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楼万岁》 自序 地种多了，就有涝有旱；菜炒多了，就有咸有淡；手牵多了，就有恩有怨；书写多了，就有丰有歉。 一转眼，连写带编，我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被叫做书的印刷品了。尽管好心的媒体热烈吹捧，善良的粉丝天天夸赞，但是我自家心底明白，每本书里都不乏水分、差错和谬误。除去那些胡搅蛮缠不识数的酷评家以外，也有若干正经师友和读者或直言或委婉地对我进行过批评指教。比如高远东师兄就点出《四十不坏》一书里的可读性文章明显少于以往之作，我当即俯首承认。我过去经常以所谓“主打”文章的一俊遮百丑来辩解和宽慰，可是随着“孔氏书目”的不断增加，许多普通读者已经开始搞不清哪些是我的文字了，甚至有个别网站把李零老师的力作《花间一壶酒》误认为是我的，令我汗颜久之。每每有读者来信索求某部已经绝版的拙作，更有读者抱着七八种我的书来找我签名，并追问还有什么“大作”。我想起高尔基在书店当学徒时，看到老板用各种《圣经》和《赞美诗》的版本去欺骗读者就良心不安。我也想赶快整理一下旧作，删繁就简，莫再误导良民。 于是便萌生了编一本精选集的歹念。我把以前的《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四十不坏》这几本流传得比较滥俗的“杂文书”精兵简政了一番，选出其中影响比较大、流毒比较广的一批麻辣烫文章，合成了这部所谓精选集。精不精，要由读者说了算，因为有的文章，老李说好老陈说差，我就一概以“影响很大”给收了进来。因为不愿意另外取名，就羊头嫁接狗肉，弄了个投机取巧的简称——《47楼万岁》，也算是讨个口彩吧。 为读者着想，一册《47楼万岁》在手，上述那6本注水的滥书基本不用再买。不过声明一点，我的评论韩国和评论金庸的文字这里没有选，因为前者有源自《独立韩秋》的《匹马西风》，后者有《金庸评传》和《笑书神侠》，再选就重复了。故而本选集的特色是：以天真加纯情为鸳鸯锅底，涮的是荒诞肥牛加糊涂上脑，外配鲁莽小料和辛酸醒酒汤，只管开胃，不管减肥。不怕撑着的您就下家伙吧。 编排这部选集时，我不顾家务劳动繁重，努力克服中年痴呆症，校正了许多错别字，恢复了被书商和编辑删去的若干词句——比如他们把“庄谐杂出”弄成了“和谐杂出”，还有一家出版社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昆乱不挡”这个词，认为是我瞎写的，非要给我删掉，气得我离家出走多日。总之我是力求经典一些，万岁一些，起码要比北大那座47楼长寿些啊。记得被中央电视台“名校名师”栏目专访时，主持人最后使了一招请君入瓮，让我用“那该多好啊”说一句话，我挠了挠头，说的是：“假如我是全中国最差的老师，那该多好啊！”现在我则想说一句：假如这不是一部选集，而是十多年前我一出手就写出的第一本书，那该多好啊！乌拉！ 妻子匪哉 我们宿舍的老皮是个表面上随和谦逊，实际上冥顽古怪的老神经病。他第一是有才，所以就恃才傲物；第二是比大家痴长几岁，多一些生命阅历，所以对大家宽容谦让，以表示他不枉是个“大哥”。但他骨子里是缺乏大哥气的，他真情流露时，完全是个小弟弟或者是个老顽童。老皮的故事很多，这里只说一件“妻子匪哉”。 老皮因为既有才又酷似“大哥”，免不了就有文学少女怀他的春。我们年级有一位他的女同乡，长得文静贤淑，略为白胖，经常来找他。我们宿舍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老皮有同乡来访，因为他们一见面就说他们的家乡话，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不会。有一次气得我说：“为了尽快推广普通话，应该把南方人统统枪毙！”这位女同乡每次来找老皮，第一句话就说：“妻子匪哉！”两个人的嘴好象上了发条似的，不断发出各种舌前音和唇齿音，听来听去，除了“妻子”，就是“匪哉”。我后来忍不住便问老皮：“妻子匪哉是什么意思？”老皮说：“就是吃饭了吗？”我们于是恍然大悟。从此，便把那位女同学叫做“妻子匪哉”，简称“匪哉”。经常说：“妻子匪哉来了”，或“匪哉好象很久没来了”。 匪哉隔三差五地来看老皮，天长日久，傻子也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男人大多有一个臭毛病，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好男儿志在四方，与自己的同乡谈情说爱，总觉得有点错位，甚至有乱伦的感觉。非得找一个别人家乡的花姑娘，才觉得占了便宜，英雄，有本事。匪哉在我们的眼里，是蛮不错的一个江南闺秀，可是老皮大概从小就生活在杏花春雨里，感觉麻木了，对人家渐渐地越来越不亲热。每次见了面，说完了例行的“妻子匪哉”之后，老皮就少言寡语，做君子科，恨不能匪哉马上离去。而匪哉这种江南少女又一味地温柔敦厚，一点“匪气”也没有。她能主动地来找老皮，已经算是十分勇敢了，不可能象东北姑娘似的直奔主题：“我挺稀罕你的，你稀罕我不？”甚至象西北姑娘似的一刀见血：“我要你要我！”所以，老皮和匪哉坐在一起，徒有脉脉之态，而无含情之举。偶尔对答数句，又言不及义，魂不守舍，往好了说是清雅玄妙，往坏了说简直是特务在接头。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很同情匪哉。我有时在一旁对老皮说：“今晚上有好电影，你不去看看？”这时匪哉的眼睛一亮。老皮却淡淡地说：“没意思，我不爱看这种电影”。我们的插话有时反而给老皮提供了一个解脱尴尬的机会，他顺势与我们神聊起来，而把匪哉晾在一边。而匪哉的涵养工夫真好，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或许听久了，她知道了自己与老皮的差距。 老皮的无礼愈演愈烈。有时匪哉来了，老皮正和我们打牌，我们便“开除”老皮，另换新人。而老皮却死赖着不下桌，越战越勇。匪哉便坐在桌旁看我们打牌。我们心中充满了对老皮的义愤，常常出错牌，老何一次次把牌重重地敲在桌上。而老皮的涵养工夫似乎比匪哉更胜一筹，他竟然“坐怀不乱”，浑若无事，甚至有超水平发挥。直待匪哉支持不住，起身告辞，他才胡乱“匪哉”两句，继续战斗。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老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老皮对大家很宽容，不太反驳，但也不接受。有时就说一句“胡说八道”或者“那还得了”作为抵抗。其实我们大家并非要老皮与匪哉怎么着。我们与老皮的分歧在于，我们觉得对待女孩子应当“仁义”，即使心里不同意，面子上应该过得去，绝不给人家难堪，可以使用一些手段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同意。而在老皮看来，我们的所谓“仁义”大概是不真诚的表现，是国民性的弱点，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何必心口不一地弄什么花招手段。而且一旦“仁义”起来，很可能弄假成真，再也没有后续手段。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看，老皮的感觉是正确的，“仁义”和敷衍常常造成追悔莫及的悲剧。但那时我们总觉得老皮这人“心太狠，心太狠”。 匪哉渐渐来得少了，终于再也不来了。她有一个十分优美的名字，但我们仍喜欢称她的外号，她给我们班的词典里增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我们见面常常互问：“妻子匪哉？”只有老皮不说。老皮还指责我们的发音不对，企图从语言学角度冲淡我们对匪哉的怀念。但我料定最怀念匪哉的就是老皮，尽管他不喜欢她。 后来，我在校园里看到匪哉与一个男同学手拉着手跳过草地。再后来，那个男同学死了，为了一种纯洁的理想而英勇地献身了。又过了几年，听说匪哉结婚了。老皮在匪哉事件之后，又经历了若干则情事。不过老皮这家伙自我隐藏很深，轻易不暴露感情世界的。现在已经娶妻生女，到处宣扬什么“做父亲的责任”，已经堕落得跟我差不多了。只是不知道他每天下班回家，他的妻子是不是问他：“妻子匪哉？” 我想谁就是谁 小文是我们班的活宝。只要有小文在，就有欢笑在。但世界上从来是这样，给别人带来欢笑的人，往往最不被人关心，甚至被人认为浅薄无聊，顶多说你一句“开朗幽默”。很少有人去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开朗幽默”的人。 小文从上大学第一天起，就跟我非常友好。他常常挖苦、挤兑我，在语言上占我的便宜，比如编些什么“文郎风流一世豪，孔生猥琐半只猫”的对联。他跟别人开这样的玩笑时，有的人会生气，反唇相讥。而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伤害，相互之间不打打闹闹，还算什么哥们儿！所以班里要数我跟他谈笑得最多最随便。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什么苦恼，烦闷，他一开口就是单口相声。有时睡前醒后听到他重重地叹气，别人多以为他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有的人扮演别人时，不自觉地表露的正是自己。 小文的故事也颇多。这里只说他的一点“情事”。小文在中学是个风云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独霸诗坛、独霸文坛”。所以自不免有红颜倾心。小文喜读古典文学，看得出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理想。上大学后，每天忙于收发情书，产量极为惊人。他告诉我说，第一个学期所写的情书就达二百封。我的辨证唯物主义学得比较好，觉得两个人日吐千言，无话不谈，恐怕要物极必反。“谈恋爱”三个字中，我认为“谈”的地位应该是最低的，有爱不用多谈，无爱多谈也没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女孩子们都把恋爱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了，越谈反而越显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果然，第二年小文的情书就开始减少了。我有一位老乡，和小文的女友在同一所大学是同学。他来北大玩时告诉我，小文的女友在他们学校风光得很，大小也算一朵校花，围追堵截的歹徒颇为不少。他看了小文以后说，小文虽然有才，但恐怕不是歹徒们的对手，就象《日出》里的方达生不是潘月亭们的对手一样。 好象是一个明媚的春天，校花光临我校。小文西装革履，齿白唇红，指点北大，激扬文字，一路陪同解说。夕阳西下，小文默默地独自归来。晚上还说了几个笑话。后来，就听到了他沉重的叹息。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意思是说那个女人的默默奉献支持了男人的成功。而我想说，一个成熟的男人背后一定至少有一个狠心的女人。在一百多天里写出了二百多封情书，这是多么巨大的激情。美人伸出玉足，将这激情无情踩灭，那激情浓缩后就会变作成熟的力量。 如果说在此之前小文的“情思”是“现代”的，那么在此之后小文的“情思”就进入了一个“后现代”阶段。他由那么一个忠贞不贰的骑士渐渐变成了一个朝三暮四的嬉皮。他经常“看上”了某个女同学，而且看上了之后就回到宿舍里唠叨。他的唠叨一般是三部曲。先是咏叹调，赞美那女生如何如何好。比如那女生是拉手风琴的，小文就赞道：“好一双洁白的手啊！弹在那洁白的琴键上，就象弹在我洁白的胸膛上。”第二段是愤恨的控诉，一般是这样：“可恨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就要嫁给那有钱有势的禽兽，一点不懂得珍惜我对她的爱。风啊，怒吼吧，雷啊，轰鸣吧，除去我的眼中钉，让我的爱人快快来到我的怀抱！”第三段则转成无奈的叹息，“唉，老孔啊，她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我跟她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小文的三部曲都采用比较夸张的舞台表演手法，因此大家多认为他是“犯病”，是恶作剧，是臭文人见到美女之后的正常发泄。但我觉得小文的“优孟衣冠”之中，实在是借“假我”之酒浆，浇“真我”之块垒。既是假的，也是真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打油。这恰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后现代时空的心灵境况。 小文的三部曲结构是固定的，主人公却常换常新。几年下来，中文系略有姿色的女生几乎都被他相思了一遍。有几位属于保留节目，他常常挂在口边，有时直呼其名，躺在床上苦叫一声，颇有梁山伯呼唤祝英台的味道。如果女的叫江青，他就喊“青青啊！”女的叫潘金莲，他就喊“莲莲啊！”可是那些女生往往有其他男生在追求或暗恋，因此小文的这种叫魂法得罪了不少男生。这些男生又告诉女生，那些女生听后更加有意识地远离小文，结果小文弄假成真，真的有一种被众女抛弃的凄凉况味。有时吟诵《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頷亦何伤！”既滑稽又动人。 小文的“保留女”中，有一位叫倩倩。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人很不错，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可是因为倩倩，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这实在让人憋气。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小文也是多事，明明连一杯羹也分不到，却装作真的情敌一般，天天指着门骂阿喜，回到宿舍还诅咒阿喜，甚至有一天一盆脏水泼到阿喜屋里。阿喜冲出来，被我们大家给拦住了。大家都说小文不对，我也说了他几句。但我心想，以小文的智力，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不是不懂，而是心里郁积着深深的伤痛。 小文拥有一支足够组成三宫六院的“情人”大军，所以直到毕业，再也无暇去谈恋爱。他过着一种最幸福的爱情生活，用阿q的话说，叫做“我想谁就是谁！”后来大家习惯了，便也跟着他“青青啊”“莲莲啊”地乱叫。有时看完电影回来，便叫“晓庆啊”、“巩俐啊”、“宇娟啊”、“青霞啊”、“曼玉啊”。叫得满楼道不亦乐乎。有一首和尚写的诗很好玩：“春叫猫来猫叫春，一声一声复一声。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人们读打油诗，笑过就完了，很少去想作者的深忧隐痛。对于小文也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学问、他的志向、他的真性情。小文没有读研究生，但他的古典文学水平，我认为是全班第一。他后来的那些“情人”，他有没有当真追求过，我不十分了解。我所了解的是，即使他全部追求过，也肯定无一成功。那些女孩子都很好，但是，她们不可能理解小文——这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踢球不打牌不下棋的小文。小文离开北大是他的幸运选择。他如今已是著名藏书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单位就在家旁边。小文说：“家近是一宝啊！”百年校庆聚会时，我们又喊起：“倩倩啊！”小文开心地一笑，眼角现出几道皱纹，里面好象藏着一个思索：“是我想谁就是谁呢？还是我想谁就不是谁？” 四院诗社成立宣言 四院者，北京大学一九九三级博士生栖居之精舍也。故亦有戏称其为寺院者也。院内带发修行之沙弥计八十位，连同其内眷外室一干人等，足在百数之外。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吾等肩荷兴复北大、再造中华之大任，岂可一日无诗耶？况院外芳草萋萋，窗前流莺恰恰，吾等莘莘学人焉能效太上之忘情，专于故纸堆中铸造铁石心肠耶？修齐治平，莫先乎诗，千古不易之论也。故欲抒性灵，必寓于诗；欲参造化，必由乎诗；欲新学术，必借助诗；欲振社稷，必倚重诗；此四院诗社成立之宏旨也。 今有四院101室之黄凤显君，岭南桂系之僮人也；漆永祥君，陇东甘肃之土著也；103室孔庆东君，关东白山黑水之蛮匪也，三人均系中共党员，首倡义举，发起成立四院诗社。佳讯传出，万众腾跃。102室之李万生君，黔民之苗裔也，亦有志焉，愿附骥尾。今即以此四君为四院诗社之开山鼻祖，故名曰四大天王。东王孔庆东，西王李万生，南王黄凤显，北王漆永祥，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四天王共奉张打油、李钉铰为左右护法，遥尊伏羲、女娲为太上真君。特聘当朝著名新派诗人臧棣为美学顾问。于今成立之日始，洞开门户，广延蛰隐，入社者居不必四院，学不必博士，但有吟弄之才，便为酬唱之宾，凡入社者，须本社一人引荐，二人担保，并附近作一首，由东王圈定录取。 本社诗风取兼容并包主义，倡标新立异精神，香草美人、铜琶铁板，生吞活剥，冷嘲热骂，均所不弃。惟应合乎四项基本原则，不违改革开放洪流，文责自负，润笔自筹，勿谓言之不预也。至若解囊义襄，慷慨赞助者，本社特予嘉许，可酌情授以名誉罗汉等职称也。 本社所倡诗体以近体为主，兼及诗余，同时亦欢迎古风、民歌及童谣、俳句。至若新派欧化诗体，则限于百行以内。诗作须用汉语，间杂夷狄之片词只语亦可。 本社重兴观群怨，故重雅俗共赏。然格调可卑可谐，遣词须庄须雅。虽桑间濮上之曲，亦以不露猥亵为上。诗贵含蓄，过于直白则犹如北大食堂之米饭矣。 萧氏有言云：立身须谨慎，为文须放荡。今吾四院诗社之成立，即为广大谨慎君子开辟一尽情放荡之苗圃也。诚望同好者不以率尔操觚为耻，欣然随喜，歪诗共涂抹，狂言同赏析，则本社幸甚，四院幸甚，北大幸甚，吾中华民族幸甚矣。 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八九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象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3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侯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xx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苦辛”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穿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穿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穿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采，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谈，在心碎以后……” 四十不坏 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四十不惑》，内容是吹嘘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牛，文武全才，昆乱不挡，耳聪目明，头重脚轻，跟天天服用了“脑白痴”似的。 后来听说，两千多年前，这个题目就被一个叫孔仲尼的民办教师给写过了。 于是我想，不跟那位没文凭的本家一般见识，咱改个题目吧，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叫《四十而惑》，内容是检讨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衰，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双兔傍地，莫辨雄雌，好像《笑傲江湖》中“桃谷六仙”的亲爹似的。 后来一翻书，发现这个题目已经被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给写过了。他比我提前十年进入四十岁，申请专利在先，又是我的老师兼领导，公然剽窃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干嫉妒，谁让咱生得晚呢？再苦不能怨政府，再累不能怨社会，咱再想辙就是了。 于是穷则思变，就憋出了这个题目，叫《四十不坏》。 为啥叫“四十不坏”呢？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柳金蝉女士研究，涵义有三。我替她解说如下。 第一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前俺很坏，从今往后，俺改邪归正，再也不坏啦。四十岁以前，我孝敬父母不周，对待妻子粗俗，给老师起外号，跟学生没大小，半夜里禁止邻居唱歌，大街上强迫警察道歉，对领导求全责备，对政府视若奴仆，接待纠缠的狗仔队态度凶恶，面对外国的汉学家非说汉语，勤劳无以致富，坐怀偏要不乱，遭受百般迫害排挤嘲弄诬陷仍不知低眉顺眼假充响当当一颗铜钮扣，实在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凶神恶煞、穷凶极恶——四大恶人都占全了。所以人过四十天过午，趁着黄土埋了半截的大好契机，今后一定要翻然悔悟，痛改前非，行年四十而知三十九年之发昏，争取将功补过，不再犯坏，做一个和谐社会的七荤八素五好公民。 第二层意思是，四十岁这个岁数“很不坏”嘛，人到四十很有意思、很不赖嘛，很让人沾沾自喜如坐春风嘛。据我太太黄道婆教授考证：男人四十是一枝花，女人四十是豆腐渣。如果男人四十岁上跟太太离婚，必须赔偿太太“青春损失费”——每年四十吨豆腐渣的价钱。可见，四十岁绝对是男人的钻石年龄，青春期刚过，更年期尚远，食有鱼（虾皮也算），出有车（自行车也算），智勇双全，人财两丰，年富力强，前列尚康，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不论被挖到什么单位都是领导的随身膏药——哪儿疼往哪儿贴。鲁迅四十岁，发表了《阿q正传》；毛泽东四十岁，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李二狗四十岁，身穿水泥袋，在北京的工地上盖大楼——整个世界都是四十岁的男人在抗着呢，多么光荣的花季啊。四十岁，不坏啊。 第三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后，就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想坏都坏不了啦。鲁迅有句话：“魂灵被风沙击打得粗暴”，那说的是小年青儿，自虐和他虐的程度太浅。四十岁的中国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咱啥罪没遭过啊？啥险没冒过啊？啥事儿没摊上过啊？啥理儿没掰扯过啊？正像经历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大扫荡之后的中国爷们儿，个儿顶个儿都成了“烈火金刚”。电影《地道战》里说得好：“敌人的招数用完了，轮到我们动手啦。”四十岁，恰好是一个转折点。金庸笔下的那个独孤求败，四十岁以后用的是什么剑来着？俺当年读博士时，十分向往庄子说的“呆若木鸡”的浑然境界，师兄高远东启发我说：“呆若木鸡还不够，要呆若木！”我理解他说的就是一种“不坏法身”的境界，可是因为自己生理发育太晚，青春期太长——三十八岁还长青春痘，美其名曰“战痘的青春”——所以一直未能身体力行。如今终于四十岁啦，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同跳出老君炉的孙悟空，再也不怕烧坏碰坏摔坏砸坏啦。 “五四”时期，激进学者钱玄同挥斥方遒地主张：人到四十岁就该枪毙！因为四十岁以后就思想僵化、情趣腐朽，只会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五四”先驱“青春至上”的先进理念中属于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可是若干年后，钱玄同自己到了四十岁时，他就不提这茬了。幸好鲁迅替他记得，写诗调侃他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大概那时钱玄同体会到“四十不坏”的滋味了。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些道理，年龄不够，读多少美国书，开多少研讨会，也参详不透。20世纪末的一天，我问作家阿城，快到五十岁了，心理沮丧否？阿城攥着烟斗说：“我着急呀，我就盼着快点到这五十岁啊，很多话你不到五十岁没法说啊！”我敬佩阿城老兄的风采，心中也暗暗想着自己到五十岁时该说什么话。不过那还早，还有三千多天呢。现在刚四十，艳阳当空，麦浪翻滚，人欢马叫，番石榴飘香，我禁不住要像电视里的农民大叔那样抒情一句：“党的富民政策暖人心哪！” 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四十岁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有毒蛇在手勇士断臂的决绝，有三人成虎四面楚歌的凄凉，有落井下石绝地反击的悲壮。当然也有充实紧张的工作和春风般的友谊、牧歌般的笑傲。我感谢相信我支持我的老师、朋友和领导、同事，感谢那些在我困兽盘旋之时伸出的手臂。特别是2005年元旦，我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一名，在燕园学子的欢呼声浪中敲响新年大钟时，我心中涌起一个声音：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北大同学，我亲爱的八方读者。 四十岁了，我更加理解了苏东坡的处世姿态：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份调查，有观众希望我来策划央视春节晚会。那我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五万名青春靓丽的小尼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五万名狰狞威猛的大花脸，站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齐声高唱：“春有春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十万人刚柔相济，歌声曼妙遒劲，直唱得云生五彩，凤鸣九霄，好一派泱泱大国的盛世祥光。 唉，四十岁了，还有这等幼稚的狂想。人若有一百岁的境界，八十岁的胸怀，六十岁的智慧，四十岁的意志，二十岁的激情，再加上两三岁的童心，不坏，真的不坏。 孤行影自迷 信息时代的降临，是否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古人云：“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虽然夜夜思君不见君，但是日日同饮一江水，因此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讲的孤独，大抵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心造的幻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不以客观事物的演变进化和客观环境的新旧好坏为转移，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一直处在“信息时代”。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硬盘”，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客”行动，焚书坑儒则是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发作。我们目前所惊叹的这个“信息时代”，不过是早晚要来并早晚要过去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无非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什么“虚拟现实”，于是人们担心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会进一步减少，阿q不再去赵太爷家舂米，而是坐在电脑前彻夜搜索着“吴妈”。然而冷静地想想，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不虚拟的现实里过？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虚拟文明，想象文明，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源于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动物”。要说孤独，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被女娲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周口店的河岸上相互撕咬的时候就是孤独的。要说不孤独，伊甸园里有恩爱，巴别塔下有合作，我们一起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我们一起在周口店的河岸上打渔杀家。孤独不孤独，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而在于人自己所选择的感情方式。 孤独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比高贵的，易卜生的一句“最孤独的人是最强有力的人”，坑害了多少中国好汉。孤独仿佛就是不俗，仿佛就是有思想，仿佛就是缺少知音，仿佛就是遭受迫害，仿佛就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如果说这种对孤独的崇拜在80年代是伴随着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思想的敬仰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它已经堕落成一种矫情的做秀。记得一部叫《柳河的故事》的电视剧中，一个老农民也无比深沉地呼喊道：“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矫情的惩罚，出现了一首歌，名字叫《孤独是可耻的》。 正如萨特说自由是在监狱里也不能被剥夺的一样，孤独也是不能被制造和剥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洋般的的鲜花中，你可能感到孤独，而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于旗杆顶上8个昼夜，你也可能毫不孤独。杨子荣唱得好：“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杨子荣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以不孤独为荣。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成为个人英雄，所以我们常常以孤独为荣。而那些真正的“千百万阶级弟兄”，却浑不知孤独为何物，他们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上网便上网。信息时代的降临，并不等于黄宗羲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电脑里长不出庄稼，网络上也不能做爱，一切生命问题，最后还要靠肉体来解决。在网上寻觅孤独的人，在网下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生活中两肋插刀的人，在bbs上也见义勇为。所谓信息时代，改变不了我们生活的本质。迷信技术革命的神话，才会使我们陷入预设的文化圈套。 十多年前，全世界都在鼓吹“第三次浪潮”，好似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一般。我当时写下一首《将进酒》：“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寒夜无眠非不困，晴天欲雨有何奇。愿闻金鼓飞黄鹤，岂爱玉笼锁碧鸡。温酒一杯且稍候，凤凰台上唱虹霓。”今天，面对更加汹涌的种种“科技邪教”，我还是这个态度，孤独是孤行的结果。如果你热爱孤独，那你就勇敢地孤行下去，不必担心你的身影被黑暗吞噬。如果你不那么热爱它，那你就勇敢地飞出各种神话的象牙塔。正像北方评书里常常用来卖关子的一句话：“拆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醉婴 晚饭后，当我要关窗写作的一瞬，我突然停住了正在关窗的手。 窗下的草地上，铺展着金闪闪的阳光。 我的心头，一霎时注满了莫名的快感。我极其感动地凝视着那一小方草地。 草地上有几棵树，树影清清楚楚地侧卧在暖绿的草毯上，让我想起那幅世界名画《草地上的午餐》。 对面有杂沓的打球声。我知道很近，但听来却仿佛十分遥远，好象是回忆童年游戏所产生的幻觉。 能够听到的是被我旋至最低音量的录音机传出的一首奏鸣曲。极其抒缓的韵律，却在我脑海中唤起一幅奇怪的油画，那是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一幕。海浪呼啸的尖岬上，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女子。…… 很久没有进入这种“醉婴”状态了。一切都解体，时间在空间化，灵魂好象跨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门槛上。 于是我知道，今晚，要写作了。 （本文虽短，但被高远东先生誉为一流神品） 怎样学语文 中学生朋友，总是有人不分羊年马年地命令我，跟你们谈谈怎样学语文，这对我说来，实在是个苦差事，仿佛是叫一个老叛徒给青年人讲讲革命道理。我的语文的确学得满好，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反正从小学到大学各种语文考试永远第一，到高中阶段就已经基本不用听语文课了，闭着眼睛也能得90分以上。可是我的语文本事主要不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而是“功夫在书外”。所以我很怕你们跟我学歪了，我只好把我个人的体会半真半假地告诉你们几句，希望你们别当真，凡事还是听老师的没错。 要说怎样学语文，就必须明确你学语文干什么。如果你学语文是为了语文考试成绩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老师已经说得够好够多的了。我说也还是那一套。我基本上不反对老师们说的那些，我自己也是按照那些经验一直保持语文考试的高成绩的。但如果你学语文不是为了考试好，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好，那我可能会有几句另类的话跟你说。当然，这二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现在有矛盾，这是我们当前的教学机制和教育体制的僵化所造成的。我学语文那时候，老师和课本，都比现在要实在和善良多了。 首先，我唱个高调，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你要跟我抬杠，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告诉你，专门为了考试而学习的人，考试大都不好。少数考试好了，以后也没出息。因为在只为了考试的千百次训练中，他已经把人格训练坏了，他专门投其所好，没有独立思考。他的一生都可能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坏人，他对社会只有破坏，没有创造。而不为了考试，也不一定就能考好。就好象专门想当叛徒的人，人家不一定稀罕要你；立志不当叛徒的人，人家也不一定非得抓你。所以，这是一个人格的选择，不是方法的选择。 第二，你要明白语文是什么。语文不是跟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并列的一个学科，你要那样看待它，那你就一定学不好。要知道，语文是一切，覆盖一切，穿透一切。语文所训练的是人对一切文明符号的理解力和创新力。语文学好了，干什么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语文学不好，干什么都愚昧弱智。你看我们古人一天到晚不就是学“语文”吗？学完了就什么都能干，判案子，修水利，打鬼子，搞经济，堂堂五千年中华文明不都建立在“语文”上吗？一切其他学科，不都是用语文表达出来的吗？离开语文，就如同虎毛离开虎皮，一风吹散，啥价值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以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来对待语文，才能学好语文。 第三，语文教学体系所教给你的“语文”，是一群中国的弱智人为了他们的饭碗而强加给你们和你们的老师的。他们自己的语文水平很差，没有几个思想有水平说话有水平或者写文章有水平，没有几个敢无耻地站出来跟批评他们的好汉比一比。你们每所学校里的语文尖子、作文尖子都比他们强。我这样说不是贬低他们，我也理解他们工作的辛苦，他们也不是故意毁你们，他们是没办法，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一颗“善良”的心拼命做野蛮的事。这样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你自己救自己。你就不要总跟他们过不去了，要尊重他们的劳动，体谅他们的辛苦。好比武松拜了宋江做武术指导，怎么办呢？造反是不对的，只好自己另起炉灶吧。这回就该明白，语文乃是在“语文书”以外了。 第四，其实，学好语文很容易。随手教你几招，不怕你扩散，就怕你做不到。一、每天写日记，要写那种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每天就写100字，不多不少。写到一千回，下笔如有神。二、大搞文字游戏，开玩笑，猜谜语，写对联，填诗词，给所有老师起外号。嬉笑怒骂，激扬文字，把语言玩得山穷水尽。到那时，看语文书上的课文如同老叟戏顽童，老牛吃嫩草，什么语文考试，作文竞赛，简直不堪一击。三、进行背字词、背诗文比赛。电脑里存盘的资料多，可调用的东西就多。同理，你多背些古今中外死人活人的东西，不用思索，“语文”就顺口而出了。不要死记硬背，要边背边用，活背活用，急背急用，立竿见影。以肚子里东西多为荣，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连说一百个成语不重样，假装深沉是蠢驴……明白了吗？ 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语文很快就学好了，也就是说，很快就进化到人了。不明白，我再写十万字，你还是个猴子。 圣诞与荒诞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通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的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1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xdx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来，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厨师与餐师 从前世界上人人都是厨师。大家一同做完了饭菜，便端到一处，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一边吃，一边指点谁做的好吃，谁做的不好吃，谁做得又多又快，谁做得又少又慢。天长日久，有一部分人的技术越来越高，不但饭菜可口，而且可以供得上所有要吃饭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厨师。还有一部分人，烹调的技术差一些，但是很善于品尝饭菜的质量。一盘菜端上来，他们吃了就知道是谁做的。人们很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着味道鲜美的饭菜，一边听他们讲解菜谱，介绍一些厨师的掌故。厨师们也由于能得到这样的知音而高兴，并且十分愿意让他们为自己的手艺做广告。这样，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餐师。 厨师和餐师的年纪大了，人们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徒。跟着厨师的专门学习清蒸白煮、煎炒烹炸，跟着餐师的专门学习左夹右挑，咀嚼吞咽。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厨师们便不再理会餐师，他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人们总要吃他们的饭菜。有时人们被咸得直咳嗽或辣得直流眼泪，厨师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手艺已经登峰造极了。餐师那一边儿呢，也不再理会厨师。他们很少去厨房看一眼，只是往桌前一坐，顺手从鱼碗里夹起一筷，伸出舌尖咂一咂，然后一拍桌子：“真不象话！鱼怎么能这么个做法？酸溜溜的，损害广大群众的胃口。而且，而且这么多的鱼子，为什么要混在一起，不单独来一碟鱼子酱呢？” 几个食客表示赞赏，纷纷起立，要掀桌子。这时厨师跳将出来吼道：“你莫不是害了沙眼吧！那明明是用西红柿配的作料，哪里来的鱼子！”餐师定睛看了看，愈发愤怒：“哪个叫你用西红柿来配鱼！祖宗是这个做法吗？坏了祖宗的规矩，你就不配作厨师。况且，况且西红柿，那是外国的东西……”厨师听了一阵冷笑：“我不配做厨师，那么你来做一个试试！”餐师哪肯咽这口气，一头钻进厨房，刀碗瓢勺一阵乱响，做了一盘木乃伊一样的浇汁鱼和一碗乌黑酥脆的大米饭，另外还削去了自己半个手指尖，点着了三个笼屉和五个泔水桶，最后被厨师们敲着马勺哄笑出来。 从此餐师们不再当面指责厨师，只在背后向人们嬉笑怒骂，或者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互称“高见”。厨师们也听任餐师说长道短，只在自己的锅台上下功夫。 天长日久，厨师们和餐师们的内部又分别起了矛盾。厨师们分成营养派、价值派，味道派，色香派。内部争斗不休，于是又合纵连横，每一派厨师都联合起一派餐师，顿时百家争鸣，一片繁荣。饭菜样式也日新月异，有舌根部感受学派的蜂蜜炸大蒜，有泛酱油主义的卤制哈密瓜，有归真党的鸡兔同笼活吞宴，有软玉温香大同盟的春药三鲜狮子头。味道越来越高雅，来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师们经过观察，原来厨房后出现了一些卖大饼油条小米粥的，人们在哪里吃得满头大汗，神采飞扬。大师们开始呼吁厨房危机。然而人们却乐此不疲。于是，有的厨师也改头换面，收起火锅，出去卖羊肉串。有的餐师也反戈一击，说大饼油条真是色香俱佳，小米粥则能使人返老还童。 面临着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都感到了一种食欲危机。于是，有人建议不再需要这些厨师和餐师了，说将来最幸福的社会，人人都是厨师和餐师。 口号万岁 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瘟名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千6百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 ，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相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禁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强xx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一是违法，二是容易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趁机攻击我人权政策造成口实。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化钱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在浙江，我看到几条十分有趣的标语。在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于是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我想这也有道理，尼姑太多使政府财政紧张，但尼姑要是都结扎了，小尼姑从哪儿来呢？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55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一百天完成的，你五十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55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谁不知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要是什么事都靠大家，国库早就被拿空了。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人文学者的道义身份 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渡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的。 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二十多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二十多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党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党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变为党的同路人，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进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份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大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种“文化人”的道义身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进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兴，强调一个“舒服”和“爽”。文化人决心做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体例丰赡，一板一眼，平均每页有20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很，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喷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义身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强马壮，掌握着成套的先进武器，产量高、包装美。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有效使用率却仅有2%一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都在道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学问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济世的观音。 天将灾之 近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待法轮功成员主要应采取“团结、教育、挽救”的措施。我以为，这样的措施是十分英明的。因为法轮功的核心问题是违反科学、扰乱人心，而不是篡党夺权、卖国投敌。尽管一部分法轮功成员做出了有违法纪的行为，但大多数法轮功成员基本上属于怀着善良的愿望误入歧途者。在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治安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严格掌握政策，慎用法律手段，是我们最后战胜法轮功的有力保障。个别地区的领导性情急躁，滥用法律乃至专政手段对待法轮功的普通成员，结果不但给境外敌对势力造成口实，也使得法轮功基本成员加深了对立情绪。这导致我们战胜法轮功的工作欲速而不达。毛泽东同志说过：“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战争年代对敌方首领和普通士兵所采取的区分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今天面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过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组织，更应该攻心为上，说理为上。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吴兴有个名叫沈万山的大款，富可敌国。他慷慨解囊，出钱帮助朝廷修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真是气焰万丈。可是该大款不知收敛，又表示要出巨款犒赏三军儿郎。朱元璋终于大怒，说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按说在封建时代，对于这般公开向社会体制挑战的“乱民”，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贤德的高皇后对朱元璋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听高皇后讲得在理，就免了沈万山一死，把他发配到了云南。 高皇后的贤德在于，她理智地区分了“不法”与“不祥”。对待“不法”，要用法律手段；而对待“不祥”，则要相信自然规律。所谓“不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科学，违反常理，它终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倘若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法律之外的问题，那我们就成了“不祥”。所以那些个别地区的领导应该从高皇后的话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相信法轮功这样逆天行事的“不祥”群体，其必然的结果是，天将灾之。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象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象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倍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老钱的灯 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当我们10来个弟兄“保甲连坐”般拥挤在他那间斗大的宿舍里时，一片黑乎乎的身影在墙上漫涌着。常常是这边正谈着天底下最高雅清玄的问题，那边突然杯翻壶仰，刹那间造就了几位诗(湿)人。于是老钱笑得更加开心，青黄的灯光在他秃得未免过早的头顶上波动着。我常常首先倡议解散，因为我知道人走茶凉之后，那支灯说不定要亮到寅时卯刻。 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我披星戴月从三教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在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我深更半夜从校外回来，那窗口像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不觉，我竟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写鲁迅，写周作人。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自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 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 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 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本文自以为写得幼稚，却流传甚广，被编入多种语文辅导书并列有习题)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 ，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座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 ，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二森之死 孔繁森死了，王宝森也死了。 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一方诸侯”。 姓孔的死在雪原上，死得纯净，死得高大。 姓王的死在秃山上，死得很不纯净，很不高大。 这两个人的死，值得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大小诸侯，认真地想一想，对照着想一想。 先对照一下这两个人。 再对照一下自己与这两个人的距离——离哪一个更近。 30岁以上的人，再试试自己还能不能背得出那篇没人再背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很多人都深深惋惜孔繁森的死，说他不愧是圣人之后，不愧是雪原之子，不愧是伟大光荣的执政党党员。这样的人多活着一个，中国就多一簇火苗，多一片光明。 但王宝森的死，也不能说就不值得惋惜。他为官这么多年，肯定也为人民服务过，肯定也做过许多好事善事。假如他在一次因公外出的途中，忽然发病而暴卒，临终再讲几句关心他人、挂念工作、捐献遗产给山区小学之类的催人泪下的台词，那么也许他就会被宣传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即使后来查出他不太干净，也会为了保持宣传的一致性而大事化小。可惜的是王宝森竟然没有因公殉职，竟然模仿那些酸腐的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是什么魔力促使他撒手而去呢？把他拉进地狱的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呢？ 痛恨王宝森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痛恨的，是那种魔力；应该警惕的，是那只黑手。那种魔力，还在操纵着许多大小诸侯；那只黑手，还在我们七千万党员的身上摸来摸去。 孔繁森这样的好人，为什么非要把他派到“生命禁区”？假如让王宝森去当阿里地委书记，让孔繁森来当北京市副市长，岂不两全其美？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保护孔繁森这样的人免于遭难遇险。也应当“保护”王宝森这样的人不要走上绝路。可以想象，还有许多孔繁森在那里缺氧受冻，还有许多王宝森在那里“多行不义”。 二森之死，都是令人感到沉重的事情。 但愿他们都没有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