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的我》 第1章:八大时间 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闻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三米高两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神秘的“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 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孙子却也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虽然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的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深地的门。 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叫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唧，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 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是在课堂上！ 这个狗日的！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就真相大白了。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多数同学和老师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个别老师宠爱的甜头。 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天使，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12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把歧视当作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改变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不错，小学五年，我当了三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包括现在都这样的。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平。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邓小平把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大通话。这些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最后考上高中只有五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 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尽管如此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化。 1981年8月29日 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情如鱼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两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线，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了我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1988年1月15日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的出刊时间，杂志的名字叫《昆仑》，期号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说《变调》就发表在这一期上，责任编辑是海波。 我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1986年，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日记，写了几大本，论字数应该在几十万之上。总的说，我是个耽于内心的人，不爱热闹，不善言辞，写日记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习惯。我喜欢把自己交给自己，交给日记本。在我对门的宿舍里，有一个福建人，姓杨，他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涂鸦一阵子。我觉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当了朋友，就可以说点私密的东西，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日记本里记的不是日记，而是小说。 他在写小说！ 这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虽然校方没有明文规定，学员不能写小说，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这会不会“惹是生非”。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的举动似乎都是被明文规定了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吃不准对错，一般都以小心为妙，不做为好。所以，小说最好是写在日记本上，暗度陈仓，以免犯了哪位教员内心私设的规矩。他还告诉我，小说和日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记记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据可查，小说写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专业课的黄老师写成一对秘密的恋人，这可能就是小说。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洞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作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在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的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的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一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的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舍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作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气。 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后来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她觉得天气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最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的。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利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瘙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瘙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的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若如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辞。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了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放心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让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一天，阳光灿烂，我抱着儿子凭窗而立，儿子引颈眺望，似有所见，令我大为开心。照众人话说，百日之内婴儿有目无光，而儿子此时远无百日。我久久望着儿子睁圆的双目，喜从中来。忽然，我觉得儿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异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还叠有一个黑点！形状和瞳孔一般圆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与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与黑眼珠的上弧相内切，色泽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浅淡。左看右看，确凿无疑，顿时喜消忧起！说真的，我没敢告诉老婆，因为那实在有点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肤上的痣是无关紧要的，但又有谁能告诉我，眼珠上的痣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从此，一份十足的担心盘踞在我心间。从此，我也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求证和验证工作，四处求医问人，用各种方法手段测试其左眼视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过百日，甚至更长时间。由于过度希望，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极度害怕。我不知这等待何日才能完结，只觉得在无限的等待中，我已变得越来越可怜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儿子半夜里暴吵不已，我抱着他从卧室哄到客厅。客厅黑着灯，儿子的吵劲立马变成了沉默的东张西望，头使劲地甩来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儿子的头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动不动，而且身体在使劲往我身后扑。我顺势退去，直到门前，而儿子的头依然挣扎着从我肩上越过去，往冰凉的铁门上凑。我以为他是额头发痒，就换过手来，想给他挠痒。这时，我一扭头发现，黑暗中小圆的门镜像一颗宝石一样亮得耀眼。原来，走廊上亮着灯，而我家里是黑的，门镜是惟一的一孔亮点。我终于明白过来，赶紧试着帮儿子的左眼往那亮点上凑，结果儿子十分配合地将左眼贴在了门镜上，双脚欢天喜地地踢打起来。我久久地沉醉在儿子的沉醉中，眼泪一滴滴流下来。就这样，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过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无关紧要的黑痣。就这样，我对儿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觉像是儿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个什么了不得的世界纪录，性命没丢，那纪录自然便变成了我的、也是儿子的大荣大幸了。 我要说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我要问的是，这什么时候能结束？ 1997年8月28日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虽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这一天，我流出了已经容纳我17年之久的军营，流到了地方，领取了今生第一本居民身份证。 第2章:善待朋友 2005年10-11月写 2008年4月4日改定善待朋友 也许是身世不幸，也许是遗传基因不好，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这人总的说是个堆满缺点的人：任性，敏感，脆弱，孤僻，伤感，多疑，胆小，懒散，怕苦，缺乏耐心，意志薄弱，羸弱多病……一大堆贯彻于血脉中的毛病，常常使家人感到失望。小时候，父母对我最不抱希望，似乎料定我不会有甚出息。想不到我这人运气不错，在几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仁慈的老天都恰到好处地佑助了我，结果弟兄三个，我还算活得“光荣又幸福”。这是命。旁人都说我命好。 但命好抹不掉我缺点，而且随着年龄长大，我的缺点似乎也一道长大、滋多了。尤其是结了婚，我的缺点明显地又增加上了对妻子不温存（太粗暴），不宽容（严厉得近乎刻薄），不谦让（大男子主义），不糊涂（什么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克己（从不委屈自己）；对家庭没有责任心，没有抱负；缺乏生财之道，且常常乱花钱，等等。由于我众多的不是，家里常常战争四起，先是唇枪舌剑，渐渐地动手动脚，摔碗打瓢，甚至出手打人。好在妻子这人还算能忍能让，也许是怜惜我，或者其它什么原因，至今没有分手。但谁也不敢说永远不会，因为两只手要分开实实是太容易了。那么容易的事，随时都可以做到，何必急匆匆去做呢？说远了。 奇怪的是，我的这个不是那个不对，在亲人面前暴露无遗，甚至变本加厉，而在朋友面前却很少显现。在朋友面前，我的形象是热情、忠诚、善良、大度，有爱心，有修养，能忍耐，懂宽容。大凡我的朋友对我口碑都不错，因为我确真很少亏待朋友。不论是哪方朋友，只要跟本人吱一声他需怎么怎么着，本人从来不会拒绝。即使拒绝也多半以行动拒绝，也就是说通过我上蹿下跳的努力，证明我确实力不胜任，无能为力。对朋友在困难中发出的请愿，不假思索就加以回绝，这是我做不出的，也是我反感的。我常思，一个人被困难纠缠，朋友若是不热情相助，还能指望谁？话说回来，朋友的困难若有他人能左右摆脱，他也不会朝你开口。朋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兄弟或朋友，比找一个妻子或情人要困难许多。所以，面对朋友的困难，我愿意硬着头皮去求人求情，想尽办法，使尽力气，巴心巴肝地去做我能做的，甚至是不能做的。 对朋友好，这大概是我很少优点中的一大优点。 确实，我对朋友之心是赤诚的。尽管我缺陷很多，血液里、天性中存藏着诸多发臭熏人的脏东西。但面对朋友，我总是能做到把“脏东西”很好地包藏起来，尽量尽情地表现出我动人的、讨人说好的一面。比如，我本性是极为粗心怕烦的，怕照顾人，怕处理事；妻子生了病，家里有了麻烦，这是我最惧怕的，只要能躲我肯定躲，实在躲不掉，就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最需要你时却牵不到你的手——就像歌中唱的一样。这种表现自然令我妻子失望透顶。所以，每每遇及类似事，事后我们总是要吵闹一番。吵吵闹闹似乎算不得什么，哪有夫妻不吵闹的？关键是妻子常常就此来怀疑我对她的爱。因为在她看来，我天性不是那种粗心怕事的人，你看——她又看见了，我对朋友的关照有多细心周到，体贴入微：朋友只要咳嗽一声，我就会去找药，并劝其吃药；朋友将妻子气倒了，我深更半夜都会骑个单车跑去调解；朋友病了，我请假扣奖金也要去病榻前照理；去外地出差，想到那里有朋友，几年不见了，孩子三五岁了——正是最高兴有礼物呵护的年月，行前最忙都不会忘记购上一样小礼小物；朋友远道而来，管接管送，陪吃陪玩，热情得就跟对爹妈似的。有时想，对妻子或家人要有这份好的话，真不知她们会有多感激我，家里不知会增添多少温情和欢乐。但就是做不到。有一次，妻子小产第三天，有朋自远方来，一个电话又将我牵走了，跟妻子说好晚上一定回，结果兴致一来，忘乎所以。幸亏悔过态度好，补救工作出色，加上妻子体虚不敢气恼，只好息事宁人，不了了之。 妻子看我对朋友百般的好，常常感到很失落，跟我恶声恶气。 “那个阿三是什么人？他只不过是一个你萍水相逢的人，你就可以把我丢在一边，三天不回家，你把我当什么了？” 这样的时候，我一般总是很沉得住气，找一些开脱之词：“从本质上讲，你也是一个我萍水相逢的朋友。” “可我现在和你朝夕相处。” “是啊，”我款款道，“你跟我朝夕相处，可阿三只有三天，所以你应该满足，不应该生气啊。” 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也在想：为什么我对朋友可以做得这么好，对妻子或家人却做不到？这样的疑问经常盘踞在心中，久而久之，似乎也有了答案。比如我刚才跟妻子道的：阿三再怎么打扰我，也仅仅是三天抑或是再多三天而已；但作为朋友，阿三给我心灵上的安慰却是很多很多。朋友就是这样，他们需求你的机会总是很少很少，而给你内心填补的东西往往是任何别人都是难以替代的。有些朋友，你对他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为，即使把自己最隐秘之事或最亲爱的人都可以倾心相托而不必顾忌，如果需要，他可能还会挺身相救。这样的人，从感情的质量上讲，他已和我们父母妻儿无异。但他一辈子和你相处的时间很可能只有几年、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小时，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可能只有那么一次两次。既是如此，你都无法对他倾心倾意，赤诚相待，那么朋友又何为朋友？我想，要看到这点，我们就没有理由怠慢朋友。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可悲的，但如果有了朋友又经常怠慢朋友，这样的人似乎更可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朋友好，只是想避免作一个“可悲之人”。这是一。 二、尽管我生性缺点很多，但缺点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暴露出来的（没有谁会把自己缺点主动端出来），如果我在一年甚至一生中只能见上几面的朋友面前都无法克制，无法忍耐，那说明我也太无救，太没有力量了。对朋友好，能博得朋友爱，这正说明我尚能自救，心中还有阳光和力量。坦率说，在“朝夕相处”乃至呼吸都难以分离的家人面前，我实在难以克制住自己蛰伏于天性中的诸多不是不好，它们就像那个美人鱼的尾巴，当忍耐失去控制时，就不由自主地拖出来了。它们又像我身上的浊气，我可以在生人、要人、客人面前忍住不泄，却难以在家人面前坚守到底。古人说：长相厮，心矛钝，百病滋，说的大抵就是这层意思。 三、大千世界，险象环生，芸芸众生，明争暗斗，无休无止。这世界要说让我们感到多么称心，实在不敢恭维。由于外面世界经常风雨四起，我们总是紧紧张张地夹着“尾巴”出门，又夹着“尾巴”回家；到了家，这“尾巴”似乎再也夹不住了，又似乎夹不住也无甚了得的，于是就甩打出来。想想也是，我的这个不是那个不对，如果不能得到家人谅解，还能得到谁的谅解？如果在家里我也要惶恐不安地做人，小小心心地行事，那么这个家又有甚意思？家所以令人感到温馨，魂牵梦绕的，正是由于我们在家中可以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给自己一份在外面没有的难得的轻松和自在。所以，我的爱人啊，亲人啊，我没有像对朋友一样好生对待你们，常常亏待你们，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恰恰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牢固的爱基奠着。对你们，我亏待得起，对朋友，我亏待不起。朋友的关系和情义很难得，很美好，也很脆弱，很危险。今朝为友，明日反目成仇，这样的事情我已见得太多太多…… 现在我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朋友好，并不是我这人有多好，而是朋友这个角色好，这层关系妙——既不是亲人，又不是一般的熟人、同事。作为亲人，我把自己的全部——所有的好和不好，都毫无保留、也无法保留地端出了；作为一般的熟人同事，因为素无交情，我似乎只能让他们委屈了，我不会为他们贡献我原本就不多的“好”，也不会为他们动用我有限的耐性和修养，极力包藏我的“不好”。没必要。对有些人，我甚至有意要将我的种种“不好”泄放出来，免得它们老是受到压制，在需要压制时反而压制不住。对这些人说，我无疑是可恶可惧的，但却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咱们没交情。人与人之间没交情是很可怕的。交情太深似乎也不好，你瞧，做我的亲人很受罪吧，常常要为我的这个那个的不是怄气，动怒。唯有朋友，既有情有义，又有拘有束；情义取走了我的“好”（我愿意），拘束又限制、削弱了我的“不好”（否则就有反目成仇的危险）。我相信自己在朋友心目中的形象一定是较为完美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朋友，我才有了一次完美。我常想，这世界我要没这些朋友的话，真不知自己的形象会变得多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朋友们成全了我，让我这个满身不是的人，终于有了一眼值得人称道也让我自己满意——几乎是让人羡慕又嫉妒的亮点。 当然，除了朋友，我很清楚，这个世界在阴暗地指责我、讨厌我的人一定很多，包括我的亲人，爱人。如果亲人和爱人也可以选择的话，我想他们也许就不会要我这个人了，因为总的说，我是个有太多缺陷的人。想到这些，我常常自愧难当，直想自毙。但是想到分布在祖国四面八方的我的朋友们，我又觉得没什么好自卑的。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你还有那么多朋友，朋友们是不会指责你、讨厌你的，因为我是他们最好最好的朋友。 第3章:日久弥新的感动 1996年7月中 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这句话是我父亲说的。 我父亲是个农民,只读过一年私塾,又长期不用,后来基本上都还给了先生。可以说,我父亲是个没文化的人,识字十分有限,看不完一张报纸。但知识和智慧是两回事,能够说出这么朴素又真切的人生体悟,说明父亲是也许有“慧根”的。 1978年春节,我初中到了最后一学期,在我看来也是我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读高中是组织推荐的，而且名额十分有限。我家成分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外公是地主,小爷爷是个基督徒,头上戴着三顶“大黑帽子”,可以说“高中之门”对我彻底关闭。所以,上了初中我就没有好好读过书,心想反正上不了高中,破罐子破摔,成绩很差。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父亲觉得来年上高中可能也会变政策,结束推荐,恢复考试。于是开始关心我的学习,鼓励我好好读书。这句话就是父亲为鼓励我好好读书专门对我说的。 在乡下,大人和孩子间平时交流其实很少,在我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找我聊天,时间是这年春节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开学了,我要去读初中的最后一学期书——可能也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学期。这次谈话父亲显然做了准备，并赋予了一定形式，专门把我叫出门，去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我后来读高中的地方。我们围着学校围墙走，一边走，父亲一边开导我，虚虚实实，深深浅浅，说了很多，其中就有这句话。我永远记住了这句话，既是因为这句话的道理一下被我领会了，也是因为这句话对父亲来说太华丽，太哲理，太知识分子，简直不像父亲说的话。 我后来想，为了这句话，父亲也许想了几个通宵，也许讨教了某位老师，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灵感突发”。总之，这句话以其特殊的形式和内涵深深打动了我，以其异常华丽的色彩和哲理深度永远烙在了我心里，成了我人生接受的第一个“哲理”，第一句“名言”。改变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夜之间，一念之间。当我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后，我变了，我像换了一个人，至少是换一颗心灵，换了一台发动机。那年，我们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只有五人考上高中，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起步。今天，读书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是为了迎接什么考试，但我依然痴迷读书。我满足让文字来滋润我，我生活在文字筑造的虚拟的世界里，心安理得，其乐无穷。我想，这与父亲这句话长期埋在我心中是分不开的。父亲送我这句话，其实是给了我一个世界，一个支点，让我时时心有磐石和灵犀，对这个日益喧嚣、物化的世界保持了一种应有的距离和警惕。所以，它给我的感动一直绵延至今，日久弥新。 第4章:母爱有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些东西又可能是每个人的秘密。一个人独自饮泣总有那么一点私底下的感觉，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而言，这很可能成为他的一个羞于公布的秘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乐意写的，我几次写写丢丢，便秘式的痛苦写作过程，也足够证明了我的不乐意是真实的。但我又不忍放弃。我说的是不忍，是一种欲言又止又欲罢不能的无奈与挣扎。我为什么要被这件渺小事情折磨？是因为我在其见了一些奇特动人的景象，一些母亲的东西：她的命运，她的爱，她的苦，她的过去和现在。换句话说，现在的我再也不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这类老掉牙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变动更加虚弱，更加冷漠，更加傻乎乎：不是可爱的傻乎乎，而是可怜的傻乎乎。真正的傻乎乎。 孩时的眼泪是不值得说的，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哭声，哭声里藏足了反抗和祈求，眼泪是不屈斗志的流露，也是缴械投降的诏书。当眼泪藏有心计时，眼泪已经失却了眼泪本色，变得更像一把刀，一手武器。但我似乎要除外。我是个在哭方面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一哭喉咙就哑，叫人心疼。谁心疼？在那个爱心被贫困和愚昧蒙蔽的年代，唯有母亲。我觉得，那个年代只有母亲才会为一个少年的啼哭心动——那是一个人人都在啼哭的年代，你哭说明你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可心疼的？很正常嘛。哭哑了喉咙不叫怪异，也许该叫脆弱（所以才让母亲心疼）。我的怪异是，母亲说我哭大了就会犯病，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跟犯癫痫病似的，叫人害怕。说实话，因为与生俱来有这个毛病——哭大了身体会抽筋，吐白沫，所以只要我一开哭，母亲总是来跟我说好话，劝我，骗我，让我及时止哭。这简直让我的哥哥姐姐妒忌极了，他们哭母亲从来不会理睬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把我的哥哥、姐姐打得哭声动天。母亲看见了，视而不见，有时还落井下石，在一旁煽风点火，鼓励父亲打。只有我，母亲是不准父亲打的，打了也会及时替我解围，像老母鸡护小鸡把我护在怀里，替我接打。有一次，母亲不在家，父亲把我打狠了，我哭得死去活来，旧病复发，抽筋，并引发休克，人中被掐青了才缓过神来。母亲回家知道后，拿起菜刀，把一张小桌子砍破了一个角，警告父亲，如果再打我她就把我杀了（免得我再受罪的意思）。那个凶恶的样子，让父亲都害怕了。 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不能哭，哭了要丢人现眼的，我从懂事起，一直在抑制自己哭，有泪总往肚里吞。吞不下去，捏住鼻子也要灌下去，很决绝的。灌上个一年半载，哪还要灌，都囫囵吞下去了，跟吞气一样。印象中，我从17岁离开母亲后，十几二十年中好像从来没有流过泪。有一次，看电影，是台湾的，电影名字忘了，反正电影里有首歌，唱的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电影院里一片哭声，左右四顾，大多是泪流满面的，只有我，脸上干干的，心里空空的，让我很惭愧。后来我又看到一篇短文，标题叫《男人也有水草一般的温柔》，是歌颂一个男人的眼泪的，很是触动我。这两件事鼓动了我，我暗自决定以后有泪不吞了，要流出来，哭也行，哪怕哭大了，让人看到我的秘密也不怕。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于是，我又专门去看了那部台湾电影，我想看自己流一次泪。不行，怎么鼓励都没用，心里使不上劲，没感觉。 以后经常出现这种感觉，我心里很难过，希望自己哭，让泪水流走我的苦痛。但屡试屡败，就是没感觉，找不到北！真的，我发现我已经不会流泪了，不会哭了，就像失眠的人睡不着觉一样，本来你应该天生行的，但就是不行了。也许，所有器官都一样，经常不用，功能要退化的。我的泪腺已经干涸了，死掉了，就像一个野人，不知不觉中身上已经失掉了诸多器官和功能。 死掉也罢！ 可它又活转来了。 说来似乎很突然，那是1992年春节，年近30的我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探亲，第二天要走了，晚上母亲烧了一桌子菜，兄弟姐妹聚齐了，吃得闹闹热热的，唯独母亲一言不发，老是默默地往我碗里拈菜。我说，妈，我又不是客人，你给我拈什么菜。母亲什么不说，放下筷子，只是默默地看着我，那种眼神像是不认识我似的。我随意地说，妈，你老这样看着我干吗？妈说，我是看一眼少一眼了，等你下次回来时，妈说不定就不在了。说着，又给拈了一筷子菜。 这时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一些不对头，姐又多了一句嘴，说什么妈恨不得我把一桌子都打包带走，好叫我吃着她烧的菜想着她，等等。姐的话没完，奇迹发生了：我哭了，眼泪夺眶而出，嘴唇一松动，居然呜呜有声，浑身还不停地抽搐。这可把妈吓坏了，以为我老毛病又犯了，一下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揽在怀里，安慰我别哭。可却不像小时候一样管用，我泪如泉涌，止不住，声音渐哭渐大，最后几乎变成号啕了，身子也软透了，没有一点气力。一桌子人，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我哭得很没有分寸，一点章法都没有，很失一个成年人的水准。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哭吧。但起码，我已经学会了流泪，以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眼泪就会无声地涌出。 就是说，我的泪腺又活了，是母亲激活的！ 我承认，也许很多男人都要承认，我们在很长的一个年龄段里，心里是没有母亲的身影的，我们心里装着可笑的“世界”，装得满满的，傻乎乎的，把什么都装进去了，爱的，恨的，荣的，耻的，贵的，贱的，身边的，远方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很多很多，太多太多，连亲爱的母亲也要可怜地被挤掉。等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很可笑，明白自己原来很傻，错了，准备纠正错误，把母亲重新放回到心里时，发现母亲已经走了，老了。走了，那你就后悔到死吧。我很感激上帝给我机会，让我有幸把母亲再次放回到心里。因为在我心里，所以虽然我们相隔数千里，但我还是经常看得见她。看书时要看见，听音乐时要看见，看电视时也会看见，有时甚至看广告都要看见。比如刘欢唱什么“心若在梦就在”的歌，那是个广告片吧，我看到那个少年在风雨中冲到刘欢身边，我就看见了母亲。说真的，每回看见心里都酸酸的，要流泪。不久前，老婆出了几天差，一个人带孩子，晚上孩子突然发起烧来，喂过药后烧倒是立马退了，转眼儿子睡得香喷喷的。但心有余悸的我怎么也不敢入睡，便久久地望着儿子睡，望着望着眼泪又出来了：因为我又看见母亲了。 世界太大，母亲，我不能天天回去看您，陪您，一个月一次也不行，只能一年回去看您一两次，陪您十几天，为此我时常感到很内疚，很难过。好在您已经激活了我泪腺，我在难过时可以通过泪水来发泄。呵，母亲，您总是预先把儿子需要的给了他…… 第5章:无法潇洒 2007年4月19日于成都金沙 老大运背，生意蚀本，求子无术，亩(母)产两千斤(金)，气煞人矣。老二额头发黑，为个川妹子，别父老，走他乡，寻死觅活的样，伊人必为仙姑玉女，结果竟是只下不了蛋的母鸡，霉煞人矣。老三财源滚滚，母亲说，这是好兆头，财子财子(才子)，有财必有子。殊不知，老话也有失灵时。就这样，儿子三个，眼看日日老去，不定很快就会死去，却不见孙孙影儿，死也难瞑目。为死瞑目，母亲居然下出毒招，要老二我离婚。我说母亲不是常言嫁鸡随鸡，岂能离婚？母亲脸一沉，管不了那多了，我和你爸活一场，总不能落个断后恶名。我说您可以不管，我无法不管——我做不到。母亲默默离去，缩小了的背影透出无限悲伤。不料母亲就此卧床不起，不饮不食，泣而不语，弄得几家人鸡飞狗跳。我说母亲何必这样，有话好好说。母亲睁开眼，离不离？那架势最明白：你不答应，我不罢休。我只好答应。回得蜀地，做妻工作：生一个吧。其实妻“下不了蛋”是假，只是想少个拖累自在活一把，又怕老人唠叨才打出这幌子。 幸亏是假，要不我非劈身不可！ 要说妻这“豆腐渣”年龄，孕生一团血肉自然过迟，所以险象环生也在所难免。但妻总算争气，几次都勇夺难关，惊而无险。5月16日黎明时分，小东西呱呱落地，医生大声嚷嚷，要男还是女？吓得我和妻都不敢吱声，等我终于应答，声音又极端虚伪：女。那就送我吧，医生戏谑道：是男的。一下把妻从手术台上抽打起来：我看看，让我看看。那样子像看一眼后，小东西真要被医生掠走。医生把小东西高高托起，小东西的“小东西”暴露在妻眼前，几步之外的我都已看得清清爽爽，而妻却依然痛苦呼叫：没看到，在哪里？我没看到，让我摸摸……这时我发现妻目中泪水汹涌，一对泪眼绝望地挣扎着，哪还看得见什么。我赶紧上前，抓住妻手，把它轻轻按放在“小东西”上。只微微一碰，妻之手如触电般弹开，沉沉地昏倒在手术台上，惟有默默的泪流告诉我，她还活着。 我要说，这是一场战役，漫长的战役，险情四伏的战役，我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我们没有借助伟大的b超机来预测这胜利，因为我们担心伟大的b超也有渺小的时刻，更担心可能的失败被提前预支。对失败的巨大恐惧使我们都变格外脆弱、谨慎。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报喜吧。电话当然是最赶紧的，但我又嫌不够隆重，所以最后选择了礼仪电报：奶奶，我与妈咪都好。小孙子。下午的晚些时候，弟打来电话，说妈要来看孙子。我说妈这身体怎能出门。弟说，没办法，妈的脾气你知道。我想也是，就无言。次日，弟再来电话，说机票买了，明天上午的。第二天，我正准备出发去机场接人，弟又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但妈可能来不了了。我问怎么了，弟说自前天起妈就一直兴奋得没睡觉，刚才在车上迷糊了一会，醒来说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打算先去医院看看。晚上弟又来电话，说母亲是高血压发作，引起眼睛里的一条血管破裂，复明的可能很小。我一下呜呼起来，想不到巨大的喜悦没叫我尝三天就……我呆呆望着浑然无知的小东西，心中一片茫然。 几经救治，母亲的一只眼睛居然奇迹地明亮起来。母亲说老天还算有情，留给她一只眼看孙子。但如何才能让老小相见？老者，耄耋之年，高血压，心脏病，一只创伤老眼，一次可怕教训，谁敢让这样一支风中残烛再出门？甚至母亲自己都不敢了。小者，嗷嗷待哺，弱不禁风，谁敢带这样一个小东西远足？况且我们都是公家人，决非想走便走得了的。我当然肯定会设法让老少尽早相见，这差不多成了我当前的重要任务。眼看小东西一日日长大，老少相见的希望在日日走近，我在欣喜之余却又担心母亲那只孤独病眼经不起最后的等待。若真如此，我想母亲大概也只能如妻当初一般，用手摸来断定小东西的性别了。哦，别、别这样──时光又被希望或者恐惧拉得很长，很长。 第6章:传递爱是人间最美 1997年5月29日 孩子一年年长大，望子成龙的心态是自己一直想克服的，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成龙成凤多半是不可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命运太复杂，我们能洞悉多少呢？洞悉了再多也许都是杯水车薪，不能定夺乾坤的。我经常告诫自己，人生的“大东西”是不可求的，我们能求索的只能是一些“小东西”，比如知识，比如道德感，比如待人接物的常理、常道，看待荣辱的心情、心态，等等。孩子从小到大，每天都面临着和这些“小东西”打交道，如果要面面俱到，那也是累死人的。忙是个托词，其实是缺乏耐心和毅力，这么多年我很少从一而终地去教促孩子学、养一个什么。只有一样：希望他学会去爱别人。这一点，我算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只要有机会，总是设法给他灌输这方面的道理。人到中年，经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发现人生的诸多困难或者问题都是因为过于爱自己造成的。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一个“独”字让他们变得万分金贵，时时，事事，处处，总是在接受别人的爱，爱自己的权力被过分地放大、夸张，爱别人的心机和能力都受到限制。我总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一直想在这方面培养、改善他一下。 当然，这种机会在生活中是点滴可见的，我时不时会言传身教，跟他言说一些关爱他人的事例、道理。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有些道理他未必能真正领会，有些事情他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体验。时间就到了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的那场灾难从天而降，也给我教育孩子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陪他听广播，带他去公路上看一辆辆赴灾区赈灾的车辆，我想让他加深印象，什么是灾难，什么是生死，什么是爱。那时我们在乡下避难，白天和黑夜都有救护车不绝于耳的呼叫声，广播上随时都是灾情和向灾区奉献爱心的报道。有一天我问孩子，你为灾区做了什么。他说已经在学校捐了25元的零花钱。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全班人都这样做。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嘴上答应了，但几天都没有行动。我说我刚得了五万块钱的稿费，准备捐给灾区，你愿意吗？他说那是你的钱，你想捐就捐呗。我说其实你的钱比我还多，你愿不愿意捐？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是存二十年，算是将来给他做创业基金的。他大声说，捐！捐！捐吧！很爽快的。 我知道，他的爽快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十几万是个什么数字，对他、对我们家是个什么状态。我当时说也是半开玩笑的，并不当真。但是后来我决定“假戏真做”，我真的去银行把他的钱连本带息十五万多，取了个整数十五万，加上我刚收到的五万稿费，决定全捐。家人和朋友都觉得我这样做太冲动，太高调。确实，这对我不是一件常态的事，可以说是反常态的。每个人在做一些不是常态的事情时总会有些犹豫，迟疑，问几个为什么。说到底，这对我们家不是一笔可有可无的钱，一笔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捐出去的钱。但最后我还是一意孤行，就是想到一点：我想给孩子种下一个强烈的记忆，让这个记忆去教育他，激励他，将来要去传播爱。我深信，只有他学会了去传播爱，他才会得到更多的爱。我想，不管今天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也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记忆会一生陪伴他，让他去感受，帮助他去想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只要去想，总会明白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过去，我因为工作原因，于春节后离开了成都。随着5·12这个特殊纪念日的临近，孩子和我时常谈起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回去看看，做点什么。但是由于瞎忙一直没有成行，倒是孩子有了行动。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爸爸，我想把我的书拿去学校义卖，得到的钱捐给灾区，你们学校。”他说的“书”，是他9岁那年写的一本小书。所谓“你们学校”，就是由阿来、杨红樱和我等几个灾区作家发起的“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我们募到了一笔善款，决定在灾区建一所乡村中心小学。说真的，我没想到孩子会主动提出这样的想法，当时我内心一片温暖。这一次，我相信孩子是经过了思考的，因为临近青春期的他已经有些羞涩，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卖自己的书是需要勇气的，但他还是勇敢地去做了。 孩子要义卖书的想法立即得到我和他妈妈的支持，尽管近来杂事繁多，我还是做好了去现场为孩子义卖活动助阵的打算，于私是帮助孩子，于公是为灾区的孩子做点事。最后我并未出面，因为活动得到了校方全力支持，成了孩子们自己的事，他们亲自设计宣扬画、搭台布置现场、吆喝叫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带去的600多本书在第一时间全部卖出。这意味着有六百多个孩子为远方的地震灾区的孩子们献出了一份爱。在此，我要感谢孩子就读的我家乡的学校——富阳市永兴小学的老师们和孩子们。还要感谢杨红樱女士，她事后代表“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给富阳永兴小学的孩子们写去感谢信，让永兴小学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奉献爱的回报。我不认为爱是不需要回报的，没有回报的爱难以流动，难以长久。当然，这个回报也许就是一声谢谢，一个微笑，一份看到灾区的孩子能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读书的欣慰。 孩子义卖书的那天，我特意用美工笔写了几句话，让孩子带去学校，在义卖现场张贴。我是这样写的：“同学们：值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之际，麦恩希望与大家一起向灾区的孩子们奉献爱心，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而高尚的事情，因为传递爱是人间的最美。当你向他人表达爱的同时，你也就得到了他人的爱。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去传递并得到更多的爱！” 此时此刻，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和暖热，因为整个义卖活动的前前后后，我看到孩子都是自觉自愿、真心真意的。我有理由相信，我给孩子“种下”的记忆已经活了，开始长出小小的根须。而这个开始，也许是他一生长长的一系列美好的开始。 第7章:老师姓沈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山南水北为阳，县城在富春江的北面，故名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一只脚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我初中时候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老师青黄不接。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当学生呢。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改成劳动课，打扫卫生。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刚从荒唐中过来，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踪迹。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成绩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只待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强烈的希望也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考得是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我后来想，沈老师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增加一些敬畏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领悟，去成长。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可以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当天晚上，沈老师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我至今也猜度不到他让我独脚站在高处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让我体验到临高失衡的危险感？还是为了让我纯粹接受战战兢兢的洗礼，以昭示求学的严谨和求真的艰难？还是暗喻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我像现在这么明智，我一定会让自己在凳子上多坚持站几分钟，用更多时间去体会更多的意义。但当时的我内心填满了羞愧，羞愧让我变成了一个废物，我站了没有几分钟就摔下来。期间，老师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都留给我自己，流在心里。 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按照正常流程，这肯定要报告班主任，作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第三个人知道。甚至，似乎连沈老师自己也忘了，后来再没有对我提起过，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信，落款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决定要处理他。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呆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却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 但愿我会找到沈老师，让我有机会告诉他：我深深地想着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深思越发变得强烈而真切！ 第8章:第一次坐军车 2004年3月17日 半个甲子前，准确说是1981年8月30日，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异乡的土地：福州。与我同行的有60个浙江籍新生，和三位穿着四个兜军装的军官：他们是代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分院负责招生的教官，我们是被他们录取的幸运儿。 火车到达福州火车站已是傍晚，福州的夕阳依然灼热如火，空气中弥漫着凝练、愤怒的火气，让我觉得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也许是火星吧。当我背着行李与三位教官、六十名同学一起走出站台，浑身已被汹涌的汗水湿透。但这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因为年少稚嫩的心房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紧张好奇和对未来的猜测期待牢牢占领。我与陌生环境之间缺少了一个翻译，即便有教官发号施令，我依然时时觉得无助，不知所措，只好小心翼翼跟着别人行动，亦步亦趋，只怕掉队。 站外已候着两辆挂军牌的绿皮大卡车：一辆车斗撑着沙滩色的帆布顶棚，车斗里还有两排可收放的铁制长条凳，按下弹簧即可乘坐；另一辆要寒碜得多，既没有顶棚，也没有条凳，甚至连漆色看上去都要黯淡许多。在火车上的时候，消息灵通的学员走漏过风声：会有一辆进口的大卡车来接我们。显然，那一定不是寒碜的后者。 卡车驾驶室里，除司机外还能乘坐两人，两辆车即可坐四人。三位教官自不必说，理所当然，剩下的一个宝贵位置给了一位生相甜美的女生。对此，我倒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毕竟六十分之一的机会，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头上来。可两个车斗，我有理由期待登上进口的那个，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吧。结果，幸运没有眷顾我，教官安排我上的是那辆国产车，没有座位，没有遮阳篷，且车斗里四处散落着米粒、面粉沫、煤渣子。显然，这辆车平时不是乘人的，而是拉货的。当我眼睁睁看着一半同学幸福地钻进洋车，惬意地坐下，神气活现地向我们挥手致意，一股巨大的失落情绪狠狠地朝我袭来，仿佛由此我已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将去天上，我将去地下。 车子很快启动，不出所料，洋车在前方开路，我们紧随其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渐渐黑暗了，在落日最后一点余晖中，我看见我们钻进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有同学介绍说，这山叫鼓山，是福州的旅游胜地，山上有许多风景名胜。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名胜古迹，只见山势陡峭，山路崎岖，沿途树影婆娑，怪石嶙峋，山风阴惨惨地吹来，偶尔传来几声兽鸣鸟叫。这感觉倒不错，因为我早听说我们上的是一所特殊的军校，似乎理当隐匿在这么一个魅影憧憧、山高路险的深山老岭里。我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子“天降大任于斯”的自豪感、庄严感，这时我反倒庆幸自己没有上前面那辆车，因为他们封闭在车篷里，大概是领受不到这些的。 进山后，神气的洋车似乎蔫了，每一次爬坡都显得声嘶力竭，冒出浓烈的油烟味。我们的司机一定是不想忍受这呛人的味道，看准时机，长鸣一声喇叭，加足马力，冲上去，将它甩在了后面。再盘过几个弯道，我们听不见它的声音，连车灯都看不见了：它消失在了大山里，好像是坠落悬崖了。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学校，又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都已经从后勤处领完被褥、蚊帐等一系列生活用品，准备回寝室时，才发现洋车姗姗来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坐的”进口洋车是苏联的嘎斯车，而我们“站的”是国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嘎斯车外观虽好，但其性能，尤其是爬山和长途越野的本事大不如“寒碜的”解放车。三十年来，人非物非，但有一点我们似乎没有变的就是：我们总是迷恋外表，迷信洋货，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三十年来，我一直惦记着那辆解放牌大卡车，它是我乘坐的第一辆军车，也是它，把我从旧的过往带到了新的世界。 第9章:家有书鬼 2011年9月3日 一个不会从生活中寻找并发现乐处的人，生活的意义就丢掉了大半，这样的人得到的再多其实都是少的。这样的人，往往也是自私的，干巴巴的，不为人喜欢的。相反，有一种人，他们常常可以在困难和苦楚中找到你意想不到的乐处，并由这种乐处悄悄地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心灵。对我来说，这种乐处多半藏在书本中，也正因如此，我对书籍的爱变得越来越宽广而深刻。爱到深处人孤独。越是孤独的感受，显出几分怪诞不足为奇。 说真的，我对书的爱惜几乎有种病态，比如我从不用没有洗净的手去碰书，买书，我不买那些卷了角或有斑迹的书——这些书就让不爱惜书又需要看书的人去买吧，反正我是不要买的，哪怕是本绝版书。书到了我家里，无异于到了宫中，红木书橱使任何一本廉价书都变得华贵，在干燥的石灰粉和臭香臭香的樟脑丸的保护下，它们又变得娇气。但无需担心，因为石灰粉和樟脑丸都是足够的，也没有过期。每个星期六上午十点，我书房的那方窗户总是准时地传出电机转动的嗡嗡声，有人以为我是在为周末的约会塑造发型，其实我是在给书打扫卫生，嗡嗡声是一只造型像松鼠的吸尘器发出的，不是吹风机。 有一次——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我的一个老战友带女儿来城里看一位歌星演唱会，正好是星期六，两个人一“老”一少，我如果仅以给书打尘之由而不陪她们去，那真不知老战友会怎么想我。于是就陪了。出门和回来的路上，我都在想，今天我没有给书打尘，晚上不管怎样都要抽时间补上。但回家后，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金鱼缸打落在地，碎成几块，金鱼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无一幸免，色彩斑驳的尸身，像花瓣一般悲壮地摊躺在地板上，几本我正在看的书（有一本是我最喜欢的爱伦·坡的书）好像刚从倾盆大雨中跑回家，正累得趴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开始我以为家里来过“时迁”，但经再三检查，没见得一丝贼的迹象。事情很神秘，迫使我陷入神秘的探究。我想得很多，也很远，但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而我老母亲似乎早看透究竟，念念有词地打开所有门窗，掌烛执火，焚燃香火，并要我和她一道跪在袅袅香烟前忏悔思过、祈求保佑。这是一个老人的理性和力量，奇怪的是我居然接受了——因为事情太蹊跷，令我的理性和力量丧失殆尽。我像个废物一样，跪在袅袅香烟前，心里一片虚空，不知道该对谁膜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书。 是的，我对自己说，事情一定是书干的。这些书啊，被我当宝贝似的护爱着，又被我视作神灵一样膜拜着，由于我过分的敬仰和需要，也许早让它们得了道，升了天，成了书中的精灵，能呼风唤雨，阴阳自由，魔法自如。你可以不相信世上有神灵，但如果相信，那么我认为它们其实就是这样出世的——由于我们过分的敬和爱、畏和惧。 它们不是一朵世上最初的蘑菇，由天地云雨滋生，它们是被我们的痴情滋养，并由痴情派生的怯弱和恐惧派生的。由于你过分敬重，它们变得很娇气，很脆弱，很容易被伤害，所以我们也很容易遭到惩罚——它们怎么可以让你伤害？你稍有不敬它们就要惩罚你，这是你给它们的权力，它们不会放弃的。现在，我没有遵守诺言按时给它们打尘，所以它们生气了，所以它们就要把我鱼缸打烂——给你点颜色看看！为什么不毁其他独毁鱼缸，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在鱼身上投入的爱好太多了，它们看不惯，甚至怕失宠，所以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下手了。由此看来，它们不但被我呵护成了仙，而且还变得娇气了，变得自私了。 我知道，我这么来解释事情的蹊跷不免被人耻笑，但身为一介书生，被人耻笑实在是常有的事。既然是常有的事，也就无所谓了，何况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我甚至觉得家里有个“书鬼”是件浪漫又温馨的事，尽管它娇滴滴的，而且还自私，但总比有个其他什么的鬼要更令人坦荡、平安一些。 第10章:我的首任私家车 1997年11月16日 汽车是个加速器，一晃眼，我的车龄已有十三年。真的是一晃眼啊，仿佛这十几年是被汽车拽着跑的，时间的河流变得湍急汹涌。汽车以一种现代的、反传统的速度，一种高倍于步行和自行车的速度，把我加速送入中年，让我的青春成为了回忆，成为惊鸿一瞥。苏珊·桑塔格说，汽车是个捕食者，凶猛地扑向我们和几乎我们的肉眼能看见的一切事物：城市、乡村、森林、原野、江河绿洲、池塘小溪……把它们占为己有，沦为“轮下物”。虽然只是十几年，却是珍重、高能、低碳的十几年，我的黄金岁月。就是说，被汽车拽走，碾为“轮下物”的，是我最美好的年华。所以，说起汽车，也许是一件不爽的事。说到底，汽车就是个铁家伙，没心肝的，一点都不懂得体谅人。它哪里知道，我的年龄已经害怕被十几年十几年地来加增了。 这十三年里，我有过五辆汽车——换车的速度似乎也是汽车的速度。这是一个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的年代，汽车作为速度的象征物，像橱窗里的时装一样，被频繁地更替，推陈出新，并不足为怪。我敢说，这年月，你十年换十辆车没人会觉得奇怪的，十年里你不换一辆车才叫人奇怪呢。我十三年换了五辆车，说明我就是个趋众的常人。常人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呢？常人经历的事都是大众版的，像流水线上滚出的机器一样。不过，我和第一辆车的关系还是有些奇特的，不妨说说。 第一次总是铭心的。我记得清楚，我第一辆车买于1999年7月14日。什么车呢？红色的安驰。说是韩国货，安徽组装的。样子有点怪，倒楔形的轿子，有点像一顶朝鲜人民军的军帽。车价七万八千，全部办下来也要九万多。当时家里全部钱凑起来，甚至加上孩子的压岁钱，还不到九万。就是说，为了把这辆车开回家，我借了一些钱，虽然不多，但多少都是借。借钱置车，如此迫切，一定是生活必需。事实也是如此，孩子两岁半，眼看要上幼儿园了。望子成龙，从幼儿园抓起，不能随便就学。权衡再三，选的幼儿园离家四公里。置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九月份开园，七月份买车，留两个月学车技，打算得挺好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买了车的第二个礼拜，单位交下来任务，要我写《共和国同龄人》的解说词（那一年正好是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这下好了，哪有时间去学开车？电视台的活儿都是催命鬼，像这种时效性极强的片子更是如此，片子尚未做，播出时间已经排定。片子有十集，一个礼拜一集，加上改改修修，三个月过去，孩子早已经入园，曾经美好的计划——让孩子坐着避风遮雨的汽车去上学——付诸东流。 买车前，曾在朋友的三菱越野车上摸过两个下午的方向盘，虽然只是初识驾驶，但凭胆大，居然也敢开上街。转眼三个月过去，汽车又变成老虎，不敢摸了。其时，朋友在外地忙碌（他是建水电站的，像个吉普赛人，经常泡在外地），无人陪驾，又是新车，胆子怎么都斗不大，一天又一天，眼睁睁看着车子停在楼下，就是不敢去开。好多次我都上了车，点燃了引擎，双腿一阵哆嗦后又怏怏地熄灭了。朋友又在电话上危言耸听，说什么新车齿轮要磨合，像我这种三脚猫去折腾，开一公里相当于别人开一百公里。就是说，我这样折腾车，可惜了。其实，还有可怕。 就这样，车子一直待在楼下，像只病猫，毫无用处。我隔三差五去瞅瞅，至多也是上去摸摸方向盘，偶尔发动一下，听听发动机貌似奔驰的声音，图个假满足。虚荣心如身上的阑尾，是人都会有的。虽然不会开车，可那时我经常带着车钥匙出门，挂在裤腰上招摇，以示是个有车族。其实有车开不动，应该感到可耻，起码是可笑吧。 更可笑的是，另一个朋友知道我有车，来借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自己都还没有用过让你用，那个“处女里程”被你风光了，这叫什么事？可想，心里极不情愿。可不情愿也得借，否则，把台车当宝贝似的护着藏着，失脸面呢。于是，一边在心里叫苦不迭，一边蛮爽气地把钥匙潇洒地对朋友扔了个抛物线。毕竟是新车，朋友一眼看出来，再一眼，发现里程才17公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等着他知情后识相点，主动把钥匙还我，以解我心头痛。朋友却不亦乐乎地开走了，我只好望车兴叹。接下来，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朋友早点回来，物归原主。望眼欲穿啊！可朋友迟迟不露面，一天，两天，三天……终于顾不得情面，给朋友打去电话问缘故。朋友一顿嬉皮笑脸，夹带佯骂。 行了，不饶舌了。不是朋友不懂事，其实这是个阴谋，朋友看车的公里数，知道车子还是“处女身”，又知我奈何不了它，私下决定强买。朋友开一个小公司，车子的用途远比我大。这不是唯一理由，理由之二是朋友本来也决定要买一辆相似价位的车，理由之三：当时这部车在闲置三个多月后居然还涨价8000元。这在今天是不可理解的，但那时就这样，车子死贵，还经常莫名涨价。朋友铁心要买我车，既用行动又用言语来说服我卖，行动就是不还，不停地开来开去，公里数日夜加增，让我心如刀绞；言语呢，说的比唱的好听，什么我个子高这车太小，什么我是文化人开这车不相称，云云。反正就是往我身上抹麻油，想怎么抹就怎么抹。总之，一句话：这车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上，回到我手上的是钱，比原价多了5000元。换言之，朋友“阴谋”一场，得了3000元的优惠。 次年春节，我用这笔钱又加十集《共和国同龄人》解说词的稿费，买了一辆钢青蓝的神龙富康，然后是凯悦，然后是领驭，然后是途锐。年纪越来越大，车子也越来越大，不知以后我还会买几辆车？不过迄今为止的五部车，让我念想最多的还是第一辆车——红色的安驰——你知道，我只是买了，却从没有开过它。感觉像一个不幸的新娘，被人娶了，新郎官却是个性无能，还没有等他把病治好，山上下来的土匪呼啦啦地把她劫走了，一去不回。这也是一种感觉，奇特的感觉：因为奇特，所以难忘。 第11章:此文给 2012年7月15日 c的奇思 多少年来，c一直在思寻一种东西，这东西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诞生时日。人们告诉她，具有这般特征的东西人世间是没有的，她漫长而痛苦的寻找也让她领悟到了这点。空中、地上、地下、海底，孕育着无数的生灵万物，可要从中找寻出一样她思念的东西——没有诞生时日，却令她感到那么渺茫。 也许要使某一个东西做到无穷无尽，变成一种永恒和无垠——就像时间和罪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类也不乏这样的追寻者，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孜孜不倦的永动机，中国古人梦想长生不老的仙丹，博尔赫斯笔下的无垠的书《沙之书》，等等，不一而举。但要使某一个东西做到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这似乎连想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可怜的野心勃勃的愿望，我们也许只能在《囡书》中看到。但《囡书》，谁都知道，这是一本荒僻的书，它从来只有一本，而且只有一人能解读，而此人早已尸烂。所以，《囡书》就像一把特殊的、只配有一枚子弹的枪，当这颗子弹砰地一声穿出枪膛后，枪身也就像被子弹击毙者一样，成了一具报废的尸物。有人说，你想读懂《囡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困难而又困难的事，也许要比创造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个东西不会容易一点。这么说来，c的愿望确实是稀奇的：惊世骇俗，不可理喻，甚至要叫人笑掉大牙。因为，这确实太荒唐了！ 坦率说，c在寻找的开初就相信，她要寻找的是一种世上找不到的东西，这个出发点的悖论，使她为此而作的努力也将永无结束之时：每一次寻找都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没有生，哪有长？这似乎只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过上千册书的人，c知道去找寻一只非蛋而生的鸡的艰难性和荒谬性。而c之所以仍要去找寻，也许是出于强烈的个人需要，也许是对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的一种迷信。c就像赫拉斯笔下的孤独的少年，不喜欢热热闹闹和各种机械的声音，只是喜欢沉溺于豹子式的胡思乱想中（把自己隐蔽一隅），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窗外的种种世故人情。 说来你也许不信，在冥冥幽思中，c常常看见天空中飞舞着纷纷扬扬的运气，它们像空气一样流动、沉浮，并且和空气共同酝酿风雨和天空的各种颜色、声音、形状。而纷飞的运气中，有一部分并不像汗水、血液一样是从人体毛孔和血管中流出的，而是自遥远的星辰之外，像流星一样跌落人间的，它们的特点是来无踪、去无影，中间没有可以捉摸和推敲的联结活动与改换变化：不可期望，不可争取，像闪电，是天体的一道喷嚏；又如梦中之梦，是大脑的某次神游。它们的效力也是神奇无比的。在清代学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两个半的页码对这种运气作了某种神性的解析和论证工作。他认为，人们一旦拥获这种运气，便可创造类同使绵羊变狮子或狮子变为绵羊的奇迹。有人说，伽利略正是依靠这种运气才看到了天体的真实（羊眼变成了狮眼），同时也是这种运气使他最后落得了焚身的结局（狮子又变得像一只绵羊一样懦弱无能）。而秘密的亚德利博士据说也是在这种运气的指引下，在十几年后的一个梦中获得了开启老枪密码的钥匙——它飘扬在天际之外，且像一根银色的发丝一样细微而蔽目。我痴爱的一位英雄作家博尔赫斯，他的神奇和博大已使我感到迷惘和内疚，然而他却还在用毕生的精神追求另一种神奇：他渴望获得这种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从而完成他梦中的事业：让一个故事演变成无穷无尽的故事，可以世代相读，而且还读不完。读过《沙之书》吗？这是走入博尔赫斯的渴望——对一本无垠之书的渴望——的最好通道，它非常短小，但我们不可能因其短小而感觉不到博尔赫斯的心跳声。 博尔赫斯的愿望让c深得鼓舞，她从这位作家的愿望中很容易就看到了自己的愿望，就像我们常常从别人的恐惧中看到自己的恐惧一样。有一天，c突然对我说：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世上是没有的，所以你也不可能找到，但是天空中飘扬着来自星辰之外的运气。这种运气具有无穷无尽的神性和力量，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交织着人类的各种探求与渴望，你只要获得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会在某一方面领悟一切，从而形成一个唯一的也是无限的幸福。 c多次问我：有一天，你要获得了这种运气，将拿它来创造什么？ 我多次听到c这样告诉我：如果她一旦拥获这种运气，便要用它来创造一个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这东西可以是无用的，渺小的，像一条隐匿无用的虫；材料也是不讲究的，可以水做，可以火生，即便是由一堆垃圾衍生也无所谓，只要它没有诞生时间，像天幕一样，没有人能指出它的起始边沿。 问题是当c拥有这么神秘而神奇，甚至足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运气时，为什么不想创造其他，独独想创造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哪怕是一条隐匿无用的虫？ 这是c生命的密码，它充满了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c不止一次地对我喃喃自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没有生日 多少年来，c一直在寻找一种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 多少年来，c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生日。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只要找到其中之一，c的寻找就会全部结束。 但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c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都是一样地难以寻觅。 所以，c的寻找没有结束，虽然结束的条件是很宽容和低等的。 作为天地间一人，一具血肉之躯，c当然有自己的生日。但c的生日就像丛林中的一盘蛇或一根草的生日一样，没有人知晓，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没有生日，心里就少了样东西，照理说，心里少掉一样东西会变得空畅一些——这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就像加减法一样，既简单又朴素。但c的心灵深处（空间）却因为没有生日而变得更加拥挤又混乱。多少年来，她深刻地感到，正因为她少掉了生日，她心里反倒像伸入了无数只细小的手，每天都把她的心挤捏得紧紧张张，不得安宁。我忧郁地发现，c的内心世界要明显比周围的人阴郁、潮湿，就像c的心灵是生长在阴暗的地窖里，而不是阳光明媚的大地上。 这全是因为c没有生日！ 没有生日，首先给c带来的麻烦是对自己身世的无尽探索和怀疑。孩童时代，c一直相信她的父亲是个患肺病的老干部，在她出生不久，这位老干部就像某个国王一样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和权力，而c母亲则是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工作，等c长大了她就会回来接她进城读书、工作。天真的岁月，c几乎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天降临。由于等待，c童年的每一天都被拉长了，由于等待的痛心失望，c开始学会了怀疑和忧郁。现在，c已再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不相信老干部的父亲和很远很远的母亲，c更相信另一种说法—— 她母亲是古书里的狐狸精，水性杨花，肉蒲团，方屁股母马；她父亲可能是个老干部，也可能不是。因为对一匹方屁股母马的后代来说，她的父亲就像行云一样，是个不定数，我们只能说他是个男人，也许该说是个胆小的、失德的男人。因为只有胆小和缺德的男人才会无视自己的孩子……有一天，c躺在一只木盆里，像一件破衣服一样，从河的上流漂到了下流，一个渔夫怀着一种拣到一只木盆的高兴发现了c。起初渔夫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正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他家里可以多一只木盆（求之不得），却无法多出一张嘴。看着c那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他咬咬牙，想让c继续漂流。但正当这时，c精灵地哭了起来——像看见了渔夫诡秘的心思似的。 那个哭声啊——啊啊，谁也没听过这样撕心揪肺的哭声！ 是啊是啊，c已经哭了一天一夜（渔夫从木盆的湿度中看出了c漂流的时间），这哭声一定充满了绝顶的哀求和恐惧。这哭声像河水一样汹涌不止，渔夫担心c是某个神灵对他良心的试探和考验——他每天生活在水上，神灵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神灵的出现使c得到了拯救，渔夫抱着c回家，一路上，他沮丧地想：这要是条鱼多好，起码有七八斤重吧…… 这种说法在c的少年时期，始终像一尾蛇似的盘踞在她心里。由于未成年的渴望和怯弱，这条蛇使c感到罪恶和危险，c从不敢去碰它一下。但是岁月和阅历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也许还有个原因，就是这条蛇在c心里盘的时间久了，就像一只毒瘤在身上长久了，你同样会渐渐地接受它，大大咧咧地触摸它一样，现在c对它——这条蛇——就是这样，早没有当初的畏惧心，反倒有一种盲目的玩赏心态，经常将它引出来，品味它神秘的花纹和颜色。多少次，c曾带着这条蛇逆流而上，寻找她可能下水的地段。她依靠一只相似的木盆，和一块七八斤重的石块（c的原始体重）与漂流的时间（一天一夜），推断出c可能下水的地段是他们县城。在乡间，只有县城才有老干部和像狐狸精一样漂亮的女人，这一发现似乎印证了那说法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从那以后，c千百次地流窜到县城，千百次地来寻找她父母。 县城的人们啊，我相信c的父母一定就在你们之中，也许你们（c父母）早已认出了她，只是不敢认她；你们像害怕事实一样地害怕看见c，害怕承认你们早已潜伏起来的原始的本能；你们敢于偷情，却不敢承认。可恶！可恶！！县城的人们啊，我知道c恨你们之中的某一个男人和女人；这种恨啊，因为始终落实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上，结果使c对你们所有人都产生了恨。c为什么早早地背井离乡，而且越走越远，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飞啊飞，飘啊飘，最后都不知道飘去了哪里——消失了，失踪了，就是因为c深刻地恨着你们，不想再见到你们——甚至我们，甚至永远。县城的人们啊，这么多年了，我不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c？啊，不要记得她了，忘掉她吧，我知道c也在极力忘掉你们，甚至我们。他们——那对孕生c的男女，现在好吗？也许你们现在活得很可怜，也许已过早地去世，可这与c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无视自己女儿，她为什么不可以无视你们？说真的，c早已断绝了寻找你们的愿望，她甚至不相信她的生命与你们会有什么关系。我知道，c宁肯相信她是一朵最初的蘑菇，是天地云雨滋生了她：天地相交的一刻，一次闪电的射精，她横空出世了…… 是的，c已把父母之说远远抛出心灵之外。父母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他们，这是拉平。 但是，c可以抛弃父母，却无法抛弃生日，生日对一个人情感、生活的种种切入也许只有没有生日的人才能感觉到，就像你只有在肝脏病变时才能感觉到肝脏是身体的宝贝一样。没有生日，意味着你每年中没有这一天，没有这一天的欢乐或苦恼，没有这一天的期盼和回忆。而这一天，在你的一生中像某种轮回的一个结，失去了这个结，整个轮回便没有了秩序和节奏。每年每年，旁人都有树木年轮一样明显又具体的记号，通过这一记号，他们把过去与未来砌成一级一级的台阶，拾级而上，或拾级而下。然而c由于没有这记号，没有这接口，不论是过去和未来都成了一道斜坡，岁月被敷衍地粘成一整块，呈现出笨重和野蛮，一种天然的节奏和力量被无端地剥夺了。 没有生日，你还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和孤独，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你计算着他们的生日，参加他们的生日晚宴，倾听他们关于生日的种种回忆和期待，并不得不编造你自己的有关生日的种种美好回忆和愿望。她在生日面前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骗人的，所以她厌倦。更要命的是，她在生日面前没有立锥之地，却又不得不随时插一足，今天是你，明天是他，后天是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每一次插足c都感到厌倦和孤独。而每一次插足又永远不是最后一次，所以这厌倦和孤独是与生命等长的。当然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没有生日，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厌倦和孤独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承担，没有人会同情地帮她分担一点。不但没人分担，而且——因为无人知晓，没有人会专门有意地做点什么，比如回避啊、迎合啊、投巧啊……不，人们从不这样，人们常常以自己的经验和愿望友好地把她拉入幸福的生日派对上，让她举起痛苦的双手，高声合唱：“ ” 就这样，任何一次都可能重复一次！ 对一个身体残疾者言，他的亲朋好友和所有善良的人都会谨慎地回避他的痛处。然而c之痛处却是越亲密善良的人越会捅它，这就是巨大，就是恐怖。我知道，c宁愿用一只手（哪怕是右手）换取一个生日，那时她是残疾人，同时也将得到一个残疾人应有的照顾和同情。可现在不，现在c身上丢掉了也许比一只手更要紧的东西，却得不到一点照顾和同情。我觉得，c为此遭受的痛苦和孤独，也许只有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才能真切感受到：她的痛苦和孤独，就像一个同性恋者一样秘密、深刻、巨大。 没有生日，还常常让c有种盲目的愧疚感，一种不休止的错误和欺骗，像影子一般终生跟随着她。每一个在水上作业的人都是神灵的最忠实信徒，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猝死的阴影，他们相信每次从水上安安泰泰回来都是由于神灵佑护，而要神灵佑护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正直，要诚实，要坚守普世的道德准则，不做缺德事。c在渔夫（让c喊一声：爸爸！）身边生活了17年，c没有继承他优良的水性，但对神灵的迷信，我认为他们达到了同等高度和深度。c从来没有玩刀弄枪的喜好，那是因为c怕玩刀弄枪伤着了无形的神灵：神灵的概念在c的血液里哗哗流淌着。渔夫不但把c养大成人，而且还把她养育成了一个敬神崇灵和崇尚德性修炼的人。c常对我说，正如身体的心脏，德性是我们精神的心脏：一个德性差的人，干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困难、局促，失败的手像毛发一般附于他身上，无法驱除。c还说，一个人的德性和才能往往是平衡的，同时的，就像人的两只眼睛，它们的内部神经是丝丝相连、互为呼应的。所以，你双目之亮度、力度一般都是对称的，相应的。也有独眼龙，但他们总使人感到怪异、邪恶、恐惧——不论是精神的独眼龙或是肉眼的独眼龙——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少，但再也不能再增多，多一个都嫌多。 哦，c对德性如此看重，却常常在生日问题上成为自己的异教徒。每次每次，当你漫不经心地问起c生日时，她总是犹豫一下，然后正经八百地告诉你一个日子。c知道这是假的，但你不会怀疑，厌倦和压力就在这！如果你问c其它事，比如你问她有过几个男朋友，她说只有一个，虽然这可能是假话，但c没有压力，因为即使c不骗你仍然免不了你的怀疑。这似乎是游戏，心灵在此虚实难分，虚假也失去了应有的羞愧。但当c告诉你生日时，她感到的全是羞愧，因为她欺骗的是一颗完全真诚、无忌的心——你怎么可能怀疑她欺骗了你？你的无忌无疑的信任常使c羞愧难当！于是，告诉你生日成了c一次自伤的过程，羞愧的经历。这种感觉一次可以忽略，两次可以忘记，但c经常面临，对她心灵将造成多大压力和伤害。我们知道，c孤独的内心充满神灵，她谨慎地依照着自己对神灵的理解和敬重规范着自己的全部言行，但因为没有生日，这成了她一条剪不断的尾巴，她费了老大劲终于将身子挣脱上岸，但尾巴却依然在水中，而且越拖越长—— 这是一条水做的尾巴，永远上不了岸！ 没有生日使c的宗教信仰也遭到基础的动摇和玷污，c有种功亏一篑的惨败感。 问题还不在这，问题在于：既然你不论怎么修炼，怎么无辜，一种盲目的疚愧感将始终横陈于你心，你又何必做种种努力？这种想法，容易使人自艾自叹，放弃修身，堕落下去。而这种想法又像细菌一样时刻潜伏于c的心头。在这里，没有生日又成了纵容c堕落的催化剂。不不不，c没有堕落。但谁知道，由于没有生日，c堕落的次数、程度要比原本增添多少？ 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肯定是增添了。 我还知道，由于没有生日，c的心灵深处还增添了无穷的混乱和伤痛，和紧张。我可以想象，c的心灵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过，就像一张疤痕累累的脸——c的灵魂深处贴着一块由于没有生日而烙下的巨大疤痕！ 哦哦，没有生日，其实等于没有一颗自然的、安然的心。哦哦，因为没有生日，c把父母、故乡、朋友、安心、放心、称心，这些人人都应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哦哦，一个连生日都没有的人，她还可能拥有什么呢？ 补记：c，全名的拼音缩写是cgk，1980年考入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英美系，1984年毕业分配至福建某情报部门工作，任战情翻译。1985年与我建立恋爱关系，历时一年零一月。1986年5月24日，c赴法国公干，失踪。对她的失踪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如果确凿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因为当时我们单位有规定，单身者是不能出国公干的。我们没有结婚，但热恋是公开的，鉴此领导方批准她赴法公干，以为我是她的锚。我到底扮演了她的什么角色，我至今不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叛国了，我也是至今不得而知。我认为，有些人的内心是永远无法猜度的。 第12章:卖烧豆腐的秋娘 1996年5月下旬初稿 2008年3月5日修改、补记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隶属红河自治州，古称临安。前不久，我去建水采风，住在朱家花园318房间，短暂四天，见闻不少，卖烧豆腐的秋娘印象最深。 是到建水的第二个晚上，吃完饭，被安排去朱家花园正大门的翰林街上的一家演艺馆听小调。小调没什么特色，听的人不专心，聊天的声音总是越聊越大。我实在忍不下去，溜了。外面空气很好，天气凉爽。不管白天多么热，天一黑，热气就像怕黑似的，全跑了；不像杭州，前半夜经常比白天还燠热。时光还早，我不想回去独守空房，便跟着路往前信步，漫不经心，漫无目的。 翰林街是一条新修的老街，石板路狭窄，两边多是商铺、饮食店、广告灯箱，时不时冒出一个地摊，有的卖烧豆腐，有的卖水果，有的是卖便宜的日用小商品。人来车往，市气很足，自行车、电瓶车随处停，街面显得更狭促，更像一条老街。我喜欢这样的老街，混杂，拥挤，脏乱，有枯叶在阴沟里腐败的酸臭，有醉醺醺的酒鬼，姑娘穿着从省城买回来的二手时装，孩子在角落里撒尿，有人在当街吵架，有人拉着你袖子兜售假文物。这才是我们熟悉的生活：没有秩序，缺乏品质，不讲究，贫穷又爱炫耀，混乱又有烟火气。 我随便走，并不想发现什么，可就是发现了秋娘。 秋娘不是建水人，是建水邻县石屏人，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50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音）林区，时年才六岁。从那以后，秋娘再没有离开林区，她像山上的一棵树一样，在鸟语花香中迎来一天天，送走一夜夜，一岁岁长大。在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父亲好好地走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被一块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石块击中后脑勺，再也没醒。秋娘哭了三天三夜，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了父亲，秋娘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最后还是她父亲的朋友，他们都是伐木工人，替秋娘在11号工区的集木场边搭了一间小木屋，砌了个炉灶，给了她一份烧饭的差事做。他们每天在秋娘摆开的简易摊棚里吃上一顿中午饭，秋娘一天的饭钱也就有了。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 在秋娘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替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他父亲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那次山体滑坡一共葬送了九个伐木工人的性命，他们可以说都是秋娘的亲人，都是吃着秋娘烧的饭长大或者变老的。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儿女一天天长大，秋娘在林区的小饭馆也越开越像回事了。十几年前，秋娘的两个女儿还到山下去另开了一家小饭馆，还是靠伐木工人养着的，他们在秋娘这儿吃中午饭，晚上下了山，就到她两个女儿那儿吃夜饭。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她不谢天也不谢地，要谢的只有伐木工人。这个世上，要说让秋娘感到最有感情的，只有伐木工人，除了他们，她谁都不认识，甚至连亲生母亲也不认识。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秋娘不识字，但她想纸上写的肯定不会同老场长说的一样，他只是在拿她开心。因为当时她们才转移到一个新林区，满山的木头都在等他们去砍伐，怎么可能呢？秋娘万万没想到，老场长说的是真的，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他们下山前都来劝秋娘走，她就是不走，她说她要等他们回来。可哪里等得到呢？那些天，秋娘天天望着空无人影的大山哭啊哭，她想这世上要没有伐木工人又怎么能有她的生活呢？老天爷啊老天爷，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啊，硬把我一次次丢进苦海——秋娘哭天抹泪的声音回荡在山谷林间。 又一天，老场长领了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又来劝秋娘下山。秋娘本是铁了心不下山的，可结果叫小伙子几句话就说得变了心。小伙子对她这样说：“大妈啊，你听我说，养你这辈子的是伐木工人，害你这辈子也是伐木工人，你不知道，正是工人们把山上的树木砍完了，山体才要滑坡，才会害死你丈夫。”他告诉秋娘，打死她父亲的那块飞石事实上也是山体滑坡后造成的，只不过那次滑坡没人看见而已。他还想再说什么时，秋娘已经不让他说，她对小伙子说：“你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说的，既然这样我还留在山上干什么，难道是等再一次滑坡来把我儿子也埋进大山？” 三天后，秋娘扛着大包小包，下了山。 七年前，秋娘做木匠的儿子到邻县建水做工，认识了当地一位姑娘，做了上门女婿。秋娘很伤心，骂儿子不孝，哭自己命苦。为了让老头子在地下睡得安稳，原谅她养了这么个不孝之子，她狠了心，不认儿子，不参加他婚礼，拒绝儿媳妇进家门。但是一年后，听说儿媳妇替她生了个小胖孙子，她又高高兴兴找上门，把孙子当儿子一样养了起来，儿媳妇除了喂奶，其他任何事都轮不上。秋娘说，他孙子开口叫的第一声是“奶奶”，足见奶奶对孙子有多么好。可奶奶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孙子上了幼儿园，要赢在起跑线，奶奶完成不了这个伟大使命，只好退居二线。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原料是黄豆，山上的树被一年年砍伐，地一片片拓出来，都种了黄豆。黄豆嫩的时候叫毛豆，可以连壳吃，加上盐，煮了就可以吃，豆子、壳子都可以吃，味道很鲜美；也可以剥了壳，配上一点肉沫、腌菜，和笋子一起炒来吃，笋子都有一股鲜香味。因为满山遍野都种了毛豆，一支大部队都吃不掉，伐木工人只有几十个，大片大片的毛豆就长成了黄豆，像珠子一样圆，金黄金黄的，比大米还要硬，可以爆炒当干粮吃，喷香喷香。把黄豆用水浸泡一天过夜，黄豆吸水变软，用石磨磨成浆，便是豆浆。把豆浆放入锅中加卤水熬制，做成的便是豆腐，洁白，细腻，鲜嫩；或许是世上最嫩的东西，风都能把它吹破。豆腐能做各种菜肴，可以生吃，可以熟烧；可以单吃，可以混烧；可以煎炒，可以煮汤。做出来的菜品不但味美，还有健康的营养价值。 但是豆腐有个缺点，就是不便存放，易馊。在夏天，生豆腐放几个小时就馊掉了。秋娘说，如果做成烧豆腐，可以存放几天甚至更长时间。烧豆腐的制作方法是将嫩豆腐用纱布包好，放在井字形的模子内，压上木版，将豆腐的水分挤压掉。此时的豆腐已被模框格成一块块的干豆腐，然后撒上盐和香料，放在一边阴干，让风进一步吸去水分。阴干的时间至少要几天，且每隔一天要给干豆腐翻身，直到干豆腐的颜色由纯白变为灰白，体态完全收紧干固，才可以去烧烤。烧烤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嗞嗞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有一种痴心女子义无反顾爱人的坚定，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正是被这一缕缕香气吸引着，注意到了秋娘。在建水，烧豆腐的摊子多的是，仅百十米长的翰林老街上就有三四个摊。秋娘的摊子不在闹热的翰林街。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由她的摊子往前走两百米左右，便到了学政考棚。那天晚上我走得很远，原因就是想尝尝秋娘的烧豆腐。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不但好吃，还好看、好放。好看到什么程度？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好吃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好放，是因为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接着，秋娘一边给我烘烤豆腐，一边对我讲起了她坎坷辛酸的大半辈子。最后，她总结性地说：“你说我孙子为什么开口叫的第一声是‘奶奶’？一个道理，我付出得多，就会有回报。什么东西都一样，你摸多了就熟了，熟了就巧了，巧了就精了，精了就绝了。” 秋娘不识字，但现实教会了她最原始的生活道理，也隔绝了除此之外所有庞杂的价值对换方式，使她变得简单又纯粹。她有经历，有苦难，有恩情，有付出，有回报。这一切铸造了她，包括绝的手艺，辣的性格，质的见识，以及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炭灰落入耳朵。 第13章:思念索拉 2012年9月9日 世相无疑是越来越繁华、喧嚣，我们一度为此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贫困落后，寒酸简陋，喧嚣和繁华给了我们生命色彩和尊严。但是，转眼间我们的生命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繁华，因为喧嚣和繁华的背后我们丢失的太多，抛弃的太多。崇高，责任，忠诚，庄重，信念，理想，国家，集体，他人，勤俭，精神，恩爱，等等，这样在过去带有一定美德光环的字眼，如今无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们的焦虑也因此而生。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但我也不相信现在的中国正走在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个过分看重变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诚然，中国要变，因为历史和现实积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变了，革了。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屋，终归是要塌的。试想，假如一个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线，我们内心里只有变异、破坏的欲望，没有坚守，没有尊重，比如甚至对友爱、仁慈、高尚、责任等等美德都不讲了，不守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体现人心、人性、人道？失却了人心、人性、人道的关怀，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以为已不仅仅是一种缺憾，而是危险，是走上歧路，误入歧途，危机四伏，危在旦夕。 因此，这些年我总是不乏迂腐地在反问世人，没有坚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完全放弃常道，一味地迷恋变道，放肆地张扬个性、私欲，张扬“欲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们又如何去寻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识、常数？现在的人，别说为他人，就连对自己都似乎没有责任，没有牺牲精神了，人们心里只有欲望和更大的欲望，身体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钱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没好”，健康就是“贱康”。也许，对自己没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太久的对他人失去责任；也许，正如印度的一句谚语，我们该对自己说一句：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也许，正如《圣经》里说的，我们要“走窄门”，要让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约束和教养。 话到这里，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动、一份记忆，说出来给大家分享。我曾经有三年藏区经历，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建造水电站。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介绍羊卓雍湖水电站的一部纪录片，电视镜头从拉萨转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随着电视镜头的切换，我心里相继浮现出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么高大明亮，那么令我心仪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至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炎炎夏日，谁又能想起带防滑链？可是，山高路滑，崎岖坎坷，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啊。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备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当时我也许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多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难受，想哭。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与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感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当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了山，身边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感谢和祝愿。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重墨，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心里。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一成不变的诚恳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在他无言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我觉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动，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觉得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赋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作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氧气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第14章:李敬泽词条 2009年3月15日于杭州 我没有见到过，但我想象，在好推崇名人的汉语世界里，有李敬泽的一个词条的可能性一定要大于没有。果然，凭借“百度”和“谷歌”，我轻易搜索到了这个词条：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山西芮城人。1964年生于天津。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以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见长。著有评论集《颜色的名字》、《纸现场》、《目光的政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文学：行动与联想》、《见证一千零一夜》、《为文学申辩》及长篇散文《河边的日子》等。作品曾多次获奖，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坦率说，我十分不喜欢这词条，东拼西凑的资料，无肌理和脉动的行文，某些致命的局限，就像廉价的印刷画或是海滩上的沙砾，平凡得连虚张声势的精神气都没有。象征和标志荡然不存，一种嚼蜡的寡味敷衍着钟塔指针的前进，暗示辞书编撰者只有商业诉求，对主人了无认知和敬意。我带着多年对主人的敬爱和由敬爱而生的好奇心探获的有关主人的一些私密（爱默生说，你尊敬他就会去了解他），决定免费（没有商业性）重写该词条。如下： 【李敬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祖籍山西芮城。1964年1月生于霍元甲的故乡天津。生辰日期不详，因为中国的档案表格总是只填到年月。这也多少反映出中国文化不求精准的一面。不过我有理由猜测，他生日有可能是11日，或者12日、13日、14日、15日……总之不可能超过20日，因为过了这天便是水瓶星座。据某深谙星象学人士断言，他是典型又完美的摩羯座，身体里积聚着无限的能量，时间将成为他成功的证据。 1984年，年仅20岁的他即斩获印有丁石孙先生私人刻章的毕业证书，这意味着他的同龄人还在为中考苦苦拼搏时，他已经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他学习文学，并由此激发了他梦一般的才华和热忱。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部文学书（马拉美说），我想象他一定在20岁前就已被这句话击中。所以，他把20岁之后的时间决然交给了中国最权柄的文学杂志：《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他与它们构成互相塑造、交相辉映的关系，现在回头看去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幸事。25年后，荣幸还光顾了他，45岁的他成了《人民文学》史上最年轻的主编。我以过往的经验和成熟的理性综合相信，这个纪录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破掉的。 作为文学评论家，我认为他是某种文学评论的发明者。这种文学评论的特征是，有老虎的金黄的华丽，有豹子的速度和爆发力，有鹰眼的辽阔和精准，有萧伯纳戏剧的诙谐和机智，有阳光在河床里跳跃的迷人光芒，有博尔赫斯书写英雄诗章时的坚定和狡黠。多年来，他将自己想像为“一千零一夜”的见证者，注视着那些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倾听他们的讲述，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加倍地倾听他的讲述。我聆听着他的讲述追读原著，很多很多次，我期待一次意外，却没有一次期待成功。所以，当人们尊奉他为青年人的文学教父时，我丝毫不觉得唐突和可笑。换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要笑的，尽管我待人温和，但这不代表我心里没有江山。 我足可宣称，如果文学是梦，他是我们的梦的引导者、斟酌者；如果文学是门手艺，他教会了我们眼高手不能低的独门功夫。尤其我们不应忘记，他生活的年代适逢文学信仰在国内从极端热忱到大幅衰退的时期，诗人们越来越讲究面子，小说家不讲故事，而年轻一代无限趋向内心的靡靡申号，浮躁而危险。他以水手的气魄独立船头，深信当代的文学之舟需要“主观战斗精神”，面对复杂的生活和经验，作家既要向外追问，更要向自己追问，勇敢、热烈地把自己作为战斗的对象，和自己的浮躁战斗，和廉价的虚无主义战斗，真正为自己找到一个认识和认定上的出发之地。对此，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自己也是受益者，才华和坚持为他赢得了太多的文学荣誉，但在这方面他显然是博尔赫斯的追随者，深信那些荣耀、那些奖励只关乎于满足虚荣心。既然是满足虚荣心的，不提也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词条显然属于2010年之前，因为其中并没有收录他在2010年的英勇。我不知道他的2010年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从已有的情况看，这是他神奇的一年：正面和背面都被加了冕。这两顶“冕”甚至把他的正面和背都混淆了，我不知该如何来详加描述，只有笼统地说：他当了更大的官，写出了更大的书。 更大的书其实是一本小册子，薄轻如小学生的作业本，素朴如内部油印小诗集。它素面朝天、低眉颔首的样子，似乎只想在大书面前低头认输，像小妾之于大房。但书籍总归不是形式主义者，装帧只是虚张声势的噱头，到头来还是要以文字的血肉来称斤论两。这时候，你将轻易发现它昂着一个骄傲的头颅，怀里揣着利器，目中含着不屑。上兵伐谋，先礼后兵：它走的是后伐之人的路线。它的名字叫《小春秋》。 《小春秋》是部怎样的书？不妨套用王尔德嘲笑卡莱尔的一句经典句式来说明：这是一本闭口不谈当今世相的当今世相实录记。所以，它不是简单的经典重读，也不是轻佻、喧哗的“百家讲坛”。它是李氏才华的大写意，是他反坚持的大坚持，是他反逃跑的大逃跑。他坐地翻身，翻了一个孙悟空的大跟头，始于老人言，终于今日事。字里行间，才子快意，如神龙首尾缥缈，七巧玲珑不定，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万里江山画作一尺丹青。漫漫时空，穿来梭去，徜徉其中的妙人儿，装满了满腹的表达和美酒，背影兴奋，肌肤愉快，一滴童年的泪水和一滴智慧的泪水交锋，镜子散发着香气，而古老的土地上，绽放的是玫瑰、金属和瓷器。 读《小春秋》，轻快戏谑，潇洒纵意，雕栏玉砌的光芒琳琅刺眼，一片梨花开满庭院深深，几缕幽香飘忽杨柳堆烟处，春光开道，亭台激动，款待着每一位眺望风景的人儿。思《小春秋》，乍一想，作者离开了现代，回归了传统。但我认为，他实际上最先摒弃的就是传统——是深入而出之后的摒弃，而非粗暴的阉割。在今天这个文学限于浮躁而危险的时代，失望的情绪如白雾飘舞，黏住了前进的脚步。症结不在于新锐得不够，而在于从根本上与过去烟水两相隔。无疑确凿，李敬泽对当代文坛有太多的失望，所以他选择抽离出来，从源头梳理出一条本相之路。这条路应是自由、鲜活、热情洋溢，而非教条、木讷、胶柱鼓瑟。于是他在才子快意之余，用严谨和真诚沉淀出“大自在中的大庄严”，每一字都有缓慢而深厚的积累在彼端，厚积薄发，流水不争先。我相信，这部作品对当代文坛的疗伤之效，要远大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妖娆和精美，从而在文人读书笔记的前端和侧翼，开拓高妙而恢弘的天地。 但总的说，2010的李敬泽让我感到孤独和忧伤。数年前，朱大可高调宣称与文学离婚，2010的李敬泽，通过《小春秋》，通过“李书记”，正面和背面都透出一种信息：他正在暗暗地与文学离婚。 第15章:《南方》作者朱文颖 2010年8月3日 朱文颖正在写一部长篇，题目也许叫《南方》，也许不是，内容可能跟南方有关，也可能无关，我不知道。迄今为止，这是一个谜。谜分两种，一种是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比如人死了有没有魂灵，李白是不是真的能一席喝下三十斤香醇。凡此种种。一种是谜底确凿、坚固，只是被黑色的复杂的炫目的遥远的深奥的、有时又恰恰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机关阻隔着，你一时无从知道，但终归是要知道的。比如你的命数有多长，在遥远的星辰之外有没有外星人，等等。无疑，朱文颖关于“南方”的谜属于后一种。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没有完成的事都将被完成。那个中午告诉我，《南方》已经怀胎十月，有关它的秘密不久即将揭晓。 那个中午，我知道了在一个月内连吃三次河豚带刺的皮可以根治经久不愈的胃病，评论家王尧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叫x的人坐在明亮的河边，他的屁股下面垫着一层阳光……这当然是耳朵听到的。那天中午，我的眼睛还看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长得还算伶俐的服务生捧着茶壶从林建法背后走过时，竟毫无征兆和原因地扑倒在坚硬的地砖上，脆弱的茶壶似乎知道落地会叫它粉身碎骨，所以死死地抓住服务生的手，只是壶里滚烫的茶水凭借着速度的力量，水箭四射，甚是放肆。总以为，茶壶都完好没事，人更不可能有事，她正当妙龄，腿脚想必是够灵活的。殊不知，她居然动弹不得了。剧烈的疼痛把她变成了废物，最后不得不几个人把她悬空地架走。我们都注意到，她被架走时，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似乎以后她再也不能落地行走。这件偶发的事所蕴含的意味，似乎是很多小说的追求（主题）：偶然改变一切。换言之，这件事具备浓厚的“小说性”。也许是触景生情吧，朱文颖向我们谈起她已经耕作多时的小说，就是《南方》。 谈也是泛泛之谈，比如书名、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她认真地问我，《南方》这个书名怎么样。我无言以对。像人名一样，书名的重要性可以无限夸大，也可以无限缩小。在我看来，取《南方》这样的书名，有如给人冠名“国庆”、“长江”、“丽丽”一样，体现的是一种无视其重要性的劲头。这也没什么错，只是——既然无视，其实可以不征求意见。我这样想着，牙关就咬得更紧，但思绪却十分活泼……一本只有书名没有内容的书，有时比一本内容翔实的书还要吸引我。我开始猜度书的内容，是过去时，还是现代时？是言情的，还是说理的？是《高跟鞋》的后伐，还是《繁华》的挺进，还是纯然崭新的开辟？诸如此类。包括现在，我都一直在想。 这当然很无聊，而无聊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无法简化的形式和内容。我知道，我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我还知道，问题首先出在我的内部，精神深处。我并不年老，却已经开始过老年人的生活，不爱出门，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我耽守在家，满足于空洞的玄想和抽象的占有。可以负责地说，我每天至少有一两个小时是在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中度过的。这是一种单人游戏，需要技术和一点病态心理。时间长了，我发现我有个奇特的才能就是：我可以与虚无进行交流，并从中找到源源不断的乐处。《南方》对我来说是虚无的，因为一切都不确定，我的乐处在于把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下来。这是一场有趣的战斗，我明显处于被动一方，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舍得放弃，采取从局部“歼敌”的战术。于是，我放弃对《南方》诸多方面的猜度，只专注于对女主人公的“局部研究”。在经历了一定的可想而知的空白之后，我有点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如瞳孔的黑点突然出现在白茫茫的远方。令我幸福的是，这个黑点在增长，在放大，仿佛从沙漠深处向我走来。这是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我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现在，这个黑点已经变成一个有音容笑貌的血肉之躯，性别为女——这是当然的，因为是《南方》的女主人公嘛。 不要问我她的名字，毕竟是隔墙睹物，怎么能猜得这么具体、细致？这场“战争”注定我要放弃很多，比如名字啊，身高，发型，穿着，等等，我都是要放弃的。而我抓住的远比这些重要，比如年龄、性格、身份、嗜好、价值观、道德坐标，甚至命运……年龄在30～36岁之间，不会错的。这对女人来说不是个好年龄，如果性情阴郁一点，生活压力大一点，她几乎已经完蛋了，只剩下最后一个赌局，就是子女。赢了，晚晴，否则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放心，朱文颖笔下的女人性情坏不了的……我猜《南方》的女主人公的血型为o，星座为摩羯。这是一个绝配，天生有一副好性情，天塌下来都不会心急火燎。加之，自小生长在南方，家境殷实，生活从不存在世俗的诸如行囊羞涩、位卑人微的烦恼，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性情就好到家了。性情好就是人缘好，人缘好的人身份肯定不会差的，差了自有人去提携她，抬举她。 其实人缘就是福缘，福气。 一个福气的女人，每天可能会睡到自然醒，即使只为了一个目的：养颜。但毕竟是“奔四”的人了，岁月饶不了她。于是我想到一个细节，一天梳妆时，她不经意发现脸上长了几粒雀斑。要是换一个女人一定会惊惊咋咋，但她不，她笑了，并且对镜子说：你真讨厌，怎么能这么一览无遗地反映我？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提醒了我，应该施点粉了。说着，刷刷两下，没了，她很得意。下午遇到女友（脸上同样有雀斑），她会得意洋洋地告诉她怎么对付雀斑；遇到男士，她会说：嗨，你别凑我太近，否则你会看到我脸上的秘密的。这样，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她：女人喜欢她的真诚，男人喜欢她的风趣。 经常在人堆里转，总是会有艳情。一天，一个不知趣的男人偷偷地对她表示了爱意。这蛮考人的，拒绝要得罪对方，接受要得罪自己，上下都是陷阱，怎么办？我听到她哈哈大笑的声音，是为了稳定情绪，保持智商。然后，只见她兰花指一翘，嗲声嗲气地说：老兄，你真是不了解我，我只追求别人，从来不接受别人的追求，如果早二十年见到你，我会追求你的……玲珑剔透，全身而退。没办法，男人在她面前总显得弱智。这是女摩羯的特征之一。女摩羯如果从政必定所向披靡，30岁之前当上中层，40岁雄踞一方。问题是朱文颖让她读了太多的文艺书，她迷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撞钟。所以，她放逐了组织，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闲散之徒。好了，要想在文艺上有所建树，把自己弄报废这是首要条件。 所谓报废，就是对世俗产生了距离，甚至敌意，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不甘于过正常人的正常生活。除了对自己认定的东西和仅剩的亲情，她对什么都感到漠然，易于厌倦。而故事正是从厌倦开始，在南方，一个被和风细雨养大的女人，因为对周遭的厌倦，对远方的念想，渐渐地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生活，渐行渐远，爱恨情仇以一种加倍的方式向她袭来…… 有人说，这不是《南方》的女主人公，而就是朱文颖本人。对此，我不打算作任何回复。不，也许应该说一点：朱文颖作为一个探究女性内心秘密的作家，爱恨情仇一定在加倍地愉悦着她，也折磨着她。 第16章:书法家王冬龄 2008年5月11日 王冬龄爱喝咖啡，前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吴重雨也爱。两人同为名士，年龄相仿，爱好相近；不同的是，吴重雨54岁那年，在医生劝告下断然戒掉咖啡，并在校内发起倡议，号召所有与他一样年纪偏大或血压偏高者“告别咖啡”，淡饮养生，一时传为佳谈。王冬龄的血压是否偏高我不得而知，但我知晓他对咖啡“照爱不误”，且小有解释：“中国有句老话，爱吃三分补。咖啡我喜欢喝，每天喝上一两杯，不要紧的。” 我们不必深究王冬龄此言是否符合形而下的健康理论，或者形而上的老庄哲学。但这就是王兄，没错的，他是个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科学的人——正如他的书法。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术，自有法度，但到了王兄手下似乎只有自己了。他是怎样一个人？外观，笑眯眯（笑容可掬），飘飘然（长发飘飘），年轻态，和事佬，有话好说，有事好讲，男女老少都是知己朋友。但骨子里，他或许只有一个知己，便是自己；只有一个朋友，便是墨水。他是个把书法当作信仰来信仰、当作生活来生活的人。这个人，不会随你而动，只会随心而动：他有一颗强大而独立的心。 卡尔·荣格曾说过：艺术家不需要解释其作品，只要他能以自身的高度才华赋予他的作品以完美之形式就足矣。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是绝对私人的，其隐秘性和独特性超然于逻辑、体验或智力之外，如同来自一个陌生的星球。2011年4月1日，中国美院体育馆二楼千平米球场，王冬龄一气呵成的巨幅作品《逍遥游》在我眼前落成，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荣格的这句话：高度的才华赋予作品形式。 王冬龄的书法作品给我的触动简单而分散，恍然生活周遭活泼的点滴：有体温，有心跳，有爱恨，有喜怒，满是温暖的日常与熟悉。但这又不是真正的日常与熟悉，我们平素对生活的体验，由于身体感官的局限会产生各种障碍，是谓“认知障”。王冬龄似乎用书法本能地将真实的生活提纯了，又以高超的技巧和其擅长的法式还原，没有赋予任何意义却超越了意义本身，无所不是意义，无处不是兴味。 这是一种情境，也是一种情怀。 带着这样的感触，我回头细细品味王冬龄多年来的书法作品，心底竟然不由分说地冒出禅宗传灯录的一段十分有名的老话：“老僧三十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英雄所见略同，王国维留下的生动譬喻想必也是大家熟悉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我看来，王冬龄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在1987年第一次创作《逍遥游》之前，那时他的书法循规蹈矩，堂堂正正，虽得其法，然匠气未脱，充其量只是一名有灵气的书者，离艺术的独创尚有一纸之隔；第二个阶段是1987年到2003年，这一阶段他的作品令我想到弗兰西斯·弗兰契娜在其编著的《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中发出的呐喊：“独创性！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多少都是习惯的奴隶，我们固执地奉守着习以为常的惯例。每一条新路都使我们噤若寒蝉。”其时的王冬龄，显然捅破了那层桎梏的纸，在寻求独创性的陌途上下足了功夫，走入了天界，代表作是一系列意气风发的草书作品，其构图及运笔如天外来客，难觅人间烟火。很快，2003年，当他第二次以狂草创作《逍遥游》之后，天外来客似被驯养了，狂张的意气收敛了，吹号冲锋的杀气被风吹散了，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抱朴守元，是返璞归真，是自然而然，像草长莺飞，像雨过天晴，像春之于花开，秋之于花败。 艺术，一向是要天赋的。对有天赋的艺术家言，一向是放容易，收困难。收不是收心，是收手，即：所谓收，是亦收亦放。这是凌空走钢丝，既要琴心，又要剑胆；既要天，又要地；既要阴，又要阳。说到底，是要把自己修炼到一种自我难分的地步。形象地说，是要把自己拉得无限长又不至于断掉的“命悬一线”的地步，从遥遥彼端连至此地，既纤长得似乎首尾难顾盼，又完整坚固如一杆铁笔。我以为，光仰仗天赋是走不到这地步的，因为天赋是一把双刃剑。天赋给你神力，让你横空出世，走入天界，独占鳌头，然后你不免要患上自恋症，拒绝走下神坛，返回人世。殊不知，回来的路绝非坦途，而是一根绳索，只有尝试去行走并成功的人，才能留下天人合一的精彩。王冬龄自我，却不自恋，他小心翼翼地走回来了，把他的天赋双倍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靠的是他有一颗美丽的心。 因为强大，因为独立，因为不自恋，因为不停止，这心才显得美丽。 第17章: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2011年9月10日匆就 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传说的用途往往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和大。1989年前，我对朱向前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传说，有点像在历史里的一个人，一个影子，我知道他，关注他，但他感觉不到这些。第一次读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说，叫《漂亮女兵》，发在哪里没印象，我是在《小说选刊》上看到的，落的是两个人的名，向前在前，在后的是张聚宁。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记得这么多，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这小说特别叫我心仪，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二是作者与我有种超出普通读者的关系。当时我对小说好坏的判断力还十分差，前一种情况有点说不通，而后一种情况倒是勉强说得上。首先看作者简历，就让我有种亲近感，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队上有个战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谈论向前往事轶闻的样子，一下子让我觉得向前离我是那么近，我要认识他几乎如同反掌观纹。这个感觉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经离开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经被战友的怠慢拖得十分困难了。几年后，我也离开了福建，去了南京。离开的时间一年接着一年地增长，现在我和向前离开福州都已有十好几年了，但我相信，在那个我们过去熟悉的城市的记忆中，关于我的记忆或许早已烟消云散，而关于向前的可能在与日俱增。换句话说，同样是离开，我的离开是消失，是人影俱离，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里，而且随着他日后身躯的变大，影子也越发的大了。卡莱尔曾说过，人们都看重名人，经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贵情感献给一个商标样的名字，或者广场上的一座铜像。卡莱尔还说，这是人类的一种病，其实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这说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相信人总是生活在错误中的。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对错误的需要要超过对正确的，从伊甸园故事看，人类甚至是由于错误才开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记忆最多的城市，有点初恋的意思，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真诚而刻骨铭心，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应该说，在那里我和向前本来是最好相识的，机会很多，条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容易反而会变得困难，因为近反而会变得远。在我老家，有一句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俗语，用土话说跟成语一样精练又有音韵，但转换到普通话语系里，成语的感觉荡然不存，剩下的只有一点意思：住在码头边的人最容易搭乘不上轮船。这句话像一把骨头一样丑陋，我简直难以相信它是从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袭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语中转译过来的。这也是我在文学之旅上的困难，我祖辈的智慧和精神难以顺利地抵达大众的心灵。几年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说，也许是他最后一篇小说，标题记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么的，写的是一个傻子抗日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极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语。就文本而言，我相信这小说已写到极致，但就文学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学本质出现了某些背离。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危险和可怜的处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就是：想让文学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后我决定放弃多年的努力，我相信这种放弃是正确的。说真的，小说《地枯》让我看到最多的是挣扎，写作的挣扎，阅读的挣扎，包括长此挣扎下去可能有的好下场。显然，《地枯》成了我照见向前的镜子，也成了我照见自己未来的镜子，那样子让我感到不对头，因此我也就有止步回头的愿望。今天，我多少懂得“挣扎”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作家本人包括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是可以挣扎的，挣扎得越充分越好，挣扎是表现，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这一切的文字：语言，叙述，是不能挣扎的。叙述上的挣扎会让读者的心乱跳起来，人物和故事的镜面也会由此分裂。可以说，《地枯》让我提前几年结束了疾病般的写作。这时候，我尚未认识向前，但他比许多我认识的作家给我的还要多。这也应了一条文学定理：一个作家很难从另外一个作家身上或生活里得到什么，只能从作品、从文字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变万化的。 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他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写评论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讨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面，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法声音明显变弱，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和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虚假。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之际，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向前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着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辞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蜚短流长，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一点点艳情故事。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内疚，倒是对向前，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更好。 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写文章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得意门生时，我总是被强行加塞。这有些叫我尴尬，又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对向前有个最好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戏谑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看到向前接待朋友，总是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一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可以理解，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个套路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力，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他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衬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遮蔽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因为山高路远，进出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一边搜索记忆，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知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依然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朱寒汛，我也是看照片后才知那次他也来了。这是件怪事，陪他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没有留下记忆。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一个原因，那阵子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推测，在我陪向前期间，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量。当时我把身体不良感觉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没去管它。这么说，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也想到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鬼鬼祟祟的事，也肯定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平平常常，像接待一个普通老朋友一样。这也说明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击动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他的官路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世俗的一部分。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 第18章:文学的创新 2002年1月1日 此文是在第三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创新，是跟文学一样古老又现代的话题。这个话题很大，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深奥，像一道地平线，我肯定无法“解密”它——我准备“暗算”它。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困惑中的一些思考，目的是抛砖引玉。 我首先“抛”出的是我儿子。 我儿子今年10岁，前年夏天，他想学骑单车，我觉得太早，没同意。但他母亲悄悄地违抗了我，等我知道时已经没有指责的权力了，因为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次看儿子骑着自行车在偌大的操场上转来转去，心里还是有些激动。但短暂的激动后，更多的是紧张，我发现儿子骑车的速度非常之快——实际时速可能在10公里左右，但我的心理时速已经超过了一百公里，急得我一边追着一边大喊大叫：慢！儿子，骑慢一点！但儿子还是骑得飞快。他慢不下来，一慢下来就摔倒了。这似乎很难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慢比快还要难，还要花功夫，还要有技术。骑车是这样，写作可能也是一样。 然而，慢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发神经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至今还在用一部1998年买的诺基亚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人见人说，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夸奖和嘲笑——这些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在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一部手机还要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在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的速度是够快的，有句话一度很响亮：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满街乱跑。奔跑中，我们留下了速度，却使文学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真实，比如美，比如善；同时也让有些作家失去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心态，比如耐心，比如坚守，比如安静。前不久，我看到云南的一位我敬佩的作家在报纸上说，他的写作不过那种加盐的写作，是在最基础的层面进行思考、写作。这也让我想起去年我读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如今已经身居要位，指名道姓出来也许有媚俗之嫌，鉴于此，请许可我用x、y替代。x写了一篇叫《y》的小说，我认为那是一部超常“慢”的小说，慢慢地开始，慢慢地推进，慢慢地结束。它放弃了速度，把一段历史，一个地方，一门家族，一些新老事情，事的是是非非，情的恩恩爱爱、悲悲楚楚，都摆放在午后的茶桌上，以一种午后阳光移动的速度慢慢写来，娓娓道来，前因后果，起承转合，曲里拐弯，里应外合，尽量将变迁的人和事、情和理、形和状、意和义，苍茫的外部和深邃的内部，说透说圆，圆得没有了线条和角度，透得像在玻璃的另一边。我曾经想用两个晚上把它读完，但二十天后它还没有撤离我的床头。这是所有慢小说的特点，阅读成了一种考验。当然，如果没有诱惑，也就没有了考验。换言之，一方面是它的“慢”在考验我，同时也在诱惑我，它身上有太多的肌肉和重量，它行动迟缓而笨拙，但是柔软的、温暖的。这也是文学应有的感觉，一种让人舒缓、慵懒的感觉，一种让人身体慢下来又化开来的感觉。 客观地说，这小说写法非常老套，具有深郁的中国特色，谋篇布局，风格味道，大有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精髓。让我惊讶的是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却不是这样，不是“返古”，而是“创新”：一种崭新的姿态，一种久违的陌生感。这使我不禁想到：创新也许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有时候也许是“守旧”，是回归，是后退。《y》这篇小说所以让我感到“新”，就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气息，和这个时代的很多写作都不尽相同，它用它的笨拙，守护了我们生活中即将消失的旧和慢——这对一个正在以审美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所谓的创新，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正如所谓的先锋，也常常意味着是一种精神的后退一样。由此，我甚至觉得，真正的创新，有时恰恰应是一种创旧，也就是说，你要敢于在一个日日新的时代里，做一个旧的人，敢于在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里，做一个慢的人。我常常问自己：当时代变动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做一个不动的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当快成了多数人的写作速度，我是否还有耐心使文学本身慢的品质不致失传？当别人前进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独自后退？当大家都被推到喧嚣的中心时，我是否还能安于一个角落继续寂寞、孤独地写作？ 因此，文学的创新绝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学的创新也不是为了承认、赞美已有的文学现实，而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文学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在人群中成为那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这，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煞有介事地说它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和大家一起重温、共勉。 第19章:我用大脑写作 2007年11月15日 2008年，《风声》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这是获奖感言。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如何，是晴到多云，还是雨过天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后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干脆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一言蔽之——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这个奖，我认为是替这个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内容。我是说，我和这个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关系，我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说真的，四十岁前我渴望得奖，庄重文奖，冯牧奖，鲁奖，茅奖，省内的奖，省外的奖，我都暗自念想过。但是现在，从四年前起，我改变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奖。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记住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这位大师说：得奖总的来说是满足虚荣心的，既然是满足虚荣心，那么不得也罢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说神秘的是，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得了一些奖。为了体现我的成长和成熟，我不允许自己在奖状面前喜乐，我套用大师的话对自己说：那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虚荣心总的说是要克服的。我尽量保持平常心，把因为得奖而可能异动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确切地说，从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种喜悦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间，像花香之于花开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我四年来对自己改变是假的，起码是不彻底的；二、是这个奖已有的荣光击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他在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坤包前弩张剑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当这只坤包换成一只麻袋时，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轻浅的笑容，期许的目光，称兄道弟的平易近人。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点也不欣赏。鉴于此，我不知道得这个奖是我的幸，还是正好相反。 我得奖是因为《风声》，这是一部我用大脑写出来的小说。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无法无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说来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人能说得清。可以说一说的是，用心写还是用脑？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有选择权。 我知道，要想留下传出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但用心写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这个年代用李敖的话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独秀于林。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不了得。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 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作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抨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丁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了，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并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喧嚣和混乱而变得更加神秘，我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第20章:八谈《风声》 2008年4月13日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需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谈编剧，也谈导演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可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2008年4月13日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需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谈编剧，也谈导演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可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第21章: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2009年10月20日 2011年8月29日讲于北京现代文学馆，2012年5月21日根据速记整理。时隔295日，与老父却是阴阳两隔，恍若隔世，心有余悸。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坐在这儿就是我的弱项，因为我不擅长讲。而且我认为，能说会道不是一个写作者的优点。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少出来抛头露面，作家总的来说是个孤独的职业，没有孤独，没有内心的那份纯净，可能他就进入不了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深层次的写作。所以，我一直在回避跟读者正面的交流，一方面我想使自己更像一个作家，躲在文字背后，有一定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也担心说多了，让自己写作的动力减弱了。 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就是担心跟人交道打多了，话说多了，写作的动力会减弱。我看到自己很多朋友因为痴迷于或者说热衷于在外抛头露面做演讲，慢慢的那种原有的文学热情、写作冲动就减弱了。我是内心特别孤独、甚至有点孤僻的一个人，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作为作家这也许是个优点，如果它是弱点，我也想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所以尽量想少出来。今天来这里和大家见面，是因为正好在评茅盾文学奖，被同是评委的吴义勤馆长拉来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当初我写作初期非常关心我的一个评论家，实在是有碍情面，不敢驳面，所以就来了。来了大家也就认识我了。这也是我的荣幸，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听众、这么多读者。我在想，人生有时是很荒谬的，你身边那些人表面上一直在陪伴你，你们的身体随时在接触，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对你内心可能一点关怀照应也没有。有人相处一辈子可能心还是隔阂的，内心老死不相往来。但我和在座的，不能说全部，我想至少多数人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其实我们内心已打交道很久，通过我的作品，我的文字，我的影视，可能我们相交已久。所以，今天能够在这儿认识大家，我真的非常高兴。 有一点要声明，你们别指望我说出什么金玉良言，我来主要是和大家认识一下，让你们看一看麦家其实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个有点羞涩的人，有点腼腆，坐在台上对他来说是跟坐在老虎凳上一样的感觉。比如我说一会儿话就会口渴，那是因为内心紧张。请允许我喝一口水吧。 刚才主持人说到，我谈的题目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我的生活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文学已然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除了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外，多数时间都窝在家，不是读书就是写作，要么就是散步，锻炼身体。散步、健身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写作。总之，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我想如果谁判决我，要让我离开文学，不让我读小说，读诗歌，也不让我写，我想我肯定会死掉。我会自杀的，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呼吸口，我活着的一个理由。文学对我来说这么重要，那么对你们，对大家，有没有这么重要呢？ 下午我要去大连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如果我从飞机场起飞不是飞往大连，而是飞往东南方向，飞1190公里，降落在杭州；再从杭州机场往富春江方向开40公里，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村庄，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个村庄，叫蒋家村。那真是一个大村庄，解放前是一个镇，解放后因为政权改变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成了一个村，现在它有8000多人，我小时候有5000多人，我的父母和17岁之前的我就生活在那儿：一个庞大的乡村，有山有水，有古老的传说和历史。 我刚才说文学对我很重要，可对我父母来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虽然粗识文字，但绝对看不完一张报纸，更不要说看书，看文学作品。我父母现在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我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因此这两年我经常回家，每到周末只要我在杭州我都会回去看看他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有时我不禁会问自己：被我视为生命的文学对他们有意义吗？我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如果你去问他们，文学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想他们一定会说没关系。他们每天过着非常简单、朴实、机械的生活，天亮起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心里也有梦，过去他们的梦一定是让自己孩子能够吃饱、穿暖，现在肯定是希望孩子们能在外面发展的更好。我母亲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在写书，但她不知道这个书在社会上的价值，也不知道这些书能赋予我什么价值。她经常会问我，你官当到多大了，是正处还是正科。她对我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我回家乡去当一个乡长，哪怕副乡长也行。这就是我的母亲，如果我父亲能开口说话，让他说说他对我的梦想，大概也是如此：回家乡当个官，能当大官再好，大不了小的也行，至少比当作家行。 不用说，文学和他们也许并不存在关系，他们从不读书，哪怕是我的书，顶多是摸一摸而已。我出了书都会送他们一本，扉页一般会写上一句话：送给我的父母双亲，诸如此类。他们会摸一摸，看一看封面，象征性地翻看一下，仅此而已。文学跟他们我想也许真的是没有关系的。而他们是谁？他们代表了我国至少几亿人。是的，我的父母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一大群靠土地生活的人，他们的感情全在土地上或者在自己的亲人上。他们的梦都是跟土地有关，跟自己亲人的安危荣辱有关。他们的生命里没有诗，没有小说，没有散文，只有一只会饱饥的胃，一具知寒冷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实在，抒情、浪漫、文学的事跟他们无关。他们的每一个梦都是有脚印的，脚踏实地，踩在贫困的土地上。她们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雪境、雨丝、晚霞、起伏的山峦、汹涌的波涛，是难以进入他们眼里心中的。大自然在他们眼里心里也许只有粮食，只有能够改变他们生存境遇的那些东西。 那么，难道文学只属于我们这些少数人，而不属于他们这些大多数？文学到底是什么？到底能给我们什么？确实，文学不能给你增加收入，没有哪个单位会因为你喜爱文学给你加工资，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有文学修养而奖赏你，尤其是今天，一个完全被功利迷惑的年代。别说是一般的人，就是我，文学已经跟我生命融合得这么深，文学也给了我这么大的价值，可在我母亲看来这个价值还抵不过一个副乡长。 但是，试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了文学会怎么样？我想一定会更缺少真，缺少善，缺少美。虽然文学确实不能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它教给了我们审美的能力，辨真的能力，向善的能力。因为有了文学的传承，我们懂得了怎么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细腻、饱满、敏感；因为有了文学的照耀，我们有了在苦难中仍然热爱生活的信念和梦。文学让我们的内心和外面的世界变得有情了，有义了，有美了。所以，我曾经这样想，文学不是太阳光，可以让万物生长，给万物带来实际的利益，文学有点像月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月光，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万物生长，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是没有损害的。世间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月光的，无月光照样可以生长。但是如果没有月光，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的心灵可能至今都还是一片黑暗。月亮是照亮我们心灵的阳光。人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梦都是在月光之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对一个诗人来说，对一个正在谈情说爱的人来说，月光就是他的亲人，见了月光，他的感情会莫名地变得丰满，情绪会特别饱满。我们在太阳光下劳作，可能汗流浃背，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但有一些很内心的东西因为被太阳一照就失去了，或者躲起来了。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很多美好的梦想、情感、思念都苏醒了。 话说回来，月光对我母亲来说可能真是无用的。我这里说的母亲当然是一个代词，她代表了一群人，他们天一黑就睡觉了，他们不需要月光。他们需要太阳光，给他们光明，让他们去劳动，让他们需要的食物得以生长。其实，我母亲他们也是需要月光的，需要在月光下回忆过去，想想未来的日子，只是因为白天劳作太累，日常生存太沉重，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务虚的需求。而人有时候虚的东西其实比实的还重要，比如我们的心灵是虚的，但它确实比实的身体重要。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文学对我很重要，文学和我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母亲应该也是个极端的例子：文学和她没关系。我们不要说极端的，就说你们在座的,你们的同事、同学和亲朋好友，他们其实不写作，平时也很少看小说，难道文学就跟他们没有关系吗？举个例子，我有个孩子今年14岁，从小我们每天晚上都给他读故事，如果哪天晚上不读故事他肯定睡不着，这样一直坚持到12岁，后来他可以自己看了。据我所知，很多小孩子睡前都喜欢听父母给他们讲故事。故事是什么？是文学的一部分。其实，我想我母亲他们也是爱听故事的，只是他们生活得太累，没条件听罢了。 我还在想，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生活得很贫困艰难，但毕竟他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有青春期，有情感萌动、成熟的季节，那些季节里他们有没有做过梦？我想肯定也是做过的。为青春做梦，思念远方的末名人，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遐想，这些都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在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人说只要你上过高中，肯定跟文学发生过关系，人的青春期就是文学期，青春萌动，感情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内心极为孤独，肯定会暗恋同学，或者暗恋老师，或者是暗恋曾经看过的电影里的一个异性。这种东西跟谁说，谁都不能说，少男少女的秘密全闷在心里，所以就会写日记、写诗。我跟很多读者了解过，他们虽然现在不读诗了，不读小说了，文学跟他好像没关系了，可一讲起年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我曾给谁写过诗，曾看过谁写的诗，曾写过多少日记、情书等等。我相信，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就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心跳声。人的青春期是非常苦闷的，因为孤独，因为他已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没人能够跟他分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因为成人总是害怕他提前进入感情世界，这种感情成了他的牢房，被完全锁在自己的内心里。但锁是锁不住的，怎么办？通过读写文学作品，诗啊，小说啊，日记啊等等来表达，来宣泄。所以，人的青春期就是文学期，这话没错的。有人说青春是一场病，治病的良药就是文学。像我母亲他们因为不识字，没机会得到文学的滋养，病没有治愈，所以他们的情感世界也许比我们要荒芜、单调得多。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就因为贫穷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机会，让他们无缘结交文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在我的小时候，中国乡村确实很贫穷，饥饿是全国人民日常生活记忆最鲜活深刻的组成部分。我们那儿算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依然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困扰，为了解决饥饿，不得不吃大量的粗粮杂食，新衣服一年顶多一件，过年时穿的，平时穿的都是破旧衣服，是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在这种贫困岁月里，文学离开了我们是情有可原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心灵的问题，幸福的话题，总是在解决了饥饱温暖之后。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其实早已解决。我家乡那边农村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裕到什么程度？我记得1992年，我们村庄已经有几百辆桑塔纳，为此上海大众公司专门到我们村里去做了一场宣传活动，为他们的桑塔纳做广告。如果你们到过杭州，在杭州上空你会看到乡野里成片成片的别墅，你以为这些别墅是城里人的，其实不是，都是农民的。那边的农村早已完成生存必要的积累，进入了小康，甚至是富康了。但是文学并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与他们发生更多关系，甚至越来越没有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物质异化的时代，我们愿意拿出最聪明的才智、精力，甚至健康去无止境地追逐物质利益，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英雄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乐意花十万块钱买一只lv包，花上万块吃一顿也许有害健康的大餐，却不愿意花十块钱去买一本书。我们有洗脚按摩的时间，却没有看书的时间。我们把房子墙上装修了又装修，却没有热情去修饰一下内心。我们也有人在读书，但读的大多是愚人书、工具书、应试书、教人行恶的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掠夺更多的财富，把单位同事斗败，把生意伙伴搞垮，把道德弄败坏，把真善美的生活玷污了。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迎来了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到底怎么了？当我们有条件选择生活时，我们怎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空心的生活”，不要内心，不要审美，不要梦想？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更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我们薄待了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归根到底是关乎心灵活动的，关乎美的，善的，它是非功利的，虚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功利，急功近利，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可以放弃所有美德，不择手段地去抢夺。心都沉沦了，有一座金山又能有什么用？金山可以让你住豪宅，坐豪车，吃大餐，泡年轻漂亮的妞，说来说去优待的只是身体；当你的心灵出了问题，开裂了，漏水了，金砖是补不了心灵之洞隙的。最成功的人都有挫败的时候，都有心灵焦虑的时候，金山在心灵出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而一首诗，一个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许能让你从焦虑和困惑中走出来。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记录的是世态百相，传承的是人类情感和记忆，是我们心的困难，情的困惑，是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情景：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希望与绝望。你的困惑在里面，解决你困惑的方案也在那些有灵的文字里。 如果可能，我要奉劝现在的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多读点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心有伴侣，有家乡。人年轻时是打开内心世界最佳的时代，就像打铁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没有打好，不给它最好的火候和锤打，这扇心门可能永远难以打开，或者说只能打开一点点。人年轻的时候，青春时期，如果没有让内心接受滋润，那么你们的内心也许会永远关闭。内心一旦关闭，你们就感受不到幸福，或者说你们自己觉得很幸福，但你们的幸福层次是低级的，粗浅的，就像我母亲他们。坦率地说，我母亲他们的生命更多是属于身体的，他们的幸福感更多来自身体而不是心灵。 说一件我经历的事，去年11月份有阵子我心绪很乱，不想见人，有一天就回家去了，坐在我们家回廊下，躺在靠椅上，举目发呆。秋深了，秋风的凉意很浓，我们家在山边上，山上有一棵很大的广玉兰树，在劲风吹打下，一片片树叶被吹落下来。我因为情绪不佳，触景生情，一下子流泪了。我母亲看到了，问了，知道我为落叶在流泪，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看来，我这完全是神经病，看到树叶被风吹落怎么会伤感得流泪呢？这种感受她不会有的，理解不了。我怎么会伤感的？因为我当时突然想到了林黛玉葬花的情节。这种联想是谁给我的，或者说这份情感是谁给我的？就是文学，是《红楼梦》。如果你没看过《红楼梦》的书或电视剧，风吹叶落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我母亲看来这是最自然的现象，到了冬天她几乎天天都面对的事情，根本无法触动她心灵。对我来说却是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心情的原因，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接受的文学的熏陶被唤醒了，情感的门被打开了。 我真的认为，文学应该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有很多很大一部分人以前是因为贫困，现在是因为无知和蛮横，跟文学失之交臂，应该是其中遗憾之一吧。因为贫穷，我的父辈生活得十分粗糙简陋，该受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们生来就是为生存而活，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们身体的价值、身体的功能、身体的需求被成倍地放大了，内心世界却被成倍地遮蔽了。当一个人的内心被遮蔽了，文学就会离他远去，或者文学对他就缺乏价值和意义了。这不是文学无能，而是我们的生活有缺陷，有遗憾，是生活出了毛病。可如今我们并不贫穷，为什么还要漠视文学的教养？看来我们的生活真是出了毛病。 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地说，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和我们的关系其实就是和心灵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你的心灵被开启，文学就是和你有关的。如果文学跟你没关，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心灵一辈子都没被打开过，或者说没有很好地打开，他们的心灵世界很小，装不进去文学。因为没有装进去文学，他们的人生失掉了许多滋润和滋味。简单地说，他们的幸福感也许超过我，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幸福的层次是低的，他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被一个文学人物、一首诗、一部电影温暖过，感动过。我们，在文学的滋润下，看到月光会想到白居易、杜甫的诗，你去游三峡的时候心里也许会想到“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诗句，你到杭州西湖看到雷峰塔会想到白娘子，等等。现实世界的一点一滴都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唤醒记忆，那是文学给我们的，文学让我们的内心饱满了，宽阔了，灵敏了。我刚才说，像我父母他们的幸福感是很低的，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公，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他们的内心很简单，很寡淡，难以领略人世间的诸多美妙和奇异。人生真的不是为身体而活，是为了心灵而活，活着是一种经历，可一个人真正能亲身经历什么？经历不了太多的，就像我，经常外面飞来飞去，外面盛传我当过间谍，其实我的经历也是很有限的。我当了17年兵，待了七个城市，那也才七个城市。我至今没有去过美国，我第一次去美国被领事馆拒签，因为他们看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当过兵，专写谍战书，怀疑我是间谍。被拒签的记录影响了我后来再签，到现在我烦了，放弃了，不想去了。虽然我从未去过美国，但我通过文学，甚至比一个美国人都更了解美国，因为我看了大量的美国小说，从马克吐温一直看到今天的丹布朗，这些文学作品也许让我比美国本土人都更了解那片土地。 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一个意思，文学不是没用的，文学和我们有直接而至深的关系，那就是心灵关系。这么多年来，我跟文学一直有紧密的关系，我的体会这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一份职业，有了谋生之道，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变得宽大了，温暖了，善良了。读一本好书，结识一个文学人物，无异于交了一位好友，你的心灵会因此而少一份孤独，你的生命会因之而多一种牵挂和爱。孤独的心灵是痛苦的，没有爱的生命是残缺的。和文学为友，与书中的人物做伴，是我们对生命最深层次的关怀，是终极关怀，也就是心灵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我们的身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怀。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心灵的关怀少了，很多人远离了文学，疏于精神沐浴，忙于物欲一层又一层的开发、满足。我们平时不难听到有人对文学无用的鼓吹，甚至有名人公然在媒体上责问：读小说有什么用？我要说，读小说有什么用，只有读了的人才知道，不读的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文学写文学中度过的，在我和文学日夜相伴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开卷有益”这句话的正确性：它犹如一个简单又深刻的数理公式，一个穿越千秋世代而不变不老的真理。我可以说，读书和写作，就像是我的左半身和右半身，它们成全了我，也塑造了我。我觉得很幸福，也很温暖。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幸福和温暖，让生命变得充实而丰满，坚实而有力。 第22章: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2008年3月19日，本人应林建法和王尧二兄邀请，赴苏州大学文学院“小说家讲堂”与年轻学子作了题为《作家·博尔赫斯·军事特情小说》的交流，全文共三部分，此为第一部分。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苏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两次到过苏州，两次都跟女人有关。说真的，我差一点成为苏州女婿。但是命中注定我成不了苏州女婿，虽然给了我两次机会，都失之交臂。这就是命，数量篡改不了命运，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 时间会改变一切。二十年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的时间长度，我相信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我过去的两位女友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也不可能认得她们。我们不过是泛泛之交，没有锥骨铭心的关系，更没有藕断丝连。我至今没有她们一点消息，只有想象和期待。我有理由想象——我相信，她们一定生活得不错，因为她们至少没有嫁给我。我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作家——也许该确切地说是个一般的作家，并不优秀。优秀与否，终归是个作家，靠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为业，为生，为苦，为乐。不是我自贬，或假装谦虚，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不合适当丈夫的，或者妻子。这两个头衔需要世俗，务实，贤慧，具体地说，是心思平安，手脚勤快，走在大街上目不斜视，下了班要尽快回家，回了家要笑嘻嘻的，兜里有钱要交出来，心里有气要藏起来，不要莫名其妙地生气、发火。这些作家常常是做不到的，他们总是在莫名其妙地东张西望，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莫名其妙地沉默发呆，时而为一朵凋谢的花感伤，时而为一个纸中人的死亡而愁容满面，甚至经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古怪念头。我知道，有一位作家，一位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大师级作家，他好不容易与相爱多年的女友结了婚，结果不到半年又离了，理由是因为他妻子睡觉时从来不做梦。 不做梦就要离婚，这个理由确实荒唐透顶，有点神经病。但这位作家的神志绝无问题，他甚至一向以睿智面世，被世人尊为用智慧写作的代表。他精通五种外语，六岁便用外语写诗，终身泡在图书馆里，读过成千上万的古籍名著。生活中的他是谦谦君子一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他利用哲学问题进行文学创作，诗歌，小说，随笔，文论，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名篇佳作。总之，他古怪不是因为弱智和无知，也许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为自己荒唐的离婚曾经这样对人狡辩过：每天做噩梦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梦也是可怕的，两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现在，我也许可以套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作家，他优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难怪有人说，作家都是可怜的，与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是让这位古怪又智慧的作家来告诉我们吧——他说：那是因为作家要写作，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 “宽大”到什么程度？ 无法用数字来体现，但有形象。和这位作家几乎是同时代的另一位世界级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小说有个题记是这样说的：“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出过解释。” 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就是作家。 我认为，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当然也包括作家在内。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为了说清楚问题，我们不妨牵强一点地说，刘翔挑战了人类跨栏的速度，爱因斯坦挑战了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高度和宽度，曹雪芹挑战了人类开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刘翔和爱因斯坦的“功劳”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么伟大吗？我认为有的，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比如，秋天来了，各种花朵开始在寒风中凋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理会它，熟视无睹。但是，对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来说，他可能会因此想到林妹妹凄婉的葬花，进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恋人的远去，爱情的离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凄凉景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要下个结论：科学家让我们对身体之外的世界——物质世界——越来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来越多，辽阔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庄，我们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几十年后，我们去太空观光旅行也许并不比今天我从成都到苏州复杂多少；那么是谁让我们对身体内部——精神世界——越来越了解，进入得越来越深，占有得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 据说一个人的心只有四两重，肥大一点的大概也不会有一斤吧，但它构成的世界就像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一样，也是无垠的。这些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就像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一样，想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这是一件有点儿荒唐的事情，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没有实际意义。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豹子去那儿干什么？豹子肯定不会去的，即使去了，当发现那儿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后，也会马上掉头下山。所以，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征，是有些人的象征。这些人不甘现状，向远方走去，世界因为他们的“不甘”而变得更加迷人，精彩，辽阔，宽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们自己却因此可能变得更加孤独、苦难，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 问题是没人强迫他们过这种日子，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他们被一个梦想迷惑、吸引，他们跟着梦想走，跟影子说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激情，追求乐处。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神经病”，喜欢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理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结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这种人我也是不愿跟她生活一辈子的，哪怕她能带我上天堂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堂，但那可能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过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么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生动、多彩。要知道，我们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么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丰富多彩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做了无数的梦，登上了无数冰雪肆掠的无人之地，跟无数的风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过。 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糙……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第23章:三谈《暗算》 2008年3月11日 失去也是得到——创作谈：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有些工作也是坐牢，像《暗算》里的几位主人公：瞎子阿炳、黄依依、陈二湖、“老地瓜”……他们或终日滞留在大山深处，或长年浪迹四方。滞留的如困兽，浪迹的如游侠。游侠也是困兽，因为他们的内心极不自由。很难想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以“国泰民安”为终极目标，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身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甚至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绞尽脑汁，“暗算”他人、他国，然而最终自己又被粗粝的世俗生活“暗算”了。生活对他们不公，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特别的命运。因为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变态的世界里，他们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特殊，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要失去。 失去也是得到。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尊敬、爱戴、想念、颂扬、鲜花。《暗算》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时，我注意到，在读者留下的一大堆评论中，有一个声音似乎显得特别坚定而又响亮，这就是：人们在为他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祈祷。我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地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从理想的角度说，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或者建立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目光。 2003年7月15日 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暗算》火了！因为电视剧。 都说，这对小说《暗算》是个好事，可以多卖书，多挣钱了。但我认为，也不尽然。其实，小说《暗算》和电视剧《暗算》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主动是因为电视剧天生和小说不是一回事：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我在单位是个专职的电视剧编剧，我很知道从小说到电视剧必须要完成什么，那就是向大众靠拢，要加增媚俗化的煽情和戏剧冲突（为什么有些小说家不愿涉足影视，我想原因就在这）。被迫是因为当决定做《暗算》电视剧时，小说《暗算》的第三部，即“捕风者”，已被其他影视公司买走电视剧改编权，现在的捕风者故事是根据我另一部短剧《地下的天空》改编的。小说《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和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其实只用了当中两个，即《瞎子阿炳》和《有问题的天使》（即黄依依）。总之，电视剧《暗算》不能替代小说，虽然是我自己改编的——正因为是我自己改编的，我心里更明白，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所以，说到《暗算》，我总是有点偏执地说：看我小说吧。 但我的小说好似有明显的问题。《暗算》出版业已三年，销量不俗，过20万册了。这是个名利双收的数字，令我暗自窃喜。我要感谢读者给我这份意外的喜悦和满足，但同时也心有不安。因为有些读者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一些专家读者，小说研究者。火力最猛的是关于小说“各章独立”的结构上，有人甚至因此而认为它不过是几个中短篇的巧妙组合。对此，我深有“委屈”之苦。倒不是说我自恋得受不得批评，对批评，每一种声音我都愿意聆听，交流，反思，尽可能予以接受。实在接受不了的，也愿以沉默的方式接受。沉默是《暗算》中几位主人公终身的誓言——借此来捍卫国家和他们人身安全，或许也是我等自我保护的良策。只是，关于《暗算》“结构”的批评，我实难沉默。坦率说，我对《暗算》的结构是蛮得意的。《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的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作为一个秘密机构，701的各个科室之间是互为独立、互相封闭的，置身其间，你甚至连隔壁办公室都不能进出。换言之，每个科室都是一个孤岛，一只抽屉，一只档案柜，像密封罐头，虽然近在咫尺，却遥遥相隔。这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以免“一损俱损”，一烂百破。《暗算》中五个篇章互为独立，正是对此的暗示和隐喻。也可以说，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是701这种单位特别性的反映。也许，问题是我太痴迷于“机关不露”，而大家对701这种单位的特殊性又不甚了解，所以才生误会。 这也让我想到了，写作的某些技术：直白与隐秘，这是一对矛和盾，过于直白和过于隐秘具有相等的错误。我的写作一直执迷于迷宫叙事的幽暗和吊诡，藏头掖尾，真假难辨，时常有种秘中藏密的机关不露。因之，我的小说具备某种悬疑色彩，这对大众的阅读趣味也许是一种亲近。但我在极力张扬迷宫叙述的魅力的同时，又濒临了某种因迷而乱、因深而浅的窘境。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把握不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非但劳而无功，还可能留下粗陋的笑柄，正如对盲者做色彩游戏一样。701不是普通单位，他的“孤岛”特性不是常识，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我蛮横的愚顽之举理应遭到唾弃，受到惩罚。作此跋记，也算是惩罚之一吧。 2006年6月14日 得奖也是中彩——答谢辞：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我要说的都是感谢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天空，感谢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红得发紫的运气。我不准备装深沉，我要说真话，这个奖让我得得很意外。坦率地说，从得知获奖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种盲目的不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所有得奖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人们面对重大事情的发生总会有一种梦幻感。《暗算》能被茅盾文学奖加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我难能把它当作一件日常事，从容坦然自如地应对。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好作品太多，远远不止这四部。这注定了谁得和不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如《暗算》中的破译家黄依依最后破掉光复一号密码一样，凭的不是公式，不是必然，而是一念之间，是冥冥中的一种混沌，一种无法言传和触摸的神奇。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运气，是我首先要感谢的。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战友。二十八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走进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地方，那是一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事实证明，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我被淘汰了！所以，事隔不久，悄悄地我走了，正如当初我悄悄地去。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他们像你年少时代的一场单相思的恋爱，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冥顽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我知道，时代确实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依然是无名无利，却无私无畏。我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心酸。就这样，我以魔术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也是我们惟一能了解他们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真实，是不能书写的。此时此刻，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这是一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我甚至想，这个奖不是颁给我的，而是给他们的：这些在喧嚣中依然像磐石一样坚定、安宁的人。感谢你们，我的老战友！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评委，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初评的和终评的。没有你们，把这么庄重又珍贵的一票投给我，我也就无缘站在这里对我的战友这么庄严又隆重地道谢。所以，我想，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其实就在我眼前，就是你们。今天，我们的写作过分欲望化，大量自私自恋、肉身沉重的东西泛滥成灾，我们的作品中已经少有这些让人温暖感动的人物，我在努力缅怀他们，并且荣幸地得到了你们的支持和赞扬，我感到非常受安慰和鼓励。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第24章:三谈《解密》 2008年11月2日 真与假 《解密》面世后，断断续续有读者给我打电话或来信，他们在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听来很简单，答案似乎就在我的唇齿间，然而我却深感难以回答。难以回答也不是不能回答，只是我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热情和愿望。坦率说，我宁愿把它成为我和读者之间的秘密。退一步说，我说什么其实也是不作数的。真和假对作者来说似乎是个客观问题，但对读者来说却绝对是个主观问题。可以说，《解密》在投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恰是我有这方面体会的最好的证词。 就在眼前，不会忘记，我写好《解密》的时间是2002年8月3日，第二天下午，我同时给两家刊物寄去，一家是华南的，一家是华北的。因为都是朋友，回音来得比较快，但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华南的刊物的终审意见是：欲哭无泪，因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现时性。华北刊物的意见是：涉及的题材的太敏感，建议换个故事的壳。我理解，把两方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前者指责我假，怕读者不接受；后者却担心我真，怕给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惶然，好在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和《当代》杂志社洪清波两位“大编”另眼相看，得以有现在的好下场。有人说，我是因祸得福。也许吧，毕竟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的影响要比前两家刊物和出版社大得多。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有这个体会后，我对《解密》的真假问题实在有些讳莫如深。不用说，编辑首先是读者，也许该说是职业读者，高级读者，他们代表的也是读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一部小说问世后，确定真假的权力其实并不在作者手里，而在读者手里。这时候，我来如实回答问题，就显得很不明智了。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2003年7月21日 苦与乐 《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间它如亲人一般陪我，伴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我一些记忆。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说明我想珍藏这份记忆吧。 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2006年6月19日 山巅的豹子 因为《解密》，我各种名声“鹊起”，引发了不少人“解密”我的热情。中国有不少小说家喜欢强调，他们写的是真的——确有其人，凿有其事，为了写好“其人其事”，他们赴哪里生活了多少年，走访了多少人。按照这个逻辑，我当然必须认识容金珍，至少是特别单位701的前要员。我曾有过多年军旅生活，似乎就更有此嫌疑。有个记者曾用三百字亮堂地向人指出，我因为写这部不该写的书，一度被软禁在某地，接受了无穷无尽的审查，最终被特别单位701开除出局。 真的吗？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我似乎还不具备资格作答。 我有资格说的是，有两个职业一直十分迷惑我：一个是间谍，一个是破译家。间谍有大牌明星的一面，住五星级宾馆，开劳斯莱斯，坐头等舱，甚至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他们风流倜傥地穿梭在空中、地上和水上的各类豪华场所，脸上总是铺张着自信而诱人的笑容。然而，夜幕下，他们的每一个睡梦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一个著名的间谍留下了这样的诗：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命悬一线，这就是一个间谍的生死秘密，他们就这样度过并迎来每一个白天和夜晚。相比，破译家束之高阁，门外面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生死之虑是无稽之谈。然而，牢靠的生命背后是生不如死的生存境遇，日日枯坐，夜夜冥想，生命像不是用来生活的，而是用来等死的。如果说间谍在生死之间还有浪漫、风情、有趣的一面，那么破译家连类似的想象都不会有，他们有的只是暗无天日的沉重和煎熬。 密码是天才的事业。破译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个天才的坟墓。俗话说，一人藏，万人找。密码的本质是不可破译。正常情况下，一部高级密码在保险期内被破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超过保险期的破译，其价值又为零。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译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难怪有人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 容金珍的悲哀，也在于此。 我要说，容金珍不单单是容金珍，他是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的豹子。“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海明威如是说。有人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我觉得，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即使悟透了世间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结果可能还要失败。从这意义上说，密码也不单单是密码，它是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 第25章:小说的责任 2007年4月1日 我一直不相信我们的小说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注目，那是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我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是隐秘的，深刻的，是想象的，也是欲望的，当中包藏着我们生命珍贵的自我、瞬间，以及它们的改换变化和联结活动。“我想说一说我此刻细腻的思绪”、“我想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我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安静和温暖的灯光是我写每一个字的客观需要。你在大白天或在一片城市的潮汐声中会亲爱地去抚摸一个你用心珍爱的女人吗？那时候被你抚摸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你的玩物。因为玩物时刻都可能随人而走，随风而去，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占有、占有、彻底占用──啊，多快活啊──就像一只狗在快活。 我也给写作的自己赋予责任，但不是通常的。我不信奉哥尔多尼的语录：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我也不相信“寓教于乐”的现实性和崇高感。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看书，从书本上获得些许生活经历或细节然后写作，这不是我尊重的写作习惯。为了写个什么，披星戴月地去哪里生活一年半载，这种写作精神令我钦佩，不过也仅此而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嚎啕大哭一场后发现找错了人，没说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我开始写《陈华南笔记本》，那个未名男人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以致我没办法给陈华南一丝笑容。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想象和愿望中写作。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但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一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四周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备感孤独、恐慌。 第26章:地震四记 1997年5月5日 受惊记 符合所有大灾难的特征，虽然有个别零散的征兆和暗示，但没有任何确凿的消息和大面积的风声，于无声处中，于无防备中，我身边的地裂开了。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市少年体育中心打羽毛球。这是我坚持已久的一项锻炼，每周一、四下午两点至四点。当时我刚打完一场球，正在休息中，忽听屋顶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有一支队伍在屋顶急行军。我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哗哗声转眼间已经变得更加汹涌，好像急行军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作出了反应：地震了！我边对馆内的人喊：地震了！边往外跑。没人相信我，我脸上的笑容似乎也有点不相信自己。跑到门口时，发现屋顶像筛子一样纷纷筛下了陈年尘埃，与此同时我看到屋顶在摇晃。已经不容置疑！我回头再喊同伙，急切的声音令他们深信不疑，立即丢了拍子往外冲。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又过几秒钟，我们已冲到室外。似乎有短暂的间隙，我们正在怀疑刚才的异常是不是地震时，新一轮震动开始了。明显比刚才剧烈，我感到脚下厚实的水泥地变薄了，变活了，在隐隐地动，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荡漾。但我不可能有这种错觉，因为我惊恐的双眼清晰地看到，两边的楼房像失去了重量，在风中晃动，随之玻璃咣当咣当地往地下砸。我的三个同伙飞身跳过绿化带，去了更开阔的空地。我比他们迟了一秒钟，却再也不敢尾随。因为，我担心就在我飞身跳过绿化带的一瞬间，旁边的体操房会倾坍，把我永远地埋在绿化带里。我置身的空地是两个室外羽毛球场，三边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栋房子晃摆得越发厉害，似乎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如果它们同时包抄我坍塌下来，我不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必死无疑。我不想就这么死，眼睛飞快地在三栋房子间睃视，指望能及时发现谁先垮，好让我争取惟一可能的逃生机会。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四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捱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得已经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尽了。 恐惧把短暂的时间无限拉长了。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回忆起来仿佛是假的。 当震感彻底消失，惊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儿子。儿子11岁，在上小学。我给老师打电话，手机成了一块废物，无论是打座机还是手机，都是“连接错误”。我只好开车去学校，一路上看到街头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瓦砾散落一地，围观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华的琴台路上，由于堵塞得厉害，我的思绪第一次兜回来约见了我。我问自己：震中在哪里？有多少级？会不会有人死了？ 接孩子时，发现学校的一面墙上有一条裂缝，不大，不到一厘米。儿子很兴奋，说还有更大的裂缝，硬要带我去看。我拉紧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心里想的是要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没有裂缝。回了小区，却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个人进楼道，还在大声吆喝，叫楼里的人都下楼来，说还有余震。喊得人心里惶惶的，不敢往所有建筑物边站。我加入了叽叽喳喳的人群中，远远看见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披头散发。我下意识地避开目光，孩子却冲了上去，大喊妈妈。当时她正在八楼上睡觉，一本飞来的书把她砸醒了，继而看到所有书都从书架上飞出来，继而是抽屉、衣柜上的皮箱、书桌上的台灯、茶杯、鱼缸里的水，等等，都像中了邪，纷纷往地板上扑……这时候，我想她即使没有穿睡衣大概也会冲下来的，顶多裹一层床单什么的吧。 下午五点十九分，我的手机接到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短信，是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友人发来的，内容如下：发生特大地震，市政府要发公告，不要回家，赶紧购物去郊外找地方过夜。 这天晚上，我是在车上过的夜。不是宽大的房车，只是一般的轿车，挤了四个人，根本无法入眠。我一次次从车上下来，在黑暗中走啊走，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有成群的蚊子嗡嗡的包抄上来，还感到冷——因为我还穿着最短、最薄的球衣球裤，而天已经准备下雨了……雨在半夜里落下，淅淅沥沥的样子预示着不会立即停止，正如我身边的灾情一样。 捐款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心伤未重深。 这次灾情无比蛮横地激活了我的泪腺，我经常像个娘们一样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后来都不敢听广播了，每次听广播都是以哭告终。所以，特别能理解那些在电视机面前抱头痛哭的人。我住在车上，看不到电视，但可以想象电视会怎么叫人堤决断肠。 第一次落泪，是第二天清晨，儿子被击打在车顶的雨声吵醒，我便打开广播听新闻。也不知是哪个台，哪个记者，反正是个女的，她在都江堰灾区作现场报道，她告诉我，她的背后曾经是一栋五层楼，楼里有300多个学生，现在楼房已成废墟，逃出来的只有16个孩子，其余的人都急等着我们去营救。家长们在雨中跪在地上，求天求地，哭声震天。她一边说一边往废墟里走去，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阿姨救救我，阿姨救救我们……”她上前看，看见一根倒地的大梁下伸出一只手，里面有几个声音都在喊，要她救他们。记者的声音里早浸透了哭泣，但说到这里她似乎再也说不下去，只是一味地哭，嚎啕大哭，根本没有了语言。我下意识地抱住身边的儿子，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模糊了视线，同时又仿佛看见了那只从废墟里伸出来的手，它沾满鲜血，五指张开，奋力摆动着，血水随着摆动滴落在地，发出澎湃的声音…… 车窗外，雨越下越大，大得已经让救援的飞机无法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真是祸不单行啊，这时候居然来这一场！我要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雨，它一方面像个善解人意的好人，替我们哭天抹泪，另一方面它又是个落井下石的恶人，让无数本来可以生还的人永远失去了生的机会。地震第一天，虽然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从全国云集四川，但由于空中和地面的双重阻拦，救援人员无法正常有效的施救，而第一天施救的成功率高达80%，到了第二天下降为30%，到第三天只剩下7%。这场雨让我丢掉了太多的乡亲！我恨它！！ 八点多，我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伤亡报告：只是都江堰一个地方，只是第一天，死亡人数达到147，受伤的人有345名。随后，广播里号召大家去献血，因为血库告急。我是o型血，且不久前为补牙才做过血项检查，一切正常。我决定去献血。当时我在乡下，距成都市区有20多公里。医院在多个地方设了献血点，我根据所处的位置决定去天府广场。当我开车到天府广场一看，愣了！完全想不到，广场上已经排起望不到尽头的长龙。收音机说有“长龙”八百多米，我觉得无法统计，因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旁观者”。中国人爱旁观，但此刻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旁观者，他们都是准备来献血的。 成都人的心在这一刻凝聚了！ 这个城市素以慵懒、休闲、享乐著称。有人说，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三十万大军在麻将上驰骋；有个笑话，说飞机经过成都上空即可听到下面人在搓麻将。我不是成都人，但在此已生活十余年，也认为这个城市少了些阳刚之气，多了些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偏见，让我在望不到头的“长龙”面前越发地感动起来。雨哗哗地下着，我呆呆地立在嘈杂的广场上，对这个城市涌生了从未有过的敬爱和自豪，即使在雨中，我依然感到我的泪水是烫的，夺眶而出，灼伤了我的眼。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开始强烈地问自己：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为灾区做些什么？ 回来的路上，我连找三家银行，终于在草堂附近的交通银行提到了49999元存款，决定捐给灾区。本来想多提一点的，因为没有预约，是临时取款，银行只能取给我49999元（50000元以上要预约）。当天没有捐出去，不知道往哪里捐。第二天，因为举家往乡下转移也没时间去捐。第三天上午接到单位通知，单位组织捐款，我带着钱去单位，照旧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广播。广播告诉我，伤亡人员在急剧增加，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救援人员也空前之多；车窗外，到处是露宿的帐篷，救护车，赈灾车，捐赠点……熟悉的城市看不到熟悉的景象，一切像是都变了样，人们扛着成箱的食物、矿泉水、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不知怎么的，我突然觉得身边的钱太少了。我发奇想，给11岁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是存二十年，算是给儿子将来的创业基金吧。我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捐给灾区，跟儿子商量。儿子爽快地同意了，不知是出于觉悟还是无知。于是，我掉转车头，去罗家碾农业银行取款。银行给我算了一下，连本带利有15万零几百元。我要求取15万，按银行规定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当得知我是准备去捐款的，负责人当场拍板，同意我一次性取出。 就这样，我有了20万，我决定全部捐给灾区。我知道20万对灾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对我来说却是个很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我甚至给好几个朋友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对。反对者认为，我儿子还小，对这笔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义，我在数字上过于高调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议。但我最后还是一意孤行，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种心情。 也许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能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觉得非常失落。我把钱扔在车上，开车回到了乡下。这天手机已经基本正常，我跟作协领导和几个在灾区有一定领导职务的朋友联系，目的就是想把款子捐出去，捐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锦竹一位局长朋友提示我，可以灾后援建一所学校，只是我的钱要建一所学校似乎太少了。她建议我不妨私下找些朋友，再凑一些钱，等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她来帮我负责联系援建事宜。 我觉得她说得在理，便开始“募捐”了。 募捐记 我最先“募捐”的对象是阿来，电话打过去，说了想法，得到的反应居然是没反应，令我很诧异。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的三妹在震中映秀镇失踪，尚未找到，他心烦意乱，四处奔波寻找，自然难有他心。是祖坟冒了青气的运气，阿来三妹绝处逢生，失踪后第三天，徒步从灾区走出来，虽然历尽惊吓和艰险，但终归是平安了。 5月16日，也就是阿来得知三妹无恙后的次日，我和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机，一路上我谈起“捐款记”和募捐的想法。谈着谈着，来了劲，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激动。接下来，阿来与阿坝州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是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无异议，便很顺利地达成了相关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础和保证。后来，我们还联系上四川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她捐款20万，并愿意加入我们行列，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发起人。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开始，我们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内进行，后来在新浪读书频道做客聊天时偶然谈到这件事，一下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响应。就这样，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大，专门写了倡议书，公布于众。从此，我们有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颗颗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滚烫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浓于水的真情爱意。灾难无情，人有情。作为灾区一员，这次灾难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灾区噩耗频传，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边赈灾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令人豪情万丈。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有时显得那么空洞、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倡议行动中，又是显得那么的多，那么的深，那么的具体实在。连日来，我们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体会到人心空前清澈、善良、美丽的美好图画。汶川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了！如果灾难注定有这样的效应，那么请允许我说：我获得了承受这种灾难的勇气。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一夜间，我们拥有了无数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致电，有的来信，有的汇款，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不休的感动中。由于仓促，我们的倡议行动其实有诸多不尽人意处，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更没有人指责或嘲笑我们，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拥抱，直接、间接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北京的脚印，上海的袁杰伟，广州的谢有顺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捐款，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牵头在各自的城市里为我们呼吁，组织身边的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高唱“同一首歌”。于是，余秋雨、黄育海、路金波、杨新岚、冯小虎、侯洪斌……等等，等等，举不胜举，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战友，成了灾区无数孩子的知心人，他们亲爱的叔叔、阿姨。想象着，有一天，这些人的心意和愿望将变成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一本本课本，一支支钢笔，一棵棵小草，让今天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们重新绽放出一张张笑颜，在琅琅的读书中度过每一天，在知识的海洋中欢快畅游，游过废墟，游过悲伤，游过冬天，游向春天，游向蔚蓝的天空，我们就觉得再累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切实地做好它。我们相信，也请广大的你们相信，我们不会糟蹋每一分钱，我们要让每一分钱都闪光，都落到实处，都去努力抵抗今后可能有的地震、飓风、泥石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灾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灾难，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唤真爱，用真心去关爱需要我们关爱的人，用真心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朋友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灾区的孩子们，你们别怕，有无数的叔叔阿姨与你们在一起！ 拷问记 从地震第三日起，约我写稿的报刊，像私下沟通好的，电话、短信、邮件、留言、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止。到18日下午，举国默哀的公告发布后，形成高潮，几小时内至少有几十家报刊，诚恳向我索稿，理由充足：你是灾区作家。我一概拒之。其实，正因我身在灾区，我失去了发言的欲望。一方面，大量实时新闻、直播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旁观看到的、想到的多数已经被人充分乃至重复地说了，我说无非是再重复，意思不大；另一方面，我确凿想说的一点真切感受，悲痛中夹杂着巨大的愤恨，说来也不见得有帮助。大“敌”当前，我们需要团结，鼓劲，把愤怒藏起来，把恨转化成爱，把语言变成行动。我不顾“作秀”之嫌，像个“富豪作家”一样的高调地捐款，后来又与阿来、杨红樱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四处募捐，正是因于我有些独特的所见和感受。我本不打算说出这种感受的，这中间既有个人的隐私之故，又有公理公心之因。但连日来这种相似的感受被一再放大、强调，如鲠在喉，有点不说不快的意味。那就一吐为快吧，我对自己说。 事实上，地震后第二天，我在银行取了款后（第一笔款），想捐又不知往哪里捐，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转一气，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开出城，上了三环路。要没有突然听到广播上报都江堰严重的灾情，我应该是在成温路口（成都到温江）出来，去温江乡下，那里有我临时设的避难所。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次地震都江堰是重灾区，我以为都江堰离成都仅30公里，成都无大碍，想必那边也不会有大灾。但广播上告诉我，都江堰的灾情十分严重，死亡人数已达324人（是当时众灾区已知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我大为惊诧，连忙给我在都江堰的三位老友打电话。电话都不通，发短信，只有一人回信告知他平安，另外两人：黎民泰和w，连发多条短信，均无回音。适时，广播上具体说到都江堰xj小学的一栋教学楼垮了，有200多人被埋在废墟中。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无比，因为我知道w就供职在那学校。没有思考，没有决定，我的车像认识路似的，一路往都江堰驰去。 这是灾后第二天，救灾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去灾区的路还没有彻底被管制起来，高速路排起了长龙（也许是受了管制），但老成灌路、成青路都未见大的异常。我走的是老成灌路，虽然下着雨，路况不好，但还是能走，没有遇到交警阻拦（第二天私家车就不行了）。追究w是什么人，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没意思，她如今长眠地下，我说什么都听不到了，但并不意味我可以乱说。她很年轻很漂亮，如果可能做她的男友，我会很荣幸的。但事实上，她只是我一个稍稍特殊的读者，我们在2003年相识，见过两次面，当时她还在成都某高校读书。毕业到那边工作后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会给我来个邮件和短信，连电话都没有通过。直到去年11月，她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知道她结婚了，但生活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见见我。电话中，我听到她的抽泣声。当时我正在做新书《风声》的宣传，不在成都，只是简单地安慰了她，答应回成都再见面。后来她没有再来电话，我虽然偶尔也想去见见她，但终归没有成行。我惦记着她的生死，这可能就是原因：我没有践诺，而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她去了地下的远方，我永远失去了践诺的机会。与她的死相比，我因为失信而难过的心情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就在这里，她死了，我的愧疚将永远活着。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w的问题，这是个私人问题，我个人可以解决；即使解决不了，受拷问的只是我——我乐于接受拷问可以把它留着，不乐于接受拷问，也可以把它丢掉。我要说的是一个可能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的问题，当我赶到wj小学时，开始居然有一种错觉，以为这里不是发生了地震，而是在拍电影。因为我看到只有一栋楼塌了，周围的建筑都骄傲地屹立着，仿佛塌的这栋楼不是地震塌的，而是被定向炸药爆破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栋楼埋葬了240名师生，它就是wj小学教学楼。提前一天，我们也许无从知道这栋楼的内部细节，现在坍塌成一堆废墟，墙体、预制板、横梁裸露在外，乱七八糟，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两名疯狂的家长对在场的记者高举着断裂的预制板，要记者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钢筋？没有。我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铁丝和竹条都没有。我马上想到，周围的楼房为什么不倒，秘密就是它们的水泥里面也许夹着钢筋，或者铁丝，或者竹条。 因为w，我不幸看到一个现场，一个真实，它让我已有的悲痛变得不再那么单纯，而是裹挟着一股无名的愤怒。我离开现场时，甚至暗暗地希望那些已经在雨中哭干了泪的家长举着断裂的预制板去上告，查个水落石出，把偷吃了预制板里的钢筋的恶鬼揪出来，判入地狱，生不如死。荒唐的是，我这么想着不久，绵竹的一位局长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件事：他们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蒋书记今天当众跟群众下跪了，现场有记者，可能要报道，想我在媒体工作，又是名人，能不能找有关领导说一说，别报了，即使要报也找个好角度报。我纳闷书记为什么要跟群众下跪，局长说他们那儿死了好多学生，家长要去上级部门告，他去劝阻，阻止不成，情急之下，跪地而求。我说这是地震哪，是天灾，又有什么好告的。局长说，你不知道那些校舍建得质量太差，全是豆腐渣建筑，家长们气不过，要去讨说法。我马上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空心”预制板，心里想，看来这不是wj小学一个学校的问题。 何止是一个学校！ 我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据我所知，在这次地震中四川省坍塌的学校有北川中学、聚源中学、向峨坝中学、汉旺中学、漩口中学、东汽中学、木渔中学、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富新二小等不下30所，倒塌的校舍逾万间。迫使我朋友下跪的就是富新二小的家长，这所学校倒塌的教学楼的建筑图纸居然是偷来的，是某中学的复印件。复印件如果按图施工，可能也不会顷刻倒塌，关键是偷来了图纸，施工中又偷工减料，一偷再偷，结果把孩子们的命都偷走了，把我朋友——一个堂堂书记的尊严也偷走了。所谓朋友，其实也是一面之交，并无多的往来和交情。印象中，他是个大块头，大嗓门，年轻时当过多年兵，后来又干过公安，应该不是那种软弱无能的人。我难以想象，他因于何故要下跪，是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哀而无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愿他是“哀而无膝”吧，这样丢失的也仅仅是尊严而已。面对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地震虽然才过去十多天，但有个问题已经是老得成茧了：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为什么那些校舍总是在顷刻间坍塌，以致连我们年轻活泼的生命都无机会逃生？坍塌的校舍啊，你多摇晃几下再塌吧，他们会跑得很快的，因为年轻。可你是空心的，不长骨头的，又是年久失修，只会在风中摇晃，哪会在八级大地震中摇晃？如此大的地震，你没有第二选择，只能在刹那间崩溃，裂成一堆烂砖烂泥。可你为什么不长骨头？难道你的骨头全是黑心老板吃的？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南方周末》记者傅剑峰和姚忆江采写的《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聚源中学和wj小学同在一城，这次地震中有两栋教学楼在瞬间化为乱堆堆，损失比wj小学还惨重，有278名师生遇难，11人下落不明。傅、姚的《调查》在列举了众多悲剧后明白地告诉我们：四川省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到2005年尚欠“普九”81个亿，到去年底还欠近40个亿，其中都江堰在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在强调“普九”的债务问题。1996年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十二年后还欠着几十个亿的巨债，与此同时，我们每年在餐桌要吃掉多少个亿？公车要跑掉多少个亿？出国观光要出掉多少个亿？等等，等等，不能问下去，问下去头皮就要发麻，心就要痛，大脑就要傻掉。 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都说，教育是国家的根本；都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都说，龙门山脉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地震带；都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都说……都说……我们什么都会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口沫横飞，说得津津有味，说得比唱得好听，可就是说完拉倒，过过嘴瘾，不见落实，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太深奥，我也许不配知道。 2008年5月21—30日散记 附倡议书： 劫后重生——关于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倡议书亲爱的朋友： 毁灭性的灾难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身在灾区四川，不仅灾难情景历历在目，每一天，我们都看到人心空前凝聚，团结无私共赴国难所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每一刻，都让怜悯与同情的洪流所淹没，所荡涤！震惊与悲痛之中，听到灵魂的钟声在心灵深处敲响，唤醒了人类伟大的良知。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却总觉得远远不够！特别是面对劫难中那些乡村学校的废墟，心灵上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中国，那么多青少年失去了将来，也让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失去了将来！作为一介书生，面对此种现实，每时每刻都有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的冲动，同时又深深感受到书写的苍白与无力，经过反复商议，我们三个身在四川灾区的作家，决心为灾后重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个人共捐资四十五万元，希望将此用于灾后乡村学校的劫后重建。为了灾后乡村的孩子们能早日重新走进课堂，走进比过去条件更好更安全的学校，我们深知区区这么一笔资金，杯水车薪，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心意，而不能做得更多，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伸出慷慨的援手，让我们共同来使这笔资金更丰厚一些，能在即将展开的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没有力量面面俱到，但我们相信，参与乡村学校的重建是一份特殊的荣耀，更是为了民族与国家的将来！ 为此，经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局协商，请有意玉成此事的朋友，将所捐善款汇入教育局属下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户。善款汇出同时，更要烦请朋友们将汇款凭证复制一式三份，同时分传给三位发起人，既作为我们监管这笔资金的根据，也用于发起人间的相互监督。 阿坝州教育局承诺，此笔捐款将根据捐助者意愿定向投放，并对资金的使用及工程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的计划是：朋友们的捐款在此账户中汇总，待政府重建方案出台后，我们有权根据所汇集的资金数量，在方案中选点，出资承建一所或多所学校。 三个发起人也同时承诺，我们的姓名除了用于此次募集行动，将不会在未来所建学校的命名等事项中出现。 而且，在发起人对一己良知充分自信的前提下，更要请求所有捐助者协助对我们的行为及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随时进行监督，也愿意随时吸纳朋友们对于资金监管与使用的各种意见。 另，因为我们人力有限，又无专业人员打理，为方便统计与账目明晰，只接受单笔人民币五千元以上的捐助，请予体谅。 我们虔敬地期待你的帮助！ 并请预先接受我们最最深切的谢意！ 发起人：四川作家阿来： 麦家： 杨红樱： 第27章:害怕读书 天上有颗星，地上有个人。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像每天的这个时间一样，感到了一种被黑夜包抄的难受。我惧怕黑夜，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为了逃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这两件事都像时间一样，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很可能将终生伴着我。因为一个天生的恐惧而得到了两个终身伴侣，这应该说命运待我不错。我从来不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或“汗水连接着鲜花和掌声”的说法，这不过是美好的说教而已。当你活过30或40岁时，你很容易就发现，我们失去的远远要比得到的多的多。而且失去的总是珍贵无比的，得到只是谁都有的；即使有些稀罕的，宝贵的，你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什么，因为它们极可能在刹那间变成人家的“宝贵”，给你撂下一大堆羞怒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在进行和发生的。我深悉生活的这个秘密，所以从来不敢奢望，所以任何一点点收获都令我满足、感动。夜色开始降临，我对自己说：你不要咒骂黑夜给你带来了恐惧，而要想到是恐惧给你提供了读书和幻想的自由和快乐。是的，要没这恐惧，谁知道我的夜晚会过得多么无聊或腐败。想到我这辈子的夜晚都将在舒适的沙发中宁静地度过，我就感到满足——心中盈满感动。 读书和幻想，相比之下，后者似乎要比前者更让我喜欢一些，因为有些书常常使我茫然若失，甚至恼羞成怒。有些书读着读着你就感到自己不是在学习、在享受，而是在受惩罚。所谓“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现在感想起来似乎有点茫然。十年前，我们说诗人太多了——每一条弄堂里都能喊出一两个诗人来，而现在的情况无疑更糟了——每一条弄堂里都能拉出一两个抱着自己著作的人，他们的作品像地摊上的廉价时装一样充塞在各个书店书亭中，不知羞耻地和卡夫卡们的作品摆在一个书架上，甚至野蛮地把卡夫卡们的作品挤出了我们视线。 这是对我们的惩罚，我感到惶恐。 为了让这种惩罚尽量从我生活中消失，我不得不减少去书店的次数。当身上有些意外收入又空闲时，逛逛书店原本是我们这号人不多的一大乐处，甚至为一种期待。但现在却被众多“弄堂作家”的“等身之作”——它们总像蝗虫一样，有了一，就有二，就有三——剥夺了。说真的，我现在确实很少去书店买书，大部分书都是通过书讯邮购的。有时迫不得已去了书店，心情再也不是过去那么轻松、甜蜜，而是有种神经质的紧张、不安，好像不是在逛书店，而是在逛妓院，准备满足私欲的同时，也准备被人愚弄、嘲笑。有一次，我去一家著名的书店买奥康纳的一本书。营业员说没有这本书——当然，这样的书她们总是会说“没有”、“没有”。我自己在几个书架上找了找，也没见着，就出了门。这时间，我的不长眼的背脊刚好和一个捧了十几本书的中学生模样的少女发生了碰撞，结果将她怀中的书全打落在地。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急忙俯首将地上的书一本本拾起：《爱情小鸟》、《神秘杀手》、《皇宫谜案》、《贵夫人》、《金屋银娇》、《有了快感你就喊》等。 当我将这些书码好，归还给少女时，我心里在想：这些书能给她带来什么？是谁让她喜欢这些书的？写这些书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书…… 随着这类书在大街上越炒越红，越来越泛滥之时，我固执地告诫自己：决不让这些书进入我家。不是说我求高雅，而是我怕腐烂。你知道，我们要想在卡夫卡们的书籍中感受到快乐、迷恋是很难的，就像你要在小提琴的琴声中感受到快乐一样，非得需要你耸肩缩脖地拉扯几年才行。但要在这些书中感觉快乐却是很容易的，就像拉屎和做爱让你快乐一样，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一个人的快乐如果全是通过满足本能来达到的——没有其他品种，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低级的，甚至是腐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值得称道之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的过程。只有不断抵制本能的使然，你才会有其他的、很可能是有益的迷恋。人活一世，总是因为有所迷恋。只有有了有益的迷恋，你才可能获得称道。我深知，那些写满本能和快乐的书是一剂醉人的药，一旦沾染，就会迷醉不能自拔，所以我坚强地抵制着它们的侵略、诱惑。凶杀、色情、神奇、秘闻、荒诞不经、大富大贵……我对自己说，写这些书的人都已糜烂，他们写这些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我们与他们一道糜烂。不不，不能靠近，不能上当，我要远离，远离！ 在一道道警铃声中，我的书桌上很长时间内都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和凛然。 但是，说真的，这些年写这些书的人实在太多，朋友、同学、老师、战友、亲戚，似乎谁都在写这样的书。我不知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书——挣钱还是扬名？但我知道，他们一旦把书出版后，有的是炫耀，有的是想多一双读他们作品的眼，有的是出于情谊或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总是以各自想法、各种方式将“大作”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纷纷向我的陋室挤来。我坚强地固守着自己的誓言：不让这些书占领我家，所以只好以各种想法、各种方式，将纷纷“大作”纷纷丢弃——来一本丢一本，一边丢一边对书作者的诚意好心地道一声“对不起”。 这确实很不好，很对不起人。 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人常有这种尴尬，这种逼迫；你迫得我无奈，我也只好这般了。 再说另一天下午，也是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去朋友家看片子，经过文化公园时，感觉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空气中弥漫浓郁的花香，路两边彩旗猎猎，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像一个个优美的念头浮在空中，微微而动，仿佛在呼吸、长大。开始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在拍什么广告，后来还是花香和季节提醒了我：是文化公园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展。文化公园的迎春花展素来是很有名的，办得很有气魄，也很有特点，常常把方圆几百里的人都吸引来看，其中我母亲总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母亲很少进城，她腿脚不灵，怕上街，也怕花钱。但为了看文化公园的花展，她又似乎什么也不怕，就是在病榻躺着也要硬撑来走一趟。我母亲从前在地主家当过几年保姆兼花工，想不到这段历史把她跟花草粘上了，老了一心一意养花种草，把家里弄得跟花园似的。这些年，母亲年年都来看文化公园的花展。这天晚上，我回家后，就把房间打扫了遍，准备母亲随时到来。 果然，第二天下午，我母亲牵着我侄女的手，敲开了我家的门。 第二天上午，我陪母亲去看花展，出门前，我把昨晚看了几页就知晓要丢的一本书：一本簇新的不忍丢弃的书，顺便带出门，丢入了垃圾桶。母亲见了，非常生气地训斥我：“你这人读书读呆了，怎么把一本好端端的书丢了？你不怕瞎了眼！” 母亲虽无知少识，却十分崇尚知识，崇尚得近乎迷信。小时候，她经常告诫我们：不能拿有字的纸张当草纸擦屁股，否则就会瞎眼。多少年来，我确实这样做了。只是我觉得这些书的本质便是垃圾（文字垃圾），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不是当草纸擦屁股——实属理所当然，所以对母亲的指责满不在乎，甚至当母亲将书从垃圾桶里拣起，强迫我保存时，我仍是坚定地将它扔回垃圾桶，并且吐了一口痰，断了母亲保留之念。 母亲气愤地指点着我骂：“你要遭报应的！” 我为母亲无知的善心感到好笑。 但怪异的是，看完花展回来，我见家里掀的掀，烂的烂，一屋子狼藉。开始以为是遭劫了，几处一查，见该劫的都没劫，只是我的宠物——一条黑白斑驳的牧羊犬不见了。不见也不是被劫，而是——后来发现——是死在了卫生间，吐了一身泡沫，像是被泡沫淹死的。看来，盗贼是确实没来，所有“恶迹”都是这可怜的狗在垂死挣扎时创下的。 可是好端端的狗怎么转眼就死了？ 母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报应！” 虽是无稽之谈，但心有余悸，弃书之手从此就发软了。 谁也不敢跟神秘的看不见的世界较真，何况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狗的猝死，母亲的迷信——转眼就变成是我的，成了那些书杀破我誓言的刀口，从此那些书开始慢慢在我家里聚集起来，就像蚊蝇日日聚集于一个虔诚的僧侣室内一样。僧侣收养蚊蝇是因为慈悲，我收存这些书是因为疑惧，是胆怯。狗的猝死，母亲的预言，使我变得懦弱无力，变得像只惊弓之鸟。你不得不承认，那些书是了不起的，它们不但像云雨滋生蘑菇一样容易又多，而且还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和力量，甚至不乏神秘的理由和力量，杀伤你，占领你。“弃书之手”变得发软，是它们占领我的开始，我就像被命运击败一样，神秘又荒唐地被它们击败了。 现在，我家里充满了这些书。这些书陪着我吃饭、睡觉、思想、苦恼、欢乐，就像卡夫卡们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书有90%是不值得读的，有的乌七八糟——牛鬼蛇神，荒诞不经；有的粗制滥造——东剽西窃，东拼西凑；有的不痛不痒——像具死尸；有的誉词满天——像失败的广告。要说我绝不该去碰这些书，但书在身边，从头到脚都是，有时出于无聊或好奇或其他原因，偶尔翻阅一下，实乃难免。何况我是一条惧怕黑夜、要以书来驱赶黑夜的胆小怕事的书虫。墨香阵阵，黑夜漫长，我时常不由自主地翻开一书，呼哧呼哧地啃将起来，而结果总是厌恶或害怕地逃窜出来。 一册书读得让人害怕或厌恶，这该说是著书者最大的悲哀。但要我说，这更是读者的悲哀。这种悲哀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由于经常读到一些使我厌恶或气愤或害怕的书，现在我竟然变得对每一册新书都有种莫名的、神经质的惧怕，只怕翻开一阅，又是一册坏我心绪的糟书。谁都晓得，好书糟书，表面上你是识不破的，只有通过品读才能知晓，才能分清。如果读书的过程被弄得像个法官一样紧张、谨慎，那读书又有甚乐处？换句话说，如果为读到一册好书必须忍受几册糟书的捉弄，读书又有什么意思？当你干一件事所得的快乐还没有不快多时，或者快乐和不快是一样的，那你还会不会去干这事？很可能就不干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对书慢慢地惧怕了，疏远了，甚至仇恨了。 我原来是因为惧怕黑夜才迷恋上书的，读书是我命定的一种生存方式，逃避苦难的方式，想不到书又让我生出一大恐惧——对书的恐惧！ 读书，读书，最后读到这般地步，真是够可怜可悲的。 黑夜漫漫，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中。我曾经有读书和幻想这“二手”驱走黑夜的招术，但现在似乎只剩下幻想这一独招了。想到我这辈子只能在空洞的幻想中度过，我就感到手脚发凉。一个只能幻想的人，不就成了废物？从这个意义说，我有理由恶骂那些从各条胡同、弄堂走出来的“作家们”。但我胆小怕事的秉性又让我不敢张口破骂，我只有默默的可惜和一连串含糊的喃喃声：“人生苦短，要读的书那么多，没想到不该读的书也是那么多；那些书使我对书产生了惧怕；那些书伤害了我，谁敢说就没有伤害你？嗬，可恶可恶……” 第28章:当兵六说 1997年5月28日 开场白 查阅了几个版本的《词典》、《辞源》，都没见到“当兵”的词条或词组，细细一想，这当兵的说法实是个俗称。虽说“当兵”之说法俗而不雅，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其约定俗成的意思是明白的，准确的，不言而喻的，独一无二的。 古人把当兵称为“从军”，或者“从戎”。《史记》第114节《东越传》中记：（刘福）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汉书《注表》中记：人为卒，从戎也。今天，我们称当兵书面语一般为“参军”或“入伍”，但交谈中使用率最高的还是“当兵”。再说“兵”字，在古汉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引申后才有“士卒”之意。有趣的是，在当士卒之意时，“兵”和“丁”两个字常是互用的，连动的，有点不分彼此的亲热劲。而丁字的本意是指黎民百姓中的成年、壮年男人，古代书中常有“丁力”、“丁夫”、“丁奴”、“丁匠”、“成丁”、“壮丁”等之说。如此说来，当兵似乎是男人的事，起码是在古时候。现在当然不是了。不过，现在人似乎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总是一边看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也在看《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样的影视或书籍。这就是复杂，就是现今人和古代人的不同。 史上第一女兵 让世纪向后翻上一个又大半个跟斗，就到了距离今天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同样在张罗着从军的事。因其生着女儿身，无缘“从戎”，不得已，只好乔装成“丁”。此人便是花木兰，有诗赋为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军中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虽是诗赋，却也是史实，中国的文史素来是不分彼和此的，纠缠在一起，想分都分不开，分不清。在翻遍了手头文史典籍后，我突发奇想，觉得花木兰着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女兵。有了第一个女兵之说后，又突发奢望，想知道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兵。考查无果，便请教高人。高人深感这问题之无聊和艰深，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只是像诗人一样闪烁其词地说：地上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兵。 这话说得玄，但我还是有所心得，想，这当兵的历史是跟人类一样古老悠久的。 天下第一耻辱 花木兰是女儿身当了男儿兵，纺织女顶了万夫勇，传为世人美谈。到了南宋初时，有个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同代人，身为七尺男儿，受着高官厚禄的恩泽，干出来的事却是孺幼不如，为人不齿。此人便是奸臣秦桧。在我家乡西湖岸边，秦桧至今还跪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面前，为纷至沓来的后人游客深恶痛绝。 尽管秦桧之耻辱示众了七百余年，但不乏后继者。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是我身边人，其孙子做过我三年同学。他有名有姓，却一向被人唤作“狗崽子”，因的是他爷爷曾替日本佬当过伪军头目，官至团长，是当时我们老家县上第一号威风人物，跨下骑的是日本大洋马，腰间别的是十三响手枪，屁股后头挂的是日本大洋刀，反正一身内外都是日货。听父亲说，日本佬投降后，伪团长是第一个被拉到富春江边，当着几万民众的面被枪毙的。执刑的人走后，无人敢收尸，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去朝尸体吐痰呸沫，几天里肮脏的口水把伪团长泼得跟一只溺死的落汤鸡似的。有道是：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乃奇耻大辱，属天字一号！兵当到这份上，自是无耻至极。其实，我们家乡距离西湖仅36公里，秦桧跪岳飞之塑像历时已久，想必伪团长不会没见过。见过了还要仿效，就更是无耻又无耻的啦。 父亲的故事 说说父亲的故事有意思。 父亲今年75岁，解放前一直靠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撑竹排为生。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个病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大，是因镇上有一个高人，姓张，会徒手接骨头，用现今的话说，是著名的骨科医生。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船划到我们镇上码头，上来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人样，只听得见不断的呻吟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待他们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衣服里面的裤带上都别着驳壳枪，15岁的父亲又惊又喜，变了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实在是怕船失信走了。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了痛苦，开始跟人拉瓜，并动员爷爷叫父亲“跟他们走”。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目的地，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别了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把父亲留下了。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解放后，有天父亲去县上看公审大会，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 再说，回头一年，即1948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断了兴头。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下头的几支枪押着去了镇上，扒了衣服，穿上一套黄不拉唧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了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下了船，没在水中不见了，便也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上岸。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军逃走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解放前一两年里，村上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几乎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号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了，就是白活了。 中华儿女多奇志 小时候我最崇拜一个人：海霞。海霞是何许人？海岛女民兵。要说海霞是个虚拟的文艺人物，出自任斌武写的小说《海岛女民兵》，走红于吴海燕演的电影《海霞》。这出电影在我小时候是放了又放的，然后又被地方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改编成各种剧目，以形形色色的面貌登上了各种舞台，结果引得所有适龄女青年都以海霞为偶像，竞相争当。就这样，虚变成了实，一个变成了无数个，包括长我八岁的姐，也穿戴得跟海霞一样当了女民兵，在家里面我们都叫她海霞。出了门，因为海霞太多，为了区别，被冠以一个个定语，叫某某家的海霞。当时差不多年龄的姑娘，稍为出挑一点的，都被人这么喊。被这么喊是一种承认，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每天到了晚上，姐总是把两根辫子扎得硬硬的，然后扎一根皮腰带出门去操场上参加军训，要很久才回来。白天上班，夜里训练，或者四处警戒、巡逻，这就是当时一个民兵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对“民兵”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一种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也称这种组织的成员。 当时我们村里的组织叫民兵大队，下属三个民兵连，其中一个是女民兵连，我姐当过副连长，主管夜间巡逻事宜。对当时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女民兵，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赋诗一首：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当兵后，曾在军队内部刊物上看过一则报道，是个美国记者写的，说的是中国除了常规的海陆空三军外，还有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人数过三亿。对这个数字，我们的军事教员在课堂上严正指出：肯定是少了！ 美好的事情 1981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个全班第三。那时候是先有成绩再填志愿，填志愿是临门一脚，很关键。为此，父亲专门往县上跑了一趟，找人请教，回来就铁定地叫我填“解放军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那时候我国南方还有些枪声（中越之战），母亲因此不同意，怕我去了前线有个三长两短。父亲火了，说牺牲了也是烈士，光荣的！我就这样当了兵。在上学期间，我享受的是义务兵待遇，吃穿不要钱，每个月还发津贴，家里同样享受军属待遇，大门口张着“光荣之家”的金字，过年过节政府还上家里慰问，发一些鸡鸭鱼肉和年画什么的。父亲说，又上学又当兵，一文一武，学问和光荣两头都赚了，世上哪有这么美好的事。到军校后，我的光荣感也达到极限，因为我发现有一半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我几十分，我是高攀了。父亲知情后，又强调说这是“美好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一次，我可能会修改掉其中的不少内容，但当兵的形式是不会修改的，因为我父亲坚定认为他为我做的这个选择是英明的。 四年前，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但还是一名军官，有部队有职务的，具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第17师三团政治处主任，中校军衔。《兵役法》明确指出： 预备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部分之一，每一个预备役军人都有义务保家卫国，随时听从部队召唤。 参加“un” 1993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一封发自柬埔寨金边的信，信封的右下角有明显的“un”字母。这个“un”标记总觉得很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是什么，阅了信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记。信是时任成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王爰飞寄来的，他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家。中国军人代表联合国赴他国执行维和任务，这是第一次。参与此项任务的有46名专业军事人员，履行的是军事观察家之职，同时还有一支由300多名官兵组成的工兵营部队，主要执行诸如扫排雷等任务，消除战后隐患。部队于1993年初赴任，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任务出色，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大国的首肯。当个“un”的兵，自然是新鲜的事，更是荣幸的事。这荣幸属于个人，更属于国家。 第29章:名人的标准 浙江档案馆拟建一个浙江名人馆，当地一家报纸出于配合，发起一个名人标准的大讨论：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名人？你眼中的名人是什么标准？等等，一大堆问题发到我邮箱，要我书面回答。我坚辞，记者坚决不同意，上升到不作答就要把过去的友谊一笔勾销的高度。 于是，只好捏着鼻子说，一边说一边想到了一些事。 诚然，现在来谈名人标准是尴尬的，有人说去年国内最大的名人是凤姐，芙蓉姐的知名度也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这是个喧嚣的时代，鱼龙混杂，传统的伦理道德、是非标准和审美态度，遭遇了也许是空前的挑战和侵蚀，人们内心因之而产生的混乱可能也是空前的。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总的说是个偏笨、偏静的人，这种喧嚣让我有点失措、茫然。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社会往前走必然要经历的，风和雨、云和日总是共生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必须接受。 时代在变。谢有顺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谈到，这个时代重变道，人们心里有太多破坏的欲望，而少了坚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他认为——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对友爱、仁慈、责任、善良、孝道等品质的向往和传承是不能变的，变了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了罗盘，蝙蝠切除了声呐，堪堪有舟覆人亡，直撞南墙之虞。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云泥无别、真假难辨，我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区分呢？ 时下，各地都在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类事，搭名人的台可能是最省事的。于是古代当代，各式各样的名人堂应运而生。罗列名人的标准主要是“有名”，为什么“名”是次要的，潘金莲、汪精卫、李莲英，等等，等等，都榜上有名，甚至堂皇地建了祠牌。这就偏离了常道，是见利忘义了。我觉得，我们推举名人还是应该遵守常道，张扬那些对时代文明进步、对他人的健康幸福做出卓越成绩和贡献的人，张扬他们在传播友爱和责任人生、理想人生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崇高美好的精神。这个时代过分重视金钱和成功者的魅力，其实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魅力。远的不说，就说我的同行史铁生，据说他的作品现在市场宽容度很小，只有万把册的销量，在市场面前他可以说是个失败者。但我喜欢他，我像读经书一样的读他的每一篇新作，他的思索，他文字的魅力，给我的滋养，远在那些“成功者”之上。 以我看，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第30章:谁能笑到最后 2010年7月28日 曾听一位青年朋友聊及一件网络上的小事。这位青年身材十分好，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七十五公斤，宽肩窄臀，典型的“倒三角”，美男子。一次论坛上有人问起他仪表，他实话实说，结果疑者有之，骂者有之。他不作辩解，那些人自当他心虚，赠他一个“火车推手”的绰号，就是吹牛大王的意思。从此，他常被人围攻、嘲笑、谩骂。后来他换了马甲，发帖说自己只有一米六○，自嘲为武大郎，之前攻击他的人纷纷变作慈眉善目之敦友，旁征博引地安慰他，鼓励他，仿佛他离拿破仑只剩一步之遥。 这事微小，一点日常的谈资而已，但那天不知为何，却令我生出感慨。我的新作《风语》在《人民文学》连载时，李敬泽在卷首语中写到：长期以来，文学力图回到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地简化和贬低了人，我们不惮于想象人的弱，却不敢想象人的强。何止是文学，我们如此之民生源远流长。战国末期，魏臣须贾嫉妒同僚范雎的雄才大略，诬告他暗通齐国，权相魏齐不由范氏分辨，揍他个半死，丢在厕所里，与蛆蝇同居。范雎不甘，九死一生潜逃到秦国，以“远交近攻”之策赢得秦王赏识，一路做到丞相。不久，强秦伐魏，势在必然，须贾衔命出访秦国求和。范雎着一身破衣，沦在街头，与之相见，谎称在秦状如丧家犬，流浪为生，牛马不如。须贾见他落魄至此，衣不裹体，寒风中瑟瑟发抖，动起恻隐心，买一件茧绸大褂相赠，还请他饱食一餐。范雎由此饶了他性命。 同是须贾，判若两人，前者因嫉妒行恶，后者因同情行善。类似人事在我国史海里不胜枚举，在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于是，伪装的谦卑者大行其道，只因国人大有“难容人之强，擅纳人之弱”之德行。有人称，须贾赠衣送饭说明其内心有善良的一面——范雎因此饶他小命一条，或许也是这么想的。但在我看，此善乃伪善，是见人落魄后的得意派生的乐善好施，说到底是“见不得人好”的反面反映。你优秀时被他当做威胁铲除，你寥落时才争得他一点怜悯施舍。要我说来，这种同情比落井下石还龌龊，它有欺骗性，具有更隐秘的杀伤力。有时候落井下石确实卑鄙可恶，但至少贯彻始终，不为所动，有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坚持；但扳强扶弱，表面上看起来有平衡利益的作用，其实是赤裸裸的权术，其本质和欺善怕恶如出一辙，可恶至极。 须贾是古人，然今天哪个单位没有一两个须贾？因为时时处处有须贾，国人勤学苦练“以弱当强”之功，自以为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生存之道，实际上却生生地将谦逊和涵养曲解成了韬晦和示弱。于是，厚黑学大行其道，踏实严谨被人嘲笑，以平庸为优秀，把圆滑当杰出。于是，我们常常放弃高度，取消难度，同时我们尊严的底线被不断放低，尊严的形象被屡屡模糊。可笑的是，今时今日，学校总在呼吁，家长总在盼望，孩子要做阳光少年，可是请问阳光在哪里？谁给他们阳光？我们血脉里缺少阳光，我们名弱不名强，强了也要装弱。人怕出名猪怕壮、风吹墙头草、高处不胜寒、退一步海阔天空、树大招风、屋大藏鬼……我们有各种理论奉劝你不要争强好胜，要急流勇退，要见好就收，要敢于装，勇于哭，哭了就有奶吃。 所以，在我们这个以示弱为砖墙建造的大厦里，这个以虚伪为细胞组成的社会中，你若问我谁能笑到最后，我说一定是会哭的人，会装的人。好了，现在你可以哭了，你哭其实是为了笑。 第31章:幸福就在我们身后 2011年2月12日 我养过两只狗。 一只是朋友送的黑背德牧，系出名门，血统高贵，仪表不凡。品种的因袭分量和朋友的一片情谊，使我不敢轻忽怠慢，顿顿都以上好的骨肉款待，有时还喂羊汤、牛奶。如此悉心维护，犹恐失其身份、屈其美好。日宠夜呵下来，渐渐的，它除了精肉细骨一概不食，包括龙骨和猪皮。到后来，甚至连超市买来的高价狗粮它都懒得睇一眼，给我感觉，它一时自珍为娇生惯养的千金，一时像足了崖岸自高的贵胄，一时摆弄成满腔愁郁的怨妇。以至于不论怎么着紧它，我都分明能从它慵懒冷漠的眼神里，看到它深彻的不满和沉沉的怨气。 另外一只，是自发跟我回家的流浪土狗。那时我在部队，家里不开伙，吃食堂。条件差，只能粗生陋养，想起了给他从食堂带点剩菜剩饭，想不起就任他自生自灭。日子长了，我发现，我慢待的其实不是贱种卑物，不是杂草闲花，而是“朋友”。这朋友，需要的仅仅是一碗粗粝的糙米饭，掺上一点点碎菜和残汤，若哪天加上一段排骨或一只鱼头，就能叫它乐得心头开花，尾巴都能笑出声。它皮肤有病，生相丑陋，我平常懒得理它，可它从不计较，一看到我，总是神采奕奕，欢欢喜喜围着我转；一见我要走，总是恋恋不舍，送我一程又一程。 两只狗，前者是官家小姐多怨怼，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是残羹冷炙漫销魂，知音见采唱阳春。说白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粗茶淡饭出滋味，穷奢极欲总空虚。 联想到自己，外人看来可能觉得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在这个光鲜形象之后，我却时常感到乏力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过分泛滥臃肿，过分强大，情感过于复杂纠结，过于虚假，真相在习惯性被歪曲、掩盖，公理和常识在逃之夭夭，恍然间一切都像被物质这团势不可挡的大雪球滚了进去，裹成良莠间杂的一大团脏。而这样的脏雪球，在这个季节里，满山遍野都是，动辄就能引发几场极具摧毁力的大雪崩。 我时常想，我们至深的需要其实很最简单，冬天有阳光，夏日有轻风，粗茶淡饭，容膝小斋。但总有人，太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喜欢把生活搞得花团锦簇，冬日渴望骄阳似火，夏天奢求西伯利亚的寒风，渴了要琼浆玉液，饿了要珍馐百种，而且想到做到，决不姑息迁就。人们学会了极端地展览生存，极端地催肥生活，极端地优待皮囊。殊不知，这是极端地遗忘了幸福之根不系于身体，而是系于身体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一个独立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感官系统之外的部件——灵魂。它是如此一尘不染，可又是如此易惹尘埃！于是常常出现这种可笑的现象：—边是极端地享受，—边是极端地痛苦。我的德牧就是这样，在高规格的款待中学会了痛苦，而那只丑陋土狗在剩饭剩菜里尝到了甜蜜，尝到了主人的温情和爱，并感念在心，知恩图报。 人自然是比狗高等，我们读书，我们思考，我们感悟，但我们有些感悟却并不如一只狗的情感自觉。其实，很多感悟并不需要我们主动去感去悟，而只要照搬套用即可，比如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先哲早给我们立下公式，留下警言。有个说法，叫“过犹不及”，有个成语，叫“欲壑难填”。确实，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多米诺骨牌，动一牵百，一生二，二生三，有始无终。可静下来想，你不难发现，很多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复杂、脆弱，复杂叫你惘然，脆弱叫你惶然。 当代人精于图谋，却疏于思考，很多问题我们是不问的，因为生活节奏太快，没时间去问。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冲，以为前面有很多好东西在等着我们，其实很多好东西是在我们身后：家在我们身后，老朋友在我们身后，美好单纯的友情在我们身后。印度有句谚语说的好：请慢点走，等一等身后的灵魂。所以，我总告诫自己，要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灵魂在哪里，可别把它丢了。灵魂丢了，空了，我们能拿消化系统去感受温暖，能拿神经系统去感受幸福吗？ 第32章: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 2010年7月19日 这些年，我很在意整理身边的物件，譬如时刻保持鞋架的整洁或是书架的井然。我无洁癖，也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刻意为之。因为，深知成功之难，挫折时时躲在镜子的死角或侧翼。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善待它，就能成为阳光或氧气滋润自己，让心沉下来、慢下来、静下来，令自己保有一颗恒心，让坚持成为一种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去坚持做一件事。 亚里士多德说过：是我们的习惯造就了我们。卓越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是的，只有当坚持变成习惯时，坚持才能成为潜行，成为寻常，成为自然而然，从而才可能被喝彩、祝福。 很多人说过，我也这么看的：做什么事天分很要紧，但光靠天分是做不成事的。天分是飘忽在云端的锦彩，闪耀在水面的流光，虽然能够感觉，但并不真正被你攥在手中，踩踏在脚下。它像你呼出或吸入的气，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它比淡扫的蛾眉更纤细，比新人的目光更敏感。它急促而瘦弱，消耗或闲置是摧毁的前奏，寒冷落寞无言。当你蓦然想起它时，也许早已随着时光流走，如同女人美丽的睫毛，秋蝉声中，含不住任何一滴眼泪。 记住，当你发现某种天分，请盯紧它，如同盯紧你的生命，然后朝着它来的方向寻去，以疯狂的坚持，歇斯底里的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直到它逃无可逃，撞进你的怀里。你不必惮于进度缓慢，亦不必惮于走向极端。当我们的目光一丝不动，当肌肤古铜，背影沉重，当我们的宿命干净，请相信，这一切并非苦吟，而是“未到江南先一笑”。 何为坚持？两个字：一个“勤”，一个“忍”。 说起勤字，或许首先让人想到“勤能补拙”这个质朴又带点儿褒奖意味的成语。我要说，这是一个谎言。勤是补天的，不是补拙的。让勤去补拙，无异于哪壶不开提哪壶，让自己谋杀自己。我不敢想象，倘若让陈景润辛勤补拙去绿茵场上踢足球，博尔特去编电脑编程，吴清源去研究天文，克林顿去救死扶伤……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么一番模样。人倘不能循天分而动，越是坚持，是越发自我为难，自我损耗，最后即便成功也是范进中举式的成功。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偏偏倡导“勤能补拙”，追求“全面发展”，学中医的英文不好不能毕业，工程师记不清主义不能深造，学艺术的要追问牛顿定理。呜呼哀哉矣！全面其实是最大的片面。字典燃烧，哲理哭泣，唯有愚蠢和狡黠在黑暗中笑得开怀。我以为，天道酬勤，是天在先，这里的“天”字，既代表青天，也意味个人的天分。人人都有自己的天分，把事业种在自己天分的土壤上，做自己擅长做的事，辅以勤劳，辛勤浇灌它，有天助，有地助，有自己助，风顺雨来，雨过天晴，埋下的种子在默默微笑。 再说“忍”字。人天生最怕忍字，卡夫卡说过：人类因为没有忍耐心才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忍耐心，所以又永远无法返回天堂。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草，软弱、渺小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骨子里，渴了要喝水，饥了要进食，冷了要加衣取暖，热了要制冷降温。这么娇气软小的生命，怎么受得了天天在忍字中煎熬？在忍耐中坚持，犹如热锅上蚂蚁，只想逃生，是做不了事的。但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把天天掌灯读书当罪受，正如没哪位晨跑者会为天天早起而苦，因为习惯使然。习惯既是生活方式，也是内容，在习惯中做事，像风消失在风中，是天人合一的意味，大道无痕的感觉。所以，要把“忍”字写好，最好的办法是养成习惯，让习惯去把这个字抹掉。 人生苦短，路途却漫漫长长，沿途风大波恶，机遇与挑战并肩，诱惑与陷阱同生，你要自卑，更要自信；你要知彼，更要知己；你要辛勤劳动，更要循天分而动。天分是天意，要为天意去执着，不要让勤去补拙。通往罗马的大路只有一条，多一条都是歧途。 第33章:博尔赫斯 2012年8月13日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万里之外，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着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燠热潮湿的美洲，是他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呆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而成年后他基本上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作为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谜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解开了这个秘密，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不少文学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还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吗？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否则，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我说过，刚刚说过，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事实上，在博尔赫斯生前，我连他的一个字都没碰过。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一个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毁掉的。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原因就是他们只生活在“蜜蜂的飞舞中”。他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白天的晚些时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临死不禁泄出了“银色的甜蜜的尿液”——有人居然将它译成“洁白的糖尿”，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人，所以才弱不禁风，才会被吓死掉。哈哈，有趣的误译。说真的，阅读经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跺足的准备。但这是没办法的。好在我们有个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 说真的，这是必须的。 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在南京鲁羊家里。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也不像现在的鲁羊，可以尽管呆在家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这天，单位又把他牵走了。也许怕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出门前，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世界文学》杂志，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我看了，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其中有个“拉美文学”专栏，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别图书馆》、《沙之书》和《另一个我》等四个短篇。 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像漂泊者陡然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水做的，又是火做的，因而也是无限的，复杂的，它由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一根线、一眼孔。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这个迷宫无所谓正确的路，也无所谓错误的路，不存在捷径也不存在死胡同，每一个拐弯都能通向一处胜地，而且它延伸的方向不止前后进退，不止左冲右突，甚至腾天入地，甚至继往开来，或探幽析微，或括览风云，向时空的无限个方向伸展开去，构成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斑斓而统一的庞大建筑。奇怪的是，在这个巨构中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像浸入一段甜蜜宝贵的回忆中，重遇了一位久久寻觅的朋友。 如果要给“难忘的经历”定个义，这个下午就是答案，它可以安然放在“麦家最难忘的经历资料馆”中作为镇堂之宝。这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洗礼，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说迷醉、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的事，那么要彻底迷醉、感动我，让这种迷醉和感动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衔接起来，流动起来，风雨晨昏永不停歇，像某些传说里的爱情一样经典，这肯定是困难而艰巨的，“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迷醉的方式维持下来，流动起来。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崇拜者。我敢说，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和变化，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的东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轮廓，一些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在他写成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他就谈不上喜欢了。 是谁在这么大放厥词？ 是他，博尔赫斯自己！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除了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人可以站到他的作品上去指手划脚；二、博尔赫斯也许很想看到一个对他作品发难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他只好把自己请出来了。 想想，我们的作家是怎么惧怕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去主动组织一些吹捧谀奉之辞放诸于世。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距离哗众取宠太近，距离博尔赫斯太远，距离伪作的虚荣太近，距离真正的文学太远。一个作家在文学之路上，只有无限远离一头，才能无限靠近另一头，而博尔赫斯和文学的终极，都到了另一头。 探究一下造就博尔赫斯小说魅力的因素很有意思。 博尔赫斯小说似乎总是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用来制造小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古老的身影，甚至常常出现雷同的东西。但他给读者留下的感觉却是无限的复杂，无限的多，经常多得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仿佛他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而那些东西总是那么深不可测，采之不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答案在他诡秘的叙述上。他之叙述初粗看来，充满了精致的、陌生的措词和比喻，它们首先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一时无暇去关注故事本身的走向。这感觉有点像看时装表演，表演完了，塞满你脑海的往往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不是模特的长相或表情，虽然她们的表情甚至长相都很近似，但你就是记不住，因为你本来就无暇去记她们。 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深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制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啊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美不胜收，迷人炫目。在这种迷人的景象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向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被光荣和幸福通体笼罩。十多年来，他漂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象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见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咋咋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经推崇卡夫卡为心中的英雄，但现在我心中还有一个英雄，就是博尔赫斯。这位失了明却依然长年蛰居在图书馆里的文学大师，尽管和满腹哀怨的卡夫卡有着截然不一的创作风格和热情，可我感到他们是一种高度的对垒，是一种能量的正反面，就像国王和狮子，蛇和阴险的女人：他们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质量。 第34章:博尔赫斯和我 2000年8月19日完稿 他让失明的双眼来充当这座书城的主人 这眼睛只能在梦的图书馆里阅读 ——博尔赫斯《天赋之诗》 流水使石头变得坚硬、安宁。 博尔赫斯是我的流水。 这些年来，我依靠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这个短篇集不足25万字，只是博尔赫斯伸出的一个小指头，但它神奇地重置了我的生活。没有必要隐瞒，我的生活充满了混乱、无聊、孤独、等待、断裂、哀怨、绝望等等不良因子，我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这“等等不良因子”得到较好的安置，使它们不要肆虐成灾。我越来越相信，阅读博赫尔斯小说，是我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尔赫斯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手工艺品”，他制造的“手工艺品”经常使我沉醉其间，逡巡忘返，忘掉进而摆脱了现实纠缠和自己对自己的折磨。 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一天早上，来了一个阴沉的骑马的人，他腰间闪亮着一把匕首……他们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博尔赫斯用他精湛的“手艺”，平静而坚定，遥远又真切地拨动着我，让我感到轻松又温暖，就像流水之于石头，又如光芒之于眼眸。坦率说，我一向讨厌把自己交出去，依附在某一人或物或情上。除了情绪上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之外，还有强烈的精神束缚——你获得了心爱之物，必要担忧它的失去。我其实是很自私固执的，过度的清高使我越来越冷漠、孤独、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面对博尔赫斯，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整编的感情。不用说，我感到了己之渺小，彼之伟岸——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是如此渺小，而辽阔又神奇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我只想拼命地加入进去……博尔赫斯是我的英雄，他的出现，他的神奇和芳香，使我感到虚弱无力，又感动不已，就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终点…… 我感激自己有这样的相逢，我喃喃自语：“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寻找，不会再有更好的皈依，博尔赫斯就是我的终点，我的信仰。”一种完成了“终极抉择”的兴奋和恐惧（害怕不是真的）盈满了我心。 哦，博尔赫斯，你是我的神，你引我毁灭了一切，失去了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一切。不不，拥有的不是一切，我拥有的只是你的一个小手指头。这个小指头仿佛是水做的，又仿佛是火做的，充满的光芒和水汽已将我彻底温暖又滋润，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然而，就像我不会满足永远蜷缩在子宫里一样——我要钻出来——捧着你的小指头，我心里向往着拥抱你全身。我偏执又自信地对自己说：只有当拥有了你的全部作品，我才拥有一切！ 这个愿望是那么漫长又充满勇气，以致使我感到陌生而惊叹，仿佛它没长在我心上。然而它——这个愿望——就长在我心上，心上的心上，并驱使我像一只猎犬一般搜索博尔赫斯留下的任何一张纸片，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寸寸崇敬地收藏起来。我想拥有一切，这个贪婪的愿望其实不过是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 我其实很容易满足。 我是多么容易满足！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光荣和幸福。 哦，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轻轻地，或者高声地，或者默默地呼唤你的名字，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我知道，要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愿望它又是现实的，因为愿望总是比现实大。愿望是你高举在外的一只手，而不是双脚。现实是双脚。现实是双脚踩出的足印。我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在愿望的鞭策下，我时刻都不放松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搜索。询问了每一个朋友，翻阅了每一册外文杂志，订购了三张《新书报》，联络了无数家外文编辑部，认真、执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又惊叹。“所有人类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耐心；因为没有耐心，人类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人类无法返回天堂。”卡夫卡的这段朗朗上口的金玉良言，一向令我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因为我就是个没耐心的人，因为没耐心，我的愿望纷纷瓦解在时空中，没有一个是落成现实的。 噫嘘，富春江边长大的女中尉，我是多么想娶你为妻，为什么你要做别人之妻？ 就因为你太没有耐心，太早地把我们之间一生的幸福与痛苦在几个月内就急巴巴地挥霍掉了——女中尉的信我撕了，但话却一直蛮横地盘踞在我心头。 这样的苦水我难道只喝过一回吗？说真的，我从来不信任自己的耐心。 然而在搜寻博尔赫斯作品的过程中，我却表现出了天大的耐心。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每天都踮着脚尖，睁大双眼，像个寻死的上吊者一样地寻觅着博尔赫斯的片言只语，“出奇又巨大的耐心”，不一定会比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那只象征着优美和可怕的老虎逊色多少：那只老虎想把“没有脸的风”扑住并且撕碎，我想把“雪泥鸿爪”的博氏作品网罗在家并且吃掉。 然后有所收获应该说是正常的，这要感谢诗人钟鸣。事情是这样的：1991年春天，我为爱情所迷惑，命中注定地来到西南重镇成都。羞涩的行囊使我不敢找任何一家旅馆投宿，于是我找到女作家裘山山，她是我乡党，又是个属狗的女人（热情著称）。她从诗人钟鸣那里给我借到一套闲置的1x1的单元房，据说这套房子曾逗留过不少诗人作家，一位南方作家就在这套房子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钟鸣自己也在这房子里写出了那首为他获得几百美金的得奖诗歌。可以说，这是一套有灵气的房子，我的博尔赫斯情结似乎注定要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馈。 一天晚上，不知是由于无聊，还是出于好奇，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抽屉是否上锁，我拉开了写字桌左边的抽屉。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抽屉里没什么东西，起码没什么隐私：零零落落的几张分制小钞（现已很少看到），几枚图钉，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一支圆珠笔折笔芯，一盒火柴（空的），一只“大重九”的烟壳子（也是空的），一版完整的红色药囊……由于当时我正在闹肚子（这几乎是所有初到成都这个麻辣美食城必经的一个麻烦），我对药囊发生了兴趣，拿起一看，见是痔疮栓，心里不由发笑起来。因为那药囊的形状如火箭头，使我联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把药囊重新放回抽屉，出于一种小人心理，我还专门把它放得跟原先一模一样，然后慢慢地推拢抽屉。这似乎想告诉主人：我没有打开过抽屉。但就在我慢慢推拢抽屉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博尔赫斯”几个字锁住：它们躲在一张垫抽屉的纸的卷角上，这张纸本身是反过来的，但由于上面没承压东西，已出现卷角，“博尔赫斯”几个字恰恰就在卷角的地方隐隐生辉。 难道我会对它忽视不见？ 不会！ 愿望是第三只眼睛，它没有眼睑，不需要眨眼，是随时睁大的眼睛；等待就是敏感，是那种无意识的却纤毫毕现的敏感。我对博尔赫斯的名字敏感至极，它无法从我眼中逃脱，别说逃脱，挣脱都不可能。苦苦胶着了几年的期待，结果竟然在一些以火箭头似的药囊为首的烂东西中不期而遇，着实令我如梦似幻。 抽屉里总共垫了三张这样的纸，我一一看过后，知道它们是一起的，连起来刚好是一篇文章的全部，“隐秘的岛屿”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文章这样写道： 在我因眼盲无力阅读时，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终结。我不会顾影自怜——如同一位作家说。一种新的经验才开始，于是我想，我可以去探究祖先们的语言，古老的亲爱的语言…… 看得出，这不会是篇小说，但它确实是博尔赫斯的，每一句话都是博尔赫斯的，表达的事情也是博尔赫斯的。从口气上判断，我感觉这应该是篇讲稿，晚年的博尔赫斯苍老地坐在高高的讲台上，台下坐满了学生，又好像没有一个学生，只有“隐秘的岛屿”和博尔赫斯唱诗般的声音： ……所有的岛屿都是隐秘的。太阳也是岛屿。太阳也是隐秘的。据说世上只有鹰才被允许凝望太阳。我不能凝望太阳，不是因为我眼盲，而是因为它会使我眼盲…… 那天晚上，博尔赫斯的课堂上又多了一个学生。做一个博尔赫斯的学生，我不会惭愧的。我愿意为博尔赫斯下跪。我只愿意为两种人下跪：尊敬的老师和父母大人。 译文的作者是个很生疏的名字，叫于红，熟悉的人都喊他叫红哥。当时他是钟鸣沙龙中的一员，经常来找钟鸣，所以我很容易就见到了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射出枪膛，已经再也回不来。红哥开始似乎有点不太想接近我，但博尔赫斯使我们很快“心心相印”，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着他的博尔赫斯，脸上有一种天然的欢喜和激情。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与人这样谈起博尔赫斯，但这并没有削减他重谈的兴致，反倒谈得更坚定沉着，机智有趣，意味深长，充满了诱惑。 坦率说，他的博尔赫斯和我的博尔赫斯有点不大一样，我的博尔赫斯是充满了令人迷惑的机关和循环楼道的扑朔迷离的小说的博尔赫斯，他的博尔赫斯是写了一手明亮的经典的随笔的博尔赫斯，才华横溢的健谈善辩的博尔赫斯。但两者高度在同一水平，肩与肩等宽，步子与步子等大，悟识和见解同一级别，就像国王与狮子，蛇与女人，具有相等的质量。 博尔赫斯在六十年代后曾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名牌大学讲学，那时候的他，双目已经失明，书籍、讲台、讲稿和学生已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他目中。但一切又全在他心中—— 当我们阅读或读完但丁的作品后，就会感到，他写出了自己的想象。更要命的是，读了《神曲》之后，我们总觉得但丁死过一次，上过倒立的地狱之山，或炼狱的交叉小道，或天堂的中央，并且还和影子（远古的影子）交谈过；那些影子都是用意大利三行诗说话…… ……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但丁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的精美。我们总是只关注他作为佛罗伦萨诗人阴冷与严谨的一面，却忽视了他藏在阴冷和严谨之中的美感、愉悦和温柔。温柔来自作品的构架，比喻的奇谲…… 我们贫乏的语文文学，虽然难于引人入胜，但却创造了一种风格迷信，一种热情有限的、心不在焉的阅读方式……我不知道音乐会不会对音乐绝望，大理石会不会对大理石不屑；但我明白文学具有预言沉默的将来的功能，它会不断汲取自身的美德，爱上自己的消解，向自己的结局求婚。 就这样，博尔赫斯凭着一根拐杖和记忆讲演着，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授。当讲稿录成文字时，人们觉得每一篇都是最珍奇不过的美文，就像出土的文物，令人敬爱油生，爱不释手。 红哥最后告诉我，他正在翻译博尔赫斯的这些讲稿，和另外一些文论性随笔，可以结成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回北京帮他跟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下。 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返京后，我很快跟出版社的朋友取得联系。我料想朋友知道我要为他推荐一部博尔赫斯的作品一定会高兴，所以我甚至是带着一点儿炫耀又请功的口吻跟朋友谈起这事的。但朋友听了却是一脸不高兴，沉默着，好像我为难了他似的。过了好久，他才假模假式问我：“你是让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我说：“废话，谁要听你的假话。” 他说：“那么我告诉你，我出版不了这本书。” 我问：“为什么？” 他答：“博尔赫斯的书不好卖。” 我说：“博尔赫斯不是琼瑶三毛，你想卖几十万册当然不可能，但卖万把册总可以的。” “不不不，”他朝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指望博尔赫斯给我带来巨大盈利，但起码得保本吧。万把册当然够了，问题是万把册也成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花城出版社半年前出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巴比伦的游戏》，他们是兴致勃勃又有点兴冲冲地出这本书的，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博尔赫斯的东西在国内出版甚少，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将近十年时间还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而这十年中为博尔赫斯的魅力和名声倾倒的人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大希望，一笔高雅的无人指责的收入似乎唾手可得。谨慎起见，开机他们印了5000册，准备随时加印。换言之，他们起初就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充满信心。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承认：失败了。 “读者对博尔赫斯的需要并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多，”朋友最后这样说道，“我现在逛书店，常常看到绿色的博尔赫斯（那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受屈地躲在一边，像本过时书，像个可怜虫，无人侧目，灰尘一天天蒙着，也许很快就会被清理入库。” 说到这里，我已经坐不住，我说：“我要去买这本书，哪里有？” 朋友说：“门口昆仑书店就有。” 我冲到昆仑书店。尽管博尔赫斯的书确实没放在醒目处，但也许是某种感应，也许是朋友提醒过的原因（受屈地躲在一边），我很快就发现了它：夹在一套老旧的少儿读物中（它单薄得像一册少儿读物），且高高在上，在书架的顶层，也许只有像我一般高的人才能摸得到。我摸到了它，惊喜的手有些发抖。我把它抽出来，怀疑地看了看目录和序言，确认无疑后，又珍爱地抚摸了下封面，问营业员： “这书还有吗？” “有。”营业员没看我一眼。她们总是这么高贵又厌倦。 “有多少？” 我问的目的是想看看我敬爱的博尔赫斯是不是如朋友说的那么卖不动，所以我希望得到“就剩它一本”这样的回答，仿佛这仅有的一本留落在此，是专门为我预备的（我与博氏之间应该有这种神性和缘分），这样我会感到神秘又公正，感到光荣又幸福。 但事实是，营业员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着我：“你要多少？”说着转身用脚丫子踢开书架下一个四方形的书柜，还用她臭烘烘的脚丫子指划着里面的几包书说，“这些全是，你要可以打八折。” 这时，我简直气得颤抖了。说真的，如果说营业员无知做出的傲慢甚至还有她的臭脚我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眼看着博尔赫斯神圣的书籍被如此玷污、作践，像一本色情书被囚禁在黑暗中出售，又像一本过气的流行作品被折价处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愤愤地想，一本即使几十乃至上百个当今“著名作家”绑在一起都写不出的书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公和愚昧已经到极限。我肯定是被激怒了，然后有所失控也是免不了的，我大声责问营业员： “数一下，有多少，我全买！” 总共38本，每本7.75元。 我自己算了下，总共294块5毛，便往柜台上压了295块钱，抱起书要走。 柜台里的手（肯定是只我不要摸的手）数了下钱，尖声叫喊我：“哎，找你钱，打八折的，你给多了。” 我回过头去，恶毒地对她说：“我不要打折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打折的是你，而不是这本书。” 出走书店，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邮局，把多购的37册“博尔赫斯”纷纷寄给朋友和老家的学校、图书馆。 有人说，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那个营业员最后就是这么骂我的：“你个疯子！” 我喜欢这个疯子。 怀揣着“博尔赫斯”回家，晚风轻拂，夕阳的手抚摸着我，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回到家，我重复了自己的孤僻：不是急不可待地品读，而是把它放在书橱的一只角落里，仿佛它在我书柜里已经呆很久，所以被挤到了角落里。对于一本好书我总是这样，喜欢尽量地与它保留一段时空，让想象中的品读的快乐在我心中无限洋溢膨胀，让占有的欲火尽情燃烧，直到最后一刻。这感觉同样妙不可言，如同有个你喜欢的女人等着你去碰，可你持久不碰，这样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在心中酿，越酿越香。哦，真香，让我亲亲你……想象中的快乐是无限的。 那天晚上，我就被这种“想象中的快乐”鼓舞着，沉醉着，手快脚轻地做了许多事，直到找不出一件可做的事，我才像突然想起那本书似的，急切又轻手轻脚地踱到书橱前，悄悄打开书橱门，小心翼翼地取出“博尔赫斯”。感觉就像在取拿一件珍贵的易碎品，又如在亲吻一位刚刚经历了劫难后熟睡的少女。这种感觉：虔诚、圣洁、甜蜜、爱情都达到极致，于我并不是常有的，但我又确实十分地需要它，它的每一次降临总是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安慰和自信，就像在茫茫跋涉中出现的驿站总给人以安慰和力量一样。仅此一点，我就对博尔赫斯感激不尽，因为在这个世上能给我这种感觉的人或事并不多，更不要说一本书了。博尔赫斯对我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神奇有力，他的魅力在我心中总是体现得那么灵验又淋漓尽致，他已被我崇敬的心升华为一尊神，这真不知应该是我感谢他呢，还是他感谢我。还是让我感谢他吧，因为是他让我厌倦的心中有了神，有了虔诚和爱情。 我捧着“博尔赫斯”走进卧室，上了床。钻在温暖的被窝里，依着温暖的灯光，品阅着心爱的书——让我想想，我的生活中还有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没有。温暖的灯光下，“博尔赫斯”散发出盈盈绿色（书的封面是绿色），就像是从草地里长出来的，又像是森林里的什么演变成的。 这是一本压膜小32开本，书名《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简单地横排着，字体细长，显得很随便，缺乏美感。总的说，这不是本精美的书，设计和制作都不甚讲究，我有点儿遗憾。但这没影响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因为我相信我对书装帧的不满一定可以在内容中得到加倍的满足。 集子总共辑录了博尔赫斯31个短篇小说，有几篇比如《奇才福内斯》、《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接近阿子莫塔辛》、《剑疤》，它们光题目本身就让我惊艳地接近了博尔赫斯，我脑海里迅即出现了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无垠的草原、迷宫、老人、牛仔、匕首、天才的对话、智者的沉思、火车在草原上疾驰…… 我首先选读了《剑疤》，因为这篇小说王央乐先生也翻译过，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央乐先生译文的开头： 他的脸上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一道灰白的弧线，从一侧的鬓角一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塔夸伦波所有的人都叫他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佬……这个英国佬是从边境，从南里约格兰德那边来的，少不了有人说他在巴西干过走私犯……据说他很严厉，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办事公正得一丝不苟。据说他还是一个酒鬼，一年里总有几次要把自己关在牧场看守的房间里，拼命喝上两三天酒，然后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像打了一仗或者发了场神经病似的：脸色苍白，颤颤巍巍，精神不宁，然而仍像原来那样威严……他不跟任何人来往……除了一些商业信件或者几本小册子外，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 让我看看他们（他们是两个人）的译法： 他的脸上有一道铭刻着仇恨的伤疤：它从一侧面颊延伸到太阳穴，再回到另一侧面颊，宛如一把灰色的弓。他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在塔瓜伦波所有的人都称他为“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人”……“英国人”来自国境线的那边，来自约·格兰德·德苏尔。有人说他在巴西时曾是个走私犯……人们说他十分严厉，甚至有点凶狠，但却赏罚分明。人们还说他是个酒鬼，因为他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两三天以后他才从房间里出来，像刚刚参加了一场战斗或得了眩晕症一样，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依然像以前一样果断、严厉……他不与任何人来往……他除了收到一两封商务信件或几本小册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信函来往。 我心头微微一紧，因为我觉得后一种译法不大好，硬邦邦又啰里啰唆的，缺少博尔赫斯那种对语言再三考究之后而呈现出来的从容隽雅的文风，同时也散失了博尔赫斯作品那种泰然自若又耐读的品质，一种害怕失望的阴影就这样钻进我心。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不要这样，因为这仅仅是开始。 是的，这才是开始，也许后面会翻得精彩（用来弥补开始的不足）。就这样，我继续满怀信心地往下看： ……吃完饭，我们走到室外看了看天空，雨已经停了。但在山峦的南部还打着雷闪着电，预示着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破旧的陋室里，那位为我们准备了晚餐的仆人拿来了一瓶南姆酒。我们默默地、长时间地喝着酒。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喝醉了，我不知当时是几点钟，也不知我为什么会提起那道伤疤，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乘着酒兴，还是感到厌恶。“英国人”听后脸色骤变，我立即想，他一定会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但他仍用与往常一样的口吻说道：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道伤疤的故事……” 感觉不对嘛，我觉得。于是，对照看王央乐先生的译文： ……吃完晚饭，我们走出屋去，看了看天色。雨已经停止，但是在南部的高原背后，还有闪电划破天空，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暴雨。这时候，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仆人，拿了一瓶朗姆酒到收拾干净了的饭厅里来。我们默默地喝着，喝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我已经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灵感，或是出于兴奋，或是出于腻烦，我提起了他的伤疤。这英国佬的脸沉了下来。有几秒钟，我想他大概要把我赶出屋去。结果他却用惯常的声调对我说： “我可以把我受伤的经过讲给你听……”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是美好的未来和难以忍受的现在，它也是痛苦的亲爱的神话，是圆形的塔，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唱偷牛的宏伟史诗；有的牛被人格化而成为英雄，有的却变成了鱼和山……” 如上关于“爱尔兰”的那段文字在我现在的书上变成这样：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痛苦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话。她有很多圆形的塔楼和红色的沼泽地，但遭到了巴涅尔的遗弃。爱尔兰还拥有歌颂盗牛英雄的长篇史诗，而这些牛的化身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鱼和山……” 坦率说，这时候我开始加快了阅读速度。不，是改变了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习惯。我经常跟朋友们说，王央乐先生把博尔赫斯弄得叫我不忍心一口吃掉，我总是慢慢又慢慢地读，一边读一边品味，像是在用舌尖舔。但是，这两位老兄（他们的名字我早忘记了）制造的——粗制滥造——博尔赫斯让我恨不得一口吞掉。我确实用很少的时间翻完了整本书，至终我也没有消除开始时的阴影。这阴影像魔鬼一样始终跟随着我的目光，仿佛是我目光的阴影，我目光到哪里，它便拖到哪里，到最后你可想它被拖拉得有多长多大：足以将我开初明亮的心情淹没得黯然无光！ 不用说那天晚上我有多沮丧，我深刻地感到，这两位老兄塞给我的是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是一个被明显歪曲的博尔赫斯。他们一定不知道，一尊美神一旦被扭曲，就会变得非常丑陋，比凡人还要丑陋。所以，他们的博尔赫斯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还要乏味，就像一只用沙子做成的馒头，你只能弃舍，或者一口吞下。我是一口吞下了，但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多么难受！在极度的懊恼和痛恨中，我对那本书狠狠地拍了一个巴掌，然后高声地对它喊道： “光靠一点简单的勇气和虚荣心是翻译不了博尔赫斯的，谁想通过平庸来举高自己，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平庸又丑！” 我的喊声惊动了邻居，却也仅仅是邻居，怎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它？这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初冲动。 我没有忘记红哥的嘱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我的打击（它给了我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我更加把朋友的嘱托当回事了。我想，红哥译作的出版也许多少能消除一些《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博尔赫斯的不良影响。同时我相信，《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滞销决不是由于读者真的厌倦博尔赫斯，只是厌倦“虚假的博尔赫斯”。正如我那位出版社朋友所说的：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近10年来，为博尔赫斯倾倒的人是众多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博尔赫斯，谁不是——《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就不是，它是虚假的，残陋的，我们看透了它的虚假和残疾，所以它被遗弃、滞销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认识到《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滞销的症结之后，我更加有信心地张罗起红哥译文的出版事宜。通过同窗好友闫连科中介，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做出了“乐于出版此书”的肯定答复。这样，我便给蓉城的红哥去信，请他赶紧把译稿寄给我。他回信说：稿子还没有全部译好，让我等一等，“快则半个月，慢则一个月”。 我等。 等过一个月没回音，两个月还是没有。我想他可能另作安排了，也许那边有更丰厚的稿酬或者其他，于是就把这件事撂在一边，同时把红哥这人也撂一边了。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给我回音，哪怕是“另作安排”的回音。对这样杳如黄鹤的人，我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撂在一边”。 大概是半年多后，我突然收到红哥的来信，前面说了许多客气和道歉的话（足以让我谅解他），然后这样写道： 我把这半年时间全埋在了博尔赫斯的文字中，没有稍微的怠慢和松懈，甚至把给你写信的时间也侵占了，每天每夜，我都在重复一个动作、一个愿望：接近博尔赫斯。我是努力的，却是失败的，我简直不相信——我痛苦地发现：我愈是努力却愈是感到了自己与博尔赫斯之间的距离，仿佛我不是在努力接近他，而是在努力推开他。没有必要隐瞒，从翻译博尔赫斯第一则短文起，我就感到自己对博尔赫斯的伤害，这种伤害就像眼泪对眼睛的伤害，绝对是没办法的，无辜的，所以我原谅了自己，只希望下一篇别这样。但下一篇仍是这样，下下一篇还是这样，再下下一篇还是这样。每一篇都是这样，我的“希望”仿佛总在远处，在一座山头的另一边。就这样，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或许我可以带着怀疑去做一件其他事，怎么可以去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这是我对博尔赫斯素有的忠诚所不容许的。现在，我再也没有半年前的雄心和梦想了。当我下定决心中止这个梦想时，我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满足，仿佛我已将这个梦想完成了似的。事实上，丢掉翻译博尔赫斯作品的梦想，做一个纯粹的博尔赫斯作品的读者，无疑是对博尔赫斯作品最忠诚的保卫，也是对博尔赫斯本人最衷心的敬重。从此意义上说，我确实感到无比的满足和轻松…… 红哥的信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其中引用了不少博尔赫斯的金玉良言。我阅罢此信，不知怎么的，突然想到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崇敬心已经使他变成废物。 不过，与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相比，我倒是对红哥充满敬重，这是因为：一、他对博尔赫斯的崇高的敬爱感动了我，抚慰了我（眼泪抚慰了眼泪，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二、虽然他“变成了废物”，但他报废的是自己。那两位老兄虽然勇气过人，却大有报废博尔赫斯之险：这种勇气永远不会令人敬重，只会叫人害怕和厌恶。 等待教会了我等待。漫长的等待不但令我变得善于等待，而且还变得豁达、自信。我相信，一个英雄征服的决不会只是一个人。换句话说，拜倒在博尔赫斯脚下的不可能只有我一人。谁能肯定所有拜倒者都无能折腾出一部博氏的新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无须担心看不到博尔赫斯新的作品，看不到只是暂时的。 果不其然。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博尔赫斯的作品相继在几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其中由深圳龙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博尔赫斯文集》，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装帧质量，以及立体的发行方式，都令同行汗颜。该书一度风靡书摊，在其巨大阴影的笼罩下，另外几家出版社推出的博氏书籍只好过一种默默无闻的日子了。不过，我还是敏感地把它们从默默无闻中发掘出来，并且慷慨地带回了家。 现在，我手头有13本有关博尔赫斯的书籍，其中他本人著作集9册（有一半是重复选载的），评论文章3册，传奇2册。这些书籍我都看了，有的看过不下几十遍，如王央乐先生翻译的那本杏黄色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总的说，除王央乐先生模造的那个博尔赫斯令我惊叹的信服外，其余人笔下的博尔赫斯都令我感到失望，有的令我气愤——最气愤的是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有一个叫陈众议的译者，近年来被人誉为是翻译博尔赫斯的权威，但以我看，他的博尔赫斯依然不如王央乐先生。他的博尔赫斯给我的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描绘了博氏的脸廓，包括嘴巴、鼻子、眼睛，甚至目光、笑容，但没有描绘出博氏脸上交错的皱纹。也许对其他作家说，这个损失不会留下大的遗憾，但博尔赫斯的皱纹却是丢不起的，因为他满脸交错的皱纹壮观得独一无二而令人难忘。 大约深圳龙田公司策划的《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不久，我和红哥通了一次电话。我们在抒发了各自的不满后，红哥对我这样滔滔不绝道： “事实上，我对自己对博尔赫斯作品的理解、欣赏甚至再现能力是不怀疑的，我怀疑的是博尔赫斯，他的精美绝伦、神奇怪谲、充满天才的作品，仿佛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天才的神指挥写下的，所以具有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魅力。换句话说，博尔赫斯具有的高度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你不断接近的高度不断拔高的，就像天上的太阳，你站在地上看它是那么高远，当攀登到山顶上看时，它还是那么高远，那么可望而不可即。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不可翻译的，你能把太阳摘下来给谁看吗？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如果你无法与其站在一个高度上来展开翻译工作，那么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骗人的。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个博尔赫斯在这里冒出，那里闪现，然而结果似乎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博尔赫斯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同样，我也不可能制造一个真正的博尔赫斯，这几乎是世界上最最难做成功的事，要比用沙子搓成一根绳子，用火去点燃水还要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所有超级或者低级的谜也不行……” 最后，红哥似乎是为了安慰，跟我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译文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所谓翻译顶多只能是引导我们走向原文的一座桥梁，一种刺激，尤其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的作品。 放下电话，我马上想起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似乎是他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宣言： 我足可宣称，我的每一行文字均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心情，起源于它本身所有的一种必然性；我说不准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我只能说我所召唤的是想象，和想象的想象。 一个没有翅膀却在快速飞翔，甚至倏忽飞逝的东西：想象。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的心情，你自己在记录它时都很难保证逼真——抓住的很可能只是尾巴和须毛，更不要说翻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红哥的感受和说法。 1955年夏日的一天，随着独裁者庇隆政权的结束，博尔赫斯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作为市场鸡兔检查员的荒诞岁月，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一下子拥有浩浩80万册珍贵的图书，然而他却无法用正常的方式——阅读——去占有它们，只能用手去抚摸它们，因为此时的博尔赫斯已经双目失明。为这事，博尔赫斯曾这样说：“上帝赐给我80万册图书，同时让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现在，我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和说法：博尔赫斯告诉我他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同时他又说，他不属于那些不懂得他写作语言的人（当然也不属于我），这真是博尔赫斯式的逻辑。 一个人可以生，也可以死，可以狂欢，也可以愤怒，但一旦陷入这种尴尬中，他就不知该怎么样了。在极度的无奈中，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可笑地翻出了已经被我废弃多年的英语书，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一门外语，尽管它不是博尔赫斯的母语，但博尔赫斯的有些作品他是用英语写成的，要么就是在他本人称职的合作下翻译成英语的，所以“英语的博尔赫斯”是可靠的。于是，我天真地想，如果能够直接握住博尔赫斯伸出的“英语之手”……这个念头让天真的我兴奋起来，却很短暂。因为，英语书上的灰尘和泛黄的书页，马上不客气地提醒了我：它已早不属于我，我要再度找回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由于无奈：彻底的无奈，我还是耐心地做起了重新找回它的梦。 “time（时间）” “timelessness（无时间或时间之外）” byrinth（迷宫）” “courtyard（庭院）”…… 我感觉，我在找回的不是自己的记忆和能力，而是一粒粒细小又蔽目的沙子，不但难以找回，而且在找回的同时又常常任性地从我指缝里溜走，就像水从竹篓里溜走。不用说，靠这样想握住博尔赫斯的“英语之手”显然不大可能。但我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巨大的耐心坚持着，并不断喃喃自语： “也许这样可以读懂他一句话，一个段落；即使读懂了一句话，也是我的成功，我的胜利；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却是真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增加。也许只要耐心和时间足够，这些增加的小沙子渐渐可累积成砖，这些砖又可堆磊成墙，墙再聚砌成屋，沿屋派生出城堡、庄园、迷宫、游廊、教堂，和整个博尔赫斯的世界……” 我这是在鼓励自己呢。 孤独的人总是需要自我鼓励的。 第35章:博尔赫斯与庇隆 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博尔赫斯《猜测的诗》 1986年严冬——如果以博尔赫斯的生平做参照的话，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周庄写了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变调》，标题是捡来的，写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闷，利比多的作怪，为赋新词强说的愁。诸如此类。小说到一年多后才发在《昆仑》杂志上（1988年第一期，该杂志于1997年停刊），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封信，高度赞赏了我，封我为“母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作家”。老师姓骆，年轻时写过诗，一度当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家乡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钟爱的学生，我们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离校后，尤其写小说后，也许是我的文学热情唤醒了他已逝的梦想。在以后日益紧凑的交往中，他间接、直接地对我有过这样的教诲：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当作家就必须远离政治，否则“你在编织别人不幸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不幸”。 这个出自中学老师之口的简单道理，似乎并没有被智识渊博的博尔赫斯所懂得，他与庇隆——庇隆政权——之间有始无终的纠缠，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不幸首先是体现出他在政治上惊人的无能和任性，然后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的崇拜者，而最终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与这位文学大师擦肩而过。如果时间真的像博尔赫斯说的一样，是“循环交叉的”，那么有一天当博尔赫斯再度开始他灿烂的文学生涯时，请他记住我中学老师的教诲也许是很有必要的。那样的话，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尔赫斯。当然，这样的话，下面这样的诗句我们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类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从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只要我们套用博尔赫斯的逻辑推理，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荒诞、混乱、虚妄、无聊，将我们可怜的心智变得更加可怜。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神奇：一切都仿佛置身于迷宫中，又像是在梦中。 庇隆是个什么人？ 他一度像博尔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样，“是个戴上校军衔的军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样的是，这位上校军官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灵敏的政治头脑。和当时掌握阿根廷政权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样的，他满脸笑容，收音机里的声音十分友好动听，朝后梳的头发乌黑发亮，身边还时常站着一个头发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后来的妻子爱娃。正是靠着这些骗人的绅士风度和一些“悬空的承诺”，庇隆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败和历届政府的软弱，成功地在政府中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势力。不过，在博尔赫斯看来，有地位也好，势力大也罢，他充其量只是个“外省的暴发户”，是个“野蛮的高乔人”，是“阿根廷的噩梦”。1943年，眼看着这个“服饰讲究、权欲熏天的军阀”在政府中屡屡得势，日渐坐大的样子，博尔赫斯似乎预见到了阿根廷的未来，并把他的预见写成一首诗公布于众。这首诗题名为《猜测的诗》，这样写道──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当时博尔赫斯虽然已经写出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样很多后来享誉全球的小说，但他的名气远没有后来那么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内。可以肯定，当时庇隆并不知道博尔赫斯这个人，但是通过这首《猜测的诗》，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对一个“野蛮人”来说是难以记住的，但是对一个谩骂他的人，一个已经预见到他即将得势却又公然蔑视他的人，他又怎么可能记不住呢？忘恩记仇可是野蛮人的本性。不用说，正是这首艺术上并不见长的《猜测的诗》——“政治的诗”，博尔赫斯把自己轻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时也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会给博尔赫斯带来什么？博尔赫斯在猜测阿根廷未来政局的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作了猜测—— 在这黑夜的镜子里， 我追上了我 那张无可怀疑的脸。 我踩上了寻找我的长矛的阴影。 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 战马……向我逼近 坚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锋利的刀割断我的喉咙 不论是对庇隆，还是对自己，博尔赫斯的猜测都是十分准确的。1944年，47岁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总统，两年后又顺利当选总统。1946年6月，庇隆就职总统后两个月，博尔赫斯失去了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公职。失去就失去，问题是失去的同时庇隆政府又专门给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职：科瓦多街鸡兔市场检查员。别说明眼人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瞎子摸也摸得出来，让深度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去做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恶毒的。对此，博尔赫斯除了拒绝，别无选择。当然，借诗发发牢骚是免不了的： 那个不知名的冷酷无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给了他选中的人： 把黑暗的墙壁给了弥尔顿， 把流浪和遗忘给了塞万提斯。 记忆中得以延缓的东西归于他 归于我们的是渣滓。 如果说当初博尔赫斯作《猜测的诗》抨击庇隆显得过于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么现在庇隆如此明目张胆又恶毒地回击博尔赫斯，同样显得过于任性而缺乏政治风度。毕竟，博尔赫斯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文人，从客观上说这个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内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庇隆对博尔赫斯甩出的恶毒的“最初一击”，非但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圈内失却了信誉，而且也预示着以后他当政期间将始终有一个叫人头痛的声音陪伴着他。这个声音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放开了喉咙── 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实上，从他公开反对庇隆起，这位“口吃的、胆小的作家”在面临政治压力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压力。昔日好友萨瓦多，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对庇隆的固执和任性，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忠诚的支持者莫内尔加，因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禁不住也发出这样感叹——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更愿意跟他的作品在一起。 令博尔赫斯羞怒的是，他72岁高龄的母亲莱昂诺尔和妹妹诺拉也受到了“天大的污辱”：因为一个平常的在大街上的“驻足围观”，诺拉被关进了布恩帕斯妇女监狱的妓女牢房，莱昂诺尔被判处在本宅软禁一个月。等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博尔赫斯正常的心情。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对此，埃斯特拉·坎托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博尔赫斯正在和她“谈情说爱”。埃斯特拉说—— 他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有一阵子，他提出想跟我结婚，也许是以为结婚会改变他目前的现状。可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呢？至少目前，我无法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不是害怕嫁给他，而是无需嫁给他——我嫁给他毫无意义…… 埃斯特拉说的有些躲闪和隐晦，但博尔赫斯的心理医生米格尔·科恩·米勒不准备躲闪，他在日记中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隐晦的背后是什么真相—— 那时候，我在五月广场附近有一家诊所，有一天，佩罗把博尔赫斯带来，说希望我帮助他“克服胆怯”。后来，我发现他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性无能”……所有男人一旦面临这种事，总会变得十分胆怯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博尔赫斯的“性无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是由于情绪焦虑和一些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想，科恩·米勒告诉我们的已经是一种极限的东西，它说明博尔赫斯当时的状况确实是很不好……简直糟糕透了！这当中，庇隆即使负不了全责，起码要负一半的责任。事实上，庇隆让博尔赫斯受的屈辱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这一点，我们从庇隆下台后，新政府一下给他两个公职上也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幸亏庇隆执政命数不长，否则博尔赫斯会怎么打发余生，这是现在的我们，包括当时的博尔赫斯，都是难以“猜测”的。 西方有一种理论，说一个人身上的善和恶是平衡的，一个人一生受到的光荣和屈辱也是相等的。且不说这理论正确与否，起码博尔赫斯为庇隆所受的屈辱，除了他自己铭刻在心外，新政府也没有忘记。1955年，庇隆政权垮台，新政府一下补偿性地给博尔赫斯两份美差。两个差使都是博尔赫斯喜欢又擅长的：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师，另一个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前者容他授业和释放，使胸中丘壑有所出，后者供他汲取和烘焙，使学识令名有所养，似乎考虑周全，异常完美。它们纷至沓来，弄得他一时有种“多得接受不了、盛不下”的感觉。尤其是后者，不论是恰到好处的工作内容，还是强烈的荣誉形式，都具有极大的补偿意义。以荣誉而言，这也是博尔赫斯一生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得到的最大荣誉。博尔赫斯在回忆那一天——1955年10月的一天，赴玫瑰宫站在阿根廷代理总统面前接受任命时这样说道：真有意思，玫瑰宫里见不到独裁者了，我平生第一次和共和国总统握手，像是一场梦……遗憾的是，当时博尔赫斯的双目已经基本失明，为此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上帝赐给我80万册书籍，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博尔赫斯一再申明，到国立图书馆当馆长不是他的爱好，更不是他谋求的结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当不当这个馆长对博尔赫斯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博尔赫斯后来的一切——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出阿根廷，走向世界，享誉全球，名震四海等等，所有的幸运和光荣，都是跟他当这个馆长分不开的。说来仿佛难以置信，虽然博尔赫斯大部分作品，包括那些至今被世界文学顶礼膜拜的佳篇美作，都是在当馆长之前创作并发表的，但是就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内部”，在他平时交往的狭小的圈内，几乎连阿根廷的本土评论家也很少关注他，“表示敬意”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猛然成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加上部分政治因素，博尔赫斯几乎在一夜间成了社会名流，成了焦点人物。就像旮旯里酿了多年的好酒，突然在名流云集的派对上被人拍掉泥封，瞬间酒香四溢，征服全场。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和形象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时候他自己想默默无名都困难了，谁要想忽视他同样也不容易。就这样，博尔赫斯从沙龙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社会大众，走上了观礼台。 一个空洞的人站在舞台上会显得更加空洞。博尔赫斯显然不是这种人，他是个神秘的人，喜欢沙漏、地图、迷宫、18世纪版式的书籍、玫瑰色的街墙；他是个怪诞的人，他用休谟、贝克莱、叔本华、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头脑思考问题，并做诗，写小说——利用哲学问题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个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很少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得到过回报，他用读书和写作来驱散因此而来的痛苦，他觉得很幸福；他是个盲人，但他读的书比谁都多，而且到死都还在不停地买书、读书、写书；他不是个国家主义者，他不以阿根廷为光荣，但阿根廷为他感到光荣……总而言之，博尔赫斯就像一件稀罕的古董，一旦捧到手上，没有人不会发出惊叹声的。这样一个人，一旦被“曝光”，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他就会变得很高大，走得很遥远。 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是个耕耘的人，苦闷的人，那么1955年庇隆下台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开始变成一个收获的人，幸福的人。促使他命运发生转变的因素里面，有一个暗藏的机关，就是新政府为补偿他以前在庇隆手上付出的屈辱而授予的这顶国立图书馆馆长的“礼帽”。这顶帽子会神奇地演化出那么多“魔法”，这即使连睿智的博尔赫斯自己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庇隆和美人爱娃就更不可能想到了。要说想到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言在先：祸兮，福之所伏。 请不要过早为博尔赫斯击掌鸣好，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福兮，祸之所倚，对博尔赫斯一样是灵验的。我们来看看，博尔赫斯在大喜之时又面临着何等的祸水？ 祸水还是源自他由于“庇隆情结”而蓄就、纠结的个人化的政治热情。出了名的博尔赫斯有机会四处走一走，而且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也许是失明的缘故，或者是见得多了，此时的博尔赫斯不再对讲台胆怯，甚至连口吃的毛病也好了。总之，他现在口才变得很好，众所公认的好，到哪里演讲台下都是满当当的，说什么都令人叫好。问题是谁也不敢保证，他台下坐的都是纯粹的文人、学者，有时候因为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操度，“容易上当受骗”的博尔赫斯常常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堂精妙绝伦的“文学课”演变成了一场捉襟见肘的“政治课”—— 我一向信奉民主，但现在不了。 我认为阿根廷在今后50年或者也许是100年应该进行选举。不过现在我们对那种事情还有准备。当共产主义已经潜入我们所有的邻国时，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有人以前所谓的道德说教者或者寓言作家，或者如今所谓的“任务作家”……我是个保守党成员，那本身就是怀疑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把我指认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小魔王比利或者独裁者罗萨斯的追随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应该没有政府…… 我相信革命，并且一直耐心地在等它到来。革命不会有政治领袖，不会有宣传口号和旗号……人们谈起新的什么革命时，我总是问道：“你们打不打旗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拥护的革命…… 说真的，谈谈文学博尔赫斯是一把好手，但要说政治他简直叫人担心。尽管莱昂诺尔（他母亲），包括博尔赫斯自己都想远离政治，但总是一不小心老毛病又犯了。无法摆脱政治，这几乎成了他晚年的一个顽疾，一个无法驱赶的恶病。博尔赫斯这么智慧又洒脱的人，一个以想象为生的文人，为什么独独在“这个问题”上老是纠缠不清，简直不可救药？ 根源还是在庇隆头上！ 庇隆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他死亡，更不意味着他众多追随者已经烟消云散。从某种意义上说，庇隆和博尔赫斯一样，不是个认输的人，也和博尔赫斯一样拥有大批追随他的人。他在流亡国外期间——漫长的18年，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雄心，而且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这一点博尔赫斯是看明白了的，同时博尔赫斯还明白一点就是：只要是支持庇隆再起的，他就反对，反之他就拥护。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难免显得简单化，也难免容易被人利用和责难。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作为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无疑是拿回诺贝尔文学奖，从文学意义上说，博尔赫斯获此殊荣是众望所归。1970年10月，意大利的《晚邮报》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问题作了一项全球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的得票数“雄居榜首”。以往《晚邮报》的预测总是“十猜九中”。换句话也可以说，《晚邮报》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离这个世界最高文学奖只差一步之遥了。正当人们信心满满地准备喝博尔赫斯的欢庆酒时，瑞典文学院公布了获奖人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为什么不是博尔赫斯？一时间大报小报反应强烈，并做出了种种猜测，最终都集中到一点上：瑞典文学院无法接受拉奴塞政权——这是一个比庇隆更拙劣的独裁者，更不能接受博尔赫斯“一头扎进与极端反动政权合作的”立场。 如果博尔赫斯以此为戒，从此把他那张并不叫人心悦诚服的“政治嘴脸”收藏起来，那么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还是机会多多的。但任性的博尔赫斯会吗？ 不会。 庇隆也不会。 1973年9月，庇隆以60％的得票再次当选总统，博尔赫斯不会无动于衷。就在庇隆再度入驻玫瑰宫后的没几天，博尔赫斯便“爽快地”接受了《新闻周刊》采访，并侃侃谈起来：庇隆是个二流角色，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死去的话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对国家没有影响……谈起玛丽亚·庇隆（著名的爱娃去世后，庇隆娶她为妻），博尔赫斯尤其刻薄，连同爱娃的亡灵一块嘲讽道：跟他前妻一样，也是个卖笑的，而且还低一个档次——可怜的东西！第一个死了，当然应该找个替代的——找个卖笑的替代太容易了…… 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到新政府的威胁时，他的回答强硬中又藏有机智—— 没有。丝毫没有。首先我和这个我不信任的政府没有接触，其次，他们知道如果伤害我会引起国际反应的，他们不会这么蠢，给自己找麻烦；再说，我帮了他们忙，我使世界更关注阿根廷。我自己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也是帮了他们忙，免得他们为了撤我职而犯难——我认为辞职的做法很体面…… 也许是上次教训的结果，这次博尔赫斯在庇隆上台之前，就主动辞去了馆长职务。这倒是个聪明的做法，起码庇隆不可能再对他搞什么“鸡兔事件”了。但是威胁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98岁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马上过来“宰了她”。老人家把详细的地址告诉对方，并且叫他赶紧过来，她等着呢。对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说，死显然是没有威慑力的。不过，还有一次倒是很有威慑力，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放了一枚足以炸死全家人的炸弹，幸亏没有引爆就给排除掉了。 只要博尔赫斯不闭嘴，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少。好在庇隆福泽有限，不到两年就归了天，而伊莎贝尔·庇隆又不争气，转眼间被人夺了政权。这下博尔赫斯很是庆幸，庆幸的方式是对新政府表示“热烈又公开的欢迎”。当新政府领袖魏地拉将军对他发出共进午餐的邀请后，博尔赫斯丝毫没想到应该拒绝，而且事后还要错上加错地对外宣布魏地拉的军政府有“绅士风度”。其实，当时稍有点头脑的人看得很清楚，魏地拉是个比庇隆还要祸国殃民的货色，博尔赫斯公开支持他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无异于是等人来诋毁他自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一句政治上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显然博尔赫斯不慎信奉了这句话。 这还不够，更弱智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一年岁末之时，博尔赫斯居然荒唐透顶地赶去智利会见皮诺切特将军，并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犯的“政治毛病”都可以原谅，那么这一次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后确实也没人原谅他。在马德里，《拉丁美洲札记》杂志几乎当即做出反应，取消原已编辑好的一期“博尔赫斯专集”。有的地方甚至当众烧毁博尔赫斯书籍，至于明的暗的批评谩骂就无法说清了。关键是斯德哥尔摩，几乎就是从此“下定决心”不再把诺贝尔的荣誉授给“这个愚蠢透顶的政治小丑”。事实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至死也没有机会站在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上。为此，博尔赫斯曾这样说道—— 获奖总的说只可用来满足虚荣心；既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那么获不获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这是辩解，是安慰，是想掩饰自己过错的辩解，是自欺欺人的安慰。在这件事情上，博尔赫斯太不尊重全世界那么多敬仰他的人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博尔赫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耿耿于怀。不用说，这是20世纪文学最巨大的遗憾，是用什么都无法辩解、无法安慰的遗憾。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个遗憾，博尔赫斯要负主要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过分厌倦庇隆政权而犯下了众多明显的政治问题，以致瑞典文学院跟着也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一顶最高大的文学礼帽未能戴在一个最伟大的作家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和庇隆的斗争，博尔赫斯从来就没有赢过，即使庇隆死了，政权跨了，他还是输家——一个连同瑞典文学院和整个20世纪文学都输掉的输家。 2001年2月28日 补记： 本文写作中，引用或参考以下著作：《博尔赫斯·书镜中人》，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巴比伦彩票》，王永年译；《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等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