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 自序 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里不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只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是喜欢上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似乎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还有某些固定场所。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像以前那种英语沙龙，有点约定俗成的意思。成都是个十分可以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呆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里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如罂粟，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年幼的儿子打打“算术牌”（我和儿子自己研发的），下下跳子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和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和胡思乱想。 本书的大多数篇目就是这样，靠着一点点契机，胡思乱想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做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是假的，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这也是我倦于行动和交际的一部分，是需要）。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的几个稍有影响的东西（小说）都有来“对号”的人事，像《暗算》，来对应者不下十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的“虚假”之处。有一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rx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了，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个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怎么跟我泄密呢？从《密码》的故事特质看，容易“步后尘”，我几乎有点自作多情地预料会有人来对号。没料到的是，居然这么快，《收获》刊发的第二个礼拜，我便接到一个自称是“唐一娜儿子”的人的电话，他没有恶意的指责，甚至对我前半部分给予“高度肯定”，只是后半部分“有严重失实”。我请他讲讲真实的情况，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他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他母亲后来其实已知道谁是毒蛇，只是因于“某种原因”，知情不报而已…… 毫无疑问，他母亲的故事比我的故事精彩多了。说真的，我现在正在重写这个东西。我相信，重新写的《密码》一定比现在更复杂，更有趣。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对号入座。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是凭着一时兴起的胡思乱想编造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这是我要破的密码。 看来，密码真的无处不在。 2007年4月11日 密码 7041336491305917 830959107339252103914469 ——题记 一 日伪时期，杭州城区还没有现今的五分之一大，但这座城市的魂：西湖，一点也不比现在小，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像著名的苏堤、白堤、断桥、西泠桥、望仙桥、锦带桥、玉带桥、锁澜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阮公墩、湖心亭，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钱王祠，孤山上的西泠印社、秋瑾墓、放鹤亭、楼外楼、天外天等，以及南边的白云庵、牡丹亭、净葱禅寺、报恩寺、观音洞，北边的保俶塔、双灵亭、岳庙、双灵洞、栖霞洞等。统而言之，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月，二堤三塔，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在那时光都有，日本佬来了也没被吓跑。日本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据说现在西湖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的炸弹，没有开爆的，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没有开爆都吓人，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爆破声震天撼地的响，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炸死的人畜无以数计，把杭州城里的人都吓跑了。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但它们不会跑，只好听天由命。有些景点就这样被炸了，像岳庙和孤山上的不少景点，都是挨了炸的。 从岳庙往保俶塔方向走，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有钱有势人的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鬼子炸城前，这些人都准时跑了。日伪政权成立后，城里相对平静了，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即使主人不回来，起码有佣人回了来，帮主人看守家业，以免人去楼空，被新的日伪军政权给霸占了。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院主姓裘，曾经是一个整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自己没有回来，派回来的下人又回来迟了几周，就被当时新组建的日伪浙江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院里的几幢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像前院的三层主楼，做了司令部军官培训中心兼军官招待所；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做了中心的办公地；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的私宅，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和保镖的公寓。1941年冬天，钱虎翼一家老少十一口被神秘人悉数暗杀（当时传言是除奸队干的，但至今都查无实证），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保镖统统赶走了。于是，两栋楼又是人去楼空。总以为，这么好的楼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却是一直无人入住，或派新用。究其原因，有权入住的，嫌它闹过血光之灾，不敢来住，敢来住的人又轮不上。就这样，两栋楼一直空晾着，直到快一年后，在金秋十月里的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干人，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 入住西楼的是五个人，四男一女，都是伪军官，伪司令张一挺的属下。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副参谋长吴志国，此人是伪司令部首任剿匪队头目，负责肃查、打击抗日军事力量，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了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深得新任长官张一挺的器重，不久便官升一职，当了堂堂副参谋长，主管警务、特务、军机三处，现在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正旺之际，趾高气扬，前程无量。然后第二号人物，是掌管着全军核心机密的军机处处长汪大洋，此人也是当中年龄最长者；其次是副处长兼总译电师李宁育。童小年既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也可以说是第一号，他是张一挺司令的副官，属于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官级不高，正营，但权限可以升及无限。唐一娜是惟一的女性，军机处的译电员，年轻，貌美，高挑的身材，艳丽的姿色，即使在夜色中，依然夺人双目。五个人，乘一辆日产双排越野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像一个阴谋一样悄然潜入幽静的裘庄，最后消失在久无人迹的西楼里，令这栋闹过血光之灾的空楼，变得更加阴险可怖，像一把杀过人的刀落入一只杀过人的手里。 阴谋似乎是阴谋中的阴谋，包括阴谋者本人，也不知道阴谋的形状和内容。他们在睡梦中被人紧急邀集，然后像梦游似的来到这里，至于来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带他们来的是特务处处长王田香，他告诉他们：这是张司令的指示。 王田香说：“司令要我转告大家，你们将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以后的几天可能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睡一觉，司令将在明天的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 这个夜晚对王田香来说，是兴奋的，也是忙碌的，将他们安顿在此只是相关的一系列工作的一个小小部分，还有诸多成龙配套的事宜需要他去张罗完成。所以，言毕，他即匆匆告辞，其形，其状，令人激奋，又令人迷惑。 二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笼罩在西湖水面上的雾烟尚未消散，张司令的黑色小车已经孤独又招摇地奔驰在西湖边上。还没有到八点钟，小车已经驶入墙高院深的裘庄，径直奔往西楼。绕过假山和一架紫色的藤萝，车里的张司令已看得见西楼。王田香已接到门口哨兵的通报，恭候在楼前；在他背后，是两个荷枪的哨兵；哨兵的身边，竖着一块明显是临时立的木牌子，上书军事重地闲人莫入八个大字。这些都是王田香在夜里落实的。奇怪的是，张司令的司机也被列为闲人，在他随行前往时，哨兵客气地挡住了他。 哨兵说：“对不起，请在白线外等候。” 司机愣了一下，看地上确有一道新画的白线，弯曲有度，把房子围了个箍，像迷信中用来驱邪避灾的画符。 因为夜里睡得迟，更因为没想到司令会这么早光临，一干人都起得晚，唐一娜甚至在司令上楼时都还在床上。司令如此之早（绝对是在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让各位都感到受宠若惊，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的庄严性和紧迫感。后来当他们下楼来，看到楼前的两位荷枪哨兵时，这种感觉又被加强了一倍。他们是去吃早饭的，餐厅在前院招待所大楼里。王田香像个主人似的，带他们去。虽然夜里没睡好，但王田香的精神还是十足，脸上一直闪着足够的神采，好像奉陪的是一群远道而来的贵宾。这也给他们增加了那种庄严和贵重感。 待大家一走，西楼里便来了两个人，着便衣，携工具箱，在楼里楼外、楼上楼下察看了一番，好像是在检查什么线路。张司令是吃过早饭的，这会儿没事，便随着两人把楼里楼外看了个遍。这是一栋典型的西式洋楼，二层半高，半层是阁楼，已经封了；二楼有四个房间，锁了一间，剩下三间，看得出来，唐一娜独自住着一间，对门的一间住的是汪大洋和李宁育，另一间在楼梯那头，是个有阳台和卫生间的大房间，由吴志国和童小年住着。一楼除了厨房饭厅外，另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小的以前可能是仆人住的，现由楼前的两名警卫人员住着；大的是会客室，现已经布置为会议室，会议桌由长条形的餐桌代替，看上去也挺像回事。最后，张司令在会议桌前坐了下来，翻看起带来的文书，酝酿开会的事情。想到他将给大家开个什么样的会，他脸上露出了讥讪的笑容。讥讪中又似乎带点儿厌恶。 张司令的家乡在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慧过人，十八岁参加乡试，名列第一，是全县有史以来最年少的秀才。这使他的志向变得宏大而高远，但横空而来的辛亥革命打乱了他接通梦想的步伐，多年来一直不得志，不如意：心怀鸿鹄之志，却一直混迹在燕雀之列，令他过多地感到人世的苍凉，命运的多舛。直到南京城里挂满了膏药旗，他都已经年过半百、两鬓花白时，前途才开始明朗起来。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一年前，他回乡为母亲送葬，被乡人当众泼了一瓢粪，气恼之余，他从勤务兵手上夺过枪，朝乡人开了一枪。乡人没打死，只是腿上擦破了点肉皮，而自己的心却死了。他知道，以后自己再不会回乡，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所以，在前任惨遭灭门暗灾、四起的风言把诸多同僚吓得都不敢继任的情形下，他凛然赴任，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勇气。快一年了，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现在，他想着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和这楼里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同样有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 待那几个人用毕餐回来，会议即开始了。会上，张司令先是老生常谈地讲了一番当前全省“肃匪剿匪”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当前地下抗日、策反活动出现了新动向，就是共匪活动比蒋匪还要频繁，还要猖獗。众人明显感觉得到，司令今天的心情似乎比往常要好，脸上一直挂着轻浅的笑容，言说的声腔也是爽朗有余，显得底气十足。这会儿，他不乏亲善地对大家说道： “你们都知道，昨天下午，南京给我们发来一份密电，密电上说什么呢？一个代号叫老k的共党头子已经从延安出发，这几天就要到我们杭州。他来干什么？你们也知道，他是来阴谋策反的。策反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所以也不足为怪。但是，这次策反行动来势之大，布置之周密，后患之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加高度的重视。南京的密电确凿地告知我们，老k实系周恩来的特使，他将代表周在本月29日深夜，也就是三天后晚上11点钟，在孤山文轩阁客栈秘密召集在浙抗日、排日组织头目开会，并签署有关联合抗日、反汪协议。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会一旦开成了，联合活动搞成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就是弱不一击的鸡蛋变成铁蛋，耳聋眼瞎的散兵游勇变成统一指挥，小打小闹的活动变成军事力量。这无疑将给我们的剿匪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我们该庆幸，发现得早啊。” 顿了顿，环顾了下大家，他又接着说：“俗话说，好事成双，昨天是我的吉日，当然也是在座各位的吉日，下午是南京来电，一字值千金的电文呐。到了晚上，”指了指王田香，“我们王处长又给我送来了礼物。什么礼物？在这儿。”说着，把面前的一本厚厚的、脏不拉几的，似乎是从泥泞中捡回来的书给大家看，“这是什么？是一本新版的《中华大字典》，各位也许家里就有。你们可能会想，这算什么礼物？是啊，我当时也这样想。但是王处长告诉我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这是一个倒霉的共党在逮捕之前扔出窗外，企图抛尸灭迹的字典。”掉头问王田香，“王处长，是这样的吧？” 王田香点头称是，继而解释道：“共党住在青春中学的教师公寓里，在二楼，房间有个后窗，我怕他跳窗逃跑，上楼抓他前专门在窗外守了人。结果他人没跑，来不及了，但把这玩意从窗户里扔了出来，刚好被我的人拣到。共党命都要没了，还想着把它丢掉，不让我们得到，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名堂。” 张司令接过话头，“是啊，我也这样想，这里面一定有鬼名堂。他扔的不是字典，而是字典里藏的鬼名堂。所以，我细心地翻看起来。但是从头翻到脚，看得头昏脑涨，也没看出什么名堂，里面没有多一个字，也没有任何异情别样。后来，我去外面散步，出门前我把端在手上的茶杯顺手一放，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放在了字典上。等我回来再翻看字典时，奇迹出现了，扉页上有一些模糊的字迹，都是阿拉伯数字，圆圆的一摊，像是图章盖上去的。用手摸，那摊地方还热乎乎的。我晓得，这是因为我刚才把茶杯放在上面的缘故。这等于是破了天机，我马上想到，鬼名堂就在这扉页上，或许给它加一点温度，鬼名堂就会显露出来。就这样，我找来热水袋将这扉页焐了个透，然后你们看，就成了这样子。” 张司令举起字典，翻开封皮，大家看到，麻白色的扉页上写满了浅黄色的阿拉伯数字，像电报一样，一组一组的。虽然字迹驳杂，但足以辨识： 012320100921174771461…… “这是什么？”张司令说，“你们应该比我知道，这是一份加密文书。换言之，是一份密电码。为什么要加密？因为里面有重要情报。共党害怕它落入我们手头，那么害怕，以致死也不怕就怕它被我们得到，这又说明什么？说明里面的情报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打着灯笼在寻觅的，你们说是不是？”看看大家，自己回答道，“是的。那么现在想必你们也该明白了，我为什么深更半夜把你们拉出来，集中到这里来，就是要你们来破译这份密电。” 各位有些惊异，唐一娜似乎还嘀咕了句什么。但张司令视而不见，闻而不听，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情绪里，他啊啊地感叹道：“真是天助我矣。”一边起了身，踱着步，边走边说，“接下来我需要你们来助我矣。老天帮我显了形，但这还不够，我还要它显神，要把它深藏的谜底挖出来。我担心，我估计，这一定跟老k将在文轩阁客栈的密谋行动有关。若真如此，”说到这里，他停下来，走到座位前，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那就是事关重大，我们必须破译它！” 也许是经历的坎坷太多，老秀才的脾性欠佳，有点喜怒无常，加上长期弄权，德性也是积重难返，不乏辣毒。如是这般，他在下属面前的威严是足够的，这会儿声腔一变，下面人的目光都静了。不过，今天他心情好，不想耍威风，点到为止。他看下面肃静的乖样，笑了笑，坐下来，尽可能和蔼地说道：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感到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们。虽然你们并非专职的敌报破译师，对共党电报缺乏了解，但是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为什么？一、我相信这份密电不会太难，难了共党也就无需扔它了，反正是破不掉的嘛，扔什么扔。二、在座的各位各有所长，吴副参谋长，对匪情了如指掌，可谓是匪情的活地图；汪处长和李副处长，都是老机要，破译的电报成千上万；唐参谋嘛，年轻有为，脑筋活，点子多，敢说敢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四个人加起来，我敢说绝对顶得上一个专职破译师。总之，我对你们是充满信心的。老实说，松井将军对此密电的破译工作非常重视，我向他一报告，他就说要派专人来协助我们破译，现在人已出发，下午即可到。当然喽，我希望我的人自己能破译，就是你们。这是你们，也是我，向松井将军效忠的最好机会，希望你们在这里抛开一切，集中精力，尽快破译这份密电。无论如何，在本月29日之前，也就是老k在文轩阁客栈行动之前，必须破译出来。我有种预感，密电的内容必定跟老k的密谋行动有关。换言之，我们这次最终能不能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胜机或许就捏在诸位手中，你们要珍惜这一机会。成败论英雄，我衷心希望你们都成为英雄，扬我军威，也为自己美好的前程铺平道路。” 张司令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有点云里雾里，首先这封密电的来历之奇令人惊讶，然后把他们四个人聚在一起来破译这份密电，也是令人称奇的。如果说难，他们都没有专业从事破译敌报工作，平时破译的都是自己的电报，译电员而已，凭什么信任他们？如果说容易，又凭什么要让他们来立功领赏，而且还这么兴师动众。另外，司令今天的谈吐也是有些异常，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故弄玄虚，好像司令换了一个人，又好像司令说的这些，并不是真正要说的。他们以为司令还会继续说下去，并且在下文中来解答他们心中的疑团。但是司令再说的话已是告别之言，他交代童副官和王处长关照好诸位的生活和安全，随后便乘车而去，令吴汪李唐四人倍感失落，失落得心里莫名地发慌。半个小时后，当他们轻易破译了密电后，方才还是莫名无实的慌张，顿时像剥掉了掩人耳目的皮，露出狰狞的本质，把他们都吓瘫了。 正如司令说的，密电不难破，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容易得不能成其为“密”，只要初识文字即可以破解。其实，这不过是司令为等“专人”的到来，心血来潮跟大家玩的一个游戏而已，所谓破译，不过是根据页码数和行数、列数，去捡字而已：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如此这般，有了第一个字：此。 继而有了二，有了三……有了如下全文： 此份密电是假 窝藏共匪是真 门旮旯里拉屎 总有一日要天亮 当了可耻共匪 总有一天要被抓 全军第一处 岂容藏共匪 吴汪李唐四 你们谁是匪 这部密码我要破 检举自首都欢迎 过了这村没这店 错过机会莫后悔 可能也只有一个老秀才，得意之余才有这种雅兴：以诗讨伐。可作为一个老秀才，这诗文作得实在不美，或许是戎马多年耽误了他对美文的领悟力，喜欢直抒胸臆，主旨明确，力透纸背之类——就此而言，这又无疑是一篇无可指责的力作，别说“吴汪李唐四”，连“之外”的童副官，都觉得它寒光四溢，后背凉飕飕的。 三 下午的早些时候，张司令的小车又驶入招待所，几个拐弯后，最后没有朝西楼开来，而是往东楼那边驶了去。车停之后，张司令忙煞地抢先下了车，打开后车门，点头哈腰地将车里的另一人迎接出来。此人穿的是便服，小个头，白皮肤，面容亲善，举手投足，略显女态。他年不过四十，司令的年纪足可做他的父亲，但司令对他恭敬有余，感觉是他的儿子。即使扒掉了军服，但贴在人中上的一小撮胡子掩饰不了他的身份：鬼子。他叫肥原，自小在上海日租界长大，又长期从事特务工作，跟中国人交流毫无语言障碍，哪怕是你说浙沪土语，他也能听个半懂。他曾是鬼子驻沪总部司令官松井将军的翻译官，一年前出任总部特务处机关长，是松井老鬼子的一只黑手。他刚从沪上来，带着松井的秘密手谕，前来督办老k要案。 楼里的王田香见他的主子来了，也屁颠颠地出来迎接。三人进了楼里，还没有坐下，肥原即问王田香：“怎么把人关在这儿？我刚才看这里的人进进出出很方便嘛。”那颔首低眉的模样，那温软和气的声音，与他本是责备的用心不符，与他鬼子的身份也不尽合适。 张司令抢先说：“王处长说，这样才能引蛇出洞。” 王田香接着说：“对，肥原长，我选在这儿，目的就是想把共匪的同党引诱进来，这是一张大网。”伸手把大半个庄园划在了脚下。 肥原视他一眼，不语。 王田香又解释说：“我觉得把他们看得太死，什么人都接近不了他们，共匪死了心，我们也就没机会抓到其他共匪了。我就有意网开一面，让他们觉得有机可趁，来铤而走险。只要有人来接头，不论明的暗的，都在我监视之中。我在那边每一个有人住的房间里都装了窃听器，他们在那屋里呆着，我们就在这里听着；他们出来了，去吃饭或干什么，我这里的人也全部都放出去，跟着他们去吃饭或干什么。我在餐厅里也安插了人。总之，只要他们走出那楼，我至少有两个人盯一个，绝对没问题的。” 张司令也讨好地说：“肥原长，你放心，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的部下个个都是好手。” 肥原打起官腔，“嗳，张司令，田香是你的人哦，怎么成我的部下？” 张司令说：“我都是皇军的人，更不要说他了。” 适时，隔壁房间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要见张司令！” 是唐一娜的声音，即使经过了导线和话筒的过滤，声音依然显得尖利，蛮横，震得屋子里的空气都发颤。正如王田香所言，那边房间里都安上了大功率的窃听器，那边人的一言一语，这边人听得一清二楚。 然后听到的是童副官带着冷嘲热讽的口吻说：“你要见张司令干什么？” “干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们想干什么？” “这还用我说嘛，事情明摆着的。” “我不是共党！” “这也不是由你说的，嘴上谁都说自己不是。” “你放屁！姓童的，你敢怀疑我，你等着瞧……” 肥原饶有兴致地听着唐一娜急促的脚步声咚咚远去，直到消失了才抬头问张司令：“这人是谁，怎么说话口气这么大哦？”听张司令说她是（伪）国防部唐副部长的女儿，他会意地点了个头说：“走吧，我们过去看看吧，人家不是急着想见你嘛。” 就过去了。 还没有进楼，张司令就料到他们已经破译了“密电”，因为他发现楼里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死亡、腐烂的酸臭恶味，好像一年前的血光之灾刚刚又重演过。不一会，他从闻声而冲下楼来的童副官的脸色中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预感，于是也没了继续演戏的兴致，朝童副官挥手喝道：“把人都喊下来，开会！” 会议开得比追悼会还要沉重、落寞，大家的目光都含着，不敢弹出来，像怕泄露了机密或清白。张司令请肥原坐上席，肥原谦让了，率先在上席的右边位置上坐了下来，还客气地招呼大家都坐下。大家刚坐定，童副官轻手轻脚走到司令身后，呈上一页纸，后者看了看，冷冷一笑，递给肥原，“肥原长，你看看吧，这是我给他们造的一份密电。” 肥原看着，朗朗有声地念起来：“此份密电是假/窝藏共匪是真/门旮旯里拉屎/总有一日要天亮/当了可耻共匪/总有一天要被抓//全军第一处/岂容藏共匪/吴汪李唐四/你们谁是匪/这部密码我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肥原念完，张司令拍拍手，对吴汪李唐四人说：“不愧是破译高手啊，和我拟的原文一模一样。不过，光破译这个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密码，真正的密码……” 肥原接着话头，“在这儿，‘吴汪李唐四，你们谁是匪’，是不是，张司令？” 张司令笑道：“对，这才是我真正要你们破译的密码。如果你们自己愿意破最好，不愿意也没关系，我们肥原长是这方面的破译高手。我上午说过，松井将军对我们破译这部‘密码’非常重视，专门派肥原长来，就是为了破你们这部‘密码’。” “高手不敢当，但非常喜欢破。”肥原和张司令唱起了双簧，“因为喜欢，所以张司令早上叫，我下午就来了，随叫随到呢。” 张司令打开公文包，从里面翻出一些纸张，继续说：“要破译这个密码，你们可能也需要一些资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有一份电报，来，汪处长，你念一下。” 汪大洋接过电报，有气无力地念道：“南京来电。据可靠情报，周恩来已委派一代号为老k的特使前往杭州，并定于本月29日夜11点在孤山文轩阁客栈与在浙抗日、排日组织头目密谋有关联合抗日、反汪之计。此事……” 张司令打断他，“行了。汪处长，你这不是第一次念吧？” 汪处长第一次念是昨天下午三点多钟。电报是两点半钟收到的，当时在破译室里值班的是唐一娜，她看电报的等级极高：特级，马上投入了破译。但是居然破译不出来，破出来的都是乱字。她很奇怪，也很着急，找李副处长讨教。李宁育是老破译，也是军机处的总译电师，破译经验丰富，下面破译员遇到破译不了的电报都会向他求教。他看了电报，又看了看唐一娜破出来的乱码，判断这是一份密中有密的电报。 密电都是用密码编写的，如果身边没有密码本，形同天书，但只要有密码本，任何人都可以破译，像查字典一样，逐一查对即可。但有时遇到重要密电，有些老机要会临时加上一道密，这样万一密码本落入他手，也可能起到迷惑对方的作用。因为是临时加的密，这个密度一般都很浅，比如把0—9十个数码逐一后移一位或几位，假如0代表1，1则为2，以此类推；假如0为3，则1为4，其他依然类推。这个说来很简单，但起的作用有时是相当大的，像唐一娜就被难住了。可以想像，如果这份电报被第三方截获，而且他们手头也掌握有密码本，恰好又遇到像唐一娜这样的新手，识不破这个小小的机关，这个浅浅的密就可能成就大事，以致给对方造成错觉，以为这边启用了新密码。这种错觉对隐秘的第三方来说是比较容易犯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三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容易把事情想复杂了。但对李宁育来说，首先他知道密码本没有换，不会去瞎想；其次他也有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对症应变，很快剥掉了假象，破译了密电。 密电译出后，唐一娜按正常程序呈报给汪处长，汪处长又呈给张司令。也就是说，这份密电在落入张司令之手前，只有三个人经手过，就是汪、李、唐。这一点，三人在会上都供认不讳。那么下一个问题，张司令问的是，在密电破译后至昨晚事发前，他们三人中有谁跟其他人说过密电的内容。这个问题其实在昨晚事发后第一时间，张司令就曾婉转地问过他们仨，现在在会上又提出来——当然再不会婉转，而是声色俱严，为的就是要他们如实招来，不容搪塞、欺骗。汪处长发了誓说没有，唐一娜也言之凿凿地表示没有，惟有李宁育说他曾跟吴副参谋长透露过。这也就是说，三人的陈辞与昨晚说的并无出入，只是语气变得坚定而已。 不料，李育宁的话音刚落，吴志国气愤地骂了句娘，责问他：“你他妈的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事！” 于是，张司令要求李宁育当面说清楚，他是怎么跟吴副参谋长透露的，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理由，有没有证人等。李宁育平静地陈述了“透露”过程，说昨天下午，他们刚破译完密电，唐一娜正在办公室誊抄电文准备上呈时，忽遇吴志国来机要处查看某个文件。 李宁育说：“因为这是一份特级密电，不便外传，唐参谋见吴副参谋长进来后，怕他看见，用报纸盖了电文。这可能引起了吴副参谋长的好奇，他问唐参谋在干什么，唐参谋半认真又半开玩笑说是重要密电，只有司令才有权知道。这可能更加引起了他的好奇，后来他看过了文件，说要跟我说个事，我便带他去了我的办公室……” 吴志国跳起来骂：“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进你办公室了？” 张司令命令他坐下，“你让他说，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 李宁育继续说，口气平静，口齿清楚，“进了办公室，他问我，我们是不是刚收到上面的一份重要电报。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是什么内容。我说不能说的。他问是不是人事任免方面的。我说不是。他又问我是什么，再三地问。虽然我知道按规定是不能说的，但我想吴副参谋长在抓清匪工作，密电的内容他迟早都是要知道的，最后就跟他说了。” 吴志国又想发作，被张司令一个眼色压下去。尔后，张司令问唐一娜。唐一娜证实，李宁育前面说的都是事实，吴副参谋长确实在那时去过她办公室，也确实向她问过密电内容，她也确实那么半真半假地拒绝了，后来李宁育也确实是跟吴志国一道走的。至于他们走后，吴有没有去李的办公室，她说她不清楚。 张司令又问李宁育：“你说他进你的办公室，当时有没有人看到？” “这我不知道。”李宁育说，“当时我办公室里是没人，外面走廊上有没有我也没在意。” “现在你来说，”张司令对吴志国说，“你说你没进他办公室，有没有谁可以证明？” “这……”吴志国给问住了，他没有证人，只有一连串的誓言，赌天赌地，强调他当时绝对没进李宁育的办公室。司令听得不耐烦，敲了一下桌子，叫他住口。司令说：“他说你进了，你说没进，我们信谁？口说无凭的话现在都不要说。”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也没什么好说的。事实上，进去了又怎么了，知道了密电内容又怎么了，问题不在这里，是吧，肥原长，你对情况大致了解了吧？” 肥原微笑着点点头。 “问题在这里。”张司令说着，一边从公文包里摸出一包前进牌香烟，递给肥原说，“你看，这就是王处长从一个共党手上缴获的，里面大有内容哦。” 烟盒里尚有十多根香烟。肥原把香烟都倒出来，最后滚出一根皱巴巴的香烟。肥原拾起那根皱巴巴的香烟，只瞅了一眼，便如已深悉内中的机密一般，用指尖轻轻一掏，掏出一支卷成小筷子模样的纸条。原来，这根香烟是被人掏空了烟丝，再把纸条装进去的。肥原故作惊讶地啊了一声，道：“果然是大有内容呢。”说着，拿起纸条朗朗有声地念读起来：“速告老虎，梁山群英会败露，务必取消！毒蛇。即日。” 念毕，肥原抬头望着张司令笑道：“这又是一份密码嘛。” 这个密码张司令能破。“所谓老虎，”他说，“就是共党在杭州城里的宋江，贼老大的意思，这两个月我们一直在搜捕他，但他很狡猾，几次都逃脱了。” “能不逃脱吗？”肥原插嘴道，“毒蛇就在你身边，笨蛋也逃得脱啊。” “是。”张司令知错地点点头，继续说道，“所谓梁山，指的应该就是孤山，现在看那边可能就是共党的老窝子；群英会嘛，无疑就是指老k将在文轩阁客栈密谋的会议了。” 肥原感叹道：“好一条毒蛇啊。”抬起头，假模假式地露出一脸慈善，对吴汪李唐四人好言相问，“你们谁是毒蛇呢？吴汪李唐四人，你们谁是匪？”声音软软的，绵绵的，像一口浓痰。 戏半真半假地演到这里，大家方如梦初醒。这个梦是个噩梦，与魔鬼在一起，又不知谁是魔鬼，弄不好自己将成了魔鬼的替死鬼。因为谨慎，开始谁都没有开腔，大家沉默着，你看我，我看你，恨不得从对方脸上看出“我是毒蛇”几个字。 张司令可不喜欢沉默，他要他们开口说话，要么自首，要么揭发。他时而诱导，时而威胁，好话坏话说了一大堆，也没见谁自首，也没见谁揭发。其实，有人是想揭发的，像吴志国，事后他几乎是一口咬定李宁育就是毒蛇。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噩梦方醒，谜底是那么令人惊愕，人都惊傻了，一时回不过神来呢。 张司令耐不住了，猛拍一记桌子，喝道：“不想说是吧！好，什么时候想说了找童副官说，我才没时间陪你们。”起了身，欲走，“有一点我可告诉你们，我相信毒蛇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在不供出毒蛇之前，你们别想走出这院子半步！”说罢，掉头就走。 肥原也站了起来，但没有拔腿走，而是修养很好地、笑容可掬地说：“我也相信张司令说的。另外，我还相信一点，就是你们不可能都是毒蛇。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你们当中有无辜者，可能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但是谁无辜，谁有辜，谁知道？我们不知道，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我们只有这样，你们觉得冤枉也好，无辜也罢，暂时只有认了。我可以说，宁愿错怪你们，也不能让共匪为非作歹。当然，你们要出去也很容易，只要把毒蛇交出来，检举也好，自首也罢，交出来就了事。” 张司令刚才一直立在门口，这会儿又回来，走到桌前，敲着桌子，警告大家：“都记住了！29日之前！这之前都是机会！之后等着你们的都是后悔！” 肥原也说：“对，一定要记住，是29日之前，三天之内，三天之后你们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自己命运了。你们的命运在哪里？”他拿出一只封口的信封，拍拍它，“在这。这是我来之前松井将军交给我的，里面说了什么，实话说我现在也不知道。”笑了笑，又说，“各位，这也是一份密电哦，三天后这密电有可能被我烧掉，里面的内容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也可能被我阅读，里面的内容就是你们的命运。我是烧掉还是阅读，权力其实就在你们几位手上，但一旦你们给了我阅读的权力后，你们也就没有权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就是张司令和我肥原都无法改变的。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跟它开玩笑，跟它开玩笑就是拿自己命运开玩笑。” 这个下午，这西楼，就像一年前那个血光之灾的夜晚一样，有点邪，时间停住了，楼里的人的命运都被一个神秘的未名人掌握了。 四 据王田香在会上介绍，纸条是他从一个代号叫“老鳖”的共党联络员身上搜出来的。老鳖是个脏老头子，从去年入冬以来，做了伪警备司令部大院的清洁工，每天来打扫卫生，收垃圾，暗中为毒蛇传递情报。昨天下午，王田香的手下捕获了老鳖的下线，他在严刑酷打中叛了变，供出了老鳖。于是，老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监视。整整一天，他们没有发现老鳖在院子里跟谁接头，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在晚上九点钟，老鳖在琴台路口与另一共党接头时，他们发现两人交接了一只烟盒。他们怀疑这里面有情报，便当即逮捕了两人。经查发现，烟盒里就有这张小纸条。 但是，谁是毒蛇呢？ 吴志国一口咬定是李宁育，理由是：他诬陷他！ 吴志国是第一个被童副官单独请到会议室来谈话的，他不知道“对面”有耳（童副官也不知），先骂了一通娘，自下到上地骂，点面结合，点是李宁育，面——正面是共党，背面是张司令。张司令的轻信，和对他的不信任，让他无比愤慨，愤慨之余，恶语伤人也在所难免。好在张司令从西楼出来就直接回了司令部，这会儿他说什么都听不到了。能听到的是肥原和王田香：一日一伪，一主一仆，但都是诡计多端的货色。他们把童副官推到前台，自己则躲在后台，明察秋毫——这可以说是肥原打的第一张牌：冷眼旁观。 在童副官的一再劝说和引导下，吴志国终于冷静下来，开始一五一十地陈述了昨天下午他在走廊上如何和李宁育分手。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童副官说：“你可以想一想，我连他办公室都没进，哪来他跟我说密电的事。这完全是捏造，是诬陷。我不要其他证据，光就这一点，他诬陷我，就足以肯定他就是共党。他为什么要诬陷我，分明就是想搅浑水，好给自己脱身嘛。” 肥原在窃听室里听了吴志国这么说后，对一旁的王田香笑道：“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他能找到人证明他确实没进李宁育办公室，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李就是毒蛇。” “可他现在找不到人证明。”王田香认真地说，好像是怕他忘记了这个事实似的。 “是啊，”肥原道，“所以他说的都是废话。” 王田香顿时嬉笑起来，“包括他对张司令的骂。” 和对面楼里谈笑风生的气氛比，这边的气氛确实是太死气沉沉。吴志国走了，汪大洋来了。汪大洋长得一脸猪相，低额头，大嘴巴，小眼睛，蒜头鼻，烂酒肚。以貌取人，他是只猪。但是又有俗语说，脸上猪相，心里亮堂，谁知道谁呢。这些人中他年龄是最大的，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资历也是最老的，在单位里以和事佬著称，少有是非，有些势利庸俗，也是情有可原。他似乎做惯了猪，老是傻乎乎地申明自己的清白，问到谁是毒蛇，他不是脸上堆笑，就是嗯啊哈的，不表态。不表态似乎也不是知情不报，而是无知难报。他甚至露出了哭相，来表明他内心的无知无助，希望童副官同情他、帮助他，让他顺利渡过这个难关。说实话，不论是眼前的童副官，还是导线那头的王田香，从情感上说都希望他不是毒蛇，现在看着听着他带哭相的样子，也希望他能顺利过去这关。但是要过这关，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毒蛇，就必须在其余三人中指认一个毒蛇，哪怕是信口雌黄。这是肥原定下的原则。所以，童副官最后这样对他说：“这样吧，老汪，三选一，你选一个算数。”足见是对他同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老汪选的是唐一娜，理由是她平时有些亲共的言论，外出的几率也相对比较高。 “她说的那些话，有时都让我怀疑她是唐部长的女儿……” “她经常在办公室骂皇军，把皇军叫作日本佬，有时什么脏话、坏话都敢骂……” “如果她是共党简直太可怕了，她经常去南京看他父亲，国防部像她的家……” 肥原听了，一笑了之。 步老汪之后来的是李宁育。面对童副官的道道逼问，扬声器里始终不见人声，倒是不断传出有节奏的嚓嚓声，好像童副官是和一只挂钟在说话。 “那是什么声音？”肥原问。 “那是他在念佛珠。”王田香答，“他信佛，总是随身带着一串佛珠，没事就拨弄。” 童副官被他轻慢的沉默和讨厌的念珠声激怒了，提高了声音，“李宁育，我告诉你，有人已经揭发你就是毒蛇，你沉默是不是说你承认自己就是毒蛇？” 李宁育终于抬起头，看着童副官说：“我也告诉你，童副官，十五年前，我父亲是被共匪用红缨枪捅死的；六年前，我二哥是被蒋光头整死的。” “你想告诉我什么？” “我不是共匪。也不是蒋匪。” 童副官嘿嘿冷笑道：“既不是共匪，也不是蒋匪，又为什么要诬陷吴副参谋长？” 李宁育也笑了笑说：“如果是我诬陷他，那我就是先知了。”说得童副官莫名其妙。但是具体一解释，童副官包括肥原和王田香，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他先是反问童副官，昨天晚上他知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当然是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你去想吧，我在来这里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么去张司令那儿诬告他？” 确实，昨天晚上谁知道司令的心思？谁都不知道。这时候，你说李宁育诬告谁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除非司令与他串通一气。而这——怎么可能呢？退一步说，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要与李宁育站在一起……这么想着，童副官基本相信“诬告”是不大可能的。 既然不是诬告，就说明吴志国在狡辩。他为什么要狡辩？童副官想了想，问李宁育：“那你是不是认为吴副参谋长就是毒蛇？”以为一定会得到李宁育的首肯，起码是默认。但李宁育却不肯苟同。 李宁育说：“他是不是毒蛇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光凭这个是不能指认他就是毒蛇的。因为他向我打听密电内容这事，本身就是不光彩的，然后在上司面前拒不承认也不是不可能。” 问他谁是毒蛇，李宁育又沉默了。长时间的沉默，任凭童副官怎么诱引，他始终置若罔闻，置之不理，令童副官又气又急，又响亮了喉咙，“你哑巴啦？李宁育，你说话啊。” 李宁育突然发作地吼道：“我哑巴说明我不知道！你以为这是可以随便说的，荒唐！”言毕，居然抽身而起，掂着佛珠，疾步而走，像所有的佛徒离开一个难缠的俗人一样，把童副官愕得哑口无言。 王田香对肥原说：“他的脾气怪得很，平时在单位几乎无声无息，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 王田香还说，他以前当过张司令的勤务员，在江西剿共时，有一次司令上山遭了毒蛇咬，身边无医无药，危在旦夕，是他用嘴吸出了毒汁，才转危为安。就是说，他救过司令的命，想必两人的关系一定好。王田香认为，他胆敢如此小视童副官，也正是靠着与司令有素交私情。 正这么说着，扬声器又开始出声了：“你别以为我是来接受你审问的，我下来是要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毒蛇，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就是了。” 是个女声，当然是唐一娜。虽然看不见她人，但从她轻慢的态度和言语可以想见她刁蛮凌人的盛气，没等童副官发问就来了个喧宾夺主。听他们对话，肥原觉得最有意思—— “我每个人都要问，他们说他们的，你说你的，我现在是在问你。”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我只知道我不是。” “你拿什么证明你不是呢？” “那你又凭什么证明我是毒蛇呢？” “你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那你就杀我四分之一嘛，是要头还是要脚，随你便。” “唐一娜，你这是在跟张司令和肥原长作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童副官，你这么说就干脆把我弄死在这，否则等我出去了我弄死你！” “我知道你父亲……（讨好的笑声）小唐，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希望你配合我。”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总不能瞎说吧。” “这么说吧，小唐，老汪和老李都是你的领导，你应该了解他们，如果在他俩之间你必须认一个，你会认谁？” “我没法认。” “前提是必须认一个。” “那我就认我自己，行吧……” 肥原没想到，谈话的结果会是这样，人人过关。他原以为，这些人都已经吓破了胆，一定会竞相撕咬，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让他看够中国人的洋相。他甚至想，只要这样随便审一审，毒蛇就会显形大白。在他多年积聚的经验中，共匪也好，蒋匪也罢，都是十足的软骨头，刀子一亮，枪声一响，就趴下了，好可笑。他经常对人说，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笑容满面，就是因为他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可笑事情太多太多了，经常笑，让笑神经变得无比发达，想不笑都不笑不来了。但是，刚才这一圈走下来，他没看到料想中的可笑的东西，所以不免有点失望。不过，对揪出毒蛇，他的信心一点也没受到打击。他手上有的是制胜的杀手锏。他相信，只要需要，他随便打一张牌都可以叫毒蛇露出原形。就是说，对揪出毒蛇，他充满信心。只是，他觉得现在时间还早，他想跟毒蛇玩玩，看他（她）有多少能耐，玩得出什么花样，熬得到什么时候。 五 到底谁是毒蛇？ 一个哨兵给肥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好像是唐一娜！ 事情是这样的，童副官跟各人谈完话后，按肥原事先的要求，应去东楼向肥原汇报谈话情况。情况才汇报了一半，西楼那边的哨兵急匆匆推开门，说有情况。原来童副官刚出门，楼上的唐一娜便下楼来，把哨兵喊进屋，先是绕来绕去地说了些闲话，主要是把她父亲的身份抖落出来，后来才道出真情，要哨兵帮她给一个人打个电话，请那人速来这里看她，她有要事相告。为此，她许诺事后一定“好好感谢他”。至于那人情况，哨兵说他姓金，是个男的，还有个电话号码，其他情况不详。 金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人？唐一娜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见他？而且使用这么鬼祟的方式。这太令人怀疑了。肥原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不一会，他转过身来，吩咐哨兵：“你回去告诉她，电话打了，但没人接。只要她问你，你都这么说，没人接电话。” 哨兵一走，肥原重听了刚才唐一娜和童副官谈话的录音，末了问王田香：“你听出什么了？”不及王田香作答，他又说道，“我听出了两个唐一娜，一个是仗势欺人、行为放肆的泼女子，心里想着老爹的权威，天不怕，地不怕；一个是经验老道、胆识过人的毒蛇，通过装疯卖傻来迷惑你，玩的是一个反常和大胆。” 说得太高深，王田香无言以对，他又解释道：“她不是放肆地说自己就是毒蛇嘛，我们刚才的直觉是她在耍赖，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看，也不一定。你想过没有，如果她就是毒蛇呢？这就是智慧啦，胆识啦。你们老祖宗不是留下来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小偷去财主家偷东西，小偷在屋内翻箱倒柜地找也没发现财宝，原来财主把财宝当干货一样，跟一大排腌肉、干辣椒一起，挂在屋外檐下。这是一种逆向思维，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出奇不意，出奇制胜。” 王田香看主子已经在深刻怀疑唐一娜，献殷勤地说道：“刚才汪大洋也说她有共匪的嫌疑。” 肥原沉吟道：“汪大洋的说法本身并不可信，但是放在现在的唐一娜身上，一个要急于与外界联络的人身上，也变得值得重视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来证实我们的怀疑，是真是假。” 最后，肥原决定打一张兵家老牌：借力用力，诱敌入瓮。他要王田香马上给金先生打电话：“你就说唐一娜现在公务在身，走不开，托你给他带了点东西，你要见他。” 带什么东西呢？带什么东西其实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设个机关，把唐一娜和金先生的身份试探出来。肥原认为，假定唐一娜就是毒蛇，那么金先生多半是另一条“毒蛇”，她见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递情报。按照这个思路，肥原设计出一个老办法，就是在所带的东西里夹藏一片纸条，以毒蛇的名义，通知金先生速去“何地取货”。 东西选来选去，最后选的是肥原从上海带来的一铁盒饼干，纸条被放在铁盒底部、饼干底下，无意中是发现不了的，有心找又是找得到的。肥原认为，如果唐一娜是毒蛇，金先生受礼之后一定会去找这纸条，并且找到，继而“按约行事”，去某地“取货”；否则，另当别论。 一切准备妥当，王田香出发了，在金先生家，与金先生按约而见。见了面，王田香总觉得金先生有点面熟，原来他是当今杭州城里的名人，年初演过一出反映中日友好的话剧，海报贴得满大街，后来还专门到他们单位来演过专场。以王田香之见，金先生的表现还算正常，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唐一娜在搞对象，写字台上有唐一娜的相框。但是丢在沙发上的一本书，又让王田香觉得有些警疑，那是左翼作家巴金的新作《秋》（1940年7月出版）。后来在书架上又发现有巴金的好多作品，什么《家》、《春》、《灭亡》等都有，还有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等左翼甚至“赤化”作家的很多作品。后来，肥原在电话上听了这情况，立即变得煞有介事地交代王田香：“盯着他，只要他去了你约定的地方就抓他。” 但金先生没“去”，起码是没有马上去。王田香亲自守了一个多小时，看天色已晚，便安排一个兵守着，自己则回来向肥原汇报情况。肥原一五一十地听了，左右分析，认为唐一娜的嫌疑不可排除。他说：“现在不去，不等于晚上不去，即使晚上也不去，也不等于他们是清白的。”言下之意，他怀疑王田香行事不慎，被金先生识破真相。当然，总的来说情况不尽如意，似是而非，没有速战速决，只能暂且撂在那，以观后效。 殊不知，到了晚上，在餐桌上，肥原的视线里又多了一个人：李宁育！ 晚饭是肥原招待他们吃的，在包间里，伙食很好，有鱼，有鸡，有酒。肥原就是要他们吃酒，多多的吃，吃出个酩酊，好失控吐真言。所以，酒杯是大杯子的。肥原开始就带头举起酒杯，“这是我们在这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我希望也是最后一顿。” 意思是说，他希望尽快把毒蛇揪出来，好让大家散伙。 换句话也是说，他希望毒蛇在酒精的作用下露出尾巴。 但是李宁育不肯举杯，他说他酒精过敏，喝酒等于是要他的命，他不喝，绝对不喝。由于他带了个坏头，以致其他人都喝得保保守守，让肥原甚是气恼。这是引起肥原怀疑他的理由之一：他不是怕酒精过敏，而是怕酒后显真相。之二是，用餐快结束时，他和吴志国大干了一场。这是难免的，两人从房间里出来，从碰了面就开始大眼瞪小眼，在来餐厅的路上，吴志国还暗暗对李宁育挥了拳头，威胁他。到了餐桌上，吴志国一直怪话连篇，指桑骂槐的。但李宁育一直没有接腔，忍着，当没听见。后来，吴志国像突然想起似的，要求李宁育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下午说过的话——他是如何带他进了办公室，他又是如何跟他说了密电内容一一重新说一遍。 他对肥原说：“如果他说的不一样，就说明他在撒谎。” 李宁育问他：“那如果一样呢，是不是说明你就是毒蛇？” 吴志国说：“一样就说明你太狡猾，连把谎言都记住了。” 李宁育说：“既然这样，说得圆和说不圆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说。” 吴志国说：“你是不敢说，你连酒都不敢喝，怕酒后露出毒蛇的尾巴……” 话音未落，只见李宁育突然操起酒杯朝吴志国脸上泼了个“酒流满面”。太突然了！也太过分了！在肥原看李宁育这是露了破绽，他想，李对吴之前的那么多挑衅都忍得住，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忍不住了呢？肥原觉得李宁育这是在有意制造骚乱，以回避吴的要求。进一步推测，说明他可能真的怕自己说不圆老话；再进一步推测，说明他可能真的是在撒谎；再进一步推测……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奇怪的是，肥原一点也不觉得恼怒，似乎还有点高兴。也许他从内心里说，并不希望唐一娜是毒蛇，毕竟人家是国防大臣的女儿，于（伪）国（伪）军都是有干系的。这个政权本已经遭人唾弃，高层要再闹出什么丑事，岂不是丑上添丑，越发遭人骂嘛。当然，希望归希望，事情归事情，现在说谁是谁非还早，等着看吧。 看什么呢？肥原想，就看看他们的字吧。就是说，肥原准备验他们的笔迹。 本来，验笔迹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总共只有十九个字，你在上面念，喊他们在下面听写即是。但肥原却把它整得复杂死了，他首先请童副官用这十九个字造一封信，收信人是各位的家属或亲人，信的中心内容是“在外公干，给家人报平安”，字数在一百字左右。肥原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麻痹他们，不让他们发现这是在验笔迹，之二也是给各位家人有个交代，免得家里见不到人，疑神疑鬼，惹出是非。 “尤其是毒蛇，”肥原说，“万一他一家子都是共党呢，他莫名失踪会引起家人警惕，搞不好节外生枝，坏了我们大事。” 说的也是。所以，童副官充分理解，并充分调动自己的笔力，像模有样地写了四封大同小异的信，分别喊吴汪等人下来抄。这工作由童副官主持，地点在会议室，性质是欺骗。但这仅是开场，当人从会议室出来，还要被门口的王田香请去隔壁的小屋里连抄三遍“原话”：速告老虎，梁山群英会败露，务必取消。毒蛇。即日。这是明的，也是重头戏。从时间上说，抄三遍原话和抄一封信的时间大致差不多，所以可流水作业。一时间，吴汪李唐四人，上楼下楼，出门进门，写信抄话，楼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其间，张司令也赶来凑热闹，他是怕冷落了肥原，专程赶来，想请他去城里玩玩。这地方以前的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笙歌燕舞，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如今已物是人非，变了模样，天一黑，安静得跟个寺院似的，只听见老鼠在黑暗里打家劫舍，四处流窜。张司令想请肥原去看看城里的活色生香，反倒给肥原留下来验看笔迹了。两人严阵以待，调动了全部心智和精神气，只怕稍有疏忽，被毒蛇蒙骗过去。作为一个特务长，肥原对笔迹略有研究，他相信“墨迹指纹”，每个人的字体、笔迹都是不同的。可另一方面，墨迹毕竟不是指纹，指纹是一成不变的，哪怕割了皮，长出来还是老样子，想破坏都破坏不了，而墨迹是可以变的，即使万变不离其宗，但有时候要发现“其宗”也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那些练过书法的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搞得你晕头转向。但今天两人的运气好极了，张司令才看到第二张纸条，就兴奋地叫道：“你来看，有了。” 肥原只看了一眼，即认同了张司令的感觉。随后，两人将此人的四道笔录一一验看，每看一次，张司令都叫一次：“就是他！”肥原嘴上不叫，但心里也在叫。他简直难以相信，毒蛇就这样显了形，而且——又是难以相信，居然还不是李宁育，也不是唐一娜。 是吴志国！ 也许是慎重起见，也许是为了与人分享这份横空而来的惊喜，肥原把王田香和童副官也喊来验看。在毫无提示和暗示的情况下，他们得出的结论“惊人的相同”。 王田香说：“肯定是他。” 童副官说：“绝对是他。” 肥原望着张司令，“这么说，就是他了。” 张司令脸一沉，“把他押下来！” 不一会，吴志国被王田香带下楼来。 押下来当然是要审问，可肥原并不想有个婆婆在身边，他跟张司令耳语两句，劝其先走：审问这种小事怎么是司令干的呢？司令只需要下达命令，然后在家静候佳音即是。说得张司令骨头都松了，留下了指示，走了人。 肥原送了张司令回来，吩咐王田香把吴志国带到了对面东楼，进行突击审问。有了铁的物证，审问的用词都是程式化的，肥原和王田香几乎都背得出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左右开弓，轮翻出击—— 说，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共党的！ 说，你的上线是谁！ 说，你的下线是谁！ 说，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吴志国开始还显得很强硬，头脑清醒，用词讲究，神情坦然，从容不迫。但当肥原把“原件”和他晚上写的四份笔录一起丢在他面前时，他傻了，像看见了鬼，双目发直，脸色骤然而变，心头惶恐万分。肥原和王田香都是吃特务饭的，观察言色是基本功，看他表情的骤变，知道这事已近尾声。 “招了吧，吴副参谋长。”肥原拍了拍他的肩膀。 “听到了没有，招了！”王田香的手指像匕首一样戳在他额头上。 肥原挪开王田香的手，好言相劝：“我记得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你再抗拒就不是俊杰了。” 王田香说：“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也变不了他的字。” “是啊，”肥原指着桌上的一堆纸头说，“你不招，但你的字已经招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啊。” 王田香说：“就是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嘛，你现在已经站在棺材面前还有什么好撑的。看看吧，”拿起一个纸片，给吴志国看，“就是瞎子用手摸也知道，这是你的字！” “你这是太夸张了，”肥原呵呵地笑道，“瞎子是摸不出来的，但我们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给你统计过，总共十九个字，你起码有十一个字跟毒蛇写得十分相似，可谓神似啊，而其中四个字那就像是用图章盖上去一样，或许瞎子也是摸得出来的。招了，免得受罪。” 但吴志国就是不招，坚决不招，时而以大言相誓，时而以哭诉相求，力辩自己的清白和冤屈，把肥原在一群软骨头中养成的脆弱的神经和耐心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终于失去了和蔼的笑容，对王田香丢一句：“看你的！”扬长走了。天不早了，今天他一路奔波，人累了，要去睡觉了。他在吴志国忍刑的叫喊中上了床，又在他痛苦的呻吟中睡去。 第二天早上，天方朦胧亮，楼里人都还在睡觉，肥原却被梦中的吴志国的哭声吵醒了。他梦见吴志国像一条垂死的蛇一样蜷曲在他脚前，苦苦求饶，声泪俱下。起了床，肥原下楼去审讯室看，发现吴志国果然像条大虫一样，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地蜷曲在地上。但却没有对他声泪俱下地苦苦求饶，而是怒目相视。肥原休息了一夜，精神十足，笑了笑，用亮丽的声音对他说：“何必呢？” 吴志国闭了眼，既哀又怒地说：“肥原长，想不到你也是个草包，把一个对皇军忠心耿耿的人当作了毒蛇……” 肥原抢白道：“你要真是忠心耿耿，为什么见了棺材还不落泪呢？你现在马上招供就是最好的忠心耿耿。” 吴志国睁开眼，振振有词，“我是不是忠心耿耿，你可以去问张司令，其实这里人谁不知道，这两年来我在剿匪工作中表现卓著，抓杀了很多蒋匪、共匪，我要是毒蛇，那些匪徒又是谁抓杀的。” 肥原不以为然，“据我所知，你抓杀的多半是蒋匪，少有共匪。” 吴志国辩解：“那是因为共匪人数少，又狡猾，大部分在山区活动，不好抓。” “不，”肥原笑道，“那是因为你是毒蛇，你怎么会抓杀自己的同志呢？” “不！”吴志国嘶叫，“李宁育才是毒蛇！” “你的意思，李宁育还会写你的字？” “是！”吴志国肯定地说，“他在偷偷练我的字。” “证据呢？”肥原哈哈大笑。 “证据就是那两个字体太像。”吴志国坐起身，激动地说，“那个你们认为‘瞎子都摸得出来相像’的两个字体，其实就是我被暗算的证据！你看，这也是我写的字，有那么像吗？瞎子都摸得出来的像？” 肥原从吴志国手上接过一页纸，看到上面写满了毒蛇“那句话”，那是吴志国昨晚受刑后写的。也许专事笔迹研究的专家们，最终会从蛛丝马迹中识别出同样出自吴志国之手，但决不是像昨天晚上那样一目了然，“谁都看得出来”。 吴志国说：“如果我就是毒蛇，那纸条确实是我写的，昨晚遇到验笔迹，我无论如何都要刻意变变字体……” 肥原打断他，“开始抄信时你并不知道这是验笔迹。” 吴志国说：“我要是毒蛇就会知道，哪有这样的事，莫明其妙地喊我们抄一封信。不瞒你说，就是我，不是毒蛇，我也猜到了，这肯定是在要我们的笔迹。” 吴志国再三强调说，如果他就是毒蛇，像昨晚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刻意改变字体，哪怕变不好，最后还是要“露出马脚”被识破，但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谁都看得出来”，更不可能有几个字“像图章一样像”。“像图章一样像”恰恰证明不是他干的。这是一。二、反过来说，如果他是毒蛇，在这么“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即便不肯投降，但也会承认自己就是毒蛇，没必要为这个挨打。 “承认自己是毒蛇和投降是两回事。”他说，“我不可能傻到这地步，一方面像个笨蛋一样，验笔迹时在自投罗网，另一方面又像个疯子一样为个毒蛇的名分在以死抗争，被打成这样也不承认。” 他恳求肥原相信，有人在暗算他，此人就是毒蛇，就是李宁育：谁是毒蛇，非李宁育莫属！说到李宁育为什么要偷练他的字，他解释道，正因为他抓杀了诸多蒋匪、共匪，就成了那些匪贼的眼中钉。毒蛇李宁育一定做梦都想除掉他，暗算他，然后利用工作之便偷偷苦练他的字，并用他的字体发送每一份情报。他说：“虽然现在只是一种假设，但这种可能完全存在，甚至是每一个做特务工作的人经常干的把戏。”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令肥原感到亲切的事例，说他以前曾听人说过，在日本，每一个特务受训时，都被要求掌握两种以上的字体，其中有一种字体是发送情报专用的。 这些都是他在伤痛的失眠中苦思冥想出来的，听上去似乎还蛮有道理。当然，也可能是暗算中的暗算，狡猾中的狡猾。肥原听罢，一言不发地走了，看不出是因为被他的“蛮有道理”的辩解说服了，还是被他暗算中的暗算激怒了。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不管是“被说服”，还是“被激怒”，事情并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 事情深奥着呢。 六 老鳖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头，高个，奇瘦，头大，走起路来，腰板笔直，吊手吊脚的，是那种有点异形异态的人；加上连日受刑，蓬头垢面，目力涣散，走路飘飘忽忽的，乍看上去简直像个鬼：饿死鬼。 老鳖是被王田香从城里押来的，目的是认人，认毒蛇。由此可见，肥原是被吴志国的“道理”说服了。确实，肥原本来对李宁育昨晚在餐桌上的表现就心存疑虑，只是后来在验笔迹过程中，突然被吴志国的“如山铁证”冲昏了头脑，一时把李宁育丢在了一边。但早晨吴志国通过顽强又智性的辨证，把他对李的疑虑又复活了。孰是孰非？他在吴、李两人间摇摆起来，于是想到打老鳖这张牌。他不相信他们不相识，即使老鳖不认识毒蛇，但毒蛇不可能不认识老鳖。只要相识，当面相见，辅以一定招术，难免会起“反应”。是狗总是要叫的，是鬼总是怕见光的。他把老鳖押来当狗用，当鬼试，先试了吴志国，套话，威逼，毒打老鳖。没有结果，便又去试西楼里的人，主要是李宁育。还是老一套，引诱，威逼，毒打，察看观者反应。最后，老鳖都快被打死了，但还是无人有一点“活”的反应，简直把肥原气死了。吴、李两人在这件事上几乎打了个平手，惟独的输家是他肥原。他本来以为可以借老鳖这张牌在吴、李之间做出最后抉择的，但打了之后才知道，这张牌白打了，什么收获都没有，既没有想像中的抉择，也没有意外的收获。 不过，这张牌还没打完，老鳖还活着。他要用老鳖的性命来好好再出一次牌。于是，他把老鳖从西楼带回来，带到东楼，推到吴志国跟前，掏出手枪，问吴志国：“是我来毙还是你来？” 吴志国说：“我来。”接过手枪，对准老鳖的脑门连开三枪，把脑花都打出来了。 肥原夸奖道：“你表现很好，让我想到贵国的一个成语——大义灭亲。”嘴上这么说，但在心里，他自有明断。如果说之前肥原对李、吴的怀疑是相等的，那么吴“这三枪”打破了这个平衡：对李的怀疑超过了对吴。于是，肥原策划了下一个行动，是专门用来圈套李宁育的。他叫王田香给吴志国找来纸笔，要求吴写一份临死血书，内容是他亲自口授的，吴志国只要照抄即可。血也是现成的，还在老鳖头上无声地流淌，透散着腥热的热气。吴志国从容地蘸着热乎乎的血，照着拟定的内容，力透纸背地写下一份鲜红的“遗书”： 张司令：我要以死向您证明，我不是共匪，共匪是李宁育。请相信我！请善待我的家人……吴志国绝笔。 肥原看了看未干的血书，对吴志国说：“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死了。” 吴志国哼一声，“我死不了的，李宁育会让我活过来的。” 肥原冷冷一笑，“别高兴得太早。你想过没有，如果李宁育不是毒蛇，你会死得更惨，我不会善待你家人的。” 吴志国大声说：“他肯定是毒蛇！” 肥原瞪他一眼，“那要我说了才算数！” 但肥原至终也无法这样说，因为李宁育把他的牌又打回来了。要说这张牌肥原是打得够精心的，非但亲自出面，还动用了众人、汽车做道具，造足了声势。这是一出戏，经过了苦心编排，有来龙去脉，分起承转合。起的部分主要是肥原的戏，他把李宁育单独约至户外，漫无目的地在后院山坡上绕圈子，拉家常，像是一对多年失散的老友重逢。最后，两人在凉亭里坐了下来，似乎要畅谈一番。凉亭依山而立，地势高，地基也高，所以视野辽阔，由此向外看，院内一切景致尽收眼底。他们刚坐下不久，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东楼前，把老鳖的尸体拉走了。与此同时，王田香带一辆绿色吉普车，把西楼里的人：汪大洋，唐一娜，童副官，都接上车，走了。至于为什么走，去哪里，王田香一概不说。这一切，凉亭里的肥原和李宁育看得清清楚楚，肥原也道得明明白白，只是道的尽是假话，把老鳖的尸体说成了是吴志国的，把汪、唐、童的莫名出走说成了回家。 “为什么回家？”肥原自问自答，“因为事情已经结束，毒蛇的真相已经大白了。” “谁是毒蛇？”肥原又是自问自答，“嗯，先不谈这个吧，我想替吴参谋长了掉个遗愿，死人的事总比活人要紧，你说是不？李先生。”说着，笑眯眯地看着李宁育，要求李宁育再说一遍当初跟吴副参谋长透露密电的过程。肥原认真地说：“你应该知道，如果你说的跟昨天不一样，有出入，我会怎么想。” 李宁育想了想，一边无声地捻着佛珠，一边平声静气地回忆起来，时间，地点，起因，过程，对话，想法，情形，一是一，二是二，一五一十，虽不能说和“原话”只字不差，但可以讲无可挑剔。 “表现很好，要表扬。”李宁育说罢，肥原拍着手叫好，“不简单，不简单呐。不过，用吴参谋长话说，你连把谎话都记得这么清，说明你真狡猾狡猾的。” “这是事实。”李宁育说。 “是事实吗？” “是。”李宁育看着肥原，问他，“肥原长，难道你怀疑我是共匪？” “不是怀疑，而是肯定。”肥原说，“要不我怎么会把人都放了呢？” 李宁育犹豫一会，轻声说，“肥原长，我不是毒蛇。” “你就是毒蛇！” “证据呢？” “在这里！”肥原掏出吴志国的血书，递给李宁育，“看看吧，这证据够了吧？” 至此，戏已完成了“承”部，进入了“转”部，精彩和高xdx潮即将纷呈。 白纸红字，触目惊心，即使有佛珠暗中帮助，李宁育也无法心安，他霍地站起来。这一站，像是将灵魂摔掉了，他眼睛发直，浑身纹丝不动，呆若木鸡，让肥原也惊呆了。这样傻站一会，他又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惊叫道：“我的天呐……肥原长……不好了，我们上当了……吴志国……我现在知道了，吴志国就是毒蛇……” “荒唐！”肥原训斥道，“你坐下！搞什么鬼名堂，别演戏了，你才是毒蛇。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你……肥原长……”李宁育痛苦地摇着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招了吧。”肥原倒是很知道怎么说，因为要说的话早晨才跟吴志国说过，“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招还可以将功赎罪，重新做人做事。你还年轻，用一句贵国的另一句老话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没有威逼，而是诱供。肥原生相女态，性温语软，不适合威逼，而多年翻译官的经历让他在玩转辞令和心计方面学有所长，诱供正是他的强项。 肥原的劝说时间让李宁育相对平静下来，他再次申明说：“肥原长，我不是共匪，请相信我，吴志国说我是毒蛇恰恰说明他就是毒蛇……” 肥原打断他：“我相信死人，不相信活人。” 李宁育沉默一会，突然大声说道：“你把吴志国的畏罪自尽看作舍生取义，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智力？共匪在被捕后畏罪自尽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 肥原睨他一眼，“现在是你在玷污了你的智力。但我不会被你迷惑的。” 李宁育冷冷一笑，走到肥原面前，针锋相对地说：“请问肥原长，你想过没有，吴志国为什么非要以死来指控我，难道他不能说，不能写？”顿了顿，是因为有长篇大论，“肥原长，我希望你换一种思路来想想问题。你想一想，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是毒蛇，你会选择这种方式吗？你选择这种方式——死，其实是对我有利，因为死无对证，你死了等于是证人死了，证据也死了，我可以耍赖，可以咬紧牙关不承认。所以，如果我真是毒蛇，我相信吴志国肯定不会死，因为他以死指控我只能对我有利，让我有了逃脱的可能。可我不是毒蛇，他为什么要说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毒蛇。他料定自己活不出去了，必死无疑，索性一死了之，然后利用他的死来蒙骗你，如果蒙骗成了，你把我当毒蛇抓了，杀了，他的鬼魂岂不可以仰天大笑？” 李宁育镇静了一下情绪，又接着说道：“肥原长，你再想想，他对我的指控只是一个说法，没有一个证据性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证明他是毒蛇的证据并不是没有，我想昨天晚上你突然抓他一定是掌握了什么证据。这个暂且不说吧，就我个人言，他不死，不自杀，我还想不到他是毒蛇，所以前天我才会贸然跟他说密电内容，因为我没想到嘛。包括他到这后，矢口否认自己知道密电内容，虽然我很明白他是在撒谎，但我也没有因此认为他就是毒蛇，因为我觉得他向我打听密电内容本身是不对的，他要推卸责任，不承认，是可以理解的。昨天童副官找我谈话，暗示我来指控他，但我是佛陀的人，慈悲为怀，凡事都求光明正大，更何况是如此大是大非的事情，怎敢轻率？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我都不会指控。但是，现在他的死，他的血书，正是他是毒蛇的证据！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毒蛇，只有他是毒蛇才会把我说成毒蛇。” 肥原笑笑，想开口，李宁育又抢着说：“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死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觉得这种证明还有可信的一面。但现在他不但要清白，还要拉一个替死鬼，把我整死。这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可信了，因为我刚才说过，我知道我不是毒蛇，他的底牌是一张诈牌。但这一点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他要诈你。我说我不是毒蛇，口说无凭，你信吗？这正是他诈你的条件，因为你现在对我们都怀疑。他在利用你对我们的怀疑，跟你赌博，如果输了他也无所谓，反正迟早是死，他没有赌资。可如果赢了，他是多大的赢家，多漂亮。至于他为什么不指控别人，只指控我，这是明摆的，因为是我说了实话才把他关进这里。总之，我现在正是从他的死和对我的诬蔑中，敢肯定他就是毒蛇，希望肥原长能明察秋毫，不要被一条不值钱的狗命所迷惑。我坚信如果他知道我是毒蛇，他不需要死，活着更好。” “完了？”肥原听罢，居然拍手夸奖道，“说得好。都说你不爱说话，其实还是很能说的。”看李宁育想插话，他阻止了，“现在该我说了。如果我告诉你吴志国没死，用你的话说我是在诈你，你又有何高见？” 李宁育心里格登地响了声，感觉心丢入了裤裆里，浑身都没了知觉，眼前一片黑。但这个过程很短，像拉了一下电闸，很快电又通上了，他听到自己这样说道：“这样的话，我收回我说的话。” 肥原惊讶了一声，紧紧逼问：“就是说你认为他不是毒蛇？他不是，你也不是，那又是谁呢？是汪大洋，还是唐一娜？” “是谁都要凭证据说。”李宁育思量着说，“我刚才说了，我是根据他的自杀和对我的指控来推断他是毒蛇，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推断也就不成立。我也不认为他不是，也不能说谁是，我说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不会随便指控谁的。” 肥原思虑一会，站起来，望着山下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的表现非常好。我可以说，我喜欢你，你的智力不俗，你的心理素质很好。但是，我更喜欢抓住你，抓住你这种共匪会让我有一种成功感，你知道吧？” 肥原说的是真话，这出戏看来只能演到这里了，他不想再演下去；如果可能，他甚至想把已经演过的都抹掉。因为，兴师动众折腾的这场戏，其实并无收获。这一点不论是关在东楼里的吴志国，还是守在大楼的王田香，都已经有所预感。王田香把汪、唐、童接走后，其实车子连大门都没出，只是停在大楼前，以为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后来久久没有消息，见吃午饭的时间也到了，便把人放下车，去餐厅里等。等了又等，还是不见消息，王田香担心出事，把人交给卫兵看着，自己则上山来了。走过那架紫藤，王田香远远看见，肥原和李宁育一前一后，已经在往山下走，闲闲散散的，一看就是没情况的样子。由于视野的局限，躺在窗洞后的吴志国要稍后一会才能看到，等他看到两人那个样子——李宁育居然还旁若无人地在念佛珠！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恐惧把他缩小成了一粒珠子，正在李宁育手指下滚动着。 正是正午时分，饱满的阳光在细圆的红木珠子上滚动着，熠熠生辉，给人感觉好像李宁育的手真有一种法力和神性。 ……………… 黑记 世上什么神秘的事都有，但这样神秘的事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不，不，更神秘的事还在后面。朋友们，今天我有充 分的信心带领大家作一次奇特的精神冒险，现在我们的冒险 之旅仅仅才开始。 ——摘自著名科学家xx撰写的医学论文《猜想未来恶症》 前篇：我的艳遇及奇遇 一 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形状不甚规则，有点像地图上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头部有个拇指那么大，黑得发蓝，摸上去似乎有点黏性，然后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颜色和黏性都依次减弱，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在我们不久的性爱中，我发现这块黑记有点神秘，每次做那个事，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激情引导到它上面去，而且只要我一去亲爱它，她就会显得特别的兴奋、迷醉，似乎它的感觉要比毗邻的乳头，甚至下身还要灵敏，还要强烈。有两次，她甚至只是凭着我对它的抚摸和亲吻，就淋淋漓漓地完成了销魂。这简直令我匪夷所思。但我从不为此去问她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也许不是她乐意回答的，恐怕也回答不了。不用说，她是个有秘密的人。她叫林达。 “这名字取得好。” “是吗？有什么好？” “像个外国人的名字，而且很抒情，倒过来念就是达林，就是亲爱的意思。”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好，我喜欢。” “可我不觉得，我觉得它像个男人的名字。” 我们是在博物馆的一次观摩活动中认识的，没有他人介绍，当时展厅里除几具来自古楼兰的僵尸外，只有我和她，没有第三个活人。也许正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相识，就像两个孤独的散步者邂逅相识一样。这样的事情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后来，我们的关系迅速有了质的变化。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玉林小区列席了一个饭局，席终人散，我走在街上，忽然想起她就住在这个小区，于是给她拨去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接电话的是个男的，我就不吭声，挂机。虽然这很那个……猥琐，但又有谁知道这猥琐者是我？这就是我们走向猥琐的陷阱。结果我是白猥琐了一回，因为接电话的就是她。 “哦，想起来了，是你啊。” “我是谁？” “你就是你，那个……” “哪个？” “说我名字像外国人的那个。”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讨厌？老是莫名其妙地来缠你。” “不啊，接到你电话我很高兴。” “你是一个人在家吗？” “嗯。” 我几乎突然地想到要去登门拜访她，于是我带点儿卖弄地跟她开玩笑说，现在天已经很黑，如果她觉得这时候出来跟个陌生男人散步是件冒险的事，可以选择让我上她那儿。她嗯嗯地不知选择什么。我说，那就让我来选择，你在家等我好不好。她说，好吧。 挂了电话，我突然感到有些惊慌失措的快乐，我带着一种朦胧的冲动往“玉林北路151号，三号楼，一单元，顶楼，左手边”走去，一路上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相貌，只记得那双明亮而又略带疲倦的眼睛，这一度令我不敢奢望她的多情和浪漫。 二 房子是旧的，房间也不大，属于那种老式的单元房，进门有一个过道，阴暗又狭小，既不能设座会客，也无法支桌用餐，除了进出过往需要它外，基本上不能开发出其他用途。我在结婚的头几年也住过这样的房子，我深悉这种房子可恶的结构和如何改造的可能性，所以一进门我就找到了话题。 “这房子是老一代设计师的作品，结构很不合理，你看，如果打掉这堵墙，把过道合并到你这个房间，这样你客厅就大多了。” 她笑笑，谦逊地引我到里面的屋里，客厅里。她羞涩的脸上依然带着我前次见到的倦意和一丝愉快的神情，只是说话的声音似乎全然变了，甚至和刚才电话里的声音也不一样，变得更柔弱，更具女人味。当时我以为这是她情急引起的，但后来她似乎一直在用这种声音跟我说话。这说明它跟情绪没关系，而是跟我记忆有关系，是我的记忆欺弄了我。 进到客厅后，她麻利地拿掉沙发上的半件正在织的毛线衣，请我坐下。这也是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布艺的，虽说有两人座，但今天看来只能让我一个人坐了。我坐下来，感到沙发柔软又温暖，温暖显然是她留下的。 从室内陈设看，不用说她过着单身生活，陪伴她的主要是一套东芝系列的家庭影院：电视机只有14吋；一个玻璃门书柜：上半只充当博古架在使用，摆着几架模型飞机和一些旅游纪念品；一只新潮的杂志篮：里面散乱地立着几本装帧精美的休闲杂志；一尊考究的地球仪：它看上去很五颜六色的。总的说，布置很简单，但不寒酸，简单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品味，一种个人品质的写照，令我感到无可挑剔又浮想联翩。我想像她坐在软的沙发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听着音乐或看着电视，外界的一切跟她有关又无关。这种简单又安安静静的生活和情趣，忽然让我对她生出了一丝莫名的好感和向往。 我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年龄也不小了，曾经黑色的头发正在夜以继日地脱落、变白。说真的，我已不再奢望得到什么艳遇，而苛求的婚外恋又似乎太沉重，欺三瞒四的不说，关键是还要让本来已羞涩的囊中变得更加羞涩，真正是有苦难言，或许一场折腾下来，吃到的快乐还没有吞下的苦水多。话是这么说，但有机会我还是常常明知故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迷途不知返的。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许是本性使然吧，也许是……我是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对妻子有点不忠，喜欢带着隐秘的愿望交些异性朋友，她们中不乏有与我同床共寝者。年轻时，这些都成了我浪漫的代名字，现在成了我私藏的“玉”。玉是那种闲来无事的东西，有那种私底下的感觉。在我看，艳遇或者外遇这种东西也有这感觉，尤其是对生活在婚姻中的人来说。我的体会是这样，没有婚姻背景下的艳遇，因少了那种“私底下的感觉”，就丢了艳遇本身包含的那种鬼祟的神秘性和危险感。没有危险的猎奇，更像是飞来的恩赐，你可能因此心怀感激，却不可能感受到那种有惊无险，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快乐。婚姻在艳遇面前是个很荒唐可笑的东西，它一方面全然是艳遇的天敌，另一方面又真正把艳遇烘托得花团锦簇，叫人刻骨铭心。一个婚姻中的男女，一旦有了外遇，其生命和生活就有了秘密，秘密的快乐，秘密的痛苦，秘密的梦想。这些秘密像一道道栅栏，把你和世俗无形地隔离开来，而婚姻是一种有形的隔离，是一个把人不断世俗化的机关。一个生活在这样机关里的人，艳遇的降临犹如在银行里储存了一笔秘密款子，其内心会突然感到莫名的自由，感到窃喜，感到恐慌和紧张。恐慌和紧张也是甜滋滋的。也许这就是我迷途难返的原因，因为婚姻使我格外需要一种秘密，一种自由，一种无形的东西将我和世俗隔离开来。 不过，通过对她“察言观色”，包括我已往的经验，我感到她好像不是那种人，即便是也是需要时间改造的。有些人是这样的，她可以让你很容易接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但当发现你有更深的愿望时，她会断然拒绝，甚至跟你反目成敌，让你留下懊悔。和年轻时相比，我现在一般不犯这种错误，就是不刻意去追求这种事，不铤而走险，不大肆进攻，而是伺机应变，随遇而安。对林达，我想只能这样，有机会，先把自己的意愿象征性地露它那么一点点，然后守株待兔，顺其自然，随她去。没想到，后来妻子对我一个不合时宜的传呼，居然提前把她推到了我怀里。 我看到妻子传呼后，想的当然不是回电话，而是要走。我怎么可能在她面前回这电话？可她误解了我意思，以为我是客气，不好意思用她电话，所以再三而坚决地要我回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说什么呢？当然是说谎，我大言不惭地告诉妻子：我正在和谁谁谁搓麻将，“正准备休战回家”。妻子一听我在麻将桌上，慷慨地允许我“可以迟点回家”。 挂掉电话，我浑身感到被扒光的难堪，同时也给我注入了“绝唱”的勇气，我随随便便地走到她面前，不无可笑地向她发起了攻打。 “我不知道一个对妻子不忠的男人是不是可以得到你的爱？” “……” “如果不可以，我希望你伸出手，给我一记耳光。” “……” “你的手在发抖，是在激动还是害怕？害怕就给我一耳光。” 我拿起她的手，往我脸上打。她抽出手，闪开身去，一边格格格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 “你说话怎么老是这样……文绉绉的，跟电视上说的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话很酸，不喜欢？” “不，我喜欢。” “真的？” “真的。” 说着一头扎进我怀里。 这简直令我大吃一惊。说真的，之前她没有向我流露这方面半点意思，哪怕一个暗示也没有，而现在她似乎是那么喜欢我，那么多情，那么需要男人的爱。在整个做爱过程中，她始终微闭着眼，从容不迫地迎接着我，既不张狂，也不忸怩，只有浅浅的呻吟，在说明她幸福的陶醉。 据说女人都有良好的嗅觉，尤其对自己男人身上的其他女人味更是灵敏得吓人。这么说，在回家之前，精心地洗去我身上的奇香异味，是必要又必要的。当我洗完澡回到卧室时，她正坐在床上借着幽暗的灯光在摆弄着一个什么小玩艺。见我来了，她跳下床，替我理了理外套，末了塞给我一个小东西。 “你还会想我的吧？” “当然。” “这是我大门的钥匙。” 我接过钥匙，感觉就跟接过一个梦一样的。 三 有秘密的男人是幸福的。这一年的暑假之前，我都一直生活在秘密中，用秘密的钥匙打开秘密的门，品尝秘密的幸福。尤其令我幸福的是，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高高兴兴，温温顺顺的，而且从不要求我做什么，任何要求都没有，我可以随时来也可以随时走，可以每天都来也可以几天不来。总之，我的一切她似乎全理解，也能接受。有时候我觉得她是不是很自卑，但我又想像不出她有什么可自卑的，虽然她长得不怎么漂亮，却也不乏动人之处，比如羞涩又愉快的神情，丰满会颤动的胸。她的气质中没有耀眼的东西，却有一种可以静观的东西，这种东西一经优雅和诗情遇合，便生发出一种柔和又宜人的美感。我是说，她属于那种不打眼却经得起品味的姑娘，就像那种仿旧家私一样。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或周围，这显然是由我们特定的关系决定的，尤其是我，谈起这些总面临着欺骗的风险。在我们不多的闲聊中，我知道她家在西宁，父亲是个医生，是支边去的，老家在四川，正因此她上了这里的一所文科大学，但毕业分配并不理想，把她分回西宁去了。 “我没有去报到，自己找了份工作，自己把自己留在了成都。” “你父母很想回家乡来生活，所以你留在成都对你全家都很重要。” “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给我买了这房子。” “这样，你父母退休后就可以回家乡定居了。” “就是这样的。” 我想过的，如果早几年认识她，我或许会在她毕业分配时争取让她直接落户成都的，虽然办这种事很难，但这对她及全家都是了不起的事，难也是值得的。这多少说明我对她有的真情和爱。女人，女人，她们总是那么容易打动我的心，让我爱，让我醉，让我忘掉自己的真实和理想。有人说，这种人注定是成不了大事的，既然是命中注定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的。 暑假开始了，我去她那儿的次数锐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孩子放学在家，我得每天给他安排作息和膳食，隔三差五还送他学奥数，我的自由明显受到限制；二是我一向有在夏天写作的习惯，我不想因为她的原因放弃写作。写作虽然不是我的生命，却是我的理想，在我理智的时候，我知道它对我比一个女人要更重要。当然后面的原因是说不出口的，好在她也不需要我说，因为有前面的原因已经足够让她体谅我了。 “既然你不想妻离子散，那么我只能是你秘密的一角。” “你实在想我就呼我，我会争取来的。” “既然是私底下的东西，又怎么能为所欲为？” 作为一个情人，我认为她是最称职的，她从来不跟我索要，只在等待。在热浪滚滚的夏天，她能够等见我的机会确实不多。说到天气的热，这其实也是我们疏淡的原因之一，谁都知道，大热天做那事实在有煞感觉，不做嘛，避三躲四的见次面又觉得跟吃了亏似的。我记得有天下午，我利用儿子学奥数的时间匆匆赶去她那儿，她也是应我之约临时赶回家的，也许比我早到不了几分钟，给我开门时我看她身上热气腾腾的，额头上堆着细密的汗珠，一只手扶着门框，非常疲劳的样子。我本来是不觉得累的，但进屋后发现，屋里热得跟蒸笼似的，疲劳跟着也爬上了身，坐在沙发上就不想动。 “你很累吗？” “不，我觉得很热。” “我也觉得热。” “怎么会这么热？” “这是顶楼，这房子没有隔热板的，所以热。” 有一台电扇，但电机的质量值得怀疑，扇叶似乎也有问题，起码有一片是有问题的，它们分别发出噪音，混合在一起的噪声复杂而令人烦躁。我们谁也不打算因此取消会面应有的内容，但事后我相信她跟我一样感到没趣，整个过程显得匆忙、潦草，失去了往常浪漫的外套，抽象的期待，还有舒缓的节奏。没有了这些，我突然有种羞愧和寒碜的心绪，好像在做嫖客，好在她决不是给人造成这种错觉的人。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她不曾收过我任何的馈赠，包括一束鲜花。曾经吃过两次便饭，有一次还是她付的钱。倒不是说我有多吝啬，而是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她的生日，或者我远行归来。 四 这样的时机说到就到。 翻过八月，有朋自北方来，带着满怀疲倦和病情，要去九寨沟玩。这位朋友曾经是我的恩师，现在身患绝症，陪他走这一路也许是我今生惟一能为他做的事了。走之前，我本想见她一面，却没有实现，那天她似乎不在城里，在哪里她似乎也不想告诉我。 一路上，我都悄悄地在给她物色礼品，最后在松蕃县，我选中了一块当地出土的璞玉，虽然价格偏高（喊600元，400元成交），但东西着实不差，颇有说头，看上去白里飘红的，切面呈手掌形状，捏在手里凉凉爽爽的，手感极好。 有了这块玉，也有了泄露一下私情的念头和机会。朋友听罢，怪我此行未将她带出来。 “哈哈，我是多好的幌子，你怎么不好好利用一下？给你提供这个机会，也算是我临死之前物尽其用啊。” 说是这么说，可我又怎么能这么做。利用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来做什么，除非是无耻之徒，要么是大祸临头，迫不得已的。但既然秘密已道破，不妨将心中一些疑虑诉诸朋友，看他能否指点迷津，于是便说起她胸上的黑记。“它是黑色的？” “黑得发蓝，摸上去有点毛茸茸的。” “每次都那样的？” “每次都这样，一碰它她就换个人似的，变得妖冶、迷乱。” “你问过她什么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问她？” “这显然是她的一个怪异，我怕伤害她。” “你不怕她伤害你？” “她为什么要伤害我？” “你不是常说神秘和恐惧是连在一起的。” “她不是个神秘的人。” “我看她已经够神秘的了，无私无怨地爱你，身上还有个秘密的性器官。套用你的话说，秘密是和秘密连在一起的，谁知道一个秘密女人到底有多少秘密？” “你这是在告诫我不要跟这个女人来往吗？” “我是个要死的人，我心里已经没有了恐惧，我现在可以做任何的事，不管是危险的还是邪恶的。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对你和任何人都没什么意义和价值的。” 朋友是个谨慎又稳重的人，在不知道自己病之前，他的生活是拘谨又笨拙的，即使现在这种拘谨和笨拙依然没有离开他。他对我跟这个女人持什么态度，我想我是听明白了的，只不过我不以为然罢了。我以为，林达确实有神秘之处，但她的神秘似乎只叫我感到好奇，并没有恐惧。 我们的旅行并不顺利，回来路上遇到了山体塌方，耽误了我们将近两天时间。回到成都后，朋友迫不及待地买了当天晚上的机票。在我送朋友赴机场的半路上，我接到林达的一个传呼，时间是晚上七点多钟，上面有这样的留言：有非常要紧事，请速回电话。号码是家里的，和以往的传呼相比，这个传呼要求回传的口气显得尤为坚决，问题是这时候我怎么可能去见她，我不可能才送走朋友马上又造一个什么理由去干什么。 这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传呼，它逼迫我日后要对林达撒谎，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去见她的，所以我没给她回传呼。回传呼说什么？还不如权当不知，以后要问起来，我就说还没回来呢。我相信，谈婚外恋，类似的谎言总是少不了的，除非你有分身术，或是失忆症。 第二天我直到快中午才起床，查传呼，发现林达又呼我了两次，口气还是那么紧急。我想什么事这么急，拨去电话，电话没人接，我又呼她。和以往一样，传呼很快回来了，我抓起话筒，只感到一股陌生的气流冲进耳朵。 “你是谁？我找林达。” “我是林达的朋友，我叫张莉。” “林达呢？” “她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我尽快跟她见一面。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林达房子附近的一个报亭前相见，见面我便认出她就是和林达一起坐在草地上的那个人（有这么一张合影）。和照片上那人相比，她少了副眼镜，也许是换成隐形眼镜了。虽然没有谋过面，但我知道她和林达是好朋友，两人从中学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同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又一起放弃工作（西宁的），在成都一个三资企业里打工。这一切意味她们的交情决非寻常，彼此的底细也了如指掌，包括我和林达的关系，我看她似乎没比我少知道一点。我们一边往林达房子走去，一边她告诉了我很多林达过去的事情。 五 “上高中的第一学期，快中考的时候，有一天，她照常在我家复习功课，好好的突然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像个死人一样的躺在地上，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昏迷。” “然后呢？” “她父亲来了，她父亲是个医生，看见这个样子似乎一点也不急，安慰我们说没事的没事的，说着把她背在身上回家了。第二天，她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在楼下喊我去上学了。中学三年，她几乎每天都这样，在楼下喊我去上学，放学后到我们家把作业做了才回家。” “这是一种病吗？” “上大学前她父亲告诉我，说林达有强直性昏厥症，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昏迷不醒，不用急的，只要让她安静休息就可以了，她会自己醒过来的。” “后来你还见她昏过吗？” “见过两次。” “你都在她身边？” “也许我不在身边时她也昏过，但我见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课堂上；还有一次在她宿舍里，看电视的时候。第二次的时间很短，还没等我抱她上床她就醒过来了。” “那一次呢？” “可能有两个多小时。” “这么长时间？” “这次更长……那天是星期六，我和她约好一起吃午饭的，11点多钟，我去她那，打开门，见林达躺在地板上，显然是老毛病发作了。我把她弄上床，等待她醒过来，但是等啊等，等到下午都过去了，她还没有醒来，我急了，给她爸打电话。她爸说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建议我带她去医院看看。当时我男朋友不在成都，去昆明了，我急得没办法，就以林达的名义给你打传呼。你没回话，我想你一定是还没回来，最后我只好下楼叫了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把她背下楼，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医生们用了各种办法也没用，我又给她爸打电话。她爸也急了，第二天就飞来成都，然后的两天里，我们换了几家医院看，都没有一点效果，也没有医生说这个病他可以治。她爸觉得这样折腾没意思，就把她带回西宁去了。” “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下午。” “现在怎么样？你们联系了吗？” “来之前我还给她爸打电话的，还没有醒来。” “已经几天了？” “六个整天了。” “这次昏……和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和以前完全一样，除了有心跳和呼吸，跟个死人一模一样。” “以前她都是自己醒过来的？” “我见过的几次她都是自己醒的。” 不知怎么的，我们已经站在林达门前，而且两个人手上都捏着钥匙。我示意请她开，她说还是你来吧。我打开门，走进屋，看到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当我的目光落在卧室的写字桌上，我看见自己上次遗落在此的一个红色打火机（一次性的，很不值钱），像一件宝贝一样珍重地安放在台灯的底座上。我突然鼻子酸酸的，想哭。 “那天我来，林达就躺在这。” “……” “她手里还捏着这张报纸，你们的报纸，上面有你的文章。” “……” “在我没有谈男朋友之前，我和林达就像姊妹一样形影不离，就是谈了朋友后，我们也没有疏离，只是我搬出去住了，但我还是经常回去看她，包括我男朋友。你们刚认识不久，那天你来找她，我和男朋友其实就在这，我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你也许没在意，但我是注意到你的。” “回头你给她打来一个电话？” “我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但我不知你是个有家室的人。” “否则你会喊她让我滚？” “不，你不了解林达。” “可她了解我，我没有欺骗她。” “我知道，她说过。” “她不应该爱上我。” “你爱她吗？” “……” “我希望你是爱她的。” “我其实没有权力爱她。” “不，你不了解她，其实除了爱林达什么也不想要，因为她知道要不到的，要到的也要失去……” 现在我知道，几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林达和一个吕姓的同学相爱过。大学里的恋爱真真假假，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没有几个人是当真的，因为谁都不敢对自己的未来下赌注。而林达他们却爱得特别认真又疯狂，爱得死去活来，不留一点余地，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公开同居。他们的爱一度成了校园里爱情的经典，不时发布出一条条动人又令人兴叹的有色新闻。校园里几乎每天，起码每个礼拜都有相爱的人在分手，在抛弃昨日的爱，林达他俩的爱使同学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永远不会分手的。但林达在课堂上昏迷事件发生后的不久，两人就分手了，经典的爱成了经典的恨，成了校园里爱情的笑柄。令林达更伤心的是，没有人同情她，同学们都觉得他们应该分手。谁愿意跟一个患有这种神秘又可怕疾病的人结婚呢？为此林达吞下一瓶安眠药，试图自杀，好在抢救及时，没有酿成恶果。 “这场爱情对林达的伤害之大简直难以言喻，失去爱并不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是她没有了秘密，没有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同学们都知道她的病了？” “其实开始知道的人并不多，后来他们分手的事情反而把她的病情附带着宣扬了又宣扬，最后几乎闹得无人不知。” “其实这有什么，难道残疾人不活了？” “不，你说得不对，如果她的病是长在外面的，想隐瞒都瞒不住的，那她也不可能把它当作秘密隐瞒起来。问题是她的病太容易隐瞒，所以她就想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藏起来，不叫人知道，正因为这样，秘密一旦泄露她便会生出羞耻感。不知你有没有感觉到，林达的内心很自卑。” “我有这种感觉。” “她的自卑有时候是通过过分的自尊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沉默和孤独表现的。我曾经想，她患这种病的感觉也许更像一个同性恋者，甚至还要更糟糕。” “恋爱不成一定使她对这个病增加了羞耻感，内心更自卑了。” “从那以后，林达就没有了嫁人的念头。她曾经跟我这样说，结婚就意味着要暴露她的恶病，要叫人瞧不起，这样她还要结什么婚呢？所以你不要有内疚感，就我知道，林达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任何人都没想过。在她想来，曾经那么用心相爱的人都没有娶她，再有谁还会娶她呢？” “你也这么觉得？” “不，我不这么看。可是你要知道林达内心很自卑，由于这种自卑她又变得很偏执，很容易把一个事情想极端，而且只要她认定的事情任何人都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林达，我太了解她了。” “你真的很了解她。” “相信我，林达不会伤害你的，她早已断了做谁妻子的愿望。你爱她吗？不要你娶她。” “……” “她很爱你。” “……” “她真的很爱你。有一次她跟我说，每次你走时，她都要守在窗前，等着你走出楼道，走进她视线，然后望着你离去。” 我觉得我精神要崩溃了。我求她别说这些。我说我们再打个电话问问看，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她掏出传呼机看了看，说林达醒来她爸会打传呼告诉她的，说是这么说，但她也同意打电话看看。我们走到电话机边，她似乎有点害怕拨电话，跟我报了一个电话号。我拨通电话，听到对方接话后把话机扣在她耳朵上。她只喂了一声，然后就一直在听。我看她拿话机的手在虚弱地抖。挂掉电话，她什么也不说，我也不问，两个人默默地站着。突然，我听到一个要哭的声音。 “她爸说林达的心跳在减弱，这样下去……她爸说，如果老是这样……林达，你醒醒吧，你快醒过来吧……” 说着她蹲在地上，捂住脸哭了，指缝间流出泪水。 六 你会去看她吗？ 这是张莉跟我分手时丢给我的问题。 然后的整个晚上，我脑袋里塞满了张莉的这个声音，我也不断问自己，我该不该去看她，要去的话又该如何找托辞，什么样的托辞是最无可挑剔的？我是个胆小又虚弱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因为当我面对这些问题时，我心里头挤满了莫名的惧怕和忧虑，家里的，单位的，西宁的，我总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我随时可能对付不了的疑问和危险。如果没有九寨沟之行，我的处境可能要好得多，但现在已没有这个如果，我又要出门，理由在哪里？资费又在哪里？还有，去了以后我又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林达家人？这些问题像绳索一样捆在我身上，我感到浑身不舒服，双腿发软，一种盲目的内疚，一种过度的期望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使我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天刚发亮，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我是多么想出发，多么想看见林达。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 火车是晚上6点钟的。上午我到单位请了假，下午我傻乎乎地去转悠了两家医院，想看看有没有类似林达这种病例，有的话也许可以了解点什么，结果一无所获。我甚至连去哪个科室打问都不知道，楼上楼下窜了几个病区，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垂危病人要死的模样，心里更是惶惶不安，最后我几乎是逃走的。 从医院出来，在乱糟糟的光华路上，我不经意看见一家网吧，突然想也许网上会有这种病例，便回到家里，上了网。先分头打开了几个聊天室，把有关林达的情况敲在电脑上，撂在那，回头我又进行了几个关键词的搜索。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搜索到的东西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就是洋洋几十万字，根本无法看。这样，我又回去聊天室，看有没有谁给我留下什么。在“新浪”网聊天室里，我看到一个署名浙江二医大附院的叫海潮的人给我留着了这样的言： 你所说的病例七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读研”时碰到过一例，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位舞蹈演员，也是个女的。据我所知，她是13岁那年首次发病的，后来断断续续地发作，到我见到她时已19岁，六年中先后发病11次（发现的）。她发病的症状和你朋友几乎一样，那一次我亲眼看见的，看上去跟昏睡没有两样，呼吸、心跳都是正常的。听她家人说，以前她发病时用不了多久，快则几分钟，慢则十几分钟也就苏醒了。但我见到的那次时间比较长，送来医院时昏迷已有半个小时，不过到医院后不久，还没等我们给她做什么检查，她自己就醒了。我们给她做各种检查，发现她身体没有任何异样，她自己也谈不出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和异常。奇怪的是，从她已有的11次发病的记录看，有7次是在表演或者排练中，有2次是在户外剧烈运动时，有1次是在负重上楼时，另有1次是在桑拿室里。除在桑拿室那次是在冬天外，其他几次发病时间都在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而且每一次发病时她身体都是大汗淋漓的。这不禁使人怀疑她的发病可能跟身体的热度有关系。在她家人允许下，我们对她进行了一次试验，让她在大热天去洗了个桑拿，结果就昏倒在蒸气房里（第七分钟时）。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将她置于冷水池后，不出一分钟她又醒了，很灵验的。这足以证明她的昏、醒跟身体热度有着密切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神秘的病，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导师都是闻所未闻的。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再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人，哪怕是听说的。 我试着跟他搭话，发现他还在网上，于是我向他讨教—— “请问她后来的情况如何，病情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 “我后来与这位病人没什么接触，听我导师说，她后来好像没有再发病过，只是从此离开了舞台，不敢跳了，包括其他消耗体力的活动也都被严格禁止。也就是说，当严格禁止体力活动后，她的病情也就被控制了。” “期间有没有药物配合？” “据我所知没有。你甚至都不知她得的叫什么病，又怎么给她下药呢？” “我能不能和你导师取得联系？” “暂时不能。他在英国，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你觉得我朋友会醒过来吗？” “不知道。但你不妨试试‘冷却法’。” “如果不行呢，你是否还有其他建议？” “没有。以我导师之见，这病目前还难以治愈，因为它太神秘，也因为它太罕见……” 由于要赶火车，我只跟他聊到这儿，他似乎也只能告诉我这些。 火车轻快地驶过了一个又一个荒芜的山峦，正在往更加荒芜的北方驶去。 有一会儿，我望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黄沙，不知怎么泪流满面。 七 林达父亲是个高个子，说话不冷不热的，有一头黑亮的头发。快60岁的人头发还这么乌黑发亮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像多数在医院里工作的人一样，他身上有股肥皂一样的药味。我对这股味道从来很敏感，严重时甚至会恶心，那天开始的样子似乎很危险，胃子狠狠地翻了几下，好在胃里没什么东西，没有发生呕吐。 医院是西宁市最好的医院，坐落在青海“国宾馆”边上，背后是西宁军分区的营地，每天早中晚都响着军号声。林达父亲在医院里很受人尊重，有“林一刀”的称号，只是“林一刀”的本事在女儿身上似乎派不上什么用场。 “这里有的仪器都用过了，来会诊的医生也有几十个，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去兰州或者西安，甚至北京，反正在这里是没指望了。”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曾碰到过类似的病人。” “是个舞蹈演员？‘冷却法’把她治好了。” “你怎么知道？” “在网上，浙江二医大有个叫‘海潮’的人说的。” “我也是听他说的。林达试过‘冷却法’了吗？” “没用。试了一次，冻了不到三分钟，心跳看着慢下来。” 说到这里，林达父亲停在一间病房前，示意我进去。门开着，我看见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穿着白条纹的病员服，一动不动的。除了输液瓶的液体在一滴一滴地动，屋子里没有其他任何动静。我走进去，走到床边，看见久别的林达，喉咙像被什么拉开了似的喊起来。 “林达，林达，林达……” “没用的，能喊得应就好了。” 我已快一个月没见林达了，见之前我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心想她一定病得不成样了。但此刻我看到的林达几乎比我印象中的每一个林达都要婉约动人，她睡得很沉静，就像睡在心爱的人身边，脸上露出安详和甜美。说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睡觉的样子，现在我看着她安静沉睡的样子，心想这才是她最美的时候。除了安详，我还注意到她的肤色好像变白了，也许是医院白色的墙壁和床单映照的缘故。要不是事先知道，我怎么也不相信林达这样子是在告别生命。生命怎么可能是这么美丽、安详地走的呢？我一时产生了一种错觉：她没有生病，她躺在此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召唤我。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轻轻地落在她脸上。这时候，我惊呆了。 “她身上怎么这么冷？她在发冷呢。” “自试了‘冷却法’后，她的体温就再没有上来过。”. “给她盖床被子嘛。” “没用的，就是用火烤她也吸收不了。她现在身上大部分器官都处于一种休眠状态，难就难在这，用任何药她都不理。” “这是什么？” “盐水，现在就靠它维持生命。你看这心跳，今天又比昨天少了两下。” “现在是多少？” “就30多一点。好在她现在体温低，否则这个心跳很难维持生命。” “可……她心跳还在少的嘛。” “是啊。如果再少下去，只有中止输液了，否则只会加速她心跳提前结束。” 这种对话我感觉跟探险一样，随时都会杀出惊心的险恶。我想一个人跟林达呆一会，可当我送走林达父亲后，我又不知道该干嘛。我呆呆地望着沉睡不醒的她，脑袋里变得越来越空白。有一种什么念头——也许是情意，也许是想发现一点我期望中的意外，我又去抚摸她的脸，然后是手，然后是身子。虽然隔着衣服，但我的手还是被她身体透出来的凉气吓得哆嗦不已。我简直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这么安然的人居然已经病入膏肓，惟一能证明她还活着的只有一动一动的心电图，和一滴一滴的液体。我真觉得难以相信，世间有这么多种病，内部的，外部的，轻的，重的，痛的，痒的，为什么她什么病不得，独独得了这个不明不白、神神秘秘的怪病。窗外传来雄壮的军号声，我奇怪地想，她听到了吗？她听不见人的声音会不会听得见其他声音？既然她得的是这么一种神秘的病，出现神秘的迹象又有什么奇怪的。胡思乱想中，我居然去打开了窗户，甚至还想抱她起来，只是各种牵连着的线和管子打消了我荒唐的念头。呆在这里，我感觉时间是不走的，已经停下来，而且全都趴在了我身上，渗透进了我血液里，让我浑身感到窒息和无力。 晚上，林达父亲带我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吃完了，我们才发现，刚才我们居然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天已经黑了，而远处山冈上还红蓬蓬的，好像那是另外一个太阳管辖的领地。虽然我心神一直处在一种游游离离的状态中，但我还是很容易发现了脚下这片土地跟我家乡，包括成都的种种奇妙的差异，这里似乎更接近安静又神秘的天堂。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才来呢。” “你来还是走都一样，不会发生奇迹的。” “你不是想送她去其他地方看看吗？我们一块走。” “去任何地方都只是做个样子，说明她父亲尽了全力了。但我又在想，有这必要吗？” “还是试试看嘛，哪怕明知是没用的。” “出门只会加大她体内消耗，我担心她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可不可请人来呢？” “你都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又去请谁呢？” “难道……只有看她死……”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刚才我来喊你时，我看她心律又慢了半拍。” “没有，我一直看着的，还是在34到35之间。” “但35的几率已经很小了，估计我们这会儿去就要滑到33和34的区域了。” 等我们回去看，果然如此：林达的心律已经永远告别了“35”这个渺小的数字。我们肩并肩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病房的两盏灯，一盏昏暗地亮着，一盏鬼眼似的闪烁着。窗帘已经拉上，那张缩在墙角的钢丝床不知谁已经收拾过，并且已经换了新的床单。 “晚上你怎么打算？” “我就睡在这。” “楼上还有张床，是我平时休息的。” “不，我就睡这。” “那我就在楼上，311房间，你可以随时喊我。”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和林达什么关系？” “我爱她，你的女儿。” 我知道他迟早会问我这个问题，包括其他人，有机会都会这样或那样向我发问的，所以我早已想好答案，但却不是这样的。这个答案完全是临时冒出来的。我对这个贸然的答案没有不满意，甚至有种犯了规又有幸逃罚的窃喜。 夜风一次一次吹开窗帘。 八 从家乡刚到成都时，我临时在报社办公室睡过半年钢丝床。钢丝床又软又硬，身子压上去，细软的钢丝会吃力地吱吱乱叫。这个声音我不会见怪的。这个声音在哪里都一样。这个声音在躺下和起来时都一样。 我一次又一次地躺下，又一次接一次地起来，为的不是困和不困，而是这种过程让我感到了时间的流逝。由于林达父亲不容置疑的悲观，我的陪护事实上已经失去实际意义，说白了只是在等她停止心跳。尽管我对迎接种种不测早有防备，但事情一旦真的摆在我面前我还是接受不了。 深夜2点钟，随着钢丝的又一阵吱吱乱叫，我不知是第多少次起床，然后又坐在了林达身边，这时候我第一次愕然地发现心电图上出现了“32”的数字。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幻觉，因为整个夜里我都在惦念着这个数字，怕它突然跃然在我眼前，当然更祈求它不要出来。当确信这不是幻觉后，我的第一感觉是眼睛“嚓”的亮了一下后便一片黑暗，如同烧掉的钨丝。然后有一种盲目的屈辱，只觉得想骂人，想摔东西。再后来，我突然盯着仪器，希望那上面一波一波的脉冲立即消失。不是说我守望了十几个小时就厌倦了，而是我对自己的希望厌倦了，绝望了。我知道，尽管“32”这个数字是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埋伏才杀出来的，但它的出现意味着林达告别生命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现在我全然明白林达父亲为什么那么悲观，严格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林达向生命对岸走去留落的脚印，而这样的脚印林达已经留下了长长的一串。 接下来的事情是荒唐的，说疯狂也许更准确。支持我做出疯狂举动的，首先当然是我不想林达就这么死去，然后是个弱智的想法，我想既然这样静躺只有等死，那么动一动呢，会不会像林达父亲说的“经不起折腾”？只要经得起折腾，我想她父亲也许就会改变主意，带她去“兰州或西安，甚至北京看看”，这说不定就时来运转了。在这种迷乱的思绪中，我开始给林达制造种种“折腾”，先是摇床，然后是动她四肢，然后又抱她坐起。我觉得这都是她以后出行必然要面临的，我反复做着这些动作，同时密切注意着心电图的变化。前两项动作任凭我怎么变化节奏，心电图都没出现异常，最后一项起初也没有，直到我第五次抱她起身时，心电图突然急骤地猛抽了几下，接着脉冲便渐渐地几乎变成了一条直线。这也就是说，林达中止了心跳！ 好在过一会心跳又起来了，但心律已卑鄙地跌落到30（比刚才减少了2—3下）。我荒唐的试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以前面六个小时减少一次心跳的公式来计算，我所作所为的结果是让林达白白支付了12到18小时的生命，而她仅有的生命也许比这个时间还要短暂。 可怕的事情总是超乎时间之外的，从心律发生急骤变化到现在已过去十几分钟，但我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勾着头，弓着腰，双手抱着她上身。等我清醒过来，我感觉自己只剩一只右手，左手已经被林达身体压得失去知觉。我在抽动左手时，右手因为用力，自然一摁，恰好摁在林达的胸脯上，一下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起先我没在意，后来等左手恢复知觉后，我又想起刚才硌我的东西。林达现在穿的是一件文化衫，肯定不可能是钮扣硌的，看她颈脖上也没挂什么。究竟是什么硌了我一下呢？我奇怪了。我把手又放回老地方，试探地触摸着，马上在她乳沟左上方一带触到了一垞异常的东西，它像是粘在rx房上，我试着抠了两下，那东西并不松动，好像粘得很牢。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她长黑记的地方吗—— 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形状不甚规则，有点像地图上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头部有个拇指这么大，黑得发蓝，摸上去似乎有点黏性，然后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颜色和黏性都依次减弱，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在我们不久的性爱中，我发现这块黑记很有点神秘，每次做那个事，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激情引导到它上面去，而且只要我一去亲爱它，她就会显得特别的兴奋、迷醉，似乎它的感觉要比毗邻的乳头，甚至下身还要灵敏，还要强烈。有两次她甚至只是凭着我对它的抚摸和亲吻，就淋淋漓漓地完成了销魂…… 说真的，这个东西的神秘性一直盘踞在我心里，它藏着她的秘密，也藏着我的好奇。现在，好奇心驱使我把手伸进她衣服里，要说这对我已不是第一次，但此时我的感觉似乎比第一次还第一次，而她冰凉的身体非但无法叫我联想起过去的什么，而且还令我有一种鬼祟的犯罪感。当我手一触到那垞异物后，不知怎么的，好像是被烫了一下，我手猛地往外一抽，结果一下把她衣服撩开了。这时，我被自己看到的东西惊呆了：黑记居然从原来的平面上高高拱起，变成了一垞肉赘一样的东西！其形状基本跟原来差不多，还是半岛形的模样，只是略有增大，相比较拱起的高度是太明显了，高的地方（沉重的头部）几乎有乳头一样高。从色泽上看，它充满生机，黑得蓝莹莹的，黑得要冒出来，黑得四处乱挤。仔细看，周围还布有疏密不一、呈放射状的黑丝丝，像是皮下渗透的，而且也许是一直仰卧的缘故，往乳沟方向渗得尤为明显。整垞东西的重心也往乳沟倾斜。我再次试探地用手指头轻轻摁它，发现了它硬度的变化：越高出的地方越硬，最硬的地方（头部）几乎跟结了茧似的。不论是色泽，还是硬度，还是高度，其依次增减、变化的巧妙程度都像是自然生成的。我有种感觉，好像这片黑记自我最后一次触碰它后便活了，然后一直在慢慢生长，并将继续生长下去。 我觉得难以相信。 神秘的黑记变得更神秘了！ 我感到有一种要出事的害怕。 有一会儿，我看着这片蓝幽幽的黑，突然想起一句诗：黑的有毒的玫瑰。 我担心从我第一眼看它时，它的毒素就沁入了我肺腑。在这种担心中，我居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并恐惧地替她重新拉上衣衫。但被衣服盖住的黑记更有一种看不见的可怕，我甚至担心它是隐蔽在衣服的黑暗里的魔鬼变出的一支毒箭，准备向我发射，何况我想薄薄的文化衫又怎么能阻止毒素的弥漫。就这样，我又撩开衣服，再次审视着它，我感觉就那么一会它好像又长高了一些。 我相信我已有些迷乱。 我需要调整一下心神。 于是我出去走了一圈。 刚出去那会，我曾想上楼去喊她父亲下来，但到洗手间撒了泡尿冲了把脸后，我又改变了主意，直接回到病房。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基本上消除了恐惧，我心想，如果这东西确实可怕，那么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因为我曾经多少次亲过它，吻过它，抚摸过它，玩赏过它。有种奇怪的力量，也许是为了证实我并不怕它，也许是我进入了某种幻觉，我又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向神秘的黑记伸去…… 过度的恐惧让时空再次剥落了我，等我回到现实中时，我看见自己正全神贯注地在抚弄着黑记，那样子既小心又亲爱，既畏惧又痴迷。手指尖的感觉在告诉我，黑记表面像洒满了花粉一样细腻而具有黏性（比以前要更黏），而且有明显的热度：这恐怕是林达现在全身惟一有热度的地方。指尖稍稍上一丝力，透过毛黏黏的表面，下面又仿佛长了软骨似的硬软硬软的，有些部位可以说很硬，比如头部，下面像埋了枚指甲盖似的硬。但硬又不是那种钢铁的硬，坚固不化的，你对它上多少力它反弹回来多少力。不是这种硬，而是一种冰块的硬，我对它使力它不但不反弹，反而把我的力吃住了，同时我可以感到其硬度有随力松软的趋势。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的指头被感觉本身紧紧吸住了。 正当我在为指尖下那团硬东西顷刻间便有所松软的奇妙迷惑时，我又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心电图上刚才还平平缓缓的脉冲，这会儿正变得一浪高过一浪，同时表示心律的数字像读秒一样的在不停刷新——32，33，34，35，36……在“36”上停顿了一会又往回走——35，34，33……最后停在“33”上不动了。 是什么引起了这天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我刚才抚摸黑记的原因？为了验证，我又开始触摸黑记，先是轻轻的，后来慢慢地上力。在我感觉指尖下的硬物有些松动时，心电图上的数字又开始神奇地跳动——34，35，36，37，38……我拿开手后，数字在“38”上停顿一会又开始滑落——37，36，35……最后停止在“35”上。 不用说，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顿时，我心灵有种要爆破的紧张和激动。我强烈地感到，我一个人无法承受眼前这一切，这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几乎是荒唐的一切。于是我跌跌撞撞地冲上楼，叫醒了林达父亲。 “这是不是一块胎记，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这么说是后天长出来的，而且肯定在她……青春期后。” “嗯，应该是这样，否则我不会没见过的。” “她最早发病是什么时候？” “14岁那年。” “那正是她开始步入少女的一年？” “嗯，差不多。” “我想这东西肯定就在那一年里长出来的。” “你想说明什么？” “这是个神秘的东西，林达的病根可能就在这上面。” 在我一番演示之后，林达父亲也惊呆了！ 刚才，林达心律最高已冲到“45”，现在恒定在“41”，同时黑记的形态包括大小、色泽和软硬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看几乎有明显好转。如果不是林达父亲阻止，我甚至有信心在天亮之前让林达结束长达10天的噩梦。我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我看到我现行的这一套完全屡试屡灵，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光凭手指的触摸，以我经验推测，如果我动用柔软、温润的唇舌去亲吻，去呵爱它，这情意绵绵的东西一定会更加满足，因而更加快速地被爱陶醉并融化。但林达父亲以医生权威的意志坚决反对我。 “听我的，饿汉不能一口吃饱，冻僵的身体不能直接用高温取暖。林达已经昏迷十天，你想在一夜间让她醒来无异是拔苗助长，结果肯定要害了她的，即便不死也要落个三长两短的。” 我不敢说他这种比喻一定有道理，但我不敢拿林达的性命冒险，所以最后选择了比较保守单一的“疗法”：只是一味靠手抚弄，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一天顶多弄个一两次。结果都到了第三天黎明了，我一觉醒来，见林达还在昏睡不醒。而此时神秘的黑记已全然恢复如初，林达心律和体温也都回升到了正常人的水平。我有点等不得了，趁林达父亲暂时出去时，我私自使用了新的方法：吻。 我低下头，双唇刚触及黑记，窗外飘进了悠扬的起床军号声。当军号吹到一半时，我感到林达的身体惊动了下，然后便开始有序地蠕动起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唤醒了她，还是渐渐变得雄壮的军号。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停止亲吻，因为我怕她激动，更怕这一激动（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给她带来致命伤害。 我抬起头刚一会，林达就睡意朦胧地看见了我。她就这样醒了，而且也许是保守疗法起的作用，她醒得非常自然，就像睡了一觉醒来，而且是带着梦的一觉。 “我刚才做梦了。” “你梦见什么了？” “你在跟我做爱，我好激动……” 在炎热的夏季，在高原城市西宁的一间病房里，一位来自成都的业余写作者正在与他刚刚告别死亡的情人细语着几天来痛苦又神秘的经历。他一边为情人终于回到人间感到万分高兴，一边又在为情人奇怪的身体所苦恼。他想，这次她差点就离开人间了，不过马上他又想，对她而言，离开人间后也许还没有现在在人间那样更像一个幽灵。 后篇：我的简况及近况 九 我的名字（真姓实名）无关紧要。我的性别不言而喻。我出生在浙江富阳，今年37岁。小时候我父母希望我长大当一名医生，因为我有个叔叔是医生，并且过着在我父母眼里的最好生活。我也确实当了一阵子医生，但时间不久。我为什么不当医生，是因为我当不了，我闻不得药味，过敏。不是一般的过敏，严重时甚至出现休克。有人说我身上不是多了个器官就是少了个器官。这话我相信。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相信，我以为，所谓不相信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宇宙工厂和更加复杂的时间机器以及梦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无知和无礼。世纪一个接连一个地过去，事情一件接连一件地发生，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可不相信的。我相信，在一个无限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我身上多或少了个器官，只是和常人的一个简单的不同而已，没什么好惊惊怪怪的。 就像有些人因为特别漂亮或者高大改变了命运一样，我与众的一个小小不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远离家乡），职业是一名文化记者（与医院毫不相干），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翻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的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高龄，而且由于长年趴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顶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蝌蚪一样成群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潮的出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潮”。然后我们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像他导师到底是何等人物！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吸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眼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子在弥漫着我敏感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处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子，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露，我甚至连导师姓名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骚扰。从某种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 总的说，我要放弃虚构写一篇小说，好让导师奇特的智慧和同样奇特的业绩背着我万世流芳。但是我遇到了麻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人物居然有着人类少见的生理缺陷。他是个阴阳人！终生未婚似乎只是个无聊的凭证，人们有目共睹的是，每年到了季节更替的期间，他总会莫名地变声，同时变得多愁善感，对男人彬彬有礼。据文先生说，他名下的学子每年总有个别女生拿不到学位，而男生们因为“每年都有几次被导师另眼相看的机会”，所以总是年年“人人过关”。我先后与他几十个学生或同事接洽过，我的体会，只要谈及这方面话题，他们总是一边做着没什么可说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地露出种种叫你“想入非非”的趣闻轶事。经过三个人“证实”的谎言和真理具有一样的权威，在成堆的说法面前，我实在无法把我要写的东西的主人当成一个健康人，所以大家看到在我小说中他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请允许我忌用“侏儒”之词，此外我自以为我这种替换还是比较到位的，基本保留了一个阴阳人生理缺陷的部分表象甚至本质，比如声音、无性等。 我刚说过，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比总统还要响亮。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爆响。明天下午三点，我现在窗户对面的那幢八角楼里将云集世界医学领域的各路精英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医学院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个人学术报告会的，会上他将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演讲。现在这份演讲稿就在我手上。作为林达病情“非同寻常”的知情者，我当然是这份报告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而且明天还将以证人的身份亲临会议现场，接受可能出现的相关盘问和解释事宜。现在安排我先睹此稿，目的就是叫我提前进入状态，为届时可能需要的解答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 一生世 01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她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 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18元4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菜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作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能吃到的最好的菜，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菜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贮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捂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分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捂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碗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阳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03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长了，长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长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23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23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儿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长。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地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驾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意，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一台旧电视机，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2003年5月 胡琴哭似的唱 凡是你给的 我都将永久保留在心灵的存折上 并支付你双倍的利息 给你我全部的爱和 每一分钟每一滴血 决不要你分毫利润 或回扣 ——陈小村?《给》 01 富春江荡荡地贴近富阳县城铜镇，忽被一座平地拔起的石头山阻挡，笔直的水头便恋恋地弯转，缓缓地折向东南，朝百里外的钱塘江散去。这小山因先前时有稀奇鹳鸟栖息（现早已绝迹），故得名鹳山。鹳山着实是小，高不过百米，大不足百亩，却精致玲珑，景观接二连三，气度不凡，那些林立的峭壁，五花八门，好看得像是人工凿出来的。如今的鹳山，松柏成林，芳草如茵，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加上历代名人留下的诗词书画，常常引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总算替无名无誉的铜镇人长了一口神气。 从鹳山脚向北去一里路，有个簇簇新的院落，是县越剧团方才启用的新场子，一帮戏子文人天天拥进拥出，提着脆生生的嗓子，说着娇滴滴的普通话，常常弄得些许外乡人的眼目跟通了电似的发亮、闪烁。个别毛头小伙子还专心变了法子地想混入院内，看个满足，却总是受挫。因为守门的小伙子也是从乡下来的，这就有两个不好，首先他能识得破你是乡下人，其次他现在是城里人了。这后一条是最紧要、最管作用的。其实，对乡下人最刻薄的往往是这些“城里人”，这些人说是城里人，可到真正的城里人面前，又似乎是个乡巴佬，从来摆不成威风，只有在真正乡下人面前，才能摇摆城里人的威风。对这个守门的小伙子来说，平日里可以这样摆摆城里人威风的机会实在很少，所以有了他是决不会放过的。但你要聪明，看透了他心思，给他一份城里人的威风（也就是给自己一脸乡下人的卑微），他肯定也就让进了。毕竟，剧团不是什么机要军团，小伙子裹的像警服的制服也不是真正的警服。 从大门进去一直向东，尽头幽着一片不是很盛的水杉树，零零散散地立着，当中还置了一些石头的桌椅条凳，倒是个不错的落脚处，早早晚晚吸引了一些休闲或练身或习功的人。一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这琴声早木得跟没一样了。 02 华玲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姑娘，在剧团演出队当演员。华玲的身材是没人能比的，颀长而不瘦，丰满而不胖，窈窕得就跟是专心修捏过的。华玲的肤色也是没人能比的，洁白细嫩，水灵灵的，好似一刀刚出槽的热豆腐，经不起稍为碰动。有着这等生相的人天生是让人看的，所以，虽说华玲是个乡下人，但凭着这生相，最终到剧团来是不奇怪的。那年，剧团到乡下选演员，华玲啥不凭，就凭这身样，把几个已经被别人物色甚至工作做好的候选人都顶落了，一路平坦地走进了在乡下人看来像天堂一样的剧团。 刚到团里一阵子，华玲扎一根《红灯记》中铁梅的独辫（又粗又黑），天天幽幽静静地插在一群预备生中，大气不出，独来独往，静得跟团气似的，老师提问她，人没站出来，洁嫩的脸孔先红了又红；费老大劲站出来后，只见她嘴巴翕翕动动，却不见发出声音。老师说，你这样怎么上台演戏——话没说完，她脸上的泪已滚成行。不知是乡下人水分足，还是什么缘故，华玲的眼泪总是又大又圆，跟蚕豆一般，滴在地上有着暗暗响声。老师说，现在哭是没用的，要你演哭戏时再哭吧。她就不哭了。但等下了课，她又会钻到厕所或是哪个角落里哭上一阵子，好像是为了把刚才掐掉的哭续完似的。她的这些个样子：胆小，木讷，自卑，经常挂起眼泪，把老师话当圣旨一样听从，以及在学习上过分刻苦的认真劲（但学业却没有应该的上乘），最终都成了同学甚至有个别老师轻看她的证据和把柄。不但别人小瞧她，就连她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因为和同学们比，她短缺的东西确实太多太明显了。到三个月学习的后期，华玲几乎都有点儿自暴自弃了。她知道，等学习结束后，有人将被录用留下在剧团，也有人将被不幸淘汰，哪里来回哪里去。她想，等待自己的肯定是淘汰的命，那时候，她就得重新回去乡下，重新去编织她的草鞋。不过，她似乎想好了，这次回去她不想再编草鞋，而是想买台缝纫机学做衣服。这当然比编草鞋要强得多，但买缝纫机的钱去哪里找，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也许这又是一场空欢喜，就像这次学习。一想到学习就要结束，她就要离开这块地方，眼泪便忍不住地掉下来。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除了眼泪，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因为什么也没有，才有了眼泪。她的眼泪总是那么圆，那么大。 也许是眼泪感动了上苍，也许是发生了什么错误，学习结束时，华玲不但出奇地被留了下来，而且在留下来的人员中，又侥幸地做了刘京香老师的门下。刘老师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的门生，在这个小团里，刘老师的地位几乎是至高无上的，你要想在团里立住脚，变成星，投靠在刘老师门下无疑是一条捷径的捷径；被刘老师认为门生，就意味着你一只脚已幸福地迈进了成功的大门。所以，多少年来，团里的年轻人总是竞相做刘老师的学生，但如愿者总是寥寥无几。这次，如愿者仍然一贯地很少，仅两人。然而这少少的双份中，竟有华玲一份，这简直令华玲十几个学友都眼红得要死！要不是刘老师也是个女的，少不了别人会编出些长翅膀的桃色闲话（因为华玲好看的生相太挨近这些闲话了）。现在，刘老师天生地堵死了这闲话，人们只有作另外的猜想，猜想来猜想去，似乎只有一条道行得通，就是：华玲靠眼泪博得了刘老师的同情和可怜。 同情也好，可怜也罢，对华玲来说留下来了就什么也无所谓，更不说是留在了刘老师的门下。这份像是梦中的礼物，使华玲激动又惊恐（害怕不是真的）的心变得比原先还要迷惘而无所适从。那天，刘老师转到她宿舍来，当着好多人面，拿手轻轻地拍拍她肩膀，告诉她这个喜讯时，她居然毫无反应，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仿佛被这个突然的喜讯钉住了似的；直到刘老师走时，她还是木木地竖在那里。这个巨大的喜讯无疑已使她变成了废物，她不知道怎样来感谢刘老师，包括所有人，包括所有眼前的一切，那棵树，那只鸟，还有看不见的那些，比如佑助她的神，或是列祖列宗。最后，她还是用她擅长又出色的泪水来表达了一切——那个泪啊，正如人们通常说的，像断了线的珍珠，刷刷滚落在脸上，粉碎在地上，碎沫子溅得四飞五扬。 这个眼泪没有叫人瞧不起，但叫人妒嫉了。 被人妒嫉原来是这么幸福！ 那天，华玲感觉自己仿佛是把她一生的幸福都享用尽了。 03 和华玲一起做刘老师门生的另一人是白小米。 白小米身上有种公鸡的味道，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每当走廊上响起铿锵有力的鞋跟声时，华玲就常常听到同学们对白小米的各式各样不好的议论，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同学们总的说有点看不惯（不是看不起）白小米，说她爱出风头，爱打小报告，“是条虚荣的势利狗”。华玲觉得，同学们说的虽然有点道理，但又有点过分歪曲了。在华玲看来，白小米首先是个聪明的、好强的人，学什么都比别人快，而且还好。她的学业一向在同学中冒尖，这使华玲对她充满了佩服和向往。虽说华玲对白小米从没有非议或不对过，但白小米对华玲却从没有应该地另眼看待过她，在她眼里，华玲依然是个可以轻慢的乡下人。只是一起做了刘老师门生这个事实，使白小米对华玲的态度一下子改变了许多。那天，她们第一次去上刘老师的课，一路上白小米对华玲说了很多动听和鼓劲的话，好像个大姐姐似的。事实上，华玲比白小米还大两岁。 华玲比你大，以后华玲就是你师姐…… 刘京香没有其他本事，只会演戏，看戏，教人学戏。我收门生时，你们都还没出生，这么多年了，我送走的门生没有上百嘛，起码也有好几十了，虽不是个个都有出息，但有出息还是多，像xx、xxx，她们都是我学生，现在都成演艺界的星了，都超过了我。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希望你们今后也像她们一样，都超过我…… 这么多学员，我独独选了你们俩，是因为我看你们俩条件不错，有发展前途。今后我会尽心尽力教你们，不会“保什么留”，只要你们想学，我都会教给你们。我不怕你们超过我，超过我才好呢，才是我做老师的光荣。但是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今后你们能不能成才，能不能像xx、xxx一样当明星，演大戏，钥匙不在我刘老师手上，而在你们自己手头…… 从这天起，华玲和白小米的宿舍被调到一起，两人于是就跟身影似的，每天都粘乎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行同乐，活像对姊妹。华玲还是从前样，话不多，胆不大，幽幽静静的，除了听课练功外，几乎没有自己的一点生活。有时候帮刘老师跑个腿，做点事什么的，算是她惟一的生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一样，华玲把自己完全消失在了功课和学习中了。 在华玲影响下，白小米练功比从前刻苦多了。也许白小米真是块演戏的料，到刘老师手里，这里点拨下，那样教导下，很快有了起色，而且起色越来越大，唱腔，表演，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越来越像回事，越来越像刘老师。用刘老师的话说，她带那么多学生，像白小米这样聪明有悟性的人不多，给她教个什么，感觉就像不是在教她，而是在还她，是把她原先借给你的东西还给她。到年底，团里组织春节演出，刘老师毫不犹豫地把她推上台，演了一个配角。虽说是个配角，但似乎比主角还见好，而且一场比一场见好。 华玲的用功是谁都看得到的，可长进却没人能看到。同师教，同时学，白小米已经在台上挥洒自如，呼风唤雨，而华玲连在台下走个步也走不像。她演什么总是少那么一点当真样，有股子生气，而且作为演员，她的胆量实在太小，台下背得溜溜的台词，上了台子，被别人家目光一盯，就东一句西一句的没个准。有时记了台词又忘了动作，反正总是丢三拉四的，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一个错误老是犯。时间长了，刘老师对她渐渐失去了信心，华玲自己也很灰心。好在她做人厚道实在，言语不多，是非不生，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温温和和的，团里上上下下对她印象都蛮好。到了第二年，刘老师看华玲业务上实在撑不起，怕有人弄走她（为了把别人弄进来），于是就动用老关糸，好不容易地把她户口从乡下办了上来，从此就正式算团里人了。 但终究不是个了不起的台柱子，通常只是跑跑龙套啊，舞舞狮子啊，帮着装装台，卸卸台，干的尽是些谁都能干的活，不像她师妹白小米，到第二年，完全是团里离不开的人了，演什么都领头作主，十足成了第二个刘老师。 刘老师对门生的好是谁也不能比的，她看华玲演戏不成，就帮她张罗生计问题，看白小米戏演得好，就帮她争戏演。有一次，团里排演著名越剧《白蛇传》，刘老师想让白小米演白娘子，但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很多人都想演。于是刘老师就要求自己演。她演就没人敢争了。然后刘老师白天自己排练白娘子，到晚上又悄悄帮白小米排练。到要公演前一天，刘老师突然住进了医院，一下把团里领导都吓慌了手脚。这时候，刘老师说，小白天天帮我排练，台词都是熟的，不妨让她试试。 也只有试试看了。一试，啊哟，简直跟刘老师一模一样！就这样，刘老师帮白小米争回了白娘子。就像给华玲弄户口一样，刘老师同样给白小米弄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这出戏后来到省里演了，又上北京演，影响很大，后来电视台又把它做成带子，在电视上播了，影响更大。白小米作为女主角，自然出尽风头，一时间当地大报小报，广播，到处都是戏坛新秀白小米的消息倩影。 大约就是师妹上省城、京都到处“采风”的时光里，华玲开始谈了男朋友。 04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05 华玲的男朋友姓陈名小村，是个大学生，年轻有为，才二十几岁就在县委宣传部当了副股长，据说是县委政府机关中最年轻的股室领导。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来陈小村也是从乡下钻上来的，但跟华玲比，他似乎更适应城里这个复杂世界。他有今天全是靠自己削尖脑门干出来的，这就越发了不起了。 县委机关在铜镇南头，越剧团坐北，中间差不多隔着整个街市。好在镇子不大，三两条街，自行车满街市转一圈，也要不了一刻钟。陈小村经常踏个凤凰车到剧团来，因为他有个表弟在剧团，吹笛子的。表弟家在老远老远的乡下(比华玲和表哥都远)，年纪又小，才十七岁，所以表哥时不时要来看望他。有一天，是星期六，表哥又来剧团看表弟，却见表弟困困地摊在床上，脸色蜡蜡黄，人也瘦了一格，一副病蔫蔫的样子。一问，才知道，表弟夜里在三元巷遭一个癫鬼吓了跳，回来就发烧，病成这个样。表哥摸摸表弟额头，仍然烧得烫手，便要带他上医院。表弟说才去了回来，药水已配了，也吃过了，睡一觉可能就会好。表哥说咋不给我打电话。表弟说，我动都动不得，咋给你打电话。表哥说，那你咋去的医院。表弟说，有人骑车带我去的。表哥问谁。表弟说是玲姐。正说着，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一位穿白裙子的姑娘，手上捧着碗热气腾腾的面，见了陈小村莞尔一笑，说你来了，好像早晓得他要来似的。陈小村正发愣，见表弟已欠起身子给他介绍： “这就是玲姐，下午是她带我上医院的。” 陈小村急忙迎上去，一边接过面条一边说：“啊哟，真麻烦你了，谢谢！谢谢。” 表弟给玲姐也介绍了表哥，华玲“哦”一声，红了脸，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对生人总是有种莫名的胆怯和紧张。当陈小村拉出一张椅子请她坐时，她没有坐下来，而是找个理由告辞了。 陈小村送她出门，一直送到楼梯口，一边送一边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华玲由于紧张也许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不停地夺路而辞，甚至连句“留步”的客气话也忘记说。回宿舍后，陈小村问表弟： “她是你们团的？” “嗯。”表弟说，“玲姐这人特好。” “是演员？”表哥又问。 表弟又“嗯”了一声。 “怎么我从来没见过？”表哥似乎一下放不下这话题。 “见应该见过，你可能没注意。”表弟躺下身去，“玲姐说她见过你。” “是吗？”表哥兴奋的像是被人哈了下腋窝。 “这有什么奇怪的，”表弟冷淡地说，“你经常来，这楼里谁没见过你？” “这倒也是。”表哥说着在刚才拉给华玲的椅子上坐下，很长时间没开腔。再开腔时，发现表弟已经睡着了。 这年国庆节，华玲跟白小米说她要回家去看看。回来后，白小米怎么看都觉得华玲不像是从家回来的，因为以前华玲回家来总是大包小包的，带了很多乡下特产，比如玉米啊，地瓜啊，腌菜啊，腊肉啊，送刘老师一些，也给她一些，留下一些自己慢慢吃(这样可以节约伙食费)。但这次华玲就搭个小背囊回来，感觉像是刚去逛了圈街似的。等华玲歇了脚，打开包，取了衣服、牙具，同时又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揪出个小泥人送给白小米时，白小米更加坚信华玲这次肯定没回家。白小米是张快嘴，再说跟华玲这么要好，也没藏嘴的习惯，就连唬带吓地问华玲，说，你这次到底去哪啦。华玲开始还一口说是回家了，但她实在不会撒谎，撒了谎，没等人家戳，自己涨红的脸就把它戳穿了，加上白小米噼里啪啦一哄一诈，华玲哪招架得了，只好说了实话：去千岛湖了。 “千岛湖？”白小米马上有了更加的兴趣，“跟谁去的？” 华玲说：“跟谁？谁也没有，就自己去的。”嘴上这么说，脸上却又变得绯红。 白小米看着突然格格格大笑起来。 华玲说：“你笑什么？” 白小米说：“笑你不会撒谎啊。你去照照镜子，你撒的谎像不像？比刚才还不像！” 华玲摸了下脸，脸变得更红。 白小米趁势追击：“华玲啊华玲，你这人怎么能撒谎，就是撒，也不能跟我撒啊，我还看不透你嘛。老实说，是跟谁去的？是不是何亮？”这个何亮，白小米知道他对华玲有意思。 “不、不，不是的。”华玲马上否认了。 “那是谁？别跟我兜圈子了，好不好？”白小米装出生气的样子，“你还不信任我吗，说出来我还能给参谋参谋。” 华玲忸怩一阵子，终于坦白说是陈小村。 “陈小村？”白小米迷糊地敲着自己脑壳，“陈小村是谁？我认识吗？” “就是小金的表哥。”华玲提示着。 “哦——就是经常来看小金的那个……高个子，戴眼镜的？” 华玲点点头，说：“那你给我参谋参谋啊，怎么样？” 白小米低下头，想了想，说：“不错，不错，人长得很帅，看样子还是个大学生吧？” 华玲又点点头，说：“他还是个诗人呢。” 在没有真正诗人的铜镇，陈小村确实算得是个诗人，写的诗在《富春江》杂志（他们县文学刊物）、《钱江晚报》甚至《浙江日报》上都登过。只是近两年也许是当了官，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好像没写了，也许是写了没发表，反正在报刊上是看不到。有时他拿给别人看的，都是前些年发表的。他跟华玲接触不久，也揣了几页诗来给华玲看。华玲文化不高，只念过初中，对诗不是很看得懂，但对陈小村拿来的几首，却看得非常激动又刻骨铭心。她甚至把这些诗都喜欢得重抄了一遍，其中她最喜欢的这首是： 给我眼睛 给我嘴唇 给我一缕羞涩的笑 给我一颗狂跳的心 凡是你给的 我都将在心灵的存折上 永久保存 并支付你双倍的利息 给你我全部的爱 和每一分钟 每一滴血 决不要求分毫利润 或回扣 现在，华玲把这些诗全都从锁着的抽屉里翻出来，给白小米看。白小米一边看着，一边说了很多夸奖和祝贺的话，华玲听着，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她还是第一次与人分享陈小村给她带来的甜蜜。这时她发现，这样的甜蜜与人分享其实比一个人独享还要甜蜜，还要热烈。 06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07 一向见长窥探男女事情的剧团在关于华玲和陈小村的事情上，似乎总是发生错误。当团里人以为他们只不过才开始接触并没有当真恋爱时，其实他们已恋爱得热火朝天，频频在鹳山和富春江公园里幽会了；当有人风传他们日日夜里在鹳山上手牵手散步甚至接吻时，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隐秘同居了。当华玲回头看去，看到那个晚上—— 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一个他们从千岛湖回来不久的晚上，他们在刚刚收割的田野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天很黑，江面上吹来的风裹挟着深秋的寒意，可因为有陈小村在身边，她一点也没觉得冷。田野上弥漫着她熟悉的泥土和稻谷成熟的气息，远处，江面上，渔火点点;身边，陈小村，情话绵绵，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温暖、幸福、甜蜜。后来，他们似乎是走累了，走进了一座抽水机房，那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稻香和暖气的干稻草。他们就在稻草堆上坐下来，陈小村把她拉过来，她幸福地偎在他怀里，幸福地迎接着他的亲吻。 不知什么时候，陈小村的一只手伸进了她单薄的裙衣，像只胸罩一样扣在了她胸上，另一只手则捏住了她的一条小腿。她非常紧张，好像陈小村的手没按在她胸上，而是按在了心上，这心就像条被捉住的鱼一样，紧张得似乎马上要窜出胸膛。她想伸出手把他的手从胸上拿掉，但手像是从自己身上脱开似的，使唤不动。而她的身体就更奇怪了，虽然非常紧张，恨不得一下子逃走，但事实上却变得像摊水似的，更加散软地趴在他身上，而且这摊水似乎还在不断缩小，缩小得只剩下一滴，欢乐地躲在他掌心里。 不知什么时候，她觉得这滴“水”跑到陈小村的另一只手上去了，这手刚才还在她小腿上，但现在已勇敢地深入到她裙子里，在她大腿上摸索着，并且还在不断地往上摸索。别……阿村，别……她听到自己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声音好像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而是从她嗦嗦的大腿上发出的。可不论是阿村还是阿村的手都没理她，那只手在继续往上延伸。后来，那只手像闪电一样抽打了她下，她一下子觉得什么都没了，那只手没了，她自己也没了，只有一连串含含糊糊的声音，阿村，不行……这不行……但无论是阿村还是阿村的手仍然没理她，甚至阿村把按在她胸上的手也抽出来，掀起了她裙子。这时，她预感到阿村可能要对她做什么，她害怕得不行，直想逃走，躲开。可结果却是更加紧密地缩在了阿村身体里，好像这才是最安全、她最愿意躲的地方。后来，她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变得更加模糊，模糊得只剩下声音，没有任何言词，就像他们身下稻草发出的声音…… 这个晚上对华玲来说是不简单的，它像一道玻璃做的屏障(别人看不见)，把她的过去和现在隔开了，隔成了“这一边”和“那一边”。说真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快，又似乎这么容易就被陈小村拽到了“这一边”——这是条多么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道多么重要的防线——惟一的防线——决了绝不可弥补的防线！她总以为自己会十分地珍惜它、保护它，不到时间决不会让任何人攻克。然而这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晚上(既不特别美，也不特别晚)，陈小村甚至没说什么，只是借助了一地搔人的稻草的迷惑，和两只勇敢又勤奋的手的温柔抚摸(绝没有强暴)，就轻易将它攻克了。她思想中老早就决心的坚强抵抗，在这关键时刻似乎全被沉沉的黑夜和撩人的稻草迷乱，变成了一连串溃败的呻吟声。 事后，她对自己，包括陈小村的这种表现都感到十分恐惧和悔恨，那个晚上的后来，她几乎都在哭，不停地哭，滑落的泪水把稻草打得扑扑直响。 玲玲你别、别这样，别哭，别、别哭，不要哭…… 玲玲你为什么哭，你害怕了？不要怕，玲玲，你听我说，这不是什么，这是爱，是巨大的爱，是我无法没有的爱，是我要你一切的爱，也是我给你一切的爱，难道你不希望我爱你…… 玲玲啊，你不知道，没有爱就不会有这一切，我和你不会有这一切，别人也不会有这一切，这一切都因为是爱，别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也许你觉得它来得太快了，是不？它来得越快越说明我们的爱是了不起的，与众不同的，令人羡慕的。世上没有太快或太好的事，只有太慢或太差的。我们只用了别人一半甚至更少时间就登上了爱的珠穆朗玛峰，这是我们的了不起，是我们的幸福…… 玲玲啊，我不知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当你对一个人恨到极限时，你往往会气得说不出话来，而只想打他（她），爱到极限时也是这样的，不知说什么好，只想亲吻，拥抱，做爱。人类交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交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还有一种就是肉体交谈，是通过行为动作来表达意思的，就像轻轻的抚摸表示爱或动手打人表示恨一样。所以玲玲你不要想太多，这其实也是一种交谈，就像我们亲吻一样，是一种爱到极限无法用语言来完成的交谈。换句话说，我们这样，正说明我们的爱已达到极限，其他方式无法表达，只能这样。不，不，不是我们要这样，是我们的爱要这样。是的，是爱。爱是没有错的。只要你相信你是爱我的，这就没有错。我相信，我敢发誓，我是爱你的，而且将永远爱你，爱你的笑，爱你的哭，爱你今天的每一根黑头发或将来的每一根白头发…… 玲玲啊，我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结婚或者明天马上要结婚，那么你对今晚的事是不是还会感到难过？告诉我。好，你摇头了，你不难过，你感到幸福是不？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事实上已经结婚了，我们这样等于扯了一张结婚证：比真正的结婚证还要正！这是一张用我们心灵的爱写成的结婚证，你难道不相信我们的爱而宁愿相信一张纸？那些人为什么离婚，就因为他们没有爱，过分相信一张纸的作用。事实上，一张没有爱的结婚证随时都可能被抛弃、撕碎，但如果有了爱，即使没有证书也是随时可以去办理的，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不是真谛…… 玲玲啊，你要相信我，也要相信自己，我们不是一时冲动，我们是因为爱，是因为我们想永远相爱。打个比方说，这就像是一道带我们走入永远相爱、永不分离的门，以前我们只是在门外徘徊，现在我们走进来了。为了保证我们永远相爱，我们打开了这道门，这难道有什么错？除非你不爱我，不愿意一辈子爱我。你是不是不愿意一辈子跟我相爱？你愿意是不？那你就别哭，不要哭，对我笑一笑好吗？哦，玲玲我求求你，真的别哭了，看着你哭，我心里可难受呢，好像我欺负了你似的。我是不是真的欺负了你？玲玲，你要再哭我就认为是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要哭，对我笑一笑…… 说真的，华玲记不得自己当时有没有对他“笑一笑”，但她记住——全部记住了他说的这些话。她也相信这些话。她相信了这些话，似乎就没有理由不对他“笑一笑”，所以虽然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对他笑，但想必是笑了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不断重温“这件事”，有时在陈小村那里，有时在华玲这里，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还有两次他们甚至又去了那个抽水机房。但不论在哪里，不论是白天或晚上，春天或秋天，华玲再没有像第一次一样哭了又哭。说来她自己都不相信，后来她完全喜欢上了“这件事”，渴望重温“这件事”。她想，既然“这件事”是爱的象征和婚姻的保证，那么做它越多象征和保证就越多，越牢靠。而这正是她要的。她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陈小村，因此除了给他爱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这件事”作为最彻底、最无私的爱，当然更应该给他了。就这样，他们把两个春夏秋冬天都压缩在“这件事”中，悄悄地翻过去了。 到了第三年冬天，剧团人都以为华玲他们可能很快就要结婚了，却想不到这时他们其实已经在开始闹“分手”了。 08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09 最早发现华玲他们问题的是陈小村表弟小金。 这年春节，小金去表哥家拜年，见表哥没在家，心想一定是去华玲家，就又去了华玲家。华玲见了小金，非常意外，忙手忙脚的，又是泡茶，又找了些花生瓜子什么的招待小金。小金嗑了会儿瓜子，没见表哥的影，就问华玲，表哥呢。华玲先还是高高兴兴的，这一问却问坏了，像打了她一记耳光，一下子白了脸色，滚出了眼泪。小金问怎么了。华玲什么也不说，光流泪。小金怕其他人看见不好，把华玲叫出屋去问缘故。华玲还是什么不说，把头勾在胸前，肩膀一颤一颤地哭。小金说，玲姐你不要哭。华玲还是哭。小金说，玲姐你们是不是吵架了，谈恋爱吵吵架是正常的，表哥现在在哪儿，我去把他喊来，跟你道歉。 华玲一下惊愣地抬起头：“他没在家？” 小金说：“我刚从他家来，说是在你这儿嘛。” “怎么在我这儿？”华玲瞪大了眼，“他根本没跟我回来，我还以为他在家呢。”说着呜呜地哭出了声，一边哭一边又说，“他在骗我，他一定跑到她家去过年了，呜呜呜。” “谁家？”小金问。 “我怎么知道？呜呜呜，他怎么会让我知道？”摇晃两下，小金赶紧上前扶住她。 “不，不会的。”小金安慰说，“他一定临时有事，回不来了。玲姐，你不要哭，我马上去镇上看看。我想他一定有什么事，这边没电话，也通知不上。”嘴上这么说，但小金心里也有点吃紧，不知表哥是怎么想的，大过年的会躲到哪里去，而且好好的干吗要东躲西藏呢？ 不知是为玲姐着急，还是为表哥着急，反正小金心里很着急，安慰了一通华玲后，就骑上车急急地赶去铜镇了。到镇上，天已墨墨黑，他先在街上往表哥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没人接，就直接朝表哥宿舍杀去，老远见表哥宿舍亮着灯，紧张的心情方才有点放松。 表哥，表哥，小金一边敲着门一边喊着“表哥”，开门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姑娘，手里捏着一本杂志，见了小金，微微一笑，说你找陈小村，他在洗澡，你进来吧。小金进屋，姑娘理了理沙发套子，说你坐。小金欠欠地坐下，姑娘又端过来果盘，请他吃瓜子，一边问小金是谁，找他什么事。小金说我是他表弟，刚从家里来，来看看他，没事。姑娘说，哦，你就是越剧团的表弟，脸上露出更多喜色。小金想，你是谁，怎么像知道我似的？但没说出口，只是象征性地嗑了几粒瓜子，觉得很不自在，就站起来说： “你坐，我去看看他。” 洗澡间就在走廊尽头，还没进门，小金就听到表哥一边穿衣一边呼哧呼哧的呼气声，就没敲门，等着表哥出来。表哥出来，见小金像个警卫似的立在门口，惊讶一下，说你怎么来了。小金说，我们都以为你失踪了，到处找你呢。表哥露出不高兴，说，谁找我呢，找我干吗，我不是跟他们说的，不回去过年。可他们都以为你在玲姐家，小金说。表哥更露出不高兴，问，是她让你来找的吧。小金说不是的，是我自己来的。表哥闷个头，朝屋里走去。进了屋，表哥给他们互相作了介绍，小金于是知道这位姑娘是表哥的“女朋友”，姓吕，在县志办工作。小金想，真是出事了，表哥怎么还有个女朋友？心里突然觉得很厌恶。 没过一会，姑娘告辞走了，表哥送她出门，很久才回来。一回来，小金就说：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声音严厉得叫小金自己也吓了一跳。 表哥说：“我怎么了？” 小金说：“你自己知道。” 表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小金说，“玲姐对你多好，你怎么能这样？” 表哥不说话，拿出烟来抽。小金又说： “玲姐是多好的人啊，你怎么能这样？” 表哥抽着烟，过了好久，才冷冷地说：“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是适不适合的问题，你没谈恋爱，不知道……我想，这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不要担心。”抽了口烟，又说，“玲玲确实是个不错的人，正因为不错，我想她应该找个比我更好的人。” “但如果她不这么想呢？”小金说。 “那再说呗。”表哥说，“她怎么想，就靠别人怎么说。我想这事情既然扯到你头上了，你也可以跟她说说，我这不是见异思迁，也不是心血来潮，主要是想到两人性格不合，很难一辈子相处。如果生拉硬扯，勉勉强强的，今天结了婚，明天闹离婚，这对她对我都不好，何必呢，你说是不？” “表哥，虽然我比你小，没有你有知识，但这事我劝你还是要慎重。” “为什么？” “玲姐是多好的人，你再要找到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如果找到了呢？” 小金突然觉得无话可说，气愤使他失去了往日对表哥的敬重，他“霍”地站起来，用一种警告的口气说：“那你就去找吧，但不要指望我去跟玲姐说什么，我羞于去说！”冲出了门，好像是他（不是玲姐）跟表哥分手似的。 10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11 华玲的眼泪晶莹，饱满，沉默，闪亮，像一粒粒珍珠，跌在沙地上，沫子四溅，入在眼里，凄婉动人。华玲的眼泪感动过许多人，有人说她有今天(进了城，做了刘老师门生)完全是靠眼泪感动了刘老师；在恋爱过程中，她的眼泪也曾多次感动了诗人陈小村。但是时过境迁，到了这年春天，华玲的眼泪不知是流得太多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变得难以感动陈小村，甚至常常让陈小村心烦意乱，动不动就骂她，有一次还愤愤地扬起手，差点打了她。 这天深夜，陈小村几乎快睡着了，突然隐隐听到门口传来呜咽的声音，像风发出的，又像是一个垂死老妪在痛苦呻吟。这声音非常弱小，但在深夜里又无法消失，像几缕毛发一般骚扰着陈小村的睡意，陈小村终于跳出被窝，打开门，想看个究竟，结果看到华玲蜷缩在他门前，他的脚边，像一件什么东西，在走廊风的吹拂下，一动一动地在抽泣。陈小村一下子恼怒起来(没有感动)： “你在这儿干吗！”回头打开了灯，“你要干吗？！”马上又转身钻进被窝，套了衣裳，坐在被窝里。 华玲过好久才站起来，她的脚无疑是发麻了，站起来后又停立好久，才一跄一跄地走到陈小村床前，把抱在胸前的一封信，丢在陈小村面前，呜咽着说： “我不要这，我要和你结婚，呜呜呜……”眼泪刷刷滚下来，落在胸前，发出扑扑的声音。 陈小村抽动了下嘴唇，什么话没说，只是木木地望着墙壁，很久。 华玲又哭着说：“我要和你结婚，呜呜呜……我什么都不要，呜呜呜……我要和你结婚，呜呜呜……”站得累了，她又蹲下身去，蜷缩在床前，继续重复地流泪，呜咽着刚才一样的话，“呜呜呜，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和你结婚，呜呜呜……” “结婚！结婚！”陈小村突然一下扑到华玲面前，“你要跟我结婚是不？” 华玲恐惧地点点头。 “可是我不想啊！”陈小村大声叫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嘛，我们性格不合，不能结婚，结婚只会是个悲剧，你干吗非要呢？”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要跟你结婚。”华玲说。 “嘿嘿，我的人？”陈小村说，“你怎么会是我的人？你是你自己的，谁也不能要走你。” “你就要走了我。”华玲擦了把眼泪说。 “我怎么要走了你？”陈小村问。 “你跟我做爱了。”华玲盯着陈小村说。 “难道做了爱就必须结婚吗？”陈小村摊摊手，做出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华玲很坚决地：“对，做了爱就应该结婚。你自己也说的，做了爱等于要了结婚证。” “玲玲啊玲玲，”陈小村摇摇头说，“照你这么说，那些外国人怎么办？上次那篇文章你不是也看了，人家新婚之夜如果发现妻子还是处女会很不高兴的。照你说……” “我不是外国人。”华玲坚决打断了陈小村的话。 “好，那就说我们中国人，就说你身边的人。”陈小村像抓到了什么把柄，胸有成竹地说，“白小米，她总跟你一样的吧，一样是中国人，一样是演员，一样是刘老师的学生，她不是跟那个——那个——谁啊，反正是她以前男朋友做爱了吗？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他们现在不是分手了？” “我不是白小米。” “你比白小米还了不起，是不？” “我就是我，你既然要了我，我就要跟你结婚。” “如果不呢？” “我就去死。”华玲站起来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去死。” “那好吧，你等着。” “我会等的，”华玲说，“我等着。” “你等吧。”陈小村说，“不过，你总不必在这里等吧，你是不是回去等呢？” 华玲的眼泪又一下涌满了眼。但她似乎知道眼泪已不能感动现在的陈小村，所以马上掉转头去，不想让陈小村看见她流泪。她想，最好是不要流泪，不要。但眼泪却不听她的，当她转过身时，眼泪汩汩地涌出来，迷糊了她的眼，迫使她控制不住地想哭。她也不想让他听见她哭，所以赶紧用手闷住了嘴巴。但还是漏出了呜呜的声音，像一只狗的哭声。她就这样告别了她的未婚夫，出门时仍像从前一样，轻轻地闭上了门，然后幽幽地走出了这幢曾令她梦牵魂绕的楼。 夜已经很深，街上看不见一个人，路灯却比什么时候都亮。在以前，看见亮亮的路灯，她总是感到很亲切，很鼓舞，害怕路灯一下子熄灭。但今天她却希望路灯全都熄灭。也许正是为了躲避这明亮的路灯，她折进了一条幽暗的胡同；这胡同不通向剧团，只通向富春江。 她很慢才走出胡同，来到江边。江边没有一盏路灯，很黑，很冷，往常她也许会感到很可怕，今天却一点也不。她沿着江一直向前、向着更黑暗的深处走去，不时感到小腹下部有种不舒服感——一种神经质的不舒服感——一种虚空发冷的感觉——一种不真实的、好像被抽空改变了的感觉。这感觉已有不少时日了，具体说自陈小村第一次跟她说分手后，这感觉就像泪水一样盘踞在她身上了，时不时发作一下。从那后，陈小村再也没跟她做过爱——肉体的交谈——爱的珠穆朗玛峰——比真正结婚证还要真的结婚证！她不知道这感觉的出现是因为陈小村不跟她做爱的缘故，还是因为跟她做了爱引起的。也许主要是不做爱的缘故，她想，如果阿村现在要再像从前一样跟我做爱，这感觉很可能就没了。 但陈小村现在不愿意跟她做爱，已经拒绝了她好多次，包括刚才，她是多么希望阿村像以前一样，一见她哭就怜爱地把她偎在怀里，轻言细语地跟她说好话，温温柔柔地亲吻她，抚摸她，弄得她舒舒服服，甜甜蜜蜜的，结果两个刚刚还在怄气的人一下子又亲爱地做起了爱，等做完爱，两人什么委屈都没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相爱。 哦，阿村以前总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总是这样的，总是这样，这样。她反复地这样默念着，也许以为在这种加强的旋律中会忘掉痛苦，把阿村唤回到过去中去。 能不能把阿村的现在唤回到过去中，照陈小村的话说，华玲只有等着看。但等多久，华玲心里一点也没数。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她就觉得难过，眼泪就忍不住地跌撞出来。华玲的眼泪晶莹，饱满，沉默，闪亮，跌落在沙地上，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像一滴滴雨水，又像陈小村从她身上要走的东西。 12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13 春天的时候，华玲跟陈小村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去死。 陈小村对华玲说，好吧，那你等着。 这个所谓的“等着”，意思肯定是让华玲等着跟他结婚，而不是让她等着去死——世上不会有这么恶毒的人。所以，华玲耐心地等待着陈小村有一天带她去领真正的结婚证，哪怕这张结婚证只有很短的有效期——很快就得改变成离婚证——甚至在短暂的有效期间也只是形式上——等等这些，华玲都无所谓，可以说都愿意。这不是聪不聪明、傻不傻的问题，这是华玲天性的问题。在华玲看来，像白小米一样做女人是奇怪的，甚至是愚蠢的。她承认自己在表演和许多事情上没有白小米聪明，但在做女人这个问题上，她不承认白小米比她聪明；她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指证白小米作为女人的无知和轻慢，比如随便跟人同居，随便抛弃跟她同居过的男人。这么多年来，华玲对白小米的不满和指责总是这么一句，很简单，但在华玲眼里却很丰富，很深刻： “白小米，你是个女人。” 这么说，华玲是从来不忘记自己是个女人的，而且她相信只有不忘记才是对的，忘记了就是错误的。那天晚上，在抽水机房，她不停地哭，就因为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后来，她忠心耿耿又亲亲爱爱地跟陈小村不断重温抽水机房的事，也正是因为她记住了自己是个女人，再后来，那个深夜，她蜷缩在陈小村门前呜咽不止，同样是因为她记住了自己是个女人。这个“女人”，她一度感到做得非常甜蜜，幸福，但现在却感到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就是这样，她依然不打算放弃做一个她认定的女人，这个“女人”必须跟陈小村结婚。陈小村则说： “那好吧，你等着。” 尽管每一天等待都是漫长的，痛苦的，但华玲以她固有的耐心和冷静坚强又默默地等待着，期盼着，认真地等待着，期盼着。一个日夜连接着一个日夜，她感到了痛苦，但从不感到绝望。看不见陈小村身影，她就看看陈小村留给她的信物，比如一个小礼品，一件衣服，一本书，几首诗，甚至是陈小村不经意遗落的一条领带，一只烟盒，这样她也能满足，也能看到希望。无法和陈小村说话，她就自己跟自己说，跟他留下的信物说，写信说，这样同样使她消遣了孤独和对恋人无尽的思念。 写信对华玲来说不是件轻松事，因为她读书不多，从前也没有写过，一下子学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但为了他们的婚姻，为了让陈小村尽快来娶她，再难的事她也愿意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当她终于写成第一封她满意的信并且将它寄出后，她回头马上又写了第二封，很快又写了—— 第三封 第四封 第五封 第六封 第七封 第八封 第九封 第十封 …… 每一页信笺上都无法避免地落满了豆大的泪斑。美丽的春天就被这样一封封不优美的信——沾满了泪迹的信——催赶过去了，接着夏天也慢慢地过去了。 开始，华玲还记得写了多少封信，有些信中写了些什么，比如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并不是想要你什么，我只是想把自己全部给你，难道这有什么错的？你不要我才是错的。你应该记得那笑话，我跟你讲过的，就是那个“先生帮老人抬水过桥”的笑话，你现在不要我，你就成了笑话中的“先生”，我成了“老人”。你不要我应该从一开始就不要，现在不要就有点害我了…… 另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老是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不要我了。我想不出来。只要你能说出来，我一定会去改的。事实上从认识你后，我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让你高兴，只要你高高兴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我不能不要你，除了这个，你可以对我提任何要求，而且我一定全部答应你。我就是这样，很懦弱，也很忠诚…… 又一封信中，她这样指责了陈小村： 你经常说我家里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其实除了穷和卑微我家里有什么不好？他们对你是多么真心，就像我一样，对你总是百般迁就、恭敬。你看见的，每次你去我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翻出来给你吃了。一样东西，只要想到可能是你爱吃的，他们会把它从年初一直藏到年底，就是放坏了也不忍心自己或者让几个弟弟吃。这次回去，爸听我说你胃不好，说斗米虫可以治胃病，年三十还上山去找斗米虫，爬了几座山才找到了几条，全让我带来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还不是图你对我好。其实我并不要你对我怎么好，只要你娶我，这本来就是你说过的，我只是要求你做一件你答应过的事，这难道过分了吗？ 后来，信写多了，实在太多了，华玲开始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封信，信中又说了些什么(因为很多信的内容都是重复的，很容易记混)，只记得后来几封信里，她反复说了这么几句话： 我是个女人 你到底要我等多久 你不娶我我就去死 写这些话时，华玲总是想一头撞在桌子上，撞死算了。 但要死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像华玲这样胆小、懦弱的人。生对有些人来说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罢了，但死却需要足够的勇气和信念，尤其是弄死自己。有人说，世上想活的人和想死的人是对半的。这就是说，如果死和散步一样轻而易举，这世上起码要少掉一半人，华玲将成为这一半人中的一个。但死实在太不容易，太需要非常的心力，被陈小村搞得精疲力竭的华玲似乎已无力去死，何况她原本就那么胆小、懦弱。胆小懦弱的华玲面对想死又死不成的痛苦，就像面对想结婚又结不成的痛苦，总是流出盈盈泪水，并常常这样问自己： 华玲啊华玲，除了泪水，你还有什么？ 14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15 华玲寄出的每一封信，陈小村都收到了，并且都看了，有几封(尤其是打头的几封)他看着看着就感动了，但也仅仅是感动而已，从没有下决心去改变什么。他是决意要跟华玲分手的，而且相信这种事决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被眼泪迷惑。退一步说，即使他想软下来，有人也不同意，这个人就是小金见识过的那位县志办的吕小姐。她父亲不像华玲父亲一样，可以在茫茫山林里找到米一般细小的“斗米虫”，但却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让米一般细小的陈小村茁壮成长起来，长成林海中的一株参天大树，众树都羡慕又妒嫉的参天大树。这正是陈小村最想要得到的，为这个他可以(已经)抛弃心爱的诗歌，同样也可以抛弃心爱的女人。尽管他曾经是个诗人，写过颂扬女人的诗歌，但毕竟现在不是了。现在他也不是过去的县委政府机关最年轻的副股长，而是股长了——同样是最年轻的，更年轻的。这个胜利虽不是很了不起，但宝贵的是取得这个胜利的过程中，陈小村明显听到了“吕小姐”父亲支援的枪声——这是又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是了不起的——这个胜利暗示陈小村今后将获得一系列胜利——这个胜利足够陈小村一辈子享用！为这，摒弃一个曾经爱恋的女人(而且是个怯弱的女人)算什么呢？所以，不管华玲信怎么多，也不管这些信怎么感人，到陈小村手里最后都被撕碎扔进了垃圾桶，毫不犹豫的。 信到后来变得越来越稀，内容也越来越少，常常只有几句话。在一封信上，陈小村陌生地看到华玲咬紧牙关地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陈小村(不是阿村)，你再这样(不娶她)，我只有死给你看了！ 这封信陈小村没有马上撕掉，因为他怕华玲真想不开寻死了，给他造成什么不良影响。这对他是最要不得的，所以他犹豫起来，心想是不是应该出面作点工作。他感到，工作是应该做的，关键是谁去做？自己实在是不想、也不敢去做，找人一时又想不到合适的人。就这样犹豫来犹豫去，几天时间过去了，做工作的人还没去(还没想好人选呢)，华玲的信却又来了。在这封信上，华玲又一向可怜地哭泣起来，信笺上满是脏乎乎的泪斑和软弱的要求(更像祈求)，同时对自己上封信带有威胁性的做派表示了尽量的歉意。 这封信使犹豫中的陈小村毫不犹豫地将上封信找出来，连同这封一起扔进了垃圾桶，而且当后来华玲再有类似的信(带有威胁)寄来时，他也不再犹豫来犹豫去，总是看过就扔掉了。他想，与其等下封信一起扔掉，还不如马上扔掉。从结果看，他这想法是对的，因为华玲不断地在为她咬紧的牙关中泄漏的不友好的言辞表示歉意，请求谅解。 这期间，不知是被华玲的眼泪感动，还是为她请求谅解的诚恳激励，陈小村拿起了已闲疏多年的诗人之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分手了，但不必 大可不必反目成仇 友谊和爱情这两条路 本来就挨得很近 是近亲就像橙子和柑子 要这或要那其实都一样 分手了，但不必 大可不必反目成仇 也许经过调整的步伐 更不会偏离方向 请相信清醒的友谊 从来比迷幻的爱情更常青 原本是想把这诗寄给华玲的，但正准备寄时却又收到那类华玲咬牙切齿的信，而且这次牙似乎咬得比前几次都要紧又切，使陈小村一下打消了寄诗的兴头。他想，现在寄去效果不一定好，等她下封信来了再说吧。按惯例，下封信华玲又会哭哭啼啼起来，等那时寄去效果可能是会好些。于是陈小村把已经贴上邮票的“诗信”塞进了抽屉(不是邮筒)，等待华玲再寄来另一类信，哭哭啼啼的信。 但似乎再等不到了。 这天中午，小金急冲冲跑来，一见表哥就哗地哭起来。 表哥说：“你哭什么？”很不高兴地。 “玲姐她……”小金哭得说不出话来。 “她怎么了？” “她、她……” 小金说不出话，索性掉头走了，一边走一边伤心地哭，泪水洒了一路，跟华玲似的。 表哥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就跟着表弟出来，一直跟到了富春江边。这时，陈小村看到更多的哭的人，认识的有刘老师、白小米和剧团的很多人，还有不认识的。 他们在哭什么？谁死了？ 陈小村拨开人群，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好像刚从江里打捞起来，身上衣服都是湿的。再看，这个人显然已经死了，手脚僵硬，脸色乌青乌青的。再看，这个人像是华玲；再看，这个人就是华玲！ 你不娶我我就去死，谈恋爱说这样话的人很多，但真正这样做的人很少。华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陈小村没想到，他还在等她寄来信，然后再给她寄去诗呢。 16 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1996年夏 我们没有离婚 我一般不大情愿说起我家庭，不过有时候也免不住，比如现在，我就特别想说。我有个坏习惯，心情不好时喜欢跟人唠叨些平时光闭口不说的事。有人说这是我内心不够强有力的缘故。我想这很可能。我从来都怀疑我内心的力量。我想我要死的话，肯定先从内心死，因为我的身体很不错，比内部起码要多个一至两倍的生命力。 我有个妻子。当然，这很正常，我明年35岁，这是个应该有妻子的年纪。我妻子是个好人，或者说过去是个好人。我们结婚有五年，没有孩子。我和妻子生殖系统都没有什么毛病，没有孩子不是说要不到，而是不想要。我妻子曾几次想要，当然，那肯定是她心情好的时候。我呢，不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从来没想过要。为什么要呢？让孩子来给我跟她扯条感情的纽带？嘿，这不缺德嘛，孩子还没出世你就想利用他（她）了。如果为传宗接代，也不能要，这都是愉快人和聪明人的事。我不聪明，也不愉快，生下个种估计也不会比我强多少，何必呢。让世界少个痛苦的人，这是我不要孩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从现实方面讲，有个孩子，我可能会活得更难，现在不管怎样，没有后顾之忧，死了也就是眼睛一闭的事，实在过不下去，也就是麻烦一下，跑趟街道办的事。 说真的，我和妻子关系不是很好，我现在有种很糟糕的感觉，就是不想，甚至害怕看到妻子，看到了心里就烦，而且她可能比我还烦。心里一烦，嘴上就没好话了，这不，她一见我回家又来了。 “你干吗回家？” “我干吗不回家？” “你家在这儿吗？” “我家不在这吗？” “你回来干吗？” “不干吗，回来就是回来，你不也回来了吗？” “是的，我回来了，可你不知道我才不想回来呢。” “那你干吗回来？”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说着她朝我踢过来一张凳子。 “可我现在回来了。”我把凳子又向她踢过去。 “所以，我这就走。” 一般她说走就走了。如果我不低三下四去喊她回，她一般不会回来。就这样的，没办法。我拿妻子没有一点办法。我也拿自己没有一点办法。我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侥幸心理：幸好没孩子！ “有个孩子可能就不这样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说。 “那不一定。” “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肯定的。” “我们肯定要离婚。” “那就尽早离吧。” “为什么？” “反正肯定是要离嘛。” “嘿，照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就该死了，因为我们反正迟早要死的。” “哼，你真无聊!” 是的，我很无聊。夫妻关系不好的人都很无聊。 说起来，我和妻子关系并不是从来就不好。像很多后来破碎的家庭一样，我们关系开头也是不错的，甚至相当不错。那时我们都在县城教书，虽然不是一个学校，距离也比较远，白天难得在一起，但晚上几乎天天相聚。我们相聚时，便细说着白天积压起来的话，说高兴了就做爱，做了爱就睡觉，睡醒了就又匆匆忙忙去上班。逢上节假日，可以不去上班，就想法子寻开心，有时去郊游，有时一道访亲友，要不就在家烧个好吃的。我是北方人，爱吃面食，她总是照顾我，经常劳神费力地做出各种我嗜好吃的面食，自己则炒点冷饭，弄点咸菜，将就吃了。她是南方人，有一只南方人的胃，是一只被精良白米饭宠坏的胃，不爱吃面食，做面食也是笨手笨脚的，做不好，可我总觉得好吃。这就是个感情问题。那时的感情可能就让我吃碗生面粉，我也会吃得巴啧巴啧香的。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到。 “小伙子，吃啥子？” “老样子。” “还是一碗面？要辣椒的。” “没错。” “小伙子，你就是前面大楼的？” “嗯。” “还没成家？” “嗯。” “要不大妈给你说一个？” “好啊。” “今年有多大？” “三十五。” “哦，不小了，真该找一个了。” “是啊，大妈，拜托您啦。”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都可以。” 是的，什么样都可以。人是要变的，你说我妻子，以前是多好，可现在变了。我也变了。人总是要变的。人又不是石头。石头也要变。我们家客厅的地面砖有一半都裂开了，天花板也有几条裂缝。你想想，连钢筋水泥都要变样，更不说软趴趴的人。既然会变，现在是什么样就无关紧要的了。 想想看真是，我妻子以前是那么好，可现在怎么就不好了，要说以前我什么都不是，现在嘛不管怎么说，进了大城市，我还写了不少小说，在这个城市还是小有名气的，出门去没有有权有钱的威风，但有些作家的尊严。 “你是说你是作家？”我妻子格格格笑。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是作家的老婆？” “嗯。” “狗屁！”我妻子的嘴巴歪了，“我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什么也不是！”现在她连眼睛也歪了，“作家？连老婆都养不起的人也叫作家，你别作践作家了，好不好？” “你干吗要我养？你那么能干还要我养？” “谁要你养？你养得起吗？就你那点钱能养谁嘛。” “你现在怎么变这么俗气，开口就是钱不钱的。” “是啊，我臭，我俗，这说明我连俗心都得不到满足，你觉得这样你很伟大，很光彩，很……” 老实说，这只是她烦我的一种情况，应该说，这情况还不怎么过分。有时候，她看我一走进书房，我们家里就不会有安静的，凳子、桌子、电视机、收音机、各种门窗，包括坐便器，都会发出气呼呼的声音。一般这时候我采取不理睬措施，把我书房的门关紧了事，有时实在不行就往耳朵塞上两朵棉花。这样开始有点不舒服，但慢慢也就习惯了。问题是她看习惯了，就不习惯了，就会换种方式吵你，什么方式？看吧。 “嗨，亲爱的，你在写作吗？” “嗯。” “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我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我回过头来，看着她。她在沙发坐下来，朝我伸出一只手。 “可以给我一根烟抽吗？”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我没给她递烟。 “这东西还要学吗？这又不是搞你们神圣的创作，需要天荒地老地学。”她走到我身边，自己拿了一根点上，假模假样地抽了一口。 “呸！这是什么烟啊，怎么臭烘烘的，这烟多少钱一包？” 我知道她又准备挖苦我了，我才不上她当呢。我说：“你不是说有事，说啊。” “嘿嘿，原来我的丈夫抽这么差的烟，真叫我难过。”她走到我身边，装得很疼我似的，“哎，亲爱的，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差的烟，你没钱吗？” “这难道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事吗？” “你说呢？” “我问你。” “现在是我问你……” 我知道她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看我在写东西不顺眼，所以要跟我来寻寻烦恼。一般来说，只要她找我来说话，不管开始是怎么友好还是亲热，不管亲热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肯定要吵起来。我们俩谁都不怕谁，好像很平等，但不是平等的相爱，而是平等的吵闹。吵来吵去，弄得我什么事也不想做，也做不了。这肯定是不行的，人不做事怎么行？后来，我想通了，我想既然我写作她不喜欢，那我就换个事做做吧。我找到一个画画的朋友，请他帮忙给我找个我妻子可能喜欢的活干。 “什么样的活她才可能喜欢。” “大概只要能挣钱就行了。” “你不是立了誓言要献身文学吗？” “时过境迁，我妻子变了，我也变了，现在我只想过安宁日子。” “难道有钱就安宁了。” “也许吧，试试看吧。” 朋友真给我找了个能挣钱的活，给广告公司打工，写广告词。这个活我干得不错，收入比我要求的多得多。我想这样我妻子该满意了。确实满意了一阵子，但后来又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她看我整天跟公司一群姑娘在一起，怀疑我跟那些姑娘中的某一个好上了，于是又不高兴了。她不高兴，我们家里哪会有安宁。 “你回来了。” “嗯。” “现在几点了。” 我看了看时间，比平常迟回来了一个半小时，那是因为我们陪一个客户吃了一顿饭。老实说我还是提前走的，他们吃完了又去卡拉ok了。 “我不是说了我今天有事。” “什么事？” “陪个客户吃饭。” “是个女客户？” “不是。” “是个男的？” “嗯。” “那多没意思。” “是没意思。” “可是小金在就有意思了。” 她说的小金是我同事，我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知道她怎么就怀疑上小金了。也许是给我家打过几个电话吧，可那是她的工作，她在公司负责内勤，上传下达的，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可说的。可我妻子就有说的。 “我最讨厌你这种男人了！”她开始骂人了，“敢做不敢说的。” “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哼，你非要我说吗？” “说吧。” “好，你等着吧，我会跟你说的。” 她没跟我说。但是，有一天，小金在公司里指着鼻子骂我神经病，我这才知道我妻子去找过她了。我以为她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她还这么没羞耻。这件事的结果使我离开了广告公司，我怎么再呆下去呢？虽然我不是个神经病，但我家里有个神经病。 现在我又回到家里，像从前一样“献身文学”，也像从前一样白天黑夜的“和我妻子吵吵闹闹”，打发时间。也许是受小金的刺激吧，她现在对我的“忠心”很持怀疑态度，所以常常莫名其妙地来考验我。 “嗨，我今天晚上要很晚才能回来。”她这是在给我打电话。经过话筒的过滤，我觉得她的声音还是挺不错的。 “干吗？”我问她。 “有人要请我吃饭。” “嗯。” 你不问问这人是谁。” “是谁？” “是个男的。” “嗯。” “我们吃完饭可能还要去跳舞。” “嗯。” “你不吃醋吗？” “你希望我吃醋吗？”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什么都想知道，比如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跳舞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么说，你希望我去跟人家吃饭、跳舞？” “也许吧，随你的便。” “哼，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根本就不爱我！” 她把电话挂了。 我想她今天可能不会回来了，但是没多久她就回来了，当然是气呼呼的，一见我就把她的拎包朝我甩过来。我一闪身，躲掉了飞包，心里在发笑，哪有什么男人，她只是在吓唬我。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妻子不但对我厌烦，还恐惧呢，总认为我在外面养有野女人。她怎么认定我在外面有野女人？理由有如下之三： 1.她老了，胖了，没有以前动人了； 2.我身边有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 3.养野女人现在是种时髦。 其实，我妻子现在一点也不老，虽说是过三十的人，但由于没生孩子，又注重保养，怎么看都没有三十岁。说胖是有一点，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还喜欢胖的，比如我就喜欢她现在的样子。我指的是身体，有点胖，但不肥肿，反倒有风韵。我跟她这么说，她就认为我是在撒谎，是我心亏（在外面养了野女人）想讨好她、麻痹她。其实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其实我这么说就是想让她知道一切都是好好的，我们应该好好地过下去。说真的，我也不想离婚。说真的，三十多岁的人了，谁不知道离婚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不是件好事。所以，我常常安慰她，鼓励她。 “嗨，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你一点不老，也不丑。” “是吗？” “是的。” “人家都说我老了。” “人总是要老的，但是……” “说啊，你想说什么？” “要我说，在我朋友的妻子中，你比她们谁都好看，谁都没你那么看起年轻。” “谁都说我胖了。” “这不叫胖。” “叫什么？” “风韵。” “风韵？” “嗯，你知道，我喜欢你现在有风韵的样子。” “哼，骗鬼去吧！” 我说得很认真，可她就是不信。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她真可怜，因为她把世界看得那么可怕，连丈夫都无法让她信任。但有时我又觉得她一点也不值得可怜，因为她自己本身就在让这世界变得可怕。她脆弱，但不懦弱，一点也不，她跟踪我，引诱我，试探我，偷看我日记，查看我电话单，而且还不允许我指责，甚至连解释也不允许。不允许就不允许吧，我沉默就是了。沉默也不行。沉默等于默认。 其实我知道，她咬紧牙关讽刺我、否定我，跟我要我明明没有的东西：貂皮大衣、金手镯、银餐具、汽车、手机，都是因为我在外面有了野女人。当然这不过是她的胡思乱想，是她的一个自卑的恐惧的念头。这个念头把她伤害了，她就来伤害我，想方设法地伤害我。她现在经常抽烟，人越多她越爱抽，而且抽烟的样子很夸张，像个妓女似的。她还常常当我面跟我一些朋友说一些很露骨很难听的话，好像就怕你把她当作淑女了。我说她两句，她就说我是吃醋，说我“只准自己放火，不准她点灯”。如果不说两句，她就说我不管她，说我巴不得她跟人家跑了，反正我怎么着她都有说头。 这个时候，我一般懒得去答理她，只管钻在自己房间里读书、写作。以前我心绪不好是看不进书的，更不要说动笔写东西，但现在锻炼出来了。现在我心绪经常给她弄得乱糟糟的，没这能力怎么行，我总不能每天在无尽的怄气和吵闹中打发一辈子吧。不是说我有多么远大的抱负，我只是要有些平静，有些必需的快乐。而要这些，看来她是无法给我的，我只有去亲近书本和稿纸。可她一见我这样子，心满意足的样子，平静如水的样子，她就不高兴，就觉得我夺走了她什么，就要来找我茬。 “你在干吗？”开始的声音还是比较中听的。 “写东西啊。” “写什么？” “小说。”我伸了伸懒腰说，“我还能写什么。” “我以为你又是在给哪个傻写情书呢。”这下声音明显变了，变得刺耳了。 “你又来了。” “不是我又来了，而是你经常来这一套，当初你不是靠几封烂情书把我骗上床的，你说是不是？” 我不理她。 她更来劲了。 “不知这回上当受骗的又是哪个傻？真可怜，都什么时代了，还在用这么笨拙、这么廉价的东西哄人。你不知道，现在人家勾引的手段有多爽气，动不动就是什么高档饭局，名牌衣服。不过光是这玩艺，叫我顶多让他牵牵手，跳个舞罢了。当然，只要他加得起码，我也乐意提档，有什么可不乐意的？不乐意白不乐意，反正你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 我还是不理她。 “哼，这正中你下怀是不？我才不傻呢，我有我的阴谋。你阴谋我，我也阴谋你。这是你教的，我的阴谋都是你教的。你在阴谋我，其实是在给你自己掘坟墓，哈哈哈，聪明反被聪明误。” “行了，”我终于开腔，“说那么多干吗？” “哼，你做这个那个，我连说都不能说啊，你是什么人，省长！市长！还是董事长！” 听着，她开始吼叫了。下面是我的，我的声音更大。 “我怎么啦——！” “你很好，你是个作家，你会写情书，你写的情书傻都爱看。” “猪！你这头猪！”我忍无可忍，发作起来。 “狗！你是条狗！”她的气势一点不弱。 我说：“我要是条狗就好了，就可以咬你两口。” 她说：“所有的狗都以为自己是人，但狗就是狗。” 我说：“是的，”我开始放低声音，“狗就是狗，我是狗。”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朝她缓缓走过去。她以为我是被她的凶相吓着了，想软下来跟她讲和，所以傲慢地仰起头，是想摆摆架子呢，想不到我一靠近她就猛地一挥手，一记耳光不轻不重，响在她仰起的脸上。 起初，我打她，她就跟杀猪似的哭，声音一般是越哭越小，最后变成二胡的唱，呜呜咽咽的，婉约而哀伤。这往往令我动恻隐之情，于是我就找最动听的话去安慰她。你要相信我做安慰工作的水平（只要心情好我做什么事都有水平），反正过不了多久，她肯定会破涕为笑，而且变得特依恋，特温柔，像个孩子似的钻在我怀里，久久不出声——像在吸奶，又像被无穷的幸福醉倒了。我太喜欢她这个样子了，喜欢就想来那个……我发现，每次这个时候我们做爱总是特别成功，所以事后我常常这样狡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一次爱。” 事情最后这么结束应该说是很不坏是不？但问题是不会永远这样的，比如有一天，我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哭，而是用冰冷的眼狠狠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恶心。我真想再补她一记耳光，但又想这太过分，于是就一摔门出走了之。 这样也好。但也不是永远这样，比如又有一天，我又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用冷眼看我，而是像只母老虎似的朝我扑将过来，跟我激烈地厮打。你们想想，她能打得过我吗？打不过她也不认输，干吗？毁我的东西。 “你放手！” “嚓！嚓！嚓……”一沓稿子撕成碎纸片了，而且肯定是我刚写的。 “你敢摔！” “嘭——！”这下一只陶罐碎了，它是我从郑州背回来的。 “嘭——！”又一只。 “嘭——！”又一只。 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真正的没法过。我们之间所有有点好、有点回忆价值的东西，毁的毁，弃的弃，忘的忘，伤的伤，痛的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像我们想像的一样成功、美满。尽管我想得很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要说我对她不忠，那是没有的事，不是没机会，而是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因为……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我心理有障碍：我怕卷入一种更复杂和说不清的无聊之中。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算是认定了，就是我们俩的缘分已尽，长远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想到离婚。 “我们离婚吧。”确实是我先开的口。 “好啊，”她答应倒是很爽快，“给我十万块钱，我就离。”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因为我没钱。 “那你就别提离婚的字。”她否认得也很不犹豫。 “你不想离就好好过。”我缓了口气。 “谁说我不想离？给钱就离！”她的口气更大。 “你明知道我没钱。” “没钱就不离，我才没这么傻，值钱的时候你说要就给你了，现在不值钱了你叫走就走，没这么简单。” 你们看看，她把自己当什么了！ 还是那个老同学，真难为了他，每次吵了架，他就来劝架，听我无休无止的牢骚，替我里里外外地把脉，分析。他分析的结果，认为我们的缘分还没尽。 “为什么？” “你今天没钱她跟你要钱，这说明她不想离婚。” “不想离就好好过嘛，我又不是非要离。” “女人就是这样，胆子小，毛病多，为什么说女人难养？女人不是一面鼓，可以随随便便地乱敲，怎么敲听上去都欢欢喜喜的，女人是把小提琴，别别扭扭的玩艺，非得你刻刻苦苦练上几年才能弄出点像样的声音。 “我是她的鼓。” “差不多，男人都是女人的鼓。” “她把我敲坏了。” “她也敲得很累。” “真不如咬咬牙离掉算了。” “问题是她不跟你离。” “怎么办？” “没什么办法，凑合着过呗。” “我真他妈想离。” “你从哪去弄这十万块钱？” 是啊，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弄不到十万块钱。不，说不定哪天我发横财真有了十万块钱，她没准就不要钱而要其他的了。这很可能，是的，这很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好起来总是有止境的，而一旦坏起来却是永无止境的。 2000年5月 三朵玫瑰 秘密的经典 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代表的都是昔日的荣耀或重要，它们在留下时间和历史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它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伙伴。所有成长起来的人都老了，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死了，但他们的伙伴却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越老越壮。因此，它们不但属于我们的祖先，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它们变得像时间一样长生不老，又像空间一样辽阔无垠。它们是所有，也为所有的人所有。 现在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论经典，这种“经典”不是所有，也不为所有人所有。 二十年前，我是个数学课代表，和我们数学老师，包括他年轻的妻子有着良好的关系。二十年前的十年前，我老师跟当时很多人一样被原来的单位和家庭抛弃，来到了我们中学。他没想到，从此他却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生浪漫又勇敢地做了他妻子。除了耳朵有点背，我觉得我们数学老师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复旦”的学识使他把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变成了数学天才。黄昏的校园里，我时常看到老师和他年轻的妻子并肩散步，他们远走的背影常常令我浮想联翩，梦想出自己将来的种种浪漫和幸福。 夏天来了，学校里空荡荡的，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和老师告别。师母告诉我，老师去县城了，我需要等待才能和他告别。从中午等到下午，又等到傍晚，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等到老师归来，倒是等到了一场倾盆大雨。雨是傍晚前突然发作的，它的匆匆而来似乎预示它必将匆匆而去，不料它却迟迟不去，甚至越演越烈。我不知道这场疯狂暴雨将老师留在了县城的谁家里，反正我是被这场该死的雨尴尬地搁在了老师家中。好在师母盛情不倦，多少令我些许安慰。看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将我安置在一张临时架设的钢丝床上。也许是钢丝的柔软，也许雨夜的凉快，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利用我做梦的时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变得晴朗，师母变得无法让我继续酣睡。 像有根毛毛虫跌入了耳朵，我醒来，听到一个悲切的呜咽声缭绕不散。呜咽声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牵到了师母房前。纱门是挡不住目光的，何况还半开着，我看见银色的月光在师母抽动的肩膀上如水荡漾。我怯懦地喊道—— 师母； 师母； 师母…… 不知是喊声太小还是过分悲切，师母对我的千呼万唤置若罔闻。 无奈中，我轻轻地推开纱门，抬起脚步，一边迈着，一边喊道—— 师母——一步； 师母——两步； 师母——三步 我没有觉得这样往前走会走到师母的怀抱里去，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我走到师母背后时，她突然转身把我紧紧抱住了。 一个银色的夜晚，一个曾经浪漫和勇敢过的女人，就这样再次展露了她特有的浪漫和勇敢。但这次的浪漫和勇敢似乎远远超过了前次（对我老师的那次），以致把她自己都吓坏了，更不要说我。在我重新回到钢丝床上躺下时，她不知怎么的突然跪在我面前，要我发誓一切都没发生，或者说一切都在梦中。 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是无法分摊给别人的缘故吧，这个银色的夜晚一直完整又牢固地盘踞在我心中，伴随我度过了每一个白天和夜晚。谁知道要没这夜晚我这一生会变成另外的什么样，但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这个夜晚我如同拾到了一笔不义之财，我将它秘密地存在银行里，多少年来我从未去动用过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在动用我，对我发生点点滴滴的作用。 我永远不会说我的这个师母是谁，但我要说，这个银色的夜晚对我来说就是经典。而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典。与通常意义的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是个人的、秘密的，但除此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致陌生女人 我是去广西河池走亲戚的，初次出门使我对这次孤独远行有着莫名的惧怕。火车到湖南衡阳时，我的神色一定变得十分慌张，因为我将在此地转车。深夜11点多钟，月台上人影稀落，我下得车来，甚至不知如何出站。出得站来，又不知如何办理转车手续。一位流动售货员看我手上捏的是至河池的通票，告诉我应去“那里”签票。我顺她手指方向看去，看到的是昏暗的夜色。我往昏暗中走去，走进了一条冷僻的小弄。走一会，我又怀疑地退转回来，因为我简直不相信这小弄能带我去签票的地方。 刚回转两步，我看见一个人影闪入小弄，橐橐地向我走来。昏暗中，我看不清她脸，只觉得娇小的身材，甚至走路一冲一冲的样子，都很像我一个表姐。我是决计要请教她的，所以一近身就主动向她打问。她看我一眼说，走吧，我也是去签票的。她带着我走，一边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去哪。我说是哪。 她说，那我们不是一路的。 那我该去哪儿签票？我停下来，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她奇怪地看我一眼，笑着说，你没坐过火车吧？签票都是一起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第一次出门。她问我多大，我说18。也许是为安慰我，她说她在我这么大时也没出过门。她声音柔柔软软的，吐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跟我表姐不一样。 出小弄，便看得到签票的窗口了，没几个人在窗前。我们过去后，自觉地排了队。她让我排在前面，所以我先签了票。当她也签完票掉头要走时，突然看我还在一旁立着，便过来问我签的是哪趟车次。我将票递给他。 她看看说，哟，是明天中午的，你该找个旅馆住一夜。 可……我嗫嚅道，你……不找旅馆？ 她说，我马上就走，没必要找旅馆。 那、我……怎么办？我又嗫嚅起来。 我慌张无助的样子表明了我不是非要缠着她，只是需要她帮助。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带你去找家旅馆。 于是我们又从小弄返回去，穿过车站广场和马路，去找旅馆。 七月的衡阳，暑热难挡，大街上躺了很多人，原以为这样旅馆就会好找，结果找了两家都说没床位。第三家稍为上点档次的，说有个双人间，十块钱一个铺位。 行不行? 我咬咬牙说，行。 一进房间，我把东西一撂，准备送她回车站。她一边环视着房间，一边让我不要着急，说还有两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起来。这时我们话明显多了，彼此也有几分亲切。不知怎么的，她说她女儿比我还大一岁，使我大为惊讶。我问她有多大。 她说，可能跟你母亲差不多吧。 一说年龄，果然是我母亲的同龄人。但她确实不像个40多岁的人。 房间里没电扇，也没开水。聊着聊着，她突然起身出去，说是去买点喝的。我说我去。她挡住我去路不准。一着急，我又犯傻地说，我有钱，并着急地摸索起口袋来。 她突然格格笑起来说，我知道你有钱，但都是你父亲给的。 说着，轻轻拍打了下我额头走掉了。 当时已12点多钟，商店大概都打烊了，我等很久她都没回来，而我一天多来还没闭过眼呢，等着等着就困得不行，倚在床铺上瞌睡起来。我并不允许自己睡死过去，但就是睡死过去了。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是后来像是被什么突然惊动了下，我矇矇眬眬睁开眼，看到她正立在我床前，出神地望着我。 我也望着她，一动不动地。 忽然，她俯下身说，我要走了，小伙子，再见。 不知怎么的，她双手像梦一样伸过来，捧住我脸，用力地亲吻着我嘴。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响应，只是睁大眼望着她。后来，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对我说，你很可爱，小伙子，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这样不好，就对不起了。接着又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说，这是表示对不起的。说完像风一样刮走了。 如果我当即追出去，一定可以追上她，但我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丧魂落魄地瘫坐在床上，像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坏了，或是被这从未有过的两个吻弄晕了。当我终于追出去，她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她。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牙牙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就感到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 过去了那么多年(15年了)，我依然不知她是何许人，姓甚名谁。我记得她说过，她爱人是谁，这人是当时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曾想根据这一线索去寻找她，去真正认识她一下，但终因犹豫不决，也许是害怕，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去找过。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她还是不是那个主持人的爱人。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甚至已记不得她的长相和声音，但那用力的一吻却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仿佛两个幽灵 有些男人在一起喜欢谈论各自的艳遇，和那些喜欢谈论钱财名分的男人相比，我更喜欢前面那些男人。我知道，他们谈的不一定都是事实，但虚构的艳遇故事对我依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只是不知道对别人是不是同样具有魅力。为保险起见，我决定放弃所有道听途说的，来说一段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是艳遇方面的），我想只有这样，我才敢保证它绝对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 十年前，我在首都北京求艺时，经常伙同有良好居室的男士张罗一些家庭party。迷离的灯光，迷离的音乐，还有更多迷离的东西，常常使女人们都变得迷离不堪。我深有体会地想，在这种地方，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可以追逐的。有人说，没有哪个女人愿来这种鬼地方，问题是这个人说错了。说老实话，我们迎来的女人虽然不多，但也不少，而且还在源源不绝地增多，几乎每一个party上都可以看到一两张陌生的面孔。 冬天的时候，一个三流女歌手为我们大伙带来了一位姑娘，她穿一身黑，越发衬托了她牛奶一般的细皮嫩肉：她无可挑剔的姿色令在座的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除了娇好的姿色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宁静而矜持的神情。这种神情使她看起来像个淑女。 淑女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她确实没干什么，我们大呼大叫地喝酒，调笑，打闹，一个诗人和女画家甚至就在她身边喝上了“嘴中酒”（就是把酒含在嘴里又灌给另一张嘴），喝得大伙群情激扬，惟独毗邻的她，视而不见，声色不动，像个规矩的仆人。有人好心敬她酒，她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她不知道彬彬有礼在这里并不是受赞赏的风度，而是遭痛斥的垃圾。时过境迁，一个在其他餐桌上可能成为众星捧月的倩女丽人，在这张饭桌上已变得分文不值。 就这样，她很快离席而去，到客厅里独自听起了“随身听”。当我们酒足兴起，拥到客厅，打开迷离的灯光和音乐准备起舞时，她又像个影子样的不见了。所有男的，包括女的，都指责歌手带来了这么个“东西”：一个我们对岸的人。 歌手向我们连连致歉的同时也据理力争:谁都有启蒙的时候，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调教她。 她说得一点没错，但这里的人也许都是急功近利者。我没有看到谁去调教她，大家沉醉在眼前的迷离中，似乎都忘记了她还在这屋子里的某个角落。不过，也许很快就会离开。我相信，如果她要走，这里没有谁会挽留她的。 第二回合舞曲开始时，我被轮空撂在一边，无聊中我想起这屋子里还有个女人，也许有点烫手，但我想只要自己不去碰她又怎么会烫着呢。在卧室的阳台上，我找到了她，她正倚靠在阳台上眺望远处，臀部撅起的样子十分性感。 你是一个人吗？我无话找话地。 她回过头来，看了看我，浅浅地笑道，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个人，我就是一个人。 她的笑和调侃使我感到意外，也感到亲近。我说，这话应该我来说。 为什么？她显得很认真地。 我说，因为今天晚上你沉默不语的样子很不像个人。 像什么？ 像天使。 她突然格格格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这是在讨好我吗？你是不是经常这样讨好女人？ 我说，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 这么说我很荣幸哦，她落落大方地说，需要我感谢吗？ 我说，你打算怎么感谢我？ 她说，你想我怎么感谢你？ 黑暗中，我觉得我不是在跟饭桌上的那个淑女在一起。我向她逼近一步，告诉我，你是谁？ 她没有往后退，只是换了个姿势说，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她这个姿势让我感到她除了臀部之外的性感，比如她饱满的胸，无所谓的样子。 我故意把声音压低说，因为你吸引了我。 是吗？她笑着问我，那么你说，我有什么吸引了你？ 我想了想，决定试探她一下。我说，我有两种说的方式，需要你自己选择。 哪两种？她做出讨教的样子。 我看她一点不畏惧我的进攻，那么我干吗不进攻呢。我闪烁其词地对她说，一种是像文明人一样用语言来说，一种是像原始人一样不用语言，因为原始人还没有发明语言。你希望我做文明人还是原始人？ 嗯——她沉吟道，这就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一下抓住她手，对不起，我可能是个原始人。说着我亲了一下她的手背，你看，原始人就是这么说话的，你听到什么了？ 她礼貌地抽回手，耸了耸肩膀说，我听到一个原始人在滔滔不绝地说，你可能是个伪造的原始人吧。 你是希望我什么都不要说？ 你还想说吗？ 这时候，我没什么犹豫的，一把将她揽在怀里，对着她耳朵悄悄说道，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个真的原始人，什么也不说了，好吗？ 她跟我一样悄悄地说，可我怎么还听到有人在说话啊。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用她的嘴堵住了我的嘴。她的唇柔软又温暖。 谁也想不到，这个party最精彩的内容就发生在阳台上。从亲她的手到后来的一切，我感觉，如果说她是一杯牛奶，我就是一桶水，她是那么默然又温存地顺从着我对她的一点点吞没，使我彻头彻尾领会到了什么叫艳福，什么叫奇遇。 现在我知道了，她不是我们对岸的人，她就在我们中间，随时等待着你去引诱。和我们经验中的这种女人不同的是，她没有把等待暴露在声色中，她的等待像没有一样默默无息，看不见，感觉不到，只有当你着手去引诱她时，才发现什么引诱都是多余的，隐秘的等待使她变得比你自己还要热烈，还要慷慨大方。和那些咋咋呼呼地希望你去勾引的女人相比，她要更显得庄重而神秘，因而也显得更为刺激有味，甚至回味无穷。 这个神奇的女人似乎决计要对我神奇到底，她到分手时都不肯告诉我她的任何什么，包括姓名。她也不需要我的什么。我以为她是后悔了，问她，你恨我吗？ 她说了一个“no”，然后这样开导我说——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两个无名无姓的人，就像两个幽灵，以后不可能再有这种美妙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有以后的好。 说着笑笑，像要上来跟我吻别，其实是转身而去，跟我永别了。 我敢肯定，我们分手时连个“再见”也没说。 冬天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我把这个冬天的这个夜晚想了又想，以致我都糊涂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我的臆想。 1998年6月 私人笔记本 成长 飞机 01 三岁前，我只有一个记忆，是妈妈说的一句话。我小时候的记性不大好，两岁零八个月时，我家对门的小海妈妈发疯癫，把自家的猪圈烧了，奶奶说我当时趴在窗洞里看了个从头到脚，高兴得又唱又跳的，看大人们在打水救火，我还站在窗洞上撒尿，说也要救火。奶奶说这么大的事我应该记得的，可我就是记不得，奶奶怎么提醒我都没用。奶奶说我这人是豆腐记性。豆腐记性就是记性不好的意思，像豆腐一样软、一样嫩、一样经不起事的意思。奶奶还说，豆腐记性的人都贪玩，将来读书就麻烦了。奶奶说这些话时总是要摇头，有些很担心的样子。可妈妈不担心，妈妈对奶奶说，我们小明有个好爸爸，读书不好照样可以做城里人，不要担心的。说着，妈妈把我揽在怀里，一边亲我的脸蛋一边对我说，乖乖，你爸爸当干部了，要带我们去城里生活呢。啊，乖乖，你爸爸了不得呢，我好高兴啊…… 三岁前，我记住的就是妈妈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没什么特别的，我记性那么差，按理是记不住的。但妈妈后来经常说这句话，所以就记住了。妈妈说，她第一次跟我说这话时，我才两岁半，比小海家猪圈着火还早呢。我想，如果小海家猪圈要是经常着火，我也会记住的。就是说，我记不住小海家猪圈着火这么大的事，反而记住妈妈说的这句话，完全是靠妈妈说得多，她经常说，反复地说，从我三岁前一直说到我七岁。七岁以后，妈妈不说了，因为我和妈妈已经到爸爸单位上生活了，做城里人了。我记得很清楚，是爸爸亲自来接我们走的，先是坐了汽车，然后坐了火车，然后又坐汽车，这样过了三天才到爸爸单位。一路上，妈妈好像知道以后不可能再说这句话，所以老是在说，说了很多很多次，每次说，她总要把我抱在怀里，又是亲我又是逗我的。 我喜欢妈妈这个样子，很幸福，很温柔的，温柔得好像从来不会骂人。其实，我妈妈经常要骂人的，骂得最多的是我，然后是奶奶，然后是爷爷。不但骂人，还骂畜牲呢，家里的小黄狗、老母鸡、小猪崽、老山羊、小白兔，都被她骂过。好笑的是，有时候，妈妈还骂天空，骂太阳，骂烟雾，骂道路，反正她心里一烦，见什么都要骂。奶奶说，妈妈前世一定是被人骂死的，所以来世要不停地骂人，报仇呢。奶奶还说，骂人骂狗都是无所谓的，就怕她（妈妈）哪天不小心骂着了老天爷，就麻烦了。我问是什么麻烦，奶奶说那只有老天爷知道，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天上到底有没有老天爷，奶奶说是有的，妈妈说是没有的。妈妈说奶奶说的都是屁话。这也是骂人的话，在骂奶奶呢。 妈妈只有爸爸是不骂的，因为爸爸是爸爸，是城里人，要带我们去城里生活的。这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是爸爸很少回来，一两年才回来一次，呆一个月又走了。妈妈曾对我说，爸爸比皇帝还难见。有天夜里，我听到妈妈对爸爸也在这样说，说做皇上的女人真没劲，一年365天都见不了一面。然后我听到爸爸说，快了，快了。妈妈问还要多久。爸爸说，争取明年吧。明年，还是不一定的，还要争取，这怎么叫“快了”？我想妈妈这下一定要生气骂爸爸了，但妈妈却抱住爸爸，一口一口地亲嘴。亲嘴怎么还能骂人？骂不了的。 真正的，妈妈以前是不骂爸爸的。我说是以前，后来，就是我们到爸爸单位上后，慢慢地，妈妈也开始骂爸爸了。连爸爸都要骂，等于什么人都要骂。所以，我认为我妈妈是个爱骂人的妈妈。因为老是骂人，所以我基本上不大喜欢她。我喜欢爸爸。爸爸从来不骂人，也不大爱说话，尤其是单位上的事，更是不爱说，还不准人问。妈妈问了，他当耳边风，当听不到，不闻不说，骂他也不说。妈妈说，爸爸是乌龟投胎的。爸爸说，妈妈总是爱问一些她不该问的事。妈妈说，你跟我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还有什么不该问的，都该问。爸爸说，他工作上的事就是不该问的。 爸爸的工作好像有点神秘的。 02 爸爸说，不是神秘，是保密…… 爸爸的嘴唇厚厚的，舌头也厚厚的。厚就是不灵活。嘴唇和舌头不灵活的人，说话总是说不玲珑。爸爸就是这样，他说“神秘”和“保密”，总是说不玲珑，我听着，感觉像没什么异样的。但感觉归感觉，事实是事实，事实是爸爸的单位是个保密单位，在离我老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前，妈妈总说爸爸是城里人，可实际上爸爸这里哪是城里，是在山上，离真正的城市远着呢，中间隔着两座山，坐汽车都还要半个多钟头。爸爸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保密单位，所以才需要建在山上。山上没人的，好保密。 不过，我希望还是在城里，在山上怎么叫城里人呢？我觉得，爸爸这地方跟我们乡下没什么两样的，房子都造在朝阳的山坡地上，门前有树，屋后有菜地，有鸡窝，路上有东张西望的狗。早上，鸡一遍一遍地叫，夜里，狗有时候不叫，有时候乱叫。那些狗啊鸡的，叫的声音，跟我们村里完全一模一样的。有一次，我跟妈妈这么说了，妈妈似乎有点不高兴，用大眼瞪着我说，你在家里能在早上晚上一遍遍地听到军号声吗？这倒也是。这里虽然没有一个解放军，也看不见一杆枪，却老是吹军号，跟部队上似的。有一天，爸爸好像给我透露了一点秘密，说这就说明这里不是一般的单位。至于怎么个不一般，爸爸又说这是不该问的。爸爸还交代我，也交代妈妈，我们平时可以在院子里玩，但不要走出院子。我问为什么，爸爸说这山上毒蛇特别多，树林里还有野兽，野猪、大灰狼、狗熊，都有。 刚来的时候，我和妈妈像老家村里的治保干部一样，整天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们不敢走出院子，怕外面有蛇。我是最怕蛇的，妈妈也怕。妈妈说，蛇是吃坟墓里死人烂掉的肉长大的，浑身都有毒，唾沫星子都有毒，吓得我们只敢在院子里走。院子里都是水泥路，妈妈说蛇不长脚的，走不来水泥路，上了水泥路，就像人上了冰冻地，走不快的。但是，院子还没有我们村子大，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到院子外头去了。走出去才发现，院子外头还是水泥路。这下妈妈胆大了，带着我乱走，反正没事情。有一天，妈妈带着我从一扇小小的铁门出去，走着走着，走到一扇很大的铁门前。铁门关得死死的，我们刚在门口站一小会儿，里面就有人出来，是个半老头子，戴着红袖章，说话很凶的，问我们是什么人。妈妈报了爸爸的名字，他才变得客气一点，说这里不能进的，要我们走开。就在他跟我们说话时，门开着一条缝，我从门缝里看进去，看见一堵墙，上面写着好大的字。我没读书，不识字的。可妈妈说我应该认识上面的一个字：人，她教过我的。我说，我没看见上面有“人”字。妈妈说，怎么没有，有好几个呢，接着把那些字一个个都背给我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真有好几个“人”字呢。妈妈说，这是北京毛主席说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国家很强大，谁都不怕，美国也不怕，苏联也不怕。后来，在回来的路上，妈妈告诉我，爸爸就在这大铁门里工作。过了好些天，妈妈又告诉我，爸爸在里面好像是在造打美国佬的武器。秘密武器。我听着，紧张得连骨头都收紧了，夜里还做了梦，看见爸爸在造一辆大坦克…… 有一天，是星期天，妈妈还在睡觉，爸爸带我去食堂买馒头，我一下子见了很多爸爸单位上的人。有一个人，好像跟爸爸很熟悉的，见了我很高兴的样子，把我高高举起来，举过头顶，说要把我当炸弹扔出去，吓得我哇哇大叫。事后我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的。但是他说的“炸弹”提醒了我，使我想起应该问一问爸爸，他是不是在铁门里面制造打美国佬的秘密武器。大坦克。爸爸听了，一下捂住我嘴巴，不准我往下说。其实，我不是大声说的，我是小声说的。但还是把爸爸吓坏了，连脸都白了一层。从食堂里出来，爸爸很严肃地问我是从哪听说这事的。我说是妈妈说的。爸爸气得一声不吭，拉着我气呼呼地回到家，把妈妈从床上叫起来，同样十分严肃地问她：关于造武器的事，他是从哪听来的。 开始，妈妈没注意到爸爸的严肃，还嬉皮笑脸的，开玩笑说是爸爸自己告诉她的。爸爸说不可能。妈妈说，怎么不可能，这里人我都不认识，你不说，谁来跟我说这些？说得爸爸脸色又白了一层。爸爸怀疑是自己在梦里跟妈妈说了这些，便认真地交代我和妈妈，千万不能说出去。妈妈问，如果说出去呢？爸爸说，如果说出去，叫领导知道了，他一定要挨处分的。妈妈这才说真话，骂他：你这个乌龟，白天都不说话，还在梦里说呢，想得美。妈妈说，她这是听对门楼里的一个家属说的。我知道，妈妈说的人就是兵兵妈妈，这两天妈妈经常去她家串门。妈妈对爸爸说，兵兵爸爸比你官还大，是个科长，要管几十号人呢。爸爸生气地说，就凭他说这个，就不配当科长。妈妈说，那你去告他啊。爸爸说，告什么告，咱们把自己管好就行了，人家的事人家自己去管吧。 这一天，我注意到，爸爸总是有些心神不定，老是一个人抽烟，好像在想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到晚上，散步回来，爸爸想了一天，好像终于想出一个方案，十分认真地把我和妈妈叫到一起，又十分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在单位上干的是机要员的工作。爸爸说，这工作在任何单位都很重要，在这里就显得更重要。因为，爸爸说，这里本来就是个保密单位。妈妈反而怪他，说，既然可以对我们说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爸爸说，其实是不能说的，对谁都不能说。妈妈说，那为什么这会又突然要跟我们说。爸爸说，他是担心我们不明白他工作的特殊性，在外面听到一点什么跟着到处乱传乱说。爸爸说，同样一件事，别的人跟着说也许没什么的，反正大家都在说，也不好去追究到底是谁先说的。但我们要跟着说，别人会想当然地怀疑是他先说的。所以，爸爸要求我们，以后有关单位上的事，我们一定要学会当个聋子，做个哑巴，任何情况下，对任何说法都不要去听，更不要去传。爸爸说，传了就要引火烧身，就要吃冤枉亏。爸爸还说，他的工作最要求嘴巴严，嘴巴松，饭碗都要丢掉，说不定还要去坐牢。最后，爸爸告诉我们，虽然他没有当科长，只是一个科员，但他不是一般的科员，而是机要员，是掌握单位大小秘密的重要人物。爸爸说，按理只有科长以上的干部才能解决家属问题，现在之所以给我们提前解决，就因为他的工作重要，组织上信任他，才给我们这个优待。 说真的，长那么大，我还没见过爸爸一下子说那么多话的，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有时候摸摸我的头，有时候看看妈妈，好几回，我都以为他已经准备不说了。但过一会，他又开始说了，说得妈妈不停地点头，不停地作保证。妈妈还要我作保证，今后一定要记牢爸爸的话，不要去外面说爸爸单位上的事，任何人问都不要说。那天晚上，我还发现爸爸一个特点：他说话时抽烟要比不说话时多，多得多，几乎一根接着一根的，好像他的话都是靠烟熏出来的。还有，和妈妈不一样的是，妈妈说话总是越说声音越大，所以说着说着经常要说气话，训人，骂人，而爸爸是越说声音越小，也不知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就那天晚上知道的，爸爸平时为什么不爱说话，是跟他重要的工作有关的。后来，我还知道，爸爸为什么光抽烟，不喝酒，一点酒都不喝，这也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的。因为，爸爸说，人喝了酒容易说胡话。其实，爷爷就是这样的，平时并不爱说话，可喝过酒后什么话都要说，说个没完没了的，奶奶不想听，他就找我说，我睡觉了，他还要说，像个癫子似的。 03 爸爸在单位上的重要性，通过一件事情，终于被我和妈妈认识到，这就是妈妈的工作问题。是什么事情？是妈妈的工作事情。 我知道，妈妈做梦都想有份工作。但爸爸说妈妈没文化，以前又没有正式工作过，所以比较难解决，只有看机会。这妈妈是相信的，因为她知道兵兵妈妈，就是那个对妈妈乱说单位上事情的科长家阿姨，从老家来了已经一年多，至今还在食堂做临时工，没有正式安排工作。妈妈曾想照兵兵妈妈一样，先找个临时工做，一边等正式安排工作。可爸爸不同意。爸爸说，做临时工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还不够送我上幼儿园花的钱。爸爸的意思是，反正我上幼儿园也要花钱，还不如妈妈自己带着，一边还可以学点文化。爸爸是让妈妈学文化，不是叫我。为了叫妈妈学文化，爸爸每天都带报纸回来，还专门找了一本字典，叫妈妈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 我觉得，妈妈的文化确实不大行，爸爸看报纸从来不用字典的，而妈妈看一张报纸要查好几次字典。爸爸还看得快，抽一根烟，一张报纸就看完了，而妈妈至少要看小半天。就这样，还经常念错别字，把“林彪”读成“林虎”，把珍宝岛战斗英雄“杨靖宇”读成“杨青宇”。爸爸说，妈妈这样子连当个收发员都当不下来。我觉得也是，连人名字都认不准，怎么当收发员？信送给谁嘛。包括妈妈自己也经常自暴自弃。有一次，妈妈查一个字怎么也查不到，生气地把字典扔在地上，说她不是这个命，她不想学文化了。爸爸说，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的。妈妈说，干脆找个差工作算了，去食堂烧饭也行。爸爸说，食堂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妈妈说，那怎么办？爸爸说，先等等再说。妈妈说，你总是说等，等，等到什么时候。爸爸说，看机会吧。看机会？妈妈的鼻子一耸，哼一声说，看到什么时候？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妈妈这人就是这样，很容易生气的，生了气就不好好说话，乱七八糟的话都说，经常叫爸爸很为难的。好在爸爸的脾气很好，劝妈妈不要急。爸爸说，机会是说来就来的，也许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我们以为，爸爸这是一句安慰人的话，即使有机会，恐怕没有一年半载也来不了。没想到，机会真是很快就来了。那天，爸爸下班回来，喜滋滋地丢给妈妈一页盖了红印章的文件纸，说，行了，下个星期一，去医院上班吧。因为来得太快了，妈妈以为是假的，以为爸爸在跟她开玩笑。爸爸说，你不是学了这么久文化，这点字还不认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能假得了？妈妈看着，问着，当确信是真的后，又紧紧张张地说，医院的工作她干不了的。爸爸说，你不是当过赤脚医生嘛。妈妈说，那是在乡下，没水平的，我连输液扎针都不会。爸爸说，不会就学嘛，又不是叫你去当主治医生，你是去当护士的，搞搞护理工作总会吧。 就这样，妈妈有了一份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工作。 这是八月间的事，我们是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才来的。就是说，妈妈真正等工作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又是这么好的工作，可叫人羡慕煞了。尤其是兵兵妈妈，她以前不来我们家的，要会面，都是妈妈去找她。可自从妈妈上班工作后，就反过来了，妈妈找她少了，她找妈妈多了，几乎隔一天就要来一次我家，有时还带包子来。是我最爱吃的肉包子。她还常夸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比他们家科长有本事，脾气又好，又有文化，是世上最好的爸爸，而我妈妈则是世上最有福气的妈妈了。有一次，我听到她在对妈妈说，你眉毛里有颗痣，是贵人啊，有福之人啊。 说真的，我不大喜欢这个阿姨，我喜欢她的儿子，就是兵兵。兵兵比我大两岁，没上学前我喊他兵兵哥哥，上了学后，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太熟悉了，也不喊哥哥了，就直接叫兵兵。兵兵哥哥是最会叠飞机玩的，他教我叠的飞机可以飞得比我家屋顶还高。兵兵哥哥还有很多连环画书，开始我识不了字，都是兵兵哥哥一页页读给我听的。不过上学后，我慢慢也会自己看了。这里的孩子上学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山下农村的民办学校，另一所在城里，是很好的学校，操场都有几个篮球场大。兵兵妈妈说，我爸爸那么有本事，她估计我一定会去城里上学。后来果然就是这样，我上了城里的小学，每天都有大客车接送，叫兵兵和他妈妈又羡慕得要死。兵兵已经读二年级了，但上的是山下的民办小学，没有车送的，要自己走路去，走20多分钟，下雨天也一样要走，哪有我在城里上学的好。这件事让我更加相信，爸爸在单位上确实是了不起的。 04 我记得奶奶说过，那年小海妈妈疯了，烧了猪圈，不久小海姐姐又寻死，跳了河。然后奶奶说，这叫祸不单行，人倒霉时坏事总是扎堆地来的。不过，奶奶又说，人顺当时，好事也是扎堆地来的。奶奶还说，人在遇到扎堆的坏事时，活着比死还难受。当然，如果有成堆的好事来，那个活的快乐就赛过天上神仙了。奶奶还说，人为什么那么苦还愿意活着，就是想着有快乐的时光会来。也许吧。 我觉得，妈妈也觉得，爸爸也觉得，那一年，我们家的情况就跟奶奶说的差不多，顺当着，好事扎堆地来，快乐赛过天上的神仙。先是妈妈有了好工作，然后我又上了好学校，好上加好，还能有什么好事？我们想都不去想了，够了，满足了。可好事还是接连地来，不想它照样还要来。这一回，好的是爸爸，他被提拔当上了副科长，工资加了六块钱。这是元旦节的事情。不久后，也就是春节前，单位又给我们家调了房子。以前，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楼，只有两层高，我们家在二楼上，只有一间屋子，自来水和厕所在走廊上，是公用的，烧饭也在走廊上。所以，那个走廊哪能叫走廊，乱糟糟的，简直走不了路。这回，我们住的是一栋五层高的大楼房，因为是建在山坡上的，所以更显得高。爸爸说，这楼光地基都有一层楼高，所以说是五层楼，其实比六层楼还高。我们的房子就在最高的五楼上。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看东西都不一样了，都变了。从窗洞往楼下看，那些孩子好像都没有我个子大，往天上看，星星月亮好像都换成新的，变大了，变亮了。更开心的是，房子里面就有厕所，还有烧饭的地方，还有吃饭的地方，另外还有两个房间。这下，连我都有了自己的一间房。 啊，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 我想，奶奶说的像神仙的快乐，大概就是这个样吧，好多事情都比你想的还要好。用兵兵妈妈的话说，看我们家过的日子，就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兵兵妈妈还说，他们家是在地上走的，我们家是在天上飞的，我爸爸是一架飞机，把我们都送上了天，飞呀飞的，看着都叫人觉得开心。我觉得兵兵妈妈说得对，爸爸真的像一架飞机，载着我们飞呀飞，先是带我们从乡下飞到了城里；然后又飞呀飞，把妈妈送进了最好的单位里；然后又飞呀飞，把我送进上好的学校里；然后又飞呀飞，把自己飞到了领导的位置上；然后又飞呀飞，把我们家从二楼飞到了五楼上…… 飞呀飞—— 飞呀飞—— 啊，爸爸是一架飞机！ 啊，坐飞机的感觉真幸福啊！ 我不理解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都这么好了，妈妈反而经常跟爸爸闹别扭，有时是生气骂爸爸，有时是怄气不跟爸爸说话。有一次，还不准爸爸上床睡觉，爸爸跑到我房间来睡了。还有一次，很可怕的，是吃饭时，不知怎么的，好像是爸爸给爷爷奶奶寄了些钱，妈妈气得不行，指着爸爸的鼻子骂，骂着骂着，又把桌上的菜碗饭碗一把扫落在地，只有一只小碗没摔破，其他的都摔成了稀巴烂，有一块碎片还飞起来，从我肩膀上飞过去，差一点击中我的脸蛋。 我还不理解的是，妈妈欺负爸爸时，爸爸总是什么话不说，走开去，到阳台上，或是来我房间，抽烟，一声不吭地抽烟，像个受气包，看着怪可怜的。这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等我长大了，妈妈要再这样欺负爸爸，我一定会帮爸爸的。在家里，我跟爸爸的关系最好，因为我们都经常要被妈妈欺负。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人，是战友，是兄弟。所以，人家问我最喜欢谁，我总是说爸爸。妈妈说我是狼心狗肺，养我这么大，连句好话都讨不到。其实妈妈不知道，带我不算什么的，关键要疼我，要陪我玩。爸爸因为工作忙是不大有时间带我，可是他疼我，爱我，比如晚上睡觉亲亲我，有事没事轻轻摸摸我头，星期天跟我一块叠叠飞机，画画图画，虽然都是小事情，可叫我心里觉得挺温暖的。妈妈曾骂过爸爸，说爸爸不是男子汉，没脾气，连说话都跟女人一样小声小气的，简直不像个大男人。可我就喜欢爸爸这个样子，对人和和气气的，有什么样不好？惟一不好的就是要被妈妈欺负，要受妈妈的气，看上去怪可怜的。不过，爸爸有时真叫我纳闷，他这么大了，还这么了不得的，怎么也怕妈妈？妈妈也叫我纳闷，爸爸对她那么好，既让她做城里人，又给她安排工作，怎么还老是骂他？ 我说了，妈妈发气时，爸爸一般没什么的，只是躲起来抽烟。沉默地抽烟。但那天，妈妈摔了碗，爸爸却气愤地走了，晚上一夜都没回来。这下，可把妈妈急坏了，流着泪地带我去大铁门前给爸爸送纸条，打电话，希望他回来。晚上，爸爸回来后，妈妈变得好得很，给爸爸又是点烟又是泡茶的，吃饭时又不停地给爸爸拈菜，后来还给爸爸洗脚，剪趾甲。妈妈这人就是这样，对爸爸好起来好得很，有时爸爸想做点家务事她都不准，说爸爸在单位上太辛苦，回家需要休息，还不准我去吵爸爸。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她自己不吃，全给爸爸和我吃。妈妈说我是家里的小祖宗，爸爸是大祖宗，她是老天派来专门服侍我们的。看妈妈对爸爸这么好的时候，我简直都难以想像她还会骂爸爸。但说不定刚刚还是那么好好的，转眼就开始对爸爸恶声恶气，摔碗打板凳的。所以，我认为妈妈是个怪人，也许跟小海妈妈差不多，是个不知什么时候要发作的癫子。但爸爸说妈妈不是癫子。爸爸说，妈妈是好人，就是性子有点急，脾气有点躁，有点儿喜怒无常。这就是我爸爸，妈妈有那么多问题，他都能原谅，还要说她好话。我不是这样的，我跟很多人说过，我喜欢爸爸，不喜欢妈妈。我还在想，如果哪天爸爸不要妈妈了，我也不要。但现在看，爸爸是不可能不要妈妈的。爸爸好像比我还需要妈妈，真不知是为什么。 我觉得，大人的事情有时候真复杂，我懂不了，也不要我懂。有时候，我问爸爸有关他跟妈妈的事时，爸爸总是一句话：你小孩子，大人的事情不要管。就是不要我懂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是懂的，就是虽然爸爸妈妈要闹别扭，但我们家总体讲还是幸福的，比兵兵哥哥和好些小朋友家都要幸福。兵兵妈妈这么说过，别的人也这么说过。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家“好事扎堆地来”，太幸福了，所以有些小问题照样还是幸福的，不影响的。这就像我们老家屋背后的那潭山泉水，我以前经常朝里面撒尿，但喝了照样不会闹肚子，还是很洁净的，坏不了的。奶奶每次看见我往水潭里撒尿，都要骂我，说水里面有龙王的，我老往水里撒尿，龙王会惩罚我的。我问龙王会怎么惩罚我，奶奶说，让你读不好书！ 05 看来，奶奶说对了。 确实，我的学习成绩很差，全班倒数第二，期末考试两门功课加起来，还没有别的人一门高。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不喜欢读书。我喜欢叠飞机玩。我说过，叠飞机是兵兵哥哥教我的，但后来不论是叠飞机的技术，还是热心的程度，我都远远超过了兵兵哥哥。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爸爸是一架“飞机”的原因吧。真的，想到爸爸是一架“飞机”，我就更喜欢叠飞机玩了。我在上课时，经常把老师写在黑板的字看成了一个个爸爸，一架架飞机，看着看着就偷偷地叠起了飞机，或者就睡着了。下了课，我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飞机，在操场上飞，经常飞得连上课铃声都听不到。有时候，同学们都去教室上课了，可我还一个人在操场上飞呀飞的，像个小癫子。 真的，我完全迷上了这玩意儿，连读书都被耽误了。我把我能找到的所有能够叠飞机用的纸头，都巧妙地叠成了一架架飞机。有一次，刮大风，那时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风从屋顶上一下子刮下来几十架飞机残骸，爸爸看了，跟我开玩笑说，可惜这些飞机是假的，要不我一个人就可以打垮半个美国。当时妈妈正在为我期末考试的成绩生气，听爸爸这么一说，变得更加生气，骂我打垮的不是美国，而是我自己，还扬言以后不准我玩飞机。说是这么说，但我还是玩，只是少玩而已。其实，对我玩飞机的事，爸爸一向是不反对的，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架飞机吧。我经常在我叠的飞机上写上爸爸的名字，或者画上爸爸的头像，飞的时候，经常喊道：爸爸，飞——！爸爸就飞了，飞得高高的，看着真叫人欢喜。有时候，爸爸也跟我一起叠飞机玩。爸爸有意把他的飞机叠得小小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呢，专门把飞机叠得大大的，写上爸爸的名字。这样，两架飞机，一大一小，飞在天上，感觉像是我和爸爸飞在天上。 不过，爸爸承认，他叠的飞机没我叠的好。爸爸说，我的飞机叠得比谁都好。是的，我叠的飞机有机头，有机翼，有的还有双机翼、尾翼、天窗和驾驶舱等等，比兵兵哥哥他们叠的都要好看，还中用。我们有几个孩子，是经常在一起比飞机玩的，我们站在坡地上，一边往下冲，一边飞飞机，我的飞机总是飞得最高最远的。而兵兵哥哥他们的飞机老是飞不高，飞着飞着，像一只死鸟一样，翻着跟斗地坠落了。爸爸说，从我叠的飞机看，我应该是聪明人，不会读不好书的。爸爸总是夸奖我，鼓励我，不像妈妈，总是骂我，训我。我从很多事情上都发觉，我爸爸真的是世上最好的爸爸。 因为我的飞机飞得太高太远，所以常常要飞跑掉，有的飞进了人家窗户里，有的飞上了屋顶，有的钻进了树林。这样，我就需要不停地找纸头来重新叠。但叠飞机的纸头不是那么好找的，太薄太软的不行，太厚太硬的也不行，最好是要像书封面的那种纸，不软不硬，光滑平展，大小也刚好。老实说，我上学不久，几本书的封面都没了，都被我叠了飞机。那叠出来的飞机真是好得没法说，看起来五彩缤纷的，飞起来比鸟还能飞，遇到好的风向，还会拐弯、盘旋，而且滑翔的时间特别长，姿态特别优美。另外，因为封面纸的表面像上了油漆的光，即使在雨中照样也可以飞行，不像其他纸，雨一淋就湿了，软趴趴的，飞不起了。说真的，兵兵哥哥就是因为我有了这几架飞机之后，才开始承认我的飞机比他的好，其他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妈妈发现后，挨打是免不了的。妈妈用扫帚追着我地打，打得我屁股上落下两条扫帚柄的印，过了三天都还没消。其实，我还撕过同学书本的封面叠飞机，好在妈妈不知道，否则不打我个皮开肉绽才怪呢。反正，妈妈教育我的办法就是打和骂，小错误小打小骂，大错误大打大骂。 呸！小坏妈妈…… 呸！大坏妈妈…… 正是挨了妈妈这次打之后，我开始用香烟盒子叠飞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家里已经找不出一片像样的纸头来供我叠飞机，已有的早用光了，偷撕同学书本封面，又怕妈妈知道，挨打。就这样，我有点弹尽粮绝的感觉，哪怕随便看见一片纸头都叫我眼睛发绿，浮想联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家里垃圾桶里有一片纸头，可以叠飞机。第二天起床后，我带着一种侥幸，去翻垃圾桶看，翻遍了也没发现一片我梦中看见的纸头，只有爸爸丢弃的一只烟盒子。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用烟盒子叠过飞机，连想都没想过。因为香烟纸太小太薄，又不平展，又有勒痕，明显不适合叠飞机的。但是这天，因为我太想叠飞机，所以凑合着拿它叠了一只。当然，肯定不是只好飞机，没有机头，机翼也是窄窄的，还到处都是勒痕，很丑陋，简直不像样。在房间里试着飞了飞，尽是栽跟斗，栽几个跟斗下来，机身已经拦腰折断。这种烂飞机是拿不出去的，拿出去只会叫人笑话，也许让个小孩子玩还差不多，我们都是大孩子了，谁稀罕这种破玩艺。 其实，用一只烟盒子叠飞机，小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两边和腰中间各有一道勒痕，勒痕像一个拼音字母“h”。这等于是飞机的机翼和腰身上天生有伤痕，所以才飞不好，飞起来要栽跟斗，栽了跟斗要拦腰断。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用两只烟盒子进行巧妙的粘接，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上好的解决。怎么个巧妙呢？就是在粘接过程中，先要将两只烟盒子的竖勒条对着竖勒条地粘，然后再把两边的竖勒条裁下，贴在横杠的勒痕上。这样，原来两个“h”形的勒痕，刚好变成一个加固的“十”形梁，叠出的飞机，不但大小合适，而且机身和机翼好像是经过专门加工过的，显得既美观又稳固，简直好得叫我感动。所有小朋友，包括我爸爸，第一次见到这种“香烟飞机”时都猛夸我。爸爸还说我这是变废为宝，有想像力，将来可以当发明家。 从那以后，爸爸再没有丢过烟盒子，即使去成都总部出差都不丢，都要留着，给我带回来。我把它们全叠成各种各样的飞机，飞上天，飞得不知去向。那些飞机，有的写着我的名字，有的写着爸爸的名字，有的写着爸爸和我两个人的名字…… 06 爸爸单位的总部机关在成都。 爸爸当副科长后，每到一个月的月底，都要坐车去成都总部办事。坐的是专车，一辆绿颜色的吉普车，不是公共汽车。爸爸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坐公共汽车不安全的，必须坐小汽车。爸爸还说，为了安全，领导上还给他配有一个警卫员，陪他一起走，警卫员身上都是带着枪的。我见过那个警卫员叔叔，有一次，他还给我看了他的枪，是一把黑森森的手枪，拿在手上，我感觉沉得很，像是一只有力的大手拉着我，让我的小手动都动不了。我问叔叔，他有没有打过枪，他光笑，没有回答我。不过，我想一定是打过的，因为后来他送过我一枚子弹壳。没有打过枪怎么会有子弹壳呢？大人的秘密有时候也不是说不能识破的。我觉得，警卫员叔叔一定打过枪，虽然他没告诉过我。 不用说的，我肯定不喜欢爸爸去出差，因为爸爸一走，家里面只有我和妈妈，我心里老紧紧张张的，怕有什么惹了妈妈，挨打。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工作的嘛。好在爸爸出差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天，当天走，第二天就回来了。而且，每次回来，爸爸总会给我带些东西送我，有时是糖果，有时是饼干，有时是图画书，算是安慰我吧。当然，还有他在外面抽空的香烟盒子。这就是我爸爸，细心得很，想着我得很。说真的，对爸爸出差的事情，我心头是矛盾的，想到家里要没他，我怕他走，可想到那些礼物，我又盼他走。爸爸走一般是在早晨，那时我还在睡觉，经常看不见他走，但听得见。因为，来接爸爸走的汽车到了我们家楼下，总会按两声一短一长的喇叭，好像在喊：“走啰——”爸爸听了，就走了。回来也是这样，到时间，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如果楼下响起两声熟悉的一短一长的喇叭声，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但暂时还不能回家，因为爸爸还要去单位上去放从总部带回来的东西。爸爸说，那些东西很重要的，必须放在办公室，不允许带回家的。一般，我听到爸爸回来的喇叭声，会搬一张凳子，站在窗洞前，大声地喊爸爸。爸爸听见了，朝我挥个手，就又走了。这时候，妈妈就开始烧菜，等妈妈把菜烧好了，爸爸差不多也从单位上回来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等到八点钟，然后又等到九点钟，楼下还是没有响起爸爸回来的喇叭声。妈妈不停地去窗洞前看，又不停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但不知道是在问谁，好像是在问墙上的毛主席。因为不可能是问我的，我还这么小，怎么知道呢？可问毛主席也没用，毛主席只是笑着，不会开口说话。说真的，以前我还没注意到，我们家的毛主席是这么笑嘻嘻的。 又等到九点半时，楼下还是没有响起爸爸回来的喇叭声。妈妈决定要去外面问一问，喊我自己上床睡觉。我上了床，但并不准备睡觉，连电灯都不关。我睁着眼睛，竖着耳朵，听楼下的动静。但还没等妈妈下楼的脚步声完全消失，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地闭上了。等我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妈妈在厨房里烧早饭，知了在我窗户外面像风一样地叫着。我起来，没有穿衣服，也不需要穿，因为知了都在早上叫了，谁还怕冷？我一点都不冷，光着身子跑到厨房里问妈妈，爸爸回来了没有。妈妈让我猜，我看妈妈的样子，根本不用猜，喊一声爸爸，朝爸爸的房间冲去。妈妈一把抓着我，“嘘”着嘴，让我别出声。妈妈说爸爸很迟很迟才回来，还在睡觉，叫我别去吵爸爸。我说我不吵，就去看看。妈妈蹑手蹑脚地走到爸爸房门前，轻轻地打开门，却不让我进去，只让我站在门口看。我看爸爸睡得死死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反而是放在盘椅里的那只绿色旅行袋，倒叫我看得津津有味的。因为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爸爸送我的礼物。是什么？糖果，还是饼干？还是……我一边甜蜜地想着，一边巴望着爸爸醒来。 我本来以为要等很久才能知道答案，但妈妈给了我提前知道的机会。妈妈要去食堂买馒头。嘿，妈妈刚下楼，我就溜进了爸爸房间……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连知了都在幸福地叫着。 这也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这里的家属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城里采购东西，一周只有这么一回，错过了，下周的菜、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妈妈从食堂回来，就说班车快开了，要我快吃早饭。我问，我也去吗？妈妈说，你不去留在家里还不是吵爸爸睡觉，去。我说，那喊兵兵哥哥也去吧。妈妈说，这样你更要尽快吃，吃完了自己去喊。这样，我吃得很快，完了我背上书包要走。母亲说，你背书包干什么？又不是去上学。我说，我要做作业呢。妈妈听了高兴地说，对，到时我去买东西，你就在车上做作业，不会的兵兵哥哥还可以教你呢。我说，就是这样的嘛。妈妈说我真乖，上来亲了我一下。 亲得我都脸红了。 我脸红不是因为妈妈亲我，而是因为我骗了妈妈。妈妈不知道，我找兵兵哥哥哪是为了做作业，我才没这么乖呢。我找兵兵哥哥，是因为我刚刚在爸爸的皮箱里发现了一些可以叠飞机的好纸头，准备和他一道出去叠飞机玩。说真的，我刚刚在爸爸的旅行袋里找礼物，只是找到一小袋纸包糖，我一点都没感到惊喜。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次爸爸的旅行袋里还藏着一只我从没见过的皮箱，我说的叠飞机的好纸就是在这只皮箱里发现的。 皮箱小小的，薄薄的，大小跟我们老师用的讲义夹差不多，但要更好看，外面包了一层黑色的皮，皮上面又钉了不少金属扣，看起来很贵重的。我拎了下，不沉，但摇一摇，有声响，里面明显放着东西。开始，我怕里面放着爸爸单位上的重要东西，甚至想到可能是警卫员叔叔的枪弹什么的，有点不敢打开看。后来，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又想只是看看应该是没关系的，就打开看了。结果里面没什么的，只有两本文件书，有一本比较厚，有100多页，像一本杂志；另一本薄薄的，只有十几页。对文件，我是不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是眼前的这些纸……啊，这些纸啊，白花花的，亮光光的，用手摸，又硬又滑，哪像是纸，简直是叠飞机的最好的材料啊，比书封面还要好的材料啊！ 起初，我以为这是爸爸单位上的文件，没敢拿，因为我知道文件是不能随便糟蹋的。但后来我翻了翻，看里面连一行字都没有，有的全是乱七八糟的阿拉伯数字，一页一页的都这样。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是，即使是什么我想也不会是什么文件。哪有这种文件的？没有字的文件。只要不是文件，我想就是糟蹋了也没事的，爸爸肯定不会骂我的。我甚至想，这可能是爸爸从哪里要来的废书，专门拿回来给我当草稿纸用的。以前，爸爸曾从总部带回来一本旧挂历，上面有董存瑞、黄继光、杨靖宇等战斗英雄的画像，说是给我包书本封面的。其实，如果叠飞机也是很好的。但妈妈不给我，妈妈把它拆了，当图画一张张贴在墙上，现在都还贴着呢。这样想着，我就没什么犹豫地将其中薄的那本拿出来，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后来，我分给兵兵哥哥两页，自己也用了两页。因为纸张很大，有将近两本书的大，我们都是对开来用的，这样一页纸可以叠两架飞机。在妈妈她们去街上买东西时，我和兵兵哥哥就以做作业的名义，在停车场里叠出了一架架崭新的飞机，它们在空中展翅高飞的样子，引来了很多城里孩子的欢喜，他们跟着飞机跑啊追啊，让我们也高兴得要飞起来了。 07 班车11点半钟返回单位。 11点钟时，爸爸乘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以为，爸爸是来找妈妈的。这时，已经有人陆续回到停车场来，但我和兵兵的妈妈还没回来。我问爸爸找妈妈什么事，爸爸不理我，只是盯着我和兵兵哥哥手上的飞机看，看了以后，要我们全给他，很凶的样子。然后，看地上丢着一架烂飞机，他也上去拣了。然后，他又翻我的书包，认真地数了我们叠飞机剩下的纸。我书包里还放着一架好飞机，他也没收了。然后，爸爸把我和兵兵哥哥拉到一边，问我们总共叠了多少架飞机。我们算了算，总共是八架。爸爸说，这才四架，还有的呢？我说，那些都飞烂了，就丢了。爸爸几乎咬着牙说—— 快把它们都找回来！ 这怎么可能找得回来？ 我觉得爸爸今天的样子很奇怪的，想问为什么，看爸爸这么凶恶的样子，又不敢问。我只是告诉他，那些飞机可能找不到了，因为我知道，那四架飞机，有一架飞出去后，还没有降落到地上，一个比兵兵哥哥还大的孩子，就跳起来把它抢走了；有一架是飞进了一辆正在驶离车站的长途汽车的窗户里；有一架是飞到了车站对边的屋顶上；还有一架，像只老鼠一样钻进了下水道。想想看，这怎么找得到？尤其是前两架，人和车都跑得不知去向，怎么去找？我正同爸爸这么说的时候，妈妈和兵兵妈妈都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悄悄地说了一会，妈妈上来就踢了我一脚，还想打我耳光，被兵兵妈妈拦住了。兵兵妈妈问我爸爸什么事，爸爸不回答。这时候，车快要开了，爸爸要妈妈带我上车走，但妈妈不同意。妈妈要兵兵妈妈把我带回去，自己则跟爸爸一道留下来。车子走的时候，我从车窗里看见爸爸妈妈愣在那儿，一脸惊慌的样子，好像是我被坏人抢走了似的。 我回来后，一直呆在兵兵哥哥家等爸爸妈妈回来。下午四点多钟时，妈妈回来了。我从妈妈跟兵兵妈妈的说话中知道，四架飞机已经找到三架，只有那个大孩子抢走的那架还没有找到，现在爸爸还继续在城里找。兵兵妈妈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一片纸头搞得这么紧紧张张的。妈妈说，鬼知道，反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找到，找不到就麻烦了。兵兵妈妈安慰我妈妈，说一定会找到的。我们回家后，妈妈还专门烧了香，请菩萨保佑爸爸快点找到最后那架飞机，快点回家。 但是，爸爸一夜都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兵兵妈妈来我家，一进门就说，情况很严重，单位领导已经知道我们丢的东西，很重视，已经派出很多人去找，他们家科长也去了。她还说，我们丢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她听兵兵爸爸说，好像是单位通信联络用的密码，如果找不到，落入坏人手中，我爸爸会有大麻烦的，说不定还要坐牢。妈妈一听就哭了，我也跟着哭。但兵兵妈妈安慰我们说，这么多人去找了，一定会找到的。 可是爸爸说找不到了…… 爸爸是第三天晚上才回来的。爸爸回来时，我正刚刚又被妈妈打过，在饭厅里哭。这几天，我不知已挨了妈妈多少次打，开始挨打我还哭得哇哇叫的，后来不行了，因为我已经把嗓子哭哑了，哭起来只会流眼泪，不会出声音，只有一点抽气的声音，哼嗯哼嗯的，像一只猪在断气。爸爸一回来，我高兴了，腾地扑上去。妈妈也从房间里冲出来，冲上去。我们俩几乎同时抱住爸爸……这时候，我觉得爸爸身上简直没有一点力气，我们才挨着他，他的身子就像一块豆腐一样垮掉了，瘫倒在地上，我们也跟着他跌倒了。我是最先爬起来的，然后是妈妈，然而爸爸却还是坐在地上，我和妈妈想拉他起来，他摆摆手，意思是他自己会起来的。可是他光是坐着，没有一点要起来的样子。爸爸好像很累很累。我还从没见过爸爸这么累的样子，跟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似的，坐在地上，像一座沙堆似的。妈妈问他怎么了，他还是摆摆手，光坐着，没有开口。妈妈说，你还是起来吧，说着妈妈又去拉他。这会总算把他拉起来，拉到房间里，坐在沙发上。 房间里的灯光亮亮的，照在爸爸的脸上，把爸爸的脸照得比白纸还要白，比纸还要像一张纸。真是不能想，出去才三天，可爸爸简直瘦了一大圈，瘦得连嘴巴都闭不上了，那胡子拉碴的下巴，只靠一层皮拉着，有点拉不住一样的，要往下掉。再看，我发现爸爸的目光也变了，变得直直的，没有神，只有照进去的灯光，没有射出来的亮光，像一个黑洞。我看着爸爸，越看心里越害怕，觉得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好像变成了不是我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我不停地喊爸爸。我想把我的爸爸喊回来。可是我的嗓子哑掉了，喊的声音像哭，像鬼叫。妈妈瞪我一眼，叫我滚开。我不滚开，我看着爸爸，拉着他的手，希望他来帮我制止妈妈，保护我。可爸爸连眼睛都没动一下，他好像自己太难受了，根本顾不上我了，也不想顾了。妈妈一把将我拉开，因为用力太猛，我跌倒在床边，床沿硌痛了我的胸骨，我顿时哭了。没有声音的哭，只流泪。妈妈一个劲地在问爸爸怎么啦，要他说话。妈妈不停地摇着爸爸的肩膀，要爸爸说话。你说话啊，你说话啊……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但爸爸还是没有马上说，而是过了一会又一会。后来，突然地，我听到爸爸绝望地叫了一声妈妈的名字，用哭的声音，悲痛地说—— 这下我们惨了…… 接着，就跟我一样，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然后，妈妈也跟着哭起来。于是，三个人都哭了。哭声连成一片，像死了人。妈妈一边哭着一边问爸爸，那只飞机找到了没有。爸爸一边哭一边告诉妈妈，没有。爸爸说，哪里去找啊，那个孩子都没找到……妈妈叫爸爸不要太难过，不要哭，可自己还在哭。妈妈说，这么多飞机，都找着了，只丢了一只，应该不会有事的……听妈妈这么一说，爸爸松开手，停止了哭，可样子却比哭还叫人害怕。爸爸木木地望着妈妈，嘴角好像还挂着一丝傻笑，自言自语地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处分都已经下了……爸爸长叹一口气，痛苦地抱住头，又呜呜地哭起来。 处分都已经下了？是什么处分？这回，妈妈没有跟着哭，只是干瞪着眼问爸爸是什么处分。爸爸不回答，妈妈不停地问，还摇着爸爸的头，一定要爸爸说。爸爸终于抬起头，咬着牙地说，他是回来拿东西的，马上要走，楼下等着人的。妈妈问他要去哪里，爸爸说，他现在已经失去自由，要去关押起来，下一步就等着去坐牢。爸爸还说，组织上可能还要对我和妈妈做出处理，估计会让我们回老家，所以要妈妈也做好走的准备。妈妈有点不相信，说不会吧，就丢了一只纸飞机，怎么会这样？爸爸说，你不知道，这只纸飞机比一架真飞机还值钱啊……妈妈愣着，好像在思考爸爸说的话。爸爸说，你不知道，那是一本密码，《红灯记》里的那种密电码，丢了，我只有去坐牢。妈妈还是愣着，不知道说什么。爸爸说，我要走了，楼下有人等着的。妈妈仍旧愣着，不知道在想什么。爸爸又说，小明就交给你了……爸爸话还没说完，妈妈突然发作地朝我扑上来，把我按倒在床上，卡住我的脖子。妈妈说都是我害的，她要卡死我。我觉得后脑勺一团黑暗，喘不过气来，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好像真的要死了…… 要死了…… 要死了…… 突然，我活过来了，看见雪亮的灯光…… 原来是爸爸救了我。爸爸拉开了妈妈，妈妈又是恨我又是恨爸爸，就哭了，一边哭一边骂我。妈妈骂我是煞星，整天玩飞机，把我们一家人都玩得从天上掉下来了。妈妈骂我是个死鬼，叫爸爸别管我，她要打死我。我紧紧地抱着爸爸，怕爸爸离开我。刚才我看爸爸好像有点不想管我的样子，真叫我伤心又害怕，现在爸爸又开始管我了，我突然觉得很幸福。我想，这就是我爸爸，我犯什么错误他都会原谅我，不会丢下我的。我不要爸爸走，因为我怕妈妈再来卡我脖子。爸爸抱着我来到我的房间，把我放在床铺上，然后又把手轻轻放在我额头上。黑暗中，我听到妈妈在隔壁哗哗地哭，同时又听到爸爸在我身边呜呜地哭。爸爸的哭让我很难过，我抓住爸爸的手，劝爸爸不要哭。我说，爸爸，我错了，以后我再不玩飞机了……我的声音很哑，加上又是一边哭一边说的，说得很不清楚。但爸爸还是听见了，他一边捏紧我的手一边接着我的话说，知道错就好了，小明长大了，以后爸爸不在家一定要多听妈妈的话，不要再犯错误了。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妈妈不要我了，要卡死我。爸爸说，不会的。爸爸还说，这不是我的错。我问是谁的错，爸爸说是他的，他不该直接回家…… 原来，那天晚上，爸爸因为回来迟了，所以没有按规定先去单位放东西，而是直接偷偷地回了家，于是把不该带回家的皮箱也带回了家。爸爸说，如果他先去了单位，我就不可能看到皮箱，也就不可能出这些事。爸爸说这些时，好像是在对我说，又好像在对天说，一边说着一边还啪啪地打着自己耳光。我抓住爸爸的手，不准他打。可爸爸还是要打，一下又一下的，不停地打，发狠地打，好像准备要把自己打死一样的。好在这时楼下响起了汽车喇叭声，爸爸才止住手，对我说，他要走了，楼下在喊他。那喇叭声不是一短一长的，而是两声都短短的，让我感到很陌生。我熟悉的是两声一短一长的喇叭声，那是爸爸要去出差和回来的信号。可现在爸爸不是去出差，而是要去关起来。我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爸爸没有回答我，而是又说了一遍刚才对我说的话—— 爸爸走了，你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我说，爸爸你不要走…… 我说，爸爸你不要走…… 我说，爸爸你不要走…… 说了一次又一次，很多次。 可爸爸还是走了，拎着那只我熟悉的绿色的旅行袋。 妈妈还在房间里哭着，好像已经哭得累垮了，爸爸走都没站起来送。我想送，可爸爸不要我送。不要我送我也要送，我死死地抱住爸爸的大腿，爸爸走一步，我跟一步，搞得爸爸烦死了。爸爸喊妈妈，要妈妈来弄住我，可妈妈没理睬他。妈妈从一开始哭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管一个人怒气冲冲地哭，哭得死去活来的，别人的死去活来也不想管了。这就是妈妈的脾气，只要心里不高兴，什么事都抛得开，天塌下来都不会管的。楼下的喇叭声又叫了一道，这回两声都是长长的，像报丧的钟声，把夜空都叫亮了。就是听到这次喇叭叫后，爸爸好像决定一定要把我甩掉，他放下拎在手上的旅行袋，用两只手一把抱起我，三下五去二地把我弄回房间，把我关在房门里。这样，我不能用手抱住爸爸大腿，只能用嘴嘶声力竭地叫喊。可此刻爸爸听我的叫或许会听成是一只耗子在叫，因为我的喉咙哑掉了，已经不能发出属于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像耗子的声音…… 我的喊叫像耗子的喊叫…… 我的眼泪像耗子的眼泪…… 我的伤心像耗子的伤心…… 我的爸爸像耗子的爸爸…… 耗子的爸爸在房门外跟耗子道别，可怜的耗子因为在大叫大闹，根本听不见爸爸对他说了什么。因为门的关系，耗子也看不见爸爸离别时的表情。耗子只是听到外面的大门“嘭”的一声，才知道，他爸爸已经出门了，走了。 08 爸爸就这样走了。 是的，爸爸就是这样走了。 我不是看着爸爸走的，而是听着爸爸走的。当我听到门“嘭”的一声响后，我知道，这下我再怎么叫怎么闹都没用了，爸爸已经走了，不管我了。我要求自己安静下来，我想既然我不能用眼睛送爸爸走，就让我用耳朵送爸爸走吧。于是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爸爸的脚步声。先是在走道上，声音拖拖拉拉的，时起时落，好像走得很吃力，很慢，好像随时会停下来，或许还会回转来。但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转来，而是一直拖拉到楼梯上。到了楼梯上，声音一下变得连贯了，不拖拉了，“咚，咚，咚”一声接一声，不快也不慢，像一个老人在走，小小心心的。我知道，这时爸爸还在五楼上，就这样到了四楼上，声音又变了，变小了，变快了，变成“咚咚咚”的，像有个皮球在往下滚，越滚越快，越快声音越小、越轻，轻得要飘起来，像随时都可能随风飘走。突然，声音真的飘走了，没有了，消失了，好像爸爸跌入了悬崖。不过，我知道，爸爸没有跌入悬崖，而是下到了三楼上——二楼上——当我估计爸爸已经走出楼道，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窗洞前。 我站在窗洞前，猛然想起，我还可以从窗洞里再见到爸爸，心里顿时感到很高兴。说真的，刚才我气急败坏的都忘记这事了。事实上，我的窗洞紧挨马路，爸爸不论去哪里，都要从我窗前过。以前，我曾多次在窗洞里看见爸爸从单位上回来，或者出去。现在如果要专门看，那也是必然要看到的，错不了的。我用手抓着窗沿，踮起脚往外一瞅，就轻易地看见楼下停的车子。是一辆吉普车，黑暗中，像一个孤零零的坟包。因为黑暗，我认不出它颜色，但我想一定不会是绿色。接爸爸出差的吉普车才是绿色的。不过，吉普车好像都是绿色的。就算它是绿色吧，我想也不会就是接爸爸出差的那一辆。即使是同一辆，起码司机肯定不会是同一人。这个我敢肯定的，因为我知道，那位司机叔叔会用什么样的喇叭声来喊爸爸。是好听的“嘀嘟——”一短一长的，听上去像在喊：走啰——我真想再听听这个喇叭声：“嘀嘟——”正好这时，楼下果然响起喇叭声，却是“嘟——嘟——”的两个长音。我觉得这声音真刺耳，难受得像耳朵里刺进了两支长长的针。 我知道，爸爸听见这喇叭声后一定会加快脚步。但我算了算，爸爸从楼道里出来，先要绕到门洞，然后要穿过门洞，然后还要走下七级台阶，然后才能走到路上，同时也才能被我看到。这个过程再怎么加快脚步都需要一定时间，而这个时间足够我去搬一张凳子。我想站在凳子上看多方便嘛，于是我搬来一张凳子。窗门本来就是开着的，即使没有开，我也有时间把它打开。当我站上凳子，把头伸出窗外望楼下看时，爸爸果然还没有出现。不过，很快就出现了。比我想的要快。我甚至想，爸爸是不是猜到我在窗洞里等着他，所以才有意出来得这么快。我以为，爸爸走到路上一定会停下来回头看我。但爸爸一直朝前走，都已走到马路中间了也没有停下来，黑暗中，我看不清他是低着头的，还是昂着头；是仍在流泪，还是已经不流了。黑暗把他变成了一团黑影，像一个影子，没有我熟悉的面容、表情、动作，只是一团移动的黑影，在朝一团更大的像座坟包一样的黑影移去。这时，我才怀疑爸爸可能并不知道我在这里看他，用眼睛送他。于是我大喊一声—— 爸——爸—— 我觉得我嗓子都喊出血了，可爸爸还是没听见，因为我的嗓子哑了。爸爸继续不停地往前走，我急了，跳下凳子，顺手抓起书桌上的铅笔盒，又跳上凳子，朝路上扔去。虽然我扔得很急，但毕竟我是经常飞飞机玩的，投掷东西的准确度比较高，铅笔盒翻滚着，最后几乎就落在爸爸的跟前。我听到“啪”的一声，预计铅笔盒和里面的铅笔都已摔得稀巴烂，同时我又猛烈地敲打窗户，以吸引爸爸。就这样，爸爸停下来，先是看了看地上摔烂的铅笔盒，然后转过身，抬起头——黑暗，似乎在这刹那间被我和爸爸相接的目光驱散了，我看见爸爸一脸惊喜地望着我，因为惊喜，还流出了眼泪，眼泪刷刷地流着……不过，这时间很短暂，很快爸爸又变成了一团黑乎乎的阴影，黑影伸出一只手，朝我挥动着。我感觉爸爸好像在对我大声说着什么，但因为同时我也在大声地对爸爸说话，所以我根本听不见他对我说的是什么。我想爸爸也不会听见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嗓子实在太哑了，哑得已经像一只鼻子，只会出气，不会出声。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一定要对爸爸说什么，也不是一定要听他对我说什么，我只是要送送爸爸，跟爸爸再见一下。爸爸也在跟我再见，他的手从举起后一直高高地举着，没有放下去，一直对我不停地挥动着，左右挥动着，前后挥动着，左右前后地挥动着。他挥动的是左手，右手因为拎着包，无法挥动的。不过，后来不知是左手举累了，还是右手拎包拎累了，他换了下手，变成左手拎包，右手挥动。就这时，有人从车上下来，好像在叫爸爸上车。爸爸回头看了看那人，又回头对我挥手，不停地挥着，一边开始慢慢地往后倒着走。当爸爸快退到车边时，那人打开后车门，上来把爸爸拉着，推进了后车门，自己则钻进了前车门。 我以为，这下我再不能看见爸爸了。可是，随着车子发动，前后车灯都打亮，我一下看见爸爸在车窗里，还在望着我，还在跟我挥着手。这时，我突然有种冲动，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冲动，心里在想什么，反正就是一种冲动，就好像楼下的汽车，突然地发动，亮灯了，哒哒哒的要走了。就这样，我没什么犹豫地爬上窗，站在窗沿上，双脚使劲一蹬，然后就像我叠的很多架飞机一样，飞出了窗洞…… 09 兵兵哥哥说，有翅膀的东西不一定都会飞，像鸡啊鸭啊就不会飞，但所有会飞的东西都是有翅膀的，像蚊子、苍蝇、麻雀、燕子、飞机，哪怕我们玩的纸飞机，都有翅膀。兵兵哥哥还说，一般翅膀越大，飞得就越快，所以苍蝇比蚊子飞得快，大鸟比小鸟飞得快，而飞机是飞得最快的，因为它的翅膀最大。以前，我觉得兵兵哥哥说得对，但当我跳下窗洞后才发现，其实他说得不对，我没有翅膀，可我照样在飞。 飞呀飞—— 飞呀飞—— 我觉得，我不但会飞，而且还飞得快，也许比小鸟还要快。即使没小鸟快，但比苍蝇蚊子，包括我们玩的纸飞机，肯定要快。我是经常叠飞机玩的，我知道一架纸飞机从五楼飞到四楼要多久，但我好像根本没那么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四楼。我在没飞出来时，以为外面黑得很，其实并不黑，有很多房间都还亮着灯，只是我刚才看不到而已。但现在我全看到了，一格一格的亮光，光线从格子里射出来，照着我，有人就看到了我。我楼下住的是一个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平时她遇见我都不理我的，但现在好像很想理我的样子。 是这样的，我飞下来时，被什么挂了一下，好像是晾衣架吧，当时她正坐在窗前写作业，所以看到了我。我注意到，她一看见我在她窗外，就呼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啊的叫了一声，好像是叫我停下来。不过，我没停下来，我尽量对她笑了笑，告诉她，我在飞，我停不下来。而且即使停得下来，我想我也不一定愿意停下来，因为爸爸在楼下等我呢。这么想着，我已经到了三楼……真是快啊！兵兵哥哥完全是乱说的，谁说没翅膀就不会飞，我飞得可快呢。三楼有两个房间都亮着灯，有人还把头探出窗外，好像知道我要下来似的，他们也都大声地叫我。我还是尽量对他们笑笑，同他们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是在玩，我要去见爸爸，爸爸的车要开了，我没时间跟你们说什么。这么说着，我又到了二楼……但二楼的情况我没看到，因为这时我突然翻了个身。原来我一直是头朝下，面向里的，这会儿一个翻身，变成了头朝上，面向外。这样，看见东西变得更多更清楚了，有一会儿，我看见了天上闪亮的星星，又一会儿，我还看见了那个抢走我们飞机的大孩子。真的，在我翻过身之后，我看到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只是看不见房间里的情况，因为我后脑勺没长眼睛的，怎么看得见？看不见就看不见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跟他们说什么。这么想着，我已经飞过二楼，到了一楼……就这时，我突然看见爸爸正从车里冲出来，呼喊着朝我飞行的方向跑过来，好像是要专门来迎接我。其实没必要的，也不可能迎接得到。这时我都已经到一楼，虽然这栋房子是建在山坡上的，一楼下面还有七级台阶的高度，但毕竟已经到了一楼，即使再加上七级台阶的高度，也没有十米高。而这时爸爸跑过来起码还有十来米，何况我是飞的，他是跑的，怎么接得到我？关键是这几天爸爸为找飞机的事，人累得很，这样跑不更累？我想，要跑也应该由我来跑啊，我不累，我不但能跑，还能飞。所以，我大声叫爸爸别跑、别跑……可我的嗓子哑了，爸爸听不到我喊，他还在跑……啊，我该死的嗓子，你怎么就这么差劲，连哭都要哭哑！你哑了，哑成这个样子，跟鼻子一样，只会出气，不会出声，那么等一会我怎么告诉爸爸，刚才我已经看到那个大孩子？真的，我刚刚真的看见他了，他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在玩我的飞机，也是爸爸要找的飞机，第八架飞机…… 200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