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马西风》 自序:匹马西风听大潮 这本新书，多为旧作。面世艰难，泪眼婆娑。叹友邦人士，莫名惊诧；恨自家瓦釜，枉费喧哗。海东二载，受不少黑煞气；归国四年，添几许白头发。想老夫一生时乖运蹇，回回坐的是末班车，倒霉事从来落不下，真个是吃草挤奶，种瓜收豆。中学时到火车站学雷锋，帮旅客提篮扛包，竟被疑为抢劫犯。某日拣到一袋大米，跟同学抬到派出所，结果是泥牛空入海，邻居们一片大嘴都笑歪。要考分数最高之北大中文系，黑龙江只有俩名额，必须在全省占据绝对优势才敢问鼎。读硕读博，临深履薄，伤痕累累，一路坎坷。好容易留校任教充学者，学生看我举止是进修教师，穿戴像勤杂工，每每出言不逊，以为走错教室。教儿子布衣蔬食背论语，被认为虐待骨肉，心理变态，终朝恶吵，卒致分灶。让学生自由发展，鸢飞鱼跃，愚者谓不负责任，师道罔存。当人大代表沉不住气，会上会下乱提意见，那肉食者眼中射来两道利箭：“让你当个破代表，你还当真了！”当选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走过某一人群，立刻如鲁迅所道：“天气愈寒了……洋铁碗不知收到没有。” 呜呼，马俊仁同志说：“我比那那窦娥还冤哪！”柯湘同志说：“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杨过同志说：“我一生被人冤枉还少吗？”十五年前，俺写下一首悲怆的七律《过桥》：“竟日游仙乐九霄，此身忽到奈何桥。丰都城里千朋唤，伊甸园中群鬼招。挑尽滑车不觉累，望穿铁壁叹徒劳。藏冰埋火销神剑，匹马西风听大潮。”那最后一句颇有傻英雄自以为是的架势。十五年过去了，二十五年、三十五年也很快就会过去，我知道那大潮或许不来了，或者说已经来过了。老尼姑不就对阿q说“已经革过了”么？我似乎也应学学阿q哥，赶紧抱个萝卜回土谷祠为妙。周公恐惧流言日，正是河豚欲上时啊。 当年老蔡京发配路上，所有的饭馆酒馆咖啡馆都不卖给他东西。到了潭州（长沙），作词一首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不过蔡京毕竟算不得什么好人，下场虽惨也不大值得同情。倒是苏东坡《答李端书》于平淡中发人警醒：“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我虽然常向学生宣扬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但眼见世人愈来愈走向“慭慭然莫相知”，也不免兀自卖呆。近年因涉猎通俗文学研究，颇遭贤达诟詈，并坊间牛二亦痛斥曰：下流如金庸小说者，其中能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吗？－－遂举世皆知孔庆东最起码之文学历史常识亦不具备。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干部在邀请我讲座未果后，义正辞严教训我要“学点哲学”。不禁又想起东坡《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云：“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苏东坡是古往今来最通达者，尚且说“谁能识其全”。或许正因为此，才成就其通达吧。他随口一说的“远近高低各不同”，那是何等耐人寻味的深邃哲理啊。然而倘与今日北大清华社科院的学术小贩们攀谈，定会掩口胡卢而笑曰：“如此浅薄的道理，谁不懂啊！”在他们看来，“床前明月光”也算诗吗？“青海长云暗雪山”也算诗吗？只有“蓝田日暖玉生烟”才算诗，只有“理发店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才算诗。 所以还是匹马，还是西风。《飞狐外传》结尾的最后一句写道：“他身旁那匹白马望着圆性渐行渐远，不由得纵声悲嘶，不明白这位旧主人为什么竟不转过头来。”灵性的白马尚如此，人大约也就无须指望了。还是浊酒一杯家万里，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吧。 书评:马儿肥 眼儿媚 书评人张稚容 北大多名士，醉侠孔庆东也是真风流。他在煌煌北大开课讲金庸，大讲特讲，一不小心讲成了诸多学子挤破头的盛况。更有字句幽默、行笔磊落的《47楼207》、《口号万岁》等书流传天下。据众多图书阅览室的管理员观察，若是读孔侠庆东的书，很少有读者面相严谨，把持着不苟言笑，如进食难咽之精神食粮，倒有不少如下情况发生：少女捏着鼻子莞尔，少年压着喉咙干咳，中年人连连摇头叹息，不敢扑哧出声，成此种种笑压抑的惨状，可见图书馆禁止喧哗的规定，对幽默的书，和能识得幽默的读者都是非常的有害。 论孔侠庆东的幽默，是因其博学多采，能讲鲁迅也侃得金庸，又心胸开阔，在北大濡染多年仍以“东北胡子”自况，所以人壮马肥，可纵横江湖长啸吟。论孔侠庆东的幽默，又因其双眼构造不对称之美而流生妩媚，一眼大，专事媚人，一眼小，可内检嘲己，幽自己一默从来是天下最好的幽默，若然其双目凝神，又可识美景佳人的可爱之处。以上所言，举实例证，来自孔侠庆东的新书《匹马西风》。 匹马西风，说的是孔侠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有余的生活。有日记，有随笔，兼有杂文议论。大的文章有关历史、自由、仁爱思想，从板门店的枪声，说到恐怖主义足球，再说到韩国的哲人如何拯救一只鹅的故事，娓娓生动。小的故事呢，开篇一个喜战李昌镐，说起自己被石佛击溃的幸福经历，孔侠沾沾自喜的言辞，一向以自贬而褒人的德行尽现。谈风景，说到韩国的海，峨嵯山，更多八卦，延世大学校徽上有一只鹰，如何因为见不到一个处女而不肯飞去，韩国的美女们如何从整形外科的手术刀下鱼贯而出，虽失尊重，却也有趣。 书中日记若干篇，也都是老夫私语，多感慨之词，近于日常流水，不加修饰，想来可能是真日记，孔侠也是每日翻开本子只写给自己，不要求读者观众的，现在出版大概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匹马西风》的每篇结尾，孔侠庆东必注一括号，说此文曾在何处发表，受何人褒奖，又是沾沾自喜的形状，半是自谑，半是自夸，颇有欣欣然的天真。唉，恐怕这也正是孔大侠的可爱之处啊。 书评:庆东啸西 书评人曹明珍 孔庆东的《匹马西风》，封面苍苍，马尾飞扬，好一幅江湖图画。少年更上47楼，老大评作教授副。噫吁兮，岁月忽已晚，醉侠仍醉中，只身行“古道”，不走立交桥。 乍看书名，就想到金庸的《白马啸西风》，孔氏客居韩国两载，教鞭小鞋轻胜马，何妨徐行且吟啸，于是，就有了这洋洋洒洒的听潮之作。虽说“韩流”来袭后，国人尽哈之。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一个真正的韩国，那个比它的时尚产品与流行文化更丰富精致、深闳内美，也许比我们更接近儒家传统的韩国。好在这位作为孔子的第七十三代旁系传人的北大教授讲学高丽，为我们带回了令人捧腹深思的见闻：譬如中秋节，韩国对这个伟大节日的重视程度令我们汗颜，似乎已到了“假如敌人中秋节这天进攻韩国，岂不是举国乱成一团，一触即溃”的程度。孔庆东当然不是以此劝我们多吃点月饼，常回家（抬头）看看，他指出了一种可怕的淡漠，对中秋这样的节日的淡漠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淡漠。 再比如每周打飞机来听课的吕承娟，让孔庆东这个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为“教育”感动，向学生学习。孔庆东从来不是一个板着脸的教师，他也从来不是一个让人“汗不敢出”的作家。他有多认真，就有多胡闹。他可以在板门店题字，与李昌镐对弈；他可以把峨嵯山考证成“我操山”。对于韩国人的山地性格（倔强、脾气暴，要强，善变），他适时祭出中庸的传家宝、金庸的无招胜有招，取得了民间外交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本书以其亲历性，给出了一个具体而微的韩国：化妆室里的韩国，餐桌上的韩国，与韩剧的女性意识对称的幽怨的韩国。但它不仅仅是关于韩国的现场报道，孔庆东主要的用心还是借韩国杯酒，浇祖国块垒。这一点他在自序的牢骚里已流露一二。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大代表，守着读书人齐家治国的传统愿望，竟惹得街坊媒体讽谤后的满腹闷骚。但孔庆东像李文秀一样有着古高昌国人的固执。世风是滑车铁壁，笔纸乃匹马西风。因此庆东之“啸”，既是快板评书，亦是马嘶蝉鸣。 想当年，少年听雨47楼上，醉里挑灯蚊帐，如今是，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啸西风。我们欣慰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选择用一只翅膀飞翔（左翼）的孔庆东，意气并未随年华而消磨。 书评:小故事，大悲悯 书评人郭小寒 幽默的人多是智慧的，又智慧又幽默的人可称“大智慧”。“北大醉侠”孔庆东颇近于这种人。大学的时候捧读《47楼207》，笑得不行；前些日子每天半夜追看《百家讲坛》听他讲武侠，亦成为日常生活享受之一种。 《匹马西风》说的是孔侠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有余的生活。有日记，随笔，兼有杂文议论。无论是写风景，讲故事还是写日记，孔侠均率性挥笔，自然而成，随意之间，引人深思。 2005年是“韩流”颇猛的一年，《大长今》、裴永俊、张娜拉、东方神起……韩国的明星对外“出口”政策，搞得我们满眼都是韩国温情帅男和改进版美女，但真正的韩国是怎样的？一向注意女子言行举止的韩国真的现在满街都是野蛮女友么？拍了《大长今》的韩国怎么天天只是泡菜酱汤？那些满大街穿宽裤子、染黄头发的小孩们到了韩国真的能找到同类么？ 好的作家应该是有责任感的，但这种责任感不应仅仅表现在口头的演讲或说教，比较喜欢孔侠的这种方式，客观具体地讲故事讲段子，根据自己亲历的一些小事情小见闻，而这些小事又不是琐碎无聊的，小事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大的悲悯，一种对历史、民族、文化和个人德行的正视和反思。 比如他从与石佛李昌镐的对决，自嘲地表达了大家应有的心态。他通过对自己坐飞机来听课的女学生的描述，突出了中韩两国人对待知识的态度。通过自己在化妆室、餐桌上、大街上对别人的观察，悟出了世俗烟火背后的人情百态。这效果就像暗暗给了一飞镖，且正中要害，暗爽！而且，可贵的是他在快意它事的时候也不忘偶尔幽自己一默，这种谦虚自嘲的态度，恰恰是一个胸怀包容者的风范。 这本书是很时髦的，先迎着“韩流”而上不说，光是这种散文加日记的形式，就应了当下最流行的“博客”文体了。这种总是闪烁着幽默和智慧的零散篇章，进一步拉近了孔侠与读者的距离。不过最近获闻孔大侠日前也赶上了新潮流，在新浪博客上开了个“东博书院”，风趣幽默，点击率颇高。预祝孔大侠也能早日搞定博客这块江湖！ 韩国散记(节选) 24.我住的国际馆旁边是女生宿舍，两座楼是相通的，实际是一座楼。国际馆里边住的也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我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下联是“流莺比邻”，横批是“牛得草”。来访的和周围的女性见了，都觉得中国人又神秘又高雅，于是纷纷拉着我在门前合影。我盛情难却，只好半推半就地从命了。 25.接过白永瑞博士的名片，读了一下，“白永瑞”，不禁油然脱口而出：“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说完自己就笑了，这跟白永瑞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人太没办法，总是不着边际地胡乱联想。但是又为自己解脱：这就是人比电脑高超的地方。电脑再过一百年，恐怕也没有我这能力。因为电脑是为了“有用”而存在，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别的任何评价对于我都是无所谓的，我只知道：我幸福，故我在。 26.每次出入电梯，喇叭里都乌拉乌拉地说上那么几句，不知是什么意思。听得久了，才听出原来是两句杜诗。进去的时候说的是：“魑魅喜人过”，出来的时候说的是：“文章憎命达”。心想这很有道理，电梯对人宜乎这个态度。 27.孙佑京小姐真是大好人，为了请我吃饭，打了无数次电话，我都不在。好不容易在了，我又没有合适的时间。但她毫不气馁，继续无数次地打下去。就是为了这样的朋友，我也应该买个手机。所谓“一饭千金”么。 28.我住的国际馆食堂的橱窗里天天摆着精心设计的“样板饭”，不但花色艳丽得使人怀疑能不能吃，而且份量比实际所给要多起码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一般一份米饭只给一两左右，泡菜和腌萝卜之类一共也是一两左右，泔水模样的大酱汤则是一个富士苹果大的碗里只给小半碗；肉一般没有，有也只是两三片，好像选美小姐一般赤裸裸地招摇着；鱼倒有时给一条完整的，足有一两多，但五脏六腑俱全，外加全副鳞甲，于是只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说：“吃了两口，便将它连肠带肚地吐出。”鸡蛋偶尔给一片，估计那个鸡蛋一共可以切最少六片。这样的一份正餐卖韩币1800元，相当于人民币14￣15元。学生们还说这里算是便宜的和好吃的，所以这个食堂里熙熙攘攘，出来进去的都多是所谓的美女，一个个吃得满面春风的。那些“阿主妈”对待我是特别优惠的，看见我去买饭，总是多给个一两八钱的。我正好立志减肥，也从不计较。记得读书时北大的学生有时因为食堂的师傅给的肉少（盖不住6两米饭），就和师傅吵架，现在看看韩国，知道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29.韩国学生请假很有意思，理由全部是“外婆去世了”。在我的课上已经发生了6次。我是个无聊的老师，决心调查一下。经过侧面盘问，结果只有研究生李知熙和另外一名本科生是真的。其余4个是假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我的论断：特别强调“孝”的结果必定是“不孝”，凡是声称以儒教治国的现代国家必定导致虚伪泛滥。我没有直接批评学生，因为韩国人最不能接受批评。我借讲“请假”这个词的用法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学生很晚还没有回家，他的外婆到学校去找老师，老师惊讶地说，他今天不是参加您的葬礼去了吗？学生听了都笑了。我接着说，请假要实事求是，不一定非要特别重大的理由。生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请病假并不丢脸。中国女孩子请病假，还会得到男生的格外关心。请事假也只要合乎人之常情，老师没有不批准的。这样讲效果很不错。最近，郑炫周请假的理由是，她姐姐要去美国留学，她要去机场送行。我说，这是很光荣的事嘛，你应该去。我很高兴，我的努力减少了韩国的死亡率。 30.曹溪寺是韩国最大的佛教庙宇。旧历4月8日是佛诞节，我们5位中国老师恭恭敬敬前去“随喜”。庙里密密麻麻悬挂起几十万个小灯笼，然而灯笼里面点的是电灯泡。灯笼的表皮多是蓝蓝绿绿的冷色，置身灯海，觉得鬼气森森。到大雄殿里瞻仰，没有巍峨庄严的大佛像，只有很小的细骨伶仃的塑像，主要都是呆板枯涩的画像。我已经看过不少韩国的佛像，都是韩国人的模样，五官细弱，肤色白嫩，身体不挺拔，眼睛没神采，既无“威仪”，也无“福相”，许多佛还留着官员式的胡须。飞天则穿着韩国传统的长裙，手里拿着韩国的传统乐器。四大天王和韦陀也胡乱安置，有的上面是狮鼻虎目，虬髯狰狞，下面却是雪白婀娜的女人的脚。一切都使人感到，没有佛教的气象，徒有一点照猫画虎的佛教的影子。楹柱上或挂或刻有许多对联，但是我一读，全对不上。比如上联是“歌管楼台声细细”，下联是“随花傍柳过前川”；上联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联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多了，笑得肚子疼。才明白他们只是随便找些有名的古人的诗句，写在那里好看，并不考虑与环境合适不合适，更不管什么平仄对仗的劳什子了。可能从来没有我这样的傻子去认真看一看那些文字。庙里的上万韩国人民挤得水泄不通，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谈笑，有的在打手机，有的在打孩子。还有一大圈人在跳一种似乎是韩国的传统舞，但跳着跳着开始接近迪斯科，于是几个洋人也混进去连扭带蹦，周围的韩国中年妇女无限仰慕地配合着洋人，笑得合不拢嘴。最后在大殿前面开始演出，几个身穿厨师服装的年轻人用刀叉表演打击乐，喧闹震耳，乌烟瘴气。一个女郎不断脱衣服，只剩一件黑色的小背心紧裹住颤动的肉身。韩国人民如痴如醉，欢呼喝彩。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躬身退朝。我说，韩国已经没有佛教了。吴博士说，现在基督教在韩国最有影响。一位女老师冷冷地说，你们以为韩国还有什么宗教么？另一位老师说，算了算了，人家就是找个借口玩一玩，你们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大家说有理有理，便道别分手了。 31.韩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韩国的现状也是清醒的。今天经过法学楼，大厅里展览着漫画。一张是金大中讲话说“欢迎到韩国来”，上面是金大中讲话的照片，下面则把金大中背后的人群画成骷髅。还有一张画的是一个韩国人开门出来，自以为自由地伸展着肢体，但是外面还有一圈大的围墙，没有出口，那围墙是用美国国旗画的。 32.我的休息室里没有电脑，有时便去讲师休息室用电脑。但是那里的电脑速度极慢。韩国的老师见我很着急，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电脑上网速度太慢，她们随口就说，中国的信息发过来，速度就是慢。我告诉她们，第一，我上的不是中国的网，而是你们最崇拜的美国的网；第二，我在韩国别的地方上这个网，很快，就像翻书一样；第三，我在韩国别的地方上中国的网，也很快。她们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说，鬼知道。她们又问，“鬼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就相当于你们基督教的“上帝知道”。谈到基督教，她们不言语了，因为她们大多数是“伪教徒”，连基督到底是耶和华的儿子还是父亲都搞不清楚的。 33.见到常丹阳的人，第一句话就会说：“你不就是在电视上的那个……”常丹阳在韩国的电视上教汉语，一副道貌岸然的气概，开口闭口“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你妈妈好吗？……”哎哟，可善良可温柔了，我们都说韩国各地学习中文的女孩子里一定有不少他的崇拜者。可是在中国大使馆组织的中国教师聚会上，常丹阳献给大家的忠告是：“一、不要借给韩国人钱。二、不要相信韩国人的许诺。三、不要帮韩国人办很麻烦的事……”大家于是笑问他，你一定受尽了韩国人的坑害吧？他憨厚地一咧嘴，没有回答。其实用不着回答，他的忠告条条都有许多活生生的事例。关于韩国人借钱不还的事我已经听过3起，其中最大的数目是1000万。韩国人自己就互不信任。他们一般不借给别人钱。我刚到韩国，没有换钱。他们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当着别人的面，非常夸张地慷慨借给我3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元。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的普通老师随手就借给我20万。隔了一天，那位教授问我：“我借给你的3万元钱，够用吧？”我是一个心软的人，如果这时掏出来扔给他，害怕太伤他的面子，于是就说：“够用，真是太谢谢您了。”有时想想，我也真他娘的够虚伪了。我要不是北大老师，可能当时就掏出6万给他，告诉他另外3万是送给他买圣经的。而我们一起去光州开会，系里多收了我的车费，助教说要还给我，但又总说忘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还。在租房子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韩国的房主基本上不退还押金，而是要新房客把押金给旧房客。如果找不到新房客，那么旧房客可能就拿不回那笔巨额押金了。 34.关于韩国人的许诺，我在中国时就切身体会到是决不可信的。最常见的是不遵守时间，连我最要好的韩国朋友也经常约好不到。有一次一个韩国朋友让我复印许多文章给他和他带来的其他韩国朋友，我冒着大雨抱着东西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来，好几天也没有解释。我忍不住只好主动打了电话，回答是那天别的朋友建议去一个饭庄吃饭，所以很对不起了。韩国人倒是经常说“对不起”，但说的时候毫无诚意，完全是例行公事，仿佛说了这几个字，就是杀人放火都可以赦免了。 35.一位中国老师告诉我，他刚来韩国时，要去买个茶杯。旁边的韩国同事说，商店那么远，别去了，我家里有的是，明天我给你一个。人家说得这么明确，哪能让人家栽面儿呢？于是他就没买。可这位中国老师等了几天也没见茶杯的影儿，只好又提去买茶杯。韩国同事还是那几句话，中国人觉得如果硬去买了，那是不给人面子，所以又耐心等着。如此反复数次，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了，再也不提这事，悄悄地去买了几个茶杯。而韩国人也从不说起这事。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辨，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一些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一些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日记片段 2000年2月18日星期五农历庚辰年正月十四 今天早上梦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6：50华打来电话叫我起床。7：30出发，8：40到达韩国领事馆。排在第一号。但韩国人很不守时，9点10分多才开始工作，而且态度马虎而冷漠，不敢说比中国人更差，起码不比中国人更好。倒是守门的中国武警彬彬有礼，令人愉快。门前排队的多是年轻女子，都是办理与韩国人结婚的。但这些女子不但没有一个漂亮的，而且一个个精神萎靡，气质琐陋，好像一群下岗的妓女。其中不少染了橘黄色的头发，精心的化妆下面掩盖不住皮肤的粗糙。不知跟她们结婚的是些什么韩国傻冒。排队的男性多是东北人，其中几个是去做生意的。我办完手续出来，看到周围的使馆一片死气沉沉，一座座二层小楼被围墙紧紧裹住，门窗紧闭，除了门前站着的武警，一个活人也看不见。假如我的农村亲戚来到这里，一定会问我：“东啊，这疙瘩就是你们北京的那个秦城监狱吧？”西边不远处是法国学校，从91年到96年，我在这里看了不少好电影，还有一次崔健演唱会。想起在中学当老师的那几年，真是好一段修身养性的桃花源岁月。 10：40回到家中。给黄卉和王丽丽打电话，记下了她们在韩国的电话。中午热了米饭和酸菜粉，倒上鸡汤，胡乱吃了一大盆。华来电话，说下午和明天都不上班。我小睡一会也没睡好，孟繁华电话催稿，文化月刊的李开南约稿，电视台约做节目。想起毛嘉约的文章还没写，起来写了一篇《国民党是台湾祸根》。但今天的e－mail总是发不出去。傍晚华电话说阿蛮还睡着没起，她决定明天再带着阿蛮回来。我到冰箱里翻了翻，在暖气上热了三个馒头和一袋奶，扒了好大一棵葱，切了半个萝卜头，一碗蒜蓉辣酱，半块腐乳，十来片火腿肠，加上一些泡菜和腌黄瓜，吃了个无比快活也么哥。北大一位老师电话，为上海的中学生报约稿。临走之前事情太多，睡梦里也不得安闲，怪不得我经常唱“为黎民哪，无一日心不愁烦。”看来，只好快快跑到韩国去避难了。到韩国以后，啥鸟会也不开了，啥鸟人也不见了，啥鸟文章也不写了，啥鸟节目也不做了，吃他娘，睡他娘，天塌下来管他娘。阿q想着想着，便呼呼睡去了。我也要早些睡，明天一早，还要去北京站接俺娘哩。 22：20：53 2000年2月19日星期六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五 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宵节，天刚一黑，外面就鞭炮声连天。我住在禁放区的最边缘，北京市区的最北端，这似乎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早上7：30，华打电话叫我起床。8：00出发去接母亲，回来时11点多，华和阿蛮也已经回来了。母亲带了元宵大米烧鸡和豆制品等许多吃的，午饭后华给民大送去一部分。午睡起来打电话询问机票事宜，把昨天的e－mail发出去。晚饭时问了母亲一些哈尔滨的事情，那边的亲戚多数景况不大好，总之是干社会主义的受穷，干资本主义的受益。林卓捎来三本鲁迅的书和一封信，说很想念我。我对广大的无产阶级空有一腔同情，却帮不上他们实际的忙，这使我很惭愧。我现在觉得，光有易卜生说的“救出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满足于“救出自己”而不关心民众和社会，那是十分可耻的。我理解鲁迅和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虚伪腐败的大学校园了。我现在身在大学校园，但是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说话，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终生。布鲁诺说：“未来的世纪会理解我。”我要有这样的信念，把一切误解和嘲笑像蛛丝一样轻轻拂去。 今晚22点多，将有英国bbc电台的电话采访。我要利用这个帝国主义的媒体，发出我共产党员的声音。正像杨子荣唱的：“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 20：57：00 2000年2月21日星期一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七 早上被电话叫醒，是一个崇拜者叫胡源，贵州师大的女生。98年底我们黑马南下到贵阳时，她一直陪着我们，还非要请我们吃早饭。是个很朴实、很漂亮，很有个性的姑娘。我还拆过她的名字，叫她“古月水原”。她说她的同学很嫉妒，说她们班的两个才女非常非常喜欢我。她现在广州打工，说是从余杰那里问到了我的电话。我说马上要去韩国，不能去广州见她。我问了她的地址，准备给她寄一本《空山疯语》。这样的读者是应该好好尊重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心里没有读者，那就是骗子。许多这样的好读者，温暖了我的心，使我增添了与黑暗战斗的勇气，正像杨子荣唱的：“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 然后询问机票的事，27日的没有座位了，便在伦德公司订了28日的，1600元。然后给教育部考试中心打电话，说不能参加3月份的高考命题会了。然后就写日记。 昨天程光炜电话催稿，说就剩下我这本了。于是加紧编书稿，一直弄到夜里，把两本书的篇目大体确定下来，今天还要再调整调整。李杨电话说有东西请我带到韩国，过几天送来。昨晚吃了母亲带来的粘豆包。华去取了点美元给我带到韩国用。今天下午要去北大一趟。烦恼人生，充满乐趣。 10：18：22 2000年2月22日星期二农历庚辰年正月十八 早上起来给伦德公司打电话，定于下午去取机票。做了香功，觉得神清气爽。上海张小红电话，通知3月1日开左联纪念会，但是我去不了啦。 昨天下午去系里取邮件，咨询电脑电池的事。在中关村买了一双皮鞋，一个镜子，一对乒乓球拍，8个5号电池。晚上回来喝酒吃饺子，教阿蛮打乒乓球。给周兵打电话问稿费事，他们还没有把稿费寄给我。毛嘉电话，说把我的《十大杰出青年》复印了许多发给同事，大家经常引为笑谈。又说我批评国民党的稿子不能用，我说我知道你们英国人的虚伪，又要煽风点火，又要假装局外人，那就给你写个文化问题的吧。对待帝国主义就像对待驴子，又要打，又要拉。和阿蛮一起看《城南旧事》，阿蛮已经可以受这样的教育了，这部电影也确实是百看不厌。严家炎老师电话，问我关于审视中学语文的事，说有关领导询问了他，问我们有没有反动言论。我给严老师做了详细解释。华在旁边说：“严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又给华讲了半天要关心人、尊重人的道理。洪子诚老师电话，问我上次说的他的《当代文学史》中的错误，我根据自己所记，一一告诉了他。华说，你们这些北大的学者，一个比一个认真，真是佩服你们，可是现在谁还像你们这样啊？我说，那就更应该坚持认真精神。不认真，就别当读书人。华说，你们认真，别人也不赞美和感谢你们，只有我能够理解你们。我说，别臭美了，又趁机吹嘘自己。跑了一天比较困，翻了翻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就睡去了。 11：14：30 2000年2月28日星期一农历庚辰年正月二十四 24日中午去旷新年家，申正浩、张福民在。一会又去了李书磊、杜玲玲夫妇，孟繁华最后去。大家喝了12瓶啤酒，畅谈了一番革命思想。我下午3点半才匆匆出发，接近5点才赶到，门卫说4点半就不让进去了。我说堵车了，请通融一下，便进去取了签证。 25日上午李朝应来代表博库公司与我签了《47楼207》和《空山疯语》的电子版合同，当场付款，中午在“小东北餐厅”吃饭。下午去系里，收到了周兵他们寄来的5千元，到周燕处补填项目申报表，温儒敏与我谈了半天，主要是中国教育报批判我编的《审视中学语文》一书的事情，让我成熟，不要有压力，说他替我顶着。温儒敏是个好人。买了一张win98光盘。 26日傍晚去吴晓东家拿他们夫妇的存折，龙清涛打电话到他们家，说要给我饯行，我们三家五人便去了“渝味村”。陈平原和一群弟子也去，但是没有位置了，我们建议他们去了隔壁，他们是为夏晓虹老师接风的。 26日是电脑病毒高危日，我使用了，结果27日电脑出了问题。请赵子强帮我修了一下午。龙清涛要我带中药到韩国给他的朋友，晚上就留他们在我家吃馅饼。夜里10点多，尚红科才送来5千元，我把信恒的《生命特色》给他看。夜里王长江打电话来，又指导了我一些电脑的问题。后半夜才睡。 今天6点多起。阿蛮也早起了，让我抱了一会，我嘱咐了他们几句。7：20司机敲门。在西三旗环岛堵车达半小时。近9点到机场，请司机等着华15分钟，因为她还要回去上班。登机后起飞迟了40分钟。机上的小姐对我很好，帮我填写入境卡，叫我孔老师。下飞机后出关很慢。接我的是延世大学的成谨济和梨花的申夏闰及一个研究生，也姓申。到梨花，今天恰好是她们的毕业典礼，十分热闹好看。我住国际馆217。他们带我出去吃了烤牛肉，然后成谨济开车回去，二申带我去中文系，见钟，又见院长，填很多表格。晚上钟请我吃牛肉汤。送我回来。整理东西，给华打电话，阿蛮抢着接。整理课表，一周有5种课，共9次，15小时。在楼里转了转，洗澡，准备睡觉。上帝保佑！ 23：29：42 在韩国讲韩战 从字面看，“在韩国讲‘韩战’”颇有点“班门弄斧”和“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的嫌疑。金庸先生到北京大学演讲时，调侃说有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和北大讲学。但调侃归调侃，字他也写了，学他也讲了。到人家家里讲人家的事，似乎有点煞风景，但其实往往正是人家求之不得。谦虚点说是旁观者清，实际点说是雪中送炭。医生不就是常常对着我们的口耳鼻舌身大讲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吗？电视里不也经常启蒙你应该补钙隆胸买豪宅吗？我们很多渊博的学者不是都到洋鬼子那里宣传过民主自由吗？而所谓“汉学”不也恰恰是洋鬼子发明的吗？那么我到韩国讲讲“韩战”，似乎也不能看作“大话西游”那般罪不容诛，何况咱中国还是“韩战”的主角呢？ 我在韩国客居两年，日常交谈、授课、演讲和接受采访等场合涉及到“韩战”无数次，另外专门给研究生讲过若干次。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中韩人民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除了民族立场的不同之外，主要是中国人民得到的信息是多渠道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并客观看待中国的书、美国的书、英国的书、日本的书、俄国的书和韩国的书，所以能够做到“兼听”。而韩国号称民主国家，其实人民得到的信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甚至是经过美国有意选择的。再加上韩国学生普遍历史地理素质比较低，所以交流之初，是十分艰难的。大部分韩国人关于“韩战”的基本知识是：野蛮落后的共产主义侵略我们繁荣富强的自由世界，英勇的美国人民主持正义，号召全世界人民帮助我们，最后在上帝保佑下，我们消灭了禽兽不如的敌人，民主最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每节课之前先请学生准备材料，概述韩国的官方见解，那官方材料中说，解放军在韩国被打死了90多万。我当时伸了伸舌头：中国军队最多时才来了100多万，光被打死的就90多万，那三八线肯定要划到长江去了。 为了使讲课能够顺利，我只好多用美国、英国和日本方面的材料，这样学生才会信服。关于谁“侵略”谁的问题，我首先指出，南北双方本是一国，假如没有外国进入，无论南打北还是北打南，都属于内战，不能叫做“侵略”。我们能把美国南北战争叫做谁侵略谁么？能把中国的国共内战叫做谁侵略谁么？使用“侵略”一词，等于在前提上承认南北是两个国家，那你们还搞什各南北统一？北方使用“侵略”一词时始终是指美国侵略，他们可没说你们南方侵略北方。 韩国官方现在把“韩战”叫做“6.25”战争，这是由于1950年6月25日这一天，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南进。韩国故意称之为“6.25”战争，就可以借此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我指出，在“6.25”之前，南北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无数，北犯南有几百次，而南犯北达上千次。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贵玉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披露，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49年6月29日，一支隶属于韩国军队的虎林大队－－有252名队员的游击队就越过“三八线”，袭击了靠近雪岳山和金刚山的一些朝鲜村庄，有些队员甚至还渗透到位于北纬39的元山市附近的安边地区。他们在朝鲜活动了两个星期后，大部分被歼灭，只有50人回到了韩国。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韩国一位陆军官员的话证实了金贵玉的说法。这位官员说虎林大队创建于1948年。所以说要追查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就好比要追查是谁先起了杀机一样困难。当时北方的领袖金日成主张“和平统一”、“全民选举”，因为金日成是举国拥戴的抗日英雄，用民主方式肯定会大得人心。直到“韩战”结束后，金日成仍然呼吁全民公决，而美国和南方坚决不同意。与金日成相反，南方的领袖李承晚主张“武力北进”，“军事统一”，因为李承晚在祖国沦陷期间，长期躲在美国当逍遥派，在“二战”期间又曾主张朝鲜由列强托管，因此民愤很大。美国实在找不到更有能力的傀儡，才扶持这个李承晚统治南方的半壁河山。而在南方统治集团中，最有威望的是追随中国国民政府转战各地、颠沛流离、长期致力于祖国光复的金九先生。我在梨大图书馆查到了金九先生多次写给蒋介石的真挚诚恳的信件，展示给学生，学生都大为惊叹。李承晚嫉妒和害怕金九的威望，便派特务把金九暗杀了。蒋介石为金九题写挽词曰：“为国家求独立为民族争自由伟哉斯人兴灭继绝取义成仁见大节于颠沛昭正气于千秋”，这是非常高的评价。美国对李承晚的流氓作风也十分不满，但只有他能够收编那些日本人留下来的兵痞无赖，而且反共态度坚决，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美国把朝鲜和台湾都划到了一线防御圈之外，任凭共产党解放台湾，希望三八线保持现状就好。这样，李承晚就必须发动战争才能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赢得新生的机会。而且，1945年光复之后的军事对比是南方明显压倒北方的。 那么，军事实力较弱的北方却怎么能够势如破竹、把李承晚一举打到釜山海边的呢？我向韩国朋友揭示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皆已知晓、而韩国学者却大都不知的“绝密内幕”。原来，金日成的人民军主力，是从中国调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师”，是横扫大江南北的林彪的部队！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和中国史学会理事沈志华先生的介绍，1945年后东北的朝鲜人约有120万，其中大约5万参加了四野（即东野）。金日成迫于南方军事挑衅的形势之严峻，致信毛泽东请求让这些朝鲜师“回国保卫家乡”。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且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解放台湾也用不了那么多人，解放军即将大批复员，便指示林彪把这三个猛虎般的雄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当1950年4月18日最后一个朝鲜师回到元山时，李承晚还不知深浅地继续向北方进犯。金日成迅速以这三个师为骨干，组建成十五万精锐大军。6月25日，在斯大林的默许下，瞒过毛泽东，一举越过三八线，破汉城、拔水原、克仁川、陷大田，一眨眼的工夫就解放了90％以上的南方，把残余的美韩联军追杀到洛东江以南的狭小区域。那些老八路和四野出身的人民军，曾经打四平、困长春、战锦州、夺营口，曾经31小时拿下天津，让傅作义乖乖交出北平，曾经“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小诸葛白崇禧的二百万江南子弟兵打得灰飞烟灭，眼前这点芝麻仗哪够他们打的？金日成兴奋得已经把祖国统一大会都筹备好了。 然而战略伟人毛泽东闻讯后大为担忧。他知道美国必会插手，三八线突破的不是半岛南北的边界，而是东方与西方的边界，美国岂能袖手旁观？果然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动了国会。年过七旬的麦克阿瑟重披战袍，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要把大韩民国“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拯救出来”。老麦克冒着五角大楼的一致反对，以1比5000的赌胆，把宝押在了仁川登陆上。因为从军事上看，仁川登陆的成功几率只有1／5000！那里的潮水涨落差最高时达11.2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退潮时，几百年所淤积的泥滩延伸近4公里。因此登陆冲锋只能在高xdx潮时进行，可仁川的高xdx潮只有早上6时59分和下午7时19分各一次，每次时间不到两小时，如果两小时之内不能突破岸防，那搁浅在泥滩上的舰队就会成为炮火的活靶子。就在这两小时之内，还要攻占控制全港的要地月尾岛，还要冲过潮速达每小时11公里的而且可能布满水雷的飞鱼海峡……然而麦克阿瑟坚定地说：越是不可能，就越会保证奇袭的成功！老夫指挥过11次登陆作战，诸位专家都说不可能，可老夫11次都成功了。关键在于，诸位专家都想不到的，那愚蠢的共产党就更想不到了。休再罗嗦，看老夫马到功成！ 不过，老麦克的诡计，共产党人其实算到了。8月下旬，解放军总参作战室不但料到了仁川登陆，而且把登陆时间精确计算到了9月15日凌晨。毛泽东听完汇报，立即通知了金日成。可惜，“金日成忽视毛的警告，认为不值得考虑，并命令对此保密”。（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 9月15日凌晨，成千上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几百艘舰船、数百架飞机的助攻下，蜂拥上仁川海滩。准备不足的人民军顽强抵抗，无一投降，全部阵亡。麦克阿瑟一刀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形势当即逆转，人民军主力陷入重围。待金日成拼死杀回中朝边境时，手上只剩三个多师，麦克阿瑟向他广播“最后通牒”，命令他“无条件投降”。斯大林此时不但不出兵救援，反而通知中共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讲到这里，我对学生说：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啊。三八线本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参谋在地图上轻轻一划问世的，金日成、李承晚，打来打去，都以为自己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实际上都是大国的政治筹码。连当时的中国，在苏联眼里，也不过是个大点的筹码，美国就更不把中国当回事了。毛泽东说得很形象：“让中国人把腰弓起来当座桥，让美国人踩着到苏联，让苏联人踩着到美国。”仰人鼻息的滋味，中国和韩国可都是尝够了的。 学生问：那你们中国，为什么要来侵略我们呢？ 我说，美国打到了鸭绿江边，尖刀连已经对着中国这边撒尿了，飞机炸了东北，炭疽鼠疫都洒过来了，不打行吗？中国侵略你们干什么？中国是要保卫自己的安全。现在公布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国今天在朝鲜驻扎了一兵一卒吗？美国军事史家约翰·托兰在1989年5月5日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打到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然后我与学生一起回顾了历史上中国军队参与的四次“韩战”。 中国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半岛作战迄今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唐朝帮助新罗统一。当时朝鲜半岛分为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与倭国交好的百济和高句丽不断进攻新罗，阻隔新罗朝贡之路。新罗请求唐朝天子救援，唐高宗先后派遣薛仁贵、苏定方等大将出征。这便是民间传说中有名的“薛仁贵征东”。唐罗联军大败倭寇，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使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新罗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高峰，产生了崔致远这样的杰出文豪。 第二次是朝鲜中期，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为实现“直捣大明国，迁都北京城，远征天竺”这一吞并世界的民族梦想，首先吞并朝鲜，史称壬辰战争。已经二百年没有战乱的朝鲜号称“小中华”，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两月之间，连陷三京。朝鲜国王逃到中朝边境，准备过江“死于天子之国”。明朝政府闻奏朝鲜求援，马上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话实际上就是：“抗倭援朝，保家卫国。”明朝万历皇帝派大军水陆并进，痛歼倭寇，朝鲜各路“义军”也奋起抵抗，战争前后进行了七年。朝鲜老将李舜臣和明朝大将邓子龙都在激战中殉国。最后倭寇大败溃逃，丰臣秀吉气病而死，朝鲜重整河山，视大明为再生父母。儒家文化从此在朝鲜半岛被尊奉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朝鲜国王宣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宣祖实录》卷37）中国军队的胜利，又一次维护了朝鲜半岛人民的和平，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 第三次是清末甲午战争，大家都清楚。腐败的清朝军队一败牙山，二败汉城，三败平壤，最后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不要说保卫朝鲜，连中国自己都保不了，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当时等于是把朝鲜和台湾拱手割让给了日本。中国的失败，导致朝鲜人民当了50年的亡国奴。韩国在政治上可以说自古就是独立国家，但在民族命运上，从来就是与中国的兴衰息息相关的。二战末期西方列强企图阻挠韩国独立，要联合国“托管”韩国，是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不谋而合地力主韩国独立，要求还朝鲜人民以自由，这才结束了朝鲜半岛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 第四次就是“抗美援朝”。金日成越过三八线，美国不答应。那么麦克阿瑟不但越过三八线，而且打到了鸭绿江，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以后怎么搞建设？中国能答应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中写道：“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按实力，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满目创痍，百废待兴。1950年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一天，中央下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土改、复员、剿匪、稳定物价、恢复生产、解放台湾，哪件事都不容许中国与美国开战。是美国，逼得中国非战不可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出征前对中国军官们说：“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边，我也不会是志愿的。现在他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中国军官们齐声呐喊：“志愿！”这志愿是不愿也得愿。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北京决定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的支配，而不是按计划。”要是按计划，1950年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台湾，然后回家娶媳妇，生儿子，种庄稼。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最高兴的人是谁？是蒋介石。朝鲜战争不仅保住了台湾的蒋家天下，而且使台湾成为军需后勤基地，直接带动了台湾的经济复苏。 可是中国不出兵则罢，一出兵就震惊了世界。两次战役就把“美李匪帮”推过了三八线，解放了整个北方，五次战役就让美国打消了胜利的希望。美国三易主帅，一个比一个更气馁。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坦白承认：“神话揭穿了。别人以为我们是一个强国，而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是。”美国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了。 我逐次讲过了大小战役后，有的学生说，中国就靠人海战术，是用死人获得的胜利，而我们是民主国家，最珍惜人的生命。我说，那我们算算账吧，看谁死的人多。1953年10月25日美联社发布的联合国军被歼数为147万余人，韩国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和日本《军事史杂志》公布的被歼数为116万余人，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统计数字为，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歼敌13.6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韩军66万余人，其他仆从军2万余人。无论根据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统计数字，联合国军方面都损失了100多万，而志愿军的伤亡共36万余人（其中阵亡11.5万余人，战伤22.1万余人，事故伤亡和病故等非战斗死亡2.5万余人），失踪、被俘2.9万余人。无论怎么夸大，也不超过50万。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数字，中朝一方共损失大约六七十万。比美韩等1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一方少得多。中国的多数伤亡不是由于战斗不利，而是由于后勤太差。比如长津湖一战，溃逃的美军已经进入了志愿军的伏击圈，可是志愿军却一个也站不起来，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全部冻死在零下40多度的阵地上。后来志愿军改善了后勤，想了很多办法，武器也越来越好，经验也越来越多，伤亡就越来越少了。 韩国的战争纪念馆中有一幅战场油画，画的是共产党用铁镣把土兵固定在战壕内，所以士兵只好拼命。我笑着说共产党真傻，这幅画的作者更傻，用这样的办法让士兵拼命，土兵还不先拼了你的命？当时中国的参军热潮是你们无法想象的，100人报名，只要1个，老百姓说“比挑女婿还严”。士兵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是上帝都要感动的。我讲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李家发和一人俘虏了63个英国兵的刘光子、一人打退6次冲锋的孤胆英雄高守余以及奇袭白虎团等战例。我说，认为中国武器差就会使用人海战术，这是军事上的无知，是美国为了遮掩自己的失败而散布的自欺欺人的谎言。面对现代化的火力，再大的人海有什么用？那不是集体自杀吗？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的伤亡是志愿军的两倍多，其中70％是被志愿军的准确炮火所杀伤的，这是人海还是火海？中国军队最讲究战术，最讲究杀敌效率。中国军队擅长的包围、穿插、伏击、近战、夜战，都是通过灵活地利用时间空间来以最小的伤亡消灭最多的敌人。特别是战争后期，志愿军越战越勇，也越战越油，加上人民军也恢复了元气，中国经济也有了好转，苏联看到形式大好，军事援助也到位了，美国如果再不讲和，那就连三八线这个面子也不给你们了，用志愿军的话说，是“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根据现在公布的资料，美国也早想和了，是李承晚非要打到底，节外生枝地策划战俘事件，还声称美国投降了他也不降，逼得双方打个没完，结果又多死了十几万人。上甘岭战役之后，联合国军已经再占不到什么便宜了。美国人是聪明的，虽然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了字，但这总比彻底失败、在那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要好啊。 学生们说，这么说我们不是胜利者呀？ 我说，什么叫胜利？从军事学上讲，战争胜利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有没有达到战争目的，二是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的目的就是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恢复朝鲜的独立，保卫中国的和平建设，这个目的完整地达到了。而美国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那么付出的代价呢，无论人、钱、物，中朝一方都比对方要少，都比预料要少，而且少得不成比例。美军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多亿美元。而中朝军队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全国5亿人民平均每人12块钱，基本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有另外的无法换算的价值，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总基地，使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中国恢复了大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也开始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到处遭受歧视，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从此开始认真学习汉语。所以说中国是大大地胜利了。 最后一次课上，学生们说，现在我们明白了，“韩战”三年，中国胜利了，美国也不算失败，还是第一强国，就算是花钱买个教训，苏联也得到了好处，日本和台湾都发了战争财。只有我们“南韩”和“北韩”，什么目的也没达到，死了一百多万人，满街是残疾和乞丐，家家没有男的，每天到美军的垃圾堆里去拣剩饭。战后是几十年的军事独裁，打倒了李承晚，又来了朴正熙、全斗焕，直到80年代的光州事件还屠杀了那么多人民。现在虽然民主了，可是还有三万多美军驻扎在韩国。听说“北韩”还要侵略我们呢。 我说，你们还用“侵略”这个词，那美军怎么能不驻扎在你们这里呢？人家是帮你们“打击侵略者”呢。最后，我给你们讲一首李承晚博士的诗吧。我参观大韩民国首任大总统李承晚故居“梨花庄”的时候，抄了一首他赠给美军司令范弗里特的五绝：“半岛苍黄际，将军万里来。三师声势壮，胡虏自崩颓。”李承晚博士年轻时中过秀才，汉诗写得不错，书法也很漂亮。他这首五绝写得气韵威猛，笔法纯熟。诗中深情歌颂了美国大军在南方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拯救了他们。但该诗在观念上似乎有些问题。诗中用了“胡虏”一词，请问胡虏是谁？岳飞的《满江红》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胡虏指的是异族的侵略者。而美军帮助李承晚打败的是金日成。金日成虽然被打得“崩颓”过，可他是“胡虏”吗？李承晚和金日成，南方和北方，不是同文同种的一个民族的同胞吗？用了胡虏一词，不但包含着“非我族类”的意思，而且还有种族歧视的韵味。其实，如果尊重词义的话，美军才是“胡虏”。这位李大总统，为了讨好大救星，连民族立场都搞错了。这种观念，我觉得才是南北统一最大的障碍啊。 学生们说是的，提到共产主义的北方，虽然是一个民族，总觉得有些凶神恶煞的恐怖。而美军虽然可恨，可看惯了也觉得毕竟是个人。我说关键就在这里啊，看惯了就什么都能接受，宣传惯了也就不去反思。鲁迅说，要吃人必先宣传那人是恶人，妖魔化从来就是战争的前奏啊。自从抗美援朝一战，我们东亚已经和平了半个多世纪了，但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再来一场战争呢？你们是基督教学校，愿上帝保佑这三千里锦绣河山吧！ 附：关于“南韩”、“北韩”的称呼问题 通常所说的“南韩”、“北韩”，本来是朝鲜半岛上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后在冷战体制下分裂为实际上的两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都予以承认。它们的正式国名分别是“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国名所指的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韩国叫韩半岛），即包括对方。所以单独指一方的时候，可以简称为韩国、朝鲜；而一般同时说二者的时候，要说南韩、北韩。这样的非正式称呼又准确、又客观。韩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而北朝鲜则说成“南朝鲜、北朝鲜”，道理相同。本书是从客居韩国的立场写的，所以用的是南韩、北韩。用南和北的说法，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而正式的国名，他们却彼此都不接受，虽然他们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但一般不用正式国名互称，谈判时也只用“南北会谈”或“北南会谈”的提法。如果我们外国人假装“客观”，同时叫他们的正式国名，那恰好是他们最反感的，因为那等于是支持韩半岛“两国论”，等于永远反对他们的统一。就好象西方人把“中国”与“台湾”或“中华民国”并列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我们宁肯听“海峡两岸”这样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提法。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二者对举的上下文里，还是用“南韩、北韩”为合适。这样才能突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分裂之痛，表达我们支持统一的一片真诚。欧美等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用的。本书为了出版方面的格外慎重，多处使用了“南方”、“北方”一类的概念，在不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分别酌情使用了正式国名或简称，但作者的客观立场是一致的。特此说明。 峨嵯山的由来 根据梨花女大研究生搜索的有关资料，我和她们一起考查了一下峨嵯山的得名，算是进行了一次“跨学科”学术训练。汉城广津区有一座名山，名字叫做峨嵯山。给人的感觉很雅。我知道汉语中有个词叫“嵯峨”，意思是山势高峻，我还在一首咏承德的诗中用过这个词。可是把这个词颠倒过来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这个从小喜欢咬文嚼字的家伙对此发生了兴趣。 根据当今韩国流行的说法，这个名字是在朝鲜明宗时代起的。关于此名的由来，有一个小故事。 明宗时代有个叫洪桂观的人，算卦非常灵，名声传遍全国，终于传到明宗的耳朵里。明宗觉得这样的人似乎可以辅佐国事，有助朝廷，就召他来王宫觐见。 洪桂观高兴地来到国王面前，低头站着。（大概因为国王不是天子，因此可以不跪。） “你算卦算得灵吗？” “是”。 明宗把准备好的柜子指给他看，说道：“那么，你算一算这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算得对，我将满足你的愿望；算错的话，就砍掉你的脑袋。” 洪桂观沉默地盯着柜子。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是老鼠”。 这句话使国王和大臣们大为惊讶，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有本事的人。 “那么有几只老鼠？” 听到追问的洪桂观又看了看柜子：“是三只。” “呵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赶快打开柜子！” 一打开，众人却看见只有两只老鼠缩在柜子里面。 “怎么会这样？”大惑不解的洪桂观无可奈何，脑袋保不住了。可是他对被杀一事死不瞑目，他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洪桂观被拖到刑场去之后，明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突然叫道：“峨嵯！－－来人！把那只母老鼠的肚子剖开！”按照国王的吩咐，下人剖开了老鼠的肚子，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只小老鼠。“峨嵯！孤差点儿杀掉无罪之人！喂，赶快传旨，停止死刑。把他带来。” 此时，洪桂观正在临刑之际。他最后算了一次自己的命，答案是命不该死。于是他请求刽子手多等一会儿。这是临死之前最后的请求，所以刽子手应许了。 “有王旨！等一等！”一个骑马跑来的人远远喊道。 可是这话刑场上听不清楚。刽子手以为是责备自己太慢，是国王派人来催促自己，脑子一急就挥动了大刀。洪桂观命不该死的命就这样死了。于是，后来人们就把刑场上面这座山，叫做峨嵯山。 这故事颇有民间传奇的趣味，但是我想国王喊叫的那个“峨嵯”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学生，韩国语中的“峨嵯”是什么意思，她们却不知道，她们说现在韩国语中没有这个词，说这可能是那位国王自己发明的语气词。我想哪有自己发明语气词的？必然另有蹊跷。我心中暗自揣测，这个“峨嵯”，恐怕是个表示惊叹的粗话，就是汉语中北方男人常说的“我操！”但是这话不能跟学生讲，于是我决定亲自去考察。 我带着饮食和有关资料，用了一天的工夫，爬遍了峨嵯山的上上下下，回来又查史书佐证。发现峨嵯山古时叫做“阿且山”。高句丽的大将温达就战死在这里。这说明我的猜想是有根据的。“峨嵯”是从“阿且”的发音转变来的。“阿且”没有意思，纯粹是记音。“阿且”这个纯粹表示发音的名字，就是“我操”一类粗话的饰词。台湾在戒严时期，不许报刊上出现“我操”这样的粗话，于是文人们就利用近似的发音改写为“哇塞”。天长日久，竟然成了一个固定的感叹词。而后又从台湾传播到香港，又传播到大陆内地。这种因避讳而造成的转音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每次打排球发球时，都要高呼一声“我操！”。但因为大家嘲笑，尤其是经常有老师和女生观看，他在呼喊之时就不免心虚，舌头一拐，喊出来就变成了“阿扎！”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扎”。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我靠”，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阿且”恐怕就是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时髦感叹词”。后来的文人觉得不雅，就给换成了文绉绉的“峨嵯”，仿佛是表示高山峻岭的一个词。但是在纯正的汉语里，只有“嵯峨”而没有“峨嵯”。而当今韩国又废除了汉字，只剩下了一个近似“阿恰”的读音，所以现在和以后的韩国人是万难知晓此山得名的真正缘由了。正像当今中国的时髦美女，一口一个“哇塞”，自以为在说高雅的港台语，而不知道那不过是粗话的一音之转而已。倘若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这说明至晚在明朝时，汉语中已经大面积普及了那句粗话，而且已经传入了韩国宫廷，连韩国的国王一着急，也不由自主地出口成章了。 我看高行健获奖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汉城灯红酒绿的新村闹市独自吃了晚饭，正欲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忽然汉城大学的李政勋博士打来祝贺电话，告诉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得主是中国的高行健。我赶紧去上网寻找消息，然而中国的几个大网站都还没有反应，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中国人获奖的准备。接着，在韩国的其他中国教授打来电话，都说高行健获奖，未免有点意外了。很多中国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 新千年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这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是这恐怕不会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太大的激动，因为这奖来得太晚了。中国人原来把诺贝尔奖看得非常神圣，获奖者中也的确不乏真正的大师。但是看来看去，就看透了。获奖者越来越鱼龙混杂，拒绝领奖的也有了，获奖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来越多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获奖者的文化姿态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人80年代以后，年年都要争论一番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们中国人。许多人搬出鲁迅的教导：“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但是鲁迅的这话是在特殊的时代说的，并且那时诺贝尔奖的质量还很高，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也没有这么深。这话用来自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就未免可笑了。 东方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少了，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非洲的一些。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应该获奖的作家至少有几十位。可是一年年过去了，中国人慢慢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闲话的题目，除了中学生，没有人真的那么热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觉得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个20世纪100年，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奖，这已经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西方的耻辱。所以，就在中国人已经满不在乎的时候，让你获奖了。好像风雨过去之后，他慷慨地把雨伞送给你。然而又送得的确不大合适。 这次高行健的获奖，对于高行健本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时期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他的艺术水平，获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行健能够获奖，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国作家中，至少还有20个人可以获奖。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的。 从好的方面说，这给了中国的作家极大的鼓舞，大家说：“喂，好好写吧，说不定明年咱们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从坏的方面说，这件事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把什么诺贝尔放在眼里。因为高行健虽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属于先锋探索类的小圈子试验，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他的《灵山》在获奖之前就没在中国大陆发行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显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阅读高行健的作品的。评委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有一位当过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投票当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对他的获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一次西方人又错了。因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与俄罗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这根本不会在政治上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证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无知。 东方对西方已经了解得超过了他们自己，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可以说刚刚入门。不过这次颁奖，总还是表现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把东方学这门课程的成绩提高到a或者b，这也算是这次颁奖的收获吧。 （此文写于颁奖当夜，次日凌晨韩国《文化日报》即翻译发表，大概是第一篇评论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韩多家报刊网站登载） 沉默的宣传员 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猎猎飘扬的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象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正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迎国庆，在他们大多数的心里，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宣传的表演时代，不论中国的红小兵还是美国的披头士。当然，表演得非常真诚，演员和观众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艺术祥云之中…… 我于是又想到更远的宣传时代。那时的宣传员，没有锣鼓，没有红旗，也没人给敬礼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突然一个穿长衫戴围巾的男青年或是一个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处，振臂一呼：“同胞们，国家要亡了！我们不能再醉生梦死了。起来呀，用我们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爱国无罪，燃烧起你们的热情，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他们的宣传经常没有完成，就传来警笛声、马蹄声、警车声甚至是枪声。他们呼喊出最后一个高昂的句子，一挥手，传单像燕山雪花一般飞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张或几张便走，有人抓到后拼命地看几眼，丢下再走，有的则掉头就跑，惟恐避之不及。那宣传员迅速地消失在人流里，偶尔跑得不及时，则被带进了铁窗，带上了刑场。他们的宣传没有报酬，有的是生活的飘荡和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宣传的不是别人的东西，也不是他们需要去相信和理解的东西－－那就是从他们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东西，用不着去“相信”和“理解”。他们不会失语，即使他们闭上了口，他们的声音也久久地烙在听众的胸膛里。那些没拿传单的人，在夜里，心跳着，一遍一遍地回想他们的音容；那些拿了传单的人，把他们的声音扩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们不是表演，他们只是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但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人类历史中最精彩的艺术。那是一个宣传的伟大时代。 伟大的宣传员们都已离开人世或即将离开人世。表演的宣传员们则大多已然丧失热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沉默的宣传员，行尸走肉一般，向你的手里塞着纸、塞着纸。他们的动作是“给予”，表情却仿佛是“乞求”。让我们怜悯这些乞求者吧，于是，我常常认真地接过他们的纸，正像我常常认真地听一切报告、开一切会。 不亦快哉之韩国卷(部分) 伟大的文学家金圣叹发明了一种伟大的文体“不亦快哉”，把各种貌似可乐实则可叹之事罗列到一起，每件事都以“不亦快哉”四字结尾。读来让俗人大笑，雅士含悲。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快是“生得癞疮一二，闭门以热水澡之，不亦快哉！”真是写尽人间之乐趣、豪杰之风度与生活之妙谛，令人欲哭欲笑又哭笑不得，此十七字胜过多少大师千言万语！后世多有模仿者，不过佳句甚罕。我也每每起效颦之思，但写完与圣叹老人家一比，实在愧煞。虽然比他不过，可毕竟是自家的笤帚疙瘩舍不得丢，好似孔已己的大钱，虽只九文，也腆颜排出，聊混一碗热酒耳。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没钱便偷书，不亦快哉！是为序。 01.饱食终日，读读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02.闭门于斗室，正苦苦炮制“不亦快哉”，忽闻河东狮吼曰：“吃饭了！今儿有红烧肉。”遂破门而出，不亦快哉！ 03.报载一夫妻睡至夜半，妻忽大呼曰：“快跑！我丈夫回来了。”其夫乃翻身纵起，赤体破窗而出，不亦快哉！ 04.骑车与美女相撞，抢先高呻低吟，做痛不欲生科，赚她殷勤搀扶，软语道歉，再宽宏大量，放她愧疚而去，不亦快哉！ 05.街头公厕难觅，则直奔豪华之五星大酒店，大厅内必有指示清晰之高级洗手间，且出入皆有侍者鞠躬迎送，令人心旷神怡。以达官贵人下榻之五星酒店为厕所，真乃“粪土今朝万户侯”也，不亦快哉！ 06.某中央领导之千金托人转告，明年要报考吾之研究生，答复她六个字：“俺卖艺不卖身！”不亦快哉！ 07.上公车后忽然发现忘带钱包，乃放声背诵李白之《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售票员以为狂人，遂不查吾票，不亦快哉！ 08.三五好友共去一女同学家拜年，敲门时模仿其丈夫之上海口音，女同学不察，乃隔门大骂其夫，良久开门，众哄堂大笑，不亦快哉！ 09.电话串线，偶然听到某道貌岸然之教授正密谈龌龊隐私，不亦快哉！ 10.席间啤酒瓶爆炸，不但无一人受伤，而且饭庄经理宣布三十道菜全部免费，每人另赠洋酒一瓶，不亦快哉！ 11.到医院陪护病人，小憩于走廊上一简易床，不觉入睡。忽被三五护士迅速推入太平间，乃高声疾呼，护士大骇，皆作鸟兽散，不亦快哉！ 12.某坏人多年钻营，终于入党，群众愤愤不平，吾安慰众人曰：“此乃好事，这下群众队伍更纯洁了。”遂相安无事，不亦快哉！ 13.公车上遇诈骗团伙卖力表演，只默默欣赏，不入其圈套。彼等唇焦舌燥，恨吾入骨，又终不敢发作，黔驴技穷而分批下车散去。吾得免费观察生活一场，不亦快哉！ 14.连日无课无会无饭局，乃在家猛吃大葱大蒜大萝卜，不亦快哉！ 15.叫错情人名字，乃掩饰曰：“我给你起个外号。”不亦快哉！ 16.在摩肩接踵之韩国闹市以汉语高声乱骂，以为无人听懂。忽有旁边一少女嫣然一笑曰：“您是孔老师吧？我是在这儿的留学生，以前在电视上见过您。”顿时面红耳赤，不亦快哉！ 17.独在韩国，脱离反动右派之白色文化恐怖，每日得以自由大唱样板戏和古今中外千万首革命歌曲，不亦快哉！ 18.夫妻分居数月，乃恢复情书往来，十载夫妻再做小儿女科，不亦快哉！ 19.韩国饮食缺油少肉，身段日趋苗条，一扫大腹便便之伪资本家蠢态，有望还我无产阶级之本色英姿，不亦快哉！ 20.梨花女大学生，大多不遵守课堂纪律，吾不懂韩语，无法训斥，只好以课本教案等文具当场殴打。隔三岔五公然殴打如花少女而理直气壮，不亦快哉！ 21.在韩国每每参加多学科之中国学会议，得以尽窥邻近学科之欺世盗名之表演，倍增吾热爱文学专业之信念，不亦快哉！ 22.面对大海痛吃生鱼片，不亦快哉！ 23.以吾不到业余二段之水平，居然得与李昌镐对弈一局，不亦快哉！ 24.在韩国痛骂日本人，不亦快哉！ 25.下雨天听巴赫读金庸喝毛尖，不亦快哉！ 26.网上看到坏人骂我，语无伦次，嫉恨恐惧之态毕露，不亦快哉！ 27.韩国某大报每日赠吾报纸，希望吾慷慨订购。吾探得此报立场乃大财阀之喉舌，反对南北统一，遂以汉字正告之：吾乃中共党员，不看贵报。彼尴尬而去，不亦快哉！ 28.电脑遭病毒袭击而瘫痪，幸遇高人妙手回春，一字未失，不亦快哉！ 29.盛夏酷暑逛大街，烈日当头，口干舌燥，忽有饮料公司之广告小姐沿途发送清凉饮料，让您白喝她还说谢谢，不亦快哉！ 30.十二年未见之好友，竟在韩国相聚，共度中秋，不亦快哉！ 31.炒中国菜，满楼飘香，韩国群童在门外哇哇乱叫，其父母边训斥边流口水，由门镜窥视此情此景，不亦快哉！ 32.在韩国居然遇到热爱吾文章之读者追索签名，不亦快哉！ 足球是什么东西? 又一个高中生因为中国队0比4败北跳楼殉球了，又一个退休教授因为中国队一球未进而毅然成为植物人了。足球到底是什么东西？足球凭什么就被神化到比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民主自由女神还要风骚放荡百倍的地步？就那44只臭脚勾来盘去的一个臭皮囊，真的比其他上百种体育项目更值得亿万人民去疯狂？ 真假球迷和真假足球理论家们推出数不清的理由理论和理想，说足球高雅，说足球精彩，说足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足球呈现出了体育的精华和人类的兵法阴谋韬略智慧，这些华丽的言辞事实上统统都是胡吣！因为那些理由同样可以去证明别的体育项目和别的非体育项目。那些废寝忘食引刀自宫的球迷们，到底为啥倾家荡产离婚绝育也要看足球？害得我等心智正常的体育观众因为不够变态就不能获得球迷的资格。 他们懂足球吗？几个北大清华的博士硕士高叫着：“射门啊！怎么不射啊！真他妈疲软！”几个食堂师傅立刻镇压道：“射你妈门！那是咱们自己的门！”他们爱足球吗？为什么人家用那么精彩的脚法调戏中国队时他们不鼓掌喝彩，一脸都是霜打的死皮？为什么中国队鸭子出笼似的刚一扭到前场他们就轰然发作疯牛病，每一根寒毛都迎风勃起？那么说他们是爱国？那为啥中国队让一个鬼子教头专制着，人人不以为耻？为啥明知某些球星吃喝嫖赌毒五项全能还捧着他们的标准照日夜狂吻？为啥在国际上到处献媚送礼摇尾乞怜恳求各位老爷赐给小奴家一个十六强？各国球迷都打着一面爱国的遮羞布，甚至直接把遮羞布画在脸上，但却都不遗余力地干着污染那面遮羞布的壮举。越是以所谓绅士风度欺世盗名的国民，就越是在球场里暴露出流氓的本质。在铺天盖地的球海人海欢乐海中，没有人再关注坍塌的矿井、灭绝的动物、疯狂的杀戮和饥饿的儿童，如鲁迅在《祝福》结尾所说：“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真是好一幅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无边盛景。 诗人海子在1989年卧轨前向世界愤然问道：“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如今这个诗歌已经成为植物人，足球却成了魔法师的时代，我们似乎也有理由问一句：“你们所说的足球究竟是什么意思？” 卖肉与成功 我的85级师弟陆步轩在古城西安好好地做着张飞的营生，据说已经达到每日销售14头“痞哥”的业绩，即将与镇关西先生共执本行业之牛耳。忽然被媒体四面包围，大肆宣扬，引起社会上一片哀鸣，说什么北大才子焉能卖肉，北大这是怎么啦？北大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北大人咋就这么不适应市场经济，咋就这么缺乏现代意识，国家应该大力插手，杜绝这类悲剧继续上演云云。 我对这些来自八方的议论，本来不想多置一喙。因为北大的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让人议论和消费一番，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就如同陆步轩自己敏锐指出的：“虚的多，实的少。”然而以83级师兄的身份被中央电视台拉去胡说了一通后，仿佛就有了继续谈论这件事的义务。那我就再重复几句。 首先我认为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张飞卖肉，千古流芳。比尔卖电脑，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钱，没啥光荣。其次，卖肉也不必一定非要卖到什么麦当劳，什么连锁店的程度。那些指责陆步轩或者善意地帮陆步轩出主意的人士，都是认为陆步轩属于一个“不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腰缠万贯、鱼肉乡里才是成功，他们不懂得“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他们不懂得白天做点柴米油盐，晚上读点唐诗宋词也是成功。在当今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能体会我们北大人的成功观？伟大的孔仲尼先生说过：“君子不器”。做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即使成功，也不应该用升官发财去做衡量的标准。当年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谆谆告诫北大学生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利用学问去升官发财。 今天有些学校动不动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官员和多少亿万富翁，再加上多少明星和三流小说作者，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学校为耻，而决不是反过来羡慕和学习它。倘若我们的大学都去培养那样的学生了，那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也就进入地狱了。 卖肉好不好，要由陆步轩老弟自己说了算。有朝一日他当了省长，幸福不幸福也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官员和富翁，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什么乐趣。北大也曾有些不争气的毕业生，但决不是陆步轩，而恰恰是某些西装革履的败类。从北大走出的人，有的连肉也卖不上。曾经有一位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离开北大后，遭到“全国媒体”的痛骂甚至通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话说到此，应该承认，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北大精神？这是我们这个脑满肠肥的时代不太适合谈论的话题吧。 面对没有上帝的世界 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狂人。他站在海边的高山上，向着太阳、向着万物、向着全人类和全宇宙纵声宣布：“上帝死了！”那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上帝，随着他这惊天断喝，真的就此寿终正寝了。人类的精神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狂人的名字叫做尼采。 其实上帝早就该死了。自从哥白尼的日心说推倒了基督教的地心说，谁还会真的相信在茫茫天边外的某个神山上住着什么耶和华和耶稣呢？不过人们还是照样进教堂，照样做祈祷和忏悔，因为“上帝”实际上是“信仰”的代名词。人总得在精神上有所依托，总得有一定的价值观念来把握这个物质世界。真正的上帝并不住在天边外，而是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你反省、自责，当你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天哪”，上帝就已经与你同在了。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之死，指的是西方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崩溃。西方世界在逐渐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经历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一代代的青少年在信仰真空中找不到自我的价值，空虚、颓废毁掉了许多美好的青春。但这并不是尼采所期望，更不是尼采所带来的。尼采宣布上帝之死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在空前的大崩溃中获得空前的大自由。他让人们不要再盲目相信身外的造物主，盲目相信世外的大救星，而是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世界。上帝本来是人造的，但过去人们却把他尊为神圣的造物主，让自己屈居于精神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主客体颠倒的精神结构中，一切价值都是颠倒的，人生的意义不是为了人类自己，而是为了上帝这个子虚乌有的观念。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要把一切颠倒的价值观念重新颠倒过来，对以往的一切真理和价值标准，都要用我们人类的眼睛去重新估量、重新评定。对人类命运的支配再也不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天外来客，而是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看到了人类无比广阔的未来。 正像尼采所预见，在上帝死了以后，人类尽管有过空虚、有过疯狂，有过残酷的毁灭和血腥的争战，但人类终于越来越能够清醒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着。每个人都能够力图以更理性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帝死了，但人的信仰本能并没有消灭，只是这信仰更加现实化、更加科学化，更加与人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礼崩乐坏”，诸雄纷争。周朝天子由各国诸侯的领袖变成了附庸。传统的礼法、制度及思维模式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各国不再向中央朝廷纳贡，楚王居然派使臣问周天子鼎重几何。从鲁国开始废井田、开阡陌的经济改革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豪门蜂拥而起，竟相养士招贤。人们不再相信天子的一人独裁，而是用自己的思索去探求宇宙和社会的奥秘。一面是思想界百家争鸣，新潮迭起。人人都争做自己的上帝。混乱与繁荣交织，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长期战争中，民族文明获得了巨大的飞跃。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财富，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核心，尤其是儒道墨法诸家的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其积极的效用，并且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个时代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新的上帝才慢慢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来，那就是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是五·四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一直做了两千来年的“上帝”。中国封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孔庙的香火却是越烧越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今的时代。 中国当代青年，在信仰的问题上，面临的正是一个“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确定一下“当代”的界限的话，指的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诞生的这批青少年。他们出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上帝”的余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久久不散。这里的“上帝”并非哪一个人，而是指长期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固定的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内容上，它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种种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以崇高和壮烈为其美学特征。这种信仰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够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积极因素，排除万难，克敌制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个人来说，这种信仰能够净化自身心灵，提高人生境界，使人获得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质生活普遍比较贫困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信仰并不是完全产生于自觉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输和提倡。当它的超前性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这样就给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机的祸根。而且在长期的极左思想统治下，这种信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神圣的信仰堕落成机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并不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这位伟人合乎自然规律地离开我们时，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们以为“毛主席”三个字就像“老天爷”一样是永恒的。有一个叫小昆的孩子，当年曾经问她的哥哥道：“现在华国锋当了毛主席啦？”当时北京地区的流氓小偷在赌咒发誓时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与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有什么两样呢？敬神的结局必然是渎神。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最后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书面语汇。当时的中、小学生还沉醉在那纯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长一些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了。随着这种信仰的专制性所带来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5岁以上的人，也许还隐约记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欢浪。虽然心理学早已证明，童年的突发事件会给人留下终生的印痕，但那毕竟是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大事”。一位中学生在火车上深情地回忆起三岁时如何含泪埋葬了心爱的小猫，但问他当年国家大事的印象时，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境中度过童年的。他们的童年岁月里，没有战争、没有武斗。当他们翻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人口手，马牛羊”。美术课上画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钢笔刺穿了胸膛的刘少奇，而是小鸟、大树、小房子。音乐课上唱的不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和“春天在哪里”。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享受父辈所未曾享受过的幸福童年时，“上帝”慢慢地死去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替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代替了“两个凡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了失去上帝的时代。一重重的纱幕被揭开，一句句的神话被打破，人们面对历史，痛哭、愤怒、咒骂，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仰天大笑。在这充满悲酸的笑声里，新时期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发表了他那首令人心碎的《回答》：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神圣的信仰一变脸儿，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把戏。连这样不可逾越的价值都是空心的，世上还有什么可信赖的呢？对自身历史是不彻底的反思，开放国门涌进来的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终于淹没了中国精神界的一切权威。“团结一致向前看”逐渐变成了“向钱看”。一字之差，从精神转到了物质。取消了“向前看”就等于取消了任何信仰。等到我们的主人公陆续走入中学的大门，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理想领域，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这一代青年就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开始学做自己的主人了。 就《口号万岁》答客问 您以一己之力如何搜集来这么多的“幽默标语”？搜集这些标语的初衷是什么？ 答：根本不是故意“搜集”来的，因为俯拾皆是、触目皆是，走遍祖国大地，到处都是。用杨子荣的话说：“它撞到我枪口上啦。”宛如那铺天盖地的广告，一出门就往你的脑袋里钻呀钻，塞呀塞，你想忘都忘不掉。我是早忘记了大半，写文章时把记得的小半的小半顺笔写上一些，就显得不少了，其实，九牛一毛、九牛一毛啊。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初衷”，对语言的敏感，对汉语的自觉呵护，对祖国文化的切肤之爱，是我们语言文学工作者的天职，更何况我从小就见不得“不说人话”的东西呢。 《口号万岁》一文，读者还见过《中华人民口号国》、《口号人生》等几个版本，哪一个才是原初的版本？为什么几易其名？ 答：本来就叫《口号万岁》，别的版本和题目都是转载者和剽窃者自己搞的。那些题目都不合适，跟我的风格也对不上。不过版本多、转载多、剽窃多，这也说明这篇文章确实击中了社会要害，这些口号简直成了人所共笑、人所共愤的公敌。所以，我把“真本”出版，以正视听。 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通过它达到什么样的反响和效果，在写作动机上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 答：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实在也是给咱们国家丢脸，也给政府丢脸，我写出《口号万岁》一文，也是希望政府看到后能够管理管理。果然政府跟我是一条心，闻过则喜，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去清除了。可见我们的政府是能够做到执政为民的。至于“深层次的考虑”，那还是反思国民性问题。虽然现在政府来清除了，但是清除了标语，思维还在。不改变那种“口号思维”，那么过不多久，就还会有新的荒唐口号出现，比如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新标语：“清除不良标语，禁止随便写作！”真是难说啊。 标语这种宣传文化在中国之所以特别发达，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标语有什么样的文化渊源和政治渊源？ 答：这个问题在《口号万岁》一文里已经涉及了，这里补充几句。近代以来，中国急于完成“现代化”，总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整个民族的心态比较急躁，恨不得三年五载就超英赶美。心里着急，一喊出来就是口号，一写出来就是标语。从历史上看，汉语具有凝练精辟的艺术性特点，本来就容易写成口号，也有很多精彩的、优秀的口号做榜样，中国人又具有喜欢“诀窍”、喜欢“念咒”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口号就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发达了。 有没有国家也像中国一样，经历过标语时代？没有经历此时代的国家是那种类型的国家？有类似经历的国家与中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答：口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民众，所以，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标语时代。现在的“广告时代”其实也是一种“标语时代”。我们不要因为那些荒唐标语的存在而反对一切标语。我们在反对“不良标语”的同时，要提倡和保护那些“良性标语”。什么标语也没有的国家，一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人民一盘散沙。但是标语太多了，又成了“名教崇拜”。比如我们的某个邻国，天天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靠标语来自欺欺人，结果写出来的标语还是用的汉字，因为不用汉字就看不懂。苏联解体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也是标语横行。我中学是学俄语的，就学了不少他们的标语。他们也曾经有学者批评过标语现象，但是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重视，所以他们垮台了。 不良标语产生的黑色幽默，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种？可以您文章中的具体标语为例。 答：这问题我没仔细想过。大概一是逻辑不通，比如“抽吉烟，爱四平”和“与其千日无火灾，不如一日不吸烟”；二是顾此失彼，比如“宁可增加一座坟，决不多生一个人”和“今世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三是满口废话，比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和“严禁武装抗税”。 在各种“幽默标语”中，性质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是哪一种？为什么？ 答：那就是侵犯民权、违反宪法的一类了。比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因为这会激起民众极大的抵触情绪，给少数贪官污吏壮大了恶胆，更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中国的口实。 标语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说“标语见证时代”？中国未来的政策宣传还需不需要以标语这种形式来进行？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告别标语时代？ 答：标语当然是时代的见证，与时代是相互命名的关系。中国未来的政策宣传、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都还需要标语。我们决不能矫枉过正，说什么“告别标语”，那不又成了“不良标语”了吗？标语无罪，但以“从良”为上。谁要胆敢把“执政为民”这个标语给清除了，那他就是罪莫大焉了。 请对政府清除不良标语这一举动进行评价。 答：英明，及时，果断。历史证明，政府多听听我们学者的话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兼听。假如现在另有学者反对清除不良标语，主张执政就是不该为民，也要耐心听他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把话讲透。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啊。 他们凭什么是大师 －－孔庆东解读鲁迅、老舍、金庸的人文精神 人文素养，这是个非常好的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我们认识到了要增加“人文”，但是怎么增加呢？鲁迅、老舍、金庸他们都是有人文素养、人文精神的人，那么他们的人文素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成为大师呢？ 热爱吃喝拉撒睡 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热爱生活”。这是我在研究、阅读许多大师后得出的一种结论。 “热爱生活”就是要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对吃喝拉撒睡都要感兴趣，你才能热爱得起来。我热爱生活，就是喜欢吃饭，喜欢睡觉，喜欢玩。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妹妹很挑食，她看见我吃饭很奇怪，就问：“哥，你怎么这么喜欢吃饭？馒头也吃，米饭也吃，你怎么这么爱吃饭啊？”我说，吃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想，这个饭啊它也是生命，原来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它本来是长在那里的一棵翠绿的东西，或者一个活蹦乱跳的东西，结果我去把它杀害了，烹熟了，呼噜呼噜把它吃下去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的生命占有了它的生命！我如何不乐呢？生命的基本快乐就在于占有别人的生命，它是人类的本能！ 我在北大开的鲁迅课，重点不是讲鲁迅有多么伟大，我对学生讲鲁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的品格是怎么来的。鲁迅是一个很会生活、生活得好的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鲁迅的月薪是300大洋，而当时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标准是两块大洋，他是生活在当时社会消费能力最强的层面上的人，有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内容。老舍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的爱好，如爱养花，爱小动物、小麻雀、小猫等等，还有他在作品中表达的对旗人生活的深深的眷顾。金庸从小就是行侠仗义，爱管闲事，对生活充满乐趣，是香港著名的“玩家”。他在中学时就因为打抱不平两次被开除，还学过芭蕾舞，所以看金庸小说里的武打，没有血腥气，那简直就是跳舞，是一种美的享受！ 这些文学大师，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素养，首先是建立在热爱生活这一点上的，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动摇。如鲁迅，他的人生多次失望，经历过小时候的家道中落、对革命的失望、自己的婚姻悲剧、兄弟失和的重大打击、文化启蒙的落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落潮的时候，他的整个人都绝望了，这是他人生的最低点，所以这个时候他写了《彷徨》和《野草》。但正是他对人生的热爱，才最后确立了终身的人生策略，就是首先对人生绝望，然后在黑暗中找出幸福和快乐来，以绝望为起点走向光明！ 现在的青少年生活得特别好，但这是表面的，骨子里他不热爱生活，不热爱东西，不热爱人，也不热爱饭，不热爱书，文字也不热爱，这就是他们生活空虚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源！ 博览群书会让你成为一个灵魂博大的人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是一种分科式教育。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监狱模式，一种流水线模式，不再管人，而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来培养，好处是效率高，但是它忽略了人的灵魂问题。我们怎么来弥补这个缺陷？读书，博览群书！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都多次讲过，要“乱读书”，特别要读一些常识类的书。 书这么多，怎么博览？从经典开始读起。在所有的书中，书是有家族的，书和书之间是不平等的。今天摆在书店和书摊上的，大多数不是书，只是印刷品，能够称之为书的东西主要是指经典著作。什么是“经典”？就是头大尾小的书。那些“头大”的是书的爷爷。把“爷爷”读了，后面的那些“孙子书”就不用读了。 经典还有一个特点是跨学科。每个学科有自己的基本读物、基础教材，但是经典是不论专业的，像《论语》、《老子》你说它是什么学科的？我们今天把古人放在一个小框框里，称他是什么什么家，其实什么家也概括不了他，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古代的人都是打通型的人才，因为他不用一科一科地去学习。科举教育，经年累月，学的就是经典，像四书五经。就是这样一套教育和用人机制，使我们国家伟大了两千多年，这就是经典的威力！我们不能否定今天的专科教育，但是不要因此就放弃了经典教育，放弃了成为大写的人的教育！要使学生除了成为打工者之外，还要成为一个灵魂博大的人！ 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最后你用什么样的情怀来看待社会，看待他人，这个很重要。世界上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欲望，也热爱生活、博览群书的人，但他不见得是好人。举个例子，希特勒政府是古今中外最有文化的政府，纳粹政府很多要员都是精英，是科学家，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接受它呢？因为他缺少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觉得自己是优秀的人，不如他们优秀的人就该死！法西斯就是这么产生的。 鲁迅也好，老舍也好，金庸也好，他们都没有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蔑视不如自己的人。我们来看看鲁迅怎样对待阿q。对阿q表面是在调侃，背后却有着很大的同情。当阿q被枪毙的时候，阿q看到周围是一片“狼的眼睛”，周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在阿q看来，这个世界是很冰冷的。所以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为自己无法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而感到愧疚！鲁迅对敌手也只是表示轻蔑，从来不在生活中轻易地伤害别人。有人以鲁迅临终前的一句话“我一个也不宽恕”来攻击他，其实这只是他不能释怀人家对他的祸害。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人家在祸害他，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在精神领域其实是一个弱者。 老舍更是这样，他写的是中国的老市民落后的、愚昧的一面，但是他对所描写的生活充满了感情，那些充满了缺点的人物都很可爱。祥子，这个愚昧的农村青年是可爱的，《四世同堂》里的齐老太是可爱的，《正红旗下》那些走向绝望道路的旗人们是可爱的。《猫城记》里用猫城象征中国最后毁灭了，他是怕中国这样灭亡，从中可以看到他深深的爱。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超越于其它武侠小说之上，他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写入世。最能代表这点的就是《天龙八部》。在作者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让你想去抚摸的世界。萧峰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样气壮山河地死去，是一个不幸的人；段誉这样一个风流才子，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每爱上一个女子，最后发现都是自己的妹妹……每个人都不能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后剩下的只有超越性的悲！ 今天，在我们中国，不要说青少年，大多数人都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胆子太大了，什么也不怕，举国上下都不尊重生命，没有对天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所以，我觉得人文首先是精神，更重要的是在课堂外，把整个人生、整个生活当作一个大课堂，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谈得上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