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 序言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一般聪明的人。我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刻苦的、最勇敢的、最仗义的、最善良的、最走运的……也就是说我单项成绩不太高，但是我有点聪明、有点刻苦、有点勇敢、有点仗义、有点善良、有点走运……所以加起来总分还凑合，自以为比那些聪明而狠毒，或者善良而愚昧的人活得有滋有味些。 答客十六问(代序) 1.问：孔先生，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者，据说北大的学者又要搞科研又要搞教学，号称“两手都要硬”。您觉得自己是个好老师吗？ 答：我是个大言不惭的人，觉得自个儿当然是个好老师。这不仅是自己的追求、努力、判断，也有客观的具体评价。北大教务部门每年都让学生填写详细的教学调查问卷，我的得分相当高，评语也好得一塌糊涂。 2.问：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您还愿意在北大当老师吗？如果不能如愿怎么办？ 答：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愿意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否则，就当“土匪”。 3.问：据说北大的老师特牛，上课都不点名，那您会不会担心没有学生去听您的课。有没有只有三两个学生听课的尴尬的时候？ 答：我从来不担心没有学生来听课，我也没有过只有三两个学生来听课的“尴尬的时候”。不过我觉得不能用听课人数来评价老师。有些老师的课学生比较少，那不一定说明他讲课不好，也可能是课程本身确实难度大。有些老师听课人数很多，但那也可能是因为老师会表演、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考试很容易等因素。 4.问：听说1989年后您当过三年中学语文老师，现在您好像经常对中学语文教材发出批判，那您当年是怎么给中学生上课的呢？ 答：是的，我参与了许多中学语文的改革工作，因为中学语文教材离实际生活过远了一些。近日的新闻联播里教育部领导又一次强调教材改革问题。我当中学老师时，发明了“二元真理法”，先告诉学生真的，然后让他们考试时候按照书上的回答。这样会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又让他们高考成绩好。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方法，有一定的“副作用”，我希望这个方法有一天“英雄无用武之地”，成为人们谈笑的对象。 5.问：蔡元培先生曾经批评大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现在很多大学生又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您是否对他们进行过批评或劝告？ 答：现在的一部分大学生有向蔡元培先生所批评的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但这不能完全怪学生，和整个时代的弊病有关系。 6.问：如今很多大学生整天泡在网上，但是网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您对此有没有什么担忧？ 答：大学生上网从整体上看应该肯定。如果说读书是“开卷有益”，那么上网则是“开站有益”。至于网上鱼龙混杂，这不要紧，因为不上网更是鱼龙混杂。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会把网络建设得健康文明，吃嘛嘛香的。 7.问：有评论家说您的《47楼207》、《北大情事》等文章已经成为“大学生活的经典”，您认为在大学里最重要的学习是什么呢？有没有值得您推荐的“榜样”？ 答：我的《47楼207》、《北大情事》等文章不敢说是什么“大学生活的经典”，只能说是记录了大学生活的某些侧面。当然这些侧面是非常重要的。有少数文化水平不高的领导同志曾经误以为我的文章是提倡大学生不学习，整天无聊散漫，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愚昧，不再因此找我的麻烦了。我认为“在大学里最重要的学习”是读书，当然，书不等于印刷品。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一定要多读人文社科书。 8.问：您的学生生涯那么丰富多彩，真让人羡慕。可是您却又说喜欢当老师。学生和老师，哪个更难当？您更愿意当什么？ 答：做学生和做老师，当然后者更难。如果有人养活我一辈子，我愿意做一辈子学生。我现在虽然做老师，仍然保持学生心态，凡事首先从学生立场去考虑。 9.问：读书界对您有“生猛”之誉，您为什么能够那么生猛？您不惧怕某种排挤和迫害吗？您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答：这是很简单的辩证问题。凡“生猛”者，必有“心太软”的一面。为了捍卫那柔软的一面，他才生猛。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什么面对敌人的屠刀那么生猛？不就是因为他们面对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时“心太软”吗？ 10.问：有人传说您经常酗酒后大声训斥还未上学的儿子，是真的吗？ 答：这个传说不太准确。我酒量很小，也不经常喝，尤其不喜欢酒后训人。我训斥儿子主要是在他饭前便后，相当于“精神洗手”也。 11.问：目前您的人生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答：目前在我的人生中，我看重的是我的专业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12.问：能简单谈谈您的夫人、儿子、家庭吗？ 答：我妻儿的名字都已经写在《空山疯语》的封底了。他们都是普通人，我通过爱他们具体感受我对人民的那份大爱。我的家庭很一般，但我喜欢的就是“一般”。我有一句格言是：思想要进步，语言要通俗，生活要落后。 13.问：您在《北大情事》里说，世上对您最好的就是您的老婆。您能不能说说她究竟对您怎么个好法？ 答：其实对多数男人来说，对他最好的恐怕都是他的老婆。我老婆对我的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非要我简单说一句的话，我告诉你们，我是党员，她是团员，她对我就像团对党那么好。 14.问：您认为自己是不是非常聪明的人？您为什么能够活得那么快乐？ 答：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一般聪明的人。我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刻苦的、最勇敢的、最仗义的、最善良的、最走运的……也就是说我单项成绩不太高，但是我有点聪明、有点刻苦、有点勇敢、有点仗义、有点善良、有点走运……所以加起来总分还凑合，自以为比那些聪明而狠毒，或者善良而愚昧的人活得有滋有味些。 15.问：您的儿子多大了？他会背诵什么经典作品吗？ 答：小儿8岁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乘法口诀都背完了，《论语》背了不到一半。唐诗背了十来首，另外每天读些童话之类的“怪力乱神”。比起古人，实在愧煞。 16.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 答：我最反对的就是把好好的人硬分成左派和右派。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这种分法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我交朋友不问立场，只看人品。比如是否经常迟到，借钱还不还，爱不爱告密，是否欺软怕硬等等。凡是开口就骂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家伙，我敬而远之。我希望不论左派右派，都要加强人品修养，而且不要以左右而自傲。一定要问我是什么派？我告诉你，我是人民派。不论左派右派，谁欺负人民，我就跟谁捣乱。不论左派右派，谁人品好，有人情味儿，我就跟他交友，跟他喝酒。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最后说个酒令结束吧：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清、淡、酒，同是左右友，请喝清淡酒。 万兽无缰篇 “万兽无缰”这个新成语，是徐无鬼先生的发明。我也曾经如出一辙地篡改过这个成语，我更喜欢徐无鬼赋予这个新成语的意境。于是，我写起文章来，就愈发“万兽”，愈发“无缰”了。 口号万岁 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文明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600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厢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强xx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来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扬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一是违法，二是容易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趁机攻击我人权政策造成口实。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xx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100天完成的，你50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某某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本文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删节、篡改，并被不止一位杂文家抄袭、剽窃。本人郑重高呼：抓贼万岁！） 阿骨打的骨气 女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了女真人的生活和他们与辽国的矛盾斗争。这些描写未必合乎史实，但却写出了女真人勇悍的气质和不屈的骨气。我近日读到的一份材料，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 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但是当辽国皇帝命令女真的各部落酋长轮流为他起舞助兴时，有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酋长却拒绝了。这在大辽国看来真是尴尬和扫兴，从史书中的特意记载可以看出，辽国人对这一“公然践踏国际准则”的行为是不会不怀恨在心的。起码也要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舆论：这个野蛮的阿骨打，真不识抬举！ 其实女真人无论酋长和平民都能歌善舞，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歌舞，部落酋长一般更是此中的佼佼者。完颜部落年轻的英雄阿骨打不仅是部落的军事行政首领，同时也是巫师（萨满）——即现在东北人所说的“跳大神儿的”，他不会跳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辞以不能”。这个“不能”的意思不是说“俺不会”，而是说“俺不能在你狗日的面前跳这个舞。俺的舞是跳给老婆孩子、父老乡亲们看的，俺们虽然贫穷落后些个，但俺好歹也是个一酋之长，不能在这里耍猴给你看”。 好一个阿骨打，他居然不怕“破坏大辽和女真友好关系”的罪名，不怕大辽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不怕本部落民众的误解与非议，甚至不怕其他酋长的趁机出卖与陷害，他就在“可杀不可辱”的情况下，毅然地举起了民族自尊、反辽抗暴的大旗。实际上，他的壮举正合其他酋长的心意，正合全体女真人民的心意。多少个没有骨气的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但落后却不一定就会被打败。被打败的，首先是那些丧失了骨气、丧失了尊严的民族。正是高举着民族尊严的旗帜，后来，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了大金，灭了大辽，史称“金太祖”。 （本文曾被多家媒体转载，并得到中央领导称赞） 回望20世纪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回顾百年”，大多是热烈歌颂刚刚过去的那100年的“丰功伟绩”。我本人对时间是很超脱的，平常对过节过生日都比较淡漠，心情好就是节日，心情不好这节日对我就没什么意义。如果真要把时间之流生生截下一段来，问问这100年怎么样，那么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100年中过得很不幸。同时，更严重的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经常沉浸在各种美梦中。比如沉浸在科学的美梦中，沉浸在革命的美梦中，沉浸在进步的美梦中，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比以前好。实际上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体上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死亡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种种酷刑。除了肉体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奥斯威辛、毒气室、中国的喷气式批斗，全世界几千万几千万人的杀戮，这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望尘莫及的。 以前的世纪，人们虽然也经常处在不幸中，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幸。比如曹操那个时代就认识到那是个荒凉的时代，“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大分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大面积再现苦难，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苦难的产物。因为有了苦难才有了现代主义这种变形的表现，现代主义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苦难变形，所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 峨眉山的猴子 在韩国好好住着，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峨眉山的猴子。 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龙年，我和师弟张海波、吴晓东三人，以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之名，到祖国的西北西南转了一大圈，留下了许多“壮举”和趣谈，比如冒死登华山、拦车闯九寨、乐蜀不思归、见肉就想吃等等。其中峨眉山突破猴围，也是饶有情趣的一幕。 峨眉山海拔3500多米，是我平生除了坐飞机以外登上的最高处。一般的登山者要两昼夜才能登顶，我们三人只用了大半个白天就“一览众山小”了。这比起我们登华山来，还算不上神勇。那时真是年轻气盛，看大江如细浪，藐峻岭赛泥丸。北大要是再多给我们500块钱，可能连珠穆朗玛都拿下来了。 下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心情和脚步都放松了许多。想到大捷之后，易有小败，我提醒师弟这条路上有猴群当道。报上多次有人撰文描写过峨眉山猴子的顽劣凶悍，我们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可不能折损在这班灵长目畜生的手里。 这时有几伙山民引诱我们坐滑竿。我从小就反感坐轿子坐滑竿这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无耻行径，只有蒋介石、刘文彩那些吸血鬼才会像个瘫痪娘们似的让人家抬着，又难看又恶心。我们都是“五四”精神哺育出的人道主义者，又看过《收租院》和《红岩》，所以在此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动摇。山民百般纠缠不成，就说前边有猴子可不是好耍的。说着一拐弯，果然好一片花果山景象，涌到目前。 这是一段之字路的中转处，略显开阔。左边是怪石层叠的山坡，右边是杂草渊茂的深谷。对人来说，左右无路，前后逼仄，不宜久留和多聚；而对猴来说，却是立足于高坡，迫敌于悬崖，退有千条道，进无半分险，正好排阵用兵。所以它们就选定此处作为收费站，天天上演“水浒传”和“平型关”。只见从路两边一直蔓延到山坡的高处，坐卧蹲立着几十位大大小小的弼马瘟。一个个膘肥体壮，毛色油亮，尤其是前臂粗圆如小男孩，肩宽背厚如美国游泳女将。可见其营养状况之佳。我们平时损人瘦得像猴子，到此才知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 这些猴大王正在对前边的五六名过客“恭行天搜”，基本是一对一的“猴盯人”战术，并不浪费猴力。执法者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之猴，站起来有半人高，呼啸跳跃，上翻下夺，仿佛红卫兵在“破四旧”。老幼病残妇在一旁静等分享胜利果实，但也间或受礼纳降。另有一些更为慓悍勇毅的壮猴，虎视眈眈地环伺于外围，随时准备“三支两军”。远处山坡上则有一群魁梧的身影作壁上观，大概是战略总预备队。被搜查的过客，多数是想拿点食物逗猴子玩，把这里当成露天动物园。不料猴大王并不陪你玩，先缴了你手里的货，再把你的大包小兜一通乱翻，最后还要搜身。聪明的人给它们点吃的后，主动翻出口袋，表示已经空空如也啦，可以顺利过关。老实巴交的人则可能被它们掏完衣兜掏裤兜，把一些隐私物件给没收了也说不定。有些事先不知道这里有猴子的人则容易惊慌失措，特别是大姑娘小媳妇一尖叫，猴子们就更加有恃无恐，兽性大发，前推后搡，连撕带抓，恨不能把你扒光了才罢休。据说有一次为抢夺一架相机，一名少女被一头最凶恶的猴子推下悬崖摔死，当地公安局抓到那头罪猴，当众枪毙，杀一儆百。但这伙山贼依然明抢豪夺，无法无天。 见到我们，立刻有几员猴将蹿过来，它们对那些抬滑竿的“贫下中农”视而不见，直奔我们三名“反动学术权威”，真是火眼金睛，爱憎分明。我对师弟说：“别理它们，冲过去。”不料又扑过来四五头壮猴，飕飕几个起落，穿插分割，把我们分别包围。我一直怀疑是那些山民给猴子发了什么暗号，猴子才这样大规模围剿我们。我们好像辽沈战役中的长春、沈阳、锦州或平津战役中的北平、天津、新保安一样，被围成了三座孤城，只好各自为战。我走在前面，对这些猴子没什么好感，根本也没打算跟它们玩，当然也不怕这些畜牲。迎面一个猴青年向我大咧咧地伸出爪子，我喝了声：“滚！”这猴子似乎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不解地望望我。我虎着脸又喝道：“滚蛋！”这猴子吓了一跳，皱着眉头眨眨眼，好像说：“这人怎么不懂规矩？”它摆头望望两边，立刻从两边跳上来两头狼狗般大的壮猴，胸肌发达，表情肃穆，嗓子里低沉地咕噜着什么，径直就来抓我的大书包。我心中暗想，这样的家伙要是五六个一齐上，我还真打不过。我于是掀开书包，掏出一柄水果刀，拉出刀身，将锋利的刀刃在两个畜生眼前一晃，骂道：“去你妈的！”这下它们都明白遇到什么人了，顿时后跃数尺，但还不肯马上就走。我逼上两步，用刀指着它们说：“还不快滚！”它们这才撤围而去。附近的群猴都用一种很悲苦很压抑的眼神看着我，似乎说：“这人真没劲，不给吃的就算了，还这么野蛮，真自私，民族主义情绪太严重了！”我因为不战而胜，也隐隐觉得有点愧疚，但心想，对你们这群强盗，不客气就对了。这样想着，顺手把上午吃剩的两枚沙果丢给了路旁的一个小猴崽子，心里说：“你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都是你娘老子教的。”那小猴崽子吃了一枚，另一枚被火速奔来的一只少年猴子夺跑了。 我回头去看师弟，他们都正被纠缠得苦。但他们性格不同，处境也就略有分别。我把大胆型的张海波叫做唐·吉诃德，把忧郁型的吴晓东叫做哈姆雷特。吴晓东那几天挂念北京的女朋友，通信又不方便，本来就心事重重，他似乎又想突围，又想恋战，所以给猴子们造成“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的契机。猴子们不但要他的东西，还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经过苦战，才冲出猴子们的围追堵截。所以晓东突围后又想笑又有点生气。张海波也被乱抓了一通，但他本来就准备好了吃的，想跟猴子玩一玩，看上去有几分舍身饲猴的模样。我抓紧时机给他拍了戏猴照。 我们三人的存在，其实也帮了其他人的忙。群猴从我们这批过客身上收获甚微。其时夕阳落山，猴影散乱，我们再拐一个弯，就完全通过了这道峨眉山的“猴门关”。 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我从来没想写过，因为写出来不过是一段旅游花絮而已，纯粹的叙事抒情文章我是没多大兴趣写的。可是最近，我脑子里好几次蹦出“峨眉山的猴子”这个短语，我眼前又出现那些肥壮的猴子剪径的图景。我意识到，我一定是把“峨眉山的猴子”当成了某种意象。这些猴子，世世代代不采果，不捕猎，每天的生活就是睡到太阳晒屁股后，往路边一蹲，连要带抢，吃香的，喝甜的，仿佛所有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伺候它们。它们已经不是本来的猴子，它们是生物界许多事情的象征。我捂着脑袋搜寻这一象征。首先想起来，当年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就被称作“峨眉山的猴子”。抗战时，他躲在峨眉山上，胜利了，他下山来摘桃子。现在，文坛上也有许多“峨眉山的猴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专业，什么也不研究，却对别人凶蛮无礼至极，靠骂人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世界上，也有一种“峨眉山的猴子”，什么人他都要管，别人的东西都要经过他检查才行。 看来，峨眉山的猴子其道不孤，怪不得它们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有市场呢。想起好像有这么一首唐诗，就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峨眉山月半轮秋， 一宿行人自可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 明朝散发弄扁舟。 （本文发表于《中华散文》） 天将灾之 近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待“法轮功”成员主要应采取“团结、教育、挽救”的措施。我以为，这样的措施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一部分“法轮功”成员做出了有违法纪的行为，但多数“法轮功”成员基本上属于怀着善良的愿望误入歧途者。在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治安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严格掌握政策，慎用法律手段，是我们最后战胜“法轮功”的有力保障。个别地区的领导性情急躁，滥用法律乃至专政手段对待“法轮功”的普通成员，结果不但给境外敌对势力造成口实，也使得“法轮功”基本成员加深了对立情绪。这导致我们战胜“法轮功”的工作欲速而不达。毛泽东同志说过：“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战争年代对敌方首领和普通士兵所采取的区分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今天面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过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组织，更应该攻心为上，说理为上。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吴兴有个名叫沈万山的大款，富可敌国。他慷慨解囊，出钱帮助朝廷修建了南京城墙的1/3，真是气焰万丈。可是该大款不知收敛，又表示要出巨款犒赏三军儿郎。朱元璋终于大怒，说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按说在封建时代，对于这般公开向社会体制挑战的“乱民”，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贤德的高皇后对朱元璋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听高皇后讲得在理，就免了沈万山一死，把他发配到了云南。 高皇后的贤德在于，她理智地区分了“不法”与“不祥”。对待“不法”，要用法律手段；而对待“不祥”，则要相信自然规律。所谓“不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科学，违反常理，它终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倘若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法律之外的问题，那我们就成了“不祥”。所以那些个别地区的领导应该从高皇后的话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相信“法轮功”这样逆天行事的“不祥”群体，其必然的结果是，天将灾之。 （“法轮功”骚扰信件不时塞入我等学者信箱，我的态度是不理不问，天将灾之。） 五地书 朱家雄施主欲编一卷《北大情书》，来电话约洒家也随喜一篇。老衲心想，情书者，不就是写给女孩子的生离死别、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那类阴谋文件吗？那东西洒家做小沙弥时，炮制过100多万字呢，于是盲目乐观地一口允诺了。可放下电话才悟到，老衲写过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自己手里。有的压在某位年轻母亲的箱底，有的睡在某位大龄姑娘的抽屉，有的被烧成1000只多美丽的蝴蝶，有的被撕得粉碎，与泪水一起飘洒在黄昏四月的风里……忽而心头法轮一转，洒家写给别人的没有了，可别人写给洒家的不是还能找到一些吗？于是趁洒家夫人上班的大好民主自由时光，挖开墙角之秘洞，捧出一个略有锈迹之铁盒，坐禅于地，便“鸳梦重温”起来。一忽儿读得满面发烧，连呼惭愧；一忽儿又读得老泪纵横，百感交集。然而读罢却想，情书这东西，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借助具体语境才会感动的，若给那隔岸观火的局外人看来，大多还是千篇一律，无聊肉麻。所以为了保护原作者的名誉，洒家可不能把这些情书原封不动地公之于众。俺从中抽选了5封不同时期、不同水平、不同风格的，隐去真名实姓，删去可能透露作者情况、被知情人猜出真人的文字，并在需要的地方适当加注，其余的则除了错字一处不改。这也算是表达了俺对往昔生活的一种怀念，表达了对那些给过俺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的女施主们的深深的阿弥陀佛吧。至于情书中涉及到的洒家的形象，希望读者切莫轻信，俺远没有那么高大美好，也远没有那么矮小丑坏。女人说话本来就以超越真实取胜，“恋爱中的女人”就更是鬼话连篇了。也请读者幸勿看到洒家有许多情书便以为洒家是一个用情不专的花和尚。这所谓五地书，也许都是一个女菩萨写的呢？更没准儿都是老衲自家伪造出来满足自家虚荣心的呢！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道是无情却有情。 一赖字第7号 婴，我的上帝！（洒家注：俺有一笔名唤做“醉婴”） 你搅得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早晨在刺眼的白光下起来，我一声不吭地去听英语，讲的是1912年那条冰海沉船的故事，恍恍惚惚，不知自己都听到了什么。她们在匆匆收拾东西，准备上街去采购，问我是否要什么，我说你们快滚，她们一愣，便都愣头愣脑地走了。我便坐在屋里发呆，还在讲着那条有1000多条生命的沉船；我想了想，背起书包便去图书馆了。 孩子们在冰上玩儿，远方太阳下的孩子滚动着。一个小男孩摔了个跟头自己嘿嘿笑了两声便爬了起来。我们在童话的世界中对视着。（注：这是作者眼中的幻象，其实是俺拐带她第一次远游时的意境） 食堂里那个最凶的“伙计”见了我突然一笑，黑黑的脸呲着一口黄牙；问我“吃豆包吗？”我傻呆呆地说吃，他突然又说没有豆包，便换了个包子；我不知今天同志们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好；我很想打人。（孔批：打俺吧。） 早上出去，见到小吴的破车，很想用钥匙打开，骑着它去巴黎；（注：巴黎指北大。俺出过一则谜语：“盼天亮”，谜底是“巴黎”。北大就是中国“盼天亮”的地方）真想，我又克制住了，巴黎人民明天还考试呢。总之，我克制着自己不回头去看小吴的破车。那破车能带我去巴黎。 唉！我的上帝在此刻9点28分53秒不知在干什么。俄苏文学史，他也许在同老托头们奋战。我很想骑上小吴的破车去帮他一把，可又明知自己什么也帮不上，反而会让他死在战场上。 那得了？！（我替中国人民说了，不替巴黎人民。） （注：那时俺常说口头语“那得了”，被她模仿） 夜里在黑暗中去回味白天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心里知婴在不远处或许正做着相同的梦。心里很喜欢；虽然总也没能入睡，脑袋比天空还要大，还要满。 宋早上在黑暗中问：“是不是没睡着？”我不吱声。她问：“好吗？”我翻了个身：“你甭管。”她宽厚地笑笑。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嘱咐我：“别乱交朋友。”我说“嗳。”她知道现在有个部队的人在攻击我，便开始嘱咐。（注：俺给她去信时信封上署的都是部队番号）我说：“你别当我姥爷了。”她说好的。早起便互相笑了笑。 灌钢笔水儿，灌得哪儿都是。东西满了，便要溢出来。溢出来怎样呢？有好多好多话要说，可真的开始写了，便没了。 那是婴在那口钟前说的话。 想起来了，公元19xx年x月x日，两个人敲响了一口古老新鲜的钟。 今天已是19日，22日的火车票还是没有发；她们都急得哇哇叫；我心中幸灾乐祸地希望全体人民都推迟四天再走。当然这个乞求没敢说出口；她们的样子有点颠馅儿，我怕她们吃人。（注：推迟四天好与洒家同行） 眼睛酸极了。夜里不曾合眼。腿还像昨天一样疼，抽了筋似的。我假装希望自己瘫痪两天，让你当一把英雄；然后我好了，你再瘫上几年，我也当一当救世主之类的。想着想着便像真有这回事儿一样。（孔批：两天换几年，值） 那得了？！（第十一个）。（注：以下删去一段，约160字，内容涉及到知名人士的趣事） 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写这个；我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一个人偷偷地笑。对面的人疑惑地抬眼看，我便冲她也笑了一下；我看她脸都发白了；便赶紧低下头来冲着你笑。 知道我最想说又最不敢说的是什么吗？是在古钟下，婴用臂膀将我揽住，说了声：让我。世界都凝固了。我原以为那一时刻我定会泪流满面，定会激动得不知怎样；然而那一时刻，宁静得出奇；一刹那，我才知，为了这，我已等待许久许久了…… 想啊想的，心中总是一阵阵颤动。 这是一个这样自信、这样霸道的男孩子啊！ 我的上帝！让我也。 好好考试。 22日见吧。那样远。 你的赖19/1上午图书馆 （洒家注：这曾是一封俺能够背诵的信。她的“语无伦次”中闪烁着一个少女何等真实、何等深切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二球字第31号 东： 今天下午打麻将时，手里紧紧攥着“东”，迟迟不肯打出去，（原信上有洒家当年批语：贪）以致耽误了别人好几次开杠。面对他们的质问，我只有委屈地说：“你们有三个还不够吗？难道连我这惟一的一个也要抢走？”（孔批：唯美，形式主义） 接连两天，每晚都细细地读遍你的每一封来信才能入睡。（孔批：哦，有安眠作用）起初是10天一封，接着5天，再后来3天，终于发展到一天一封。仅仅4个月，你一步步地攻破了我的矜持。（孔批：谁攻谁呀？）起初是教诲，接着恭维，再后来是抚慰，终于发展到今日之娇纵。（孔批：说得我好甜蜜）这怕也是孙子兵法吧？还是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你倒真是发扬了“与人斗，其乐无穷”了呢！（孔批：竟会做学问了） 前几封信的文笔优雅、洗炼，柔婉中透出刚毅。既而愈发的热烈，仿佛一团炽热的红色火焰要逼着人家投进去涅槃以获得新生。（孔批：反正你没责任）但最后的两封实在不像话，真是知识分子说起话来也经常是粗蛮俚俗的。（孔批：引用我的话如此自如）这两天正感叹人都会在不经意中逐渐暴露其本来面目并为之伤感，（孔批：孩子）却不料这k又恢复了往日之清丽而刚健，真诚而幽默，真让人喜不自胜！（孔批：过奖）望再接再厉。（孔批：催命鬼） 就如你在一封信中说的：“人往往不知不觉地栽了一个柔情似水的跟头。”我被你信中的每一点一滴的美所诱惑，终致不能自拔；甚至面对你的提醒（孔批：非也）“一个人的感情世界不可能被另一个人所完全承载和映照。”依然执迷不悟，妄想以自己一杯淡淡的白开水去充满你的壶。（孔批：不，你是永恒的泉） 奉劝一句，你切不可过分迷恋于战势，（孔批：嗯）否则真的要效太史公之故事了，（孔批：谢）然而并不把你放在什么蚕室里，就在未名湖畔“让风吹”。（孔批：坏）太史公虽然身陷囹圄，依旧发愤著作；你孔七十三身居浩浩燕园，虽不指望你有什么鸿篇巨制，但也不该隳其家声，给圣人抹黑呀。利用假期做出些事来吧，（孔批：好人）近来你给我看的那篇山西人民爱戴的东西细细推敲起来并不很好。（孔批：没错）所以若尝胆做不到，就天天喝碗不馊不要钱的豆汁吧。（孔批：睚眦必报） 对了，你的文章中我有一字不认识，只怪自己才疏学浅，只是两处均遇到这个字，联系上下文仍不解其意，（孔批：愚）怕是郭老再世也要头疼死了，（孔批：他算个毬！）你该不会已渊博到连老祖宗的文字都学了来吧。（孔批：刁钻） 刀就在你手上，（孔批：又来了）何时带来鲜艳的死亡我都会毫无惧色地接受，若是死亡的鲜艳便可用来点缀人生，使其臻于完美。（孔批：孩子）只是不知彼只知己，怕时机不当，被敌人的刀砍中，面对我不愿面对的境地。（孔批：放心吧） 你说，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孔批：有境界了。） 丧犬之主（孔批：一点不吃亏） 28晚 （注：此信中有许多俺和她秘密的典故，不足为外人道也。记得她一共给俺写过168封信，此信不足以表现她的才智的十分之一。她是个罕见的好姑娘，洒家十分挂念她的命运） 三儒字第32号 尊敬的孔迪：（注：孔迪乃洒家又一笔名也） 你好！身体好吧！学习进步吧！ 我给你去了四封信了，也没有见到你回信。看情况，你真不想通信来往了。你怎么搞的，处人连个长远性也没有，幸亏没把你当作最知心的人，如果把你当作心上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可麻烦了。同时你一点也经不起考验，有风有雨，就想退。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也是这样有挫折就不坚持了，那怎么能成功呢？我曾经把你看成世上最高的人，任何人都不如你。我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去信问候，并已经三次看望你。可是我却忘记辛苦，觉得很高兴。难道你的心不是肉长的吗？怎么交不下你呢？人们常说：男人好交。可你好像不是男性一样，一点也不好交。也许你讨厌我，看不起我们山里人。这样就不对了。山里人比城市人强多了。城市的人，100当中99个是鬼，而山里人100当中有一个鬼。这些话，都流传开了。可不是我说的。小x曾经说过，你比较忠厚，老实，依我看你也不老实，有点傲气。说这些你不愿意听，我对你不愿意说什么顺情话，因为经常说话说的好听，会使你落后。经常指出你的缺点，会使你进步快。唉！我怎么能交下你呢？使你能相信我，用三分热血能换来你什么？请你告诉我，我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请你真诚地说出来。你对我究竟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请你也摆出来。我会接受的，并且不抓辫子。你的吸引力太大了，相隔万水千山，把心都吹来，使我日夜思念，倾倒在你面前。为什么你的形象在眼里最大呢？而你对我又是这么冷淡，我究竟为了什么？为了你又有什么益处？我等待你花开花落两春秋，到了今天，还没有结果。唉！再等待你三春秋又能结什么果呢？请你帮助我想一想最终能结什么果。 （注：以下删去约600字，内容是讨论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我佩服你的认真精神，干什么都需要认真，你看书、学习、作题，总是这么认真，说明你性格稳，而我性格非常急，多做一会儿心就像长了草一样似的慌张。我不会一笔一划地写字，从小读书时，作业我不做，不写，就是考试我写，也得画成圈。我的毛病太多，对什么都感兴趣，如果我要专一一项就好了。怎么能改掉这些毛病呢？也许在你的帮助下，逐渐地改掉我的性格。 你也有点小孩子的脾气，说不给我写信了，就不给写信了。其实这样对吗？有问题，就说问题，有意见，就提意见。把话说明白了，不就好了吗？ 由于时间关系就写到这里吧！ 此致 敬礼！ 儒22/4 祝学习进步！一切如愿！ （注：这位女施主不是学文学的，喜爱文学和幻想，口头表达很生动，但文字功夫不佳。此信写得颇有矛盾和不通之处。不过，她的确是非常善良的人，是俺的亲人师长之外对俺最好的人之一。俺祷告上苍保佑她生活幸福。） 四龙字第2号 孔大哥： 不问“你好吗？”因为我知道你一切都好，像你这种人到哪里都会有成百上千的追随者，拥护者。（其实我只是那千千万万人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罢了，但你知道吗？我一定是最忠诚的人之一。） 如果你要回信，当然也不用问：“你好吗？”不用说就该知道我不好。一言难尽。总之，就是一切不幸的预言都说对了，一切可怜的小小的希望都破灭了。而且没有置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有的只是尽量捉回往日回忆的梦幻。要是有人劝我不要生活在回忆里，那就是要夺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火柴。哎，你知道吗？“往事不可追，追上了只有苦，当年越是快乐，如今就越是苦。” 真的有这种感觉，树倒猢狲散，你一走了，好像什么都没了。快乐、地位、荣耀、信心、口才、活力、事业心、胆量……而且好像连年轻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在xxx的魔爪下过早变成一个迂腐的老朽熬过漫长、无尽的压抑的日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永远记得。献给你，我的心情。（见反面） 早知道秋天会到，但秋天到了，还是觉得很突然。 突然消失了夏日的辉煌，突然平添了秋日的凄凉。突然，心头蒙上了莫名其妙的对冬日的恐慌。 其实一切并没有多少变化，树叶并没有落下多少，天气也没有冷多少，而且甚至骇人的“秋老虎”也还没有到。这个“物质世界”似乎仍然木然地兀立在那里，甚至你想用“不以物喜（悲）”来安慰自己都并不合适，同样的地方，差不多的感觉，“悲”从何来？ 再次抬眼，仔细地审视这个被“立秋”“白露”洗刷过的世界，望着那树叶，摩挲着那草，感受着那空气…… 蓦地，醒了，既算这空间是个“物质的世界”，但这“物质世界”里却是充满着感情的。 树叶确是还在那树上晃啊，摇啊。但它们哪里像夏天那样紧密地靠着，快乐地舞着，热烈地生长着。每一根枝，每一片叶，每一尺，每一寸，每一分都带着夏天的狂喜编织着绿荫的浓密。就算封闭于斗室，只要墙上有一个洞，我得到的只有一方洞外的碧绿，但从那层层叠叠的叶子中，仍然可以感到这深碧中醉人的浓郁，这叶片里跳跃的生机。 秋天到了。不论从表面上看，它多么像夏天，但它不是。夏天的魂已走了，代之是秋日的髓。 树叶在风中无力地晃，好像在颤抖，身不由己的叶，没有人能改变它的命运——什么样的叶能真的抵住寒风。无，当然只有死，化作冬日坚冷的冻土，化作同一片冷酷。谁能改变？谁能改变？世界都是寒冷的，夏之魂已经不在了。 衰草集中了秋日的凄凉。轻抚着还并不太黄的秋草，因为我不敢再像夏天时那样放心地拨弄它们富有弹性的草叶。可谁想它还是凄凄惨惨地倒了。秋草，秋草，这么突然你就与夏草貌似神离了。 一阵干干的、硬硬的并不太冷的风卷起我刚触过的草。而且，带着它“呼”地远了。“风且住”，我的心大声地喊起来。草忽然软软地跌落，躺在空旷的水泥路面上。我急急地奔过去。“呼”地，又一阵风起，小草翻滚着，飞卷着，远了，不见了。 我又无力地追了几步，惨然住足。心中无限地怅惘。回过身去，闭上眼，“我情愿不看这秋天”。又是一阵秋风，并不冷，我打了个寒战，一丝苦笑爬上了我的嘴角。 “天凉了，秋天到了。”我对自己说。 我看到一只蚂蚁，顿悟。是啊，只有像蚂蚁这一类生物，才能苟活于一年四季。我现在正该学蚂蚁呢！不过蚂蚁也是随时有死的可能，不知哪一天我就真的不幸撞在“棕色恐怖”（还记得谁老穿棕色衣服，谁“高贵”吗？）手里，就算藏头露尾也只有死路一条。 （注：以下删去一段，约200字，内容系讽刺某独裁者之无能） 我虽然不会因为收不到你的信而生气，但我一定会因为收不到你的信而伤心。我可知道，你给xx写过流言还写了信。我忌嫉死了！（注：“忌嫉”二字下有浓黑的三角着重号） （我不管，不管你觉不觉得我小家子气！我就是忌嫉！） 想知道是否被你欣赏——想署名朋友又不敢高攀，没有自信 9.22 （亚运会开幕） （注：在这个平庸卑俗的物质化时代，有许多这样的女郎被埋没，被修剪，她们的呼喊和呻吟都如落叶般被雨打风吹去，“谁能改变？”老衲是没有这个能力了，有的只是同样的呼喊和呻吟而已。） 五狼字第22号 亲爱的老孔（老不死的！）： 你好吗？ 很想你！不知道为什么，咱俩见了面也没什么好说的，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没有什么高深学问的探讨，可是不见你吧，又怪想的，晚上尽做些噩梦。 你呢？还好吧？头疼否？有信、电话否？ 这两天小伟发烧得很厉害，最高到39.9c，打点滴、吃药……她一上医院，我就在家煮醋。 上次见面也忘了告诉你，我给长江打了电话，说了介绍朋友一事，他说，他现在不想这事。我想：这大概和他家庭有关，父亲多次离异对他影响很大。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等你有了钱我要造座庙。我现在想一想，还应该（到时候）办个福利院，收养弃婴、父母双亡的孩子。这个福利院负责办理无子女人员领养小孩的事宜，这样不是可以减少拐卖儿童事件的发生吗？当然，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再办几个学校什么的。你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多钱呢？ miàng一天到晚老不安生，在腹中拳打脚踢带前滚翻，左侧睡眠久了，右屁股蛋儿酸疼，仰卧他就踢腾得厉害，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哼！ 去石益处，听说老旷为找工作很着急，他的论文还未写呢，我劝了劝她，老温想让老旷上博士后，老旷不很想上，石益也认为不必再念了…… 啰啰嗦嗦，字迹潦草，智齿肿痛，吃饭樱桃小口，不知叙述清楚否？望大师见谅！（注：洒家每每呵斥该女士叙述混乱，她惯以“大师听不懂凡人之语”相抵赖） 祝 好！ 你从来未认为是你小甜心的野狼精 1.16午 （注：该女士大雅若俗，大巧若拙，自幼人称大仙，福寿双全，随便摸电门而不死，出门半小时就拣钱。世人皆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而该女士一生之幸福生活皆来自“难得聪明”。观察家一致认为是其家祖坟冒了青烟。通观此信可知，该女士已修行到羚羊挂角的地步，不露半点“才气”和“高见”，恰恰处于庄子所云“材与不材之间”。叹洒家未能早日识其庐山真面，以致吃她大亏小亏无数。此恨今生恐未必能报也！） （本文收入现代出版社《北大情书》） 我现在怎样做老师 在电脑上一打出这个题目，就觉得自己道貌岸然，面目可憎。夫人从我身后经过，瞟了一眼，阴阳怪气地说：“哎哟，真伟大。这回天下当老师的可有了光辉榜样了。”一侧身，又俯在儿子的耳边说：“你爸又要祸害人了，快吃盖中盖去。” 我听了虽然气愤，但又实在不能发作，因为这个题目的确让人觉得3张纸画个鼻子——脸太大了。我的老祖宗被尊为“至圣先师”，也不曾写过这种吹牛文字。鲁迅先生够伟大的，也只写了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若不是编辑小弟弟小妹妹催逼得紧，我是打死也不敢摸这根高压线的。不过转念又想，这东西其实天天有人在写，那些“模范教师”，那些“先进班主任”，不是都被强迫写过这东西吗？不但写，还要腆着脸上台去念，念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比劳改犯还遭罪。老子二十多年前连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文章都写过，这点苦有啥吃不了的？写！大不了让孔庆东告我一个侵犯名誉罪呗。 我正式当老师的时间不太长。当过3年中学老师，4年大学老师。此外各种临时老师当了无数。如果说老师就是教给别人知识的人的话，那我从3岁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是在“诲人不倦”中度过的。我当老师的秘诀用一句话就可概括，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好为人师”，两个基本点是“不求为人师表”和“人人是我师”。 我从小好为人师，见人有错误就指出，见人有疑惑就指点。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错误地理解了伟大领袖的话，把“谁向我们指出都行”理解为“我们向谁指出都行”，结果到处碰壁，吃尽苦头。小时候，我向父母指出，得到的是辱骂和毒打；我向老师指出，得到的是嘲笑和批判。长大后，我向领导指出，得到的是什么，中国人都知道。这些我都不在乎，最最笨蛋的是，我竟然胆敢向每一个女朋友指出。结果在我短暂的恋爱史上，有三个女朋友因为我指出她们的错别字而愤然离去。但是我本性难改，不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就浑身难受。所以要说“我现在怎样做老师”，中心特点就是，天生酷爱本职工作，最见不得众生愚昧。敌人若把我抓去，不用严刑拷打问我的上级是谁，只要把我上级的名字写错，我立刻就会上去改成正确的，并让他们再默写一遍。 为了保证“好为人师”这个中心，首先要做到“不求为人师表”。有些老师的最高理想是“为人师表”，这在我看来就是犯了“主题先行”之病。你怎么能保证自己配得上“师表”呢？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他可没说“师者，做人之榜样，生活之楷模也”。把老师的道德标准定得过高，容易导致率相作伪，“师贼”丛生。《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当然，大多数老师的道德是在水准线之上的，但那是因为这一职业本身是“积德”的职业，有利于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当老师的人天然比别人高尚。我在道德上取与学生平等的态度，你勤奋刻苦，我给你好成绩；你敢扰乱课堂，我当场揍你丫的；你认真指出我的错误，我请你吃饭；你敢穿三点式来上课，我就告你性骚扰。总之，不当圣人，教和学两方面都会从道德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于知识的传与承。 既然不用为人师表了，那就可以真正的虚怀若谷，“人人是我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太骄傲了，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学习机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他必然知道或者掌握另一个个体所不知不会的某些事物或本事，所以，从每一个人身上多少学点东西，是保证自己能够永远“好为人师”的无穷源泉。如果说当老师的应该具备什么道德的话，我认为就应该具备“人人是我师”这个道德。这个道德既符合老子“知雄守雌”的理论，又与毛主席所提倡的群众路线相一致。其实用武侠小说里的话表达出来，就是“北溟神功”。一个人有了北溟神功，但是绝不想当武林盟主（为人师表），而是只想当一个达摩堂长老（好为人师），这对于我这种中等智力中等运气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本文发表后，得到教育界师生颇多赞誉） 指马为鹿篇 指鹿为马其实是一种过硬的本事，把头上长角的自由生命硬说成是嘴里戴嚼的驯服牲口。我没有那个本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 删改的奥秘(十则) 孔庆东先生一篇文章中批评“北大正充满了尘垢”，编辑把“北大”改为“社会”。 孔庆东先生一篇文章中称赞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几十年，提到他当年“闹革命”，编辑把“闹革命”改为“身处逆境”。我不知什么时候“闹革命”成了忌讳，原来为自由而奋斗属于“逆境”，而获得了荣华富贵就是“顺境”吧。 有一篇文章批评中学语文教材的某些课文讲解得太沉重，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篇课文为例，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很快有大批判文章予以猛轰，该文最伟大之处是去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书名号，说原文作者污蔑“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一个字也没有篡改，只不过砍掉了个书名号，于是就差点砍掉了原作者的脑袋。杀人大师，杀人大师！ 孔庆东先生批阅研究生入学试卷，有一个名词解释：《蝇王》，这本是一部英国小说，但是许多考生答成是法国萨特的《苍蝇》，当然算错。其中有位高明的考生开头写道：“《蝇王》，又译《苍蝇》。”孔庆东读给其他老师听，皆大笑。 孔庆东先生有本书叫《空山疯语》，每一部分的标题下面胡诌了两句诗。第一部分的标题下面写的是“空山疯语起苍黄，百万熊狮落大江”。出版社看了如临大敌，怀疑是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首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劈头一联就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孔庆东听了哭笑不得，反复解释说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毛主席，我怎么能攻击他呢？我不过是借用他的句式，表示我的文字中含有一种佛家的意味，暗示读者不要迷信语言，语言都是空洞的，好比一百万头狗熊、狮子企图跃过长江，结果都落入水里，语言本身是不能到达彼岸的，迷信语言就要落空，禅宗讲“不立文字”，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怎么解释，出版社都听不进去，非说读者会理解成百万人民解放军都被国民党蒋匪军打落在长江里。孔庆东只好退步，说那就改成百万熊狮“乐”大江吧，“乐”是胜利的笑声，总比“落”好吧。出版社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再改。孔庆东说我改不了，请你们随便改吧。出版社说你的文章谁能改得了？还是请孔博士体谅我们的处境，再改改吧。孔庆东一气之下，灵感飞来，说好吧，那就改成“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什么意思也没有，总行了吧？出版社听了，一片欢笑，无人不赞孔博士又聪明又大度。书很快出版了，许多读者都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位后生撰文大骂孔庆东无聊，用铁证如山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考证出孔庆东这两句分明是同时剽窃了毛主席诗词和流行歌曲《小小读书郎》，可见文学水平之低，文学道德之差，他一天能写这样的东西100多句云云。孔庆东看了，哈哈大笑。儿子在旁说：“我爸又笑出眼泪来啦。” 孔庆东《夕阳照高楼》一文中讽刺耸在空中的高楼“它们俯瞰着地面上的青草黄叶，就像城市里盛装的妓女蔑视着一群农家姐妹”，这句被编辑删掉，因为这个比喻句的喻体恰恰是本体。城市里的编辑害怕对城市罪恶的揭露，害怕刺激人们对立情绪的词句，更害怕还乡团说他要搞“阶级斗争”。 孔庆东《百年回眸看女装》一文中有几句嘲笑新时期之初刘晓庆等明星的穿着很土气，编辑非要把人名删掉。动不动就告“名誉诽谤罪”，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文化专制的又一新招。 孔庆东学术文章中的“我”字和“我认为”等字样经常被删掉，于是他知道，虽然“我们认为”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但“我认为”的时代还很遥远。现在是一个无主语的时代。 孔庆东在《孔夫子出书》一文中写孔夫子跟南子开玩笑，把“停车坐爱枫林晚”讲成“先停车，后做爱”。这引起了北大某些学术权威的一再愤怒和嘲讽，他们说孔庆东连这句诗都读不懂，算什么狗屁博士？还有，这句诗是唐朝的，孔夫子怎么能够读到？孔庆东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真给我们北大丢脸！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当教授！孔庆东得知后，连连说：“是呀，真给我们北大丢脸，北大的脸都让这种无知的王八蛋丢尽了！” 语言的奥秘(十则) 东北人喜欢用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来称呼人。这本来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东北尽管工业化的程度是全国各省区最高的，却还是愿意这样称呼。你一下火车，就会被热情地包围住：“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馅饼大米粥都是热乎的，刚下火车怪累的！”说得你似乎真到了亲戚家里，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东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志、公民，也不是处长、经理、教授、导演，而是大叔、大爷、老姑父、大妹子。这与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人永远怀恋中原，所以血缘意识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业状况的社会学专家介绍说，各地的妓女招揽生意的语言各具特色。广东的妓女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一些，经常故作含蓄地说：“先生，你不寂寞吗？”北京的妓女喜欢表现潇洒，说话的态度仿佛是对着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儿吗？”东北的妓女则直奔主题，张口就说：“大哥，咱性交呗。”吓得许多男人终生阳痿。 现在的体育解说员口误百出。一天听电视里的足球解说员流利地说道：“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不禁万分惊奇，原来守门员还负责吹哨，比赛的结束时间也要由他决定，真是匪夷所思。 几年前去王府井买书，听见喇叭里反复播送道：“努力建设文明卫生的首都市容，坚决执行北京市政府关于随地吐痰的决定！”我望望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没一个执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东城区开会，在一条胡同里看见一条标语：“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坚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做斗争！”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 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点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物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欢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 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道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欢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 有一段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做《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姐、处决甫志高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点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弄，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马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进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欢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道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 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做早操时站在台子上高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让孩子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肠的人也可能变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体） 拯救的无奈 一提起中学语文这档子事儿，我的心里就跟刀扎似的。在编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先是听到了中央领导关于中学语文一定要改革的指示，后又看到了王丽同志（真正意义上的同志）编的那本忧思录和报刊上不断发表的有关文章，这些都百倍增添了我的勇气。 然而每次一读起这些火热的文章，我就忘了自己是编者。我一会儿揪头发，一会儿拍桌子。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了，最后却反而一句也说不出。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讨清八年血泪账”。我自己八年前，就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是亲眼看着那些孩子们如何被我们的语文课弄得越来越不会说话，越来越不会写作，越来越远离我们伟大的汉语的。我为自己无力彻底挽救他们而愧疚，我为他们今天继续饱受语文课的煎熬而怒火满腔。 那时，我发明了一套“二元真理”教学法。先告诉学生什么是真的，正确的，有用的，然后告诉他们考试时不能按照我所教的回答，而要按照“教参”上的去回答。这样既可以考上大学，又可以掌握真知。中学的领导、老师都对我很好，学生们更是对我感激得令我多次流泪，我教过的学生有一大批都考入了北大清华等精英学府。 我现在虽在北大，但仍天天和中学语文界保持着肝胆相照的密切联系。我和北大的几位老师，还要参与教育部新的语文教学规划的制订工作。道路上全是刺儿，但再不把中学语文这事儿整明白，用不了30年，咱们的汉语，恐怕就要由日本人来教了。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时，题目为《我的“二元真理”法》。） 摸不着门 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现代文阅读部分有一道18分的题，阅读一篇题目为《门》的文章后完成四个小题。这道题在阅卷人员中间几乎成了今年缺乏热点的语文试题中惟一的热点。不但阅卷领导小组事前为研究此题的给分原则大伤脑筋，而且在具体阅卷过程中也由于“出格”答案的层出不穷而引起一些讨论和“花絮”。我想，简单分析一下该题的出、答、阅之间的“互动”，对今后的现代文阅读考试，或许不乏意义。 《门》是一篇美国作家克·莫利所写的哲理散文。这类散文的特点是以文学性语言抒发比较含蓄的哲理，一般不使用比较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大多采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段，从具体事物入手借题发挥，所欲表达的哲理往往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并且大多不一定直说出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想象，甚至作者自身也不一定能说得清那个哲理，他只是感觉到并指出了“此中有真意”而已，你若当真向他追问，他则可能“欲辩已无言”了。 《门》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从阅读的角度说，这是一篇轻松有趣，形象感和哲理度均把握得很到位的“美文”，虽然稍有点故弄玄虚，但基本上平和自如，没有明显的败笔，在西方社会中，很适合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士的“高级精神消遣”。但是，将这样一篇最适宜于“欣赏”的文章，而且是译文，用来考察学生对现代汉语白话文的阅读水平，是不是合适，恐怕有待思索和商榷。 这道题目的四个小题，都包含着“根据文意”的要求。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什么是文意”？有过类似写作经验的人会明白，我们写作这样的“机巧型”文章时，不一定有确定的文意。有时候只是围绕一个有趣的话题卖力地“抖机灵”，但并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好像我们遇见一个美女，不自觉地跟她东拉西扯，但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况且在写作过程中已有的“文意”还会不断发散和改变。试题删去了原文的一些段落和句子，居然不大影响文章的完整性，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试题参考答案所理解的文意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理”或者说比较准确的。但是这既缺乏可以清晰展示的证明，又无法排除其他“平行真理”的存在。比如21题所问开门和关门的含意，在原文中就存在着扩散性，考生可以在好几个自然段中得到启示。能够答出“标准答案”的，只能说是具有普通鉴赏力的学生，而真正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才子考生”，可能会想得更远，他们不会相信“标准答案”会是那么“弱智”。23题要求的文字表述，几乎就没有得满6分的。关于“人不是在一起牧放的马群”，考生完全可能从“一起”或者“牧放”展开思路，由“一起”便会联想到“单独”，由“牧放”便会联想到“约束”。而这两个词恰恰是翻译所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有“独立天地”、“独立空间”、“隐秘需求”字样才算对，可能恰恰是对“文意”的窄化。24题的五段话，几乎每个选择都可以“狡辩”一番。a中说的“消极的不可知的神秘色彩”是可以从原文中嗅出些微味道的，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这篇文章，编者完全可能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b当然是对的，因为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c则不一定对，首先“聪明人”开门时不一定“总是”谦逊和容忍的，其次即使面对水龙头和女厨那样的事情，他也不一定谦逊和容忍。这句话与下文的“内在联系”（也是昏昏昭昭的一个概念）倒可能更多些。d中说的“不同层面”也是不能否定的，当然这一段说的不完全是“层面”，但“侍者”、“书商”、“小贩”、“仆役”、“大人物”、“牙医”、“女助手”、“护士”，代表和暗示的正是“层面”，在这里，“层面”是与“场景”和“方式”共存共生的。e的观点也不能说不对，因为“畏惧”和“悲伤”都是感觉和体验，不一定要出现在字面上，读者非要那样理解，专家也无可奈何。 这样，就给我们阅卷者造成了被动。我们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原则，必须制订强行的可操作的评分标准。这必然是一个选择“庸人”的标准，它在淘汰差劣的同时也无情地淘汰了精英。笔者本人高中时代是全省的语文尖子，高二以后的语文课基本不听（配合老师教学观摩除外），以我当年的语文水平来做这道题，自忖只能得1012分，即刚刚及格。这次阅卷中经手8000多份考卷，该题得了满分18分和17分的，加起来竟不到千分之一。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有相当多的考生空白不答，可以想见当时他们“摸不着门”的茫然心境。而答对的考生也大多是蒙对了那几个关键词，整体理解并不见佳。 本人当过几年高中语文教师，也曾在多所高考辅导班讲课押题，近年参与过出题和编写教材等一系列关于高考语文改革的活动，我很理解出题者的意图是想突出试题的文学性和灵活性，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值得鼓励和坚持的，也看得出他们对文章颇下了一番研讨功夫。但高考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出题者与阅卷者必须互相照应。从出题的角度必须想到答案的丰富性和阅卷的可操纵性，要经过反复的自我问答和自我刁难。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出题，但话题就应活出，而不能捧着活生生的蒙娜丽莎画像，却出“蒙娜丽莎的左手美还是右手美”一类的题目。《门》这样的文章可以出成发散性的题目，否则就应更换其他文章，比如钱钟书的《窗》，要胜过此文十倍。其实汉语文学中优秀的哲理散文俯拾即是，这篇《门》在西方号称名作，翻译成汉语后，感觉并不太出色。中国人对“门”的理解要比这深刻得多。试出一个以“门”为题的征文，全国的中学生能够写到这个水平的，我肯定不下一百。我自己教过的学生，就有三五个达到这一水准的。 另外谈一句题外话，这篇《门》的格调和叙述视角都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他们需要水管工、女厨、牙医，他们标榜孤独、隐秘、悲伤。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这对广大的农村考生是否会造成某种不公平。他们阅读这样的文字，比起那些经常接触轻松刊物、关注隐私问题、甚至家有女厨的城市考生来，无疑是要困难一些的。如何在高考中弥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也是今后需要深思的课题之一。 我对今年语文试卷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意见，只是根据阅卷时的感受，略谈一点酷暑中的昏见。站着说话不腰疼，摸不着门也不一定就是门安错了，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2001/7/16毛主席畅游长江35周年) 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八九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像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三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候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xx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串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儿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后……” （此文发表于《中华散文》，领到稿费之日，自行车就丢了。） 老刘家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动乱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识分子的秀雅是病态的秀雅。老百姓经常骂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几天之后，又好像忘记得干干净净，离老远招呼对方说：“我家包饺子啦，去端一盘子吧。”而知识分子受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嘲讽，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说没什么，实际上怀恨终生，一旦得到机会，便整得对方家破人亡。老刘家经常因为个子矮而遭受辱骂，但他们似乎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出来进去，照样顶天立地，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所说的什么“自卑感”。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们既然矬，那你们就骂我们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骂你们时，也自能找到你们的缺点。老刘家有时遇到以“小矬把子”为主题的辱骂时，就回骂对方是“电线杆子”什么的。老百姓骂人不管有多么恶毒，一般都是实有其事，不会凭空捏造。有根有据地骂，再厉害也不会彻底决裂。凭空捏造地骂，则可能会出人命。比如围绕老刘家的身高问题，你可以骂出1000种花样，他们全家照常吃得饱睡得香。但你假如说他们家是苏联特务，那不但他们全家要跟你拼命，我们全楼都会从此看不起你，因为这说明你骂人的水平已经低劣到可耻的地步，你的人格太“矬”了。 老刘家的第二个特点是，阴盛阳衰，乾纲不振，大事小情，均由妇女当家做主。男性总人数虽超过女性50%，但平均身高并不占上风，更加上大儿子刘杰天生呆傻，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家就是母系社会。 老刘头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大人们叫他老刘，我当面叫他刘大爷。孩子们一般称呼各家的男女主人，不论其年纪多大，都叫“老某头”，“老某婆子”，或者叫“某某他爸”，“某某他妈”。我们经常跟老刘家的二儿子刘波一起玩，因此就叫他的父母为“刘二他爸”和“刘二他妈”。老刘头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家里的摆设，没有任何本事和特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短”，不好不坏，不俊不丑，每天上班下班，有时买菜做饭，有时不做，参与楼下的唠嗑，但说不出什么引人注意的话来。别人挖菜窖，他也挖菜窖，别人买秋菜，他也买秋菜，有时帮助别人干活，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也不添麻烦，有时和人下棋，棋艺很臭，但凑合能下。偶尔和人吵架，笨嘴拙舌的，又是个沙哑的“公鸭嗓”，不具备起码的观赏性，没什么人围观，所以也吵不下去。只有一次战绩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楼前卖废品时，因为排队问题跟“老财迷”他妈吵了起来，老刘头骂了一句粗话，那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直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没想到“老财迷”他妈对语言特别敏感，扑过来叫道：“来，来呀！你他妈不脱裤子不是人，快来，让我尝尝你的耗子能耐，让我也给你生一窝小耗崽子！”一边叫一边就解裤腰带，吓得老刘头掉头就跑，那姿态恰是一个词的绝妙解释：“鼠窜”。老刘头边跑边说：“快来人哪，耍流氓啦！快来人哪，耍流氓啦！”“老财迷”他妈已经抽出了半截裤腰带，像马鞭一样摇晃着追上去，可惜被闻声赶来的“老财迷”他爸给拽住了，说：“让你出来卖破烂儿，你他妈跑这儿卖屁股，你欺负老刘这么个老实人干啥？要耍流氓，回家跟我耍去！”而老刘头那边，也恰好被瘦小的老刘婆子迎头截住，老刘婆子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伸出枯瘦的胳膊，把老刘头往旁边一甩，面向老财迷的父母，凛然喝道：“别走，来呀，我要看看你咋给我生一窝小耗崽子！生不出来不要紧，我现去抓一窝给你塞进去！”于是，会战以老刘家反败为胜而告终。 这老刘婆子可非等闲之辈，她不但是老刘家的一把手，而且是我们街道居委会我们楼的小组长，是我们这些革命居民最直接的首长，相当于我们楼的武则天或是伊丽莎白女王。但她在家里家外都并没有什么特权，当组长纯粹是义务和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公仆”。偶尔年终时上级能发给一条毛巾之类的，算是对仆人的奖励，她就一路举着到处向人炫耀：“看，这是我发的，小组长一人一条，上边这个小猫多俊哪！胖乎乎的。小猫的少，剩下都是南京长江大桥，六组的跃进他妈想要我这条，让我一把抢过来了，我才不给她哪！”邻居们欣赏了一圈，把毛巾摸得乌黑，老刘婆子才喜滋滋地拿回家，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半个月内不许用，专供来客瞻仰。她在执行“公务”时，大家认她是组长，是“领导”，而平时似乎没有这么回事，不但可以打骂她的丈夫和孩子，连她本人也可以冒犯。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时代。我家有的邻居把厂长打伤了，把主任家的窗户砸了，也没受到什么报复。大家都很尊重领导，那是因为人家一天到晚很忙，又操心又没有报酬，有时还挨打受骂，家里的条件和别人一样甚至更穷，这样的“公仆”谁不拥护？这样的执政党还不该喊“万岁”么？ 老刘婆子我当面叫她刘娘，她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长得瘦骨嶙峋，脸似骷髅，手如鸡爪，我第一次学到“木乃伊”和“芦柴棒”这两个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我爸则说她是“小鸡崽子”。她虽然自以为是领导，但劳动人民的缺点也不少。有一次她儿子刘波欺负我，打破了我的衣服，我向她告状，要求她赔我衣服。她以为我父母不在家，便凶狠地拿着一把菜刀威胁我，不许我再告状，还把我从楼上推到楼下。没想到我爸正好回家拿啤酒瓶子换啤酒，听见我的哭声，便在楼下骂她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老刘婆子恼羞成怒，跑下楼来，想冲进我家撒泼放赖。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酒徒，又是一脑子封建意识，不愿意跟女人纠缠，就堵在门口，一把抓住老刘婆子的衣领，用力一提，老刘婆子就两脚离了地。我爸提着她走到楼梯旁，喊了声：“去你妈的！”奋力一甩，老刘婆子被扔出七八米，又打了两个滚，滚到了楼外。楼外的邻居们齐声喊好，有的说：“老孔，再扔一个！”老刘婆子坐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哭嚷着：“好啊老孔，你一个老八路，打我这个革命干部，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爸在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骂我说：“你他妈没出息，跟她告什么状？以后别去他们家！”一会儿又说：“这老刘婆子也就是六七十斤，他们全家我一扔一个。” 过了几天，老刘婆子又上我家串门了，说她那天没了解实际情况，就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实在不应该，还说我的衣服破了，她可以给我补。我爸说他的态度也不好，希望她别生气。我妈在一旁也批评我爸是“臭法西斯主义”，打自己的老婆孩子还不够，还要打外人。老刘婆子一本正经地说打她也没啥，但是不应该那天打她，因为那天她来了例假，“你像杨子荣摔小炉匠那么摔我，要是把我摔出个好歹来，你我的革命工作不是都受影响么？” “革命”是老刘婆子的常用词，一说到这一类词汇时，她就神采飞扬，颇有几分令人尊敬。老刘婆子最喜欢开会学习什么的，肚子里背了百十条毛主席语录，轮番引用。晚饭时经常听到她喊：“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吃完饭全体开会，传达最新指示。”开会时，老刘婆子先背诵一段语录，或者全楼百十号人齐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传达最新指示或上级精神，有时让我念一段报纸。每到这种场合，老刘婆子仿佛是什么东西附了体，满脸洋溢着高尚的光辉。比如有一次传达西哈努克来访，老刘婆子和派出所的小张共同主持。老刘婆子开口便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十八天大楼五栋的全体革命同志们，在此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柬埔寨人民的伟大领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即将光临我们美丽的哈尔滨市之际，为了进一步搞好市容市貌，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深入斗批改，气死帝修反，我们派出所的模范民警小张同志特来我们组传达上级有关指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张同志讲话！”小张是破过许多要案的民警英雄，经常来我们这一带，人缘很好。他说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几天各家要大搞卫生，要达到铁器放光，木见本色，不许乱倒垃圾，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出门，人人要洗澡理发，女同志要化妆。商店里会有丰富的商品供应，但不许抢购，不许排大队。邻里之间要加强团结，打架吵架以“反革命”破坏罪论处。如果遭遇到外宾，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从容镇定，落落大方。不许议论西哈努克亲王的身高和宾努亲王的摇头。外宾如果要到家里看看，可以领到楼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不管到谁家，都要密切配合。外宾如果送礼，可以回送他们毛主席像章，然后把礼物上缴。外宾要看报，只给他们看“两报一刊”，《参考消息》绝对不能给他们看。外宾要和女同志拥抱接吻，一律谢绝，但不许生气骂人，可以改成握手。从明天起，呆傻残疾人员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都由有关部门暂时收容，这些家庭今晚要准备行李和粮票。讲到这里，小张看了看老刘婆子，说：“革命干部要以身作则。”老刘婆子本来激情满怀的样子，听了这句话，顿时一脸沮丧。 原来，小张的一句话，涉及到老刘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杰天生痴呆兼癫痫，发起病来就一头栽倒，浑身抽搐。有一次栽到炉子上，半个额头被灼伤，留下了苹果大的一片紫红色疤痕。他一栽倒，就必须用力按他的人中穴来急救，我们全楼的人几乎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一对情侣，一次女的患急病，突然抽搐起来，我说：“按人中，按人中！”那男的马上就去按女的肚脐眼，他还以为“人中”就是人的正中间，是“肚脐眼”的雅称呢。刘杰因为这个病，他们家和我们全楼都叫他“大小子”、“大傻子”或“大傻小子”，而“刘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刘杰个子矮，脑袋大，生理发育很正常，一头乱发，满嘴乱须。不发病的时候，能做些日常交谈，十句话以内，看不出精神不正常。每年春节，他都穿戴簇新，最早一个，到各家拜年。邻居们给他很多吃的，但他很懂事，只拿一点。他谈起话来，十句以外，就要进入“非人世界”，大人们就开始厌烦，说：“大傻子，快回家去吧，看看你爸你妈是不是在床上摔跤呢。”但我很喜欢听大傻子的“胡说”，他的话直接记下来，便是一篇优美的科幻或童话。比如有一次他和我谈电影《列宁在1918》，说瓦西里从楼上跳下来，敌人在楼上开枪扫射，杨子荣在楼下一个就地十八翻，一手接住瓦西里，另一手放出500条毒蛇，敌人跑到冬宫里，500条毒蛇变成500股蓝烟，从门缝里钻进去，座山雕只好说：“老九啊，你赶快跟我从这暗道里走吧！”阿庆嫂说：“你走不了啦！”胡传魁说：“你是——”瓦西里说：“我一不是将军阁下，二不是少校先生，我是帝国的——小军官。”说到高兴处，刘杰有时还粗着喉咙唱几句。他虽然常常把电影内容搞乱，但对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胡思乱想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我有时甚至很羡慕他的生活状态，假如他不抽风的话。 刘杰比我大六七岁，一直没有上学。我入小学的那年，他父母让他跟我一起去上学，我就领他到了教室坐下。老师进来，看到我旁边坐着一个满嘴胡子的人，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刘杰说：“我是傻子，我跟孔庆东一块来上学。”我说：“他妈让我帮助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他就犯了病，学校坚决不再要他。第二年他又试了一次，最后还是不行，他的父母只好绝了这个念。我很小的时候，刘杰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我上了高中，他还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下大雪，天地皆白，银片飞舞，我站在楼门口看雪。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旁边，也默默地看着。忽然，他说了一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我现在想到他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 刘杰的弟弟刘波，大家都叫他刘二，比我大3岁。他很小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到谁家都要偷点什么。我的玩具被他偷走无数，幸好他不偷书。长大一些，他不偷玩具了，改偷值钱的东西。慢慢地，他加入了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我们那一带有许多国家级的流氓大盗，以后我会专门描写。刘二在里面连三流角色也排不上。因为一等的大流氓首先要讲义气，为朋友排忧解难，两肋插刀。二等流氓要会打架，有一身好功夫。三等流氓也要做到不欺负弱小，不偷穷人，以及“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刘二打架没本事，只能欺负我这样的比他小三四岁的孩子，偷也只能偷他熟悉的人家的东西。因此他在黑白两道都被人看不起，只好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吹牛。有一个暑假，他教我们几个小孩偷东西，说先要练“二指禅”，拿一只盘子，边上抹了油，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去夹，什么时候夹起来了，功夫就练成了，百夹百中，在商店里，在汽车上，想夹谁的钱包，手到擒来。苦练了两个礼拜，我和另一个小孩都勉强夹起来了，可是发现刘二却根本夹不起来。从此他在我们心目中更没有任何地位。那之后很长时间，见到什么都想去夹一下，但就是不敢伸到别人兜里去夹。我终于明白，“偷”主要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心情，技术再好，不能进入那种心情，也是白搭。我自从练习夹盘子之后，字写得越来越差，因为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总是用不到一块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夹的技术仍然不错，字写得仍然难看，这就是我不学好的罪有应得的报应。 刘二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干活。在学校学习极差，在团伙中专业素质又低，因此人品越来越恶劣，撒谎不脸红，说话不算数，倒是越来越接近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刘二到了十四五岁以后，附近已经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他到谁家，谁家就全体出动盯着他。他只好到远处去作案，远处人生地不熟，常常失手，于是他成了拘留所的常客。他对我们吹牛时，便增加了一个重大题材。他的吹牛一是说他在拘留所里见到了某某大流氓，拜了某某为师，学了什么新本事。二是说他如何如何不怕酷刑，守口如瓶，决不出卖朋友。三是说他与某某过招，轻松获胜。他的话我是不信的，但觉得很有意思，便如同听他哥哥说疯话那样听下去。有一次在楼前，他说他因为聚众抢银行，被警察用铁丝捆住两个拇指吊起来，全身的重量坠在拇指上，皮都脱落了，他仍然一声不吭，保住了一个名叫侯三的哥们。我想起电影《钢铁战士》中监狱里的叛徒欺骗解放军说：“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都没吭。”刘二接着又说那个侯三如何不够哥们意思，出去以后骗了他家的钱，还把他的东西给卖了，他在拘留所里教警察“八步赶蟾”，警察才把他放了，等等。正说着，忽然楼那边有个瘦子喊“刘二”，刘二见了，站起就跑。跑了几十米，被那人追上掀翻便打，只见刘二跪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鸡叨碎米似的磕头不止。楼里一群人上前喝住那个瘦子，问他凭啥打人。瘦子说：“各位叔叔大爷，我侯三吃了熊胆也不敢跑到你们18天来撒野，我请叔叔大爷给评评这个理。他偷了纺织厂工人的100多条裤衩，在拘留所里，警察还没动他一手指头，他就诬赖是我偷的，结果他出来，我进去，他又到我家骗钱，还把我的车子和军大衣给卖了。各位叔叔大爷要是说我没理，我就在这儿让大伙打成肉饼。”有个叔叔说：“你有理，可你也把刘二打了，谁也不欠谁的，你走吧。”从那以后，刘二不再对我们吹牛了。 老刘婆子对刘二从小溺爱，看见别的孩子打我，她来干涉，但刘二打我，她视而不见。长大后想管教已经来不及了。老刘婆子也到我家来哭天抹泪过，说她自己家里的革命工作没有做好，养了这么个逆子，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1980年秋，我考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高中——哈三中，刘二则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监狱——哈三监。我想起刘二教我的一首监狱歌：“乌云笼罩着哈三监，这里的生活不一般。大碴（cha）子粥啊倭瓜头，吃得我们好胃酸。”我把它改成了：“阳光照耀着哈三中，这里的生活不虚空，数理化啊德智体，乐得我们好用功。”后来我家搬了家，就再没见过刘二。 老刘家的女儿叫树枝，是刘杰、刘波的姐姐，我叫她树枝姐或大姐。矮墩墩，黑乎乎的，挺老实，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她爸厉害，比她妈懦弱，比大小子灵，比刘二傻。但老实人也有出名的时候。她长大后当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竟然贪污了240块钱，受到单位的公开批斗。因此她得了一个外号，叫“二百四”。但她依然活得很踏实，别人骂她“二百四”时，她回答道：“不要脸！”这句回答真是莫名其妙，不知是说“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还是“骂人家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有的坏小子存心戏弄她，喊一句“二百四”，她就答一句“不要脸”，对方喊得快，她也答得快，听上去“二百四，不要脸，二百四，不要脸”，好似运动场上的加油声一般。她从来都没有悟出其中的语言陷阱，所以永不气馁。时间长了，对方反而觉得没趣。我们经常觉得“对牛弹琴”这个成语是讽刺牛的，其实该讽刺的是弹琴者，牛自有牛的精神世界，安知弹琴之际，牛不在心里美美地窃笑呢？ 老刘家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讲卫生。老刘婆子身为组长，经常号召居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背“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语录。但他们家的卫生都是表面的。干净的被子底下全是脏衣服，干净的锅盖下面全是没洗的碗筷。米不淘就煮，菜不洗就切，生冷不忌，到处蝇歌蚊舞。我爸虽然粗鲁，但在人民军队里养成了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常说他们家这样吃非吃出病来不可。我说“老头皮”他们家不也这么吃吗？我爸说，“老头皮”他们家是干重体力活的，好比老虎和熊瞎子，什么都能消化，老刘家是不干活，又不念书，一窝病秧子，再不讲究点卫生，那不是作死吗？ 老刘家还抽烟，两个大人，加上个刘二，抽得烟雾从门窗直往外冒。我爸说：“这家人可真傻，有那个钱，还不如买酒喝呢，抽烟，可真傻！” 我从小就觉得老刘婆子一身都是病，可她总是精神抖擞的，即使猛烈咳嗽时也不显得沮丧。她永远在忙碌着，上班，购物，做饭，开会，发言，宣传，串门，收钱，抽烟，打牌，吵架，道歉……然而有一天，她去参加二单元的一家婚礼，酒席上还谈笑风生的，给新郎新娘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出来走到我们单元门口，一跤摔倒，抬回家就死了。她的生命已经耗尽了，死时还不到50岁。 老刘婆子死后，老刘头表面很沉着，照常下臭棋，干傻活。别人也开导他说，这回没人管你了，你自由自在欢度晚年吧。但他衰老得很快，好像有小鬼勾魂似的。有一天他说：“我就是舍不得大傻子啊。要没大傻子，我早让刘二气死了。”我上北大后的一个暑假，听说大傻子刘杰死了。再一个暑假，听说老刘头死了。树枝出了嫁，刘二在哈三监刑满出来，但不久又进去了。此后我每获得一个学位，就得知刘二又进去一回。我每次去访问老邻居时，都盼望能见到刘二，但他仿佛成心拒绝我走进他的世界，每次都在我回去前夕，被判刑或是加刑。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回哈尔滨参加妹妹的婚礼，听说刘二惹恼了一个流氓，那个流氓来找他说理，只打了他一拳，刘二倒地就死了。才30岁出头，不知为什么身体这么弱，我一直以为早夭的都是知识分子呢。 老刘家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树枝姐不知住在哪里，但她的孩子已不是老刘家的后代了。老刘家的死者不论善恶好坏，都已经远远地飘逝。我想他们死了也未必是悲痛的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恐怕不喜欢融入今天这个世界。我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但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仍然经常感到迷茫，感到自己很傻。我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那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 祝刘大爷、刘娘、刘大哥、刘二哥，安息！ （本文特为白领刊物而作，希望翻身能够不忘本焉。） 快开门 喂，是x大吗？我找老k呀…… 哎哟老k，我是小d呀。哥们儿有一事相求，老同学可务必得帮忙噢。我们校成立起一个“改革信息托拉斯”，鄙人有幸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什么？啊，那可不敢当！我听说贵校的改革硕果累累呀，今儿个就是要向你取点儿经，谈一谈怎么样？……哎——别客气嘛，你怎么也总是之乎者也，老气横秋的……电话上不好谈？先简单提几句吧，改日再拜访……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啦，比如说，你们最近实行了什么改革新花样之类的…… 啊？晚上十一点统一关灯？这也算他娘的改革呀？我们早就卡死了晚上十点半熄灯。啊？就连这还造反哪？哎哟，你们可真新鲜！怎么？示威游行了？……嗯，……嗯……反对什么？“发扬一二·九传统，反对一二·十熄灯”，哈哈，真逗！那天正好是12月10号。准热闹吧？你老兄能袖手旁观？……啊，……啊，可惜我没去，不然我也会把衬衫脱下来烧掉！有五六千人？太壮观了。还有留学生？什么？把家包围了？谁……校长的家！哈，那不成了火烧赵家楼了吗？还有什么？ 哎——这可不像话，怎么把人家汽车砸了！你们也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我看十一点就不算早了……是呀，你们还有通宵教室，那还折腾什么劲儿啊？…… 什么？不是为了熄灯？只是借机闹一下，主要……对食堂有意见哪？你们食堂不也承包了么？大点儿声！越承越不行？越包越糟糕？难以下咽？咳，要改革，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嘛。比如我们系的阿c，认为住四层下楼梯又费时间又费腿，决心要改个样子——人家半夜睡醒了从窗户出去了！当然节省时间啦——比别人提前几十年到达目的地了。哈哈，不过精神可嘉。你刚才说…… 馒头像石头？你不会吃包子吗？里边有小动物？咳，真老外！那才有营养哪，人家外国现在就时兴活吞蚯蚓、生吃大……好好好，不说了。教学上有没有来个什么变法呀？ 都不爱上课？为什……教室没暖气？那好哇，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手脚麻木一些没关系，俗话说，手脚要老实嘛！冻得大家集体打喷嚏？哈，那准像喷泉似的此伏彼起、五彩缤纷喽！而且有声有色…… 考试还是闭卷啊？我们也……嗳，闭就闭吧，要不会都不会，大家闭着眼睛摸瞎呗！也许瞎猫碰死耗子就蒙对了。现在的毕业生、研究生有几只不是瞎猫？一提这事儿我也来气！可咱们小老百姓气出肺气肿不也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所以干脆，“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是啊，你说得对，咱们也吃肉。那都是些什么肉哇？净是猪脖子、猪肚子、猪胸脯、猪苦胆！真正猪屁股上的肉，咱们一块也吃不着呀！咳，又扯到食堂问题上来了。什么？食堂只是一个象征？老兄高见！等会儿！让我记下来，象征……其实咱们一样，都是教授官僚主义的受害者…… 对，是要奋发点。老k，下次你们再闹什么学潮劳什子，别忘了来电来函告诉我小d一声。我们托拉斯一定组织队伍前去会师……一般都在晚上？不要紧，就是半夜，也要把他们拖出来、拉出去，撕开被里作大旗……真的，你甭笑。那天中国队踢赢了，我们不就有人去串连吗？当然，违法的事儿咱哥们儿可不主张去做，靠那玩意哗众取宠真有点儿丢人，你老兄可要注意那样的孙子…… ……对嘛，天下大学生是一家……没什么，你可别客气。我原来真想从你那儿探听一些真正的“改革信息”，我也好立下点子功名。谁知咱们是半斤八两，一对臭棋篓子。不过我们的制度可比你们严，师傅们到点儿就准时下班，现在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打……哎呀妈呀，我出不去啦——师傅下班从外面锁上门啦！哎老k，你赶快去查我们值班室的电话，让他们来开门，可别挂断啊，我这儿的号码是三七二十一二一，快点儿，天都黑啦…… 什么？你也出不去啦？天哪！…… （本文系为学生刊物约稿而作。） 五四难追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射”。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民主，国民党政府又比xxx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于是，“五四”的学生们就闹得令我们今天颇有几分难以接受。他们闯入私人住宅，殴打国家的中央级领导（章宗祥跑入一家油盐店，被学生追上去，打得半死），还放火烧房。（这不就是“打砸抢”吗？主张“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学者又有了“扎实”的论据。）这从法律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给个说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个学生和1个店员，应属于正常执行公务。 可是学生大闹特闹，硬说赵家楼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无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学生一看政府是纸老虎，就从此天天游行，日日叫骂。政府气急败坏，没心没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学生，关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军警看守。没想到北大学生全体出动，扛着行李，要求集体坐牢。消息传到各界，全国沸腾，罢工，罢市，罢教，罢演。政府撑不住了，马上到“监狱”给学生道歉，恭请学生迈步出监。学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来。经过再三恭请，学生终于给了面子，出来了，临走顺手把警察给反关在里面。政府什么也没说，连夜批准曹张陆三个卖国贼“辞职”，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个学校，像小学生给老师送检查一样。最后，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到此大获全胜。 “五四”以知识界对政府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结束，于是，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服从知识界的指导：强化自己。这强化没有几年，就出现了知识界未曾料到的问题。“三·一八”惨案中，政府用刀枪棍棒对付学生，大开杀戒，连鲁迅这种看透历史的人都连呼“竟不料”。此后的政府就越来越强大，统一了中国，消灭了军阀，赶走了鬼子，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委员长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之一。可以说，“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达到了。然而，学生再也不能自由地游行了。也就是说，呼唤强权政府的“五四”是在软弱政府之下出现的，最后却在出现了强权政府之后，丧失了“五四”的气象。这能说是“五四”的错误吗？ 目前泛滥着一种学术套路，凡是现实的问题，一律到历史中去挖根源（可以叫做学术上的“揭批查”）。现实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文革”把人心搞坏了。“文革”为什么那么坏？是因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沿着这个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开。现实为什么这么坏？是因为上帝造了人。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有联系，而是应该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主因还在现实。如果说现实都是由历史决定好了的，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学术呢？研究历史的目的应该是研究当时的“现实”因素的互动，以启发我们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如果把罪责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于是逃避对现实的审视和判断。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败，那实际是义正词严地声讨死者，而宽恕和纵容了所有活着的凶手。 否定“五四”，顺理成章地就会否定革命，否定启蒙，否定“为人生”，否定一切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区，抹杀十七年，消解鲁迅，嘲笑雷锋。思路淆乱的不会是历史，它只能淆乱现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论点。但这样的双方论点，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乱了别人的也淆乱了自己的现实。 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套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满关爱的人，才会写出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感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随时可能脱缰的时代。 （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 评头踩足篇 评论家都标榜君子动口不动手。其实，当你指点人家的青丝时，就可能已经踩到人家的玉足了。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命运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保持职业道德。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像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像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备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30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本文深受众多陈平原崇拜者好评） 坚强的脆弱 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片红叶飘落的时候，我把一本书稿交给了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名《空山疯语》。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特别脆弱的意思。你想，连疯话都得跑到空山里头说去，还不脆弱吗？”没想到，话音未落，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公然剽窃了我的创意，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一本怪书，名字就叫《脆弱》，作者是“橡子”，含义为“像你”，意思就是公开剽窃你、气死你的意思。 本人深受武侠小说之害，每遇冤屈，不喜欢对簿公堂，而是喜欢暗中报复。窦尔敦在《坐寨》中唱道：“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于是，就仔细阅读这本怪书，希图搜剔出一二反动言论，把它一家伙告进衙门，给它个满门抄斩，嚓！嚓！何其快活乎哉也么哥！ 然而一篇读罢，却发现这家伙并不值得报复。这本书号称是“融合了思辩、叙事和梦的诗体小说”，但我们革命人民都知道，“思辩”、“梦”，还有“诗”，都早已经定格成20世纪80年代的化石，用书里的话说，“被时代屙在边缘上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叙事”，紧握住时代的马尾巴，在20世纪90年代的戈壁上被拖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脆弱》的阅读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种弥漫在宿舍楼道里的诗情画意的情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高贵，那种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道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巴狼、离美女20米就早泄愣夸口是“采花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出来。 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敏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出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种。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子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流露出由20世纪90年代处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出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出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坚强。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交出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色，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 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个信仰坚定的年轻和尚虚竹，他在遭受暴力劫持的情况下，连破了荤戒、酒戒、色戒、杀戒，他对自己的“脆弱”很恼怒、很无奈，但他没有因为破了戒就动摇对佛的信仰，他仍然以一名优秀和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在这里，金庸写出了人性真正的坚强。《脆弱》的作者也是一样，80年代的戒律，他恐怕也有意无意破了不少了，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脆弱。但是戒律本来就不是永恒的，戒律从来就不是目的。在一个只讲戒律、不讲信仰的时代，小心地收藏好自己的信仰，这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这实在是一种坚强。 当然，坚强是没有必要炫耀的。找一座空山，吼几句疯语，就足够了。读到最后，忽然发现《脆弱》一书原来的名字叫做《近似深渊的无边蔚蓝》，这不就是“空山”的意思吗？好，橡子，你又欠我一回！ （本文颇受橡子当年同学好评） 更上一层天 一不留神，张天天已经长成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照俺们东北的习惯，这就算拳头上立人、肩膀上跑马的“大人”了。谁像北京人脸皮那么厚，三十五六了还脆生生地愣管自己叫“女孩儿”，吓得俺们东北老爷们儿成宿成宿做噩梦。可在我脑子里，张天天这丫头还是个没上初中的小破孩。其实我头一回见到张天天，她就已经初二了，跟着父母来北京做个电视节目。可我怎么瞅怎么觉得这孩子顶多小学四年级，瘦瘦小小，老实巴交，不疯不闹不时髦，父母说句话她乖乖地听，是个大人她就叫叔叔阿姨，这哪像个中学生啊？你瞧我们伟大首都的中学生，一个个都圆滚滚肥嘟嘟的，张口哇噻闭口丫挺，说句话父母就必须乖乖地听，是个大人他们就敢叫老不死的。我之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市井黑话，多一半是在公共汽车上跟这些胖弟肥妹学的。故此我一听说张天天因为写作受到媒体的伤害时，就特同情、特义愤。老夫也是从小就有几分写作歪才，也是因此从小就饱受打击摧残。幸亏那时候没写出《真心英雄》这样的名噪天下之作，否则那会儿还是“四人帮”时代，万一被什么“石一歌”、“丁学雷”之流咬两口，老夫可就没法接好革命先辈班，闪闪红星传万代了。 看张天天的《真心英雄》，是不能用我们这些专门吃文学饭的“老不死”的眼光去看的。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说：咱们都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看什么作品都是看人家的毛病。但是我想，我们看“老不死”的作品时不妨多看他们的毛病，因为这是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可当我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满腔的真诚写出的文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俺自己十几岁时，写得出这样的文字不？我们应该依据一个人达到了什么标准来评价他，还是依据他没有达到什么标准来评价他？假如我们发现鲁迅的手稿里有一个错别字，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文学巨匠？假如我们得知爱因斯坦不会修理灯泡，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物理大师？我们许多“老不死”的专家学者，自己年轻时，拼命鼓吹宽容，撒娇撒谎带撒泼，可爱极了。一朝成为“老不死的”，则对孩子们百般挑剔，万般压制，说是严格要求，规范管理，说穿了，不过是嫉贤妒能，借刀杀人。少年作家生活阅历少，也就是说看过和干过的缺德事不如我们大人多，这先天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出手就写出个《红楼梦》或《人间喜剧》来。所以我看他们的文字，第一看是不是真心，第二看是不是有才。是真心就等于路线对了头，是有才就说明孺子可教，其他问题时间自会解决。最近上海出了个名叫韩寒的少年作家，别人告诉我这后生骂了不少大小名人，连我也骂了。我在书店里翻了翻韩寒的书，觉得虽然是“小小黄雀才出窝，不骂几声不快活”，但第一是出自真心，没有宗派私见，第二文字流畅，开口一骂语成河，况且他为了骂得尽量有理，还真读了不少书。这样的后生就值得培养。我见过的少年作家已经有十来个，共同特点是有才，但由于心术各异，道路便也殊归。有的昙花一现，泯然众人矣；有的骄狂不可一世，结果连众人也不如。只有那些真心热爱文学而不是文学之外的虚名浮利者，才能去掉“少年”，还是“作家”。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读张天天的《真心英雄》的。我当时还想，也许就是由于她的瘦小，她才拥有如此丰厚的想像力，还有她那会儿有一种后背很疼的什么病，不能经常到外面去疯跑，因此日以继夜地圈在斗室里，构建起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从那一行行带着热气儿的文字中，我感到张天天所代表的祖国的花朵们，对世界、对生活是何等的充满热望、纯情和挚爱。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虽然有责任告诉他们世界的“另一面”，但是我们能够面对他们所展示的“这一面”无动于衷吗？从那时起，小作家张天天就以一个瘦小、朴素、文静的东北小丫头抱着一本厚重、华美、热闹的大部头的形象定格在我的印象里。 未曾想隔了不到两年，张天天以一部《玛雅王朝》毅然走出了《真心英雄》所代表的卡通迷宫。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直接描写玛雅文明的长篇小说。多少文坛高手都未敢染指这一素材，不是他们笔力孱弱，而是他们的想像力不够浩大。张天天作为一个亚洲少女，选择了一个欧洲主人公的眼睛去凝视一个美洲的古老文明，她所搭建的这一叙事陷阱，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文学解剖师也不乏吸引力。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对于玛雅文化资料的熟稔或许并不值得讶异——读书破万卷乃文人当行本色，没啥可吹嘘的——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驾御这些资料的游刃有余，使扑朔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与奇特的风俗、诱人的传说结合得水乳交融。尽管书中仍然闪烁着“少年写作”的影子，如主人公的理想化、人物性格的卡通化等，但比之于《真心英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天天已经“更上一层天”。确切地讲，她已经到达少年写作与成人写作的边境，她正在从童话的沙滩迈进历史的大海，而且很快即将在历史中披涛斩浪。我所希望的是，像张天天这样的“少年得志”者，在历史中不要忘记童话。从童话到历史固然是上了一层天，而没有丢弃童话的历史会让你们不断地“更上一层天”。玛雅文明本身便是童话与历史的交织，《玛雅王朝》的魅力便在于赋予这种交织以一个非常合身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不论此前此后有多少关于玛雅文明的作品问世，张天天的这部《玛雅王朝》都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性。真心，终于诞生了英雄。 张天天不是以炮轰和批判成名的，她是如同精卫填海蚂蚁构巢般一点一滴建立起自己美妙的文学宫殿的。这样的人，成了名也会保持平常心，受了伤害也不会歇斯底里。因为恰恰是那些看似脆弱的童话，支撑起他们在正义的历史时空中的脊椎。有一天，张天天也会变成“老不死的”，不老不死的，是我们的童话，正如玛雅王朝的人都死了，而玛雅的13颗水晶头骨，却在茫茫宇宙间永生。 （本文作为张天天新作序言时，有所删节） 情深意切十九札 认识朱青生老师——也就是江湖上通称“老朱”的这位怪侠比较晚，虽然他的名头很早就在脑子里存了盘。好容易在一次会上认识了他，没想到他站起来发言第一个批评的就是我，以我的文章为例，批评中文系的文章文学性太强，不够理性。我当时心想，这位朱老师可真是书呆子，批评我们中文系的文章太文学性，这不是要砸俺们的饭碗吗？你怎么不批评数学系的文章数字符号太多呢？ 后来几次与这位北大十佳教师的接触，加深了我对他的“书呆子”的印象。他长得清俊温和，微微透出一缕因勤奋博学而萌发的自负。操着一口文雅的南方普通话，一板一眼而又丝丝入扣地表述着他的独到见解。我注意到他特喜欢谈论“理性”问题，他以自己严谨的逻辑思维去评价那些逻辑性不够强的文字和理论。他非常善于梳理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比如你随便说一句：“我是色狼”，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色狼在古希腊文中意为彩色的狼，在拉丁文中意为红狼，在梵文中意为骗人的魔鬼，在爱斯基摩语中意为狐狸，在古代汉语中意为神色慌张，在现代汉语中意为在爱情上积极进取的勇士……当他沉浸在这种种范畴的条分缕析中时，你会发现他焕发出一种职业的兴奋。也就是说，老朱是以高度的热情来积极宣扬当今学界所普遍欠缺的理性精神的。 读到老朱以通信方式写成的学术规范指导《十九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相见恨晚。在我18年前走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没有这样细致入微的治学指导。我稍稍有点嫉妒老朱这19封信的收信者——他的那些幸运的学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读书卡片，怎样清理学术概念，我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至今也仍然处于笨拙的低效率状态。当时若有老朱这样系统的指导，该省去多少宝贵的时光。所以我说老朱这本小册子可谓“功德无量”，它能够使多少莘莘学子摆脱“刀耕火种”的蒙昧治学方式，迅速站在前人的肩头，顺利走上学术正轨。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经地谈方法、谈理性，我却读出了他冷静背后的一腔真情。他是怀着对学术的爱，对学生的爱，带着他那点书呆子气，用他全部的治学经验和生命体验，来写这十九封长信的。《十九札》使我想到许多该如何治学、如何为师的问题。北大不乏各领风骚的优秀教师，但能够将自己成功的经验以可传授、可操作的方法这样教给学生的，朱青生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之一。不才我在北大也算是十多年来小有微名之辈，比起朱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功，不禁汗颜。这并非仅仅因为朱青生学兼中与西、打通术与艺，更因为他对整个北大、对整个中国学术恫瘝在抱的那份情深意切。《十九札》的口气虽是对学生的，但我以为对大多数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具有极好的补课意义。 《十九札》中某些细部的具体主张和规范，我以为不一定对各个专业都具有普遍性，学术和教育也不是单凭理性就能够健康发展的。但《十九札》所显露的这种对学者和教师岗位的敬业精神，却穿越体制和专业，是治学者和为人师者普遍应该具备的。 （发表于《青年报》） 孤行影自迷 信息时代的降临，是否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古人云：“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虽然夜夜思君不见君，但是日日同饮一江水，因此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讲的孤独，大抵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心造的幻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不以客观事物的演变进化和客观环境的新旧好坏为转移，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一直处在“信息时代”。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硬盘”，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客”行动，焚书坑儒则是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发作。我们目前所惊叹的这个“信息时代”，不过是早晚要来并早晚要过去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无非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什么“虚拟现实”，于是人们担心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会进一步减少，阿q不再去赵太爷家舂米，而是坐在电脑前彻夜搜索着“吴妈”。然而冷静地想想，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不虚拟的现实里过？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虚拟文明，想象文明，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源于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动物”。要说孤独，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被女娲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周口店的河岸上相互撕咬的时候就是孤独的。要说不孤独，伊甸园里有恩爱，巴别塔下有合作，我们一起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我们一起在周口店的河岸上打渔杀家。孤独不孤独，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而在于人自己所选择的感情方式。 孤独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比高贵的，易卜生的一句“最孤独的人是最强有力的人”，坑害了多少中国好汉。孤独仿佛就是不俗，仿佛就是有思想，仿佛就是缺少知音，仿佛就是遭受迫害，仿佛就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如果说这种对孤独的崇拜在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思想的敬仰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堕落成一种矫情的作秀。记得一部叫《柳河的故事》的电视剧中，一个老农民也无比深沉地呼喊道：“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矫情的惩罚，出现了一首歌，名字叫《孤独是可耻的》。 正如萨特说自由是在监狱里也不能被剥夺的一样，孤独也是不能被制造和剥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洋般的鲜花中，你可能感到孤独，而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于旗杆顶上八个昼夜，你也可能毫不孤独。杨子荣唱得好：“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杨子荣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以不孤独为荣。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成为个人英雄，所以我们常常以孤独为荣。而那些真正的“千百万阶级弟兄”，却浑不知孤独为何物，他们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上网便上网。信息时代的降临，并不等于黄宗羲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电脑里长不出庄稼，网络上也不能做爱，一切生命问题，最后还要靠肉体来解决。在网上寻觅孤独的人，在网下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生活中两肋插刀的人，在bbs上也见义勇为。所谓信息时代，改变不了我们生活的本质。迷信技术革命的神话，才会使我们陷入预设的文化圈套。 十多年前，全世界都在鼓吹“第三次浪潮”，好似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一般。我当时写下一首《将进酒》：“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寒夜无眠非不困，晴天欲雨有何奇。愿闻金鼓飞黄鹤，岂爱玉笼锁碧鸡。温酒一杯且稍候，凤凰台上唱虹霓。”今天，面对更加汹涌的种种“科技邪教”，我还是这个态度，孤独是孤行的结果。如果你热爱孤独，那你就勇敢地孤行下去，不必担心你的身影被黑暗吞噬。如果你不那么热爱它，那你就勇敢地飞出各种神话的象牙塔。正像北方评书里常常用来卖关子的一句话：“拆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本文被多家媒体转载，幸未更换作者姓名） 苦海中的孤灯 ——试解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 废名（冯文炳）的作品，以其出了名的生涩怪诞，在现代文学园林中独树一帜。就连对他最为推崇的周作人，也认为废名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尤其是他的诗歌，读来简直如同小猴吃核桃，不知从哪里剥皮。但是，任何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作者独特的思维逻辑，只要找到了作者那个独特的思维原点，顺藤摸瓜，那么，天下就只有尚未解开之作，而无绝不可解之诗了。 废名的诗作也是这样，我们通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笔下最常出现的几个意象是：海、镜子、宇宙、树、花、灯、鱼等。这几个意象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被直接描绘的对象，而是以固有的特定内涵而成为作者负载着固有思想感情的抒情工具，而且已组成了独特的意象系统。这样，就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佛家思想与废名的诗歌的关系。废名对佛经作过许多研究，深受熏陶。文学史上大凡潜心过佛理的作家，都免不了流露出“晨钟暮鼓”之气。他对同受佛学影响的许地山的作品也很感兴趣，颇予青睐。他在讲解自己的几首诗时，虽然是尽量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但仍可看出佛理在他心灵深处的投影。另一面，文人学佛，毕竟只是借佛以悟文，真正的佛门弟子是不应该有以诗成名的俗心的，就连严沧浪还因此受到讥讽，卞之琳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所以，以禅入诗并不是布道或者图解，而是二者结合后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否则诗佛就不是王维而是达摩了。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废名的作品，就能从思想内容上把握到其思维原点，再加上一些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敏锐捕捉和体会，就可以透过烟雾，参见真佛了。 废名作品的真味究竟何在，有人曾形容道，读废名的作品，犹如一个扶拐杖的老僧，迎着风，飘着袈裟，循着上山幽径，直向白云深处走去。这种说法到底确切与否，我想根据以上我对废名诗歌的基本认识，试解一首来稍作检验。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历来被认为不知所云，他本人也未尝解释过。下面我就试着解上一解。先看原诗： 十二月十九夜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 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1936年 题目是“十二月十九夜”。有人说，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纪念意义。其实，以日期作题目的诗并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意义，有时仅仅是标明写诗或产生诗兴的时间。这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往往还同时起到了小注的作用。尤其废名说过：“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他在讲到自己的几首诗时几乎都说是在一种偶然的环境中突然萌发出诗情。如《理发店》一诗就产生于他在理发店刮脸之时，《街头》一诗就产生于他在护国寺街头看汽车之时。所以，可以说废名的诗作是一种“顿悟”的产物，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这也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有别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人精心制作的诗歌之处。这样，我们再来看“十二月十九夜”这个题目，它不过是说明了该诗的写作时间或描述时间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而已（由前后诗作写作顺序推知应该是公历）。 题目弄清了，下面开头两行便是“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 “深夜”二字紧承题目，可作上述分析之旁证。“高山流水”是一个典故，就是俞伯牙演奏古琴，声如“高山流水”，而被钟子期听出，二人遂成知音的故事。以后，“高山流水”便成为千古知音的一个喻象。这样，前两行所表达的就是作者在深夜里对着一枝孤灯（而不是一盏），把灯认作是惟一的知音，实际上也就是独对孤灯的一种寂寞的气氛。 第三行“有身外之海”。“海”在佛家的理论体系中指人世沧桑，有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常常比喻人生的艰难。作者这句是说，灯下独坐，思绪万千，想起了“自我”之外的无限广大、无限辽远的茫茫人世，如大海一样，苦浪起伏，变幻不定。一个“有”字，点明了这人世感慨是自然而然地袭来，使人不得安宁。诗句从节奏到遣词散发出一种无处排遣的沉闷之感。实际上已然确定了全诗的基调是一个孤独的主旋律。 第四句突然一转，“星之空是鸟林”，好像电影镜头在苍茫喧嚣的海面久久徘徊之后，忽而一摇，展现出一个清新明远的星光灿烂的夜空。“鸟林”意即自由的所在。“星之空”明显是与“身外之海”相对立的意象，那么也就是“身内之海”，指自己的精神天地。结合上面几行和下两行“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意思是茫茫人海使人苦恼、烦闷，而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灵魂才能如鸟归林一样地自由翱翔。内心世界如花一样纯洁美丽（佛教中“花”的本义），像鱼一般自在逍遥（也可解为暗示“爱情的自由”），然而这些不过是空中的梦幻而已，美丽但是虚无。 第七行，“海是夜的镜子”，表层意思是，大海能够映照出夜的影像。实际上，“夜”字由于在头两行被纳入了一个特定的思维逻辑，这里就变成了“孤独”的象征。这样，这句就是说，在茫茫人海中，我看到了自己孤独的影子，就像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面前，发现自己形影相吊一样。另一解，视“夜”为一般诗中“黑暗”的象征，内心灿烂，人海黑暗，两解同一。全诗共三大句，“身外之海”用第一个句号，此处用第二个，旋律很分明。这句紧承上句关于空虚幻想的感叹之后，再一次弹奏出孤独的主旋律。 第八行，“思想是一个美人”，作者在反复咀嚼人海的苦水，孤独的涩果之后，渴望寻找到一个安乐舒适的小岛，那么，只有回到自己的心海中来，玩赏自己意识世界的精致之作。接下去几行，“是家，/是日，/是月，/是灯，”这是描述在自己的思想、精神天地之中，可以出现完美无瑕的美好事物，美人是一个抽象比喻，联想由此辐射，像家庭那样舒适，像太阳那样温暖，像满月一样团圆，像面前这枝灯那样是自己的知音。思绪飞腾一圈又回到眼前。这几行对空幻的美满境界的寻求，更加反衬出诗人在现实时空里的孤独。 最后三行，“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炉火”是诗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取暖的用具，“是炉火”紧承上句，说思想还能像冬夜炉火一样，在荒漠的人海中给诗人以光和热。但是诗人马上看到了跳跃的火苗，以及墙壁上伴随着火苗忽闪不定的物体的影子，由此而想到，墙上的树影归根到底要决定于真实的树的存在。“树”本来并非佛教中的基本概念，但废名作为“俗家弟子”可能用来指一种本体存在。佛家素有“身为菩提树”之说。“墙上的树影”意即一种虚幻的存在，因为这里的“树”一不能乘凉以平息孤独，二不能使人修成正果，只能烧成虚无的记忆。诗人这句的意思是，精神世界中自造的炉火虽然也能给人以慰藉，但毕竟只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幻影。连同下一句“是冬夜的声音”，共同造成了一个“虚静”的氛围。佛家有句格言，叫做“无声不寂，有色皆空”。这句诗可解为炉火在冬夜里微弱的声音，也可解为炉火如同冬夜里微弱凄空的声响一样虚无缥缈。这样，最后这三行诗就又回到孤独的主旋律上，完成了一个“孤灯长想”的意境。 以上逐句解析了这首诗。把全诗十五行连起来看，仿佛是一支孤独忧郁的小夜曲。寒冷的冬夜，作者独对孤灯，浮想联翩。一会儿在想象的世界中得到抚慰，调子舒缓、安闲；一会儿又意识到眼前的寒冷、孤寂，发出轻叹。经过两次反复，于抒情曲线中完成了全诗。 由此可见，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实有一定深度，既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又是超越具体时代的群体意识，存在着与读者发生共鸣的客观基础。尤其是全诗制作精巧，结构浑成，语言纯熟，意象准确，节奏张弛有致，韵律舒缓自然，因而，这首诗算得上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此诗在意象上和用典等方面缺乏文学符号应有的社会性，人为地在读者面前筑起生涩之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雕琢，而是来源于废名对诗歌的总体看法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创作思维定式。比如说，废名强调过：“诗不能不用典故，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废名追求写一种所谓“立体”的诗，这样，他在把诗情转化为诗文之时，就根本不会考虑接受客体。因此李健吾先生在肯定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笔的精炼”的同时，说他“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逃逸光怪陆离的人世”，“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加上爱用典，使读者“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从而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果等等。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过分地玩赏感情世界那些精致典雅的小“摆设”，就会使人觉得格调不够高，境界不够阔。鲁迅先生也批评过废名，说是“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此话虽然有些过重，但闻者却应该深以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来讲，废名好像精心制作了一盏宫灯，可由于他把读者推得太远，人们很难仔细地观赏，只能隔着茫茫的苦海，从远处那枝孤灯上领略到一点浮光掠影的光彩。当然，这种情趣，也别具一番美学滋味。这也许就是废名诗作的独特价值吧。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20世纪的“五四”运动。 如果说“五四”是20世纪中国的黎明，那么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候，20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长，从未有人界定过。假如没有呼唤，没有呐喊，黎明会不会自动到来？当人们呼喊过，撕裂过，冲锋过，仆跌过之后，这便成了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课题。 “五四”的意义，远非赵家楼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xdx潮甫歇的1921年来近距离地回瞥“五四”，就会发现，刚刚过去的五六年，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国，开始呈现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气息。所谓“五四”，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灵童转世”，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文化时代的胎动期。 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 蔡元培说：“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实际上为新思潮、新文化开拓了阵地。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比如辜鸿铭，他讲的是英国文学，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 事实上，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向性。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平等空间”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陈独兽”或“陈毒蝎”。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 当了解人生之真相。 当了解国家之意义。 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道”。 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齿轮上的新油和旧泥交融在一起，挂钟上的1234和子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水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外国鬼子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圆明园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出来，从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来济世；从阴阳五行八卦，到画符念咒作法；从桃园三结义，到唐僧四师徒。集合了姜太公、诸葛亮、赵子龙、岳飞、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济公、武松、黄天霸、秦琼、杨家将、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强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股逆流。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描写过“五四”时期闭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就在此时的四川，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他的名字叫吴虞。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发行到成都时，只有5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 吴虞深深地为《新青年》所吸引，积极投身这场文化变革。他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说： 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恢张君权，崇阐儒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 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拒杨墨。 吴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子学说进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南陈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乡愿与大盗》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但同时李大钊说明：“余之抨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是伟人。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吴虞也说过孔子是当时之伟人，李大钊说孔子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道德。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会创造出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可见他们并非像今天一些无知学者凭空想象的那样全盘否定孔子，而是认“五四”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为一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驱的意识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在今天，特别应该纠正的是，“五四”时代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句被后人误传的口号。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种思潮组成的，有比较激进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较保守的，例如学衡派，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但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现代进化的最大障碍。 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数。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树人”和“作人”，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从“灵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创造“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个人的文学”，又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他说：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纯美学”、“纯艺术”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沉痛地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呐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 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涂鸦”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子》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出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终身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力极强的杂感，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感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分筋错骨手”，进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进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 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若从时间上看，1917年的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的新4卷夏季2号上发表的《一日》，目前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篇小说对于当时的国内文坛并无较大影响，作品本身也浅白直露，倘一味强调其“白话”价值，则恐怕上溯起来，在此之前，白话作品多矣。 1919年，是“问题小说”之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冰心的《谁之罪》，题目就是带着问号的。刚爬出矿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刚撕开铁幕的斗士，则满眼都是疑惑。这些在今天看去显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当时却令中国人开始明白什么叫做“问题”。中国人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国家是什么”等以前几乎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是无关紧要的，但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算是跨进了“现代”的大门。 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它使中华民族克服了这场危机，倡导并确立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语言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使这个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创造出一个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等对话的新中华文明。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更多地强调它为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建造了舆论阵地和生存环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现代中国的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这些固然都是正确的，但对于20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之前的一场“狂飙”。既然是狂飙，则难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论，有一些不够成熟、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例如吴稚晖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把骈体文称为“选学妖孽”，将桐城派称为“桐城谬种”，傅思年说传统戏曲“毫无美学价值”等，但这些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所校正，只要换一换角度，任何言论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来。对“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评，而是赞美了。 孔夫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当时的变革图强，我们都要变成披头散发的野人了。“五四”狂飙过后，打扫出一片开阔的搏击场。要知场上谁主沉浮，则须看1921年的风吼雷鸣了。 （本文为百年文学总系之《谁主沉浮》的开篇） 点金成石篇 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金庸小说艺术的评点者。可惜真正的艺术不是可以随便评点的。活生生的金庸小说，都被我点成了木鱼石。 公主的爱情 天下将有大变，身居深宫，不如远涉江湖，你要记得我这句话。——《碧血剑》第十八回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刺杀大清皇帝未果，却遇到了对他一见钟情的公主阿九。袁承志想到闯王即将进京，兵荒马乱之际，皇宫特别危险，所以暗示这位可爱的公主出宫避祸。哪知阿九深情款款，会错了他的意思，低头柔声道：“不错，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处为家，远胜在宫里享福。你下次来时，咱们……咱们仔细商量吧！” 公主，是一个何其美好的称呼。正如男人不一定爱当国王却爱当王子一样，女人不一定爱当王后却爱当公主。公主，意味着年轻、美貌、聪明、高贵……意味着浪漫、娇羞、甜蜜、美满……总之，公主就是最好最好的女人的代名词，她是所有女人特别是少女的一个不许破坏的梦。陈平原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们也可以说“万古少女公主梦”。韩国有一所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这所大学培养出许多上流社会的高贵女子，学生趾高气扬地说：“我们都有公主病！” 然而，这个公主，是人们从想象传说中得来的，从文艺作品中得来的。实际生活里的公主，人们见过的很少。有一个笑话说几个村姑挑水休息时，十分向往公主的幸福生活，其中一位村姑说：“人家公主挑水的扁担一定是黄金做的！”公主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幸福，她们的爱情是不是真的那么浪漫、美丽，这是人们不愿意考证的。我在这里说上几句真话，恐怕也是不得人心的。 首先，公主不一定美貌。美貌需要先天与后天两大条件。从先天上说，虽然公主她妈大多美貌，但公主她爸往往是凶残猥劣琐陋之辈，最关键的是在那“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时刻，两情不容易欢洽，于是便会发生遗传学上的编码错误。从后天来讲，公主见不到外面的千千万万花姑娘，自幼在阿谀吹捧中以为自己是天仙，所以竞争能力和审美水平都处于中等以下。古代帝王经常在民间挑选美女册封为公主，然后嫁给友好邻邦的国家首脑，他们说这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其实还有一条：自己那位塌鼻豁嘴的女儿实在拿不出手啊。 其次，公主不一定幸福。在锦衣玉食、珠围翠绕的条件下，公主也可能获得中等以上的姿色，另外闲居无事，也可能会读几本书、做几句诗、弹几手琴。但是她的才与色都没有人欣赏，那些做着驸马梦的家伙要的就是“公主”这两个字，他们明白真正的“才色公主”，都在青楼里面呢。所以公主虽然可以倚仗老爸的威风嫁给天下最优秀的男人，但她能得到那男人的一切，就是得不到他的心。《打金枝》里的公主想耍点脾气，不让驸马进门，其实是一种娇蛮的调情，居然被驸马给揍了一顿，因为驸马的爸爸不怕公主的爸爸，堂堂公主也要受大男子主义的气；《铡美案》里的公主嫁给了翩翩状元，没想到这位小陈哥哥在家乡还窝藏了一个留守女士，告上京来，恰遇反贪局长老包——自己长得黑，就专门迫害才子佳人的那位爷——竟然眼睁睁把个心肝陈郎给活铡了。公主今后独身就是守活寡，再嫁就属于二婚的祥林嫂之流，而且终身戴上了罪犯家属的帽子，这不都是“公主”招来的吗？还有《女驸马》里的公主最可怜，洞房花烛夜、芳心乱跳时，忽然驸马说自己“本是女儿身”，请想想公主当时会悲愤到什么地步？真是恨不能当场给那该死的驸马做了变性手术！可是为了公主的媒体形象，牙掉了吞进肚，不但不敢声张，还要帮人家“瞒、瞒、瞒”，帮人家找到失散的情郎，这不都是身为公主的“错、错、错”么？ 只有少数公主，看破了“公主梦”的迷雾，她们走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投身到鸢飞鱼跃的江湖。在这里，不但可以锻炼和展示自己的“德智体美劳”，而且可以找到真正心爱的男人。《碧血剑》里的阿九，就是这类公主中的杰出代表。可惜她后来在闯王破城时，被父亲崇祯砍断了一只臂膀。崇祯含泪道：“你为何生在我家？”这痛彻心腑的一刀，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真正的公主，不在皇家。 （本文受到很多女大学生青睐，可见公主跟文化也是颇有距离的。） 爱与杀 倘若情丝一斩便断，那也算不得是情丝了。——《雪山飞狐》九 大侠胡斐知道自己爱上了杀父仇人的女儿苗若兰，他叹了一口长气，心想：“我尽想着她干么？她父亲是杀害我父的大仇人，虽说当时她父亲并非有意，但我父总是因此而死。我一生孤苦伶仃，没爹没娘，尽是拜她父亲之赐。我又想她干么？”言念及此，恨恨不已，但不知不觉又想：“那时她尚未出世，这上代怨仇，与她又有什么相干？唉！她是千金小姐，我是个流荡江湖的苦命汉子，何苦没来由自寻烦恼？”话虽是这般说，可是烦恼之来，岂是轻易摆脱得了的？金庸写到这里，不经意发了一声感慨：“倘若情丝一斩便断，那也算不得是情丝了。” 金庸这个老江湖，很少在小说中直接发议论，往往是在描写令人柔肠百转的爱情悲欢时，触动了他自己的深深隐藏的情愫，情不能已，真气上涌，才顺笔抒发那么几句。这一句关于情丝的断语，便相当精彩。 生活中发生不如意的恋爱时，我们常听人说什么“斩断情丝”，佛家也有名言“挥慧剑，斩情丝”。可是我们还知道另一句话：“剪不断，理还乱”，还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什么的。当你想弄明白缠绕你的某种思绪到底是不是情丝时，有一个简捷明快的办法：斩一刀试试。迎刃而断的，肯定不是情丝，而是见猎心喜，悦慕少艾之类的简单欲望。一斩就疼的，则有情丝之嫌。情人之间，每每以“断”来试探、考验对方，实际就是看看对方疼不疼，也就是看对方身上到底有没有缠绕着自己的情丝。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却是能够证明情丝牢固度的概念：斩。 这真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事实，最娇柔的东西，却需要最残忍的手段去证明。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里，凡被我们认定是真正的爱情者，必定经过了“斩”。越是千斫万斩而始终不断，就越是感天动地的大爱。仿佛万丈绝壁要斩断流水，却恰恰成就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当我们自以为活得好好的，谁也不会故意去斩自己的爱，然而这样就无法证明自己是身处爱河。所以别人看着甜蜜无比的一对爱人，常常会陡起波澜，自杀自砍。经不起这番杀杀砍砍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甚至恩绝义断、反目成仇。禁得起这番杀砍的，乃知道自己原来就生活在幸福之中，实在是幸福得难受了，才胡作非为一通。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烧的”，或者“吃饱了撑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爱，本来就是跟杀分不开的。由爱生杀，不杀不爱。爱人，就是那个杀千刀的人。 （声明：本文与家庭暴力无关。） 流氓之爱 我是活不成的了，但见到你出力救我，我是死也欢喜。——《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一回 这是欧阳克对黄蓉说的话。欧阳克是西毒欧阳锋的侄子（实际是欧阳锋与嫂子私通所生的私生子），他仗着武功高强和欧阳锋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特别是喜欢调戏妇女，流氓成性。他对姿容绝代的黄蓉就三番五次企图那个，结果都反而被聪明绝顶的黄蓉将计就计，令他吃尽了苦头。这一回又落入黄蓉的圈套，双腿齐腰被砸在万斤巨石之下，伤重命危，临死居然说了这么一句。黄蓉听了忽感歉疚，说道：“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布下的机关，你知道么？”欧阳克低声道：“别这么大声，给叔叔听到了，他可放你不过。我早知道啦，死在你的手里，我一点也不怨。”黄蓉叹了口气，心道：“这人虽然讨厌，对我可真不坏。” 金庸笔下不但主要人物性格丰满，呼之欲出，更宝贵的是在许多次要人物身上也自然展现了人性的微妙复杂。欧阳克的此番遭遇包含了如下两个问题：即流氓有没有爱情和流氓为什么要耍流氓。 我们平常所蔑视的流氓，除了偷盗抢劫、坑蒙拐骗和粗野凶蛮之外，最主要的恶劣之处在于，他们以违背妇女自由意志的手段来追逐和占有妇女。从一般的性骚扰到直接的强暴以及所谓始乱终弃，都可以被目之为“流氓”。一个正常男人最怕女人骂他“耍流氓”，为了这句话他可以在公共汽车上跟人拼命。过去各种犯人经常被押着游街示众，那些杀人犯、反革命犯往往高昂着无耻的头，小偷小摸则贼眉鼠眼、东张西望，只有那些强xx犯、流氓犯，最大限度地耷拉着脑袋，仿佛忍受着人们目光的炮烙一般。同样是犯罪，为什么流氓罪便这样见不得人？这是法律所难以解释的。其实这并非什么尊重不尊重妇女、讲究不讲究道德的问题，此中的奥秘在于，流氓罪向世人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对于女人无能！从此人们都知道，他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女人的好感和青睐，更遑论投怀送抱。他只能依靠侵犯他人自由的办法来强行证明自己的实力，给自己制造一种虚幻的“自由”感。而事实却是，当他付诸实践时，每一秒钟都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嘲笑他：“可怜的家伙，瞧你是多么地不自由！你除了这样就别无良策了吗？”所以我们发现，越是强暴者，就越激动得发抖，就越渴望把强暴变成自愿与合作。许多流氓用尖刀顶在妇女咽喉，逼迫人家说“我爱你”之类的肉麻话，为了这句话，有些流氓甚至可以放弃强暴，也的确有些聪明的妇女以此作为缓兵之计，躲过了劫难。拉美作家富恩斯特有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写一个军官强xx了一位姑娘后，2人真的产生了爱情，可是那恐怖而丑陋的一幕在他们脑海里无法抹去，于是2人就自欺欺人地竭力篡改自己的记忆，每当回首往事都互相安慰说那第一次是彼此自愿、情投意合的。可越是这般掩饰，他们内心便越痛苦。流氓行为就是这样，以抢劫来的“爱情”证明自己缺乏爱情，以强迫来的交欢证明自己无人交欢，正如小偷用偷来的钱证明自己没有钱。 如此说来，流氓行为其实是一种痛苦的发泄，是一个匮乏性爱的可怜灵魂的变态的乞求和哭喊。说穿了，流氓是最需要爱的。许多流氓反复坐牢屡教不改，而街道大妈帮他找个贤惠温柔的媳妇便从此改邪归正。王统照的名篇《微笑》里坐牢的阿根就是因为一个女犯人的微笑而洗心革面的。对于“流氓”，绝对可以说四两爱胜过千斤罚。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欧阳克这个人物。他姬妾成群，还四处偷香窃玉，但是他缺乏一个真心爱他而也值得他真心去爱的女人。他越是败在黄蓉的手里，他就越是倾心地爱慕这个光艳照人的纯洁少女。他对黄蓉的“流氓”行径越来越在轻薄里加进了敬重。当他眼看自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时，他怎能不百感交集？黄蓉出力救他，证明他在这个美人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这是他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充满阳光的大弥撒，因此他死而无憾。 许多奸恶之人大做坏事，不过是盼望人们说一句：“孩子，你其实不坏，你是可爱的。” （某媒体转载本文时，将题目篡改为《越是流氓越有爱》，寡人十分气愤，特此抗议。） 拒绝孟婆汤 这碗汤啊，我可不喝。过儿，我要永远永远记着你的恩情。——《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 杨过和小龙女因伤重毒深，双双不久于人世。两人想到在世之时无多，对大好美景更是留恋。小龙女忽问：“你说人死之后，真要去阴世，真是有个阎罗王么？”杨过道：“但愿如此。阴世便有刀山油锅诸般苦刑，也还是有阴世的好。否则，渺渺茫茫，咱俩可永不能相见聚会了。”小龙女道：“是啊，但愿得真有个阴世才好。听说黄泉路上有个孟婆，她让你喝一碗汤，阳世种种你便尽都忘了。这碗汤啊，我可不喝。过儿，我要永远永远记着你的恩情。”她善于自制，虽然心中悲伤，语气还平平淡淡。杨过却实在忍耐不住了，转过身去，拭了拭眼泪。 希望有来世，大概是人所共愿，即使如孔庆东那般绝情狠心的彻底唯物主义者，也喜欢壮烈牺牲之后，“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但是对于来世与今世的关系，人们却考虑得不多。喝了孟婆汤，便一刀斩断了与今世的瓜葛，等于石头缝蹦出孙猴子，重新再活一次，这意味着某种对今世的否定。中国百姓热衷于孟婆汤的传说，根源恐怕在于中国人的“今生苦”的观念。因为今生苦，所以期盼来世忘记今生的一切。这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假如忘记了今世，那么“来世”也就不成其为“来世”。来世必须延续在今世的基础上。人们希望来世甜，参照物是今世苦。倘若没有了今世，来世还有什么意义？那来世就又成为一个“今世”。杨过和小龙女在今世受尽了苦楚，然而他们伟大的爱情正是在苦楚中长大和深化的。小龙女不要喝孟婆汤，她就是不要忘记那痛苦，因为幸福宛如糖之与水，正在那痛苦之中。不忘那痛苦，来世才真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而背叛则意味着价值标准的颠倒，那也就无所谓苦和乐了。 其实所谓来世和今世，也不妨理解为未来和过去的意思。每个人的过去都有种种不如意处，我们是彻底抛弃这些不如意还是带着这些不如意走向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观问题。喜欢忘记过去、否定过去的人，是比较单纯可爱的。他们每忘记一段过去，就会发现涌到眼前的未来又变成了需要忘记的痛苦。越是呼唤“给我一杯忘情水”的人，就越是深陷苦海难以自救。而不在乎过去是否痛苦的人，往往是有人生大局观的人。在这些人的眼中，过去与未来、今世与来世，不过是小说的上卷与下卷、球赛的上半场与下半场的关系。他们能够从宇宙整体的角度看待先前的苦，因为苦与乐都是相对的，苦可以转化成乐，正像下棋时先前的坏棋会由于形势的发展转变成好棋和妙手。总之，孟婆汤是给弱者准备的，而像小龙女和杨过这样的强者和懂得真正幸福的人，则会毅然拒绝。 当然，拒绝了之后也并不一定就是幸福。命运，毕竟是人天各执一半。 （以上四文属于《金庸情语赏析》系列新作，该系列仍将延续。） 金庸小说讲座实录 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遥远的、神秘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北京广播学院。我从北大到北广，觉得有点像从少林寺来到桃花岛。桃花岛上藏龙卧虎，有许多高手，如果洒家讲得有哪些荒唐、错误之处，请各位少侠多多包涵。 我有一个同学，他说北京市有一条美丽的对角线，就是从北大到北广。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的女朋友在北广，他的意思是说在这条对角线上有甜蜜的电波在流动。这两个学校的关系的确是很密切的，因为北大是中国的思想库，那么这个思想没有传播，它是不能影响社会的，是谁把这个思想传播出去的呢？主力就是贵校。 金庸小说走红 我今天准备“漫谈金庸”，为什么叫漫谈呢？因为我感觉金庸是说不完的，金庸的话题可以无穷地拓展出去，起码在若干年内是说不完的。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有关金庸小说的东西，我也在一些大学、一些媒体上讲过金庸，每次都觉得意犹未尽。 大家知道全国曾有十几家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形成了春节前后一个收视的热点，在这个热点时候好几家电视台请我去谈金庸。那么我们就想一想金庸的作品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大家也知道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其实水平是比较低劣的，远远不能传达原著的精神，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这么大的欢迎，给电视台带来那么大的收入，为什么？社会上有许多许多金庸迷，但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金庸小说也有它的不足、缺陷，而且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在批评金庸小说，有的批评是很刻薄、很尖锐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写这些批评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我和他们当面对质过。没有读过金庸小说的人，他批评金庸，一个是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把金庸的小说等同于其他一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作品，是这些作品败坏了武侠小说的名声，但是这些金庸迷，武侠小说迷是读那些作品吗？读来读去还是那么几个人，古龙金庸梁羽生，我自己上大学时，我们海淀那儿有个租书摊，我们每天上那儿去租书，几乎看了数百部的武侠作品，但是看过之后，大多数连名字都忘了，不要说情节了，最后留在脑海中的，还是那么几个人。 优秀的艺术是经得起检验的，就是靠你的人心、你的灵魂、你的感情能力来检验，这么多人发自内心地，不是赶时髦地喜欢的作品，它怎么会不是好作品呢？艺术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消费者是最有发言权的，什么是好作品？使千百万人热泪滚滚的，不是好作品吗？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精神鸦片，我想，这和大多数读者的感觉是正相反的，大多数人读了金庸的小说，没有颓废，没有消极，而是获得一种很昂扬向上的境界。我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题。我知道在中学里面，有一些老师经常没收学生读的金庸作品，我就对同学说，你不要以为老师没收，你就是错的。老师才是错的。老师凭什么没收你的书？他读过金庸的作品吗？他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有成亿的人在读金庸小说。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考证过，金庸小说是从80年代左右，以盗版的形式传入中国大陆的。在东南亚一带，金庸拥有一大批读者，金庸作品的发行量已经是以亿来计算了，可以说有华人之处，便有谈论金庸的声音。那么，这个名声一定不是浪得的，这是从空间上讲。我们从时间上讲，有的作品可以轰动一时，但金庸的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发表第一部到现在已经经历近半个世纪了。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仍然茂盛不衰，电视剧改编得那样地差，还有那么多人来看，这说明什么？当然我们说电视剧制作太差，不应完全归罪于电视剧制作者，因为小说太好了，凡世界上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越优秀，越难改编，因为它很难转化成另外一种艺术样式，很多意境是不能用画面来传达的，必须靠人阅读之后的想象，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想我的话就从金庸小说为何长盛不衰来开始谈吧。 根据金庸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感人的深度，我们可以判定，金庸小说应该属于艺术精品。不仅仅说它是优秀的武侠小说，这武侠二字可以去掉，就是“优秀的小说”。放在任何一个类别里，都可以比一比。 我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我们简单地看它的名字，可以分为“武”、“侠”小说这么三部分，在这几个内容中，金庸完全对得起这几个字。他的武是一流的武，侠是一流的侠，小说是一流的小说。我们说武，有人说金庸小说是胡说八道，是麻醉青年的毒药，为什么呢？说金庸本人不会武术，他怎么能写出那么高深的武功呢？这不明明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艺术骗子吗？我想这样的逻辑，简直不值一驳，难道作家要写什么他就必须会什么，就必须经历什么吗？那么作家如果要写一个妓女呢？作家创作什么和他会什么完全是两回事，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不会武功，反而他能发挥他高超的想像力，写出了那么精彩的“纸上武功”，武侠小说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型，这个类型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学体系，包括它的概念、术语、理论，这些东西和现实中的武术有关系，但它们是两回事，如果有人按照武侠小说中说的那样去练武功，那肯定会走火入魔的，艺术和现实是两回事，就像有人按《红楼梦》中的菜谱去做菜，做出来之后极为难吃，武功也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看古代的武侠小说，或有武侠因素在内的小说，战争小说、打斗小说等，像《水浒》、《三国》，虽然写出了人物的英雄气概，但是武打是很简略的，我们只知道李逵手使两把板斧，他使的是哪路斧，是受哪个师父指点，会什么内功，我们都不知道，古代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是简略的。到了现代，武侠小说中武功描写突然非常细致，非常有体系，这本身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冷兵器战争时代，这个武打描写很简单，关公温酒斩华雄，完全是一种气势。那么到了热兵器时代，到了原子弹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突然精彩起来，这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的文化难题在里面，为什么越到现代战争时期，武侠小说描写越现代化，“纸上武功”到了20世纪之后，开始越来越细致，并不是说金庸、梁羽生他们几个人发明的，他们前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到他们这里更加系统化，尤其是更加艺术化。有人说武侠小说是弘扬暴力，暴力打斗，我想你看了金庸的小说后你想去打人吗？你想去抢男霸女吗？我想没有这样的人，因为金庸小说，他把武打充分地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了。我想大家是搞传媒、搞影视的，应该领悟出来，金庸小说里的武打，用一句白话说叫好看，具有视觉美、具有视觉观赏性，你读的时候并不感到有血腥之气。这一点还是和古龙有一点区别的，古龙有时还要渲染一些血腥之气，一剑刺进喉咙，看着血花怎样迸射出来，在金庸这里没有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说金庸笔下的武打，在很多场合已经是艺术化或舞蹈化了。比如你看洪七公和黄蓉对招时，一个白发飘飘，一个青春年少，两个人打成一团时，这哪里是武打？这简直就是芭蕾舞中的双人舞，你得到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你得到的是一种对人体的想像力——人体到底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功能？金庸小说在武的方面是十分出色的。他的武打不雷同，我们说梁羽生的武打描写也十分细致好看，但是读多了之后，有雷同化之嫌，他的很多武打场面似曾相识，而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怎么打，使什么兵刃，用什么路数，都不是随便安排的，一定只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合乎他的命运，合乎此时此刻当下的情况。这一点，当然在我们的古代小说里已经注意到了，如人物使什么兵刃，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系的，李逵就要使两把板斧，假如李逵用一把宝剑，顿时这个形象就塌毁了，就不是李逵了。那么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用什么样的招数？比如梅超风要用九阴白骨爪，郭靖、洪七公这样的人就要用降龙十八掌、打狗棒，而且越是水平高的大侠，往往越看轻兵刃的作用，最高的大侠往往是赤手空拳，也就是说他对自身拥有无穷的自信，他更多的不借助外在的兵刃。你看那些凡是使用很奇怪兵刃的人大多数不是一流高手，一流高手即便没有兵刃也一样，像大家知道独孤求败，他的武功境界有几个阶段，第一层是所向披靡的阶段，那把剑非常锐利，像我们年轻人一样，所向披靡，然后超越这个阶段，用轻剑，然后用重剑，重剑无锋，最后用木剑，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时剑就成了一种摆设，那时已经成了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金庸通过写武来写人性，把它推到一种很难超越的境界。我们说现在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越不过几十年前，没有进展呢？其实也进展很多，对人的理解也都有进步，问题是在武打这方面，难以超越。这是讲武侠小说“武”这个字。 武侠小说第二个字叫“侠”，“侠”这个字在金庸这里同样写得感天动地。为什么武侠小说这么受人欢迎，如果说到根本原因，还不在“武”这个字。也许少年人更喜欢武，我想很多科学家教授学者，他们读金庸的小说，不会对武太感兴趣，侠更吸引人的注意力。梁羽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绝对不能没有侠。梁羽生特别注重使用这个字，当然梁羽生这样说，他可能相对地不太注重武了。金庸小说武也写得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侠，那么什么是侠？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侠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完全对等的一个概念，它和西方的骑士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用简单的话说，侠就是一种牺牲精神。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投入到别人的事中去，不管自己有什么困难，发现别人有困难，就立刻投入。在先秦时代这个概念就形成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讲侠“能解人之缓急也”，当别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时，我能挺身而出。当然侠不仅仅指这一个概念了，侠的精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沦落，不断沦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侠已经非常少了，侠的精神已经非常淡化了，所以它在艺术中得到了弘扬，得到了突出。金庸小说，把侠的各种境界都写得淋漓尽致，金庸把侠写到一种最高的境界叫做“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神雕侠侣》里面郭靖教导杨过的话。那么侠首先要为别人着想，为自己的亲人，为朋友，为你的集体，小集团，扩而大之，那就是为国为民，像郭靖这样的当世高手，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功夫，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宁可和襄阳城同归于尽，他明知道襄阳城最后是守不住的。忽必烈曾对郭靖说：“你们大宋朝这么腐败，皇帝这么昏庸，你帮助他有什么用？”郭靖说：“我不是在帮助皇帝，我是在帮助大宋百姓。”这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侠之大者的境界，所以你读这些感人的故事，就和六七十年代的人读雷锋故事那么感人是一样的，审美效应是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人类最基本的东西——牺牲精神。当人们都不愿为别人牺牲了，都希望别人为自己牺牲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尤其能使人感动。 其次侠的意思里面，还包含着一点，就是正义感。社会总是需要一种秩序的，这个秩序不仅仅要靠法律和规则来维护，法律和规则永远是有漏洞的，有什么法就有什么漏洞，不管你制定什么法，总有人会钻法的空子，总有很多人可以杀人不偿命，总有很多人可以随便贪污，可以欺侮别人，不管法建设得多么完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古龙有一句话说：“这世上有杀不尽的贪官污吏，杀不尽的不法之徒”，靠法律是没办法惩办他们的，那么这时候，人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愿望——有一种正义的力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自掌正义”，就是我不依靠外在的东西，替我伸冤雪耻，能不能有一种东西来“自掌正义”？我们知道法律也未必就是公正的，现在电视上有许多法庭庭审的直播，那么所有的审判结果在我们看来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确的，合乎人心的吗？很多是不合情理的，比如别人把你的孩子杀了，然后把他枪毙了，你觉得这样就是公平了吗？这绝对不是公平的。法律处理一个问题，从道德的，从伦理的角度说，它不可能是公平的，人们心中永远怀着一种要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欲望，侠就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理，它喊出了人们正义的呼声。过去我们的新文学总是在批评武侠小说，说它是麻醉人的精神毒药，因为社会黑暗，他就呼唤侠客，他怎么不去参加共产党？如果在那个时代这么反驳还是有道理的话，那么现在你去找谁？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是有阴暗的，人们对美好东西的呼唤，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正义感是武侠小说存在的一个支柱，何况你把它写得这么精彩。所以说金庸的小说，武写得精彩，侠也写得精彩。 但是说只有武好侠好，小说写得不好，那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们说一个人对武有很高的向往，对侠的境界也理解很深，但是最后你如果不能把它转化成为艺术形象，那么，在艺术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可能是失败的。比如我们搞电视的，有时策划得很好，说得很精彩，但是最后没办法操作、手段不够。比如古龙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古龙对武的理解，对侠的理解可以说非常深刻，他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可能是知识准备不够，或其他原因，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在艺术描写上和其他武侠小说家来争高低，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形象，所以古龙他是走一条险路，专门不写武功，不写过程，他从来不写这个人是学的哪门武功，哪一派，他的武功成长是怎么样的，他的人物都是一刀飞出去，敌人就死了，你不相信也得相信的，强加到你头上的这样一种写法，在描写上他是深知自己有短处的。那么金庸的小说，作为小说艺术，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可以把“武侠”二字去掉。 讲小说我们不必讲那么复杂的概念，就用我们日常理解的几块来说，就可以了。小说不外乎结构、人物、情节、语言，在这几方面金庸的小说可以和任何古今中外的名著一比高低。比如小说的结构，很多武侠小说之所以粗制滥造，就在于不讲究结构，乱写，有的小说甚至前后情节都对不上，特别是那些连载的小说。那么金庸小说不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非常重视结构。比如他最短的作品《越女剑》，只有2万字，含量却那么高，里边有武侠，有传奇，有神仙传说，有政治、历史，有爱情，结构非常精妙，特别是结尾那部分，写得非常棒。结尾那块顺便把“西子捧心”这个典故都给点活了，为什么“西子捧心”是千百年来最美的形象？金庸作品是篇幅越长，越宏伟好看，这是金庸的功夫，他就好像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小说越大，结构越是波澜起伏，非常壮观，他的大部头作品，你开头读下去，他一点都不玩弄玄虚，非常有大家风度，用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开头，但是你读下去，就好像是进入一片森林一样。像《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结构之宏伟是世所罕见的，它涉及到多么广大的地域，多么复杂的政治集团。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里，他写了大宋、大理、大辽、西夏、女真、吐蕃，还有慕容复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是七国演义！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战争与和平。这么宏伟的一部作品130多万字，读起来没有松懈之感，读起来是精彩纷呈。当你读这样的作品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急于往下看，一方面越往下看又舍不得往下看了，生怕把它看完了，看完了可怎么办？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而且金庸小说的结构是绝不雷同的，一篇有一篇的结构。能够在小说上做到结构绝不雷同的，在20世纪，只有鲁迅一个人，绝不重复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高远的理想。金庸先生就是从来不重复自己，每部作品都是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人物之间不雷同。这是说金庸小说结构之宏伟，之精巧。那么大的作品，有时就想，他怎么能驾驭得了？非常难以置信的，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就会为后面担心，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办呢？这个悬念怎么解决？ 我们再看金庸小说的人物，这恐怕是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一点。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优秀的，是不是好作品，从消费者这方面来考虑，非常简单，就是看他的人物，我能不能记得住。你的小说人物我都记不住，你说你是好的作品，我什么都没记住，你怎么向我证明？你没法证明。金庸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在各种场合，都是很低地评价自己的成就，他从来不吹牛，他从来都是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作品没有那么高的成绩，学者们把我说得太好了，你们对我的厚爱我太感谢了”。他说是这样说，这都是一种大家风度了，谦虚中包含了无穷的自信，就是我的作品我不论把它说得多么低，1000年后，还是精品，包含着一种这样的境界，他才敢于那样说。他没有必要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写小说，因为金庸小说的人物已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我们用文学理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典型人物，就是典型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不仅是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深入到生活中了。还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金庸的小说就在东南亚一带报纸上载遍了。那时候有个例子，那时越南还没统一，有一次在南越的议会上，两个议员争吵起来，其中一个议员就说：“我看你就像是岳不群。”对方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我看你是左冷禅”。就是说他的人物可以作为典故来使用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优秀的小说，它写人是为了写一种普遍的人性，这一点像古龙、梁羽生都有共识了。金庸也是这样，他的小说的描写不是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具体的人、事来写一种普遍的人性，写人生存的种种道理、种种情感，所以他的人物才能感人至深，你才能记住他的人物。你想一想有生以来你所读过的小说，所有小说加起来，谁的小说人物你记住的最多，没有人能超过金庸！我小的时候，曾经把《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名字都背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已经有几十个记不清楚了，勉强记住的一些也只是机械的记忆，不是形象记忆，那么给我形象记忆最深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人物。金庸的人物，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读过他的作品，随口能说出几十个来，平均一个作品里说出三五个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成为经典形象的，绝对没有异议的至少有十几个人。这不是标志，还有什么是标志？那么金庸写人物为什么能够感人至深呢？他写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写人的心理，这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不注重写人的心理。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有个观念：人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能听到的只是语言，他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我们中国一开始很难接受西方的作品。那么金庸小说就发挥现代化艺术的特长，他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是十分深刻的，也就是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是经得起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的。中央电台做了个节目，同时采访我和金庸，我就通过主持人去问金庸，是否系统地研读过西方的心理学理论，金庸说没有。我想，他还没有直接去研读那些理论，而是通过别的去感悟，别的艺术作品，间接地去达到这个境界。比如金庸小说中写了许多看上去很怪的人，这些人表面看上去很怪，实际上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成长道路，是这个成长道路决定了他的怪，是成长道路决定他的性格。根据现代的心理学，人的性格，主要跟童年经历有关，大概六七岁左右你性格的框架就基本已定了，那么以后的变化还决定于你是否会遇到重大的遭遇、重大的突变，童年经历和重大遭遇决定了人的性格，那么金庸小说的人物都是这样的。他的人物并不是从一出场就是定型的，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天生那么聪明，总是那么聪明，性格是没有变化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好像妖怪”，批评《三国演义》说：“状诸葛之智近妖”。金庸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个成长过程的，特别是主要人物，都有一个过程，他的性格变化，都与重大遭遇有关。有人批评说金庸小说中写了那么多坏人，而且把坏人写得不那么令人可恨，说这是误导青年。经常有低劣的记者去采访少年犯，“你为什么犯罪，你看什么小说看的？”然后他说他看了什么什么小说，作家倒霉了。其实我也看了那本小说了，我怎么没犯罪？它跟人自己有关系。金庸笔下有许多坏人，一个是金庸写的这些坏人不简单，各具形态，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之所以为坏、为好的原因。比如金庸《天龙八部》里有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所以为恶写得非常好。段延庆为什么恶贯满盈？因为他太伤心了，他有太惨痛的遭遇了，他本来是太子，皇位被人夺去又几乎被打死，浑身都打残废了，趴在地上像一摊脓血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使他感情激愤，产生了一种对全社会的报复心理，这是完全符合犯罪心理学的。叶二娘无恶不作，她为什么成了那么一个可怕的女人，为什么老抢别人的小孩？因为她自己的孩子被人抢去了，她自己的亲生骨肉，又是爱情的结晶，被人抢去了，所以造成这个女人变态，她到处抢人家的孩子，成了一个坏人的形象，可是即使这个人这么坏，她仍有非常善良的一面，就是她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却不肯吐露她的情人是谁，她一辈子都保护着她的爱人的声誉，在坏人身上也有一种侠的牺牲精神。本来她的悲剧是和她的爱人有关系的，一个高僧，在武林中地位那么高，但她却不肯说出他的名字来。老三南海鳄神我觉得写得非常可爱，岳老三活得非常有原则，我们现代人活得可恨就是因为没原则，什么都不信仰，所以看上去一个个道貌岸然，其实随时可以无恶不作，现代人才是真正的恶人！岳老三最大的特点就是守信用，这话没说就算了，只要说出来，他就要守着它，并且愿为它付出生命。岳老三本来一心想收段誉为徒儿，结果因为自己智力的原因，弄来弄去反而上了段誉的当，结果把段誉变成师父了。他在心里是百般不愿意的，如果换了一个现代人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就算了。但是他既然上当了，成了人家的徒弟了，他就遵守这个人生的原则，我不愿意，我也终生以师父之礼待你。所以他几次都保护了段誉，并且最后为段誉牺牲了生命，所以在他死的时候段誉心里有一丝内疚。南海鳄神也是一个侠，是为了一个原则轻生命的人。在我们上古的时候，古代社会为什么生机勃勃，就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一个原则而死，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再说《连城诀》里面有一个万震山，半夜起来砌墙，在空中闭着眼睛砌墙，就像是表演哑剧小品《砌墙》一样，其实这个也是符合心理学的，他干了坏事，他把人家谋杀以后，砌在墙里面，这样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变态，一方面是得意，一方面是恐惧，因为死人就埋在屋里的夹墙里面，又得意又恐惧，所以产生一种梦游现象，所以他晚上起来反复表演砌墙这一过程，表演这一过程，就是把它砌得更加结实。 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也就是金庸的人物，到处在谈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前一段我看“非常男女”的节目，它是用金庸做话题，就是每个男的说自己最像金庸作品里某个人，女的也这么说，然后让他们搭配，很好玩的。当然除了人物之外，金庸作品在表层上吸引人的原因，就是情节，他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情节，吸引人。在各种小说中最讲究情节的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完全是靠它的情节做支柱。什么叫情节？情节其实就是控制信息的技巧，什么时候让读者知道这个信息，什么时候知道那个信息，怎么逗引读者往下读，侦探小说最讲究这个，可是侦探小说在中国很不发达。侦探小说引入中国100多年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始终生长不起来，始终不能开花，总是那样不温不火的，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了，但是在武侠小说中，却把侦探小说这种特长给拿过来了。金庸的小说如果你忽略它的武的部分，从情节上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侦探小说，非常精彩的悬念小说。金庸真可谓是悬念大师，他的每部小说里都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悬念。金庸小说有许多谜，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几个主人公都分别有一个身世之谜，这些谜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且塑造着人物的性格；比如《侠客行》中也充满了谜团，如侠客岛之谜，侠客行之谜，包括长乐帮帮主到底是谁，石破天到底是谁，到最后他也没有明白地告诉你，当然你可以猜到了。有很多这样的疑团，有时候一个疑团刚解开，又来了一个疑团，纷至沓来。像《雪山飞狐》的结尾，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不劈下去，没有结论就结束了。很多读者经常问金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庸不做回答，因为这个回答不回答，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就是续《雪山飞狐》，当然作者把这个情节很好地解决了，最后皆大欢喜，但这只能表现他聪明，实际上把那个悲剧给破坏掉了，把灵魂的拷问给破坏掉了，就是说金庸在情节上，可以跟任何侦探小说比而不逊色，它始终能够吸引住你，而且它的情节的转折，有时你是想不到的，你甚至只为它担心。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当我看到小说中出现朱元璋时，我就为他担心，人物既然已经出来了，以后如何处理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但是金庸非常巧妙地把朱元璋这条线处理得非常妥帖，既和正史记载不矛盾，又和他的小说非常完美地缝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想到，当金庸小说最初发表的时候，并不是整部写好了才发表，而是一天写一段的，他是非常忙的人，他早上起来要写社论，下午写小说，晚上还要应酬。 那么作为小说，金庸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的语言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一种既朴素又典雅的语言，他的语言都能看得懂，而且他又十分注意在中西语言交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武侠小说都是写的历史故事，所以人物语言不能有新文艺腔，不能有现代名词，你看金庸的小说，没有现代的名词，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很多人写古代人物，满嘴都是现代词汇，什么社会、科学、意识，一大堆，古代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在金庸那里根本没有。语言的功夫是最见功力的，很多作者的想法很好，结果一写到语言上就会露馅，一看这个人就没修养，没学问。在这方面，尽管金庸很谦虚，但我们看他的作品语言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包括他在一些回目上的用词。他的回目有的是用诗，有的是用词，比如《天龙八部》一共是五十回，用了五首词，五首词可以单独拿出来朗诵，分派到各个章回中，每一句又特别符合他那一回的内容。比如第一回叫“青衫磊落险峰行”，说的就是段誉，段誉是一个书生，即“青衫”；险峰行，他到无量山那儿遇险。后来萧峰自尽那一回，“叫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又非常吻合，在语言上就是可圈可点的。中国传统的欣赏文艺作品的方法叫评点，我们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写一大篇文章，这部小说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中国人的习惯不是这样的，在小说旁边写上这一段，好、好、大妙，我当此时必下泪也。这是中国的文艺的批评方式，但是20世纪的中国小说值得这样做评点的太少了，数来数去很少的几个人值得这样做评点，金庸是其中之一。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金庸作品的评点本，我参与《连城诀》的评点，是冯其庸先生挂帅的。大家知道冯其庸先生是红学家，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红学家他认为，金庸作品至少可以与《红楼梦》平分秋色，这是冯其庸先生的观点。 以上我所说的这几个“武”、“侠”、“小说”都是从武侠小说的本分中来说的，但金庸的小说还不止于此，不只是武好、侠好、小说好，他可以跟其他任何小说比，我们就说一个问题——“情”。金庸小说情写得太好了，我知道许多金庸小说迷是迷恋金庸小说那种回肠荡气的情的描写，在这方面，金庸给人带来非常美的陶冶。我们知道小说从主要描写内容上是可以分出许多类型的：武侠、言情、侦探等，情本来是言情小说的专利，言情小说的特长，可是你随便找一部中国的言情小说来和金庸的爱情描写比一比，高下立判。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琼瑶小说，把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比一比，怎么样？刚才我在休息时，贵校的研究生给我一份研究生学刊《传者》，我看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刘海同学写的，他其中有一句话：“80年代风靡一时的琼瑶片，现在想起来，除了男女主人公超越空间的美丽之外，仿佛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那根本不是青春，而是某个老处女对于不存在的青春的想象”。我认为贵校同学，艺术感悟力极高。大家知道，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本来是二水分流的，特别是在古代的武侠小说中，不写情，甚至不写女人。好像前两年不法书商炮制了一本书，书名很吸引人，叫《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买来一看是——《水浒传》。大家知道《水浒传》是写侠肝义胆，豪气干云。但是很多人批评说，《水浒传》歧视妇女，它里面写的妇女要么就是荡妇，坏女人，要么就是凶神恶煞般的女人。后来武侠小说中慢慢加入一些情的因素，像《儿女英雄传》，但不多。到了现代武侠小说中，情、侠，慢慢结合起来，在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女侠，出现了男女侠客携手共闯江湖。到了20世纪40年代时，武侠小说的爱情描写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新派武侠小说家，“情”引到了他们手里，已经成为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你看武侠小说这么大的包容力，它从侦探小说那儿把情节抢过来，又从言情小说那儿把情抢过来，所以它怎能不壮大，不受人欢迎呢？金庸小说不仅写爱情，除了男女之情外，写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师生之情，写方方面面的情，都写得很好。比如说爱情，他写爱情的多种多样，写爱情模式之广，没有人可以比拟，你还能不能想象出一种爱情模式是金庸作品中所没有的？他里面有非常正式的爱情——英雄美人的；非常理想的爱情，像郭靖、黄蓉；也有很多不理想的爱情，或从某个角度看不理想的爱情。有人说，金庸小说中总是有一个男的，有好几个女的围着，所以是男女不平等。我说不对，他也写了一个女的，周围有很多男的围绕，这不一样吗？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特别是跟现实生活相比，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一生中，大多数人对不止一个异性发生过想法，大多数人也不止被一个异性发生过想法，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如果从来都是一男一女，从来没对其他人产生过想法，那反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了，那反而不是真实的了。 这是说金庸小说写爱情模式非常广。广之外，第二是写情非常深，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中去，最后一直达到拷问爱情本质的程度，达到“问世间，情是何物”的程度，最后是你追问爱情到底是什么，上升到一种宗教的境界。大多数人都是跟情有关的，他的命运几乎都摆脱不了情，每个人物几乎都有，像英雄如郭靖、萧峰。他们的命运都跟情有密切的关系。他除了写这种正式之情，还写别的情，包括写坏人的爱情，都非常感人。比如梅超风和她的丈夫陈玄风，叫“黑风双煞”，江湖上名头很坏，用一种很阴毒的武功，叫“九阴白骨爪”，梅超风为什么成为江湖上一个恶魔？源于情，她在桃花岛练功的时候，和师兄发生了恋情，但是她师父黄老邪是个性情很古怪的人，喜怒无常，对徒弟要求非常严格、苛刻。害怕黄老邪的惩罚，所以他俩就逃跑了，跑了之后，有一次偷偷回到桃花岛，看黄老邪练功，他们发现自己连师父武功的一成也没学到，这时陈玄风问梅超风：“你后悔吗？”回答说，“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也就是在他们心中，两个人的纯真感情是第一位的，武功的高低是第二位的。为了忠实于这个纯真的感情，宁肯不练那个高深的武功，所以他们立志，自己练一门武功，但他们走错了路，练成一门邪的功夫，就是“九阴白骨爪”，自己也成了坏人。但是，就对感情的态度来说，他们是忠贞不渝的，表达方式也是独特的。当陈玄风死的时候他胸前刻着《九阴真经》，她把他的皮肤硝制好了，贴在胸前，日夜想念着他，你说她是坏人，但是坏人的爱情就是这么感人，而且这可能就是生活中的事实。生活中没有那样简单的坏人，你从某个角度看他是坏人的时候，他在另一方面可能是个好人。你在街上和一个人吵架，你说这个人坏得不得了，他回到家里可能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是个温柔的丈夫，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复杂。 除了情外，金庸写政治、历史、风俗、文化，是一个全能冠军。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每一个方面，他都不肯敷衍了事地对待它。很多武侠小说，作者没有那么高的修养，没那么高的水平，你看不出它的时代背景。它像任何一个朝代，但又是错乱的，说着现代的话，穿着古人的衣服，喝着外国的酒，都是这样的。金庸本人对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特别是明清史的专家，那么他的历史描写，故事是虚构的，但大的历史关节是经得起推敲的，而且他的历史观是非常专业的，他对历史的看法非常超前。比如金庸小说中涉及到李自成起义的问题，对李自成起义的评价，我们知道有一部小说专门写这次起义就是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姚雪垠先生以几十年的功夫，看了无数的资料，写了《李自成》，但你拿了和金庸小说的李自成比一比，就比对历史的看法、对人物的评价，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姚雪垠先生的确用了很大功夫，写得非常认真，非常详细，但给人读了之后的感觉就是他写的不是李自成，李自成的部队那么纪律严明，道德高尚，简直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看看金庸笔下的李自成，写了他英雄的一面，一个草莽英雄，威风凛凛的一面，同时写出了他悲剧的根源。金庸小说特别敢于在大的历史问题上动手脚，让人感到很悬。刚才我举了朱元璋的例子，我一方面担心朱元璋这个人物怎样处理，因为按照小说的描写，明明张无忌是主要人物，肯定是明教教主，顺水推舟的话，他应该是大明朝的开国皇帝，但历史记载明明是朱元璋是皇帝，那么这个情节怎么处理？到后来我看了他处理这一场的描写太棒了，完全符合人物的心理，写出了朱元璋之所以是一代奸雄，也就是说最后决定人物命运的，不是武功，关键在于谁了解别人的心理。朱元璋之所以成为皇帝不是偶然的，他太了解别人了，他正是利用张无忌的心理，使他自己心灰意懒，自己退出政治格局，把这历史巧妙地给圆了。在《鹿鼎记》中写在昆明城当中的几名重要人物，金庸叫他们为古今中外第一大汉奸，古今中外第一大反贼，古今中外第一大美人，古今中外第一大武功高手，古今中外第一大小滑头，五个集中在那里，就是吴三桂、李自成、陈圆圆、九难、韦小宝。这里面有的人物是真实的，有的人物是虚构的，他把真实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写在一起，这种高超的功力，在所有历史小说中写得没有这么好，写得绝对符合人性。他居然敢写吴三桂和李自成打起来了，当看到他这样写时，每个学过历史的人，都会为他捏一把汗，这简直是走钢丝绳，弄不好就弄巧成拙，生怕他失手，又希望他处理得非常妙。那么他在处理吴三桂和李自成武打的时候处理得果然非常妙，写到李自成在情况不利的时候假装投降。因为在李自成一生情况不利时多次出现过，大英雄能伸能屈，那写得太好了。 金庸小说写风俗，他许多地方没有去过，他没到过云南，却写出大理风光，写出无量玉璧；他没有去过新疆，他把新疆风物写得那样好；他没有到过雪域，在《连诚诀》里面，写在雪谷中的那场厮杀，写血刀老祖连斩几人，那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恶人，真是英雄，那些表面上是英雄的人被他杀得落花流水，写一个人在雪底下挖了一个洞，巧妙地使别人陷下去，然后自己在里面挖一个喘气的坑，这怎么想象的？太绝了。读金庸的小说常常使人绝望，说这小说以后怎么写，他都想象到这个份上了。大家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人都是很狂的，一个个都是想做大作家的，但是有多少同学读了金庸小说之后，“咳，写什么小说，咱甭写了。”就是他的想象力使人感到五体投地。 金庸小说的境界 以上我们说的这个好，那个好，都是平面展开之好，即方方面面之好，那么，在这些方面之上，金庸小说有一个总的优点，就是他写的有境界。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它不能最后升华到一个境界上，如果只在实的层面上，不能升华到虚的层面上，那它的价值还要打折扣。金庸小说之好，在于他最后有境界，你读了之后除了记住那些人物，那些情节之外，你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熏陶了你。当你生病时，当你失恋时，读一读金庸的小说，你会觉得窗外一片明朗，你会觉得世界不一样，即使你读过，再重读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境界。 武功是虚幻的，说来说去，现实生活中不会真的存在那样高超的武功，尽管金庸的武功描写已经很写实了，他尽量是合情合理，自成逻辑，合乎物理学的道理，合乎人们的想象。比如金庸说一个人掌力再强，也不可能打到三五丈之外，他不像其他武侠小说那样乱写。我读过许多武侠小说，那武功是可以随意写的，比如人一拳可以打出一团火球来。金庸小说里没有这种描写，金庸强调，少林七十二绝技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学会。他是尽量写实的，但即使这样，武功也和现实生活中的武术是不一样的，关键是写的武功是一种象征，不是让你专学武术的，而是你看了这武功的描写之后，它和我们人生其他方面是相通的，他和你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能道理是一样的：比如金庸讲一个人怎样成为武功高手，实际上是启发我们怎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一个专家，成为一个大师，成为一个能人。金庸强调两个：一个是刻苦学习，金庸的大侠都要有一个苦难磨炼的过程；另外一个是外在的机遇。任何事情都是这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刻苦，你不刻苦，那机遇不是给你留着的，机遇就被别人抢走了。你看杨过的学武过程，郭靖的学武过程，多么艰辛，光靠刻苦还不行，光刻苦也就是成为不错的人，但不能达到最高境界，最高境界需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遇。算命的讲，遇到高人，遇到贵人指点，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是成功的要素，这就是练武功给我们的启发。还有练武功，练到最高境界，是什么在较量，是武德在较量。你发现任何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技术都学会了，大家都差不多，最后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人格的力量，比的是做人。很多人不容易理解，那是因为你的技术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你就会发现，技术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最后就是比生命力，当然这个问题上古龙讲得是最鲜明不过了。古龙的很多小说，比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不一定武功高的就能够战胜武功不高的，李寻欢未必是武功最高，但他是靠一种人格魅力胜利。那么在我们日常普通工作中，道理也是一样的。 金庸写武侠人物，他的人物虽然都还是侠，但这个侠是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有一些不同的境界。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他的侠的身上更多承载的是儒家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孔子这种悲剧精神，像陈家洛、郭靖，像袁承志，他们都有救国救民的大侠精神，当然他们自身也有缺点，但他们愿意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己，这是他早期作品具有儒家境界。当然早期是20世纪50年代了，50年代时金庸还是青年人，满腔热情的，他也是受“五四”式教育成长起来的，50年代时，新中国成立，他还愿意回来为新中国效力。后来在中期写的作品，他的人物身上就体现一种道家精神，在杨过身上，在令狐冲身上，在张无忌身上，我们就更多看到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在他生活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个人灵魂的自由。比如说杨过，他也帮助郭靖驻守襄阳，他为什么驻守襄阳？是因为郭靖是他的好伯伯，是好人，他愿意帮助郭靖来守，但是他最后不肯和郭靖一块儿死，他在襄阳城外立了很多功，为什么？他是为了送给郭襄几件生日礼物，是为情而做的，最后他和小龙女潇洒而去。令狐冲也是这样，他是非常尊重师父，愿意守一些规矩，但他的本性是不守规矩的一个人，他愿意退出江湖，退出政治格局。最后任我行让他加盟时，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将来肯定是接班人、继承人，但他不愿意，他宁肯得罪岳父，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也愿意保留自己身份的自由。张无忌也是这样，张无忌要是稍微有野心，或者不是有野心，而是对天下有很大的责任感，他不会让朱元璋得逞的，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这些都没意思，没劲，所以张无忌才心灰意懒。而朱元璋也看出了他这种道家的特点就利用了这一点，所以人是各得其所。对个人来讲是没什么遗憾的，最后愿意在闺房画眉嘛！再到后来，金庸的作品进入一种佛家的境界，就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比如在石破天的身上，在《天龙八部》这个作品里，在《侠客行》里，在《连城诀》里都表现出佛家思想的影响，比如《连城诀》里空心菜这个名字很值得注意。空心菜没有心，在《侠客行》里也强调“无”这个境界，“无名、无求、无相”，狗杂种这个人对于外人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使谢烟客非常恼火，谢烟客为了完成自己的诺言，就说：“你有什么事，应该求我一下吧？”偏偏这个小孩什么也不求人，反而要帮助别人，他具有一颗天然的菩萨之心，他只帮助别人，他从来不要求别人什么。最后“无”是最高境界，我们知道在《天龙八部》里不论慕容复也好，段誉、萧峰、虚竹也好，他们都不是武功最高的人，武功最高的人是谁？是少林寺里无名的扫地和尚，无名无相，人都没有注意他，人到了那个境界才是最高境界，那个老和尚，讲的那句话非常有道理，说练武功本来是为了最好的修佛法，但是当你佛法练到很高的程度时，又不屑于练武功了，充满了辩证法。 武功练得坏了，反而走火入魔了，对佛法是个障碍，佛家说这是知识障。有很多人你看他知识很多，很有学问，花言巧辩，但他就是做人不好，或者就是他老不成功，这些知识反而成了他的障碍。人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好，就像武功一样，不是你练的武功越多越好，你五花八门学了很多最后是对你有害的，就像鸠摩智。鸠摩智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文武双全，智勇兼备，讲起佛法来舌吐莲花，简直是天下第一智人，自己非常得意。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是最痛苦的一个人。金庸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因为鸠摩智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真人，历史上真有鸠摩智这么一个高僧，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有这么高的武功，但是我看金庸写到鸠摩智是这样一个武功高手时，后来怎么办呢？处理得太好了，就在“枯井底，污泥处”，他被段誉的北冥神功吸去了全部内力，他一身武功全部废掉了，武功废掉了，祸兮福之所存，他一下顿悟了，从此之后回到西域，专心弘扬佛法，成为一代高僧，用我们的话说卸掉了知识反而提高了一个境界。在《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当着敌人教授张无忌武功，连问“忘掉了吗？忘掉了吗？”张无忌说忘掉了，忘了一点了，最后全忘了，全部忘掉时，就是武功大成时，你记着，就错了，你忘掉了，反而是正确的，忘掉了的时候，你就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因为“无”不是我们日常中的没有，“无”包含一切的有。当然在这一点上，和老子的思想是相通的，“无为而无不为”。那么《天龙八部》这部作品，简直是部佛教的大典，陈平原老师说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佛学的入门书，因为佛学道理很高深，你可以先读金庸小说，了解一些佛家的道理，就像《天龙八部》里面就写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茫茫人世是一个苦海，不论你是英雄也好，恶人也好，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他所写的有名有姓的人都不是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初衷，都走的是和自己一开始的想法相反的道路。萧峰立志不杀一个汉人，结果他杀了多少汉人？萧峰大战聚贤庄，杀得血肉横飞，这都是违背他本心的，他不但杀了这么多汉人，他把自己的心上人一掌给打死了，读到这些时有一种古希腊悲剧的震撼，你感到是谁在操纵这一切？这里面除了性格悲剧，还有命运的悲剧。我们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萧峰最后为什么而死，萧峰是为天下苍生百姓而死，为世界和平而死！也就是说萧峰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战神，是马尔斯，同时他又是一个和平之神，是雅典娜。从儒家角度来讲，萧峰如此伟大，但从佛家角度来讲，萧峰又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人，他太苦了，好好地做着一个威风凛凛的丐帮帮主，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你的身世不是这样的，这是个巨大的雷劈下来，使人感到命运的残酷。段誉也是这样的，每追求一个女孩子就发现是自己的妹妹，简直伤心得要死了，而且到最后才知道，他最敬爱的父亲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最痛恨的大恶人才是他的生身之父。虚竹就更惨了，虚竹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好和尚，虚竹是天下最虔诚的好和尚，他立志做一个什么戒也不破的好和尚，可是结果呢，他破了所有的戒，一破再破，可是妙就妙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破了所有的戒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还是最好的和尚，是不是好和尚跟破不破戒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人的心灵，你是不是有一颗菩萨之心。这种充满多层次的辩证法，在读《天龙八部》时常使你感到茫茫人海，就是佛家讲的苦海无边，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但是他又写出了受苦受难的原因、现实的根源。我们就说阿紫，阿紫开始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阴毒、残忍的小姑娘，但是你读到最后，又不禁对她发生几分悲悯，又知道她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不是偶然的，她一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所抛弃，然后又成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在星宿老怪的手下，那是一个尔虞我诈、谁坏谁能生存下来的环境，所以她变成那种乖戾的性情，很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性有一丝善良还是不能泯灭，当她发现萧峰打死阿朱时，她发现萧峰那么悲痛的时候，她一定是无意识地感到人间有一种真的东西存在，不管她有没有意识到，但从那一刻起，她深深爱上了萧峰，但是她不会用正常方式表达这个爱，她表达爱的方式是要把萧峰害死，要把他打残废了，让他永远留在她身边，但从这种变态中，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萧峰。她为什么那么迫害游坦之，因为游坦之曾经向萧峰扔过石灰包。当然游坦之也是一个非常惨的人，阿紫眼睛瞎了，这个写法也是非常妙的，这是一种象征，实际上是说阿紫在心理上是个盲人，她不辨善恶是非。这一开始实际上不是金庸写的，金庸写到这一段时，正好他要到欧洲去一趟，但报纸上要每天连载，他就请来倪匡代他写，但是说好了，回来要重新写，要改，所以倪匡非常得意，这是倪匡一生中最荣幸的事。倪匡在自己的客厅里挂了一幅对联就是吹嘘自己的，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后来金庸从欧洲回来，倪匡说：“对不起，我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金庸说不要紧，后来金庸修改了这一部分，但他保留了阿紫眼睛瞎的这一情节，但在这情节上变化出非常奇妙的东西，由眼睛瞎写到游坦之把自己的眼睛献出来，换给她，那么妙，到后来眼睛一再用，到了最后时，她居然又把眼睛挖出来还给游坦之，抱着萧峰的尸体堕下悬崖，完了游坦之也坠了下去。 道家说：“道之所在，每况愈下”，在那些不正常的东西里能看到普遍的正常的东西，所以看金庸的小说你常常感到一种悲悯的情怀，你对好人也不是特崇敬，坏人对你来说也不是特痛恨。有时你想如果命运改变的话，人也可能不是这样，比如说李莫愁，李莫愁之所以那样做还不是因为情没有得到满足吗？还是因为情的不圆满，有时候我们想假如李莫愁的爱情圆满的话，她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们看她抢郭襄那一段，她已经流露了善良的一面，这种种描写，都显示出把佛家思想融入到作品中的锻炼。金庸到北大时，我们曾当面问过他，“你对哪一家思想最感兴趣”，他说对佛家思想，他现在每天都在花一段时间读佛经。那么金庸写到最后，儒家道家佛家都写完了，到《鹿鼎记》时，他突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把前边那些都推翻了，“世间诸侠皆了了，惟有小宝称独尊”。有人开始对《鹿鼎记》的发表不相信，问金庸这是你写的吗？这里面怎么没有侠？怎么越写韦小宝越厉害呢？这里面正是包含着金庸对中国文化的深深忧虑和批判，也就是这些侠都是写的理想，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清代之后，在现实生活中侠的精神已经日渐衰退。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韦小宝那样的人身居高位，韦小宝我们称他为不学有术，这样不学有术的人却很有招，了解人们心理，知道怎样搜刮钱财，知道怎样行贿赂，在社会的各个阶梯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韦小宝，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崩溃不灭亡？而像陈近南那样的人，下场那样惨，这是残酷的现实，也就是到韦小宝这里，金庸写到一个无侠的境界。韦小宝所有的招数，就是有几件宝贝，一把宝刀，一件宝衣，一个化尸粉，后来又学会了逃跑的办法，“神行百变”，但就这几件东西，却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这就是对社会的深深批判。《鹿鼎记》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绝妙的讽刺，就是在小说最后，中国几个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来拥戴韦小宝做皇帝，大学者认为只要韦小宝是汉人就比满人统治得好，就要拥戴他。这里面也包含着几大历史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拥戴一个流氓似的人物做一个开国君主？所以《鹿鼎记》的背后有一个严肃的叹息，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到这里已经不能再写了，当然韦小宝作为主人公，不可能把他写得太坏，韦小宝这不对，那不对，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讲义气，不肯出卖朋友，因为这一点，你读韦小宝恨不起他来，就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到最后，他都不干了，韦小宝最后要退出江湖，他也忍受不下去了，就连一个无赖也忍受不了的社会，还能不发生太平天国、不发生义和团、不发生辛亥革命？所以说金庸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红楼梦》有同样的深度。以上我们讲的是金庸小说的好处，至于缺点，我们今天就先不讲了。 现场对话 问：为什么说金庸的小说写得好？ 答：写得好，我讲几点，一个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金庸的小说作为一种畅销小说，一种连载小说，他写得非常认真，每天就写一小段，记着它。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写完《鹿鼎记》之后，在他声望达到顶峰时，他毅然封刀不写了。这个毅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不写了之后，他用十年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在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有几个作家能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全部的文学史上能够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态度非常认真。 第二点，金庸不是天生的，他是继承前人的。有人说，香港很奇怪，一方面是文化沙漠，怎么会有金庸这么一位艺术大师？这不是说香港文化很高雅？这不对，金庸不是香港文化的产物，金庸恰恰是大陆文化的产物，金庸的知识积累是在大陆完成的，金庸所受到的教育是““五四””以后的现代教育，在金庸小说中恰恰蕴含着深刻的“五四”精神，你读金庸的小说，虽然写的是武侠人物，但是思想和鲁迅是相通的，你看他写人的孤独的境界，写的像受伤的野兽一样长嚎，那都是鲁迅笔下常出现的意象，写人的孤独，人和社会的斗争，人的反封建精神，反礼教的精神，对国民性的批判。比如韦小宝这个人，他其实是对阿q形象的一个继承。中国20世纪最具有概括性的形象是阿q，但阿q尽管挖掘得非常深，展开的却不够广，那么由于韦小宝这个人物的特殊身世，他走过全国各地，甚至走到俄罗斯去了，所以在韦小宝身上表现了更大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因而金庸的成就是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第二个是继承了从唐传奇以来的中国武侠小说传统。比如说到40年代时，中国的武侠小说水平已经很高，出现了几大家，像还珠楼主、白羽、朱贞木、王度庐，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把武侠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程度，后来新派武侠小说完成了一个综合的任务，所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了继承前人之外，金庸还继承了其他方面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读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可以读到其他艺术的影响，比如我们在金庸小说中常看到一些话剧的场面，电影的场面。古龙小说是更多运用电影镜头，而金庸小说更多运用的是话剧场面。比如他经常有隔壁戏，比如郭靖和黄蓉在隔壁疗伤，这边有人在演着一场戏，那边听着就像话剧舞台一样，这和金庸早年从事编剧工作有关。早年他在长城影业做编剧，那时笔名叫林欢，写什么《王老五抢亲》，所以金庸小说从这几个方面支撑了自己的存在，才能达到比较高的艺术成就。 我希望大家读金庸还是从自身的生命感悟入手，能够感动你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能够长期感动你的作品，那是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不一定要来读金庸，我知道有些人他更喜欢古龙，个人性情不一样。金庸的小说就像佛法所讲的一样，看你自己的修行如何，你修行得好，就能拿走好的东西，就像你到我家来搬黄金，你有多大体力，你就能背走多少黄金，所以我们说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谈论金庸，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初学文字的人都能谈论金庸，谈的不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能从中悟出自己的人生境界、人生哲理。大家将来都是从事电视工作的人，我们的文化界、影视界，其实也就是一个江湖，读金庸小说就能够帮助你很好地行走在险恶的江湖之上，把握好人生之舵。 问：如果如你所说金庸小说达到一个不可跨越的境界，那么后世的武侠小说你认为该如何去写？ 答：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我在不断看新写的武侠小说，比如看温瑞安的，他号称超级的武侠小说家，但我看了之后，觉得语言上是比古龙更华丽，更流畅，但是境界好像还不如古龙；现在我又读黄易的，我觉得黄易的奇思怪想倒是很多，但境界上也达不到。我认为像金庸这样的人，不是说想超越就超越，恐怕是像孟子所说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因而文化问题不能着急，不像自然科学，一个巨人站在一个巨人肩膀上就行了，文化问题往往几百年才解决一下子。 问：我是金庸铁杆崇拜者，你怎样看待东方文化与西方戏剧对金庸的影响，你认为金庸在各方面都超过国学大师钱钟书吗？ 答：这个不一样，钱钟书先生主要是个学者，在做学问方面，金庸肯定不如钱钟书了，这是两个工作，是不能相比的，各有各的特长。西方戏剧对金庸小说影响刚才我谈到了；东方传统文化对金庸显然影响很大，刚才我谈到了儒释道几个方面，不光是这几个方面，金庸小说广泛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星相医卜，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比如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那两道菜，那是没法翻译成英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一道菜叫好俅汤，还有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那菜太绝了，这里面包含着多么丰富的中国传统啊，怎么叫那些拼音文字的国民来读懂，所以梁羽生先生说，武侠小说写不好就是没有丰富的学术修养。 问：如今金庸已落户杭州，你是否有前去拜访煮酒论英雄的意思？金庸在其妻子去世之后，国学思想大盛，见于几部小说之中，请问你如何看待？ 答：我与金庸先生比，完全属于小晚辈。我的导师严家炎先生和金庸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来往。我觉得和大侠没有必要过多谈话，你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一个人真实的心理，因为现实生活中谈话受各种局限，往往要谦虚、要客套，反而不如读作品，读作品更能知道他想什么。金庸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名气太大了，而且由于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比如说佛学思想大盛，思想很深刻，同时他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政治方面又有很大的成就。我们知道，现在的《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就是金庸，他是为人民造福的一个人，非常了不起。当年他起草《香港基本法》时，有人议论他，说他有个人目的，企图当首任香港行政长官，但金庸用自己的行动给了他们最好的回答。香港回归了，金庸先生功成身退，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然后潇洒而去，就像你说的“落户杭城”，这就是所谓的大侠！ 问：对于金庸，在50年代初到北京，文革中间以及1978年后的政治观，你是褒是贬？ 答：这无所谓褒贬，我只能说他应付从容，我们知道金庸办的《明报》早期是右派的，观点是“右倾”的，这“右倾”不一定是错误的，比如他批评“文革”，他很早就看出了“文革”的动态。他每天写一篇社评，一辈子写了一万多篇社论，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的社评家。在“文革”时，香港也有红卫兵，也有左派，他们的左派都把几个人列入黑名单了，金庸也是其中之一。金庸在大风大浪中也过来了，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和大陆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作为一个政治家，金庸也是成功的，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是非常难得的。 问：金庸小说多女嫁一男，韦小宝的结局是不是老男人的色情梦？ 答：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有人说了，为什么韦小宝这个男人娶了七个女人，很多人用这个问题来批评金庸，说他歧视妇女，婚姻观落后，我说这是误读了金庸先生。韦小宝这个形象在金庸笔下是正面的吗？金庸肯定他的结局吗？恰恰不是，金庸恰恰是讽刺韦小宝，是否定他的结局的。在金庸的很多作品里，英雄人物只要是多女嫁一男，都是不甚完美的，即使张无忌的结局，仍是一个烦恼的结局，仍然是一个有困惑的结局，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最爱谁。而恰恰在一个不懂爱情的韦小宝身上，他竟然娶了七个老婆，表面上看来还幸福，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人占有了什么，就表示拥有它吗？其实不是这样，韦小宝有这七个女人，其实就像是有七件值钱的东西一样，韦小宝什么都有了，但有一点他天生就被割掉了，就是他没有爱情，他从来就不懂什么是爱情，因为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没有爱情的环境里，他眼中只有交易，他走到任何一个美的地方，都要和他童年的环境比一比，他走到皇宫内院都说“好大一座妓院”。女人在他眼中实际不过是值钱的东西而已，他对她们不懂得爱情，而且他的几个女人对韦小宝的感情也很难说是爱情，基本上不是。有的是为了有食，有的是为了耻辱，对他最好的是双儿了，但双儿是金庸笔下描写最好的一个奴隶。在双儿身上有对中国文化深刻的批判，就是说，只要是你的主子，不管他多么无赖都要忠心耿耿，丝毫没有个人的思想。那么我知道，有很多男人羡慕韦小宝，梦想双儿，这样的读者应该做一下反思，其实韦小宝是不幸福的，韦小宝是反面形象。 问：金庸小说都是男人的世界，哪个女性形象最鲜明可爱？ 答：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我很难说出来哪个最鲜明可爱，只能说有一群，有那么十来个，都是写得非常好的，但这十来个里面，没有一个是韦小宝的家属。比如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最喜欢的是阿珂，但阿珂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爱的，没有烟火，一身死人气。我认为《鹿鼎记》里最好的人物是陈圆圆，她给韦小宝弹奏《圆圆曲》，那一段包含了无尽的人世沧桑，那是韦小宝所不能领略的，给韦小宝弹《圆圆曲》真像老牛吃牡丹。金庸小说的人物都是极度的恶与极度的美相结合的人物，是让人感到怪的缘由之一，他写出了人世间种种的极端。比如“天龙八部”本身就是个佛家的词汇，人间芸芸众生就像佛教中所写的“天龙八部”一样，各有各的痛苦。《天龙八部》写了各种痛苦的来源，就是人类的贪、嗔、痴，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欲望使他们产生了痛苦。比如萧峰为什么痛苦？他有好的欲望，好的欲望也是让人痛苦的，他要复仇，他要天下苍生和平，他要对得起阿朱等等。还有慕容复，本来凭他的才华可以成为非常幸福的人，可当西夏公主问他“你在什么地方最快乐”时，他却一怔，没有回答上来，他这一辈子没有快活过，他日日夜夜梦想做皇帝，可最后，在身边的美人他放弃了。最后写得太好了，是段誉挽着王语嫣从坟头经过，慕容复坐在坟头上带着一个纸冠，几个小孩对他山呼“万岁”。写得何等凄惨！是人的欲望造成了人的苦。 问：韦小宝不可爱吗？据我所知金庸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 答：金庸讲过韦小宝非常可爱，这可爱是讲抛开他那些坏的东西，是讲韦小宝在那个社会中长大，仍然保留了讲义气这一点。韦小宝确实有非常可爱的地方，有的地方甚至催人泪下，就是在通吃岛上接到康熙给他的信的时候，给他画了六幅画，那六幅画充分表达了两个人之间一种兄弟般的情谊，而不是君臣之义。因为他们两人从小一块摔跤长大，那是人间真情，所有感人的地方都是真情流露的地方，可是人长大之后就不能再有这种真情，就隔阂了，就用君臣之义代替这些了，想到了这些时韦小宝心里也会很失落的。 问：金庸曾说过若选妻子，他选任盈盈，若选朋友他选郭襄，对这两人你怎么看？ 答：这是金庸在《青年报》上说的，其实这到底是不是金庸的想法我不知道，因为金庸在其他场合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我个人觉得任盈盈并没什么可爱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写得并不成功，很模糊，在《笑傲江湖》中她不如岳灵珊写得好、写得那么感人。郭襄这个人物写得好，非常有生活基础，这个人非常有个性。 问：金庸作品或多或少游离于现实之外，缺少批判性，更像成人童话，由于这方面的缺憾能否与鲁迅、曹禺、巴金并驾齐驱？ 答：成人的童话据说是从华罗庚那儿得来的，这个评价是正面的，已经抬高了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但我觉得还不止如此，金庸小说还不仅仅可以当做童话来看。如果说其他武侠小说可以当做童话来看的话，金庸的小说就可以当成现实的小说来看，因为一切作品不论你直接写现实题材也好，写历史题材、写武侠也好，它都是虚拟的，故事都是虚拟的，关键是它的本质，它的情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纪实文学，它也和原来所记述的实事相差很远了。关键艺术的真实是在于本质真实，为什么许多纪实文学不能流传呢？就因为它不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而虚构了的东西却能反映生活本质。比如同样是写茫茫林海、冰天雪地，我们找一个优秀的作品比较一下，比如《雪山飞狐》和《林海雪原》相比，《林海雪原》是真事，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解放军在东北剿匪的斗争，也是很优秀的，这个作品也可以保留在文学史上；但《雪山飞狐》对人性的挖掘应该是更深刻的，对人的英雄精神的弘扬，不次于《林海雪原》。这个方面和题材没有多大的关系。至于他和其他几个作家相比，很难比，我知道有的人为小说家、作家排座次，我觉得这不聪明，因为文学艺术，它不像梁山泊好汉，像《隋唐演义》可以排座次，太机械了，不好排，怎么排？因为它不能比，金庸和鲁迅怎么比？鲁迅的认识和思想要比金庸深刻得多，但是鲁迅毕竟没有长篇小说，你没有长篇小说，便也没有可比性。跟曹禺也没法比，曹禺是写戏剧的。跟老舍也不一样，老舍是写北京的，你用老舍的标准，那老舍就高了，但你用金庸的标准，那老舍就不行。但是，老舍也写过非常好的武侠小说，老舍有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叫《断魂枪》，那个写出了侠的孤独悲凉的境界来了，写侠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沦落，《断魂枪》这篇小说是非常好的。 问：你认为金庸小说是人类战争思想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吗？ 答：开始我讲到在原子弹时代，武侠小说却这么繁荣，这和人在高科技时代生活方式改变是有关的。因为科技越发展，就显得人越来越无能，人开始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怀疑。比如现在没有战争了，人为什么对运动会发生了兴趣，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足球，爱看奥运会，为什么对破纪录那么重视，为什么提高0.01秒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标志着对人的极限的突破。尽管有人总是不断预言什么什么纪录到什么时候就打不破了，但人们总存在幻想，说应该能打破，实际上纪录不断地被打破，那么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幻想，人体，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在这样的时代产生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受欢迎，这和人对自身力量的追寻有关系。 问：金庸小说中你最推崇的是哪部？ 答：我最推崇的有两部，一个是《天龙八部》，一是《鹿鼎记》，其他小说也很好，我也很推崇，我认为金庸最差的小说在整个文学园林中也是在三流以上的，他最好的小说几乎是无法比的。比如你拿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以和《战争与和平》比一比，无论规模、深度我认为都不次于后者，《战争与和平》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多段落写得很松懈，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挖掘也没有这么深刻，最起码是差不多的。 问：你对东方不败这个人物有什么看法？ 答：东方不败也是个很好的形象，这个形象的象征力，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之大，写得非常好。有人说，东方不败影射某某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还没有人能变态到那样程度。但是他会写到一个人到了非常高的一种境界之后，容易产生的悲剧，到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人为了追求一种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征服能力，一个人特别追求这种征服世界的能力，没有其他东西辅佐和配合，没有德和人格来配合的时候，容易出现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这样的人物。东方不败这个具体的人物还是有点可爱的，就是他为什么而死？是为情而死。他最后是因为关心，他如果不关心的话，他最后会取胜的，即使三大高手围攻他，他也会胜的，但是后来任盈盈巧妙地利用了他的情。人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人对感情忠贞本来是好事，但恰恰被敌人所利用，因为最后忠于爱情的人全部被淘汰掉。 问：侠，既为动人之根本，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境界，使人沉湎其中？ 答：我们说现代社会侠的精神在沦落，但并不是说它荡然无存了。在我们的社会上有光明的东西，每时每刻，每天都有好人好事在发生，只不过这些好人好事不受重视，遭人曲解，甚至做好事反而倒霉。这样的发展是我们所担心、所忧虑的，而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就没有侠了，如果一点都没了，那么今天我干脆就不到这儿来讲了，就是说还是有的，这个多和少和整个社会有多少比例的人重视它，是有关系的。过去我们常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我对资本主义了解不多，但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我觉得许多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个人修养非常好，我不是崇洋媚外，我看许多亚洲国家的人修养不好，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修养是非常好的，不求名、不求利，有帮助别人的精神。我看到在留学生楼门前马路上有一块砖头，中国学生走过没有人关心，绕过去了，有一个欧洲留学生从这儿走，没人注意他，他弯下腰捡起来，放到墙边去，走开了。在他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心里可能连想也没想，这是一种习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明的习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习惯，我想，这就是很细微处的一个小小的侠的体现。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一定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必然联系，在于人们的认识，在于人们的觉悟。 问：为什么金庸小说男主人公大多百毒不侵、百险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答：这个是金庸小说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武侠小说本质上是浪漫小说，和西方骑士小说一样，整体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这整体的浪漫主义体系中，金庸的小说是现实的，是具有写实化倾向的。他写一个人既然是主要人物就不能让他中途死去，如果让他中途死去，小说就要从另一方面下笔，比如胡一刀，就涉及到小说的叙述问题，但它并不是说英雄可以永远不死，没有这个逻辑，就像英雄永远不败。 问：比较金庸与古龙，谈一下金庸小说的缺点？ 答：我觉得金庸小说怎么读都可以，你从方方面面读都可以，它是说不尽的，金庸实际上有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可以说下去。至于比较金庸与古龙，在认识上，在很多方面上两人所达到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在某些方面古龙甚至比金庸走得更远，比如古龙对社会的痛恨程度，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对人间冷暖的感叹。古龙由于生活的不幸，他不如金庸这么幸福，金庸其实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关心那些不幸的人；古龙是自己就生活不幸，所以他更充满了愤恨，在这个方面两个人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具体的笔力上，在艺术功底上，由于金庸受过很完整的现代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丰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古龙也有一定的修养，但是不如梁羽生和金庸，所以他走另一条路子，他写很奇怪的东西，扬长避短，不写自己不擅长的描绘。古龙善于写名言警句，古龙的作品都是由大量的名言警句构成的，而且由于他要多赚钱，他的文字排列方式，一看就是商业排列方式，一个字是一行，三个字也是一行，所以读古龙小说很快。这种方式一开始很奇怪，但是一个小说光靠方式是支撑不起来的，最后在整体的气魄上好像他比不上金庸。金庸小说由于是连载，尽管修改了十年，仍然有许多读者给他指出缺点，在一些不很重要的情节上还是有漏洞的。据说金庸先生还要修改他的作品，我个人以为，保留点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永远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问：金庸几部小说中的联系是成是败，是否适合读者的口味？还有赵敏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上张无忌？ 答：金庸有几部小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射雕三部曲，有些人物是相互搭配的，这不是金庸的发明，这在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作家各个作品人物互相呼应，这叫连环格局，整个的作品构成一个系列，比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他还有一些作品是与“蜀山剑侠”有关的，构成一个“蜀山系列”，这是一种小说描写的进步，这样使整个创作更加体系化。这不仅是金庸一个人这样做，其他作家也这样做，而且，这些武侠小说作家之间他们自身就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金庸和梁羽生，把少林寺写成天下武林正宗之后，以后任何一个武侠小说作家都没法推翻这个结论，不管什么武侠小说，它的第一人物可能不是少林寺的，但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平均实力最高的，还是少林寺，最后找来找去还是找到少林寺，少林寺成了一个象征。 赵敏爱上张无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无忌除了武功高超以外，就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优柔寡断，没什么英雄胆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没什么能耐，虽然专业上本领很好，但是经常遭受女人的骗，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有些女性，非常聪明的女性，非常有本事的女性却偏偏爱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使她有安全感，她可以操纵他于掌上。 问：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个？ 答：我个人最喜欢萧峰。 问：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似乎天生具有侠肝义胆，你被称为关东大侠，作为一介书生，你理解武侠小说，是否包含你对现实的看法，你是否想过钻入武学桃花岛中，做一个大侠？ 答：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武侠小说的，我自己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就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包含武侠小说这一块，这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的工作职责使我有必要来研究它，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千百万大众所关心的东西，专业工作者有理由做出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否则是一种失职。当然除了个人工作需要之外，从我个人的性格上讲，我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是所有的武侠小说，虽然当初读了很多，那时不辨良莠。现在，我除了工作之外，让我自己读，我还是读金庸，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太密切了。什么叫社会，社会其实就是江湖，现在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是江湖？并不是在社会之外另造一个地方。什么叫桃花岛？桃花岛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就是远离热闹地方的一个地方，虽然远离，但是正好可以练一种高深的武功，将来好去横行中原。 问：金庸小说中武功起名的缘由的境界是什么？ 答：刚才我讲到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包含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这些武功的名称，这些武功的名称包含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从中国的《易经》中来的，无法翻译；玉女心经，也无法翻译；黯然销魂掌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也没法翻，因为它包含着人物的性格。杨过为什么一打黯然销魂掌时就威力无比？而且心情快乐时还不能打，必须是想念小龙女时打才行，这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问：谈谈金庸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 答：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作家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金庸早年是个武侠小说迷，本身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和梁羽生在《大公报》时，每天他们俩就是下围棋，谈武侠，就是像我们现代大学生一样。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为什么叫梁羽生呢？因为他崇拜白羽，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写了武侠小说，就是在澳门有一场武术比赛，非常简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太极派的掌门人一拳把白鹤派的掌门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比武结束。但是这么一个小的擂台比赛，却给报纸很大的启示，《大公报》反应非常快，马上宣布，本报第二天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然后报社马上就让他写，写得很受欢迎。后来又让金庸写，这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原来并不想做这个，他原来做编剧，后来一写，一发而不可收，就写下去了。他一写下去，自身的性格、兴趣、经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看一本传记，他说金庸笔下写了那么多花旦，那么多女性，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女性的偏爱来，有的人经过分析，据说金庸年轻时，他追求过夏梦而不得手，因为那时夏梦是大明星，是香港一流的影星，而金庸只不过是一个小编剧，一个毛头小伙子，看不上他，他可能把这种利弊都转移到笔下的形象上，但是金庸本人是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因为金庸现在的夫人比他小20多岁。那么后来金庸的作品越来越能看到与本人经历的关系，虽然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境界，你看为什么“文革”时他写个人崇拜问题，写专制集团的问题，写“山呼万岁”的问题，他写了多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东方不败、任我行是一个例子，日月神教是一个例子，洪教主是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星宿老怪是一个例子，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这都和他现实的观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金庸虽然写武侠，但是把现实的东西融和进去，这样又不至于很局限、很具体，又超越了具体的写实小说。 （本人在各高校所作金庸小说讲座基本上大同小异，特选北广一场，取其比较全面且对话有代表性也。本文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透视中国》一书。） 金庸与国民文学 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一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部》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天龙八部》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性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二民族大家庭的中国 金庸小说确立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象，但同时大力批判了汉族中心主义。 据笔者统计，金庸15部小说中，至少有12部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苗、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勃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二十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所写的多民族中国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观。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个。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后来他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说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刺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成为金庸笔下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金庸认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格局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他如实描写了激烈的民族斗争，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宏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他们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化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化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二十家》p111）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建立大一统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中国进入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进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身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的一种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进的镜子。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高一筹。 三国民性批判 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精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 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子气为代表的国民性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要的群体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花会。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出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子打老子”。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子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期，已经是百孔千疮。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几个身为学界泰斗的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查继佐说： 决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于韦小宝这个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国国民性弊端之大成，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 金庸小说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实际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说领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许还达不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但由于小说篇幅之浩大、描写之细腻以及读者之众多，其影响的广度是不亚于新文学的。 四专制政治批判 金庸小说中政治描写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揭示了集权导致的个人崇拜。 在《鹿鼎记》的第一回，金庸就别具匠心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观： 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锅。’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做成了皇帝。” 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待帝王的“功业”的。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一首曲子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说戳穿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神圣，揭破了从朝廷政治到民间政治的种种黑幕。 《碧血剑》第十九回写道： 李岩心头大震，当即站起。他知自来帝皇最忌之事，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汉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那可糟了，不由得颤声道：“这……这……这……” 金庸不是专门针对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体制所导致的恶果。有时金庸对某些帝王还加以赞赏的笔调。如《鹿鼎记》第三十四回写道： 康熙笑了几声，随即正色道：“我读前朝史书，凡是爱惜百姓的，必定享国长久，否则尽说些吉祥话儿，又有何用？自古以来，人人都叫皇帝作万岁，其实别说万岁，享寿一百岁的皇帝也没有啊。什么‘万寿无疆’，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什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马，全都不用担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讽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实就在康熙这样的“圣明”君主统治下，也是贪官横行，冤狱不断，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真正的人才饱受压制。金庸不但从文化上，而且从政治上，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红楼梦》有同样的深度。 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的个人崇拜色彩逐渐浓厚。与此同时，金庸有意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任我行是论者常举的例子，《天龙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个例子，《鹿鼎记》中神龙教的洪教主也是一个例子。个人专断的体制下产生的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以“文化中国”为旗帜，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弘扬与批判，使中国现代读者重新建立了复杂的民族国家信念。这种文化中国的观念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和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文学传统都既有冲突、又有呼应，因此，关于金庸小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争论必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下去，而中国的国民文学发展也势必要受到金庸文学的巨大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已经发生了。 （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并投交《现代中国》刊物发表） 小生常谈篇 老生常谈，一般谈的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小生常谈呢，则主要谈的是尚未估价的将来的古董。 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 不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普通的阅读接受领域，老舍一向被当作所谓“鲁郭茅巴老曹”这六大巨头之中的一个得到较高的尊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三大“新贵”的座次直线上升，此外艾青、冯至、穆旦这三大诗豪也身价倍增，再加上赵树理、丁玲乃至张恨水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六大巨头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郭巴”两位似乎被认为不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准备在恰当的机会将他们列入“甲b”的二流集团，而茅盾的长篇小说“大哥大”的宝座也摇摇欲坠。在这样豪杰并起的境况艰难中，老舍不但没有贬值，反而有凌越于茅公巴老之上，与沈从文钱钟书平起平坐、蝉联现代小说大师“后三雄”之势。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原因是老舍并不处于全局之中的“亮点”。而当我们在镁光灯刺眼的闪烁之余稍微去注视一下老舍时，则或许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让我们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几个简单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在所谓“鲁郭茅巴老曹”这六大巨头之中，老舍明显是个“异类”。鲁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呐喊的呐喊，涅槃的涅槃，为人生的为人生。巴金可说是五四精神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诉”，就唤起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他描写鲁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学习茅盾式的“三部曲”而发扬光大。曹禺则是“五四”精神在话剧领域的代表，虽然主观上没有那么强烈的“五四”创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剧作都正好呼应了时代对新文学话剧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愿追随新文学的车轮一同前进。这5人中，从学者、思想家、理论家，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应有尽有，按照中国人的“数字审美学”，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圆满的“五虎将”阵容。可人们不知从何时起，非要加进一个老舍才觉得“六六大顺”。殊不知，老舍跟他们，用老舍式的话说：“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仿佛推选6大高僧，混进了一位老道，虽然也是出家人，但念的根本不是一本经。看看名字就觉得别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较深刻的意义，“鲁迅”是“虽鲁而迅”，“沫若”是家乡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曹禺”是“萬分”（虽然他们本人未必承认）。只有这个“老舍”，是取本名“舒庆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无深意，是“五百年的旧房子”还是“一年四季开粥厂”呢？不管哪个意思，都透着俗，这是一个标准的旧派文人的笔名，当然比起什么“泣珠生”、“春来瘦”一类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师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是吃“五四”饭的。虽然六巨头中他是惟一生长在“五四”运动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仿佛身处风暴眼，那风暴跟他没关系。“五四”时期那七八年，老舍忙着养家糊口，当过一阵小学校长，还当过一阵劝学员。后来虽然到燕京大学旁听过，但那是为了给出国混事打基础，他跟大学里的风潮、派系基本上没瓜葛。想要用“五四”给老舍脸上贴金是比较困难的，老舍在1957年写了一篇《“五四”给了我什么》，想给自己贴点金，可是啰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说的废话，无非是“五四”让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话文。我们顶多可以说一句他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但这也很难讲，因为后来老舍成为大作家后，除了在官样场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对待“五四”的态度上，跟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极其相似的：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但到底拥护的支持的是什么玩意，自己并不大清楚。 老舍杀入文坛，也跟别人不一样。老舍一不为什么主义，二不凑什么热闹，三没有什么集团。他1924年到1929年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书，闲居无事，就在一本练习本上写着玩，写完了便乘兴寄给《小说月报》。没想到一出手就“文章惊海内”，不几天就“书札到公卿”。几部大作问世后，他辗转回到祖国，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师了。他的创作态度好像是“游戏消遣”式的，但他又与鸳鸯蝴蝶派不同。鸳鸯蝴蝶派一是成帮结伙，二是爱赶时髦凑热闹，三是立场多变。而老舍虽然朋友满天下，但不入帮，不结党，除非形势所迫，不参与别人发起的什么运动，而且一贯以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很少随波逐流。他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了新文学的小说大师，文学界和他自己都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和谐。 然而若是单独看看老舍的前两部作品——《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假如老舍不再继续写作的话，那么仅凭这两部小说，完全可以把老舍列入鸳鸯蝴蝶派的“滑稽小说家”中去。当然，这是比较高级的滑稽。假如老舍的这两部小说不是发表在《小说月报》，而是发表在《红玫瑰》或《新闻报》的话，那么老舍无疑就是鸳鸯蝴蝶派新一代的滑稽小说领袖。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中心开始由南向北转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态成为大众读物领袖。在社会言情小说方面出现了张恨水，在武侠小说方面出现了还珠楼主，在滑稽小说方面出现了耿小的。耿小的虽然也号称是“含泪的笑”，但跟老舍比，气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筹。老舍能让人笑得捧腹，也能让人欲笑不能。《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完全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滑稽小说中兴的里程碑。耿小的后来有一部《时代群英》，主题和内容与《老张的哲学》相似处甚多，主人公高始觉也是在自己开的学校里开商店，但阅读感觉是恶噱过多，缺乏严肃的批判底蕴。而《老张的哲学》虽然老舍自谦是“搔新人物的痒痒肉”，但自有一股正气和大家风度流布于字里行间，这也是老舍不可能与鸳鸯蝴蝶派为伍的原因。 除了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思想上也与新文学格格不入。老张并不是纯然的旧派人物，对这个人物的讽刺并没有多少“反封建”或者“个性解放”的意义。对老张进行的主要是道德批判，老张是被作为一个“坏人”受到尽情的嘲弄和挖苦的。而这种道德批判的出发点，则是传统的，老张的惟利是图，损人利己，都与“世风日下”的新思潮有关，在小说的叙事者看来，正是传统社会的崩溃，才导致老张这样的坏人横行于世的。《赵子曰》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五四”青年。在小说的叙事者看来，“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读书、不上课，打老师、骂校长，穿着运动服睡觉表示时髦，背着冰刀去冰场，不为溜冰而只为勾搭女学生……这样的观点在“五四”青年和我们“五四”精神的继承人看来，当然是误解甚至是污蔑，但不能否定的是，这其实正是广大民众的真实想法。老舍说出了民众的心声。在沈从文的《萧萧》里，也有一段叙述乡下人怎样看待女学生的文字。乡下人认为女学生就是随便花钱和随便跟男人睡觉的一种女人。但沈从文并未以此作为自己的观点，他只是以此来形容乡下人的淳朴和愚憨。而老舍对新人物的这种看法，却延续在他全部的创作里。 老舍知道自己成为新文学小说大家后，自然要收敛他的滑稽，写出正经的货色示人。这用北京话说，叫做“知道好歹”。老舍这样的人，面子第一，你只要对他尊敬、和气，让他干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写了批判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一个道理是：“我的年岁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几个戏，而他却一个也没写。……他自己写不出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可也奇怪，我与他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道这真是党的错吗？……吴祖光，回头吧！”（《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这段话今天看来颇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吴祖光这样的作家为什么对共产党有意见，在他看来，有这么好的共产党领导着，不好好干活，真是“不知好歹”。这完全是一个朴素的劳动者的思想，而不是把党的事业就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五四作家”的思想。所以老舍这样的作家也跟着去批判吴祖光、批判胡风时，态度很真诚，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时还反而起到一种“搅混水”的保护作用。老舍其实一辈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关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话题，他虽然讲授过《文学概论》，但自己对理论是不大感兴趣的。他说：“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未成熟的谷粒》一）他看重的是实际的写作能力。他一生都在关心自己的写作数量和种类，经常算创作账，包括稿费。50年代他特别高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养家糊口的问题而纵情高产了。他不但自己成为高产的“作家劳模”，而且衡量别人时也以此作为一个标准。他在1955年的《反对文人无行》这篇文章里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是反对作家怠工，第二是说作家经常创作等于工人农民经常劳动，第三才是笼统地反对道德堕落。老舍这样的“作家观”，与鸳鸯蝴蝶派非常接近。鸳蝴派的创作观就是“劳动观”。但是鸳蝴派的劳动观里海派的商业气息很浓，有时含有出小力赚大钱的思想。而老舍的劳动观更接近普通大众，即凭本事赚钱，“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老舍可以说是一个作家里的“骆驼祥子”。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老舍虽然早早被当作新文学小说家，但他对什么新旧文学的宗旨、区别却一直摸不着门径。也正因此，他无所依傍，自成一家。他会写《骆驼祥子》却不会写“无产阶级文学”，会写《月牙儿》却不会写“时代女性”，会写《断魂枪》却不会写“现代武侠”，他还糊里糊涂写过《猫城记》这样的“反革命”小说。从立场和趣味上判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表大众思想和大众情感的大众作家。现在我们可以明白，现代文学“六巨头”里假如没有老舍的话，那就意味着新文学缺少了一块致命的东西——大众。所以郭沫若、巴金、茅盾都可以遭受质疑，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把他们换成不革命或反革命作家就可以了。只有老舍因为不能替换而安然无恙。一部著名的现代文学史里说，老舍为新文学赢得了大量的市民读者。其实应该这么说：新文学把老舍拉过来，同时带来了老舍的大量客户，老舍的一切成就也便算在了新文学的功劳簿上。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重量级的学者其实是对老舍不感兴趣或假装不感兴趣的，他们害怕别人说自己“俗”。以现代文学研究实力最强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他们开设过鲁迅研究课、茅盾研究课、曹禺研究课、周作人研究课、金庸研究课，但没有开设过老舍研究课，而且十几位现代文学学者中没有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当然这些学者对老舍都是十分敬重的，也写过一些有分量的老舍研究论文，可这仍然说明了老舍在现代文学中佼佼不群的处境。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学者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人民的苦乐悲欢他们何尝得知又何尝愿意得知。不过人民也不稀罕他们得知，人民有老舍就够了。 这样强调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并非认为老舍就完全是与新文学同床异梦。在新旧文学之间，老舍当然属于新文学。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老舍，使我们扩大了理解新文学的空间。新文学的伟大，在于它是不断扩展的，是不断自我批判的。新文学的自我更新，包括容纳了老舍这样的作家，促使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也要不断更新。这样，整个现代文学就进入了活跃繁荣的状态。没有大众化追求，就没有现代文学的繁荣，就没有现代文学的大多数经典之作。被公认为代表大众趣味的张爱玲提到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品时，是把老舍的《二马》与鸳鸯蝴蝶派的《海上花列传》并举的，她这样来看现代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情况下，不考虑阶级、流派，而只考虑大众的“艺术评分”。其实“六巨头”也正是大众艺术评分的结果，一切“经典”都不是“专家”所能够钦定的，经典最后是由大众决定的，这也就是作品要“活在人民心中”的道理。老舍是活在了人民心中，包括代表人民利益的学者心中，所以他相信自己作品的价值，所以他在受辱后能够勇敢地自杀，他用不着依靠苟活长寿来影响乃至窜改对自己的历史评价。 理清了上述思路，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就豁然开朗了。 老舍是来自大众的作家，要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当然，谁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大众，如同赵树理、张爱玲一样，老舍代表自己那个地域和阶层的大众，即中国北方方言区的普通市民。不理解这些市民的生活，隔膜、鄙夷、恐惧或是敷衍，那就不能理解老舍。 老舍忠实于自己的大众立场和趣味，没有因为教育的影响和地位的改变而背叛。很多下层出身者上了大学就一心要钻入“上流社会”，以过去的背景和趣味为耻，不明白忠实于原来的立场可能才是真正的“上流”。我们应该研究为什么老舍身处主义和思想的丛林却能够“独立不移”，来自大众的精神价值如此强有力吗？ 老舍在内无个人策划、外无集团援助的情况下，以大众性获得了成功，这充分说明大众文化的伟力，代表大众心声的东西是迟早要大受欢迎，谁也压制、防范不住的。专门靠阴谋策划、广告包装、卖弄术语或辱骂名人而“出道”者，终无可观。 新文学迅速把老舍引为同道，是新文学和老舍的“双赢”。设想假如在老舍回国之前新文学的某位批评家一激动，将老舍痛骂一顿，那是何等的损失。老舍主动向《小说月报》投稿，这已表明了他的投奔之心，《小说月报》惟才是举，这表明了新文学的海量。当今的文学刊物大多只用约稿，对自由投稿百不用一，不但造成埋没扼杀人才，而且这些人才在其他领域成功后，往往会对文坛实行盲目的报复。 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老舍的成功，是20世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一个绝好例证。老舍实际上自觉和提前做到了毛泽东所讲的“普及与提高的结合”，他在50年代成为解放区作家之外惟一游刃有余的高产作家，绝非偶然，也不是简单的热爱新社会就能够做到的。他在艺术上早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改朝换代”而长期不可动摇，这又一次充分证明大众性的文学是可以成为经典的。老舍自己说：“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未成熟的谷粒》八）老舍自己就是作到了“俗而有力”的。不但文学作品是这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是这样。第一流的东西总是“俗而有力”的，如荷马之吟、但丁之曲、屈平之赋、李白之诗。“雅而有力”者也很好，但求雅则需含矫饰，其力必弱，故总是第二流的。至于无力者，无论雅俗都是三流的，只是俗而无力一望便知，雅而无力能够蒙人罢了。 当今中国文坛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还足够我们使用“五十年不动摇”的——重要的是缺乏老舍这样的“大众良心”。我们现在有不屑于给中国人看、专门准备到外国获奖的先锋文学，有编造陈年掌故、表示自己有高深传统文化修养的遗老文学，有大款文学，有荡妇文学，有流氓文学，有帮闲文学，有黑幕文学，有鸳蝴文学，有咬牙切齿的反革命文学，当然也有怒火满腔的反腐败文学，但是我们很少有关心“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的文学。当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看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泪流满面时，我们不少中国的批评家却指责张艺谋“又在暴露阴暗面，丢咱中国人的脸”。可惜张艺谋只能代表电影界的“大众良心”，小说失去大众已经很久了，诗歌更不用提。既没有鲁迅和金庸，也没有老舍和艾青，中国当今的文坛真该像电影《黄土地》中那样发出求雨的呼喊了： “海龙王，下甘雨，清风细雨救良民——” （本文系老舍国际研讨会论文，发表于《南方文坛》，并收入京华出版社《走近老舍》一书。） 老舍的散文语言 始于“五四”前后的现代散文的艺术空间，群星辉映，争奇斗妍。名家们风格独具的作品使我们从各个角度分别得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享受。但是在语言上，多数作品我们一看便知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文言的统治刚刚被推翻，白话文正在咿呀学语的时代的产儿，无论文章多么精美，总令人觉出一种纱屏似的隔界之感，使后人难以在语言方面进行直接的借鉴。我对现代散文园地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的巡礼之后，惟独觉得老舍先生在语言上可以对当代作者进行直接的播音。当然我并非认为老舍的散文成就在整体上超过了同样令我敬佩的其他散文大师，不过是企图谈谈对老舍散文语言的一点拙见，也许能对今天的散文作者有所滋益。 老舍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可与鲁迅、侯宝林等任何一种艺术领域内的巨匠相媲美。他高超的语言技巧当然首先表现在小说和戏剧中，但众所周知，没有什么体裁是老舍所不能驾驭的，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场上的全能冠军。他写的杂文仅在抗战前后就达数十万字。不过一是因为被其他方面的伟绩所遮没，二是因为老舍本人那有口皆碑的自谦，他曾在《答客问》中说：“在我快要与世长辞的时候，我必留下遗嘱，请求大家不要发表我的函信，也不要代我出散文集。……究非精心之作，使人破工夫读念，死后也不安心！”所以学界一直对老舍的散文，未能在整理和研究方面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老舍的散文，不仅能侧面反映他小说的许多风貌，而且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在语言上。 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语言风格的纯朴清新。老舍爱清洁，“生平不讲究吃喝，只爱穿几件整洁的衣服”。办什么事都讲究干净利落，他的文风也是如此。但他的纯朴不同于周作人的淡茶闲酒或俞平伯的缓鼓涩弦，而是如同一位谦恭而亲善的故友，向你讲述他见过的一事一景。这种讲述是完全的口语化，然而又是你所察觉不到的经过了高度艺术凝练的口语，而决非有意做出一番“质朴无华”的姿态，把别人硬拉入自造的桃花园，去忍受那“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的语言折磨，像茅盾所批评的某些青年一样，“朴素到了寒碜的地步”。这种功夫是无人能与老舍匹敌的。 老舍的纯朴不是毫无修饰的。正相反，他的纯朴很大一部分就表现在修饰上。关键在于修饰得自然、得体、恰到好处。宛如一位打扮得整洁清丽的北京少女，而不是十里洋场的艳装女郎或荒山野岭的愚蛮村妇。我们都读过朱自清的《绿》，作者前铺后陈，闪展腾挪，极尽比喻夸张之功，把梅雨潭的绿描绘得生趣盎然，脍炙人口。平生笃爱山水的老舍也是写绿的高手，但他的写法与前者就迥然不同，我们看一下他在描写济南和青岛的山光水色的几篇文章里的一些段落： 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儿，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呀！ ——《一些印象》四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围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地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一切绿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的一景。 ——《非正式的公园》 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 ——《五月的青岛》 看了这几段淋漓尽致的点染，谁能不爱那“绿”呢，而且必是爱得那么纯朴、洁净、明朗。当代的散文往往由于作者对描写的事物没有真挚的爱情，而失去了纯朴。 与纯朴密不可分的是老舍散文语言的简练。白话口语长于细致描摹，而最易失足之处便是繁冗啰嗦。徐志摩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散文语言固然有艳美之处，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有其弊病。我国散文历来讲究言简意赅。鲁迅、许地山、叶绍钧等人的散文都有简练之风。老舍的散文语言在简练这一点上同样不逊于他人，而且有其独特之处，即简练中透着干脆。 对于汉语发展最成熟的支流——北京话，老舍是驾轻就熟的。北京话的特点是：干脆、流利、便当。把这样的语言经过艺术锤炼再显现在文章中，自然就使人一眼看出：这是老舍的。例如他写《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他写武汉的《轰炸》： 机声远了，你由洞里出来，而又懒得动。你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呢：最晴朗的天日，与最凄惨的景象，阳光射在尸与血上，晴着天的地狱。 限于篇幅，不多举例。实际在一些更长的段落中这种干脆劲儿显现得更鲜明。主要是句子的短小，长句间隔的调配，句式的安排，例如倒装、省略等，这些都要以准确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简陋与残缺了。当代的许多散文能够做到简练，但往往失去了味道。 提到老舍的语言，人们都忘不了“幽默”二字，似乎没了幽默，老舍的墨水瓶就会干竭。其实老舍虽然生性幽默（就如同一个人生性严肃或忧郁，并无什么优劣雅俗之分），但并不以幽默取胜。如果说他的早期出世之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难免有油滑之处的话，那么他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中可以说是很娴熟地把握住了幽默这根缆绳。他对苦难是笑中含着眼泪，对黑暗则是无情地讽刺与鞭挞，对友人则是诙谐中饱含着情谊。他的散文是很能表现这一点的。 他写友人何容： 他，真的，不让何太太扛伞。真的，他也不能给她扛伞。他不佩服打老婆的人，加倍的不佩服打完老婆而出来给她提小伞的人，后者不光明磊落。 ——《何容何许人也》 他写可爱的小猫：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小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 ——《猫》 讽刺国民党在重庆的苟安： 是呀，一个人去吃大菜，去玩麻雀，也不见得就不准为伤兵难民捐钱。 ——《轰炸》 可是，老舍的散文幽默不是为了叫人哈哈大笑，然后为他的口才鼓掌，而是用更深刻的表达方法表现出更深的道理，引起人更深的思索。他的许多小品文都是如此，这与林语堂等人所主张的幽默是不同性质的。在当代的散文创作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幽默劲儿是颇为缺乏的，值得很好地向老舍先生学习。 好的散文应该使人卒读不舍，回味无穷，这就需要语言的隽永。老舍的散文由于纯朴、简练和幽默，自有一种亲切感人的味道，并且老舍还努力追求这种味道。他是非常注意文章中的感情的，他在《大智若愚》中讲： 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工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一把好锯并不能使人变为好木匠。 冰心称赞看了老舍的散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简单”。这正是因为老舍描写一景一物都想着读者，尽力把自己的情感与读者沟通。他写《想北平》，没有铺张夸饰北平的丰物美景，而是那么娓娓地叙谈，就使那种眷恋故土的热情典型化地感染了读者，激起共鸣。他早期描写山水的那些散文更是寓情于景，使人看到了有生命有情思的风光。 散文短小，贵在有情。这一点虽不难做到，却难于做好。老舍的散文语言使人感到隽永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直缓而又有节奏地抒发胸臆，不绕弯子，一步步地把文思逐层推出。这是以深厚的语言基本功为后盾的。我们今天写散文硬学这一点恐怕是吃力不讨好的。 马小弥在《鼓书艺人》译后记中说老舍“那种幽默隽永的笔调，简练质朴的风格，和浓郁的北京风土气息，我学不来，无法再现”。我想，今天从事散文写作的人，没有必要刻意模仿现代或当代散文大家的风格，但是，多读他们的作品，多吸取前人的营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些现代散文家的文体，已经不适宜于今天。就语言运用的艺术这个角度，我觉得，老舍或许是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一个。 回声与山水 ——李广田散文二篇赏析 一《回声》 李广田的文字，就好像你在山里赶路，拐过一个山峁，发现一幅新的风景。那风景不是为了你的到来才展现的，而是原本就铺在那里，立在那里了。当你朝它走去时，发现它讲述的故事早已开始，而你，只是无意间闯入的一个倾听者。比如说《回声》，它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不怕老祖父的竹戒尺，也还是最喜欢跟着母亲到外祖家去，这原因是为了去听琴。 你认为这个故事刚刚开始也可，认为它已经讲了100年也可，你就那么听下去了。然而它并不在意你听不听，它仍是不紧不慢地讲下去。宛如山岚缓缓流过山腰，或是山涧徐徐淌过山谷。 讲到听琴，文章下面就写到外祖父的横琴。可是“我并不喜欢这个”，“我听了只是心烦”。“我”要听的，“是篱笆上一片枯叶，在风中战动，与枯枝磨擦而发出好听的声响”。扩而展之，“我”最爱听的，是“那张长大无比的琴”，以河堤为琴身，以电杆为琴柱，以电线为琴弦的大琴。这张大琴，自然是只有风，才能演奏的了。 在这样的琴声中，“我”做了许多梦，绚烂的梦，恐怖的梦。这些梦培育了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使他的心飞到辽远的世界，奇异的世界里去。“我”喜欢去听那琴，实际是要去进入那个梦的世界。而当因为冻伤不能前去时，小孩子陷入了悲哀。 文章至此讲述的其实是自然之声与人工之声的道理，这是几千年前老子讲过的道理。但老子讲的是道理，李广田讲的是故事，是真实的生命经历，它包含了更丰富，也更本质的道理。 接下去，文章转入老祖母给“我”做“琴”。老祖母用一个小白瓶系在高杆上，等待风把它吹响。可是“以后过了许多日子，也刮过好多次老北风，然而那小白瓶还是一点不动，不发出一点声息”。 老祖母失败了，但她所种下的慈爱却开放在小孩子的心里。“现在我每逢走过电杆木，听见电杆木发出嗡嗡声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这些。”在往事的回声里，老祖母与自然之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大爱，是没有“爱”字的真爱。这样的琴声，使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朴实的人，他的文章不是人工制造出的消遣娱乐，而是自然的风，宇宙的风，吹进他心里之后，自然发出的鸣响。在这样的鸣响中，人达到了忘我，像糖入水一样，他，或许还有你，融入了风景。 二《山水》 李广田的散文，初看似乎平实得不能再平实，然而再看就起了凸凹，三看就有山有水，四看就是锦绣乾坤了。 《山水》一篇，开篇便以平原之子的身份，拒斥那些山水文章，因为它们使平原上的孩子产生了悲哀。在平原的孩子看来，那些山水文字“都近于夸饰”，这似乎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然而作者的意图却不是要讲这个道理。因为他承认了自己的自卑：“我原是要诉说平原人的悲哀呀。” 平原上自然无山无水。可正由于无山无水，激发了孩子们对于山水的想象。而在这些想象中，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寂寞。想象与寂寞，触到了人的灵魂。它使人不由得想到，我们喜欢山水，难道是为了排遣寂寞吗？于是，题目的普普通通的“山水”二字，骤然有了立体感，纵深感，读者感到，他所要谈的，恐怕并非是“山水”。 平原的人不满足于想象山水，他们小时想象，长大后就要创造山水。“我们的祖先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于是他们就开始一件伟大的工程。”他们开河，堆土，采石，移木，用了几十个春秋，终于，“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云烟”。原来，改天换地，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只要人类衣食温饱之后，他们就要试着改变一下世界。住在山区的愚公，要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而住在平原的人们，却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究竟哪些山水是上帝造的，哪些山水是人类造的，专家以外的人已经很难分辨。李广田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人和宇宙的故事。他不是说人到底能不能战胜自然的什么道理，不是说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他说的是不管有过怎样的经历，不管有过怎样的想象，寂寞，奋斗，结局，不管是谁战胜了谁，最终，人和自然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也分不清的。 平原祖先的创造，已经成了历史，那些工程已经只剩下零星的遗迹。深埋在土里的一块黑石，就是“老祖宗的山头”，两块稍低的地方，就是“老祖宗的海子”。然而这一点点遗迹，已足够文明的火种流传。“我在那块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文章至此，不温不火地结束，却陡然使读者进入了一种“寂寞”，啊，山水到底是什么？山水就是人么？不少评论家都说李广田的散文是“粗线条”的，恐怕并不确切，在那粗朴的外表下面，李广田的心实际是非常细的，细得那么让人无话可说，细得那么让人忧伤…… （本文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典藏》） 美丽的毁灭 ——闻一多的死亡意识 作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我对闻一多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个案研究。但我对闻一多这个人是从少年时代就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种敬意源自于他的死，他的不同寻常的死。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激越的语调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由于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权威评价，导致人们误以为闻一多是为某种政治诉求而死。今天看来，“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就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意味着闻一多反对整个国民党。他所怒对的是“手枪”而不是某个党。手枪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能够怒对这样的手枪，恰恰说明闻一多是个真正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而决不是什么“由自由主义堕落到民粹主义”，难道说只有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的逍遥派才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吗？毛选中的注释说闻一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我那时觉得知识分子中也能有这样的人，的确是了不起。后来又学习了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不禁更加为他面对死亡的气概所折服。我还以这篇作品代表学校到区里参加朗诵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后来到大学里学习现代文学，接触的第一首闻一多的诗是《死水》。我隐隐觉得闻一多的生命与某种死亡意识有着联系。后来我当了老师，每当讲到闻一多时，我总是不自觉地围绕死亡来讲。现在我把这点零散的思考谈一谈，就教于诸位闻一多研究专家和诗歌研究专家。 我发现闻一多诗歌中有许多篇什与死亡有关。在他传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诗作里，在主题上明确涉及死亡的，就有《红烛》、《李白之死》、《剑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梦者》、《也许》、《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门》、《飞毛腿》等十几首。另外还有一些虽不明确指涉死亡但在具体诗句中对死亡有所描写的篇什，那些诗句大多出现在诗的后半和结尾。如《爱之神》结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盘踞着的一座迷宫！”《心跳》结尾：“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现“死”字的诗一共有20多首。 闻一多笔下的死，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烛》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闻一多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否则，躯体就是灵魂的监狱。“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所以说，“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烧的结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闻一多明确地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红烛自身的死亡与外在世界的改变构成了清楚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闻一多实际上把死不看做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于是，他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李白之死》写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里想的却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剑匣》写“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因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写成“樱桃艳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烂果》写果子彻底烂透之后，“我的幽闭的灵魂/便穿着豆绿的背心，/笑眯眯地要跳出来了！”总之，闻一多的生命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又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奠基礼。《色彩》一诗中写道：“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当上面画满了红、黄、蓝、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内容之后，“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 所以，闻一多笔下的死，或者给人奇异，或者给人怪诞，但并不使人恐怖，并不使人反感。闻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话：“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一阵大风云。我近觉身体日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闻一多将一种类似唯美主义的情趣贯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达到一种区别和超越了“恶之花”模式的美学效果。《梦者》一诗写道：“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水》都对丧失生命的客体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体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跳出了豆绿的灵魂，死水里争艳着翡翠、桃花、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春”，“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准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出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瞧不见人烟！”《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口吻写军警镇压学生，“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听说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飞毛腿》写一个叫“飞毛腿”的洋车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语形式呈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道：“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诗人不喜欢这样的死，他在《深夜底泪》中说：“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他诗作中的转折处喜欢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五十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 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又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显示和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种种意识活动，一定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兴奋点。《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就在这种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 ……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美诗吗？闻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似乎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因为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 （发表于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被多家学术和新闻媒体转载） 五四的春江花月夜 ——朱自清《匆匆》讲稿 同学们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赏析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匆匆》。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 朱自清，18981948，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原名自华，号秋实，（很朴实的名字）后来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新诗，长诗《毁灭》有很大影响。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成为著名的散文家。30年代，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曾经漫游欧洲各国，出版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8年，在一身重病的情况下拒绝领美国的救济面粉，在贫病交加中不幸逝世。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在他50岁的一生中留下了诗歌、散文、评论、学术著作26种，共200万言。 朱自清的散文，漂亮、缜密、自然、朴素。语言纯正、准确，技巧全面，思想健康向上，结构讲究，经常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对规范现代汉语贡献很大。朱自清的散文让人确信，白话文能够写出与文言文一样优美的文章，甚至是更好的文章。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他的名篇《匆匆》。 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六七百字，五个自然段。我先来读一遍…… 好，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不难看出，这篇文章讲的是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常有人谈，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多是老生常谈，不外是时光如流水，要珍惜呀，说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说了也是白说。 朱自清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没有表面化，而是精雕细刻，写得微入毫发，从而提出了更深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类永远困惑的问题：时间，是个什么东西？ 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生命，对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动物的时间感是迟钝的，人一开始也如此。我们可以想象远古的人类祖先，完全依靠本能生活，没有时间感，没有紧迫感，没有什么生活计划，学习计划，没有什么作息表，日程表，完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地生存着。你可以说那是原始，是蒙昧，但也可以说那是自然，是快乐，是幸福。 后来，人发现了寒来暑往，发现了春夏秋冬，发现了花开花落，发现了草木凋谢以后又会重新萌发，于是人类发现了大自然的节奏，也就是发现了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于是人就有了永恒的苦恼。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人人要死，就知道有个东西叫末日，而且那一天早晚要来临。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于是一切快乐都蒙上了阴影。 普通动物不知道死亡的必然，所以它们显得比人类天真自然，比人类淳朴健康。小孩不知要死，所以他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是大人永远羡慕的快乐。人生的第一问题，便是死亡。人知道了生命的长度，大多数也就是几十年，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依靠医学，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能够活到100多岁的还是很少。即使活500岁，在茫茫的宇宙里，也不过是一瞬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依靠科学，学会了计时，但正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烦恼。人一出生便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比如同学们都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如果说你们风华正茂，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会很高兴。但我如果说你们离死亡还有六十多年，两万来天，意思是一样的，但你们会不高兴。各种哲学、宗教的观念都是在死亡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死亡，可以说也就没有了我们人类的文化。人要敢于面对死亡，说出死亡。鲁迅讲过，一个人家生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将来要发财，鲁迅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是要死的”，这才是真理。 人们发明各种计量时间的器具，在物理学上，可以测量到十万分之一秒。在普通生活中，我们以一秒钟作为最小的时间单位。一秒钟，喀哒一下，便如同挖去你一块肉。我们一般以为死亡离我们还很远，好像一位客人，在几十年以后等着我们。实际上，人并不是到了遇到那位客人那一天突然死亡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每一秒钟，你体内都有成千上万的细胞死去，当然，同时也有一些细胞新生，新生的越来越少，死亡的越来越多，于是，你就越来越靠近死亡了。分分秒秒的你，都在变化。下课时的你与上课时的你已经不同了。听完我的讲课，你便又老了一点。时间问题是无数哲人、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面对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古人并不太重视，中国人的本性基本上是乐观的，时间感不太强。近代从西方才输入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我们中国传统的时间感是圆的，循环的，人可以转世投胎，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从西方传来的时间感是线性的，一去不回头的，好像文章只有上篇没有下篇，不管你活得好坏，不管你活没活够，就这一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所以我们现代人与古代人感叹时间的方式不太一样。 时间无情，欢乐时不多，悲痛时不少，它就那样冷漠地、不受任何打动地，嘲笑着人类。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战胜时间的问题，如何摆脱对于时间的苦恼的问题。是寻欢作乐，花天酒地，当大款，还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或是寻找一份人间真情。是立德，是立功，还是立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文学家的任务不是替人选择，而是把这种感情形象化，变成一种审美对象。选择本身是各人自己的事。 我从生活给我的启发和一些好的书籍中得到的体会是，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用生命的质量来战胜生命的短暂，（很佩服癌症协会的那些人。）用生命的高境界来战胜永恒。当然，这要在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之下。 我想，《匆匆》这篇文章所给予我们的，便是这些启发。 下面我们来细读一下。 先看文章的题目，《匆匆》。描述时间可以有很多词汇，也可以用缓缓，悠悠，为什么要用“匆匆”呢？这里已经体现出作者的时间观，在朱自清看来，时间是“匆匆”的，是快的，是急的。这个题目就给人一种速度感，还有一种过程感。你似乎能够看见时间以一种动态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 第一段，“燕子去了……”第一句是个排比句，选择了三个似同实异的生命现象。描述的是一种循环的生命现象，令人感到亲切、慰藉。然后第二句马上提出一个对比，那些东西都可以重复，但只有时间不重复，“一去不复返”。这个第二句用了一个第二人称“你”，这是直接与读者对话，给人的感觉十分亲切。最后是几个猜测式的追问。设想那时间可以被“偷”，可以“藏”，可以“逃走”，都增添了时间的形象感。我们看这开头的第一段，用一个排比，一个对比，加上一串追问，造成一种忧伤的节奏，但是这忧伤中又含着优美，因为它是思考中的忧伤，是寻觅中的忧伤。在清浅优美的文字中，朱自清举重若轻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 第二段，“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这第一句中用了一个“他们”。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父母？是领导？是老天爷？是上帝？我们中学里的语文考试常常采用标准答案的方式，什么东西都弄成标准答案。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什么都有标准答案，还要老师干什么？什么都弄成标准答案，说明我们很多老师的无能，也说明他们的蛮不讲理。这里的“他们”就是不确定的。正因为不确定，表现出朱自清对时间的“无把握感”。其实我们全人类对时间都是无把握感的。谁知道时间是怎么来的？是本来就有的，还是我们自己造的，是上帝设计的，还是我们的错觉？正因为不确定，生活才有了意义。假如什么都确定了，什么都知道了，人类也就没有生存的意义了。但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知道的。知道什么呢？朱自清知道“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八千多是多少？看上去很多，其实也就是二十多年。同学们，从你的手中，已经有多少日子溜去了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算你能活一百岁，也不过就是三万多天。也不过就是一千多个月。你一生中，也就能看到几百次“十五的月亮”。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匆匆》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当时朱自清24岁，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岁数，但他已经意识到“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节奏更快的时代，我们有朱自清那样敏锐的时间感吗？ “八千多日子”溜去了，应该是有觉察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觉察呢？朱自清下面用了一个比喻。“像针尖上……”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形象。无声，无影，看不见，听不到。所以“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涔涔”是形容出汗，“潸潸”是形容流泪。出汗说明恐惧，流泪说明悲伤。所以这一段，写出了对于时间渐渐离去的悲恐之情。 第三段，“去的尽管去了……”第一句中，出现了“匆匆”二字。这是明确地点题了。说明题目的“匆匆”就是写时间的，就是写这去去来来的时间的。下面，以日子和“我”的关系，进一步把匆匆的日子形象化。我们都知道时间的可贵，但是怎样写出这个可贵，是非常不容易的。朱自清在这里，采用了以有形写无形的技巧。他笔下的日子，仿佛是可以看到的，仿佛是触手可摸的。他用了一串排比句。在修辞手法上，用了拟人。把时间流逝的状态写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写得让人身临其境、如在目前。真的能够令人产生恐慌，从而写出了“匆匆”的力量，写出时间之流的不可抗拒。 第四段，“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承接上文“时间之流不可抗拒”的意思，进一步来写人与时间的关系。时间既然这么无情，这么冷漠，这么不可抗拒，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里，朱自清写出了人与永恒的矛盾。在永恒面前，显出了人的渺小。“徘徊”二字值得注意。它写出人的无可奈何，人的永恒的困惑。一般的人想到这里，也就会止步了。因为反正干什么都是渺小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会在宇宙中被时间淹没得一丝不剩的。但是，朱自清没有止步于此。他最后一句说：“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这一句话，由自愧转向了自励，自我激励。前面写出了时间流逝的不可抗拒，但是这里偏偏要抗拒。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人类文明，都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产生的。人与自然抗争，与时间抗争，不是为了要战胜自然，战胜时间，而是因为抗争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一味地顺从自然，那我们就不应该生存，我们生下来就死去算了。这一段，是全文的思想核心。 最后的第五段，只有一句，“你聪明的，告诉我……”这一句基本上是重复第一段里的第二句，只更换了一个字“你”的位置。上文虽然强调了抗争，但抗争并不能消除对时间的困惑。所以这最后一段又回到对时间的质疑，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味道，全文以发问开始，又以发问结束，格外发人幽思。 回看全文，朱自清以小写大，以“小我”的感受，写出了“大我”的问题。表现了一种“五四”情怀。在“五四”时代，时间问题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匆匆》就是其中的一篇杰作。这样的散文是超越时代的，也是超越国界的，今天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可以说，这是一篇五四时代的《春江花月夜》。 《匆匆》在艺术手法上也非常有特色。清新，亲切，流畅的口语与书面语巧妙结合，形象化的表现手段，体现出白话文的极大魅力。文章中有典型的白话文的标志：“的”，“了”，“啊”，“呢”，但也有“涔涔”，“潸潸”，“确乎”，“凝然”这样的文言词汇。白话文的魅力不是完全排斥文言文，而是吸收文言文中有用的精华，这样才会更上一层楼。朱自清创造了一种十分标准的散文语言，我们今天仍然把这样的语言作为写作的规范。 《匆匆》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段。如排比，设问，比喻，拟人，这些修辞手段运用得非常自然，产生了一定的情意化、风趣化的效果。比如第三段，把时间写得好像有几分淘气的样子。 这篇文章的优美之处还在于，结构和谐、感情自然而深婉、语言标准、富有音乐性和诗之美。比如第一段，抑扬顿挫，“去了”，“枯了”，“谢了”，音调是仄，平，仄。“再来”、“再青”、“再开”都是平，“不复返”则是仄，读起来有诗歌的感觉。这是整齐与流动的完美结合。多读这样的散文，能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人永葆青春，望大家多读这样的好文章。 好，《匆匆》这篇文章，今天就匆匆讲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匆匆的时光，祝同学们在你们美好的一生中，对得起每一个“匆匆”。 （网络教学讲稿，有光盘发行） 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 一 丁西林剧作的精华是以男女关系、男女冲突为主的以下10部： 《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瞎了一只眼》，《妙峰山》，《孟丽君》，《雷峰塔》，《胡凤莲与田玉川》，《牛郎织女》。 丁西林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这17部剧作中，有6部当代之作未曾发表，其中写于60年代的4部不涉及男女关系问题，在其生前基本无人知晓，它们皆非成功之作： 《老鼠过街》（1960）只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电影提纲； 《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1962）是写“右派”副部长的四幕话剧； 《干杯》（1962）是写“五反”运动的独幕话剧； 《智取生辰纲》（1962）是写《水浒》英雄的四幕话剧。 而另两部写于50年代的《雷峰塔》和《胡凤莲与田玉川》却是丁西林引为骄傲的“推陈出新”的戏改范例，曾被公开介绍，在文艺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健吾对其评价虽不高，但也肯定了其“写”的匠心。 所以丁西林一生实际上产生了接受效果的作品共有13部：7部独幕话剧，3部多幕话剧，2部多幕歌舞剧，1部多幕舞剧。 丁西林的七部独幕剧中，后期的《三块钱国币》冲突双方虽有男有女，但与性别问题无涉。而前期奠定了其风格和地位的六部中，有五部是以男女间性别关系为重心的，只有《北京的空气》例外。袁牧之认为：“这是6个戏中没有女角的一个戏。……虽然略为有些曲折，但没有往上升的climax。还不仅是没有climax，也没有struggle。……这是作者6个戏中最为失败的一个。” 丁西林的6部多幕剧中，除《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脱离作者固有特色，颇多漏洞，不伦不类，单纯表现抗日爱国外，其余5部皆以男女关系为重心。 经上述统计，可见丁西林表现两性关系的剧作，不但在他所尝试的每一种戏剧样式中都有，而且在数量上占有全部作品的大多数：在他赖以成名的最擅长的独幕剧中，占压倒多数；在他进行戏改尝试的古典歌舞剧中，占了全部；在他的多幕剧中，占了两个时期的代表作，还占了他惟一的一部完整的舞剧。 人们提起丁西林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不论是《一只马蜂》、《压迫》，还是《妙峰山》、《孟丽君》，都属于涉及男女两性关系之作。 所以，不论从覆盖面还是从影响性的角度来看，本文开头所列的10部以表现男女关系为主的剧作，可以说代表了丁西林的主要成就。 那么，对这些剧作中微妙的男女关系及其所折射出的性心理进行剖析研究，也许会比以前所作的戏剧形式研究和戏剧风格研究更有意义。 二 历来的丁西林研究者，目光多停留于其俏皮的对话、机巧的布局上，赞美推崇有余而开掘分析不足。对于触目即是的男女关系问题，注意很少，甚或有意回避、曲解。对剧本的理解，不是等同于作者或剧中人的认识水平，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作者的语言圈套。只有两个人，冷静地指出了男女关系在丁西林剧作中的重要性。 丁西林还只有4部独幕剧问世的时候，向培良便在《中国戏剧概评》中称丁为“趣味的创造者”。他在肯定丁西林“技术的纯熟和手段的狡猾，是没旁的剧作家可以赶得上他的”之后，指出丁的4个独幕剧，“用漂亮的字句同漂亮的情节引起浅薄的趣味”，并着重分析了丁的题材： ……利用男女间尚未彻底了解之前相互间隐存的神秘，同相互间隐存的轻视，他便拿拥抱，依偎接吻，同一些男女间不意的奇特的关系，以引起卑劣的趣味同卑劣的赏鉴，蒙昧地暗示一些迷惑动情的东西。看过他的剧本，你一定会觉得有趣。因为，你会想到一个女人不意中“却又是她所想望着的”被男人拥抱过后的光景；会想到一个男伶人忽然扮作女子嫁给你，爱抚你，怜惜你；会想到你自己的妻子或许有时候发生要跟旁的一个男人接吻的欲望，而这欲望是如此幼稚，如此憨朴，不会引起你的嫉妒的；会想到你不意中遇到一个女人，因为一点小的相互间有利益的事，便一时权认你作丈夫。这样，你便满意，高兴，舒服了，你抑压的卑劣的欲望，暂时以一种自我的错认而得到满足了。…… 应该说，向培良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他的这段带有心理分析色彩的话很准确地揭示出丁西林几个剧本的接受效果和文本核心。但他推论“这便是作者写剧本的主要目的吧”，则过于武断。众所周知，作者的创作目的与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都常常大相径庭，作者有时会写出与自己的愿望和解释完全相反的东西。这也正是文本需要解读的原因。而解读丁西林的剧本，如果不揭开男女关系这层重要帷幕，就仍免不了在他那“漂亮的字句同漂亮的情节”制成的迷宫里喝彩、徘徊。 袁牧之在《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中逐一评述了丁西林早期的6部独剧。 他认为《一只马蜂》的剧名，“暗含着男子的象征”；《亲爱的丈夫》与《白蛇传》相比显得可笑；《酒后》是“抓住男女间一片断的故事”，“取材于男女间不可公开的事而把它在舞台上公开了出来”；《瞎了一只眼》是“丈夫，老婆，相互地使用欺骗术”；而《压迫》“作者太重于男女关系的趣味，可把重心移动了”。他“希望作者不再用马‘蜂’的‘刺’来刺女性”，而是去刺“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并热情地期待着“作者第七个脱离salon的作品出现”。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批评，丁西林搁笔近10年后再次下海所捧出的剧作，都有意突出了时代气息和社会因素。但这些并不成功的努力未能改变剧本的趣味重心，相反，欲盖弥彰，这从反面更加说明了其剧本的精华在于男女关系。离开了这个题材的剧作共有7部，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块钱国币》还站得住，未被指责为失败之作。 向、袁二人的见解，大概说得过于直率，为人所不愿接受，所以很快便淹没在大谈丁西林机智幽默的喜剧风格的喝彩里，长期未引起注意。近年人们开始从形式、话语方面突破，来深入探讨其戏剧风格。但形式固然重要，而趣味问题却决不应忽视，形式背后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形式。丁西林的剧作为什么会存在那种独特的欺骗模式和唯美倾向？这与作品中深藏的某种独特的男女关系趣味是互为表里的。这种趣味即人们所惯称的比较广义的性心理。 三 丁西林十部男女关系剧中共有如下十组男女关系，见表（表略）。 经初步比较归纳，这十组男女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皆存在或真或假的恋爱婚姻关系，双方彼此倾慕。 2皆非正常状态的夫妻关系。或有爱慕之意但尚未结婚，或妻子不是真正的女人，或虽已婚但夫妻关系不畅。 3这男女关系有的等同于拙文《丁西林剧作“欺骗模式”初探》中的ab关系，有的则是ab中的女方与c的关系。 4在这男女关系之外存在一个阻力，或者是c，或者是ab中的男方。这个阻力一般是出于为男方好的目的，但实际有更深的心理原因。 5皆男弱女强。在男女关系中，女方主动大胆，促成二人亲合关系的实质性转化；而男方在这点上多是意志薄弱的“好人”，静观其变，坐享其成。 6男女由疏到亲的过程，在文本的表层，不是体现为两性吸引的结果，而是由两性之外的某个更高尚的道德因素所“偶然”导致，同时又似乎是“必然”导致。所以主人公是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接受那“飞来横福”。 7分析以上特点，即可洞见不止一个层面的文本意义。本文限于理论水平及研究主旨，以下仅从母题入手，进行若干性心理方面的探讨。其他问题，敬请同仁赐教。 四 丁西林男女关系剧中，明显存在着一个“白蛇传”母题。 本文使用母题这一术语时，看重的是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阐释，即认为该术语的价值“正好在于它既指结构的或叙述的构成，同时又指心理的、社会的或哲学的理论的内在结构”。 丁西林对白蛇传母题是既熟悉而又喜欢的。 1951年提倡“戏改”伊始，丁西林便写出古典歌舞剧《雷峰塔》作为第一个试验品。在初稿的前言中，他只是从“舞台形式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要改革一个旧剧，“而没有接触到所写剧本的内容”，似乎选择这个白蛇传的故事作为开端是顺手拈来，理所当然的。后来1961年他在修改稿的前言中补充说，《雷峰塔》是驳斥帝国主义的人种优越论的，“《白蛇传》主要的是男女关系，即一个女人对丈夫如何恋爱、如何忠贞；《雷峰塔》主要的是写社会关系，即一个人如何热爱人类而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剥去时代的政治因素不论，可以看出，丁西林并未改动母题形成（motivation），而只是对母题进行了新的道德诠释，借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这样便顺理成章地将潜意识的需求推向意识的领域，所以李健吾才说它“故事完全吻合《白蛇传》”。的确，剧本里加在人物口中的“思想崇高”的唱白，显得虚浮游离，丝毫未能掩盖母题本身所放射出的魅力。 除了这次对《白蛇传》的直接改装外，丁西林其他剧作中运用这一母题最明显的是他在处女作《一只马蜂》成功后所写的第二部作品《亲爱的丈夫》。这一点袁牧之已在《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中有所比较。由于此剧存在若干朦胧可疑之处，因此需要先行解读释疑，为下文的母题分析作一预备。 《亲爱的丈夫》除了在情节上被指责存在疏漏和不可信性之外，最大的疑点在原先生身上。张继纯在《西林独幕剧》中，指出原先生职务不明，使人产生“那个人为什么来到这里？”的疑问。细玩文本，可以略见端倪。 原先生去看任先生。可他来到任家的第一句话是“太太在家么？”第二句话是“这几天太太出门没有？”以下问话句句与太太有关，“太太不出门，在家做点什么？”“太太还会做活计么？”“那都是任太太自己做的么？”“太太的脾气好不好？”“你们太太的身份？”……待任太太出来应酬他后，他便直接与任太太攀谈，仍然没有提及任先生一个字。 这说明原先生一开始便“来者不善”。他不止是任先生所挑明的那类借看朋友而看朋友之妻的人，而且很可能对于任太太的旦角身世已经看出了蛛丝马迹，怀有某种动机和希望而来。是进一步获得更多的信息？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然后设法亲近？或设法不让别人亲近？都有可能，但未必是其明确的意识。 在与任太太神聊时，原先生讲到小时老师出了个对子，叫“笼中鸟”，仆人老刘教他对了一个“虎离山”。这在字面上是根本不成对的，原先生为什么卖了这么个破绽呢？原来这出自京剧《四郎探母》的一句著名唱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原先生故意把话题引向京剧，恐怕是旁敲侧击，察看任太太的神色。潜台词是说：“我对京剧非常了解。”同时，又暗指任太太男扮女装嫁给任先生，离开了京剧舞台，就好比“笼中鸟”和“虎离山”一样，以此进行感情刺激。接下去他又大谈京戏，吹嘘老刘是此中专家，而他自己的一切都是老刘教的，这是暗示自己对京剧界了如指掌，包括演员的私生活。 所以，原先生虽不一定与那位办堂会的军阀汪大帅有关系，但他无疑是个戏迷或票友。他垂涎于任太太的“扮相”，对任先生则不无揶揄与嫉妒。当证实任太太确为黄凤卿所假扮后，他便阴阳怪气地向任先生揭示真相。夫妇分手已成定局后，原先生“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于是他平静地走了。这说明他心中不可告人的某种愿望已经达到：这个为戏迷们喜欢的“男人扮的女人”不再被任先生这个书呆子所独占，而是又像从前一样人人有份，这其中就有他原先生的预见、发现和参与之功。 结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蛇传结构。书呆子任先生是许仙，男扮女装的任太太是白蛇，而道貌岸然、心理隐晦的原先生就是法海。任太太名叫素贞，恰与白娘子同名，“她”自诉就是照着“雷峰塔”的故事来报答任先生的。可见，丁西林对这一母题的情有独钟已是无须掩饰的。 五 “白蛇传”母题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见类型，在美籍学者丁乃通所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按at分类法，被列为411型，与“画中人”、“田螺姑娘”、“其他动物妻子”等同属于第二部分“普通故事”中的甲类“神奇的亲属”一类。本文参阅了两种译本，现将其基本模式转述如下： 男主人公是一个青年男子，女妖总是一条白蛇。 （a）女妖是一个善良的动物。（b）她给他带来财富。（c）她的妖术常常吓得他魂不附体。 （b1）他听了一个圣者的劝说，让她喝一副药。（b2）他坚持让她喝药，好去庆祝某个节日。她便喝了药，让他心满意足。（c1）她在床上现了蛇形，吓得他昏死过去。（d）她从遥远的地方盗来救命仙草，使他起死回生。（e）其他奇迹。 补充结尾：（c）她为占有男主人公同圣者进行了长期斗争。（d）最后，她被吸进一个魔钵，镇于白塔之下。 以上模式归纳起来，实际是一个妖女变成淑女，完成对男子的诱惑，而被一个有性忌讳者阻挠的故事。深入探究这一母题，对于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心理，一定会很有意义。本文的粗浅分析，主要服务于解剖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故只能挂一漏万。 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使他的客人断言有两个维纳斯，柏拉图称之为“上天的”和“世俗的”，以后又称之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这个偶然的比喻，由于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所以一直未被人们忘怀。便是“兽性的本能”与“神性的冲动”的矛盾之情。“维纳斯最初并不是因为她的神的特征而受到崇拜的”，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上，女性艺术形象的意义，不是欲望的符号，便是净化欲望的符号。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妖女和淑女的对立。妖女是男子在潜意识中所渴求的，但妖女同时带有危害社会秩序的恐怖性，使男子不能直接表达个体的愿望。于是他只好玩弄变形记，将妖女变为能被社会接受的淑女，以欲望之外的借口来满足欲望。但是这个功能转化的戏法常被揭穿，另一种巨大的力量，也许代表着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性意识，也许代表着男子本身的性恐惧，强烈地排斥妖女。男子在罪恶感和不净感之下无力抵抗，于是，这一切又都靠妖女自身去解决。妖女自愿来献身，自愿去抗暴，男子既满足了兽性的欲望，又保全了神性的道德形象，有惊无险，坐享其成。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白日梦，难怪它变种繁多，魅力长存。 用“白蛇传”母题试分析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其对应关系十分清楚，见下表：（表略） 对上表逐一简略阐释如下： 《一只马蜂》中，吉爱上“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的余，余也爱上“强健活泼”的吉。但两人先扮成病人与护士，后又扮成社会批判者。余似乎是被吉当作一个“美神经发达”者而看中的。吉的求爱过程，处处“光明正大”，一切进展都是余先给予保证后才实施的。而吉母则忌讳这种新式性关系，她指责新式小姐“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没有她年轻时安心守寡，抚养儿女的精神。她在以做媒来参与年轻人的婚姻这件事上十分热心。她当然不会追究自己的隐秘心理，但当儿子半真半假地夸她是贤妻良母时，她“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自认为“配不上”。所以，吉余二人才用欺骗的方法解除这一潜在的阻力。 《亲爱的丈夫》已在前文先行分析。 《酒后》的倾向性是偏在醉客一方的。醉客“意志很坚决，感情很浓厚，爱情很专一”，是女主人“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所以女主人自动想去吻他。而醉客因在醉梦中，就像任先生醉于诗书一样，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丈夫一开场便带有醋意，对妻子与醉客的亲近十分恼恨，又不得不伪装得绅士一些，所以他一再刺激妻子的“妖女”意识，并以向醉客揭露妻子的“原形”相要挟，终于完成了法海的任务。 《压迫》中男房客潜意识里希望亲近女房客，转弯抹角使女房客留下来。天从人愿，女房客不但主动让他看她的脚，而且主动要求“扮演”他的太太，并代他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无产阶级联合抵抗有产阶级的压迫。有性禁忌的房东终于被“正义”打败，男房客在合理的借口下与女房客关在了一扇门里。 《瞎了一只眼》中的夫妻“处在爱情倦怠期”。美国精神分析专家托马斯·a.哈里森分析这种婚姻为：丈夫想扮成“小孩”，而妻子愿意做“妈妈”，一旦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了，麻烦就开始上门。为了获取新的刺激，太太利用先生偶受轻伤，导演了一出爱情戏。做戏的目的并非掩饰自己的慌张，而恰是借慌张来表露和发泄爱情。先生在被动中重新获得了性爱，而这一切都另有借口。朋友揭穿先生的欺骗，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左右人家的爱情，结果反而中了“连环套”。太太“盗仙草”一般地为先生解了围，先生又一次在做戏中心满意足。 《妙峰山》中“不懂得恋爱”的王老虎，被一个曾经是“明星”，现在是“看护”的华华小姐死死缠住，非结婚不可。名义上却是为了抗战，似乎王老虎若不娶这位小姐，妙峰山的抗战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早有预见的杨参谋看穿了华华的“妖女”本质，却也打着“保全王家寨”的旗号，要枪杀华华，然后再自杀。是王家寨的事业真的如此禁忌性爱，还是杨参谋本人妒火中烧呢？ 《孟丽君》中“闭月羞花”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出将入相，册封公主，赐婚与皇甫少华成亲。本来垂涎孟丽君，从中作梗的皇帝成了“皇兄”，不能再有非分之想。“妖女”终于以“淑女”的身份取得胜利。 《雷峰塔》的分析见前文。 《胡凤莲与田玉川》文白意显，无需分析，只是信手拈来的同类母题而已。 六 由上文对丁西林剧作中“白蛇传”母题的阐释，可得以下推论： 男主人公的恋母情结。 男主人公性禁忌的心理障碍。 矫饰、做作的人生态度。 从吉先生—余小姐，任先生—任太太，醉客—主妇，男房客—女房客，王老虎—华华等这一系列男女组合中，均可看出男弱女强，男静女动的特点。 男对女有了强烈的依恋倾向。他要从女处得到的似乎主要不是性，而是同情、抚慰、照顾、关怀、怜悯等母性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男方觉得自由、舒适、满足。而女方则正中下怀。她们不仅有“女儿自言好，故遣入君怀”的大胆主动，更主要的是以一种半哄半嗔、亦抚亦怜的态度给了男方以精神支柱，对男方像对小孩子一样。这是“母性”与“妻性”的混合体，最少“女儿性”。 把这叫做恋母情结，并不是说男主人公像俄狄浦斯一样具有杀父娶母的愿望，而是说在超越了这个概念的原始涵义以后，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男主人公不自觉地对母爱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求和依恋，并且，这种渴求和依恋不是直接寄托于母亲，而是寄托于性对象，把它潜藏在性爱之中。考虑到丁西林作品的时代及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这种“恋母情结”很值得思味。 丁西林笔下的男女之间本有正常的性吸引，但他们——主要是男方——竭力回避，谈性色变。如《压迫》中女客鞋里入水，男房客连忙提出“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一本正经得令人肉麻。 性回避的方法是引入另一因素，实际是性禁忌的符号，即法海。这个法海可视作男主人公内心对性的恐惧的外化。男主人公对妖女既渴求又恐惧，想图利又想去害。于是妖女披上淑女的外衣，以非性因素来掩饰、冲淡性。吉先生为了美神经，任太太为了报恩，要吻醉客的妻子为了意志独立，房客为了反抗压迫，瞎眼先生为了友谊，华华为了抗日，白蛇为了救人……他们与法海的斗争，表现了欲望与禁忌的冲突。这一矛盾是无法从根本上回避的。战胜了法海，亦即证明战胜了性恐惧之后，性关系便以胜利果实的身份具有了合理性，同时也证明了淑女不是妖女，于是性关系便可以存在。而双方仍继续回避性问题，讳莫如深。 一旦性问题被尖锐揭露到不能回避的程度，性关系便不能维持，如任太太，醉客与主妇。换一角度说，只有在演戏状态中，性关系方可维持，就如演员在台上接吻，对观众可以解释成“角色需要”、“工作需要”，而演员本人实已受益。一旦走出剧场，双方便丧失了这种关系。 这正说明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之深，不能客观地直面女性，以性为不洁，不尊，不敬。王老虎的只准结婚，不准恋爱，男房客的故意回避女房客换袜，从两个方面显露出潜意识中性禁忌与性渴望的交战。于是，把这种心态与恋母情结糅合起来，弄成一种“假公济私”的形式，实际是婚恋关系中的一种“准变态”。 由于普遍的恋母情结和始终未能克服的性禁忌的心理障碍，丁西林剧作中便充满了矫饰的、做作的人生态度。这一点笔者以前已有所论述。其具体表现是“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回避自己的真正欲望、意志、企图，而代之以漂亮的辞令，机变的哲理，把自己打扮成智慧、高尚、正义的化身。而可笑的是最后仍回避不了卑俗的现实，只不过那些矛盾由于巧妙的掩盖、遮饰而较难被读者注意而已。 这种矫饰的人生态度在戏剧结构上即表现为“欺骗模式”，在戏剧风格上即表现为“唯美倾向”，从而形成了丁西林剧作的总特征。 七 至此，本文对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进行了一番剖析。这一微观研究所得结论有何进一步的意义呢？本文谨列三点作为结尾。 丁西林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也是京派的一员。这两派都有回避性问题，标榜自然、尊严、健康等倾向。而如果对其创作实绩稍事解读，往往可见与表面现象颇不一致之处。这从反面说明相当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人，尽管受过现代教育，也仍在性问题上表现出传统性，即缺乏正确的性观念，视女性不是圣母便是妖怪等。五·四远远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京派小说和京味小说中此况犹存。赵园和倪婷婷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可资参悟。 形式研究不能脱离内容和意义。 研究方法上，社会学的统计和心理学的分析是同样重要的。 （发表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现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现代文学，研究到今天，几乎所有的角落都被人们搜捡遍了。就像今天的圆明园，很难再从中拾到一片残砖断瓦了。于是乎，研究者们都感到了一种困惑。但同时也有不少人从这种困惑中敏感到突破的即将降临。于是人们讲理论、讲方法，期待在自己手上突现这次历史性的突破。然而文学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以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并不是因为有了牛顿，元素周期表的出现，也不是因为有了门捷列夫。科学的进展无止境，文学研究上的突破也会不断出现。但是，就一个具体的时代来讲，它的文学研究水平是受这个时代的种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约的，也就是说，它的发展是有时代的极限的。古人研究李白和杜甫，不会把他们列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晚清人研究《红楼梦》，也不会得出它的主题是反映封建制度崩溃的结论。所以，我们今天展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就应该看看它与当今的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再来探讨它本身存在的潜力、矛盾等内部问题。 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客体，已经成为一段静止的历史。自从王瑶先生《新文学史稿》问世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阶段的研究主流无不服从于该阶段的时代精神的要求。仅以鲁迅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次较大突破（或者是倒退），都与整个时代精神、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一旦与时代精神的要求达到“互洽”，那么，突破便不再出现，剩下的任务是巩固这一水平，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未来突破进行准备工作。 目前，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涌现了许多探索性的文章和力求创新的文学史著作，可是我觉得他们还只是尽到了“破坏”的作用，而突破不仅仅是破坏，还必须有新基础、新框架的建设。这种建设何时能够到来呢？旁顾一下文学的其他领域，似乎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我们缺少一个切实有用的文学史理论，缺少我们自己专业的方法论，甚至缺少对于现代史普遍的基本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去向哲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求助，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也正怀着与我们同样的焦灼，他们也在期待着我们的有所突破将对他们有所启示和帮助。这是我们的现状，但整个现状是没有满足我们当今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时代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1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所思所作，要求这种认识和评价与全民族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面改革和开放“互洽”。由于这种现状与需求的矛盾，我们可以说，突破的来临不会太久，但也不会太近。它不会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在几个早晨便战果累累。如果允许我仅凭直觉做一个缺乏充分依据的大胆估计的话，我认为这次大的突破很难在新世纪的头几年内实现。在此之前，将会有许多小的突破继续进行着破坏和一点初步的建设，正像大地震来临之前往往会有许多小地震一样。 当然，设想归设想，我们不能根据设想来安排我们的研究步骤。我们的出发点仍然是现状。在这个现状的发展趋势下，现代文学史的诸如分期、性质、主流等基本问题将会出现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结论。在大突破到来之前，微观研究将比宏观研究进行得广泛、活跃。同时，方法论的问题也将由探讨到初步解决。总结性的论著将有一定数量的涌现，作为大突破到来之前对旧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清算。它的作用和意义正如同鲁迅先生为他的杂文集所取的名字——《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这群坟中的头一座。书中所采用的比较稳妥的结论的部分，正是为这类稳妥结论所唱的挽歌；而那些运用了最新研究成果的部分，则为今后新著的产生暗示了一条新路。因此，处于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一面应该对我们的专业前途充满信心，一面应该做好进行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思想准备。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专业研究、与时代精神达到互洽。如果说我们的时代正孕育着一个振奋人心的质变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成为历史的中间物，也同时正做了历史的幸运儿。 关于现代文学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无题谈诗 没有题目的文章实在不好做，就像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样。倘若撒开缰绳漫无边际地扯上一通，难免被裁判为态度不严肃的墙头芦苇；倘若揣着裁判员的心思绞尽脑汁地大显其观诗慧眼，则又有企图凌越新诗专家的嫌疑。唐朝的科举我总有点看不惯，如果不是恩师看中了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凭白居易的本事，还真说不定弄它个“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为什么胡适在答复絮如的信中，对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盏灯》进行辩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却表示“哀怜”呢？ 自从读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后，胡适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远也膨胀不起来了。据说他把名字改为“适”，来源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上他还可算个“适者”，那么在文学见解上，他就越来越远离“优胜”而走向“劣败”了。从1937年《独立评论》上那场关于新诗“看不懂”的争论，我觉得胡适在美学观念上已经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新文学“第一盏灯”的地位，结果却大有化作“扇上的烟云”之虞也。 无疑，胡适是个功臣。《尝试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脚带，在金莲玉笋的辱骂和轰笑声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迹。于是，便在一片天足的杂沓纷纭中，新诗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十年。 但是，这种原始的新诗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远了。早期原始社会人的寿命都不过十几岁而已。需要出英雄，于是，新文学史又亮起了第二个“第一盏灯”，即以汉语为外语的李金发。 李金发以走私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风不度玉门关——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鸟瞰》一文中某些有关的话，不妨剽窃于此： 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股世纪初的春风，飞越千山万水，吹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花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芳香，带来新奇美的艺术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岁的诗人”（兰波诗题）。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ab”，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要变成“ab”。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昙花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流滚滚的夏天。进步的艺术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头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占领了几年制高点，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 追求主体原因，则可看出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高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 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春风不度玉门关”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含了这种情调。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自将磨洗认前朝”了。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吹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风了。 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深思。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性。现实主义倘若一味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种体育项目，玩的人多了，奥运会就分给它一块金牌，以后没人玩了，没人看了，自然无人报名，项目自然取消。但在体育史上，还是要研究它的起源发展、规模影响，谁拿过冠军，是否被观众认为粗暴野蛮不道德等等。例如拳击，是应该改革竞赛规则，还是一律以公开斗殴拘捕呢？ 我有个想法，觉得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晚年。记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颇为欣慰。我认为，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是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发表于《敦煌诗刊》2002年卷） 正打歪着篇 做人要正歪结合，比如脚向左崴了，就得向右掰，掰到中间，则须正面固定。兵法上叫做“奇正相生”也。 北京人的口头语 北京人有两个口头语：“就是说”和“等于是”。用这两个口头语可以连接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吗？就是说他那电影吧特有个性，等于是你一看开头就被它给吸引住了。” “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肯定没戏，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就不适合踢足球，等于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儿。” 北京人的一大段话中往往塞进了许多“就是说”和“等于是”，而上下文之间却经常并不存在可以等价替换或者相互阐释的关系。北京人就是这样，把本来没有关系的万事万物都“等于”和“就是”到一块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云山雾罩，有时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说什么。他们并不注意事物间客观上的具体联系，而主要是为了求得主观上的表达愉悦，图个说得“嘎崩流利脆”，说完就完，谁较真谁傻冒。用个时髦的学术名词，叫做“能指的游戏”。北京人是语言艺术大师，但不是语言大师，更不是生活大师。他们在玩弄语言中得到了许多幸福感和优越感，但也有被语言所玩弄了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给玩弄，被那些语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结结巴巴的外地人给玩弄了。只有那些聪明的北京人，能够放弃这两个舒服的口头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发表于《武汉晚报》） 北京文学的贵族气 北京文学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学的平民气，从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细研究北京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平民气，特别是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北京文学在平民气之外，或者说背后，还有着强烈的贵族气。这不但是北京文学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北京文学的平民气与众不同的重要标志。 本文所说的北京文学是广义的，包括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学，以北京人身份进行创作或者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文学。本文所说的贵族气指超越于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为核心的人文气息。 京派文学的贵族气似乎不需要过多证明。鲁迅论京派和海派时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京派文学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们喜欢在北京当教授和文人。他们喜欢北京比较舒缓的生活节奏，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北京的生活。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题材，沈从文、萧乾、汪曾祺都以“乡土文学”驰名。但他们那些“乡土文学”的特色恰恰在于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视角来创作的。鲁迅把这类乡土文学叫做“寄寓文学”。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描写的乡土，他们身在文化的中心，遥想着那田园色彩的乡土。那乡土不是现实，而恰恰是表现他们贵族姿态的一种手段。沈从文所描绘的如歌如梦的湘西，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和幻想之中（参见拙文《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他的湘西世界是作为罪恶的都市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沈从文批判现代文明的参照系。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那就有理由说沈从文《边城》一类的小说是虚伪的。他们描写的是下层社会，但关心的却是人类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问题。正如陶渊明虽然“种豆南山下”、“戴月荷锄归”，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贵族的。鲁迅戏称他们为“京派大师”，就是准确地看到了他们贵族气的一面。贵族也关心平民疾苦，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贵族，他们才关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关心”，贵族的姿态就从“关心”上展现出来。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关心炎热的暑天里的穷人，但小说的阅读效果却很爽快。凌叔华的《绣枕》非常关心平民女子的命运，但小说的笔调是那么优雅。正像通俗小说经常描写王公贵族的富丽堂皇的生活，却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气息。京派文学正是用一种“垂青”的态度，俯瞰人间的态度，使人觉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学表面的轻松里，蕴藏着深厚的自负，仿佛和蔼可亲，实则距离明确。京派文学的个人性十分突出，虽称一派，但互不统属互不瓜葛，语言风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从文使用自己苦练出来的长短不齐的经常不合规范偶尔还有病句的抒情性语言。废名喜欢使用枯涩简洁模拟绝句表达方式的略带病态的短语。汪曾祺虽然不是北京人（籍贯江苏高邮），却最喜欢模仿北京口语，他使用一种描述性极强的又富于抑扬顿挫韵律的语句。例如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他们的选择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复制的，具有“艺术精品”的特征。他们也因此而藐视叙述者距离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洁身自好”的风度高蹈于文坛。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读者也是很少的，大体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所关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的大作的。京派文学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学却是彻头彻尾的贵族气文学。这是由于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们过着被哲理和诗意点缀起来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读北京》一文中写道：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而哲理和诗意，正是京派文学的精髓。如果说从京味文学中不容易看出贵族气来，那么从京派文学中是不难感受到那种“圆润浑成”的。 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北京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北京语，就难以奏效。有些写北京的散文，虽然事实都对，感情也真，但就因为缺少生动的北京语，或者对北京语表现得有问题，于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学”的家族。例如林语堂的《说北平》，讲了北平的许多方面，但就是没有讲北平的语言，结果等于是写了一座“无声的北平”，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倒是写了北京的语言，但是把北京人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写成了“一层秋雨一层凉”，还自以为很会欣赏北京话，真是大煞风景。江浙一带的作家大多不能体会北京话的妙处，郁达夫如此，不懂装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则老老实实，干脆不写。所以京味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或者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否则，对北京生活没有深厚的体会，是难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学与京派文学是一体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澜也似乎二者都沾边。很多作家只要跟北京有点关系，就有被列入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实上像刘绍棠这样的作家不应当属于京派或者京味的范畴，他所主要描写的运河文化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北京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京门脸子》，但京门脸子毕竟还在北京的大门之外，“一出北京城圈儿，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都叫京门脸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北京语，而是京东地区的俗语。只有像邓友梅、苏叔阳、陈建功、刘心武、韩少华、赵大年等人的创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于老舍和王朔，已经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为一派，自应另当别论。 京味文学既然是主要描写北京日常生活的，那么它的平民气自然首先会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作品内容的日常性以外，作家姿态也充满平民气。京味作家不但出身平民，而且为人处世和写作风格也具有平民色彩。除了曾经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的刘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话语。邓友梅、陈建功都是作家协会的领导，但他们都很注意话语方式的随和以及个人性，刘心武也逐渐摆脱官方话语的痕迹，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精神的确是京味文学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学的平民气，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有何不同呢？比如写天津的冯骥才，写西安的贾平凹，写武汉的池莉，写哈尔滨的梁晓声，他们也被视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学的平民气，就显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气，而是在平民气的背后，透露出一股贵族气。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首先表现在，对文化生活的眷恋以至迷恋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以邓友梅的《那五》、《烟壶》为代表，作品所写虽是日常生活，但却不是着重于柴米油盐的物质方面，而是着重于精神方面。这种精神追求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物质满足之后的追求，而是与物质生活水平无关的集体癖好，甚至仓廪不实也要知礼节，即越穷越要摆谱，用老舍的话说：“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正红旗下》第二章）例如韩少华的《遛弯儿》中写道： “这遛弯儿，敢情不光图个舒活腿脚儿。遛这么一趟，见识多少东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邻居，昨儿个从地坛遛回来，说：“越遛，我就越开眼，开心，开窍儿了……” 类似遛弯这样的日常活动，在京味文学里是作为文化内容来描写的。再如苏叔阳的《居住最高处》中写道： 那以后，调了学校。学校声言没房可分配，我就当了妻的家属，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师居住的中学宿舍里。这14平方米的碎砖泥墙纸顶的小屋，记载了我最精壮的岁月里所有的悲与欢。从我24岁住到46岁，22年的时光，含辛茹苦也罢，坎坷屈辱也罢，艰苦备尝却也同家人甘苦与共，养活了两个儿子成长，那小屋刻写着我内心的世界，实在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我的许多作品都产自这间小屋，我在许多文章里深情地描绘我的这间小屋。这间小屋也接待过许多师友。张锲兄该不会忘记在这间小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闲谈的情景。还有外国朋友光顾这小屋，他们不觉这小屋寒伧，只记得了温馨，大概妻在我们屋前种的各种花草和蔬菜让他们觉得有浓郁田园风味和家庭的温馨吧。 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正是孔子所说的“回也不改其乐”的真正的贵族精神。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其次表现在，叙述态度的从容不迫。作品的叙事节奏一般都比较舒缓，不急于推进故事情节，而是重在“咂摸滋味”。叙事者对于保持作品的吸引力具有高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来，而不过多卖弄新潮的叙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是小说与散文的混合体。例如刘心武的小说《仙人承露盘》的开头就极似文化散文：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有一个被许多游人忽略的景点，那就是藏在一个僻静角落里的仙人承露盘。那是一个绝妙的艺术品。在一个不大的平台上，有一个大理石座，座上有一根大理石柱，石座上雕着花纹，石柱上雕着缠龙，那石柱很像华表，但上面不是云形石雕和怪兽，而是一个小平顶，仿佛一个高举的桌面，“桌面”上则巍立着一个古装的铜人，这铜人面对北海湖面，将其双臂高高举起，所举的，是一个硕大的铜盘，那便是所谓的承露盘。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还表现为，追求语言风格的个人化和艺术化。虽然都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语，但各自仍具有不同的特色。林斤澜的通脱，邓友梅的练达，苏叔阳的俏皮，陈建功的潇洒，细品之下，都饶有趣味。例如陈建功《找乐》的开头： “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黄”。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流沫，指天划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高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京味文学不是在某种观念的感召下聚拢的，而首先是一种个人趣味的集合。 下面分别以最能代表北京文学特点的老舍和王朔为例，来分析一下他们作品的贵族气。 老舍被公认为“人民艺术家”、“平民作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认为老舍为新文学赢得了广大的市民读者。老舍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写出了北京市民的灵魂，一般认为，老舍笔下的老派北京市民要比新派北京市民成功得多。此中的原因是老舍在北京的老一代市民身上，写出了贵族气。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的是北京最穷的旗人。可就在这些最穷的人群里，读者却看到了那么精致优雅的文化。在大姐的一家里，大姐的公公“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的丈夫则与他的父亲差不多： 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 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收集来的。 而大姐的生活是：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40或50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的特别精彩，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姑母和大姐的婆婆若在这种场合相遇，她们就必须出奇制胜，各显其能，用各种笔法，旁敲侧击，打败对手，传为美谈。 …… 这里，物质生活的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虽然是平民，却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凸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能够写出寒酸里的高贵，这是老舍文字的魅力之一。不但写北京如此，他写其他地方也能如此，例如短篇小说《恋》的主人公庄亦雅，是济南的一个小知识分子，他爱好收藏字画，可是买不起那些名贵的，他只能买那值三五块钱的“残篇断简”，或是没有行市的小名家的作品。而这就构成了他生活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长篇小说《二马》里，老舍塑造了一个自幼生在北京，中年以后到英国去做生意的马老先生。他身在以赚钱为人生核心意义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却仍然保持着一副老北京人的做派：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活的，是由个人心中审美力放射出来的情与景的联合。烟雨归舟咧，踏雪寻梅咧，烟雨与雪之中，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这个瘦老头便是中国人的美神。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的，是住在个人心中的。所以马老先生不知不觉地便微笑了，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美。小姑娘的伞被风吹得歪歪着，美。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好像几个秋夜的萤光，美。他叼着小烟袋，看一会儿外面，看一会儿炉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闷苦恼全忘了。他只想一件东西，酒！ 马老先生多少还算是有点地位的北京人。再看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是个从乡下来到北京的社会最底层的车夫，但就是在他身上，也透露出一种追求精神生活满足的高贵气息：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上遇到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服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这就是老舍精心描绘的北京精神，在最需要基本生存的状况下，仍然焕发出超越世俗的浪漫情怀。正如庄子所说：“道之所在，每下愈况。”祥子的生活理想，表面看去不过是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实际上那车是一个象征，他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独立、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因此各行各业的读者才都从祥子身上看见了自己。老舍说自己的语言风格是要“烧出白话的香味儿”，其实这也同时意味着要从俗中提炼出雅，要从平民生活中升华出贵族气。老舍由于把握到了北京文化的这一精髓而成为北京文学的头号大师。 王朔的作品乍一看也是平民化的，而且是比其他京味作品层次更低的，以致很多读者和学者都把王朔的作品称为“痞子文学”。王朔的创作的确存在着“痞子”气息，但王朔笔下的痞子式人物并不是猥琐愚昧的简单流氓，而是具有强烈的精神优越感和自信心的，具有精神追求的“痞子”。这类自有一套人生哲学的北京痞子其实在老舍的笔下已经出现过，只是老舍对这些人物给予了明确的道德批判。从《老张的哲学》里的老张，到《茶馆》里的唐铁嘴、刘麻子。对于他们所做的不合乎一般道德规范的“无耻”之事，他们自己却有一套高明的解释。老张在自己开的学校里同时开了商店，他不准学生到别的商店去买东西，却说是为了“增加学生爱校之心”。算命为生的唐铁嘴用英国的烟卷吸食日本的白面儿，却得意得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帝国伺候着我一个人儿，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们做着“小人”的事，却要把自己表现得像个贵族，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到了王朔的作品里，对这些人物的态度就不是批判和讽刺，而是欣赏甚至赞美了。但是不论王朔笔下的痞子如何“堕落”，读者始终会感觉到他们不是为了物质追求而痞，会感觉到他们痞得有味道，有境界。有一篇评论北京文化的文章说： 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让那些没见识、笨嘴笨舌的南方人羡慕不已。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一种高贵之气，一种幽默之气！北京的痞气也是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能比得过，实际上也没人敢比。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人的灵魂。 贵族之气是北京城的灵魂！ ——朱京生《北京的贵气和霸气》 王朔的《顽主》，写了几个不务正业、游离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可是他们却不但拒绝上大学，而且公然看不起大学里的教授，甚至用恶作剧来戏弄教授。《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诱骗女大学生，却自认为心地高尚纯洁。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中，透露出像王朔这样的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从小养成的喜欢盛气凌人的的处世态度。这种过度的自信已经失去了老舍时代的“和气”与“含蓄”，而更强调“爽快”与“俏皮”。其实这是一种“没落贵族”的精神气质。王朔自己的生活范围和他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生活范围，并不是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老北京，而是1949年以后兴起的以“大院文化“为代表的新北京。王朔自述说：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移民组成的……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谁也没有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无知者无畏》 王朔的话有些绝对，大院文化与老北京文化并非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这些大院居住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迁入北京的政府和军队各机关的“革命贵族”，在这些大院长大的孩子与胡同里的北京孩子既有相互影响，又有相互矛盾和歧视。大院里的革命贵族子弟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但是“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之中那些中下层官员的子弟感受到了失落。他们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井间谋生，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贵族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而这也正好是整个北京在1979年之后的文化处境。在毛泽东时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颂歌》，内容是歌颂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在邓小平时代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故乡是北京》，内容是歌颂北京的风光，“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转到文化，但仍然强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贵族气。网上有一篇文章这样谈到北京的大院文化： 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说写的就是大院文化。读者一般认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这是不太准确的。真正的北京文化，应该是侯宝林侯跃华他们的文化，也是学舌洋人如大山们的文化，不怎么痞，带着点敝帚自珍知足常乐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义或反理想主义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则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强的优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语言，也不是老北京话，一开始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大院内部，只是当大院意识渐渐辐射到全国的时候，才被全国当然主要是“北中国”所接受。 ——李方《北京人》 如果说老舍作品的贵族气有一种高雅大方的“王气”的话，那么王朔作品的贵族气则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霸气”。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处处与人方便，给人面子，比如《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而王朔作品中的新一代市井青年则处处调侃别人，捉弄别人，以揭破别人的面子为乐。王朔论北京文化时说：“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专捡那大个的灭。”（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在1999年的王朔金庸之争中，王朔毫不客气地把拥有最多读者的金庸作品称为“四大俗”之一，并且尤其嘲笑金庸是南方人，所以语言不好。在这场主要由普通读者参与的论争中，王朔由于自己过于无礼的姿态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其实王朔对于金庸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恶意，他只不过是“见谁灭谁，专捡那大个的灭”。他以差不多同样刻薄的语言攻击了许多中国的文化名人，从鲁迅到老舍到徐志摩，从张艺谋到赵忠祥，甚至到近年才产生较大影响的余杰、摩罗、孔庆东等。其中只有对鲁迅的语言还算收敛一些。王朔对自己不爱看或者看不懂的东西直言不讳地进行攻击和嘲弄。他说自己“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独白，不爱看怎么做生意怎么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这种口气颇有些横行无忌的味道，而支持王朔这种“横行无忌”的姿态的就是北京的贵族气。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有一个痞子式的人物叫刘四，他是市井社会的霸王式的人物，“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布。”（第四章）他跟女儿虎妞吵翻了之后，“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而大多数北京人即使从来没出过北京，也可以毫不顾忌地蔑视走遍天下的人。老舍《离婚》中的张大哥最远只出过北京的永定门，但是他固执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老舍在他著名的散文《想北平》里也比较过北京与一些世界名城。他说伦敦、巴黎、罗马等城市跟北京比都有缺点： 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他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只是老舍虽然爱北京，但不像张大哥一样把别处都看做乡下。不过“张大哥对乡下人特表同情”，因为“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第一章）而王朔时代已经知道北京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乡下人”也不再对北京那么毕恭毕敬，所以王朔和他的人物才态度蛮横起来，这就是两个时代北京贵族气的不同。当然，这个差异是相对的，王气跟霸气，和气跟傲气，在北京文学里一直混合存在着。 产生北京文学贵族气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北京文化所固有的贵族气。六七百年的大一统国家的首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遍布九城的名胜古迹，深厚的文化积累，精英人才的聚集，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着窝头咸菜也要谈政治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禀性。1949年以后的北京不但继承了以前的贵族气，而且由于新北京集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体育中心于一身，这种贵族气就更得到了加强。老舍1951年在《我热爱新北京》的结尾写道：“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新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生在北京，热爱北京。现在，我更爱北京了，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住在这里。”（《北京》）老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是真诚的，是代表了当时广大的市民的真实心理的。但是因为毛泽东住在北京就更加热爱北京，这已经很明显地流露出贵族气了。老舍如此，新一代的北京人当然更会如此。当代诗人伊沙在《我看北京文化》中说： 的确，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构成北京文化的特色。这与属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天然排外情绪不同，排外情绪哪都有，反而是越穷越不开化的地区排外情绪越严重，这与来自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关。而此种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筑在某种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国的首都又属于“中心”特色过于明显的那种类型——也许是全世界最明显的吧。 文学既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也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在北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都普遍感受到了它的贵族气，而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生活的精华，因此在北京文学中长期体现出鲜明的贵族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京文学既有鲜明的平民气，又有鲜明的贵族气，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辉，而这正是北京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易中天教授在《读北京》一文中指出：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这种兼容并包的特性其实才是最根本的贵族气，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这种“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是北京长期成为中国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学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这无论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学，还是从北京文学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应当充分注意的。 国统区的通俗小说 抗战以后，在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国统区，不但新文学小说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通俗小说也获得了独具特色的长足进步。其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通俗小说不断向新文学靠拢，二是横空诞生了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现代化通俗小说：后期浪漫派。它们共同为国统区的普通市民读者创造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为国统区的都市文学增添了奇丽的色彩。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 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说，在抗战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时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战爆发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使现代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变革由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抛弃了北平舒适安逸的物质条件，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过着相当艰辛窘迫的生活。作为国统区章回小说的惟一重镇，张恨水不负众望，抗战以后写出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成为大后方销行最广、销路最大的文艺作品。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对通俗小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他通过下乡调查，发现“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因此他反对脱离大众的象牙塔里的“高调”，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张恨水一方面坚持“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指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第二他强调“现代”，他指出浩如烟海的旧章回小说“不是现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图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 张恨水的改良取渐进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张恨水仍喜欢“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因为这样便利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的组织，这表现了张恨水“恋旧”的一面。同时，他又注意增加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注意描写细节等西洋小说技法，这表现了张恨水“求新”的一面。 张恨水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思考，既有与新文学阵营不谋而合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见之处。而新文学阵营更看重的是张恨水的“气节”和“立场”。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数十篇文章盛赞张恨水，主要强调的是他“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立场和“最重气节，最重正义感”的人格，这对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产生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张恨水从创作之初，就有一条对通俗小说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为雅化方向，精心编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现代人对此已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性格和景物的刻画，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战之前，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宗旨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不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过于时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是换汤不换药，依然属于“封建毒素”。直到抗战时期，张恨水通俗小说的雅化才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创作宗旨上，张恨水把写作从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奋斗的事业。他宣称要“承接先人的遗产”，“接受西洋文明”，“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他吸取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方法，接受新文学的批评和鞭策。这使得他抗战期间的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张恨水抗战以后的中长篇小说共有二十多部。按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巷战之夜》、《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抗战小说，第二类是《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小说，第三类是《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历史、言情小说。他的抗战小说追求“写真实”，多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主要描写和歌颂对象，因此引起当局注意，经常连载到中途就被“腰斩”。这类小说由于仓促求成，往往因为拘泥于生活真实而忽略了艺术真实，平铺直叙，又急于说教，故而艺术性平平。其中《巷战之夜》写日寇狂轰滥炸，《大江东去》写日寇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很有控诉力量。《虎贲万岁》写常德会战中，国军某师在日军四面包围下苦战不屈，全师8000余人只有83人生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因为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小说取得了较大成功，并且得到了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年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所达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社会腐败，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这与新文学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记”等作品一道，共同构成了一部文学中的国难史。 《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庆《新民报》，1943年由新民报社出版。小说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法，用14段荒唐的梦来抨击大后方的腐败荒淫和空谈误国等恶劣现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写警察督办猪八戒勾结奸商，走私偷税。西门庆开办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银行的董事和行长，他的太太潘金莲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时装，驾车乱闯，还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却绝粮断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齐借点薇菜糊口。《在钟馗帐下》里有个“浑谈国”，只知空谈，不做实事，国破族灭之时，还在成立“临渴掘井讨论委员会”。张恨水在《尾声》中说：“我是现代人，我做的是现代人所能做的梦。”这部书的悲愤和大胆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也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这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好办法，而国民党方面则对张恨水发出了威胁，迫使张恨水匆匆结束全书。小说史家认为，“这是继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王任叔《证章》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优秀的新文学家一道，对民族命运、社会阴影进行慧眼独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连载于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小说描写了两类牛马，一类是奉公守法，甘赴国难的牛马，一类是被金钱驱使，寡廉鲜耻的牛马。两相对比，反映出大后方严峻的生存现实。书中有句名言：“当今社会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称得上是“魍魉世界”。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离开重庆，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写于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专员”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到处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变“接收”为“劫收”的丑恶内幕。至此，张恨水的政治立场已经十分鲜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报》因常有“反动言论”而一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 张恨水此一时期的历史、言情类小说，也自觉突出了时代性和政治性。《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丹凤街》等赞颂民众的“有血气，重信义”。总体看来，张恨水的雅化过程是逐渐由消遣文学走向了“听将令文学”，在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学，而在具体的艺术技巧上，则不如抗战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梦》的结构颇有独到之处，《魍魉世界》的心理刻画也比较自觉。但他的叙述语言不如以前流畅精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之路，其取舍得失，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后期浪漫派：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在国统区新旧两种小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间的新的类型。其中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笔名还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学系修业两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与林语堂等人编辑《论语》、《人间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8年返回上海孤岛。1942年到重庆，任职于中央银行和中央大学，1944年任《扫荡报》驻美国特派员。50年代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写作任教，在海外被誉为“文坛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学期间就尝试多方面的创作，早期作品关注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表现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转而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加上法国艺术的熏陶，使他创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禁果》等充满浪漫气息的“别样格调”的小说。 《阿拉伯海的女神》写“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与一位阿拉伯女巫谈论人生经历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后与女巫的女儿发生恋爱。但伊斯兰教不允许与异教徒婚恋，于是一对恋人双双跃入大海。结果最后是“哪儿有巫女？哪儿有海神？哪儿有少女？”原来“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小说的几个层次都弥漫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既有奇异的故事，又有哲理的气息。 《鬼恋》写“我”在冬夜的上海街头偶遇一位自称为“鬼”的冷艳美女。“我”被她的美丽聪敏博学冷静所深深吸引，但交往一年之久，她始终以人鬼不能恋爱为由，拒绝与“我”恋爱，使“我”陷入万分痛苦。直到“我”发现她确实是人不是鬼后，她才承认：“自然我以前也是人……还爱过一个比你要入世万倍的人。……我们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干……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中逃越。……后来我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我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当“我”劝她一同做个享乐的人时，她离开了“我”。“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去住到她曾住过的房间，“幻想过去，幻想将来，真不知道作了多少梦”。小说情节扑朔迷离，气氛幽艳诡谲，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抗战以后，徐訏在蛰居上海孤岛期间，创作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篇，集中体现了他对理想人性的追求，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荒谬的英法海峡》写“我”在英法海峡的渡轮上，感叹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量金钱用于军备和战争，突然轮船被海盗劫持。在海盗居住的岛上，没有种族、阶级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领也要在工厂上班，没有商店和货币，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岛上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爱情，最后发现又是南柯一梦，不禁叹息：“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对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并显露出对梦幻艺术的偏爱和依恋。 《吉布赛的诱惑》写好奇的“我”在马赛听从吉布赛算命女郎罗拉的指点，去观看一场美中之美的时装表演，并对模特潘蕊一见钟情。几经屈辱误会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共回中国。但潘蕊与“我”的家人和中国的环境格格不入，日渐寂寞和憔悴，“我”又与潘蕊重返马赛。潘蕊担任广告模特后如鱼得水，容光焕发，而“我”却陷入孤独和妒忌之中。这时，又是吉布赛人乐观朴素的生命哲学启发了他们，他们与一群吉布赛人一道远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着大自然的蓝天明月，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所谓“吉布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我”应聘去护理一位精神变态的富商的独女。这位小姐受家庭沉闷的空气所压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无私的爱，常常出入下等舞厅酒馆以求发泄。“我”按照医师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书整理员，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兰为治愈小姐的病，积极与“我”配合，并与“我”产生了爱情。不料小姐也爱上了“我”，海兰为成全他人，在与“我”一夕欢爱之后服毒自尽。小姐深受震动，病愈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职，把灵魂奉献给人群。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华出一种净化的艺术氛围，在解剖人物心灵方面也颇见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开始连载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立刻风靡一时，“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加上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畅销书榜首，故而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庆文学史”的话，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的一年。 《风萧萧》仍然以作者惯用的独身青年“我”为故事的视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位各具风采的女性：白苹是姿态高雅又豪爽沉着的舞女，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国际交际花，机敏干练，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海伦是天真单纯的少女，酷爱音乐，像洁白的水莲，又像柔和的灯光。“我”与几位女性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诡谲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小说悬念迭起。而小说的后半部，忽又别开洞天，原来白苹和梅瀛子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几经误会猜疑，弄清了彼此身份，遂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获取了宝贵的军事机密，白苹为此还献出了生命。“我”和海伦也加入到抗日的情报队伍中，在梅瀛子为白苹复仇后，“我”毅然奔向大后方，去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工作。 《风萧萧》将言情小说与间谍小说成功地糅合在一起，浪漫，神秘，惊险，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启发读者的思考。抒情而典雅的语言，飞动而奇丽的想象，使这部小说产生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徐訏50年代后著有《彼岸》、《江湖行》等小说，比前期减少了浪漫气息，“开始了对人生境界的哲学思索与形而上追问，文风也更为凝重深刻了”。他的多种创作对港台和东南亚文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徐訏由于学养丰富，经历又多，所以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小说因素综合运用，既有“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又有“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逶迤于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调之间”。可以说，他所创作的已经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现代通俗小说。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卜乃夫，笔名还有卜宁、宁士等。1917年生于南京，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旁听及自学，抗战后当过记者和职员，在韩国光复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隐居写作，1982年去香港，1983年到台湾。 无名氏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等小说，感情凄切，用语铺陈，表现出文学上潜藏的过人才华。40年代以后，无名氏创作了一系列与韩国抗日斗争有关的小说，如《骑士的哀怨》、《露西亚之恋》、《荒漠里的人》、《北极风情画》等，充分显示出作者巨大的浪漫情怀和奇绝的艺术想象，其中1943年底创作的《北极风情画》，引起极大轰动，使无名氏声望大振。 《北极风情画》写“我”在美如仙境的华山养病，除夕之夜，忽有一粗豪狞厉的怪客奔上雪峰绝顶，瞭望北方，发出“受伤野兽的悲鸣”般的歌唱。经过“我”的苦苦追寻和激将，怪客在酒后讲述了一段凄惨哀艳的痛史。原来怪客本是一位韩国军官，十年前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上校参谋，随东北义勇军撤退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除夕之夜意外结识了“美艳得惊人”的少女奥蕾利亚。二人相互倾慕于对方的气质和才华，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后又得知奥蕾利亚是波兰军官的遗孤，两个亡国青年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怀中更进一步成为知音情侣。他们度过了一段甜蜜到极顶的爱情生活。但上校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调回中国，在离别前的四天中，他们把每小时当作一年，疯狂而又凄绝地享受和发泄着生命。当上校途经意大利回国时，接到奥蕾利亚母亲的信，告知奥蕾利亚已引刀自杀。信中附有奥蕾利亚的伤惨的遗书，要求上校“在我们相识第十年的除夕，爬一座高山，在午夜同一时候，你必须站在峰顶向极北方瞭望，同时唱那首韩国‘离别曲’”。上校讲完了他的十年痛史后，就不辞而别了。小说在戏剧化的情节布局中融入了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描绘了奇寒异荒的西伯利亚风光，探究了天地万物的哲理，因此具有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艺术魅力。 《北极风情画》问世不久，无名氏接着推出号称“续北极风情画”的《塔里的女人》，在读者中再掀波澜。 《塔里的女人》写“我”创作完《北极风情画》后，重返华山排遣郁闷和孤独，发现道士觉空气宇不凡，又发现觉空深夜在林中“如醉如狂地”拉琴。觉空知道“我”对他产生了兴趣，在经过一番对“我”的考察后，将一包手稿交给“我”，手稿中觉空自述的身世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原来觉空本名叫罗圣提，16年前是南京最著名的提琴大师和医务检验专家，在出席一场晚会演奏时，认识了南京最美丽的女郎黎薇。黎薇身边有无数男子追求，但罗圣提只以一种审美的态度与她保持淡淡的友谊。即使后来黎薇跟罗圣提学琴，二人也只是平淡的师生关系。“不过，在这拘谨与沉默中，我们说不出的觉得接近，默契。”三年之后，黎薇再也忍耐不住对罗圣提深深的爱慕，她把记录自己内心秘密的四册日记交给罗圣提，于是，两人的情感汹涌决堤，他们“好像两片大风暴，大闪电”一样地热烈相爱了。但在天旋地转的狂热之中，罗圣提仍然用理智克制住了情欲冲动。原来罗圣提在家乡已有妻室，他既不忍心抛弃家乡的妻子，又不忍心让黎薇为自己牺牲。于是，三年后，罗圣提把一个“无论就家世，门第，财产，资格，地位，政治前途，相貌风度，这个人都比我强得多”的方某介绍给黎薇。黎薇为了成全罗圣提的道德完善，毅然答应了与方某结婚。然而方某其实是个粗俗跋扈之人，他对黎薇很不好，后来又喜新厌旧，遗弃了黎薇。罗圣提痛苦漂泊了十年，好容易在西康一个山间小学找到了黎薇，而此时的黎薇已经容貌苍老，言行迟滞，连说：“迟了！……迟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罗圣提从此过起粗简的生活，“变卖了一切，来到华山，准备把我残余的生命交给大自然”。罗圣提把手稿给“我”后，就不辞而别。“我”整理好手稿准备出版之时，觉空忽来抢走稿本，并把“我”打倒在地，原来这又是一个长梦，“哪里有什么觉空？我又哪里再到过华山？”最后，“我”希望读者“能真正醒过来！”小说多层的结构和变幻的视角，增加了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以及对荣辱悲欢的梦幻感。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把对旧式婚姻的反省和人物心灵的拷问结合起来，写出了美和善、福和祸的变化无常。而所谓“塔里的女人”，是说“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许由她自己造成，或许由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 无名氏把自己1945年以前的写作称为习作阶段，以后的称为创作阶段。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是七卷系列长篇《无名书初稿》，包括40年代的《野兽·野兽·野兽》（初名《印蒂》），《海艳》，《金色的蛇夜》和50年代后的其他几卷。《无名书初稿》结构庞大，具有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情感、生命的宏大气势，但主要精华还在于主人公印蒂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印蒂在五四时期走出家庭，曾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被捕，出狱后受同志怀疑而愤然脱党。经历了一场狂热又失落的恋爱之后，印蒂又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溃散后回到上海参与黑社会走私，在醉生梦死中企图以堕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小说上天入地，激情奔泻，将通俗惊险的故事与现代主义的沉思融为一体，使人得到极为复杂的艺术感受。 徐訏、无名氏的创作，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读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它有十分高雅的一面，挖掘人性，追觅哲理，文风清新华丽，技巧全面现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过分地制造传奇，以“超俗”的面貌来满足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生活欠缺的乌托邦心理。4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读者群已经形成，现代大众需要一种现代形式的通俗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就正是此中的精品。他们把中国的都市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走向多极 ——抗战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 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水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 张恨水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进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进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口，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口讽刺白话新诗。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此后的张恨水的确是按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精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流”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点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管他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露社会的喝彩声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优越感，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道”的自卑感、无聊感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 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脱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 事实上，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欲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无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太赶时髦，雅气得让人追不上，而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仍觉换汤不换药，不可救药。他的那些苦心实验的“技巧”、“革新”，都成了费力不讨好。 是抗战，使张恨水通俗小说的雅化飞跃到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创作宗旨上，他从把写作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当作奋斗的事业。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为“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他满怀使命感地写道： 我们这部分中年文艺人，度着中国一个遥远的过渡时代，不客气地说，我们所学，未达到我们的企望。我们无疑的，肩着两份重担，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而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交流，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 在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上，张恨水由对立和怨恨转变为合作和追随。他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接受新文学对自己的批评和鞭策。这些都反映在他八年抗战的创作中。 张恨水抗战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共有20部左右，从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战小说，包括《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巷战之夜》、《敌国的疯兵》、《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第二类是讽刺暴露小说，包括《疯狂》、《八十一梦》、《蜀道难》、《魍魉世界》、《偶像》、《傲霜花》等。第三类是历史和言情等其他小说，包括《水浒新传》、《秦淮世家》、《赵玉玲本记》、《丹凤街》、《石头城外》几部。这恰与该时期新文学小说的分类格局相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彼此呼应——抗战初期以抗战小说为主，后期则以讽刺暴露为主。这说明张恨水在文学观念上已经由“慢半拍”转为“同步和声”，与新文学共奏大雅了。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不同于他以前的“国难小说”。言情已经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如《大江东去》这样的“抗战与言情兼有者”乃是谴责女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趣味中心并不在言情，而《巷战之夜》等根本无情可言。代替趣味成为作品中心的，是观念。张恨水大力追求“写真实”，放弃编织故事的特长。他说： 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取用为题材。因为不如此，书生写战事，会弄成过分的笑话。 另一个观念是民众思想，即“人民战争”思想。他的多数抗战小说都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描写和歌颂对象，而在描写正规军的《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中，也努力突出民众，以致引起当局注意，多数作品遭到“腰斩”。 与新文学的抗战小说一样，张恨水此类作品由于仓促求成，艺术上便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如《敌国的疯兵》写日寇中队长饭岛，率兵将李大娘的养女莲子轮奸致死，结果发现莲子原来竟是饭岛早年在北京与李大娘作邻居时，寄养在李家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饭岛真的发了疯。这种因果报应的俗套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暴露小说取得了成功，这本来便是张恨水的特长，也是通俗小说的特长。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期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暴露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根本达不到的境界。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时代，“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zw(〗《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研究资料》p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zw)〗而《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等书，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穷得四处讨饭，卖掉一套善本《资治通鉴》，所得不值一包烟钱，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几乎写出了一部国难史，令人不由联想到安史之乱后杜甫那些“感时花溅泪”的“诗史”。二人均是在40岁至50岁之间，身经山河剧变，自己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灾难，在入蜀前后，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张恨水的这些讽刺暴露小说，艺术上并不完美，缺点很多，当然比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但其间那种“穷年忧黎元”的人民性，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掩盖了其艺术上的不足，做出了新文学想做而做得没那么精彩的事，因此大获主流文坛的欢心。 不过，不能因为张恨水的这一部分小说在主流文学史里得到了肯定，就认为它们在艺术上雅化到与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不分轩轾的程度。许多论著过分称赞《八十一梦》对讽刺小说体式的创新，其实创新并不等于好。《八十一梦》的总体结构是散乱乏序的，每一个梦也并非都“自然而紧凑”，完全可以构思和创作得更完美、更精炼。其他小说也一样，给人以丑闻罗列、人像展览式的印象，这种手法是《春明外史》、《新斩鬼传》时代的路子，从《啼笑因缘》以后，张恨水已经有所超越，开始追求典型化的路子。而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只在人们脑中留下了篇名，却没有留下人名。这说明艺术上的雅化与观念上的雅化不一定是携手并进的，有时也许反要倒退。事实上，是轰动效应构成了这些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读者们告诉作者：“写得对，骂得好；再写得深刻些，再骂得痛快些！”周恩来鼓励说： 同反动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政治家要求斗争的“作用”，群众要求“骂得痛快”，这都是从“通于世俗”着眼的，没有人关心其“结构”与“技巧”。张治中代表政府来劝张恨水罢手停写时，也说“写得好，骂得对”。这些小说仍然是通俗小说，比新文学同类作品中艾芜的小说大概要好一点，比沙汀的就要差一点了，比张天翼也许正好，只是分量要厚重得多了。 张恨水的第三类小说，与前两类基本相似。历史小说《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走的是借古喻今的路子。“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其思想主题与同期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是一致的，时代性、政治性十分突出。毛泽东曾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半言情小说”，主题比较模糊，又想隐喻抗日，又想赞颂民众之“有血气，重信义”，“借以示士大夫阶级”，〖zw(〗《丹凤街》自序。〖zw〗)又含有对故都的怀恋，因此故事情节不够紧凑，影响不大。 总起来看，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艺投师”，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预增多，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做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像”的新形式靠拢？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雅化与张恨水不同，在创作宗旨、思想观念以及题材选择上，仍保持着市民文学的本色。它们的雅化，是通俗小说本身的自然演进与深化，既有受新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面。它们主要表现为从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的现代性调适。个别作家思想观念有超越性，但因受类型局限，表现仍是潜在的。 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是新文学关系最密的近邻，早在战前的调整期和中兴期，就在雅化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沦陷时期，刘云若不是像张恨水那样无止境、无保留地向新文学靠拢，而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不重视新文学，但他采取的是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立场。刘叶秋《忆刘云若》一文中说： 云若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奇情逸想，层出不穷。……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 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入妙。〖zw(〗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p226，重庆出版社1991年。〖zw)〗 重在“通”和“化”，而不是简单搬用，这使刘云若的作品始终保持了纯正的“通俗味”。刘云若小说的情节密度大于张恨水，但却线条清晰，密而不乱。更能以几百字就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久久不忘，如同新文学中的老舍一般。据笔者看来，这一是得力于准确传神的细节描写，二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zw(〗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刘云若的每部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他所熟悉的世俗生活，“描述地区，从来不出天津，最远也只是北京和通州，所以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左笑鸿《刘云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96，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恩格斯说：“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致敏·考茨基》。刘云若便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读者的一切兴趣，摹写社会百态，言谈微中，刻画人物心理，数语传神。沦陷时期的《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力作，不动声色地化用了许多中外高雅小说的技巧，但却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写意化和程式化融为一体，读者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审美水准，对其作品一直热情不减，甚至刘云若自己记错了人物姓名，读者仍能自行弄清，并不猛喝倒彩。在正统文学史中，《吕梁英雄传》一类新章回体的地位要高于张恨水，而张恨水无疑又高于“君名更在孙山外”的刘云若。而茅盾1946年却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在功力上自然比张先生略逊一筹。”茅盾《关于》，载1946年《中华论谭》2卷1期。郑振铎则认为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刘对当时的下层社会，各个方面，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在所遭遇的各色人物中，早已抽象出各种典型”。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出自不同的“雅化”标准，前者重思想性，后者重艺术性。若就可读性、趣味性来说，沦陷时期的刘云若是要胜过身在大后方的张恨水的。 北方沦陷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家还有陈慎言、李薰风、左笑鸿等。他们的雅化方向也是力图与新文学拉开距离，思想上强调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谴责西化带来的堕落现象，艺术上致力于情节设计的巧妙和文字描写的生动，实际上是接受新文学的“软件”而拒绝新文学的“硬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满自信的，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 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三六九画报》19卷2期，1943年1月6日。 这意味着，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们是比较惶惑的。 南方沦陷区都市的现代性一般高于北方，作为大众精神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也相对更加趋新求变。予且、丁谛、谭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章回体，而采用灵活多变的新文艺笔法。曾用“水绕花堤馆主”作笔名的予且，最善于把握上海市民心态，所写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欲望”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普通市民的金钱欲、偷情欲，既冒险又胆怯，既真诚又矫饰，都被他刻画得深浅适度，是一种标准的“轻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满明显的对两性之谜的探讨，叙述者明明在描述着两性之间最隐秘的私事，却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正经面孔，给读者以心理解脱。短篇集《七女书》，长篇《女校长》、《浅水姑娘》、《乳娘曲》等，都喜欢加入各种叙述干预，如“世界上的女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嫁人的，一种是恋爱的”(《女校长》)，“考虑是最能使人心平气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适当解决的”(《考虑》)，这便造成一种“寓意深刻”的阅读迷雾，在阅读情调上雅化了读者。其实，去掉那些中学生水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说也许会显得真正高雅些。但无奈予且的中学教师职业使他无法压抑那好为人师的欲望，每篇小说都酷似证明某个人生定理的一道例题。而读者十分喜欢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圆满的解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读者不像以前书场中的听众一样，自以为低俗，而往往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自己情调很高雅，手中捧读的是“有社会意义”的严肃高雅作品，正如许多电视征婚者声称“酷爱文学”，手上拿着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样。予且的雅化方向无疑是现代审美情调，只是他的观念和技巧都还不够成熟。 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题材中加入人生、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出来、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变幻叙事视角、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觉派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高广大读者审美鉴赏力的积极作用。 此外的冯蘅、徐晚苹、王小逸、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性较强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露骨的色情描绘广开销路，格调略低于北方的公孙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高于一向被认为肉麻不堪、为人不耻的冯玉奇。他们实际是片面发展了新文学中张资平的一路，经常描写新时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错误理解。张资平沦陷时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长篇《新红a字》（另有一部“腰斩”的长篇《青麟屑》），从技巧上看，还是要远远高于这群效颦者的。 南方沦陷区社会言情小说的擎天之作，当推秦瘦鸥1942年出版的《秋海棠》。这部小说若列入新文学序列点评，品位亦当在中级以上。作者酝酿构思十余载，确定了“揭露社会／人生无常”的双重主题，跳出素材本身的新闻性、玩赏性，围绕人的命运、人的尊严这样的大问题展开凄婉深挚的笔墨，歌颂了高尚的爱情、友谊、事业心和牺牲精神等人类品质中的真善美，控诉和鞭挞了对这真善美的摧残玩弄。作品直面人生，不肯迁就太太小姐们的趣味而改变悲惨的故事结局见《秋海棠》前言……在写作手法上，删繁就简，条理清晰，重描写，轻故事，情节密度小，以塑造性格为主，注重环境、气氛和特定境况下的人物心理，具有很强的话剧感、电影感，叙事者是一个高雅、正直、善良、极富同情心的现代文人。可以想像，假如没有新文学小说二十多年的开拓，通俗小说在1942年绝对产生不出如此精美之作。《秋海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笔法实已大大超越了张恨水当年的《啼笑因缘》，它所引起的连琐轰动也不逊于后者，若非沦陷时期，它在通俗小说革新史上的地位定会更被注重。 武侠小说抗战以来“豪杰并起”，几大巨头联袂称雄，这不仅仅意味着又一轮武侠热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至此完成了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其中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技法的渗透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还珠楼主沦陷时期除继续撰写巨著《蜀山剑侠传》外，还创作了《青城十九侠》、《边塞英雄》、《天山飞侠》等。论者多指责还珠作品“荒诞不经”，用现实主义标准一棍打死。若依此例，《庄子》、《楚辞》、《山海经》、《西游记》，李白、李贺之诗，佛经道藏之语，尽可废矣。还珠所作，本是神怪武侠小说，读者自当在阅读时假定神怪世界的存在。“艺术世界是假定的世界”费定《作家·艺术·时代》p337。，即使对现实生活最逼真的摹仿，也仍然是假定性契约主宰着叙事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如果置假定性于一旁，那末在假定性之后则是赤裸裸的真实性。”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p2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艺术世界中的剑仙们是否可以翻江倒海、借尸还魂、长生不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假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浓缩了人生的真情实理。《蜀山剑侠传》开笔于伪满政府成立之后，第一回便借书中人物之口发出慨叹：“那堪故国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竟落入了满人之手，何时才能重返吾家故园啊！”抗战爆发，万民涂炭，国运艰危，还珠楼主因拒绝周作人等要他出任伪职的劝说，被捕入狱七十余日，受尽酷刑，一身武功大损。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而他的《蜀山剑侠传》此时从第六集起，忽然如有神助，越写越奇幻精彩。其中尤其突出正邪两道的斗法，一边是妖魔横行，杀人如草，民不聊生，另一边是正道剑仙苦修正果，拯救苍生。作品贬斥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欲壑难填的邪魔外道，颂扬生命的伟大、道德的尊严。这些固然不能简单看成“抗战思想”，诸如“邪不压正”等宿命观念也表现出一个传统文化虔诚信徒的迂腐，但起码可以说明，这位神仙世界的缔造者的内心是十分“入世”的，他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如果联系还珠楼主的整个生平来看，他从来就不是“出世”的。1956年他参观延安后赋诗道：“匹夫应有兴亡责，恨我迟来十九年”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应该说，19年前，那兴亡之责就寄寓在他那“荒诞”的大作中了。比起一部活生生的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近现代史，又有哪部小说称得上“荒诞”呢？ 还珠楼主作品的另一雅化之处是其“文化味”。作者并不掉书袋、卖典故，却到处谈玄说偈、指天论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与40年代新文学小说的新趋向存在着一定的呼应。“蜀山谜”中有许多高层知识分子，他们的兴趣恐怕主要在此，就像今日学者多推崇40年代的骆宾基、端木蕻良、萧红、师陀、废名、钱钟书一样。文化味从此成了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味之素”。 在笔法上，还珠楼主最擅长从各个角度进行精描细绘，尤其描写雄奇险怪的自然风光，动辄上千字，令人时而心神俱醉，时而须发皆张，这明明是新文学所主张的小说笔法，但新文学小说家中却无人可与匹敌。像朱自清《荷塘月色》、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那样的段落，在还珠作品中随便可以抽出不下几十处。 但是还珠楼主往往沉溺于笔下的诗情画意而忘了小说更重要的任务在于人物和结构，这两点正是还珠楼主的“气门”和“软肋”，它们在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那里被练成了“上乘武功”。 白羽的武侠小说虽也是章回体，但人物和结构都已是新文学式的。他所写的人物，“没有神不神人不人的所谓剑仙奇侠，也没有飞檐走壁杀富济贫的夜行人，更没有为什么忠臣保镖的‘义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艺而已。”吴云心新版《十二金钱镖》序。 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甚至反武侠本身，是白羽创作精神的核心。他十分“狠心”地直面现实，笔下的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霉……威震武林的大侠，一遇官府便做小伏低；沽名谦让的高手，被小辈偷袭击毙；比武招亲的英雄，只招来地痞流氓的轻薄欺辱。白羽“取径于《魔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话柄》。他冷峻地刻画出一个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坏人当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伤害的现实社会。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联想到鲁迅。白羽在《话柄》中承认：“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鲁迅曾为白羽的处女作《厘捐局》改动两个字，将“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怜”改为“只是”，这样一改，便隐去了叙事评判，成为不动声色的冷观。鲁迅还对白羽讲自认为最满意的小说是《孔乙己》，“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白羽的小说正是充满了鲁迅式的外冷内热的“死火”风格。 白羽对武侠小说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人物塑造典型化，结构匀称，讲究布局、照应及视点控制，风景描绘优美含情，武打描写艺术化、视觉化，首创“武林”一词并发明大量武打术语，文字洗炼，人物对话逼真传神。叶洪生等谓之“中国的大仲马”，不为过誉。白羽志在新文学创作，“自以章回之体，实羞创作，武侠之作，更落下乘”《十二金钱镖》后记。，不料生活逼得他“落草为寇”，反而使武侠小说有幸获得了新文学一笔丰厚的馈赠。白羽和还珠楼主是中国武侠小说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两位最大功臣，没有他们的卓然自立，就没有后来新派武侠的万紫千红。如果说40年代武侠小说是“汉魏气象”，那么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时代则是“盛唐风采”。 与白羽私交甚厚的郑证因，在人物塑造、布局谋篇等方面，学习白羽，但因文学功底不足，未能超越。郑氏特长在于发挥自己精通武术、熟悉江湖的优势，进一步光大“纸上武学”，把姚民哀的帮会、平江不肖生的佚闻，还珠楼主的想像、白羽的文采融为一炉，形成一种地道的“江湖文学”。天津方言的直接运用，是文学史上的创新尝试。新文学小说的种种技巧，到郑证因这里已经进入“守成”时期，不再新鲜也不再被特别重视，而是变成了当然的“习惯”。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来自文类本身的“绝活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证因和还珠楼主、白羽一起，为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武学”宝库。 沦陷区武侠诸大家中，要数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幸福。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和《白马啸西风》，去掉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 朱贞木向新文学靠拢突出表现在一些具体方面。一是抛弃传统章回体的对仗回目，改用新文学式的随意短语。二是喜用现代新名词。这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是利弊兼有的，要依作家具体才华而定。 水涨船高，其他武侠作家也各有擅长。沦陷区武侠小说的雅化幅度是各类型中最大的，无论观念、题旨、技法、格调，都比上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内在原因除了这一代作者皆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哺育下之外，武侠小说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这使得武侠小说这一古老的叙事文类得以焕发青春，走向再一次的辉煌。 在武侠小说衰落的南方，侦探小说填补了市场空缺。但是民国初年那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可再现。创作实践证明，侦探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惟一的舶来品，对雅化的要求是最高的。它最难取巧，最费心血，是作家全面技巧的试金石。因此大浪淘沙，几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后知趣引退。范烟桥评述道：“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居多。”《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3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到了沦陷时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在苦苦坚守，抗战胜利后才又迎来一度短暂的繁荣。而从程小青不断登载卖画广告，“敢托丹青补砚田”，以及孙了红不断生病，《万象》杂志为其募捐，可以看出程、孙二人“润笔”欠丰，侦探小说这碗饭是很难吃的。 沦陷时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译著皆丰。上海世界书局从1941年至1946年陆续出版《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册。他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翻译美国范达痕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译菲洛·万斯)，英国杞德烈斯的《圣徒奇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等世界优秀侦探小说。而他自己的创作，一是数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复，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程小青起点较高，无论作品中的现代法律精神、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叙事技巧，都在新文学面前无须低头。这使程小青敢于放言：“小说的有没有文学价值，应当就小说的本身而论，却不应把体裁或性质来限制。”《论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口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身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眼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处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感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失去了进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潮流而动。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口味，它们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备受欢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潮。而30年代开始，“硬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它们强调动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物不够生气勃勃，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牛顿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露出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风头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出地戏耍福尔摩斯、侮辱华生，处处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摩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性强，“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复杂性，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 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见《万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出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出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出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邦，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流倜傥，身兼侠、盗二职，藐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感’，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在《紫色游泳衣》、《囤鱼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时代动荡”的隐喻。鲁平属于“硬汉派侦探”，他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存秩序的嘲弄与否定，与新文学小说中的讽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渊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纯正的古典特色，而孙了红更多地汲取西方现代派营养。曾有论者指出孙了红受后期浪漫派影响，并运用大量意识流手法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此论有些夸张，孙了红的那些心理描摹还算不上真正的“意识流”，逻辑性很清晰，并且是叙事者站在人物心灵之外的描摹，但的确有新感觉派的影子。孙了红的叙事语言自由明快，经常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召唤叙述接收者加入，缩短阅读距离。他的情节更加紧张扑朔，结构因具体案件而设，而不是经典的“发案—侦查—歧途—破案—总结”五部曲。从人物、布局，到情调、文体，孙了红之作都显示出卓而不群的个性化，已经是现代色彩很浓的侦探小说了。 从程小青、孙了红的作品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侦探小说的雅化，同时又伴随着俗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侦探小说在西方虽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国后却属于自视清高的“洋玩意儿”，一旦读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鲜劲儿一过，它便产生了一个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所以，侦探小说一方面增强时代性，贴近本民族现实生活，提高叙事技巧，另一方面则放下“通俗科学教科书”程小青语。的架子，增强趣味和刺激。这两方面的同时努力，才使它得以适应中国现代社会。 滑稽小说不是得名于题材，乃是得名于文风。无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宫闱、神怪、掌故，只要以滑稽文风统帅全篇，便为滑稽小说，因此形式最为自由，既容易灵活吸收和运用新思想新方法，也容易漫不经心，不思进取。故而滑稽小说既有不少优秀之作，也有大量浅薄无聊的廉价笑料。沦陷区滑稽小说的最高水平可以北方耿小的和南方徐卓呆为代表。 耿小的(1907—1994)是华北沦陷区多产作家之冠，题材多样，共有三十余部。早年曾致力于新文学，故后来成为通俗作家后，眼界较高，眼光亦敏。欣赏老舍和林语堂，许多作品能达到老舍《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水平，但赶不上《二马》，更及不上《离婚》。耿小的1940年发表《论幽默》和《讽刺与滑稽》二文《三六九画报》4卷1期、12期。，详细探讨了这三个概念的异同，认为幽默是讽刺和滑稽结合的产物，最为推崇。但他的创作实绩不是偏于讥刺便是偏于油滑，总之充满了北京市井社会的气息。耿小的似乎力图借助“滑稽”这一通俗手段将新文学的精髓输送给市民。他广泛批判各种不良风气和社会黑暗，探讨大量人生“问题”，多方尝试改良章回体。他说：“打倒章回体小说，非从章回体里面工作不可。”《三六九画报》12卷3期。但是由于他太重视靠近读者，试验往往半途而废。例如《水中缘》采用第一人称，然而读者不买账，劝他迷途知返，甚至认为小说讲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结果耿小的只好“浪子回头”。他比较成功的作品一般都能看出高雅文学的影响。如《滑稽侠客》写两个武侠小说迷弃学出游，求仙访道，一路出尽洋相，最后被遣送回京，完全是摹仿《唐·吉诃德》的格局和人物配置，主题思想也是新文学的反武侠精神。1942年的《云山雾沼》写孙悟空师兄弟三人下界到1941年的尘世，遇到绑匪、扶乩等种种怪事，对现实生活大加针砭，深得各界好评。其实这正是新文学所倡导的“故事新编”法，如果比较一下新文学大为赞赏的张恨水发表于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八十一梦》，其中第七十二梦题目是“我是孙悟空”，就会发现二者何其相似乃尔。1940年的《时代群英》主人公高始觉生财有道，教几个小孩念书，同时开一个“高纪小铺”，强迫学生和家长多买小铺里的百货，另外兼给人批八字、写信件等，还加入道德会，募捐私分。这不是老舍《老张的哲学》主人公的再世么？鲁迅说自己挤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则是饱吸了新文学的乳汁，才能够产出那么多的草。当然，有稻草也有芳草。 徐卓呆(1883—1961)是中国现代体育和新剧的创始人之一。“在他一生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徐傅霖时期，是体育家、教育家、童话作家；第二是徐半梅时期，是新剧家；第三是徐卓呆时期，是小说家。”范烟桥《徐卓呆的滑稽史》，载《半月》四卷12期。徐卓呆擅写短篇，因为他认识到“小说是描写人生片断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终，又无需装头装脚”《小说无题录》，《小说世界》1卷7期……他的短篇，灵活多变，善于捕捉司空见惯的平凡事件，以小见大，“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严芙孙《徐卓呆》，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42……所刻画的小人物不时有契诃夫的味道。沦陷时期，他的代表作《李阿毛外传》，完全可视为纸上的卓别林电影赵苕狂誉徐为“小说界的卓别麟”，见《红玫瑰》5卷9期《花前小语》……“在民不聊生的重轭下，作者所写的是超常规的求生之道。铁蹄下的市民们似乎已无法用自己的勤劳赖以维持生计，作者只能用马浪荡的狡智来博取苦恼人们的苦笑。这些笑料并非教唆人们去施行骗术，因此在夸张中加上了浓重的荒诞成分，……但他毕竟源于生活，忠于写实。”范伯群《东方卓别林、滑稽小说名家——徐卓呆》，“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之六，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徐卓呆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比予且等人还要接近新文艺，只是他死死抱定“趣味”，在每一个字眼中找笑料，整个生活都是滑稽化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应该与新文艺工作者为伍”刘扬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p260，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而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只因这位通俗大家“具有新文艺色彩”便不予专论(仅在56页有百字简介)。滑稽小说至徐卓呆，实已超越了讽刺、谴责小说的美学境界，而带有若干黑色幽默气息，倘能继续与新文学交流，必会更放异彩。 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亦与时俱进，不再赘述。抗战时期，从国统区的张恨水，到沦陷区的“三山五岳”各路通俗小说，经历着一个复杂错综而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这预示着雅俗格局在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 现实主义之误读 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我们常常怀着这样的信念去理解马列文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辛苦遭逢。于是我们常常指责论敌离经叛道或者是胶柱鼓瑟，于是常常要正本清源，辨明嫡庶，仿佛非如此就不能够保证它的纯洁性和延续力。殊不知再好的经，从来都是要误读的，谁也无法逃避“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命运。误读无罪，研究者的任务不在于拨乱反正，而是应该将计就计，把误读当作一种既存的现象，那现象背后之物才是我们的标的。即以马列文论中现实主义文艺问题这一支脉来讲，考察它的误读史，必将会给现实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成果。 讲到现实主义，不论强调它是一个文学思潮，还是一种创作方法，都免不了要一再指出它的三大性征，即真实性、典型性、客观性。人们围绕着它们的定义、具体内涵争论不休。到底什么是真实？怎样才算典型？客观性究竟有无？这些争论本身已经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实际上重大的理论问题很少能够通过争论来真正地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批判的武器”抵不上“武器的批判”。争论的意义主要在于促人思考，从而使问题深入。争论得以出现的前提必然是“误读”，没有误读也就没有争论了。 对真实性问题的误读主要在于，或者认为文学作品通过描写某一现象能够反映本质，也就是说，本质在各种表象上的显现是不平衡的，只有捕捉住某若干种“真象”，才能摸花轿一般逮住本质；或者认为不论描写什么现象，只要尽心竭力，深挖细剖，自然就会拨云见日，探骊得珠，所谓“处处有生活，处处有真实”也。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实绩证明了这两种误读都自有其道理。由前者产生了一种“题材主义”，或通过重大题材为历史树碑立传，或精选角度，以微见著。获得成功的作品很多，但流弊是主题先行，尤其对于艺术功底平庸的作家，妨碍他们创作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抢购式的机会主义。但这种流弊却正好从后者那里得到了补偿。由后者产生了“体验主义”，即深入生活，同化于环境，“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从而取得对体验对象的绝对发言权。这样的作品在细节和情理上一般都禁得住推敲。但往往倾向性不够明显，缺乏“轰动效应”。 两种误读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过分天真和简单地看待文学的认识作用，夸大文学的“镜子功能”，认为读者看作品就是在看世界，于是选择什么样的世界给读者看，如何使读者看得更清晰，这就成了背在创作者肩上的沉重包袱。文学的使命感过多地让位于道德的使命感，把“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样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当作严肃的定义。这就必然或多或少把艺术降低为“匠艺”，降低为需要先背好“创作须知”才能进行的东西。殊不知读者看作品并不自认为就是在看世界，而是在看“别人怎样看世界”，别人的看法固然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但通常并不足以主宰他对感官世界的态度。也时常有人因读了一本书而大彻大悟，而重新做人，这必然是作者看世界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他。而这作者的态度必然是要发自真心的，独特的。读者并不要求作品实有其事才算真实，而是要看作者的一字一句是不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去写的。《林海雪原》充满了传奇式的夸张，但读者认为它是真实的；《春苗》尖锐而生动地揭露了医院的不正之风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读者并不因为其政治倾向就认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应该承认，真实性问题首先不是作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作者如何对待自己的真实感觉，如何对待自己的良心问题。真实性的第一要义在于“真诚”，没有“诚”，也就没有“实”。作家的文学使命感和道德使命感都应该首先立足在这个“诚”上。欧仁·苏正是对于笔下的善良人物缺乏这种真诚，急不可待地去“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彩”（《马恩全集》2卷218页），他的《巴黎的秘密》才丧失了按他的能力本可以取得的真实性。可见，选择什么样的世界，如何使读者看得更清晰，这些都不过是第二位的，技巧性的东西。而“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鲁迅《论睁了眼看》）才是现实主义对真实性的根本要求。 在这样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客观性。在客观性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与倾向性相矛盾的难题。恩格斯在肯定作品应该有倾向性的同时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马恩的选集》4卷454页）这么几句简练明确的话后来居然误读成“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绝对的客观性，超阶级、超道德的客观性，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口不臧否，心中必存褒贬。而且选择就是判断。不论福楼拜的不动感情效果，龚古尔的精确笔记，还是左拉的科学程序，都只是在表面上做到了作者的消失。如果创作者真的对笔下的一切无动于衷，那么文学根本就没必要存在了，这是违反创作规律的。说到底，所谓客观性，不过是一个怎样表现倾向性的问题。从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角度来看，作者以什么姿态来面对读者，是长官，是教师，是朋友，是导游，还是火车上相对而坐的旅伴。作者的倾向性是表示“我个人是这么看的”，还是“你们必须承认”。所以，客观性在实质上又是一个主观态度的问题。 把文学的客观描写与思想改造任务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许多人对“结合”二字又产生了误读。把“结合”理解成“配合”就是一种。这样的作品即使作者竭力保持冷静，从不站出来大喊大叫，也难以保证其艺术生命的长久，因为在这里客观性与倾向性已经不再是构成一个张力系统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主仆关系了。抗战初期的老舍和文革后期的浩然都有过这种教训。如果再其次把“结合”误读成“凑合”，那就不仅亵渎了文学，同时更玷污了思想改造的任务。 总之，客观性与倾向性，一个是横坐标，一个是纵坐标，互为制约，互不可废。客观性应首先体现在对读者、对人物的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上，体现在对自己的倾向性充满自信、充满负责精神的从容风度上，其次才是精确的描述，细腻的刻画等等技巧方面。还应该指出，客观性并不一概排除夸张讽刺和抒情象征，否则，诸如塞万提斯、鲁迅、肖霍洛夫等人就要被排除在现实主义大师之外了。可见，客观性应该是在风格上具有宽容精神的，并不是板起脸孔来一丝不苟地写社会调查报告。至于倾向性，则随着时代要求及作家习惯的不同，有时表现为踔厉风发的战斗性，有时变成语意玄远的春秋笔法，有时则似乎真的消逝了，需要探赜索隐，这些都应该为客观性所允许，只要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看待客观性这一涉及许多哲学终极观念的问题，才是诚实的、辩证的态度。 典型性，大概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最发达、最严密的一部分了。如果只看典型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是典型了，事实上也确有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为了避免这种泛典型主义，人们就不得不一再强调它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要求它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带有某种“提纯性”，用r.韦勒克的解释是“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这样，就造成了读者眼中和批评家眼中不同的两种典型。读者所认为的典型，更着重于此岸的普遍性。比如老舍笔下的人物，往往是灰不溜秋无甚光彩的，但读者觉得他们就跟自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格外透着亲近。这种典型是曾经和正在生活着的“老相识”，属于“细人”。而批评家眼中的典型则更着重于“新人”，更着重于某种理想的化身。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就被当作一个革命者的榜样来学习。典型如果不具备能够引导人们前进的积极意义，往往要受到责备。例如鲁迅的阿q就曾被宣判过死刑，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和他自己一同被打成黑帮。应该说，对典型性的误读是更多地发生在这方面的。这就容易导致不是从农民中选取出革命者，而是先规定了革命者的框架，然后加上一些农民的语言和动作，这是对鲁迅“杂取种种人”方法的最大歪曲。过多的删繁就简也使典型显现出过强的功利性，这与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只有一步之差。样板戏中的高大英雄形象不能说没有典型性，但他们的个性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阉割后，他们的所谓共性也必然要随之而减弱，他们成了被举在半空的安泰，他们的典型性脱离了此岸的现实关系，即恩格斯所指出的“典型环境”。在特定的时空里只能存在特定的运动，这一点常常为情绪激动的作家所忘记。文艺应该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所以“新人”固不可少，但这新人首先必须是从旧人中成长出来的，否则，天外来客式的典型人物只能是一种福斯特所称谓的“扁形人物”，发展到极端，便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或象征。符号和象征当然也是可以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但那就不在现实主义讨论之列了。 在典型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典型，成功的例子实在屈指可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典型性脱离了真实性和客观性。本来典型应该是“典型化的真实”，离开了客观存在的困难性就谈不到什么典型。从来没见过吝啬鬼就不可能塑造出成功的吝啬鬼典型。文艺理论毕竟不等于创作秘诀。理论从创作中来，创作从生活中来，而绝不能相反。恩格斯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指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有人便误读成——为了使典型人物能够成立，需要为他制造一个“典型环境”，完全颠倒了创作规律。文革后期对样板戏的修改就是一例。 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实际上共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抓住一两个特殊论断来“六经注我”，只能流于为玩理论而玩理论。现实主义如此庞大的一道河流，难免泥沙俱下，但只要时时回顾一下它清澈的源头，就完全可以把它的流程看得更远些。 （发表于2002年《社会科学论坛》） 快餐中的精品 现如今小说的产量不但多，而且又个顶个地长，连四五万字一个方面军的作品也觍着脸号称短篇小说。如果您不是专门从事文学这一行的，哪有闲功夫去给那些裹脚布捧场呢？可是您又喜欢文学，很希望在干完了自己的那一摊儿以后，得到一顿精美的艺术晚餐，可是快餐与美味往往难以兼得。这里，给您推荐一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精品快餐厨师——星新一，以及他烹制的珍馐——一分钟小说。 星新一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陌生。的确，日本人的名字，很少有这么漂亮动听的，就像他那一篇篇作品一样剔透玲珑。也许您看不起一分钟小说，觉得它算不上“纯文学”。这大概要归罪于我们某些偷懒的文人，把给小孩子讲的瞎话一类演绎成所谓小小说，结果倒了您的胃口。实际上可不是如此。您听听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奥斯特给这种小说下的定义吧：“不超过1500字，却要具备小说的一切要素。”这种超短篇小说的鼻祖，美国作家欧·亨利还为之规定了三要素：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要真正做到这些，没有一流文豪的大脑是不行的。 您读上几篇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就会发现，它简直是日本的《聊斋志异》。星新一的创作坚持一个“新”字。他广猎博取，学习了美国超短篇小说的许多技巧，继承了川端康成“掌篇小说”的传统，并吸取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莫泊桑、契诃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长处，把一分钟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星新一小说的题材往往是非现实性的，比如主人公奇遇天外来客或未来世界的人，主人公发明了一种奇妙无穷的机器或药物等等，但这既不是科幻、推理，也不是寓言、童话，而是为您打开一个奇特的观察口，把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内伤剖现在您的眼前。 给您举个例吧。比如《不景气》，写一个s博士，发明了一种药水，能够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s博士于是发了财，与他心爱的姑娘相会了，可谁知木匠戴枷，自作自受——那个姑娘由于沾染了那种药水，觉得一个丈夫满足不了她的欲望……于是，小说令您想到的就不仅仅是s博士能否顺利结婚了。 星新一的小说结构精妙，尤其是结尾，常常令人拍案叫绝。例如《自称便衣警察的人》，两个青年互相敲诈，弄不清到底谁是负有机密使命的警察。偷听的老板又出来敲诈二人，拉拢二人入伙，结果二人齐扑上去—原来他俩真的是便衣警察，设计抓住了要捉的主犯。还有《照料入微的生活》，描写2056年一个叫特尔的人的无比舒适的生活。从早上起，他的一切都由机器料理，机器手抱他起床沐浴、吃饭，送他上车。直到公司，同事才发现特尔由于心脏病发作，已经断气有10个钟头了。 当代的一分钟小说，不仅需要结构、情节上的出神入化，在艺术手法上还注重字句的凝练、笔墨的诗意、幽默。星新一的作品在日本已被称为“小说中的俳句”。他的小说中，您见不到那种平铺直叙，步步为营的写法。时间、场所、人物，都尽可能地压缩、集中，像他自己所说：“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都是些懒汉。大多是从敲门声开始，到室内谈话结束为止。登场人物的活动距离，很少超过几十米。”这样，就对作者艺术水平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作品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通篇蓄势，结尾一个响亮的包袱，不由人不暗竖拇指。 星新一的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有三不写：一、不写风俗时事；二、不写色情；三、不用先锋派的手法。所以我们读着他的小说，如同滋润在“优美的雨露”中一般。所有的作品都显示出鲜明的倾向性，即对善良的人寄予满腔的同情，而对恶人则总是尽力嘲弄。这些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能掀动读者感情的波澜，使您或解恨地笑，或同情地忧。从一滴水珠看到它所反映的大千世界。 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在创作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已经突破1000大关。凭星新一的才华，若想赚取大量稿费，完全可把它们拉成普通的短篇或中篇，然而，他以一个真正文学家的严肃态度没有那样做，因为他不把一分钟小说看成文学园地里一株无名小草，而是当成一棵吊钟花那样精心培育着……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牛鬼舍身篇 我们肉眼所见的牛鬼，其实往往是戴着面具的菩萨。正像我们肉眼所见的菩萨，往往是戴着面具的牛鬼。不论做牛鬼还是装牛鬼，都需要舍弃我们的真身。 跟父亲蹲牛棚 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性，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党，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党的领导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党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党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迫害”，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腐败”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党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操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屁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插着嬉笑怒骂，包括男女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乱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虐，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我怕得有理。 自由鬼(荒诞实验小说) a 按一按腿肚子，蕴满了反弹的实力，这是青春。老朱头子就不行，哪儿也按不动，像棵树一样，连舌头都硬得毫无感觉，经常与饭菜一块儿被咬上几口，幸亏他的牙所剩无几。老朱头子身上，恐怕只有一样东西是软软的了。 每个宿舍的门都开着，每个开着的门里都传出来自各种发声器各种音箱的交响乐。整条走廊像一柄大口琴，每个琴孔都钻进去一些小虫子，于是便产生了这无人弹奏的“机械钢琴曲”——一部苏联影片，根据契诃夫原作改的。 她又想起了10年前——她17岁的那个夏天，跟四单元的小毛毛一块儿度过的那个下午。小毛毛才13岁就戴上了爸爸传给他的150度的近视镜。他趴在门口喊她：“小玲姐，”他忽然压低了细细的嗓门儿，“小玲姐，是你家有《牛虻》吗？” “进来，毛毛。看你这头发，你妈也不给拾掇拾掇，就知道搞……走，上小屋去，我这儿还有那么多大书呢，都是我大哥前几年抄家抄来的，里边还有光屁股画呢，把门关上，看你这笨！成天就知道看书，裤子都不会提一提。看，这本书好不好？没事儿，谁也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屋，我爸说过年给我整个工作，现在不让我出去，除了买东西做饭就看书。我一点也看不进去。你好好念吧，将来下乡了能当会计，用不着干活，还能娶个漂亮媳妇……快来看这个。你有两个多月没到这边楼口来玩了。我那本《林海雪原》看完了吗？你看这儿，嘻嘻……” “我，我不看了，我想走。” “哎，别走，不是放假了吗？你爸你妈都上班。我一会儿给你喝汽水儿，我家窖里自己做的。你就在这儿看书吧，反正跟那些孩子玩不到一块儿，你爸不是让你没事就跟着我吗？你戴着这镜子就跟你爸一样，小脸儿跟你爸一样白，穿衣裳也一样这么窝里窝囊的，你那个妈呀……裤子怎么又往下出溜了！来，我给你弄弄……” “嘎嘎嘎嘎，嘎嘎！”小院里母鸡下蛋的咳嗽声荡碎了金色池塘一般的夏天的下午。几个小孩儿把白的、粉的冰棍含在嘴里，比赛着看谁化得快。 “毛毛，怎么了？你别走，哎你回来，你的眼镜！别走，姐姐不好，姐姐……哎，毛毛！毛毛——” 毛毛痴呆呆地走了，再也没有到这个楼口来过。他们再也没有面对面过。 她痴呆呆地坐着，仿佛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什么。一串串画面在脑子里反复上映，可她却如同一个小学生在课堂上放声朗诵一遍课文，反而不知自己读的是什么一样。 那天的晚饭把盐放入了米粥里，赢得了哥哥的大笑、父亲的痛骂和母亲的叹息。 她不知悄悄地哭过多少次，为了这事。一边哭，一边骂自己，可是又不肯骂得太难听，蒙着被子，在泪水里嘀咕着。有时泪水干了然而还没有睡着，她就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在这一片儿住的孩子里，毛毛是对她最尊敬的一个，比小苹、小丫和郑二他们又聪明又老实，把自己当做好姐姐。她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心眼儿好，给他们看书，给他们吃零嘴儿。如今，自己把这“好姐姐”三个字给毁了。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呢？她不承认自己当时想过什么，她心里似乎有个小人儿在帮助她宽宥自己。所以有时，她竟咬着食指满面臊红地回味那个下午…… 感冒两天了，鼻子像漏斗一样。一个喷嚏打不出来，憋得她热泪盈眶。鼻子尖儿辣辣的，像用胶水粘上去的，难受死了。摸过镜子一照，本来白脆脆的鼻翅儿和鼻隔儿，都透出五分娇红，似乎能看见里边的软骨呢。 b 他翻了一下身，没翻动，便很诧异地醒了。快到中秋了，月亮已经是椭圆形的了，像剥了皮儿的鸭蛋，清亮亮的，软嫩嫩的。又像臂弯里这个钻在他怀里的雪白的，使他不能翻身的小姑娘——不，不能叫姑娘，这不太顺耳，那么叫女孩儿？女生？……都不合适。“道可道，非常道”，老聃在世会叫她什么呢？老聃也免不了像我这样吧？ 掀开被，这个雪白的东西便浸在溶溶的月光里了，像只睡熟的小猫，不时娇蛮地屈伸一下肢体，以求更加舒适。从那一动不动的睫毛和微微上拗的嘴角看来，正在做她那女孩子该做的梦吧？她把我梦做什么呢？爱人？情人？丈夫？……还是跟我所想的一样呢？女孩子真是一个个猜不透的谜。不管和她们亲密到什么程度，她们心底那最后一层的处女膜永远在朦胧中向你骄傲地微笑。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妈的，我得到的这叫爱情吗？那么说，得到女孩子的爱，得到她的心，她的一切，并不等于就是得到了爱情？因为，因为我……并不爱她？ 我爱过谁呢？好像只有爸爸。但那是父子之爱。妈妈，已经不是我的了，那时就不是。她不管我们，她……小玲，三楼口董大头他妹妹，现在该有二十六七了。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吧？那是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秘密，世上有多少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啊。自从那次，她的形象在我心里崩溃了，像鲁迅说的受潮的糖塔。现在我当然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很正常，很正常，她是个好女人，当然，假如见了面那真有点……她认不出我的！我不也是个人人公认的好人吗？可谁知我这两年来所做的这种种呢？真不明白四年的中文系读下来是否值得，像老孟和老孔那样成天泡在图书馆，也许真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可我呢，是像鲁迅写的那个魏连殳那样，躬行着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吗？我不承认，月亮在上，我不承认。我发觉自己是在找一样东西，我几次发现了那东西，凭我的机智，我诱捕了它们。可就像茅盾说的，在到手的一刹那，改变了模样。就像今晚，真没料到，她有个这么豪华气派的家。又看错了。走着瞧吧，老孟、老孔、大老焦，你们谁也甭打算有一天能笑话我，风凉话谁都会说，风凉…… “——毛毛，冷——毛毛。”胡乱抓挠着，她醒了，看了毛毛一眼，又看了一眼月亮，“呀，谁让你掀的！你坏！你这么坏！我不干，你赔我，你赔我么！” “别闹，你家老头老太太听见！” “听见怕什么！伪君子！——没事儿，我家屋子都是隔音的。” 月亮扯过一条厚实些的云，盖上了。 c 董小玲住这儿吗？呦，小玲姐！恨死人了，从一楼打听到六楼，腿都快不是我的了！你别忙，我就这儿坐了。咳，你们这大研究生，就住这破地儿呀！一、二、三、四，住四个？！太惨了点儿了。干脆还住我们家算了，反正你有车。别忙活，我不吃。怎么，感冒了？什么不要紧！我知道你当人面儿刚强，背地儿里指不定流多少眼泪呢。哎，他来看过你吗？他跟我爸翻了，这一个多月都没去过我家。哦，那还差不离儿，对你好就行。别谦虚了，你这么水灵，他敢对你差了！哈哈，别闹！说真的，我真有点儿羡慕你呢。我那个？早踹了。一天到晚儿跟我摆谱儿显阔，吹完他爸吹他妈吹完他妈吹他爸。见我一次就穿一身儿新的。我明告诉他：我就是想玩玩你，没别的意思。你是男子汉，咱们就好玩好散；你要想跟我粘乎，我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聪明着哪，装成委委屈屈的小模样，好像真喜欢我似的，好像我对不起他。其实我哪儿也没亏了他……咳，整个一大傻孩子。你笑什么？瞧你那鼻子，红得真好看。我知道你一肚子鬼，连我都不告诉句实在的。别动，让我靠着你。你真想不毕业就跟他走？他出得去吗？现在卡得又严了，我爸都说了不算，什么？你真没一句实话。以前你不这样啊。你刚来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小玲姐你真学坏了。什么大学生、研究生我都见过，没你这么一会儿像小孩儿、一会儿像老头儿的。哎你们楼下看车的老头儿真逗，瘦得木头棍儿似的，还满嘴逗哏儿哪！精神病？我怎么没瞧出来啊。哪个老朱他爸？你怎么谁都认识！姨夫最近来信了吗？你有点发烧，躺下吧。别装蒜了。你要再唬我，我就给姨夫写信说你在这儿不老实。看我这鞋漂亮吗？哪儿不老实？嘿嘿，你自家个儿知道！住我家那时候，一出胡同口，谁接你呀？谁送你呀？哎哟，我不说了不说了，快撒手。咱不开玩笑了。后天我爸过生日，早点儿去啊，帮帮我。讨厌死了，每年都闹得乌烟瘴气的，我们家成马戏团了！最好让他也去，老头儿又有点儿后悔了，说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的话他还敢不听？别逗了！走吃点东西去，我请客！这屋那几个人呢？跟她们在一块儿，你真成了老太婆儿了。我特讨厌这些小姑娘，一个个长得猴儿似的，假模假式地也硬充谈恋爱！懂个屁呀她们！我最瞧不起大学生，酸溜溜的。别生气呀，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跟我也不一样。我记得你小时候一天到晚儿有说有笑的，厉害起来大头哥都不敢惹你。怎么现在念书念得病怏怏的。快走别修理你那脸蛋儿了，我都饿死了。后天到我家我好好给你拾掇拾掇…… d 你想写小说，因为诗赚不了几个钱。你很聪明，知道赚钱的小说该怎么写。你让她给你借来一本厚厚的案例，一个寒假便演义出了五篇：《京广线碎尸大劫案》，《二两黄金的贞操》，《荒岛女魔》，《市长的私生子》，《血染风流巷》。这些小说至今仍在京广线以及其他各线的钢铁长龙中担负着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神圣使命。不过，自从收到第一批稿费，跟她吃了一顿“狗不理”之后，你们就打马扬鞭、各奔前程了。当然这是你的好主意，当然你的好主意使她由惊愕而大哭。她大哭，抠着你的双肩大骂自己为什么要借给你那诲淫诲盗的案例，说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从那上边学的。她说假如你将来落到她手里，一定要判你死刑。你像根电线杆子一样傲首挺立，任她时而大河滔滔时而小溪潺潺地哭了250分钟，然后说快熄灯了，我送你回去，就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躺在自己的床上飞快地睡着了。又过了四小时，你梦见自己在踢足球。10名伙伴包括守门员先后全被罚下场，你一个人纵横驰骋，足球像炮弹似的从你的脚下直射对方大门，黑花白地的足球在空中飞旋着，像希特勒的卐字旗席卷欧洲。每射进一个球，你就跑回自己的大门，等对方的前锋一脚射来，你就一个怀中抱月，那球落到你怀里还在转哪，然后你放下球，又一路冲杀过去，简直如虎蹚羊群。一声哨响，你一个人与对方战成22：0！顿时满场鼎沸，几万颗脑袋张着大嘴向你拥来，最前面的一排女郎掀起胸罩让你签名，于是全场的人都掀起衣襟，数不清的肚皮向你蜂拥。你忽然要上厕所，但数不清的肚脐眼儿向你呐喊着，要“留取尊名照肚皮”。你签了一个又一个，手软腕酸。你宣布，没有肚脐眼儿的一律不签，于是退出了一些人。但仍然肚山皮海，签不胜签，这泡尿看来憋不住了。你宣布，肚皮上有皱纹的一律不签。人群轰地散开，一阵凉风像一匹湿布打了你个冷战，于是你发现自己站在刚刚解冻的小河里。 第二天，你请老孟、老孔、大老焦去喝啤酒、吃馄饨。老孟喝得眼镜片儿直冒红光，不住地强调通俗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大老焦喝得络腮胡子根根直竖，拍着肩膀说你发的是缺德之财。于是老孟便与大老焦每人捧出一堆古今中外的至理名言，争论得不可开交。老孔则一声不哼，抓紧时间喝了三瓶啤酒，四碗馄饨，然后说上厕所，就再没有归座。 你仍然天天到湖边，霸占一条长椅，躺上去，把华兹华斯和马致远的诗混在一块儿背。然后就想象有朝一日能够出国，然后就拼命地背英语，然后有时就睡着了。一个月后，你在那条长椅上睡着了又醒了之后，你认识了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永远也不会告诉别人，你甚至不会告诉你自己，对吗？你命令她忘掉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不许她提起那个晚上。像以前一样，你从来不许她去找你，你们是单线联系，要知道下次何时何地见面吗？那只有在分手之际。她像一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宰割的羔羊，乖乖地依顺着她的牧童。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你送了她回家。她忽然成了主人，第一次用命令的口吻对你说话，她命令你不许走，她命令你不许走出她的房间。第二天以后，她就开始不断地命令你了。你能不发愁吗？ 这小说你读不下去了，你在抉择怎么办。后天到底去不去？她有爸爸、妈妈、姐姐，那一天要去一群男女老少，是个结识新交的良机，就像长篇小说的第二章一样。可是你去了，她们全家就会认识你，而你现在决定了吗——你到底爱她不爱？ 你太容易陷于沉思了，也许缺少母爱的人都这样。虽然你爸爸是个温柔细腻的上海人，可是你应该承认他是个窝囊废。他为什么让妈妈把钱全部拿走了呢？你从没见他跟妈妈吵过。妈妈在家里也从来是文质彬彬的，有时还亲你一下，那嘴唇是凉的，像土墙角里的野蘑菇。后来就没人亲你了，对么？对么？记得那一次吗？你的耻辱。你现在该知道了，凡是你竭力忘掉的事情，你永远也忘不掉。不提了，咱不提它。那么，还有谁亲过你呢？你以前的同学没有一个与你来往。你有生以来只收到过10封信，都是爸爸写来的。可是你写了那样的小说不敢让爸爸知道，你甚至不敢署上真名。你现在除了那点小聪明和肚子里装的五六百本书以外，什么都没有。连爸爸也离你一天比一天远了。你本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你也得到过一些，但是你抛弃了，统统抛弃了。你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然而你又丝毫不感到孤独，你跳舞，你喝酒，你踢球，你在讨论会上大放厥词，你在周末沙龙里高呼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种团体争着拉拢你，以系主任为代表的多数教师对你的才华赞不绝口，虽然以副系主任为代表的少数教师对你嗤之以鼻。你用思考和欢乐塞满了生命的空间。但是你始终对自己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你决定就这么走下去，你断定自己必将成为最大的幸运儿，你磨炼着呼唤自由的双翅，你从没意识到心中有一片暗影。你忧虑、你烦恼、你后悔的时候，你认为这不过是人人都有的不幸被你摊上了一点点。你由内及外挂着一副英俊的得意。你觉得你，成熟了。 认识了又有什么？他们认识了你就等于给你画地为牢了吗？这个你自己编造的险，现在你自己决定去冒了。你借了大老焦的裤子和老孟的西装，因为你的下肢比较长。你说：“喂，上课要是点名，替我答一声‘到’！”你就出门了。你一直想买一辆山地车，但是你一直没有足够的钱，你又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一辆。这个念头甚至使你觉得老舍笔下的祥子都失去了光彩。现在你有了足够的钱了。可是你反而不想买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你有资本买到它，至于买不买，那全在你高兴不高兴。就像你追求到一个女孩子，她失去了灵魂一般地伏在你怀里，吻不吻她，那全在你高兴不高兴，对吗？你把那叠坚韧的票子捻来捻去，你想着，这些都是你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是你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换来的。说句唬老百姓的话，它们是你聪明才智的对象化，是一种结晶。你要把它们变成一个两只轮子的怪物骑在胯下么？你忽然觉得山地车实在太一钱不值了。不就是几根金属棍儿，两条橡胶皮之类的杂物弯来弯去往起一凑吗？决不能让它骗去你的这些纸片。因为这些纸片是一种象征，而车子它却是别人劳动——而且是一种低级劳动——的象征。不，不能买，起码现在不能买，虽然你很需要一辆山地车。 “那个买票了吗！”管它，你头也不回地下了车。没见过这么懒的乘务员，坐在那儿养姑奶奶，主动买票？巴结你是怎么的？老子没钱的时候，处处都要大方；而今有了钱，偏要小气。到了，站岗的还是那两个山东大汉，长得真像《茶馆》里要合娶一个老婆的那两位。填表，你忘了带学生证。“居民身份证行吗？”“中。”你填上了发表那几篇小说用的名字。这样既保持了真名实姓的纯洁尊严，又不算冒名顶替撒谎欺骗。你揪了揪挺拔肃穆的蓝花领带，向寂静的大院深处走去。 e 您以为这是部长篇小说，是吗？像篇名所标的那样。其实，您大可不必那么认真，这不过是本人一个小小的艺术试验，也可以说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小玩意。这个玩意儿，您可以先读任何一章，怎么读都随您的便。我本来就是一天写一段，然后随意戴上abcd、甲乙丙丁的帽子，胡乱排列起来的。就拿这一段来说，人家一般都要放最前边的，我觉得放这儿更调皮一些，所以跟您逗了个乐子。至于是不是长篇，看完您再下结论。当然，由于大家忙着创办一流大学，时间有限，所以本人预先告知：您即使漏掉几章没看，也毫不影响对主题思想的理解，甚至越不看越能理解。当然最好请您勿把我的篇名、结构、人物、情节、以及一些细节全认做是荒诞或象征手法，本人还没达到那种境界。好吧，别的玄虚就不多弄了，耽误了您的工夫，我也觉得怪别扭的。咱们回见，说不定您溜达到哪儿，还能碰上我。您接着瞅吧。 一 “那个姑娘真面熟。”一坐下来，他就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毛毛，你坐在这屋里不许出去啊。你不用帮他们忙，等他们做好了，咱们过去吃就得了。已经差不多了。我去问问爸爸妈妈对你印象怎么样，趁现在他们高兴、客人又多，准会说好。你就等好消息吧。来，亲我一下！” “刚才那个跟你姐一块儿洗菜的是谁呀？头发烫成那样子的那个。” “那是我表姐呀。怎么啦？你又看她漂亮啦？她都快二十七啦！你别亲我，我不让你亲了。你看谁好你就亲谁去吧。” “那你就请她过来让我亲吧——真是胡搅蛮缠！她在哪儿工作啊？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些干吗？你要是看上了，一会儿吃饭时我给你们介绍，你要不亲她你是小狗！你当人家会看上你，人家是研究生，比你高一级。对了，她老家跟你一样，一会儿我让你们认认老乡。不过你可小心，你要是不安好心眼儿，我当场就吃个大丸子噎死！” “我不信她跟我是老乡。你说她叫什么名字，她家具体住在哪儿？” “她家就是我姨家呀，住什么沿河区红眼儿楼，离你家近吗？” “啊，不近。不近。你好像说过，你姨夫是不是姓董？”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啊。” “说过，你忘了。你去帮他们忙吧，我在这儿看看报纸。” “你总是问这种有头没尾的事儿，就为了证明你记性好是不是？以后没人理你。那你看报吧，我去一会儿就来。再亲我一下！” 屋里剩下他一个人。 是她？表姐？研究生？哪个校的研究生？真他妈的巧了，这是个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啊？有意思。对，要先发制人，示意她以前不认识我，像杨子荣在威虎厅对付小炉匠那样，控制住局面。她八成也不会说认识。不知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晃十来年了，研究生？研究什么生的？妈的，10年前她就开始研究生了。我当时要是大几岁……记得她家里的书真不少，她就是凭这个考上大学？她爸是有门路的，再说又有这么个姨夫！当年每人每月半斤肉，全楼就她家天天开荤，把她养得那么滋润……她不会是理工科的研究生吧？也可能是学外语的。不过也没准儿。看那样子，好像还没结婚。那个大高个是谁？跟老头亲亲热热的。今天的任务是尽量多收集信息，少露棱角，回去再决策。这个家庭乱乱哄哄，俗气通天，那个老头子一副官派，肚子里除了大油没别的，我不能给这种市侩当“半个儿”。只是有点舍不得她。再过一段就会好了，办法是不成问题的。大老焦这裤子有点儿紧。人干吗要做出衣服来捆束自己！到处都是衣服，人人都打好了包装去上街、去做客。遍地行走的都是一座座衣服的碉堡，人们只摆出脸来互相或笑或骂，伸出手来互相或拉或打。衣服是万能的标志，穿得不好会有人干涉，连小孩儿裤子掉了也要有人给提……你要反对别人穿衣服吗？你自己就必须先穿得人模狗样的，不然人家就会说你是买不起好衣服而嫉妒别人！你想获得不穿衣服的自由，而人们首先会剥夺你的生存自由。你只有永远不想到“人们”、“人们”，你才会有一切你所认为的自由。大概只有鬼能做到这一点儿吧。神是不行的，神比人还要不自由，身为万神之主的宙斯，不是连他的情人都保护不好吗？情人这个词听起来总是比妻子、比爱人更让人激动一些，是因为这里边包含着对真正的爱情自由的神往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自由？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别人一谈及这个问题，我总是蔑视地一笑，或者提一些诸如姑娘的肚脐儿有多深一类的问题来使他们发窘，从而终止那浅薄无聊的纸上谈兵。可是实际上我不也在思索到底什么是吗？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爱情决不是那个，但似乎又离不开那个。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抓住过爱神的翅膀。可是如果这么说，那天下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的爱情了？也许是我的灵魂深处幻想着一种绝对理想的、充满艺术美的爱情，我挥着这张假票，在人间的剧场里久久苦寻着那并不存在的包厢。我在几个位子上试着坐了一坐，虽然它们很舒适，很温暖，但我的后脑勺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不是你的归宿。我永远不肯相信这张票是假的，像那个去买鞋的郑人一样，我是“宁信度，无自信也”。我宁肯在大幕拉开之前被清出场外，也绝不去买一张与别人同样颜色、同样场次的票来，因为，我有钱，我能够买到。能够以一举手之劳做到的事，应该尽量放弃。姑且在剧场里转悠，即使到最后一秒钟，也有出现奇迹的可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要乐观，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杞人忧天，自己制造烦闷和苦恼，以犯精神病为乐趣、为高雅。人们不都是美滋滋地生活着吗？许多人不都是佩服我，夸奖我，嫉妒我吗？她不是一再要求我亲她吗？有的人不是二十六七岁还没有计划结婚、还在读书吗？有的人不是年年把生日办成个小型广交会吗？妈的，肚子有些饿了，这倒是真格的…… “毛毛，毛毛，叫你两遍了，听不见是怎么的！大家都坐好了，就差你了。爸爸妈妈都挺喜欢你的，妈妈让我告诉你说，你不是会写诗吗？一会儿让你念一段祝贺生日的诗，爸一定特高兴！你要听话，啊。别忙着去，看你这头发。来，亲我一下。” 二 “咱们不是讲好了么？你怎么又来纠缠我？” “嘿嘿，——我想你呀！你难道不想我吗？” “别碰我！你简直是个流氓，像你这样的人还在大学里当行政干部！怨不得学生骂你们，怎么没让学生游行时把你们都塞到汽车底下去！” “嘿嘿，要不是我当着这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你怎么上的大学呀？怎么念的研究生啊？怎么搬进学校来住，用不着在你姨夫家寄人篱下，天天走读啊？现在是用不着我了，变成这么严肃正经了。你连开个心，解个闷儿，都用不着我了。” “你少说这种不要脸的话！你给我的好处，我都报答过了。我现在也不是小姑娘了，你总不能缠着我一辈子吧？你不想想你家里的爱人、孩子？不想想你那个看自行车的老爸爸？你自己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不能这么下去一辈子不正经吧？” “你可真是——那叫做什么？——义正词严啊。报答？谁用你报答？你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云山蛇路 船早已过了岳阳，我还在低吟着睡前偶成的一联小句：“双卧翠龙拖远黛，九曲黄蟒走长绢。”企图凑成一首七律。可无论我怎样喃喃自语，却总是心猿意马，不知道嘀咕的是什么。 忽然间我意识到，是广西环江县上南乡的云蛇路在“拖”着我的心，在“走”着我的神。 起名“云蛇路”，是我的“杰作”。那天，吉普车载着北大赴广西采风队环江支队上南小组的全体“将士”，向上南开去，两个小时，车全是昂着头，那还不“云”？公路从环江县城的肚子里爬出来，像一条修炼成精刚刚出洞的千年怪蟒，缓慢而又遒劲地沿着山势斜刺云端。左边，是高不见顶的五彩石壁；右边，像是干涸多年的高峡平湖，杂草斑斓，不知最深在何处。车子前方常常是“悬崖勒车”之处。往往连续几个急转弯，甚至要转成锐角，特别是刚刚转过来，突然对面一车也是刚刚转过来，相撞几成难免！一车紧紧贴定崖壁，像遇险的姑娘，大气儿也不敢喘；另一车半轮悬空，蹭将过来，二车耳鬓厮磨，相顾良久，然后各发一声长啸，毅然别去。 这条巨蛇粗粗细细，一路翘首飞舞，过了山顶又盘曲而下。坐在车上向下看，一小圈一小圈一直能看到底，如同旋转楼梯一样。如此险绝、怪绝的公路，即使在电影里也是罕见。 上南乡的路虽险，上南乡的人却好。他们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在这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但他们却有大山一样的情怀，无狭窄弯曲的心胸。我们这些大都市里来的客人在那里娇弱得可笑，深山里那成群成群的蚊蠓更令人毛骨悚然。下去采风不几天，我们被蚊蠓叮咬，臂上、腿上冒出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新新老老的红豆，奇痒难熬。上南乡的毛南族同胞没有疏远也没有嘲笑我们，他们热情地介绍防治方法，有的还开玩笑说：“北大学生来到我们穷山乡，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连蚊子都跟你们特别亲热。”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个憨厚朴实的民族。一位乡干部说毛南山乡恐怕很难富起来，我说不，凭你们在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最高这一点，凭你们一块地里兼种玉米、黄豆、南瓜、红薯这种技艺，凭你们千百年来民歌故事中所积累的文化传统，再看看这么峻峭的山、这么清亮的水，上南会富的。 常听人说有什么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之类。人到某地度过一段有意义的生活，自然会产生依恋之情。何况我感觉在广西得到的甚多，做出的甚少呢？ 船近武汉，黄鹤楼超尘拔俗地展翼迎接我们了。我正要下意识地收回纷乱的思绪，一股创作冲动又涌上心头，那首七律终于凑出来了： 登轮西望日含丹，永夜凝眸入晓眠。双卧翠龙拖远黛，九曲黄蟒走长绢。岳阳湖侧扪胸过，汉口江头翘首瞻。仙鹤亦应怀旧土，再入上南待何年。 （发表于广西《河池日报》） 阿蛮语录 我儿孔繁闰先生，小名叫阿蛮，生于1995年6月8日。他有生以来，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值得“永垂史册”的英雄事迹，特别是发表了一系列“一句顶一万句”的金玉良言。我这个不肖之父，因为又忙又懒，大多忽略了。这都是受了“伟人豪杰才配有语录传世”封建思想的毒害。现在亡羊补牢，搜索枯肠，仅就方便，草记若干则如下，与海内外无聊有聊之客共赏。 thankyou，不用谢！ 阿蛮3岁时，学会了“thankyou”是“谢谢”的意思，又学会了回答别人“谢谢”时说“不用谢”。一天，阿蛮给爸爸妈妈送西瓜，爸爸说“thankyou”，阿蛮答道：“thankyou，不用谢！”爸爸想起自己少年时，对英语也是不懂装懂，经常听别人说“thankyouverymach！”于是就在别人对自己说“thankyou”时，一脸真诚地答道：“verymach！verymuch！”今日儿子与昔日自己，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是你的儿子 阿蛮淘气，爸爸把他关在阳台上罚站。一会儿，阿蛮敲门。爸爸问：“谁呀？” 阿蛮答道：“我是你的儿子！”爸爸一阵感慨，便让他进屋了。语言这东西，怪哉。 我舍不得吃 阿蛮吃一种锅巴点心，觉得有点辣，就送给爸爸吃。爸爸说：“你怎么不吃呀？” 阿蛮说：“我舍不得吃！”人言小孩无机心，大谬也！ 很美好 晚饭后，爸爸问阿蛮：“你觉得生活怎么样？”阿蛮想了想，说道：“很美好。”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前世在哪里 爸爸无聊，问阿蛮：“你以前在什么地方？”阿蛮不明白。爸爸启发说：“就是你来我家以前，在什么地方。”阿蛮很费力地想着，慢慢说道：“我好像是在一个滑梯里，脑袋冲下呆着。”爸爸赶快记下来，说这是人的最原始记忆。 比喻 阿蛮两岁半左右，能够运用比喻句了。爸爸让他捶腿，阿蛮说：“就像敲鼓一样。”电视里有一个钻石广告，阿蛮说：“像饮料似的。”爸爸称之曰：“不隔”。 煮个鸭蛋吃 奶奶教阿蛮一个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唤女婿。小外孙，也要去。姥姥家，没啥吃，煮个鸭蛋吃。”下次阿蛮去姥姥家，对姥姥说：“以前我上你家来，你家没啥吃的，就光给我煮个鸭蛋吃。”说得姥姥好不伤心。 卷饼吃 爸爸问阿蛮：“长大了你给爸爸买什么吃呀？”阿蛮说：“我给你吃老鼠。”爸爸说：“老鼠我怎么能吃呢？”阿蛮说：“我给你卷在饼里，你就看不见了。”爸爸想，这就是三十六计里的“瞒天过海”。 我会想你的 奶奶送阿蛮上幼儿园，阿蛮跟着幼儿园的阿姨往里走，回过头来说：“奶奶，我会想你的。”奶奶听了，真想把他抱回来。 阿蛮和蛇 爸爸给阿蛮讲故事，经常把故事的主人公定为“阿蛮”。一次，爸爸讲完了“阿蛮和蛇”的故事，让阿蛮自己讲一遍。阿蛮神色严峻地讲道：“从前，一个冬天，下着大雪，特别冷。阿蛮跟小朋友玩游戏以后回家。走到门口，看见地上有一条蛇，冻僵了，快要死了。阿蛮就把蛇拿起来，放到自己衣服里暖和。蛇慢慢地暖和过来了。它刚暖和过来，就咬了阿蛮一口……”讲到这里，阿蛮声音激愤，眼睛看着远方，“……蛇是有毒的。阿蛮被蛇咬了，就死了。阿蛮临死以前，说，小朋友们，毒蛇是害人的坏东西，不能救它呀！”讲到最后，阿蛮眼里已充满了泪水。爸爸则在一旁思考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袜子的眼睛 阿蛮看见爸爸的袜子上有几个小洞，说：“你的袜子上有眼睛。”爸爸想：“要是袜子上真有眼睛就好了，走路永远不会摔跤。” 光腚 夏天很热，爸爸脱光了上衣。阿蛮看见说：“爸爸上半身光着腚。”爸爸说：“上半身光着能叫光腚吗？”阿蛮想了想说：“那应该说是光着半个腚。” 没袖 妈妈在厨房教阿蛮说：“妈妈穿的叫长袖，你穿的叫短袖。你到屋里看看你爸爸穿的是长袖还是短袖。”阿蛮进屋一看，爸爸上身光着，便说：“爸爸穿的是没袖。”孔子曰：“举一不能反三，则完蛋也。”幸我儿能反。 心情 爸爸问阿蛮：“我在韩国的时候，你妈妈想我吗？”阿蛮说：“我不了解她的心情。”一副新闻发言人的神态。 包子 看到电视里出现的蒙古包，阿蛮说：“蒙古包就像一个包子。”阿蛮不知道，他爸爸曾经有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吃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包子。他爸爸读研究生时，跟毛嘉和马天水站在47楼楼顶，畅谈革命理想，抒发豪情壮志，纵声言道：“将来，一定要做一个47楼这么大的大肉包子，外面是又白又软的皮儿，里面是香喷喷的肉馅儿，北大各系师生，团团围住，每人发一把崭新瓦亮的尖头铁锹，一锹一锹挖着吃……”如今看来，子承父业大有望，吃包子自有后来人。 章鱼 吃水果时，阿蛮说：“吃过的橘子皮、香蕉皮都很像章鱼。”这个比喻是前无古人的。爸爸决定，以后还要带阿蛮多去海洋馆。 阿蛮的秋思 阿蛮5岁的秋天，有一天说道：“秋天的落叶，落在树上，小松鼠看见了，把它当作小勺子吃饭用。”爸爸赞道：“进乎技矣！无可评说之艺术也。写成日本的俳句就是：秋叶落枝头，松鼠持作勺。但远不如原句之清澈鲜活也。” 志向 阿蛮快6岁了，妈妈说：“你长大了当个医生吧。”阿蛮坚定地说：“不！我长大了要当国家主席，买什么东西都不花钱。”爸爸知道后，忧心如焚，因为他知道毛主席、江主席买东西都是花钱的，将来这个“蛮主席”买什么都不给钱，人民可就倒霉了。 自知之明 阿蛮对父母说他喜欢幼儿园里的某个小女孩儿，但是人家不喜欢他。“你知道她为什么不喜欢我吗？第一因为我太淘气了，第二因为我长得黑。” 活学活用 阿蛮5岁多时，能够背诵全部的《三字经》、《百家姓》和一些诗歌等。一次一个小朋友不答理他了，阿蛮就说：“她性乃迁了。”还有一次阿蛮给爸爸送梨时说：“蛮4岁，能让梨。” 你老公 奶奶问阿蛮：“你知道你爷爷是谁吗？”阿蛮说：“不就是你老公么！”奶奶不禁笑了。爸爸说，这是能够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了。所以爸爸认为，阿蛮该上学了，他自由幸福的学前时代就要结束了。 情诗一束 我的北大 北大，我永远的情人 你永远只等待着我一个 每次进入你璀璨的花心 我都有初次般的颤栗 当泪水切割我苦涩的面颊 是你把鲜润的乳头 轻轻托进我的嘴里 你宽大无边的裙裾 覆盖住 我踏过的每一寸土 只要念一声你的芳名 我立刻像安泰般 孔武有力 我在你每一条纹路中 蜿蜒游走 漆黑的初夜 你送走所有的发烧友 对我说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 爱情 爱情是人世间 最危险的一种 aids 懂得爱情的人 是天生的 hiv携带者 他也许已经 传染了桃李满天下 但他自己 却可能终生潜伏 好像丝尽的蚕儿 从未沐浴过 灿烂的绸缎 一朝银瓶乍破 他的免疫大军土崩瓦解 往日的万里长城 如今会为一丝最微弱的吹息 轻轻颤栗 正像aids 是aids患者的惟一 当他发现爱情的蝴蝶临头 无疑已然是晚期 据说aids和hiv的追星族 正以几何级数扩充 而爱情 和懂得爱情的人 已濒于绝迹 *** 祭猫 洪荒的静死中 我在珠穆朗玛峰之巅 狂歌痛舞 当巴别塔上工的钟声敲响 我呆坐于 王府井燥热的七月的街头 在我怀中呻吟着 这个冻僵了的温柔 只有走廊尽头的窗台 永远趴着一个 让阳光洗头的人 *** 给二十岁的你 是你那芬芳的亲吻 愈合了 我因严寒而干裂的嘴唇 是你真诚地摘下眼镜 在那两湾清澈的泉水中 印上我孤独的身影 这个冬天 有这么多温暖的太阳 一轮旋转的明月 追着你飞驰的车轮 当圣诞的雪花 为别人披上喧嚣的羽绒服 我们的春天已经 悄悄地走近了 二十根光洁的红烛 在心底一一吹灭 就像你温柔的睫毛 盈盈倒在我的梦里 随风飞来三月的云雀 花开了 你不见那小松鼠 迷醉在幸福的杯里 *** 献给尺美子 你是上帝投下的 一颗手榴弹 当我发觉那灿如笑靥的火花 轰鸣已在耳畔 你粉碎自己娇美的包装 来炸毁我雄伟的百年大堤 你无数充满激情的碎片 植入我灰飞烟灭的躯体 从此我们的每个分子 都紧紧拥抱在一起 宇宙外不绝的回声 合奏出无边的涅槃 天地间一朵壮丽的蘑菇云 是你我的再生 *** 岁尾抒怀 孤独腐烂在心里 芬芳艳丽一如你冻僵的rx房 泪腺再次被阉割 北极光谋杀了我的双眼 铡刀在我的喉管上卷刃 满天肮脏的云彩急于覆盖我的尸身 地下传来隐隐的长嚎 狼群里诞生了一个新婴 冬天的太阳被钉死在天上 像耶稣赤裸着他的面具 等待春天就像等待自己的私生子 竹签快活地拥进指甲 你如此冰冷的双脚 在我烧红的胸膛上炮烙 房檐上滴下污浊的青春 洗去宇宙间一切音响 颗颗子弹都打不倒追兵 只好纵身往崖下一跳 我知道你会接住我 用你花一般的手臂和嘴唇 *** 搏爱 蜜月过去 真正的爱情才开始 知己知彼 两人同舞着双刃 没有观众的喝彩 为呻吟捧哏的还是呻吟 幽暗的沉默中 互刺出血花缤纷 不论倒下还是逃窜 每一个回合都铭入永恒 *** 致闹闹 殷红的记忆 绽开于地狱之门 你我昂首走入 不理睬小鬼们 顾盼撩人的双乳 在死亡的最后一层内衣里 伟人们抱定了 各自的残缺 携手不需要歃血盟誓 只把明天留给过去的帆影 且看你灵魂的炊烟 在我丹田处凝成琥珀 漫山青草的旋律中 请你跳一支安眠曲 *** 寒食 多少次与你相隔咫尺 总不敢敲响那扇地狱之门 我想你正抱着一朵莲花 垂泣于苦笑的无影灯前 使我疲于奔命的是 你一如导弹的目光 毒刺已入骨生根 你不给我解药 冬雨一颗颗拷打我心 闭上眼幻想一次日出 有雷霆爆炸于午间半小时 伤寒不急于发作 有希望就应该颤抖 即使在梦中 *** 遥远的吐鲁番 我发誓 一辈子为你写诗 只因为 你烧毁了我的青春 雨水冲走余烬 世界夺眶而出 我在每一盏路灯下 编织你的梦 用咖啡铺成的马路 运走了我的骨灰 我依然屹立在窗前 倾听你的美丽 华灯齐放的时节 一块儿去看风筝 *** 冻僵的火把 既然是游戏 何必那么煞费苦心地作弊 既然不是游戏 何必还戴着那布满弹孔的面具 雪峰紧绷着高傲的脸 胸中的苦汁 暗化作脚下汩汩的小溪 月黑风高夜 你我持刀相对 只是为了证明 你曾经沧海变成荒地 空虚坠毁在伪造的冷漠里 无人打开的黑匣子没有一点意义 我高举时时冻僵的火把 照见你心底有一块 浓得化不开的甜蜜 打开你倾国倾城的黑斗篷 迎着风、沐着雨 *** 猫眼石 永远记得—— 半天星光 扑朔于 巴赫奇萨拉伊之泉 一匹血红的麋鹿 弹奏在凛凛胸间 马达声里 轻捧起皎洁的玉盘 碧珠散了线 滴滴爽冽 沁透千古荒原 …… 记忆如血溶于江水 普天之下 蒸汽腾腾的亢旱 沉重的烟圈儿 铐住饱满的晶状体 冷凝出鸥白的孤帆 告别这片滂沱的盐碱地 静静地留下 哈瓦那明亮的海滩 *** 毛巾诔 毛巾诔，毛巾诔， 我是一个吝啬鬼。 一条毛巾用十年， 擦身擦脸又擦嘴。 带它五湖四海游， 走遍千山和万水。 峨眉绝顶汗冰结， 黄金海岸爽风吹。 北大寒窗伤人骨， 揾去多少英雄泪。 夜读归来冷水浴， 冰泉灌顶壮思飞。 也曾湖畔度春宵， 为我一掩风流罪。 天安门前大游行， 毛巾蘸墨写万岁。 长风万里到南洋， 酷暑如蒸身憔悴。 一日冲洗三百遍， 断毛残巾纷纷碎。 可怜十载好兄弟， 客死异乡不得归。 此地阴间不寂寞， 爪哇国里尽朝晖。 孤身回京思战友， 往事如烟双泪垂。 毛巾诔，毛巾诔， 莫叹今日终成鬼。 君不见黄巾红巾皆粪土， 人生失意无南北！ （写于新加坡） 自杀的喜剧 一切都安置好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只剩下把煤气拧开。 每天都是忆霞走过去，往里一拧，就开始做饭。 他走过去，握住，转腕。他抽了抽鼻子，确信闻到了一股死尸般的微臭，他松了手，愣了三秒钟，转身，走到桌前。 桌上端放着一叠惨白的信笺，旁边歪着一支脱了帽儿的钢笔。他坐下，捏起笔，毫不思索地写下去。 忆霞： 真没想到我也会走这条路，你也想不到吧？你不要恨我，我是前天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你知道，我是真心打算跟你好好过一辈子的，可是我实在过不下去了，你一点也没看出来吧？ 煤气我已经打开了，也许等不到写完这张纸……说不定写到哪一句……我终于亲手开了一次煤气，你平时什么也不让我做，饭，衣服，家具……我还洗了这些床单和你所有放在外边的衣服，洗得不好，你笑话我吧。洗衣服的时候我甚至掉泪了，你不是骂我是个不会掉泪的人吗？我洗着衣服，想着咱们的一切，真有些不想死了，我幻想着你忘带了什么东西，突然推门进来，那样一切就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是你没回来。你从来不忘记东西，你没有在任何小事上出过差错，你完全胜任一个大公司的秘书长。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用操心，我感到自己大脑的十分之九在一天天地退化。我能够偷偷地洗一次衣服，收拾一次房间，真是愉快极了，这种感觉只在我们刚开始那一段有过。 我闻出这纸上好像也有煤气味儿了，大概快了。你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你先把这信收起来。本来昨晚上我已写好了一封，刚才烧掉了，我嫌写得太哭哭啼啼。至于我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我实在说不清，我对我自己都说不清。也许你以后慢慢会想清楚的。你回来以后的事，我就不用操心了，你做得会比所有我想到的更周全。你知道，我现在真想多多写上一些亲切、甜蜜的话，像当初那样的。可是算了，那只会增加你的悲伤。你对我的好处，我都记在心上，今后走到哪儿也忘不了。我惟一令你不满意的，就是一直没让你看我的日记，现在我补上这个罪孽，把它们都留给你，但是只许你一个人看，一个人，明白吗？不管你今后怎么样，一个人，明白吗？不知道还需要几分钟。我找了几本描写这种方式的侦探小说，都没有指出确定的时间。也许我的抵抗力强，也许我还能创造一个世界之最呢，让我记下现在的时间：16点40分正，如果真能的话，我就可以上大百科全书了。我的手指头出汗了，凉汗。我该办的事都办了，死后没有任何麻烦。也许我写这个都多余，你下班回来，开门一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我这不过是打发最后的时间而已。不过我不想写下去了，我不想让自己写到某一个残缺的句子时倒下去，我想让这信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整体。我还担心写着写着，忽然动了感情，从而改变了主意，跑过去打开门窗，大喊救命。你看我还有什么应该交待清楚的吗？像每次我出门之前，你让我背着手复述你的叮咛。你想不到我一个人在家里竟敢捅出这么大的乱子吧？每当我看到你为我捅出的乱子而惊奇、而气恼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种甜丝丝的高兴。可惜我能够捅乱子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个家像 你的工作一样，不断从无序走向有序。所以我最后狠狠地玩这么一把吧。当然，你不要以为我是因为这个家才这样做的，不是。你不必有丝毫的内疚和自省。我说过，你给予我的，我十辈子也报答不完。我决定走这条路，完全是我个人的事，与任何别的个人都无关。个人，明白吗？你从我的嘴里大概从未听到过这两个字吧。不写了不写了，越写话越多。你看我今天饶舌吗？对了，忘了说一句，我的东西，如果有人来要，只要说的是那件东西的样子，就给，不管男的女的。 除了日记是给你的，我的那些小东西，谁要就给他。我觉得头已经晕了，这煤气大概是慢性的。我要结束这信了。说真的，我真盼望你现在一下子回来，现在。连着几天，我都对你挺冷淡的，你也不计较，真对不住。你要是现在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好了。好了，我觉得手没力气了。我想躺到床上去等着，你回来要是见我躺在床上，就说明我写完信还能够走到床那边。我真拿不准现在能否站得起来。好了，就写到这里。我满嘴是煤气味儿，就不吻你了。我相信，这次绝对不是神经过敏。最后问你一句：下次约会咱们哪儿见啊？ 你的清平4月8日绝笔 煤气味儿仿佛越来越浓了，他对自己点了点头。盖上笔帽，压在纸上。手按着桌子，试着往起站。不错，能站。只是腿有点虚。侧身，迈步，一步，两步，他像个小偷似的。挨到床前，迅速往床上一趴，一翻身，端端正正地躺下了。紧了紧领带，扶了扶眼镜，他闭上了眼。 忽然，他感到腹下微微发胀，要撒尿！他妈的，难道说我要死在厕所里了？穿得整整齐齐然而却敞开着裤子？不能去！要死得体面。再忍一会儿就过去了，不相信阴间没有厕所。不过话说回来，死后再上厕所，尿还不是撒在人间？穿得整整齐齐然而裤子是湿的？不行，得去！到底去不去？唉呀别讨论啦，快跑，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不是妈妈教给的第一句格言吗？那是小学一年级，在课堂上尿了裤子，回到家挨了妈妈一顿革命大批判。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鲤鱼打挺下了床，三脚两步闯进厕所，飞流直下三千尺，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转身踢上厕所门，两个箭步蹿到床上，裤子扣还差一个没有系上。 真险哪！他为自己的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而深深地感动。他真想起身把这一段诈尸般的精彩场面添写在绝笔信上。但是他不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又闭上了眼。 煤气味儿似乎不那么浓了，难道说管道坏了？不会，前天刚来人检修过，中午还做过饭。一定是时间长了，“久而不闻其臭”。大学里学了4年文学，毕业后却干了5年财会，那点儿墨水如今剩得差不多了。唉，这封绝笔信没有写好，本想写得肃穆一些，于平淡中见哀婉，谁知越写越油腔滑调，真有些对她不起。 人临死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呢？大学时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了，如今体验一次吧，可惜是知者不能言，言者皆不知。现在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大概是魂儿要走了，它往哪儿走呢？它要是自个儿走了，扔下我不管，可怎么办哪？我？我是谁呀？我不就是那个魂儿吗？咳呀，都乱了套了，死到临头，还胡思乱想。想吧，反正活着就那么回事儿，什么事儿都是想着好，一睁眼，满拧！你考大学的时候，想着大学里那个美呀！春天里，百花香，郎里个郎里个郎里个郎，一上了大学，嗬，没日没夜地打牌，烟酒不分家，丢书丢表丢录音机，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外，第二天早晨，就剩了个铃盖儿。考研究生考了第一名，可人家导师愣说你专业上没有独创性。人家要了个有那个性的漂亮的大妞儿，听说第二年就出了成果，独创到产科病房去了。你找了个同系的小粉面桃腮，嘴儿那个甜呀，只要给她买五块钱以上的东西，白天跟她睡觉都行。可一听说你考研下来了，又分配到银行当了个小杂务，得，回见了。还声明她不欠你的，反说你占了她不少便宜。你想凭着自己的本事，在银行里也能混得不错。可5年了，还是个编外财会。你每天看着那哗啦啦的票子，从老黎手里递到老齐手里，从老齐手里传到小俞手里，你多想那么着啊！你翻科幻小说，你查侦探小说，你找武侠小说，那些人弄钱真有本事。你呢，没钱，没权，没能耐，朋友也越来越少，在业务上你最老外。惟一对你最好的就是这个忆霞。大概人倒霉的方面太多了，老天爷总会赐给他一件美物来补偿。不知她看上了我哪一点儿，成天把我当活宝似的这么供着。最高兴的时候，我搂着她诉说我怀才不遇，虎落平川被犬欺，她那眼泪一嘟噜一嘟噜往下掉。我平时胡诌几句歪诗，把她高兴得成了个哑巴，张着嘴说不出话，单会“啊”。她太爱我了，爱得我简直以为我也真那么全心全意地爱她了。我难道不是最爱她吗？除了她我还常想谁呢？小桃腮？那个不要脸的小鬼精灵。也许是吧。记得新婚的第几天来着，忆霞突然问我：“你以前一定，跟别人，也……对吗？”女人的眼睛真是不揉沙子，忆霞更是女人的眼睛的眼睛。但是我没全告诉她，只闪烁其词地说似乎有过那么一次，我个人的私事对她设着一道看不见的防线。对，这就说明，我对她不是全心全意的。而对小桃腮，我则像个奴才巴结主子似的，我以为跟一个女孩一旦有了那个，她肯定不会……唉，那时真他妈年轻。那么说我是在忆霞身上来报复了，就是说，对我不好的人，我一辈子想念，对我全心全意的人，我反而觉得没意思，反而大大咧咧地剥削她，欺负她。唉，对我好有什么用，我，一辈子就这样了，到退休那天也当不上个科长。巴结上级，我原先也会，可现在，哼，真没劲。我这一死，忆霞可伤大了心喽，她的全部生活都放在我身上呢。也没给她留下一男半女的，也好，省得拖累她。不过，不知小桃腮流产的那个是不是我的，那是毕业后的第三个月吧？没准。妈的，假如我要是跟了她，那会是什么样呢？那我就不会这么着了。我一定得会做一手好菜，会各种家务，早上起得很早，一天精神抖擞，不断上进，晚上等着挨她的表扬。唉，那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假如当初导师要了我呢？凭我，到现在，副教授不敢说，讲师总该混上吧。想他妈这些有什么用，假如，假如，假如我当初没考上大学呢？那说不定反而好了，我现在说不定是个亿万富翁。当了亿万富翁，还干什么呢？有了钱，买，买吃的，穿的，玩的，买干部的大印，买姑娘的贞操，可是我要这些有什么用呢？我现在不也是吃得很香、穿得很体面，有人爱我，用不着操劳吗？在单位里虽然没什么地位，可大家都把我看成才子。才子么，当然免不了一些风流韵事。于是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下来。于是我就觉得没劲，不打算活了，这符合生活逻辑么？到现在我还弄不清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难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了，难道我真的弄不清，还是弄清了而说不清、想不清，或者是不敢往清里去想、去说？ 我现在到底死是没死？眼睛好像睁不开了，煤气味儿也闻不见了，大概是死了。不过不能马虎大意，也许正在半道上，别一高兴，前功尽弃，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我现在黑了咕咚的，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忆霞回家了没有。她大概又买了条鱼回来，这会儿正抱着我哭哪，怪可怜的。我也太缺德了，无缘无故地就抛下她。她又不是小桃腮那种人，今后的日子可不大好过。我也照顾不了她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咦，这句话好像不是我的，好像是个什么商人说的，对了，是个卖梨的商人说的。卖梨的能说出这种话，可是个精神病。他们说我也是个精神病。单位里的老黎他们都说我一天到晚神神道道的，忆霞有时也说我发痴，大概是有那么点，要不怎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放着这么温柔的小媳妇不要，琢磨琢磨就顺着煤气管道跑了呢？ 哎？我现在莫不是在煤气管道里？这是要去哪儿啊？坏了，现在正是做饭时间，谁家一点火，我不就到不了阴间，直接投胎到他们家去了吗？投胎，这不就等于押宝吗？但愿我投到……随便，只要别像猪八戒那样投到猪圈里去就行。不过，我现在难道真就要成了一股煤气？好像有这么个故事。对，是老舍。老舍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妈晕过去了，他姑姑说是老舍降生了，可他大姐的婆婆硬说是生了一团煤气，是煤气把他妈熏晕过去了。为这事，老舍一辈子对他大姐的婆婆没好印象。咦，这么说，我这一转世，是要做个文学大师喽？没错儿！上辈子没做成，这辈子我要成了。对，我什么导师也不用，所有的狗屁导师都得成天研究我的作品，七分析八综合呀，说我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呀，我就算是煤气派吧。不但那些导师，连他们那些有独创性的徒孙，都到我的字缝里去抠金子，他们都靠着我吃饭，什么小桃腮啦，再也不敢那么霸道了。忆霞呢？这个……她跟我不是一个轮回上的人，我记着她就是了，对，给她写一部长篇，写一百万字，书名就叫《忆霞》，扉页上再题上“献给忆霞”。这总算够意思吧。 忆霞，忆霞，你再也看不见我了。你大概就是爱我这股疯疯癫癫的劲儿吧。其实你从不知道我一个人时是什么样。你从未看见我流泪，你甚至不相信我也会流泪。你别看我是个小人物，是个和你一样的小人物，可是，怎么说呢？你来吧，你来看看吧，你来送送我吧。怎么？你真的来了？你的身子这么轻，咦，我的也这么轻，让我拽着你的手，嘿，飞得真快，真自由，呼——，呼——。 门开了。 一条丰满的大鱼伸进来，拔钥匙的声音，两只高跟鞋一下一下敲了进来。 哎？怎么没去上班，大白天睡在家里？什么时候还学会了打呼噜！天哪，怎么把这身衣服穿上了，是打算再结一次婚哪！让他一个人在家里，总得出点花样。 桌子上的东西也不收拾好了就睡。这是写的什么呀：忆霞，真没想到我也会走这条路，你也想不到吧？怎么回事？你不要恨我，我是前天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什么决定？你知道，我是真心打算跟你好好过一辈子的，可是我实在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你一点也没看出来吧？是没看出来。 煤气我已经打开了，什么！也许等不到……天哪，这个大疯子！ 几步奔到煤气跟前。哎？没打开呀！抽了抽鼻子，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呀。嗯？通水箱的阀门儿开这么大干吗？要是一放水，得浪费多少啊！哦，大概是拧错阀门儿了，或者是吓唬我？先把气窗打开。 我终于亲手开了一次煤气，呸，就一次还开错了！我洗着衣服，想着咱们的一切，真有些不想死了，他还真挺那个的。这种感觉只在我们刚刚开始那一段有过，我现在对他不好吗？这条鱼真肥。现在我补上这个罪孽，好，这回他没理由再不让我看日记了，我的手指头出汗了，真是找死！连着这几天，我都对你挺冷淡的，原来是一个人算计着死呀，真该死！哼，临死盼着我了，我回来也不救你。下次约会咱们哪儿见啊？写得还叫人挺难过的。 这怎么办哪？叫醒他？先别，让他睡吧。先做好了饭，再跟他好好地闹一场，平白无故地这是耍的哪一出啊！这次一定要一劳永逸，不能再让他这么胡思乱想，嗯，我得好好思谋思谋了。 呼——，呼——，我说忆霞，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中国的青楼文化 在中国，描写青楼生活的作品很多，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下笔，有的以猎奇的态度欣赏。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却是很少。其实，“道之所在，每愈下况”，青楼这样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企图绕开青楼，那肯定有许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 青楼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饰之楼”。它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使用“青楼”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唐代以后，偏指之意后来居上，青楼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为什么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说穿了，这是男人世界的产物。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子被男人统治和玩弄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关于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一种宗教说，认为妓女原是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如同殷商时代的女巫。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记载过巴比伦神殿里所谓为女神尽职、实际供男人享乐的妓女。而在中国，情况则比较复杂。“娼妓”一词的本意并不是指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女子，而是指“女乐”，即女性的歌舞表演者。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妓女当推三皇时代的洪崖妓。据说夏桀蓄有女乐达3万人。从最高统治者的“宫妓”开始，各层统治者都拥有名目繁多的家妓，如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美人之类。而平民百姓则依靠“巫妓”来满足占有两个以上女人的欲望。家妓与巫妓的合流，便出现了官妓，即由政府操办的妓业。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设置了拥有700名妓女的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也开设了国家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 官妓中有一种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叫做“营妓”，最早的发明者是越王勾践，而正式成为制度则在汉代。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的。家妓普遍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但不论官妓家妓，都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可以任意买卖和杀戮。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家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经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观。 私妓可分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正式注册登记，隶属教坊的，叫做“市妓”。另一类“无照营业”户，是名副其实的“私妓”。私妓的艺术修养不如官妓和家妓，她们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宽，文化构成也比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楼文化充满了变幻多姿的色彩。 今日人们脑海中的青楼，多半是诗化了的青楼。诗化青楼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与青楼同始终，共命运的。没有青楼，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一半，而没有文学，青楼则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诗经时代风气开放，是男欢女爱的黄金时代。楚辞时代巫娼盛行，也没有直接吟咏妓女的作品。秦汉之后，咏妓之作开始出现，但妓女进入文学伊始，被重视的就是“艺”而不是“色”。《古诗十九首》里出现了整篇吟咏妓女的诗作，到六朝时，“听妓”、“看妓”之作多了起来。到唐代时更加繁盛。《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从初唐到盛唐，青楼妓女在文学中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照的位置，可以李白的诗作为代表。从中唐始，在“观妓”、“携妓”之外，出现了一批“别妓”、“怀妓”、“送妓”、“赠妓”、“伤妓”、“悼妓”之作，被诗化的青楼中增添了感伤的色彩，其中白居易的诗作颇具代表性。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也不少，例如张鷟的《游仙窟》。到了宋朝，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与青楼的关系还要密切。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到了元朝，文人的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二是反映青楼的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例如关汉卿的一些作品。到了明朝，青楼里出现了许多丑恶的场面，商品经济的气息涌入了青楼，出现了例如《金瓶梅》里那些败类形象。到了清朝，出现了大量的狎邪笔记和小说，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随着青楼的衰落，梦一般的青楼艺术也衰亡了。 实际上的青楼风光，有详细记载的可从唐朝算起。唐代都城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位于“平康里”，因为靠近北门，也省称“北里”，后世因而把平康、北里作为青楼的代称。比之长安，扬州的青楼风光更加旖旎多情，杜牧等许多诗人都作过吟咏。那时青楼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数是一个老鸨领着两个妓女和丫鬟，就可以了。到了宋朝，青楼规模扩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8座。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33座。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记载了当时杭州的青楼风光。明朝时南京的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秦淮河上桨声灯影，锦绣辉煌。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上说，“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山西大同的青楼生意不景气时，注册的人数还有2000之多。青楼风光到明朝时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了。出现了不少赤裸裸肉体交易的“私窠子”，“窑子”。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完全的私妓的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嫖客们也根本不懂真正的风情。首都北京的“八大胡同”，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见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 中国古代的青楼，它的魅力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层次当然是性的需求，但这里的“性”，是广义的，并不一定要与妓女makelove一回。即使从狭义方面理解，青楼的“性”也别具诱人之处。它使人体会到陌生化、自由感、罪恶感和“高峰体验”。比性的需求高一个层次的，是色的需求。色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美学概念，青楼女子正能满足社会上三教九流对色的不同需求。过去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得女人，不是看他的“性知识”，而是看他的“色知识”。这是需要很高深的学识和修养的。比性和色再高一个层次的，是艺术的魅力。妓女们要会歌舞弹奏，琴棋书画。如果说中国的诗文书画是男性知识分子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么中国的音乐舞蹈则是由一代代青楼女子相传下来的。 青楼的具体服务方式，不外上门和坐等两种。上门的需要“叫条子”，或称“叫局”。坐等则规矩较多，比如初登青楼要“点花茶”，清朝以后叫“打茶围”。官妓属于政府的财物，不能随官员调动。青楼的规矩随时代的不同自有演化变异，但大致都要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为了烘托气氛、培养感情、激发情欲，也不仅仅是为了多赚钱，这其中也含有一份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看重，要极力用风雅柔情之举掩去铜臭，使交易带有艺术色彩。许多青楼的规矩流传到社会上，影响到其他行业。 但青楼既是营业场所，就必有其金钱本性的一面。鸨母、龟奴经常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拼命榨取嫖客的钱财。文学作品中的鸨母从来没有过正面形象，最多是个中间人物。青楼对外蒙骗嫖客，对内则压榨和凌辱妓女。鸨母往往是从前的妓女，大多对妓女比较凶狠。龟奴不但在妓女身上揩油榨取，而且还随时随地进行性骚扰。此外，青楼往往还受地方恶霸和黑社会的势力控制，美其名曰“保护”，实际是瓜分利润，较大的帮会都控制着相当数量的青楼等娱乐场所，有些青楼就是黑社会自己开设的。由于这些黑幕，青楼与许多犯罪活动有了不解之缘。杀人越货，吸毒走私，都可以把青楼当作隐身所，联络处。生活最底层的脉搏，在青楼那里活生生地跳动着。 尽管青楼掩藏着种种痛苦和罪恶，但狎客们还是纷至沓来。除了肉欲和声色之外，他们还希望在这里找到真情，甚至找到爱。文学作品里描写了不少生死不渝的青楼之爱，如蒋防的《霍小玉传》，还有《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种感情在家里一般是找不到的。中国古代的家庭，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不平等的男女之间，是难以产生真情的。而青楼恰好补偿了家庭所欠缺的感情功能。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伦理道德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破坏家庭，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有的嫖客把妓女长期包下来，有的还把妓女娶回家中。但妓女成为妻妾后，心理压力大，感觉也容易错位，往往要比普通妇女付出更大的艰辛。在这方面为人称道的模范是明代的名妓董小宛嫁给冒辟疆之事，这是一个“士妓恋爱”的典型。 青楼妓女一开始，就是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她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和人才来源的“士”。士人一般具有中等以上的经济实力，但妓女喜欢与士人交往，并不是看中其经济实力，而是因为士人比起其他阶层的人来，要风流倜傥，不仅能十分内行地欣赏妓女的色与艺，而且他们自身的色与艺也反过来使妓女产生审美愉悦。这便是自古以来，才子须配佳人的道理。另外，与士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削弱了自卑感，士人的吟诗作赋，又可成为自己的广告。从士人一面来看，诗作能被妓女传唱，自然也声名远播。可见，士与妓是互有所需，互相欣赏，互相依赖的。功利目的之外，士与妓之间还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尊重，彼此找到人生的慰藉。士与妓，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双璧，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士与妓的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最繁荣的时代。唐代的名妓薛涛和鱼玄机，都同时是著名诗人，她们交往的都是当时的一流士人。宋徽宗赵佶去嫖名妓李师师时，是以风流士人的身份，但还是输给了大词人周邦彦。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姿色，而是依靠她们的艺术才华和与重要士人的交往，比如明末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几位，不仅与自己爱慕的士人建立了坚贞的爱情，还能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操守气节。这应当是青楼文化最为夺目的闪光点。 中国古代的青楼妓女因为自己的高超才智和艺术趣味而获得了比一般妇女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更高的精神享受，同时也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尊重以至褒扬。这与今天妓女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妓女的归宿却大都并不理想。一般是从良，入宫，出家，做鸨母，或者改行，寡居等等。从良有许多障碍，一是鸨母不放，二是很难找到真正喜欢的男人，三是从良后不能适应或不能忍受，许多妓女从良后又有反复。说到底，青楼是一个性与爱分离的场所，这个本质使得大多数妓女无法得到圆满的结局。青楼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妓女先在地被抽去了人的尊严，被排斥在正常的人的概念之外，这决定了妓女的“人之梦”在总体上是注定要毁灭的。 青楼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虽然是男性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青楼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士商贾，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多有青楼人员到场。青楼的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不仅自身消费巨大，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直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青楼又是文化艺术之乡，撇开青楼，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另一方面，青楼的存在，虽有助于家庭稳定，却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它的消费方式中包含着大量的浪费。漫长的青楼史使中国人习惯于把妇女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另一类是淫娃荡妇。这使得男女都不能正确地看待妇女，还容易对妇女解放问题发生理解上的偏差。妓女与士人命运地位的相似性，也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自伤自怜，经常把青楼当作逃避现实的隐身之所。 青楼的产生和功罪都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当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式微之际，青楼的没落和覆灭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了。 （本文系在德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稿） 附录 革命才子孔庆东 作者：天涯之声 被誉为北大四才子之一的孔庆东读完博士后留校，去年又去韩国教书，庆东在北大时就以性情直爽、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著称，因此让不少人又爱又笑，又让不少人又恨又怕，他的《北大47楼207》不用说风靡一时，他的散文、随笔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称得上幽默绝伦的精妙文章。庆东兄羡慕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比中国人还强，我就说你通过天涯之声来参与国内革命事业吧，这不，他就来了，以网络问答方式问候那些或爱或恨他的人，告诉他的近况。 1、你到韩国是去干什么？ 答：我到韩国是奉命来教书的。我们北大中文系在韩国有若干合作夥伴，因为收入不高，老教授们多不爱来。我从来是服从领导安排的，地狱都去得，韩国自然也来得。 2、对韩国印象如何？ 答：对韩国的印象在国内时就不大好，我从小就接触许多，北大留学生中又是韩国人最多，因此我对这个民族早有研究。来韩国后，先是强化了我的感觉，觉得韩国人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后来冷静下来，觉得民族本来是平等的，韩国必有他们卑劣的原因和苦衷。再后来又发现了韩国的一些优点，也交了一些韩国朋友。北大的高远东师兄教导我对韩国人要“哀悯之”。温儒敏老师也嘱咐我要宽弘大度。我现在已经比较平和了。我本来就是看人主要看优点的，特别是总想到这个民族的不幸，就总是宽容他们了。我现在就当是在这里隐居，受些委屈就算是生活中的小花絮吧。 3、韩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怎么看？ 答：我在韩国做不了什么正经事，就利用这个旁观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我想用三年左右时间思考出个初步结果来。人类的未来，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人类正高速驶向地狱，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挽住这头疯牛尽一点微薄之力。 4、韩国最近发生什么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介绍一下。 答：韩国最近发生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韩国的工会，农会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下，游行示威，揭露全球化的罪恶和野蛮。那种悲壮，那种真诚，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 5、你现在注意国内的情况吗？对这些情况你有何评价？ 答：国内的事情我也关注到一些，但失望者多。新左派和自由派应该是战友，却打成这样，高兴的是谁呢？我在个人情感上靠近自由派，在道义上又同情新左派，但是不喜欢这样吵架。更令我反感的是国内骂人文章盛行，一点道德感也没有，比文革还差。一些不读书，不做事，专门靠骂人出风头的人，简直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如果现在是文革，他们一定会把老教授以及所有他们嫉妒的人活活打死的。 6、你出国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最后，在韩国，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只有强大和团结起来，中国才能和平幸福，亚洲和世界才能和平幸福。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其心理就是，如果中国强大了，它甘愿当中国的小妾，因为中国人以仁义治天下，必定待它不薄；如果中国也靠跟美国吊膀子过日子，那么它会用比你下贱百倍的态度去跟你竞争，并用最恶劣的态度践踏你。 学生看老孔 北大未名站○未名文摘讨论区collection 发信人：foreverlove(xzone)，信区：chinese 标题：老孔——藉以提醒明天的人大代表候选人选举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2003年12月09日16：00：26星期二)，转信 其如是说： “孔庆东男的 大好人装的 北大教授副的 文学博士真的 围棋二段业余的 排球裁判专业的” 前几天得知孔庆东老师被提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时，就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帮老师宣传宣传。似乎应该为老师做点什么，然而，自己又一般不屑于拉选票的行为。于是，就一直耽搁下来。 明天选举就要开始了，在电教报告厅。中午躺在床上，忽然念及此事，辗转许久，终于还是决定上来为老师写下此文。但心情仍然复杂，不知道这件事做得是对是错。患得患失。不管了，先把自己对老师的一点心情写下来吧。 “老孔”，私下里我是这样称呼他的。 其实老孔并不老，今年还不到四十。“四十不惑”，是说人过了四十就没有资本去迷惑或者诱惑别人了。老孔今年才三十九，所以，今年的老孔还是很有魅力的，迷惑了一大帮小男生小女生去听他的课，弄得我这个助教之一去教室旁听的时候，居然也只有站着的份儿。 称他“老”，一方面也可算是尊称，可当作“老师孔庆东”的简称；另一方面，就是由这种很不正式的称呼中，获得一种没大没小的愉快感。念着“老孔”这两个字，感觉就像是念着一个经常一起胡混的狐朋狗友的名字一样，极为亲切。忽然想起，老孔当年也是这样称呼他的导师钱理群的——“老钱”，据此推断，我这么称呼他也不为过。 不过，也只是私底下自己过过嘴瘾而已。在老孔面前，也不敢太过放肆。 因为，老孔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人。 别看课堂上他好像嘻嘻哈哈，似乎很好欺负，可以胡乱应付，可是，课下，他就会变得很严肃。记得我大一上现代文学课时，曾有问题下课向老孔请教。本来以为会是很惬意的气氛，没想到，老孔一脸严肃，弄得我也越来越紧张起来。回答完我的问题后，老孔就不说话了。我也一时找不到话。两个人只好面对面一起沉默。 老孔又是个很认真的人。 还是大一时的现代文学课。当时我们在昌平。老师们上课便是燕园昌平来回地跑。很辛苦。有一次，老孔因为有事没赶上早上到昌平的班车，上课迟到了。开始我们都高兴地以为可以不上课了，没想到40多分钟后，他赶来了。一进教室的门，他就很汗颜地向我们道歉。不过这似乎也没什么，老师道歉也很常见。不过，我们后来又得知老孔是自己打车过来的。不过，这似乎还是没什么。不就是那点钱么？不过，后来有另一位老师也没赶上班车，但也就放我们假了，让我们轻松一把。所以，老孔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老孔很幽默。 这个，我似乎不必介绍。从他的课，和他的书，都能看出来。 老孔是个很好的人。 不过，自觉这个也不必介绍。中文系的老师都很好。 老孔是很聪明的人。 我指的是智商。老孔会的很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感慨北大的才子的名不副实，“居然都没有会唱小曲的？”老孔如是说。老孔会跟我们提起他当年对北大中文系的想象，认为是一帮雅人，经常在一起填词作诗、吟游唱和，猜谜对对子。说完后，老孔又很愤慨，因为总是找不到做这些事的对手，因为这些事情不再在中文系流行。我们这些徒弟在旁边听着，只有不语，只有汗颜。 所以老孔又总是很寂寞。 古龙的话来说，就是“寂寞高手”。看现在老孔上课，有时不免有一点意兴阑珊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当年听老钱讲课时的情景。也许，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激情已经要远去。 老孔的眼睛很犀利。 虽然外表上是一大一小。而老孔现在的身材也越来越粗笨，虽然他曾跟我们说他年轻时很健美，肚子上的肌肉一块儿一块的。但，没见着照片之前，我还是不敢相信。 不过这些都只是外表。 老孔看事情非常准。很多时候，他虽然不说，但心里都有数。比如，对我们这些徒弟们。他给我们充分的自由，让我们按着自己喜好发展。似乎这是放任自流。但其实老孔对我们几个的将来心里很有数。跟老孔聚会时，常会感觉到老孔看问题的一针见血，比如对现在文人界左派右派问题的看法。不过现在很多时候，他只是不说而已。难得糊涂，老孔也要装一装了。 老孔酒量不好。 虽然号称“北大醉侠”。 我曾经也以为老孔酒量很好。可是有一次吃火锅，老孔喝了不多的啤酒之后，眼睛就红红的了。不过，当时是怀疑老孔不太能吃辣的缘故。后来，在为吴晓东老师东渡日本饯行会上，老孔喝了不少酒，后因为还有课要上，就脸红红地昂首走出艺园餐厅了。我当时觉得老孔酒量不错，还曾有心想试试老孔酒量，所以为老孔的先走深感遗憾。不过，却马上从别的老师那儿听到这样一句：“这次老孔表现真是不错，居然还能走着出去”？？？！！！ 然后，便是从别的老师那儿打听到老孔的八卦了，当然，只是关于酒的。所以，现在自己开始琢磨，是不是老孔的酒量还不如我？ 老孔的足球也踢得不好。 中文系的老师们常常会跟学生一起踢五四小场足球。忘了老孔是什么位置了。但记着有一次别人对老孔的经典评价，说他射门不果再回到中场时，看到老孔还在做“匀减速运动”，大概如此。从此，我对于老孔的足球想象，便是一个腆着啤酒肚的东北大汉在球场“匀减速运动”。 还有一次，某前锋进了球，老孔是助攻。老孔遂对那前锋说：“那我们就互相吹捧一下吧”。状甚严肃。 老孔很忧国忧民。 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和老钱共同编的《审视中国语文教育》一书，就颇引起风波。老孔上课也会讲到很多社会方面的事情，比如北京多年前人肉包子的事件。老孔和老钱都一直励志于“救救孩子”的事情，但后来种种，也只能让现在的老孔变得消极一些了。曾在图书馆里翻到北大百年历史的年表，在1989年那部分，看到老孔的名字。那时，老孔是学生会主席。 后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吧，老孔被发到外面教书三年。 不知道老孔后来成为老钱的开山弟子重回北大校园时，会不会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受。 我曾经问过老孔，既然对世事这么关心，那么有没有考虑过从政？ 老孔的态度很犹豫。想了想，说，还是喜欢文人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这便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所以，我写这篇可能有着拉选票的效果的帖子的时候，也很犹豫。 我不知道是否对于老孔来说，当选人大代表会让他更忙，而且，很可能所忙的又是会没有结果的事情；我不知道老孔是否愿意去当，因为这个候选人也是大家推选出来的，不知本人意见如何；我不知道这个帖子发出之后，是否会让大家对老孔有不好的印象，以为他居然也拉起选票来了；还有，我不知道老孔会不会当选，呵呵，虽然是三选二。 先姑且这么着吧。 其实，也许情况根本没有这么复杂。因为，明天要进行的，毕竟只是区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不是全国人大代表。芝麻绿豆大的一个身份而已。 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希望老孔能当选的，希望老孔的人气很高。所以，看到此帖的、有选举权的，就帮忙re一下吧。谢谢了。 至于我用穿梭的解释，就是不希望大家发现我的另外一个马甲，呵呵。别无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