地逃至对岸的镇江。金军放火烧毁扬州城。 由于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败走的宋军，甚至在途中有丢失皇祖皇宗之牌位的丑态。高宗没命地逃窜到杭州。 高宗以重建政权、重振人心以使全国国民团结一致为目的，发布恩赦令。他赦免所有的罪犯，也释放遭左迁、流放的人。只有一个人例外：主战论派的精神领袖李纲并未被赦免。 “与金国展开谈判时，如果李纲已被赦免，会对我国不利……必要时，甚至应该考虑采取非常措置。”黄潜善最后一句话是压低声音说的。有必要时献出李纲的首级以讨好金——这是他的想法。 虽然金兵的南下作战势如怒涛，但由于战线过长，已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和一般民众的反抗。各地的抵抗行动较预期中激烈许多。 金军的战略是：以一气呵成之势发动攻击，使宋战斗意志全消，以后的事到时候再说。因此，可说是无甚计划性的行动。金军用强硬的攻击战法，到建炎四年正月时攻陷了明州。高宗不得已，只有逃到海上，遁走至温州。此际，金兵船队追击三百里之远，但由于不习惯水上活动，只得放弃追击，中途折返。 金军似乎因为二度轻易渡过黄河作战而低估了宋的抵抗力。实际上，金军已在一些地方遭遇强烈反抗而损兵折将。南京的广德州是最好的例子，金兵在此六战皆败北，将军王灌以及四十余名高级军官全数被俘。 广德之战的宋军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岳飞。好不容易把高宗赶到海上，却在南京附近陷入苦战，如此一来，金军有战线被切断之虞。此外，在长江河岸的镇江，宋朝将军韩世忠也猛烈迎击金军，以八千兵力抵挡十万金军达四十八日之久，他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这时候的宋国军队，在体质上好像迥异于以往。 无须赘言，宋是军阀赵匡胤创建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军队的军阀化甚为提防。而要防止军阀化，最好的方法是使军队与司令官没有紧密的关系。 宋原则上采取任命文官为军司令的方法，甚至还有任命宦官为司令官的事情，方腊之乱以及对辽作战之际任命宦官童贯为军司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针对金军南下，宋朝廷采取的是“招募勤王义军”的方法。义军当然是出面招募者的直属部下，这蕴藏着军阀化的危机；不过由于指挥官和兵卒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所以打起仗来当然能够拼命。过去的战争，士兵持的是“这是上面的人打的仗”的心理；而现在，他们持的则是“这是为我们自己而战”的态度。 宋军不堪一击。——金国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于此被推翻。将本营设在燕京的金太宗，在此召开重臣会议。 “我们无敌金军在广德连战连败，是何原因？”太宗垂问重臣们。 没有一个人立即回答。 “是不是我军过于脆弱？”太宗再度问道。 “回皇上的话，是宋国新募之兵实在顽强。”一名大臣回答。 “以前的兵脆弱而新募的兵却顽强，为何有这等事情？” “司令官的素质也比以前优秀……这是来自前线的报告。” “司令官的素质……”这么说，金军过去之所以轻易战胜宋军，是因为对方司令官素质很差的缘故了。 “以前，宋军司令官的素质确实很差。打败童贯等人而认为比宋强，这是我们的估计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宋军的结构已有所变化？” “这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在黄河以南之地交战，势必会成为水战，这对我们大大不利。敌军针对我们的弱点订定作战方式，所以我们难免要吃亏。” “可是，我们的损失未免过大。鼠窜的敌人逃到我们最感棘手的海上，怎么追也追下到。我们负担不起太大的损失啊！”金太宗脑子里想的是女真族的人口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撤退问题？”大臣反问道。撤退当然指退至黄河以北之地而言。 “撤退不等于放弃淮南之富吗！？”太宗抿起嘴唇来。唐以来的中国，国家岁入的主要部分依赖淮南地区。 “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太宗把自己提出的假设由自己强力否定。 如今，离太祖阿骨打建国已有十五年，狩猎之民女真族也有了以金王朝经营国家的强烈意识。为了使金这个国家成立，必须从南方接受粮食、盐以及其他物资的补给，才能算是十全十美。如果想使它具备理想的国家形态，这是必要条件。 宋的抵抗比预期顽强许多。这该如何是好？ 金想要获得淮南之富，成为够水准的国家，有许多方法可以考虑。第一个考虑的方法是，使宋彻底毁灭，以得淮南。现在这个计划归于失败。 金进兵至浙江，企图将高宗追至海上，使之灭亡。但对不善于打水战的金军而言，这样的作战方法根本就有问题。金军退兵时，几乎被韩世忠断了退路，险些全军覆没。 “穷寇莫追，不能低估宋国新军的力量。”金太宗如此训示部下。 过去的宋军司令官，不是进士出身的精英文官就是宦官。但南宋初期的司令官则以从军队内抬头的人居多。金太宗说的“宋国新军”，当然指由这些司令官率领的军队而言。 几乎切断深入浙江的金军之退路的韩世忠，是贫穷农家出身的人，曾经在官库从事搬运工作。应募进入军队的他，以统率力优异而逐渐抬头，因而受部下的推举，就司令官之位。 在广德大破金军的岳飞，也是出身农家，于康王时代在相州时投入军队。同样是农民出身，岳飞却颇有学问，读书甚勤，更是个杰出的书法家。如果不是国家值存亡之秋，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不可能发迹的。 过去的宋军由既无军事知识也不懂将兵心理的人指挥，因此，脆弱是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岳飞和韩世忠外，还有一个叫张俊的将军。这个人与其说是下层阶级出身，毋宁说是盗贼出身的猛将。比起岳飞军，张俊之军的素质极差，但打起仗来却无比凶猛。 对这样的“新宋军”，连以神勇驰名的金军都感到畏惧。 “汉人常说‘以夷制夷’，我们不妨参照这个手法，也就是说，以汉制汉。”太宗在干部会议席上说出自己的意见。实际上这不是意见，而是已经决定的事。 徽宗时代的宋，为了要攻打契丹族之辽，曾经缔结“海上之盟”，利用女真族之金。这是“以夷制夷”手法，“夷”当然是指异民族而言。金太宗这是逆用这个手法。 实际上，这个手法他是在立张邦昌之“楚”为傀儡国家时就想到的。张邦昌的楚之所以归于失败，原因除了他对宋忠心耿耿之外，附近的应天府有拥数万军队的高宗存在也是主因。 南宋王朝现在已移到遥远的浙江杭州。金太宗决定以一个名叫刘豫的汉人官僚作为第二个张邦昌。刘豫曾经出仕宋朝，担任过济南府（山东省济南市）知事，却于建炎二年（1228年）受到金军攻打时降伏。进士出身的这个人，算是一时精英。 金抬出这个刘豫，使他成为皇帝，以“齐”为国号。他被授予黄河以南至山东、陕西的国土。这片国土，他是名副其实被“授予”，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取得的。这是明显的傀儡国家。金太宗抬出齐皇帝刘豫，是希望能用他摧毁杭州的南宋政权。 金国有金国的苦衷。对南方的对策，自然是金王朝最大的课题。进兵至浙江后，金王朝才知道武力不能解决一切。谈判——有时候几近胁迫的方式——是最理想的形态，“以汉制汉”的方针也由金太宗决定。 太宗的侄子（太祖长子）宗翰和太宗的堂弟挞懒这两个人，是金国朝廷中参与最重要机密的重臣。 虽然有血脉关系，但是同为国家两大长老，自然会有对立关系产生。对于以刘豫为齐国皇帝、使他担纲对南宋政策这一案，挞懒并没有反对。但立刘豫为傀儡这个方针，宗翰的态度相当积极，这使挞懒耿耿于怀。 原本不但没有反对，甚至表示赞成，但傀儡政策一旦成功时，这个功劳将全归积极促成的宗翰。挞懒发觉到这一点，就开始对刘豫有所排斥。 “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要利用刘豫，微臣另有妙计。”挞懒悄悄地向太宗进言道。 秦桧登场 秦桧于六年后，再度被起用为宰相。所谓的秦桧时代，指的是经过长期蛰伏而东山再起后的时期而言。高宗似乎仍然视秦桧为最后的一张王牌。 “另外有更好的方法……”金太宗望着堂弟挞懒的脸问道。 “是的。以刘豫为皇帝，使他搅翻宋，这个方法固然不错；但刘豫和张邦昌一样是宋朝旧臣，他对宋国朝廷的影响力毕竟有限。与其如此，不如把人直接送进宋国朝廷，较为有效。”挞懒回答。 “把人直接送进？……你的意思是要派遣使节吗？” “不，不是这样。”挞懒缓缓地摇头道，“带到辽东的宋国要人为数不少。我们从那批人里头挑出一个对我们有用的人，让他到杭州去。” “你的意思是，要把俘虏送还？” “不是采取送还这个方法。这会让对方知道这个人是听命于我们的。” “那要用什么方法送进去？” “我们要让他演出一幕脱逃戏……” “哦……这个方法很好！”太宗大大点头道。 “我们假装他于脱逃之际，曾经杀害过数名卫兵，这样，宋国朝廷一定会更加相信这个人。” “你心目中是不是已有理想人选？” “有一个人物，人人知道他对宋国忠心耿耿。宋国朝廷一定相信这个人绝对不会受金国的指使。” “是什么人？” “这个人名字叫做秦桧。” “哦，是那个人……”金太宗记得秦桧这个人。 开封沦陷而金国准备立傀儡皇帝张邦昌时，对这件事情表示猛烈反对的，就是秦桧。 那是人们慑于占领军淫威、无人敢正面对金国所做的事情表示反对的时期。而秦桧却致书金军，表达如下的意见：绝不可有立异姓（皇族赵氏以外的人）之事。何况张邦昌于先帝（徽宗）时代，因乱政而未得人心。因此，立帝非以宋之皇族为对象不可。 身为占领军的金国，对秦桧的这项言论极为愤慨，因而将他逮捕，连同皇族一行人一并送到北方。原本以他的地位并不足以被带到北方，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他明显表示对宋朝的忠诚心，因而惹怒金国。 秦桧真可怜，只因为表示那样的意见，所以被带到北方去受罪。他明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却依然这么做，真是个有骨气的人。——移至杭州的宋国朝廷中，如此称赞秦桧的人为数不少。 “微臣认为同时利用刘豫和秦桧，让他们互相竞争，才是最妥善的方法。”挞懒提议的是以双轨方式进行对南宋的策略方案。 “秦桧本人的意向如何？”太宗问道。 “秦桧经常以幕僚身份，随侍在微臣身边，无日不与臣谈论天下人民之事。唯有北方与南方保持安定关系，天下始能太平，人民也得以过幸福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由于南方物产丰富，因此，为了要使北方与南方保持均衡，南方致赠北方岁币，应该是打开当下问题的唯一方策。这一点，秦桧也认为正确。” “你的意思是，将比照往年宋对辽所采取的同样方策？” “是的。实际上，这个方策并不是由宋首创，历史上不乏前例。” “据说，杭州主张强硬论的人甚多……” “唱高调的人确实为数下少。但宋朝皇帝被追到海上时，强硬论者有过任何表现吗？倘若秦桧在杭州朝廷，他一定会毫不容情地指责这一点吧？主张以强硬态度对付金的人，相信会无言以对。” “但是，韩世忠以及岳飞等将军，颇有实绩。” “我们期待于秦桧的，就是让那些将军乖乖听话。这一点，他一定做得到。”挞懒以充满自信的口吻推举秦桧。 “那就让他试试看吧！”送还秦桧，使之负责对南宋工作之事，遂获得了太宗认可。 如挞懒所进言，秦桧采取的是脱逃的方式。被带到北方时，秦桧与妻子王氏同行，脱逃南归时，夫妻也是形影不离。 秦桧系江苏江宁（南京）出身的才俊。他于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为哲宗时期的宰相王珪所器重，成为他的女婿，前途颇受瞩目。 靖康之难发生时，三十七岁的秦桧位居御史中丞。御史台首长是御史大夫，中丞只是次官。他的地位没有高到被金带到北方的程度，但由于反对拥立张邦昌而被逮捕带走。此事已如前述。 秦桧脱逃回到杭州，是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之事。正是金进兵至浙江，却因退路几乎被断而仓皇撤退北方的这一年。 “微臣在燕京杀死卫兵，冒死脱逃回来。现在能活着进入大宋朝廷，微臣因此喜极而涕。”秦桧在高宗面前流泪奏道。 他被带到北方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事。在场的廷臣也不由得洒一把同情泪。 “父皇是否无恙？皇兄呢？……还有，皇后如何？”高宗急急探问被带至北方的家族讯息。秦桧一边落泪，一边报告皇族的近况。 高宗多次向金派遣“通问使”，企图得到二帝以及皇族重臣的消息，但始终未得结果。 没有一个通问使能会晤到二帝，一些使者甚至被扣留在北方而回不来。 秦桧带回来的，是靖康之难发生以来高宗第一次得到的消息。除了家族的消息以外，金国的情形也因秦桧的报告而得以详知。 高宗对秦桧极为信任。秦桧起先持的是谨慎的态度，绝不主动申述有关对金政策的意见，只有在被垂询时，就被垂询的事项以谨慎的态度回答。 秦桧在杭州南宋朝廷受到信任进而被重用后，自然成为一些人忌妒的对象。宫廷原本就是围绕皇帝、人人以争宠为目的而展开暗斗的场所。 “秦桧说的话好像很矛盾，他说脱逃回来，可是燕京到杭州有两千余里路，这么远的路程，他真的有本事不靠任何支援，一路平安地逃回来吗？” “你的意思是说，秦桧他是金国的密使？……”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解释呢？你难道感觉不到其中有蹊跷吗？” “他说的是夺船走水路到越州……” “在抵达海岸之前，全都是金国的占领地，那样的地区能轻易通过吗？更何况，据他说，他杀了警卫兵。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一定成为通缉要犯才对……” “说的也是。通缉要犯能逃这么远的路，简直是匪夷所思。” 朝廷中确实有不少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秦桧。这或许是因秦桧的晋升快速而心存妒忌。秦桧于回到杭州朝廷的隔月，就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教育部长）。 当然也有为秦桧辩护的人。 这批人认为，脱逃方法之所以被指为有疑问，是因为过去被带到北方的人，没有一个成功地脱逃回来。 “过去没有一个人成功地脱逃，并不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是他们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和秦桧一样有勇气，连卫兵都敢杀，绝非不可能。秦桧是个有勇气的人。” “怀疑平安无事地通过敌人占领区是不可能的事？秦桧的确通过了敌人占领地。你们要知道，那个地区的住民都是宋国旧民，心向宋国。他们绝不会为了赏金而将从金营逃出的秦桧扭送金国官方。秦桧是在住民厚意的守护之下通过敌地的。” “有人怀疑秦桧是金国派来的奸细，这是一派胡言。如果说，金国派什么任务要秦桧进行，照理会把他的妻子扣留为人质才对。事实上，秦桧是和妻子一起脱逃的。这一点可以证明秦桧绝不是金国派来的奸细。” “他们是因为对秦桧眼红，所以才如此毁谤他。” “秦桧是冒死脱逃、以报效国家为目的回来的忠义之士。对这样的人如此中伤，这批人实在够卑鄙。” “说的也是。秦桧当初为何被带到北地，这个中缘由是人人皆知的。” 对秦桧的评价，当时就分为两派。 在中国历史上，秦桧被视为卖国奴的代表人物。但有时候也有人为他辩护。辩护的理由是：他是现实主义者，所作所为完全针对当时的现实，采取最妥善的方法。 只知道采取强硬的态度，有时候确实反而会有损国益。当国家需要妥协、让步或接受屈辱性条件时，甘于接受毁谤而成为国家负责人，是有大勇才能做到的。这是称赞秦桧之人的理论根据。 但是问题在于：当岳飞等人正对金军展开有利之战时，秦桧却刻意地抑制他们，以南宋的战力和当时将领的能力看来，有做如此让步的必要吗？ 由于岳飞的力战，南宋一度有过可能实现收复中原之愿望的时期。这样的岳飞，不但从战线被叫回，还被朝廷加罪。就这一点而言，秦桧还是个问题人物。 秦桧回杭州的翌年，朝廷改元。新元号是绍兴。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率领百官向北方行遥拜之礼。北方是二帝所在地。 “不接受贺年之仪。”高宗道。 三月，秦桧晋升为参知政事，这是宰相职。南宋最大的难题是对金政策。而群臣中，最通晓金国内情的是秦桧。因此，起用秦桧为宰相当然不会有问题。 然而，这时候的秦桧，想法已和挞懒相同。 黄河以北之地，归金支配。河南、淮北之地，为刘豫之齐的版图。淮南以南之地，则由南宋保有。倘若能守住这个原则，则天下再也不会有战争，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秦桧的想法。但此一原则中的“刘豫之齐国”，明明是金国的傀儡，实际上等于是金国。 不用多说，南宋内部当然有人强烈反对在这个原则之下的政治。秦桧于八月更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他已名副其实地居于国政顶尖地位。 秦桧由于有高宗的信任作为后盾，因而企图用积极态度推动他的政策。为了要以一意孤行的方式推动政治，非结成自己的派阀不可。秦桧身边开始有一群党徒。而秦桧一党在政见之外，更产生了复杂的人际问题。 秦桧在成为宰相的翌年就垮台。他是因为被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而垮台的。弹劾内容有如下几点：只着力于与金国之媾和；阻止恢复国力之大事业；结成派阀，专权营私。 高宗之所以不得不接纳黄龟年的弹劾建议，解除秦桧之宰相职，使他转到地方服务，原因应该在于秦桧树敌过多。虽然如此，高宗心中好像依旧信赖秦桧。 秦桧被罢免后，南宋与金国的战争变得更为炽烈。宰相们无法采取基于现实观点的政策。因为高宗念念不忘在北地的双亲和妻子，与时而提起有可能使他和家人重相逢的秦桧。 秦桧于六年后，再度被起用为宰相。所谓的秦桧时代，指的是经过长期蛰伏而东山再起后的时期而言。高宗似乎仍然视秦桧为最后的一张王牌。 秦桧再度登场是绍兴八年（1138年），而刘豫之齐已于前年消灭。刘豫好像比张邦昌更差劲。张邦昌有过保护宋朝皇陵之事，始终以身为宋臣的节义为重；与之相反，刘豫甚至做出将自己祖先的牌位置于开封的宋朝宫殿太庙之事。史书记载，此日曾经飓风猛吹，旌旗被卷走，各处屋瓦全都震动不已。 刘豫又到处开挖开封近郊的坟墓，私占珍贵财宝，并且对住民课以重税，因而颇受恶评。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推动金国期待他进行的对南宋工作。 起先，南宋还对刘豫之齐保持客气的态度，到绍兴四年（1134年）则正式公布非难刘豫之罪孽的诏书。对刘豫而言，更不幸的是，意图拿他作为对南宋工作之棋子的宗翰已经垮台并且死亡，刘豫便失去了后盾。 金太宗原本期待由刘豫和秦桧双管齐下，但刘豫风评实在太差，于是决定将刘豫之齐取消。在这之后，金国所能期待的只剩秦桧的表现。 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南宋将领，极尽对抗金国之能事，但并未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战场过于广阔的缘故。南宋固不待言，连逐渐文明的金国，都因交战而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秦桧再度登场的条件，至此一应俱全。 精忠岳飞 南宋将军非常善战，其中尤以岳飞的军队特别精锐。讨灭盘踞江西之地以彭友为首领的贼寇时，高宗将御笔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字的旗子授予岳飞。 宋自建国以来，素以防止军阀化为国策。结果，由于这个方针过于彻底，军队因而弱质化，以致不但未能打赢辽，更被金穷追猛打地逃至南方。从此以后，军队又见强化，但军阀化的倾向也随之转为浓厚。 军阀内部也有许多矛盾存在。举例来说，盗贼出身的张俊，始终与学养丰富、富人情味、甚受士兵拥戴的岳飞不睦。 除了军阀间的不和之外，更有文官对武官的忌妒。“那班家伙，凭恃武力，未免过于嚣张。”这是文官们的说法。 秦桧就是在这样的时期，以文官领袖身份再度登场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以金元号来说是天会十五年。金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废了傀儡国家齐。齐国皇帝刘豫的后台是金国将军宗翰，宗翰乃太祖阿骨打的侄子，是襄助太祖打天下的建国元勋。 这个宗翰已在前年去世。生前，他以都元帅身份掌握金国之军队指挥权，并且高居形同副皇帝的国论勃极烈之位。由于他权倾一时，因而为皇族不平分子所憎恨。 太祖亡后，由其弟太宗继承帝位，作为交换条件的是，立太祖嫡孙完颜直为其后继者。下这个决定的是宗翰以及宗干（太祖之庶长子）。太宗本身也有许多儿子，他们对这项决定甚为不满是当然之事。但由于宗翰和宗干都是建国元勋，而且手握军权，因此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但是太宗死后，权力结构大大改变了。完颜直已照原来的预定即位，成为以熙宗为号的皇帝，但由于宗翰的权力变得过于强大，熙宗因而命他滞留在会宁府（黑龙江省），使他就中央政府的要职。至此，宗翰等于获授名誉职而被剥夺兵马大权。他因此在闷闷不乐中死去。宗翰死后，受他后援的齐国刘豫，地位当然岌岌可危。 与南宋的交战是金国国力的极大负担。除了兵戎相见以外，金国对南宋采取的策略是，宗翰操纵傀儡皇帝刘豫，另一名有力者挞懒则企图利用秦桧。金国对南宋工作原本准备了这两条途径，但由于宗翰事实上的垮台和接连而至的死亡，刘豫已失去了支持者而变化。傀儡国家遂被取消，刘豫被移至临潢府（内蒙古），受封为曹王——他已由皇帝被降格为王了。 金国对南宋的工作，利用秦桧成为唯一途径。这摆明了不再利用傀儡国家，直接与南宋展开交涉。负责推动这项政策的，当然是挞懒。 “北方归北方，南方归南方……”这是挞懒的口头禅。秦桧在南宋朝廷也常说同样的话。 “南方归南方，北方归北方。主战论者和武将们倡言收复失地，但他们有这个能力吗？交战这么多年，不是始终在一进一退的状态之下吗？事实上，连收复京师之事都还没有实现。”秦桧以主战论完全忽略现实的论调向高宗力说。 “太上皇何等归国心切……”听到秦桧说这句话时，高宗已是泪欲夺眶的了。最近得到的消息是，父亲徽宗已在北边五国城去世。但哥哥钦宗、生母韦氏以及妻子邢氏都还健在。 哥哥回来就令人伤脑筋。——这是高宗的真实心声。照道理说，到时候非把皇位归还给他不可。这的确是令人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母后和皇后……还有皇兄……不知他们多么地盼望南归……”高宗有些别扭地说出这句话。 秦桧察觉到这一点。 “皇太后和皇后绝不能企图以武力夺回。倘若我军深入金国领地，反而会危及她们的生命。当然，我国也没有这个能力……”秦桧故意绝口不提钦宗之事。 “果真如你所说，非靠交涉不能达到目的吗？”高宗压低声音问道。 “此外还有别的方法吗？”秦桧反问道。 高宗无力地摇了摇头。南宋遂以媾和为国策。 一方面，时机也非常恰当。挞懒在金国的发言权已变得极为强大。他主张将傀儡国家齐的领土给予南宋，以促进媾和。 “什么？将齐之旧领土给予宋国？我们金军什么时候尝了大败仗？我们从来没有接到非将领土送给敌人不可的败战报告呀！”金国主战派当然对此表示激烈反对。 “齐国过去是怎样一个国家，你们不知道吗？”挞懒耐着性子，对反对派进行说服工作。 “齐国过去是我们的傀儡。” “你说的一点没错。所以我说，齐国领土是我国的领土。现在该你听清楚我说的话。我的意图在于使宋成为过去的齐。” “什么？……你要把宋？……” “没错。我要把宋变成为我们金国的傀儡国家。只要我们高兴就可以把齐国废掉，我们把宋也变成这样的国家。” “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齐国吗？” “这要看我们是否肯努力。可是，不先答应给予齐国旧领土，对方是不会上钩的。” “如果能那样，那不是太好吗？” “北方归北方，南方归南方……停止交战后，我们的日子不是会很好过吗？如同过去辽因宋之岁币而繁荣，金不是会因此成为更富强的国家吗？”挞懒的主张确实富有吸引力。 战况并非对金国较有利。南宋将军非常善战，其中尤以岳飞的军队特别精锐。南宋并非只有金国这个敌人，还有国内各地乱贼必须平定。讨灭盘踞江西之地以彭友为首领的贼寇时，高宗将御笔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字的旗子授予岳飞。 攻略齐国重要据点襄阳并平定湖北的，也是岳飞。南宋朝廷为了表扬其功勋，任命他为清远军节度使。虽然当时的节度使只是名誉衔，但是才三十出头的岳飞被任命为节度使，可是破例的大事。岳飞颇为意气昂扬。 朝廷就在这个时候提倡媾和论。 “此时岂可提倡媾和？朝廷要是肯拨给兵员，我一定有把握收复京师的！”岳飞在前线听到朝廷的动向时，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些话。 现在，秦桧成为宰相，并且与金进行媾和事宜。他的心腹王伦以使节身份被派赴金国，金国则以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前往南宋，声明准备归还河南及陕西——齐之旧领土。 对这项和议，南宋朝廷正反两方呈强烈对立。反对媾和论者指责的是：“金企图将宋成为第二个齐。”这一派人马的根据是，金国使用的头衔不是宋的国号而是江南的地名，更何况用的是“诏谕”这两个表示上对下之心态的字眼。 而秦桧却弹压反对媾和论者，以强硬态度推动自己的主张。他对媾和可说是非常地执著。 媾和工作很快就撞上暗礁。因为与秦桧一脉相连的挞懒突然垮台了。金国内部当然也有媾和派和主战派。 原来，主战派的宗弼（太祖第四子）将挞懒弹劾了。弹劾的理由是，与南宋勾结，割让领土。实际上，主使者是在宗弼背后的兄长宗干。这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环。 挞懒以“通敌”及“割让领土”之罪名被处刑。秦桧失去了交涉的对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媾和工作。对金国内情了如指掌的他，知道挞懒处刑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媾和、主战两论的对立，而只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事实并不是金国媾和论者挫败，不过是挞懒败在宗干手下罢了。宗干不是反对媾和的人。”秦桧对高宗做了如此说明。 尽管并非嫡出，宗干是太祖长子，对汉化极为热心。 “宗干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以他作为交涉对象，说不定比挞懒更容易。因为他确实掌握着金国朝廷。”秦桧并没有因挫折而灰心，继续推动媾和的工作。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派大军南下。总司令是主战派先锋宗弼。这是十二万大军。 岳飞屡屡前赴各地击败这支金军。在一个叫朱仙镇的地方，他更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得宗弼没命地逃回开封城。 “我渡海起兵，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这次却败得如此凄惨。莫非这是天意？”典型武将宗弼，大哭大吼地说了这些话。 据传，岳飞在朱仙镇是以五百击破金国十万军。虽然这是传说，不过以寡击众却是事实。 相较于其他军阀，岳飞是很有教养的人，其军队更是以纪律良好著称，被人们以“岳家军”称之。受敌人畏惧、被住民爱戴的岳家军，之所以屡屡大破金军，是因为获得人民协力的缘故。 朱仙镇之役，金国将军王镇、崔庆、韩常等人率领部下归降。岳飞当然大为高兴，因而召集部将痛饮，连连干杯时还高喊：“直捣黄龙府！”黄龙府乃辽东开元城的所在地，是金国重要根据地之一。岳家军不但要收复失地，还准备攻入敌阵，消灭金国，意气昂扬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久，岳飞着手整军，准备攻打逃入开封的宗弼。听到这个讯息时，秦桧蹙着眉头道：“千万不能让岳飞如此做。这无异是砸锅行为。”金国上层的意见倾向媾和——秦桧通过来自各方面的情报知道这一点。虽然两国还在交战，但媾和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深信这一点。 南宋军获胜会使媾和条件有利，所以应该欢迎才对。但如果南宋军连连奏捷，这也不好。秦桧将两国战力比较后认为，金国依然略胜一筹。 南宋军连战连胜，而岳飞将军得意忘形地直捣敌国内部，这有可能引起金国的激烈反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媾和气氛，很有可能因此功亏一篑。 “除非命令岳家军后退，不然，与金之媾和绝对没有指望。先皇灵柩以及太后、皇后也因此而永无归期。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秦桧提出的方案是，由高宗以勅命下令岳家军后退。 “好，朕就发下勅命吧！”一提到母亲和妻子，高宗就变得六神无主。阻碍自己与母亲和妻子重逢的人，无论如何都非铲除不可。 “请皇上赐给金牌。” “可以。” 传达勅命时使用漆金文字，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命令。这叫作金牌。违背这样的命令，会被处以叛逆罪。 虽然勅命重如山，但这样的好机会绝不能坐失。——秦桧早就料到岳飞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岳飞很有可能不会因一道金牌而立刻退兵。因此，秦桧央请高宗，以快马连续发出多道金牌。结果，一天内发出快马达十二次之多。这是所谓的“日奉十二金牌”。在这个情形之下，岳飞当然无法挥军前进。 “十年之功，废于一日！”岳飞再三向东方遥拜，流着悲愤的眼泪喊道。岳飞不得已退兵后，因愤慨不已而辞职。这对秦桧来说是正中下怀之事。 对秦桧而言，操纵率直行事的武将并非难事。实际上，他在各方面已有所部署。如前所述，宋国的传统是由文官统御军队，但由于与金交战而军队归武将掌握。这无异是为军阀催生。许多文官对这一点颇为反感。秦桧在这批人的协助之下，着手于消灭军阀。换言之，这是将被数名武将私有化的军队，由朝廷——实际上是他自己——夺回。这也可以说是将地方军阀编入中央军。 如此一来，纵然是如岳飞这等有力的武将，也无法擅自动用军队，因而不可能妨碍媾和工作。心思缜密的秦桧，为要使军阀解体，刻意酿成军阀间的不和。岳飞年仅三十就被任命为节度使时，其余军阀——韩世忠以及张俊等人——内心当然甚为不快。 他们因多年军功好不容易得到的爵位，后辈岳飞却轻易获得——这是他们感觉怏然的原因。接着，秦桧邀请三名军阀到杭州。这三个人听到此次邀请为的是要论功行赏，就全都赶到。韩世忠和张俊被任命为枢密院使（与宰相同格），岳飞被任命枢密副使。这会儿，轮到受较差待遇的岳飞感觉不愉快了。秦桧利用武将微妙的功名心，使军阀间产生不和，为达成军队中央化的目的铺路。 屈辱的和议 岳飞被处刑是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的事。和议于同月成立。这是屈辱性和议，南宋以“臣”对金自称。以和议使节身份被派遣金国的，正是当初奉命对岳飞进行调查、后来被更换的何铸。 听到岳飞即将攻打开封，金国总司令宗弼因而准备向北方撤退。正在这个时候，宗弼接到下面这个情报：岳飞军正在撤退。 岳飞是日奉十二道金牌，在极端不甘心的状态下撤退的。 “我这是捡回了一条命。”宗弼对左右幕僚如此说。 岳飞实在不甘心到极点。他决定辞官退隐鄂州（湖北武昌）。但对他十分仰慕的部下，拒绝被解散或改编为中央军，他们依然以“岳家军”身份随侍在岳飞身边。 对秦桧而言，岳飞令他感觉芒刺在背。反对媾和的人，有围绕在岳飞身边造成巨大势力之虞。岳飞是年轻而富于魅力的人。偏偏媾和论有很大的弱点，被攻击时实在苦于辩解。 这样的和议怎么能说是对等的呢！——南宋以二十五万两银和二十五万匹绸提供金国作为条件，如此一来，岂不是成了属国对宗主国的岁贡吗？ 对这样的攻击，秦桧等和议派作为反论的是：对方因此而归还河南、陕西之地。 但由于挞懒已遭肃清，金食言不肯归还领土，战火因而再度点燃，善战的岳飞眼看即将攻入开封，却因日奉十二道金牌而被召回朝廷，因此，他本人和主战论者当然都极为不满。 “岳飞已经离职，却还在养兵。拥有私兵的人，其心可诛。”秦桧再三以此煽动高宗。 岳飞有叛意。——秦桧盼的是以此理由杀死岳飞，以达到扫荡反媾和势力的目的。 “岳飞乃精忠之士。”高宗对岳飞的信任却没有因此而动摇。 “陛下，此际不压住主战论者，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望请明察。陛下不能忘记金国握有最后王牌这一点啊！”秦桧以嗫嚅似的声音道。 王牌指的是被金扣留的高宗之兄钦宗而言。 钦宗是宋国皇帝，到现在还是货真价实的皇帝。因为钦宗是以皇帝身份被带到金国的，从来没有表示要让位给什么人。高宗是擅自以皇帝自称的，并非由钦宗受让帝位。也就是说，他的即位在法统上站不住脚。知道其弱点的金，多次亮出王牌表示：有必要时，可以考虑在河南之地立钦宗…… 纵然是傀儡，钦宗要是复归河南之地，再怎么说也是真正的宋国皇帝，届时高宗会成为僭称者。他不但无法招募勤王义军，更有可能被视为谋反者而受到讨伐。结果，高宗政权只有崩溃一途。 千万不可以让钦宗回归之事有发生的可能。——因此，每次举行和谈秘密会议时，南宋方面一定提出这个条件。 可怜的是钦宗。思乡心切的他，每天做的是南归之梦，而使他不能如愿以偿的，竟然是他就皇帝之位的弟弟。 南宋与金的和议一旦决裂，金很有可能打出钦宗这张王牌。如果金把钦宗送到开封，南宋的存在将受到威胁。金之所以没有把钦宗送到开封，利用他为傀儡，是担心这个正统宋王朝有可能变貌为强力的反金势力。与正统性受质疑、体质羸弱的南宋政权周旋——对金而言，这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和议成立，陛下才得以安泰。因此，破坏和议之辈，对陛下而言，应该是不忠之臣，岂可以精忠相称呢？”秦桧对着高宗缓缓摇头道。 “朕知道啦！”高宗颔首道。岳飞以谋反理由被处刑之事，可以说就在这个瞬间决定了。 现在只剩如何对岳飞论罪的问题而已。最妥当的方法应该是内部告发，但“岳家军”是以岳飞人格为中心、极为团结的集团，引诱内部人告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团结心极强的“岳家军”，也不可能达到完璧的程度。人组成的集团因爱憎问题而有人际关系上的间隙，总是难免。虽然同为岳飞的部下，某些人却有相当深刻的感情对立现象。 岳飞部将之一的王俊，与同为岳飞军干部且为自己上司的张宪，在感情上对立已久，现在终于爆发了。 张宪有谋反企图。——王俊因此做了这样的告发。秦桧立刻策划将张宪的谋反与岳飞联结在一起。身为高级干部的张宪，与岳飞的关系当然非常密切。 奉宰相秦桧之命的何铸，对岳飞进行调查。“将军有谋反嫌疑，我是奉命前来调查的。”听到何铸说这句话时，岳飞突然用力撕破身上穿的衣服，并且转身过去。原来他的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怎么查都查不出谋反证据的何铸，将此事向秦桧报告后，附带申述自己的意见道：“强敌金未灭，此际无故杀死一员大将，必因而大失士卒之心，应非社稷长久之计。” 对此，露着悻然表情的秦桧，只呢喃了一句：“上意岂可违拗。” 这名御史大夫对秦桧是完全言听计从的。虽然如此，他还是查不出任何证据，而前后达两个月之久的调查，确实是够苛酷的。 ——岂可如此对待国家功臣？ ——岳飞精忠报国是无人不晓的事情！ ——没有证据就是证明岳飞无辜！ 许多人齐声谴责政府对岳飞的逮捕和调查。 秦桧对这样的人都一一加以痛击。就官职的人因而被罢免，对以岳飞无辜向政府提出控诉的建州一名刘姓市民更处以死刑。 军方长老韩世忠也表示不满。他以“你有证据吗”之语诘问秦桧。对此，秦桧以尴尬的表情回答：“听说，岳飞和其子岳云有过以文书致张宪之事。只是这封文书还没有被发现。不过，他们起叛意是很有可能的。” “听说？……有可能？……只凭这些，你就可以办人吗？”韩世忠以此对秦桧怒喝。 同样为军方首脑、盗贼出身的张俊，早已投靠和议派。而韩世忠则依然不放弃主战论。只是，部下已经被改编为中央军的他，目前并没有可以指挥的军队。这样的人，危险的程度当然没有部下不肯离去的岳飞高。这大概是韩世忠之所以没有遇害的原因吧！ 韩世忠意图弹劾秦桧，却因此被左迁为醴泉观使这个闲职。他从此闭门谢绝会客。据说，一些人偶尔看见他骑着驴子到西湖之畔，手提酒壶的样子。他后来还活了十多年，但绝口不提往年的军功。 投靠和议派的张俊由于有蓄财之能，后来成为大富翁，包括族人在内都享受富贵荣华。 以秦桧这等人，对处刑岳飞之事仍始终拿不定主意。即使在家里，他也为这件事情而眉头深锁。一天，他的妻子用火筷子在火炉中的灰上写了“捉虎易，纵虎难”这六个字。 “好！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秦桧下定决心了。 常胜名将岳飞遂遭缢杀，其子岳云则被处斩。岳飞享年三十九岁，养子岳云则为二十三岁。据说，岳飞被处刑的消息传至金国时，该国要人莫不欣喜雀跃，干杯互祝。 岳飞被处刑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的事。和议于同月成立。这是屈辱性和议，南宋以“臣”对金自称。以和议使节身份被派遣金国的，正是当初奉命对岳飞进行调查、后来被更换的何铸。 翌年，金将徽宗、郑太后、邢皇后等人的遗骸以及韦氏送还南宋。郑太后系徽宗的正后，却非高宗的生母，高宗的妻子邢氏也在北地殁故，三具灵柩无声无息地抵达杭州。高宗生母韦氏则得以活着与儿子重逢。 最可怜的是钦宗。他的回国会使高宗为难，而金国也想把他留下作为最后的王牌。 你回去后，请转告大家设法把我弄回去，千万不要辜负我的这个期待。——韦氏临归国前，钦宗流着眼泪向她恳求。 钦宗早已没有回国后重登帝位的念头。他只期盼依靠弟弟的好意，能活着重新踏上南方的土地。而他却连这小小的愿望都没能实现。 南宋固然困难重重，而金也正面临许多问题。原本过着狩猎生活的女真族社会，因膨胀而变质是当然的事情。 继承太祖之后的，不是太祖之子，而是弟弟太宗；太宗死后，继位的不是太宗之子，而是太祖之孙。这都是类似长老会议的组织推戴的结果。为首的嫡子不见得能成为继位者，这是女真族社会的老规矩。 不选择擅长指挥狩猎的人为首长，族民将无法生存；但由于首长是长老们所推荐的，所以不具备绝对性权威，重要事宜非与长老们商量不可。 金于推倒辽、压制宋而来到黄河流域后，第一次接触到中原的绝对专制君主体制。同样为首长，中华帝国首长具备的是绝对性的权力，地位更是世袭制的。 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在宗翰的辅佐之下就首长之位。对太宗而言，这是由侄子继位。然长老合议制这个老规矩在女真族社会中依旧根深蒂固。熙宗为了要成为中华之皇帝，非得和这个老规矩战斗不可。 与秦桧进行和议的挞懒之所以被肃清，就是这个缘故。熙宗逐一诛杀了皇族以及宗族——也就是一族中的有力者。他这么做，为的是想成为中国式的绝对专制君主。 熙宗很有可能是个虐待狂。此外，嗜酒如命的他，每次喝醉酒就杀死皇族重臣，甚至自己的皇后也包括在内。 居宰相职、拥立熙宗的完颜亮，是宗翰之子、熙宗的堂弟。他由于担心随时有被杀的可能，因而先下手为强，在杀死熙宗后自己就帝位，是为海陵王。 海陵王的作为较熙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即位后约百日内杀死的人，有太宗之孙三十余人、宗翰系子孙三十余人以及以外的诸宗室五十余人。而且他把杀死的对象（绝大部分为亲族）的妻子一律纳入后宫，他因此被视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荒淫君主。 杀死皇族和宗室，为的是要确立皇帝独裁制。为了要推翻同族长老合议制这个旧体制，最好的方法是把参加合议的人员悉数杀掉。 海陵王以燕京（北京）为首都。这样做也是以成为中华皇帝为目的。接着，他开始南征，金称此为“伐宋军”。 海陵王于正隆六年（1161年）命令伐宋军出发，时间是在与南宋和议成立的二十年后。一些史家视这次南征为海陵王的异常性格所致，但对以“中华帝国”为目标的他而言，这么做该是无可避免的行动吧？ 依据和议，南宋以二十五万两银及二十五万匹绸作为岁贡，致赠金国。此外，设名为“榷场”的场所以进行南北交易。淮河之线约略为南宋与金的国界，数所榷场被设在这一带。 南宋向金购买的是皮货、人参及珍珠等物品，但这些都不是生活必需品。金向南宋购买的东西则有茶叶、药材、香料、食料等，其中的茶叶是北方人非常需要的维他命之主要补给来源，输入的金额相当巨大。 金把由南宋拿到的岁贡，直接用以支付入超的款项；这还不够，因而必须以现银支付不足的部分。 中国必须南北成为一体，才能发挥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机能。分裂为南北，不能谓为完整的中华帝国。汉、唐等中华帝国全盛期，是南北结合得甚为紧密的时代。 期盼成为中华帝国之主的海陵王，认为非合并南方不可，甚至以此为自己的使命。海陵王被描写成历史上的大坏蛋，实际上他却是醉心中华文明的人，具备极为浓厚的汉文化素养。 女真族的生活变得非常富裕，但这一方面也表示对南方物资的依赖度日渐增加。在海陵王时代，入超问题越来越严峻，甚至已到得严厉限制茶叶之输入的程度。 禁止七品官以下人员喝茶。——政府甚至公布依身份而规定的《禁茶令》。 奖励栽培茶树，更足以证明与南方的贸易摩擦何等严重。 统合南北，建立真正的中华帝国。——这是海陵王的抱负。 敌友翻脸间 对游牧国家蒙古而言，一旦占领而置统治官员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地盘。因此，南宋派遣大军到这个地方，是明显地违反盟约之举。——这批军队必须消灭！ 出现在杭州南宋朝廷的，不是只有蒙古使节，金国也派来一个名叫完颜阿虎的人，要求援助军粮。 这不是单纯地要求军粮，其奏语是： 蒙古灭亡他国达四十之多，及至西夏。西夏亡后及我（金），我亡后必将及宋。唇亡齿寒乃自然之理…… 金灭亡后，下面将轮到南宋——这句话暗示的是，两国必须结盟，合力抵抗蒙古。 唇亡齿寒。——这是多次在《春秋左氏传》以及《墨子》等古代经典中出现的谚语，其字义全中国人都知道。 但迄今为止，这对“唇齿”关系并不和睦。金向对方要求岁币，并且时而派遣远征军南下。对南宋而言，对方是侵占了一半本国版图的敌对政权，恢复失地是优先于一切的国是。 南宋认为金陷于苦境，正是收复国土千载难逢的良机。南宋过去交战的对象是金，而与蒙古军不但无冤无仇，连接触都没有过。由于无冤无仇的对象提议合力夹击夙敌金，南宋怦然心动之余，接受了这个提议。 南宋派军队北上，与蒙古军联手包围金哀宗逃抵的蔡州。蔡州被攻陷，金哀宗自杀是1234年正月的事，金王朝至此宣告灭亡。金王朝自太祖阿骨打建国后共历经一百二十年，其间更迭的君主有十位。至此，南宋算是为被带至北地、愤死五国城的徽宗和钦宗两帝报仇了。 “现在该着手复兴大宋帝国了！”杭州南宋朝廷当然意气风发，一百二十年来的夙愿终于达成了。攻打蔡州的军司令官是孟珙。他是带着两万兵马和三十万石粮食北上的。实际上，蒙古军欢迎的与其说是两万兵马，毋宁说是三十万石军粮。 “河南故地已经收复了。” “听说，不久就要迁都汴京（开封）……” “不，那个地方已被蒙古人破坏殆尽，建盖新宫殿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管怎样，我们迟早会回到北方。其实，临安也是相当不错的城市啊！” 临安就是杭州。南宋在金的压迫之下南迁，因此，杭州毕竟只是临时国都而已，人们心目中的国都仍是开封。皇帝临时驻在的地方叫作“行在”，地方上的方言说成“kim-sai”。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出现以kim-sai为名的大都市，指的当然是杭州。 “不管怎样，我们先派遣谒陵使（以参拜并且祭祀先皇陵墓为目的使者）吧！”南宋理宗道。祭祀祖先陵墓之事荒废一百多年了。 “现在既然已经收复失地，我们当然有这个自由。”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 然而蒙古虽然向南宋要求援兵和军粮，却不曾答允要把河南之地还给南宋。这只是南宋一厢情愿的想法。 “派遣谒陵使后，以恢复旧国土为目的，必须派出军队。关于这一点，应该如何与蒙古进行交涉呢？”理宗如此垂询大臣们。 “与蒙古进行交涉”宰相郑清之以不解表情回答，“在我国的国土之内派兵，为什么需要与人交涉呢？我们应该有这个自由。和蒙古交涉，反而会使他们得寸进尺的，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要使他们不敢得寸进尺，我们应该派出大军。”赵范接着说道。 赵范反对与蒙古结盟之事已如前述。他的弟弟赵葵也表示意见道：“蒙古人有弱肉强食的蛮风。既然要出兵，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动员大军。” 朱扬祖和林拓两人被任命为谒陵使，即日启程。北上军由于准备动员大军，所以在编制上需要一段时日。 派遣大军至北方——做这个主张的是赵范这些反对与蒙古结盟的人。赞成与蒙古结盟的史嵩之则反对如此匆促出兵。 “我们是以同盟军形式攻打蔡州的，理应先取得对方的同意。收复故地，这也需要经过交涉吧！” “我们在自己的领土内派遣国军，为什么需要和别人交涉呢？”赵范、赵葵兄弟异口同声地主张不需要与蒙古交涉。 “说是要收复开封，实际上攻打金军、攻陷开封的却是蒙古军。洛阳的情形也一样。不先取得对方的谅解，以后会成为问题的。”史嵩之强调的是必须经过交涉才可以出兵。 “我们实际上以两万兵和三十万石粮食支援与金军打仗。蒙古军因这批粮食而没有饿死，凭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感谢我国呀！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国收复故地？”赵范以此对史嵩之反驳。 “何况蒙古已经主动退兵，把开封交给金国降将管理。”赵葵更以此补充哥哥的反对言论。金国降将乃指崔立这个人物而言。崔立在开封被蒙古军包围时发动政变，杀死开封留守首脑归降蒙古，但原本就声名狼藉的这个人，毫不容情地杀死了所有反对自己的人。这类情报早已传到南宋。 “这个叫作崔立的人，一点人望都没有。我军抵达时，一定没有人会给他协助。因此，我们获得胜利以及收复国都是毫无疑义之事。坐失这个机会，可以说是不忠之举。”赵葵出此重话之后，史嵩之只有沉默一途。依据宋朝理学的观念，“不忠”指的是“不是人”。 据说，南宋动员的北上军兵力有二十万之多。开封在毫不费力的情形之下收复。这是无血入城。由于崔立毫无人望，在得到南宋军北上的情报后，人们就发动叛乱，崔立因而被杀。杀死崔立的李伯渊归降南宋军，所以形式上成为无血入城。第一个进入开封的是南宋全子才所率领的军队。 全子才进入开封城后，才知道当初蒙古军攻打这一带时的情形。知道蒙古军发布“抵抗者全杀”的铁则时，他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洛阳就在附近，而蒙古军同样攻陷洛阳后，如风一般地逸去。如果现在攻打洛阳，等于侵占蒙古的地盘，似乎很有可能因此遭受严厉报复。 “且静观其变，因为不知道蒙古的态度如何。”顺利进入开封的全子才，决定静观情势一段时间。 这时候，南宋主战论急先锋赵葵率领五万兵来到开封。 “为何不派兵指向洛阳，攻打潼关，取得长安？我不是说过，坐失这个机会，等于是不忠之举吗？”赵葵拍着桌子，当面责难全子才。 “在下因为不知道蒙古的态度……”全子才辩白道。 “这里是我大宋领土，为何需要看蒙古人的脸色？”赵葵和哥哥赵范一样，非常讨厌蒙古人。他们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把蒙古人放在眼里。女真族是野蛮民族，而他们认为蒙古族是程度更差的野蛮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主张与蒙古人交涉的史嵩之，主要理由也是认为不懂道理的蒙古人根本不值得一谈。 这和在开封听到许多有关蒙古情报的全子才，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就攻打洛阳啰？”全子才遂同意对洛阳发动攻击。实际上，全子才早就得到洛阳已形同一座空城的情报。 “你看！事情不是易如反掌吗？”洛阳城一下子就被攻陷。说来也怪——因为洛阳只剩三百户住民。 攻陷故都开封和洛阳的南宋军，意气昂扬到了极点。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和蒙古军交锋过。虽然如此，持中华思想至上的赵葵等人，压根儿没有把蒙古人放在眼里。 赵葵等南宋军受到的冲击，反倒是河南荒芜到极点的现况。这一点证明南宋的情报活动不够彻底。由于在仓促中动员二十万大军出兵，因此，他们是准备到达当地后才征调粮食等东西。 “连今天的粮食都不够——”进入洛阳的第二天，听到部下这个报告时，赵葵愕然失色。 河南乃宋之旧领土。赵葵以为南宋军所到之处，住民一定会高声喊着“王师来了”而乐意提供粮食。但实际上的情形是，由于历经金兵蒙古的战斗，住民已到疲惫之极的程度。而北伐前来的南宋军队，却以倨傲的态度对待住民。 “是我们把你们从女真族金国以及蒙古族的统治下解放的。你们应该要表示感激！快把所有的粮食捐出来！这是你们唯一表达感谢之意的方法。你们快回家把粮食拿来！”采取高压态度的南宋军自视为住民的“解放军”，并且要求“谢礼”。 住民们愤怒到极点。他们感觉到，南宋军似乎是在指责住民向女真族和蒙古族归降是罪不可赦之举。“不像话的不是他们自己吗？我们之所以受金和蒙古的虐待，不是因为他们上面的人统统夹着尾巴逃向南方的结果吗？他们应该跪在地上向我们道歉才对！”“对！对！……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还叫我们对他们表示感激，还要拿粮食送给他们，这不是放他妈的狗屁吗？” 住民们确实都保存了一些粮食，并且妥善地隐藏起来，这是他们赖以维系生命的重要粮食，当然是留给自己和家人用的。为了要隐藏这些东西，他们不知费了多少苦心。而南宋军却无视于这一点，以高压态度要他们交出所隐藏的粮食，以表示感谢之意。 “大家记住，连一粒麦子都不要拿出来，他们的态度如此倨傲，谁愿意帮助他们呢？”住民们全都没有协助南宋军。 南宋军从收复洛阳的第二天起就没有粮食吃。在与蒙古联合出兵的行动中，蒙古军曾经带着三十万石粮食。这次由于期待能得到住民的协助而在仓促中出兵，所以没有粮食。住民却全然没有协助的意思。 南宋军对有关蒙古军的情报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野蛮人——他们对蒙古人只有这个认识。 这个野蛮人的民族，现在对南宋的北进大为震怒了。对游牧国家蒙古而言，一旦占领而置统治官员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地盘。因此，南宋派遣大军到这个地方，是明显地违反盟约之举。 这批军队必须消灭！——集结在潼关的蒙古军，以汹涌之势扫向东方。对辗转各地、几乎席卷世界之一半的蒙古铁骑而言，攻打南宋军易如反掌，何况南宋军连粮食都欠缺。 这是仅仅事隔半年的事情。半年前，南宋曾经带着三十万石粮食援助蒙古军；现在，南宋军在蒙古军的攻打之下，全在洛阳和开封饿倒了。好不容易缔结的盟约，在这一年内就破裂。 这时候，南宋为何没有与蒙古就处理中原的问题进行交涉呢？最大原因在于视对方为野蛮人的中华思想。后世史家批评赵范、赵葵兄弟不许争论式的出兵为“妇人之谋”。意思是说，一点不研究对方的情形而一味出兵，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女人的歇斯底里症。现代女性听到这句话，想必会竖起柳眉吧？ 暗中的媾和 “贾似道应该会急欲立功……”忽必烈做这个判断道：“认为立大功的机会来到的人，不可能不接受媾和。关于这一点，你有何计策？”“只有收买一途。” 蒙古与南宋之间的长期战争，至此拉开序幕。虽然蒙古较占优势，南宋却也相当善战。于蔡州之役与蒙古军联手夹攻金的孟珙，在对蒙古作战时也非常活跃。 正因为宋王朝的鼻祖是军阀出身的关系，所以对军阀的出现异常的神经质。因此，宋王朝实施的是彻底的文治主义。潜心研读、通过困难重重的科举考试的进士们，居于政治中枢。这个风气可以用“进士至上主义”称呼。 孟珙是武门出身的人。他的四世祖先孟安，曾经以岳飞部将身份驰骋战场；他的父亲孟宗政留下二万“忠顺军”给他。读者或许会以为有这等兵力的人，在南宋政界一定举足轻重，事实却不然。这是一个“不是进士不算人”的时代。 虽然拥有两万兵力，武将毕竟只是武将——他受到这样的蔑视。实际上，孟珙具有比任何进士更卓越的学识。他对佛法有极深的造诣，撤走军队时，一定会在该地焚香祷告，可以说是品格高尚的武将。此外，他也精通易学六十四卦。或许正因为不是进士，他才有在这方面钻研的兴致吧？ 嘉熙元年（1237年），他就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这个要职。这一年六月，他击退了攻击黄州的蒙古军。“我们的慈父来了！”黄州居民以此欢声迎接孟珙。 翌年，孟珙成为京湖制置使，于十月从蒙古手中夺回郢州荆门军，更于翌年嘉熙三年收复襄阳，这里是孟珙的故乡。 “干得好！”首都杭州为之沸腾。从三国时代起，襄阳就是天下要冲。收复襄阳的孟珙向朝廷奏文道： 取得襄阳并不难，难处在于如何固守，至少需要十万精锐。盼朝廷有所觉悟。 他这是提醒朝廷，不可因战胜而得意忘形。 孟珙以四川宣抚使身份防御蒙古对四川的进袭，并且兼任江陵首长。一时的情况，颇有由他一个人抵御蒙古全军南下之气概。孟珙于1246年九月去世。蒙古方面的情形是，宰相耶律楚材于四年前殁故。接替孟珙之位被起用的是贾似道。 “他只有三十三岁。以这个年龄的人来接孟珙京湖制置使的位子，恐怕很难胜任吧？” “他能当官是靠他姐姐的庇荫啊！” “不过，也有人说这个人很有才华。说不定是一匹黑马哩！” “这要看看实际表现才能知道。会玩和会打仗是两码子事呀！” 杭州市民以贾似道作为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姐姐的庇荫”指的是，贾似道的姐姐乃理宗的妃子。由于理宗的诸妃子中生儿子的只有贾贵妃，因此受到格外的宠爱。而在爱屋及乌的心理下，连贵妃的弟弟也跟着受宠。贾似道是个纨绔子弟，却被认为很有才华。实际上，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 受宪宗之庙号的蒙古皇帝蒙哥，算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但不是窝阔台汗所出，而是他弟弟拖雷的儿子。以元为国号是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即位后的事情，因此，在这之前应该以蒙古称呼。 蒙哥订定了大规模伐宋作战计划。“历史会重演”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蒙古军走的正是三国时代曹操攻破刘备、孙权联军的进军路程。蒙古军沿着汉水，经由中原抵达河北，之后进兵至长江之线，应该不是困难的事。只是，倘若南宋能坚守襄阳，南下的蒙古军随时有腹背受敌的可能。孟珙再三建议朝廷致力于固守襄阳的效果终于在他死后显现。 蒙哥让弟弟忽必烈负责沿汉水的攻击作战，自己则指挥攻略四川。他的计划是由四川西进，与忽必烈军合流后，一举攻向南宋首都杭州。忽必烈往年攻略云南、西藏时，留在该地的兀良合台所指挥的军队，后来更南下进兵到越南。 他们订定的计划是，在鄂州（武昌）会合的，除了蒙哥和忽必烈这对兄弟之外，还有来自越南的兀良合台军。 蒙哥包围了合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合州知事王坚是一条汉子，他斩了前来劝降的蒙古使者。他当然知道“抵抗者以屠城对待”这个蒙古人的原则。 “为了你一个人的作为，全体军民将被屠杀。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想死你就一个人去死吧！”蒙古军前锋将汪德臣在城墙下如此叫喊。回答他的，是一阵急如骤雨的飞石。汪德臣遭到以石弩弹射的飞石所伤，不久后死去。 由于连日下雨，蒙古军一时无法发动攻击。这是阴历七月的事。一天，在合州城瞭望楼守望的将校，突然大声喊道：“敌军正在撤退！敌军全军正在撤退！” 蒙古军解除对合州的包围，全军撤退。这是突如其来的举动。虽然善战，但王坚根本没有守住合州城的自信。他是抱定死守到最后一天而后全员壮烈牺牲之决心的，每天晚上，他都噩梦连连。 “你……你在说什么？”他踢开棉被，霍然而起，原来他在梦里被汪德臣骂了。想到无数人将因他而被杀，王坚难免感到心中戚然。 对，斩了使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没事。我今天就派出使者，表示降伏之意吧！我似乎只剩这一条路了。——蒙古军却在王坚下定决心的这一天解除包围了。王坚不觉流下滂沱眼泪来。 数日后，侦察兵回来报告道：“一辆戒备甚严的柩车通过。依据推测，好像是蒙古皇帝死了。”1259年，依南宋元号为开庆元年的七月，蒙古皇帝蒙哥于包围合州时去世。这是他就可汗之位后的第九个年头。王坚因击退蒙古军的功绩而获授宁远军节度使。 蒙古皇帝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于沿着汉水南下的途中，接到其兄的讣报。“请立刻赶回国都哈剌和林。”“在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有可能图谋不轨。不即刻赶回，可汗之位说不定会被他夺去的。”蒙古族重臣异口同声地如此建议。皇帝蒙哥亡后，有资格继承可汗之位的，是他的弟弟们。 第一候补是排行在蒙哥之下的忽必烈。汉人称忽必烈为“太弟”。与忽必烈感情最好的同母弟富拉格，此时已兵临伊朗和伊拉克，攻陷巴格达，正在日益扩张版图之中。末弟阿里不哥以留守身份留在国都哈剌和林。人在国都当然较为有利，此外，末子继位或末弟继位，在蒙古可以说是风习。 游牧民族过于膨胀时，会变得不易行动，因此，习惯上依排行顺序，由上面的人以分家的形态离主集团他去，结果往往是由末子或末弟率领原来的集团。这生活风习对蒙古帝国的继位问题也有所影响。如果由阿里不哥就可汗之位，这也不算异常。 在哈剌和林的蒙古族重臣和王族，对就在身边的阿里不哥较有亲近感。第一候补者忽必烈已成为汉地大总督，因采用大量的汉人幕僚，使在哈剌和林的蒙古族重臣甚为不快。 ——忽必烈过于汉化。 ——如此下去，蒙古人不是要变成汉人了吗？ 一些人以这个理由对他心存反感，这一点忽必烈本人知道得很清楚。 在巴格达的富拉格，当然不会与同母兄忽必烈争位。对忽必烈而言，他是协力者，只是这个距离未免太远。协力者无法立即赶回国都，这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不利条件之一。 “该如何是好呢？”忽必烈问了汉族重臣。 “臣认为此刻应以稍安毋躁为要。这个问题到头来将以力量解决一切，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力量。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弃之岂非可惜？”蒙古草原无甚魅力，不如好好掌握丰庶的汉地——实际上这是忽必烈的想法。只不过他不便于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好！我们继续沿着汉水而下，一边包围鄂州，一边看情势再说吧！”忽必烈遂下了这个决断。 如果现在折返北方的哈剌和林，正在由越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将会孤立在南宋势力圈内。如汉族重臣所说，一旦与兀良合台军合流，忽必烈将会拥有庞大的兵力。这样的机会当然弃之可惜。因此，他决定到约定的合流地点鄂州，等待兀良合台军抵达。 “兀良合台是与我联手攻打云南的战友。我不能抛弃他。”蒙古族重臣相信忽必烈说的这句话，因而表示同意让他南下。 忽必烈的目的不在于攻陷鄂州。他这次南下，为的是要与兀良合台军会合后，共同折返北方。蒙古军攻破张胜坚守的汉阳，渡过长江迫近鄂州。忽必烈利用在并排的小舟或筏子上铺板的方式架成浮桥，将兵马源源送至鄂州城下。架浮桥的这个地点，与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攻打武昌时架浮桥的位置完全一样。这也是现在架有武汉铁桥之所在地。 “最好将鄂州拿下。你们的意见如何？”忽必烈问了幕僚们。目的不在于占领，而是在于救出兀良合台军，不过，要是能够占领，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欲攻占鄂州，必须有付出极大代价的思想准备。我军会蒙受的损失，恐怕会远超出想象的程度吧！”郝经回答。这是陵川（山西晋城）出身、苦学读书破万卷的文人。 “为什么呢？我听到的是，贾似道没有往年的孟珙那样强有力。” “贾似道在力量上确实不及孟珙。但这一次他却有恃无恐，因而能定下心来应战。所以，我军恐有蒙受极大损失之虞。” “贾似道有恃无恐是指哪一点而言？” “指的是蒙古不会有援军来到这一点。这是明显的事实；而宋军却随时可以派援军赶来。” “说的也是……”忽必烈用一只手支起下巴。 由于可能发生继承可汗宝座的斗争，因此，掌握国都的阿里不哥断不可能为哥哥忽必烈派出援军。他会尽可能地保留军队以充实自己的实力。 “敌人知道我们不会有援军赶来，便会放下心来打仗。可以想见的是：战争将拖得很长。如此一来，襄阳的宋军很有可能采取切断我军退路的战术。我们因此而蒙受的损失，一定会比攻打鄂州所付出的代价更严重吧？”郝经一针见血地说出问题点。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与贾似道媾和？”忽必烈也是思路极为明快的人。 “臣没有明确地说应该媾和……”说到这里，郝经当然不敢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 “贾似道应该会急欲立功……”忽必烈做这个判断道，“认为立大功的机会来到的人，不可能不接受媾和。我这个揣测绝不会错的。关于这一点，你有何计策？” “只有收买一途。”郝经这回倒是以斩钉截铁的口气道。 “收买？……听说贾似道是宋帝宠妃之弟，本身是个大富翁。我们有足够满足他的财物吗？” “这一点请放心。臣以应付急需为目的，运来了一批金国内府所藏的宝物。” “呃，对……你当时请求加派三辆车，说有一批重要东西要运送……” “贾似道不能以金银财宝收买，但这些东西一定能打动他的心。对搜集字画，他可以说已入迷到极点了。”燕京和开封沦陷时，内府藏有无数书画古董。其中的大部分是于北宋灭亡时取得的。金国掳走的不只是徽宗以及钦宗等人而已。徽宗曾经重用蔡京、童贯等精通书画古董的人，目的在于搜集更多的这类珍品。这批宝物后来悉数成为金国内府的收藏品。 南宋后来每次与金国进行交涉，也陆续赠送过贵重书画。高宗于生母获得释放时，更以超级国宝书画致赠金国。窝阔台和忽必烈都没有汉化到视这些东西为珍宝的程度，有必要时，他们不在乎随时把这些东西释出。据说，爱好家会以高价购买，因此，他们以筹措军费为目的，让装满三辆车的书画古董随着远征军“从军”了。现在郝经提议的是，用这些东西来收买贾似道。 “由你以使者身份前往吧！”郝经奉忽必烈之命，前往鄂州城会晤贾似道。 “请屏退左右。”郝经和贾似道单独面对面时，就开门见山地道，“徽宗皇帝苦心搜集的名字画，因蒙古人而即将散逸。在散逸之前，我们希望由具鉴赏能力的你把这些东西收下。” 贾似道感到莫大兴趣，眼睛都亮了起来。 “此话当真？”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媾和遂因此缔结完成。贾似道当然以“击退蒙古军”向杭州宫廷报告。这可以说是暗中的媾和吧！ 凯旋宰相 除了在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凯旋将军的名气，现在更加上六君子的救星，贾似道当然因此而人气沸腾到极点。赌博高手贾似道，的确是很能掌握人心的。 由于是暗中的媾和，所以非得留下战斗的痕迹不可。 一等到由越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接近鄂州后，忽必烈就开始撤退。贾似道令水师指挥官夏贵袭击渡江中的蒙古军。——实际上这只是演戏罢了，并不是真正的袭击。 蒙古军将军中的一团犯罪者置于队列的最后部分，故意延缓渡江的动作，并且在主力渡江完毕后，让这批人成为被袭击的对象。宋军自然袭击得手，砍下首级一百七十。 与奇功相较，获得的首级异常地稀少。 杭州宫廷中尽管有人因此颇为讶异，但也没有深究。 忽必烈急急北上。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下面有一个名叫亚兰达尔的参谋，正在蒙古各地招兵买马；同样为阿里不哥党徒的道里奇，则在漠南各州募集兵员。漠南指的是戈壁沙漠之南，这里是汉地大总督忽必烈的地盘。 忽必烈的妻子有优异的政治敏感和勇气。她一方面派使者向哈剌和林诘问“道里奇为何在漠南之地募兵”，另一方面联络在鄂州的忽必烈“祈速北归”。 蒙古等游牧政权，最大的缺点可以说在于继位者问题。有能力的人受到推戴，在过游牧生活时是当然的事，但说到能力的有无或如何比较，却没有一定的基准。他们也没有决定继位者的制度可以依循，因此，最后往往呈现为以力夺权的形态。推戴这件事情也并没有法制化。忽必烈回到北方，就径行召开部族大会了。部族大会是以推戴可汗为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却没有规定与会人员的资格。阿里不哥以自行召开部族大会方式自称受到推戴，忽必烈也依样画葫芦，在自行召开的大会中自称受推戴为可汗。 骨肉阋墙之战于焉展开，但由于力量悬殊，结果忽必烈大胜而阿里不哥降伏。自丰庶的汉地接收了充分的兵员、武器和粮食补给的忽必烈，当然没有败给只依靠草原的阿里不哥的道理。通过与弟弟的战争，忽必烈才知道汉地所具备的潜力。蒙古元老因为忽必烈受汉化而甚为不快，忽必烈却不以他们的想法为忤。1260年，在对阿里不哥的序幕战获胜时，忽必烈定元号为“中统”。蒙古原本没有元号，只以“鸡年”之类的方式表现而已。 不得完全汉化，不可丧失蒙古尚武的风气。但既然统治汉地，必须融合汉地习俗，将其中的一部分采纳为己有才行。——这是忽必烈的基本想法。 径行召开部族大会而被推戴为可汗的忽必烈，以大蒙古皇帝的名义，派遣国信使至南宋。被选派为国信使的是汉族人郝经。 “让我头痛的家伙来了……”贾似道呢喃道。郝经是曾经与他串通联合演出鄂州之战这场假戏的人，由于对方握有自己的把柄，贾似道因而视郝经为不速之客。 “这个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详细调查，先把他扣留起来再说。”贾似道下了这道命令。 “扣留国信使，兹事体大，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南宋也有要人以此为不妥。 “国信使是对方以此自称，是否为蒙古帝国正式的国信使，这一点有疑问。忽必烈说他被部族大会推戴为可汗，但阿里不哥不也作同样的宣言吗？我们大宋知道有两个人在以蒙古皇帝自称，其中到底以何者为真，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因此，在确定之前暂时扣留这所谓的国信使，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吗？”贾似道道。 忽必烈自鄂州撤退返回国都后，已使弟弟阿里不哥乖乖降伏，但海都的叛乱尚未平定。他暂时没有余裕对南宋用兵。 关于蒙古军自鄂州撤退一事，贾似道向朝廷报告的是“将之击退”。南宋国都因此而沉醉在战胜气氛中。凯旋将军贾似道不久后便晋升为宰相。另一个让贾似道鸿运当头的原因是，当时在杭州朝廷权倾一时的丁大全，已恶名昭彰到极点。继这个人之后就权势宝座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会受到喝彩。 北宋以来的理学传统，南宋时代也一脉相承。理学到南宋时代才由朱熹集大成，这便是所谓的“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既大且深，如果就官学而论，其余的学问甚至被视为异端。朱子学最重“大义名分”，其次是“尊王攘夷”。宋朝深受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以及蒙古之元的侵扰，对“夷”——异民族——的厌恶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道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开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的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丁大全之所以弹压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考虑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被左迁至判镇江府。 由鄂州凯旋的贾似道，遂取代丁大全就任为宰相。过去为纨绔子弟（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贾似道，作为政治家的表现似乎甚为卓越。人气对政治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举例来说，时常出入巷间、通达下情的他，常有观察侠客统率力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人气……没有人气就不能统治人民。——贾似道于是在成为宰相后，立刻赦免被丁大全处以流放之罪的六名学生，让他们重返京城。 六君子归来！——除了在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凯旋将军的名气，现在更加上六君子的救星，贾似道当然因此而人气沸腾到极点。赌博高手贾似道，的确是很能掌握人心的。 成为宰相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教育预算，并且聘请有名的朱子学者到中央就任要职。动不动就起而骚动，并且弹劾政府高官，这是学生和学者常有的举动。如今，这两方人马都认为贾似道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了。 自己阵营的人纵使有些差错，也不会严加批判，这是人之常情。贾似道周边有朱子学者以顾问身份随侍，倘若学生批判贾似道，就等于是间接批判他身边的朱子学者。贾似道以这个方法消除杂音，并且基于现实观点，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许多事情。 南宋的政治，一切不可忘记与蒙古的关系。——这是他的信念。 军事力量、财政实力——这两方面非特别充实不可。提高军事力量，应该由肃正军纪着手。经历过鄂州之战的他，深知将军私自占有战利品以及浮报战费为己图利这些事实。众将军以为贾似道对这些行径懵懂无知。实际上，贾似道的奸智远胜于他们，他很快就看出诸将作弊的手法。 凯旋回京而就任为宰相后，他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处分了违纪的将军。国军军纪因而大获改正。在充实财政实力上，他也实行了相当果敢的政策。 “我不喜欢做勉强之事，但不得已时还是会做。”这是贾似道的口头禅。 如丁大全那样与学生正面冲突，弹压，这就是所谓的“做勉强之事”。贾似道也应该有话要对学生和学者说才对，然而他却以拉拢他们的手段，避免做出勉强之事。由于减少了政治批判，这一点起码使他的政治作为较易于推动。 但由于别无他途，必定也有非做勉强之事不可的时候。为了要确保对蒙古作战所需的军粮，政府过去采取的是“和籴”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农民的协力之下，廉价购买米粮。说是协力，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手段。政府因而得以每年确保八百万石军粮。这个方法当然颇受恶评。 贾似道废止了这个方法，改为“公田法”：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购其三分之一。成为政府的土地之后，再向农民收取田租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以购买军粮。对农民而言，这是和以前一样的作为，不过是将地主改为政府罢了。而其中，尤以廉价被收购土地的大地主最为不满。如果说免不了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满，那就让少数有钱人感觉不满。因为士兵都是农民出身的——这是贾似道的想法。 蒙古来袭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讨灭南宋不可。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们暂且把眼光移向东方，看看当时的朝鲜半岛情况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华帝国自称，然而威令却都未能及于全部大陆。连现在的北京，在北宋时期还归辽所统领。宋的国力未及于朝鲜半岛，更是自不待言。蒙古兴起，将兵南下后，强大的外来势力才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于成吉思汗时代，朝鲜半岛的高丽处于两大势力双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为金国将军，后来独立的蒲鲜万奴；另一方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丽取得为数庞大的贡赋。 成吉思汗展开西征后，蒲鲜万奴故意对疏于情报搜集的高丽传达了如下的捏造情报：“成吉思汗远征到遥远之地，据说现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没有了成吉思汗，我们干吗要怕蒙古呢？”高丽于是在鸭绿江袭击取得贡赋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并将之杀害。蒙受这等暴行的蒙古会有怎样的报复，知道草原规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丽的前途黯淡吧？面对蒙古军压倒性的攻击，高丽军可谓不知所措，最后只有放弃国都，王室、要人以及军队全都移到江华岛。 草原的王者有一个大弱点：擅长马战的蒙古军，碰上水战却完全没辙。要攻击江华岛，必须使用水师，而这是蒙古军最不拿手的事。高丽壮烈之极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续三十年之久。 迁都江华岛，等于是高丽对蒙古的宣战。高丽决意如此做，与其说是国王的旨意，毋宁说是出自于权臣崔氏的决定。 蒙古对这个挑战的报复，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蒙古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铁蹄蹂躏高丽，俘获了二十余万男女。据说，当时被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逃至江华岛的高丽首脑阵营因而发生动摇。 ——这样下去，高丽国民会全都死光。 ——没有人民，国家还能成立吗？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使生灵涂炭的要人们在江华岛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呻吟之声已经响遍全国。 ——不，我们并没有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维系社稷，才据于江华岛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为受难的国民做了些什么？ ——当时应该与蒙古继续交涉。是谁主张切断一切交涉，迁都江华岛的？ ——为了体恤受难的人民，赶快与蒙古恢复交涉吧！ 这个声音越来越喧腾。 蒙古对高丽的要求包括下列几点： 一、恢复断绝了的贡赋。 二、国王出江华岛。 三、国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华岛发生政变，原来，王室对以强硬手段实行迁都的崔氏产生反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权者身份压抑着王室，对王室而言，崔氏是实质上的夺权者。最后崔氏终因政变而被推倒，王室与蒙古之间因而恢复交涉。 最后决定的是，高丽太子倎跋涉千山万水前往访问蒙古皇帝，以做辩白和谢罪。依照预测，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由于蒙古皇帝此刻正远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该地出发。当他脚步沉重地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皇帝蒙哥已死”这个情报。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日本人对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时的台风，皆以“神风”称呼。但第一次的台风，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当时一般的船只，面对那个程度的台风时，应该都能熬得过。然而元的兵船并不是普通的船只，它们只要稍微触礁就支离破碎。 由于不计其数的兵员溺毙，舰队因而丧失战斗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归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极为简短： 冬十月，入其国（日本），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只有这寥寥几句，连因受台风之侵袭的辩白都没有。 实际上，蒙古并没有因这第一次神风而蒙受多大的损失。兵船全是高丽建造的，兵员也几乎都是高丽族或汉族，不擅长打水战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数高级将校坐镇。由于没有蒙受多大打击，蒙古因而对远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占领日本。如果能采取诏谕方式，当然再好不过……”忽必烈还是认为能以威吓方式使日本屈服。 突破长江防线 十月，元军进入郢州，攻克沙洋和新城两城。十二月，伯颜攻打阳逻堡。据守该地的南宋夏贵竟弃堡而逃回庐州。阳逻堡乃长江渡江之要冲，至此，元军终于突破长江之线了。 《十八史略》只写到南宋灭亡的“崖山之役”（1279年）。因此，元的第一次远征日本包含在其中，第二次远征（1280年）则为其后的事。 现在把话头拉回大陆。 发生在派遣远征日本军前一年至元十年（1274年）的襄阳之战，可以说是宋元对决的关键战。依据南宋元号，这一年是咸淳九年。理宗于九年前死亡，由于未有嗣子，因而由胞弟荣王之子赵琪即位。就血缘关系而言，这个被称为度宗的皇帝是最接近的；然而就人物而论，这位皇帝颇有问题，实在称不上英明。 “皇族中并不是没有更优秀的人，面对蒙古即将南下，我们期待的是英主。”大臣中有人以此理由表示反对，贾似道却断然驳斥之：“由血统最接近的人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 对贾似道而言，不甚英明的皇帝比较容易驾驭。度宗知道自己被选为皇嗣的经过，因而对贾似道非常感恩。贾似道的独裁体制可以说即将建立起来。 襄阳频频派遣使者到朝廷请求援兵。然而贾似道却不发一兵一卒，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要想在襄阳阻止蒙古军南下是不可能的事。 “要阻止，就要在长江之线阻止。”这是贾似道的想法。与其派援兵到毫无希望的襄阳，不如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备。由于杭州接近长江之线，他因而上书建议暂时迁都僻地。想不到向来对宰相言听计从的度宗，对迁都案却不予采纳。 朕好不容易就皇位，成为这所宫殿之主，为什么要迁到偏僻的乡下呢？——他既不答应迁都，也不派遣援军到襄阳。 我当时还是应该选英明一点的皇族才对。——事隔十年，贾似道这个时候才后悔自己当时挑了错误的人选。 襄阳孤立无援的状态足足持续了五年之久。这是因为隔着汉水、位在北岸的樊城，与南岸大基地襄阳连成一线，联合抵御元军之攻击的缘故。南宋军极为善战，连元将军张弘范都在樊城包围战时中流箭而手肘负伤。 “樊城与襄阳隔着汉水相互取得联系，在这个情形之下，要击溃敌人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在汉水阻断两城的联络，较小的樊城一定能先攻陷。一旦攻陷樊城，襄阳不是如同囊中物吗？”用布裹着手肘的张弘范，对总司令兀术如此进言。 “好，我们就放胆把大军放在汉水上试试看。”兀术接纳了这个进言。 一旦攻打樊城，南岸的襄阳就会立刻派出援军；反之，对襄阳加以压迫，北岸樊城的援军便渡河前来。宋军如此地联系作战，使得元军焦头烂额。 由于视水战为畏途，元军向来坐视南宋军利用汉水互通声息的状态。蒙古军确实不擅长打水战。但元军中已增加不少汉族将兵。倘若大胆地派出大量兵船到汉水之上，与南宋军放手一搏，僵持不下的战局或许有打开的可能。兀术下了这个决心。他是远征越南的兀良合台的儿子。 元军封锁水面的结果，樊城果然被攻陷。这是1273年正月的事。樊城守将张汉英壮烈阵亡。 “我生为宋臣，死后当然也要做宋鬼！”都统制范天顺仰天长啸后，自缢身亡。牛富、王福等樊城干部，全都于力战后投身火海完节。 樊城被攻陷后，得不到来自南方援军的襄阳，显然已无力支撑多久。“樊城只是个小城，这里的情形却不一样……”襄阳总司令吕文焕如此呢喃。樊城可以说是支城，大部分住民都疏散到郊外，城内只有军队而已。但襄阳是个大都市，城内有许多住民。 对蒙古的彻底抗战，必须要知道会遭受彻底的报复。这将使无数的无辜市民丧命。 世祖忽必烈“诏谕文”适时送达。 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乎，然，势穷援绝，其数万生灵宜如何？ “唯有投降一途。”吕文焕遂在降伏文书上签了名。 同年二月，襄阳沦陷，与樊城被攻陷只相隔一个月。 翌年末咸淳十年（1274年），贾似道遭母丧，他为了要服丧，辞去宰相之位。然而长期独裁的人物一旦不在，政治立即发生停滞现象。比任何人都感觉不方便的是皇帝度宗。度宗在这国家非常时期，依然浸淫于酒色而不顾政治。宰相不在后，他连宴会以及女人之事都一筹莫展。“立刻叫他复位，因为这是国家非常时期。”度宗如此下旨。他说的话理应会立即以诏书发布。 对此，名叫陈著的大学博士与门下弟子联名上书谏言道： 似道之罪行甚为明显，甚至愚夫愚妇，莫不期望将其逐出。今，天降罚于其母，乃代陛下行道。 罪及母亲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分。但满脑子理学的他们，对贾似道的痛恨，确实已到再也无法压抑的程度。然而度宗却不听学者们的意见。不仅如此，因酒色而健康受损的度宗，于这一年的七月死去。他的四岁儿子即位，皇太后谢氏摄政。 面临即将与元对决的关键时刻，却以幼帝即位而由皇太后摄政。皇室对贾似道的依存度当然越来越高。 元这一边，积极展开大举南征的总动员，并且任命史天泽和伯颜这两个人为总司令。史天泽是元朝第一个汉人宰相，他是被列为汉地四大诸侯之一的史秉直之子，被任命为南征总司令时，他已七十三岁。伯颜于父亲随富拉格汗（忽必烈之弟）西征时，在伊朗出生。富于决断力且文武双全的他，甚得忽必烈的信赖，他这时候才三十九岁。忽必烈把老成的史天泽和少壮的伯颜配成对了。 于出发前，忽必烈叫来这两个人训勉道：“历史上能成功地取得江南的人，唯曹彬一人而已。你们千万不可胡乱杀人。如此，你们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是奉宋太祖之命征讨江南、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成功地完成平定任务的人物。据传，这个人的为人极为谨严清廉。 “遵命。”两个人都当场跪伏。 退出后，史天泽对伯颜道：“我已老了。这次的南征对我来说，等于和自己的生命战斗。这一次的战争我没有自信打得赢，到时候大概会请你指挥全军吧？”史天泽的话果然应验，他于率领元军由襄阳南下至郢州的途上，罹病辞世。 十月，元军进入郢州，攻克沙洋和新城两城。宋将边居谊率领三千兵力战，知道必败无疑后就投身火海自尽。麾下三千兵也全都玉碎而终。江陵各州因而全都向元归降。 十二月，伯颜攻打阳逻堡。据守该地的南宋夏贵竟弃堡而逃回庐州。阳逻堡乃长江渡江之要冲，至此，元军终于突破长江之线了。 从另一条路线进兵的兀术，挥军攻打鄂州（武昌）。据守该地的南宋王仪开城向元投降。如同襄阳和樊城的关系，鄂州也在阳逻堡被攻陷后无法守住。元军渡过长江，向东方一路挺进。 南宋朝廷当然为之大大动摇。翌年改元为德佑，而安庆府于正月初就沦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归降了。 范文虎是贾似道的女婿，他接到岳父写给他的密函。 今天大宋举全国之力亦无法阻止元军的攻击，因此应与元进行交涉，以延长社稷之命脉为首要之务。与其囿于节义而招致亡国，不如以忍辱保国，始为至忠。一旦亡国，复兴将遥不可期。只要保住国家，就依然有复兴的希望。要与元进行交涉，派遣值得信赖的人物至元的内部，才是上上之策。往年的秦桧归降金，而日后终能尽力确保宋之社稷。文虎，望汝勿以被指为秦桧第二为忤，速行向元归降，并且保持与我之间的联络…… 范文虎一下子就觉察出岳父的意向。他完全明白岳父的想法。襄阳再三央求援军时，贾似道迟迟没有答应派兵，最后却决定派出禁军。而受命以殿前指挥身份奉领禁军的，正是范文虎。 范文虎当时就知道岳父贾似道为什么派他担任这个任务。实际上，襄阳已被弃之不顾。贾似道压根儿没有派救兵驰援的意思。但是，他不能不顾及舆论。世论着重的是原则。总之，倘若不派出援军，舆论似乎有日益沸腾的迹象。 最好不要赶上时间，不，绝对不能赶上时间。如果赶上了，会损失原本可以不用损失的军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贾似道在送范文虎起程时特别叮咛道。 “愚婿明白。”范文虎看清楚周遭没有人时才压低声音答道：“愚婿一定设法不使禁军折损一兵半卒。”禁军前进得非常缓慢。 “我们的进军速度为什么这么缓慢呢？” “我们不放快脚程，襄阳不是会被攻陷吗？” “什么？明天放假不行军？放假当然很好，可是，赶不上时间，后果不是很严重吗？”连军中将兵都对进军之缓慢觉得讶异。而范文虎对将兵说明的理由是：后续的军粮、辎重尚未抵达。 “那就无话可说了。”没有粮食和武器的话，当然无法打仗。 “无所事事地等待，实在无聊。我们召歌妓取乐一番吧！”范文虎果真召歌妓到军中供士兵们取乐。 襄阳之所以迟迟未被攻陷，是因为与樊城紧密的联系，以顽强态度抵抗元军的缘故。 但愿襄阳早日被攻陷……这是范文虎心中日夜盼望的。 襄阳终于沦陷，禁军于是折返国都。但军中召歌妓宴游之事已成为问题，学者出身的陈宜中等人甚至要求对范文虎处刑。贾似道自然为这件事出面辩护。他早就准备好证明军粮及武器的输送迟延事情的文件。 范文虎虽然得以免受处刑，却被降格为安庆府知事。范文虎降元是预定中的行动。 杭州学者和学生们随之骚动起来。 贾似道应该出阵！这个呼声成了一致的舆论。贾似道的头衔之一是“都督诸路军马”，这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地位。 元军已渡过长江，正日益东进。在这个紧要关头，国军最高统率所为何事？他人还在首都，这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 国民会有这样的想法的确难怪。贾似道遂提出了“出师表”。这是呈请皇帝核准出师的文书：内容当然不能和三国诸葛孔明的《出师表》相比。他动员各路精锐十三万，进军到芜湖。他是准备在这个地方向元提出和议的。“舆论”当然没有允许他这样做的气氛。 “这一次要使什么样的计策好呢？”贾似道在芜湖阵中陷入沉思。他当然已经和范文虎取得联络了。 文天祥起 陈宜中因巴结贾似道而平步青云，文天祥则处处与贾似道作对。只要是认为正确的事，无论对任何人他都敢直言。忠肝如铁石的他，对权倾一时的宰相也丝毫不客气。 虽然是心思议和，但也不能根本毫无交战就进行交涉。贾似道的如意算盘是，只与元军略作接触战，并且获得战胜实绩。但这可是真刀实枪的战争，能否获胜要打了才知道，不是想怎样就能怎样。 禁军司令官是孙虎臣。贾似道授七万余精锐给孙虎臣，要他布阵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 长江水面上有夏贵率领的两千五百兵船。然而夏贵是鄂州（武昌）败将，而且和新进的孙虎臣不和。 让那样的家伙立功，我才不干这种事……连大将都抱持这样的心态，部下当然更不可能有战意。 元国将军兀术派遣部下搭乘抢来的宋船，要他们大喊：“输了！输了！我们败得一塌糊涂！”原本就毫无战意的南宋水师，还没有开战就心存走为上策的意念，听到这些叫声后，便擅自将之解释为撤退命令。 陆路方面的孙虎臣前锋军姜才甚为善战，但水陆两路根本没有联系。更糟糕的是，禁军司令孙虎臣搭乘姨太太所坐船只的情形，被水师将兵看得一清二楚。 “你们看！陆路大将要逃跑了！”全体水师大声嘲笑起来。在这个情形之下，哪还能打仗！欠缺人和的南宋军陷于大混乱之中。 “该如何是好呢？”贾似道召来夏贵问道。 “各军既已丧胆，这还能打仗吗？”夏贵回答。 十六年前，因兄长宪宗蒙哥之死而由鄂州撤退的忽必烈遭到宋军的追击，在这一场双方套好的假战中，宋方的主角正是夏贵。由于是鄂州以来的好搭档，所以夏贵对贾似道的意图知道得很清楚。 如今，在国军首脑全数列席的场面，水师最高负责人下了“战争无望”这个判断。 “今后的方针应该如何？” “敬请宰相退至扬州，收容残兵败卒。杭州情况危急，因此，应奉请圣上暂时避难至海上方为上策。这期间本人负责死守淮西，尽可能地赚取时间。” “各位有没有另外的计策？”贾似道逐一望着部下的脸孔问道。结果，没有一个人发言。 “好，那我就前往扬州吧！”贾似道立刻起程前往扬州。尽可能地收容未蒙受损失的军队返回杭州，并且以迁都方式保持王朝的命脉——这是他的意图。知道这一点的夏贵，应该也不会做勉强的抵抗，而会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贾似道和夏贵在会议席上四目交接。只一刹那间，两人已有了默契。 但元军这次可不会再演假戏，而是以真刀实枪攻打过来。伯颜和兀术由两岸发动猛烈攻击，顿时展开一场乱战。杭州根本无法得到有关战况的正确报告，他们只知道“情况似乎很糟”。 贾似道出征期间，杭州朝廷中执主导权的是右丞相陈宜中等人。陈宜中正是弹劾丁大全的六名太学生中的带头人。 弹劾丁大全确实是需要勇气的行为。但陈宜中早已算计好丁大全不再胆敢引起众怒而杀死身为太学生的自己，他也已经看出，由于蒙哥发动总攻击，丁大全迟早要负政治责任，被迫下台。 陈宜中算是个聪明人。陈宜中由流放地回京后，之所以晋升甚快，是因为对贾似道十分巴结的缘故。他判断坚守鄂州，迫使蒙古军撤退的凯旋将军贾似道，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者。同时，他也认定失去了蒙哥的蒙古，由于内部的继位斗争，暂时不可能有攻打南宋的余裕，因此，贾似道时代将会维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陈宜中的判断相当正确。贾似道体制维续十六年之久，陈宜中也晋升到右丞相地位。然而时代正在转变。 我和贾似道接触未免过深。——陈宜中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和贾似道疏远一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翁应龙的人从战场归来，向他报告乱战的情形。 “宰相呢？”陈宜中问道。 “行踪不明。因为是一场乱战嘛！”翁应龙并没有出席决定由贾似道前往扬州收容将兵的那场会议。 地位最高的总司令行踪不明，一定是业已阵亡才对。——陈宜中心中如是想。既然已死，那就一点没有怕他的必要。在贾似道阵亡的消息传开之前，陈宜中觉得自己有一件事情非做不可。 那就是严厉地弹劾贾似道，而且弹劾得越严厉越好。 贾似道误国之罪大，乞予诛杀…… 太学生陈宜中因弹劾丁大全而被流放是宝佑四年（1256年）的事，而这一年的进士榜首是江西吉水出身的文天祥。 被赦免流放之罪的陈宜中以第二名及第进士，是六年后的景定三年（1262年）之事。 文天祥是端平三年（1236年）出生的人，因此，考上状元时，他才年满二十岁。陈宜中的生年不详，但依据推测，应该与文天祥同龄或稍微年长才对。 法天不息。这是文天祥考上状元时的论文题目，是一篇万余字的著名论文。看完这篇论文的考官之一王应麟，曾经对理宗奏道：“写这篇论文的人，一定忠肝如铁石。臣以为能得此人，在此谨表恭贺之意。”这篇论文的内容何等精彩，由此可以想见。 虽然如此，文天祥在政界却不甚得意。实际上这是文天祥的个性使然。陈宜中因巴结贾似道而平步青云，文天祥则处处与贾似道作对。只要是认为正确的事，无论对任何人他都敢直言。忠肝如铁石的他，对权倾一时的宰相也丝毫不客气。 以尚书左司郎官身份成为中央廷臣时，他就因为不愿迎合贾似道的意旨而被解职。他是应该以阁僚身份参与国政的人才，却不断地受到贾似道的排斥，后来历任湖南及江西等地的地方官。 伯颜所率领的元军攻陷襄阳，一路南下；当他攻克长江要冲鄂州时，文天祥时任江西赣州知事。朝廷命令以诏书向天下募勤王之军时，文天祥应命处理。 诏书送达州署时，文天祥汗流满面地奉迎。他立刻召集州内各郡豪杰。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地方富豪的自卫团队长以及侠客头头之类的人物。此外，这个地方有被称为溪洞山蛮的彪悍部长，文天祥也说服其首长参加勤王军。文天祥以召集而来的大约一万兵力，企图保卫皇帝所在的杭州。 某晚，一位挚友前来密访。由于赣州离他的故乡很近，所以此地有不少他的挚友。 “我这是为你好，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位朋友说。 “为什么呢？” “敌人现在兵分三路，铁蹄声一路逼近国都。此地由于偏离他们行经之路，所以目前还算安全。你为什么要飞蛾扑火呢？要抵抗元军方法多得是，并不是只有到国都才算尽忠。而且你召集到的是一批乌合之众。我说这句话或许你会不高兴，实际上无异是驱使羊群与猛虎搏斗。你何必白白送死呢？” “谢谢你的忠告，但国家养育大臣庶民达三百余年。现在国家告急而向天下募兵，如果没有一个人应召赶赴，成何体统？我知道这无异于驱使羊群扑向猛虎。我期待的是自己以身殉国，而以我的死激发天下忠臣义士的斗志，继我之后陆续崛起。所以我这不是白白送死。” “既然你有这样的决心，那我就不多说了。至于我自己，我有我的想法。我准备到内地去抵抗。” “这样很好。”文天祥紧握着挚友的手说，“尽忠有各种方法，咱们各走各的路吧！” 文天祥遂率领万余兵前赴杭州。在此之前，他已卖掉所有的家产作为军费。 兴勤王义军的，不止文天祥一个人。居湖南提刑之职的李芾也召集三千壮士，鄂州都统张世杰也募得一批军队。 虽然南宋主力军为元军所破，但元军也绝不是如入无人之地，在各地都遭受激烈抵抗。饶州知事斩了前来劝降的元国使者后，与城共命运。 “老生虽已不在宰相位，与国共存亡却是当然之事。”退引的宰相江万里刚好身在饶州。说完这句话，他就投水自杀了。 江淮招讨使汪立信也在军中病殁。 由于是状元，文天祥的知名度非常高。杭州朝廷与其说视他为勤王军将军，不如说期待他是国政主宰者。 文天祥叙述了复兴国家的策略。“我大宋有祖法，但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无视祖法乃不得已之事。”他的策略是，将南宋版图尚存的国土分为四个镇，授都统以决定权。 平定五代之乱世的宋太祖，由于本身是军阀出身的关系，所以特别痛恨军阀之弊害。因此，他明确订立文官优位的原则，以防止军阀再度诞生。这就是宋之祖法。这个原则到南宋时代依然没有变，国内绝没有在广大范围拥有绝对兵权的武将。 “正因为如此，敌军在一州，该州即破；至一县，该县即破，中原遂沉沦。”文天祥叙述道。 由于惧怕军阀出现，因而不设大军团指挥者，致使全国小集团散布。而文天祥的建议是，大胆地设置四个大军团。军队分散为小集团，元军便得以各个击破，抵达长江之线后更一路东进。元军总司令伯颜如今已经进入建康（南京）。 迄今为止的情形是，元军进入一个州时，只有该州军团从事抗战。由于命令系统互异，邻近之州绝不派援军前来。这种情形在州之下的县亦复如此。与其守祖法而亡国，不如破祖法而救国，文天祥所想的四个藩镇和中心地如下： 一、广西·湖南（长沙） 二、广东·广西（建兴） 三、福建·江东（鄱阳） 四、淮西·淮东（扬州） 于杭州朝廷掌握实权的是陈宜中。陈宜中对文天祥有着对抗意识。摄政的皇太后就文天祥的策略下问时，陈宜中回答的是：“此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编，可谓迂远之极。元军已迫在眼前。现在最要紧的是，以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对待业已进入建康的伯颜军。长久以来待在乡下的文天祥，想法未免太缓不济急了。” “说的也是。那就决定不采用这个方案吧！”在摄政的判断之下，决定不采用四藩镇之策。 文天祥认为改变为四大军团之事，如果有心要做，应该很快就做得到。这只是授予指挥权的问题，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除此之外，他更建议在各地设立游击队据点，以游击战使元军疲于奔命，这类合乎实际需要的建言也都被驳回。 皇太后之所以采纳陈宜中的反对意见，原因是她先前驳回陈宜中应将贾似道诛杀的谏言，所以有以此作为弥补的意思。 一反陈宜中的预测，贾似道还活着，皇太后却不忍心将贾似道诛杀。虽然她是皇太后，但理宗的皇后和度宗的皇后都还在世，前者更被称为太皇太后。 贾似道是理宗后期至度宗时期的宰相，度宗更有被贾似道拥立的一段经纬。 似道出仕三朝而未有差错。今以一度之罪而诛杀，此举有悖待人臣之礼。处分事宜应仅罢免其宰相职，并予降格为宜。 最后在太皇太后的懿旨之下，决定以此处分。 贾似道被判迁至循州，这是流放之罪。但会稽一个名叫郑虎臣的县尉，由于自己的父亲被贾似道处以流罪，于是在福建漳州一个名叫木棉庵的地方，将贾似道杀死以报父仇。由于暗中策划与元媾和的贾似道已死，南宋的前途，等于缩小了可能选择的途径。 元军与南宋将军在焦山交战，大败南宋军。焦山乃镇江府东北的要地。 南宋朝廷虽然驳斥文天祥的意见，却任命他为平江府知事。这是同年八月的事。 九月，元军攻陷泰州，孙虎臣自杀身亡。十二月，元将军阿剌罕攻陷广德军四安镇。 “我认为还是那个人较可靠……”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赶快把那个人召来吧……”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那个人”指的是文天祥。十二月，文天祥奉诏前赴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