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者说》 自序 相对于我的小说，这是我的“影子”写的一本书，散漫，飘忽，虚悬，踪影不定，浓淡无度，时断时续……“影子”是一个虚空的我，也可能是一个更真实的我。我总是设法在小说中把真实的我藏隐起来，在这里却常常把我的真实一一铺张开来：身世，经历，家庭，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照实道来，毫不躲闪。作为一册散文、随笔集，我无法进入虚拟的空间，我要遵守某种约定，敞开心门，直抒胸臆。所以，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你在我小说中看到了我的“影子”（文如其人，谁能在文字中完全藏身），那么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活人了：一个确实的、听得见心跳、摸得到脉动的我，甚至还有图片！我一向认为，作家应该躲在文字背后，保留一点“生活在远方”的神秘感，所以我从不在书中张挂图片。但是责编安然说，这是一套系列丛书，有固定的装帧设计，我不能搞特殊化。我觉得做文可以大搞“特殊化”，做人却应该尽量避免。我曾经是个固执己见的人——有人甚至说我是个偏执狂，现在人到中年，岁月正在改变我。 人到中年，还有个变化是，对来事琢磨得少了，对去事忆想得多了。人生如梦！幸亏我的“影子”有心，给我留下了这一堆散稿，好让我对去事做个见证和纪念。这些文章多半是在不经意中生成的，也可以说多半是有感而发，由情催生。曾经，它们如散兵游勇，出没无常，孤苦伶仃，如是结集还是首次。我想，这一定让它们感到很温暖、幸福——这些文章。在此，我很乐意代表它们，感谢作家出版社和安然女士对它们的关心和爱。今天，文字的力量已经降到最低点，人们必须弯下来，跪下来，趴下来，才能感受到文字微弱的力量。但我相信，只要你有所感受，就会受益无穷。因为，这正是心灵最需要的力量。 2008年4月3日 博尔赫斯和我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万里之外，在球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着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燠热潮湿的美洲是我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呆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但成年后他基本上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代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做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秘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揭开了这个谜语，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很大的官员和不少专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 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也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如果这样的话，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我说过，刚刚说过，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事实上，我在博尔赫斯生前连他的一个字都没碰过。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一个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毁坏的。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原因就因为他们只是生活在“蜜蜂的飞舞中”。 我是说，他（她）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而已。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白天的晚些时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临死不禁泄出了“银色的甜蜜的尿液”——有人居然将它译成了“洁白的糖尿”，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人，所以才弱不禁风，才会被吓死掉。哈哈，有趣的误译。说真的，阅读经他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顿足的准备。但这是没办法的。好在我们有个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 说真的，这是必须的。 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在南京鲁羊家里。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也不像现在的鲁羊，可以尽管呆在家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这天，单位又把他牵走了。也许怕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出门前，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世界文学》（不是当月的），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我看了，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其中有个“拉美文学”专栏，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别图书馆》、《沙之书》和《另一个我》等四个短篇。 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血像漂泊者刚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水做的，但又是火做的，因而也是无限的、复杂的，它由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一根线、一眼孔。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奇怪的是，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 什么叫难忘的经历？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说迷醉、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之事，那么要彻底迷醉、感动我，让这种迷醉和感动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又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地流动起来，像某种传说里的经典爱情一样，这肯定是困难又困难的，“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迷醉的方式固定下来，流动起来。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拜倒者。我敢说，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和变化，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的东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轮廊，一些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在他写成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他就谈不上喜欢了。 是谁在这么大放厥词？ 是他，博尔赫斯自己！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除了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人可以站到他的作品上去指手画脚；二、博尔赫斯也许很想看到一个对他作品发难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他只好把自己请出来了。 想想，我们的作家是怎么惧怕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去组织一些吹捧的好言好语。这说明什么？不说明我们真成为了博尔赫斯，只说明我们太远离了博尔赫斯，远离了真正的文学。 探究一下造就博尔赫斯小说魅力的因素很有意思。 博尔赫斯小说似乎总是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用来制造小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古老的身影，甚至常常出现雷同的东西。但他给读者留下的感觉却是无限得复杂，无限得多，经常多得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仿佛他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而那些东西总是那么深不可测，采之不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答案在他诡秘的叙述上。他之叙述初粗看来，充满了精致的、陌生的措词和比喻，它们首先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一时无暇去关注故事本身的走向。这感觉有点如同看时装表演，表演完了，塞满你脑海的往往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不是模特的长相或表情，虽然她们的表情甚至长相都很近似，但你就是记不住，因为你本来就无暇去记她们。 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神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制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哎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身离去，或者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在这种事实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十多年来，他飘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象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智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经推崇卡夫卡为我心中的英雄，但现在我心中还有一个英雄，他就是博尔赫斯。这位失了明却依然长年蛰居在图书馆里的文学大师，尽管和满腹哀怨的卡夫卡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热情，可我感到他们是一种高度的对垒，是一种东西的正反面，就像国王和狮子、蛇和阴险的女人：他们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质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 八大时间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闻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神秘的“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孙子却也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虽然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振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的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10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经久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深地的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两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侮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是在课堂上！ 这个狗日的！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多数同学和老师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个别老师宠爱的甜头。 蒋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天使，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把歧视当作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改变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不错，小学五年，我当了三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包括现在都这样的。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平。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两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邓小平把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大通话。这些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最后考上高中只有5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尽管如此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化。 4.1981年8月29日 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车牌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情如鱼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做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两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线，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了我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荫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荫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5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切，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5.1988年1月15日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的出刊时间，杂志的名字叫《昆仑》，期号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说《变调》就发表在这一期上，责任编辑是海波。 我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1986年，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日记，写了几大本，论字数应该在几十万之上。总的说，我是个耽于内心的人，不爱热闹，不善言辞，写日记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习惯。我喜欢把自己交给自己，交给日记本。在我对门的宿舍里，有一个福建人，姓杨，他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涂鸦一阵子。我觉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当了朋友，就可以说点私密的东西，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日记本里记的不是日记，而是小说。 他在写小说！ 这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虽然校方没有明文规定，学员不能写小说，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这会不会“惹是生非”。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的举动似乎都是被明文规定了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吃不准对错，一般都以小心为妙，不做为好。所以，小说最好是写在日记本上，暗度陈仓，以免犯了哪位教员内心私设的规矩。他还告诉我，小说和日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记记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据可查，小说写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专业课的黄老师写成一对秘密的恋人，这可能就是小说。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洞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儿，而且在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1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的第5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舍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生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作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后来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她觉得天气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最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的。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利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瘙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瘙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得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如若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惜。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5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放心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让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一天，阳光灿烂，我抱着儿子凭窗而立，儿子引颈眺望，似有所见，令我大为开心。照众人话说，百日之内婴儿有目无光，而儿子此时远无百日。我久久望着儿子睁圆的双目，喜从中来。忽然，我觉得儿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异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还叠有一个黑点！形状和瞳孔一般圆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与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与黑眼珠的上弧相内切，色泽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浅淡。左看右看，确凿无疑，顿时喜消忧起！说真的，我没敢告诉老婆，因为那实在有点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肤上的痣是无关紧要的，但又有谁能告诉我，眼珠上的痣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从此，一份十足的担心盘踞在我心间。从此，我也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求证和验证工作，四处求医问人，用各种方法手段测试其左眼目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过百日，甚至更长时间。由于过度希望，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极度害怕。我不知这等待何日才能完结，只觉得在无限的等待中，我已变得越来越可怜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儿子半夜里暴吵不已，我抱着他从卧室哄到客厅。客厅黑着灯，儿子的吵劲立马变成了沉默的东张西望，头使劲地甩来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儿子的头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动不动，而且身体在使劲往后扑。我顺势退去，直到门前，而儿子的头依然挣扎着从我肩上越过去，往冰凉的铁门上凑。我以为他是额头发痒，就换过手来，想给他挠痒。这时，我一扭头忽然发现，黑暗中，小圆的门镜像一颗宝石一样亮得耀眼。原来，走廊上亮着灯，而我家里是黑的，门镜是惟一的一孔亮点。我终于明白过来，赶紧试着帮儿子的左眼往那孔亮点上凑，结果儿子十分配合地将左眼贴在了门镜上，双脚欢天喜地地踢打起来。我久久地沉醉在儿子的沉醉中，眼泪一滴滴流下来。就这样，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过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无关紧要的黑痣。就这样，我对儿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觉像是儿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个什么了不得的世界纪录，性命没丢，那纪录自然便变成了我的、也是儿子的大荣大幸了。 我要说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我要问的是，这什么时候能结束？ 8.1997年8月28日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虽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这一天，我流出了已经容纳我17年之久的军营，流到了地方，领取了今生第一张居民身份证。 2005年10-11月写 2008年4月4日改定 老师姓沈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县名叫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就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我初中时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读书呢。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变成劳动课，打扫卫生。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刚从荒唐中过来，事实上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一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都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其实呆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强烈的希望最后还是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是考得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我后来想，沈老师这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增加一些畏惧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体会，去成长。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当天晚上，沈老师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我站了大概有10分钟，他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都留给我自己，留存在心里。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也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正常的话这肯定要报告给班主任，做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了，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人知道。老师后来也没再提起这事，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似的。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一封信，最后落名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就决定要处理他。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呆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但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 但愿我会找到沈老师，让我有机会告诉他：我深深地想着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深思越发变得强烈而真切！ 2004年3月17日 我爱兔子 在我的味觉里，有关兔子和青蛙的味道是空白的，因为我从来不吃这两种动物。不吃青蛙纯粹是出于反感，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软塌塌的东西，似乎还没有血，皮质滑唧唧的令人发腻，吃起来又那么烦琐，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一坨肉可以大胆咀嚼，囫囵吞下。不吃兔子的原因要复杂一些，一般我总是以我属兔之由来搪塞各种发问。这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怜爱这种动物。 我以为，众动物中兔子是最让人怜爱的，它娇小，活泼，干净，安静，不烦人，也不伤害人，包括其它动物。在兔子身上，你不可能找到一样攻击或者报复的武器：没有狗的狼牙，没有猫的虎爪，没有牛的斗角，甚至连鸡、鹅的喙也没有。因为没有翅膀，所以不能如鸟凌空而逃，因为不识水性，也无法像鸭子一样落水而遁。应该说，在动物世界里，它绝对是弱小一族，它惟一见长的是比较警觉，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小聪明：不是有狡兔三窟之说吗？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即使符合，那也是野兔们的事，我见到的兔子都是被关在笼子里，吃着青草，要么等待着有一天任人宰杀，要么是浑身的皮毛被拔了个精光。下场是极为不妙的，但是你看看它们的神情，依然是那么天真、活泼、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怨恨和恐惧。在所有动物中，我相信兔子是最无私无畏的，从它满目的机警里，你可以想见它并不愚笨如猪，它对自己生存危机有充分的认识。但它没有因此变成老鼠：机警而怯懦，它的机警里没有一丝怯懦。大凡弱小的动物，长相都比较猥琐，不是一身黑，就是一身臭，惟独兔子，洁白得跟个天使一样，而且还竖着两只天真、可爱的耳朵。我总觉得兔子的两只耳朵应该变成两只角，这样它可以斗争，哪怕是象征性的斗争。但兔子似乎是瞧不起斗争的，即便在屠刀面前也不作声嘶力竭的抗争，顶多叽叽叫两声而已。我见过兔子被拔毛的样子，我想象那一定很痛苦，是一种受尽折磨的痛苦。如果这份痛苦落到一只猫或狗身上，它不弄你个天翻地覆才怪呢，没准还叫你伤痕累累。但兔子却安静得出奇，默默地承受着折磨，作出的惟一反应只是耷拉下天真的耳朵。它也许知道，这时候再天真就荒唐了，这也说明它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受折磨，只是无奈而认命罢了。 我是个柔弱的男人，心中不乏水草一般柔软的温柔，对弱小的东西一向富有同情心。兔子不但弱小，而且还有诸多惹人怜爱的品性和长相，所以我格外怜爱它。尽管我知道它的肉质非常香美，但实在是无勇气去品食它。有人因此说我是傻乎乎的。也许吧。不过，我想如果一个人心若止水，那么聪明又有何益呢？ 2000年4月31日 于谦改变了我的梦 我的童年是在浙江富阳的一个叫蒋家门口的乡村里度过的，那个村庄很大，有孙权故里龙门镇一样复杂得像迷宫一样的弄堂，也有大村庄特有的丰富的民间文学。村庄里的大部分老人都是不识字的，但说起祖宗八代、乡里乡外的奇闻轶事，不乏行家里手。祖上的人情故事似乎也就这样代代传承下来。这些故事中有两个耀眼的主人，一个是徐文长，再一个就是于谦。他们的故事几乎每一个老人都会讲，不同的老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或者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就这样，两位历史老人就像我祖上的两位先人，虽然见不了面，但总觉得时刻都在我的身边。 今天不说徐文长，今天只说于谦，因为我刚从于谦祠祈梦回来。这是浙江作协举办的第二届作家节的诸多活动中的一个，它本不属于我一个人，但我在心里把它看作了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活动。这不是自私，而是自信。我相信，在所有参与该活动的人中，我和于谦的关系是最特别的，一方面他曾经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位风光英名的“祖上老人”，另一方面我是把这种童年记忆保存得最好的人。也许当地很多人都会有我相似的童年——把于谦误以为是自己的祖上老人，但如果想最大限度地保存这种童年记忆，需要最大限度地离开家乡，离开你童年的人情世故。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像一只迁居的候鸟飞出巢穴一样，乡情乡音、故人往事只能以童年记忆的方式保存，因而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于是，于谦作为我祖上老人的“那个错误”也一直顽强地遗留着——像一个胎记不能抹掉，无法抹掉。于是，走进于谦祠的一瞬间，我感觉我像走进了我的童年，老人们讲述的有关于谦的种种故事，纷纷涌上心头，那份亲切令我感动，那种感觉令我恍惚。我想，在这个下午，在这些人当中，我是最心动的一个，也是最迷离的，如梦似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迷失在时间的隧道里，迷失在记忆的深渊里。 因于自以为与于谦的特别的关系，我对这次祈梦活动也特别热衷，我暗暗想，在于谦祠祈梦，我大概会比别人更易于受到这位梦神的善待，所以我用心地准备了一个梦。在记者的追问下，我还一度说过我这个梦：希望于谦老人给我力量，让我尽快尽好地完成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那天下午的氛围，如诉的琴声，如歌的古乐，如诗的宋词，英雄于谦的英名事迹，孩子健康美好的愿望，庄严的仪式，虔诚的瞻仰等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令我变得豪迈起来，雄壮起来。当祈梦牌发到我手上时，我已经羞于写下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梦想，最后落在祈梦牌上的似乎不是一个个人的梦想，而是一个“人民的梦想”，一个“社会的梦想”： 英雄不死，正气长存。 而且，我自己也想不到，我内心为此感到非常的明亮和坦荡，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这是在作秀，它就是我此刻的真实心情。我甚至清晰地听到发自我内心的一个声音：如果人间没有像于谦这样的英雄，没有舍生取义的正气，奸讦当道，秽气横流，那么我们个人的所有梦想都要完蛋；尤其像我这种内心属于比较古典的人，大概更是如此。 我还发现，那天祈下像我这样豪情万丈梦想的，不乏其人。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哪怕是瞬息的真实，总之决不会戏言——如果在那种场合还写下戏言，那是不可思议的。这也使我想到，启动于谦祠祈梦仪式的意义所在，它或多或少会给人一种正面的点燃。当然，我们不可能天天处在这种照耀之中，但我们又确实需要这种照耀，哪怕是短短的一瞬间。而每一个走进于谦祠祈梦的人，我想也许都会迎来这么一瞬间。 2004年6月23日 母爱有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些东西又可能是每个人的秘密。一个人独自饮泣总有那么一点私底下的感觉，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而言，这很可能成为他的一个羞于公布的秘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乐意写的，我几次写写丢丢，便秘似的痛苦写作过程，也足够证明了我的不乐意是真实的。但我又不忍放弃。我说的是不忍，是一种欲言又止又欲罢不能的无奈与挣扎。我为什么要被这件渺小事情折磨？是因为我在其见了一些奇特动人的景象，一些母亲的东西：她的命运，她的爱，她的苦，她的过去和现在。换句话说，现在的我再也不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这类老掉牙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虚弱，更加冷漠，更加傻乎乎：不是可爱的傻乎乎，而是可怜的傻乎乎，真正的傻乎乎。 孩时的眼泪是不值得说的，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哭声，哭声里藏足了反抗和祈求，眼泪是不屈斗志的流露，也是缴械投降的诏书。当眼泪藏有心计时，眼泪已经失却了眼泪本色，变得更像一把刀，一种武器。但我似乎要除外。我是个在哭方面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一哭喉咙就哑，叫人心疼。谁心疼？在那个爱心被贫困和愚昧蒙蔽的年代，惟有母亲。我觉得，那个年代只有母亲才会为一个少年的啼哭心动——那是一个人人都在啼哭的年代，你哭说明你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可心疼的？很正常嘛。哭哑了喉咙不叫怪异，也许该叫脆弱（所以才让母亲心疼）。我的怪异是，母亲说我哭大了就会犯病，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跟犯癫痫病似的，叫人害怕。说实话，因为与生俱来有这个毛病——一哭大了身体会抽筋，吐白沫，所以只要我一开哭，母亲总是来跟我说好话，劝我，骗我，让我及时止哭。这简直就让我的哥哥姐姐妒嫉极了，他们哭母亲从来不会理睬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把我的哥哥、姐姐打得哭声动天。母亲看见了，视而不见，有时还落井下石，在一旁煽风点火，鼓励父亲打。只有我，母亲是不准父亲打的，打了也会及时替我解围，像老母鸡护小鸡把我护在怀里，替我接打。有一次，母亲不在家，父亲把我打狠了，我哭得死去活来，旧病复发，抽筋，并引发休克，人中被掐青才缓过神来。母亲回家知道后，拿起菜刀，把一张小桌子砍了个破，警告父亲，如果再打我她就把我杀了（免得我再受罪的意思）。那个凶恶的样子，让父亲都害怕了。 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不能哭，哭了要丢人现眼的，我从懂事起，一直在抑制自己哭，有泪总往肚里吞。吞不下去，捏住鼻子也要灌下去，很决绝的。灌上个一年半载，哪还要灌，都囫囵吞下去了，跟吞气一样。印象中，我从17岁离开母亲后，十几二十年中好像从来没有流过泪。有一次，看电影，是台湾的，（电影名字忘了，反正电影里有首歌，唱的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电影院里一片哭声，左右四顾，至少是泪流满面的，只有我，脸上干干的，心里空空的，让我很惭愧。后来我又看到一篇短文，标题叫《男人也有水草一般的温柔》，是歌颂一个男人的眼泪的，很是触动我。这两件事鼓动了我，我暗自决定以后有泪不吞了，要流出来，哭也行，哪怕哭大了，让人看到我的秘密也不怕。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于是，我又专门去看了那部台湾电影，我想看自己流一次泪。不行，怎么鼓励都没用，心里使不上劲，没感觉。以后经常出现这种感觉，我心里很难过，希望自己哭，让泪水流走我的苦痛。但屡试屡败，就是没感觉，找不到北！真的，我发现我已经不会流泪了，不会哭了，就像失眠的人睡不着觉一样，本来你应该天生行的，但就是不行了。也许，所有器官都一样，经常不用，功能要退化的。我的泪腺已经干涸了，死掉了，就像一个野人，不知不觉中身上已经失掉了诸多器官的功能。 死掉也罢！ 可它又活转来了。 说来似乎很突然，那是1992年春节，年近三十的我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探亲，第二天要走了，晚上母亲烧了一桌子菜，兄弟姐妹聚齐了，吃得闹闹热热的，惟独母亲一言不发，老是默默地往我碗里搛菜。我说，妈，我又不是客人，你给我搛什么菜。母亲什么都不说，放下筷子，只是默默地看着我，那种眼神像是不认识我似的。我随意地说，妈，你老这样看着我干吗？妈说，我是看一眼少一眼了，等你下次回来时，妈说不定就不在了。说着，又给我搛了一筷子菜。这时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一些不对头，姐又多了一句嘴，说什么妈恨不得我把一桌子菜都打包带走，好叫我吃着她烧的菜想着她，等等。姐的话没完，奇迹发生了：我哭了，眼泪夺眶而出，嘴唇一松动，居然呜呜有声，浑身还在不停地抽搐，把妈吓坏了，以为我老毛病又犯了，一下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揽在怀里，安慰我别哭。可我却不像小时候一样管用，泪如泉涌，止不住，声音渐哭渐大，最后几乎变成嚎啕了，身子也软透了，没有一点气力。一桌子人，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我哭得很没有分寸，一点章法都没有，很失一个成年人的水准。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哭吧。但起码，我已经学会了流泪，以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眼泪就会无声地涌出。 就是说，我的泪腺又活了，是母亲激活的！ 我承认，也许很多男人都要承认，我们在很长的一个年龄段里，心里是没有母亲的身影的，我们心里装着可笑的“世界”，装得满满的，傻乎乎的，把什么都装进去了，爱的，恨的，荣的，耻的，贵的，贱的，身边的，远方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很多很多，太多太多，连亲爱的母亲也要可怜地被挤掉。等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很可笑，明白自己原来很傻，错了，准备纠正错误，把母亲重新放回到心里时，发现母亲已经老了，走了。走了，那你就后悔到死吧。我很感激上帝给我机会，让我有幸把母亲再次放回到心里。因为在我心里，所以虽然我们相隔数千里，但我还是经常看得见她。看书时要看见，听音乐时要看见，看电视时也会看见，有时以至看广告都要看见。比如刘欢唱什么“心若在梦就在”的歌，那是个广告片吧，我看到那个少年在风雨中冲到刘欢身边，我就看见了母亲。说真的，每回看见心里都酸酸的，要流泪。不久前，老婆出了几天差，一个人带孩子，晚上孩子突然发起烧来，喂过药后烧倒是立马退了，转眼儿子又睡得很香的。但心有余悸的我怎么也不敢入睡，便久久地望着儿子睡，望着望着眼泪又出来了：因为我又看见母亲了。 世界太大，母亲，我不能天天回去看您，陪您，一个月一次也不行，只能一年回去看您一两次，陪您十几天，为此我时常感到很内疚，很难过。好在您已经激活了我的泪腺，我在难过时可以通过泪水来泄排。啊，母亲，您总是预先把儿子需要的给了他…… 2007年4月19日于成都金沙 无法潇洒 老大运背，生意蚀本，求子无术，亩（母）产两千斤（金），气煞人矣。老二额头发黑，为个川妹子，别父老，走他乡，寻死觅活的样，伊人必为仙姑玉女，结果竟是只下不了蛋的母鸡，霉煞人矣。老三财源滚滚，母亲说，这是好兆头，财子财子（才子），有财必有子。殊不知，老话也有失灵时。就这样，儿子三个，眼看日日老去，不定很快就会死去，却不见孙孙影儿，死也难瞑目。为死瞑目，母亲居然下出毒招，要老二我离婚。我说母亲不是常言嫁鸡随鸡，岂能离婚？母亲脸一沉，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和你爸活一场，总不能落个断后恶名。我说您可以不管，我无法不管——我做不到。母亲默默离去，缩小了的背影透出无限悲伤。不料母亲就此卧床不起，不饮不食，泣而不语，弄得几家人鸡飞狗跳。我说母亲何必这样，有话好好说。母亲睁开眼，离不离？那架势最明白：你不答应，我不罢休。我只好答应。回得蜀地，做妻工作：生一个吧。其实妻“下不了蛋”是假，只是想少个拖累自在活一把，又怕老人唠叨才打出这幌子。 幸亏是假，要不我非劈身不可！ 要说妻这“豆腐渣”年龄，孕生一团血肉自然过迟，所以险象环生也在所难免。但妻总算争气，几次都勇闯难关，惊而无险。5月16日黎明时分，小东西呱呱落地，医生大声嚷嚷，要男还是女？吓得我和妻都不敢吱声，等我终于应答，声音又极端虚伪：女。那就送我吧，医生戏谑道：是男的。妻在从手术台上要挣扎起来：我看看，让我看看。那样子像看一眼后，小东西真要被医生掂走。医生把小东西高高托起，小东西的“小东西”暴露在妻眼前，几步之外的我都已看得清清爽爽，而妻却依然痛苦呼叫：没看到，在哪里？我没看到，让我摸摸……这时我发现妻目中泪水汹涌，一对泪眼绝望地挣扎着，哪还看得见什么。我赶紧上前，抓住妻手，把它轻轻按放在“小东西”上。只微微一碰，妻之手如触电般弹开，沉沉地昏倒在手术台上，惟有默默的泪流告诉我，她还活着。 我要说，这是一场战役，漫长的战役，险情四伏的战役，我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我们没有借助伟大的b超机来预测这胜利，因为我们担心伟大的b超也有渺小的时刻，更担心可能的失败被提前预支。对失败的巨大恐惧使我们都变得格外脆弱、谨慎。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报喜吧。电话当然是最赶紧的，但我又嫌不够隆重，所以最后选择了礼仪电报：奶奶，我与妈咪都好。小孙子。下午的晚些时候，弟打来电话，说妈要来看孙子。我说妈这身体怎能出门。弟说，没办法，妈的脾气你知道。我想也是，就无言。次日，弟再来电话，说机票买了，明天上午的。第二天，我正准备出发去机场接人，弟又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但妈可能来不了了。我问怎么了，弟说自前天起妈就一直兴奋得没睡觉，刚才在车上迷糊了一会儿，醒来说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打算先去医院看看。晚上弟又来电话，说母亲是高血压发作，引起眼睛里的一条血管破裂，复明的可能很小。我一下呜呼起来，想不到巨大的喜悦没叫我尝三天就……我呆呆望着昏然无知的小东西，心中一片茫然。 几经救治，母亲的一只眼睛居然奇迹地明亮起来。母亲说老天还算有情，留给她一只眼看孙子。但如何才能让老小相见？老者，耄耋之年，高血压，心脏病，一只创伤老眼，一次可怕教训，谁敢让这样一支风中残烛再出门？甚至母亲自己都不敢了。小者，嗷嗷待哺，弱不禁风，谁敢带这样一个小东西远足？况且我们都是公家人，绝非想走便走得了的。我当然肯定会设法让老少尽早相见，这差不多成了我当前的重要任务。眼看小东西一日日长大，老少相见的希望在日日走近，我在欣喜之余却又担心母亲那只孤独病眼经不起最后的等待。若真如此，我想母亲大概也只能如妻当初一般，用手摸来断定小东西的性别了。哦，别、别这样——时光又被希望或者恐惧拉得很长，很长。 1997年5月29日 家有书鬼 一个不会从生活中寻找并发现乐处的人，生活的意义就丢掉了大半，这样的人得到的再多其实都是最少的。这样的人，往往也是自私的、干巴巴的、不为人喜欢的。相反，有一种人，他们常常可以在困难和苦楚中找到你意想不到的乐处，并由这种乐处悄悄地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心灵。对我来说，这种乐处多半藏在书本中，也正因如此，我对书籍的爱变得越来越深刻。爱到深处人孤独。越是孤独的感受，显出几分怪诞是不足为奇的。 说真的，我对书的爱惜几乎有种病态，比如我从不用没有洗净的手去碰书，买书，我不买那些卷了角或有斑迹的书——这些书就让不爱惜书又需要看书的人去买吧，反正我是不要买的，哪怕是本绝版书。书到了我家里，无异于到了宫中，红木书橱使任何一本廉价书都变得华贵，在干燥的石灰粉和臭香臭香的樟脑丸的保护下，它们又变得娇气。但无需担心，因为石灰粉和樟脑丸都是足够的，也没有过期。每个星期六上午十点，我书房的那方窗户总是准时地传出电机转动的嗡嗡声，有人以为我是在为周末的约会塑造发型，其实我是在给书打扫卫生，嗡嗡声是一只造型像松鼠的吸尘器发出的，不是吹风机。 有一次——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我一个老战友和女儿来城里看一位歌星演唱会，正好是星期六，两个人一“老”一少，我如果仅以给书打尘之由而不陪他们去，那真不知老战友会怎么想我。于是就陪去了。出门和回来的路上，我都在想，今天我没有给书打尘，晚上不管怎样都要抽时间补上。但回家后，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金鱼缸打落在地，碎成几块，金鱼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无一幸免，色彩斑驳的尸身，像花瓣一般悲壮地躺在地板上，几本我正在看的书（有一本是我最喜欢的爱伦·坡的书）好像刚从倾盆大雨中跑回家，正累得趴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开始我以为家里来了“时迁”，但经再三检查，没见得一丝贼的迹象。事情很神秘，迫使我陷入了神秘的探究。我想得很多，也很远，但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而我老母亲似乎早看透了究竟，她念念有词地打开所有门窗，焚燃香火，并要我和她一道跪在袅袅香烟前忏悔思过、祈求保佑。这是一个老人的理性和力量，奇怪的是我居然接受了——因为事情太蹊跷，令我的理性和力量丧失殆尽，我跪在袅袅香烟前，心里一片虚空，不知道该对谁膜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书。 是的，我对自己说，事情一定是我的书干的。这些书啊，被我当宝贝似的护爱着，又被我视神灵一样膜拜着，我的过分的敬仰和需要，也许早使它们得了道，升了天，成了书中的精灵，能呼风唤雨，阴阳自由，魔法自如。你可以不相信世上有神灵，但如果相信了，那么我说它们其实都是这样出世的——由于你过分的心念，它们不是一朵世上最初的蘑菇，由天地云雨滋生，它们是由我们的怯弱和恐惧滋养派生的。由于你过分的敬重，它们变得很娇气，很脆弱，很容易被伤害，所以我们也很容易遭到惩罚——它们怎么可以让你伤害？你稍有不敬它们就要惩罚你，这是你给它们的权力，它们不会放弃的。现在，我没有遵守诺言按时给它们打扫灰尘，所以它们生气了，所以它们就要把我鱼缸打烂——给你点颜色看看！为什么不毁其他就毁鱼缸，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在鱼身上投入的似乎太多了，它们看不惯，甚至怕失宠，所以怀恨在心，一有机会也就下手了。由此看来，它们不但被我呵护成了仙，而且还变得娇气了，也变得自私了。 我知道，我这么来解释事情的蹊跷难免被人耻笑，但身为一介书生，被人耻笑实在是常有的事。既然是常有的事，也就无所谓了，何况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我甚至觉得家里有个“书鬼”是件浪漫又温馨的事，尽管它娇滴滴的，而且还自私，但总比有个其他什么的鬼要更令人坦荡、平安一些。 1997年11月16日 家有万年古木 要做一篇跟树有关的文章，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隐隐欣悦。换句话说，这是一件我期待中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文章早在暗暗地等着我写。我清楚记得，大约十几年前，“天堂作家”裘山山从云南采风回来，做了一篇《一路有树》的散文，文章出来后，我没有及时看到，等看到时我已身在西藏，那是个“一路无树”的神秘之地。世界屋脊。一篇玲珑散文能够给我留下如此难灭的记忆，不知是文章之幸，还是我之幸。应该说，我做“树”之文的心念大概最初诞于斯，但当时仅仅是心念而已，是一种愿望，一种不确定，一种等待和想念。至于何时能兑现，就像爱情的来临一样，是难以计划和刻意的。我们可以刻意亲情，但无法刻意爱情。爱情是秘密，是命运，是欢乐，是痛苦，是不可言说。对我来说，写作与爱情是一回事，本质相同的一回事，只是表现形式不一而已。 话说回来，真正有关做“树”之文的契机来自于三年前，有一天，我回家，看见老婆正在像给幼儿洗澡一样，“甜蜜又专注”地在清洗着一截脏不拉叽的烂树木。树木有海碗一般之粗，不足一米之长，看上去黑乎乎的。黑不是那种高贵的油亮的黑，而是一种几经腐败腐烂的黑，在清洗过程中，甚至散发出一种陈年腐烂之气和味。更荒唐的是，这截烂木头居然还是千里之外的广州邮寄来的，邮寄费达21元，以我经常邮寄的经验看，起码还要外加4元钱的纸箱费。一截烂木头如此“非常”乃至可以借用“闪亮登场”的套语，荣居我家中，显然事出有因。问怎么回事，老婆说，这是一棵13000—16000年前的“古董之树”，刚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来。我说，年头是够久的，可一截烂木头有屁用，又不是一件陶器。老婆说我没文化，并向我申述一个道理：2000年前的陶器有的是，但2000年前的树却稀罕得“闻所未闻”，更何况是上万年。我说不会吧，她反问而答：树又不是铁，能在地下呆上千年？我一想也是，在地下埋过万年的树早已变成泥。这么说，它还真是稀世之宝。老婆说，它还是一个谜，何以能亘古不变？我想，这等于为科学家探寻世间之秘又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老婆说，何止一条？起码还有一条，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气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证据。老婆是学气象的，如今干的也是这玩意儿，看云识天于她只是小菜一碟，如果她在某个大太阳天告诉我，明日何时至何时将有暴雨或大风，我肯定不足为奇，因为那只是她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但如果要从一棵古树中“认识”一万年前的气候情况，我会想，这大概痴人说梦吧。殊不知，事隔不久，我就从有关报刊上看到，有科学家已经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的一批古木中，“后报”（不是预报）出了那时候（13000—16000年前）的气候情况。这是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不是小报记者搞的娱乐新闻，我没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 其实，从树木中“后报”过去气候状态，这是当今气候学中的一门学科，不但毋庸置疑，而且正在吸引世界更多的科学家问津。想想看也是，我学龄前的儿子都可以从一截树的剖面中“报出”树的年龄，那么，科学家们凭借精密的仪器和深奥的学术，“报出”树木们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在，那截“烂木头”成了我家的一个少有的珍藏，高贵地沉睡在明亮的玻璃柜中，我在无聊之时，时常沉默地观望它，有时候还能亦梦亦幻听到13000—16000年前的风雨声。 1999年10月21日 小说富阳 年过三十，时光是不能往后看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仿佛并非很久，但其实已经很久，已经25个年头。这个时间起始于1981年8月28日，这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离开了富阳。年少的我并没有把这次离别看得很重，更没料想到，我可能将由此终生成为富阳的游子，漂泊在他乡。 漂泊意味着思念、牵挂。这有点儿苦涩、沉重。但漂泊也有一种飞行的感觉，故人往事随时远去，又如影相随，似梦非梦，似是而非。这种感觉很奇妙，有一点儿文学的感觉。当我立志要当个小说家以后，坦率说我一直在有意强化这种感觉，即便有时间回富阳探亲，我也总是秘密地来，秘密地走，来去匆匆，行迹诡秘。换言之，我在有意识地回避认识当下的富阳。这种回避其实是另一种占有，把具象的东西化为影子来占有。影子具有变幻的魔力，可以让一棵风中之树变成一个舞蹈的人，让一个常人变成一个巨人，让大源溪变得比青山还青，比蓝天还蓝，鱼翔浅底……我就这样占有了一个惟我独有的富阳，一个记忆中的富阳，一个想象中的富阳，一个虚实相间的富阳。 我承认，这是一种病态的占有，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味，因此也意味着不可能从一而终。因为，毕竟这不是自然状态，是主观的有意为之，最终是经不起客观的偶然和必然的夹击的。果不其然，首届富春江文化节的召开，我作为嘉宾应邀参加，这一个节过下来，我和富阳之间的某种关系被破掉了。破就是立，做此小文，《小说富阳》，算是“立”的一份纪念吧。 说富阳，第一总是要说的当然是富春江。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富春江的名声确实令她的子孙暗生豪情，平添了不少名地方人的气概。尤其像我等漂泊在外的，报个家门，说杭州，那是高攀，有点做贼心虚的，犯不着；说富阳，知者不多，不知便是无名，无名便是无分，转眼便有可能叫人小瞧：一个小地方的人。但说富春江，你不知那就是你的无知了。所以，我但凡遇到要报家门，总是搬出富春江来吆喝，来撑脸面，而且屡试不爽。当然，郁达夫也是金字招牌，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接触的大部分是舞文弄墨的。一个舞文弄墨者不识郁达夫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说富阳，第二要说的便是郁达夫，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加之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义举，其名望在相当的人群中不在富春江之下。 “富春江”，“郁达夫”，这是我在外多年说的最多的两个词，也是最爱说的。 如果没有这次文化节之行，我说富阳大概也只能到此为止，再说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何足挂齿？但此行下来，看到、听到富阳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不禁使我瞠目，瞠目之余就是谈兴了。说真的，富阳经济建设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比我想象的好，好得多。据资料说，富阳的工业经济已连续22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幅度，2003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414个多亿，名列全国经济百强县第38位。尤其是民营经济，整个感觉是遍地开花，群雄四起，好戏连台，捷报频传。从经济格局而言，形成了通信器材、造纸、建材等优势产业，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按说，富阳经济发展到今天这般辉煌之际，应该冒出一个像萧山鲁冠球或者四川新津刘永好这样在全国扬名的人物。但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好像大家都是星星，没有月亮，少了一个众星捧月的人物。这也许有点美中不足。我在想，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在一群英雄好汉面前逞雄称霸，实在太难，没有一身力拔山兮的气力和气概，只能兴而叹之，而力拔山兮之人是日月造就的，非个人修炼得出来的，所谓“臣途人走，帝业天成”，道的就是这个理；第二个，似乎要怪罪富春江，富春江固然是景秀色丽，造福千秋，所以令代代子孙痴情钟爱。情深痴迷损智商，爱到深处人孤独。富阳人太爱身边这条江了，爱到骨头里去了，爱到血液里去了，爱成了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无常的日常，成了潜在的安慰，成了遗传基因。但话说回来，最美的江终归是一条江，想在大海面前去逞雄称霸，可能还得把旧有的“江的意识”格式化了，否则大海确实是太大了，太深了。这是个深奥的话题，似乎难以言传，只能意会，我的笔头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打住为好。 说到这里，我又突发奇想，觉得作为一个富阳人，做个文人墨客还是蛮好的，富春江当左脸，郁达夫当右脸，跑来跑去，脸面上的东西是够的，亮的。相比，如果搞其他，右脸就不是那么亮堂了。比如搞经济，虽然经济实力可嘉可奖，但毕竟是少了一个众人瞩目的领头人，言传起来颇费周折。再比如从政，说来是有一个大人物：孙权，可以说家喻户晓。但这是一张太老的牌，有点古董的意味，多观赏性，少实用性。试想，一个仕途中人，自称是孙大帝的后人，岂不是有点无厘头了？因为太遥远了，搬弄如此千年百古的事情，无疑是显得捉襟见肘。此乃闲言碎语，是真正的“小说”，只能姑妄听之。 2004年7月12日 散说富阳 一 一晃眼，离开家乡已经有二十七个年头，人也过了不惑之年。我一直在漂，二十多年中先后在福州、南京、北京、拉萨等七个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现在在四川成都。年轻和文学给了我漂泊的勇气和热情，四十岁前我几乎从没想过回家乡的事，探亲的时间也很少。但是年龄在改变我，这两年我频频回去，几乎所有浙江的活动都参加，为的就是回家看看，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乡亲形象。像所有身在异乡的人一样，我最终还是逃不过因为年龄增长而增长的思乡病。按说这两年，调回杭州、上海的机会不乏其有，但最终我还是下不了决心。究其原因，说出来别人也许不可理解，我觉得那边往前走的速度太快了。印度有句谚语：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走得太快肯定会丢掉一些东西。总的说，这是一个物质论英雄的时代，而杭州和上海及周边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急先锋，佼佼者，过度物化的潜规则随时可见，随处可用，人都以物质和金钱论英雄，太喧嚣，太钢筋水泥了，我不适应，也不欣赏。 二 富阳是缩小的杭州、上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有目共睹，但人们为钱而累、以钱为荣的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富阳人爱摆阔，大街上很难看到小排量的汽车，农民的房子也是三层四层的，稍为一点场面上，掏出来的烟都是中华，还是软的。三五个人坐下来，谈的多半是怎么挣钱、怎么花钱，要不就是打牌。我有个同学，办了个厂，风风火火的，一年收入也有几百上千万，但对家人却是十分冷淡，儿子正值青春期，很多事情需要跟父亲交流，而他居然几年了没有跟儿子单独坐下来谈过心。有一次，我同他儿子聊了一下午天，小伙子竟然感动得哭了，事后还给我写来一封几千字的信，谈他的苦闷，谈他父亲的种种不是。这件事对我触动蛮大的，我跟同学谈话，指出他这样生活可能存在的弊端，但他不以为然。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挣钱，有了钱儿子考不上大学也无所谓，可以出国，也可以跟他干：一种有了钱万事大吉的派头。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有了钱才产生的。我们当然离不开钱，但钱绝不是人的中心，不能围着它转。富阳不是中西部，问题依然是经济不发达，缺钱。钱到了一定地步会自己长出来的，富阳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具有相当的往前自动发展的实力和惯性，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应该调整一下思路，关心一下更多的问题，比如内心。说得极端一点，没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心丢了，为身体而活，但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的钱足够身体享用了，怎么办？ 三 富阳提出“阳光生命”口号，本身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二十多年前，我们说发展就是硬道理，没人会怀疑这句话，听了都很来劲，但今天我们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我以为，这种倡导的意义也许不会亚于二十多年前倡导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经济让我们富起来了，让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打开了，满足了，构建和谐是直指人心的，旨在打开、完善我们的心灵世界，人与人用心交流，用情表达，而不是一味地以钱论道。阳光生命，其实就是要和谐，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的心灵，要完美我们的情感世界，要培养我们的爱心，要重塑我们的荣辱观，提高生命质量。不是说只有富阳“生命不阳光”，而是富阳作为经济率先发达起来的地区，它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让生命充满阳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富阳现在提出“阳光生命”是有远见的，是真正的审时度势，是因势利导，是智者之虑，是对富阳人的真心关爱。 四 现在国内很多城市总是在现代与自然，宏大与局部，快与慢，软和硬，新和旧之间失调，乱了方寸，乱了心思。作为富阳人，我当然希望她不要乱，她过去是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今后我希望她也是阳光生命的排头兵。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年代太吵闹，太生硬，太灰暗，太沉重……我想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看到那么多人为钱而累，我经常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好好找个书吧坐一坐，找一本书看一看，想一想。书里面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由于知识不够，也许没有读书的习惯和乐处，但你起码不能因为有钱而瞧不起书，更不能武断地对下一代说：读书有什么用？读书有什么用，我想，不读书的人是不知道的。 居于成都 我非蜀人，入得蜀来，要学习适应的习俗着实不少，甚至连基本的吃、喝之道也要从头学起。吃的学问主要在于对麻辣的麻木，这让我有些为难，至今要领不得，感受平平。相比之下，喝的功夫是练到家了，有感情了，若是隔三差五地不去泡泡茶馆，心头是欠欠的。好在茶馆遍地，茶钱相应，满足一下也非难事，所以这等欠然倒是少有。 成都的茶馆之多，绝对没有哪个城市敢来一比高低的。尽管这样，也没有哪个茶馆经营不动的。哪个茶馆生意都好，都人满为患。有人说，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三十万大军泡在茶馆里。成都人喝茶不像北方人，喝的是大碗茶，咕咚下肚，以解渴为目的；也不像福建人，喝的是功夫茶，一口一口地品，品得陶醉，品得专心致志；也不像广东人，喝的是早茶晚茶，边喝边吃，喝茶的目的其实是填饱肚子，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为了节省时间？成都人喝茶，喝的是雅茶，喝的是一种气氛，喝的是滴答滴答的时间。有人说，成都的茶馆就是一个社会，在这里，卖报看报的，吆喝擦鞋的，说书唱戏的，谈生意的，做买卖的，看相算命的，按摩掏耳朵屎的，访亲会友的，恩恩爱爱的，形形式式，无所不有。所以，说它是个社会，实在是一点不过分的，起码是个反映社会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张三把他的人生折射给了李四，李四又把他的意气传染给了孙二麻子。就这样，舞台又变成了学堂。从这样的学堂里出来的人，有点悠闲，有点懒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个悠闲懒散之人，刚走出茶馆又进饭馆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人说，如果中国的有钱人都是成都人，那么我们的餐饮税收一定还要翻几番。从科华路到西延线，再到羊西线，再到玉林小区，再到杜甫草堂，满大街都是肉香油气。我还要说，尽管满大街都是鳞次栉比的饭店餐馆，但激烈的竞争似乎并没有击败谁，而是激发了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坐在了闹热的“排场”里。成都人不但自己爱吃，而且还替全国人吊起了爱吃的胃口，川菜、川酒正是经过成都人嘴巴的千年造化后变得滋味十足，色香迷人而风靡全国。 有人还说，如果中国的有钱人都是成都人，那么中国的旅游业收入一定也会狂涨。到郊外农家去坐一坐，喝一杯茶，打一圈麻将；或者屋前院后走一走，钓一钓鱼，赏一赏花，真正是心旷神怡。成都人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成都市郊的农家乐，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常，总是座无虚席。而三月里的龙泉桃花则时常叫成都人倾城出动。每到夏季，青城山、都江堰更是人满为患。仔细一瞅，多数还是成都人。 个性是城市的驱动器。成都人的个性在吃喝玩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此精彩了这个城市，也演绎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如果说，鲜花象征着古典的诗意，那么成都人文、成都文化就是以这样的精神而显示出它的可贵，和这个城市的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向前迈进，农耕甚至工业文明都已开始悄然隐退时，成都人的这种散发着千古馨香的人文之气，和桃花源式的文化，是不是过于诗意了一些？坦率说，我喜欢这个城市，又害怕。我总觉得，或者总担心，在这个“腐化”的好地方，我的精神深处也会跟着腐朽起来。 1998年5月11日 二说成都 我是而立之年来成都的，之前我先后在五个城市生活过，现在看来，它们只是我寻找成都旅途中歇脚的驿站而已。我不知道自己离开了那么多城市最后落居成都是对还是错，我只知道以后我再不会到其他城市去居住了。正因此，成都在我心中便有了故乡一般的地位和感情。人们对故乡总有着源源不绝的期望，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这种期望会被人为地凸出、放大。 依偎在大山之下的成都，飞越高山是它老早的梦想。但我们也觉察到，它飞翔的翅膀不免沉重了一些。首先是地理上的局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江海不见，失却了沿海一带天造地设的便利。其次是文化上的积淀过于温馨、烂漫、飘逸，缺乏和现实世界搏击的硬朗和灵活。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血脉。由于成都人没有真正在天子脚下生活过，也没有在外国殖民资本的冲击下发展过，因此成都人大多不为皇权所迫，也不为金钱所困，于是凝就了一股养尊处优的神气，沉淀在文化上，自然是诗意洋洋，飘飘洒洒。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在当代农耕甚至工业文明都巳开始悄然隐退时，成都人的这种散发着千古馨香的人文之气，和桃花源式的文化，再也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它们在推进成都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生活和繁衍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平添了几多悠闲和自满，也难免有了几多“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封闭。这些“品质”，在当今世界经济的餐桌上注定是抢不到就餐的好座的。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不进则退；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大势所趋；一城一地，倘若固步自封，无异于作茧自缚，终将被无情的市场经济淘汰出局。 成都，也许在新世纪面前数落你的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是不合时宜的，但为了让你在新世纪里能够更好飞翔，这似乎又是必要的。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敢于客观地审视自己之短缺，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气，一种宣言。成都，在崭新的世纪里，我们决不愿你在沉默中消失，我们愿你在沉默中爆发。 如果客观地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成都虽然面临着挑战，但更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首先，中央将更加重视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成都作为西南重镇，受益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其次，四川行政区域调整后，成都在全省的地位和作用已更为突出，省委、省政府更加重视成都的发展，作出了依托成都构建“成都平原经济圈”的战略部署，为成都加快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实践，成都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积累了一些符合自身发展的思路和经验，尤其是广大群众热爱成都、建设成都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为成都加快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坚实基础。 如果去看看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同样会受到鼓舞。美国在八十年代经济调整发展时期，真正发展最快、最出人意料的是西部或者南部所谓的荒蛮之地，如佛罗里达、加利佛尼亚、得克萨斯、科罗里达等这些地方。如今昔日的荒蛮之地纷纷变成了“能源之都”、“阳光地带”、“西部硅谷”、“无烟工业王国”，变成了奇迹，变成了城市发展的另一条出路。作为同样有一种“边疆性格”和“能源优势”的成都，在新世纪里是否会有它们的幸运？虽然我们不能对未来下注作赌，但自信无疑是首要的。 新的千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纪，此时此刻我似乎比所有人都希望成都在新世纪里发出举世夺目的光辉，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对自己生活过的五个城市里的所有朋友骄傲地说：我离开你们最后选择成都没有错。 1999年12月28日 天堂碧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要说这句话是很稀松平常的，不论怎么说，正说也罢，歪说也罢，这句话都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信，你念上一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听一听，想一想，比一比，好吗？有意思吗？没意思。八个通用俗字，一个简单的对仗，一点小儿科的押韵，既不精准雅致，也不剑走偏锋，诗不像诗，词不像词，有点四不像；再三考证，谁说的？不知道，既不系哪个名流所作，也不见何方豪士抄录，有点三不沾，有点盲流的意味，有甚意思？没意思！ 不是苛刻，这句话确凿是太寻常，没名堂，细致品来，论诗没诗意，讲趣没妙趣，索古没典故。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似乎更证明它与儿歌、童谣是一路货。这叫什么玩意儿，都跟儿歌比肩去了，难怪没个古人来认领。古人多清高，吟诗诵词，语不惊人死不休，像这等弱智、寡淡的大白话，死了都是不肯认的。 岂不知，就是这么一句稀松平常的大白话，居然像一个成语或公式一样，穿过了千秋万代，老少相传，名贯天下，把蛮大个杭州举抬上了天，跟颗北斗星似的，令众生千年如一日地瞩目、念想。这自然是杭州的幸。大幸，千年都修不来的大幸。如此之大幸，倘若附落到一个具体人头上，伊人必定要羽化升天，翱翔于天际与时间的尽头，和日月辉映，与山河同在。如此之大幸，即便与苏州平分，杭州的名分也是注定要远播了的。 问题是，这句形意无法无度的口水话，何以有了不朽的魔力（跟镀了金似的），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一湖碧水，就是西子湖，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湖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施够美的吧，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谁敢跟她比美？西湖！苏东坡认为，西湖怎么着都是跟西施一样美丽动人。这是不是又有点浪漫主义了？不，那是真的，有山铁证，有水明鉴。山是青山，灵秀扑面，烟雨凄迷，春来如兰，秋去如画；水是软水，风起微澜，月来满地，夜里不眠，日来不醒。山山水水，细风软语，花情柳意，催产了多少诗词文章。举不胜举——堆积起来，又是一座孤山，墨香阵阵，锦色浓浓；赏析起来，都是脉脉含情的吟咏，恋恋不舍的相思，用完了雅词，唱尽了风月。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是与苏东坡同时代的名士柳永广为流芳的名词《望海潮》，词中所说的“钱塘”即杭州，“重湖”即西湖。柳永曾亲历杭州，对这方山水情有独钟，情动之余，笔底风生，寥寥数语，把杭州繁华的美景胜象，西湖迷人的锦山秀水，描绘得活灵活现。其中，尤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最出奇，是神来之笔，妙不可言，美不胜收。据传，金主完颜亮正是看了这一妙语后，慕煞西湖，才萌发南侵之心，立下了“投鞭南渡”之志，并于1162年成行，引兵南下，发动了大举进犯南宋的战争。换言之，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引发了这场战争。这与越王勾践拿西施做糖衣炮弹去腐蚀虎视眈眈的吴王，以熄灭一场箭在弦上的侵略战争，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可消祸，也可起祸。战争在西施的颦笑间化为乌有，又在西湖的花前月下萌发了。此长彼消，西湖在和西施比美呢。美到这份上——要用战争的消长来烘衬，高高的擂台上，孰能攀比？无人能比，无物可攀。足见，苏大学士以西施来比喻西湖的惊世之美，既是入情合理的，又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由此说来，苏大学士的这首七言绝句—— 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绝非虚无浪漫，而是见真见血的绝唱，怎么说都是在理的，连战争的消长都对上了。其实，苏东坡放言此词的时间是1071年，比金主完颜亮为“三秋桂子”而引兵发刃（1162年）还要早近百年。后者之举无疑令西湖平添了一个与西施媲美的铁证。这感觉有点奇怪，好像金主帅是为了应验苏前辈的词作才挥师南下的——信口开河，不足为训。 再说，是金兵南下后的第775年，即1937年，杭州城里又是硝烟四起，战乱不堪。这回肇事的是东洋鬼子，小日本鬼子，让杭州人说来就叫日本佬。日本佬为配合淞沪战争，切断我方后援线，于这年8月，出动上百架飞机，数十个批次，对杭州进行了历时十数日的狂轰滥炸。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下的炸弹不计其数，据说现在杭州城里还动不动挖出当年鬼子扔下的炸弹，没有开爆的，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下倒栽下来，没有开爆都吓人，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爆破声震天撼地地响，爆炸力劈天劈地地大，炸死的人畜无以数计，烧毁的房屋连片成灾。几天下来，人间天堂陡然成了个可怕的鬼城，满目疮痍，尸陈街头，把人吓得魂飞魄散，能走的都跑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但它们不会跑，只好留下来，陪同一群老弱病残，听天由命，任鬼发落。 当时的杭州城区仅现今的五分之一大，但古老的西湖一点也不比现在小，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像著名的苏堤、白堤、断桥、西泠桥、望仙桥、锦带桥、玉带桥、锁澜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阮公墩、湖心亭，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清坡门边的柳浪闻莺、钱王祠，孤山上的西泠印社、秋瑾墓、放鹤亭、楼外楼、天外天等，以及南边的白云庵、牡丹亭、净葱禅寺、报恩寺、观音洞，北边的保俶塔、双灵亭、岳庙、双灵洞、栖霞洞等。统而言之，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月，二堤三塔，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在那时光都有。如果再往前溯上十几年，还有名扬四方的雷锋塔，但当时雷锋塔已经坍为一堆废墟。有趣的是，塔倒之时，俞曲园的少主俞平伯的妻子正好立在自家屋里西窗前眺望，她亲眼目睹古塔轰然坍倒，于是古塔有了一个精准得不像一个历史时刻的终结之时：1924年9月25日中午1时40分。 到了1937年的8月，在敌机的轮番轰炸下，西湖岌岌可危，那些曾经和雷锋塔一起度过漫漫千秋岁月的名胜古迹，美色丽景，乃至全体碧水香山，花情树意，都预备上了追随雷锋塔而去的悲情壮志。杭州人毕竟是受尽了西湖恩泽的，他们在弃城逃生之际，想到在劫难逃的西湖，心里格外眷恋它，或顺路，或绕道，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云集到湖边，以极大的虔诚祈求神灵保佑它。如果西湖能够像细软家宝一样捎上带走，他们一定会丢下家宝，捎上它，带走它。手脚捎不上，也要用眼睛带走它。这是最后一眼。怎么说都是最后一眼，逃生不成是，逃生成了也是——就算逃了生，活回来了，谁知道西湖会被炸成什么样？与其看一个满目疮痍的西湖，不看也罢了。 罢，罢，罢，西湖完了！ 殊不知，轰炸结束了，西湖竟安然无恙，八百亩水域，连同周围数十处景点，自始至终未见一枚炸弹惊扰，湖里岸边，屋还是屋，园还是园，桥还是桥，堤还是堤，景里景外，连一棵树都没少，一盆花都没伤，可谓毫发未损，像是真是有神灵保护似的。 是哪方神灵行了如此大的恩典？杭州人要刨根问底，好知恩图报，刨出来的“神灵”却是一个“鬼”，想报答都不行。鬼有名有姓，叫松井石根，他是当时日整个大淞沪战区的总指挥官，日后将出任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他不但是个鬼，而且还是个大鬼！恶鬼！那个夏天，他枯坐在泊于沪淞海域的xx号战舰上，杀气腾腾地开动着杀人机器，疯狂屠杀了数十万中国军民。 似乎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恶魔会施恩于西湖。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在他纠集了上百架飞机准备对杭州实施轰炸前，一位系其祖上世交的后辈突然拜访了他。此人身份暧昧，有说他迷恋中国，冥顽不化，是大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头，有说他是日本军方长期潜伏在沪杭一带从事特务活动的间谍。他和松井密谈的结果，是使松井命令空军在行将付诸轰炸的杭州战区图上，用粗壮的红笔画了一片禁炸区。红线几乎是沿着西湖弯曲的岸线走的，红线之内包含了满潭西湖和周围主要名胜，还有松井的手谕：西湖美，禁炸，违令者军法处。 且不管拜访他的人是谁，红线总之是松井命令画的，手谕总之也是他亲笔签下的。不用说，正是这条带着手谕的红线，像孙行者用金箍棒画圈护师父一样保救了西湖。红线，爱美的红线，永远的红线，紫气腾腾的红线，阴阳两面的红线。红线像一道天设的屏障，隔出了天堂和地狱：红线之外，火光冲天，血肉横飞；红线之内，碧波荡漾，鱼翔浅底。这是1937年8月的杭州的一个特别的景象，有点两重天的意思，有点匪夷所思，有点可遇不可求，有点……说不清。但有一点即使不说也清楚，就是从此西湖又多了一个可以高度引证它美的金凭玉据。 此一时，彼一时。西湖，曾经让金主帅大动干戈，如今又让刽子手大发慈悲，两者隔着几个世纪的时空遥相呼应，相互辉映，联手向世人坦白宣告：西湖山水，旷世之作，美甲天下。有了这种侠客般的宣告（披着历史的黑色斗篷），那些文绉绉的名篇佳什自然可以按下不表，哪怕是堆积如山，哪怕是美妙得会飞，也不过一堆败絮而已。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