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孤独》 前言 世上据说有“黑色的幽默”，那我想也就应该有“黑色的孤独”。 本书是从我的如下三本黑书中“精选”的：《空山疯语》《井底飞天》《独立韩秋》。另外附录了几封信函等，算是自我吹捧。假如您巳经窝藏了上述三本黑书，那么这本书基本上不用买了。当然，您愿意搜集孔庆东著作的各种版本，准备让子孙后代衣食无忧，那谁也干涉不着。 《空山疯语》曾经连续数月霸占几家著名书店的排行榜首位，流毒较广。但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读者大声疾呼“买不到耶！买不到！”故此我不免对该书青眼有加，这次除了将里面中老年不宜的“青楼文化”部分一概略去，其他部分都多少选了些个。 《井底飞天》主要收入的是我的学术文章，本科和硕士的毕业论文都在里边了。但我不愿意声张该书的学术性，故意塞入些“不严肃”的文章放在每辑的开头以混淆性质，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在阅读后面那些枯燥的文字之前热热身。只会写枯燥文字并津津以此为荣的学者，不管他有多大学问，在我看来，多是文化流氓。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他们在生活中，也都没有一个好东西。不过善男信女们是不愿意相信我这番胡说的，所以《井底飞天》发行得并不理想，装帧也土里土气的。但我要告诉读者，我爱这些土气文章是超过那些“幽默”文章的。经常有人批评我的某些文字不够幽默，似乎这就证明着我写作态度的不够敬业。我对这些批评真是哭笑不得，只好仍旧守着我的“黑色的孤独”。 《独立韩秋》是我客居韩国两年的生活感受和记录。里面表扬和批评韩国的文字都曾引起巨大反响，我也因此成为韩国的名人。不过，韩国的大多数人不喜欢我批评韩国的文字，一些中国朋友也由于“友邦人士莫名惊诧”而对我进行了使我艰于呼吸的武器的批判。我想，现在是革命低潮，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所以这次只选了表扬韩国的文字。我巳经多次在电视上大力赞美讴歌韩国的方方面面，相信会帮助韩国人民成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的。另外，我的韩国日记和家书部分一概略去，免得读者以为是滥竽充数的流水账。 总之，三本书都有点“黑色的孤独”的况味，因此用了这个名字。 这本是我形容鲁迅的词，竟不料自作自受了。最后吹捧一下帮我选文章的赛妮亚先生。他选文章眼光很毒，就像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不抢那卤水豆腐，不问那二斤白面，也不看那二尺红头绳，直奔俺那如花似玉的喜儿，全村父老拦都拦不住。俺气得头昏脑胀，只好胡乱按了手印。提醒天下作者遇到赛妮亚之流，务必把门关紧。咱宁可终生隐于“黑色的孤独”，也不要弄得花花世界，遍地知音啊！ 2002岁尾草于胡思斋 第一辑 语不坑人死不休 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我不幽默就《47楼207》答读者 《47楼207》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成书的内缘外因，我已经在序言中交代得清清楚楚。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非正品”，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而且三十多岁了，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难见真的人”。可是书出版之后，居然一片褒扬之声，偶有几句批评，听着也非常善意。 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所到之处，读者的热情和率真简直令我无法承受。每到大学演讲，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我的书写得很一般，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么激动，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大学都“白念了”，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坏书太多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 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的“包装”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幽默”问题上。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褒也幽默，贬也幽默。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不幽默的就是“水分”。近日各地报刊约稿，也指定要“幽默文章”。我一生最大弱点，就是不愿拂人之意。可是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几天之后，终于决定还是把自己并不幽默这个隐私公布出来，起码要说明我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想象的那种“幽默的人”，这样，我就不至于幽默的牙掉了硬往不幽默的肚子里咽了。 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我脾气不好，感情冲动，遇事认真，宁死不屈。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经常恶意挖苦，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其实他不过是《三字经》背得慢一点而已。打完了还要问：“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儿子挥泪答道：“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在社会上，我疾恶如仇，经常跟售货员、售票员吵架，帮助弱者报复强者，帮助警察抓坏人，谁要骗我的稿费，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 在工作上，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智商不高，一直靠刻苦勤奋来“比学赶帮超”。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连“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我都为之惋惜，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投身改革洪流。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并非那些“幽默”之作。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认真，我的固执，我的迂腐，我的愤激，我的忧伤，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我这样说，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看看盒子还算漂亮，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连细节都是真实的，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弘扬一种东西，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批判某种东西。到处都有读者问：“毛嘉现在在哪儿？”“头猛现在干什么？”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我想再逗乐的“幽默”也会过目便忘的。 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和马克？吐温比，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想学他老人家。至于林语堂、梁实秋，我坦白地说一句：不喜欢。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立志幽默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所以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 我不幽默。 孔庆东十大罪状 去岁及今年，余客居韩国以避风沙。友人告以国内贤达有识之士仍不时撰文痛斥余之谬言逆行。余闻之甚惴惴，乃请友人网罗此类雄文高论遗余。余读之汗下如注，宿疾大愈。遂披襟秉烛，略归其类为十，赫然书之于壁，以改余过，以悔余罪焉。 1、孔庆东惯于歌颂北大，而孔自身为北大人，故孔歌颂北大即歌颂自己，真无耻焉。孔辩解曰，徐志摩亦曾歌颂康桥，然康桥为外国大学，不待徐之歌颂而自然伟大英明，岂区区北大可比耶？故曰，孔真无耻焉。 2、孔庆东曾大力吹捧陈平原温儒敏钱理群严家炎诸辈，经核查此辈皆孔之导师先贤。夫吹捧自己导师，真腐败焉！大丈夫生天地间，当以欺师灭祖、打爹骂娘为壮举，三五导师又何足挂齿耶？况孔已毕业多年，尤斤斤巴结于导师，真腐败焉。 3、孔庆东笔下所讥讽批判者，经考证皆非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夫不敢批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即贪生怕死、抱残守缺、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之徒也，亦即四人帮之爪牙而法轮功之帮凶也。孔若欲辩此诬，则须以实际行动表白也。 4、孔庆东名满天下之《47楼207》一书号称幽默，而其中一半文章并不幽默甚至令人忧愁苦闷紧张严肃，此乃欺骗读者、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挂丰乳而卖肥臀也。当令其赔偿读者青春损失，还我“笑一笑十年少”之幸福乐趣也。 5、孔庆东装疯卖傻之《空山疯语》一书名实极为不符。由首至尾读去，条理分明，思维连贯，并无一句“疯语”。且开篇曰“我不幽默”，随后却又恣意诙谐，嬉皮笑脸。此乃公然愚弄读者，翻云覆雨，以革命群众为阿斗焉。当令其公开登报更改书名为《满山和尚笑开怀》，以平民愤也。 6、孔庆东歌颂北大，即是贬低其他院校，即是贵族精英意识，即是惟我独尊，即是藐视全国人民，即是文化法西斯，即是破坏教育界之安定团结与兄弟情谊，即是变相为北大当局拉拢优秀生源。故天下有识之士，须齐心合力，百般辱骂污损北大，以消除孔文之恶劣影响，方可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也。 7、孔惯写无聊逗乐之所谓幽默文章，证明其必为学无专长、不学无术之徒矣。凡真正之学术大师，必不苟言笑，每发一语，众人须思之三年方悟，岂有一读之下即捧腹大笑者耶？一读即笑之文，其作者必浅薄无行也。孔辩解曰，鲁迅之《阿q正传》亦使人发笑，殊不知此恰为鲁迅之污点矣。倘鲁迅能学胡适吴宓曾国藩冈村宁次诸大师，终身使人不笑，则完人矣。 8、孔文中出现过“狗日的”一类下流粗话，且有集体瞻仰少女裸浴之下流场面，足证孔之为人下流粗鄙之极。而如此下流粗鄙之辈竟为北大老师，岂能不误人子弟，教唆出三千流氓八百无赖乎！噫，北大危矣！吾中华民族危矣！ 9、査得孔氏之博士论文《超越雅俗》一书及其他若干学术文章，呆板枯燥，道貌岸然，并无所谓幽默。足见孔氏之“幽默”，并非出自天然本性，实乃矫揉造作、欺世盗名之赝品也。天下岂有一支笔写出两样文章者乎？除非彼乃人格分裂者也。学术打假，此其时矣。 10、孔庆东身为党和国家辛苦培养之北大博士，竟将著作与书商联系，此必见利忘义、牟取暴利之举也。古人云，近党者赤，近商者黑。孔之黑不辩自明矣。孔牟取暴利后仍布衣蔬食，居陋室，骑破车，又足见其虚伪矣。夫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其孔庆东之谓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以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作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吗？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吗？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彐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孔庆东歪诗选 孔庆东是北京大学著名文学青年，从小喜欢吟诗作赋，不论什么七绝五律，什么点绛唇念奴娇，什么楼梯式商籁体，什么后朦胧前现代以及杭育杭育派，他是逮着什么糟蹋什么。如今眼瞅着快变成文学中年了，还是天天乱涂，日日瞎写，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即将沦灭于这厮之手，为期恐不远矣。为了唤醒普天下文学少年汲取宝贵教训，少走创作歪路，特精心搜集孔庆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拙劣歪诗若干首，张榜公布于此。深望广大读者口诛笔伐，变废为宝，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胜利推向崭新的21世纪！ 歪诗一：无题。作于1979年上半年，当时孔庆东14岁，在哈尔滨市第156中学读初二。 孔庆东，真英雄， 前进路上当先锋。 为了人类得自由， 哪怕流血与杀头。 （该诗写在语文书的包书纸上，由赛克勒业余考古学者发现辑录。） 歪诗二：《求风》。作于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当时孔庆东17岁，在哈尔滨三中读高二。 渡海空怀登顶梦， 折舟无力枉求风。 几时借得冲霄浪， 虽死望峰亦从容。 （此时写旧体诗不大讲究格律，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歪诗三：《梦吟》。作于1985年5月21日，当时孔庆东21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大二。 胸有文章千万篇， 无睱落笔亦悠然。 梦中把酒自玩味， 不与小人作笑谈。 （黄金般的大学岁月，种下了孔庆东对北大永远的爱。） 歪诗四：《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于1991年7月12日上午，当时孔庆东26岁，在北京二中任高二语文教师。 二十年来苦读书， 气吞万象志踌躇。 今朝识得大千貌， 始信文章愧不如。 （三年中学教师生涯，重读中外经典，内功大进。） 歪诗五：《拟鸳蝴派》。作于1995年10月30日，当时孔庆东31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生。 秋风送爱似春风， 桃艳梅丹李亦浓。 一曲花灯明继灭， 夜来新惹女儿红。 （当时拟定以通俗小说为博士论文课题。） 歪诗六：《贺钱理群先生六十寿辰》。作于1998年初，当时孔庆东33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讲师。 从师十载沐鸿恩， 倾泪酣歌酒色浑。 料得来生当结义， 出门一笑两昆仑。 （孔庆东有时“不敬师长”，有时又敬得一片愚忠。） 歪诗七：串片未到。 （孔庆东近来作诗甚少，原因大概是未被选为20世纪前50名大诗人，正闹情绪咧。） 北大四博士 北京大学盛产博士，这是国人皆知的事。但国人未必都知道，有博士文凭的，不一定有博士的水平，而有博士的水平的，又未必一定要有那张文凭。以下所介绍的四人，都是北京大学的顶尖博士，但他们有的拖延一年才拿到文凭，有的历尽周折才获得学位，有的根本不再要那张废纸，有的干脆不用颁赐而光明正大地自称博士。下面略述他们的一鳞一爪，从中可见北大博士的怪异风采。 二哥韩毓海 山东人韩毓海，与韩复榘韩老六同宗同姓的韩毓海，据说是一个很著名的文学青年。我读博士那几年，他身为北大青年教师，每月领了工资，便悲喜交加地跑到我宿舍，箕坐在床上，一边细数，一边笑骂。当我面数完钱居然不分给我几张，实在恶劣。笑声里骂尽古今小人，也实在是嚣张。 我不知道韩毓海在家里行几，但我断定他决不是老大。根据他的种种恶劣品质及嚣张言行，我断定他是老二——即使他是老三，他也一定不安其位，做梦都想当老二。《天龙八部》里的南海鳄神本来在“四大恶人”中排名老三，可他非说自己是“岳老二”不可，谁要是叫他“岳老三”，他就“喀喇”一声，扭断人家的脖子。所以，我远远地望见韩毓海，就觉得，非叫他一声“二哥”不可。 老舍先生在《离婚》的开头有段名言：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我想，老舍先生要是还活着，一定会把这段话中的“张大哥”换成“韩毓海”，把“大哥”换成“二哥”，那就又是一部杰作。 根据系统学结构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理论，大哥与二哥具有本质性的不同和差别以及分歧和背谬。如果说父亲是“天”的话，那么大哥天然地就认为自己是“天之子”。他常常代父行权，他是家里的总理和宰相。他有庄严的责任感，他必须在邻里间道貌岸然，在弟妹间一碗醋端平，他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他瞻前顾后，左右平衡，他要在公平处事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或温文尔雅，或不苟言笑。总之，他不能犯错误，不能得罪任何人。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大哥宁可让妻子难产而死，也不敢让“血光之灾”冲了祖父的丧事。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大哥明知弟弟当了汉奸，也还隐忍求全，不忘大哥的本分。 而二哥与大哥决然不同。二哥没有负责全局的义务，而且因为是老二，就天生必须有缺点，好让大哥和邻里们指责。因此二哥首先是敢于闯祸。韩毓海有一天在村头的黑板报上写了几句咒骂大哥的村话，兴冲冲地逢人便说：“快去看，有人骂老大啦，有人骂老大啦！”结果不一会就被大哥逮住，狠狠地给了几个栗凿。大哥就此连续召开了一系列整顿家风批判会，还迫使承包黑板报的马大炮亲自来上门道歉。所以二哥的闯祸之后往往跟着是倒霉。韩毓海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好像长工刚娶了财主的傻闺女似的，其实他常常牙掉了往肚子里咽，每个牙缝里都藏着悲愤。长辈们一般都认为老二是不听话的，其实老二是觉得反正再听话也不如老大顺眼，干脆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老大的好处是守成，但再怎么守也旺不过三代。能够中兴祖业，再振家声的，却大都是那忤逆的老二。孔老二、孟老二，不都是圣人吗？ 二哥与弟弟妹妹们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不端着。敢于嬉笑怒骂别人的人，也敢于承受别人的嬉笑怒骂。韩毓海本来是个最嚣张的自由主义分子，最近却忽然大砸自由主义者的玻璃。一位不著名的文学青年写信大骂韩毓海，说韩毓海根本不懂自由，不屑与之一论。韩毓海呵呵一笑，继续砸他的玻璃。 冬天的韩毓海最像二哥。他穿着一身紫红色的长袄，挺着一颗青厉厉的刺头，笑起来所有的五官都往后脑勺跑，好像刚刚抢过小孩的钱或挨过少妇的打似的。那种表情用一些北方地区的话说就是：真二！ 南海鳄神最喜欢听人恭维他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这说明他的潜意识中还有老大思想在作祟。而二哥韩毓海是坚决不做大哥的，因为他深知“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大的人越来越多，二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韩毓海比我还小一岁，我还是诚心诚意地用山东话叫他一声：二哥！ 霹雳火旷新年 话说水泊梁山新得一员五虎上将，此人姓旷，名新年，别号汤姆一郎，本是湖南三湘子弟，据传乃湘军猛将李续宾转世。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霹雷，江湖上都呼他做霹雳火旷新年。手使一条擎天狼牙棒，发起性来，有万夫不当之勇，因此山寨上下俱让他三分。 这霹雳火做事专喜与人不同。每当众好汉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时节，汤姆君不是直勾勾地眼望屋梁，一言不发，做担忧普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状，就是专说些丈二和尚的疯话与人抬杠，弄得大家好没兴致。比如众人有时交口称赞美国电影如何了得，这个说：“梦露那小淫妇好生妖怪，洒家看了一回，便吃她迷住了。”那个说：“施瓦辛格那厮，使得一手好拳棒，听说克林顿要举他做八十万北约禁军的总教头哩。”正在聒噪不已，忽地半空中劈下一个炸雷：“我不喜欢美国电影！”众人齐吃一惊，酒都做汗出了。定睛看时，旷新年拧着狮子眉，耸着麒麟角，眼中冒出熊熊的阶级怒火。此时便有十个施瓦辛格，也吃他打杀了。众人哪敢接口，只好胡乱吃些残酒，做鸟兽散了。 霹雳火早年在黄鹤楼一带学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人识得。常自仰天浩叹：“若有识得我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此话传到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便有一位善于识人的温儒敏教授，将他招去做开门弟子。三年后，又拜严家炎教授为师。前后在北大修炼了七年，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招数怪异，据二哥韩毓海判断，旷新年的功夫已到“人妖之间”，正常人已然奈何不了他也。但旷新年偏偏生在这个妖魔横行的年头，任他法力高深，却屡遭劫难。真是霹雳火遇到腌臜水，死不见人活见鬼。 旷新年在北大时，为朋友帮忙帮闲，真是“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因此颇为某些部门所不喜。出徒那年，因他的三昧真火还需多炼些时日，人家便要将他扫地出门。但又不敢径直来捋他的虎须，便使了一着毒计。某日夜幕降临，霹雳火收功回房，发现房里坐着两个健美的女郎，自称是有关部门安排她们来此下榻的。霹雳火不知是计，大发雷霆，宣布自己也要在此下榻。师兄弟和众头领闻讯，飞马赶来相劝，说既已中计，冤有头，债有主，何必殃及妇女，再说一张卧榻岂容多人安眠。霹雳火不给大家面子，说即使不能下榻，也要睡在门口，决不向贪官污吏妥协。后经众人彻夜哀求，霹雳火才答应暂到别处下榻，但声称自己有权利随时进人此房从事各种活动。两位女郎一个来自松花江，一个来自大明湖，被他吓得花容失色，芳心抽搐，第一天入北大，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离开北大后，霹雳火不知吸取往日教训，整日舞着狼牙棒，继续犯上作乱。有关部门又一次略施小计，予以严惩。某日夜幕降临，霹雳火收功回房，发现房间被宣布要进行装修，责令他将细软和粗硬全部搬出。霹雳火这回知道中计，但仍大发雷霆，取一柄大锁将门锁了，不许装修。师兄弟和众头领闻讯，飞马赶来相劝。霹雳火时而默默无语两眼火，时而把师兄“软骨头”“老滑头”地一通乱骂，最后还是严家炎教授亲自出马，把他款待到自己家里，才算慢慢消了点火。其实就连严先生也怕他三分。严先生在北大是有名的“严上加严”，别的徒弟在他面前都诚惶诚恐，一招一式生怕出错。只有旷新年，不但敢于直言相抗，而且还时常出言不逊，说：“你这个不对！”或者反问：“我这个有什么不好？”严先生为了给他传授武功，竟然每每把他约到北大的风景胜地——静园去细细切磋，目的就是用那些鲜花芳草化解他的戾气，免得他乱舞狼牙棒也。 霹雳火的狼牙棒，看似乱舞，但看得时间长了，便知乱中自有不乱。他主要舞向贪官污吏，舞向市井小人，舞向妥协和懦弱，舞向虚伪和专横。与花和尚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是一个道理。师兄弟们尽管经常劝他，但心里都晓得，正义是在他一方的，大家不过是劝他机智灵活一些，少中小人的诡计。但在汤姆一郎看来，“机智灵活”就包含着叛变的危险了，先就应该吃我一棒。近期北约集团一伙强盗连日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旷新年连续发出雄狮般的怒吼，他说历史并没有终结，“侵略与抵抗侵略、殖民与反对殖民、霸权与摧毁霸权的历史没有终结”。旷新年的声音代表了中国人民最正义的声音。愿中国处处扫尽腌臜水，遍地燃起霹雳火，那时节，汤姆君或许就不再与人抬杠，整日沉溺于前美国电影以作消遣也。 红孩儿李书磊 最近经常听见电视里有个女郎浪声浪气地叫着“书磊，书磊”。我心想书磊师兄莫非又被哪个小狐狸给迷住了？仔细一看，原来电视上出现了一则新的广告，名曰“舒蕾煱油博士”。这年头，真正的博士往往不能顺利拿到文凭，而自封的博士不但可以名扬四海，而且还要借别人的名字作文章。大名鼎鼎的李书磊，这回成了广大妇女的头上宝贝，发中宠儿。早在1500多年前，大诗人陶渊明就在思念美人时发出过这样的狂想：“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闲情赋》）意思是说：“啊呀呀，我的美人啊，我愿意变成你头发上的油脂，随着你的披肩长发到处飘香，但可悲的是美人经常要洗头，用那纯净水把我洗得无影无踪。”鲁迅称赞陶渊明这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但可惜为了合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如今陶渊明的狂想变成了现实，美人们一天洗十八次头，也洗不去书磊师兄的万缕情丝了。 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人小万儿大，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一一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原因在于李书磊哥哥长得实在太年轻了，说“年轻”还不够准确，应该说长得实在太“幼稚”了。他白白胖胖，嫩嫩乎乎，聊起来口没遮拦，笑起来天真无邪。金庸的《天龙八部》里有个天山童姥，从9岁起就停止了发育，永远身如童女。我怀疑书磊哥哥也是在9岁左右患了少儿肥胖症——虽然那时一个月只供应半斤肉——从此他的精神就永远停留在那个纯净的时代。然而书磊30多岁便已身居司局级领导岗位，可见我们的党还是能够准确识别和大胆任用真诚勇敢的文化战士的，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到处充斥着腐败和黑暗，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前途的。 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那时研究生还是很珍稀的品种，不像现在养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正好赶上咱们国家选拔“神童”的好时候。他和那些“老三届”是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怪不得书磊永远“幼稚”呢，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比他年纪大，经历多，比他饱经沧桑，比他老奸巨猾的人群里。所以尽管他实际上也学到了许多老奸巨猾，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就像《西游记》里的红孩儿，看上去多么活泼可爱呀，实际上却妖法高深，非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才能看穿。 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当时他正在研究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 后来，我成了书磊的师弟。我自认为是比书磊要老奸巨猾一点的，但书磊总是以师兄的身份关照我和帮助我。事实证明，我根本就够不上老奸巨猾。我在读书期间多次闯下大祸，每次案发后，都有书磊兄秉承严家炎等教授的旨意前来叮嘱于我。我从他一脸正经的神态中，感到了师门的温暖，同时对他产生了师弟对师兄的敬意。 90年代初，书磊闭户读书，写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我那时也在沙家浜韬晦思过，每日与古书做伴。从书磊的文章中，得到“吾道不孤”的鼓励。此后，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他对弟兄们从不客套委蛇，也不让别人客套委蛇。有一次我对自己的文章表示谦虚，书磊呵斥道：“别他妈来这套，谁不知道你的文章杀人不见血！”我顿时老老实实，甘受教诲。不管这家伙怎么看怎么不像师兄，但他就凭着他一脸幼稚的正气，凭着一股孩子般认真的执著，愣是让我们非得“以师兄事之”不可。我想，此中的关键在于，书磊兄虽然“面善”，但绝不是任凭美人在头上娼来娼去的什么海狗油癞狗油，他的本质正如他的名字，是“磊落书生”。 红眼睛阿忆 近日江湖上纷纷传闻：“阿忆博士要到北大去读硕士了！”广大人民群众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一个大活人，一个江湖上名头也算响亮的大活人，怎么越活越抽抽，越活越“萎哥”呢！洒家闻听此言，不禁“常青仰天微微笑”，随口解释道：“艺多不压身嘛！”回家给阿忆发了个依妹儿，阿忆一本正经地回信道： 老孔： 主要是博士太有名，近些年问我导师是何人的人太多，巳经无法再遮掩回避下去，所以只得赶紧去真读，免得让大伙失望…… 说是4月15日发通知面试，也不知究竟如何面试，总不会给刷下来吧！ 主保佑我吧！ 你瞧阿忆这副熊样，字里行间充满了自卑和恐惧。尤其在洒家面前，他一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这主要得益于当年同住一个宿舍打牌时，我趁他还没有成名，动不动就抓住他的技术错误，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日久天长，阿忆被我“积威之所劫”，内心深深种下了对我的个人崇拜。即使以后他当了最高检察长，我成了杀人放火犯，他见了我也必得无限崇敬，说不定还要率领小蜜亲自劫狱，对小蜜喝道：“你背走，我掩护！”最后壮烈牺牲于乱枪之下，临终无比欣慰地呢喃道：“这……这张牌，没……没出错吧？”可见，要想迫害一个伟人名人，务要趁他功不成名不就那阵儿，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等他扬名立万儿.鼻息干云之际，你想巴结他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迫害呢？当然，此中关键在于能够识伟人于风尘，起英雄于陇亩，早早看准哪个臭小子将来必有一场富贵，然后就欺负他，侮辱他。他要反抗，你就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你这厮也”，所以我必须苦你心志，劳你体肤。他要忍受不了，跟你打起来，你不必害怕，因为这样心胸狭窄的人肯定成不了大器。他要忍受得了，你更不必害怕，因为这样心胸宽广的人肯定能成大器，成名后只会以此为荣，绝不会报复你的。韩信报复过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弟兄们吗？爱迪生报复过一耳光把他打聋的贫下中农吗？所以，能在周围的凡人堆里发现将来被写进历史的人，这功夫就叫做“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也！ 阿忆的首级，是早早就被我看出长着反骨的。刚上大学那会儿，阿忆不在我们宿舍。我一听此人名叫周忆军，便断定他是个干部崽子。不知为什么，我对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赵文革的人，天生有一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达、刘富士，还有个女作家叫舒而美，气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胆算了。然而周忆军虽经证实的确系干部崽子，却天天跑到我们宿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有一天，他和我们宿舍的资产阶级诗人臧力走马换床，混进了我们班的“党中央”。 周忆军一米八〇多，生得髙而不耸，文而不弱，白而不嫩，英而不俊。经常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朴素又干净。家居北京，他却只在周末才回去，他对集体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班虽然才子成群，各省的状元榜眼探花不计其数，但一是个性太强，所谓“英雄不受羁勒”；二是男女授受不亲，都等着异性主动来勾引自己；三是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北京与外地同学之间还缺少磨合，因此集体活动不太容易开展。周忆军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我们班各个“组群”之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城乡，沟通朝野，沟通南北，沟通男女。他简直成了我们班的“五通大仙”。 我对待干部崽子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表现。从周忆军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才有的高贵人性。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娇嫩。他吃起饭来一副馋相，吃到高潮时，还摇头晃脑吧唧嘴。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吃下去，馋虫上来了，“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了，“干脆，我都吃了，你再去买吧！”周忆军最爱吃鱼头。有一阵，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6毛钱能买一条小的，8毛钱能买一条大的。周忆军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子虽小，头却比他的大，便说：“拿过来！咱俩换。谁让你的鱼头这么大！”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地请人家把鱼头剩下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周忆军就不去买饭了，他积极鼓动别人去买鱼，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唱着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刚——红烧鱼一一''，那“红烧鱼”三个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的。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周忆军激动得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住在一间大宿舍，同室十个人，只要有一半人实鱼，就足够周忆军纵欲了。但他还贪心不足，经常巡视别人的饭盆，谴责道：“你为什么不买鱼！”因此我称周忆军是“鱼肉乡里”。又因为不管别人吃什么饭，他总爱“雁过拔毛”地剥削几口，我又叫他“周扒皮”。 有一次，我用小勺托着一个大鱼头递给他，不小心一晃，鱼头掉到暖气片后边了，周忆军连连摇头叹息。好在还有别人的鱼头，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两天，周忆军饱暖思鱼头，而食堂又不卖鱼。他灵机一动，爬在地下，把暖气片后边的那个鱼头钩出来，洗巴洗巴吃了，这大概是他所吃的最香的美味了。到了90年代，阿忆博士宣称，以后再也不去高级酒楼饭店，要天天牵挂希望工程云云，读者们唏嘘感动，还以为他有多么高尚呢，其实这家伙本来就是吃鱼头的命。他属于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酒楼饭店有什么好吃的？花钱买胃病而已。最难忘，暖气片后老鱼头，为解馋，英雄忍低少年头，世间百味皆粪土，青春一去不回头，多少当年流水事，都随晚风到心头…… 周忆军吃饭不讲究，穿衣也乱来。他家里给他做有许多“冠冕”的衣服，但他好像很早便懂得“简单就是美”的道理，常常穿得跟崔健似的。夏天是军装，冬天穿一件“屎黄色“的军棉袄，不爱系扣，腰间用绳子系住，头戴一顶狗皮帽，要不是生得白净，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差不多。春天很暖和了，他还捂着那件棉袄。有一年，他发誓要坚持到五一再脱棉袄，结果清明节就捂出了痱子，只好乖乖地当了脱星。毕业那年，我借穿他这件棉袄去报考研究生。那年北京市统一在人大的一个大厅里报名。我本来就长得像东北“胡子”或抗日联军，穿着这件用草绳捆住的棉袄，又故意说一口赵本山式的土话，报名站的人员都奇怪地看我。我看出那眼神是在说：“这个农村万元户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读研究生。”他们迅速给我办了各道手续，恨不能我早早离去，结果忘了收我的10块钱报名费。 周忆军还不喜欢穿袜子，说穿袜子脚臭。他有时闻到脚臭，便起身破案。他趴到清平的脚上闻一闻，又俯到老何的脚上嗔一嗅，再把脑袋往老沈的脚上够一够，始终不能断定，最后武断地说：“谁的袜子颜色深，就是谁的脚臭。”所以他穿袜子，也多是白袜。 周忆军睡觉也是老农民习惯，喜欢脱光了睡。但因为我们宿舍客人多，有时全班大会也在这里开，周忆军便很受委屈。有一次下午开会，我们宿舍有几人还没来得及起床，屋里便坐了50多人。周忆军的床沿上坐了几位女生，周忆军不禁芳心乱跳，又想动又不敢动。几位女生很善良，说你躺着吧，我们挡着，老师看不见你。她们哪里知道，没有老师，周忆军也不敢出来。有一天夜里，外面有人大喊：“地震啦！”满楼的人都往外跑。周忆军披着一条床单也飞跑下去。跑到外边，还仰头髙喊：“快下来，地震啦！”忽然真觉得好像有点震动，低头一看，“哎哟”一声，又飞跑上去，因为砸死事小，失节事大也。 周忆军的为人处世，很像我们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小时在沈阳的姥姥家长大，怪不得！他常从家里拿来东西给大家吃，给大家用。他无偿地给同学照相，带同学去看病。他带领外地同学参观了许多北京的旅游景点，还特意弄到去中南海参观的票。但是，他一点“干部”的样子也没有，完全像个“仆人”。他是真心助人以为乐趣的，决不因此而流露什么优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别人挑剔挤兑。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负他的人之一。比如打牌，周忆军也是爱好者，但他的乐趣只在参与，胜负心不强，既不刻苦钻研技术，也不琢磨别人心理，所以别人不愿与他合伙。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对家，因为这样可以显示我的高超牌技，贏了荣誉归我，输了责任在他？无论我怎样呵斥羞辱他，周忆军都不恼火，总是努力改正错误，总是一脸愧疚，但又是笑盈盈的，顶多疑问一句：“刚才你不是让我这样出吗？”于是又被我“猪脑子狗脑子”地一顿痛骂。 我还到周忆军家去混过饭吃。他们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他妈妈打麻将时，他妈妈总批评他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他妈妈实际是非常深地爱着这个儿子。周忆军也很孝顺，我们系有个女生与周忆军妈妈同名，周忆军每遇到该女生，都有几分不安，可见妈妈在他心中占据着很敏感的地位。有一次周忆军在处理一桩有关少女的问题上手法不当，他妈妈跑到北大来，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周忆军，我很冷静地安慰她说不会。还有一次周忆军跟同学打架受了点轻伤，他妈妈急得说话都是半句半句的。我觉得他们家不像什么干部之家，一个副科长的家也比他们家要端架子，一个副教授的家也比他们家要酸腐虚伪。我原来以为周忆军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广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周忆军爱过我们班至少七八个女生。爱的方法是与我们热烈讨论那个可爱女生的一切。在他爱这个女生的几个月中，谁也不许说该女生的坏话，该女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但几个月后，他就矢口否认爱过该女生，因为此时他正“热恋”着另一位天使。恋令智昏，他有时问老孔：“你说现在，她在宿舍里会不会也在议论我呢？”有一次，他爱一位天使爱得神魂颠倒，痛苦万状。我自告奋勇，去为他作伐。那个女生立刻同意去找他“打开鼻子说亮话”。不料二人见了面，却谁都不承认自己爱对方，最后居然共同找了个台阶，说是“老孔喝醉了”。这是阿忆博士恋爱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如今阿忆对这些恋爱前科一概否认，说他除了太太，对别人都是说着玩儿。看在这家伙孩子也不小了的份上，我就姑且假装又喝醉了吧。 最后说说“阿忆”名字的来历。周忆军千好万好，但“周忆军”这个名字总还让人觉着别扭。有一天我和老沈、清平谈论着鲁迅《药》中的“红眼睛阿义”，感叹鲁迅的用语之妙，老沈眉飞色舞地比划着：“阿义哥是一手好拳棒！”清平接着道：“他还说阿义可怜哩！”正好周忆军从蚊帐里钻出来，睡得眼睛通红，也跟着凑趣道：“包好，包好。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包好，包好。”大家一阵乱笑，便说以后就叫周忆军“阿义哥”算了。这个鲁迅笔下的“阿义”模模糊糊给读者的印象是，比较直爽简单，需要进行启蒙，虽属于统治阶级，但基本和下层百姓打成一片，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又有一点本事和威望。这个印象与周忆军多少有些沾边，于是就强扣在周忆军头上了。周忆军开始还不同意，连说我们宿舍的口头语那“还得了！那还得了！”但老沈是个坚韧不拔的家伙，从此见面就叫他“阿义”，别人也经常叫。三人成虎，周忆军想推也推不掉了。毕业以后，他干脆把笔名取做“阿忆”，算是把盗版改成正版。又别署“阿忆博士”，这并非意在假冒伪劣，而是在我们那一代人看过的影视作品里，“博士”多数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坏人，比如《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舒拔博士，是一个科学狂人，经常企图用某种技术统治世界，结果总是引火自焚。“阿忆博士”也不过是一个调侃和自嘲的笔名而已，结果却逼得阿忆不得不回到北大去从硕士读起。人类自古就难逃咒语的惩罚，中国人更是名目的奴隶。本来红眼睛阿义是因为善良如兔子，才有一双红眼睛的。现在恐怕要悬梁刺股，读书读得视网膜出血，又吃不到美味的鱼头，才不得不瞪着一双红眼睛。阿义哥，你真是可怜哪！ 圣诞与荒诞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通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吗？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1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 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一一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来，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巳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韩国趣语 1.机场和空港 韩国和日本一样，把机场叫做空港。我在韩国教学生“机场”这个词时，学生问为什么韩国叫“空港”。我说韩国的汉语词汇有的来自中国，有的则来自日本，特别是日本殖民韩国五十年，很多现代词汇就直接用日本的了。不但韩国，连中国的许多现代词汇也来自日本，因为这些词汇本来是西方的，日本人首先翻译了，中国人觉得翻译得不错，就采用了。学生说那为什么日本把airport翻译成空港，中国却翻译成机场。我说日本是岛国，没什么土地，渔业和港口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想事情容易联想到海上去，他们觉得飞机起落的地方很像是空中的船出海和返航的港口，所以就叫做“空港”了，而且port在英语中本来就是港口的意思，英国也是个岛国，想问题与日本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土地的意识很浓厚，他们觉得飞机起落的地方是一片大广场，农村有“麦场”，学校有“操场”，部队有“靶场”，开会有“会场”，所以飞机们开会的地方就叫“机场”了。学生问那空港和机场哪个好呢？我说都好，比较而言，“空港”带有文学比喻的色彩，听上去美一点，但是显得小了点，而且安全感不够，港口毕竟不是家，有一种忙碌的、匆匆过客的味道。日本有几首流行歌曲就是空港题材的，唱出了现代人的迷惘、孤独和焦虑。而“机场”比较朴实，带有老农民四平八稳的土地气息，听上去没有文学味道，中国的航空业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没有唱“机场”的流行歌曲，不过“机场”听上去给人一种安全感，一种家的亲情。学生问老师，您更喜欢哪一个呢？我说出门时喜欢空港，回家时喜欢机场，比如我回中国时，飞机上广播：“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降落在北京机场。”我听了非常舒服，如果广播的是空港，心理上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别。所以说词汇概念本身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解和使用，我们应该从人们不同的用词中，去体会丰富的人性、民族性，去体会丰富的美妙人生。 2.先生 韩国和日本一样，称呼老师为“先生”。有的韩国人觉得中国人叫“老师”太随便，不如他们叫“先生”更正规、更尊重。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本来也叫“先生”，日本和韩国是学习中国才叫“先生”的。但“先生”既然是个尊称，就会慢慢扩大使用范围，把不是先生的人也称为“先生”，如同现在把一般的艺人也叫“影星”、“歌星”一样。天长日久，“先生”就成了一个泛称，用来称呼大多数成年男性。为什么与“女士”对应的词不是“男士”而是“先生”呢？奥秘就在这里。于是原来的“先生”就被改称为“老师”。但另外有一些特别德高望重的人，被专称为“先生”，这是用一种仿古的形式表示格外的尊重。比如我的导师一辈，我叫他们“老师”，而我的祖师一辈，我们往往称呼“先生”。但是“老师”成为尊称后，也要慢慢扩大使用范围。语言永远是活的，是运动的。比如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是硕士毕业，但她称呼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演员为“老师”，这里就是表示一种尊重。再说孔子教导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叫这么一声也没什么。等“老师”这个词用得太普遍了之后，还会有新的词来代替它原来的功能。也许像你们韩国一样，都叫“教授”。比如我在中国的职称根本不是教授，但我走到哪里，人家都叫我孔教授。我如果每次都去纠正，反而显得可笑，显得我特别计较这件事。所以我就随人们叫，叫我“教授”、“老师”、“博士”、“先生”、“老孔”、“大哥”、“老弟”、“庆东”都可以。称呼是无所谓的，越是亲近的人，越不在乎称呼，或者称呼越不尊。称呼越尊的人，往往离你越远。我的好朋友叫我“村长”、“恶棍”、“地主”、“流氓”、“歹徒”，我太太叫我“老不死的”、“该死的”、“缺德的”、“老土”，这些我听着都比“先生”舒服。我看韩国的好朋友之间，也是不叫什么“先生”的，他们喜欢叫“哥哥”、“弟弟”。这才是人之真情。我们东北的老百姓，都用血缘关系来称呼人。比如你到哈尔滨一下火车，立刻会听到“大哥大姐洗把脸吧，刚下火车怪累的。”“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大米粥都是热乎的！”你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切感。假如换成“先生女士请您清洁脸部皮肤”和“先生女士请您适量用餐”，会立刻觉得冰冷之气扑面而来，当时发作胃绞痛也说不定。称呼可以杀人，一点不是夸张。中国文革时的“地富反坏右”就是例子。所以，除了需要虚伪一下的场合，咱们还是少“先生”吧。 3.思无邪的发音 在梨花女大，有一次和一个台湾籍学生同路聊天。路过一间教室，听见里面一位韩国女教师正在带领学生练习汉语拼音的发音。韩国学生的平舌卷舌问题是发音的重点障碍之一，需要反复练习。只听她们大声喊着：“c一do一cdo！cdo！cdo！cdo！”几十个女学生整齐而清脆地一遍又一遍喊下去，令我们海峡两岸的两个中国人听了觉得格外刺耳，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过后一想，中国的女大学生绝不可能这么精神抖擞地大喊这个音，原因是人家韩国学生“思无邪”，我们则心有杂念，先气虚了一半也。所以说知识即罪恶，“我思故我烦”也。 4.语言标准 语言究竟应该以语言学家制定的“语法”、“规则”为标准，还是以人民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标准，这是许多语言学者认识不清或极力回避的问题。他们拿着从西方生吞活剥学来的“语法”、“规则”，胶柱鼓瑟地任意裁剪东方人民活生生的语言实际。二者有不相符合之处时，他们不是说那个语法不完善，规则有缺陷，而是批评人民说错了，指责人民没有按照语法说话。他们披着学者的外衣，凭借现代教育体制，把他们的歪理邪说强行灌输到全社会，给人民的语言运用造成了很多障碍和麻烦，而且还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比如，有人说“救火”这个词是错的，因为按照西方那些笨蛋的逻辑，“火”是不能“救”的，只能“救人”和“救牲口”，而“火”只能“灭”。他们不许人民说“救火”，只能说“灭火”。还有，他们不让人民说“学完习”、“游完泳”、“扫完除”，但是他们却允许港台人说“开开心心”和“我今天有吃饭”，因为港台的一切都是先进的，语言也必定是最规范的汉语。他们只许人民说“我来到北京了”，不许说“我来到了北京”，还规定“西瓜”必须轻声读，“黄瓜”则一定要重声。鲁迅说“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他们说这是病句，因为“大约”就不能“的确”，“的确”就不能“大约”。他们通过铺天盖地的考试，特别是高考，来实行这种野蛮的语言法西斯主义。比如“干啥”的“啥”，词典上规定是第四声，但北京周围、东北和河北的代表普通话标准音的广大地区都念第二声，如果念第四声的话，就成了山东话、河南话或西北话。可是考试时就必须写第四声。还有“一二三”的“二”，字典上的注音是“er”，但实际在普通话里大家都读“ar”。这说明当初负责给这个字注音的那个人是受了方言影响，比如我祖籍沂蒙山区就念“er”。那么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改过来？为什么还要反而迫害人民？还有“朝鲜”的“鲜”，从老百姓到播音员，大家都读第三声，字典几次改版，却一直注为第一声。我对韩国朋友说，这真是我们对你们的不尊重，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你们应该去抗议。我上高中时，为了在高考中拼音部分绝对拿满分，专门研究了许多这类字典注音与日常发音不同的例子，经常把同学考倒，在各种考试和专门的拼音竞赛上百战百胜。但现在我认识到，同学们没有什么错，我掌握这类“回字有四种写法”的知识也没什么可炫耀。语言的规则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语言学者没有改变人民说话方式的权利。现在我们的学者权威们，还在今天修改一个读音，明天规定一个用法，仿佛文字是他们家里生产出来的一般。这些自己说着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的语言学家，经常打着“维护祖国语言纯洁”的旗号，殊不知，破坏祖国语言纯洁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从不了解人民语言使用实际的无知的专家，他们是汉语内部的最讨厌的蛀虫。好在语言不是专家所能左右的，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所能拘束住的。刘三姐唱的好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载来？”与人民为敌的语言学者终将被历史淘汰，沉舟侧畔千帆过，人间响彻自由说。 不亦快哉之韩国卷 伟大的文学家金圣叹发明了一种伟大的文体——“不亦快哉”，把各种貌似可乐实则可叹之事罗列到一起，每件事都以“不亦快哉”四字结尾。读来让俗人大笑，雅士含悲。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快是“生得癞疮一二，闭门以热水澡之，不亦快哉！”真是写尽人间之乐趣、豪杰之风度与生活之妙谛，令人欲哭欲笑又哭笑不得，此十七字胜过多少大师千言万语！后世多有模仿者，不过佳句甚罕。我也每每起效颦之思，但写完与圣叹老人家一比，实在愧煞。虽然比他不过，可毕竟是自家的笤帚疙瘩舍不得丢，好似孔乙己的大钱，虽只九文，也腆颜排出，聊混一碗热酒耳。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没钱便偷书，不亦快哉！是为序。 1.饱食终日，读读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2.闭门于斗室，正苦苦炮制“不亦快哉”，忽闻河东狮吼曰：“吃饭了！今儿有红烧肉。”遂破门而出，不亦快哉！ 3.报载一夫妻睡至夜半，妻忽大呼曰：“快跑！我丈夫回来了！”其夫乃翻身纵起，赤体破窗而出，不亦快哉！ 4.骑车与美女相撞，抢先高呻低吟，做痛不欲生状，赚她殷勤搀扶，软语道歉，再宽宏大量，放她愧疚而去，不亦快哉！ 5.街头公厕难觅，则直奔豪华之五星大酒店，大厅内必有指示清晰之高级洗手间，且出入皆有侍者鞠躬迎送，令人心旷神怡。以达官贵人下榻之五星酒店为厕所，真乃“粪土今朝万户侯”也，不亦快哉！ 6.某中央领导之千金托人转告，明年要报考吾之研究生，答复她六个字：“俺卖艺不卖身！“不亦快哉！ 7.上公车后忽然发现忘带钱包，乃放声背诵李白之《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售票员以为狂人，遂不查吾票，不亦快哉！ 8.三五好友共去一女同学家拜年，敲门时模仿其丈夫之上海口音，女同学不察，乃隔门大骂其夫，良久开门，众哄堂大笑，不亦快哉！ 9.电话串线，偶然听到某道貌岸然之教授正密谈龌龊隐私，不亦快哉！ 10.席间啤酒瓶爆炸，不但无一人受伤，而且饭庄经理宣布三十道菜全部免费，每人另赠洋酒一瓶，不亦快哉！ 11.到医院陪护病人，小憩于走廊上一简易床，不觉入睡。忽被三五护士迅速推入太平间，乃高声疾呼，护士大骇，皆作鸟兽散，不亦快哉！ 12.某坏人多年钻营，终于入党，群众愤愤不平，吾安慰众人曰：“此乃好事，这下群众队伍更纯洁了。”遂相安无事，不亦快哉！ 13.公车上遇诈骗团伙卖力表演，只默默欣赏，不入其圈套。彼等唇焦舌燥，恨吾入骨，又终不敢发作，黔驴技穷而分批下车散去。吾得免费观察生活一场，不亦快哉！ 14.连日无课无会无饭局，乃在家猛吃大葱大蒜大萝卜，不亦快哉！ 15.叫错情人名字，乃掩饰曰：“我给你起个外号。”不亦快哉！ 16.在摩肩接踵之韩国闹市以汉语高声乱骂，以为无人听懂。忽有旁边一少女嫣然一笑曰：“您是孔老师吧？我是在这儿的留学生，以前在电视上见过您。”顿时面红耳赤，不亦快哉！ 17.独在韩国，脱离反动右派之白色文化恐怖，每日得以自由大唱样板戏和古今中外千万首革命歌曲，不亦快哉！ 18.夫妻分居数月，乃恢复情书往来，十载夫妻再做小儿女状，不亦快哉！ 19.韩屆饮食缺油少肉，身段日趋苗条，一扫大腹便便之伪资本家蠢态，有望还我无产阶级之本色英姿，不亦快哉！ 20.梨花女大学生，大多不遵守课堂纪律，吾不懂韩语，无法训斥，只好以课本教案等文具当场殴打。隔三岔五公然殴打如花少女而理直气壮，不亦快哉！ 21.在韩国每每参加多学科之中国学会议，得以尽窥邻近学科之欺世盗名之表演，倍增吾热爱文学专业之信念，不亦快哉！ 22.面对大海痛吃生鱼片，不亦快哉！ 23.以吾不到业余二段之水平，居然得与李昌镐对弈一局，不亦快哉！ 24.在韩国痛骂日本人，不亦快哉！ 25.下雨天听巴赫读金庸喝毛尖，不亦快哉！ 26.网上看到坏人骂我，语无伦次，嫉恨恐惧之态毕露，不亦快哉！ 27.韩国某大报每日赠吾报纸，希望吾慷慨订购。吾探得此报立场乃大财阀之喉舌，反对南北统一，遂以汉字正告之：吾乃中共党员，不看贵报。彼尴尬而去，不亦快哉！ 28.电脑遭病毒袭击而瘫痪，幸遇高人妙手回春，一字未失，不亦快哉！ 29.盛夏酷暑逛大街，烈日当头，口干舌燥，忽有饮料公司之广告小姐沿途发送清凉饮料，让您白喝，她还说谢谢，不亦快哉！ 30.十二年未见之好友，竟在韩国相聚，共度中秋，不亦快哉！ 31.炒中国菜，满楼飘香，韩国群童在门外哇哇乱叫，其父母边训斥边流口水，窥视此情此景，不亦快哉！ 32.在韩国居然遇到热爱吾文章之读者追索签名，不亦快哉！ 33.思念娇儿，在街头抱起一韩国幼儿逗弄，其年轻之母亲张手来接，幼儿紧揽吾颈，连呼“阿爸”而不去，不亦快哉！ 34.观看并参与韩国革命活动，感受当年白求恩之心情，不亦快哉！ 35.在韩国监考汉语托福，不亦快哉！ 36.梦中想念中国之馒头大饼猪头肉，醒来不禁大笑，不亦快哉！ 37.毛嘉那厮经常从英国打电话来，自做“天涯若比邻”之情，贩卖“日不落帝国”之私。吾困坐于三韩半岛之内，犹得欺辱笑骂毛嘉那厮于万里之外，不亦快哉！ 38.谢绝韩国人请客，告诉他有事就说，我一定帮你，不亦快哉！ 39.请得意学生吃饭，看他们吃得干干净净，不亦快哉！ 40.读旷新年怒发冲冠之近作，不亦快哉！ 41.重读器宇轩昂之“九评”，不亦快哉！ 42.读邓小平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不亦快哉！ 43.在韩国战争纪念馆高唱《奇袭白虎团》，“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不亦快哉！ 44.教韩国学生唱《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不亦快哉！ 45.与在韩中国教师彻夜打牌，不亦快哉！ 46.幻想回国之日，全家到机场接我，母亲手捧馒头大饼，老婆高举烤鸭烧鸡，儿子怀抱打开了盖儿的二锅头，不亦快哉！ 47.网上看到好几个著名的“孔庆东”，有沈阳“老边饺子”第四代掌门，有青海电力专家，有湖北农业专家，还有山东莱芜的警官。这么多孔庆东闹神州，不亦快哉！ 48.在韩国遇到俄国莫斯科大学教授，以俄语交谈，互称“同志”，不亦快哉！ 49.痛斥酒后忘形、夜郎自大、不学无术之韩国著名教授，不亦快哉！ 50.看日本与韩国学者争论徐福究竟先到的哪一国，不亦快哉！ 51.看芮乃伟横扫韩国棋坛，不亦快哉！ 52.指点韩国学生夺得汉语大赛头奖，不亦快哉！ 53.在韩国书店赫然发现自家大作，不亦快哉！ 54.旗帜鲜明反对台独，使台独分子不敢公开散布其主张，不亦快哉！ 55.以圣经典故驳斥基督徒，令其信念动摇，不亦快哉！ 56.身居大男子主义横行之韩国，不用给女人让路、让座、开门、打伞、提包、挂衣、倒茶、斟酒，一吐在中国积压多年之阴气，不亦快哉！ 57.好友极力推荐一篇妙文，一看正是洒家大作，乃痛斥那厮有眼不识泰山，不亦快哉！ 58.老婆网上来信曰“忽见陌头杨柳色”，答复她“却话巴山夜雨时”，不亦快哉！ 59.在韩国多次购得精巧之物，赞叹之余蓦然发现“made in china”，不亦快哉！ 60.身居国外，可以自由卖弄在国内不敢卖弄之文字学、音韵学知识，不亦快哉！ 61.将韩币兑换美元寄回国内，次日韩币大贬，不亦快哉！ 62.给韩国人讲解韩国国旗之含义，不亦快哉！ 63.与三五韩国教授深夜痛饮，大醉出门，列队撒尿于灯红酒绿之街头，行人熟视无睹，警察毫不干涉，不亦快哉！ 64.拾得钱包交给警察，告诉他吾乃中国人，不亦快哉！ 65.深夜贪读，睡眠不足，早起匆匆洗漱，头昏脑涨开门欲出，忽想起今天是礼拜日，不亦快哉！ 66.稿债如山，还不胜还，索性一字不写，大玩电脑游戏，不亦快哉！ 67.隆冬将至，找出棉衣，衣袋里发现100元钱，不亦快哉！ 68.韩币万元合人民币不到百元，在韩国每日花钱成千上万，大有挥金如土之慨，不亦快哉！ 69.在韩国寂寞无聊时，随便拨一电话号码，以中文胡言乱语数句，对方莫名其妙，愤然挂机，不亦快哉！ 70.发现他人引用、挪用、模仿、剽窃洒家著述，不亦快哉！ 71.见老婆不爱锻炼身体，便于夜半假装梦话曰：“别着急，我老婆身体不好，中年必定早夭，那时你便来找我。”老婆听后，从次日起发奋锻炼，不亦快哉！ 72.在韩国街头频频遇到韩国人向我问路，不亦快哉！ 73.晚上做一锅米饭，吃掉一半，半夜再吃一顿蛋炒饭，其余次日早上以沸水冲成泡饭，一饭三吃，不亦快哉！ 74.自以为认识韩国字，在闹市指一招牌读曰“烤鸭”，韩国朋友纠正说那是“旷野”，彼此大笑，不亦快哉！ 75.不理睬韩国教规，上课不系领带，自称“强项令”，不亦快哉！ 76.韩国女子，最重化妆，许多人从第一次化妆后，终生不以素面见人。闻一对初恋情侣到海边游泳，上岸后男子再也找不到女子，不亦快哉！ 77.韩国许多女子化妆前后，判若两人。据说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夜宿旅馆。新郎出去买点东西，新娘在房间沐浴。新郎返回，推门见新娘回：“对不起，我走错了。”人面不知何处去，不亦快哉！ 78.在韩国钻研“韩战”史，成为准“韩战”专家，不亦快哉！ 79.看韩国学生翻译中国白话小说，把色情描写处皆误译为风景描写，不亦快哉！ 80.韩国与中国时差一小时。等于去韩国少过一小时，回中国多过一小时，体会如此时间“顺差”，不亦快哉！ 81.在韩国各处指点中文错别字，不亦快哉！ 82.韩国商贩以为我是菲律宾人，故意刁难。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后，慌忙道歉，观其窘态，不亦快哉！ 83.韩国海关，翻箱倒包，刁难中国人。以韩语告知我乃梨花女大教授，立刻笑容可掬，乃昂然而过，不亦快哉！ 84.韩国男人多不负责为家庭购物。白日逛巨型商场，只有我一个男人，引起全场奇怪注目，不亦快哉！ 85.到商场欲买饼干，恰遇一韩国少妇购物，拉我做模特，为其丈夫试衣，事后送我一袋饼干，不亦快哉！ 86.入豪华酒楼，侍者递上菜单。乃傲然问曰：“你们这儿有二尺长的大龙虾吗？”侍者答曰：“没有”。于是鼻息长出，做恨铁不成钢科，缓缓曰：“哼，连二尺长的大龙虾都没有，那算了，就来一盘土豆丝吧。”侍者满面困惑而去，不亦快哉！ 87.韩国饮食清汤寡水，加之出门多走山路，等于身处减肥天国，不满百日即掉肉10斤，自觉身轻如狼，不亦快哉！ 88.身居女子大学，满目梨花，数十日后便对性别感觉迟钝，不用修行而自然达到“无色”境界，不亦快哉！ 89.远离老婆，想啥时吃饭便啥时吃，想啥时睡觉便啥时睡，不亦快哉！ 90.在电视上看韩国艺人演唱唐诗宋词，不亦快哉！ 91.参加韩国旅游团，团中只我一个“老外”，借语言不通而不买导游一路推荐之各种商品，不亦快哉！ 92.独立海边高崖，四野无人，波涛茫茫，忽然悲从中来，乃嚎啕大哭一场，不亦快哉！ 93.学生要求提前下课，以捶背一百下为贿赂，不亦快哉！ 94.韩国图书馆宽敞明净而读者寥寥无几，尤其大片中文书籍任我一人享用，乃独霸大厅狂嚼痛饮，仿佛老虎闯人羊羔幼儿园，不亦快哉！ 95.看韩国华侨小学国文教材，见课文中每每有“先总统蒋公教导我们说”，不亦快哉！ 96.在韩国参观世界最大基督教堂，见那著名牧师布道后，命数千教徒站起，为众人发功治病，令我哭笑不得，不亦快哉！ 97.在公园观看韩国象棋，发现他们的象不是走“田”而是走“用”，不亦快哉！ 98.与韩国人一起大骂中国之沙尘暴，不亦快哉！ 99.看我儿阿蛮与众多驻韩美军合影，不亦快哉！ 100.穿越整个西海，坐船回国，浪漫潇洒一昼夜，不亦快哉！ 第二辑 金庸文章万古传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黄药师这样的魏晋名士风度的“邪侠”，有洪七公这样的疾恶如仇、刚健豪迈的正侠，有石破天这样的无名无我，蕴涵着怫家机理的最本色的侠，有萧峰这样的经历了人生种种惨痛屈辱绝望，但仍然直面现实热爱生活，最终为民族和平慷慨捐躯的包含了最丰富的文化含义的“超侠”，还有韦小宝这样的贪生怕死我，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 金庸小说万古传 金庸小说，热。 50年代一出世，就热。 60、70年代，热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东南亚人民风雷激。 80年代，又随改革开放的春风，热遍九州十八省，其畅销和传播的速度，真可谓：“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90年代，不但热浪未减，而且在华人世界中愈来愈牢固地树立了其当代文学经典的形象。直到世纪末的1999年，先是全国十几家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尽管这部片子改编得如同其他港台片一样粗俗低劣，但依靠原著的精彩故事，仍然获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随后金庸本人又被浙江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从时间上看，金庸小说已经热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且势头不衰，下一世纪仍是妇孺皆知的优秀经典无疑。从空间上看，有华人之处，便有金庸小说，其跨越地域之广，不但超过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甚至超过了大英帝国的心肝宝贝莎士比亚和《国际歌》。从读者的层次来看，有邓小平、江泽民、蒋经国这样的政治家，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王选这样的科学家，有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和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严家炎这样的学术权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刘再复、钱理群、陈墨等批评家，有刚刚能阅读长篇小说的小学生，有看门的老头，开电梯的小姐，公司的“白领”，黑社会的兄弟……工农兵学商，党政民青妇，没有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没有金庸的读者。金庸小说不是畅销于一时一地，而是长销于各时各地。金庸小说的印数是以“亿”作为计量单位的。从文化商品的角度看，不但金庸本人成为稿酬最丰厚的华人作家，无数金庸小说的出版者、盗版者、改编者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可以说，金庸小说已成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这个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用严家炎先生的话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广受喜爱，长盛不衰？我们可以从它作为“武侠小说”这一基本类型的特征出发，进行由浅人深的解析。 “武侠小说”从字面上看，包含“武”、“侠”、“小说”几个要素。金庸小说在这几个要素上，都达到了一流乃至超一流的境界。 首先说“武”。武侠小说的核心虽并不在“武”，但它不可缺“武”。武功描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小说的欣赏效果。在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武功的描写比较简略，多为粗线条的写意式。《水浒传》中具体写出了人物的兵刃和一些招数，但武松练的是什么功，林冲使的是哪路枪，李逵的内力有多大，鲁智深为什么能倒拔垂杨柳，都没有说明。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们对于短兵相接的厮杀，司空见惯，作者和读者都不去深究武功的内部世界。而且那时的“武功”一词，也不是指“武打的功夫”，而是指在军事方面的业绩。可是到了热兵器战争时代，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突然得到了高度重视，“武功”一词开始包括各种近身搏斗的技能，对它的描写日趋细致和系统。从20世纪20年代的武侠小说“前五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文公直——开始，武功分为内功和外功，武术与气功、杂技、人体特异功能日益结合，显露出脱离现实武术，自成一套“纸上武学”的倾向。从时代思潮上看，这是受五四科学精神和“整理国故”文化气氛的影响。到了40年代的武侠小说“后五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这套“纸上武学”已然颇具规模，他们发明了各种内功外功，拳法掌法，兵刃暗器，毒药轻功。在这个基础上，50年代之后的新派武侠小说青出于蓝，把“纸上武功”园林建设得益发五光十色。其中金庸笔下的武功，既精彩奇异，又追求客观可信，合乎武术原理和人体生理极限的要求。金庸的武功描写，写得奇，写得美，写得绝。每一段武功描写，都力求合乎情节需要，合乎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调料，也不是小说惟一的精华，而是与小说的情节一起，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在阅读效果上，金庸的武功做到了充分的视觉化，影视化，舞蹈化。在美学境界上，金庸的武功达到了“进乎技矣”，直趋于道的地步。他的武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人生多种实践活动的绝好像征。 其次说“侠”。梁羽生认为“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武侠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什么是侠？学者们有千百种定义，梁羽生认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我们说得简单一点，侠就是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行为。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舍生取义，这都是侠的精神。在中国，就是雷锋精神。在西方，就是基督精神。侠的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金庸的小说就卓越地展示出了这些丰富的侠义层次。在金庸的小说中，有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黄药师这样的魏晋名士风度的“邪侠”，有洪七公这样的疾恶如仇、刚健豪迈的正侠，有石破天这样的无名无我、蕴涵着佛家机理的最本色的侠，有萧峰这样的经历了人生种种惨痛屈辱绝望，但仍然直面现实热爱生活，最终为民族和平慷慨捐躯的包含了最丰富的文化含义的“超侠”，有岳不群这样的道貌岸然、阴险毒辣的“伪侠”，还有韦小宝这样的贪生怕死，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金庸几乎写尽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变体，各种可能性，实际也就是写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幻性，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或是周围的他人。金庸并没有停留于侠的各个侧面的展示，在看透了人生百态之后，金庸小说仍然给人以昂扬向上的鼓舞和激励，给人以正义的尊严感。这种“看透之后仍然战斗”的精神与孔子和鲁迅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再次，作为“小说”，金庸的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品位。金庸的15部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决不自我雷同，每部都别开生面。在结构上，有《越女剑》之精巧玲珑，有《天龙八部》之宏伟绝伦。《越女剑》短短2万字，包含了历史、言情、政治、剑仙，包含了国家与个人、复仇与屈辱、真情与美貌等多重主题。《天龙八部》以130余万字的规模，写到了大宋、大辽、西夏、女真、大理、吐蕃，还有慕容父子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共7个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对立，可以说是一部“七国演义”。小说不但写出了民族隔膜民族仇视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还写出了一个“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充满存在主义意义的荒谬的现世图景。它的主题可以说是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和中国的“罪与罚”。 在人物描写上，金庸娴熟地运用人类已有的文学技巧，写出了形形色色的性格、心理、人性。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画廊。读者随口就能够数出几十个栩栩如生的金庸人物，在这方面，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人可与比肩。他的许多人物，已经成为某类品性的代名词，如韦小宝、岳不群、小龙女、梅超风……在情节上，金庸的小说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又张弛有致，风光旖旎。金庸可称是“悬念大师”，他把侦探小说讲究布局，重视信息控制的特长发挥到出神人化的境地。他的悬念经常不是一个，而是一团，小说的发展如万花筒一般变幻莫测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往往拍案叫绝。读金庸的小说恨不能一口气读完，另一方面又恐怕读完，希望书无限地厚下去，这充分表明了金庸小说巨大的艺术魅力。在语言上，金庸达到了“语到极致是平常”的佛家境地，既朴素，又典雅，既标准，又有个性。既可以朗读，又可以默诵。金庸的文字，是完全应该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的。 除了“武”、“侠”、“小说”几个要素，金庸在写情——包括男女之情，结义之情，手足之情，亲子之情，师门之情——的方面，也是绝对一流的。他写情的力度、深度、广度，可以说胜过了专门的言情小说，许多读者甚至认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说的精髓。此外，金庸写历史、写政治、写景物、写风俗，均出手不凡，着笔成春。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谴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金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十年磨一剑”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得益于他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现代精神，得益于他能够博采世界上各种文学的精华。诸种优势条件具备于一人之身，无疑是一种“机缘”，这样的“机缘”往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金庸小说当然也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瑕疵之点，有平庸之处，但我们应该摆脱只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习，根据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预言，金庸的小说，必将长存在人类的文学史上。 语到极致是平常《金庸侠语》序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广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 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语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布） 新派武侠五十年 锦瑟无端五十弦，新派武侠五十年。 可不是，如果从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叶洪生语）的朱贞木1949年发表其代表作《七杀碑》算起，新派武侠小说已经整整五十大寿了。 不过，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朱贞木看做旧派武侠小说的殿军，而把1954年太极派在澳门打败白鹤派之后，香港《新晚报》及时推出的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看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滥觞。梁羽生舞剑鸣鸾三十载，共创作武侠小说35种160余册2000余万言，至1984年宣布“闭门封刀”，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被公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天辟地的挂印先锋。梁羽生的小说，堂堂正正，隽雅风流。他笔下的大侠，具有爱憎分明的人性立场，艰苦奋斗的侠义作风，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干，大公无私的高尚爱情。岳明珂、杨云聪、凌未风、飞红巾、张丹枫、云蕾、南霁云……已经成了正义、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梁羽生这个名字，就是正宗武侠精神的代名词，新派武侠小说里倘若没有梁羽生，就宛如《三国演义》里没有关羽，《水浒传》里没有武松。说得实际点，倘若没有开山立寨的梁羽生，那么恐怕也不会有随后就应运而生的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金庸。 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彔》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15部36册，种类虽然并不甚多，但却部部精彩，字字珠玑，总印数达4000万套以上，加上盗版，已不止1亿。活着时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惟有咱们当代中国的金庸一个。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无体不备。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文学会长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高度称赞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金庸的创作，是20世纪后50年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超越武侠、超越雅俗、把为人生和为娱乐高度统一起来的卓越成就，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继续产生强烈的影响。 继梁金双雄崛起香江，横扫东南亚之后，台湾在60年代也掀起了武侠热潮，柳残阳、司马翎、东方玉、卧龙生、诸葛青云、独孤红、云中岳、上官鼎、陈青云、曹若冰……群星灿烂，剑气弥空。当中捧出一轮充满金刚煞气的明月——武林怪杰古龙。古龙是个酒色之徒，在艺术上也不拘常规，独辟蹊径。他追求人物的超常怪异，精神的绝对自由，气氛的诡谲骇人，语言的简练机智。古龙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放性和现代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i960年一直写到1985年，读者遍天下，家无隔夜粮，活活累死在写作的辛劳中，可说是为武侠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古龙的60多种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但他仍以自己的独门刀法称霸宝岛，与梁羽生、金庸分庭抗礼，有的古龙迷甚至把古龙的成就排在梁金二人之上。 此外，萧逸、温瑞安的创作也能自成一家。近来，香港又崛起一位风格奇幻的黄易，在少年朋友中颇得青睐。中国武侠小说的前景正风云变幻，未有穷期。 50年弹指一挥间，新派武侠小说为两岸三地及五大洲的炎黄子孙贡献了丰厚无比的精神食粮，从邓小平、华罗庚这样的伟人名流到普通的民众，都从武侠小说中获取了有益的滋养9在欢庆新中国五十大寿的日子里，别忘了还有一支山五岳的好汉们组成的仪仗队，正用他们五花八门的兵刃，弹奏出一曲慷慨悲壮的《英雄交响乐》。 金庸小说情海拾贝 金庸小说，不仅是一流的武侠小说，也是一流的爱情小说。金庸写爱情之深、之广、之奇，均可与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轩轾。本人撮取金庸小说中若干与情有关之语，谬加评析，期与广大金迷同赏也。 一、和尚想不通 这位少年夫人千娇百媚，如花如玉，却嫁了胡一刀这么个又粗鲁又丑陋的汉子，这本已奇了，居然还死心塌地的敬他爱他，那更是教人说什么也想不通。——《雪山飞狐》第四章 评析： 这是《雪山飞狐》中一个名叫宝树的恶僧转述当年胡一刀和苗人凤比武之情时所发表的见解。依照这位高僧之见，凡娇媚美貌的少女，便不该嫁粗鲁丑陋之汉，而应该嫁与细巧俊美之奶油小生才是。即便迫不得已嫁给粗鲁丑陋之汉了，也不该敬他爱他，而应骂他恨他，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给他戴顶小绿帽之类，否则便是岂有此理，“教人说什么也想不通”。然而客观事实却常常不以和尚的意志为转移。爱情的密码在于“和而不同”，急脾气可能就爱慢性子，鬼精灵可能就爱马大哈，关键要看二人是否和谐。只要和谐，爱情的奏鸣曲便婉转悦耳。不和谐，即便两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终觉无趣。即以相貌而言，宝树和尚大概以为“粗鲁丑陋”属于不美，然而在胡一刀夫人看来却未必。在她的心中，丈夫豪迈英武，顶天立地。脸黑髯浓，更添威猛；不修边幅，淳朴洒脱。更何况她所敬所爱的是胡一刀英雄盖世的高尚心灵。胡一刀的武功是真正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讲信义，重然诺，敬佩英杰，同情贫苦，更爱妻怜子，刚中有柔。胡夫人实乃天下最幸福夫人之属，所以后来才甘愿自杀殉情，刚烈英爽，令苗人凤终生敬仰。胡氏夫妇的爱情实在是和谐完美，珍贵难得。一对英雄儿女相亲相爱，何奇之有？ 可惜世间如胡夫人这般见识的，不免太少。而宝树和尚的知音，却车载斗量。 二、嫌隙与惟一 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倘若你我之间也生了什么嫌隙，那做人还有什么意味？——《笑傲江湖》第三十五章 评析： 这是令狐冲对爱侣任盈盈所讲的肺腑之言。 令狐冲终生都默默地爱着小师妹岳灵珊。然而岳灵珊却只把他视作风趣而又体贴的大哥哥，更因辟邪剑谱的风波对他产生了猜疑。这给令狐冲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他悲愤，他佯狂，他自毁，他自伤，而这些，只有一个人最理解，那就是任盈盈。盈盈与令狐冲是相知之爱，患难之爱，生死之爱。盈盈给了令狐冲爱的幸福和生的力量，所以令狐冲说“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这惟一的一个人曾经是岳灵珊，但无情的“嫌隙”毁灭了心中的沙塔。所以，令狐冲无比珍视他与任盈盈的爱情，倘若最亲爱的知音也不能理解自己，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令狐冲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他想去救援小师妹岳灵珊夫妇，但在盈盈面前不好开口。而盈盈却道：“你心中另有顾虑，生怕令我不快，是不是？”二人不但心意互通，而且均能为对方着想，其爱之深可见。 世上口口声声说“你是我的惟一”之人实在不少。但这些人能否自问一句：你和你的惟一相知到什么程度？你们从来不曾产生过嫌隙吗？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把“嫌隙”埋在心里，把“惟一”堆在脸上。也许绝对没有嫌隙的惟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吧，那我们做人难道就真的没有意味了吗？ 三、等候的奇迹 情网既陷，柔丝愈缠愈紧，她在无量山高峰上苦候七七夜，于那望穿秋水之际，巳然情根深种，再也无法自拔了。——《天龙八部》第七章 评析： 等候能够产生奇迹。 等候的对象也许最终并未出现，但等候本身却足以使等候的主体超越到一个神奇的境界。 原文中的“她”是段誉的情人之一木婉清。她母亲因为恨透了男人，便令女儿终日戴上面罩，并发下毒誓：若有第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杀他，便是嫁他。木婉清巧遇段誉这个不会武功却一腔侠气的书呆子，在被仇敌追杀途中患难与共。木婉清在重伤之际行将遭受侮辱时，毅然让段誉看了自己的真面，并苦苦等候段誉前来救援。二人情投意合，本是一对佳偶，不料天降厄运，他们被告知，二人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木婉清“胸口就如被人打了一拳相似”。她想忘掉段誉，“以后当他是哥哥，也就是了”，然而情之为物，岂是说忘便能忘的。在那度日如年的七日七夜当中，这个刚强而又深情的姑娘把全部的生命都遥寄在那第一个用目光映照她面容的青年身上。造化的恶作剧，实在是毁了她的全部灵魂。也许是造化终有情，也许是金庸终不忍。最后段誉得知，他与木婉清并无血缘关系。真诚的等候，有时的确能够感动上帝！爱，有时就意味着：等候。 四、只有小宝不伤心 他在妓院之中长大，见惯了众妓女迎新送旧，也不以为一个女子心有别恋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什么从一而终，坚贞不二，他听也没听见过。——《鹿鼎记》第二十八回 评析： 此话说的乃是韦小宝。 在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的主人公里，似乎要数韦小宝最为吉星高照，那真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所欢喜的女人都被他一一弄到了手，一举娶了七个老婆，真是“艳福永享”。于是有的读者欣羡无比，有的读者则批评金庸“大男子主义”，宣扬一夫多妻制。 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世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用“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只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便他喜欢的女人不爱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折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也许，是因为金庸所写的伤心之人，已经太多了。 伤心太多的文化，也会变成麻木的文化。 五、一聚无生死 我二人就这样一起死了，那也好得很。我二人在临死之前，终于是聚在一起了。一一《越女剑》 评析： 这是《越女剑》中范蠡的心理活动。 范蠡为了辅佐越王句践报仇复国，派自己的心上人西施去迷惑吴王夫差，又请剑术通神的牧羊女阿青为越国武士示范。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范蠡与西施重逢于馆娃宫，千般思念，万种柔情，犹恐相逢是梦中。然而恰在此际，一直暗暗喜欢范蠡的阿青赶来，要杀掉西施。阿青的剑术万甲难敌，何况阿青于越国有大功，不能加害。一生智勇潇洒的范蠡无计可施，决定坐以待毙，于心上人一同赴死。 相爱的人能够长相厮守，当然是人生快事。但人生无常，命运多舛，长别离，难厮守，也是司空见惯，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是不懂得爱情真谛者所很难理解的。长久的分离，无尽的等候，使那重逢的一刻多么珍贵。两个相爱的生命相聚了，这便是爱情的胜利。“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平平常常的厮守一百年，未必胜于这令人荡气回肠的短暂的劫后相聚。相聚一刻也好，一百年也好，都将相聚的事实长存于宇宙天地之间，剩下的只是相聚的质量如何了。两心相知，两心相悦，两心相依，只要一念甫通，便是最好的相聚，“便胜却人间无数”。此后是携手泛舟五湖，还是并肩共人天堂，只有生存方式之别，并无爱情深浅之异了。 范蠡明澈于此中的道理，所以决定于心上人同死时，心头“感到一阵温暖”。那是爱情的暖流。 阿青惊诧于西施之美，惭愧而去。范蠡西施没有死，但他们从此隐退，“再也不回来了”。 他们去哪儿了？ 六、恶人的爱情 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射雕英雄传》第十回 评析： 这是“黑风双煞”夫妇中丈夫陈玄风对妻子梅超风说的一句普普通通却含义丰富的话。《射雕英雄传》中不仅有郭靖与黄蓉那种“正格”的爱情，单说梅超风的一生，也足以令人出神叹息。 梅超风与陈玄风同在桃花岛主黄药师门下学武。二人因相爱而偷偷结了夫妻。由于黄药师性情古怪而喜怒无常，二人害怕责罚而离岛逃走。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爱的旅途。 他们盗了半部“九阴真经”，久练不成，再返桃花岛，发现自己连师父一成的本事也没学到。梅超风说：“你懊悔了吗？若是跟着师父，总有一天能学到他的本事。”陈玄风便说了：“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 “黑风双煞”夫妇在江湖上滥杀了一些无辜，做了一些坏事。但是在爱情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精神还是十分可敬的。为了保全爱情，他们宁可丧失学到最高武功的最好条件，顽强地自修自练。虽然误人歧途，但他们无怨无悔，还是练出了威镇江湖的“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他们口头上互称“贼汉子”、“贼婆娘”，内心里却非常互相敬爱。陈玄风始终不让梅超风看那部《九阴真经》，为的是怕她练坏身体。 陈玄风被杀之后，梅超风本欲自杀相随，但为了复仇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她把刺在丈夫胸口的经文剥下来硝制好，日夜贴身带着，这样就如同日夜与心爱的丈夫在一起。她眼睛已经瞎了，性情也越来越阴冷，世人都把她看做恶人、坏人。但她刚强地活着，骄傲地活着。因为她心中永远记着那个春天的晚上，桃花正开得红艳艳的，在桃树底下，那个粗眉大眼的二师兄，忽然紧紧抱住了她……她从不懊悔。 恶人的爱情，也许比善人的爱情更加凄婉动人。 七、永远就在眼前 只盼这辆大车如此不停行走，坐拥玉人，走到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天下的道路永远行走不完，就算走完了，老路再走几遍又何妨？——《鹿鼎记》 评析： 这是韦小宝与方怡别后重逢，同坐在一辆大车里的心理活动。 这也是千千万万初识情滋味的少年男女的共同心思。 此时的韦小宝，年幼顽皮，对男女之事似懂非懂。他当日对方怡姑娘一口一个“老婆”，玩笑占了六成，轻薄占便宜占了三成，只有一成才有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意。而方怡却因韦小宝冒奇险救出了她的心上人而决心履行誓言：终生跟随、服侍韦小宝。后来又发现韦小宝并非真是太监，果然是人人敬仰的“少年英雄”，不禁芳心向往，情根深种。此次相逢，她待韦小宝轻颦款笑，柔情万种。韦小宝情窦乍开，人间万事都抛诸脑后，真恨不能与这娇美无限的玉人永远厮守在这小小的空间，永远永远。 在金庸作品的主人公中，韦小宝是个最不懂得爱情的市井无赖之徒。然而就是这个市井无赖大王，竟然也有这样的时候。这一方面表现出金庸刻画人物的丰富与细腻，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情”字的力量。情，居然能够让韦小宝这样满脑子坏水一肚子算计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产生如此浪漫诗意的遐想，尽管这还算不上什么深情、真情，不过是打情骂俏，亲亲抱抱而巳。但越是如此，便越显出情之化物，无往不在。我们每个人，曾有过多少那样的时刻，希望那时光永远延续下去。有那一份情陪伴，再远的路也是近，再长的夜也是短，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别无他求。 然而生活常常给我们以巨大的反讽。最甜美的沉溺很快会变成最尴尬的苦涩。韦小宝眼中视若天仙的方怡原来此行负有秘密使命，魂断温柔乡的韦小宝很快被她骗上了一个魔岛，生死未卜。 八、无赖者事竟成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锅，千刀万剐，满门抄斩，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男盗女娼，绝子绝孙，天打雷劈，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大疔疮，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鹿鼎记》第二十三回 评析： 韦小宝这人千不好万不好，但有一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对美好事物顽强的进取心。上面那段话，是韦小宝在阿珂面前发下的毒誓。这毒誓看上去似乎有几分胡闹的味道，但韦小宝确实是对阿珂绞尽脑汁，穷追不舍。 韦小宝对阿珂的迷恋，很像《天龙八部》中段誉对王语嫣的不能自拔。区别在于，段誉对王语嫣是爱其神韵，而韦小宝对阿珂主要是贪其姿色。韦小宝对于美色具有天生的敏感和倾心，这与他出身妓院是有关的。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阿珂被写成是陈圆圆与李自成所生之女，美貌绝伦，动人心魄。她心中所爱慕的是台湾郑王府的英俊潇洒的三公子，哪里会看上韦小宝这个猥琐无赖的“三寸树皮丁”。 按常规说，韦小宝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 但是，韦小宝偏偏具有鲁迅所说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坦白地表明自己的心迹，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目的。虽然经常是不择手段，令人不耻亦鄙，但事实却是，他成功了。这不禁令我们深思：为什么那些正人君子、英雄才子，往往在爱情上、在事业上不能成功？为什么韦小宝一举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为什么那么些流氓无赖一统天下，称孤道寡？金庸这支笔，未必是真的在赞扬韦小宝，而是在探讨一种“正人君子”所缺乏的东西。《书剑恩仇录》中的第一英雄陈家洛失去了霍青桐，又失去了喀丝丽。该爱的不敢爱，能争取的不争取。难道我们民族的那点锐气，那点朝气，那点血气，已经仅仅存在在于市井之间了吗？ 礼失而求诸野。让我们从韦小宝的毒誓中获得一些启迪。做人，有一些决断；活着，有一些担待！ 九、幸亏小宝没思想 他明知阿珂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早已胸无大志，只盼这样搂着她坐一辈子，也巳心满意足，更无他求了。——《鹿鼎记》第二十八回 评析： 《鹿鼎记》看上去是一部喜剧，主人公韦小宝更是个喜剧人物。他无忧无虑，不学“有”术，吉星高照，仙福永享。金钱、美女、爵位、权势，应有尽有，他还有什么不幸福的呢？ 有。那就是，韦小宝没有爱情。 韦小宝一共“弄”到了七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相爱”的结果。他不懂得世上有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存在于男女之间，在妓院长大的他自以为对于女人的知识已然全部掌握，只要想方设法，让女人“属于”自己，便完事大吉。当然，人都是有“心”的，能让女人心甘情愿地跟随自己，那是最好不过，如果不能，那也无所谓。 所以，韦小宝实际上具有非常孤独的一面。他必须不断地生存于“热闹”之中。在赌博里，在胡闹里，他忘了自己的种种屈辱、不幸。他很少有时间想一想自我。如果按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标准，韦小宝这个人是“不在”的。表面上，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实情却是，没有人理解他。小玄子可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了，但小玄子成了康熙皇帝之后，韦小宝自己也知道该如何注意身份。阿珂是他最丢魂儿的姑娘，但他不敢对阿珂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世。他的处世之道便是敷衍，敷衍四面八方，从皇上到天地会，从神龙教到罗刹女王，最后是敷衍自己。 幸亏韦小宝没什么“思想”，否则，当他想到自己搂着一个“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的姑娘，这姑娘又是那么的美貌绝伦，该有多么悲凉！ 许多人都搂着其实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麻木和苦笑中自慰一颗苍凉的心。 十、生死关头见真心 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当年他……他曾真心对我好过。我不能让他为我而死。——《鹿鼎记》第三十二回 评析： 吴三桂眼看即将脑浆迸裂于李自成的铁禅杖下之时，陈圆圆扑上去奋身掩护，对李自成讲了这句话。李自成叹道：“原来……原来你心中还是向着他。”陈圆圆心想：“如果他要杀你，我也会跟你同死。” 情节，当然是小说家虚构的；情感，却是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两个男人，都真心实意地爱恋自己。一个，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一个，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大汉奸说，为了她，“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为了她，大汉奸什么都不顾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汉奸，与那“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王子，是否可有一比？大反贼则说，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逼死明朝皇帝，自己做过皇帝和得到过她，而以后者为最得意的一件。大反贼兵败后一直寻机见她，终于与她重续前缘，并生下了那美貌绝伦的阿珂……然而，大汉奸与大反贼是死对头，二人之间的血海深仇是她一个弱女子所能化解的吗？ 她只有扑上去，与爱自己的一个一同死去，而不忍心亲眼目睹一个爱人打死另一个爱人，不管他们是汉奸还是反贼。 情之为物，有时随着时光流逝，仿佛渐渐淡了。然而一到紧要关头，心底猛地一缩，才发现那情痕仍是那么深，历久弥新，似淡犹浓。 一句普普通通的“真心对我好过”，包含了多少恩爱，多少激情。 真心对你好过的人，有多少？你也用真心对他好过吗？ 十一、万能奴隶 相公待我好，是我命好；待我不好，是我……是我命苦罢了。——《鹿鼎记》第十七回 评析： 这是一个名叫双儿的丫头被作为礼物送给韦小宝时对新主人说的话。 双儿这个形象很耐人寻味。她仿佛天生就是丫头，没有自己的姓，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双儿。她性情柔顺，心灵手巧，尤其是武功高强，多次舍死忘生保护韦小宝。她保护韦小宝、侍奉韦小宝，并非是出于爱情之类，而仅仅因为韦小宝是她的主人。赤胆忠心这个词儿，用在双儿身上比用在关云长身上还要贴切。 双儿没有自己的生活，韦小宝的一切便是她的一切。韦小宝带着她，她便精心照料，心满意足。韦小宝扔下她，她便日思夜想，愁眉不展。韦小宝在少林寺出家时，她住在山下守候，韦小宝南征北战时，她混在军中听用。在韦小宝身边的七个女人中，他最着迷的也许是阿珂，但最舍不得的一定是双儿。双儿对于男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真是“奉献的甚多，索取的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怨无悔，有情有义，称得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万能奴隶。，金庸没有丑化这个形象，而是把双儿写得很可爱、很平凡、很朴实，以致某些读者十分喜爱这个形象。这就更值得我们思索，为什么双儿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很受欢迎？ 一个既不要求爱情，也不要求幸福的姑娘，美貌、忠诚、柔顺、贤慧、做饭好、武功高，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送给男人，而不论这个男人是无赖还是白痴，不论这个男人待她和善还是凶虐，这，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啊！ 满足男人的这种白日梦的女人，可悲。 做这种白日梦的男人，可耻。 十二、什么叫真好 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讨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射雕英雄传》第八回 评析： 这是黄蓉对郭靖的肺腑之言。 黄蓉是金庸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一。她聪明美丽，武功高强，父亲黄药师是一代武学宗匠。黄蓉既博学又机巧，心细如丝，爱慕她的男子不知会有多少。然而什么样的男子才能配得上她？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她的芳心呢？是郭靖。 黄蓉与郭靖初识时，郭靖一没有高强武功，二没有英俊外表，三没有文采风流，四没有百万家财。他有的，是一腔侠肝义胆，一身豪迈气概，一颗淳朴真心。当他初见黄蓉时，黄蓉离家出走，打扮成一个少年乞丐，郭靖慷慨相助，二人话缘投机，情若知己。豪情之下，郭靖将自己的汗血宝马相赠。险恶江湖，真心难觅，黄蓉知道自己遇到一个天大的好人，一个像蒙古草原般心胸广阔，可以让自己的智慧之马任意驰骋的最可依托，最可信赖之人。这个人，在她做小叫化之时都能待她那般友爱，今生今世，还有什么不能一并交与呢？ 贫贱，往往是情感的试金石。俗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知。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乃是世之常情。所以，华丽的衣衫，阔绰的气度，引来的未必是真朋友。而当你受苦受难，沦落底层的时候，有一双温暖的手向你伸来，请握住它。 事实证明，黄蓉没有错。 十三、爱情的深度 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射雕英雄传》第八回 评析： 黄蓉与郭靖，两情相悦，心灵互通。郭靖不让黄蓉去一同冒险，黄蓉便低声说了这番话。 真正的爱情，便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怜我爱，惺惺相惜，俱出于一种绝无功利目的之本心。爱是一种奉献，是把个体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由两个人组成的大“我”之中。一个人的危难，便也是两个人的危难，是整个爱情的危难。所以，真心相爱的人，不能忍受一人独活于世。《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夫人，便在丈夫丧生后自刎而死。《白马啸西风》中的上官虹，也在丈夫白马李三被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并不是封建伦理中的所谓“殉节”，而是可歌可泣的“殉情”。 黄蓉的这句话，表明了她与郭靖之间爱情的深度。此后的一生，她果然与郭靖艰危与共，甘苦并尝，直到最后在义守襄阳时双双殉国。 也许古人今人的爱情观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并不提倡相爱的人一定要同生同死，但是对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爱侣，我们理当表示由衷的敬意。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当我们遇上危难之际，可曾有人、可能有人，说出黄蓉这般的话吗？ 怪不得辛弃疾深沉地唱道：“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十四、知道与说 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射雕英雄传》第十一回 评析： 郭靖大概属于最不善言辞之辈。 可不善言辞之人，他所说的言辞，却往往直达事物的本质，一语破的，佛家所谓“见性明心”是也。 原因在于，郭靖这种“不善言辞”之人，不是用言辞在说，而是用心在说。言为心之声，言辞本是用来表达心意的，可是我们这些太善言辞的人，也许正是迷人歧途，在言辞的花园曲径中离本心越来越远了。 所以善言辞者未必能获得爱情，甚至未必懂得爱情。有多少花言巧语、甜言蜜语，都在冷面红颜之前败下阵来。而郭靖，却对黄蓉这个智商远远超过他的姑娘充满着这样的自信。师父问他与黄蓉之间是否说过“非卿不娶，非君不嫁”一类的话，郭靖却说：“用不着说。” “用不着说”，这是何等的境界。 伟大的爱情，就应当是超越语言的。海德格尔说什么“语言是世界的家屋”，被一些无知青年奉若金科玉律。看来海德格尔既不懂得语言，更不懂得世界。用语言建构的世界永远是符号的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的人，是体会不到爱情的真味的。 真正懂得爱的人，不必有什么山盟海誓，不必念上几千遍那句“三字经”。心灵如果不能相通，那么每说一个“爱”字，不都是增加一分虚伪和欺骗的罪孽吗？ 郭靖知道“用不着说”，而且知道“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他怎么会知道黄蓉的“心里”呢？黄蓉对他说过吗？ “知道”本来便不依赖于“说”。“说”得太多了，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十五、老顽童的爱情观 天下什么事都干得，头上天天给人淋几罐臭尿也不打紧，就是媳妇儿要不得。——《射雕英雄传》第十九回 评析： 这是老顽童周伯通的“爱情观”。 老顽童生性豁达开朗，一生顽皮胡闹，只在一件事上大感头疼，那便是因年轻时曾有过一次风流情史，使他大大地吃了一回苦头，造成了终生的心理“挫折”感。从那以后，他便将男女情事视若蛇蝎一般可怕，不但自己从此绝念，而且还劝他的结义兄弟郭靖千万不可娶媳妇儿，要郭靖趁着尚未拜堂成亲，“赶快溜之大吉”。 老顽童周伯通的言语滑稽古怪，经常不伦不类，但却并非是简单无用的荒唐之言。他外表天真烂漫得像小孩子一样，其实心中对世事人情还是明澈深知的。他对爱情的回避与否定，实际是一种忏悔和赎罪，是一种“名士”式的特殊表达方式。在他心中，并非真的泯灭了爱的感情。只是他能够“移情”，把悔恨的痛苦转化成其他方面的进取，从而获得了解脱。所以，他虽然不是真的道士，却比全真七子更洒脱淡泊。无贪欲，无机心，使他反而练成了精妙绝伦的旷世神功——七十二路空明拳和左右互搏之术，成为王重阳之后第二个凌驾于东斜西毒南帝北丐之上的天下第一高手。然而，他又没有心思去夺那个天下第一的称号。也许，这真的是得益于他远离女子的“爱情观”吧。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周伯通的那场风流孽债是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爱情”的，所以他逃离了当年的“情人”后，并未受到巨大无边的情感折磨。倘若他当真在爱情的碱水里泡过的话，恐怕也就练不成那么绝顶的神功了。 有爱情，有媳妇儿，当真就不能练出登峰造极的功夫吗？ 倘若真的是二者只能占一头，那么选择哪一头呢？ 十六、不怕情敌 她一来年幼，二来生性豁达，三来深信郭靖决无异志，是以胸中竟无忌妒之心，反觉有人喜爱郭靖，甚是乐意。——《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四回 评析： 这是黄蓉发觉程瑶迦爱上郭靖后萌生的心理活动。 自己心爱的人，也被别的同性爱上了，怎么办？这是爱情中一个常见问题。 倘若自己心爱之人，只有自己一个人爱他，别人都不爱，那倒是保险得很，不用担心有竞争者来把他抢走。不过，别人都不爱的人，恐怕是有些问题的。如果是别人都没有发现他的宝贵可爱之处，只有你一个人慧眼识英雄，那还罢了。但你如果没有这个把握，则还是反省一下的好，人人所弃的，莫非是你之所取吗？ 倘若自己心爱之人，也是人人所爱之人，那恐怕也有问题。一是竞争者太多，自己得手并占有下去的风险系数较大；二是人人所爱之人，其可爱之处大可怀疑。真正可爱的宝贵优点，不会是被大多数凡夫俗子普遍认识到的。人人都爱的人，很可能极快地就变成人人不爱。 真正可爱之人，必是有人爱他，有人不爱他。爱他的人中，出发点和侧重面也各不相同。这样的人才有爱的价值。有人爱自己的心上人，这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吾道不孤”，当然应该高兴。高兴的同时要想到竞争，要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心爱之人的爱，这样便战胜了妒忌。 黄蓉正是这般的心态，她坚信她的靖哥哥是任何聪明美貌的姑娘也夺不去的，所以，任她们来爱吧，“我乐意”！ 黄蓉与郭靖的爱情，是爱情的正格。 十七、近人情更怯 她千里迢迢地来寻郭靖，这时却又盼郭靖不在家中。——《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四回 评析： 这说的是宝应县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程瑶迦。当日她被郭靖所救，见郭靖年纪轻轻，不但本领过人，而且为人厚道。她一个大家闺秀，从来不出闺门，情窦初开之际，一见青年男子，竟然就此钟情，于是独身远行，来寻郭靖。 可是寻郭靖干什么？她却一无打算。她对郭靖其实并无了解，只是在一种模糊的意识驱使下去接近一个心中的影子。一旦产生那个影子的实体真的出现在眼前，她便会不知所措，面红耳赤的。所以，她又盼郭靖不在家中。她只是在这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中寻得一种惊险的刺激，并无任何实际的欲求。 金庸把这样一个女子的微妙心理，刻画得真是分毫不差！不仅爱情如此，人生其他方面也多有此情此境。人在寻求一个目标时，不辞辛苦，孜孜不倦，但当目标临近时，却反而萌生出一种不愿目标实现的心理。也许相对于“寻求”，目标的意义已经不太重要了吧？ 这也就是“近乡情更怯”的道理。 十八、初恋的学校 她先前对郭靖朝思暮想，自觉一往情深，殊不知只是少女怀春，心意无托，于是聊自遣怀，实非真正情爱，只是自己不知而巳。——《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四回 评析： 程瑶迦只是《射雕英雄传》中，一个极次要的陪衬人物。而金庸连这个次要人物的每一丝心理活动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滴水不漏，真有“大海不捐细流”的风范。 少男少女，怀春之际，往往会一厢情愿地爱上某一个“偶像”，而且一往情深。但年深月久之后，才会发现，那并不是自己的真正所爱，而不过是自己一腔爱意的寄存处而已。所以有人说，初恋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但不成功的初恋对人是很有益处的。不成功的初恋是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它既能使人保持爱情观念的纯洁、高尚，又能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到真正属于自己、又适合于自己的那一份爱。 当然，如果事先知道了这一点，而有意去尝试、去制造“不成功的初恋”，那恐怕是无益而有害了。所以，有些话只能讲给过来人听，有些话确实要声明“儿童不宜”的。 程瑶迦小姐是个胸怀爽朗之人，很快度过了这不成功的初恋关。她见到太湖庄主陆冠英后，但觉他风流俊雅，处处胜于郭靖，又想起郭靖与黄蓉的亲密神态，于是不知不觉之间，一颗芳心早已转到陆冠英身上了。再接下去，就遇到反封建大师黄老邪，被黄老邪看出她与陆冠英你有情我有意，于是当场主持二人成婚。而这过程中间，郭靖一直在隔壁秘洞中疗伤。倘若程小姐得知，不知做何感想。 一个人最终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实在是风云莫测。 十九、爱情不等于嫁娶 只要你心中永远待我好，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五回 评析： 黄蓉是天下少有的真正懂得爱情意义的好姑娘。 当她得知郭靖——自己终身相许的心上人，竟然巳经有了未婚妻，而且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女儿，是成吉思汗亲口定的亲，她的泪水涌入眼眶——再豁达的人也要伤心啊，可怜的姑娘。然而人生就是处处充满了不如意。 对人生的不如意，从小失去母亲的黄蓉是很有体会的。尽管她是黄药师的女儿，也知道自己不能事事如意，她能够区分理想与现实。 所以，她也能够区分爱情与婚姻。 懂得爱情，首先就意味着不要把爱情与其他东西混为一谈，与友谊、与婚姻、与性……当然，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十全十美，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不能统一，也算不得什么缺陷，不必强求，因为它们本就是不同的事物。 真正的爱情，应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之物。爱情是自然产生，自然存在的。爱情不是婚姻的前奏，不是为了婚姻。不是真正的爱情，结了婚也是同床异梦，结果只是证明过日子是过日子，爱情还是爱情。 结婚是容易的。但要一个人心中永远待你好，不论他独身一辈子还是离婚十八次，那就不容易了。 黄蓉小小年纪，也没什么“学历”，就明白了这番道理，真是个好姑娘。 郭靖后来娶的，还是黄蓉。 二十、纯洁的爱 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他心中只有我一个，那我心中只有他一个。——《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六回 评析： 郭靖不肯背弃诺言，答应与蒙古公主华筝结亲，但对黄蓉表示“就算把我身子烧成了飞灰，我心中仍是只有你。”黄蓉深深理解这“情”与“义”的矛盾，她勇敢地承担起这痛苦的现实，做了与郭靖对等的抉择。 也有一些人，因为不能与心爱之人结合，便独守终身，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样的人当然是可敬的。 不过，与黄蓉相比，他们没有将爱情与婚姻区分开来。婚姻是一种现实生活问题，是经济问题、法律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总之，不是心灵问题。而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是任何东西限制不了、控制不住的，它不一定要依赖婚姻的地基才能树立。所以，黄蓉决定要“嫁”别人的时候，又说心中仍然只有郭靖一个。这样的姑娘是爱神家族的佼佼者。倘若一味争夺“婚姻权”，争名分，要“说法儿”，那岂不是背离了爱的真正内涵？ 金庸所描写的郭靖、黄蓉生活的时代，正是理学兴起的南宋。在那个时代不但有黄老邪这样充满魏晋名士风度的反封建大师，更有黄蓉这样“夫妇自夫妇，情爱自情爱”的女性，实在难得。黄蓉的思想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仍然是领先的、进步的。 赞美这样的爱情观，并不是提倡人们都去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而是在这个充满了“不纯洁婚姻”的时代，让我们想想，如何保持爱情的纯洁和纯洁的爱情。 二十一、生死相依 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 评析： 郭靖背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山路上听到一个樵夫在唱“山坡羊”曲子，每一段的末句分别是“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贏，都变作土！输，都变作土！”总的意思是世事沧桑，却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种看透的味道。黄蓉便借来改唱为“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在顽皮欢快间表达出对郭靖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 恋爱中的人常常会想到生死问题，时间问题等。爱情与“终极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 想到人终有一死，对人的爱情观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及时行乐，或者看破红尘。此时的黄蓉身受极重内伤，却由生死问题的思考，加强了对爱情的信念。 “你背着我！”在轻松顽笑的口吻中形象地勾画出二人相依相恋的亲密情感。只要“你背着我”，永远这样下去，生与死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担忧？只要“你背着我”，生，是幸福的生；死，也是快活的死。只要“你背着我”，生命便战胜了永恒，走向天涯，走向无限。最后，生死已经变得无所谓，死神也在这“你背着我”的欢歌中发抖。 终于，这无比自信的爱情进行曲战胜了死神。黄蓉的伤治好了。她与郭靖在爱情的山路上也行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十二、武功无足轻重 我宁可一点武功也没有，只要你平平安安。——《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一回 评析： 郭靖憨头憨脑，笨嘴笨舌，一点也不像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可是听了这句话，心里便会明白，在他心中分量最重的，根本不是什么“降龙十八掌”，而是他的蓉儿。 人要武功干什么？是为了保卫自己和自己的爱人、亲人平安。如果不以这个“平安”为目的，那任何武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郭靖之所以无愧于一代大侠，并不是只凭武功卓绝，而是他懂得武功的意义。在武功与爱情之间，他明白武功可以不要，爱情却至关重要。把这份对爱人的关怀推衍出去，自然就形成了他“爱国爱民”的侠义观。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就是说，让人民百姓平平安安，才是武侠的本分。 与郭靖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武林高手为了练高强武功，放弃爱情，放弃家庭，放弃社会责任，直到放弃道德，放弃人性，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欧阳锋等。这些人可以做武林高手，却称不上一个“侠”字。 真正的侠，可以放弃武功，但不能放弃爱，对情人之爱，对亲人之爱，对人民之爱。 二十三、战胜日后 咱们此刻在一起多些希奇古怪的经历，日后分开了，便多有点事情回想，岂不是好？——《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评析： 爱情，经常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甚至面临着生离死别。 郭靖既已答允与华筝日后成婚，那就意味着与黄蓉终有一别。 所以，黄蓉想到这些，便竭力与郭靖一起涉江湖，履风险，反正也不能太太平平厮守一辈子。黄蓉已经想到了“日后”。 郭靖也意识到，莫瞧黄蓉整日价似乎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其实心中却不快活。 也许《飞狐外传》中的一句偈语说得对：一切恩爱会，无常难持久。 于是，相爱的人便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战胜这个“难持久”？黄蓉的选择是：提高爱情的质量。“多一些希奇古怪的经历”，爱情的浓度便加深些，爱情的色彩便斑斓些。 既然梦总是要醒的，何不把梦做得更美更奇更险？ 既然人总是要死的，何不把生命创造得更光彩更飞扬？ 这里面蕴含着深深的哲理。 然而另一面，也让人体会到人生无常给人带来的伤痛残酷。想到此刻的种种“希奇古怪”，转眼都将成为回忆，能不令人黯然神伤？ 不过，“此刻”有时的确能够战胜那“日后”。“希奇古怪的经历”越多，爱情的牢固系数就越大，日后也就不那么容易分开了。 曾经面临分开，经过英勇不屈的奋斗，最终没有分开的爱情，是最幸福的爱情。 郭靖、黄蓉，便是这样。 二十四、爱情无敌 就是普天下的人要一齐跟你为难，我也始终护着你。——《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三回 评析： 郭靖没读过多少书，粗朴憨直，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 但这样的人一旦“爱”上了，就会义无反顾，之死靡他。 当爱情遭受到巨大的压力，所有的人都来与你心爱之人为难，逼着你离开自己的爱侣，甚至要你亲手去伤害他，你怎么办？ 许多人都退让了。分手，离婚，“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毁掉一颗心，满足千万人。 这些人可以理解，生存第一嘛，对凡人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郭靖不是这样。 所以郭靖是英雄，是我们敬仰的大侠。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敢于向普天下的力量挑战？站在一个人身边，面对千夫所指，这是何等的担当，何等的豪勇！ 是爱情。爱情使人无畏，爱情使人无敌，爱情使人无我。 郭靖就是一个达到了“无我”境界的大侠。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他受西毒欧阳锋的影响，忽然自言自语我：“我是谁？”黄蓉怕他着魔，忙把话岔开，让他“快别想自己，多想想人家的事罢”。 是的。郭靖从没想到过“自我”的问题，他想的永远是对方，是别人，是天下人。所以他才无私无惧，天下无敌。 二十五、草原公主 你去找她罢，找十年，找二十年，只要我活着，我总是在这草原上等你。——《射雕英雄传》第三十六回 评析： 黄蓉被欧阳锋擒去，郭靖寻她大半年不见。他虽答允与华筝成亲，但仍坚持要先去找到黄蓉。华筝被他的诚挚所感动，便讲了这句充满草原儿女气概的豪言。 华筝与郭靖青梅竹马。虽然郭靖待她只有兄妹之情，但她早已深深爱上了郭靖，更何况这门亲事是父王成吉思汗亲口定下，郭靖已经是万里草原人人尽知的“金刀驸马”。她把郭靖视为仅次于父王的天下英雄，一腔柔情尽数付与。而突然间横空冒出个黄蓉，虽还没夺走郭靖的人，却已经夺去了郭靖的心。作为一个高贵的公主，一个出色的草原姑娘，华筝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去强迫郭靖，她给与爱人充分的心灵自由空间。爱情既巳表达，爱情既已存在，何复他求？ 黄蓉说过，郭靖和华筝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而她自己“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燕儿罢啦”。不过，郭靖这只大雕，爱的偏偏是那燕儿。他与黄蓉，一个是骏马秋风塞北，一个是杏花春雨江南，大智若愚的淳朴与小巧精细的机敏，珠联璧合，天造地设。 而华筝，也不愧是大漠上空的一只白雕。她把伤痛埋在心底，只要她心爱的郭靖能够幸福，她自己甘愿牺牲十年、二十年……她不是不曾努力把郭靖留在自己身边，并因此累得郭靖之母自刎。但郭靖这只大雕终究是要飞去的。后来，华筝冒死给郭靖传递了蒙古大军将南袭襄阳的军情，自己西赴绝域以依长兄，终身不履故土。这里面有多少对郭靖的爱，有多少自伤自怜的情！ 华筝，是坚强的，是可爱的。 二十六、一条臂膀的代价 两个都欢喜，便是一个都不欢喜。——《神雕侠侣》第二十三回 评析： 武氏兄弟——武敦儒，武修文，同时爱上了郭靖和黄蓉的女儿郭芙，为此兄弟反目，拔剑相斗，气得父亲武三通老泪纵横。杨过心中不忍，便设计劝解。他口口声声说郭芙是自己未过门的妻子，以绝二武之念，使兄弟二人和好。但二武都以为郭芙对自己有意，杨过便讲了番道理说：“两位武家哥哥缠得她好紧，她无可推脱，只好说两个都欢喜。哈哈，世上哪有一个好女子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我那芙妹端庄贞淑，更加绝无此理。我跟你们实说了罢，两个都欢喜，便是一个都不欢喜。” 这一番话是颇具爆破力的，从“爱情理论”上打动了武家兄弟。然而一个好女子到底会不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是很难下一个绝对的结论的。 小说家徐说：“女人的爱专一而不长久，男人的爱长久而不专一。”看来他是赞同杨过的观点的。的确，在同一时期爱上两个异性，并不多见。这样的人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甲也舍不得，乙也蛮可爱。但一般这种状态不会很久地持续下去的。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总会选择其中那个“更可爱”的。否则，就是两个都不爱。 爱情之爱与一般的爱物之爱不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兼爱鱼与熊掌。而爱情之爱则是一种生命力的贯注。这种贯注分到两处，便巳经不是真爱了。 问问郭芙自己，她也说不清楚，她也真以为自己在二武之间难于取舍。 后来，经历了一系列人生风雨，郭芙才明白，原来自己喜欢的并非武氏兄弟，而偏偏是那个最让她恼恨的被她削去一条臂膀的杨过！ 杨过的话说对了。 杨过失去了一条臂膀。 二十七、两人如一人 我心中爱他，他心中爱我，两心相通，方能克敌制胜：。——《神雕侠侣》第二十五回 评析： 杨过和小龙女练有一套“玉女素心剑法”，这套剑法必须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共同使用，双剑合璧，微妙无方，两人心灵合一，如同变成一个四腿四臂的武学高手，威不可挡。杨过和小龙女凭这套剑法，联手击败过许多武功高手。但若是两人心中所想各自不同，灵犀不能相通，剑法的威力便施展不出。 金庸笔下的这套“玉女素心剑法”，颇具象征意义。古语云：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个相爱的人同心合力，所产生的智慧和力量绝不止是两人各自的简单代数和，而是像原子核撞击后产生核裂变那样，放射出巨大无比的威力。用系统论的理论来讲，爱，使两个子系统耦合为一个崭新的大系统，小我变成了大我，自然能够克敌制胜。 两个人是这样，更大一点的人群组合也同此理，所以有“团结就是力量”之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当然，这个“团结”要发自本心，发自彼此本能的仁爱和亲情，而不是强行统一的乌合之众，才能真正“如一人”。 可惜两心相通是并不容易的，所以“玉女素心剑法”大概早就失传了。 二十八、爱情发生学 其实这对少年男女早在他们自己知道之前，已在互相深深地爱恋了。 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才知道，决不能没有了对方而再活着，对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过百倍千倍。 每一对互相爱恋的男女都会这样想。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这样的两个男女碰在一起，互相爱上了，他们才会真正地爱惜对方，远胜于爱惜自己。——《神雕侠侣》第二十六回 评析： 金庸很少在小说中发表议论。 只有在不得不发时，他才恰到好处地说上几句，如同画龙点睛。 然而写到小龙女重伤之下蓦然见到杨过，二人在众多敌人环视之下缠绵互怜、旁若无人时，金庸写下了很少见的这么长的一段议论。 金庸被杨过和小龙女深深地感动了，而且，他一定联想到许多人的爱情，联想到他自己的爱情。 爱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吗？ 显然不是。 当你发现自己在恋爱时，爱情已经是一棵茁壮的小树，你很难想起是哪一天播的种，哪一天发的芽了。 对于“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一见”，便是爱情的开始。不过大多数爱情不是“一见”就产生的，尤其不会一见之下，就视对方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重要过百倍千倍。 金庸强调“真正深情之人”，“至性至情之人”。我们相信金庸是这样的人，我们也相信世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未必能“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了，又未必能互相发现，互相发现了，又未必能“互相爱上”。 爱情就是这样的珍贵。 今天，有许多“爱情教科书”，教人们怎样表现温柔，获取芳心，教人们怎样表爱，怎样求爱，怎样终于做爱。但越是学习这些，恐怕离爱情就越远了。“为学曰进，为道曰损”。 要知道你们的那份情是不是爱情，可以自忖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爱惜对方，远胜于爱惜自己？ 或许，这考问太严酷了。 二十九、止痛剂 她忽然一点也不感到自身的剧痛，因为心中给怜爱充满了，再也不会知道自已的痛楚。——《神離侠侣》第二十六回 评析： 现代医学证明，心理因素能够影响生理感觉以至生理活动。 小龙女背心受掌，胸口中轮，在九大高手合击下被打得“五脏六腑都要翻腾出来”，痛彻骨髓，命在垂危。然而，当她发觉抱着自己的杨过失去了右臂，一只衣袖空空荡荡时，她忘了自己，她的全部灵魂都转移到杨过身上了。她轻轻说道：“可怜的过儿，断了很久吗？这时还痛吗？”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时还痛吗”。 这时，她的生理感觉，的确不痛，“因为心中给怜爱充满”，再也装不下别的感觉了。 怜爱他人，自己的苦痛也会减少。 所以，具有爱心之人是快乐的，佛是快乐的。 所以，让世界充满爱之时，全世界的苦痛都变成了欢乐。 爱就是忘我，就是关注他人，就是欢乐，也所以欢乐。 而痛苦就是不忘我，就是专注自己。 最好的止痛剂，是爱。 三十、爱到极处是超人 爱到极处，不但粪土王侯，天下的富贵荣华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生死大事也视作等闲。——《神雕侠侣》第二十六回 评析： 金庸的《神雕侠侣》，是古今中外最辉煌伟大、最悲婉凄怆的爱情圣经。杨过与小龙女催人泪下的爱情，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上上精品。金庸在这部大作里，把爱情之美、爱情之壮、爱情之甜蜜、爱情之悲苦，都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爱的面前，万事万物都要减彩褪色，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爱情高”，“若为爱情故，万物皆可抛”。 古往今来，有不少王侯将相被人羡慕。但王侯将相不等于幸福。王侯将相可以买到成群的美女，但却买不到真正的爱情。爱情是不论职称、不分爵位、不标售价的，它高居于任何现世利益之上。就好比成了仙之后，心里哪里还有什么王侯将相和荣华富贵的地位呢？ 爱情，就是一种成仙。 当然，那要爱到极处，并非日常的两性相吸就可冠之以爱情的。 既然爱到一种成仙的感觉，在“等贵贱”的同时，自然也能够“齐生死”。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爱吗？既已有了爱，得鱼忘筌可也。正如黄蓉所唱的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曾经爱到极处的人，便是超人。 三十一、要爱不要死 比之那铭心刻骨之爱，死又算得甚么？——《神雕侠侣》第二十六回 评析： 爱与死，是文学艺术的两大永恒主题。 爱，使人欢乐，使人幸福，使人勇敢，使人智慧。 死，令人恐怖，令人悲伤，令人忧虑，令人颓丧。人都愿要爱，不要死。 但倘若命运之神强迫你：要爱就必须搭配着死，怎么办呢？一般人多数不喜欢这样的拷问，他们会绕开问号说：“有那么玄吗？干吗要爱就得死呢？我又要爱，又不死。” 是的，爱，不一定要死。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观念，是把爱看得高于生命或者相反。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已经越来越仅仅体现为文字上的美丽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大多数时代的主旋律。 许多人不知道，求生畏死，只是一个人最低级的生命需要。在这个需要之上，还有许多越来越高的境界。铭心刻骨之爱，便是最高境界之一。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哪里还会把郊外的一座土丘放在心上呢？ 有了刻骨铭心之爱，便可说已不枉此生，便可说已经到达了彼岸世界。生与死，已经都成了身外之物，可以抛诸脑后了。 还不曾有过铭心刻骨之爱的朋友，你可不能轻视生命，你要好好活着，等待你的生命奏出它的最强音！ 三十二、照亮生命 这两枝蜡烛便像是我和龙儿，一枝点到了尽头，另一枝跟着也就灭了。——《神雕侠侣》第二十八回 评析： 爱情能够照亮生命。 当一个人把爱情视若生命甚至高于生命时，那么，爱情的长度便是生命的长度。 爱情的火焰萌发在两个人的心里，两团火互相照耀，互相温暖，彼此都是对方的火源和助燃剂。它们同闪烁，同明灭，互相均在对方的镜像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当杨过看到两枝蜡烛几乎同时灭掉时，在黑暗中想到了自己和小龙女也是这样。 当恋爱中的一方不能继续生存时，从生理学上讲，另一方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是，那种纯粹的生物运动方式又有什么意义呢？爱的对象死了，爱情便丧失了附丽，就像火苗离开燃烧物，薪既已尽，火终究要媳。 杨过和小龙女深深懂得爱情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至性至情之人，所以他们的生命闪耀出巨大的光辉，千万年后，也必仍将为世人所激赏，所传颂。 三十三、大爱普照 你一关怀我，十多年的修炼前功尽弃，对人人都关怀起来。——《神雕侠侣》第二十九回 评析： 真正的爱情不是自私的。 爱，使人摒弃一己私欲，冲破狭隘心胸，从自己的利益想到对方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 小龙女天生心地善良，师父怕她日后吃苦，因此要她修习得无情无欲，什么事都不过问。但她并未由此而天良泯灭，一点点地循入虚空，而只是天真质朴，不通世故而已。一旦燃起了对杨过的爱情之火，那份天生的善良反而发扬光大起来。她不仅同情、挂念“好人”，连那些欺辱她、伤害她的“恶人”也一并关怀，由一己之爱走向了博爱。 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乃至自己不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这就叫菩萨心肠，这就叫佛心。爱情的炼狱，正是通往佛心的道路之一。 三十四、情不一定美 情之为物，有时固然极美，有时却也极丑。——《神雕侠侣》第三十一回 评析： “情”字本身，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褒义词。 与“爱”结合，它便美；与“欲”结合，它便不一定美，甚至可能很丑。 情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它可以激使人去做许多平时做不了、不愿做的事，至于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则往往不在第一考虑之列。 有的人，为爱情而奉献自身。 有的人，为情欲而杀害对方。 有的人，因爱情幸福而努力工作，造福人类。 有的人，因情欲不遂而兽性大发，祸国殃民。 当然，爱与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若统一之时，那是最美不过。二者相背之时，则不免常常不美。 杨过和小龙女，由情生爱，由爱生侠，把自身的幸福和天下苍生的幸福相联，其情何等之美。 而李莫愁那样的人，因自己失恋，便恨尽天下之人，要把人人都折磨得和自己一般悲苦，造下无数罪孽。尽管她也有可怜可叹的一面，但其情终究是不美的。 情的美和丑，金庸都写出了极致。 三十五、恨断河岳 一个的骨灰散在华山之巅，一个的骨灰倒入了东海，叫他二人永生永世不得聚首。——《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 评析： 这是“赤练仙子”李莫愁自述的处理陆展元和何沅君一对爱侣骨灰的方式。 李莫愁终生都在痴恋着陆展元。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陆展元与何沅君相恋成婚了。这在李莫愁心头刻上了终生不去的伤痕，她由此恨尽世间之人，在江湖上作恶无数，成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大魔头。 失恋，能够使人伤痛之余，产生某种程度的“恨”。这“恨”能恨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李莫愁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把陆、何二人的骨灰一个撒在西岳，一个撒在东海，一个高入云，一个低入渊，可见她嫉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爱情却是不受空间限制的，莫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就是死后，千山万水，也阻不断两颗爱心的沟通。李莫愁越是发泄，越是作恶，也就越只能增加自伤自怜的苦痛，不但得不到心上人的青睐，而且也丧尽了天下人对自己的同情。 李莫愁最后身中情花之毒，纵身跃人火海，死在熊熊欲火的炼狱之中。这一形象，这一结局，其象征意味值得人们深深思索。 三十六、仇侣同穴 这一跃百余丈，一对生死冤家化成一团肉泥，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开。——《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 评析： 这说的是公孙止和裘千尺一对“仇侣”。 有些相爱的人希望死后能够合葬，却往往不如愿。而生前仇恨得你死我活的人，却有时偏偏葬在了一起。金庸在此再一次提出了那句天问：情是何物？ 公孙止一身卓绝武功受自发妻裘千尺，但因裘千尺对他太“专制”而暗中爱上了婢女柔儿，由此情欲膨胀，一发而不可收。裘千尺发现丈夫的不忠后，逼迫公孙止亲手害死了柔儿，对丈夫采取“镇压”加“招安”的统治手段。公孙止压抑悲愤，寻机害得裘千尺全身残废。一对夫妻往来报复，怨毒越结越深，直到双双丧失人性。最后，裘千尺放火烧掉了公孙止的绝情庄，又将公孙止诱人陷阱。公孙止最后一搏，二人一同摔下百余丈深的山洞。此庄真不愧名为绝情庄，此谷也不愧名为绝情谷。 公孙止和裘千尺正是两个绝情之人，他俩均不懂爱情的真正含义，他俩所共有的只是一种叫做占有欲的东西。裘千尺自以为传授了丈夫武功，便可以占有丈夫的一切，包括心灵和自由。公孙止后来对小龙女的垂涎，对李莫愁的兴趣，也均出自占有的妄想。为了这个占有，公孙止可以牺牲亲生女儿的性命，裘千尺可以毁灭亲生女儿的幸福，他们真是绝情绝义的一对绝人。 也许二人的怨毒在阳世尚未发挥殆尽，所以到了阴间还要继续进行生死搏斗吧。这两个人摔死在一起倒是十分合适呢。 谁规定非要相爱的人死在一起呢？ 林彪曾给妻子叶群手书一条幅：生不同衾死同穴。 很有意思。 三十七、人小鬼大 她既喜欢了杨叔叔，杨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欢喜到底。——《神雕侠侣》第三十七回 评析： 这是郭靖与黄蓉的二女儿——“小东邪”黄襄——听母亲黄蓉讲述穆念慈与杨康的往事时所发表的见解。 黄蓉说杨康作恶多端，而穆念慈始终对他一往情深，生下杨过，最后伤心而死等，说穆念慈是“误用了真情，落得这般下场”。 我们一般人大都会同意黄蓉的见解。 然而小郭襄的话却也似乎另有一番道理。 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爱情往往不是产生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属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发现所爱的人有了“不是”，往往并不会影响那份爱，甚至有的人连那“不是”也一并爱了。有时，理性上觉得应该反对那“不是”，但感性上仍深深爱着排除了“不是”幻影的对象。不论那“不是”有多少，都与爱无关了。 这种爱情特点在少年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少年人很容易满腔热情地投入，一往情深，之死靡它，永远把爱人往好处想，对其“不是”能够容忍和理解。简直地说，这便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观。 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不一定就比现实主义的爱情观要好，但它起码更真诚、更可爱一些。黄蓉年轻时也是蛮理想主义的，生了三个儿女之后，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幸亏江山代有才人出，小东邪郭襄看问题就比黄蓉年轻时还要具有“片面的深刻”，直追老东邪黄药师。也许就是为此吧，黄蓉终其一生，不过是郭夫人、黄帮主，而郭襄后来，却成了哦嵋派的开创鼻祖。 三十八、该让姑娘伤伤心 难道她小小年纪，竟也对我如此情深？——《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 评析： 杨过悟出再也不能与小龙女相会，伤心断肠，纵身跃入谷底，却因谷下是一深潭而未死。不料小郭襄也随他跃下，说“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杨过心中一动，便想到了这一点。 杨过知道爱恋自己的少女不少，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小龙女。公孙绿萼伤心之下，为救他而死，程英和陆无双，他则与之结为结义兄妹。他生怕再惹动其他少女情思，令人痛苦伤心。却不料小郭襄在听人讲述“神雕侠”的英风佚事后，早已心驰神往，待亲眼目睹他的奇才神功和侠肝义胆，更是眷恋萌生，等到生日那天收到杨过三件轰动天下的礼物后，则情根深种，难以自拔了。 谁能拦得住别人爱上自己呢？ 其实杨过还没有想到，连那个挥剑斩下他右臂，使他成为独臂大侠的郭大姑娘郭芙，也是深深地爱着他呢。 杨过意识到郭襄对自己的情感，心情很是复杂。他本不想惹人情思，但也许就因为郭襄比他小那么十几岁，使他丧失了警惕。实际上，一个成年男子是很容易成为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子的爱恋对象的，而且那爱情会来得很浪漫、很汹涌，使他艰于抗拒。 郭襄的确是深深爱上了杨过，但她首先祈祷的是让杨过与小龙女平安相见，祈祷的是让杨过欢喜，让杨过幸福。而她自己，知道终生无望相伴杨过，便到处漂泊，排遣情思，最后出家为尼，开创了峨嵋派。 杨过啊杨过，你真不该送给郭襄那三件生日礼物，害得她一生孤苦，情花无果。 有时，应该伤一伤姑娘的心，为了她的幸福。 三十九、深恨本是爱 我为什么老是这般没来由地恨他？只因为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 评析： 杨过大仁大义，以德报怨，几次救了郭芙性命，最后还救了郭芙的丈夫耶律齐于万马军中，终于感动了一向傲慢刁蛮的郭芙，她不但悟到往日之非，而且一霎时明白了自己对杨过的“恨”实则正是“恨”的反面。 事物就是这样，有时偏偏以相反的面目出现，大笑往往是悲，大拙往往是巧，深恨则往往是爱。 郭芙从小倍受宠爱，从不把别人当回事，武氏兄弟一直拼命地讨她欢喜，只有杨过却从不买她的好。于是，需要杨过待她好，便成了她最大的心病，最大的欲求。但这一欲求是她所得不到的，在杨过的眼中，她一点也不可爱，她没有值得杨过爱恋的东西。郭芙斩下杨过一条臂膀，实际是她郁积情愫的变态发泄。她就是把杨过斩成肉酱，也难解心头之恨，也即是心头之爱。杨过的存在，意味着她是个天生的失恋者，杨过的存在，证明着她的低值，证明着她不是想要什么便有什么。这个情结解不开，她将一辈子喜怒无常，没来由地烦躁气恼下去。 杨过的大仁大义，终于使郭芙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一个人不可能要什么有什么，尤其是一个本事平平的人。横行刁蛮要来的东西，往往不是本来想要的。 还有，你最爱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有几分“恨”他？ 四十、独乐不乐 我若不能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会快活。——《神雕侠侣》第六回 评析： 什么是“快活”？ 快活就是活得痛快，活得快乐。 离开了其他人，一个人能够单独“快乐”吗？ 孟子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答道：“不若与人。” 连齐宣王这个太笨蛋都知道与别人在一起比自己一个人要快乐。 快乐，离不开他人。特别是，当你将一个人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那么，一旦失去了这个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大的人生价值，哪里还会有快乐呢？ 所以，当小龙女让杨过逃往外面的世界，自己决心死在古墓中时，杨过坚决表示若不跟小龙女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会快活。 外面的世界，繁华，精彩。但是，不能与心爱之人一同欣赏，一同享受，那不是越看越伤心吗？ 杨过是爱恋花花世界的。但他更爱待他情真意笃的小龙女。如果到了需要他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后来他想到小龙女已经不在人世时，毅然跃入了深谷，跃向了另一个世界。 四十一、为谁而死 天下就只你待我好，我怎么不肯为你死？——《神雕侠侣》第七回 评析： 有许多人，经过人生的磨炼，能够达到不怕死的境界。 但不怕死是一回事，为什么而死则是另外一回事。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 为了知己者，都可以去死，那么，为了爱己者呢？ 有时，知己者并不是爱己者，知己者用一番“知遇之恩”换取的正是那个“死”。如燕太子丹对于荆轲。 杨过是金庸最为推崇的“侠士”之一，从小到大，受尽了欺辱、误解、冷落、压迫。只有小龙女，这个社会生活之外的少女，给了他真诚的温暖和深深的情爱，也就是给了他最高的人生评价，不为这样的人死，还为什么而死呢？ 严格地说，小龙女并不太“了解”杨过，所以他们的爱经历了许多波折。小龙女是从杨过的“爱己者”进而也成为“知己者”的，而杨过则是从小龙女的“知己者”发展到“爱己者”。既爱且知，他们就都能为对方而死。 能够有一个人值得为之而死，了不起。 四十二、作恶只为求真心 我们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气之事，乃是有一个真心的郎君。——《神雕侠侣》第十回 评析： 这是李莫愁的爱情观、妇女观、人生观。 赤练仙子李莫愁，是江湖上恶名昭著的大魔头，说话从来姿态高傲，不做一句软语。但此刻面临被终生关闭在古墓中的危险关头，为了打动师妹小龙女的求生欲念，以便找出生路，不禁说出了这句肺腑之言。 李莫愁并非天生的恶魔，她一生的恶行都缘于情场失意。她视自己为天下最不幸之人。 她的刚强、高傲，其实正是她脆弱、可怜的另一面表现。她在心底是深深叹息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的。她最需要的不是郎君，而是真心。有多少好色之徒对她稍露轻薄之意，就死在她的拂尘或毒针之下。她到处杀人作恶，目的就在于惩罚这个世界的没有真心。她多么需要一颗真心，多么需要一个有情郎啊。她对于师妹小龙女拥有杨过这么一位甘愿为之而死的有情郎艳羡不巳，而她自己的芳心早已被那个叫陆展元的男人永远带走了。 世上有多少天夺其福的女子，她们被男人哄骗、诱拐、玩弄、抛弃、背叛、转卖，她们只会说一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而李莫愁则是她们一腔愤怒的化身，代表她们向男人世界凶猛地复仇。 当然，这复仇是必然要失败的。 四十三、厮守要欢喜 咱两个直到老了，头发都白了、牙齿跌落了，也仍是欢欢喜喜的厮守不离。——《神雕侠侣》第十四回 评析： 对爱情最大的考验，是时间。 青梅竹马很宝贵，一见钟情很浪漫。但，就像歌里唱的“爱如潮水”。潮水就有高潮有低潮，有潮涨有潮落。当高潮过去，爱会不会变质？相爱的一对人儿彼此熟悉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时，会不会互相厌倦？这便成为爱情旅途上一个最严肃的话题。 愿意与对方白头偕老，厮守终生，就意味着并不是只爱恋对方的青春美貌，而是爱对方完整的人生，爱对方“一切及其他”。这是蕴含了极大责任感的爱。萨特说：选择就要承担。 然而白头偕老之人又未必相亲相爱。许多夫妻不等人到中年，便情消爱散，剩下的只是“过日子”，家庭变成一个“维持会”，双方无爱无恨，凑凑合合走向人生的黄昏，外人恭喜其白头偕老，祝贺其所谓银婚金婚，然而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乏味，有多虚伪。所以，杨过对小龙女说的这句话，重点不在“厮守”，而在“欢欢喜喜”。 四十四、苦就对了上口极 上口极甜，后来却苦了。这花叫做情花？——《神雕侠侣》第十七回 评析：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它的名字叫情花，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艳，娇姿动人，秀色可餐。杨过从公孙绿萼手中接过情花的花瓣吃了几瓣，“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正感心神俱畅，但嚼了几下，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觉不舍，要吞入肚内，又有点难以下咽”。 这不正是爱情的味道吗？ 爱情都是从甜开始的。微甜、腻甜，如糖似蜜，引人一嚼再嚼，步步向前。然而，味不独存，一种味道的存在必以其他味道的伴随为前提。并且，味极必反，甜度最大的糖精，含在嘴里，很快便会品出苦味。爱情的甜蜜，也很快会褪去糖衣，露出其中的苦涩。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再继续爱下去呢？真是颇难取舍。 爱情以甜开始，结局是甜是苦不得而知，但中间过程是一定要经过苦的，没有经过苦，说明爱情发育得很不成熟。没有相思之苦、等待之苦、追求之苦、抗争之苦，那爱情的含金量是必然要大打折扣的。 所以，发觉苦时，不必惊慌，那恰恰说明你采到情花了。挺过去，便又是甜，更深一层的甜。 四十五、绝情之情 这谷叫做绝情谷，偏偏长着这许多情花。——《神雕侠侣》第十七回 评析： 情花长在绝情谷，矛盾。 爱情本身，便是矛盾。 有情与无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从古人的“道是无晴却有情”“多情反被无情恼”以及今人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等语句中，已可看出，有情往往是离不开无情的。 人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绝情？ 人本是情感动物，有情是自然的。若不是那情遇到了巨大挫折，焉能无情、绝情？ 正像绝情谷中开满情花一般，那些无情、绝情之人，心中大多蕴满着一段深深的情，而且就像情花，那情是经历了甜蜜和苦涩的。 绝情谷主公孙止便是从有情，到无情，到滥情，最后自绝于情。 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之花，在绝情谷中遇到了空前绝后的终极考验，条条大路都指向绝情。但他们战胜了绝情，爱之花开得更加娇艳。 绝情，往往是爱情的临界点。 四十六、重伤成佛 情之为物，本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涩，而且遍身是刺，你就算小心万分，也不免为其所伤。——《神雕侠侣》第十七回 评析： 情能伤人，而且“不免”。 这不仅仅是公孙止的一家之言，通篇《神雕侠侣》，有哪一对情侣不曾为情所伤？陆展元、何沅君，李莫愁、武三通，周伯通、刘贵妃、段智兴、郭芙、郭襄、武敦儒、武修文，直到延续到《倚天屠龙记》里的张君宝。《神雕侠侣》简直可以改名为《伤情世界》。 金庸的所有爱情故事，无不夹杂着伤痕。情，是一副专门伤人的天罗地网，人者必伤，只是伤有轻重、痕分深浅而巳。要想不受情伤，除非不沾情边，无情，绝情，浑不知情。但无情又自有无情的伤感，绝情又自有绝情的伤痛。于是，人人难逃一伤。 金庸小说的世界，便是伤心人的世界。 金庸的心灵世界，必有千千伤。 但金庸没有自伤自怜，他把千千伤化作大悲悯、大艺术，成为“侠之大者”。 受伤，是成功之母。 四十七、爱情无保险 情花的果实是吃不得的，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气难闻，令人欲呕。——《神雕侠侣》第十七回 评析： 爱情是美丽的。 可爱情的结果未必是美丽的，酸甜苦辣俱全。 所以，急于采摘爱情的果实，往往不妙。 一旦投入了爱情，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各样的结局。当然，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向最坏的方面打算。 假如结果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甜蜜，这不怪爱情。 爱情是蓝天白云下灿然打开的一把花伞，它降落到何处，一要看风，二要看地势，三要看跳伞者的趣味和技术。不论它最终落到何处，当它在空中飘荡飞逸之时，都是美丽的。 也许，赏花就足以令人心旷神怡了，又何必非要吃果呢？在爱情的百草园中，还没有一位神农为我们尝出个食谱来，我们只有自己去冒险了。 会不会有一天，保险公司增添一项“爱情保险”呢？ 四十八、超越生死 二人爱到情浓之处，死生大事却也看得淡了。——《神雕侠侣》第二十回 评析：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除死无大事。 在爱情至上的人心中，则是除爱无大事。 相爱的人并非不爱性命，应该说，为了爱的存在和爱的延续，性命更成为重要之物。 但是，如果爱情已达顶峰，此后不论活上千秋万岁，都不会再超过今日，那么，对于情侣来说，巳经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为了这一满足，为了这一顶峰，他们甘愿用性命去交换、去抵押。正因为性命重要，这抵押才壮烈，这交换才高尚。所以，把死生大事“看得淡了”，正衬托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对于有志向、有追求、有性情的人来说，生命不应成为最宝贵的东西。为了那些比一己性命更重要、更高尚、更宝贵的事物，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有时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主义，有时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群，假如在一个没有这些需要奉献生命的对象的时空环境中，那么为了什么呢？ 爱情，庶几乎？ 第三辑 少爷小姐请读书 当我遗憾地向学生指出这一点时，学生很不高兴，说：“老师，您没看见我们门口有一家书店吗？”我说那不叫书店，那叫杂志屋。后来我听说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在文章里也批评了这一点，结果引起了梨花小姐们的愤怒抗议。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却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人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韩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一一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也！”《卧虎藏龙》本是中国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片子后，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魂断板门店 4月20日是谷雨，距离“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时节已经半个月了。然而一路上，每个中国人的“魂”都已经被勾起来。大家有的谈笑，有的假寐，有的发呆，其实都不过是掩饰和体味着内心深处那股复杂的滋味。板门店，曾经让6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个小山村，就要进人我们的视野了。豪华大巴在一公里一公里地逼近“三八线”。我心中默念着一个相声里的台词：“快来买快来看啊！看一看我的纯毛线啊！不管是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还是王张江姚吴法宪，都比不上我的纯毛线啊！”三八线，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第一次老老实实坐下来的地方，遥遥在望了。然而我们却是穿过“联合国军”的防区前往这条线的。一团心绪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干脆不去剪和理，看完了再说，那感觉说不定要消化个几十年呢。 看见了铁丝网，大家兴奋起来。然而一直期待的紧张气氛却始终没有降临。虽说是一道又一道的关卡和检查，但跟旅行坐地铁逛公园的手续也没什么分别。韩国士兵一个个奶气未脱，一看就是学生兵，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俩。西洋士兵一个个吃得白胖粉嫩，好像是在夏威夷度假。我吟了几句陆游的诗：“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然而转念一想，难道说我不喜欢这一片大好的和平景象吗？南北韩人民本来不就该铸剑为锄，在这三八线上歌舞升平吗？ 终于踏上了那条线。站在八角亭上望去，韩国士兵摆开非常“威武”的雄姿：头戴钢盔，眼配墨镜，双脚呈“大”字撑开站立，双拳紧握斜伸在身体两侧，整个人好像一个世界的“界”字。不知是谁设计的这个姿势，的确很好看，可以作为“耀武扬威”这个成语的活注解。我和别人一样，也与这些士兵合了影，但总觉得这里面表演和夸张的成分多了些。因此我便觉得这些士兵颇有几分亲切，好像是我的学生或兄弟。我很想跟他们开一点玩笑，但又怕干扰了他们的工作。 抬头看看对面，朝鲜那边只有一座灰色的平顶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背手站着一名头戴大沿帽的军人。那军人气度从容，不怒自威，浑身无一处紧张，但也无一处松懈，用一句武侠小说里的话，叫做“渊停岳峙”。他就一个人，俯瞰着这边所有的人，他的背后，是起伏的山野和辽远的蓝天。 看过了遣返战俘的“不归桥”和朝鲜高达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国旗，我们上车返回。在参观纪念册上，我写道：“人类的伤痕”。我经常感到，不论南北双方，都有一种“不平之气”。此刻，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不平之气”了，一个被拦腰斩断的民族，那里能够“心平气和”呢？ 中午的燥热包围上来，忽有一缕凉风拂面而过。我意识到，那是北边吹来的风。空气，是任何边界阻挡不住的，正像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亲人的思念。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准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朝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还是叫汉城好 韩国自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民族自尊心大大增强，近年来极力宣扬大韩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则有意无意回避和淡化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韩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影响”，得到了韩国社会各方面的赞誉和资助。据说有的学者已经证明孔子乃是韩国人，虽有不同意见，但已作为“一家之言”而等待历史检验。目前又有关于老子也是韩国人的大胆猜想，但是还没有拿出强有力的学术证明。有的韩国朋友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时，问我中国人对此会有什么反应，我说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肯定一笑了之。孔子是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甚至是美国人，对于中国都不是什么坏事，反而可能是很大的好事。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就是天下大同，而不太在乎血缘和血统的“纯粹”与否，假如能够证明尧舜禹也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的祖先，秦始皇的染色体跟美国总统布什家族的染色体完全一致，那对于民族交往以及世界和平都会具有相当大的促进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受到过许许多多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中国人对此，一是积极接受，二是毋庸讳言。我们吃着西域来的葡萄，喝着拉美产的咖啡，穿着洋鬼子的西装.走着元大都的胡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自卑，人家的东西好，我们学会了，那就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了。非要强分你我，有时候是分不清的。比如现在韩国很多人反对使用汉字，一定要处处使用韩国自己的注音文字。我对此没有意见，因为从大处说，这有利于韩国文化精神的发扬。但是问题在于，韩国语中大约70%的基本词汇来自汉语，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的历史又相当长。韩国注音文字的发明只有500多年，在社会上大规模使用只是20世纪的事情，直到20世纪70年代，汉字读物还在社会上随处可见。这样，强行废除汉字，就会造成许多字词不知所云。我看到很多报刊，特别是学术论文，在一些词汇的后面，用括号标注了汉字，这说明没有汉字，这些词就难以理解，比如“意境”、“佛法”、“决战”、“议论”等。我想，汉字是我们东亚人全体的，并不是中国人可以独占的，为什么非要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可呢？消灭汉字的可怕后果已经有许多韩国学者指出了，比如历史断裂、思维硬化等，我在此不必多言。 还有一件事值得讨论，就是一些韩国人反对把首都叫做“汉城”。他们认为“汉城”这个名字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对韩国人民的“文化霸权”意识。韩国人自己称呼首都名字的发音是“seoul’，所以有人主张对中国人交往时，要根据这个发音翻译成相应的汉字，比如翻译成“首乌尔”。有一位韩国老人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写成“西蔚”。我一开始颇不明白“西蔚”是韩国的什么地方，幸亏我了解一点点韩文知识，想到“西”在韩文中读se（我就住在西大门区），“蔚”在韩文中读u，于是明白他的“西蔚”就是汉城。我告诉一些韩国朋友，中国人说“汉城”时，根本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霸权感觉”，而是有一种亲切感。汉城是从汉江北岸发展起来的城市，原来叫汉阳（韩国很多地名与中国相同，如湖南、泰安、奉化、广州、海南、安东等），后来作为首都，改叫汉城。“汉城”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堂堂正正、气象雄伟的大都市感觉，“汉”这个字除了“汉文化”的意思外，还有“男人”的意思，给人一种威武英雄的暗示。比如中国的“武汉”和“汉中”，都是很漂亮的名字，有一则谜语叫“功夫小子”（会武术的男人），谜底就是“武汉”。“城”的意思本来是城墙，给人坚固、高大的感觉，比如万里长城。 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带“城”字的别称，例如广州叫“花城”、哈尔滨叫“冰城”、昆明叫“春城”、重庆叫“山城”……中国人听到“汉城”，不但能够感觉到它是首都，而且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宏大的、繁华的、充满文化精神的首都。如果叫“西蔚”，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如果叫“首乌尔”，不但与大多数韩国地名风格不同，使人以为是非洲的城市，而且中国人喜欢“望文生义”，会把“首乌尔”解释成“黑脸的人”来开玩笑，那可是真的使韩国的首都失去尊严了。如果一定要按照韩国人的发音来翻译，中国人喜欢在音译的同时加进另外的意义，那恐怕有的中国人会说：最准确的发音是“色窝儿”，发音虽然准确了，但意思却是“色情的秘密场所”，反而更加糟糕。还有人说成“馊味儿”，因为汉城的垃圾清理不及时的时候，街道上弥漫着一股馊味儿。所以我想，还是叫汉城最好。汉字和汉文化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包含了全体东亚人民的智慧。“汉城”这个名字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凝聚了韩国文化的巨大价值，就像一个有价值的商标不能随便丢掉一样，那就应让它继续在韩国的未来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为了反对“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为了表现“独立”的文化意识，随便改动了许多地名，结果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又改了回来。希望这样的举动不要在韩国重演，希望汉城继续作为一座文化的灯塔，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韩国看奥运 正如下棋、打牌都能流露人的真实性情，一切体育竞赛也都是观察人性的好机会。像奥运会这样的全球大游戏，如果只去看看谁家跑得快，哪国金牌多，未免可惜，仿佛吃饺子时只顾了计数却忘了品味儿，这也是各国体育报道常见的毛病。 新千年的首届奥运会，我是在汉城看的。我和十二亿中国俗人一样，每天牵挂着自家的金牌数。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收获，就是又一次集中体会了韩国的国民性。 首先说电视里的韩国运动员，有两大特点，一是牛，二是哭。这个牛，从入场式就可看出来，器宇轩昂，示人以强。比赛时，脸一律绷着，看对手如老虎看小羊。如果贏了，一定要手舞他们的太极旗疯狂奔跑，让全世界都知道俺是韩国人，俺们韩国人贏了！战胜对手时，满面轻蔑的表情，虽然按照礼貌跟对方握手，但眼睛却看着别处，仿佛公主赏给乞丐零钱。我在他们的脸上似乎读出了许多成语：睥睨群雄、不可一世、眼空四海、气冲斗牛……总之一个字：牛！只有那位获得射击冠军的小姑娘，恬静平和，不卑不亢，用中国的美学看来，像个世界冠军的样。 哭是奥运会这样的大戏中常见的画面，但韩国人格外擅长。他们是胜也哭，败也哭，场上哭，场下哭，抱着教练哭，望着国旗哭，健儿在悉尼哭，父母在汉城哭，男人哭得“泪飞顿作倾盆雨”、女人哭得“梨花一枝春带雨”，“然则何时而乐邪？”吾未之尝见也”。这个哭有时是很感人的，因为韩国人的确不容易。曾经几乎是世界上地位最低的国家，今天在奥运会上排名十二。他们的人口不到全球的百分之一，国土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南北双方加起来也只有中国一般的一个省大，但是他们却拿到了差不多百分之三的金牌。而且这些金牌大多不是必然的囊中之物，而是拼命拼来的。想想拥有十亿人口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印度只获得一枚铜牌，韩国人能不“感极而悲者矣”？中国金牌数虽列第三，但你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还多，你的金牌有五分之一吗？所以若按照比例计算，韩国的体育成绩是超过中国的。 当然哭得太多也显出韩民族脆弱的一面，显得风度不够，心灵很容易被外物左右，没有大家气魄。但韩国本来就是小国，用不着像中美英法俄那样深沉。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哭就哭吧。 其次说后方的观众和转播。我的一个感觉是，韩国人只关心有韩国人参加的比赛，美国的也关注一些，其他的就可有可无了。所以在汉城看电视不容易迅速了解奥运会的全貌，我必须每天上网去补充信息。每有韩国人获胜的比赛，电视台必反复播放，频率远远超过中国。有一场柔道比赛，韩国选手把北韩选手压倒在地，电视里采用蒙太奇手法十几次、几十次地重复这一瞬间，我作为外国人都觉得有点不舒服。电视台是如此的“爱国”，观众更是万众一心。我有两昼夜是和一群韩国人以及几个西方人一起看电视的。韩国的年轻朋友在荧屏前，肌肉绷着，拳头攥着，韩国每得一分，他们女的尖叫，男的狂吼，把我也感染得跟他们一起喊起来，几个西方人则笑得直摇头。他们问我：“中国人不是这样吗？”我说中国人跟你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主要批评中国，经常骂这个球臭，那个人笨，并不一定非得把别人都看成敌人才算是爱国。我的话他们不大理解。当我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运动员之间友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比赛，别人都支持鼓励他，令我啼笑皆非。当电视里播放中韩之间的比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之类时，韩国人知道不是中国的对手，便纷纷借故离座。他们不能忍受在我的面前目睹同胞被宰。他们每得知中国又获得了金牌，便对我有所疏远，不像我这般可以超然地欣赏一切比赛。他们见中国金牌数一直紧随美国，不相信我说的中国是“坐四望三”，怀疑中国有超过美国的野心。我在心里说：“可爱的韩国人哪！”我曾经以为中国人是最爱国的，但现在发现比韩国人要差十倍。每一个韩国人都能够自觉地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尽管有时做得过分，起了相反的效果，但对于这样一个半岛民族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狂热的，但好像只让人感到一点不快和好笑，还不会造成太大的世界危害。假如一个泱泱大国也这样以邻为壑，惟我独尊，那世界局势就颇为不妙了。所以，中国人虽然经常屈己从人，经常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是仍然比斤斤计较、讳疾忌医式的爱国主义要好吧。 怀着这样的思想，我非常担心这次中国排名第二。那样的话，“中国威胁论”又要甚嚣尘上，美国日本又有借口挑拨中国和别国的关系了。我此时忽然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说“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为什么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中国领导从来没说过金牌第一。讲仁爱、重信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在体育这样的余事上，也充分显示出来。我在心里祈祷：“中国，你少得几块金牌吧。”果然在最后一天，俄罗斯这只北极熊傻乎乎地超过了中国，继续追在美国身后度那“伴君如伴虎”的生涯。我也因为中国失去了几块囊中之物而加深了与一些韩国朋友的友谊。十月一日，大使馆举行盛大宴会，召集数百在韩学人共迎国庆。大家都觉得这第三的位置最好，既能够自励，又可以防患。一片豪爽的哄笑声中，鸡鸭鱼肉被吃得精光。立在服务台后的一排韩国侍者，呆呆地望着这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韩国人要真正理解中国人，路还远呢。 韩国的海 在一般韩国人看来，韩国无处不好，尤其是他们的山川，简直可以用豫剧《朝阳沟》里二大娘的台词说：“美极啦——好得了不得！”我就见过好几个地方写着“天下第一江山”，“天下第一美景”等。我到江陵去时，那里赫然耸立着一块石碑，仰首一看，上面遒劲地刻着七个大字：“江陵山水甲天下”。中国人每遇此种情景，几乎是连笑都笑不出来的。不过我在韩国呆了大半年，已经跟他们混熟了。他们一旦知道你的批评是善意的时，还是能够接受一二的，所以我隔三岔五就挫伤他们一下。有一次我对学生说：“你们不要在中国人面前吹你们的山啊水的，你们以为中国只有一个香山啊？香山是中国最破的山，比它高、比它漂亮的山成百上千。你们最高峰不就海拔一千多米吗？中国山东的老太太一天爬泰山能两个来回。你们最有名的江不就是汉江吗？既不奔腾汹涌，又不婉转婀娜，带流不流，半死不活的。你们要是糊弄西方人来旅游，我可以帮你们一起吹，但你们连中国人也想蒙，那不等于是孔老师面前卖《三字经》吗？” 我见学生灰头土脸，挺可怜的，便又说：“韩国的山水也有美的地方，雪岳山的红叶，白马江的沙滩，到中国也能排进前一百名。不过韩国最美的风光你们却忘了宣传，在我看来，你们应该大力地吹一吹你们的海。” 韩国是一个半岛国家，除了北边以三八线与朝鲜接壤外，其他三面都是海。然而奇怪的是，从韩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出海的特征。假设每个人的相貌都有个“母题”的话，韩国人基本属于两类：小地主和贫下中农。你绝对看不到渔霸和贫下中渔，更遇不见什么水鬼、海盗。只有从韩国人的饮食中，你才知道其实他们天天离不开海，海产品遍及每个家庭、每个餐桌。不过吃来吃去，也就那么十来种，最主要的就是鱿鱼和海菜。 所以我早有心会见韩国的海。除了在飞机上俯瞰以外，迄今我一共视察了5次，其中4次是西海，1次是东海。西海就是中国的黄海。我曾经在青岛去烟台的船上向韩国这边眺望过“海上仙山”，结果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什么也没看着。我第一次去仁川时，天气很好，我乘客轮在海上逛了一大圈，发现海水没什么可看的，灰暗污浊，明显是黄河泥沙作的孽，我都闻得见黄土高原的气息。值得看的是曲折多变的海岸线和错落有致的大小岛屿。这里海水浅，滩头多，岛屿形成一座座掩护舰船的天然堡垒，在军事上是绝对的易攻难守，怪不得当年麦克阿瑟选择这里偷袭，一举扭转战局。如果在此每天表演“仁川登陆”，一定会吸引大批游客。不过朝鲜战争美韩一方是最终失败者，他们恐怕是不愿意自揭疮疤的。 仁川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到苏来浦口吃生鱼片。这是西海最大的水产集散地，在约有王府井那么大一片的市场上，几百家鱼档鳞次栉比，各种刚刚“登陆”的鱼鳖虾蟹在不断换水的水池里跳跃翻滚。同伴说这里好像龙宫，我看不如说是“鱼的地狱”。成千上万的游客在那里挑选，讲价。选好鱼后，档主麻利地对鱼进行活剐凌迟，有时那鱼的一半已经被剐到盘子里成为细细的鱼片，而剩下的一半露着白厉厉的骨刺，还在扭动挣扎。顾客可以到旁边的饭馆中等待，等不及的饕餮之徒，就在旁边掏出自带的辣酱、芥末，上口不接下口地吃了。说实话，那天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的鱼片，也是印象最深的美味之一，我有许多瞬间吃到了“忘我”的境界，或者说达到了“吃的高潮”。我真的明白了俺老祖宗为啥说“脍不厌细”了，真的明白了古人为啥思念起家乡的生鱼片就连官都不做了，真的明白了中国人为啥把最好的艺术叫做“脍炙人口”。但是一想起杀鱼的场面，不禁非常内疚，觉得自己是野蛮人。又不忍心，但是又要吃，怪不得孔子说“君子远庖厨”。我想，这就是人类的虚伪吧。 仁川我在雨中又去了一次。另外两次去西海是在韩国的发祥地江华岛和泰安，感觉与第一次大同小异。然而去东海的一次，感觉就不同了。韩国的东海，海岸线平直，水深洋阔，纤尘不染，既宁静.又渊深，是真正的太平洋气象。我在正东津对韩国朋友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海。写日记的时候想描写一下，可觉得写不好，就放弃了。后来忽然想起冰心在《寄小读者》中似乎有一段写海的文字，与我看到的相仿佛，找出来一看，居然写的就是韩国的海！我把它剽窃下来，算是我的感受： 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阑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了开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看，连冰心奶奶都觉得写不出呢，我干脆不写了，直截了当地宣布，韩国的东海，是世界上最美的海。这里不宜于登陆杀人，不宜于喧嚣野餐，只宜于赏心悦目，只宜于骋怀追思。可惜，韩国有这么漂亮的海不宣传，却只顾吹嘘他们的泡菜和按摩什么的。我想告诉那些旅游高手，如果到韩国，一定要去东海。 我把对韩国的海的感受讲给学生，又给她们读了冰心的那段文字，她们露出愉快和感激的目光，但最后还是说：“孔老师，我们韩国的海当然好，别的东西也好嘛！就是嘛，就是嘛……”我没有办法，只好用天津话说：“就是嘛？就是嘛”她们没听出来，于是皆大欢喜，课堂上洒满了国际主义的温暖的阳光。 坐飞机上课的学生 中国人见多识广，对于优越感颇强的韩国人往往不以为然。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必须承认的，那就是韩国对于教育的重视要明显高于中国。这不仅表现在政府的措施上，更体现在普通人的意识里。 我今年被北京大学派到汉城的梨花女子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有一门研究生的课程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课上有一名学生，从一开始就让我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她长得娇小玲珑，眉目秀气而又灵动，体态清瘦而有风韵。她常常与别的学生一样欢声笑语，甚至还更多几分活泼，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中都显露出一种成熟的优雅，一种自然的细腻，和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教养。所以虽然她的肌肤比别人更年轻，而我却断定，她一定比别的学生要年长。 我的猜想没有错。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家不在汉城，她的家在光州，她是每星期坐飞机来上课的。原来，她已经在梨花女大本科毕业许多年了。她用她学到的中文，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她和姐姐一起，在光州开办了一所中文学院，她自己又当院长，又当教师，管理和教学一把抓。在繁重的工作中，她越来越感到需要充实知识，需要提高层次。于是，她又一次踏进母校的大门，为自己的未来“充电”。 在中国，如今也有不少事业有成者重返校园。但那多数是“镀金”。有的是为了升迁，有的是闲得无聊，有的是领导统一布置，单位统一出钱。而像这样完全出于自己的觉悟，完全为了求知而走进校园“重吃二遍苦，再遭二碴罪”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少而又少的。何况她又是完全掏自己的腰包，每星期一次“从天而降”呢？ “你为什么不坐火车或者开车来呢？”我这样问她。“坐车需要4个多小时，飞机只要1个小时。”她认真地答道，“我把课程都集中安排在这两天，这半个星期专心学习，回去半个星期专心工作。”“那你岂不是太累了？什么时候休息呢？” “我过一阵去加拿大两个星期，专心休息。”专心学习，专心工作，专心休息。这，就是她显得成熟而优雅的秘密。我本来想问她如何保持年轻的，但既然了解了她的总体生活态度，那些小事不问也可想而知了，无非是“专心保养”啦。 不久前，我和其他一批老师，坐了4个小时的火车，到光州参加韩国中文学界的一个大会。一下火车，早巳等候在那里的她就请我们去著名的东山饭店吃烤肉。那个饭店除了肉味鲜美之外，另有一项招徕顾客的绝活：年轻的仆役为客人拌饭时，上下飞舞着钢匙，把不锈钢的饭碗敲得叮咚乱响，吓得姑娘们一个个“掩耳听铃”。作为光州当地人的她，也兴奋得满面春风。我说：“如果我在北大下岗了，就到你的学院工作吧，你只要每星期请我来这里吃烤肉就行了。”她星眸闪动地连说：“没问题，行，行。” 参观光州5.18墓地的时候，我问她那一年多大。她说小学6年级。她的眼睛里一下子没有了活泼，没有了灵动。我没有再多问。我心里想，在当年那隆隆的坦克碾过的大街上，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广场上，如今成长起这样一位成熟的女性，她每周坐着飞机去学习中国文学。她从我这里学习鲁迅、老舍、沈从文，从别的老师那里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然而我们应该从她那里学习一点什么呢？ 从光州回到汉城，我们坐高速巴士，仍然用了4个多小时。在车上，我对朋友说，世界各国有坐飞机去吃饭的，有坐飞机去赌博的，有坐飞机去嫖娼的，但是对于教育，有些人不要说飞机，连坐车都拿不出钱或者不肯拿钱。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代课老师要去找学生，不就连一张车票也买不起吗？ 坐飞机去上课，不是一种派头，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走路也能搞好教育。 这位坐飞机来上课的学生，名字叫吕承娟。她用一副娟秀的身躯，承担起了一种值得仰视的精神。 为纪念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五七指示”，写于5.7凌晨。 不漂亮的女生 我自认为是个十分敬业的教师，特别是对于学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有时出于平等意识，还有意无意照顾一下那些淘气的、学习差的和家境贫寒的等容易受到歧视的学生。无论在中学，在北大，还是在韩国梨花女大，我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有学生由于其他原因向我提出了“控诉”。一天，我在梨花女大上中级汉语课，让学生们准备一段对话，于是本来就乱哄哄的教室里立刻嘈杂一片。我走下讲台去巡回指导，走到最后一排的角落，一个学生趴在桌上，既不与别人商议，也不自己练习，把下巴顶在书上呆呆地出神。我问她：“为什么不练习？”她直起身来，低着头轻声说：“反正我练习了，你也不叫我发言。”我不禁微微一惊：“谁说我不叫你发言？” “你一共就叫了我两次。” “你叫什么名字？”我听她的汉语很不错。 “我叫尹雪儿。第一天点名的时候，你说过我的名字是好听的名字。可是你以后不叫我。” “我没有叫你吗？我为什么不叫你呢？”我心里一点印象也没有，对这事感到很奇怪。 “我知道，”她好像轻轻叹了口气，“因为我长得不漂亮，老师们都不愿意叫我，小的时候就不叫我，从来不叫我。可是，你也不叫我。你和他们一样。” 她的声音很小，加上韩国式的没有起伏的语调，一米之外根本就听不见。可是这话却给了我猛烈的撞击。我连忙解释道：“不要胡说，谁说你长得不漂亮？我会叫你的。” 但是她并不看我，只是低着头道：“就是的，我自己知道。” 我注意看了她一下，是不大漂亮，小鼻子小眼小脑门，但也并不丑，是个很“普通型”的亚洲姑娘。凭良心说，我叫学生发言的时候，如果点名，更多注意的是那些奇怪的名字，如果不点名，则注意的是谁有愿意发言的表情，或者谁在下面玩闹，根本不会从漂亮不漂亮的角度去考虑。可是经她这么一番指责，习惯于事事反省的我，不禁扪心自问：莫非我的潜意识里真的考虑了漂亮的因素？再细思一下，这班里的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似乎的确发言次数多一些，可是那是因为她们坐在前边，整天仰着头对我行注目礼，发言热情非常高嘛。再说有些不爱发言的学生就是故意坐在后面，暗示老师少叫她们。你却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帽子。 我想以后故意多叫她也不好，那不等于承认了她对我的指责了吗？于是以后我注意每次上课都叫她至少一次，但是总是与其他人混合在一起，不要她做特别难或特别简单的练习，总之是尽量轻描淡写。可是每次叫她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起那天的事，我也能够听出她的发言很努力，好像另外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似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成绩是中上等，我多给了她3分，感谢她给我上了一课。 刀下出美人 一些喜欢韩剧的中国年轻观众对韩国女影星大都产生过“惊艳”之感。哇，女人怎么可以这么漂亮耶？哇，韩国女人真让人吐血耶！其实，这些绝顶漂亮的韩国美女，跟大部分的韩国妇女简直属于两个种族。韩国的美女本不是那个样子的。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美女，请看一看朝鲜的电影或歌舞，那才是真正的东亚美女——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白里透红的苹果脸，健康、质朴、热情，她们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劳动、歌颂丰收。她们带给人们的美学意境永远是“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而韩剧中那些“假欧罗巴”式的美女，用咱们东北话说，是咋“整”出来的呢？告诉你，咋整？拿刀子硬整呗！ 韩国的影星、歌星、演艺星，哪有几个不挨刀的？韩国报刊经常披露和猜测哪些星星又去换皮挖肉抽大筋了。有的报刊说这些明星被韩国的“人工美”思潮所坑害了。至今只有一个叫李英爱的姑娘被公认是天生丽质（怪不得洒家也觉得她有几分可爱），但正因为是天生，所以姿色达不到“一流”。《蓝色生死恋》里的宋惠乔也还没发现刀痕。至于金喜善、金玟等大姐大级演员的绝色画皮，韩国人一眼就看穿了：“咱东亚女人的鼻子哪有这么尖挺、脸型哪有这么鸭蛋的？”她们脸部的线条，齐整得鬼斧神工，她们那表情拘谨、哭笑失常的脸庞，远看的确如诗如画，但近看真要怀疑里面还有没有活人的血液在流动。 今天的韩国，在眼睛上来个“拉皮”之类已经不算整容，除非是把眼睛拉成了肚脐。只有把蛤蟆鼻垫成鹅管鼻或把大饼脸削成瓜子脸，才算“整风之初”。有的韩国女人手持西洋淫娃荡妇的写真，要求医生照猫画虎，于是美神的标准就这样诞生了。相近的整容技术，相近的审美要求，相近的化妆模式，结果是大街小巷大同小异的“韩国式美女”。我看了两次韩国小姐选美大赛，满台的美女仿佛是一个母亲所生，连抛媚眼和扭跨骨的弧度都是相同的。 以拍摄“香港黑色电影”闻名的吴宇森，1997年推出一部影片《变脸》。在影片中扮演恐怖惯犯的尼古拉斯？凯奇和扮演美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的约翰？特拉沃尔塔之间的追杀，颇为扣人心弦。电影情节要求二人彼此互换脸型，于是借助整形外科医疗组的高超绝技，两个人的脸型鬼使神差般地相互替换。这电影中的情节目前已经不再是科学幻想，随着整形外科技术的发展，今天只要你肯花钱，你就可以像装修卧室一样任意改变你的嘴脸和身段。传统的美容整形不过是割双眼皮、垫高鼻梁而已。随着激光磨皮、透镜手术、脂肪吸取术等技巧的问世，美容整形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人体。人造骨和人造皮肤的诞生，则更使整形手术如虎添翼。 现在，通过整形手术可以拉平皱纹、扩展额头、眉上殖骨、削平颧骨和腭骨、隆唇隆胸隆阴、吸掉腹部脂肪、抽取小腿肌肉等等。其种类超过100种。韩国女人相信“外貌也是竞争力”，她们不怕一掷千金，冒着引起副作用的危险，纷纷走向整形手术台。据一份问卷调查，80%的20岁年龄段的女子说：“如果能变得好看，愿意做整形手术”。许多父母赠送给女儿的毕业礼物竟然就是整形手术。有些少妇中间甚至还盛行集资整形手术。韩国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整形国。美国报纸把有关韩国女性整形热的报道登在了头版。《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现在韩国女性不满足于隆鼻、削颚、扩眼，为了使大腿变得漂亮，她们甚至敢做危险的小腿肌肉割取手术。” 在媒体的追踪下，有些明星干脆坦承自己是“整形美人”。整形咋的啦？你们不还照样追俺吗？对整形手术的抵触情绪正在逐渐消失。整形医生的广告说与其外貌丑陋抬不起头来，宁可花点钱和时间活得愉快些，何乐而不为？许多人被这种论调打动，于是整形之刀越舞越快。我有时在汉城的大街上看到走过来一堆“假洋妞”时，忍不住唱道：“大刀向，美人们的头上砍去。”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韩国舆论认为，纵然外貌漂亮，若缺少内在的气质所赋予的自信，缺乏具有个性的艺术表演才能，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美人？但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受青睐的。在这个世界上，连爱情、友谊和民主、自由都可以造假，那么对别人老婆的酥胸玉腿是不是也不必那般当真？难道你还真的爱上了那些“带肉的骷髅”？ 那该多好啊 给梨花女大的本科生口试汉语，让她们用“那该多好啊”造句，她们经常造的是“要是我去中国，那该多好啊”，“要是我有男朋友，那该多好啊”，“要是每天不上学，那该多好啊”。看着她们又天真又傻乎乎的模样，我不禁心中暗笑。但笑罢却想，笑话学生容易，如果让我造这个句子，我怎么说呢？ “什么什么，那该多好啊”，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并且宛如已经目睹了那希望实现之时的景象，从而沉醉在那快乐的景象中。每个人的心底大概都潜伏着不少这样的句子吧。出国旅游、恋爱婚姻、自由放纵，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快乐。除此之外的一切悔恨、梦想、祈祷、诅咒，也大都可以用“那该多好啊”来抒发。其实我们最憧憬的“那该多好啊”往往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的，比如“要是那家伙明天被汽车轧死，那该多好啊”，“要是我的乳房和她一样挺，那该多好啊”，“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只剩下我一个男人，那该多好啊”。这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梦”实际都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它们是人的精神平衡所必须的。劳动妇女在吵架时经常豪情万丈地把这类隐私梦展示出来：“让你这王八蛋浑身长满大脓疮，烂，烂，从头烂到脚，我才高兴哪！”“让你这小骚货一出门就让一百个大猩猩抓去，骚，骚，一年生一百个小猩猩崽子，多过瘾啊！”毒骂过后，她们吃得甜，睡得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有些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则以从不展示隐私梦为高雅，他们说的大都是“假如不发生‘文革’，那该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来关心希望工程，那该多好啊”这类道貌岸然的屁话。其实他们心底的毒骂不比劳动妇女少，但劳动妇女是骂完就没事了，而知识分子狠就狠在，他会理性地去把他的诅咒变成现实。他真的会研制出一种什么药水，让仇人生满大脓疮；他真的会考证出，他仇人的儿子身上，带有大猩猩的遗传基因。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色苍白，是与他们不见天日的心理密切相关的。 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b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巳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临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著，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 所以看着那些坦然抒发自己梦想的学生，我很羡慕她们的率真。哪怕她们造的是“要是我的脚再白一点，那该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师做的中国菜，那该多好啊”，“要是去美国留学和去中国一样便宜，那该多好啊”这类的句子，我都感到她们是可爱的。我想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所有学生口试完毕，空荡荡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时，我不禁也抒发了一句：唉，要是我现在还是学生，那该多好啊！ 喜战李昌镐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可是一直想不好题目。我不敢说“大战李昌镐”，也不敢说“苦战”、“恶战”、“鏖战”、“死战”，那都未免太恬不知耻。最后我逼问自己：“你小子跟人家李昌镐下了一盘棋，到底是个啥心情嘛？”另一个我回答说：“还有啥？高兴呗！”于是我就满怀喜悦，来回忆那次与李昌镐的“喜战”。 韩国在我老人家的眼里，值得敬慕的人只有三位。第一个是在我的家乡哈尔滨奋勇击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留下“祖国安危，劳心焦思”名言的大韩民族英雄安重根；第二个是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数十年、身残志不残的现任总统金大中；第三个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少年姜太公”的围棋天才李昌镐。我到韩国后，在纪念馆里拜谒了安重根，在一家小饭馆抚摸了金大中当年闹革命时写的条幅，只是无缘与李昌镐有点瓜葛，不免兀自郁闷。 不料苍天有眼，见我每日左手执黑、右手捉白地自己对弈，仿佛《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练习那“左右互搏”的神功一般，渐生恻隐，于是乃降下一段因缘。那日梨花女子大学校庆，校园里一万多个花姑娘打扮得莺莺燕燕，作张作致。老夫我被众女弟子勒令停课，强迫玩耍，十分孤苦无聊。下午正欲打道回府，突然脚下踩到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围棋中的“双飞燕”定式，一大片韩国字我都认不得，却偏偏拼出了“李昌镐”三个字，遂拦截一名学生进行究问。这才惊悉为给这所公主大学做寿，韩国棋院九大年轻高手特来“现眼”---现场表演。我听后二话没说，直奔沙场。只见半山坡一座小洋楼外已里三层外五层地围得只够做两只眼。我挤进去一问，原来李昌镐们还没到。我问组织者：“可以进去看吗？”答曰：“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报名挑战，9位国手每人对3位棋迷进行让子车轮战。”我赶紧找到负责报名的学生会小头目，居然就是我班上比较受我宠爱的一个女生。我想起曾经因为她答不出韩国国旗的涵义，我假模假式地训斥过她一回，心中不禁悔恨，一个破国旗，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不晓得她会不会报复老夫。谁知她听我一说，立刻写了张条子派人送进去。一会有人出来向她汇报，她便拉我到门口往里瞧。但见大厅内9张长桌摆了个九宫大阵，每位国手的牌位对面摆了三个名字，老夫大名的对面恰恰就是李昌镐那厮！当时心中立志，以后再也不训斥女生。 有顷李昌镐等驾到，众棋迷涌上请求签名。只见李昌镐那厮果然跟电视上看的一样，一副茶傻痴呆的相貌，恐怕走在街头连向他问路的人都不会有。不管挤在面前的小妖女们如何柔声曼语、翘脚挺胸，他土雕泥塑一般，如对山石草木，汗毛也不竖一根。老夫从小就不喜请人签名，然而此时竟然破戒，请这个比我小十岁的毛头后生签了一回。在政治上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在文化上，面对伟人，你硬挺着不崇拜，那不是明摆着装孙子吗？ 战斗打响。原来参战的都是男士，围观者里也有一半是从校外赶来的男生。我见周围的几个教授学生都摆上了7个子，远处还有一人摆了8子，心想我乃天朝使臣、北大教头，总不能跟韩国人一样。但又不敢妄自托大地摆上4子或5子，于是就拈了6粒黑子，轻轻放上。李昌镐过来，夹起一枚白子，就一间高挂。只听“啪啪啪”，他下三盘棋如同下一盘棋。虽然要走过来走过去，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棋盘，只是毫无表情而已。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我发现了他的厉害。这厮真是大家风范，他不下怪着、奇着、骗着，绝不仗势欺人，绝不走无理手和疑问手。你走哪里，他就随着你走哪里。你夹，他就跳；你追，他就跑；你断，他就弃；你围，他就消。绝对脾气随和，与世无争。然而就在这随和无争里，你领教到一股水漫金山般的自然的伟力，正像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他似乎在哪里都无所求，但其实在哪里都有他的影子。我眼看着6个子的巨大优势如涨潮后的沙滩，越来越小。他的棋如同粘在我的棋上，我仿佛是拳击手对付柔道手，他靠在你身上，你进他退，你退他进，被是让你的拳头打不出去，但不打又显然是等死，那就只好乱打一通，在低下的效率中耗散着自己的真元。不知不觉中，一串汗珠落到手上，身后有个人伸来手帕，在我额头擦了擦，一阵香水味，我觉得方寸开始乱了。 李昌镐没有大规模地杀我的龙或者破我的空什么的，只是我的空越来越小，最后只有四个角和—条边。而李昌镐则有两条边和半个中腹。下到150手左右时，我盘面领先只有12目强。旁边的一位教授已经输了，后来得知是无理脱先，大龙不活。我知道聂卫平号称是前50手天下无敌，而李昌镐公认是后50手举世无双。聂卫平如果与李昌镐下到150手时只领先10目，那是凶多吉少。如今我只有这点优势，肯定完蛋了，于是不顾自己比他大十来岁，下起无理棋，先破他一个小空，又吃他一条尾巴。这厮不动声色地给我破给我吃，但却转身压扁了我最大的一条边。下到约200手，他又点进我的无忧角，造成双活。如此盘面巳经是这厮略为领先，而大好河山已然分割殆尽，剩下的基本是单官。我不愿死缠烂打，干那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无赖行径，便说声pass，投子认输了。估计若下到最后，他会赢我10目。让6子尚且如此，5子、4子真不敢想。也许让8子，我才有点希望。 李昌镐虽貌似痴呆，但礼数不缺，示意我可以下到最后，并静等了我片刻，看我真心认输后，还向我鞠了一躬，然后专心对付最后一个敌人。这人是梨花女大的教务长、经济学教授安洪植先生，棋风跟我差不多，最后输了20多目。我又去观看其他战场，发现韩国人真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他们在明显劣势的情况下都基本不认输，拼命捕捉着每一个几乎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有的被宰了两条龙，还在浴血奋战。而国手面无愠色，似乎习以为常。我想，韩国人其实就是靠这种精神才拼出今天的世界地位的。而中国人如老夫之流，未免有些迂腐朽惰了。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战火才彻底熄灭。27位挑战者，折了26个。只有一个被让8子的学生贏了几目，大家鼓掌庆祝。这时的李昌镐，枯面槁目，呆呆地坐在角落里，好像《侠客行》里的石破天，一副无物无我的神态。蓦地我想，凭我的实力，让6子未必真的没有希望，只是对弈之时，他无欲无求，达到了呆若木鸡的神照境界，仿佛机器在下棋；而我一是见到“伟人”心喜，把激动带入了战斗，二是萌生贪心，隐隐地企图羸他，三是棋还没下完，就想着自己的风度之类，这就使自己的实力大打折扣。棋力不如他是当然的，但棋德上的欠修养是应该愧疚的。我本想跑回去拿相机来与李昌镐合个影，但此时忽觉这一战没有虚度，我已经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学习到了一种颇为宝贵的东西，合影之类的俗举便显得好笑了。这时组织者给国手们开饭，一大盆米饭、一大盆泡菜、一大盆大酱汤端了出来。我知道韩国古代的国王吃的也无非是这些，于是转身退场，迎着满天星斗走去。 不久，我送太太到机场，看见常昊、俞斌等中国国手在那里候机。太太说：“跟他们打招呼吗？”我万分牛气地说：“不必也，你家官人是跟李昌镐下过棋的人耶！”太太说：“德行！”我说：“夫人有所不知。目前来韩国旅游者甚众，无非是逛逛汉城、济洲岛，洗洗桑拿泡泡澡，吃点泡菜加烧烤，买点人参和皮袄。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韩国真正的国宝。你家官人来韩国有两大收获，叫做，到板门店题字，与李昌镐下棋。得遇韩国两大国宝，再吃一年泡菜也心甘情愿，能不德行乎？”于是就靠这“德行”，老夫喜滋滋地继续战斗在梨花女大，战斗在这个洋溢着泡菜味、辣酱味、香水味和烧酒味的国度里。 （本文被《围棋天地》等多家报刊转载，震动中国棋坛） 落花岩 读韩国观光公社编印的《韩国旅游指南》，介绍到百济古都扶余的扶苏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沿着悬崖顶端到白马江湖畔的下坡路缓缓而行，途中经过一座百花亭，据说曾有三千名百济宫女因遭唐罗联军追赶而走投无路，遂投江于此。当时宫女们投江的身影，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故称此处为落花岩。” 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大多语言无味，病句连篇，充斥着吹牛、乡愿和误导。而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者说，令我肃然起敬。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扶余一带观光，因为从整个韩国来看，那里并不太重要。扶余这座当了120多年首都的城市，如今只有10万人，高速公路和铁路，都不通那里，恐怕比起同名的中国吉林省扶余市来，要寂静多了。然而有一天读韩国古文，却又遇到了这个落花岩。高丽王朝末期有位学者叫李谷，在元朝中过进士，回髙丽后当了官，他有一篇《舟行记》，写与朋友到扶余一带游玩，文中云：“……明日至扶余城落花岩下。昔唐遺苏将军伐前百济，扶余实其故都也。时被围甚急，君臣弃宫娥而走，义不污于兵群，至此岩，堕水而死，故以名之。……” 韩国古代曾有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时期，其中百济和高句丽座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与当时的倭国颇有些暧昧关系。而新罗旗帜鲜明地引进唐朝文化制度、排斥倭奴。因此唐朝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新罗。在新罗遭受高句丽人侵时，新罗请求唐朝出动王师。于是唐罗联军（韩国人一定要叫罗唐联军）并肩作战，先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且唐军在白江一战，重创了火器猛烈的倭军。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以唐军完胜、把倭军赶出朝鲜半岛而告结束。因此后来的高丽、朝鲜和今日的韩国，都以新罗文化为正统。韩国的乡校里供奉的圣贤牌位，高丽之前只有新罗二贤而无高句丽和百济的份。可是李谷的这段文字，却明显对百济宫娥寄以同情和称赞。一句“弃宫娥而走”，显示出对百济君臣的微词。而一句“义不污于兵群”，则充分把这群宫娥之死提高到“义”的大节上。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公允的。而旅游指南中那句“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的比喻，更表现出宫女们投江而死的那种凄丽的美。 我对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均无偏爱，只是想起那三千宫女，不禁凝然。她们为什么而死？是为君王？是为社稷？是为种族？——三国本为同一个民族。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她们若不死，则有可能“污于兵群”，于是她们只有死。我想起我的故乡东北，也有一个女人投江的史实，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八女投江”。东北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是朝鲜族，与蜂拥而上的日本侵略军顽强战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纵身跃人急流。她们的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更因为她们是中国的战士。她们是与“狼牙山五壮士”齐名的不屈的勇士。 于是我想，那三千名百济宫娥的死，恐怕也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吧。虽然她们不是战士，但是不愿意向敌人屈服，这是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吧。然而不公平的是，她们毕竟是女人，这使得赞颂她们的人，也不自觉地要从女性的角度落笔。或许，这就是女人的悲剧吧。三千个女子，连一个姓名也没留下，连为什么死也没有留下。历史上，这样死去的女子又何止三千？又何止韩国？进而言之，又何止女人？人生天地间，一生一死，竟是这般的不易琢磨。 又一个韩国的秋天来了，高高低低的岩石上，飘满了落花。 少爷小姐请读书 客居韩国二载，觉得韩国大学生最普遍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尽管韩国的官方媒体用图书的销售总量来证明韩国学生读书很多，据说达到每年一百本以上，但我对这个数字只能发出一声冷笑。我几乎在每个教学班都问过学生，你们每年除了教科书以外，到底真正能够读几本书，结果最多的说十本，一般是四五本，少数只有一两本。还有的学生讨价还价，问卡通漫画书、时装美容书算不算，如果算的话，每年能读二十本以上。我所任教的梨花女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在韩国地位显赫，声誉高雅，是韩国青年女性的“梦之谷”。然而校园内外，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当我遗憾地向学生指出这点时，学生很不高兴，说：“老师，您没看见我们门口有一家书店吗？”我说那不叫书店，那叫杂志屋。后来我听说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在文章里也批评了这一点，结果引起了梨花小姐们的愤怒抗议。幸亏学生们没有把我看作帝国主义教授，不然我的善意又可能成为她们罢课游行的理由了。 学生们理解我的善意，是因为我告诉她们，作为—所名校的大学生，怎么能够不知道韩国国旗的涵义呢？怎么能够说不出韩国的行政区划呢？怎么能够搞不清杨贵妃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呢？然后我告诉她们中国大学生的读书情况。我到其他大学也专门讲过中国大学生的读书生活。我说看到韩国每所大学里都有高大漂亮的图书馆，里面一排排空荡荡的桌椅和电脑没人用，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讲到北大图书馆里为了争抢一个座位而经常打架时，韩国的大学生们如同在听遥远的神话。 我希望韩国学生多读书，但并不因为他们读书少而格外看不起他们。我知道这是资本主义异化教育的必然结局。在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是被当做打工的工具培养，学生是交钱买文凭，教授是收钱卖知识。时间就是金钱，与考试和文凭无关的书，当然罕人问津。美国教授虽然批评韩国，其实美国学生的知识面更可怜，他们连印度在非洲还是在美洲都搞不清，连《独立宣言》的作者是麦当娜还是麦当劳也说不清。大学生涯，就是虚拟的少爷小姐时代，玩耍是最重要的，秉烛夜游还嫌不够，哪有时间读那些劳什子？我因此对中国的大学生颇有几分自豪。 可是回到中国，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几年来我们在教育界大力“与国际接轨”，连不读书这根轨也接上了。许多大学生连四大古典名著都未读过，中文系的学生甚至连《子夜》、《雷雨》、《胳驼祥子》都没有读全。我问几个学生，你们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学生必读丛书》吗？答曰：一百本，太多了，只读过十来本。我又问，那你们读过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必读书吗？答案也是十来本。我向他们推荐我和其他学者编的一套《新语文读本》，他们说，90%的课文都没见过。 日前，我参加研究生考试阅卷，许多答案之荒唐离奇，简直令老师们哭笑不得。许多考生都说《艺概》就是“艺术概论”的简称。一个考生说《虬髯客传》是陈子昂为了改革古文，自称“虬髯客”，震慑天下。一个考生说《追忆逝水年华》是萧红的回忆散文佳作，萧红在文章里深情地回忆了她对萧军刻骨铭心的爱和对端木蕻良的恋恋不舍的恨……更有离奇者，把五十年代的“丁陈反党集团”中的“丁陈”说成是“丁玲和陈平原”，陈平原老师就在阅卷现场，我们全体当即向他表示祝贺。 苦笑之余，我仿佛看见我们的大学生都变成了少爷小姐。其实少爷小姐也不可怕，鲁迅也曾是少爷，冰心也曾是小姐。郁达夫四年大学仅外国小说就读了一千多部。至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那“科学的春天”里每年读多少书就不说了吧，别吓着孩子们。我希望今后把“必读书”改为“请读书”，请少爷小姐们嬉戏宴乐之余，多少读些则个也么哥。我们不敢说读书救国之类的大话，只说一句贴己的悄悄话：不读书，恐怕连少爷小姐也做不成了耶！要知道教室的窗外，有多少个高玉宝正准备发出那嘹亮的一喊：“我要读书！” 由化妆室想到的 韩国现在普遍把厕所叫做“化妆室”。韩国人对于他们的化妆室非常自豪，因为他们的化妆室不但普及率高，使你出门没有找不到出恭场所之忧，而且设施完善，里外清洁，一般只能靠视觉而不是靠嗔觉加以寻觅。以前我们北大的许多韩国留学生都埋怨过中国的厕所，还有一位写成了文章发表，恰好那时中国人自己也在猛烈批判自己的厕所“一难找，二难扫，好容易找到又下不去脚”，所以当时就对韩国的厕所十分仰慕，宛如瘌痢头的阿q惦记着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一般。及至亲临韩国，才知原来的期望值太高。韩国的厕所绝对比中国好，此话不假，不过这是平均而言。如果单比高档次的，韩国则不如中国。 韩国很少有“豪华级”厕所，大多数厕所只是干净而巳。中国的城市厕所现在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一方面许多胡同里仍然屹立着传统的粪坑式“砖瓦庙”，所谓“远看像个庙，近看是个窖，里边蹲个呲牙鬼，手里握着大洋票”。另一方面却挥金如土，修建了不少豪华厕所，里面宽敞明亮如宴会厅，大理石地面惊鸿倒影，包厢内冲、洗、擦、烘一律自动，外间有衣帽厅和休息室，沙发电视报刊冷饮俱全，鲜花环簇，香水扑鼻，音响里播放着欢快的室内乐，有的则专门聘请乐师现场演奏。修建这样一座厕所的钱，可以修建50座普通公厕。这样的豪华厕所，不但可以作“化妆室”，作音乐厅都当之无愧。只是这样的厕所，大多数人是不敢问津的，因为里面有殷勤的先生和小姐等着收小费呢。当人家递上热乎乎香喷喷的小毛巾时，咱们五元十元的哪里拿得出手啊！ 也许是我还没有走遍韩国大地，反正我去过韩国十几个大小城市，几十处名胜古迹，三十多个大学，七八家四星五星级酒店，外加几个企业集团，就从没看到过中国那样的超级厕所。而且，韩国的厕所也并非全都值得自豪，我在仁川海边也遇到了“下不去脚”的厕所，情况紧急，只好屏息而用。市区厕所虽多，但也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比如有的男女不分或男女通用，你正在方便，忽有女人打身后过去，十分影响操作情绪。有的厕所没有手纸，甚至没有水。还有的商场的简陋厕所有人私自收费，没有任何票据，连手纸也不给。但总的说来，韩国的厕所是令人满意的，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准，韩国人为此骄傲是应该的。韩国厕所最好的城市是汉城附近的水原，那儿的市长大力建设“化妆室文化”，使水原成为举世闻名的化妆室先进城，这位市长也被韩国人民尊称为“化妆室市长”。 但是我对把厕所叫做“化妆室”这件事有点不以为然。我坚持叫“厕所”。有的人跟我辩论，说“厕所”不雅，说韩国的厕所里面不但干净，而且有水有纸有镜子，真的可以化妆。我说我知道很多女人在里面化妆补妆，可以化妆就叫化妆室吗？每个厕所里还有避孕器具自动售货机呢，为什么不叫“避孕室”？厕所主要是干吗的？我们在教室里也可以聊天，为什么不把教室叫聊天室？把厕所叫做化妆室显然并不是从它的功能考虑的.而是由人的心理动机决定的。说穿了，也就是避讳心理。你说叫厕所不雅，但是你不知道，厕所这个词本来也是个“雅”的代称哩。 人类原来跟其他大部分动物一样，走到哪儿倾泄到哪儿，后来据说“文明”了，有些部位不让别人看了（耶和华他老人家为此很生气），有些话不让公开说了，那类倾泄活动也跟皇帝的名字一起要避讳了。可是你知道皇帝的名字是高雅的，所以凡是要避讳的东西，其实都是高雅的。人类有了固定的场所进行那事之后，就开始利用花言巧语来掩盖那事，如同猫狗干完那事总要刨点土埋上一样。人给其他场所取的名字大都老实真诚，比如吃饭的地方就叫饭厅饭堂，睡觉的地方就叫寝室卧室，做饭的地方叫厨房，读书的地方叫书房，会客的地方叫客厅，杀头的地方叫刑场，偏偏到了这件事上，百般虚伪，万般掩饰。“厕所”就是用来掩饰的雅称之一。 “厕所”的字面意思为“厕身之所”，即“活动一下的地方”。请问哪里不能活动，非要到那里去活动呢？还有意思是“方便之所”，干那事叫“方便一下”，大干叫“大便”，小干叫“小便”。请问那事叫做“方便”，别的事就都不方便吗？那“方便面”怎么解释？我看那事才叫真正的不方便。我再出个主意，那些倾泄物都是从人的身体里排出去的，那个地方干脆叫“派出所”，不也很雅吗？恐怕人家警察不答应呀（中日韩都叫“派出所”）。还有的地方叫“茅房”、“茅楼”，东北把淘粪工人叫做“淘茅楼的”。可是有多少平民百姓就居住在茅房茅楼里呀？《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有句唱词就是“彭霸天，丧天良，霸走田地，强占茅房。”我小时候一直不理解，这个狗地主彭霸天咋这么可恨，他占领人家厕所干什么？后来听到一句俗语，“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彭霸天占领人家厕所，是自己不拉屎，也不叫别人拉，阶级敌人真是坏透了。怪不得毛主席让阶级敌人“不须放屁”呢，他们不让咱拉屎，咱们叫他们连屁也不准放，看谁厉害。 中国人在这件事上费尽了心机，比如《资治通鉴》里非把孙权上厕所叫做“更衣”。可是现在很多体育场馆和工作单位都有“更衣室”，足球队还经常在更衣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呢。那地方还曾经叫做“溷藩”，因为太高雅、太拗口，没能够推广。于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使用“厕所”。但是语言像衣服，穿太久了就会捉襟见肘露出真相，所以雅称也会渐渐变成本名。说“厕所”时已经没有掩饰的功能，实际的图景历历在目。这时又从外国引进了一个新的雅称——洗手间。原来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样虚伪，非把那事说成别的事不可，真可谓“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什么“方便”、“出恭”、“上一号”，都到了图穷匕见的末日，“洗手”反而成了时髦。想起唐诗里有一句“洗手人厨下”，和武侠小说里常说的“金盆洗手”，不禁令人微笑。我在正人君子面前也每每附庸风雅，说什么“我去洗个手”之类，可是一次在某饭店，服务小姐竟然把我带到了厨房的水龙头前，我只好返朴归真说要上厕所。想起一个笑话，有个人打电话给上海测绘研究所，拨通电话后说：“我要上测所。”接电话的小姐说：“你耍什么流氓！上厕所回你家上去！”这位小姐显然也是把上厕所看做见不得人的事体。现在假如我们学习韩国人，也把厕所叫做“化妆室”（这是很可能实现的），那过不了多久，“化妆室”这个词的文雅色彩也会消失，那时又需要新的雅称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而且，把好端端一个“化妆”也给糟蹋了。我们想想，法国宫廷语言中，曾经把“喝茶”叫做“内部洗澡”，这到底是雅还是俗呢？所以我的态度是，不要计较用词的雅和俗，你以为雅的，可能正是俗，可能正昭示着你的俗或正把你引向俗。不故意追求雅，也不故意追求什么“大雅若俗”，人才能不被语言所迷惑。我除了跟正人君子们在一起时要注意尊重他们虚弱的自尊心之外，是口无遮拦，想啥说啥的。除了最常用的“上厕所”，有时也使用更朴素的动宾短语，以致遭到亲朋好友的多次责难。他们非常不满一个北大文学博士怎能说出那么“粗野”的词语，就像鲁迅《药》里的牢头阿义奇怪革命者夏瑜竟然说出“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的话一样。跟亲近的人是讲不清道理的，我只好蛮横地说这才是北大人的风采，北大人也像你们这么虚伪，中国还有救吗？” 庄子说：“道之所在，每下愈况。”对待厕所的态度，也是观察和衡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上佳视角。比如我那位小资产阶级的太太，屡次要求跟我去农村的姥爷家住住，说是能够忍受粗茶淡饭。我说粗茶淡饭的没有，人家的伙食比咱家还好，但是那里的厕所您老人家能够屈尊枉驾吗？太太问厕所如何？我告诉她位于房后柴堆旁之院角，一米见方，围以疏篱，下掘深坑，坑口垫青砖两块为落脚之处，搭一斜板通人坑中。老北大前辈曾留下一联，正好用在此处，曰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着一“迟”字，境界全出矣！夏天常有金睛巨蝇百头许，在此合奏广东民乐《喜洋洋》，另有蚊子小咬无数，如饥似渴地等待着你，真是“脱衣解带处，茹毛饮血时”。太太说：“你缺德死了”。我说还有冬天，坑口冰封，坑上雪飘，东北的三九天你哪里想象得到？老舍的《骆驼祥子》里你们北京姑娘虎妞曾喊了一嗓子：“喝，屁眼儿都他妈冻裂了！”那说的是你们伟大首都北京，再往北三千里地，还不把你一下子变成速冻木乃伊？要是半夜三更忽然内急，那可惨了，出去后，命大的，落个“寒风吹玉股，冷月照金臀”，虽然是诗情画意，却留下个尿频的病根；命小的，兴许当场就冻在坑上，想喊人，上下嘴唇冻在一起张不开，用手去帮忙，手顺便也冻在嘴上，第二天一看，活生生一个罗丹的《思想者》雕塑啊。 太太听我这么一吓唬，把我骂了一通，再也不提“下乡”的事了，她也知道我是夸张，但小资产阶级本性毕竟还是在无产阶级厕所面前现了原形。这样的厕所，叫它“化妆室”又如何？叫它“厕所”，已经是高抬了。最近听说姥爷家那里巳经时兴抽水马桶式的新式厕所，大概将来也会有到厕所里化妆的一幕。我只是琢磨着，等“化妆室”也蜕变成“粗野”的言语之后，那时应该管那个地方叫什么呢？也许有一天厕所里是可以吃饭、可以讲课的，那会不会叫“大饭厅”、“大讲堂”呢？想着这两个北大历史上著名场所的称谓，我咧了咧嘴，傻子似的笑了。 沉默的宣传员 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像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证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迎国庆，在他们大多数的心里，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宣传的表演时代——不论中国的红小兵还是美国的披头士。当然，表演得非常真诚，演员和观众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艺术祥云之中。 我于是又想到更远的宣传时代。那时的宣传员，没有锣鼓，没有红旗，也没人给敬礼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突然一个穿长衫戴围巾的男青年或是一个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处，振臂一呼：“同胞们，国家要亡了！我们不能再醉生梦死了。起来呀，用我们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爱国无罪，燃烧起你们的热情，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他们的宣传经常没有完成，就传来警笛声、马蹄声、警车声甚至是枪声。他们呼喊出最后一个高昂的句子，一挥手，传单像燕山雪花一般飞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张或几张便走，有人抓到后拼命地看几眼，丢下再走，有的则掉头就跑。那宣传员迅速地消失在人流里，偶尔跑得不及时，则被带进了铁窗。他们的宣传没有报酬，有的是生活的飘荡和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宣传的不是别人的东西，也不是他们需要去相信和理的东西——那就是从他们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东西，用不着去“相信”和“理解”。他们不会失语，即使他们闭上了口，他们的声音也久久地烙在听众的胸膛里。那些没拿传单的人，在夜里，心跳着，一遍一遍地回想他们的音容；那些拿了传单的人，把他们的声音扩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们不是表演，他们只是做着自已认为应该做的事，但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人类历史中最精彩的艺术。那是一个宣传的伟大时代。 伟大的宣传员们都已离开人世或即将离开人世。表演的宣传员们则大多已然丧失热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沉默的宣传员，行尸走肉一般，向你的手里塞着纸、塞着纸。他们的动作是“给予”，表情却仿佛是“乞求”。让我们怜悯这些乞求者吧，于是，我常常认真地接过他们的纸，正像我常常认真地听一切报告、开一切会。 第四辑 百年回眸看女装 当无边的岁月坍塌到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上时，正需要挺立起千百万个保尔。而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译，一个个西装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 十八天大楼的棋 一、释名 在我17岁之前，我家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50号的“十八天大楼”的5栋1号。我的父母在那间10平米的小屋里住了20年，直到公元1981年12月20日，我家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下，迁到教化街一所两居室的新居。我永远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了新房，让我这个工人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所谓“十八天大楼”，在哈尔滨还是小有名气的。它不是一座楼，而是由12栋三层红砖楼房组成的一组楼。据说是大跃进的时候，用18天的速度建成的，还据说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闻讯专门前来参观，亲口命名道，“就叫个十八天大楼嘛！”这个建筑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坚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那么“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也不能说是吹牛。可是总有一些愚昧的人，看到一些吹牛和蛮干的现象，就把社会主义污蔑得一团漆黑，把五六十年代说得水深火热。说老实话，我恨这些人是要胜过恨林彪四人帮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事实，颠倒了黑白，严重伤害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感情，使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产生了误解、隔阂和轻视。其最严重的恶果就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不把咱中国放在眼里，悍然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20多人伤亡。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在我小时候，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邻居，说：“十八天盖起的大楼，质量能好吗？说不定啥时候塌呢！”事实胜于雄辩，40多年过去了，在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彩虹桥”和其他近年兴建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纷纷倒塌的浪潮里，十八天大楼巍然屹立，向人们讲述着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告诉人们，质量不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是用真诚的良心树立起来的。 本文并不想为大跃进唱赞歌，也不想探讨建筑学的问题，只想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点往事，这点往事是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于我需要把最精彩的故事留到以后的大部头作品里，所以这里只能先讲些个下棋之类的“闲事”，就算是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种风俗吧。 二、下什么棋 十八天大楼棋风甚盛，主要是下中国象棋。围棋没人下，只在商店里看见过，三块八毛钱一副，太贵。我上初中时，拥有了十几种棋之后，流露过想买围棋的念头，立即遭到邻居的反对。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三块八毛钱买300多个黑白子，合一个子一分多钱，而一分钱买普通黑白纽扣，则可以买两三个，与其买那死心儿的黑白子，还不如买300个带眼儿的黑白纽扣，一样可以下棋，又便宜，又可以使全家人的衣服都有了后备纽扣。但我终于没有买的原因并不是考虑经济，我的个人存款买个十副八副围棋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主要是不知道那玩意怎么下，我请售货员给我拿出来，研究了半天，连个说明书也没有。所以我对围棋一直保持着神秘感，直到后来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十一连胜，举国沸腾，我才认识到，不会下围棋，就对不起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就不能使我们的国运昌盛，实现四化。所以，咱们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以分别叫做象棋时代和围棋时代。 除了中国象棋，我还会下国际象棋、陆战棋（又称军棋）、海战棋、坦克棋、飞行棋、斗兽棋、足球棋以及民间的“憋死牛”和“走五道”等传统棋。至于围棋和五子棋，是后来在北大学会的。象棋和军棋，又都可以有多种玩法。每一种玩法，我都很熟练。我不是最好的棋手，但我是最喜欢下棋的人。 据十八天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开始下象棋的年龄是3岁或5岁。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老人们喜欢夸大孔庆东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孔庆东考入北京大学以后，他的各种能力就都变成是从3岁开始了。3岁开始下棋（大概是看下棋），3岁开始读报（大概是读标题），3岁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真的，我背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冻梨”），3岁开始唱样板戏（一边唱一边想，为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就要“浑身是胆熊舅舅”），3岁开始给别人起外号（管朱牛氏奶奶叫“猪牛屎”，管朱赵氏奶奶叫“猪羔子”），总之，一切都是3岁。我现在从事文学研究，凡遇到作家的回忆录中说他3岁就如何如何，我是一概不信的。哈尔滨有句歇后语：“三岁抱孩子——小老样！”或“三岁长胡子——小老样！”不过现在这年头，三岁干什么都有可能，我们也就不必太认真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会下棋不久，父亲就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一盘接一盘地赢着父亲，父亲气愤地说：“你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哪有连赢这么多盘的？连赢别人两盘，就得让人家一盘。文化大革命把你们都教坏了！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父亲这话影响到我的终生，使我做事永远给人留面子，对坏人也不习惯赶尽杀绝。别人因此都说我仁义、大度。可近年来我却总是因此吃亏，好几个坏家伙利用我的“仁义大度”骗取我的钱财，骗取我的劳动，骗取我的感情。我终于想明白了，现在是英美文化横行的时代，我们老祖宗的仁义被他们理解成软弱和愚笨，必须先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他们才懂得谦让的美德。赢两盘就让一盘是不行的，应该赢十盘，至少赢五盘，再让不迟。当过老八路的父亲那代人，对日本人贏了两盘，就让了一盘，结果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不又猖狂起来了吗？ 后来我赢父亲两盘，就让他一盘，但这种明明白白的让，对他是侮辱，对我是虚伪，所以我很快就不再与父亲对弈了，只在他输给别人的时候，帮他支两步妙着，报一箭之仇。我的棋，下到了外面。 三、十八天棋摊 只要天气不太坏，十八天大楼的12座楼前，总有几个棋摊子。两个对弈者坐着小板発或小马扎，身旁蹲着几个人，棋盘两侧打横坐着几个人，这是第一圈，一般不到10个人。往外第二圈是弯腰观看的，人数最多，一般在10人以上。第三圈还有五六个人，只能伸着脖子歪着脑袋在人缝里看。所以每个棋摊人气旺时，都能吸引20人左右，“重大比赛”则可达30人。所以下棋成为十八天大楼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充分保证了十八天大楼一带的社会稳定。 要适宜于20人观看，有一个条件是棋盘和棋子必须阔大。一般都是用商店里最大号的棋子，再自己做一副大号木头棋盘。棋盘中间的“河”里，写着“楚河汉界”，这是传统写法。有的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的写“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的写“发展体育运动”。棋盘是木箱式，合起来像一个大旅行箱。小号的棋盘或商店里那种塑料棋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要不知羞耻地摆出来，就会有人呵斥道：“别在这儿丢人现眼，放你裤裆里下去吧！”我见过一副一米多长的棋盘，棋子过河以后，对弈者每走一步，都要起坐探身，如果走到底线，伸直了手臂仍够不到棋子，只好由对手或观众代劳。每个棋子有茶杯大的口径，一寸多厚，拿的时候用拇指和小指捏住两边，中间三指盖在上面，高高举起，砰然砸下，一子落枰，满盘震动。对弈者或大声恐吓，或冷嘲热讽，围观者或高声喝彩，或相互争论，真是热火朝天。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人的整个生命力在喧嚣，整个的感情世界在呼啸。在这样的场合下过棋，就会觉得专业比赛很可笑，两个人彬彬有礼假斯文，一声不出斗心眼儿，好像憋着要赢房子赢地似的。职业化是一切艺术的最大杀手。 十八天人下棋，不是两个人在下，而是两伙人、两群人、两队人在下。大部分观众都加人战团（正符合现代体育精神：重要的是参与），有的做参谋，时而献计献策；有的做国师，每步棋都要垂帘听政；有的忠心拥护一方，如同自己在下；有的两边使坏，惟恐天下不乱；有的趋炎附势，哪方形势有利支持哪方；有的侠肝义胆，专门扶弱灭强。棋界有句格言：“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在专业场合之外，几乎是一句废话，从没见哪里真的实行过。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强盗行径，“观棋不语”是君子吗？no！高声谴责，愤怒声讨才是君子，装聋作哑，厕身局外则是小人。十八天人下棋，要输的一方有时心烦意乱，埋怨对方的参谋，或是要贏的一方害怕有人看破自己的阴谋，也常常说：“谁也不许支招啊！俩人下棋，多嘴是驴！”但很快便遭到有力反驳：“见死不救王八蛋，观棋不语是傻逼！”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些可爱的球迷的强烈参与意识和语言风格，大概就是从这儿起源的。 在这种场合，要想坐上小板凳，成为对弈者，是十分不易的。你首先必须棋艺不错，禁得起大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必须具有即时处理多种意见的分析判断能力。误信谗言和不纳忠言，都会被取而代之。那是一个绝对民主的空间，没有世袭，没有禅让，只有既打败敌人又尊重民意的人，才会被拥上宝座。每人都有机会，惟才是举，每人都能上能下，视为自然。十八天的棋摊，成为我学校之外最重要的人生课堂。 有幸的是，我很早就能经常坐上板凳，在一片喧哗中保持着冷静。在林彪摔死之前，我已经打遍本楼无敌手。到粉碎四人帮之际，我已经成为十八天大楼的一流高手。我下棋有几个特点：一是轻拿轻放，从不用乱摔乱敲或其他动作干扰对手心态。二是少说多听，除了说点玩笑话以外，从不威胁侮辱对方，对别人所出的馊主意也不讽刺。三是从不悔棋，摸什么走什么。就像我一辈子考试没有做过弊一样，这是我终生的骄傲。四是不怕逆境，有一点点希望，就绝不投降，竭尽全力要反败为胜。这几个习惯，使我小小年纪，便以老成持重而倍受尊奉，导致我终于走上了无比虚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我上初中以后，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下棋，这不仅仅是怕输，更是因为跟我下棋，他们感到一种人格上的压力和束缚。他们不好意思喧哗，不好意思悔棋，形势一旦不利就丧失信心，下棋变成了一件非常认真和沉重的事情，棋摊上缺少了热气腾腾的胡闹氛围和欢乐景象。那些大哥大叔尊重我就像我尊重我的老师一样，现在想起来，我明白，那就是我脱离群众的开始，十八天的棋摊，培养出一个自己的叛逆者。 四、棋中有道 但有时遇到外来的高手，大家还是纷纷来找我。人民相信自己的“专家”。有一次两名垃圾车上的清洁工人，一上午从十栋杀到三栋，几乎要扫平十八天大楼了。我中午放学回家，听说来了两个江湖魔头，拿起窝头蘸了些腐乳，便被簇拥着去了。第一个大胖子工人使的是“辘轳炮”，路子很野，我脑子里还在背外语单词，没有完全进人状态，竟然接连被他抽去我两个大车，危急之中，我置主帅于不顾，双马一兵力扑敌人九宫，利用“辘轳炮”后方拥挤堵塞的弱点，抢先一步，将对方主帅闷死在被窝里。第二盘以屏风马对当头炮，胜得稍为轻松。这时窝头吃完，第二个小白脸工人上来。他观察了我两盘，以为我擅马不擅炮，便首先采用俗招，飞起双炮，换掉我的双马。哪知我的看家本领却是用炮，只用20多个回合，我便以“天地炮”迫他订了城下之盟。第二盘他正正经经，谨小慎微地下，果然工夫细腻，我在多一马一兵的优势之下，竟然胜不了他，以和局告终。第三盘我使出浑身解数，用了50多个回合，才艰苦地赢下来。此时日落西天，一片昏暗，抬头一看，四周的围观者层层叠叠，不下百八十个。有些妇女和不爱下棋的人，听说是孔庆东在大战两个外来的高手，也凑在圈外打听。忽然开来一辆垃圾车，下来一个中年工人，说你们两个整天不好好干活，到处下棋，还得我开车接你们，你们这不成了大地主刘少奇了吗！”两个工人站起身，对我说：“哥们，佩服你，改天再比划。”那中年人说：“怎么的？你们输了？”然后指着小白脸对我说：“你知道他吗？这是王嘉良的儿子！”王嘉良是多年的全国亚军，棋界人称“东北虎”，是哈尔滨人心目中的英雄。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宁愿信其为真吧。这时我妹妹给我送来两个窝头，我就给了一天没吃饭的他们，说改日再战。可是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这次苦战之后，我的名气又扩大了些。近郊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请我去冒名代表他们比赛，我以9胜1负夺得锦标，奖品是一副象棋、一盒铅笔和一套毛选。他们舍不得把奖品给我，就请我吃了一顿饭：干豆腐卷白糖，烧饼夹蒜茄子，白菜汤随便喝。 其实我并不是十八天大楼棋艺最高的人。小学二年级时，我曾和七栋的一个高年级孩子一起向一位老人学棋。但学了几天，我对那种“专业化”的路子不感兴趣，不愿意打棋谱，背棋式，于是就半途而废了。另一个孩子则坚持了下去，后来成为国家级的棋手。他的大名好像叫范慧连，但我们都叫他的外号“小老范儿”。他不参与我们的“野战”，每天背着一书包棋书去上学，也是十八天的名人之一。我由于没有专业训练，棋的漏洞和俗手很多。遇到专业棋手，往往有败无胜。但我在下那种野路子棋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一种全面的人生训练。比如说下棋不一定要贏，还有，怎样输才能不被人发现是故意相让，这些都是比下棋更深的学问。我高中一二年级时，棋力达到顶峰，可以算出十几个回合的变化，可以解开报纸上的征答题和街头的棋式。大学期间也罕遇敌手，但不经常下了。有一次中央民族学院工会组织擂台赛，我和女朋友去随便转转。女朋友不会下棋，但喜欢奖品，我就上前，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杀败总擂主。出门时，女朋友抱着一大堆洗衣粉什么的，活像是被我抓住的不法商贩。 十八天大楼的棋风，不是教人怎样去战胜别人，征服别人，而是教人怎样与别人交流喜怒哀乐，怎样与别人和睦相处，怎样保持快活的生命状态。这些年来，我很少下象棋了，棋力巳经低到小学时的水平了，但棋的精神却愈加深人我的心灵。胡适自称是一只“过河卒子”，我也感到自己巳经渡过了某一道生命之河，正朝着人生的底线，默默地进击。 棋在盘外。 史成芳与保尔 《北大往事》一书中有很多好文章，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王岳川的《生命与学术》和周阅的《向死而生》，这两篇文章都讲到史成芳博士身患癌症顽强不屈的事迹。而今，史成芳以34岁的英年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在八宝山向史成芳的遗容望上最后一眼时，一句熟悉的话蓦地袭人我的耳鼓：“要赶紧生活！” 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句名言。不久前我看到有人撰文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坏书，因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伪文学。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斯大林时代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这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就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一样。与斯大林所保卫和拯救的人群相比，他的专制、他的内部清洗、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罪过，毕竟是第二位的。更何况在斯大林时代，涌现出人类文学史上一批最壮丽的诗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所以使千百万人流下热泪，并不是它宣扬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面对生命这一普通而又伟大的真理。保尔？柯察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重要，就凭他面对多种病魔，面对死亡，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不息，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对真诚和勇敢没有感情、没有体会的人，是理解不了保尔的，当然也理解不了今天的史成芳。 史成芳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纳粹。但是他最懂得要赶紧生活。我们北大中文系93级博士中共有黄凤显、漆永祥和我3名共产党员，我们都经常与史成芳谈笑。我向他请教过关于弗莱，关于本雅明等西方诗学问题，我们还一起探讨气功、八卦等中国古代文化。他身高骨大，长胳膊长腿。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有个人物外号叫“脚卵”，我觉得放在老史身上也挺合适。我们几个党员都爱开点不甚高雅的玩笑，老史的笑容总是一半很开心、一半很腼腆。我们那时都认为一位叫“老淫”的同学身体不好，谁也没有想到病魔会选中老史。当黄凤显书记告诉我时，我马上就联想到“残酷无情”几个字。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史成芳和周阅不容易的婚姻生活。尽管我们这些已经成了家的博士生都不容易，各有一本或数本难念的经，但老史和小周的经要比我们更难念一些。同时我又想到史成芳的学术课题恰好是研究时间意识，而今时间意识真的向他本人敲门了，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的奖赏还是惩罚……第一次手术据说很成功，但他毕竟不能如期完成论文了。那段时间他常来找我下围棋。他把“下棋”叫“打棋”，常在楼道里半从容半急迫地叫：“老孔，打一盘棋。”他的棋风可以用“赶紧生活”来概括，总是恨不能一举歼灭我某个方面军，时时企图与我大部队进行战略决战。我知道他们学过当代文学的人下棋都是力战型，而我则是追求所谓“大局观”，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老史无论在何种恶劣的情势下，都坚韧不拔，从不主动推枰认输，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做百分之百的拼搏，结果真的有好几次被他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事实逼得我向他的棋风靠拢，但我总不能像他那样专注。我有时意识到自己是在逃避时间，我在25岁以前是不逃避的，也像老史一样一刀一枪地捉定每一个虚拟的对手。为什么在我25岁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界都陷入了对时间的逃避呢？史成芳有一篇文章可以提示我们，文章的标题叫《历史的坍塌》。当无边的岁月坍塌到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上时，正需要挺立起千百万个保尔。而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一个个西装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 身边的年轻生命已经逝去很多了。我有时便会想，也许癌细胞已经繁殖在我体内的某个脏器，也许某一天我偶然体检时被医生告知：你还能活一到两年！当我骑车穿行在毫无交通秩序的下班车流中，随便一个司机的疏忽就可能使我再见不到我的妻儿老母。这时，保尔的“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的告诫便回响在身边。 老史病危期间，我没有去医院看他。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他是那样的清醒，那样的坚强，巨痛之下不要求使用镇静剂，也不喊不叫。他既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鼓励。我只能期待他再一次走出医院，叫道：“老孔，打一盘棋！”当我从山西开会归来，我爱人让我镇静一下，告诉我一件不幸的事，我一下就预感到了……我当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代北大全体93级博士拟了一副挽联：“三载同窗如梦，隽语欢颜都人史；一盘妙弈常新，英才伟志尽成芳。” 自从史成芳动手术，自从得知中关村一带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出头，我就到处宣传要从30岁开始保重身体。那天与周阅握手时，我也说了一句“保重”。但今天我想向所有6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补充一句：“要赶紧生活。”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人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巳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送余杰序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肩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 所以，当有人把“肩住闸门”视作表演，视作能指的游戏时，你就不妨放下，给他个所指看看，禅宗说：背不动，就放下。 忍者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放下闸门，立地成佛。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婉，是“人之将死，其言也衷”？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彻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9岁。在我9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吧！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红的苦胆里。 百年一老舍 在所谓的“新千年”降临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时候，最令我们激动的并不是对未来的展望，而是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中那些风云流变，那些世事沧桑，和那些文明的创痛。其中有许多消逝在这一百年里的文化大师的命运，尤其值得我们再三回味。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旧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即1899年2月3日，星期五，刚刚屠杀完戊戌六君子的满清朝廷正在祭灶，祈祷灶王爷到天上别弹劾他们的那些丑事，好让他们再统治大清帝国一百年二百年之时，在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一位正红旗的满族妇女忽然昏迷过去——她生下了满清文化最优秀的挽歌手，中国市民社会最杰出的摄影师，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老舍。 老舍的价值是超时空，超党派，超雅俗的。30年代他从海外一回国，就是公认的“笑王”，随后迅即跨入一流小说大师的行列。抗战期间，他是国共两党一致推举的文协主任。50年代，他热情歌颂共产党，热情歌颂新社会，今天看来，却一点也不显得“极左”，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舌头在歌颂，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歌颂。当他所歌颂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坍塌时，他既不“转向”，也不“忏悔”，而是像中外圣贤共同推崇的那样，用生命承担了别人所不愿承担的道义。 有些人喜欢给作家排座次，可是大多数作家的座次总是排不定。有人排鲁迅是小说家第一，便有人挤兑鲁迅没写过长篇，而且《阿q正传》属于通俗文学；有人排茅盾是长篇小说第一，便有人说茅盾是主题先行，概念化；有人排沈从文的小说最美、最永恒，便有人说沈从文的病句一大堆，而且虚伪、做作、色情狂；有人排金庸超越雅俗，举世无双，便有人说金庸是宣扬暴力、崇拜老人、迷信数字以及提倡一个男人娶七个老婆……只有老舍，他像《茶馆》里的王掌柜一样谦虚和气了一辈子，也从未有人用“第一”“第二”去恶心他，但不管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地富反坏右，不管你从思想的、艺术的、内容的、形式的、人物的、语言的、乡土的、世界的……各种角度去衡量，要数中国20世纪一流的小说大师，谁也不能把老舍数到五个指头以外去。这就是老舍百年不衰的魅力，这就是老舍作品既畅销又长销的原因。 读了优秀的作品，往往便想了解作家的生活，作家的内心。老舍的内心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尊严与屈辱的矛盾，快乐与痛苦的扭结。这些是作品中有所体现却又若隐若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老舍全集》，弥补了以往各种老舍作品集在这方面的缺憾，特别是集中收人的老舍日记，展示了老舍对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感受。鲁迅讲过，读大作家必须读全集。像老舍这样的文学家，不论《骆驼祥子》还是《茶馆》，都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小部分。王掌柜一辈子“和气生财”，但谁想到他心底涌动着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的决绝呢？ 全面地了解老舍，审视老舍，通过走进他的内心来体察百年来中国艺术家的命运所折射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对于“百年前宁静的那一夜”最好的纪念。 悍妇猛于虎《江城》与《马介甫》的艺术表现 通观一部《聊斋志异》，我觉出蒲翁生平有四大恨：昏官、赌徒、酒鬼、悍妇。笔涉之处，无不尽情刺谑。其中对悍妇的刻画，尤以《江城》和《马介甫》淋漓尽致，人骨三分。这两篇以现实描绘为主的直缀式结构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映衬之所，共同代表了蒲松龄对“俱内，天下之通病也”（未注引文皆出自该两篇作品）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把握。 无妇不成家，然有妇而悍，实家之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何况“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真焉“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引自《夜叉国》）。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马介甫》）。有悍妇必有懦夫，她们的丈夫高蕃和杨万石的形象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悍、懦对照，羊驯虎威，“第阴教之旗帜日立，遂乾纲之体统无存”，一幕幕家庭悲剧电曳雷吼，如在目前。 尹氏和江城作为悍妇的共同点就是在家里横行霸道，逞妒专房，以丈夫为奴仆，肆意欺凌，进而虐待姑嫜，咆哮厅堂，以至于六亲不认，恃泼使狂。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尹氏主要突出其残暴。“尊长细弱，横被摧残”。她对“年六十余而鳏”的公公“以齿奴隶数”，根本不当人看。见公公穿上马介甫赠给的袍服，“倍益烈怒”，挥刀“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后来逼得老翁忍无可忍，“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样穷凶极恶的逆媳，直到今天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她对自己的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毫无恩爱。当杨为了讨好她，说出日前“巨人惩妇”的真相时，尹氏居然大发雌威，置杨“长跪床下”而不顾，并说“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说着就“起捉厨刀”，真是凶蛮之极。她对杨万石之妾王氏更是暴掠元已，亲手打得王氏堕胎。对叔弟杨万钟亦毫无叔嫂之情，逼其遗孀改嫁。种种残行恶迹，臭名远扬，致使后来“家产渐尽”之时，“近村相戒，元以舍舍万石。尹氏兄弟，怒妇所为，亦绝拒之”。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活画出一个村劣恶蛮的泼妇形象。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最精彩的是，当他在马介甫激励下，“负气疾行，奔而入”，要去休掉尹氏，“适与妇遇，叱问：‘何为？’万石惶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真是奴态毕现，令人想起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写的那个出卖帮助自己的朋友以向主子邀宠的奴才。他奴气人骨，虽饮了马介甫协“丈夫再造散”，不过逞片刻之雄威，尹氏“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蒲松龄对悍妇的憎恶，通过反面映衬，也有一部分化作了对杨万石这般“诲悍”的懦夫的鄙夷和嘲弄。形象本身反映出作者的立意，这是蒲的一贯手法。 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在她与高蕃互抛红巾示情的一段中，就已显出聪敏狡黯。当得知丈夫与妓女李云娘幽会时，她不是打上门去，而是冒充李前去相会，令丈夫无地自容，然后再“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更为绝妙的是化装成美少年，跟踪高蕃入酒肆，看到高与名妓芳兰色授魂与之态，遂召回高蕃，“伏受鞭扑”。她疑心高与婢女私通，竟然“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毒辣之极！当丈夫与同窗偶饮相谑之时，江城“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还有“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种种，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胭脂虎的形象。与她相配的高蕃也与杨万石有所不同，他对娅兄说：“我之畏，畏其美也。”他虽在江城面前战战兢兢，畏若虎狼，甚至江城“偶假以颜色”之时，“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但多少有些阳奉阴违，还曾经休过江城。对江主要不是奴对主，而是“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这充分反映出蒲松龄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是其艺术表现成功的一大法宝。 在性格的生动性和流动性方面，《江城》要较《马介甫》更为出色。后者附以相当于小说本身三分之一篇幅的《妙音经续言》，不免有为文构事之嫌。而前者详细描写了江城由一个恃爱娇嗔的少女，发展到一个泼悍冷酷的刁妇的过程。客观上也透露出一些焊妇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配”，贫贱地位激起广大妇女的反抗心，一旦有所怙恃，便向夫家施以强烈的报复。但满腹农民意识的蒲松龄没有对此进行深掘，而是归于“前世冤业”，以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化手段处理。尹氏被狐仙马介甫几次惩治，最终“依群乞以食”，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经菩萨化身“清水一洒”，立刻“若更肺腑”，痛改前非。这种对现实丑恶虽恨而又无可奈何，借助超现实的理想来解决的方式，表现出蒲松龄受儒、佛影响所具有的“劝悔戒恣”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在艺术表现上把卓绝的现实刻画与奇妙的神异幻想相结合。他写昏官赌徒酒鬼多用构思精巧的寓意之作，而写焊妇却用现实笔法层层揭露，有如多人一事的开发性戏剧结构，并以惩虐扬善结局。既宣扬了“人生业果，饮琢必报”，又满腔热情地“愿此几章贝叶文，洒为一滴杨枝水！”。 百年回眸看女装 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多大变局”，尽管骨子里的“劣根性”和“优根性”不见得真有多少演进，但起码从外观上，已经比一百年前的洋鬼子更加近似于“禽兽”，则是毫无疑问的。 洋鬼子看问题非常浅薄，他们最喜欢从女人穿衣服的变化上判断时代之变迁，民族之盛衰以及国运之枯荣，他们不知道在咱们中国，女人就是“小人之一种”的意思。所以洋鬼子的见解，多半属于“小人之见”。不过咱巍巍华夏，浩浩神州，向来是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溪流，对待洋鬼子更应该宽容海涵，半真半假地听它几句，也好骗他们多给咱们几个刷盘子背死尸的再就业机会。何况古人早就谆谆教导过“道之所在，每下愈况。”女人之穿衣与脱衣，是最“下”不过之处，所以也就是最接近天道之处。因此古代圣贤都非常关心女人裙子的长短，袖口的松紧以及裹脚布的宽窄——古代的道学家都兼任女性时装专家。现今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出访国外时，也不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去观摩一下脱衣舞，回来以后都更加“有道”了。看来倒是我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思想落后了，不能及时提供“道之所在”的文字，再这样尸位素餐下去，会有人像羞辱司马懿一样给我们送上一套女人的服饰，也未可知。为了避免成为“巾帼须眉”，咱们必须把那贼眉鼠眼往女人身上招呼一番了。尽管咱不是道学家兼女性时装专家，但凭着外祖母的回忆和沈从文之流的考证研究，也多少能看出点“今冬明春的流行趋势”吧。下面咱就从几句小诗人手，瞧一瞧一百年来中国女人的“画皮“大变幻。 一、不惜千金买宝刀 这首“鉴湖女侠”秋瑾的七绝《对酒》是很多中学生都会背的，全诗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知道的，会以为这是男性写的。其实中国的男性写的东西，多数是女性化的。一千年前的花蕊夫人早就痛骂过：“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口占答宋太祖》）九百年后，秋瑾又接着骂道：“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秋瑾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痛感到整个中国的极度女性化，因此涌现出一批豪侠刚烈之士，以夸张的男性化生活姿态向传统社会挑战。秋瑾身为女性，但她时时反抗命运加给自己的性别身份。她恨苍天“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宣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她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秋瑾（1875—1907），字濬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她自幼习文练武，忧国忧民。婚后随官僚丈夫“混在北京”，终于不堪忍受“一地鸡毛”，遂抛家弃夫，对丈夫说“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只身前往日本，革命的干活。在日本，秋瑾身穿各种“奇装异服”，穿梭于男性世界，如入无人之境。她有时真的穿着“貂裘”，但绝不像今天的“貂裘小蜜”一族们那样，手里抱个癞皮狗。她的手里是真的拿着“宝刀”的，那宝刀今天存放在绍兴的纪念馆里。后来大概貂裘真的换酒了，她就穿男式和服，穿学生制服，有时穿上马裤马靴，有时又打扮得像个浪人。她的穿衣风格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与她的整个革命活动联为一体的。她发起过“共爱会”、“十人会”，加人过“光复会”、“同盟会”，而且还是“洪门天地会”横滨分舵的“白纸扇”——即大军师。她的英武风采令当时在日本的鲁迅等人都自惭形秽，百年后今天的亿万小男人如果不骂秋瑾是“疯子”，是“变态”的话，真是连上吊都解不开裤腰带的。 秋瑾回国后的革命壮举和慷慨就义，是大多数好人坏人都知道的。这里只说秋瑾的爱穿男装，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觉醒的女性的时装潮流的。男装象征着反抗传统的女性地位，象征着独立、开明、改良、解放。秋瑾说“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她要“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望海潮》）当时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所以穿着男装，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先锋、超前，而且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性感”。这种亘古未有的崭新性感，一方面使男性觉得格外鲜活、刺激，另一方面又使男性受到明显的逼迫、压抑，用鲁迅的话说，是直要榨出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秋瑾的“貂寒换酒”，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外事工作需要”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民国初年上海妓女中的“四大金刚”就是颇喜欢穿男装出风头的。有一张妓女合影中，好几个妓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高领皮袍，脚登黑漆皮鞋，腕戴金表，手提文明棍，一派奶油小生打扮。妓女们当然没有秋瑾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客观上她们也在中国妇女传统服装的千里之堤上，掘出了一片蚁穴。蚁穴有了，洪水也来了，溃堤之日还远吗？ 二、飒爽英姿新女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场滔天洪水，冲垮了传统礼教的千里金堤。五四使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人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 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不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画片上，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美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一般，几乎是不可再现的。 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茅盾在他的力作《虹》的一开头，描写了一艘冲出巫峡的江轮。甲板上站着两个女性，请看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服饰描写：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上文第一段描绘的女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这一段描绘可说是五四女性的典型写真。书中说梅行素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再接下去说，那“狂飙的五四”早已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如果说巫峡以上扭曲回旋的长江是旧女性的象征，那么巫峡以下浩荡奔放的长江就是五四女性的象征了。” 梅行素的形象是五四女性的“正格”。其实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中，新女性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静的、柔的，可以称为淑女型；另一种是动的、刚的，可以称为妖女型。这在她们的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动摇》中通过一个恶棍胡国光的眼睛描写了方太太和孙舞阳一淑一妖两个女子： 胡国光看方太太时，穿一件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大约二十五六岁，但是剪短的头发从额际覆下，还是少女的装扮；出乎意料，竟很是温婉可亲的样子，并没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这天很暖和。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踩，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发展的如何匀称了。总之，这女性的形象，在胡国光是见所未见。 两种女性虽然不同，但她们美的形态都是简单的、自然的。茅盾自己似乎更喜欢肉感的妖女，因为她们更勇敢、更进取。而事实上，两种新女性，都是反动势力屠杀的对象。许多军阀，见到白衣黑裙的女子就抓、就打、就奸、就杀。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学生的遭遇，除了由于她们自己的英勇表现外，还由于屠杀者对这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怀有一种见不得人的变态的性欲。所以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愤怒地用了“虐杀”两个字。除了军阀的虐杀外，社会上对这些女学生的言论攻讦也十分凶猛。有的说女子剪发造成男女无别，有的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有的说袖子太短意在勾引男人，有伤风化……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五四是中国的“二八月”，是中国人乱穿衣的大季节。每一种穿着都在宣示着某种立场和身份。白衣黑裙从政治意义上讲，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与传统的黑暗血腥势不两立，因此，凭着衣服抓人杀人也是“事出有因”的。鲁迅讲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而已集·小杂感》）那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有的成了专家教师，有的成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交际明星，有的成了高官巨富的太太、情妇，还有的撒传单、作演讲，成长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洁白的短衫上开满了殷红的自由之花，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青春，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时装……当我写到这一句时，我用力仰起头，止住那已经盈眶的热泪。 三、纤笔一枝谁与似 平等的思想在传播所到之处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女人可以同男人一争高下的领域和机会还是很少的。只有一个领域对女性作出了相对来说最慷慨的开放，那就是文艺创作。五四以后，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不但以自己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她们自身的衣食住行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这些女作家原来都是女学生。不论陈衡哲、冯沅君、谢冰莹、凌淑华、陈学昭，还是冰心、庐隐、白薇、丁玲、萧红，她们大多都有过白衣黑裙的纯真时代。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角色的变化，她们的着装也添加了更多的色彩，选择了更多的趋向。可以说，没有一种专门标志她们身份的服装，她们融人哪个人群，她们的服装就适应哪个群。所以，到了五四女性全面走向社会的30年代，对于新女性服饰的描写明显减少了。只有茅盾，这位中国社会的观察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珍贵记录。且看他在《子夜》中对几位女性的描摹：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巳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莎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在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这一段通过吴老太爷的眼睛所描写的画面，素来脍炙人口。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当时上海作为一个世界第六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于此又一次“每下愈况”。 他们两个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呀！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色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 这一段叫做“死的跳舞”，可说是一场最刺激的时装表演。 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她一面说话，一面用鞋尖拨弄脚边的细草，态度活泼而又安详，好像是在那里讲述别人家的不相干的故事。 这样的女学生装束与白衣黑裙的五四时代巳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茅盾的笔力真是雄健。而本来与时装关系最为密切的女作家反而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比较少。从一些印象记和回忆录中知道，冰心的衣着特别注重色彩的和谐与素净。她所喜欢的是“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往事》）萧红喜欢穿深色衣服，这与她在东北的地主家庭长大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萧红与鲁迅等人一起吃饭，鲁迅对萧红说：红色的上衣要配黑色的裙子才好看。鲁迅和萧红一样，也是喜欢深颜色。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穿着一件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配了一件黑纺绸衬裙，在开叉处还镶着花边。萧红到大后方以后，又做了一件镶着金边的黑丝绒旗袍。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深颜色普遍受到欢迎。延安有一段时间流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是乎女孩子们个个穿起了黑色的“安娜服”，为此还开展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思想批判。女作家在解放区是格外受到青睐的。丁玲从南京逃脱后，辗转投奔边区，李夫记述了她初到保安的情形： ……丁玲终于来了。那也是一个将近黄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场传来了喧杂的人声，许多人在说丁玲来了。我也挤在人群中从门口向室外望去，里面挤了十廿个不相识的人，其中有三个女子。三个女子中间有一个较胖的，扬着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路上的情形。一颗头发剪得短如男子，而且乌黑光亮的，衬着一张圆脸和庞大的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在转动着。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巳经给她卸在手中弄着。……我猜起来或许她就是丁玲……丁玲当时固然谈笑自若，不过我看她的脸上多少带着些女性的忸怩神态。 丁玲到保安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都十分器重她，高干夫人们争相请她吃饭。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小姐”成为“武将军”之后，她们的时装就具有了“组织”的性质。丁玲本来也是喜欢深颜色，她20年代在上海与胡也频和沈从文三人同居时，喜欢穿红色和黑色。他们成立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姚蓬子回忆第一次见到丁玲的印象时写道：“这大眼睛的，充满了生的忧郁的丁玲，卷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里，默默地坐在车窗旁边，显出一个没落贵族的寂寞和尊严。”黑大氅演变成了灰军装，女性又一次以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如茅盾在《风景谈》中所说，只有从发式上，才能区分出性别。丁玲、草明、宋霖、袁静、郁茹，她们先后穿上了列宁装、干部服，她们的人生价值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和衣装去体现，而是依靠“纤笔一枝谁与似”，依靠和男人一样的奋斗、一样的工作，正像陈学昭一部小说的名字所昭示的：《工作着是美丽的》。 四、美出天然玉不如 40年代的大上海，尽管沦陷，尽管混乱，尽管多变，但它仍是一个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会。不管政治风云、军事局面如何动荡莫测，市民百姓仍然以自己的衣食住行为首要生活内容。许多报刊杂志的主要内容还是广告、笑话、奇谈逸闻、银坛掌故、心理测试和生活小常识。关于时髦女性的装束，当时的《万象》旬刊上有一组《妇女时装吟》，描绘得既细致又传神： 雪肌不爱袜来笼，锦革高跟半镂空。 六寸凝脂鲜一滴，大肢甲上染猩红。 新装赤足最时趋，美出天然玉不如。 春野待郎花下约，凌波不畏湿红蕖。 双臂袒露白如银，电烫乌云椭扇形。 一领罗衫刚贴体，轻盈曲线最分明。 这样的时装与万里之外的欧美，几十年后的中国，已然差距甚小。利用服装来尽情展示玉体，最大限度地强调男女之间的对比和差异，这里面也不能不说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治文化信息。在40年代的上海，穿衣服最有特色的要数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了。她的妹妹张子静在《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一文中写道： 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想穿得和别人不一样。1942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那天，她穿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纽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缕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上海当时虽然许多女青年喜欢赶时髦，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式样的旗袍。我问她这是不是香港流行的式样，她笑笑说：“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是顶普通的式样，我正嫌它不够特别呢！”听人说她有一次穿着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一位朋友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是她生前死后人们永远喜欢议论的话题之一。当时报刊上每有张爱玲的消息时，她的装扮总要占一定的篇幅。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写道：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得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坦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喝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巳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张爱玲从小就对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日后的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她可以说成了一位独领风骚的服装大师。她曾伙同另一位女作家炎樱开办服装设计生意，广告词曰：“炎櫻姊妹与张爱玲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祅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张爱玲写过一篇著名的《更衣记》，将中国数百年来的衣着变迁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写到40年代时，张爱玲告诉我们：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掀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如果说张爱玲的奇装炫人多少有一点游戏人间的态度，那么苏青的服饰则是以朴素实用为上的。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櫻帮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樓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改装暗钮。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吧？大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苏青自己在《谈女人》中也用一种颇为实用的观点来评论道：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腰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坦胸，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张爱玲和苏青代表着中国城市女性在服装美学观念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美的“矿藏”已所剩无多。历史像女人一样不喜欢平淡，一个变化的时代马上来临了。 五、嘿拉拉的布拉吉 阳光明媚的50年代，一群群欢歌笑语的姑娘，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跳跃着，嬉闹着，去上学、上班、开会、游园。她们穿着五彩鲜艳的布拉吉，嘴里唱着：“嘿拉拉，拉拉，嘿拉拉，拉，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苏联老大哥呀，帮咱们建国家呀……”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就是俄式连衣裙的意思。衣服从来是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当中国男人的服装从中山装、列宁装，逐渐过渡到毛制服的时候，中国的女人穿起了“老大哥”的姐妹的服装——布拉吉。布拉吉是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的衣服，是苏联红军的全体情人“喀秋莎”所穿的衣服。 布拉吉一方面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能够显示女性的身体美，它便捷、轻盈、活泼、经济，上至中央级的大演员，下至幼儿园的小女孩，都能穿、爱穿。举国上下飘舞着千千万万件布拉吉，就像开满了千千万万朵水仙花，清新的空气，朴素的情感，昂扬的精神，火热的生活……一个崭新的时代，犹如旋转的布拉吉一样向人们展示着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明天。只几年的工夫，“布拉吉”就成了汉语中一个最常用的外来词。 除了各式各样的布拉吉，50年代的妇女还喜欢穿长裙，小翻领上衣，半高跟皮鞋。比起40年代，减少了许多奢华和“泡沫经济”现象，代之以更加大众化的“集体消费”审美观。一般妇女的服装总数不是很多，但那时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卓越的，香港的居民很喜欢托人购买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产品。所以一年有几套衣服也就足够姑娘们展示青春的风采了。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盛行周末舞会。那时的舞会正规、优雅，是有距离的亲昵，是同志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结合。50年代的“舞迷”，到了80年代，跳起舞来，步伐充满旋律，风度翩翩，令年轻人称羡不巳。布拉吉和含蓄的长裙，就是那种温馨浪漫的舞会上的灵魂。过于花哨、过于暴露、过于昂贵的服饰，在50年代没有受到明确的禁止，但在社会风气上受到人们自然的轻视，因为那意味着腐朽、轻佻，意味着剥削、反动，意味着资产阶级，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崇尚刚健清新之美，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共同点。初期过去之后，有的走向多元繁复，有的走向衰朽淫靡，有的走向极端专制。5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装，则走向了一种特殊的美学状态。 六、不爱红装爱武装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封锁和战略包围的态度，“老大哥”苏联又因对中国奴役收买不成而背信弃义，翻脸逼债，进而在千里边境上陈兵百万，中国处在一种“大雪压青松”的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因此对国防武装力量的高度重视，就成了60年代、70年代的全国共识。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给人民留下的美好形象，“最可爱的人”成为许多男女青年向往的人生选择，也成为许多姑娘择偶的理想目标。体现在服装方面，就是军装成了整个民族长期高居于排行榜之首的流行装。 1961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组织美、仪式美。身穿军装，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在身穿军装之时，个体感到了融入群体的巨大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凭借这种空前的大统一，中国能够在20年的时间内与苏美两霸抗衡，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深痕。 准军事化的过程是与淡化性别同时进行的。这时的女性服装不是突出女性的性征，而是遮掩和弱化女性的性征。宽领长袖，肥腰阔裆，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隐藏了女性的肉体，实际上却百倍地增强了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想象。身穿军装的姑娘给人带来一种极富挑战性的性感。许多学校中的美女、校花，都成了各大军区招兵的热门人物。最漂亮的姑娘大多数都在部队里，她们成为“最可爱的人”中的“最可爱的人”。 “不爱红装爱武装”也不一定就是要穿军装。除了军装，凡是和男性服装比较接近的服装，都有机会被女性选用。在工厂，男女工作服的样式区别不大；在农村，男女社员的衣着更为接近；在学校，男女学生最普通的衣服就是“白布衫，蓝裤子”，外加一条红领巾。裙子大面积地消失了，布拉吉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象征。女性穿衣必须“不修边幅”才合乎时代潮流。但是这“不修边幅”又必须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如果是真的胡穿乱穿，那也同样被人看不起，被认为是邋遢、埋汰、不讲卫生。就比如穿军装，新的就不如旧的，因为旧的意味着有资格、有历史、有沧桑。聪明的姑娘往往穿一套稍稍褪色的旧军装，偷偷把腰改细一些，把横裆立裆改小一些，胸前戴一枚有夜光效果的毛主席像章，再配上两条油黑利落的短辫，那真是迷人极了。 以劳动为美，以朴素为美，以贫苦为美，使许多女孩子不但把新衣硬洗成旧衣，而且还要在新衣上打补丁。这是一项十分高级的技巧，因为补丁在多数情况下给人的感觉不美，这就要求补丁的位置，补丁的形状，补丁的搭配，都必须讲究、得体，要给人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的感觉。最典型的例子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服饰。铁梅身穿红袄蓝裤，在一肩一肘恰到好处地添上两块方形和椭圆形的补丁，宛如中国园林里点缀的两座小亭子一样，给人一种神奇之美。因此“铁梅服“曾在一些城市流行一时。 不合乎这个潮流，与这个潮流相反的，则被视为“臭美”。表现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著名长篇小说《征途》中，有一个爱慕虚荣、思想落后的姑娘叫万莉莉，小说开头是这样描写她的： 这天，她听说这家百货商店到了一批高级小提琴，一清早就打扮得衣冠楚楚——身穿深灰色新式风雪大衣，头戴浅灰色绒线风雪帽，脚上穿一双半高腰麂皮鞋，来到商店门前等着开门做第一个顾客？ 万莉莉的打扮如果换一个时代，可能就是美的，可见所谓“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美是有时间性、空间性，更有民族性，阶级性的。60年代，70年代所推崇的是“飒爽英姿”之美，正如当时一首叫做《姐妹》的诗所描绘的： 紫裙衫，红马靴， 红卫兵袖章，银肚帕…… 扬鞭跃马雪山下， 一张笑脸迎朝霞…… 妈妈，你猜她是谁？ 猜吧，猜吧，好妈妈！ ——呵，她就是， 就是我多次提到的阿衣恰！ 阿衣恰的英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不过就是供愚昧无聊的闲人们饭后谈笑的一张“老照片”。 七、满园春色关不住 准军事化的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渐渐退隐了。改革了，开放了，红杏也就要出墙了。“美“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词汇突然高频率地大面积地出现，似乎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美一样。其实这个“美”也是有它的特定所指的。它特指那些温柔的，个体的、娇贵的、女性的、肉感的、世俗的“美”。尤其女性，仿佛是被关住了几十年的春色，再也不堪忍受园内的寂寞，如同野火春风般在神州大地蔓延燎原起来。 女性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化的重要现象。而女性的回归，是以女性服装的回归为重要标志的。著名导演谢晋在文革前执导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主人公琼花在影片开头穿着女性的衣服，到了影片结尾穿上了男性的衣服——军装。而新时期的一部影片《啊，摇篮》，女主人公恰恰相反，在影片开头穿着男性的衣服——军装，到了影片的结尾则穿上了女性的衣服。电影理论家戴锦华非常重视这两个细节的对比，认为这是让女性回到了女性的世界。 女人们脱下了军装、武装，好似花木兰回到家乡，“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在部队里开始出现非武装妇女，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原来的武装妇女则开始脱离部队，比如《追赶队伍的女兵》。以前是非武装的妇女仰慕武装的男人，比如《董存瑞》中牛玉和的老婆来信说家里啥也不缺，就缺他一张立功喜报。现在则是武装的男人开始对非武装的妇女难舍难离，比如《归心似箭》，表面上好像是急于归队，实际上是急于打完仗，好归来给这个女人“挑一辈子水”。各种文学作品里突然涌现出大量的对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细致描写，连蒋子龙这样大刀阔斧风格的作家，也乐于告诉读者一双白高跟皮凉鞋里有一双什么样的没穿袜子的玉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挂历，一代新星身穿各色鲜艳的服装——今天看来已非常土气，按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打扮。李谷一、刘晓庆、陈冲、姜黎黎、张金玲，穿着运动服、羊毛衫、皮夹克，大概连广告费也不知道要，傻乎乎地挂在墙上向人们大送秋波。民间有个谜语：“贴墙走，贴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说的恰就是她们。 70年代末，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引起了一场纷争。其中袁运生设计的一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面积最大者为2700x340厘米），由于出现了裸体——不但“不吃饭”，连衣服也不穿了，一时毁誉交加。毁者认为有碍观瞻，伤风败俗，有人建议给画中人穿上裙子，戴上兜肚。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对壁画给予了赞扬和肯定后，纷争才得以平息。从此以后，挂历上的明星们就越穿越少了。 生活中的姑娘们，不如明星那么大胆，但也一批接一批地趟雷阵，闯禁区。她们的衣服，用反对者的话说，是“该肥的地方偏要瘦，该瘦的地方偏要肥”。反对者对于姑娘们的装束变换是最敏感的，他们先是采取道德攻击，把穿着大胆的女性归为“坏女人”，大声疾呼“救救她”。后来发现毕竟不是吴老太爷的时代了，于是又改为“科学引导”，大讲奇装异服的不利于人体健康之处。比如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天长日久会得乳腺癌，至少也是丧失哺乳能力。裤子太紧则不利于卵巢发育，天长日久会得子宫癌，至少也是丧失生育能力。锥子裤不利于穿裤脱裤，既容易使腿脚受伤，又容易夜里发生地震时，穿不上裤子而光腚跑到室外，反对者特别希望这成为事实。喇叭裤则浪费布匹，不利于保暖，接触灰尘太多，尤其是容易被车轮压住而导致一命呜呼。超短裙容易摔跟头，落地裙容易卷进机器。高跟鞋容易崴脚脖子，使脚趾畸形，使腿部静脉曲张，使腰间盘突出……有一阵全国的大姑娘都喜欢赤脚穿着红拖鞋满街游走，于是许多晚报都刊登了一则惊人相似的新闻：一个红拖鞋姑娘过马路时，一跤绊倒，死于汽车轮下，红颜不知何处去，红鞋依旧笑春风…… 从反对者的一面，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女性时装的风起云涌，躁动激越。80年代时装的灵魂是反传统，是张扬个性，是反抗压抑，而它所采取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其实又是颇为传统的，也就是说，依然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激情。可以说，80年代和70年代一样，都是一场全国性的“时装行动艺术大展”，只是价值取向相反而已。所以某种时装的流行，一场时装的表演，经常会成为焦点话题。由于反对者的强大，经常需要把一种普通的衣着观念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美学哲学层次才能唬住人。这又导致后来人们出于逆反心理的胡闹调侃。80年代后期，“比基尼”一词开始流行，人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这无可再减的“最经济”时装。有好事者呼吁大家都来穿比基尼，说这是最有力的性启蒙和“实践美育”。从“貂裘换酒”到比基尼上台，中国妇女尽情展示了她们的满园春色，虽然每一个时代的花色不一，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那就是用时装来争取，来配合，来表现妇女解放。不过当妇女们以为她们已经获得了解放之时，她们却好像有点“不知道该穿什么好了”。 八、万紫千红都是春？ 一转眼到了世纪末，中国妇女经过百年抗争，终于贏得了亘古未有的胜利果实。她们现在可以让男人做饭洗衣看孩子，可以干活比男人少而挣钱比男人多，可以对丈夫打打骂骂推推搡搡，可以拒绝履行妻子的法律义务或者在履行此项义务时向丈夫收取“钟点费”，可以对男朋友始乱终弃或者对别人的男朋友贼忒兮兮，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必依靠某类特殊的衣饰来换取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末的女人们在穿衣问题上真正进人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可以着男装，着女装，戴头巾，戴草帽，系领带，系袜带，穿花鞋，穿草鞋，露肚脐，露腰眼，挂胸针，挂项链，可以左脚蹬马靴而右脚踩拖鞋或者左腿裹着牛仔裤而右腿赤裸上写“我爱克林顿”。这些权利和风采都是令男人望尘莫及，莫名其妙，莫衷一是，默默无语两眼泪的。一个男人，再也无法预测他的女同学，他的女同事，他的女同居，明天早晨会穿个啥。男人终于明白了，蒲松龄老爷爷为啥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写下那篇永垂不朽的名作《画皮》，原来女人的本质就是画皮鬼呀！ 女人们生命不息，画皮不止，于是才有了百年千年万年的画皮史。然而回眸想想，奶奶婶婶姑姑嫂嫂姐姐们的奋斗，就仅仅是为了让小妹妹们整天描眉画眼、描肉画皮吗？女同志们，你真的以为你是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吗？请你抽空意识一下这一点吧。万紫千红未必都是春，天桥上展示的未必都是美，大街上流行的未必都要当真。秋瑾、丁玲、张爱玲，她们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她们有没有独特的衣饰，而在于她们拥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心灵。一个民族有许多这样的女人，不但是女性的骄傲，也是男性的荣耀。也许有一天，男人的衣服也会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小小舷窗吧。 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 乱世文章不值钱，漫漫长夜意萧然。 穷途恶作低眉想，敢托丹青补砚田。 上面这首七言绝句，乃是中国侦探小说第一高手程小青的文笔。不过他写这首旧体诗，既非有关侦探，也非意在消遣，而是为了挣钱。说白了，这是一首广告词，在1943年之际，常见于上海的《春秋》、《小说月报》等比较通俗的文学刊物，上题“程小青画例”。具体条例为：扇面册页，每帧一百元；立轴，每尺一百元；屏条七折，堂幅加半。右为花卉果蔬草虫例，金鱼加半，翎毛加倍；点品不应，墨费加一；先润后给，约日取件。 以堂堂中国柯南道尔——程小青之大名，竟然做此迹近江湖卖艺之糊口营生，试看其诗作之无奈，条例之细谨，不禁令人油然生问：乱世文章，真的就那么不值钱吗？ 乱世文章，在乱世大约的确不那么值钱。但到了后世，往往就未必了。我们今日的许多所谓经典作品，不都是乱世的产儿吗？不过，程小青当日所处之乱世，乱得有点特殊倒是真的。国土半焦，禹域三分，今日大陆学界称其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是也。解放区、国统区之文学成就，世人已有高誉，第一次文代会之所谓大会师，主要即指这两支队伍。但日人统治下之沦陷区，长期以来，却仿佛曾经失节之妇人，一失百失，操守尚且不存，文章怎会值钱？如有人评价张资平说：“……至于他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7年投靠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为汉奸文人以后，他从政治到艺术就完全堕落了。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格还是他的作品，都是毫无价值的了。”（何岩：《张资平和他的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爱之焦点》，第457页。） 这显然是用一种固定的眼光去.看纷繁变化的大千文学世界所得出的虚无主义结论。沦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语境，文学当然要变体以生存，以发展。责骂固然正义，但抹而去之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幸好，如今局面有了改观。人们巳不难认识到，以前对沦陷区文学的视而不见，完全是政治意识的影响。须知，军事上的沦陷，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沦陷；文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殉国或撤离，留下来仍操旧业，也并不等于卖身事敌。关于沦陷区有没有文学，已然不成其为问题。价值如何，则依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似尚不宜速下断语。但肯定存在其特殊价值，是毫无疑义的。其特殊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通俗小说的勃兴。 通俗小说的勃兴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表现。当然，沦陷区的通俗小说自然有沦陷区的特点。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残山剩水太荒寒，对此茫茫感百端。 蒲柳衰资从容笑，桑榆晚景付谁看。 萧骚更助民声急，邋遢难随雨点干。 且喜小园逃劫外，朝朝修付报平安。 这是1942年上海的《小说月报》2月号上刊载的一首七律。它十分典型地表达了沦陷区大多数文人的复杂心态。失地千里，只剩下荒寒的残山剩水，面对苍茫大地，抚今追昔，令人百感交集。时局风云变幻，伤心人穷愁潦倒，虽尚能强颜欢笑，但其中却有多少苦涩，只不过聊以自我安慰。明知如此，也只好安于劫后余生的眼前日子，或许只要平安，就存在着希望吧。诗意表面看来是消极苟且，实际上蕴含着深深的忧患和报国无路的感慨。如果遇上盛行文字狱的年月，单看头一联就可以让作者送命。 说是不谈政治，事实上，政治是无处不在的，谁也回避不了，摆脱不掉。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万象》1942年8月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 “这个年头儿，据说：哭笑不得。但我总认为，与其哭，毋宁笑……” 如果说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状态是“哭笑不得”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在呜呜咽咽地哭，而通俗文学则是在故作开心地笑。其实，这笑也是哭的一种变体，开卷时令人舒眉解頤，掩卷后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沧陷区的通俗小说，没有直接“与抗战有关”的。但从中时常可以感受到对时局、世态的曲折反映。例如，官方宣传假造出一片“繁荣”气氛，而不少通俗小说却专写大煞风景的并不繁荣之事。老作家顾明道有一篇《冻结西瓜》，写一个名叫云龙的画家与彭家表兄合伙做西瓜生意，结果因天公不作美而大折其本。这个类似今天文人下海、大学教授卖馅饼的故事，与前文所叙的“程小青画例”相映成趣，反映出知识分子不合理的社会地位问题。南方如此，北方亦然。李黛风的《啼笑皆非》，写一个北大毕业的文学士以卖米面谋生，并渐渐地发了财，但是却耽误了孩子求学的大好年华。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类通俗小说充其量只是给社会“抹黑”，针对性并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武侠侦探等其他类的通俗小说中，攻击性有时就比较显露了。如顾明道的武侠小说，旨在“壮国人之气”、“为祖国争光”（郑逸梅：《悼顾明道兄》），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程小青和孙了红的侦探小说则尖锐地披露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现实。包天笑有一篇《两性王国》，是寄寓了反战意识的和平寓言。 不过，更大量的通俗小说，其“思想意义”是淡化的，只能在总体上领悟出是一种政治高压之下苦闷的移情。单纯从政治语境去看待通俗小说肯定会挂一漏万。沦陷并不能改变一切，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具有连续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通俗小说比起先锋小说来，更能保持这样的稳定状态，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市场，是经济。京、津、沪、宁、汉等地区并未因沦陷而丧失其经济中心地位，相对依然活跃的市场经济保证了通俗文学的销路。1943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谭正壁的《记苏州》开头写道： 听说最近的苏州，比了过去还要繁荣，这自然是个人间可喜的消息。天堂不但没有沦为地狱，而且比过去的天堂还要美丽，这在人类贪图苟安的享乐的心理上，自然会感到十分的欣慰与愉快的。而且还听说那里的米价很贱，生活程度要比上海低得多…… 相对国统区和解放区来说，沦陷区的民众虽然遭受着异族统治者的无情搜刮剥削，但那里多年形成的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了其日常生活的相对宽裕。当时销售量较大的通俗刊物便是以这些民众为衣食父母的。上海《万象》杂志1942年10月号上主编陈蝶衣撰文说： 《万象》自出版到现在，虽然还只有短短的一年余历史，但拥有的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见《万象》的踪迹，这可以证明《万象》在目下，已经成为大众化的读物。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从这里可以看出，拥有广大的各阶层读者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把“点缀、安慰”人生作为一项主旨。 作为安慰人生的主要工具，武侠小说在沦陷区得到了空前的兴盛。从东北到华北、华东各地的刊物都争相连载武侠小说。在王海林所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认为20？40年代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三次浪潮，“发端于二十年代，盛极于三十年代，衰落于四十年代”。这里的“盛极”一段，其中沦陷区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谓武侠五大家中，除“南向北赵”外，顾明道、宫白羽、还珠楼主，都在沦陷区武侠小说创作中有上乘表演，而且王海林认为，“白羽以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已无胜可瞻”。的确，沦陷区的武侠小说创作可称是有声有势的。不仅出现了宫白羽《十二金钱缥》、《双雄斗剑记》、《武林争雄记》、《偷拳》、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郑证因《鹰爪王》这样的风靡一时的杰作，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理论探讨。徐文滢在《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中评价“不肖生有叙故事叙得很动人的才能，却没有精密细致的结构法。另一侠义小说的专门作家赵焕亭在这方面很有成就”。1933年北京的《立言画刊》第20期上的《葫芦吟》一文也专门比较了南向北赵的长短，指出北派武侠小说专家赵焕亭先生，其所为之武侠，迥异凡俗，匪特描写武技，且兼及社会风尚，儿女倚怀……自较向作强些个也。”郑逸梅在《小说丛话》中探讨了“武侠小说的始祖”。包天笑在《钏影楼笔记》的《武侠》一节中提出“今后的写武侠小说的，有几个条件，应当遵守”。“第一是不能迷信”，“第二是记载要合理化”，“要有社会意识，要有民族观念”。这几个条件，在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果然得到了实现。 侦探小说尽管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不如在西方长得那样茂盛。但其充满刺激的内容，无疑是平庸日常生活的上好佐料。杀人放火，走私贩毒，自杀他杀，仇杀情杀，都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勾引人去探察个中内幕。当时出版的侦探小说集，印数都十分可观。许多刊物都经常刊载侦探小说以招徕读者。程小青同时在数个刊物上发表他的侦探小说创作和译作，拥有一个庞大的“霍桑迷”读者群。孙了红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塑造了侠盗鲁平这一正邪之间的人物形象。当他生病住院时，《万象》杂志为其募捐，从可观的数目上可以看出读者对他的喜爱。从销量上讲，侦探小说仅次于武侠小说。这种“安慰”人生的方式，是单凭政治无法解释的，必须考虑到更广泛的文化因素。 言情和其他社会小说在选材上一般回避当时的现实，或者淡化时代背景，或者写民国初年，或者写战争以前的岁月，但往往含沙射影，也能起到针砭现实之效。例如秦瘦鸥的《秋海棠》揭露了军阀的凶狠残暴，通过秋海棠与罗湘绮两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为被压迫的人提出了抗议，所以，其社会效应大大超过了其所取材的简单的桃色新闻，引起了沦陷区民众一种不言而喻的对残暴统治者的公愤。该书在上海《申报》连载未完，即有人想把它编为戏剧，搬上舞台。1942年，上海若干剧团与上海艺术剧团合并后公演了由秦氏亲自执笔改为话剧剧本的《秋海棠》，轰动了大上海，连演五个多月。沪剧、越剧也纷纷改编。1943年该书又搬上银幕，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这在通俗小说界，是张恨水《啼笑姻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盛况，故被称为“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包天笑的《大时代的夫妇》则以“八？一三”为背景，细致描绘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流离失所的不幸。作为一位鸳鸯蝴蝶派的元老，包天笑显示出不落后于时代脚步的思想境界。另一位与张恨水齐名的言情小说大师刘云若，则在沦陷时期力作迭出。不过，他对自己的言情之作倒是有些负疚之意。他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子》中说：“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每一思维，辄不用其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他的小说，不是一味的缠绵言情，而是蕴含着一股泼辣的刚烈之风。从中似可看出其振作的愿望。另一位言情小说名匠陈慎言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恨海难填》等代表作。南方的王小逸、谭惟翰、丁谛、予且则以更接近新文艺的笔调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俗文学刊物，他们大多以写实手法描绘日常人情、男女纠纷，对于了解那个时代风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滑稽小说在这一时期也显得特别活跃。北方的耿小的，南方的徐卓呆，都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于插科打诨中发泄着心中的不平，揭露着社会的不公。徐卓呆的名作《李阿毛外传》以哈哈镜的方式，讽刺了当时的畸形世态。耿小的比起徐卓呆来，讽刺性更为明显，他说：“讽刺与滑稽是对立的，讽刺是一种冷酷的毒辣的东西。滑稽是一种热情的，浪漫的。”“还有人民对于政治的不良、强有力者的压迫，不敢直接反抗，只好在旁边加以冷酷的讽刺，可是这种讽刺倘太明显，被强有力的抓住，仍有丧命的危险，而心里的不平，总想发泄出来。于是委曲婉转地用笑话把讽刺发泄出来，叫人看着抓耳搔腮，干没办法，惫不得，笑不得，这就是幽默。幽默不是直筒式的，不是麻木的。”可见，滑稽与幽默、讽刺在耿小的那里是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性的。不过，耿小的当时也写过赞美日本的文章，这或许是一种避免“丧命的危险”的生存手段，也未可知。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前一时期，都有发展。只是针对现实的方式要更曲折一些。不过，即使在非沦陷地区，非沦陷时期，文学针对现实的方式就一定很自由吗？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勃兴在“形式”上也很值得注意。有首诗这样写道： 试研宿墨动诗情，写了倭笺夜一更。 我自闭门无冷暖，不妨门外有阴暗。 这是上海的《春秋》杂志1943年9月号上云间白蕉的一首《闭门》。它的后两句令人想到鲁迅《自嘲》的末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对比分析一下可知，这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态度。鲁迅的态度是一种挑战和抗争，躲进小楼是一种士的隐蔽，为的是在自己的一统阵地里向外面的春夏秋冬不断射击。而闭门的目的则是隔断与门外的冷暖交流，用忘记门外来维持自我的存在，明知外面会有阴晴圆缺，却以“不妨”的心态来彼此间离，这是一种隐退和逃逸。或许这种差异就代表了沦陷区文学面貌的改变。进一步说，由于隐退和逃逸，使得本来就缺乏先锋性的通俗小说在沦陷时期更加致力于完美自己的艺术形式。小说所描写的“冷暖阴晴”与非沦陷时空并无甚大差异。倒是作为小说艺术的“诗情”，在这一阶段给人留下相当突出的印象。 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和教训。战前的30年代，通俗小说盛极一时，余热未消。沦陷以后，读者市场对通俗小说不仅有着量的需求，更有着质的需求。“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竞争中求变、求新、求好，这就鞭策着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提高艺术水准，“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巨大成就为通俗小说树立了再方便不过的学习榜样。通俗小说不断汲取先锋小说的新鲜技巧，其艺术水平如影随形般跟在先锋小说后面持续进步。这也是它能与先锋小说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沦陷区的通俗文学与世界文学保持着比较畅通的联系，能够追逐世界潮流。这些都使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甚为可观的程度。 艺术水平最高的自然当属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因为这块领地受新文学影响最大，以致不少作家、作品到底算俗还是算雅，颇难定论。例如张爱玲、苏青，似乎是雅的，但细品却不乏市场气。予且、谭惟翰、丁谛，似乎是俗的，但其思想和艺术追求都有超俗性。因此，所谓通俗一语，有时也只能约定俗成，只要不把它看成贬义词，也就不算委屈了被覆盖在其下的作者。但是，同一个作者，其作品的艺术质量往往是参差不齐的，因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往往是急就章，一位作家同时在数个报刊上连载几部长篇小说是常事，甚者如王小逸坐在印刷所里同时写十种连载小说，边写边印。这就好比多产的母亲，能有一两个宁馨儿已经足可欣慰了。 这一类小说普遍讲求结构艺术。如陈慎言的《恨海难填》，写青年男女萧敬斋和黄芬芳彼此爱恋，最终一个出家，一个远走的故事。作者巧妙地运用一系列误会、突变，造成一种必然之势，由一线展开多线，多线又归于一线，使故事层层迭进，渐次达到高潮，极见匠心。再如予且的《乳娘曲》，写陈祺昌与妻子翠华为孩子雇了个乳娘，乳娘奇特的言谈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全书由此如剥笋般次第展开，悬念接连不断，环环相扣，既出意料，又合情理，布局如盘山流水，回环而又舒畅，高水平的语言艺术也是社会、言情小说的主要特色。如果单看语言，简直分不出哪是先锋小说，哪是通俗小说。例如徐晚寂《红美人》的最后一段，人物叹息道：“时代的巨轮，辗碎了一个美满的梦，消逝了一个温馨的梦，却又造成了一个甜蜜的梦。”予且《乳娘曲》中随处出现类似这样的妙语：“哭的女人所要的是钱，笑的女人所要的是爱，怒的女人所要的是权威和势力。”从这种语言可以看出，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审美水准都是不可低估的。 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上，社会、言情小说吸取先锋小说的优点，能够从“典型化”的角度着力，取得了超出传统很多的成就。例如秦瘦鸱的《秋海棠》写秋海棠之死的一段，十分凄楚感人。当时罗湘绮随梅宝赶到小客栈，秋海棠已经瞒着女儿梅宝去戏班了，为了挣口饭吃，他以久病之躯去当“筋斗虫”。湘绮、梅宝又赶到后台，找到了化名吴三喜的秋海棠。正准备上场的秋海棠见到分别十八年的湘绮，“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僵住了”，正赶武行头喊他上场，他竟忘了排队，就“挺着单刀直冲出九龙口去”。 “跑到舞台的中央，秋海棠已经完全糊涂了，眼睛一花，直撞在高高堆起、外面蒙着彩布、作为假山的一张桌子上，顿时痛得他晕了过去。” 秋海棠极度衰弱的身心，在强烈刺激下霎时崩溃。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湘绮，好好照顾梅宝！”台上锣鼓声时作时綴，戏还在唱下去。这不是很完美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细节的结合吗？ 武侠小说继续保持着30年代以来的旺盛势头。自从1932年还珠楼主（李寿民）在天津《天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后，北派武侠四大家相继崛起。1938年，白羽在天津《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一举成名。1941年，郑证因在北京《三六九》杂志连载《鹰爪王》，赞誉四起。1938年，王度庐在青岛发表成名作《宝剑金钗》，成为“鹤铁五部作”的嚆矢。北派四大家的创作，代表着民国武侠小说的最高水平（张赣生），他们的多数力作，都是发表在沦陷区内。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气魄雄大，上天入地，将胜境与神话融为一体，体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虽蒙“荒诞”之责，但也的确大大拓展了武侠小说的想象空间。白羽的武侠小说，则文思敏捷，冷峻尖锐，以现实社会为背景，努力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一种“含泪的幽默”。布局严谨、有新文艺之风。郑证因“把中国武术的种种门派、套路、招式”，写得非常“广博、真实、生动、精彩”。把“武功”升华到一种审美的境界。王度庐则十分善于体会笔下人物的处境、心理，把言情与武侠结合得令人回肠荡气。这一阶段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突破，直接孕育了五六十年代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崛起。 侦探小说在沦陷时期表现出成熟冷静的风范，作品的艺术水准大致比较稳定，而且由于文体的独特原因，作家创作态度相对是认真的。程小青指出：“侦探小说写惊险疑饰等等境界以外，而布局之技巧，组织之严密，尤须别具匠心，非其他小说所能比现。”程小青塑造的霍桑和孙了红塑造的鲁平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所以，如同电视连续剧，他们在延伸人物的故事系列时，不能不受读者“期待视野”的左右，在总体上必须力图使新作的水平起码不低于以往。所以，这一时期，侦探小说也出了不少名作。例如孙了红1941年所写的《囤鱼肝油者》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描写手法，使得作品蒙上一层神秘朦胧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努力汲取西方写作技巧的苦心。不过，匠心有余而文采不足似是侦探小说的主病。 滑稽小说的艺术水平也颇为可观，绝不能以无聊笑谈视之。如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每一个故事都极尽巧思，有铺垫、有悬念，把包袱抖在最后，令人久久回味。例如第四节写一个窃贼偷到一个皮包，内有珍贵木刻和一封信。窃贼贪心不足，按信去冒领更为珍贵古董——水盂，结果反被失主骗回木刻，窃贼所得到的水盂原来是一只狗食盆而已。耿小的著名的《云山雾罩》，巧妙运用《西游记》的人物，讽刺人间现实，全书十一章的标题依次是“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八戒大闹游泳池”，“孙行者活捉绑票匪”，“沙和尚溜冰花样翻新”，“孙行者大战金刚与人猿泰山”，“三圣又折回东土”，“孙行者遍游七十二地狱”，“八戒吓走扶乩人”，“逛天桥大圣批八字”，“寻沙僧行者入人火星”，“回故土三圣得团圆”。从这些标题，即可看出其中妙趣横生，看出作者过人的想象力来。耿小的之作特别善于信手拈来，把人情世态讽刺得入骨三分，并能在讽刺背后透出一股悲凉。滑稽小说极容易流于耍贫嘴，卖弄噱头，而徐卓呆、耿小的这样的作家都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大局着眼，力求提高作品的档次，这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不但超过了以前的数十年，并且也超过了同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抗战结束后，通俗小说渐渐衰落，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太正常的状况，因此，探讨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特色，对于研究新时期以至于所谓“后现代”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满怀愁思入沉冥，残月街头酒半醒。 君是过江一名士，可能伴我泣新亭。 这是上海《小说月报》1942年3月号上一首题为《赠郁达夫》的七绝。读者也许会惊讶此诗的大胆，竟敢公然表露国破家亡之思，而且还不乏呼朋引类的煽动之嫌。 其实，沦陷区的文化工作者虽然有“我自闭门无冷暖”的一面，但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一面。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俗文学自生自长的内因，也有文化工作者们大量的自觉努力等外因。 首先，第一方面在客观环境上，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占有天时地利。 先锋文学的急剧萎缩，为通俗文学让出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并相对突出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进而把先锋文学的一部分功用转卸到通俗文学的肩头。 沦陷伊始甚至以前，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就或整或零地向大后方次第撤离，使沦陷地区的先锋文坛短期内几乎处于被抽空的状态。京、沪两大文学中心的骨干在“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旗帜下纷纷奔赴西南。而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的，或则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般，罢手不写，或则像周作人苦茶自饮一般，强颜涂抹，根本布不成先锋之阵，其余的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沦陷区偶尔能辗转得到身在大后方的先锋作家们的一点墨宝，不胜欣喜，十分重视，总是置于刊首，仿佛获得了总统题词一般。（例如《春秋》杂志第一年第五期，第二年第一、二、三期）这样，通俗文学便得到了一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天赐良机。先锋文学的萎缩，不仅是拱手割让出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去除了多年压在通俗文学头上的蔑视，使通俗文学感到了一点文学品位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沦陷区文化市场对通俗小说有着特殊的期待视野。 沦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心态。如果说在沦陷之前，许多人还抱有速胜论的乐观情绪，喜欢看“与抗战有关”之作的话，那么沦陷的无情现实，不能不粉碎狂妄自大的速胜说。 “前途崎岖蜀道难”，这样悲观的看法恐怕是沦陷区的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的。身陷铁蹄之下，山河光复需待时日，但人总还要生存，生存又不能仅仅是饮食男女，于是，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境况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对国事的焦虑渐渐转化成麻木和忘却，许多觉悟不高的民众被迫安于灰色的生活，只能从通俗文化中找到一点慰藉或者是刺激。随着战事的推移，“国家”、“民族”仿佛渐淡渐远，而身边琐事却日益凸现。正像当时有人诗中所说：“半壁河山地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己。”（指周璇、严华）《春秋》杂志上开设有“春秋信箱”，读者来信中，诉说的尽是个人生活的烦恼，诸如婚外恋问题，单相思问题，孤独症问题，以及求学谋职、养家等问题。普普通通的市民生活在动荡之后重新稳定自己的秩序，文化市场所需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制约于市民生活的情趣和水准，这便使得通俗小说的勃兴有了十分适宜的土壤。 从生存气氛上看，沦陷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压迫和控制先锋文学，宽容和放纵通俗文学，使先锋文学生存得比较艰难，而通俗文学则比较舒畅。虽然统治者并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从一般文学出版物的处世姿态上，可以找到明显的根据。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除了公开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官方色彩较浓的以外，大多数刊物都断然回避政治，毫不隐讳自己的胆怯。 《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说：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饨，亦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里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对当下境况和具体问题的逃避，而像武侠和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词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如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 于是，各种刊物上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明星行踪，消遣时尚，乃至性病用药、嫖界指南，烘托出一片“繁荣”气氛。这样的氛围，正适宜通俗文学畅快呼吸，而先锋文学则不时感到捉襟见肘，甚或举步维艰了。 第二方面，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内部的惯性加强了其勃兴之势。 通俗小说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痛击，被打得近乎哑口无言，毫无还手之力。但是通俗小说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仍然野火春风般生长着、蔓延着。如果从销售量上看，就更能感觉到其旺盛的生命力。瞿秋白在《吉诃德时代》中说“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而通俗小说普普通通就能发行十来万，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新文化运动余音未歇，通俗小说便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狂潮。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开始连载，直至1927年告一段落，五年间盛传不衰。时隔一年，1929年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连载，再次引起轰动。接着，一大批通俗小说大家崛起，除了“南向北赵”，更有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名扬四海。到抗战之前，通俗小说巳经是兵强马壮，佳作如林，虽有先锋文学的竞争与排压，但已无碍其游刃驰骋了。及至沦陷，这股勃兴势头有进无已，直到后期才渐渐减弱下去。 通俗小说自身的顽强发展还表现在文化工作者们开始对通俗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 丁谛在《小说月报》1943年5月号上发表一篇《文艺创作的动静》，最后一段说： 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她孕育着未来的高潮。在颓废的时候，文艺家应该静静的把握着这个停滞的时代，并且，配合着时代文化的整体，批评她，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段话的弦外之意是很值得琢磨的。像丁谛这样的通俗小说家并没有在苦闷的时代里颓废下去，而是静静地观察着、工作着，用奋斗来迎接“未来的高潮”。在通俗文学的问题上，当时就很正式地举行过颇具规模的讨论。北方的《国民杂志》专门讨论过“色情文学”，对与通俗文学关系很密切的所谓“色情文学”基本上表现了比较宽容的姿态。如楚天阔认为：“不能因为有一点色欲的描写，就否定了这作品的艺术价值。”耿小的表示：“我不反对性的文学，但是它须要写得有意义。”杨六郎提出色情文学到底是文学中的一个支流，哪怕是一小支，而总不能说这一小支不是文学，不是艺术。”公孙燕则大胆地断言：“色情文艺发达期，必是国民教育的比例提髙期。”王朱则干脆把《查泰莱夫人》开除出“色情文学”的行列，因为“作者太过于胆怯，又想写，又害怕，鬼鬼祟祟同时还又要充假面具圣人，我真的替他叹息！”这些瑕瑜互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1942年10月号的《国民杂志》又推出“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笔谈专栏，请上官笋、楚天阔等10人围绕新文艺小说和旧章回小说的关系发表意见。上官笋认为五四新文学抛弃了民众，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买办、高等华人的乌合队伍。”要“发掘有生活经验的新进文艺小说作家”，“从多方面试验新形式”并“应用大众的语言”。杨六郎主张新旧“两造”都要“以自励作标准，以不骗读者为目的”。他还说要想顺应大众，“而使小说通俗，武侠小说是一个开路先锋”，并举老舍的《断魂枪》为例。天津作家鲍司则批评“民众由于自然的习惯，便成为一种苟且疏懒的接受态度”，所以“不能心急”。陈逸飞认为“文艺小说根本不是小说，通俗小说应改为民众小说或大众小说，然后才说得到建设方案或批评指导”。他主张“仿照‘评书行’的方法，要有传授”，“要由官方组织”，“今后小说课程中要加人这一项，就是一般人常在口头挂着的‘文艺政策，”。这些意见在1949年后部分地成为现实。天津作家杨鲍认为要改进章回体，“不能与生活脱离”，“现社会太需要藉通俗的形式传播一些知识思想的，但不可迎合低级趣味”。楚天阔“反对旧瓶装新酒”，“主张改进新小说”。知讷则“赞同旧瓶装新酒”，并认为章回小说“已经接近了新文艺”。 11月号的《中国文艺》刊出上官笋的《论文艺大众化之内容与形式问题》，总结这次讨论，指出文艺要大众化，必须“整个文学的深入民众心里”。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活动应该保有多元性的发展”，一部分仍使用“新文言”，另一部分“作彻底大众化的尝试”。 更有代表意义的讨论是在南方的《万象》杂志。 1942年，《万象》杂志专门出了两期“通俗文学运动”专号，共发表了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丁谛《通俗文学的定义》、危月燕《从大众语说到通俗文学》、胡山源《通俗文学的教育性》、予且《通俗文学的写作》、文宗山《通俗文艺与通俗戏剧》等六篇理论文章。这对通俗文学的兴盛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陈蝶衣认为，“通俗文学兼有新旧文学的优点……足以沟通新旧文学双方的壁垒”，“通俗文学与俗文学应该是一对很密切的姊妹花”。这等于说把通俗文学与俗文学区别开来，提高了对通俗文学的认识档次，并且也抓住了通俗文学很实际的特长。 丁谛认为通俗文学具备的条件，是： 一、为一般人所易于接受的，欣赏的； 二、切合一般人的欣赏力，但也需要提高或指导匡正一般人的错误思想、趣味和意识； 三、艺术单纯化； 四、以特殊的才能体会通俗，以一人生活投进到多数人的生活，以新内容新观念而组织、建设新的通俗的观念。 他还据此四条为通俗文学下了定义。可以看出，丁谛在强调为“一般人”的基础上，十分注意“提高”、“指导”，注意通俗观念的更新。 危月燕认为通俗文学应该包含有下列的几种特征： 一、具有代表大众前进的意识。 二、文字浅显明白，内容生动有趣，使大众个个看得懂，而且喜欢看。 三、绝对排除违反时代的色情、神怪、封建意识等类毒素。 不难明白，危月燕主张通俗文学应以“浅显”、“有趣”勾引大众，然后向其灌输“前进的意识”。 胡山源反对一味消遣的通俗文学，并在写作技巧上主张“要经济，要周详，要正确”。 予且认为通俗不是平凡、浅薄、粗陋、迎合低级趣味，他认为大众化是要接近大众的生活，增强大众的兴趣，培养大众的温情，诱导大众去写作。 文宗山一上来就不无影射地说：“在言路窄狭的今天，将文艺通俗化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自然不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强调“通俗”与“庸俗”是绝对不同的，一要“在趣味性中去增加老百姓对文艺能进一步的认识”；二要“由浅人深，必需循循善诱地把他们一步一步往上拉”。 综合看来，在这场讨论中，论者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即把通俗文学当作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从启蒙民众的角度给予高度重视，既注意把它与“纯文艺”区别开来，更注意把它与“俗文学”区别开来，主张以其娱乐功能为手段，以其教化、认知功能为目的。这实际即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不禁使我们注意到，这场讨论与发生在国统区、解放区的同类讨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解决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重。这一讲话决定性地提高了解放区通俗文学的地位。国统区以向林冰和葛一虹为双方代表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最后也归结到大众化的道路上。老舍在《谈通俗文艺》中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相区别，实际跟陈蝶衣的用意是二致的。茅盾主张大众化要利用旧形式（《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艾思奇甚至写出了《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周扬、何其芳等人也大谈“形式”与“内容”，结果，国统区、解放区的通俗文学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如果把沦陷区的这一情况放进去一并观察，就可看到全国范围内，新文学面临着五四以来又一次巨大的话语变革，这一变革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当然，沦陷区与国统区、解放区所理解的“内容”、“形式”可能各自不同，所以，通俗小说的面貌也大不一致，但仅此一点即可有力说明，沦陷区通俗小说的繁荣是文学自身发展所主要决定的，并不因“沦陷”而失去其自身固有的任何艺术价值。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兴盛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此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界也都对通俗文学青睐有加。国统区的通俗小说先是借抗战小说抬高品位，又转而以讽刺、暴露增加其思想深度，例如张恨水，后来又有无名氏、徐讦的被学界称为后期浪漫派的小说——算是较为精致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通俗小说则无论在品位上还是影响上都压过了先锋小说，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成了小说界的核心人物。另外，与沦陷区一样，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进行过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都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得失进行过总结阐发。这似乎又可说明，通俗小说的兴盛是不好仅凭沦陷区这一维去思考的，沦陷区与文学的兴衰并无必然联系。 除了理论上比较深人的探讨外，沦陷区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都是相沟通的。当时的雅俗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存在如此巨大的分野。同一本刊物上，往往是既有先锋文学，也有通俗文学，有时不大分得清彼此。如《春秋》杂志上既有孙了红、胡山源、程小青、张恨水、丁谛、郑逸梅之作，也有茅盾、巴金、沈从文、臧克家、黄药眠、王西彦，乃至冰心、李金发、穆木天之作。从作家看，予且、丁谛、谭惟翰等人主要以通俗小说家面目出现，但他们的有些作品，尤其是短篇，无论看内容，看形式，都没有过硬的理由说它们就不是先锋文学。如谭惟翰的《夜阑人静》当然可视为通俗小说，但他根据戴望舒的名作《雨巷》的意境所写的同名小说，却是先锋意味很浓的、颇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出恋爱悲剧。同样，危月燕的《花都蒙尘记》可视为通俗小说，而他写的《首阳山》，却与鲁迅的《采薇》一样，属于“故事新编”风格，按某些学者的观点，颇带表现主义风格，这却又是先锋文学了。所以，不少作家实际上具备了多副笔墨，也许这是沦陷区的生活现实迫使作家不得不“多才多艺”吧。顾明道、程小青都兼作书画扇面，予且为人批命占卜。徐卓呆在郑逸梅的纪念册上写过十六个字：“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这恐怕的确写出了这些“沦陷区文人”在特殊处境下的心态和操守。所以，像《大众》这样的刊物，敢于宣称：“在这本《大众》里面，新旧两派，可谓巳经打成一片，虽在目录里面，也看不出一点痕迹。”《春秋》杂志则主张正统派与鸳鸯蝴蝶派应如“陆处之鱼，相煦以沫”。通俗文学并未因先锋文学的萎缩而大露其短，相反却趁机吸取先锋养料，丰富了自己的装备，就好像正规军撤退以后，游击队反而发展壮大，成了“准正规军”一样。 与世界文学的沟通也是沦陷区的一大优势。如谭惟翰就译过托尔斯泰的《生之真谛》，伯吹、柏舟等也译过托尔斯泰之作，欧美的名家名作和文艺思潮不时都有介绍。程小青译的《希腊棺材》和《女首领》非常著名。北方的刊物则翻译日本的作品较多。《大众》杂志上还请钱士翻译了劳伦斯的《蔡夫人》，即今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种在同一本刊物上，古今中外并列，雅俗新旧杂陈的做法，大大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提高”，就像普通中学的学生，插班到重点中学一样，近朱者赤，自然会产生“见贤思齐”之效。至于先锋文学是否会“近墨者黑”，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沦陷区文学工作者多方面的辛苦努力，使沦陷时期的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没有“静默”和“停滞”，而是取得了在某些方面看来比国统区和解放区更有特色的成就。这是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正视和承认的。 第五辑 黑色的孤独 一讲起鲁迅他们目瞪口呆，说鲁迅原来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我说你以为鲁迅是什么人呢？他们切身感到中学学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可是你想想中学那么长的时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试。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巳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我看语文第一课 说到第一课的问题，我倒与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个教学过程当作一个系统来看的，从这个系统论来看，第一课讲的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种走法。 任何人上小学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大多数孩子在上小学之前，都已经有了学前教育，不知识了多少字。不是说不应该注意第一课的难易程度，但要和别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虑，比如说和时代风气结合起来考虑。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他从意识上实际已经进入社会了，要想把他单独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他们纳入成人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痕迹。比如第一课学“人、口、手，马、牛、羊”，这就没有政治倾向吗？它一样有政治倾向。它表明要跟政治的东西远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国”，都要肯定它在那个历史情况下的选择，肯定它的合理性。关键是你不能天天都是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语文第一课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课文内容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蔓延到使整个教材变得单一化。不仅语文课是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这种东西到今天仍然没有排除。过去政治挂帅的时代，它很明确地说就是政治挂帅，各个领域、中小学都是政治挂帅，上下是统一的，是个社会默契，你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矛盾的。中央说的是科教兴国。这是我们的时代主流，可我们的教材却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不是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很不够，使我们感到好像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到了1999年，但是很像是1979年的样子。你看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能编出来的，但总觉得不像90年代的东西，所以说它落后。它和这个时代对不上号，明显是和这个社会大气候不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比，都是有缺点的，因为以前不管第一课是什么，它跟那个时代是一致的。 第一课的目的是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一开头打个让他们爱学习的底儿挺重要的，要让他们觉得学习这玩艺儿挺好玩儿，另外就是对他们有用。老舍的小说《牛天赐传》里有个老师给小孩讲“人之初，性本善”，讲了多少遍孩子也记不住。一天老师错说成“人之初，狗咬猪”，结果这孩子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不改了，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了，他就有了一个形象感。我觉得我们的第一课应该有这个原则——-有趣和有用的原则。不仅小学第一课，每—个阶段的第一课都特别重要。 高考体制、语文教学体制，作为一个教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它有两个目标必须并重：一个是把人当成一个人，一个全面的人来培养，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育人的方针。中国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养成圣贤，这是教育的一个宗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战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或者说人才来培养，让他有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在社会上用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进行交换。一个人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没有重视第二个教育，即没有重视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只是书生空谈，大道理懂得特别多，不能做实事。后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实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总要占一头，最好是二者平衡。从这个想法来看当前的教育体制，它就在于两头都不着边儿。我这学期是给大一上课，讲现代文学史，这跟中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涉及他们中学学过的内容，但一讲起鲁迅他们目瞪口呆，说鲁迅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我说你以为鲁迅是什么人呢？他们切身感到中学学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可是你想想中学那么长的时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试。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有人说是课文选得不好，我觉得这不是第一位的，这个体制指挥着老师怎么讲这个课。据我看很多课文是好课文。不好的课文也可以讲好，或者讲出它为什么不好。我当过三年中学老师，很艰难，我要两条腿走路。我不能专门讲真话，那样学生考试就通不过。我得告诉学生真理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应付考试，这等于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这套体制决定了它的考试方法是个指挥棒，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四个答案，选一个对的，其实通常四个都对。几次下来学生对文学语言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学习热情完全被挫伤掉了。教参由一个参谋成了主人，跃居于教科书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参自然就不权威了。不打破这个统一考试的模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如果还这样考试的话，换什么篇目都无济于事。我们现代化程度这么高了，还需要一个活人在课堂上讲，就是需要他现场发挥，面对面地把东西灌输给学生。高考体制80年代还是利大于弊的，它是在大学多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恢复起这样一套体制，这个体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挂钩的，这个体制恢复起来就有了一个公正的、民主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很多人凭着分数改变了社会地位。很多偏远山区的聪明青年凭一纸试卷就进了大学，但那时的题目、体制没有现在这么机械、刻板，没有说出一个作文题、给一个材料，只能有一种理解方法，还没到这种程度。但到了90年代，我感到弊大于利了，而且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 屈辱与尊严老舍创作与精神世界的主旋律 一个大作家，一个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的大作家，一个靠作品来滋补和慰藉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肚子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必定是一道伴随他生命之波缓缓向前的意识之河，是一支永远回响着他精神世界主旋律的人生之歌。 揣着这样的信念，我去读鲁迅，读茅盾，读沈从文，读老舍……我努力去分辨、去摸索这些大师们的主旋律、次主旋律。有时觉得把握住了，但苦于表达上的艰涩；有时表达出来了，但却在心里摇摇头：不对，不对，走调了。 老舍就曾经这样三番五次折磨过我。我认定，老舍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有一根或几根红线贯穿着，但要想一下子把它抽出来，实在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我想，先试着抽它一根看看吧。选了个老掉牙的角度：人。 老舍努力写了一辈子人，他自己也努力做了一辈子人。谈起老舍，不是谈他笔下的人，就是谈他如何待人。从这一虚一实两个国度里，我似乎听出了立体的、真正老舍的声音。 说到老舍的为人，曾有人用“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概括（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的确，老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太谦虚了。他永远说自己这不好，那不行，永远扬人抑己，从不顶撞别人的批评甚至嘲讽。在你想给他提两条意见之前，他自己早已提了四条，真是“宁肯天下人负我，我心不负天下人”。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文革”一开场就给那些他“从不得罪”的人拉到孔夫子庙前打得皮开肉绽呢？又为什么仅仅挨了无知暴徒们的一顿毒打，就举身赴清池，诀别了那一张张亲朋好友的笑脸呢？ 老舍之死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世界级的叹号和问号。老舍之死让我觉出，老舍并没有那么“好”。我面前晃动出两个老舍：一个，谦恭和顺，恬退隐忍，谈笑风生，仁至义尽；另一个，则默默地斜倚在幕后，用一双饱含泪水的眼，注视着台前的那个自己。他有时想操纵和约束一下前者，但又仿佛觉得手里这只放出去多年的风筝，早已断了线。这一个，才是真正的老舍。以前我们所谈论和研究的，大多只是台前的那一个。他幽默、他耍贫嘴，他有时笑得让你喷饭，有时又笑得让你掉泪。但他既不是东方朔，也不是侯宝林，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到底里谁？我们不知道。 根据目下时髦的哲学观点，本质都是不可把握的，能够捕捉的都是现象。那么我们也就不必费力去工笔描绘所谓真正的老舍形象。我们只需看一看真理的影子就足够了。这影子，就是作品。 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本来是“感觉寂寞”、“写着玩玩”的，从开篇第一句就能看出是“立志要幽默”，不笑破你肚皮不算本事的。可扒去幽默这层皮，你才知道，老舍一出手就写了个悲剧。故事的核心是老张的“钱本位”战胜了“人本位”，坏人拿好人随便耍着玩，故事的结尾并不是坏人遭报应、好人大团圆，而是没人性的升官发财，有人性的祸不单行。在老舍的第一部作品里，人，就是低下的人，是没有尊严的。坏人天生没有尊严，好人的尊严是专门为坏人糟踏取乐而准备的。老舍说这叫“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实际上，笑是假的，是抚慰伤口的麻醉剂，是招揽观众的锣鼓点；而失去尊严的恨是真的，是老舍留给自己、留给观众里可能存在的知音的。 再看老舍最后一部作品《正红旗下》。乍一看，似乎是写人的尊严的。旗人们不论穷富贵贱，一举一动都十分“讲究”，“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日常生活充满了艺术气息。人人都有面子，有身份。但是在这背后，旗人为了硬撑起这张尊严的脸皮，穷人每天喝豆汁度日，被讨债的小贩们在门前画满了丢人现眼的“鸡爪子”；殷实一些的旗籍宦官，也“寅吃卯粮”，“几十套服饰循环出入当铺”，遭人白眼和耻笑，甚至为了过个有吃有喝的“肥年”，把房契抵押出去。整个八旗社会都到了“残灯破庙”阶段，它的哪一个成员还能谈得上真正的尊严呢？ 我们不必一部一部地去硬说老舍的所有作品都是写有关人的尊严的。从这一首一尾两部，可见老舍在他创作生涯的一始一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着这个问题。下面再浪费一点篇幅，看看一般被人们视为代表作的《胳驼祥子》。 《骆驼祥子》有两个外部特征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第一，它不幽默；第二，它是悲剧。而它居然是老舍的代表作。这就说明，没有幽默.老舍依然是老舍；没有悲剧，老舍就失去了老舍。幽默只是他的脸谱，而悲剧才是他的魂魄。那么他的悲剧，悲在哪里呢？先说祥子。祥子的奋斗，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能过上一份舒适安闲的正儿八经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吗？那就应该听虎姑娘的话，买几辆车租出去，每天吃车份儿，再也犯不上到烈日和暴雨下去出那身臭汗。可是他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爬高一点，也可以对一伙子人吆三喝四地作威作福吗？那他就更应该利用虎妞来巴结刘四爷，人和车厂的下一任交椅早晚是他的。可他更没有这样做。祥子三起三落，一心要买辆车，买辆自己的车。但车本身并不是他的理想，车不过是一个象征。祥子嘴笨，否则他一定脱口而出说：“我要的不是辆车，我要的是人的那份尊严！”然而那份尊严，老天是不肯赐与祥子这样的动物的。关于祥子的形象，有人说不够真实，有人说有点类型化。其实老舍是把祥子当作一个“人”来写的。正像阿q是不是农民无关紧要，祥子是不是车夫也不成问题。他可以是个一心想买车的车夫，也可以是个一心想从良的妓女，一心想当“职业写家”的文人……总之，他是个渴望“是其所是”的存在，他沿着自己选定的方向去铸造自己，他的价值和尊严同时就定型在其中。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老舍为什么把祥子的外号取成“骆驼”，这决不是因为祥子偷过几匹骆驼，而是骆驼的形象，天生就给人一种尊严与屈辱相混合的直感。高大巍蛾，龙骧虎步，昂然不可欺凌，这是尊严的一面；忍饥耐渴，沉默无语，任人宰割，这是屈辱的一面。至于祥子偷骆驼的情节，不过是为了给这个外号找个来由，作家耍个小把戏而已，它与故事的主干没多大关系。因此，老舍所强调的，是一个“胳驼”式的祥子，他要写一个“尊与辱”的祥子。 小说一开始就描写祥子那种高大洒脱的“车夫美”，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崇高”和“自尊”的气息。这是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初入北京这个吸引人、吞没人的“世界”时的梦幻般的第一乐章。老舍好像在说“人之初，性本尊。”但从此往后，祥子的梦幻被一口口地撕咬成碎片，他得到的不是与日俱增的尊严，而是每况愈下的耻辱。这屈辱的第一个层面是经济上的，也就是几次买车的失败。祥子最终还是只能拉人家的车，在人家的白眼下讨剩饭、捡烟头。温饱问题逼着人向金钱低头，所谓“人穷志不短”的豪言正从反面证明人在穷的时候有面临“灭志”的危险。祥子终于给钱跪下了。当初他慷慨解囊为老车夫祖孙俩买肉包子，后来他连一分钱也不肯借给同行。“钱本位”终于战胜了“人本位”。 屈辱的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性爱上的。祥子在这个问题上本是十分严肃的，他立志要娶一个“干净”的乡下姑娘，而且要“凭自己的本事”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在他眼里，虎妞“算是个什么东西！”。但就是这位虎妞，张罗布网，“预备着细细地收拾他”，而且一举成功。他们的第一次结合，简直就是虎妞对祥子的“诱奸”，是黑暗龌龊的现实世界对祥子纯洁美好的心灵世界的“诱奸”。从此后，祥子变成了老婆的一件玩物。不管虎妞对祥子究竟有没有几分真挚的感情，祥子在潜意识里，是根本不爱虎妞的，甚至恨不能掐死这个“凶恶的走兽”。即使在虎妞难产临死的那一夜，祥子也没从心底往外流一滴泪。继虎妞之后，夏太太又玩弄了祥子，而且使他染上了脏病。祥子最后终于堕落到出入“白房子”的行列中。在性爱这个问题上，祥子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形象出现过，他先是一件被有钱的女人肆意凌辱和玩弄的淫具，后来则是一只猎狗一样发泄本能的动物。祥子这个人在人的又一重大欲求面前跪下了。 屈辱的第三个层面可以叫做人格上的，这是前两个层面的自然延伸。一个买不起车的车夫，一个不是男子汉的男人，他的人格就如受潮的糖塔，转瞬即化，只留下甜蜜的回忆。祥子说“当初咱倒要强过呢。”他体面、自尊、不甘人后，可这些撑不起人格。孙侦探的一支手枪就把个高大粗壮的祥子变成了“一只臭虫”。虎姑娘情愿白嫁给他，而在老丈人刘四眼里，他不过是个“臭拉车的”。原先，他的信念是“穷死，不偷”！曹先生遭了难，他分文不取。末了，他为了六十块钱，出卖了一条人命，同时也出卖了他灵魂中最后那点尊贵的人性。 祥子的悲剧，是一个“人”在尊严与屈辱上下两块磁石之间奋力挣扎，而终于堕人屈辱的悲剧。老舍似乎是告诉你，人天生是该抓住自己的那份尊严的，有了那份尊严，人才像个“人”。但人的外部有个世界，世界的存在却要以人的屈辱为前提，人要在世界中获得正常的生存，就得把尊严抵押出去，这样，人的本性就将一点点泯灭，像出卖了灵魂的浮士德一样，最后变成“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所以，人活着不论是执著于尊严，还是驯服于屈辱，他的命运总是悲苦的。欢乐在生活中只是几个短暂的瞬间，如同祥子刚拉上几天自己新买的车，就被黑洞洞的枪口给吞噬了去一样。 仅从一个祥子身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失之轻率，我们不妨大略浏览一下老舍的人物家族。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罗常培：《我与老舍》）老舍写人，不是按阶级、按职业去分门别类的。他的标准主要是道德、情感。他笔下最触目的是一类“坏蛋”形象：老张、欧阳天风、小赵、刘四、冠晓荷、庞太监……老舍是不把他们当成“人”来描写的，他们是一堆恶的符号，是随时随地来糟踏善的蛆虫，尊与辱这一维在他们身上不存在。老舍笔下最不触目的是几个理想人物，如李景纯、马威、李子荣等，由于描写粗疏，形象模糊，虽然写出了他们为个人或民族的尊严而顽强抗争，但总不免让人有敬而远之的感觉。老舍最大量描写的是处于这至善至恶之间的一大批小人物，像赵子曰、老马、牛老者夫妇、张大哥、祥子、祁家、王利发等等，我姑且把他们叫做“可怜人”。 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点：如何寻求或者是维护自己的尊严。面对这一问题，老舍设计了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忘却，在难得糊涂中无所谓尊与辱，过得舒服就是尊，受了委屈就是辱。牛天赐迷迷糊糊地就长到二十岁，二十年间受尽了屈辱和戏弄，而他仿佛一点没觉得，仿佛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离婚》中的张大哥，活着的意义就是维护各种老规矩，他的自我价值就实现在当媒人与反对离婚一类的“义举”上，你叫他“像毛驴似的戴上‘遮眼’，去转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转；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地跑几步，他必定要落泪。”这些人已经麻木了，人性在他们心中仿佛吞吃了巨量的安眠片，极难再转醒过来了。老舍显然是否定这一途径的，虽然含着较多的善意。 第二种途径也很简便，那就是出卖尊严来换取尊严。赵子曰参加学潮，捆校长，打教员，不过是“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老马为了让外国人看得起，明明是鰥夫，却谎称有五六个妻子，并且在一部侮辱华人的影片中扮演中国富商。老舍认为这些是我们国民性中的糟粕，这些换回的是更大的耻辱，而卖掉的却是全民族的尊严。老舍对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也可做一篇专论，但尊与屈的辩证关系仍是其核心。 第三种途径，就是祥子的途径。为了一份尊严，与生活软磨硬泡，苦熬苦斗，而最后面对的一堵墙上仍然写着两个字：屈辱。《四世同堂》里小羊圈的良民们，一向温良恭俭，逆来顺受，以此“混得个人样”，即使做了亡国奴，也苟安一时是一时，忍辱度日。但结果忍到底的祁天佑受辱后投河自尽，忍不下去、想呼喊出来点尊严的小崔、孙七被砍头、活埋。这里又涉及到了群体与个体的问题，当整个民族受辱，覆巢之下无完卵，“想要独自个儿混好比登天还难！”（《骆驼祥子》）再看《茶馆》中的王利发，历经了从前清到民国，从日本人占领到光复几个时代，一辈子讲究和气生财，一辈子请安、躬身，可是到头来“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老舍对这一途径充满了同情，还有几分尊敬，但他的笔并不留情，他仍然让王掌柜上了吊。 三种途径都否定了，三条路都是死路，“可怜人”没了希望。涅克拉索夫曾：“说世上哪儿有安乐窝，俄国农民无处躲。”在老舍看来，中国人真的是无处躲，因为他们都是“可怜人”。老舍最有艺术魅力的人物都出自这一行列，老舍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物质生活上的艰辛与悲惨，而是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 由老舍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出，老舍对尊严与屈辱这一主题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从他创作伊始，直到《胳驼祥子》时代，屈辱是占上风的。他的主角，没有一个生活得满意、有个人样的。城市平民如此，知识分子也如此。聪明勤快的小伙子到处被人开除、裁减（《我这一辈子》），品学兼优的女学生不得不去当妓女（《月牙儿》）。一直到《骆驼祥子》，老舍似乎都认定，人，就得低三下四活着，并不是这么活着有什么好，而是，这就叫人，谁也甭想逃脱。人，生来就受辱，他一辈子想摆脱掉这件脏布衫，但仅仅为此，他就要蒙受更多的屈辱。所以我们听到老舍的声音仿佛是：尊严是多么可贵啊，但人却注定要受辱。 但写完《骆驼祥子》，老舍似乎把人打入屈辱之狱的最底一层之后，他反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正像蓝棣之说的：“祥子是堕落了，但通过解剖祥子的悲剧，作家却新生了。”当“人”受尽了屈辱，老舍似乎觉得，这太不公平，人虽注定要受辱，但人的真挚在于那追求尊严的过程。他发现自己甘愿忍辱、苟且求安的心理是不真实的、非本质的，是某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所强加给他的。他不想再关闭自己的意识闸门，于是，在尊严和屈辱之间，涌出来一股新的激流，那就是反抗。 这一时期，正值民族自尊的集体意识崛起之际，大氛围也影响着作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的创作心态。他笔下的人物从“昂头——低头”的模式开始转变到“低头——昂头”的模式。对尊严的肯定首先以民族精神的面貌出现。在老舍的一系列抗战剧作中，“人”开始讴歌自己，开始面向光明。小说中的人物也不再一味忍辱。短篇《浴奴》中，卖身的妇女与日本兵同归于尽，她说：“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到了《四世同堂》屈辱与尊严交织组成了这部交响乐的正反两个主题。钱诗人是老舍第一次大力歌颂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面临日军的抓捕不藏不躲，他说：“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么死，我怎么陪着。”连一向屈己下人的祁老太爷最后也敢于面斥民族败类冠晓荷。“忍“字在许多地方换成了“反”字。 在《鼓书艺人》中，方家与唐家是组成这部小说的升降机。方家代表着人性的高尚、尊严，唐家则代表着人性的下贱、羞耻。作家爱憎分明地高张方家的正气，把做艺和做人都提到一个形而上的层次来对待。这里涉及到的是艺术尊严和艺术家的尊严等问题，关于不能让歪门邪道“毁了咱们的玩艺儿”的思想，老舍屡次表露过，例如《茶馆》第三幕。这与老舍早年受京派“尊严”艺术观的影响大概有些关系。 总之，老舍后期创作中对人的尊严越来越趋于正面肯定和直接颂扬，这与作家本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恐怕也存在着某种呼应。 老舍1949年以后的创作，在总体格调上有了很大变化，他拼命赞美新社会。实际上，老舍之所以觉得这个社会那么值得赞美，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给了下等人以尊严，给了他笔下那些车夫、巡警、小贩、匠人以尊严。“可怜人“有了尊严，老舍的旋律当然要变奏。“要说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咱龙须沟？都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龙须沟》作为一部纯粹歌功颂德的作品而能够获得成功，基本原因在于作家真实写出了人在获得尊严后所焕发出的精神之光。 《龙须沟》等剧作的名噪京华，“人民艺术家”的美誉，使老舍更加相信改天换地的神功，相信人的屈与尊完全是社会制度和政府的好坏造成的。这种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为日后的悲剧种下了祸根。老舍用一出《茶馆》葬送了三个时代，似乎也想以此结束自己在旧时代里关于人的尊与辱的思考。从该剧以后的一系列创作中，确实可以发现这种迹象。这些作品除了语言外，巳经找不到老舍的踪影了，那双饱含血泪的眼睛没有了。而历史恰恰证明，没有悲剧就没有老舍。 但老舍的宝贵和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幕后还留有一个自己。灿烂的阳光照得他一时看不见地上的阴影，但当他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台前的那个自己已经能够自由行走时，他开始清醒。他在幕后悄悄写《正红旗下》，他又回到了原先的主旋律上。他用总结和清算的态度，不再写哪一个人的屈与尊，而是写自己在血缘上所归属的那个民族。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人含着调侃的幽默，运用全部的艺术才华，去写自己民族最屈辱的一幕，该是多么悲凉。我觉得，老舍在幕后已经做完了那道尊与辱的代数题，他这是在为自己写挽歌了。 挽歌没有写完，命运敲门了。一顿毒打，打破的不仅是他的肉体，更明确地说，是打破了他的幻境。一个诚心诚意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的地位到底是尊还是辱，老舍对这一问题恐怕早就怀着双重态度了。现实逼着他选择了那个他不愿承认的答案，他的心碎了。 每个人在开始步入独立的人生之旅时，都带着一种“原初意识”。老舍的原初意识可以称做“大杂院意识”。怀有这种意识的老舍，奋斗终生，无非是获得尊严而后快。老舍曾半开玩笑地流露过想当国务总理或部长什么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不是什么坏事，但这来自于“大杂院意识”则肯定无疑。老舍从尊严的一个石阶跳上另一个石阶，到了“人民艺术家”，可说是登峰造极了。而人民艺术家竟然在圣人庙前被打得跪下了！就好像祥子的钱罐被打碎，祥子卖命换来的车被抢走了一样，老舍的生命意义，被否定了。他眼看着台前的那个自己在几阵满堂彩后忽然被一阵酒瓶和皮鞋打倒在台口。“人”被打碎了，老舍的人之歌，自然就到了尾声。 老舍之所以如此重视尊严与屈辱，仅用一句“大杂院意识”来概括当然过于笼统和偏颇。考虑到文章的结构比例，这里略提几点我所看重的原因。 首先是他早年、尤其是童年的生活经历。“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年饱酸辛。”（《昔年》）贫穷、借贷、欠赊使一个小孩儿对他人的眼光尤其敏感，他往往从很平常的一瞥中也能体味出屈辱，而当得到别人的夸赞和尊敬时，又会喜出望外。老舍的作品非常注重可读性，注重接受，每个精炼的句子都透出征服读者的强烈欲望，每个幽默的比喻都在暗示你为之鼓掌。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老舍是非常注重“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也就是说，“我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的。当他人尊我时，我的存在便有价值，他人尊我为大师、为圣人，我的价值便达到顶峰，否则便无价值。这样，自我就陷入了他人的地狱，命运便也失去了主宰。这既是老舍的悲剧，也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依附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其次，老舍的文化结构也使他注重尊严。他走上社会后，从事了好几年学校教育工作，“师道尊严”嘛，这不必多说。而后，他去英国留学，英国人的讲礼节、讲秩序、讲尊重人格以及英国文学的高贵气派必然对他影响极深。可以说，《二马》就是以英国人的尊严来对照中国人的无尊严，以此来痛贬国民性的作品。还有前面提过的京派艺术观的影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之类的观念，这些奠定了老舍文化结构的基质。 还有一点我拿不准的是，老舍是否有一些“满族意识”。满人由中华民族最尊贵的地位跌落到最屈辱的地位，这是我们中国能产生老舍的必要因素。老舍在晚年精工细作《正红旗下》，说明他没忘了自己是八旗后裔，是最屈辱之列中的一个“小秃儿”，后来变成了最尊严的人民艺术，家。没有对这从至辱到至尊人生历程的思考，老舍后来是不会“自绝于人民”的。 所以，最后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老舍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跟屈原、王国维、叶赛宁、海明威等人相提并论的。 黑色的孤独与复仇鲁迅《孤独者》和《铸剑》艺术表现之比较 鲁迅在娴熟地运用色彩技巧去达到他的艺术表现目的之时，最喜欢、也最擅长使用的颜色，是黑色。我们还能够发现，与黑色同时出现的，往往是孤独的情调或形象，如同冬夜，天愈黑，冷愈甚，二者相依相生一般。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典型的作品莫过于鲁迅的两篇小说：《孤独者》和《铸剑》。在这两篇分别以孤独和复仇为主题的作品中，黑色的基调笼罩了全篇，集中地表现出鲁迅在创作上的思维特点。而且，这两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气氛渲染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具有潜在规律的可比之处。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一点浅探。 《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和《铸剑》的主人公宴之敖者，在他们刚一出场之时，就扑面给人一股黑气，关于他们形象的描写也始终不离开黑色。 魏连殳的出场是在一个叫寒石山的山村里，在他惟一的亲人一一祖母——大殓的时候的一个下午。作者眼中的魏连殳是：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紧接着下面在大殓过程中又一次写到魏连殳“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以后还写到了他“兀坐着号啕”时，“铁塔似的动也不动”；着急时“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还写他被小孩子们冷落后，“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等等。这些描写把一个从里到外浸透了黑色的形象——既在一片黑气之中闪着光，同时自身又在放出黑气——推到了读者面前，使人感到有一个黑色的渊薮深隐在他瘦小的身躯里，朦胧、难测。 《铸剑》中宴之敖者的出场安排在为父报仇的少年眉间尺被一群闲人看客无聊纠缠不得脱身之时的王城闹市： 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 当眉间尺退出城外，在夜里第二次遇见宴之敖者时，他看见“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可见其黑，已足与暗夜相融会。当宴之敖者前去报仇进人王宫时，又一次从国王的眼中来描写他道： 待到近来时，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 作者竭力突出他的黑，以夜来烘托，以瘦来陪衬，并不断强调人体本来就是黑色的须、眉、眼、发。而且，作者一直称宴之敖者为“黑色人”，让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读者脑中，使人感到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座黑色的洞府，神秘而又带着几分可怖。 可见，鲁迅把这两个人物涂上黑色，是具有明显的主观意图的。 黑色，从原始的意义上来讲，它使人想到黑夜，想到寒冷，使人感到忧郁，感到孤独。由此黑色常常用作不祥和死亡的象征，在许多民族中成为禁忌的颜色之一，并进而产生令人庄严、令人肃穆的美学功能。黑色又是美术上色彩学中红、黄、蓝三原色汇聚的混合作，它使人感到厚重、坚实。在纯艺术领域中，黑色还会使人觉出其中蕴含着一种张力，正像黑色的衣服最能吸收各种光热而后可以大量散热一样，这张力使人不断预感着一种力量的倾泻，感受到一种静态的威压，那浓重的色彩仿佛随时要流布于周围的空间。那黑色的潜流正是以这样的势能在鲁迅的这两篇小说中隐伏着，由静到动，给人以沉闷和悲凉。鲁迅对美术做过很深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美术修养。他像一位高明的画家，对色彩的遣用处处注意到与全篇的艺术氛围浑然一体。直接的描写黑色之处，就全篇来看，并不为多，但是由于用在“点睛”之处，恰如“仙丹一粒，点铁成金”，往往起到了确定基调和主旋律的作用。当然，并非说一定要出现“黑色”的字样才算是描写了黑色，这里的黑是指超出了“黑”字本义的宽泛的美学上的黑，并不局限于视觉。 《孤独者》中围绕着魏连殳这个黑色的灵魂，勾勒出一片寒冷得令人战栗的世界。这里的黑色处处与冷感相联，由始至终没让读者领受到一丝阳光的温暖。作者的叙述格调低沉、缓慢而又于亲切中流露着几分漠然，仿佛坐在冬天的酒楼上，与一个并不熟识的酒客悠悠谈起一件往事。喝罢了几杯淡酒，独自走出门去，外面的雪下得正紧。作者竭力写出一个黑、冷、静、闷的境界，读者置身此境，欲呼而无语，欲哭而无泪，在一种无形的威压下，只是窒息地，或屏息地等待着什么。魏连殳那两只“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的眼睛，仿佛就在读者面前即将迸发出什么。我们会感到，魏连殳端坐在那里，像一道黑色的大坝，体内凝聚着，同时又奔腾着各种感情的混合物，人们仿佛能听见那黑色渊薮深处的扑打和撞击的声音。好像深夜预感到洪水即将爆发，已经在心里听到了那裂岸的惊涛。此情此境，令人不由自主地严肃和紧张起来。终于，黑色的大坝决口了。当寒石山的庸众们演完了一切把戏，无聊地要走散时，只见：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 这段话的后几句，在小说的末尾又在叙述者“我”的幻觉中出现了一次。如果把这篇小说看做一首咏叹孤独者命运的抒情诗，那么，这几句话应该看做全诗的“诗眼”。这种奇特的声音使“我”感到“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这惨痛的哀鸣充分发泄出了魏连殳挣扎过程的痛苦与哀伤。 魏连殳并非本性爱孤独。这个被村人视如外国人、“异类”的先觉者，同样渴望温暖。他“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而且，“只要和连殳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他一面在那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来客中寻觅着共鸣和慰藉。另一面对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因此，不论周围多么黑暗，他都认为“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认为“我还有所为”，他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总之，他顽强地搏斗、挣扎，在一片黑气中竭力地发出光来，像一丛黑色的礁石默默地抗击着狂风恶浪。但是黑夜不给他已然十分孤寂的心留下一丝光明，反而一步步夺去了他的全部所爱。失业以后，客厅成了“冬天的公园”，连那些暂时的“失意人”也不来泄愤了。最寒心的是孩子们不但不理他，而且有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小孩，竟然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喊：杀！这样，魏连殳的幻想破灭了，他成了真正的孤独者。精神上被杀死了，剩下的肉体不过只是精神的尸体，而且人到绝境，往往会醒悟似的狂笑，萌生一种基于悲愤的复仇心理。他何不利用这精神的尸体去复仇？于是就正如鲁迅所说：“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景宋通信集》，1925年3月18日） 魏连殳当了杜师长的顾问以后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实施着这种“双重毁灭”。他“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为一切”，“拒斥”自已“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美的毁灭声中发出兽类的狂笑，在孩子们乞求东西的狗叫和磕头中得到快意。然而一切“胜利”又都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实实在在是失败了，自己现在是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了，现在的自己在戕害着、撕裂着原来的自己。于是，他陷入了一种欲哭不能的大悲哀中。这是一种无言无声的死的安魂曲，像一只灰黑的手臂，把一个孤独者的挣扎历程，潦草地涂在自己的墓碑上。 在诉说这一过程时，鲁迅以黑色为基调，不时加入灰、白等冷色，使人在视觉、听觉、触觉以至整个意识空间中贯通着寒冷的黑色。这代表着死亡的黑色，送走了魏连殳的祖母，送走了魏连殳本人，鲁迅也在用它为整个旧世界送葬。黑色在鲁迅的手里随时也可成为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在《孤独者》里，“我”与魏连殳的交往“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一个黑色，既写出了大千世界的无边寒冷，又写出了魏连殳对待人世的冷漠。看他“铁塔似的动也不动”，显示出坚实、凝重。黑色的冷漠也是他抵御人世间黑色冷箭的盔甲，黑甲下面，本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正如茫茫黑夜里有一星闪光。然而终于淹没于无边的黑海。黑色能够容尽一切颜色，然而也葬送了一切颜色。黑色浓到了最尽处，首先窒息的当然是自己。人们在无泪的悲哀中听完这首凄怆的挽歌，却发不出叹息。此种意境正好用鲁迅的两句诗概括：“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小说中两次写到“我”辞别魏连殳出门时，都是极静的月夜。清冷的月色，孤寂的情怀，越发显得寒意透骨、黑气无边。据说莫扎特写作《安魂曲》时，面前总是出现一个黑衣人。读罢了《孤独者》，留在人心头的，仿佛同样是一个黑色的形象，伴着一支安魂曲，久久飘荡。 与《孤独者》相同的是，《铸剑》的艺术世界也是以黑色为基调的。两个主要人物眉间尺和宴之敖者，前者“身着青衣，背着青剑”，在黑夜出场，从夜林走出，并于第二个黑夜在林中削下自己的头颅，交给答应替自己报仇的黑色人。后者的形象黑得无以复加，简直从他身上可以找到黑色的全部含义，前面已经说过。他犹如一个引力巨大、不可抗拒的黑洞，吸引了眉间尺果断地献出自己的宝剑和少年头，吸引了王宫上下一人欲睹他那“解烦释闷，天下太平”的把戏，吸引了残暴的国王走向金鼎，自蹈死地。他的一举一动，也处处吸引着读者。人们能够感到，这个黑色的生命时时四射出逼人的冷气，就像他那青色的包衹中裹着的那柄“青光充塞宇内”的宝剑一样。在《铸剑》中，黑与冷仍然是一对孪生兄弟，鲁迅仍然借此塑造出小说的主人公。宴之敖者是个复仇者，也是个孤独者。但他的孤独与复仇已大不同于魏连殳。两篇小说的不同之处比之相同之处更具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与《孤独者》最大的不同是，《铸剑》在黑色的基调上焕发出红色的光彩。如果说《孤独者》中的黑色透出阴冷。寂闷，那么《铸剑》则更多显示出这冷中包含着巨大的热。宴之敖者要求眉间尺交出宝剑和头颅的话语浓黑如药酒、冰冷如剑芒。但当眉间尺交出时，宴之敖者“呵呵”了两声，“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这里已经有一股热流从黑色的冰体中溢出。吻那献身者的热唇，说明他有一颗滚热的心。但同时又冷冷地笑，说明他不是一般的豪侠义士。 在国王殿前，当宴之敖者把眉间尺的头放入金鼎，众人静观其变时，有一段精彩描写： 但同时就听得水沸声，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王刚又回过脸来，他也巳经伸起两手向天，眼光向着无物，舞蹈着，忽地发出尖利的声音唱起歌来。 同样用铁这种导热性强，既能极冷、又能极热的坚固金属来比喻人物，在魏连殳身上主要表现了冷的一面，而在宴之敖者身上则让人体会出他有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宴之敖者在小说中性格只有展现没有发展——他是个一出场就成熟的战士，正像鲁迅一进文坛和思想界就巳经是个成熟的作家和思想家一样。人不是天生就可以成熟的。从宴之敖者的言行中能够看出，他是个饱经磨难、百炼成钢的复仇者。在他的人生历程上有过魏连殳那样的挣扎、苦斗。他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他历尽黑暗，看透了人世苦难，看透了“仗义、同情”这类欺人的圈套。他把内心的热情像“死火”一样深埋起来，变成了一块冷得烫人的“火的冰”。冷热同时迸发，务致敌手死命。这样，他的复仇就在红色的光彩中焕发悲壮的阳刚之美。 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是生命的颜色。它给人兴奋、喜悦、刺激、鼓舞，红色与流血、革命天然联系着。红色象征光明，是一团理想之火，不断用自己的灼热去映照、烘烤周围的黑暗与寒冷。在美学上，红色是与崇高、雄壮一类范畴相联的。鲁迅的构图艺术，除黑色外，往往喜欢加红色。这与他受民族传统美术，尤其是绍兴美术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笔下的女吊，就是红与黑的套色构图。他还曾建议萧红穿红衣可以配黑裙（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鲁迅还有许多诸如“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只研朱墨作春山”这类文字上有意的红、黑对照。他是有意在悲凉的基调中加入壮丽的色彩的。 上面那段“鼎旁歌舞”，宴之敖者如黑塔般兀立，背景是熊熊炭火。红与黑辉映，冷与热对流，黑色的势能由静转动，宴之敖者在放射出一种异彩。这个形象与其说是“释烦解闷”的艺人，毋宁说是主持祭礼的巫师。场面之壮丽、辉煌，直如屈原笔下的《九歌》。 还有一些红黑并用的描写，如青色包袱上的暗红花纹，特别是那段宝剑开炉的场面，除鲁迅外绝无第二人能够这样写，“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这由红转青的宝剑，正是宴之敖者——也可说正是鲁迅的自我写照。那宝剑原是纯青透明的神铁，日夜炼了三年，开炉时已达热的极点，以致白气上升变成白云，又放出红光，“映得一切都如桃花”。然后又用冰凉的井华水慢慢滴下去，让剑在痛苦的“嘶嘶”声中转向极冷的青色。这决不仅是在写铸剑，分明是写一个战士千锤万凿，百炼成钢。 因此可以说，魏连殳深溺于黑色不能自拔，他那种自戕式的复仇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既达不到复仇的目的，也背离了复仇的真正含义。直到死去，也是“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他明白自己的一生都没能战胜黑色的孤独，惟一的反抗只能是用“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在别人硬加给自己的“不妥帖的衣冠”中，被命运发配到一个异己的归宿。而宴之敖者这样的猛士，虽然也不被人们理解，但他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孤独。他决不乞求、希冀，也根本不需要多余的理解。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那些好听的名目。他的存在已完全化为复仇的抽象物。任何打动人们情感的世态炎凉、生死悲欢，他都可以置之度外。眉间尺踏死一只老鼠，还“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这表现了一个尚未成熟的战士的优柔寡断。而宴之敖者亲睹一个美少年削下头颅，居然眼皮也不眨地长歌而去，可谓是任凭“热风吹雨洒江天”，我独“冷眼向洋看世界”。他已经懂得了如何驾驭黑色。黑色使他神色庄严、肃穆，黑色给了他一种寒气慑人的神威，黑色使他坚定、有力，他巳经能在黑色的苦海中自主沉浮了。当他的头与眉间尺的头合力战胜了国王的头，“知道王头确已断气”，使命完成之时，他便“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这里的结局并不是悲剧，而是一种慷慨悲壮的大欢喜。黑色的张力到此如断弦脱柱，使人心头浓云尽扫。这已不再是《孤独者》那种凄论悲婉的安魂曲，而是歌唱复仇者不朽英灵的苍劲雄浑的一首《国疡》。 这样，可以说，宴之敖者确实经历过一段魏连殳的孤独、坎坷，而魏连殳却不能超越自身，达到宴之敖者的高度。这正是两个人物，也是两篇小说各自的独特价值所在。同时还可体会出，鲁迅在魏连殳身上注人了更多的现实的黑色，而宴之敖者虽然在更大程度上是鲁迅精神世界的投影，但毕竟被赋予了一些理想色彩。我们会感觉到这个铁铸一般的黑衣人，屹立在飞舞的炭火旁，时时闪耀出浪漫主义的红光。 鲁迅就是这样塑造了两个“黑色家族的子孙”。他们同是先觉者，同样发现了周围的世界是一座“漆黑的铁屋子”。他们带着旧世界遗传给他们的黑色血液向旧世界挑战。如果说鲁迅的思想发展存在着“彷徨于明暗之间”和“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野草·影的告别》）两个阶段的话，魏连殳始终属于前一个阶段，他还幻想着光明。而宴之敖者则进入了后一阶段，因为他并不向往“黄金世界”，连眉间尺那般秀美动人的青春做了复仇的牺牲品也在所不惜。正像《野草·影的告别》最后所说：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这就是宴之敖者的目的，迎来光明并不为了自己。 所以鲁迅对魏连殳在同情里隐含着批判，而对宴之敖者则于冷静中充满着讴歌。宴之敖者的复仇不是出自无路可走，而是在人生观上充分把握了自己之后，主动向黑暗的社会掷出了投枪。这里不能说因为宴之敖者的境界高于魏连殳，魏连殳的艺术价值就不如他。就小说的现实意义来讲，魏连殳的影响要比宴之敖者更大。在一个红色的曙光尚未降临的社会里，有多少曾经呐喊、挣扎过的魏连殳、吕纬甫（《在酒楼上》），正在“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他们中又有多少像魏连殳一样，生命的最后一点闪光也被无边的黑夜所吞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孤独者》和《铸剑》这两篇小说看做是一部描绘孤独者不同道路选和命运归宿的连环画。它们像两座黑色的墓碣，将永远醒目地标志在现代文学的艺术长廊中。 陈独秀在1921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杰出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屈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0岁“不惑”的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仍然表现出像他名字一样的卓异个性：独树一帜，一枝独秀。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农民起义，工人罢工，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之中。这个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黑暗。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总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总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的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人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极大地推进了广东的革命形势。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着说：“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到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的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远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象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挪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它的总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七、八、九几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月5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震动。8月10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人总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后续前来的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说：“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这是第3次。 陈独秀第1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火速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2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3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后来，陈独秀于1922年8月第4次被捕，情况与第3次大体相似，仍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罚款后又将他释放。他们不知道陈独秀已经刚刚在中共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1932年10月，巳经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第5次被捕。这一次抓他的是国民党政府。尽管社会各界想方设法努力营救，尽管陈独秀与江西的朱毛红军毫无关系，尽管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中共开除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的托派，尽管有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进行了极其出色的辩护，但国民党出于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仇恨和恐惧，仍然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的“刺刀政治”，公开宣布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把陈独秀的法庭斗争比作是中国的季米特洛夫。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在四川江津度过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在穷困潦倒中，没有向国民党权贵低头，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只依靠自己的书生文字来维持生活，把他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做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発，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宋词中的蒙太奇 有宋一代，诗词倶盛，而尤以词拔峰突起，蔚成大观，繁荣之势可与唐诗相媲，故有“宋词”之称。词之异于诗者，绝非仅仅是句之长短与齐整、吟之有乐与无乐。也不只是风格上的所谓“诗在词媚”，而是从总体的创作方法到具体的表现手段上都相互径庭。特别是在宋朝，品一首诗与赏一首词，简直就有如同我们看一组幻灯与看一部电影这样的感觉上的差别，当然，这种比喻不能绝对化。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诗与词的根本差异，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词在表现手段上，特别讲究意象的外在关联与衔接，给人以画面的通体运动感。借用一个电影术语“蒙太奇”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再方便不过了。 “蒙太奇”一语，译自俄文mohta>k，原为法文一个建筑术语，意谓结构、组合的方法。当然，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蒙太奇”的外延早已覆盖了一切“镜头调度”和“声音构成”的技巧，成为表达特殊思想内容的艺术武器。本文只想从一些比较基本的蒙太奇技巧出发，对宋词进行一番管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且看他举之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 可惜古人不知电影为何物。他们一边浅吟低哦，一边闭目设想着词中境界。可是，置身于电影时代的读者，看了这些词句，大脑里马上会自导自演出一小段影片来。这与古人的欣赏过程在本质上实际是相同的。词家如果不是运用了各种“蒙太奇”技巧，就不会造出这些所谓“境界”。如“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就是主、客体同时运动，包括视距转换、渐隐、渐现及特写等多种技巧的蒙太奇手法。此句的作者张先的另外两个名句“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也都是用了类似的手法，才成就了“三影郎中”的美名。 这种镜头的自然移动——摇，是宋词中最常见的描写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是能够在镜头所扫描的空间内，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例如柳永《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呈现在画面上的首先是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落魄文人迷惘惊疑的形象，背景是一片夜色，然后镜头缓缓摇动，一步步现出了他近旁的杨柳、树下的河岸、飘动的细枝柔条（晓风），最后是一弯残月。于是，一种十分凄凉孤寂的氛围便整体地呈现出来，使人顿生同情。 除了“摇”之外，视距与景深的灵活使用，也是词家们的拿手好戏。视距的选择，关系到读者视象的浓淡去留，因此，为了准确地传情，就必须谨慎地调对焦距和光圈。在宋词里，远景、中景、近景和特写的恰当处理，俯拾皆是。如远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天寻处”（秦观），“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李清照）。中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欧阳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岳飞）。近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李清照），“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欧阳修）。特写：“冰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史达祖），“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 但是各种视距的综合使用往往更为突出。试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上阕：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广阔无边的一个高俯角的远景，水天相接，远山遥遥。然后镜头渐拉，一个中景的烘托，哀鸿声里，夕阳映照着高亭。忽然转成近景，杀敌心切的游子把宝剑看了又看，拍遍了所倚的栏杆。最后停留在一个无可奈何、悲愤万分的面部特写上。如果我们要拍摄一部关于辛弃疾的电影，这是最好不过的序幕了。推拉摇转的恰当使用，有点有面，有背景，有细节，使宋词，尤其是慢词，焕发出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镜头的各种移动不过是蒙太奇的一部分。画面的对比与叠印则是更为“现代化”的技巧。通过不同画面的对比、比喻、暗示，往往能创造性地揭示出形象间的有机联系，简练地表达出深刻的内容。例如影片《少林寺》中用虎子在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植物的环境中练功的几组镜头，表示他常年如一日地苦练。《平鹰坟》中鹰脸与地主的脸交相化叠，象征性地揭示了地主的凶残。在宋词里，这种手法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破阵子》）壮心不已的老英雄灯下望着心爱的宝剑，画面渐渐淡化，叠印出一组组军营生活的壮景，格外动人心弦。陆游在诗里也有同样题材的描写：“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人梦来。”但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两个画面，不能在一个前景中展现更多的后景。可见，词在形象塑造上确有优于诗的地方。贺铸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似乎与陆游的诗一样，但实际上这里仍是叠印，词人的眼前仿佛就坐着补衣的贤妻。这又说明，词与诗之别，不在表面形式，而在表达手法。 不同视象的对比，是诗也能够做到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范），令人回味无穷。但诗中主要是讲究“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而词则讲究除“三数语说尽”题意之外，“自余悉以发抒怀抱……长言之不足，至乃零乱拉杂，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祈其知”（《惠风词话》卷一之3十三）。因此，词中的对别往往用得更加出神人化，如贺铸的那首《青玉案》中末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串镜头缕缕团团，点点滴滴，真令读者亦生闲愁。昆明大观楼长联的末句“……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与“……半渔江火，一枕清霜”用的是同一笔法。张孝样的“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则是两个历史镜头的闪现，与主画面相映生辉。欧阳修的“花露重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则用一连串序列讲究的短镜头渲染出了少妇无可排遣之情。 蒙太奇的另一重要成分是“声音构成”技巧，这在宋词里同样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挥。人的听觉感觉习惯与视觉感受习惯有很大差别。视象可以快速地变动、转换，而音响却不能。人受听觉的“欺骗”比视觉容易得多，因此利用音响效果可以大做文章。一般常见的有画外音、主观音及其混合运用，此不具述。 当然，宋词的全部成就决不仅在于蒙太奇。本文不过是借用这个术语探讨一下宋词的电影化表现手段，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也许会更好。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充分利用汉语的这种适于电影化的特点，能够使文学作品变得更富有形象性，这不论对今天的研究还是创作，都具有值得珍视的美学意义。 沈从文的自卑情结 沈从文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很早就不是一个乡下人了。他不但一步步变成了城里的人，而且是城里人崇拜的大作家，后来又成了大学者，是个知识的富翁。可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坚持称自己为乡下人，坚持要把自己1923年来到北京之前的那段生活跟以后的生活联系起来，仿佛这是他值得向所有的城里人炫耀的财富。这又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动因呢？他笔下的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对于他自己，又具有怎样的定义呢？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让我们从沈从文作品中去寻求答案，先看看他笔下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写的都市，实际并没有构成一个世界，这一点无论和茅盾，还是老舍都不能相比，但是他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从不写地位比自己低下或与自己相当的人，他专门写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主要写教授、大学生、绅士、小职员这四种基本人物。这几类人物都是沈从文精神上的直接压迫者。教授代表着文化的制高点，是学问的顶峰，也正是沈从文潜意识中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沈从文与教授之间，却高耸着文化的阶梯，把他们隔为极弱与极强的两端。弱者希望自己变成强者，往往会对强者产生一种挑战的情绪，他把自己的自卑心理转化成为一个超越的欲望。沈从文正是要在精神形象上把教授压下去。《八骏图》发表后，教授们大怒，甚至有的对号人座声称侮辱了自己，这正和沈从文的心意。当然沈从文决不是那种用笔墨泄私愤的人。他的《八骏图》里写的那些教授都是用甲乙丙丁作代号的，而且教授们的行径与他们的专业也没什么逻辑联系。沈从文不是在攻击哪一个、哪几个教授，而是在攻击全体的教授，攻击压在他头上的巨大的、沉重的文化金字塔。虽然沈从文后来自己也成了教授，但他最忌讳把自己与别的教授划等号。他仍然坚持说自己是乡下人，实际上是说自己这个教授比其他教授代表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具有更强的奋斗能力。他要超越到所有的教授之上，因为他当年被以教授为顶尖的文化金字塔压在最底层。沈从文也在对教授的痛快嘲弄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他曾经感叹过“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虎雏》）。移情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源泉，由移情而获得的精神超越又不断鞭策沈从文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取得同样的成就。这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对大学生的态度，沈从文就不像对教授那么动感情了。试看《来客》一篇，沈从文十分冷静地写了一个慕名来访的大学生的无礼、无知、无能。沈从文对教授的攻击是从私生活的角度，因为在学问上，他毕竟承认教授是富有者。可是对大学生，他就不必了。这些大学生，他早就看透了，而且态度也是十分鄙夷，“看看那些大学生，走路昂昂作态，仿佛家养的公鸡”（《虎雏》）。他虽然不是大学生出身，但他在北大等校到处听课，接受的教育是与大学生一样的。他在入京前，读过不少古籍、字画，知识面相当广泛。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学识是在一般大学生之上的。可是他自认为满腹诗书，考燕大国文系的时候，竟然得了个零分。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好像一个乡下佬来到城里被扒光了衣服一样。如果说沈从文真的看不起城里人，他不会放下小康日子不过，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挨饿受冻。来了，也不应该去考什么大学。既然来了，又考了，就说明他有一种要变成城里人的愿望，而且要变成城里的上等人，可是，他没能成为一个大学生，通往上等人的一条最稳妥的坦途堵死了，生活逼得他不得不去走另一条艰苦卓绝的路。这就使他对大学生产生了一种双重态度：一是从心里看不起，不值一提；二是胸中总有块垒，想起来牙根发痒，所以还是要提。因而在《八骏图》里，沈从文与教授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卑下的，从叙事学的角度讲，好像在背后指指戳戳。而在《来客》里，他对大学生的态度是居高临下，装作不动声色，其实是猫玩老鼠一般，拿那个大学生当猴子耍，让大学生表演出种种丑态。他仿佛指着镜子说：看，你们城里人相互之间彬彬有礼，温良恭谦，可一旦在我这个乡下人面前便露出马脚，实际是无礼无知又无能的。如果说从《八骏图》里我们感到作者是暗自得意地笑，那么在《来客》中就会感到作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开怀大笑。 沈从文写绅士和小职员，类似写教授和大学生。绅士就类似教授，也是金字塔尖上的阶层，也是被公认为有教养、有风度，而且有权、有钱。沈从文对他们似乎更加不恭，在《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诸篇中，他简直像一个钻进绅士家里的孙悟空，不时掀起闺房的门帘，或者舔破卧室的窗纸，专门向人展示那些夫妻相瞒会情人，姨太太与少爷私通的糜烂场景。沈从文讽刺绅士倒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因为教授、大学生、小职员都是站在绅士对立面，在这一点上跟沈从文取同一立场的。而且沈从文也并不想当那样的绅士，去做“社会支柱”，他也知道自己当不上。他讽刺绅士和讽刺教授，目的在于攻击城市文化的最精华部分。这两座大山打倒了，沈从文就可以满怀优越感走在城市的大马路上了。 小职员是大学生的延伸。大学教育使这些人成为无能无知的“废物”，他们成了小职员后，也就不求上进，满足于平庸的生活，为小小的得失而作寒作热。如《烟斗》中的王同志，本来要被提升，他自认为要被降职，于是便疑心同事们的恭维都是幸灾乐祸，言行举止大失常态。及至水落石出，他又恢复了往日卑俗的心态，以至于叼着新买的烟斗得意洋洋地矜于人前了。面对这些小职员，沈从文似乎用不着自卑。但即便是这些小职员，他们也自以为有教养、有文化，是住在城里的文明人，“对人生对社会有他的稳健正确信仰”，他的幸福是可以向乡下佬骄傲的，而且他们又代表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稳定心态，是城市文化的基本负担者。因此，对小职员的讽刺，与对其他几类人物的讽刺一道，构成了对整个城市文化的批判。 这种批判与老舍对市民文化的批判相比，显然不够深刻，因为它不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不是设身处地给文化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开掘。它是从人性的角度，用了一把沈从文自己从乡下带来的尺子进行衡量和批判的。既然从人性角度，就必然涉及生命力的强与弱、道德观念的美与丑，这里面就与创作主体有着更贴近的联系。用人性的标准来否定一种文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文学上则反映出一种心理态势的夸张。这种夸张表现在沈从文身上，就正是由自卑向超越艰难迈进的一种努力。 下面再看看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这里不再是漫画，而是一卷卷的山水长轴，是细腻的风光和工笔，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虽然经常透露出哀婉的情调，但这哀婉却更加肯定了他的理想。之所以哀婉，是因为现实中的湘西巳经变了，巳经不是沈从文极力讴歌的天堂了。沈从文说自己是乡下人，指的是他所描写的湘西世界的那种乡下人，是《边城》为代表的世界里的乡下人。可是这个世界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就是说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丧失了现实基础。当沈从文自觉、不自觉地意识（或感觉）到他的湘西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打了败仗，他的潜在的自卑感又不知不觉加深了一层。要除掉这层心灵的绷带，光靠给城市画漫画不行，必须正面树立起湘西世界的形象。 他首先写自然天性战胜现代文明。《雨后》写两个青年男女在山上野合。男主人公四狗目不识丁，他的一切行动全靠本能驱使。他不会说三道四，只有行动。“四狗不认字”，然而本能使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全是诗的”。而女主人公是读书人，“她从书上知道的事，全不是四狗从实际所能了解的”。在形而上的层次，她与四狗是有天壤之别的。可是在这种时候，她的文化一点儿用也没有。四狗让她念诗，她找不出合适的诗来，心中觉得什么诗也比不上四狗唱的粗鄙的情歌。后来勉强念了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四狗说好，并不是懂得诗好，而是认为念诗的人跟眼前的景好。所以女子想：四狗幸好不识字，否则像她一样被文明捆着手脚，两人就不会追求自然之乐了。在全篇中，四狗始终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四狗后来很潇洒地离去了，而这个女子躺在那里一直处于陶醉之中，她被彻底征服了。如果认同这篇小说的倾向性，就不难得出结论：读书人不如白丁，靠知识不如靠天性，一切知识在最美好最需要的时候都是废物。能把一件事照本宣科地说出来，“难道算聪明么”？还有《夫妇》中那个仗义解难的城里人黄先生，在送走那对因野合而遭难的青年夫妇后，嗅着那把“曾经在年轻妇人头上留过很希奇过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为一种暧昧欲望轻轻摇动着”。这被摇动的，显然是他那颗“城里人”的心。 与写自然战争文明相联系的，沈从文大力描绘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这与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面是真挚、朴实，一面是虚伪和尔虞我诈。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已有许多人做过很详缜的论述。我只想提一下《萧萧》的一个情节。萧萧怀孕，本是一件丑事，可是对这件事的处理上，就显现出人性的善之美。萧萧没有被沉潭，而且由于生了儿子，便被名正言顺地留在家里。事是丑事，但是并不竭力隐瞒，大家都知道了，从感情上也觉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而且特地点明：“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萧萧家没有这样的族长，也就是说没有“文明”的束缚，这才保全了前述的人的善良本性。这很可以与《绅士的太太》比较一下。《绅士的太太》里乱伦、私通之类的丑事迭出，但这些丑事是秘密的。虽然并不会面临沉潭那么严重的处罚，但大家仍拼命遮掩，甚至以此相要挟，从而干出更丑的事来。作家的感情是如此的爱憎分明！ 沈从文进而追求十全十美的“湘西世界”，不惜进行种种造神的努力。他写的龙朱，“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他写的花帕族女人“精致如玉，聪明若冰雪，温柔如棉絮”（《神巫之爱》）。他写的理想婚姻“大妹，近来就是这样，同一个年轻、彪壮、有钱、聪明、温柔，会体贴她的大王生活着，相互在华贵的生活中，光荣的生活中，过着恋人的生活，一切如春天”。（《在另一个国度里》）凡是造神，都是自卑感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正是沈从文在现实中感到种种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才一定要在作品中塑造出完美无瑕的男子、女子和美仑美奂的爱情、人情。有了这样一个至神至仙的世界，“过去的耽心，疑虑，眼泪，都找到比损失更多许多倍数的代价了”（《在别一个国家里》）。这一点，用不着什么专门的理论阐释，已经是各派心理学家公认的常理了。 综合这两个世界，可以看出沈从文背着许多自卑的包褓。这里有教育自卑、出身自卑、地位自卑等等，总的来说，是一种文化——性格自卑。 这就需要看一下沈从文本人的情况了。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我的家庭》中描述过他最早的记忆。那是祖母死时，他被“包裹得紧紧的”，“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论述人的早期记忆时指出：“第一件记忆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他的态度的雏形。……大部分的人都会从他们的最初记忆中，坦然无隐地透露出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和别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看法。”他还特别指出：“至于记忆的正确与否，倒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的。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代表了个人的判断。”因为“人的想象力决不会编造出超出于他的生活风格所能指命的东西”（《生活的科学》）。而且“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开始述说其故事的方式”。在沈从文关于最初记忆的叙述中，我们应当注意“包裹”、“白色”、“搁到”这样的感觉型用词。这种叙述方式说明，沈从文对这个世界的最初感觉就是拘束和冷落。受到包裹般的拘束，所以他天性就追求自由，喜欢脱掉鞋子走路。受到搁置般的冷落，所以他渴求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还可以发现，沈从文—开始就对这个世界采取了冷静的体察态度。 沈从文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当然和喜欢一切幼儿那样喜欢他，希望他长大了做个将军。“健全肥壮”的他一度成了家里的中心人物。可一场大病使他从此瘦弱下来，将军梦便转移到弟弟身上。而且他在私塾总是逃学，在家长、亲友的眼中，渐渐成为不受重视，反受歧视的坏孩子。可越是这样，从文便越淘气，而且在受惩罚中得到快意。这正是典型的自卑补偿心理。就像罪犯被安置了正常工作后还要犯罪——唤起别人对自己存在的注意，已成为他人生的最大价值。如果肯定童年的生活态度为人一生的生活风格奠定了原型，也许有一点夸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有一种失宠后的自卑感了。阿德勒认为，有两种孩子最容易成为问题儿童，一种是受宠的，一种是受歧视的。沈从文正好是从前一种落人后一种的。于是在他的意识深处，就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即：我现在是卑下的，但我原来曾是优越的，这就说明我并非天生卑下，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优越。阿德勒说：“一个小孩在不断的努力中，可能会变得极富斗争精神，而且在长大成人以后也是一个斗争性很强的人，他总是在奋斗着，并怀着一个坚定的想法——他不应该是笨拙的，有缺陷的。这样一个人所背的包楸总比他人更为沉重。”所以后来沈从文总是不安于已有的地位，不安于已有的作品，他勤奋并且多产。他直觉地感到世界上有一种事情等待他去做，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他在湘西的部队里几经变换环境，最后终于认定那个召唤他的地方在北京，在那个天下大乱、乱世出英雄的地方。在湘西，他干得再好，前途已像百米终点一样看得很清楚了。那条庸俗的仕途是不能使沈从文满足的。于是，他前往北京。 沈从文离湘赴京前在保靖照了张相。看那神情，毫无一点矫饰，淳朴、自然，但却不野蛮、粗扩，实在是一个清秀文弱的内向的青年。但那刚毅的嘴角，不动一点声色的面容，又分明表示出他的外柔内刚。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毫不留情地盯住这世界，简直要把这世界看穿、看透。一种倔强的、包含了忍耐与抗争的气质从相片上直扑出来。这时的沈从文，性格已经定型了。 论述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沈从文似乎总说他在湘西很好，他说假如没去北京，“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阿德勒发现，自卑的人最爱说“假如我如何如何的话，我就会怎样怎样”。看到沈从文对城市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这使我怀疑沈从文在湘西是不是活得如鱼得水，是不是像他作品里的人物那样潇洒。在我看来，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即便他未到北京之前，在湘西，他与周围的人和事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他所描写的湘西人身上的优点，比如勇敢、直率、自然任性，这些恰恰是沈从文本人所缺乏的。他周围的那些士兵，打架、杀人是家常便饭，而沈从文是自叹弗如的。他讲述一个二十五岁的朋友，却已经赏玩了四十名左右的青年黄花女时，笔调充满了钦羡之情，而他本人在爱情上却极其软弱。他在《虎雏》中感慨道：“我自己失败，我明白是我的性格所形成。我有一个诗人的气质，却是一个军人的派头，所以到军队人家嫌我懦弱，好胡思乱想，想那些远处，打算那些空事情，分析那些同我在一处的人的性情、同他身份不合。到读书人里头，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马虎，行为简单得怕人，与他们身份仍然不合。” 沈从文从小就爱空想，尽管他明白“一个人越善于空想，也就越近于无用”。他自己没能进人大学之门，他便想培养一个是行伍出身的“沈从文第二”去大学毕业，这就是虎雏。他“在那个小兵身上做了二十年梦”，并且寄托了种种造神的理想。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就分别叫做龙朱和虎雏，这同样是对自我延续的寄托吧？ 所以，沈从文应当属于在城里和乡下之间的一种人。在乡下，他承认自己“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湘西的实际处境，别人多是外向的，他是内向的。他胸怀大志，可是湘西那里不是他鲲鹏展翅的天地。他在部队里久久升不了官，将军梦早已破灭。沈从文后来最大混了个文书，全靠他写得一笔好字。他只有这惟一的优越处受人赏识。所以他拼命练字，把薪水都买了新字帖，在屋里贴上“胜过钟王，压倒曾李”的自勉铭，可见他的超越欲望有多么强烈；另一面却也显示出他是怎样地被自卑情结所困扰。 于是，这个自负的青年满怀希望奔赴北京。然而一下火车，都市的气势就给予他巨大的震慑。当时火车站前的两座遮天蔽日的大前门，以巍蛾崇高的形象直压上他的心坎，自卑意识一下子被诱发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可是在北京这座古都里，文化到处都是。他住的琉璃厂、前门大街一带，简直就是个活的中国文化博物馆。那些当年价值上百两黄金的古玩宝贝，如今几块钱就能买到。文化贬值到这种程度，沈从文肚里那点子诗云算得了什么，在老北京，整个生活都是艺术味儿的，玩古董字画的人满街都是。一般的市民不是会唱上几段西皮二黄，就是会玩风筝，放鸽子，人人都有股子文化味儿。一方面是文化的泛滥、趋俗，一方面是贬值。大学教授联合罢教才发下来九折薪水。所以沈从文在文化上毫无优势可言。他的处境很像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中那头盲目进城、被城里人视而不见、践踏而过的狮子。考燕大得了零分，连两元入学费也退了回来。精神的窘迫之外，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经常到同乡、朋友处吃蹭饭，人生最低需求层次的窘迫是最难忍受的。沈从文天性讲究尊严，“人虽是个动物……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可这时候一切人的尊严都被压抑了，而他又是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拥有这份尊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情绪：一个是深深的自卑，另一个是愤懑、不服气。阿德勒说人在自卑情结中有两条路：一条是自甘沦落，消沉下去；另一条是正视现实，与社会合作，向社会伸出求援的手，进行顽强奋斗。沈从文选择了后者。他给当时名满天下的大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这就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机。从此之后，他笔不停耕地写作，成了像老舍所说的“写家”。他出了七十多个集子，完全靠一支笔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名利地位。他从不悲观，他说“要知天道酬勤”。他不信命运，他信时间。然而那种自卑的境地在他的心里烙下了永不消失的印记，使他永远不能安于现状，永远企求超越，一定要达到第一流的地位。这就是自卑情结的补偿。沈从文总是把自我形象放在一个卑下的地位上。他写到自己的爱情，那完全是一种奴性的爱。把爱人想象得天神一般，而自己是个乞求顾怜的奴仆；可这种爱却又是他所看不起的。他在写别人的爱时，全力赞美那些大胆的、勇敢的以至粗野的爱。他在一切方面都自卑而且敏感，甚至连自己有一点少数民族的血统也不放过，所以有时故意站在少数民族立场来攻击汉人，如《龙朱》中说：“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当他攻击一事时，就使自己脱离了那件事，好像巳经站在那件事的对立面，这样便获得了一次超越。沈从文就是这样，在自卑情结的刺激下，怀着对自己文化处境“不平则鸣”般的愤怒，一步步地走上了超越者的阶梯，它的副产品就是给新文学带来了两个相映成趣的新鲜世界。 以上从作品到创作主体的评析，无非只是想说这么几句话。第一，沈从文有自卑情结，而且很典型。第二，通过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作品，不敢说很有“意义”，但起码是很有“意思”。第三，心理学的方法比起社会学的方法当然要视野狭窄，难免有捉襟见肘的“唯心”论断。但这对于沈从文这样的关心个体生命远过于社会意义的作家来说，也许更能找出他的世界性。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陈寅恪热。许多海内外学者撰文演讲，交口称誉陈寅恪这位学术界“传奇性的人物”，认为他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无敌大侠王重阳和金蛇郎君。《陈寅恪评传》、《吴宓与陈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华等高校书店的畅销书，陈寅恪本人的著作诸如《寒柳堂集》、《元白诗笺征稿》、《柳如是别传》等则在图书馆中高效流通，很难借到。一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与陈寅恪相比，仿佛都黯然失色。这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的陈寅恪热对文学史研究界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曾专门请刘梦溪先生为研究生作过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报告。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纷纷“由文人史”，倾斜或转移了原来的学术方向，由文学史转人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现代较为明显。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系列的疑惑，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到底发生了或者说存在着哪些问题，对“由文人史”现象应该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性质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何关系，陈寅恪的魅力对文学史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等等。文学史研究界所经历过的种种“热”实在已经为数甚众，但大多数都浅尝辄止，随即如过眼云烟。这股“陈寅恪热”如果没有与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在经过反思之后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那么恐怕同样免不了沦于读过几本书之后的一种高雅谈资而已。 陈寅恪得到极度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格魅力，一个是他的学术魅力。前者被刘梦溪等学者称为“特操”，指的是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从不“曲学阿世”，“逐队随人”，甘为“不古不今之学”，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后者指的是陈寅恪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考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境界。他的许多成果巳经可以称为定论，或者起到了开辟新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的人格与学术是断难分为两截的。他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发下取得的。陈寅恪的祖辈、父辈皆心系华夏兴亡，其祖父陈宝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入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难推出堪与匹敌之辈。无怪乎今日文学史研究界也一并望其项背，期盼能从陈寅恪身上找到某种力量或者是途径。那么，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也就确实值得一论了。 文学史，究竟姓“文”还是姓“史”？龚定庵说，一切学术皆为史。放在广义的人文科学家族中来看，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史”，是一种专门史。这就要求文学史研究必须遵从一般史学研究的共同规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为“文不离史”。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又姓“文”，是整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虽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以文学史为基础和依托，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反过来引导文学史研究的前进。所以，文学史研究又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虽说一切学术皆为史，但文学史不同于经济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文学是艺术，历史是科学；文学重感悟，历史重理智。正是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这种颇难把握的张力，使文学史研究者不时处于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绝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出身于“文”。他们怀着文学兴趣和文学才华进人这一科研领域，缺少专门而系统的史学功底培训。这便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种先天不足。不附丽于任何他物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没有一道鸿沟横贯其间。 愈是要深人探究其内部，倒愈是要广泛了解其外部。文学史研究者终于发现自己愈来愈远离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而愈来愈深陷令人心烦意乱的“科学”，学术研究对“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于对“史才”的倚重。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倾斜，以至发展到完全皈依。但问题在于，史的回归未必就能真正解决文的问题，相反，文学性的淡化和放弃却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致命的危机。正像号称赚够了钱再回来做学问的人根本不会再回来一样，一头扎进历史大泽的人，也很难再游回文学堤岸了。 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文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转向纯理论的探讨还是转向泛历史的思考，都说明文学史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瓶颈”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的学者，也没有真正去在理论上下功夫，而是仍然着眼于非常实际的“工作范式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养文”。于是，相当数量的传统学术大师得到了重新重视，从顾炎武、戴震、章学诚，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所以，陈寅恪热的出现是绝不偶然的。 但是，通览一遍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之后，便会发现文学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论，从陈寅恪那里得不到这方面的启发。文学史研究在陈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危险隐患是：一无方向，二无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朴学时代，毕竟还有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总体方向。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各自为政，盲无适从，所谓学术热点此起彼伏，跑马圈地，各凭兴致。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不清楚。如果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混乱，恐怕过于轻巧。陈寅恪经历的混乱时代不可谓不长，但他的学术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概括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的学术虽不是简单明了的“经世致用”，但始终对时代风云有所暗寓，对学术走向有所引导。他的文章、著述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构成一个和谐的矢量整体。任何时代性因素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于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bloch）对此有一精辟的见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陈寅恪游学欧美，虽然更多地受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但他的考证只是一学术研究的必要手段的途径，“陈氏深知史家须超越考据，更攀登气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创造了一种“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这也正是陈寅恪的学术生命所在。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围绕着“重新评价”、“打通时代”、“流派研究”等几个已经成果累累的老问题作文章。发现不了新问题，于是便出现两种低层次的研究倾向。一是依靠垄断史料，研究某一比较专门的领域，“庄稼不收年年种”，早晚必成专家。二是借助新奇理论，为旧问题重镀一层金，做空中阁楼式的研究。这两种倾向实际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盲人摸象。既于世无补，又无益于学术本身。正像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计对大量历史著作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所以，文学史研究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疾患，才可能从陈寅恪以及其他学术大师那里找到真正的补药。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似乎应该首推他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独立”二字。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结语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他对王国维的赞誉，也同时是对自己的要求。“独立”二字，说说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几人欤！而陈寅恪却能够在其“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里，不曲学阿世的“世”，应当做多层次理解：一指正统权贵之世，二指显学门派之世，三指时髦流俗之世。能够在这几方面做到“遗世独立”，才真正称得起“不曲学”。 陈寅植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种东方古文字的优势，考证中亚史地。这是国际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以陈寅恪的超人功力，达到一流水平，并非难事。他中年以后，毅然转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城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城而观士战者。”这充分表现出陈寅恪清醒的学术独立意识。他做学问，并不看热门，而是“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俞大维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余英时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颇为缺乏的。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蜂拥热门或零敲冷门的现象十分明显，正中陈寅恪所云“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弊。至于“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觉去追求，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斩成了一块块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陈寅恪一生经过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政治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陈寅恪却以高度的道德勇气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但他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s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挚友吴宓晚年在日记中称赞他道：“寅恪尼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致仍遵守昔年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时正是陈寅恪遭受学术批判之后。面对一大堆“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帽子，陈寅恪的态度是“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这种学术事业上不媚权势、流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独立之概，在当今世风浅薄，八面来风的时代，对聪明人颇多的文学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对那些一如既往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的文学史学人，理应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陈寅恪学术精神以“独立”二字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思想家的境界。他有着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的通盘思考，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任何外来思想着不经中国化，最后必“归于歇绝”。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推断未来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怀着“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态度，陈寅俗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的。但他的关怀现实，是以不歪曲历史材料为绝对前提的，绝不是那种穿凿附会的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御用史学。他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陈寅恪对时代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终生不渝。但这种关心和热爱，又是超越狭窄的民族主义的。他能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客观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融合，这样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也仍然称得上是现代的。反观当前的文学史研究界，就事论事的现象，一切以西方观念为标准的现象，以至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的现象都存在着。文学史研究应该从陈寅恪那里懂得这句话，没有境界追求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其学术精神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研究更有直接启示的，则当推他的学术方法。 历史阐释有一个几乎是永恒存在的矛盾，即从局部到整体与从整体到局部的解释循环。陈寅恪被认为是“重新打通了诠释循环圈”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他的治学方法既不是堆砌材料在先，也不是鼓吹观念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后，提出问题在先。他总是能从纷繁错综的历史库存中敏锐地发现疑点，发现问题。他的著述总是从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结束。问题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问题，但往往又同时即是现实的问题，这里就表现出陈寅恪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恰是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所匮乏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只是围起一块地来东挖西掘一番，不知为什么要围这块地，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挖那么掘，结果是只有研究对象而没有研究问题，纵使洋洋万言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又一优点是能够做到考据与义理的辩证结合。陈寅恪继承了乾嘉朴学和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传统，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满了纠正谬误、考求本事、别条异说、对勘互证、增订补遗的内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但他能够把自己的史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能够在他的问题摄统之下，自成体系。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把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则多是充满了空疏的“义理”，几乎谈不上“考据”。治古代文学史者对音韵、训诂是一知半解，治现代文学史者对材料的使用也极为轻率，有时连版本年代都不加考虑。陈寅恪的取材原则是“宁详毋略”，而今许多文学史著述仅凭三两条材料有时甚至是孤证就妄下断语。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虚传虚，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离开了“考据”的“义理”，恐怕是连“自圆其说”的学术境界也达不到的看来，对有些文学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书须先识字”这句话的。 陈寅俗学术方法的最精妙之处，有人概括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够见微知著、因近及远的治学功夫。陈寅恪文章常常从一个很小的问题入手，渐次展开，盘旋往复，最后竟引出颇带普遍意义的结论。既扎实又深远，的确令人钦羡。近年陈平原教授所主张的，突破口不妨小，但进去以后要掘得深，拓得宽，实际也是这个意思。这对那些爱做大而空的文章，动辄进行宏观纵论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是颇有警策作用的。 陈寅惜身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也深为精通。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既是由诗证史，亦是以史释诗，能够做到诗史互证，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许多关节，这尤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对象课题虽然不同，但方法论上理应有诸多互通之处。陈寅恪史学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对于面对丰富材料无从措手足的文学史研究者，是足够遴选借鉴一番的。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在这股陈寅恪热中，也应注意保持清醒，勿将陈寅恪捧到不适当的高度，似乎举国学术界只有陈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实上，陈寅恪也自有他的学术局限。 从小处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由于处理材料有时采取“宁烦毋略”的原则等原因，的确不免存在枝蔓过多的现象。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自能应付裕如，但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似不可取。他过于质朴的文风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学界对此亦多有微词。 从大处说，陈寅俗虽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巨著，总是一憾。有人为陈寅恪辩护，说中国人做学问自古如此，不屑于建立体系，不屑于搞通论。这种说法未免片面。且不说“从来如此便对吗？”就从当今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没有坚船利炮，徒有寸铁满目，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学术上的不足。 陈寅恪能够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天才，余英对先生总结为记性、作性、悟性和感性，这与其家学渊源和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而当代学术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的出现，而应更多地依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合理的科研布局。陈寅恪在这方面未曾更多着力，所以过分夸赞其超人的才学，益处不大。即如陈寅恪通晓二十余种文字，但他真正用于学术之上的其实很有限。他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表面看来有些“大才小用”，但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实际知识结构的清醒判断。才、学、识的搭配，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存在一个比例问题的。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讲，当前最缺少的不是渊博，所以无需号召人们去多学一些屠龙之技。 陈寅恪关注时代风云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他采用的是一种暗含讽谏的旧士大夫式的微言大义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给他带来的局限。他的微言大义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 中国大学生多数无聊，可于无聊中玩出生趣者二：孔庆东和余杰。二人同为“北大双杰”，前者摆弄抽屉文学，后者鼓呼桌面文学。总之，都在依托一种形式，阐发一种思想。用孔庆东自己的话是横看庄严竖看荒诞”、“可荤可素”。 附录

假象

为孔庆东而作 从湖边往回走， 每一棵树都参与了 同假象的辩论。而身后 闪烁的波光则被浪费了。 我甚至有机会意识到 自己的脚步声 仿佛正踩在被扔弃的节目单上。 没戏就是有时候太有意思了。 土坡上的小草是更谦卑的论据； 如果有疑点，那是小瓢虫 还没有被手指弹去。 而我的确像是正忙于 脚下的事情。 看看我脚上的新球鞋吧： 相比之下，命运不左也不右。在附近，有些建筑 被叫做红楼，但不带纪念色彩； 而那个梦字也并不是 有意不想加上去。 种种出于结构上的考虑 似乎还没有深入到 这一步。如果我弯腰， 什么样的隐喻会被鞋带系紧？ 这里的每条路都很短， 并与其他的路交错相连： 像是有暧昧的逻辑 在暗中管理着它们。 我开始想到是否会 借用这逻辑的问题。 虽然辩论时，我的声调始终是低沉的，听上去缺少必要的变化； 仿佛从一开始，我就明白 这是在同假象辩论， 我不需要巨大的说服力。 1994.9 老孔： 谨以此献诗纪念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共同与各种历史“假象”作战的心路历程。此诗写于1994年9月。时隔多年，待我巳看它不出任何毛病，故拿出示人。 臧棣 1999.5 初中老师来信 庆东同学： 你好！收到我的信，你会奇怪吧——我是你初三时的语文老师。虽然分别多年没什么联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你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现在的成就令人欣慰。 记得当年，你任156中学生会主席时，身材瘦小，却一副小大人的派头，站在台上从不拿稿，却讲得那么清楚流畅，总让全场掌声雷动。你的作文次次都是范文，总让全班叹服，还记得在《我的同桌》一文中，你描写刘春梅同学的精彩段子：“在越野赛通往终点的跑道上，闪动着个小小的身影，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服，向终点冲来，好像一团滚动的火焰……”各位老师都对你的文采有高度评价。据说你在中考时，语文得了97分，以全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哈三中这所名校。高三前为了补外语课，老师允许你不交作文，而你却在高考中语文得了110分，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学习古典文献专业，当时报纸上登载了你的情况。 后来，我在批高考作文中，认识了哈师大中文系一位讲师，姓谷，名字忘了，长得很白，浓眉，健谈，他说他是你同班同学，那年他考入了法律系，当了研究生。他介绍了你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很同情你，我听了却很难受。 去年，我在电视中见到了你，巳三十多岁了，只是略胖了一些，那稳健的样子一如既往。电视诗歌散文节目中，介绍了你的情况，你已成一位学者，正在北大任职，并且有了三本集子。我很爱诗歌散文，如果手里正好有这几本书，可否寄给我一套，这也是我老年的一大快乐吧。 我于九六年巳退休了，原来在哈市还在一些学校上上课，今年十月我移居到山东省龙口市。这里春夏秋三季气候不错，冬天很冷，加上我又住在海边，离海不足50米，室内没有暖气设备，比哈市室内冷多了。多数时间躺着读书，这种日子恐怕要有三四个月吧。 不知你爱人和孩子都什么样，有照片可寄给我一张。 祝你快乐！ 老师：李淑琴 2002年11月3日 敬爱的李淑琴老师： 您好！ 我今天在北大给学生上课，课前收到了您的来信，读后十分激动，使我今天的讲课也倍添精彩。我这一生有许多挫折，但最幸运的是一路都遇到了好老师，是老师们塑造了我的今天。我选择教师这一职业，也是对老师们的报答。 在老师的培育下，我从小就成了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因此关于我的传说也有很多夸张的成分。您当年给我上课的情形我也是历历在目的。记得那时我常与刘仕斌说话，您一般都不管我。为了我写字不好，您多次讲了练字的重要性，还特意亲自书写了古诗让我练习，记得写的是王禹偁的《村行》。您还特别注意普通话发音与东北话的不同，有一次专门讲“享福”二字的发音作为典型例子。这些不但对我高考有帮助，对我今天的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可惜我的字一直写不好，这是我要向老师表示愧疚的地方。 您那时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我的作文被其他老师拿去，您和我一样着急。如今我在写作方面有了点小成绩，我常常想到包括您在内的所有语文老师。我每次回哈尔滨都会去中小学母校看看，但是不知道您已经移居到山东去了。我知道您是特别富有文学情趣和优雅品位的，相信退休以后您的生活会更加悠闲自得。我九六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系里任教了，主要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偶尔写点散文杂文，有时也推辞不过，出去演讲或到电视台做节目。时代变了，但我仍坚持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原则，多奉献，少索取，诚实劳动，为人民服务。当年156中那样简陋的条件，老师们却那样满腔热忱地教我们做文和做人，给我们的生命打下明亮的底色。哈尔滨岁月是我的生命之根。 您来信中提到的谷照明先生，他是与我同级的，他在古典文献专业，后来读法律，现在就职于北大方正集团。而我一直在文学专业。当年我们初中一个班的罗宏巳经出国了，金香梅在《建设》杂志，她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康尔绪也在北京，自己搞了一个设计公司。我们几个聚会过，但最近因为太忙，多曰不见了。刘仕斌做飞行员时来北京见过，现在也多年没见了。 我近年来出版了一些专业著作和杂文随笔等，质量参差不齐。我手边还有《空山疯语》、《谁主沉浮》、《独立韩秋》这几本，不日给您寄去，请老师批评。后书中有我家人照片。今天晚了，不给您打电话了，我也是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改日再电话问候您。祝老师心怡体康！ 学生孔庆东 2002.11.11夜 学生来信 孔老师： 我在新浪的论坛发了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文章如下： 主题：我曾经有个特别牛的老师——写在教师节 版权所有：雾中花原作 那年我在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一 我们班皮得没有一个老师能震得住 语文老师连换了七个 直到他出现了 他其貌不扬性情温和 儒雅之中透着一股霸气 我现在感觉 那也许应该是中国学者惯有的清高 他让我们扩写《信陵君窃符救赵》 居然可以不用作文薄、不限时间、不限文体、不限篇幅一 周以后交稿 然后他收到了电视剧本、章回体小说、话剧剧本、仿古文体…… 他讲《雷雨》细到每一句话的潜台词和主人公要表达的感情 甚至剧本中失误的地方 他讲如何应付高考中议论文的事实论据 训练我们在十五分钟内用新闻的手法写一段不可能的内容 他讲古文从来不看教参 如果和教参上不一样，他会告诉我们教参是老的说法，新出版的字典巳经改过来了 回去一査果然不差 他经常发牢骚五十年代的课本害我们九十年代的孩子 他甚至在课堂上统计男孩子看金庸十本以上的有多少女孩子看金庸二本以上的有多少 然后用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金庸小说的精髓之处 并且和一个喜欢古龙的学生在课堂上探讨了很久 他的一句“中国人缺乏的就是信仰”一直影响我到现在他就是现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孔庆东博士 就是本次歌手大奖赛的出题总策划 在他最落寞的三年里不得巳到中学去教书 却成就了很多如同我一样学生的理想 他让我们感受到了语文的乐趣和思想呼吸的感觉 他是我们同学聚会最经常的话题 我们一直都默默地祝福他…… 文章简单，我用十分钟就写完了，却反响强烈。特别是后来我又发了一篇关于中学基础教育重要的文章效果也特别好。 又是几年未见，学生却始终受您的教诲颇深。 此篇就算作教师节学生给您的礼物吧。 醉读孔庆东 作者王明端 孔庆东的人气是借《47楼207》、《北大情事》旺起来的，我接触他，却缘于那篇《遥远的高三·八》。对于我这个一直期盼上中文系却阴差阳错成了工科生的“苦难儿”而言，孔庆东是带给了我一种悠远而亲切的回忆，或者自我沉迷的憧憬吧。我想大言不惭地说我从气质上走向了孔庆东，尽管也许只是追寻。 孔庆东号称“醉侠”，醉侠之重，表在于侠，实在于醉。侠而不醉非侠也。古有张旭三杯落腹“脱衣著帽王公前，挥毫落墨如云烟”，苏东坡“酒酣胸胆尚开张”、“西北望，射天狼”，今有孔庆东醉中调人侃情浪漫宣言。可见醉向来与豪放、洒脱、酣畅相关，实乃千古痛快之事。读斯文也，则文不醉人人自醉。我非豪饮之士，肉身逢酒即“全国山河一片红”，然醉是境界，不是形态。身醉为虚，心醉为实。侠之高者“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中者“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我辈小儿神因文骋，意为文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醉步翩跹，料也无可厚非。 读孔庆东有三醉：一曰陶醉，醉于人情；二曰迷醉，醉于物事；三曰沉醉，醉于意气。孔庆东的真侠义处，真引人处，还在于以北大为素材的调情戏人之作。作者与生活人事极为迫近，所谓息息相通，故涉笔成趣，妙义横生。《17楼207》群生谱被抒写得可歌可泣，繁沓中有一分悠闲，俗嚣中有一丝清雅，无意中有一记沉实，戏谑中有一种深思。诸如跳脱鬼气的毛嘉，老实坚忍的老李，才子兼牌圣小黄，笃定执著的大春等等，开卷能闻其声色，闭卷亦可感其精神。《北大情事》里更是一群个性一塌糊涂的情圣，那个后现代意识的多情才子，能为昔日女友狂写200封情书，金石之情足以笑傲当代视爱情为游戏的大学生，而才子经历情天恨海大劫难后竟登载征婚启事，每日赤着毛腿盘坐在床上以“兰花指”或“鹰爪功”开拆求爱信，更令人惊诧不已。他究竟是痛定思痛的挥戈奋击，还是劫波度尽的大彻大悟，非外人可言道，可前后景况都自成境界，各立风骚，却让人不胜唏嘘。《北大情事》里的哥们似乎都是精神层面上绝对意义的独裁。“我想谁是谁”的小文，把爱情喊叫成一种生活的点缀，爱谁是谁或者干脆未曾有爱，歇斯底里的超脱，踽踽独行的落寞，大学中人最能感应那份骚动的无奈。当然最搞笑的还是阿长，这个与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齐名的东北大汉，穷年累月以一双熊掌孜孜不倦地捧读琼瑶，映着连吐痰带呕血佝偻在蚊帐里看武侠的瘦书生，滑稽可笑之余，也别有一点辩证的况味。 孔庆东是北大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博士，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高门大堂，得其天时；又生活在北大这中国第一学府，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得其地利；加上浪迹天涯三年，策马扬鞭，引吭高歌，行尽山水，交遍友人，更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占尽风流，下笔纵文，自是英豪骏爽，使读者感佩，众人折腰。像我待在谨实枯寂的工科院校，歆羡他那摇曳多姿有滋有味的大学生活，而诸多文科生想必又羡慕那潇洒倜傥的行止，所以孔庆东为人为文均深得大学生之心，也不足为奇了。 中国大学生多数无聊，可于无聊中玩出生趣者有二：孔庆东和余杰。二人同为“北大双杰”，前者摆弄抽屉文学，后者鼓呼桌面文学。总之，都在依托一种形式，阐发一种思想。用孔庆东自己的话是：“横看庄严竖看荒诞”、“可荤可素”。其实说到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得拿去给人看，瞧人家的脸色，谁都没有嚣张到遗世高蹈的份儿上，这说起来或许也是种无奈吧。 孔庆东有句话颇为经典：您的菜齐了。他的菜齐了，可以端出来了，可中国还有那么多大学那么多隐藏的大厨师，那些菜啥时候才能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