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疯语》


 序

    <h2>“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h2>

    余 杰

    本来，老孔属于我的老师辈，我确实是老老实实地在课堂上听过他讲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老师的书，怎么能够让学生来写序呢？可是，老孔说，让你写，你就写吧，何必有那么多顾虑呢？好在我也是一个不太讲究“师道尊严”的调皮学生，便堂而皇之地拿起了笔。

    第一次见到老孔，是我刚刚念大二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晚上四处奔波找讲座听的愣头青。有一天晚上学生会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博士论坛”，参加论坛的全是各个学科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博士。正听得迷迷糊糊，忽然讲台上站起一个大汉，短短的平头，一身蓝色牛仔服，声如洪钟地讲起金庸武侠小说来。这是哪路英雄？我连忙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同学告诉我，他是中文系的博士，名叫孔庆东。与台上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学者们相比，这位孔博士像一个工厂里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兄弟”，不知天高地厚地闯进了“组织部”。他讲金庸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赢得了那天晚上最多的掌声。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的是他回答学生提问时所说的几句话。有学生问，目前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厌学，精神的北大已经日益被物质的北大所侵蚀，对此孔博士有何看法？一般人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个在读博士，当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怎么敢在公开场合批评校方呢？然而，孔博士口无遮拦，历数他所观察到的北大近年来的丑恶现象，例如舞厅散场后若干女生随大款的名车绝尘而去等等，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北大，你不该如此堕落！”话音未了，掌声雷动。在90年代初的北大，我听了无数场精彩或者不精彩、相当著名的人物或者不怎么著名的人物的讲座，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随心所欲的发言，第一次遇到这样真正达到了“我口说我心”的北大人。于是，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念到大三的时候，孔庆东毕业留校了，系里的传达室里增添了一个写着“孔庆东”三个字的信箱。那时，我自己所写的作品还无法公开发表，我把它们打印好并装订成小册子，送给朋友和老师看。我很自信，我所写的一定是好东西，因此常常把小册子塞进中文系老师们的信箱中。当我看到有了一个“孔庆东’’的信箱时，就毫不犹豫地塞了一本刚编印的文集《明天》进去。不久，他就托同学捎口信给我，约我见面，一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尽管我还是叫他“孔老师”，但我更多的是把他当做朋友看待。到了我大四的时候，编印了本科时代最后的一本文集《思人》。完稿后，我请孔庆东写篇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便是收在本书中的《送余杰序〉）。再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出版了《火与冰》等集子，而老孔的《47楼207》也横空出世。世上的事情就有那么巧：我也恰恰住在老孔住过的47号楼。

    老孔的《47楼如7》出版后，许多读者把他看成是“幽默大师”。这个桂冠让老孔很是尴尬。在现实生活中，老孔不是一个幽默的人，相反，他很严肃。他的文章，骨子里的东西也并不是幽默。一般人读他的“荒唐言”，觉得有趣、好笑，却很少有人能够读出他“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感受到他内心的悲怆和忧伤。我想，假如说《47楼207》更多地体现了老孔“荒唐言”的一面，那么《空山疯语》则更多地袒露出他的“辛酸泪”。当年曹翁写《红楼梦》，感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_。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今日的老孔，何尝没有这样的心绪。所以，《空山疯语》的第一篇，题目就叫《我不幽默》。老孔说，他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最好的作品却是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茶馆》等等。“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会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我不幽默。”对于老孔的被“误读”，我跟他一样痛心。为什么“被理解”是如此的艰难？

    我读老孔的文章，当然也时不时地开怀大笑，但笑过之后，我常常被一种深沉的悲哀所笼罩。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则是漫长的。克里玛的作品，叙事风格轻松幽默，其目的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在《一个伤感的故事》中，克里玛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些最杰出、最有创见和创造性的人沉默了，而某些精神贫乏而最无创造性的作家和哲学家却正在受到吹捧和拔高。……他们毁坏了大量的书籍，禁止许多电影上演，搜查了所有的图书馆。他们还取消了国际新闻，尽力在广播中塞满他们的节目，以便取代外台广播，以致把语言滥用到不再像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语言。他们还废除教会、剧院、杂志、出版社、科学学会以及其他文化社团，甚至把这座城市街道上古老的鹅卵石都连根拔起来”。主人公选择了留下，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便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忽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对一种更具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渴望。他用“幽默”（它的背后是智慧）来对抗“荒诞”（它的背后是邪恶），“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之间选择你认为比较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孔的文章的钥匙。否则，仅仅是抱着“好玩”的态度来读老孔的文章，你只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47楼207》相比，《空山疯语》中的文章更有分量也更耐读，除了妙语连珠的短文以外，有不少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长文。如《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百年回眸看女装》、《金庸小说情海拾贝》等，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功力苦力。所谓“慧眼慧心”，是指他独具只眼，善于在他人忽略的地方挖掘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来；所谓“功力苦力”，是指他有坐“冷板発”的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淘出粒粒金沙来。老孔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是性情文章，他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発，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我同意老孔的这一观点，也敬佩他在日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的学院里，为了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正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老孔的学术文章，有材料、有文采、有观点、有思想、有感情，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与时下那些故弄玄虚、半文言半英文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孔有两个“情人”（这点师母早就知道，我也不妨在此公之于众）。一是北大，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两个“情人”（不过，我爱金庸，更爱古龙）。尤其是对北大的爱，我们心心相印。正如老孔所说：“我们对北大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感情，在各自的许多文章里，写到了这座永恒的校园。

    当然，老孔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就像他在《送余杰序》中所说的，“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例如，他在《毛选的人格魅力》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倾向，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师生情、朋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近曰到老孔家做客，老孔已经开始命令四岁的小孔背他们孔家家传的宝典《论语》了。可是，不安分的小孔背了几句，就溜出门去找邻居家的小女孩玩去了。老孔对小孔的早熟很生气，我劝他说，此乃“好色而不淫也”，这是你们老祖宗说的。而我心里悄悄想，这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欲知老孔是否真是如此，看官请读正文。

    1999年丨10月28日于京西燕园

 第一辑 空山疯语

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

 我不幽默

    《47楼207》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非正品”，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而且三十多岁了，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难见真的人”。可是书出版之后，居然一片褒扬之声，偶有几句批评，听着也非常善意。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所到之处，读者的热情和真率简直令我无法承受。每到大学演讲，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我的书写得很一般，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么激动，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大学都“白念了”，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坏书太多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

    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包装”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幽默”问题上，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褒也幽默，贬也幽默，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不幽默的就是“水分”。近日各地报刊约稿，也指定要“幽默文章”。我一生最大弱点，就是不愿拂人之意。可是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几天之后，终于决定还是把自己并不幽默这个隐私公布出来，起码要说明我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想象的那种“幽默的人”，这样，我就不至于幽默的牙掉了，硬往不幽默的肚子里咽了。

    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我脾气不好，感情冲动，遇事认真，宁死不屈。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经常恶意挖苦，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其实他不过是《三字经》背得慢一点而已。打完了还要问：“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儿子挥泪答道：“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在社会上，我疾恶如仇，经常跟售货员、售票员吵架，帮助弱者报复强者，帮助警察抓坏人，谁要骗我的稿费，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

    在工作上，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智商不高，一直靠刻苦勤奋来“比学赶帮超”。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连“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我都为之惋惜，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投身改革洪流。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并非那些“幽默”之作。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认真，我的固执，我的迂腐，_我的愤激，我的忧伤，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我这样说，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看看盒子还算漂亮，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就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连细节都是真实的，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弘扬一种东西，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批判某种东西。到处都有读者问“毛嘉现在在哪儿？”“头猛现在干什么？”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我想再逗乐的“幽默”也会过目便忘的。

    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马克·吐温比，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想学他老人家。至于林语堂、梁实秋，我坦白地说一句：不喜欢。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立志幽默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所以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

    我不幽默。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此后指定作者写幽默文章者渐少。）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庇，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应该还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淳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症瘌，你们想咋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査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唯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宁是把工农子女拒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此文发表于《北京日报》1999年5月24日，因长时间没有收到稿酬，后又发表于《杂文报》1999年8月31日头版。此文受到广大“贼编”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的革命群众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贾政读 《红楼梦》

    —天下午，贾政处理完一件贪污案，把那个侵吞了十万两银子的家伙调到一个边远省份去当副省长。离晚上会见外宾还有几个小时，便从办公桌上拿起《红楼梦》来看。这是新来的秘书马小姐特意推荐给他的，说这是现在最畅销的书，已经连续一百零八个礼拜霸占排行榜之首了，作者叫曹雪芹，听说是个风流寡妇，就凭着这本书的稿费，已经腰缠万贯，在太湖造了一座水浒城，养着一百零八个白嫩面首，日日操练，这样的腐败现象不整治，党风民风怎么能够扭转，再说这娘们儿今天敢造水浒城，明天说不定就敢去买您府上的大观园呢！

    马小姐说话时一边正气凛然，一边偶尔飞个媚眼儿。她早听说这位贾部长为官死板得很，一天到晚正襟危坐，反他妈腐倡他妈廉，部长当了不到三年，他的秘书小姐换了十二个，据说一个也没捞着让他调戏一回，一个个都气跑了。不过前途还都不错，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否则谁愿意给这样的瘟官当秘书？！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总得有个翻身出头之日呀！听警卫员小乔说，他的内裤都是带补丁的。他这是憋着要成为诸葛亮周恩来焦裕禄李雪健那样的圣贤哪！可马小姐就是不信一个四十岁出头的首长这么早就开始保持革命晚节。人家美国的总统锅里炖，也是四十多岁，人家还是一把手呢，可人家在秘书面前一点架子也没有，该脱就脱，该摸就摸，弄得那些娘们儿分赃不均，轮番跟他打官司。可人家这边打着官司，那边国家大事一点没耽误，又收拾伊拉克，又收拾苏哈托，还忙着招待咱江主席访美。贾政，贾政，你怎么就不向你那儿子学习学习哪？真是不肖之父。这回出了个曹雪芹，把你们家的烂事抖搂个底朝上，我看你还能装到哪一天。

    马小姐知道贾部长读书很快，一下午能批阅四百多份文件。估计贾政早该读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说不定已经读到薛蟠作诗了，她特意在一些“重要回目”夹了几根吊袜带当书签以引起首长注意。她端着一杯咖啡进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贾政一见马小姐，立刻招呼她说小马同志，我要很好地感谢你呀。你向组织上推荐了一部好书。这里边写的都是我们家里的实情，而且有些事情我以前还不知道嘛！我早就讲过，反腐倡廉，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这本书就如实描写了我在自己家里反腐倡廉的若干情况，比如宝玉挨打一节，写得好。当时要不是家母苦苦为他求情，我肯定大义灭亲，当场把那畜生打死。想不到那畜生背着我还有这么多无法无天的罪孽，这明明是我们扫黄打非的活靶子嘛。这本书，应该获‘五个一工程’奖嘛。我要写一篇书评，题目就叫《大观园里做清官》。你明天给北大中文系打个电话，叫他们派个教授给我起草一下。再通知社科院，组织个大型国际研讨会。地点，就在水浒城吧，我要见见那位雪芹同志。我想建议她再写一部《金瓶梅》，把西门副部长他们家的事也宣扬宣扬。当年武大郎卖烧饼缺斤短两，假冒伪劣，他兄弟武二郎杀害野生动物，破坏旅游，兄弟俩还合伙霸占民女潘金莲，阻挠自由恋爱，维护封建礼教，多亏西门副部长仗义行侠，为广大消费者除了二害，救潘金莲于水深火热……”

    小马远远站在桌前，听首长肯定了自己推荐的书，心里痒忽忽的。只是不明白，这《红楼梦》跟他妈反腐倡廉有什么勾搭，潘金莲怎么又是武大郎的老婆。站得有点累，她从高跟鞋里抽出一只脚，用脚趾去搔另一条腿的圆圆的腿肚子。贾政看见，关心道：“你站累了吧，过来坐一坐吧。”

    首长让站就得站，让坐就得坐，这是秘书守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可是贾部长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贾部长自己坐的沙发，来汇报工作者一律站着，据说这是学习林彪，提高工作效率。那沙发一个人坐嫌宽，要是两个人坐……

    一个月以后，人事处又忙着为贾部长换秘书了。贾部长还是那套话：“这么有才华的好同志，放在秘书岗位上，实在埋没了，应该让她到更重要的岗位上磨炼磨炼。我的秘书嘛，找个更年轻一点的就可以了。”马小姐现在是反腐倡廉第六办公室的副主任，享受副局级待遇，自己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正主任牛小姐是贾部长的前任秘书，她接待马小姐报到时，诡秘地一笑说：“早知道你要来，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只放了一个沙发——反腐倡廉嘛。”

    （此文曾以投鼠忌器之故，两次被退稿，后被《杂文报》勇敢地刊登于1999年5月18日，引起多篇文章模仿。）

 圣诞与荒诞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姨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差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那狗日的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可信的。有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是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要去哪儿玩就老实说去哪儿玩，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今天从早上起来，四个小时内已受骗五次：太太把闹钟拨快一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路上两个警察罚我五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学生说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宾”，我就真有点“愁”：他们忙活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诞，知道圣诞跟荒诞是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做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唯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来，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1998年收到第一张圣诞卡之前

    （此文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报作品选》。）

 共和国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现在各地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庆典活动，广电报刊也不断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我相信今年的国庆一定会办得庄严隆重，有声有色。可是近日来，我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词汇被频率越来越高地使用和传递着，那就是“共和国”三个字。什么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诞辰，共和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共和国的未来，共和国的花朵，献给共和国的礼物，捍卫共和国的尊严，共和国是我的母亲，共和国呀你听我说……这些“共和国”，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祖国”的代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代称是不合适、不妥当的。目前全社会的语言使用状况，极为混乱，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一个干涉一个。但是“共和国”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称号的严肃问题，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和一个文化工作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使我发生困惑的问题提出我的质疑。

    首先，“共和国”不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简称为“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是君主国的对称，有时亦叫做“民主共和国”，指的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即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如今全世界以“共和国”为国名的国家共有一百二十多个，占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如果号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儿女”，那么你是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儿女，还是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儿女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提议国名叫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在讨论中，多数人觉得有些拗口和啰嗦，后来就采用了张奚若的建议，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它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我爱共和国”，那并不意味着你爱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只说明你不爱君主专制，爱民主选举。

    其次，有些国名中不含“共和国”字样的国家，其政体性质也是共和国。比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时，大量使用的就是“共和国”的概念。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学校教材，就叫做《共和国民教科书》。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法学意义在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政体上的共和国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笼统地歌颂“共和国”，那将意味着歌颂封建王朝结束以来的所有岁月，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其中的“中华民国”还包括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中华民国等等。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1949年建立的国家，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俗称可以叫“新中国”，如果叫“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可以，但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头几年，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好像是从《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开始，“共和国”一词时髦起来。在写歌作诗等特殊语境中，偶尔这样一用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是许多主持人，还有领导干部，一口一个“共和国”，实在令人费解。用“共和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不妥，代替“中国”或“祖国”就更加不妥，因为“中国”和“祖国”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不爱封建时代的政体，但封建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仍然是热爱的。所以我希望举国上下慎用“共和国”一词。也许我说晚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惯性已经彻底强暴了“共和国”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我们这个人人怕提意见，大家都等着领导来解决一切的国度里，我也只好寄希望于哪位负责的“共和国领导”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组织专家研讨一下，不要再让那些追逐时髦语汇的人们顺口胡说下去了。特别是到了国庆大典上，千万不要喊什么“共和国万岁”否则就太让人遗憾，太让人笑话了。

    （此文发表于《中华儿女》号外。）

 人文学者的道义

    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19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度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将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20世纪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一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的。

    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二十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二十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党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党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变为党的同路人，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进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猫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千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本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分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木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种“文化人”的道义身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进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兴。强调一个“舒服”和“爽”。文化人决心做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体例丰赡，一板一眼，平均每页有二十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狠。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喷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义身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强马壮，掌握着成套的先进武器，产量高、包装美。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却仅有2%—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都在道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学问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济世的观音。

    （此文颇有“左派”言论之嫌疑，发表于《天涯》1999年第2期，后被好事者弄到网上。）

 独立性:坚持与怀疑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是“生存困境”与“灵魂缺席”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恒河沙数的亿万事例每日每时每刻活生生地加深和拓展着这两个巨大的问号，仅凭我们知识分子零散获得的那些道听途说，就足以令人“目眦尽裂，发皆上指”。如”果你在公检法部门有几位朋友，在几大部委有几位同学，在新闻媒体有几位熟人，：在工厂农村有几位亲戚一一最主要的，在你心底还有几分天良和正义，那么，你就会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处充满了贪赃枉法的党政官吏、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鱼肉百姓的公安警察、制造假烟假酒假鞋假药假a假。的黑心商人、毫无职业道德的医生记者律师职员和千百万无钱无权无势、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夺、有冤无处诉、有理不能讲、有泪不敢流的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及下层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社会进步，并不否认社会上还有很多好官好商好医生好警察，并不否认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言论自由的增加，并不否认中央政府的廉政决心和价值取向。好的东西值得表彰和歌颂，但它们决不应是为了遮丑而存在。生存的艰难与人格的捐弃，使我们无法对二十年前那个时代表示理直气壮的骄傲。我们砸碎了二十年前最美好的东西，的确换来了一堆金币银币，但这堆金币银币并没有装入劳动者创造者的口袋，而是流入了硕鼠们的肚皮。直面这一无情的事实，是对每一个改革者的资格最起码的验证。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直面这一事实的确又不啻一种灵魂拷问。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组织性的群体，他们对这一事实最敏感然而又可以说最无能为力。尚且不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困境和缺陷。直面事实就包含着一个如何块择，即“怎么办”这一知识分子的老问题。

    答案有两类。一类是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一类是知识分子的方法。

    非知识分子的方法即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用老掉牙的说法即是“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基层单位，都不乏忧国忧民之士、惩恶扬善之人，他们用自己的热血、自己的工作，包括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关系网，在进行着十分艰苦的变革努力。对于那投入政林、跃入商海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给予鼓励，寄予期望。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一种体制性的逆向运作中，个体的抵制作用的有限性和体制对个体的腐蚀性，往往是不但不能做中流砥柱，反而是“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另外，“武器的批判”本身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先天弱点，它如果不与充分的“批判的武器”相配合，则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将情形导入另一对立的极端。这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总之，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不论是好是坏，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左右和随便褒贬的。

    知识分子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无方法。第一，生存困境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解决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出卖自己的脑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困境，但如果只出卖脑力而不搭售一定的人格、尊严和立场，那么这改善注定是有限的甚或越出卖越贫困。更不要说兼济天下、改善全社会的生存困境了。

    第二，“灵魂缺席”也是全社会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从事“灵魂工作”，但当今中国的“灵魂缺席”实际上是与“生存困境”互为表里的。中国既然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游戏运作网络，那么就已先在地确定了自己在这个游戏网络中的生存弱势。为了摆脱生存弱势，“赶上先进国家”，做一回出卖灵魂的浮士德，恐怕是这个民族注定的命运。因此，作为“灵魂缺席”最大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剩下的选择只有三种：同流合污、独善其身和绝望的抗争。同流合污已经是大面积的事实，知识分子的最大压迫者大多也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是一种可敬的选择，但常常不能锒纯粹地做到，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装聋作哑，有时不免要随波逐流一下，弄不好也会偶尔地助纣为虐。如果不这样，那就只有最后一种：绝望中抗争。

    绝望中抗争是说对于短期内彻底改变中国“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的局面不抱希望，但仍然为之付出不求回报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从孔子到鲁迅，这种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巳经形成了一个打通新旧文化的传统。抗争就要有抗争的立场，这在第一层意义上就是所谓“坚持独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团的胁迫和诱导，即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然而，“独立性”不是一个透明的、抽象的东西，完全隔绝了与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团联系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你总有一个利益和道德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便是“以天下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只以自身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么“独立性”，大可不必抗争。既然要抗争、要独立，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而抗争、而独立。这个看起来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来被知识界不断地遗忘和消解了。苍生或许是愚昧的、是可能拿着馒头蘸你的血的，但你恨来怨去，最后还是得为他们，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自己。脱离了苍生，你的独立性就极为可怜，你的声音就极为微弱，你蹲过的牛棚、挨过的皮鞭就不一定再具有受难的意义而只成为小病呻吟的笑柄。你连大众的疾苦都不“恫瘰在抱”你还何谈“人类的良心”呢？

    还有，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巳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恰恰成为随俗了呢？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而现今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在精神上极度依赖于那个主张独立的规模不小的圈子6对这一点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和自省，才能真正做到“独立”。然而这又是极难完全做到的，人如果到了那个境界，也许就不会再忧虑什么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了。

    1998年万圣节之夜

    （此文发表于《方法》1999年第2期，居然一字未删，谨向编辑同志致敬！）

 痛心的偏激

    读鲁迅的一些杂文，倘若不事先知道是出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手笔，么一定会有不少人视之为一个偏激的老头子所发泄的种种气话。的确，鲁迅的许多主张未免太惊世骇俗了一点，若不深刻体会其产生背景与具体内容，说它是偏激之论，毫不奇怪。例如胡适等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名流哲士皆趁此推荐自以为精英之作，独有鲁迅来了个“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然后在附注中却干脆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论一出，如石击水，毁声四起，不少学者挺身出来“纠偏”。那些“公允”之论，不能不说言之有理，恰如其分。但以鲁迅之才博古今，学贯中西，何以不解此中之理？实际上，鲁迅何以不晓得应该既有本国的深厚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世界文化知识，然后才能这个那个。想当初陈独秀胡适之大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初起之时，他们何以不知文言也自有其精华，白话也自有其糟粕。然而，他们却一口咬定非要结果了文言的老命不可。“《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见《新文学大系》二集319页），然而他们却硬着头皮作下去，新诗终于蔚成大观，引而广之，五四时期的许多主张，都或多或少地难免偏激，“推翻文言”，“废除汉字”，“打倒旧戏曲”……哪一个是完全正确呢？然而历史的辙印证实了，当初倘没有这些偏激，就绝对不会发展到后来的正途。正如一驷战车，有两匹驽马向左把车拉偏了，另外的两匹自执公允地继续向正前跑，那么车子只能是一路偏驰下去，直至倾覆。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极端对极端，暂时也偏激一下，把车子向右猛拉。这样做，虽然偏激的两方都受了损伤，但随着车子的渐趋正轨，双方又会合到一路了。

    鲁迅等人就是洞察了这历史的趋势，他们肩起了时代的重负，向着与顽固势力相反的方向竭力拉去，全然不顾脚下也会踏死一些花儿草儿。他们知道或许会有若干传统的精品会因此无辜地毁伤，但投鼠忌器就会纵鼠贻患，于是他们怀着对变革时代玉石俱焚的巨大痛楚，毅然“偏激”下去。一如母亲对顽劣子女的一记耳光，心中满怀着易其劣志的热望，手上却不免感到隐隐的痛楚。了解了这番道理，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五四时为什么从全盘到局部都带给后人一种“全盘否定”的误解。这实在是民族危亡逼得他们不得不采取痛心的偏激。历史的趋向几乎从未有过标准的正前方，所以时时要有“偏激”的人们出来矫正它的航向。既然鲁迅的思想作为“民族魂”笼罩到我们的今天，那么，今天的一切变革是否需要看一看，与五四那时相比，情势如何呢？要不要怀着那种清醒的偏激，把痛心的惋惜化为蹙眉的一笑，径直走下去呢？

 毛选的人格魅力

    对我影响大的书有很多，这里我想提一部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的书，这就是《毛选》。

    我记得钱理群老师讲过，当初他被发配到贵州，在那儿待了十八年。在那个漫长的十八年里，他靠两套书支撑着他的生命，一个是《鲁迅全集》，一个就是《毛选》。当时我还是小孩，看不到《鲁迅全集》，当然也看了很多书，都是所谓“毒草”，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什么《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等，评《水浒》时就看《水浒传》。这些书对我影响都很大，但总体力量加起来不如《毛选》。我看《毛选》一开始也不是主动去看的，是上小学时学校组织的。当时我是学习委员，每天早晨自习的时候领着同学们读《毛选》。但只坚持了一个月，学校就不再提这事了。学生也学不懂，慢慢地就没有人再学了。但我自己却一直坚持下去，而且一学下去就理解了。我觉得那里的文章写得特别好，特别让人长知识，懂道理，所以我在小学就把《毛选》读完了。

    当时，《毛选》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等于把中国现代史学了一遍。它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注释，把每篇的注释都看了，我对中国的党史、革命史了解得一清二楚。你问我哪次战役国民党死多少人、日本人死多少人，谁打的、部队的番号，全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读《毛选》使我成了一个历史专家、现代史专家。毛主席喜欢用典，文章很有文采，这些成语典故都有解释，于是我学会了很多词，学会了古代的很多东西。后来中学时学哲学，由于有了《毛选》这个底儿，哲学我也学得特别好。今天回顾起来我想到，其实《毛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它的辩证法，而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表面的东西、立竿见影的东西——当时长了知识，可以向别人炫耀，可以讲一些故事。可时间长了，我才体会到《毛选》的语言风格和逻辑力量。时代过去了，他讲的那些具体的观点有的巳经发生了变化。但看问题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毛选》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含糊、不暧昧。一定是自己特别自信、特别明白那个问题，才能用非常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就是毛泽东语言的风格。毛泽东的语言就像打仗一样，从各个方面包围敌人。如果他讲得有道理你一定会被他说服，如果他讲得没道理你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没道理在哪儿。这样的说话方式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特别负责任的方式。字里行间有一种人格的魅力。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有很多东西是间接地从毛泽东这代人身上学的。过去有些人大讲马列主义很多是骗人的，实际上他根本不学马列，他是在那儿打着马列的旗号。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真正读毛选的其实没多少人。我读进去了才知道，毛主席看问题这么清楚。后来看了一些文章，就觉得再也没有他写的文章那么有力度。我在这方面跟钱理群老师不谋而合。在政治上，毛泽东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赞同，但作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我们都很佩服他。对于写文章，我们第一佩服的是鲁迅，鲁迅要比毛泽东深刻得多。毛泽东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清楚而有力，是那种铁的逻辑。鲁迅主要不是用逻辑，是用形象，用一种特殊的逻辑。毛泽东是把一种堂堂正正的因果链条，“啪”地就摆在那里了。鲁迅的文章是一种暗色，你感觉那颜色是深的。毛泽东的文章是一种亮色，是阳光照满了一个空间。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拿起鲁迅的杂文来看，因为我觉得鲁迅说的问题今天还存在，有时看他写的东西就跟说现在是一样的。毛泽东很多问题讲的也是现在，比如我们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这本书，开头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多话毛泽东早就讲过了，这些人怎么又回到毛泽东批判过的东西上去了呢？毛泽东看具体问题能超越具体问题之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给人历史、给人知识、给人看问题的方法来看，《毛选》对我个人是很有益处的。但因为文章有具体的年代和政治背景，我倒不因此而号召别人都去读《毛选》。我跟学生推荐一定要读鲁迅，上了研究生的同学我建议他读一读《毛选》。鲁迅也讲过，歌颂一个人也好，辱骂一个人也好，你必须了解他。毛泽东讲，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在学术界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今天缺少一种像毛主席著作这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缺少这一块，最后就变成都崇拜金钱了。毛泽东时代尽管有“左”的一面，但它还是给人一个让人做好人的教育。毛泽东是从一个人的全面的角度来看人的。

    （此文发表于《中国財经报》1999年6月22日，一位读者说该文说出了他想说不敢说的心里话。）

 要客观看待语言代沟

    《光明日报》11月8日《不该有的“语言代沟”》一文，主张“规范地使用祖国语言，加强对青少年的语法修辞教育”。这诚然是很对的。但是作者认为在语言上“不存在也不应存在”“语言代沟”，似乎可以商榷。

    众所周知，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每日每时都在人们的使用中发生着缓慢的演变。所谓语法修辞的“规则”，不过是对已有语言现象的规律性总结，人们可以用它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但这决不意味着画地为牢。随着语言的发展，“规则”也要相应地进化，以适应新的语言状况。

    事实上，语言的进化与所谓的“语言代沟”是分不开的，如果每一代人都述而不作，那么进化又从何谈起？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语言特点是正常现象。而语言进化的迹象往往首先表现在一些新颖的词语组合上。即如作者所举之例“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既简洁，又无歧义，而且很富“诗味”，有何“欠妥”？难道非要说成“拨通了号码，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才行吗？如果非要认为“声音”不能“拨通”，那么，“号码”或者“电话”恐怕也未必就能“拨通”！

    当然，语法修辞的基本规则是要遵守的。关键在于要区分出真正的病句和貌似病句的“妙语”，不要把婴儿和脏水一同泼掉。尤其对敢于创新的年轻人，更应以鼓励为主。

    （此文发表后，大诗人威棣说我“见辰人搂不住火”。）

 如此对话

    甲：你好，吃饭了吗？

    乙：你怎么知道我好！吃不吃饭又关你什么事？

    甲：我是不知道你好，只是问候你一句，如果不合适的话……

    乙：你不知道我好，干吗还故意问我好呢？咱们别这么虚伪好不好？

    甲：对不起，也许我冒犯你了，请你原谅。

    乙：你没冒犯我，我不是那种小人，我并不是可以冒犯的。

    甲：反正我让您生气了，我给您道歉吧。

    乙：你干吗装得这么软弱？我最恶心这么虚伪的言辞。

    甲：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乙：我没让你怎么办。我自己活着，用不着别人来关心。

    甲：我当然不敢关心你，我只是无意中得罪了你。

    乙：我说的关心不是那意思，你理解错了！

    甲：你也许说的是干涉吧，我当然……

    乙：也不是干涉，反正是那么一种东西……唉，说不清。

    甲：大概是一种对你心灵的触及吧？

    乙：你算了，别说了！根本就不理解我！得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甲：对不起，我又不知什么地方……

    乙：别这样！别侮辱我了。我不值得你这样。

    甲：我实在搞不清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您能不能……

    乙：你没错。唉，跟你这种人……我这种东西谁也理解不了。

    甲：我是没有理解，不过我真的没企图去触动它……

    乙：谁知道你企没企图。别装得那么像了，我一眼就看出你的真面目……

    甲：我怎么说你才能信呢？

    乙：那跟我没关系，就像这棵树一样跟我没关系。

    甲：我毕竟不是这棵树呀。

    乙：谁说树了！我说的是那边的那个，你根本没看见。

    甲：哦，是电线杆，我也不是电线杆呀。

    乙：不对，不是电线杆，电线杆多粗、多俗啊！

    甲：啊，那大概是那个灯柱吧。

    乙：不对，根本不是！我能用那么世俗的东西来打比喻？你也太小我了。

    甲：那大概一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了。

    乙：不对！我这种东西……你别乱猜了！

    甲：……

    （此文并非“创作”，基本是“实录”。发表于某校园刊物。）

 夕阳照高楼

    我的窗户朝东，看不见夕阳，只能看见夕阳照在对面高楼的大玻璃窗上反射出的一片火红。

    写作的间隙，我踱到阳台上看那片火红。那片火红非常明亮，但并不刺眼。因为是从玻璃上反射出来，所以不但不觉得灼热或是温暖，反而有一丝凄切的悲凉。

    我从那片火红上想象着西边的太阳。它无声地照耀着这个星球，“什么也不说，我也没祖国”。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然而它穿越亿万里星空投射来的巨大光芒，得到的“反映”不过就是那么一片悲凉的余烬。

    只有高楼兀然地矗立着。整齐的线条好像纵横的快刀切割着宇宙，在充满理性的蛮不讲理中，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文明的无知和粗暴。光滑的玻璃，平整的墙面，冷冰冰地袒露在干燥的空间，仿佛商场下班后，櫥窗里孤寂的模特。组成它们的物质本来都来自大地，都来自太阳。但它们为自己能够脱离太阳而自喜，为自己能够脱离大地而自傲。它们高耸在远离泥土的半空，干净，优雅，因有灯而不需要阳光，因有电而不在乎冷暖。它们俯瞰着地面上的青草黄叶，就像城市里盛装的妓女蔑视着一群农家姐妹。高楼是这个城市的主宰者，对高楼文化的评价，无论是褒还是贬，最合适的词汇，也许就是北京球迷的那两句“京骂”了。

    然而太阳却似乎不理会高楼的领情与否，日复一日地投来光热。我忽然省悟到，观看这夕阳照高楼的风景，已经许多年了。小时在放学路上，就不知为什么，特爱看大楼上日影的移动。以至今日，仍保持了对这一凄清景色的习惯性感动。这个景色，与古代的所谓“落日楼头”是颇有差异的，它的本质在于高楼一方的漠然、顽昧、孤傲，与夕阳一方的不懈、不怨、不悔。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喜欢这景色。因为高楼文化显然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征服者，文明的“股市”已将现代人的灵魂“套牢”。夕阳那流水似的波光能够融化坚硬的高楼之心么？或许有一天，夕阳彻底绝望了，不再照耀这个星球，任这个星球上草干河枯，火尽灯灭，只剩下高楼的丛林彼此凝望，“执手相看泪眼”。但太阳是不会、也不该那样做的，因为太阳的职责，太阳的生命意义，就是照耀。即使是夕阳，即使只有一星余烬，即使所有的高楼都发出嘲笑，它也只有一个选择：曰复一日地，照耀。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此文发表于《北京青年报》1999年3月19日，妓女一句被删，大概是害怕引起阶级斗争也。）

 醉婴

    晚饭后，当我要关窗写作的一瞬，我突然停住了正在关窗的手。

    窗下的草地上，铺展着金闪闪的阳光。

    我的心头，一霎时注满了莫名的快感。我极其感动地凝视着那一小方草地。

    草地上有几棵树，树影清清楚楚地侧卧在暖绿的草毯上，让我想起那幅世界名画《草地上的午餐》。

    对面有杂沓的打球声。我知道很近，但听来却仿佛十分遥远，好像是回忆童年游戏所产生的幻觉。

    能够听到的是被我旋至最低音量的录音机传出的一首奏鸣曲。极其舒缓的韵律，却在我脑海中唤起一幅奇怪的油画，那是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一幕。海浪呼啸的尖岬上，一个身穿黑色斗蓬的女子……

    很久没有进入这种“醉婴”状态了。一切都解体，时间在空间化，灵魂好像跨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门槛上。

    于是我知道，今晚，要写作了。

 孔庆东歪诗选

    孔庆东是北京大学著名文学青年，从小喜欢吟诗作赋，不论什么七绝五律，什么点绛唇念奴娇，什么楼梯式商籁体，什么后朦胧前现代以及杭育杭育派，他是逮着什么糟蹋什么。如今眼瞅着快变成文学中年了，还是天天乱涂，日日瞎写，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即将沦灭于这厮之手，为期恐不远矣。为了唤醒普天下文学少年汲取宝贵教训，少走创作歪路，特精心搜集孔庆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拙劣歪诗若干首，张榜公布于此。深望广大读者口诛笔伐，变废为宝，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胜利推向崭新的21世纪！

    歪诗一：无题。作于1979年上半年，当时孔庆东十四岁，在哈尔滨市第156中学读初二。

    孔庆东，真英雄，

    前进路上当先锋。

    为了人类得自由，

    哪怕流血与杀头。

    （这首自吹自檑的诗写在语文书的包书纸上，由赛克勒业余考古学者发现辑录。）

    歪诗二：《求风》。作于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曰。当时孔庆东十七岁，在哈尔滨三中读高二。

    渡海空怀登顶梦，

    折舟无力枉求风。

    几时借得冲霄浪，

    虽死望峰亦从容。

    （此时写旧体诗不大讲究格律，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原来那时便对摸论无师自通。）

    歪诗三：《梦吟》。作于1985年5月21日，当时孔庆东二十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大二。

    胸有文章千万篇，

    无暇落笔亦悠然。

    梦中把酒自玩味，

    不与小人作笑谈。

    （黄金般的大学岁月，种下了孔庆东对北大永远的爱）

    歪诗四：《感时》。作于1989年，当时孔庆东二十四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二。

    万马分尸国欲休，

    人心似水及难收。

    豪情总被闲情笑，

    放眼天边一白鸥。

    （此诗在火车上题赠给一位远行的朋友，火车上播放着《驼铃》乐曲。）

    歪诗五：《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于1991年7月12日上午，当时孔庆东二十六岁，在北京二中任语文教师教高二。

    二十年来苦读书，

    气吞万象志踌躇。

    今朝识得大千貌，

    始信文章愧不如。

    （三年中学教师生涯，重读中外经典，内功大进。）

    歪诗六：《拟鸳蝴派》。作于1995年10月30日，当时孔庆东三十一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生。

    秋风送爱似春风，

    桃艳梅丹李亦浓。

    一曲花灯明继灭，

    夜来新惹女儿红。

    （当时拟定以通俗小说为博士论文课题。）

    歪诗七：《贺钱理群先生六十寿辰》。作于1998年初，当时孔庆东三十三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大二。

    从师十载沐鸿恩，

    倾泪酣歌酒色浑。

    料得来生当结义，

    出门一笑两昆仑。

    （孔庆东有时“不敬师长”，有时又敬得一片愚忠。）

    歪诗八：串片未到。

    （孔庆东近来作诗甚少，原因大概是未被选为20世纪前五十名大诗人，正闹情绪咧。）

    （此文系为北大学生刊物而作的校园读物。）

 第二辑 阴山煮酒

阴山访鬼闲无事，剖心煮酒论英雄。

 北大四博士

    北京大学盛产博士，这是国人皆知的事。但国人未必都知道，有博士文凭的，不一定有博士的水平，而有博士的水平的，又未必一定要有那张文凭。以下所介绍的四人，都是北京大学的顶尖博士，但他们有的拖延一年才拿到文凭，有的历尽周折才获得学位，有的根本不再要那张废纸，有的干脆不用颁赐而光明正大地自称博士。下面略述他们的一鳞一爪，从中可见北大博士的怪异风采。

    二哥韩毓海

    山东人韩毓海，与韩复榘韩老六同宗同姓的韩毓海，据说是一个很著名的文学青年。我读博士那几年，他身为北大青年教师，每月领了工资，便悲喜交加地跑到我宿舍，箕坐在床上，一边细数，一边笑骂。当我面数完钱居然不分给我几张，实在恶劣。笑声里骂尽古今小人，也实在是嚣张。

    我不知道韩毓海在家里行几，但我断定他决不是老大。根据他的种种恶劣品质及嚣张言行，我断定他是老二——即使他是老三，他也一定不安其位，做梦都想当老二。《天龙八部》里的南海鳄神本来在“四大恶人”中排名老三，可他非说自己是“岳老二”不可，谁要是叫他“岳老三”，他就“喀喇”一声，扭断人家的脖子。所以，我远远地望见韩毓海，就觉得，非叫他一声二哥不可。

    老舍先生在《离婚》的开头有段名言：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我想，老舍先生要是还活着，一定会把这段话中的“张大哥”换成“韩毓海”，把“大哥”换成“二哥”，那就又是一部杰作。

    根据系统学结构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理论，大哥与二哥具有本质性的不同和差别以及分歧和背谬。如果说父亲是“天”的话，那么大哥天然地就认为自己是“天之子”。他常常代父行权，他是家里的总理和宰相。他有庄严的责任感，他必须在邻里间道貌岸然，在弟妹间一碗醋端平，他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他瞻前顾后，左右平衡，他要在公平处事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或温文尔雅，或不苟言笑。总之，他不能犯错误，不能得罪任何人。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大哥宁可让妻子难产而死，也不敢让“血光之灾’’冲了祖父的丧事。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大哥明知弟弟当了汉奸，也还隐忍求全，不忘大哥的本分。

    而二哥与大哥截然不同。二哥没有负责全局的义务，而且因为是老二就天生必须有缺点好让大哥和邻里们指责。因此二哥首先是敢于闯祸。韩毓海有一天在村头的黑板报上写了几句咒骂大哥的村话，兴冲冲地逢人便说：“快去看，有人骂老大啦，有人骂老大啦！”结果不一会儿就被大哥逮住，狠狠地给了几个栗凿。大哥就此连续召开了一系列整顿家风批判会，还迫使承包黑板报的马大炮亲自来上门道歉。所以二哥的闯祸之后往往跟着是倒霉。韩毓海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好像长工刚娶了财主的傻闺女似的，其实他常常牙掉了往肚子里咽，每个牙缝里都藏着悲愤。长辈们一般都认为老二是不听话的，其实老二是觉得反正再听话也不如老大顺眼，干脆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老大的好处是守成，但再怎么守也旺不过三代。能够中兴祖业、再振家声的，却大都是那忤逆的老二。孔老二，孟老二，不都是圣人么？

    二哥与弟弟妹妹们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不端着。敢于嬉笑怒骂别人的人，也敢于承受别人的嬉笑怒骂。韩毓海本来是个最嚣张的自由主义分子，最近却忽然大砸自由主义者的玻璃。一位不著名的文学青年写信大骂韩毓海，说韩毓海根本不懂自由，不屑与之一论。韩毓海呵呵一笑，继续砸他的玻璃。

    冬天的韩毓海最像二哥。他穿着一身紫红色的长袄，挺着一颗青厉厉的剌头，笑起来所有的五官都往后脑勺跑，好像刚刚抢过小孩的钱或挨过少妇的打似的。那种表情用一些北方地区的话说就是：真二！

    南海鳄神最喜欢听人恭维他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这说明他的潜意识中还有老大思想在作祟。而二哥韩毓海是坚决不做大哥的，因为他深知“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大的人越来越多，二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韩毓海比我还小一岁，我还是诚心诚意地用山东话叫他一声：二哥！

    霹雳火旷新年

    话说水泊梁山新得一员五虎上将，此人姓旷，名新年，别号汤姆一郎，本是湖南三湘子弟，据传乃湘军猛将李续宾转世。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霹雷，江湖上都呼他做霹雳火旷新年。手使一条擎天狼牙棒，发起性来，有万夫不当之勇，以此山寨上下俱让他三分。

    这霹雳火做事专喜与人不同。每当众好汉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时节，汤姆君不是直勾勾地眼望屋梁，一言不发，做担忧普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状，就是专说些丈二和尚的疯话与人抬杠，弄得大家好没兴致。比如众人有时交口称赞美国电影如何了得，这个说：“梦露那小淫妇好生妖怪，洒家看了一回，便吃她迷住了。”那个说：“施瓦辛格那厮，使得一手好拳棒，听说克林顿要举他做八十万北约禁军的总教头哩。”正在聒噪不巳，忽地半空中劈下一个炸雷：“我不喜欢美国电影！”众人齐吃一惊，酒都做汗出了。定睛看时，旷新年拧着狮子眉，耸着麒麟角，眼中冒出熊熊的阶级怒火。此时便有十个施瓦辛格，也吃他打杀了。众人哪敢接口，只好胡乱吃些残酒，作鸟兽散了。

    霹雳火早年在黄鹤楼一带学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人识得。常自仰天浩叹：“若有识得我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此话传到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便有一位善于识人的温儒敏教授，将他招去做开门弟子。三年后，又拜严家炎教授为师。前后在北大修炼了七年，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招数怪异，据二哥韩毓海判断，旷新年的功夫已到“人妖之间”，正常人已然奈何不了他也。但旷新年偏偏生在这个妖魔横行的年头，任他法力高深，却屡遭劫难。真是霹雳火遇到腌臜水，死不见人活见鬼。

    旷新年在北大时，为朋友帮忙帮闲，真是“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因此颇为某些部门所不喜。出徒那年，因他的三昧真火还需多炼些时日，人家便要将他扫地出门。但又不敢径直来捋他的虎须，便使了一着毒计。某日夜幕降临，霹雳火收功回房，发现房里坐着两个健美的女郎，自称是有关部门安排她们来此下榻的。霹雳火不知是计，大发雷霆，宣布自己也要在此下榻。师兄弟和众头领闻讯，飞马赶来相劝，说既已中计，冤有头，债有主，何必殃及妇女，再说一张卧榻岂容多人安眠。霹雳火不给大家面子，说即使不能下榻，也要睡在门口，决不向贪官污吏妥协。后经众人彻夜哀求，霹雳火才答应暂到别处下榻，但声称自己有权利随时进入此房从事各种活动。两位女郎一个来自松花江，一个来自大明湖，被他吓得花容失色，芳心抽搐，第一天入北大，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离开北大后，霹雳火不知吸取往日教训，整日舞着狼牙棒，继续犯上作乱。有关部门又一次略施小计，予以严惩。某日夜幕降临，霹雳火收功回房，发现房间被宣布要进行装修，责令他将细软和粗硬全部搬出。露雳火这回知道中计，但仍大发雷霆，取一柄大锁将门锁了，不许装修。师兄弟和众头领闻讯，飞马赶来相劝。霹雳火时而默默无语两眼火，时而把师兄“软骨头”“老滑头”地一通乱骂，最后还是严家炎教授亲自出马，把他款待到自己家里，才算慢慢消了点火。其实就连严先生也怕他三分。严先生在北大是有名的“严上加严”，别的徒弟在他面前都诚惶诚恐，一招一式生怕出错。只有旷新年，不但敢于直言相抗，而且还时常出言不逊，说：“你这个不对！”或者反问：“我这个有什么不好？”严先生为了给他传授武功，竟然每每把他约到北大的风景胜地——静园去细细切磋，目的就是用那些鲜花芳草化解他的戾气，免得他乱舞狼牙棒也。

    霹雳火的狼牙棒，看似乱舞，但看得时间长了，便知乱中自有不乱。他主要舞向贪官污吏，舞向市井小人，舞向妥协和懦弱，舞向虚伪和专横。与花和尚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是一个道理。师兄弟们尽管经常劝他，但心里都晓得，正义是在他一方的，大家不过是劝他机智灵活一些，少中小人的诡计。但在汤姆一郎看来，“机智灵活”就包含着叛变的危险了，先就应该吃我一棒。近期北约集团一伙强盗连日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旷新年连续发出雄狮般的怒吼，他说历史并没有终结，“侵略与抵抗侵略、殖民与反对殖民、霸权与摧毁霸权的历史没有终结”。旷新年的声音代表了中国人民最正义的声音。愿中国处处扫尽腌臜水，遍地燃起霹雳火，那时节，汤姆君或许就不再与人抬杠，整日沉溺于前美国电影以作消遣也。

    红孩儿李书磊

    最近经常听见电视里有个女郎浪声浪气地叫着：“书磊，书磊。”我心想书磊师兄莫非又被哪个小狐狸给迷住了？仔细一看，原来电视上出现了一则新的广告，名曰“舒蕾燭油博士”。这年头，真正的博士往往不能顺利拿到文凭，而自封的博士不但可以名扬四海，而且还要借别人的名字做文章。大名鼎鼎的李书磊，这回成了广大妇女的头上宝贝、发中宠儿。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大诗人陶渊明就在思念美人时发出过这样的狂想：“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闲情賦》）意思是说：“啊呀呀，我的美人啊，我愿意变成你头发上的油脂，随着你的披肩长发到处飘香，但可悲的是美人经常要洗头，用那纯净水把我洗得无影无踪。”鲁迅称赞陶渊明这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但可惜为了合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如今陶渊明的狂想变成了现实，美人们一天洗十八次头，也洗不去书磊师兄的万缕情丝了。

    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人小万儿大、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原因在于李书磊哥哥长得实在太年轻了，说“年轻”还不够准确，应该说长得实在太“幼稚”了。他白白胖胖，嫩嫩乎乎，聊起来口没遮拦，笑起来天真无邪。金庸的《天龙八部》里有个天山童姥，从九岁起就停止了发育，永远身如童女。我怀疑书磊哥哥也是在九岁左右患了少儿肥胖症——虽然那时一个月只供应半斤肉——从此他的精神就永远停留在那个纯净的时代。然而书磊三十多岁便已身居司局级领导岗位，可见我们的党还是能够准确识别和大胆任用真诚勇敢的文化战士的，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到处充斥着腐败和黑暗，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前途的。

    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那时研究生还是很珍稀的品种，不像现在养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正好赶上咱们国家选拔“神童”的好时候。他和那些“老三届"是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怪不得书磊永远“幼稚m呢，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比他年纪大、经历多，比他饱经沧桑，比他老奸巨猾的人群里。所以尽管他实际上也学到了许多老奸巨猾，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就像《西游记》里的红孩儿，看上去多么活泼可爱呀，实际上却妖法高深，非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才能看穿。

    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当时他正在研究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

    后来，我成了书磊的师弟。我自认为是比书磊要老奸巨猾一点的，但书磊总是以师兄的身份关照我和帮助我。事实证明，我根本就够不上老奸巨猾。我在读书期间多次闯下大祸，每次案发后，都有书磊兄秉承严家炎等教授的旨意前来叮嘱于我。我从他一脸正经的神态中，感到了师门的温暖。同时对他产生了师弟对师兄的敬意。

    90年代初，书磊闭户读书，写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我那时也在沙家浜韬晦思过，每日与古书做伴。从书磊的文章中，得到“吾道不孤”的鼓励。此后，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他对弟兄们从不客套委蛇，也不让别人客套委蛇。有一次我对自己的文章表示谦虚，书磊呵斥道：“别他妈来这套，谁不知道你的文章杀人不见血！”我顿时老老实实，甘受教诲。不管这家伙怎么看怎么不像师兄，但他就凭着他一脸幼稚的正气，凭着一股孩子般认真的执著，愣是让我们非得“以师兄事之”不可。我想，此中的关键在于，书磊兄虽然“面善”，但绝不是任凭美人在头上来去的什么海狗油癞狗油，他的本质正如他的名字，是“磊落书生”。

    红眼睛阿忆

    近日江湖上纷纷传闻：“阿忆博士要到北大去读硕士了！”广大人民群众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一个大活人，一个江湖上名头也算响亮的大活人，怎么越活越抽抽，越活越“萎哥”呢！洒家闻听此言，不禁“常青仰天微微笑”，随口解释道：“艺多不压身嘛！”回家给阿忆发了个依妹儿，阿忆一本正经地回信道：

    老孔：

    主要是博士太有名，近些年问我导师是何人的人太多，已经无法再遮掩回避下去，所以只得赶紧去真读，免得让大伙失望……

    说是4月15日发通知面试，也不知究竟如何面试，总不会给刷下来吧！

    主保佑我吧！

    你瞧阿忆这副熊样，字里行间充满了自卑和恐惧。尤其在洒家面前，他一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这主要得益于当年同住一个宿舍打牌时，我趁他还没有成名，动不动就抓住他的技术错误，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日久天长，阿忆被我“积威之所劫”，内心深深种下了对我的个人崇拜。即使以后他当了最高检察长，我成了杀人放火犯，他见了我也必得无限崇敬，说不定还要率领小蜜亲自劫狱，对小蜜喝“你背走，我掩护！”最后壮烈牺牲于乱枪之下，临终无比欣慰地呢喃道：“这……这张牌，没……没出错吧？”可见，要想迫害一个伟人名人，务要趁他功不成名不就那阵儿，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等他扬名立万儿，鼻息干云之际，你想巴结他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迫害呢？当然，此中关键在于能够识伟人于风尘，起英雄于陇亩，早早看准哪个臭小子将来必有一场富贵，然后就欺负他，侮辱他。他要反抗，你就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你这厮也”，所以我必须苦你心志，劳你体肤。他要忍受不了，跟你打起来，你不必害怕，因为这样心胸狭窄的人肯定成不了大器。他要忍受得了，你更不必害怕，因为这样心胸宽广的人肯定能成大器，成名后只会以此为荣，绝不会报复你的。韩信报复过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弟兄们吗？爱迪生报复过一耳光把他打聋的贫下中农吗？所以，能在周围的凡人堆里发现将来被写进历史的人，这功夫就叫做“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也！

    阿忆的首级，是早早就被我看出长着反骨的。刚上大学那会儿，阿忆不在我们宿舍。我一听此人名叫周忆军，便断定他是个干部崽子。不知为什么，我对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赵文革的人，天生有一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达、刘富士，还有个女作家叫舒而美，气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胆算了。然而周忆军虽经证实的确系干部崽子，却天天跑到我们宿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有一天，他和我们宿舍的资产阶级诗人臧力走马换床，混进了我们班的“党中央”。

    周忆军一米八几多，生得高而不耸，文而不弱，白而不嫩，英而不俊。经常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朴素又干净。家居北京，他却只在周末才回去，他对集体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班虽然才子成群，各省的状元榜眼探花不计其数，但一是个性太强，所谓“英雄不受羁勒”，二是男女授受不亲，都等着异性主动来勾引自己，三是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北京与外地同学之间还缺少磨合，因此集体活动不太容易开展。周忆军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我们班各个“组群”之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城乡，沟通朝野，沟通南北，沟通男女。他简直成了我们班的“五通大仙”。

    我对待干部崽子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唯出身论，重在表现。从周忆军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才有的高贵人性。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娇嫩。他吃起饭来一副馋相，吃到高潮时，还摇头晃脑吧唧嘴。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吃下去，馋虫上来了，“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了，“干脆，我都吃了，你再去买吧。”周忆军最爱吃鱼头。有一阵，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六毛钱能买一条小的，八毛钱能买一条大的。周忆军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子虽小，头却比他的大，便说：“拿过来！咱俩换。谁让你的鱼头这么大！”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地请人家把鱼头剩下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周忆军就不去买饭了，他积极鼓动别人去买鱼，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唱着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刚——红烧鱼——”。那“红烧鱼”三个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的。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周忆军激动得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住在一间大宿舍，同室十个人，只要有一半人买鱼，就足够周忆军纵欲了。但他还贪心不足，经常巡视别人的饭盆，谴责道你为什么不买鱼！”因此我称周忆军是“鱼肉乡里”。又因为不管别人吃什么饭，他总爱“雁过拔毛”地剥削几口，我又叫他“周扒皮”。

    有一次，我用小勺托着一个大鱼头递给他，不小心一晃，鱼头掉到暖气片后边了，周忆军连连摇头叹惜。好在还有别人的鱼头，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两天，周忆军饱暖思鱼头，而食堂又不卖鱼。他灵机一动，爬在地下，把暖气片后边的那个鱼头钩出来，洗巴洗巴吃了，这大概是他所吃的最香的美味了。到了90年代，阿忆博士宣称，以后再也不去高级酒楼饭店，要天天牵挂希望工程云云，读者们唏嘘感动，还以为他有多么高尚呢，其实这家伙本来就是吃鱼头的命。他属于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酒楼饭店有什么好吃的？花钱买胃病而巳。最难忘，暖气片后老鱼头，为解馋，英雄忍低少年头，世间百味皆粪土，青春一去不回头，多少当年流水事，都随晚风到心头……

    周忆军吃饭不讲究，穿衣也乱来。他家里给他做有许多“冠冕”的衣服，但他好像很早便懂得“简单就是美”的道理，常常穿得跟崔健似的。夏天是军装，冬天穿一件“屎黄色”的军棉袄，不爱系扣，腰间用绳子系住，头戴一顶狗皮帽，要不是生得白净，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差不多。春天很暖和了，他还捂着那件棉袄。有一年，他发誓要坚持到“五一”再脱棉祆，结果清明节就捂出了痱子，只好乖乖地当了脱星。毕业那年，我借穿他这件棉袄去报考研究生。那年北京市统一在人大的一个大厅里报名。我本来就长得像东北“胡子”或抗日联军，穿着这件用草绳捆住的棉袄，又故意说一口赵本山式的土话，报名站的人员都奇怪地看我。我看出那眼神是在说：“这个农村万元户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读研究生。”他们迅速给我办了各道手续，恨不能我早早离去，结果忘了收我的十块钱报名费。

    周忆军还不喜欢穿袜子，说穿袜子则脚臭。他有时闻到脚臭，便起身破案。他趴到清平的脚上闻一闻，又俯到老何的脚上嗅一嗅，再把脑袋往老沈的脚上够一够，始终不能断定，最后武断地说：“谁的袜子颜色深，就是谁的脚臭。”所以他穿袜子，也多是白袜。

    周忆军睡觉也是老农民习惯，喜欢脱光了睡。但因为我们宿舍客人多，有时全班大会也在这里开，周忆军便很受委屈。有一次下午开会，我们宿舍有几人还没来得及起床，屋里便坐了五十多人。周忆军的床沿上坐了几位女生，周忆军不禁芳心乱跳，又想动又不敢动。几位女生很善良，说你躺着吧，我们挡着，老师看不见你。她们哪里知道，没有老师，周忆军也不敢出来。有一天夜里，外面有人大喊“地震啦！”满楼的人都往外跑。周忆军披着一条床单也飞跑下去。跑到外边，还仰头高喊快下来，地震啦！”忽然真觉得好像有点震动，低头一看，哎哟一声，又飞跑上去，因为砸死事小，失节事大也。

    周忆军的为人处世，很像我们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小时在沈阳的姥姥家长大，怪不得！他常从家里拿来东西给大家吃，给大家用。他无偿地给同学照相，带同学去看病。他带领外地同学参观了许多北京的旅游景点，还特意弄到去中南海参观的票。但是，他一点“干部”的样子也没有，完全像个“仆人”。他是真心助人以为乐趣的，决不因此而流露什么优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别人挑剔挤对。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负他的人之一。比如打牌，周忆军也是爱好者，但他的乐趣只在参与，胜负心不强，既不刻苦钻研技术，也不琢磨别人心理，所以别人不愿与他合伙。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对家，因为这样可以显示我的高超牌技，赢了荣誉归我，输了责任在他。无论我怎样呵斥羞辱他，周忆军都不恼火，总是努力改正错误，总是一脸愧疚，但又是笑盈盈的，顶多疑问一句刚才你不是让我这样出吗？”于是又被我“猪脑子狗脑子”地一顿痛骂。

    我还到周忆军家去混过饭吃。他们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他妈妈打麻将时，他妈妈总批评他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他妈妈实际是非常深地爱着这个儿子。周忆军也很孝顺。我们系有个女生与周忆军妈妈同名，周忆军每遇到该女生，都有几分不安，可见妈妈在他心中占据着很敏感的地位。有一次周忆军在处理一桩有关少女的问题上手法不当，他妈妈跑到北大来，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周忆军，我很冷静地安慰她说不会。还有一次周忆军跟同学打架受了点轻伤，他妈妈急得说话都是半句半句的。我觉得他们家不像什么干部之家，一个副科长的家也比他们家要端架子，一个副教授的家也比他们家要酸腐虚伪。我原来以为周忆军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绝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周忆军爱过我们班至少七八个女生。爱的方法是与我们热烈讨论那个可爱女生的一切。在他爱这个女生的几个月中，谁也不许说该女生的坏话，该女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但几个月后，他就矢口否认爱过该女生，因为此时他正“热恋”着另一位天使。恋令智昏，他有时问老孔，你说现在，她在宿舍里会不会也在议论我呢？”有一次，他爱一位天使爱得神魂颠倒，痛苦万状。我自告奋勇，去为他作伐。那个女生立刻同意去找他“打开鼻子说亮话”。不料二人见了面，却谁都不承认自己爱对方，最后居然共同找了个台阶，说是“老孔喝醉了”。这是阿忆博士恋爱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如今阿忆对这些恋爱前科一概否认，说他除了太太，对别人都是说着玩儿。看在这家伙孩子也不小了的分上，我就姑且假装又喝醉了吧。

    最后说说“阿忆”名字的来历。周忆军千好万好，但“周忆军”这个名字总还让人觉着别扭。有一天我和老沈、清平谈论着鲁迅《药》中的“红眼睛阿义”，感叹鲁迅的用语之妙，老沈眉飞色舞地比划着：“阿义哥是一手好拳棒！”清平接着道：“他还说阿义可怜哩！”正好周忆军从蚊帐里钻出来，睡得眼睛通红，也跟着凑趣道：“包好，包好。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包好，包好。”大家一阵乱笑，便说以后就叫周忆军“阿义哥”算了。这个鲁迅笔下的“阿义”模模糊糊给读者的印象是，比较直爽简单，需要进行启蒙，虽属于统治阶级，但基本和下层百姓打成一片，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又有一点本事和威望。这个印象与周忆军多少有些沾边，于是就强扣在周忆军头上了。周忆军开始还不同意，连说我们宿舍的口头语：“那还得了！那还得了！”但老沈是个坚軔不拔的家伙，从此见面就叫他“阿义”，别人也经常叫。三人成虎，周忆军想推也推不掉了。毕业以后，他干脆把笔名取做“阿忆”，算是把盗版改成正版。又别署“阿忆博士”，这并非意在假冒伪劣，而是在我们那一代人看过的影视作品里博士”多数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坏人，比如《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舒拔博士，是一个科学狂人，经常企图用某种技术统治世界，结果总是引火自焚。“阿忆博士”也不过是一个调侃和自嘲的笔名而已，结果却逼得阿忆不得不回到北大去从硕士读起。人类自古就难逃咒语的惩罚，中国人更是名目的奴隶。本来红眼睛阿义是因为善良如兔子，才有一双红眼睛的。现在恐怕要悬梁剌股，读书读得视网膜出血，又吃不到美味的鱼头，才不得不瞪着一双红眼睛。阿义哥，你真是可怜哪！

 十八天大楼的棋

    释名

    在我十七岁之前，我家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50号的“十八天大楼”的5栋1号。我的父母在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住了二十年，直到公元1981年12月20曰，我家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下，迁到教化街一所两居室的新居。我永远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了新房，让我这个工人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所谓“十八天大楼”，在哈尔滨还是小有名气的。它不是一座楼，而是由十二栋三层红砖楼房组成的一组楼。据说是大跃进的时候，用十八天的速度建成的，还据说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闻讯专门前来参观，亲口命名道：“就叫个十八天大楼嘛！”这个建筑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坚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那么“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也不能说是吹牛。可是总有一些愚昧的人，看到一些吹牛和蛮干的现象，就把社会主义污蔑得一团漆黑，把五六十年代说得水深火热。说老实话，我恨这些人是要胜过恨林彪四人帮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事实，颠倒了黑白，严重伤害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感情，使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产生了误解、隔阂和轻视，其最严重的恶果就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不把咱中国放在眼里，悍然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二十多人伤亡。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在我小时候，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邻居，说“十八天盖起的大楼，质量能好吗？说不定啥时候塌呢！”事实胜于雄辩，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彩虹桥”和其他近年兴建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纷纷倒塌的浪潮里，十八天大楼巍然吃立，向人们讲述着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告诉人们，质量不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是用真诚的良心树立起来的。

    本文并不想为大跃进唱赞歌，也不想探讨建筑学的问题，只想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点往事，这点往事是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于我需要把最精彩的故事留到以后的大部头作品里，所以这里只能先讲些个下棋之类的“闲事”，就算是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种风俗吧。

    下什么棋

    十八天大楼棋风甚盛，主要是下中国象棋。围棋没人下，只在商店里看见过，三块八毛钱一副，太贵。我上初中时，拥有了十几种棋之后，流露过想买围棋的念头，立即遭到邻居的反对。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三块八毛钱买三百多个黑白子，合一个子一分多钱，而一分钱买普通黑白纽扣，则可以买两三个，与其买那死心儿的黑白子，还不如买三百个带眼儿的黑白纽扣，一样可以下棋，又便宜，又可以使全家人的衣服都有了后备纽扣。但我终于没有买的原因并不是考虑经济，我的个人存款买个十副八副围棋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主要是不知道那玩意怎么下，我请售货员给我拿出来，研究了半天，连个说明书也没有。所以我对围棋一直保持着神秘感，直到后来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十一连胜，举国沸腾，我才认识到，不会下围棋，就对不起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就不能使我们的国运昌盛，实现四化。所以，咱们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以分别叫做象棋时代和围棋时代。

    除了中国象棋，我还会下国际象棋、陆战棋-一-又称军棋、海战棋、坦克棋、飞行棋、斗兽棋、足球棋以及民间的“憋死牛”和“走五道”等传统棋。至于围棋和五子棋，是后来在北大学会的。象棋和军棋，又都可以有多种玩法。每一种玩法，我都很熟练。我不是最好的棋手，但我是最喜欢下棋的人。

    据十八天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开始下象棋的年龄是三岁或五岁。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老人们喜欢夸大孔庆东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孔庆东考入北京大学以后，他的各种能力就都变成是从三岁开始了。三岁开始下棋（大概是看下棋），s岁开始读报（大概是读标题），三岁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真的，我背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冻梨”），三岁开始唱样板戏（一边唱一边想，为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就要“浑身是胆熊舅舅”），三岁开始给别人起外号（管朱牛氏奶奶叫“猪牛屎”，管朱赵氏奶奶叫“猪羔子”），总之，一切都是三岁。我现在从事文学研究，凡遇到作家的回忆录中说他三岁就如何如何，我是一概不信的。哈尔滨有句歇后语三岁抱孩子——小老样！”或“三岁长胡子——小老样！”不过现在这年头，三岁干什么都有可能，我们也就不必太认真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会下棋不久，父亲就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一盘接一盘地赢着父亲，父亲气愤地说：“你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哪有连赢这么多盘的？连赢别人两盘，就得让人家一盘。文化大革命把你们都教坏了！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父亲这话影响到我的终生，使我做事永远给人留面子，对坏人也不习惯赶尽杀绝。别人因此都说我仁义，大度。可近年来我却总是因此吃亏，好几个坏家伙利用我的“仁义大度\"骗取我的钱财，骗取我的劳动，骗取我的感情。我终于想明白了，现在是英美文化横行的时代，我们老祖宗的仁义被他们理解成软弱和愚笨，必须先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他们才懂得谦让的美德。赢两盘就让一盘是不行的，应该赢十盘，至少赢五盘，再让不迟。当过老八路的父亲那代人，对日本人赢了两盘，就让了一盘，结果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不又猖狂起来了吗？

    后来我赢父亲两盘，就让他一盘，但这种明明白白的让，对他是侮辱，对我是虚伪，所以我很快就不再与父亲对弈了，只在他输给别人的时候，帮他支两步妙招，报一箭之仇。我的棋，下到了外面。

    十八天棋摊

    只要天气不太坏，十八天大楼的十二座楼前，总有几个棋摊子。两个对弈者坐着小板凳或小马扎，身旁蹲着几个人，棋盘两侧打横坐着几个人，这是第一圈，一般不到十个人。往外第二圈是弯腰观看的，人数最多，一般在十人以上。第三圈还有五六个人，只能伸着脖子歪着脑袋在人缝里看。所以每个棋摊人气旺时，都能吸弓丨二十人左右，“重大比赛”则可达三十人。所以下棋成为十八天大楼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充分保证了十八天大楼一带的社会稳定。

    要适宜于二十人观看，有一个条件是棋盘和棋子必须阔大。一般都是用商店里最大号的棋子，再自己做一副大号木头棋盘。棋盘中间的“河”里，写着“楚河，汉界”，这是传统写法。有的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的写“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的写“发展体育运动”，最奇怪的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似乎下棋是上刑场，先把要喊的口号提示在那里了。棋盘是木箱式，合起来像一个大旅行箱。小号的棋盘或商店里那种塑料棋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要不知羞耻地摆出来，就会有人呵斥道：“别在这儿丢人现眼，放你裤裆里下去吧！”我见过一副一米多长的棋盘，棋子过河以后，对弈者每走一步，都要起座探身，如果走到底线，伸直了手臂仍够不到棋子，只好由对手或观众代劳。每个棋子有茶杯大的口径，一寸多厚，拿的时候用拇指和小指捏住两边，中间三指盖在上面，高高举起，砰然砸下，一子落枰，满盘震动。对弈者或大声恐吓，或冷嘲热讽，围观者或高声喝彩，或相互争论，真是热火朝天。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人的整个生命力在喧嚣，整个的感情世界在呼啸。在这样的场合下过棋，就会觉得专业比赛很可笑，两个人彬彬有礼假斯文，一声不出斗心眼儿，好像憋着要赢房子赢地似的。职业化是一切艺术的最大杀手。

    十八天人下棋，不是两个人在下，而是两伙人、两群人、两队人在下。大部分观众都加人战团（正符合现代体育精神：重要的是参与），有的做参谋，时而献计献策；有的做国师，每步棋都要垂帘听政；有的忠心拥护一方，如同自己在下；有的两边使坏，唯恐天下不乱；有的趋炎附势，哪方形势有利支持哪方；有的侠肝义胆，专门扶弱灭强。棋界有句格言：“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在专业场合之外，几乎是一句废话，从没见哪里真的实行过。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强盗行径，“观棋不语”是君子吗？no！高声谴责、愤怒声讨才是君子，装聋作哑、厕身局外则是小人。十八天人下棋，要输的一方有时心烦意乱，埋怨对方的参谋，或是要赢的一方害怕有人看破自己的阴谋，也常常说：“谁也不许支招啊！俩人下棋，多嘴是驴！”但很快便遭到有力反驳：“见死不救王八蛋，观棋不语是傻逼！”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些可爱的球迷的强烈参与意识和语言风格，大概就是从这儿起源的。

    在这种场合，要想坐上小板凳，成为对弈者，是十分不易的。你首先必须棋艺不错，经得起大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必须具有即时处理多种意见的分析判断能力。误信读言和不纳忠言，都会被取而代之。那是一个绝对民主的空间，没有世袭，没有禅让，只有既打败敌人又尊重民意的人，才会被拥上宝座。每人都有机会，惟才是举，每人都能上能下，视为自然。十八天的棋摊，成为我学校之外最重要的人生课堂。

    有幸的是，我很早就能经常坐上板凳，在一片喧哗中保持着冷静。在林彪摔死之前，我已经打遍本楼无敌手。到粉碎四人帮之际，我已经成为十八天大楼的一流高手。我下棋有几个特点，一是轻拿轻放，从不用乱摔乱敲或其他动作干扰对手心态。二是少说多听，除了说点玩笑话以外，从不威胁侮辱对方，对别人所出的馊主意也不讽刺。三是从不悔棋，摸什么走什么。就像我一辈子考试没有作过弊一样，这是我终生的骄傲。四是不怕逆境，有一点点希望，就绝不投降，竭尽全力要反败为胜。这几个习惯，使我小小年纪，便以老成持重而备受尊奉，导致我终于走上了无比虚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我上初中以后，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下棋，这不仅仅是怕输，更是因为跟我下棋，他们感到一种人格上的压力和束缚。他们不好意思喧哗，不好意思悔棋，形势一旦不利就丧失信心，下棋变成了一件非常认真和沉重的事情，棋摊上缺少了热气腾腾的胡闹氛围和欢乐景象。那些大哥大叔尊重我就像我尊重我的老师一样，现在想起来，我明白，那就是我脱离群众的开始，十八天的棋摊，培养出一个自己的叛逆者。

    棋中有道

    但有时遇到外来的高手，大家还是纷纷来找我。人民相信自己的“专家”。有一次两名垃圾车上的清洁工人，一上午从十栋杀到三栋，几乎要扫平十八天大楼了。我中午放学回家，听说来了两个江湖魔头，拿起窝头蘸了些腐乳，便被簇拥着去了。第一个大胖子工人使的是“辘轳炮”，路子很野，我脑子里还在背外语单词，没有完全进人状态，竟然接连被他抽去我两个大车，危急之中，我置主帅于不顾，双马一兵力扑敌人九宫，利用“辘轳炮”后方拥挤堵塞的弱点，抢先一步，将对方主帅闷死在被窝里。第二盘以屏风马对当头炮，胜得稍为轻松。这时窝头吃完，第二个小白脸工人上来。他观察了我两盘，以为我擅马不擅炮，便首先采用俗招，飞起双炮，换掉我的双马。哪知我的看家本领却是用炮，只用二十多个回合，我便以“天地炮”迫他订了城下之盟。第二盘他正正经经，谨小慎微地下，果然工夫细腻，我在多一马一兵的优势之下，竟然胜不了他，以和局告终。第三盘我使出浑身解数，用了五十多个回合，才艰苦地赢下来。此时日落西天，一片昏暗，抬头一看，四周的围观者层层叠叠，不下百八十个。有些妇女和不爱下棋的人，听说是孔庆东在大战两个外来的高手，也凑在圈外打听。忽然开来一辆垃圾车，下来一个中年工人，说：“你们两个整天不好好干活，到处下棋，还得我开车接你们，你们这不成了大地主xxx了吗！”两个工人站起身，对我说，哥们儿，佩服你，改天再比划《那中年人说怎么的？你们输了？”然后指着小白脸对我说你知道他吗？这是王嘉良的儿子！”王嘉良是多年的全国亚军，棋界人称“东北虎”，是哈尔滨人心目中的英雄。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宁愿信其为真吧。这时我妹妹给我送来两个窝头，我就给了一天没吃饭的他们，说改日再战。可是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这次苦战之后，我的名气又扩大了些。近郊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请我去冒名代表他们比赛，我以9胜1负夺得锦标，奖品是一副象棋、一盒铅笔和一套毛选。他们舍不得把奖品给我，就请我吃了一顿饭：干豆腐卷白糖，烧饼夹蒜茄子，白菜汤随便喝。

    其实我并不是十八天大楼棋艺最高的人。小学二年级时，我曾和七栋的一个高年级孩子一起向一位老人学棋。但学了几天，我对那种“专业化”的路子不感兴趣，不愿意打棋谱，背棋式，于是就半途而废了。另一个孩子则坚持了下去，后来成为国家级的棋手。他的大名好像叫范慧连，但我们都叫他的外号“小老范儿”。他不参与我们的“野战”，每天背着一书包棋书去上学，也是十八天的名人之一。我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棋的漏洞和俗手很多。遇到专业棋手，往往有败无胜。但我在下那种野路子棋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一种全面的人生训练。比如说下棋不一定要赢，还有，怎样输才能不被人发现是故意相让，这些都是比下棋更深的学问^我高中一二年级时，棋力达到顶峰，可以算出十几个回合的变化，可以解开报纸上的征答题和街头的棋式。大学期间也罕遇敌手，但不经常下了。有一次中央民族学院工会组织擂台赛，我和女朋友去随便转转。女朋友不会下棋，但喜欢奖品，我就上前，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杀败总擂主。出门时，女朋友抱着一大堆洗衣粉什么的，活像是被我抓住的不法商贩。

    十八天大楼的棋风，不是教人怎样去战胜别人，征服别人，而是教人怎样与别人交流喜怒哀乐，怎样与别人和睦相处，怎样保持快活的生命状态8这些年来，我很少下象棋了，棋力已经低到小学时的水平了，但棋的精神却愈加深入我的心灵。胡适自称是一只“过河卒子”，我也感到自己已经渡过了某一道生命之河，正朝着人生的底线，默默地进击。

    棋在盘外。

    （此文收入《百年烟雨图》。）

 史成芳与保尔

    《北大往事》一书中有很多好文章，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王岳川的《生命与学术》和周阅的《向死而生》，这两篇文章都讲到史成芳博士身患癌症顽强不屈的事迹。而今，史成芳以三十四岁的英年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在八宝山向史成芳的遗容望上最后一眼时，一句熟悉的话蓦地袭入我的耳鼓：“要赶紧生活！”

    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句名言。不久前我看到有人撰文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坏书，因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伪文学。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斯大林时代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这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就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一样。如果没有斯大林使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内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如果没有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以神圣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抵抗和消灭了法西斯，如果没有以斯大林精神创建的华约组织与美帝国主义的北约组织对峙了几十年，那么恐怕中国早已亡国灭种，轮不到任何人来对着伟人的背影指指点点了。与斯大林所保卫和拯救的人群相比，他的专制、他的内部清洗，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罪过，毕竟是第二位的。更何况在斯大林时代，涌现出人类文学史上一批最壮丽的诗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所以使千百万人流下热泪，并不是它宣扬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面对生命——这一普通而又伟大的真理。保尔·柯察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是一个纳粹法西斯，就凭他面对多种病魔，面对死亡，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不息，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对真诚和勇敢没有感情、没有体会的人，是理解不了保尔的，当然也理解不了今天的史成芳。

    史成芳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纳粹。但是他最懂得要赶紧生活。我们北大中文系93级博士中共有黄凤显、漆永祥和我三名共产党员，我们都经常与史成芳谈笑。我向他请教过关于弗莱、关于本雅明等西方诗学问题，我们还一起探讨气功、八卦等中国古代文化。他身高骨大，长胳膊长腿。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有个人物外号叫“脚卵”，我觉得放在老史身上也挺合适。我们几个党员都爱开点不甚髙雅的玩笑，老史的笑容总是一半很开心、一半很腼腆。我们那时都认为一位叫“老淫”的同学身体不好，谁也没有想到病魔会选中老史。当黄凤显书记告诉我时，我马上就联想到“残酷无情”几个字。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史成芳和周阅不容易的婚姻生活。尽管我们这些巳经成了家的博士生都不容易，各有一本或数本难念的经，但老史和小周的经要比我们更难念一些。同时我又想到史成芳的学术课题恰好是研究时间意识，而今时间意识真的向他本人敲门了，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的奖赏还是惩罚……

    第一次手术据说很成功，但他毕竟不能如期完成论文了。那段时间他常来找我下围棋。他把“下棋”叫“打棋”，常在楼道里半从容半急迫地叫：“老孔，打一盘棋。”他的棋风可以用“赶紧生活”来概括，总是恨不能一举歼灭我某个方面军，时时企图与我大部队进行战略决战。我知道他们学过当代文学的人下棋都是力战型，而我则是追求所谓“大局观”，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老史无论在何种恶劣的情势下，都坚軔不拔，从不主动推枰认输，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做百分之百的拼搏，结果真的有好几次被他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事实逼得我向他的棋风靠拢，但我总不能像他那样专注。我有时意识到自己是在逃避时间，我在二十五岁以前是不逃避的，也像老史一样，一刀一枪地捉定每一个虚拟的对手。为什么在我二十五岁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界都陷人了对时间的逃避呢？史成芳有一篇文章可以提示我们，文章的标题叫《历史的坍塌》。当无边的岁月坍塌到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上时，正需要挺立起千百万个保尔。而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一个个西装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

    身边的年轻生命已经逝去很多了。我有时便会想，也许癌细胞已经在我体内的某个脏器繁殖，也许某一天我偶然体检时被医生告知：你还能活一到两年！当我骑车穿行在毫无交通秩序的下班车流中，随便一个司机的疏忽就可能使我再见不到我的妻儿老母。这时，保尔的“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的告诫便回响在耳边。

    老史病危期间，我没有去医院看他。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他是那样的清醒，那样的坚强，剧痛之下不要求使用镇静剂，也不喊不叫。他既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鼓励。我只能期待他再一次走出医院，叫道老孔，打一盘棋！”当我从山西开会归来，我爱人让我镇静一下，告诉我一件不幸的事，我一下就预感到了……我当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代北大全体93级博士拟了一副挽联：“三载同窗如梦，隽语欢颜都人史；一盘妙弈常新，英才伟志尽成芳。”

    自从史成芳动手术，自从得知中关村一带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出头，我就到处宣传要从三十岁开始保重身体。那天与周阅握手时，我也说了一句“保重”。但今天我想向所有6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补充一句：“要赶紧生活。”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9日，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其中“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已成为流传大江南北的警句，到处被转述引用。）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四十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曰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人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已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人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此文发表于《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该期设有钱理群研究专栏，可与其他文章互参。摩罗先生的文章说钱理群是“半佛半魔”，于我心有戚戚焉。）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做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i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

    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人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涵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锼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人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二十三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乾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合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二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浑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二十一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炼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

    集内文章按论述对象的年代编排。前十篇对象为现代文学，其中写于文革前的五篇就已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除了对《女神》、《故乡》、《社戏》和“讲话”的深入分析与阐释外，在《5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中，力排众说，“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写于新时期的五篇则具有显著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特色，梳理澄清了一些学术界长期纷争困惑的问题。

    后十一篇对象为当代文学，其中前五篇分别评论《蔡文姬》、《潘虎》、《我的第一个上级》、《人望幸福树望春》和《多浪河边》，表现出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激情和气势。接下来是四篇轰动一时的《创业史》评论，熠熠生辉。最后两篇写于新时期，分别评论《创业史》的第二部和《李自成》，笔法谨严。该书作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早论文集，犹如一枝报春花，预示并引导着这一学科取得累累的果实。

    《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系《知春集》之姊妹编，表面似取“春华秋实”之意，内中“最主要的，还因为集子中的文章乃是求实精神的产物”。收文章十八篇。第一组五篇，综合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对该学科在新时期的繁荣兴盛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第二组六篇，是有关鲁迅的研究和考据文章，视野阔，开掘深，提出了若干历史性的理论命题。第三组七篇，分别论述徐志摩、郭沫若、茅盾、丁玲等重要作家作品及现代文学中的有关创作问题，其“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的精神对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本书获北京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李何林先生称其为“针对多年来‘左’的看法作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创见的第一本书”。书前有唐搜序，书后有作者跋。

    《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分三组，第一组围绕现代小说流派展开系列论述。在用三篇文章勾勒现代小说全貌之后，用五篇文章进行流派专论。按现代小说发展轨迹，着重从流派、风格方面作分析介绍，其中尤以对现代派小说的分析见长。这些论述是在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专题课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该专题为海内外学者共同瞩目，听课者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第二组是作家作品论。两篇介绍早期乡土派小说重要作家彭家煌，引起了对该作家的重新重视。论述新感觉派、《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的几篇文章，是对第一组的一点补充。在介绍了社会分析派作家吴组缃之后，用三篇文章评价了姚雪垠及其力作《李自成》。由于是在“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的基础上进行的扎实研究，见解深入，功力厚实，在学术界赢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第三组六篇文章结合各时期文艺论争，表现了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态度，并在历史和美学统一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作出价值判断。最后一篇《回忆·感想·希望》及作者跋对了解作者有一定帮助。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分八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八大小说流派——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以及后期浪漫派小说。书和附录论文一篇，对“跨元批评”现象进行了反思。

    在绪论中，作者从时间和性质两方面对“现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由此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对抗又相互渗透、组合，构成了许多小说流派的变迁发展。

    本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由于取得了大面积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9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精装本。

    《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一本论文集”。共收文章二十四篇，前十六篇侧重论述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体色调、发展趋向、创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说现象，后八篇则通过学科状况的回顾，集中探讨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文学只有优劣之分，无所谓“过时”或“不过时”，不能认为现代主义的东西一定比现实主义的好，“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那种与真知灼见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过人的文学才华”。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反对“跨元批评”。在相当于后记的《文学前途之我见》中，面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所面临的商品化和政治化这两大话题，作者强调，文学要保持独立，提倡献身，拿出精品。一以贯之的质朴文风中显露出一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气概。

    （此文尚未全部写完，姑且“立此存照”。）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一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陈寅恪热。许多海内外学者撰文演讲，交口称誉陈寅恪这位学术界“传奇性的人物”，认为他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无敌大侠王重阳和金蛇郎君。《陈寅恪评传》、《吴宓与陈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华等高校书店的畅销书，陈寅恪本人的著作诸如《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则在图书馆中高效流通，很难借到。一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与陈寅恪相比，仿佛都黯然失色。这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的陈寅恪热对文学史研究界也产生了强烈的福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曾专门请刘梦溪先生为研究生作过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报告。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纷纷“由文入史”，倾斜或转移了原来的学术方向，由文学史转入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现代较为明显。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系列的疑惑，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到底发生了或者说存在着哪些问题，对“由文入史”现象应该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性质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何关系，陈寅恪的魅力对文学史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等等。文学史研究界所经历过的种种“热”实在已经为数甚众，但大多数都浅尝辄止，随即如过眼云烟。这股“陈寅恪热”如果没有与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在经过反思之后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那么恐怕同样免不了沦于读过几本书之后的一种高雅谈资而已。

    陈寅恪得到极度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格魅力，一个是他的学术魅力。前者被刘梦溪等学者称为“特操”，指的是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从不“曲学阿世”，“逐队随人”，甘为“不古不今之学”，甘做寂寞孤立之人。后者指的是陈寅恪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考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境界。他的许多成果已经可以称为定论，或者起到了开辟新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的人格与学术是断难分为两截的。他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发下取得的。陈寅恪的祖辈、父辈皆心系华夏兴亡，其祖父陈宝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人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难推出堪与匹敌之辈。无怪乎今日文学史研究界也一并望其项背，期盼能从陈寅恪身上找到某种力量或者是途径。那么，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也就确实值得一论了。

    二

    文学史，究竟姓“文”还是姓“史”？龚定庵说，一切学术皆为史。放在广义的人文科学家族中来看，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史”是一种专门史。这就要求文学史研究必须遵从一般史学研究的共同规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为“文不离史”。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又姓“文”，是整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虽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以文学史为基础和依托，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反过来引导文学史研究的前进。所以，文学史研究又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虽说一切学术皆为史，但文学史不同于经济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文学是艺术，历史是科学；文学重感悟，历史重理智。正是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这种颇难把握的张力，使文学史研究者不时处于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绝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出身于“文”。他们怀着文学兴趣和文学才华进入这一科研领域，缺少专门而系统的史学功底培训。这便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种先天不足。不附丽于任何他物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没有一道鸿沟横贯其间。愈是要深入探究其内部，倒愈是要广泛了解其外部。文学史研究者终于发现自己愈来愈远离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而愈来愈深陷令人心烦意乱的“科学”，学术研究对“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于对“史才”的倚重。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倾斜，以至发展到完全皈依。但问题在于，史的回归未必就能真正解决文的问题，相反文学性的淡化和放弃却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致命的危机。正像号称赚够了钱再回来做学问的人根本不会再回来一样，一头扎进历史大泽的人，也很难再游回文学堤岸了。

    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文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转向纯理论的探讨还是转向泛历史的思考，都说明文学史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瓶颈”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的学者，也没有真正去在理论上下工夫，而是仍然着眼于非常实际的“工作范式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养文”。于是，相当数量的传统学术大师得到了重新重视，从顾炎武、戴震、章学诚，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所以，陈寅恪热的出现是绝不偶然的。

    但是，通览一遍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之后，便会发现文学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论，从陈寅恪那里得不到这方面的启发。文学史研究在陈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危险隐患是：一无方向，二无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朴学时代，毕竟还有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总体方向。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各自为政，盲无适从，所谓学术热点此起彼伏，跑马圈地，各凭兴致。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不清楚。如果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混乱，恐怕过于轻巧。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经历的混乱时代不可谓不长，但他的学术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概括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的学术虽不是简单明了的“经世致用”，但始终对时代风云有所暗寓，对学术走向有所引导。他的文章、著述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构成一个和谐的矢量整体。任何时代性因素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于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loch）对此有一精辟的见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陈寅恪游学欧美，虽然更多地受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但他的考证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要手段的途径，“陈氏深知史家须超越考据，更攀登气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创造了一种“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这也正是陈寅恪的学术生命所在。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围绕着“重新评价”、“打通时代”、“流派研究”等几个已经成果累累的老问题做文章。发现不了新问题，于是便出现两种低层次的研究倾向。一是依靠垄断史料，研究某一比较专门的领域，“庄稼不收年年种”，早晚必成专家。二是借助新奇理论，为旧问题重镀一层金，做空中阁楼式的研究。这两种倾向实际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盲人摸象。既于世无补，又无益于学术本身。正像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针对大量历史著作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所以，文学史研究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疾患，才可能从陈寅恪以及其他学术大师那里找到真正的补药。

    三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似乎应该首推他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独立”二字。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结语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他对王国维的赞誉，也同时是对自己的要求。“独立”二字，说说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几人欤！而陈寅恪却能够在其“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里，不曲学阿世的“世”，应当做多层次理解。一指正统权贵之世，二指显学门派之世，三指时髦流俗之世，能够在这几方面做到“遗世独立”，才真正称得起“不曲学”。

    陈寅恪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种东方古文字的优势，考证中亚史地。这是国际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以陈寅恪的超人功力，达到一流水平，并非难事。他中年以后，毅然转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战者”，这充分表现出陈寅恪清醒的学术独立意识。他做学问，并不看热门，而是“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俞大维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余英时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颇为缺乏的。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蜂拥热门或零敲冷门的现象十分明显，正中陈寅恪所云“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弊。至于“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觉去追求，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斩成了一块块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陈寅恪一生经过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政治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陈寅恪却以高度的道德勇气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但他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挚友吴宓晚年在日记中称赞他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时正是陈寅恪遭受学术批判之后。面对一大堆“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帽子，陈寅恪的态度是“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这种学术事业上不媚权势和流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独立之概，在当今世风浇薄，八面来风的时代，对聪明人颇多的文学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对那些一如既往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的文学史学人，理应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陈寅恪学术精神以“独立”二字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思想家的境界。他有着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的通盘思考，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任何外来思想若不经中国化，最后必“归于歇绝”。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推断未来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怀着“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态度，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的。但他的关怀现实，是以不歪曲历史材料为绝对前提的，绝不是那种穿凿附会的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御用史学。他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陈寅恪对时代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终生不渝。但这种关心和热爱，又是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他能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客观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融合，这样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也仍然称得上是现代的。反观当前的文学史研究界，就事论事的现象，一切以西方观念为^^准的现象，以至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的现象都存在着。文学史研究应该从陈寅恪那里懂得这句话：没有境界追求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四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其学术精神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研究更有直接启示的，则当推他的学术方法。

    历史阐释有一个几乎是永恒存在的矛盾，即从局部到整体与从整体到局部的解释循环。陈寅恪被认为是“重新打通了诠释循环圈”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他的治学方法既不是堆砌材料在先，也不是鼓吹观念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后，提出冋题在先。他总是能从纷繁错综的历史库存中敏锐地发现疑点，发现问题。他的著述总是从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结束。问题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问题，但往往又同时即是现实的问题，这里就表现出陈寅恪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恰是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所匮乏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只是围起一块地来东挖西掘一番，不知为什么要围这块地，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挖那么掘，结果是只有研究对象而没有研究问题，纵使洋洋万言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又一优点是能够做到考据与义理的辩证结合。陈寅恪继承了乾嘉朴学和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传统，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满了纠正谬误、考求本事、别条异说、对勘互证、增订补遗的内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但他能够把自己的史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能够在他的问题摄统之下，自成体系。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把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则多是充满了空疏的“义理”，几乎谈不上“考据”。治古代文学史者对音韵、训诂是一知半解，治现代文学史者对材料的使用也极为轻率，有时连版本年代都不加考虑。陈寅恪的取材原则是“宁详毋略”，而今许多文学史著述仅凭三两条材料有时甚至是孤证就妄下断语。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虚传虚，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离开了“考据”的“义理”，恐怕是连“自圆其说”的学术境界也达不到的。看来，对有些文学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书须先识字”这句话的。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最精妙之处，有人概括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够见微知著、因近及远的治学功夫。陈寅恪文章常常从一个很小的问题人手，渐次展开，盘旋往复，最后竟引出颇带普遍意义的结论。既扎实又深远，的确令人钦羡。近年陈平原教授所主张的，突破口不妨小，但进去以后要掘得深，拓得宽，实际也是这个意思。这对那些爱做大而空的文章，动辄进行宏观纵论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是颇有警策作用的。

    陈寅恪身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也颇为精通。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既是由诗证史，亦是以史释诗，能够做到诗史互证，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许多关节，这尤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对象课题虽然不同，但方法论上理应有诸多互通之处。陈寅恪史学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对于面对丰富材料无从措手足的文学史研究者，是足够遴选借鉴一番的。

    五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这股陈寅恪热中，也应注意保持清醒，勿将陈寅恪捧到不适当的高度，似乎举国学术界只有陈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实上，陈寅恪也自有他的学术局限。

    从小处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由于处理材料有时采取“宁烦毋略”的原则等原因，的确不免存在枝蔓过多的现象。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自能应付裕如，但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似不可取。他过于质朴的文风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学界对此亦多有微词。

    从大处说，陈寅恪虽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巨著，总是一憾。有人为陈寅恪辩护，说中国人做学问自古如此，不屑于建立体系，不屑于搞通论。这种说法未免片面。且不说“从来如此便对吗？”就从当今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没有坚船利炮，徒有满目寸铁，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学术上的不足。

    陈寅恪能够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天才，余英时先生总结为记性、作性、悟性和感性，这与其家学渊源和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而当代学术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的出现，而应更多地依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合理的科研布局。陈寅恪在这方面未曾更多着力，所以过分夸赞其超人的才学，益处不大。即如陈寅恪通晓二十余种文字，但他真正用于学术之上的其实很有限。他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表面看来有些“大材小用”，但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实际知识结构的清醒判断。才、学、识的搭配，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存在一个比例问题的。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讲，当前最缺少的不是渊博，所以无需号召人们去多学一些屠龙之技。

    陈寅恪关注时代风云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他采用的是一种暗含讽谏的旧士大夫式的微言大义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给他带来的局限。他的微言大义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中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

 送余杰序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肩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倘若有人围在闸门下畅谈后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红焖国学或者招考脱衣舞专业的博士生，甚至企图接触本人的肋骨，以考验“红旗究竟能打多久”，那么我将毅然放下闸门，“砸死丫的”，而后去找余杰。

    所以，当有人把“肩住闸门”视作表演，视作能指的游戏时，你就不妨放下，给他个所指看看。

    禅宗说：背不动，就放下。

    忍者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放下闸门，立地成佛。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鲁迅毒、毛泽东毒、庄子毒、雷锋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剌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惋。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彻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九岁。在我九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罢！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剌在他青翠的苦胆里。

    1997年小满到芒种之间

 第三辑 书山剪径

书山有路勤剪径，学海无牙便喝粥。

 苍凉的碑林

    月亮再圆上十几回，我们就将走下“20世纪”这艘辉煌的“泰坦尼克”号，眼看它一寸寸消沉在无边的永恒之海。中国人对时间的伤感是无与伦比的，朱自清说：“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幸好，我们有历史，历史比神话更多情、更深沉、更悲壮。你去看那沉默的宫殿、庙宇、碑林，它们都在无声地向你叙述着数不尽的光荣与梦想。

    一眨眼，新文学也要镌刻自己的碑林了。尽管新文学本身还没有结束，还将在新世纪的硝烟红尘中继续迅跑，但它已有的八十多个春秋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基因，新的传统。一切迹象都昭示着，新文学巳然经典化了。不及时定格这一经典，我们就将一再重复到外国去查找自己家谱的悲哀和遗憾。生活在新文学传统之中的读者，大多无暇注意新文学作品的版本，特别是在今天文集如潮、丛书如海的时代，似乎只要不是盗版，就不会被人们抗议为假冒伪劣。于是你会读到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就高颂“饿不死的马克思”和“甘心附逆的恩格斯”；你会读到《雷雨》中的鲁大海由一个工头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去向那地主阶级加资产阶级的生父周朴园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你甚至早晚有一天还会读到骆驼祥子不但没有堕落、没有出卖革命党，而且化悲痛为力量，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平左联，领导“一二·九”运动，最后与林道静一见钟情，双双在烈火中永生……不论从尊重学术，尊重历史，还是尊重读者的立场出发，现代文学“考古学”工程都应该起锚了。可贵的是若干有识之士巳经站在潮头，先人着鞭。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80年代就默默进行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工作，如今又在前者基础上推出一套隽雅的“新文学碑林”。在竞相以出厚书、出大书为荣的风气下，这套书显得那么“单薄”，最薄的一册只有六十几页。但这恰恰显示着十足自信的“精品意识”。可以说，这套书一页有一页的含金量，每一页都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之树的一枝一叶，供后人反复拓印、揣摩。它所代表的那一枝一叶或大或小，但它们都“货真价实”，具有一种苍凉到永远的触摸感和飘逝感。

    第一辑中的十本，就历历印证着这一苍凉的感觉。《尝试集》是新诗的第一本诗集，开创了现代白话诗。《女神》是新诗的第二本诗集，真正代表了摧枯拉朽的五四精神，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中国诗集。《沉沦》是新文学第一部小说集，是摧毁假道学城堡的碎甲弹，在20世纪20年代荡起了轩然大波，当年有的青年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去购买。《湖畔》是中国最纯洁的爱情诗集，当年却引起了一场“道德保卫战”。《繁星·春水》是中国小诗的高峰，是中国的俳句，中国的《飞鸟集》。《红烛·死水》是格律体新诗的经典，它的严谨庄重与《女神》的奔放不羁恰好相映生辉。《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开端，与鲁迅的战斗杂文共同奠定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基调。《缀网劳蛛》是第一位现代宗教作家许地山的代表作，它达观朴实的人生态度可以让你摆脱“战斗”与“闲适”，另觅一条通往天国之路。《海滨故人》写的是第一代“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新女性的伤痛，对照今天那些很会走路但是已然无梦的女性，颇有意趣。《少年漂泊者》是最早的革命小说，鼓舞了大量青年选择最有价值的人生，陶铸和胡耀邦都是读了这本书后去投身革命的……

    建碑林是一件严肃而又有趣的雅事，过去是要由朝廷来主持的。但朝廷所立的碑林未必是大众心目中的碑林。新文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呐喊、彷徨、沉沦、日出，早已在大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无形的丰碑，“新文学碑林”恰是这些无形丰碑的外化。这些碑还需要我们“时时勤拂拭”，让它们在21世纪这艘陌生的巨轮上，为我们导航。

    七七事变61周年，小暑

 略说《万象》的广告

    《万象》是上海沦陷期间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份通俗文学期刊，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人间“万象”，这一点在它所登载的广告上也很有几分表现。

    《万象》的广告五花八门，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登载的有香烟、布匹、呢绒、医药、补药、疗养、酱油、味精、麦乳精、药皂、煤球、铅笔、张裕葡萄酒、八折售书、跑马彩票及电影广告等。从这些广告，可以隐约想象到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

    香烟广告在今天是被禁止的，而在那时却占据很突出的地位，版面设计和广告用语都很讲究。这是因为“香烟”在那时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广告画面上的吸烟者均为风度翩翩的绅士或姿态优雅的美人，而且烟雾往往被特意渲染，颇富诗意，让人想起郭沫若高声赞美大烟囱里冒出的朵朵黑云。另一方面，广告所宣传的香烟均为国产，隐隐有一点与洋烟相抗衡的民族工业意味。

    现在许多报刊上告诫人们要少用乃至不用味精，而那时的广告语却视味精有如仙丹，仿佛一加“味之素”，木头也会变鸡块一般。让人想起今日电视上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各种药物和补养品的广告商业味甚浓，有时带一点暗示的挑逗，反映出社会生活颓靡的一面。至于布匹、呢绒等，多是强调结实耐用，显然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煤球广告今日看来似乎“土气”，而在那时，相对于炭火盆来说，煤球炉的时髦程度也许不亚于今日的电暖器。

    《万象》上曾有电影《家》的广告，号称是：“十大导演集体合作，四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好一副“巨片”口吻。

    用电影明星做广告，那时也有了。比如有一种“银星”香皂，就专门请大名鼎鼎的影星顾兰君亲笔签名推荐。若在今日电视时代，她一定会冰绡半掩，回眸一笑说：“我只用银星！”

    《万象》也给自己做广告，标榜说：“图文精美，集合全国名作家之著作。”这倒也不算太吹牛，《万象》的质量确乎是上乘的。

    《万象》也帮其他报刊做一点宣传，如有一次为《力报》广告说最近添载冯蘅的《大学教授》，系《大学皇后》的姊妹篇。报刊之间互为宣传，今曰亦然。

    很有趣味的是一种文人卖字卖画的广告。例如有一则为：“孙了红画，陈蝶衣书，鬻扇，五十页为限，每页五十元，扇面自备，二星期交件。”孙了红、陈蝶衣均为著名作家，但却以此方式“创收”，可见他们生活条件很不如意。后来果然孙了红贫病交加，《万象》为他募捐，还举行了电影明星照片义卖来为其付医药费。

    《万象》发广告从文字到图画都十分讲究，透过今日微黄的纸页似可看见当年的繁华。它的销售量很大，“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级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现《万象》的踪迹”。读者劳累一天，手执《万象》灯下消遣，那味道就如当今晚间看电视一样。只是电视中的广告你不看也得看，常常反客为主，至于谈到语言的规范、画面的雅致，那就更不如《万象》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后文字时代”罢。

 迟到的光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八年抗战惨胜，沦陷区河山光复，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那种“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欢庆，那种“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归心，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定格于发黄的史册，成为一张张供人留恋的老照片。

    然而，政治上、军事上的光复，还不等于文化上、精神上的光复。由于中国固有的道义伦理观念，“沦陷”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接近于“失节”。因此，沦陷区的文化产品，天然地就要在国统区、解放区面前低下它们羞耻的头。几十年来，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在我们的文学史中长期是一页空白，沦陷区的作家文人对自己的那段创作心惊肉跳，讳莫如深，只要没被定性为“汉奸文人”，就已经慨叹万幸，哪里还敢侈谈什么“沦陷区的文学”呢？

    但任何一段历史都不会永远沉默，任何一颗珍珠都不会永远蒙尘。近年来，一批正直无畏的学者，向“沦陷区文学”这片雷区发起了大面积的探险，取得了一系列拓荒开路的成果。日前，广西教育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以钱理群教授挂帅的一批北大学人编选的《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不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纪念塔。它体现了对沦陷区正直作家和善良读者的充分肯定和尊敬，它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对沦陷区全体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迟到的光复”。

    如果认为一经沦陷，就百无可谈，那显然是用一种固定的僵化的眼光去看纷繁变化的大千世界所得出的虚无主义的结论。沦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语境，文学当然要变体以生存，以发展。奋起抵抗固然可歌可泣，但不奋起抵抗或者消极抵抗也未必该杀该剐，因为文学不同于军事。军事上还要讲究虚实进退，文学、文化更有其特殊的战斗和抵抗方式。即便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学，只要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不能用道德评判代替历史研究，责骂固然正义，但抹而去之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何况大多数沦陷区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撤离或殉难，留下来仍操旧业，但是他们没有卖身事敌，他们仍然曲折地、机智地表达着我们民族的声音，表达着被奴役民众的声音。必须毫不含糊地认识到，沦陷的国土，仍然是我们的国土，沦陷的人民，仍然是我们的人民。身在沦陷区的我们的人民，除了需要衣食温饱维持生存，等待光复之外，他们也需要精神食粮的慰藉，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撑，而沦陷区的作家正是担负了这一艰难的“敌后文工队”的使命。

    皇皇五百五十万字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分为文学评论、新文学小说、通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史料等卷，选收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各个沦陷区域的文论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还系统搜集了从东北到台湾区域的珍贵史料，清晰地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脉络和主要精华。它用白纸黑字证明了，处在异族侵略者残暴统治和严密文网下的中国作家，在饥寒和寂寞中，在短短的数年内，仍然创作出了数量巨大、质量上乘的艺术品，这既是中华文化强大的传统所赐，也是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体现。钱理群教授说，沧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与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沦陷区文学总论》）

    对于沦陷区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尚处于幼年期。学界一方面应避免盲目拔高新课题、新对象的通病，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沦陷区文学属于“乱世文章”而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没什么大气候。须知我们今日的许多所谓经典作品，都是“乱世”的产儿。沦陷区文学由于在政治性和现实性上受到人所共知的限制，便转而在日常性和永久性上显露出它的艺术特色。张爱玲和钱钟书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战争和灾难逼使人们思考一些永恒性的问题，而沦陷的具体境遇又使这些思考更加切肤更加实在，这就使得沦陷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既有相通的一面，又保持了鲜明的特质。另外。由于新文学阵营的大规模撤离，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但超过了现代文学的前二十年，也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50年代以后的港台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沦陷区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等人的创作，就成为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繁荣兴旺的先声。

    沦陷区关于若干文学基本原理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这些讨论实际上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文学是人的文学，在文学要大众化，在雅俗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文学发展，仍然不乏启示。

    钱理群教授等人以数年之功，披沙拣金，编成了这套学术价值极大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国外许多学者和留学生闻讯纷纷订购，可谓是“好书如美色，未嫁已倾城”。然而据说周转了好几家出版社都因投资较大而令出版者望而却步。而今广西教育出版社能够毅然推出这套显然不会赚钱的大书系，这除了说明他们的学术关怀和学术眼光，说明他们对民族文学的忧患精神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用钱理群教授的话说，他们这种眼光，这种投入，与“沦陷区作家当年的孤寂的文学创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样孤寂的重新发掘，都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总论》）有了这样的精神火炬，还有什么样的沦陷区，我们不能光复呢？

 百年一老舍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旧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即1899年2月3日，星期五，刚刚屠杀完戊戌六君子的满清朝廷正在祭灶*祷灶王爷到天上别弹劾他们的那些丑事，好让他们再统治大清帝国一百年二百年之时，在北僉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一位正红旗的满族妇女忽然昏迷过去——她生下了满清文化最优秀的挽歌手，中国市民社会最杰出的摄影师，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老舍。

    老舍的价值是超时空、超党派、超雅俗的。20世纪30年代他从海外一回国，就是公认的“笑王”，随后迅即跨入一流小说大师的行列。抗战期间，他是国共两党一致推举的文协主任。50年代，他热情歌颂共产党，热情歌颂新社会，今天看来，却一点也不显得极“左”，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舌头在歌颂，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歌颂。当他所歌颂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坍塌时，他既不“转向”，也不“忏悔”，而是像中外圣贤共同推崇的那样，用生命承担了别人所不愿承担的道义。

    有些人喜欢给作家排座次，可是大多数作家的座次总是排不定。有人排鲁迅是小说家第一，便有人说鲁迅没写过长篇，而且《阿q正传》属于通俗文学；有人排茅盾是长篇小说第一，便有人说茅盾是主题先行，概念化；有人排沈从文的小说最美、最永恒，便有人说沈从文的病句一大堆，而且虚伪、做作、色情狂；有人排金庸超越雅俗，举世无双，便有人说金庸是宣扬暴力、崇拜老人、迷信数字以及提倡一个男人娶七个老婆……只有老舍，他像《茶馆》里的王掌柜一样谦虚和气了一辈子，也从未有人用“第一”“第二”去恶心他，但不管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地富反坏右，不管你从思想的、艺术的、内容的、形式的、人物的、语言的、乡土的、世界的……各种角度去衡量，要数中国20世纪一流的小说大师，谁也不能把老舍数到五个指头以外去，这就是老舍百年不衰的魅力，这就是老舍作品既畅销又长销的原因。

    读了优秀的作品，往往便想了解作家的生活、作家的内心。老舍的内心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尊严与屈辱的矛盾，快乐与痛苦的扭结。这些是作品中有所体现却又若隐若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老舍全集》，弥补了以往各种老舍作品集在这方面的缺憾，特别是集中收入的老舍日记，展示了老舍对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感受。鲁迅讲过，读大作家必须读全集。像老舍这样的文学家，不论《骆驼祥子》还是《茶馆》，都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小部分。王掌柜一辈子“和气生财”，但谁想到他心底涌动着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的决绝呢？全面地了解老舍，审视老舍，通过走进他的内心来体察百年来中国艺术家的命运所折射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对于“百年前宁静的那一夜”最好的纪念。

 扁平人物的高峰读《莫里哀喜剧》

    一部戏剧能否成功，要看它的冲突；而能否永垂，则要看他的人物。这可说是除现代派以外所有戏剧的命运法则。莫里哀的杰作“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能够跨越漫长的时空，经久不衰地上演于全球的大小剧场——仅《伪君子》一剧就在法兰西喜剧院三百年间上演了两千多场一一其关键因素就在于他创造出了一系列让人们没齿难忘的不朽的人物，而且一一几乎全部是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这两个概念，自从被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以后，尽管受到不同的毁誉，但一直为人们所沿用，而且扩大到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

    福斯特说：“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做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莫里哀笔下出现的男女老少，无论贵族官僚、教士学者，还是商人掮客、工匠听差，差不多都是这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漫画式人物。他们出现在剧里，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甚至简直就是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如《太太学堂》中的阿尔诺尔弗，就是一心要培养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无才便是德的老婆，他的乐善好施、自高自大，以及对付阿涅丝的种种“亡羊补牢”的戏剧动作，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用金钱换来的封建荣誉——在剧本里主要体现为夫权思想。而阿涅丝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她的名字（“agnes羔羊”的意思是）一般的姑娘，以至十七岁了，还要问人“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其所有“阴谋诡计”都是体现他的见义勇为和睚眦必报，如同北京剪纸一样简单明快。他的朋友卡尔的两次出场，都只不过证明了他是司卡班的一个传声筒。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把情节作为戏剧的首要因素，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了人的觉醒，在作品中人的地位提高了，作家们以写人的性格为自己的天职。如莫里哀认为“喜剧的责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人们的缺点，莫里哀随便写一个性格，就会在社会上遇到，而且也不可能不遇到”（《凡尔赛即兴》）。可见，那是个发掘人物性格、整理人物性格的时代。所以，突出地表现人的某一类品性，可说是当时文学的最有价值、最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莫里哀出色地担负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随着他的人物和作品一直活到了今天。

    福斯特认为扁平人物有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并且说：“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的东西，即使阅历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希望看到经久不衰的、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作为逃避现实的寄托，这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睞的原因。”莫里哀的人物确实体现了这两大长处。他的人物一出场，很快就会被观众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是个怎样的人。这类让人一眼看透的人物对于古典主义戏剧的结构严整是十分有用的。莫里哀的人物在易辨的同时在观众脑海中涂上了鲜明夺目的色彩，使人铭心镂骨。一提到莫里哀的喜剧，人们自然要想到阿尔诺尔弗、奥尔贡、汝尔丹、阿尔巴贡等一系列姿态万千的人物。

    莫里哀的人物是以扁平取胜的，他采用了三种并列而又关联的艺术手段：集中、夸张、巧合。他要塑造某一性格的人物，便把这种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在这个人物身上。以《吝啬鬼》中的阿尔巴贡为例，钱财是他的上帝、是他的命根。他甚至在儿女面前也装穷叫屈。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他考虑的只是不拿陪嫁。至于趁火打劫，把废物折价卖给人家，最后却报应在自己儿子身上，凡此种种，把一切吝啬鬼的不要脸行径尽揭于此了。为了使性格突出，夸张是他常用的手段。巧合最能造成讽刺的效果。阿尔巴贡的情敌是儿子，而债户也是儿子。《司卡班的诡计》中两对意中人原来就正是他们的父母所选定的。这就进一步集中了情节，突出了人物。

    这一切产生了极强的讽刺效果，剧中出现了许多“滑稽人”。之所以要如此夸张显扬，莫里哀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也往往不及讽剌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可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达尔杜弗》序言）鲁迅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莫里哀的人物塑造技巧是完全符合戏剧艺术真实的。

 悍妇猛于虎《江城》与《马介甫》的艺术表现

    通观一部《聊斋志异》，我觉出蒲翁生平有四大恨：昏官，赌徒，酒鬼，焊妇。笔涉之处，无不尽情刺谑。其中对悍妇的刻画，尤以《江城》和《马介甫》淋漓尽致，入骨三分。这两篇以现实描绘为主的直缀式结构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映衬之所，共同代表了蒲松龄对“惧内，天下之通病也”（未注引文皆出自该两篇作品）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把握。

    无妇不成家，然有妇而焊，实家之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何况“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真是“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引自《夜叉国》）。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马介甫》）。有焊妇必有懦夫，她们的丈夫高蕃和杨万石的形象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焊、懦对照，羊驯虎威，“第阴教之旗帜日立，遂乾纲之体统无存”，一幕幕家庭悲剧电曳雷吼，如在目前。

    尹氏和江城作为焊妇的共同点就是在家里横行霸道，逞妒专房，以丈夫为奴仆，肆意欺凌，进而虐待姑嫜，唯哮厅堂，以至于六亲不认，恃泼使狂。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尹氏主要突出其残暴。“尊长细弱，横被摧残”。她对“年六十余而鳏”的公公“以齿奴隶数”，根本不当人看。见公公穿上马介甫赠给的袍服，“倍益烈怒”，挥刀“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后来逼得老翁忍无可忍，“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样穷凶极恶的逆媳，直到今天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她对自己的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毫无恩爱。当杨为了讨好她，说出日前“巨人惩妇”的真相时，尹氏居然大发雌威，置杨“长跪床下”而不顾，并说“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说着就“起捉厨刀”，真是凶蛮之极。她对杨万石之妾王氏更是暴掠无已，亲手打得王氏堕胎。对叔弟杨万钟亦毫无叔嫂之情，逼其遗孀改嫁。种种残行恶迹，臭名远扬，致使后来“家产渐尽”之时，“近村相戒，无以舍舍万石。尹氏兄弟，怒妇所为，亦绝拒之”。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活画出一个村劣恶蛮的泼妇形象。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最精彩的是，当他在马介甫的激励下，“负气疾行，奔而入”，要去休掉尹氏时，“适与妇遇，叱问：‘何为？’万石惶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真是奴态毕现，令人想起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写的那个出卖帮助自己的朋友以向主子邀宠的奴才。他奴气入骨，虽饮了马介甫的“丈夫再造散”，不过逞片刻之雄威，尹氏“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蒲松龄对捍妇的憎恶，通过反面映衬，也有一部分化作了对杨万石这般“诲悍”的懦夫的鄙夷和嘲弄。形象本身反映出作者的立意，这是蒲的一贯手法。

    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在她与高蕃互抛红巾示情的一段中，就已显出聪敏狡黠。当得知丈夫与妓女李云娘幽会时，她不是打上门去，而是冒充李前去相会，令丈夫无地自容，然后再“摘耳提归，以针剌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更为绝妙的是化装成美少年，跟踪高蕃入酒肆，看到高与名妓芳兰色授魂与之态，遂召回高蕃，“伏受鞭扑”。她疑心高与婢女私通，竟然“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毒辣之极！当丈夫与同窗偶饮相谑之时，江城“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还有“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种种，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胭脂虎的形象。与她相配的高蕃也与杨万石有所不同，他对娅兄说：“我之畏，畏其美也。”他虽在江城面前战战兢兢，畏若虎狼，甚至江城“偶假以颜色”之时，“枕席之上，_震慑不能为人％但多少有些阳奉阴违，还曾经休过江城。对江主要不是奴对主，而是“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这充分反映出蒲松龄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是其艺术表现成功的一大法宝。

    在性格的生动性和流动性方面，《江城》要较《马介甫》更为出色。后者附以相当于小说本身三分之一篇幅的《妙音经续言》，不免有为文构事之嫌。而前者详细描写了江城由一个恃爱娇嗔的少女，发展到一个泼焊冷酷的习妇的过程。客观上也透露出一些焊妇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配”，贫贱地位激起广大妇女的反抗心理，一旦有所怙恃，便向夫家施以强烈的报复。但满腹农民意识的蒲松龄没有对此进行深掘，而是归于“前世冤业”，以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化手段处理。尹氏被狐仙马介甫几次惩治，最终“依群乞以食”；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经菩萨化身“清水一洒”，立刻“若更肺腑”，痛改前非。这种对现实丑恶虽恨而又无可奈何，借助超现实的理想来解决的方式，表现出蒲松龄受儒、佛影响所具有的“劝悔戒恣”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在艺术表现上把卓绝的现实刻画与奇妙的神异幻想相结合。他写昏官赌徒酒鬼多用构思精巧的寓意之作，而写焊妇却用现实笔法层层揭露，有如多人一事的开发性戏剧结构，并以惩虐扬善结局。既宣扬了“人生业果，饮啄必报”，又满腔热情地“愿此几章贝叶文，洒为一滴杨枝水！”

    （此文先后投往两家妇女杂志，均被迅速退回。）

 比而后鉴金批水浒一窥

    一部水浒，雄赳赳一百单八将，被施耐庵写了个花团锦簇、星光灿烂，而借助金圣叹的评点，尤能使人感到一尊尊英雄跃然纸上，不待呼而自出。读罢这部“第五才子书”，我们可以发现，金圣叹评定人物以及论述其他艺术观点时，最拿手的一着莫过于比较了。对他的这一法宝进行一定深度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金圣叹乃至整个明清时代小说理论的一系列问题。

    《水浒传》的人物数百年来家喻户晓，关键就在于“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每个人的特定本质都是类别与种差的和。金圣叹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往往入木三分地指出人物性格之间的异同，令人相比之下，泾渭分明。

    如第45回总评中比较了武松杀潘金莲与石秀杀潘巧云，“……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己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巳，并与杨雄无与也……”

    这一比较，不仅揭示出了石秀的“谗刻狠毒”，而且再一次肯定了武松“如冰如玉”顶天立地的伟男形象。比较中见性格，是金圣叹最有说服力的手段。

    反衬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对比方法，即如金圣叹所说：“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直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

    如在第42回总评中，处处将李逵与宋江联成一对：

    宋江取爷村中遇鬼，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例。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例。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例。

    ……

    通凡一十二联绝例，把情节上的遥相呼应与人物性格的相映生辉准确地加以结合，并且在本回的许多夹批中，具体指出李逵纯真与宋江虚伪之处，不能不令人首肯。

    通过比较，金圣叹还充分赞扬了作者施耐庵的艺术才华，高度评价了他的写作功力。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齒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齒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齒是气质不好。”

    性格相异者好写，而相近者难写，金圣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说“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后天下之读吾文者，于是乎而观吾之才、之笔矣”。

    （第11回总评）

    这种“犯而后避”之法当然首先表现在许多精彩的情节之中，但情节正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所谓“武松打虎纯是精细，李逵打虎纯是大胆”（第42回夹批）。这些容易产生雷同恶果的写法是一般作者不敢进行的。但也正是这里，显示出作者的“艺高人胆大”。金圣叹说作者“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读第五才子书法》）。在全书的评点中，金圣叹随处指出施耐庵的高超技巧，“绝例”、“妙绝”、“妙极”、“妙哉”、“妙笔”、“如画”、“活画”等字样俯拾皆是。“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第2回总评），“有此风流，真好耐庵，有此笔墨矣”（第66回总评）。这些可以说明，金圣叹把小说作家的才华功力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于推动中国小说事业的前进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从许多系列的比较上，我们还可以看出金圣叹对小说审美作用的重视。作为一个思想矛盾复杂的文人，金圣叹对小说的“风化”作用当然有其自己的见解，姑且不论。同时，金圣叹指出了一些小说的其他作用。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讲：“《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乃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金圣叹是极为垂青这“文法”二字的。在第25回总评中说道：“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矣。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这种险中走险，绝上翻绝的布局，真能令读者驰魄夺魂，击节欲碎，金圣叹是深深懂得这种读者心理的。但是，在比较了这种豪杰猛士浪奔潮涌之势以后，金圣叹又赞美性格种类的适时转换。如写过大段的武松之后，令人回肠荡气，然后写花荣之“极文秀”，“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俊，合之双璧矣”。令人赏心悦目，得到全面的美的熏陶和享受，同时也达到了用人物性格来征服读者心理的“净化”和快感的目的。金圣叹的评点常常从一般读者角度出发，直抒感受。如第39回夹批：“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这些都能够反映出金圣叹不仅重视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和作者的创造性，同时也重视读者的接受能力，是一个目光全面的小说美学家。

    以上从几个方面略述了金圣叹的比较方法，从中可见金圣叹的艺术洞察力确实不同凡响。例如对宋江的评价，恐怕在性格上无人能比金圣叹讲得更低了。他通过用许多其他人物与宋江的比较，从各个角度来洞穿这个“孝义黑三郎”。第25回总评说：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11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广呆人也。”）：“花荣何如人也？”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铒：“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純人也/然則《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英不胜于宋江。……

    这段话虽是为了要铺垫出下文要说的“武松，天人也”，但已经可以足够地画出宋江性格的全貌了，即狭，甘，驳，歹，厌，假，呆，俗，小，钝。且不论这十个字是否全部正确，单从这一比较中，就能够体味到金圣叹的目光犀利之处。一般读者往往会以为宋江是个胸襟开阔、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正人君子。可金圣叹偏要比比看。如说：

    吴用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读第五才子书法》）

    揭开了这层层一般读者不易觉察的微妙关系，再加上字里行间的随处提醒，得出宋江是奸诈小人的结论就不能不令人点头称是了。

    不仅宋江如此，分析其他人物也多赖此比较之法。不仅人物如此，分析情节、结构、语言等等亦皆如此。这表现出金圣叹高瞻远瞩的大家气度和用普遍联系的方法寻找内在规律的辩证观，因此他才达到了明清小说美学理论的最高峰。

    （此文系为新加坡学生讲座提纲。）

 第四辑 火山取栗

最爱被人当枪使，一片丹心向阳开。

 百年回眸看女装

    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骨子里的“劣根性”和“优根性”不见得真有多少演进，但起码从外观上，已经比一百年前的洋鬼子更加近似于“禽兽”，则是毫无疑问的。洋鬼子看问题非常浅薄，他们最喜欢从女人穿衣服的变化上判断时代之变迁、民族之盛衰以及国运之枯荣，他们不知道在咱们中国，女人就是“小人之一种”的意思。所以洋鬼子的见解，多半属于“小人之见”。不过咱巍巍华夏，浩浩神州，向来是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连四人帮的话咱都耐心听了十年，对待洋鬼子更应该宽容海涵，半真半假地听它几句，也好骗他们多给咱们几个刷盘子背死尸的再就业机会。何况古人早就谆谆教导过：“道之所在，每下愈况。”女人之穿衣与脱衣，是最“下”不过之处，所以也就是最接近天道之处。因此古代圣贤都非常关心女人裙子的长短、袖口的松紧以及裹脚布的宽窄，古代的道学家都兼任女性时装专家。现今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出访国外时，也不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去观摩一下脱衣舞，回来以后都更加“有道”了。看来倒是我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思想落后了，不能及时提供“道之所在”的文字，再这样尸位素餐下去，会有人像羞辱司马懿一样给我们送上一套女人的服饰，也未可知。为了避免成为“巾帼须眉”，咱们必须把那贼眉鼠眼往女人身上招呼一番了。尽管咱不是道学家兼女性时装专家，但凭着外祖母的回忆和沈从文之流的考证研究，也多少能看出点“今冬明春的流行趋势”吧。下面咱就从几句小诗入手，瞧一瞧一百年来中国女人的“画皮”大变幻。

    不惜千金买宝刀

    这首“鉴湖女侠”秋瑾的七绝《对酒》，是很多中学生都会背的，全诗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知道的，会以为这是男性写的。其实中国的男性写的东西，多数是女性化的。一千年前的花蕊夫人早就痛骂过：“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口占答宋太祖》）九百年后，秋瑾又接着骂道：“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秋瑾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痛感到整个中国的极度女性化，因此涌现出一批豪侠刚烈之士，以夸张的男性化生活姿态向传统社会挑战。秋瑾身为女性，但她时时反抗命运加给自己的性别身份。她恨苍天“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宣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她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

    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她自幼习文练武，忧国忧民。婚后随官僚丈夫“混在北京”，终于不堪忍受“一地鸡毛”，遂抛家弃夫，对丈夫说“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只身前往日本，革命的干活。在日本，秋瑾身穿各种“奇装异服”，穿梭于男性世界，如入无人之境。她有时真的穿着“貂裘”，但绝不像今天的“貂裘小蜜”一族们那样，手里抱个癞皮狗。她的手里是真的拿着“宝刀”的，那宝刀今天存放在绍兴的纪念馆里。后来大概貂裘真的换酒了，她就穿男式和服，穿学生制服，有时穿上马裤马靴，有时又打扮得像个浪人。她的穿衣风格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与她的整个革命活动连为一体的。她发起过“共爱会”、“十人会”，加入过“光复会”、“同盟会”，而且还是“洪门天地会”横滨分舵的“白纸扇”，即大军师。她的英武风采令当时在日本的鲁迅等人都自惭形秽，百年后今天的亿万小男人如果不骂秋瑾是“疯子”是"变态”的话，真是连上吊都解不开裤腰带的。

    秋瑾回国后的革命壮举和慷慨就义，是大多数好人坏人都知道的。这里只说秋瑾的爱穿男装，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觉醒的女性的时装潮流的。男装象征着反抗传统的女性地位，象征着独立、开明、改良、解放。秋瑾说，“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她要“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望海潮》）当时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所以穿着男装，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先锋、超前，而且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性感”。这种亘古未有的崭新性感，一方面使男性觉得格外鲜活、剌激，另一方面又使男性受到明显的逼迫、压抑，用鲁迅的话说，是直要榨出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秋瑾的“貂裘换酒”，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外事工作需要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民国初年上海妓女中的“四大金刚”就是颇喜欢穿男装出风头的。有一张妓女合影中，好几个妓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高领皮袍，脚蹬黑漆皮鞋，腕戴金表，手提文明棍，一派奶油小生打扮。妓女们当然没有秋瑾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客观上她们也在中国妇女传统服装的千里之堤上，掘出了一片蚁穴。蚁穴有了，洪水也来了，溃堤之日还远吗？

    飒爽英姿新女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场滔天洪水，冲垮了传统礼教的千里金堤。五四使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入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

    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不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画片上，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美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一般，几乎是不可再现的。

    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茅盾在他的力作《虹》的一开头，描写了一艘冲出巫峡的江轮。甲板上站着两个女性，请看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服饰描写：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緞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早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棄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頰旁，村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予，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夜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為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上文第一段描绘的女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这一段描绘可说是五四女性的典型写真。书中说梅行素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唯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再接下去说，那狂飙的五四“早巳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如果说巫峡以上扭曲回旋的长江是旧女性的象征，那么巫峡以下浩荡奔放的长江就是五四女性的象征了。

    梅行素的形象是五四女性的“正格”。其实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中，新女性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静的，柔的，可以称为淑女型；另一种是动的，刚的，可以称为妖女型。这在她们的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动摇》中通过一个恶棍胡国光的眼睛描写了方太太和孙舞阳一淑一妖两个女子：

    胡国光看方太太时，穿一件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褚，小小的鹤蛋脸，皮肤细白，大约二十五六岁，但是剪短的头发从额际度下，还是少女的装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温婉可亲的样子，并没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这天暖和。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緞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踩，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艮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发展的如何匀称了。总之，这女性的形象，在胡国光是见所未见。

    两种女性虽然不同，但她们美的形态都是简单的，自然的。茅盾自己似乎更喜欢肉感的妖女，因为她们更勇敢，更进取。而事实上，两种新女性，都是反动势力屠杀的对象。许多军阀，见到白衣黑裙的女子就抓，就打，就奸，就杀。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学生的遭遇，除了由于她们自己的英勇表现外，还由于屠杀者对这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怀有一种见不得人的变态的性欲。所以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愤怒地用了“虐杀”两个字。除了军阀的虐杀外，社会上对这些女学生的言论攻讦也十分凶猛。有的说女子剪发造成男女无别，有的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有的说袖子太短意在勾引男人，有伤风化……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五四是中国的“二八月”，是中国人乱穿衣的大季节。每一种穿着都在宣示着某种立场和身份。白衣黑裙从政治意义上讲，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与传统的黑暗血腥势不两立，因此，凭着衣服抓人杀人也是“事出有因”的。鲁迅讲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而已集·小杂感》）那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有的成了专家教师，有的成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交际明星，有的成了高官巨富的太太、情妇，还有的撒传单、作演讲，成长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洁白的短衫上开满了殷红的自由之花，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青春，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时装……当我写到这一句时，我用力仰起头，止住那已经盈眶的热泪。

    纤笔一枝谁与似

    虽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传播所到之处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女人可以同男人一争高下的领域和机会还是很少的。只有一个领域对女性作出了相对来说最慷慨的开放，那就是文艺创作。e四以后，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不但以自己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她们自身的衣食住行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这些女作家原来都是女学生。不论陈衡哲、冯沅君、谢冰莹、凌叔华、陈学昭，还是冰心、庐隐、白薇、丁玲、萧红，她们大多都有过白衣黑裙的纯真时代。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角色的变化，她们的着装也添加了更多的色彩，选择了更多的趋向。可以说，没有一种专门标志、她们身份的服装，她们融入哪个人群，她们的服装就适应哪个人群。所以，到了五四女性全面走向社会的30年代，对于新女性服饰的描写明显减少了。只有茅盾，这位中国社会的观察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珍贵记录。且看他在《子夜》中对几位女性的描摹：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惆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則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裏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艮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在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沐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何萱却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扑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这一段通过吴老太爷的眼睛所描写的画面，素来脍炙人口。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当时上海作为一个世界第六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于此又一次“每下愈况”。

    他们两个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呀！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臭蛑鍀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穗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襄着臀部的淡红色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

    这一段叫做“死的跳舞”，可说是一场最剌激的时装表演。

    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她一面说话，一面用鞋尖拨弄脚边的细草，态度活泼而又安详，好像是在那里讲述别人家的不相干的故事。

    这样的女学生装束与白衣黑裙的五四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茅盾的笔力真是雄健。而本来与时装关系最为密切的女作家反而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比较少。从一些印象记和回忆录中知道，冰心的衣着特别注重色彩的和谐与素净。她所喜欢的是“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往事》）。萧红喜欢穿深色衣服，这与她在东北的地主家庭长大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萧红与鲁迅等人一起吃饭，鲁迅对萧红说：红色的上衣要配黑色的裙子才好看。鲁迅和萧红一样，也是喜欢深颜色。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穿着一件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配了一件黑纺绸衬裙，在开叉处还镶着花边。萧红到大后方以后，又做了一件镶着金边的黑丝绒旗袍。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深颜色普遍受到欢迎。延安有一段时间流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是乎女孩子们个个穿起了黑色的11安娜服”，为此还开展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思想批判。女作家在解放区是格外受到青睐的。丁玲从南京逃脱后，辗转投奔边区，李夫记述了她初到保安的情形：

    ……丁玲终于来了。那也是一个将近黄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场传来了喧杂的人声，许多人在说丁玲来了。我也挤在人群中从门口向室外望去，里面挤了十廿个不相识的人，其中有三个女子。三个女子中间有一个胖胖的，扬着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路上的情形。一颗头发剪得短如男子，而且乌黑光亮的，衬着一张圆脸和庞大的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在转动着。……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已经给她卸在手中弄着。……我猜起来或许她就是丁玲……丁玲当时固然谈笑自若，不过我看她的脸上多少带着些女性的忸怩神态。

    丁玲到保安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都十分器重她，高干夫人们争相请她吃饭。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_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小姐”成为“武将军”之后，她们的时装就具有了“组织”的性质。丁玲本来也是喜欢深颜色，她20年代在上海与胡也频和沈从文三人同居时，喜欢穿红色和黑色。他们成立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姚蓬子回忆第一次见到丁玲的印象时写道：“这大眼睛的，充满了生的忧郁的丁玲，卷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里，默默地坐在车窗旁边，显出一个没落贵族的寂寞和尊严。”黑大氅演变成了灰军装，女性又一次以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如茅盾在《风景谈》中所说，只有从发式上，才能区分出性别。丁玲、草明、宋霖、袁静、郁茹，她们先后穿上了列宁装、干部服，她们的人生价值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和衣装去体现，而是依靠“纤笔一枝谁与似”，依靠和男人一样的奋斗，一样的工作》正像陈学昭一部小说的名字所昭示的：《工作着是美丽的》。

    美出天然玉不如

    40年代的大上海，尽管沦陷，尽管混乱，尽管多变，但它仍是一个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会。不管政治风云、军事局面如何动荡莫测，市民百姓仍然以自己的衣食住行为首要生活内容。当时的一首诗中说：“半壁河山土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心”。许多报刊杂志的主要内容还是广告、笑话、奇谈逸闻、影坛掌故、心理测试和生活小常识。关下时髦女性的装束，当时的《万象》旬刊上有一组《妇女时装吟》，描绘得既细致又传神：

    雪肌不爱袜来笔，锦革高跟半镂空。

    六寸凝脂鲜一滴，大趾甲上染猩红。

    新装赤足最时趋，美出天然玉不如。

    春野待邓花下约，凌波不畏湿红菓。

    双臂袒露白如银，电烫乌云椭扇形。

    一领罗衫刚贴体，轻盈曲线最分明。

    这样的时装与万里之外的欧美，几十年后的中国，巳然差距甚小。利用服装来尽情展示玉体，最大限度地强调男女之间的对比和差异，这里面也不能不说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治文化信息。在40年代的上海，穿衣服最有特色的要数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了。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一文中写道：

    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想穿得和别人不一样。1942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那天，她穿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纽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上海当时虽然许多女青年喜欢赶时髦，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式样的旗袍。我问她这是不是香港流行的式样，她笑笑说：“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是顶普通的式样，我正嫌它不够特别呢！”听人说她有一次穿着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一位朋友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是她生前死后人们永远喜欢议论的话题之一。当时报刊上每有张爱玲的消息时，她的装扮总要占一定的篇幅。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写道：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得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喝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艮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张爱玲从小就对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日后的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她可以说成了一位独领风骚的服装大师。她曾伙同另一位女作家炎櫻开办服装设计生意，广告词曰：“炎樱与张爱玲姊妹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祅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张爱玲写过一篇著名的《更衣记》，将中国数百年来的衣着变迁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写到40年代时，张爱玲告诉我们：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纽。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板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如果说张爱玲的奇装炫人多少有一点游戏人间的态度，那么苏青的服饰则是以朴素实用为上的。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櫻帮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櫻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去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改装暗纽。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吧？大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苏青自己在《谈女人〉〉中也用一种颇为实用的观点来评论道：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腰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袒胸，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肢了，真是糟糕！

    张爱玲和苏青代表着中国城市女性在服装美学观念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美的“矿藏”已所剩无多。历史像女人一样不喜欢平淡，一个变化的时代马上来临了。

    嘿拉拉的布拉吉

    阳光明媚的50年代，一群群欢歌笑语的姑娘，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跳跃着，嬉闹着，去上学、上班、开会、游园。她们穿着五彩鲜艳的布拉吉，嘴里唱着：“嘿拉拉，拉拉，嘿拉拉，拉，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苏联老大哥呀，帮咱们建国家呀……”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就是俄式连衣裙的意思。衣服从来是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当中国男人的服装从中山装、列宁装，逐渐过渡到毛制服的时候，中国的女人穿起了“老大哥”的姐妹的服装——布拉吉。布拉吉是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的衣服，是苏联红军的全体情人“喀秋莎”所穿的衣服，“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布拉吉一方面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能够显示女性的身体美，它便捷、轻盈、活泼、经济，上至中央级的大演员，下至幼儿园的小女孩，都能穿，爱穿。举国上下飘舞着千千万万件布拉吉，就像开满了千千万万朵水仙花，清新的空气，朴素的情感，昂扬的精神，火热的生活……一个崭新的时代，犹如旋转的布拉吉一样向人们展示着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明天。只几年的工夫，“布拉吉”就成了汉语中一个最常用的外来词。

    除了各式各样的布拉吉，50年代的妇女还喜欢穿长裙、小翻领上衣、半高跟皮鞋。比起40年代，减少了许多奢华和“泡沫经济”现象，代之以更加大众化的“集体消费”审美观。一般妇女的服装总数不是很多，但那时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卓越的，香港的居民很喜欢托人购买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产品。所以一年有几套衣服也就足够姑娘们展示青春的风采了。

    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盛行周末舞会。那时的舞会正规、优雅，是有距离的亲昵，是同志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结合。50年代的“舞迷”，到了80年代，跳起舞来，步伐充满旋律，风度翩翩，令年轻人称羡不已。布拉吉和含蓄的长裙，就是那种温馨浪漫的舞会上的灵魂。

    过于花哨、过于暴露、过于昂贵的服饰，在50年代没有受到明确的禁止，但在社会风气上受到人们自然的轻视，因为那意味着腐朽、轻佻，意味着剥削、反动，意味着资产阶级，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崇尚刚健清新之美，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共同点。初期过去之后，有的走向多元繁复，有的走向衰朽淫靡，有的走向极端专制。5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装，则走向了一种特殊的美学状态。

    不爱红装爱武装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封锁和战略包围的态度，“老大哥”苏联又因对中国奴役收买不成而背信弃义，翻脸逼债，进而在千里边境上陈兵百万，中国处在一种“大雪压青松”的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因此对国防武装力量的高度重视，就成了60年代、70年代的全国共识。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给人民留下的美好形象，“最可爱的人”成为许多男女青年向往的人生选择，也成为许多姑娘择偶的理想目标。体现在服装方面，就是军装成了整个民族长期高居于排行榜之首的流行装。

    1961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七绝·为女民兵题》：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组织美、仪式美。身穿军装，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在身穿军装之时，个体感到了融人群体的巨大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凭借这种空前的大统一，中国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与苏、美两霸抗衡，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人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深痕。

    准军事化的过程是与淡化性别同时进行的。这时的女性服装不是突出女性的性征，而是遮掩和弱化女性的性征。宽领长袖，肥腰阔裆，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隐藏了女性的肉体，实际上却百倍地增强了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想象。身穿军装的姑娘给人带来一种极富挑战性的性感。许多学校中的美女、校花，都成了各大军区招兵的热门人物。最漂亮的姑娘大多数都在部队里，她们成为“最可爱的人”中的“最可爱的人”。

    “不爱红装爱武装”也不一定就是要穿军装。除了军装，凡是和男性服装比较接近的服装，都有机会被女性选用。在工厂，男女工作服的样式区别不大；在农村，男女社员的衣着更为接近；在学校，男女学生最普通的衣服就是“白布衫，蓝裤子”，外加一条红领巾。裙子大面积地消失了，布拉吉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象征。女性穿衣必须“不修边幅”才合乎时代潮流。但是这“不修边幅”又必须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如果是真的胡穿乱穿，那也同样被人看不起，被认为是邋遢、埋汰，不讲卫生。就比如穿军装，新的就不如旧的，因为旧的意味着有资格，有历史，有沧桑。聪明的姑娘往往穿一套稍稍褪色的旧军装，偷偷把腰改细一些，把横裆立裆改小一些，胸前戴一枚有夜光效果的毛主席像章，让伟大领袖毛主席随着胸脯的起伏熠熠放光，再配上两条油黑利落的短辫，那真是迷人极了。

    以劳动为美，以朴素为美，以贫苦为美，使许多女孩子不但把新衣硬洗成旧衣，而且还要在新衣上打补丁。这是一项十分高级的技巧，因为补丁在多数情况下给人的感觉不美，这就要求补丁的位置、补丁的形状、补丁的搭配，都必须讲究、得体，要给人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的感觉。最典型的例子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服饰。铁梅身穿红袄蓝裤，在一肩一肘恰到好处地添上两块方形和椭圆形的补丁，宛如中国园林里点缀的两座小亭子一样，给人一种神奇之美。因此，“铁梅服”曾在一些城市流行一时。

    不合乎这个潮流，与这个潮流相反的，则被视为“臭美”。表现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著名长篇小说《征途》中，有一个爱慕虚荣、思想落后的姑娘叫万莉莉，小说开头是这样描写她的：

    这天，她听说这家瓦货商店到了一批高级小提琴，一清早就打扮得衣冠楚楚——身穿深灰色新式风雪大衣，头戴浅灰色绒线风雪帽，脚上穿一双半高腰鹿皮鞋，来到商店门前等着开门做第一个顾客。

    万莉莉的打扮如果换一个时代，可能就是美的，可见所谓“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美是有时间性、空间性，更有民族性、阶级性的。60年代、70年代所推崇的是“飒爽英姿”之美，正如当时一首叫做《姐妹》的诗所描绘的：

    紫裙衫，红马靴，

    红卫兵袖章，银肚帕……

    扬鞭跃马雪山下，

    一张笑脸迎朝霞……

    妈妈，你猜她是谁？

    猜吧，猜吧，好妈妈！

    ——呵，她就是，

    就是我多次提到的阿衣恰！

    阿衣恰的英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不过就是供愚昧无聊的闲人们饭后谈笑的一张“老照片”。

    满园春色关不住

    准军事化的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渐渐退隐了。改革了，开放了，红杏也就要出墙了。“美”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词汇突然高频率地大面积地出现，似乎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美一样。其实这个“美”也是有它的特定所指的。它特指那些温柔的、个体的、娇贵的、女性的、肉感的、世俗的“美”。尤其女性，仿佛是被关住了几十年的春色，再也不堪忍受园内的寂寞，如同野火春风般在神州大地蔓延燎原起来。

    女性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化的重要现象。而女性的回归，是以女性服装的回归为重要标志的。著名导演谢晋在文革前执导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主人公琼花在影片开头穿着女性的衣服，到了影片结尾穿上了男性的衣服——军装。而新时期的一部影片《啊，摇篮》，女主人公恰恰相反，在影片开头穿着男性的衣服——军装，到了影片的结尾则穿上了女性的衣服。电影理论家戴锦华非常重视这两个细节的对比，认为这是让女性回到了女性的世界。

    女人们脱下了军装、武装，好似花木兰回到家乡，“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在部队里开始出现非武装妇女，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原来的武装妇女则开始脱离部队，比如《追赶队伍的女兵》。以前是非武装的妇女仰慕武装的男人，比如《董存瑞》中牛玉和的老婆来信说家里啥也不缺，就缺他一张立功喜报。现在则是武装的男人开始对非武装的妇女难舍难离，比如《归心似箭》，表面上好像是急于归队，实际上是急于打完仗，好归来给这个女人“挑一辈子水”。各种文学作品里突然涌现出大量的对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细致描写，连蒋子龙这样大刀阔斧风格的作家，也乐于告诉读者一双白高跟皮凉鞋里有一双什么什么样的没穿袜子的玉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挂历，一代新星身穿各色鲜艳的服装——今天看来已非常土气——李谷一、刘晓庆、陈冲、姜黎黎、张金玲穿着运动服、羊毛衫、皮夹克，大概连广告费也不知道要，傻乎乎地被挂在墙上，按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打扮。民间有个谜语：“贴墙走，贴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说的恰好就是她们。

    70年代末，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引起了一场纷争。其中袁运生设计的一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面积最大者为2700。340厘米），由于出现了裸体——不但“不吃饭”，连衣服也不穿了，一时毁誉交加。毁者认为有碍观瞻，伤风败俗，有人建议给画中人穿上裙子，戴上兜肚。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对壁画给予了赞扬和肯定后，纷争才得以平息。从此以后，挂历上的明星们就越穿越少了。

    生活中的姑娘们，不如明星那么大胆，但也一批接一批地趟雷阵，闯禁区。她们的衣服，用反对者的话说，是“该肥的地方偏要瘦，该瘦的地方偏要肥”。反对者对于姑娘们的装束变换是最敏感的，他们先是采取道德攻击，把穿着大胆的女性归为“坏女人”，大声疾呼“救救她”。后来发现毕竟不是吴老太爷的时代了，于是又改为“科学引导”，大讲奇装异服的不利于人体健康之处。比如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天长日久会得乳腺癌，至少也是丧失哺乳能力。裤子太紧则不利于卵巢发育，天长日久会得子宫癌，至少也是丧失生育能力。锥子裤不利于穿裤脱裤，既容易使腿脚受伤，又容易夜里发生地震时，穿不上裤子而光腚跑到室外一~反对者特别希望这成为事实。喇叭裤则浪费布匹，不利于保暖，接触灰尘太多，尤其是容易被车轮压住而导致一命呜呼。超短裙容易摔跟头，落地裙容易卷进机器。高跟鞋容易崴脚脖子，使脚趾畸形，使腿部静脉曲张，使腰椎间盘突出……有一阵全国的大姑娘都喜欢赤脚穿着红拖鞋满街游走，于是许多晚报都刊登了一则惊人相似的新闻：一个红拖鞋姑娘过马路时，一跤姅倒，死于汽车轮下，红颜不知何处去，红鞋依旧笑春风……

    从反对者的一面，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女性时装的风起云涌，躁动激越。80年代时装的灵魂是反传统，是张扬个性，是反抗压抑，而它所采取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其实又是颇为传统的，也就是说，依然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激情。可以说，80年代和70年代一样，都是一场全国性的“时装行动艺术大展”，只是价值取向相反而已。所以某种时装的流行，一场时装的表演，经常会成为焦点话题。由于反对者的强大，经常需要把一种普通的衣着观念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美学哲学层次才能晚住人。这又导致后来人们出于逆反心理的胡闹调侃。80年代后期，“比基尼”一词开始流行，人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这无可再减的“最经济”时装。有好事者呼吁大家都来穿比基尼，说这是最有力的性启蒙和“实践美育”，还有不负责任的小报说比基尼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象征，结果受到读者来信的严肃批评。从“貂裘换酒”到比基尼上台，中国妇女尽情展示了她们的满园春色，虽然每一个时代的花色不一，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那就是用时装来争取、来配合、来表现妇女解放。不过当妇女们以为她们已经获得了解放之时，她们却好像有点“不知道该穿什么好了”。

    万紫千红都是春？

    一转眼到了世纪末，中国妇女经过百年抗争，终于贏得了亘古未有的胜利果实。她们现在可以让男人做饭洗衣看孩子，可以干活比男人少而挣钱比男人多，可以对丈夫打打骂骂推推搡搡，可以拒绝履行妻子的法律义务或者在履行此项义务时向丈夫收取tt钟点费”，可以对男朋友始乱终弃或者对别人的男朋友贼忒兮兮，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必依靠某类特殊的衣饰来换取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末的女人们在穿衣问题上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可以着男装，着女装，戴头巾，戴草帽，系领带，系袜带，穿花鞋，穿草鞋，露肚挤，露腰眼，挂胸针，挂项链，可以穿裙子而不穿裤衩或者穿裤衩而不穿裙子，可以左脚蹬马靴而右脚踩拖鞋或者左腿裹着牛仔裤而右腿赤裸上写“我爱克林顿”。这些权利和风采都是令男人望尘莫及，莫名其妙，莫衷一是，默默无语两眼泪的。一个男人，再也无法预测他的女同学、他的女同事、他的女同居明天早晨会穿个啥。男人终于明白了，蒲松龄老爷爷为啥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写下那篇永垂不朽的名作《画皮》，原来女人的本质就是画皮鬼呀！

    女人们生命不息，画皮不止，于是才有了百年千年万年的画皮史。一百年来，无数仁娃志女，抛画皮洒热血，才换来今日这万紫千红、自由画皮的好时光。然而回眸想想，奶奶婶婶姑姑嫂嫂姐姐们的奋斗，就仅仅是为了让小妹妹们整天描眉画眼，描肉画皮么？女同志们，你真的以为你是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么？请你抽空意识一下这一点吧。万紫千红未必都是春，天桥上展示的未必都是美，大街上流行的未必都要当真。秋瑾、丁玲、张爱玲，她们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她们有没有独特的衣饰，而在于她们拥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心灵。一个民族有许多这样的女人，不但是女性的骄傲，也是男性的荣耀。也许有一天，男人的衣服也会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小小舷窗吧。

    本世纪最后一个三八节有感

 伟大的二重性格鲁迅精神一解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的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搞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唯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溶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度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人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柯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

    何谓现代派，不去管它——个名目越下定义就越定不住它的义，最后反而以乱哄哄的眉目淹没了原来好端端的名目——反正是指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那么一伙子诗人写出的一堆有那么一股子独特气味的诗。气味独特在何处？也可换句话说与先前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曰：东方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枪毙了旧体诗。新诗向何处去？先是穿起了白话的外衣。然而，光凭一剂白话药，并救不了诗的命，“大黄月亮真好看”算不得诗！自家的衣钵既已毁弃，异域的香火自然分外诱人。于是歌德海涅惠特曼、拜伦雪莱泰戈尔纷纷光临，一时间高朋满座，浪漫主义诗歌几年内在中国跑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稍后，李金发等人又将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仑这一路象征主义大师奉为上宾，刻意仿效。中国新诗贪婪地吮吸着西方的乳汁，而西方本身的推陈出新也正源源不断，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意象派……令人目不暇接。在各种外国现代派的蜂拥浪激下，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象征派发展的末期诞生了。它的基调是西方的，但是它的色彩却闪耀着东方的光泽，它的意象中结合着意境，旋律里潜藏着韵律，尤其是诗体建筑的“软件”中，充斥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基因。凭借这样的东、西方双向的美学追求，现代派诗歌登上了30年代诗坛艺术的高峰。

    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这一批诗人，具有颇为深湛的古典诗词修养。他们在诗里有时随笔套用甚至直接仿造、嵌入古诗的句子。如卞之琳的“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音尘》）便是揉合了“古道夕阳”和“西望长安”两个最常见的古典画面。戴望舒的“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是揉合了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和“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两个古诗意境。还有，戴望舒的“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夜思》）化用了李商隐的“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何其芳的“空想银河落自天上”化用了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他的“沧浪之水清兮\"（《枕与其钥匙》）则是直接搬用了上古《沧浪歌》的句子。

    当他们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时，闻一多等正在大力倡导新格律诗。戴望舒虽然在诗的内部结构上受魏尔仑等的影响，走象征一路，但在外部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响应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如《塞风中闻雀声》、《自家悲怨》、《流浪人的夜歌》等早期诗作都是字数齐整，韵脚分明。但这种豆腐块似的格律体很快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画地为牢。戴望舒自己说：“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论诗另札》）戴望舒终于为自己制出了鞋子，他虽然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同上），但这指的是表面上的声韵和那种所谓“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词汇的准确。一切优秀的诗篇中都少不了音乐和绘画，不过有内在外在之别而巳。

    不懂得古诗的人，往往以为古典诗词的美只是体现在押韵、平仄上。其实，许多古诗（尤其是先秦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音乐性，为什么人们仍然爱不释手呢？没有内在的艺术之美，仅凭声律的外壳，中国古诗怎能雄霸千载，至今衰而未朽，垂而不死？美的内容必然要求有美的形式，“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语）旧体诗蜕变为新诗，决不意味着、也决不可能完全抛弃几千年积累的艺术经验。没有拿来，固然没有新生；但没有继承，就会连“拿来”也无从谈起。初期的象征派诗歌，的确令人耳目一新，顿开茅塞，但不可否认，许多诗作本身生涩难以卒读，以至味同嚼蜡。真正的好诗决不应该让读者动用“解诗学”去欣赏，因为理性是诗的公敌！对作者、读者两方面都是如此。医生眼中标准的人体到了画家那里是不及格的模特。庖丁也永远欣赏不了斗牛，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堆“肯綮”、骨肉在奔跑。人们之所以接受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象征诗较之接受李金发更为情愿，就是因为他们的诗中多含了一些东方色彩。

    这种东方色彩在他们那里表现得还较为直露，而到了戴望舒这批诗人手里就已经很协调地与西方的表现手段相结合了。戴望舒的《雨巷》和卞之琳的《断章》都是无须分析的例子》再如戴望舒《我的记忆》，采用了句与句的排比和段与段的排比，明显透露出‘诗之六义”中赋的手法，通过烟卷儿、笔杆、粉盒、木莓、酒瓶、花片等景物的铺陈，造成麵舒缓摇动的韵律。以种种有形之物喻写无形的记忆，这种手法古诗中屡见不鲜，如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这些具体物件加上”其定语，就形成了与主体相关的渗透着情感的事物，从而并不是简单的意象，而是若干个意象与意境的混合物。，因此，这首诗虽然没用一个汉语专用的词汇和句式，但让人凭直觉就能断定，这不是外国诗的中译！

    在音乐性上，现代派诗歌除去内部的语感完整、气韵和谐，也比较注意字句本身的参差搭配和声韵。这方面卞之琳做得最好。戴望舒有时由于故意“造拗句”，破坏了本来是流畅的诗意。何其芳则有时露出凑韵的痕迹，如《慨叹》一首。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表现最为突出之点，在于字里行间所弥漫的那种中国式的美感情调，古典式的含蓄朦胧。有许多都可以探出出典。如戴望舒《印象》中：“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巳堕到古井的暗水里。”这几句诗不论译成何种文字，都不会失掉其东方气息，这里有“深谷幽铃”，有“烟雨归舟”，有“明珠暗堕”，这正是中国古诗的基因。戴望舒《旅思》中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这不就是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在狱咏蝉》）么？何其芳《夜景》中“石狮子流出眼泪……”令人想起李贺笔下“忆君清泪如铅水”的金铜仙人。何其芳的《休洗红》一诗几乎全部是由古诗意境暗缀而成的，这里可以想到李白的“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可以想到温庭筠的“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可以想到姜夔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

    卞之琳的诗更是几乎没有一首不浸润着古诗的意韵，而且运用得更为巧妙和娴熟，表现出一种能够把东、西方的诗歌表达方法在哲理的深层上统一起来的功力。如《古镇的梦》铺叙了古镇上算命的锣与打更的梆子的声音进行对比，最后一句“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透出一股“逝者如斯夫”的气氛。《断句》一诗短短四句确实很有哲理，但是如果读过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会觉得并不稀奇。卞之琳从选词炼字，到造句用典，处处离不开古诗的养料，而且化用得往往恰到好处。如传书的鱼雁这个用法早被古人用得烂熟，他写成“是游过黄海来的鱼？/是飞过西伯利亚的雁？”（《音尘》）“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古意他巧用为“是利刃，可是劈不开水涡”（《旧元夜遐思》）。就是运用西方的典故，意象组合的轨道也留有中国式的痕迹，“英雄们求的金羊毛，/终成了海伦的秀发”（《灯虫》），—语点破了天下多少英雄豪杰的汗马功勋，其实质不过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

    因此，现代派诗歌完成了初期象征派诗歌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使新诗这个“逆子”在海外饱经沧桑后“回头是岸”。当然，现代派诗歌在继承古典艺术方面还不够深层次、多角度，手法有时不免生硬。但无疑，东、西双向的美学追求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立体天桥之路，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东方色彩的。

 端木蕻良与东北文化

    端木蕻良的作品，从《鸶鹭湖的忧郁》到《曹雪序》，都充满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端木蕻良可以说是东北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大作家风范的人。东北作家群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和课题，但历来的研究主要偏于两方面，一是反日爱国，二是左翼革命。在大多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是与叶紫等人合写在一起的，因为“二萧”曾与叶紫合出过“奴隶丛书”。但东北作家群所提供的远不止这些，特别是端木蕻良的作品，为东北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范本。

    逄增玉讲过端木蕻良有一种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追求。他把阶级、抗争的主题放在文化中进行考察，从家族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写出了东北文化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才被认为具有“史诗品格”。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端木蕻良正是怀着一种解密者的心态来书写东北文化的。

    端木蕻良的小说把东北文化的真实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东北人把中国的其他地方称做“关里”、“关内”，把东北称做“关外”。东北对关内了解比较多，而关内对东北了解则相对较少，正像中国了解世界，而世界不大了解中国。一般关内人心中的东北文化印象是粗豪、雄阔、胡子气、大男人主义等等。其实这些还只是表面现象。从端木蕻良的作品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阴柔的一面，忧郁的一面，这同样是东北文化的重要内涵。东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科尔沁旗草原》一开头就写从山东到东北的大逃难。山东是代表传统文化的“根”，东北文化将这种根理想化、诗意化，加以顽强的夸张的表现。这在作品中就是主人公之一大山所表现出的一面。东北文化的另一面又有一种强烈的放逐感。著名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唱出了这种放逐感。这是由于沦陷，放逐感得到了加倍的激发。其实未曾沦陷时，东北文化就充满了异乡感。瞿秋白的《饿乡纪程》等写到东北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东北人不大看得起关内人，认为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道德上的优势，所谓“劣根性”比较少。但这种自以为是的优势并未得到公认，因此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朝与野，雅与俗，刚与柔，组成了复杂的交织状态。这也就是小说中丁宁的形象。丁宁与大山合起来构成了东北文化的一张心理图。东北人有时是大山，有时是丁宁；有时是张作霖，有时是张学良；有时是萧军，有时是端木蕻良。而东北文化的复杂也许正好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极好的标本。

    端木蕻良的小说一方面在解析东北文化，另一方面自身也表现着东北文化，所以端木蕻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应当是既属于东北作家群同时又超越东北作家群的，就像沈从文既属于京派又超越京派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既是所在地域文化的代表，又是它的反叛。沈从文所竭力赞扬的湘西人的勇敢、粗野、原始的生命力，恰恰是沈从文自己所缺乏的。那么，端木蕻良身上什么是东北文化的，什么是超越东北文化的，无疑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俳句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同属于亚洲三大文学传统中的东亚文学范畴，二者之间的交流影响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这种交流影响几乎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有所反映，而尤以诗歌最为明显。仅从俳句来看，探讨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对于研究两国文学上、心理学上乃至于哲学上的许多比较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本文仅从意境的角度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最为短小的一种体裁——只有五、七、五这样一共十七个音，略相当于中国的竹枝词（十四字）、归字谣（十六字）或者五言绝句之类的“袖珍诗体”。它产生于15世纪，至今仍广为流行。由于形式上的限制，所要表达的感情、意念就必须是极为精炼的。否则，小而无味，就绝没有流传于今的生命力。而维持这生命力的如蛋白质一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意境。

    意境历来是诗学的热门课题。中日诗家尤其乐于陶醉其中，甚至逞玄竞奇，走向极端，成为与西方表现理论体系望衡抗宇的一面巨纛。如中国早有所谓“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的妙论。日本的《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中讲：“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镜。”二者说的都是诗意在感官上的不可捉摸，只能凭直觉领受^中国的意境理论巨匠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俳句的鼻祖大师松尾芭蕉主张的是：“写松学松，写竹学竹”，“物我分为二，其情即不真诚”（《三册子·赤》）。二人崇尚的都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浑然统一的意境。小泉八云氏认为最好的短诗正如寺钟的一击，使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地波动。这与中国的“余音袅袅，绕梁三日”，“孔子闻韶杀，三月不知肉味”的欣赏追求又是一致的。可见，中日诗家在意境观方面，颇多吻合。理论现诸实践，就不能不体现在俳句和中国的古典诗歌上，当然，主要指的是抒情诗。

    意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触景生情，亦即先“境”而后“意”。

    曰本有“听得猿声悲，秋风又传弃儿啼，谁个最惨凄？”（松尾芭蕉）

    中国有“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人张继）。

    都是主要受到听觉刺激而勾起合于该“境”的凄凉之“意”。

    日本有“踩了亡妻梳子，感到闺房凉意”（与谢芜村）。

    中国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

    同是思念爱人，却又都感物而发。从中还隐约可以觉出比兴手法的潜在影响。

    日本有“蔷薇花开处处，恰似故乡路”（与谢芜村）。

    中国有“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宋人王禹偁）。

    视觉景物的相似，使思乡之情的寄托格外感人肺腑。

    这些以景唤情的相类手法，使自然本色之境，因为引出了诗人的心境，便如仙丹一粒，点铁成金，立刻焕发出生动的活力，造成使读者同感其景其情的意境。这类意境是中日诗歌独具风骨的基本手段，不胜枚举。

    另一类是移情入景，亦即先“意”而后“境”。

    松尾芭蕉有“让忧郁的我寂寞吧，子规鸟！”

    李白有“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二人都是心中充满抑郁之情，又不甘于寂寞，于是便寄意于物，使子规鸟成了精神世界的外化。

    日本大俳谐家小林一茶写过：“到我这里来玩呦！没有爹娘的麻雀。”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写过：“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

    把自己的善良博爱之心，移入与飞禽的关系之中，以“意”设境”。

    松尾芭蕉有一脍实俳坛的名句“春将归，鸟啼鱼落泪”。

    令人不禁想到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伤春感事的愁绪，自然妥帖地牵向身外之境，真挚、深切，典型的东方式意境。

    这些以情融景的相类手法，使作者内心的单纯意识可以用外在的物质加以形象地表达，使读者能够通过具体去把握抽象，进而达到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就是真正进人了“意境”。这类例子在比较欣赏时也是俯拾皆是的。

    上面所谈这两类意境也并非截然分立的，有时很难说明情与景孰先孰后。意境在俳句中和在中国古诗中一样，都以浑然天成为上乘，即达到王国维所说的“不隔\"。如果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对照的话，大致相当于康德的“无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或者克罗齐的“直觉的外射”。总之在欣赏俳句的纤巧优美的意境时，总让人联想到汉诗与之的关系。

    那么，日本俳句与中国古诗何以存在这么多意境上的共同点呢？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首要的一点。当然，没有必要去纠缠“文化账”，但必须承认，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特别是在其漫长的古代社会，向它的西邻吸取了几乎一切可以吸收的思想精华。而中国历来是个自尊自大的国家。在文化上，中国总是把自己摆在施予者的地位上，即使是在汉、唐那样兼收百族的时代，也是以己为主。虽然客观上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主观上仍对“蛮夷”的文明采取蔑视态度。中国的唐诗不仅对遣唐使和留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其理论精髓也深深渗入了日本文学的各个角落。整个日本的民族心理、文人心理都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日本作家诗人都以通晓汉文而自尊，就像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对待法国文化那样。如松尾芭蕉喜读《庄子》，崇尚李杜的飘逸，以杜甫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把自家草庵题为“泊船堂”。他写的“江户客居巳十霜，便指是故乡”，实际是套用贾岛《渡桑乾》中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却指并州是故乡”。与谢芜村自取的名字“芜村”就来自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田园将芜”。他会写汉诗，作家上田秋成称他为用假名写汉诗的诗人。在这样的文化施受关系中，中国那种“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意境学说有机地融入了日本俳人的创作心理。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认为日本的美学源流主要发轫于欧美，这是“欧洲中心论”的不良表现。仅从俳句的生命精华——意境这一点来看，中国文艺思想的巨大影响就是不容否认的。

    其次，俳句产生发展的背景与中国意境理论发展的背景有相似之处。意境说是中国文艺批评理论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中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影响较深，如司空图和严羽这两位标榜意境的大文论家，就都鼓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玄妙、顿悟之说。意境说当然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过于崇尚自然，也有消极避世迷恋于捕捉刹那间感官意象的糟粕。这一背景的具体过程，学过文学史的都能了解，故不多述。俳句产生时已是幕府时代，封建等级森严，文人的地位如当时的中国一样，十分低下，他们四处漂泊，又多宦途失意，因而出现逃避现实、傲嘯山林的现象。反映在创作上就是物我如一的倾向，超然出世的心理。佛老思想最容易在这种时候控制文人，所以深受偏爱，犹如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一样。于是，中国古诗的意境便能够披着俳句的外衣在日本文坛登场了。

    除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外，还与中日读者的审美心理、习俗风尚等有一定的关系，那已经远远超出了俳句研究的范围，故不在此专述。

    俳句与汉诗比较的可能性早为实际研究所证明，但这种研究尚很不系统。近现代以来，中日文学的施受关系有了改变，深入分析俳句与汉诗的意境类同，对于探究两国文学心理的变化、交流定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宋词中的蒙太奇

    有宋一代，诗词俱盛，而尤以词拔峰突起，蔚成大观。繁荣之势可与唐诗相媲，故有“宋词”之称。词之异于诗者，绝非仅仅是句之长短与齐整、吟之有乐与无乐，也不只是风格上的所谓“诗庄词媚”，而是从总体的创作方法到具体的表现手段上都相互径庭。特别是在宋朝，品一首诗与赏一首词，简直就有如同我们看一组幻灯与看一部电影这样的感觉上的差别，当然，这种比喻不能绝对化。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诗与词的根本差异，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词在表现手段上，特别讲究意象的外在关联与衔接，给人以画面的通体运动感。借用一个电影术语“蒙太奇”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再方便不过了。

    “蒙太奇”一语，译自俄文“montax”，原为法文一个建筑术语，意谓结构、组合的方法。当然，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蒙太奇”的外延早已覆盖了一切“镜头调度”和“声音构成”的技巧，成为表达特殊思想内容的艺术武器。本文只想从一些比较基本的蒙太奇技巧出发，对宋词进行一番管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且看他所举之例：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

    可惜古人不知电影为何物。他们一边浅吟低哦，一边闭目设想着词中境界。可是，置身于电影时代的读者，看了这些词句，大脑里马上会自导自演出一小段影片来。这与古人的欣赏过程在本质上实际是相同的。词家如果不是运用了各种“蒙太奇”技巧，就不会造出这些所谓“境界”。如“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就是主、客体同时运动，包括视距转换、渐隐、渐现及特写等多种技巧的蒙太奇手法。此句的作者张先的另外两个名句“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也都是用了类似的手法，才成就了“三影郎中”的美名。

    这种镜头的自然移动——摇，是宋词中最常见的描写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是能够在镜头所扫描的空间内，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例如柳永《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呈现在画面上的首先是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落魄文人迷惘惊疑的形象，背景是一片夜色，然后镜头缓缓摇动，一步步现出了他近旁的杨柳、树下的河岸、飘动的细枝柔条（晓风），最后是一弯残月。于是，一种十分凄凉孤寂的氛围便整体地呈现出来，使人顿生同情。

    除了“摇”之外，视距与景深的灵活使用，也是词家们的拿手好戏。视距的选择，关系到读者视象的浓淡去留，因此，为了准确地传情，就必须谨慎地调对焦距和光圈。在宋词里，远景、中景、近景和特写的恰当处理，俯拾皆是。如远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秦观），“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李清照）。中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欧阳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11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岳飞）。近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李清照），“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人时无”（欧阳修）。特写：“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史达祖），“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

    但是各种视距的综合使用往往更为突出。试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上阕：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广阔无边的一个高俯角的远景，水天相接，远山遥遥。然后镜头渐拉，一个中景的烘托，哀鸿声里，夕阳映照着高亭。忽然转成近景，杀敌心切的游子把宝剑看了又看，拍遍了所倚的栏杆。最后停留在一个无可奈何、悲愤万分的面部特写上。如果我们要拍摄一部关于辛弃疾的电影，这是最好不过的序幕了。推拉摇转的恰当使用，有点有面，有背景，有细节，使宋词，尤其是慢词，焕发出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镜头的各种移动不过是蒙太奇的一部分。画面的对比与叠印则是更为“现代化”的技巧。通过不同画面的对比、譬喻、暗示，往往能创造性地揭示出形象间的有机联系，简练地表达出深刻的内容。例如影片《少林寺》中用虎子在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植物的环境中练功的几组镜头，表示他常年如一日地苦练。《平鹰坟》中鹰脸与地主的脸交相化叠，象征性地揭示了地主的凶残。在宋词里，这种手法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破阵子》）。壮心不已的老英雄灯下望着心爱的宝剑，画面渐渐淡化，叠印出一组组军营生活的壮景，格外动人心弦。陆游在诗里也有同样题材的描写：“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但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两个画面，不能在一个前景中展现更多的后景。可见，词在形象塑造上确有优于诗的地方。贺铸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似乎与陆游的诗一样，但实际上这里仍是叠印，词人的眼前仿佛就坐着补衣的贤妻。这又说明，词与诗之别，不在表面形式，而在表达手法。

    不同视象的对比，是诗也能够做到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令人回味无穷。但诗中主要是讲究“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而词则讲究除“三数语说尽”题意之外，“自余悉以发抒怀抱……长言之不足，至乃零乱拉杂，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祈其知”（《蕙风词话》卷一之三十三）。因此，词中的对比往往用得更加出神入化，如贺铸的那首《青玉案》中末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串镜头缕缕团团，点点滴滴，真令读者亦生闲愁。昆明大观楼长联的末句“……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与“……半江渔火，一枕清霜”用的是同一笔法。张孝祥的“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则是两个历史镜头的闪现，与主画面相映生辉。欧阳修的“花露重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则用一连串序列讲究的短镜头渲染出了少妇无可排遣之情。

    蒙太奇的另一重要成分是“声音构成”技巧，这在宋词里同样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挥。人的听觉感觉习惯与视觉感受习惯有很大差别。视象可以快速地变动、转换，而音响却不能。人受听觉的“欺骗”比视觉容易得多，因此利用音响效果可以大做文章。一般常见的有画外音、主观音及其混合运用，此不具述。

    当然，宋词的全部成就决不仅在于蒙太奇。本文不过是借用这个术语探讨“下宋词的电影化表现手段，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也许会更好。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充分利用汉语的这种适于电影化的特点，能够使文学作品变得更富有形象性，这不论对今天的研究还是创作，都具有值得珍视的美学意义。

 第五辑 金山观潮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金庸万古流。

 金庸小说万古传

    金庸小说，热。

    20世纪50年代一出世，就热。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热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东南亚人民风雷激。

    20世纪80年代，又随改革开放的春风，热遍九州十八省，其畅销和传播的速度，真可谓是“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20世纪90年代，不但热浪未减，而且在华人世界中愈来愈牢固地树立了其当代文学经典的形象。直到世纪末的19$年，先是全国十几家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尽管这部片子改编得如同其他港台片一样粗俗低劣，但依靠原著的精彩故事，仍然获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随后金庸本人又被浙江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从时间上看，金庸小说已经热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且势头不衰，下一世纪仍是妇孺皆知的优秀经典无疑。从空间上看，有华人之处，便有金庸小说，其跨越地域之广，不但超过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甚至超过了大英帝国的心肝宝贝莎士比亚和无产阶级的圣经《国际歌》。从读者的层次来看，有邓小平、江泽民、蒋经国这样的政治家，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王选这样的科学家，有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和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严家炎这样的学术权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刘再复、钱理群、陈墨等批评家，有刚刚能阅读长篇小说的小学生，有看门的老头，开电梯的小姐，公司的“白领”，黑社会的兄弟……工农兵学商，党政民青妇，没有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没有金庸的读者。金庸小说不是畅销于一时一地，而是长销于各时各地。金庸小说的印数是以“亿”作为计量单位的。从文化商品的角度看，不但金庸本人成为稿酬最丰厚的华人作家，无数金庸小说的出版者、盗版者、改编者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可以说，金庸小说已成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这个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用严家炎先生的话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广受喜爱，长盛不衰？我们可以从它作为“武侠小说”这一基本类型的特征出发，进行由浅入深的解析。

    “武侠小说”从字面上看，包含“武”、“侠”、“小说”几个要素。金庸小说在这几个要素上，都达到了一流乃至超一流的境界。

    首先说“武”。武侠小说的核心虽并不在“武”，但它不可缺“武”。武功描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小说的欣赏效果。在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武功的描写比较简略，多为粗线条的写意式。《水浒传》中具体写出了人物的兵刃和一些招数，但武松练的是什g功，林冲使的是哪路枪，李逵的内力有多大，鲁智深为什么能倒拔垂杨柳，都没有说明。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们对于短兵相接的厮杀，司空见惯，作者和读者都不去深究武功的内部世界。而且那时的“武功”一词，也不是指“武打的功夫”，而是指在军事方面的业绩。可是到了热兵器战争时代，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突然得到了高度重视，“武功”一词开始包括各种近身搏斗的技能，对它的描写日趋细致和系统。从20世纪20年代的武侠小说“前五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文公直——开始，武功分为内功和外功，武术与气功、杂技、人体特异功能日益结合，显露出脱离现实武术，自成一套“纸上武学”的倾向。从时代思潮上看，这是受五四科学精神和“整理国故”文化气氛的影响。到了40年代的武侠小说“后五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这套“纸上武学”已然颇具规模，他们发明了各种内功外功，拳法掌法，兵刃暗器，毒药轻功。在这个基础上，50年代之后的新派武侠小说青出于蓝，把“纸上武功”园林建设得益发五光十色。其中金庸笔下的武功，既精彩奇异，又追求客观可信，合乎武术原理和人体生理极限的要求。金庸的武功描写，写得奇，写得美，写得绝。每一段武功描写，都力求合乎情节需要，合乎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调料，也不是小说唯一的精华，而是与小说的情节一起，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在阅读效果上，金庸的武功做到了充分的视觉化，影视化，舞蹈化。在美学境界上，金庸的武功达到了“进乎技矣”，直趋于道的地步。他的武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人生多种实践活动的绝好象征。

    其次说“侠”。梁羽生认为：“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武侠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什么是侠？学者们有千百种定义，梁羽生认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我们说得简单一点，侠就是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行为。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舍生取义，这都是侠的精神。在中国，就是雷锋精神。在西方，就是基督精神。侠的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金庸的小说就卓越地展示出了这些丰富的侠义层次。在金庸的小说中，有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黄药师这样的魏晋名士风度的“邪侠”，有洪七公这样的疾恶如仇、刚健豪迈的正侠，有石破天这样的无名无我、蕴涵着佛家机理的最本色的侠，有萧峰这样的经历了人生种种惨痛屈辱绝望，但仍然直面现实热爱生活，最终为民族和平慷慨捐躯的包含了最丰富的文化含义的“超侠”，有岳不群这样的道貌岸然、阴险毒辣的“伪侠”，还有韦小宝这样的贪生怕死、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金庸几乎写尽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变体，各种可能性，实际也就是写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幻性，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或是周围的他人。金庸并没有停留于侠的各个侧面的展示，在看透了人生百态之后，金庸小说仍然给人以昂扬向上的鼓舞和激励，给人以正义的尊严感。这种“看透之后仍然战斗”的精神与孔子和鲁迅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再次，作为“小说”，金庸的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品位。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决不自我雷同，每部都别开生面。在结构上，有《越女剑》之精巧玲瑰，有《天龙八部》之宏伟绝伦。《越女剑》短短两万字，包含了历史、言情、政治、剑仙，包含了国家与个人、复仇与屈辱、真情与美貌等多重主题。《天龙八部》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规模，写到了大宋、大辽、西夏、女真、大理、吐蕃，还有慕容父子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一共七个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对立，可以说是一部“七国演义”。小说不但写出了民族隔膜民族仇视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还写出了一个“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充满存在主义意义的荒谬的现世图景。它的主题可以说是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和中国的“罪与罚”。

    在人物描写上，金庸娴熟地运用人类已有的文学技巧，写出了形形色色的性格、心理、人性。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画廊。读者随口就能够数出几十个栩栩如生的金庸人物，在这方面，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人可与比肩。他的许多人物，已经成为某类品性的代名词，如韦小宝、岳不群、小龙女、梅超风……在情节上，金庸的小说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又张弛有致，风光旖旎。金庸可称是“悬念大师”，他把侦探小说讲究布局，重视信息控制的特长发挥到出神人化的境地。他的悬念经常不是一个，而是一团，-小说的发展如万花筒一般变幻莫测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往往拍案叫绝。读金庸的小说，一方面恨不能一口气读完，另一方面又恐怕读完，希望书无限地厚下去，这充分表明了金庸小说巨大的艺术魅力。在语言上，金庸达到了“语到极致是平常m的佛家境地，既朴素，又典雅；既标准，又有个性；既可以朗读，又可以默诵。金庸的文字，是完全应该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的。

    除了“武”、“侠”、“小说”几个要素外，金庸在写情——包括男女之情、结义之情、手足之情、亲子之情、师门之情——的方面，也是绝对一流的。他写情的力度、深度、广度，可以说胜过了专门的言情小说，许多读者甚至认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说的最精髓。此外，金庸写历史，写政治，写景物，写风俗，均出手不凡，着笔成春。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金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十年磨一剑”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得益于他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现代精神，得益于他能够博采世界上各种文学的精华。诸种优势条件具备于一人之身，无疑是一种“机缘”，这样的“机缘”往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金庸小说当然也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瑕疵之点，有平庸之处，但我们应该摆脱只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习，根据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预言，金庸的小说，必将长存在人类的文学史上。

 金庸小说情海拾贝

    “金庸小说，不仅是一流的武侠小说，也是一流的爱情小说。金庸写爱情之深，之广，之奇，均可与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轩轾。本人撮取金庸小说中若干与情有关之语，谬加评析，期与广大金迷同赏也。”这是拙著《47楼207》里《金庸情语赏析》的开场白，可惜那时只写了六则，如今在下情渴如狂，奋勇扩写了八倍，拿稳了菜篮子吧，您哪！

    什么叫真好

    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讨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

    一一《射雕英雄传》第8回

    这是黄蓉对郭靖的肺腑之言。

    黄蓉是金庸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一。她聪明美丽，武功高强，父亲黄药师是一代武学宗匠。黄蓉既博学又机巧，心细如丝，爱慕她的男子不知会有多少。然而什么样的男子才能配得上她，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她的芳心呢？是郭靖。

    黄蓉与郭靖初识时，郭靖一没有高强武功，没有英俊外表，三没有文采风流，四没有百万家财。他有的，是一腔侠肝义胆，一身豪迈气概，一颗淳朴真心。当他初见黄蓉时，黄蓉离家出走，打扮成一个少年乞丐^郭靖慷慨相助，二人话缘投机，情若知己。豪情之下，郭靖将自己的汗血宝马相赠。险恶江湖，真心难觅，黄蓉知道自己遇到一个天大的好人，~个像蒙古草原般心胸广阔，可以让自己的智慧之马任意驰骋的最w依托、最可信赖之人。这个人，在她做小叫化之时都能待她那般友爱，今生今世，还有什么不能一并交与呢？

    贫贱，往往是情感的试金石。俗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知。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乃是世之常情，所以，华丽的衣衫，阔：绰的气度，引来的未必是真朋友6而当你受苦受难、沦落底层的时候，有一双温暖的手向你伸来，请握住它。

    事实证明，黄蓉没有错。

    爱情的深度

    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射雕英雄传》第8回

    黄蓉与郭靖，两情相悦，心灵互通。郭靖。不让黄蓉去-同冒险，黄蓉便低声说了这番话。

    真正的爱情，情到极深之处，便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怜我爱，惺惺相惜，俱出于一种绝无功利目的之本心。爱是一种奉献，是把个体毫无保留地投人到由两个人组成的大“我”之中。一个人的危难，便也是两个人的危难，是整个爱情的危难。所以，真心相爱的人，不能忍受一人独活于世。《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夫人，便在丈夫丧生后自刎而死。《白马啸西风》中的上官虹，也在丈夫白马李三被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并不是封建伦理中的所谓“殉节”，而是可歌可泣的“殉情”。

    黄蓉的这句话，表明了她与郭靖之间爱情的深度。此后的一生，她果然与郭靖艰危与共，甘苦并尝，直到最后在义守襄阳时双双殉国。

    也许古人今人的爱情观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并不提倡相爱的人一定要同生同死，但是对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爱侣，我们理当表示由衷的敬意。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当我们遇上危难之际，可曾有人、可能有人，说出黄蓉这般的话么？

    怪不得辛弃疾深沉地唱道：“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媪英雄泪！”

    恶人的爱情

    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

    ——《射雕英雄传》第10回

    这是“黑风双煞”夫妇中丈夫陈玄风对妻子梅超风说的一句普普通通却含义很丰富的话。

    《射雕英雄传》中不仅有郭靖与黄蓉那种“正格”的爱情，单说梅超风的一生，也足以令人出神叹息。

    梅超风与陈玄风同在桃花岛主黄药师门下学武。二人因相爱而偷偷结了夫妻。由于黄药师性情古怪而喜怒无常，二人害怕责罚而离岛逃走，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爱的旅途。

    他们盗了半部“九阴真经”，久练不成，再返桃花岛，发现自己连师父一成的本事也没学到。梅超风说：“你懊悔了吗？若是跟着师父，总有一天能学到他的本事/陈玄风便说：“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黑风双煞”夫妇在江湖上滥杀了一些无辜，做了一些坏事。但是在爱情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精神还是十分可敬的。为了保全爱情，他们宁可丧失学到最高武功的最好条件，顽强地自修自练。虽然误入歧途，但他们无怨无悔，还是练出了威震江湖的“九阴白骨爪”和“摧心掌”。他们口头上互称“贼汉子”、14贼婆娘”，内心里却非常互相敬爱。陈玄风始终不让梅超风看那部“九阴真经”为的是怕她练坏身体。

    陈玄风被杀之后，梅超风本欲自杀相随，但为了复仇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她把刺在丈夫胸口的经文剥下来硝制好，日夜贴身带着，这样就如同日夜与心爱的丈夫在一起。她眼睛巳经瞎了，性情也越来越阴冷，世人都把她看做恶人、坏人。但她刚强地活着，骄傲地活着。因为她心中永远记着那个春天的晚上，桃花正开得红艳艳的，在桃树底下，那个粗眉大眼的二师兄，忽然紧紧抱住了她……她从不懊悔。

    恶人的爱情，也许比善人的爱情更加凄婉动人。

    知道与说

    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

    ——《射雕英雄传》第11回

    郭靖大概属于最不善言辞之辈。

    可不善言辞之人，他所说的言辞，却往往直达事物的本质，一语破的，佛家所谓“见性明心”是也。

    原因在于，郭靖这种“不善言辞”之人，不是用言辞在说，而是用心在说。言为心之声，言辞本是用来表达心意的，可是我们这些太善言辞的人，也许正是迷入歧途，。在言辞的花园曲径中离本心越来越远了。

    所以，善言辞者未必能获得爱情，甚至未必懂得爱情。有多少花言巧语>甜言蜜语，都在冷面红颜之前败下阵来。而郭靖，却对黄蓉这个智商远远超过他的姑娘充满着这样的自信》师父问他与黄蓉之间是否说过“非卿不娶，非君不嫁”一类的话，郭靖却说：“用不着说。”

    “用不着说”！这是何等的境界。

    伟大的爱情，就应当是超越语言的。海德格尔说什么“语言是世界的家屋”，被一些无知青年奉若金科玉律。看来海德格尔既不懂得语言，更不懂得世界。用语言建构的世界永远是符号的世界，在符号的世界里5‘沉醉不知归路”的人，是体会不到爱情的真味的。

    真正懂得爱的人，不必有什么山盟海誓，不必念上几千遍那句“三字经”。心灵如果不能相通，那么每说一个“爱”字，不都是增加一分虚伪和欺骗的罪孽么？

    郭靖知道“用不着说”，而且知道“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他怎么会知道黄蓉的“心里”呢？黄蓉对他说过么？

    “知道”本来便不依赖于“说”。“说”得太多了，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老顽童的爱情观

    天下什么事都干得，头上天天给人淋几罐臭尿也不打紧，就是媳妇儿要不得。

    一一《射離英雄传》第19回

    这是老顽童周伯通的“爱情观”。

    老顽童生性豁达开朗，一生顽皮胡闹，只在一件事上大感头疼，那便是因年轻时曾有过一次风流情史，使他大大地吃了一回苦头，造成了终生的心理“挫折”感。从那以后，他便将男女情事视若蛇蝎一般可怕，不但自己从此绝念，而且还劝他的结义兄弟郭靖千万不可娶媳妇儿，要郭靖趁着尚未拜堂成亲，“赶快溜之大吉”。

    老顽童周伯通的言语滑稽古怪，经常不伦不类，但却并不是简单无用的荒唐之言。他外表天真烂漫得像小孩子一样，其实心中对世事人情还是明澈深知的。他对爱情的回避与否定，实际是一种忏悔和赎罪，是一种“名士”式的特殊表达方式。在他心中，并非真的泯灭了爱的感情。只是他能够“移情”，把悔恨的痛苦转化成其他方面的进取，从而获得了解脱。所以，他虽然不是真的道士，却比全真七子更洒脱淡泊。无贪欲，无机心，使他反而练成了精妙绝伦的旷世神功——七十二路空明拳和左右互搏之术，成为王重阳之后第二个凌驾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上的天下第一高手。然而，他又没有心思去夺那个天下第一的称号。

    也许，这真的是得益于他远离女子的“爱情观”吧。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周伯通的那场风流孽债是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爱情”的，所以他逃离了当年的“情人”后，并未受到巨大无边的情感折磨。倘若他当真在爱情的碱水里泡过的话，恐怕也就练不成那么绝顶的神功了。

    有爱情，有媳妇儿，当真就不能练出登峰造极的功夫吗？

    倘若真的是二者只能占一头，那么选择哪一头呢？

    不怕情敌

    她一来年幼，二来生性豁达，三来深信郭靖决无异志，是以胸中竟无忌妒之心，反觉有人喜爱郭靖，甚是乐意。

    ——《射雕英雄传》第24回

    这写的是黄蓉发觉程瑶迦偷偷爱上郭靖之后，所萌生的心理活动。

    自己心爱的人，也被别的同性爱上了，怎么办？这是爱情中一个常见问题。

    倘若自己心爱之人，只有自己一个人爱他，别人都不爱，那倒是保险得很，不用担心有竞争者来把他抢走。不过，别人都不爱的人，恐怕是有些问题的。如果是别人都没有发现他的宝贵可爱之处，只有你一个人慧眼识英雄，那还罢了；但你如果没有这个把握，则还是反省一下的好，人人所弃的，为什么偏偏是你之所取呢？

    倘若自己心爱之人，也是人人所爱之人，那恐怕也有问题。一是竞争者太多，自己得手并占有下去的风险系数较大：二是人人所爱之人，其可爱之处大怀疑。真正可爱的宝贵优点，不会是被大多数凡夫俗子普遍认识到的。人人都爱的人，很可能极快地就变成人人不爱。

    真正可爱之人，必是有人爱他，有人不爱他。爱他的人中，出发点和侧重面也各不相同。这样的人才有爱的价值。有人爱自己的心上人，这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吾道不孤”，当然应该高兴。高兴的同时要想到竞争，要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心爱之人的爱，这样便战胜了妒忌。

    黄蓉正是这般的心态，她坚信她的靖哥哥是任何聪明美貌的姑娘也夺不去的，所以，任她们来爱吧，“我乐意”！

    黄蓉与郭靖的爱情，是爱情的正格。

    近人情更怯

    她千里迢迢的来寻郭靖，这时却又盼郭靖不在家中。

    ——《射雕英雄传》第24回

    这说的是宝应县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程瑶迦。当日她被郭靖所救，见郭靖年纪轻轻，不但本领过人，而且为人厚道。她一个大家闺秀，从来不出闺门，情窦初开之际，一见青年男子，竟然就此钟情，于是独身远行，来寻郭靖。

    可是寻郭靖干什么？她却一无打算。她对郭靖其实并无了解，只是在一种模糊的意识驱使下去接近一个心中的影子。一旦产生那个影子的实体真的出现在眼前，她便会不知所措，面红耳赤的。所以，她又盼郭靖不在家中。她只是在这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中寻得一种惊险的刺激，并无任何实际的欲求。

    金庸把这样一个女子的微妙心理，刻画得真是分毫不爽！

    不仅爱情如此，人生其他方面也多有此情此境。人在寻求一个目标时，不辞辛苦，孜孜不倦，但当目标临近时，却反而萌生出一种不愿目标实现的心理。也许相对于“寻求”，目标的意义已经不太重要了吧？这也就是“近乡情更怯”的道理。

    初恋的学校

    她先前对郭靖朝思暮想，自觉一往情深，殊不知只是少女怀春，心意无托，于是聊自遣怀，实非真正情爱，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射雕英雄传》第24回

    程瑶迦只是《射雕英雄传》中一个极次要的陪衬人物。而金庸连这个次要人物的每一丝心理活动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滴水不漏，真有“大海不捐细流”的风范。

    少年男女，怀春之际，往往会一厢情愿地爱上某一个“偶像”，而且一往情深。但年深月久之后，才会发现，那并不是自己的真正所爱，而不过是自己一腔爱意的寄存处而已。

    所以有人说，初恋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但不成功的初恋对人是很有益处的。不成功的初恋是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它既能使人保持爱情观念的纯洁、高尚，又能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到真正属于自己、又适合于自己的那一份爱。

    当然，如果事先知道了这一点，而有意去尝试、去制造“不成功的初恋”，那恐怕是无益而有害了。所以，有些话只能讲给过来人听，有些话确实要声明“儿童不宜”的。

    程瑶迦小姐是个胸怀爽朗之人，很快渡过了这不成功的初恋关。她见到太湖庄主陆冠英后，但觉他风流俊雅，处处胜于郭靖，又想起郭靖与黄蓉的亲密神态，于是不知不觉之间，一颗芳心早已转到陆冠英身上了。再接下去，就遇到反封建大师黄老邪，被黄老邪看出她与陆冠英你有情我有意，于是当场主持二人成婚。而这过程中间，郭靖一直在隔壁秘洞中疗伤。倘若程小姐得知，不知做何感想。

    一个人最终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实在是风云莫测。

    爱情不等于嫁娶

    只要你心中永远待我好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

    ——《射雕英雄传》第25回

    黄蓉是天下少有的真正懂得爱情意义的好姑娘。

    当她得知郭靖——自己终身相许的心上人，竟然已经有了未婚妻，而且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女儿，是成吉思汗亲口定的亲，她的泪水涌入眼眶——再豁达的人也要伤心啊，可怜的姑娘。

    然而人生就是处处充满了不如意。

    对人生的不如意，从小失去母亲的黄蓉是很有体会的。尽管她是黄药师的女儿，也知道自己不能事事如意，她能够区分理想与现实。

    所以，她也能够区分爱情与婚姻。

    懂得爱情，首先就意味着不要把爱情与其他东西混为一谈，与友谊、与婚姻、与性……当然，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十全十美，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不能统一，也算不得什么缺陷，不必强求，因为它们本就是不同的事物。

    真正的爱情，应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之物。爱情是自然产生，自然存在的。爱情不是婚姻的前奏，不是为了婚姻。不是真正的爱情，结了婚也是同床异梦，结果只是证明过日子是过日子，爱情还是爱情。

    结婚是容易的。但要一个人心中永远待你好，不论他独身一辈子还是离婚十八次，那就不容易了。

    黄蓉小小年纪，也没什么“学历”，就明白了这番道理，真是个好姑娘。

    郭靖后来娶的，还是黄蓉。

    纯洁的爱

    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他心中只有我一个，那我心中只有他一个。

    ——《射雕英雄传》第26回

    郭靖不肯背弃诺言，答应与蒙古公主华筝结亲，但对黄蓉表示：“就算把我身子烧成了飞灰，我心中仍是只有你。”黄蓉深深理解这“情”与“义”的矛盾，她勇敢地承担起这痛苦的现实，做了与郭靖对等的抉择。

    也有一些人，因为不能与心爱之人结合，便独守终身，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样的人当然是可敬的。

    不过，与黄蓉相比，他们没有将爱情与婚姻区分开来。婚姻是一种现实生活问题，是经济问题、法律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总之不是心灵问题。而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是任何东西限制不了、控制不住的，它不一定要依赖婚姻的地基才能树立。所以，黄蓉决定要“嫁”别人的时候，又说心中仍然只有郭靖一个。这样的姑娘是爱神家族的佼佼者。倘若一味争夺“婚姻权”，争名分，要“说法儿”，那岂不是背离了爱的真正内涵？

    金庸所描写的郭靖、黄蓉生活的时代，正是理学兴起的南宋。在那个时代不但有黄老邪这样充满魏晋名士风度的反封建大师，更有黄蓉这样“夫妇自夫妇，情爱自情爱”的女性，实在难得。黄蓉的思想即便到了21世纪，也仍然是领先的、进步的。

    赞美这样的爱情观，并不是提倡人们都去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而是在我们这个充满了“不纯洁婚姻”的时代，让我们想想，如何保持爱情的纯洁和纯洁的爱情。

    生死相依

    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射雕英雄传》第29回

    郭靖背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山路上听到一个樵夫在唱“山坡羊”曲子，每一段的末句分别是“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赢，都变作土！输，都变作土！”总的意思是世事沧桑，却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种看透的味道。黄蓉便借来改唱为“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在顽皮欢快间表达出对郭靖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

    恋爱中的人常常会想到生死问题、时间问题等。爱情与“终极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想到人终有一死，对人的爱情观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及时行乐，或者看破红尘。此时的黄蓉身受极重内伤，却由生死问题的思考，加强了对爱情的信念。

    “你背着我！”在轻松顽笑的口吻中形象地勾画出二人相依相恋的亲密情感。只要“你背着我”，永远这样下去，生与死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担忧？只要“你背着我”，生，是幸福的生；死，也是快活的死。只要“你背着我”，生命便战胜了永恒，走向天涯，走向无限。最后，生死巳经变得无所谓，死神也在这“你背着我”的欢歌中发抖。

    终于，这无比自信的爱情进行曲战胜了死神。黄蓉的伤治好了。她与郭靖在爱情的山路上又行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武功无足轻重

    我宁可一点武功也没有，只要你平平安安。

    ——《射雕英雄传》第31回

    郭靖憨头憨脑，笨嘴笨舌，一点也不像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可是听了这句话，便会明白，在他心中分量最重的，不是什么“降龙十八掌”，而是他的蓉儿。

    人要武功干什么？是为了保卫自己和自己的爱人、亲人平安。如果不以这个“平安”为目的，那任何武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郭靖之所以无愧于一代大侠，并不是只凭武功卓绝，而是他懂得武功的意义。在武功与爱情之间，他明白武功可以不要，爱情却至关重要。把这份对爱人的关怀推衍出去，自然就形成了他“爱国爱民”的侠义观。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就是说，让人民百姓平平安安，才是武侠的本分。

    与郭靖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武林高手为了习练高强武功，放弃爱情，放弃家庭，放弃社会责任，直到放弃道德，放弃人性，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欧阳锋等。这些人可以叫做武林高手，却称不上一个“侠”字。

    真正的侠，可以放弃武功s但不能放弃爱，对情人之爱，对亲人之爱，对人民之爱。

    战胜日后

    咱们此刻在一起多些稀奇古怪的经历，日后分开了，便多有点事情回想，岂不是好？

    ——《射雕英雄传》第32回

    爱情，经常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甚至面临着生离死别。

    郭靖既已答允与华筝日后成婚，那就意味着与黄蓉终有一别。

    所以，黄蓉想到这些，便竭力与郭靖一起涉江湖，履风险，反正也不能太太平平厮守一辈子。黄蓉已经想到了“日后”。

    郭靖也意识到，莫瞧黄蓉整日价似乎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其实心中却不快活。

    也许《飞狐外传》中的一句偈语说得对：一切恩爱会，无常难持久。

    于是，相爱的人便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战胜这个“难持久”？

    黄蓉的选择是：提高爱情的质量。“多一些稀奇古怪的经历”，爱情的浓度便加深些，爱情的色彩便斑斓些。

    既然梦总是要醒的，何不把梦做得更美更奇更险？

    既然人总是要死的，何不把生命创造得更光彩更飞扬？

    这里面蕴含着深深的哲理。

    然而另一面，也让人体会到人生无常给人带来的伤痛惨酷?想到此刻的种种“稀奇古怪”，转眼都将成为回忆，能不令人黯然神伤？

    不过，“此刻”有时的确能够战胜那“日后”a稀奇古怪的经历”越多，爱情的牢固系数就越大，日后也就不那么容易分开了。

    曾经面临分开，经过英勇不屈的奋斗，最终没有分开的爱情，是最幸福的爱情。

    郭靖、黄蓉，便是这样。

    爱情无敌

    就是普天下的人要一齐跟你为难，我也始终护着你。

    ——《射雕英雄传》第33回

    郭靖没读过多少书，粗朴憨直，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

    但这样一旦“爱”上了，就会义无反顾，之死靡它。

    当爱情遭受到巨大的压力，所有的人都来与你心爱之人为难，逼着你离开自己的爱侣，甚至要你亲手去伤害他，你怎么办？

    许多人都退让了。分手，离婚，“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毁掉一颗心，满足千万人。

    这些人可以理解，生存第一嘛，对凡人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郭靖不是这样。

    所以郭靖是英雄，是我们敬仰的大侠。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敢于向普天下的力量挑战？站在一个人身边，面对千夫所指，这是何等的担当，何等的豪勇！

    是爱情。爱情使人无畏，爱情使人无敌，爱情使人无我。

    郭靖就是一个达到了“无我”境界的大侠。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他受西毒欧阳锋的影响，忽然自言自语我？我是谁？”黄蓉怕他着魔，忙把话岔开，让他“快别想自己，多想想人家的事罢”。

    是的。郭靖从没想到过“自我”的问题，他想的永远是对方，是别人，是天下人。所以他才无私无惧，天下无敌。

    草原公主

    你去找她罢，找十年，找二十年，只要我活着，我总是在这草原上等你。

    ——《射雕英雄传》第36回

    黄蓉被欧阳锋擒去，郭靖寻她大半年不见。他虽答允与华筝成亲，但仍坚持要先去找到黄蓉。华筝被他的诚挚所感动，便讲了这句充满草原儿女气概的豪言。

    华筝与郭靖青梅竹马。虽然郭靖待她只有兄妹之情，但她早已深深爱上了郭靖，更何况这门亲事是父王成吉思汗亲口定下，郭靖已经是万里草原人人尽知的“金刀驸马”。她把郭靖视为仅次于父王的天下英雄，一腔柔情尽数付与。而突然间横空冒出个黄蓉，虽还没夺走郭靖的人，却已经夺去了郭靖的心。作为一个高贵的公主，一个出色的草原姑娘，华筝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去强迫郭靖，她给予爱人以充分的心灵自由空间。爱情既已表达，爱情既已存在，何复他求？

    黄蓉说过，郭靖和华筝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而她自己“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燕儿罢啦”。不过，郭靖这只大雕，爱的偏偏是那燕儿。他与黄蓉，一个是骏马秋风塞北，一个是杏花春雨江南，大智若愚的淳朴与小巧精细的机敏，珠联璧合，天造地设。

    而华筝，也不愧是大漠上空的一只白雕。她把伤痛埋在心底，只要她心爱的郭靖能够幸福，她自己甘愿牺牲十年、二十年……她不是不曾努力把郭靖留在自己身边，并因此累得郭靖之母自刎。但郭靖这只大雕终究是要飞去的。后来，华筝冒死给郭靖传递了蒙古大军将南袭襄阳的军情，自己西赴绝域以依长兄，终身不履故土。这里面有多少对郭靖的爱，有多少自伤自怜的情！

    华筝，是坚强的，是可爱的。

    独乐不乐

    我若不能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会快活。

    ——《神雕侠侣》第6回

    什么是“快活”？

    快活就是活得痛快，活得快乐。

    离开了其他人，一个人能够单独“快乐”么？

    孟子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答道：“不若与人。”

    连齐宣王这个大笨蛋都知道与别人在一起比自己一个人要快乐。

    快乐，离不开他人。特别是，当你将一个人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那么，一旦失去了这个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大的人生价值，哪里还会有快乐呢？

    所以，当小龙女让杨过逃往外面的世界，自己决心死在古墓中时，杨过坚决表示若不跟小龙女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会快活。

    外面的世界，繁华，精彩。但是，不能与心爱之人一同欣赏，一同享受，那不是越看越伤心么？

    杨过是爱恋花花世界的。但他更爱待他情真意笃的小龙女。如果到了需要他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后来他想到小龙女已经不在人世时，毅然跃入了深谷，跃向了另一个世界。

    为谁而死

    天下就只你待我好，我怎么不肯为你死？

    ——《神雕侠侣》第7回

    有许多人，经过人生的磨炼，能够达到不怕死的境界。

    但不怕死是一回事，为什么而死则是另外一回事。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

    为了知己者，都可以去死，那么，为了爱己者呢？

    有时，知己者并不是爱己者，知己者用一番“知遇之恩”换取的正是那个“死”。如燕太子丹对于荆轲。

    杨过是金庸最为推崇的“侠士”之一，从小到大，受尽了欺辱、误解、冷落、压迫。只有小龙女，这个社会生活之外的少女，给了他真诚的温暖和深深的情爱，也就是给了他最高的人生评价，不为这样的人死，还为什么而死呢？

    严格地说，小龙女并不太“了解”杨过，所以他们的爱经历了许多波折。小龙女是从杨过的“爱己者”进而也成为“知己者”的，而杨过则是从小龙女的“知己者”发展到“爱己者\既爱且知，他们就都能为对方而死。

    能够有一个人值得为之而死，了不起。

    作恶只为求真心

    我们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气之事，乃是有一个真心的郎君。

    ——《神雕侠侣》第10回

    这是李莫愁的爱情观、妇女观、人生观。

    赤练仙子李莫愁，是江湖上恶名昭著的大魔头，说话从来姿态高傲，不作一句软语。但此刻面临被终生关闭在古墓中的危险关头，为了打动师妹小龙女的求生欲念，以便找出生路，不禁说出了这句肺腑之言。

    李莫愁并非天生的恶魔，她一生的恶行都源于情场失意。她视自己为天下最不幸之人。她的刚强、高傲，其实正是她脆弱、可怜的另一面表现。她在心底是深深叹息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的。她最需要的不是郎君，而是真心。有多少好色之徒对她稍露轻薄之意，就死在她的拂尘或毒针之下。她到处杀人作恶，目的就在于惩罚这个世界的没有真心。她多么需要一颗真心，多么需要一个有情郎啊。她对于师妹小龙女拥有杨过这么一位甘愿为之而死的有情郎艳羡不已。而她自己的芳心早已被那个叫陆展元的男人永远带走了。

    世上有多少天夺其福的女子，她们被男人哄骗、诱拐、玩弄、抛弃、背叛、转卖，她们只会说一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而李莫愁则是她们一腔愤怒的化身，代表她们向男人世界凶猛地复仇。

    当然，这复仇是必然要失败的。

    廝守要欢喜

    咱两个直到老了，头发都白了、牙齿跌落了，也仍是欢欢喜喜的厮守不离。

    ——《神雕侠侣》第14回

    对爱情最大的考验，是时间。

    青梅竹马很宝贵，一见钟情很浪漫。但，就像歌里唱的：“爱如潮水”。潮水就有高潮有低潮，有潮涨有潮落。当高潮过去，爱会不会变质？相爱的一对人儿彼此熟悉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时，会不会互相厌倦？这便成为爱情旅途上一个最严肃的话题。

    愿意与对方白头偕老，厮守终生，就意味着并不是只爱恋对方的青春美貌，而是爱对方完整的人生，爱对方“一切及其他”。这是蕴涵了极大责任感的爱。萨特说：选择就要承担。

    然而白头偕老之人又未必相亲相爱。许多夫妻不等人到中年，便情消爱散，剩下的只是“过日子”，家庭变成一个“维持会”，双方无爱无恨，凑凑合合走向人生的黄昏，外人恭喜其白头偕老，祝贺其所谓银婚金婚，然而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乏味，有多虚伪。

    所以，杨过对小龙女说的这句话，重点不在“厮守”，而在“欢欢喜喜”。

    苦就对了

    上口极甜，后来却苦了。这花叫做情花！

    ——《神雕侠侣》第17回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它的名字叫情花，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艳，娇姿动人，秀色可餐。杨过从公孙绿萼手中接过情花的花瓣吃了几瓣，“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正感心神俱畅，但嚼了几下，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觉不舍，要吞入肚内，又有点难以下咽”

    这不正是爱情的味道么？

    爱情都是从甜开始的。微甜、腻甜，如糖似蜜，引人一嚼再嚼，步步向前。然而，味不独存，一种味道的存在必以其他味道的伴随为前提。并且，味极必反，甜度最大的糖精，含在嘴里，很快便会品出苦味。爱情的甜蜜，也很快会褪去糖衣，露出其中的苦涩。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再继续爱下去呢？真是颇难取舍。

    爱情以甜开始，结局是甜是苦不得而知，但中间过程是一定要经过苦的。没有经过苦，说明爱情发育得很不成熟。没有相思之苦、等待之苦、追求之苦、抗争之苦，那爱情的含金量是必然要大打折扣的。

    所以，发觉苦时，不必惊慌，那恰恰说明你采到情花了。挺过去，便又是甜，更深一层的甜。

    绝情之情

    这谷叫做“绝情谷”，偏偏长着这许多情花。

    ——《神雕侠侣》第17回

    情花长在绝情谷，矛盾。

    爱情本身，便是矛盾。

    有情与无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从古人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多情反被无情恼”以及今人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等语句中，已可看出，有情柱往是离不开无情的。

    人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绝情？

    人本是情感动物，有情是自然的。若不是那情遇到了巨大挫折，焉能无情、绝情？

    正像绝情谷中开满情花一般，那些无情、绝情之人，心中大多蕴满着一段深深的情，而且就像情花，那情是经历了甜蜜和苦涩的。

    绝情谷主公孙止便是从有情，到无情，到滥情，最后自绝于情。

    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之花，在绝情谷中遇到了空前绝后的终极考验，条条大路都指向绝情。但他们战胜了绝情，爱之花开得更加娇艳。

    绝情，往往是爱情的临界点。

    重伤成佛

    情之为物，本是如此，入口甘鉗，回味苦涩，而且遍身是刺，你就算小心万分，也不免为其所伤。

    ——《神雕侠侣》第17回

    情能伤人，而且“不免”。

    这不仅仅是公孙止的一家之言，通篇《神雕侠侣》，有哪一对情侣不曾为情所伤？陆展元、何沅君、李莫愁、武三通、周伯通、刘贵妃、段智兴、郭芙、郭襄、武敦儒、武修文，直到延续到《倚天屠龙记》里的张君宝。《神雕侠侣》简直可以改名为《伤情世界》。

    金庸的所有爱情故事，无不夹杂着伤痕。情，是一副专门伤人的天罗地网，入者必伤，只是伤有轻重、痕分深浅而已。要想不受情伤，除非不沾情边，无情，绝情，浑不知情。

    但无情又自有无情的伤感，绝情又自有绝情的伤痛。于是，人人难逃一伤。

    金庸小说的世界，便是伤心人的世界。

    金庸的心灵世界，必有千千伤。

    但金庸没有自伤自怜，他把千千伤化作大悲悯、大艺术，成为“侠之大者”。

    受伤，是成功之母。

    爱情无保险

    情花的果实是吃不得的，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气难闻，中人欲呕。

    ——《神雕侠侣》第17回

    爱情是美丽的。

    可爱情的结果未必是美丽的，酸甜苦辣俱全。

    所以，急于采摘爱情的果实，往往不妙。

    一旦投入了爱情，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各样的结局。当然，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向最坏的方面打算。

    假如结果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甜蜜，这不怪爱情。

    爱情是蓝天白云下灿然打开的一把花伞，它降落到何处，一要看风，二要看地势，三要看跳伞者的趣味和技术。不论它最终落到何处，当它在空中飘荡飞逸之时，都是美丽的。

    也许，赏花就足以令人心旷神怡了，又何必非要吃果呢？在爱情的百草园中，还没有一位神农为我们尝出个食谱来，我们只有自己去冒险了。会不会有一天，保险公司增添一项“爱情保险”呢？

    超越生死

    二人爱到情浓之处，死生大事却也看得淡了。

    ——《神雕俠侣》第20回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除死无大事。

    在爱情至上的人心中，则是除爱无大事。

    相爱的人并非不爱性命，应该说，为了爱的存在和爱的延续，性命更成为重要之物。

    但是，如果爱情已达顶峰，此后不论活上千秋万岁，都不会再超过今日，那么，对于情侣来说，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为了这一满足，为了这一顶峰，他们甘愿用性命去交换、去抵押。正因为性命重要，这抵押才壮烈，这交换才高尚。所以，把死生大事“看得淡了”，正衬托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对于有志向、有追求、有性情的人来说，生命不应成为最宝贵的东西。为了那些比一己性命更重要、更高尚、更宝贵的事物，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有时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主义，有时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群，假如在一个没有这些需要奉献生命的对象的时空环境中，那么为了什么呢？

    爱情，庶几乎？

    一条臂膀的代价

    两个都欢喜，便是一个都不欢喜。

    ——《神雕侠侣》第23回

    武氏兄弟，武敦儒、武修文，同时爱上了郭靖和黄蓉的女儿郭芙，为此兄弟反目，拔剑相斗。气得父亲武三通老泪纵横。杨过心中不忍，便设计劝解。他口口声声说郭芙是自己未过门的妻子，以绝二武之念，使兄弟二人和好。但二武都以为郭芙对自己有意，杨过便讲了番道理说：“两位武家哥哥缠得她好紧，她无可推脱，只好说两个都欢喜。哈哈，世上哪有一个好女子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我那芙妹端庄贞淑，更加绝无此理。我跟你们实说了罢，两个都欢喜，便是一个都不欢喜。”

    这一番话是颇具爆破力的，从“爱情理论”上打动了武家兄弟。然而一个好女子到底会不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是很难下一个绝对的结论的。

    小说家徐汗说：“女人的爱专一而不长久，男人的爱长久而不专一。”看来他是赞同杨过的观点的。的确，在同一时期爱上两个异性，并不多见。这样的人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甲也舍不得，乙也蛮可爱。但一般这种状态不会很久地持续下去的。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总会选择其中那个“更可爱”的。否则，就是两个都不爱。

    爱情之爱与一般的爱物之爱不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兼爱鱼与熊掌。而爱情之爱则是一种生命力的贯注。这种贯注分到两处，便已经不是真爱了。

    问问郭芙自己，她也说不清楚。她也真以为自己在二武之间难于取舍。

    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风雨的后来，郭芙才明白，原来自己喜欢的并非武氏兄弟，而偏偏是那个最让她恼恨的被她削去一条臂膀的杨过！

    杨过的话说对了。

    杨过失去了一条臂膀。

    两人如一人

    我心中爱他，他心中爱我，两心相通，方能克敌制胜。

    ——《神雕侠侣》第25回

    杨过和小龙女练有一套“玉女素心剑法”，这套剑法必须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共同使用，双剑合璧，微妙无方，两人心灵合一，如同变成一个四腿四臂的武学高手，威不可挡。杨过和小龙女凭这套剑法，联手击败过许多武功高手。但若是两人心中所想各自不同，灵犀不能相通，剑法的威力便施展不出。

    金庸笔下的这套“玉女素心剑法”，颇具象征意义。古语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个相爱的人同心合力，所产生的智慧和力量绝不止是两人各自的简单代数和，而是像原子核撞击后产生核裂变那样，放射出巨大无比的威力。用系统论的理论来讲，爱，使两个子系统耦合为一个崭新的大系统，小我变成了大我，自然能够克敌制胜。

    两个人是这样，更大一点的人群组合也同此理，所以有“团结就是力量”之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当然，这个“团结”要发自本心，发自彼此本能的仁爱和亲情，而不是强行统一的乌合之众，才能真正“如一人”。

    可惜两心相通是并不容易的，所以“玉女素心剑法”大概早就失传了。

    爱情发生学

    其实这对少年男女早在他们自己知道之前，已在互相深深的爱恋了。

    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才知道，决不能没有了对方而再活着，对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过百倍千倍。

    每一对互相爱恋的男女都会这样想。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这样的两个男女碰在一起，互相爱上了，他们才会真正的爱惜对方，远胜于爱惜自己。

    ——《神雕侠侣》第26回

    金庸很少在小说中发表议论。

    只有在不得不发时，他才恰到好处地说上几句，如同画龙点睛。然而写到小龙女重伤之下蓦然见到杨过，二人在众多敌人环视之下缠绵互怜、旁若无人时，金庸写下了很少见的这么长的一段议论。

    金庸被杨过和小龙女深深地感动了，而且，他一定联想到许多人的爱情，联想到他自己的爱情。

    爱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吗？

    显然不是。

    当你发现自己在恋爱时，爱情已经是一棵茁壮的小树，你很难想起是哪一天播的种，哪一天发的芽了。

    对于“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一见”，便是爱情的开始。不过大多数爱情不是“一见”就产生的，尤其不会一见之下，就视对方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重要过百倍千倍。

    金庸强调“真正深情之人”，“至性至情之人”。我们相信金庸是这样的人，我们也相信世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未必能“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了，又未必能互相发现，互相发现了，又未必能“互相爱上”。

    爱情就是这样的珍贵。

    今天，有许多“爱情教科书”，教人们怎样表现温柔，获取芳心，教人们怎样表爱，怎样求爱，怎样终于做爱。但越是学习这些，恐怕离爱情就越远了。“为学日进，为道日损”。

    要知道你们的那份情感是不是爱情，可以自忖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爱惜对方，远胜于爱惜自己？

    或许，这拷问太严酷了。

    止痛剂

    她忽然一点也不感到自身的剧痛，因为心中给怜爱充满了，再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痛楚。

    ——《神雕俠侣》第26回

    现代医学证明，心理因素能够影响生理感觉以至生理活动。

    小龙女背心受掌，胸口中轮，在九大高手合击下被打得“五脏六腑都要翻腾出来”，痛彻骨髓，命在垂危。然而，当她发觉抱着自己的杨过失去了右臂，一只衣袖空空荡荡时，她忘了自己，她的全部灵魂都转移到杨过身上了。她轻轻说道：“可怜的过儿，断了很久吗？这时还不曾有过铭心刻骨之爱的朋友，你可不能轻视生命，你要好好活着，等待你的生命奏出它的最强音！

    照亮生命

    这两枝蜡烛便像是我和龙儿，一枝点到了尽头，另一枝跟着也就灭了。

    ——《神雕侠侣》第28回

    爱情能够照亮生命。

    当一个人把爱情视若生命甚至高于生命时，那么，爱情的长度便是生命的长度。

    爱情的火焰萌发在两个人的心里，两团火互相照耀，互相温暖，彼此都是对方的火源和助燃剂。它们同闪烁，同明灭，互相均在对方的镜像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当杨过看到两支蜡烛几乎同时灭掉时，在黑暗中想到了自己和小龙女也是这样。

    当恋爱中的一方不能继续生存时，从生理学上讲，另一方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是，那种纯粹的生物运动方式又有什么意义呢？爱的对象死了，爱情便丧失了附丽，就像火苗离开了燃烧物，薪既已尽，火终究要熄。

    杨过和小龙女深深懂得爱情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至性至情之人，所以他们的生命闪耀出巨大的光辉，千万年后，也必仍将为世人所激赏，所传颂。

    大爱普照

    你一关怀我，十多年的修炼前功尽弃，对人人都关怀起来。

    ——《神雕侠侣》第29回

    真正的爱情不是自私的。

    爱，使人摒弃一己私欲，冲破狭隘心胸，从自己的利益想到对方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

    小龙女天生心地善良，师父怕她日后吃苦，因此要她修习得无情无欲，什么事都不过问。但她并未由此而天良泯灭，一点点地遁人虚空，而只是天真质朴，不通世故而已。一旦燃起了对杨过的爱情之火，那份天生的善良反而发扬光大起来。她不仅同情、挂念“好人”，连那些欺辱她、伤害她的“恶人”也一并关怀，由一己之爱走向了博爱。

    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乃至自己不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这就叫菩萨心肠，这就叫佛心。爱情的炼狱，正是通往佛心的道路之一。

    情不一定美

    情之为物，有时固然极美，有时却也极丑。

    ——《神雕侠侣》第31回

    “情”字本身，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褒义词。

    与“爱”结合，它便美；与“欲”结合，它便不一定美，甚至可能很丑。

    情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它可以激使人去做许多平时做不了、不愿做的事，至于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则往往不在第一考虑之列。

    有的人，为爱情而奉献自身。

    有的人，为情欲而杀害对方。

    有的人，因爱情幸福而努力工作，造福人类。

    有的人，因情欲不遂而兽性大发，祸国殃民。

    当然，爱与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若统一之时，那是最美不过。二者相背之时，则不免常常不美。

    杨过和小龙女，由情生爱，由爱生侠，把自身的幸福和天下苍生的幸福相联，其情何等之美。

    而李莫愁那样的人，因自己失恋，便恨尽天下之人，要把人人都折磨得和自己一般悲苦，造下无数罪孽6尽管她也有可怜可叹的一面，但其情终究是不美的。

    情的美和丑，金庸都写出了极致。

    恨断河岳

    一个的骨灰撒在华山之巅，一个的骨灰倒入了东海、叫他二人永生永世不得聚首。

    ——《神雕俠侣》第32回

    这是“赤练仙子”李莫愁自述的处理陆展元和何沅君一对爱侣骨灰的方式。

    李莫愁终生都在痴恋着陆展元。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陆展元与何沅君相恋成婚了。这在李莫愁心头刻上了终生不去的伤痕，她由此恨尽世间之人，在江湖上作恶无数，成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大魔头。

    失恋，能够使人伤痛之余，产生某种程度的“恨”。这“恨”能恨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李莫愁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把陆、何二人的骨灰，一个撒在西岳，一个撒在东海，一个高入云，一个低入渊，可见她嫉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爱情却是不受空间限制的，莫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就是死后，千山万水，也阻不断两颗爱心的沟通李莫愁越是发泄，越是作恶，也就越只能增加自伤自怜的苦痛，不但得不到心上人的青睐，而且也丧尽了天下人对自己的同情。

    李莫愁最后身中情花之毒，纵身跃入火海，死在熊熊欲火的炼狱之中。这一形象，这一结局，其象征意味值得人们深深思索。

    仇侣同穴

    这一跃百余丈，一对生死冤家化成一团肉泥，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开。

    ——《神雕侠侣》第32回

    这说的是公孙止和裘千尺一对“仇侣”。

    有些相爱的人希望死后能够合葬，却往往不如愿。而生前仇恨得你死我活的人，却有时偏偏葬在了一起。金庸在此再一次提出了那句天问：情是何物？

    公孙止一身卓绝武功受自发妻裘千尺，但因裘千尺对他太“专制”而暗中爱上了婢女柔儿，由此情欲膨胀，一发而不可收。裘千尺发现丈夫的不忠后，逼迫公孙止亲手害死了柔儿，对丈夫采取“镇压”加“招安”的统治手段。公孙止压抑悲愤，寻机害得裘千尺全身残废。一对夫妻往来报复，怨毒越结越深，直到双双丧失人性。最后，裘千尺放火烧掉了公孙止的绝情庄，又将公孙止诱人陷阱。公孙止最后一搏，二人一同摔下百余丈深的山洞。此庄真不愧名为绝情庄，此谷也不愧名为绝情谷。

    公孙止和裘千尺正是两个绝情之人，他俩均不懂爱情的真正含义，他俩所共有的只是一种叫做占有欲的东西。裘千尺自以为传授了丈夫武功，便可以占有丈夫的一切，包括心灵和自由。公孙止后来对小龙女的垂涎，对李莫愁的兴趣，也均出自占有的妄想。为了这个占有，公孙止可以牺牲亲生女儿的性命，裘千尺可以毁灭亲生女儿的幸福，他们真是绝情绝义的一对绝人。

    也许二人的怨毒在阳世尚未发挥殆尽，所以到了阴间还要继续进行生死搏斗吧。这两个人摔死在一起倒是十分合适呢。

    谁规定非要相爱的人死在一起呢？

    林彪曾给妻子叶群手书一条幅：生不同衾死同穴。

    很有意思。

    人小鬼大

    她既喜欢了杨叔叔，杨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欢喜到底。

    ——《神離侠侣》第37回

    这是郭靖与黄蓉的二女儿——“小东邪”郭襄听母亲黄蓉讲述穆念慈与杨康的往事时所发表的见解。

    黄蓉说杨康作恶多端，而穆念慈始终对他一往情深，生下杨过，最后伤心而死等，说穆念慈是“误用了真情，落得这般下场”。

    我们一般人大都会同意黄蓉的见解。

    然而小郭襄的话却也似乎另有一番道理。

    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爱情往往不是产生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属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发现所爱的人有了“不是”，往往并不会影响那份爱，甚至有的人连那“不是”也一并爱了。有时，理性上觉得应该反对那“不是”，但感性上仍深深爱着排除了“不是”幻影的对象。不论那“不是”有多少，都与爱无关了。

    这种爱情特点在少年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少年人很容易满腔热情地投入，一往情深，之死靡它，永远把爱人往好处想，对其“不是”能够容忍和理解。简单地说，这便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观。

    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不一定就比现实主义的爱情观要好，但它起码更真诚、更可爱一些。黄蓉年轻时也是蛮理想主义的，生了三个儿女之后s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幸亏江山代有才人出，小东邪郭襄看问题就比黄蓉年轻时还要具有“片面的深刻”，直追老东邪黄药师。也许就是为此罢，黄蓉终其一生，不过是郭夫人、黄帮主，而郭襄后来，却成了峨嵋派的开创鼻祖。

    该让姑娘伤伤心

    难道她小小年纪，竟也对我如此情深？

    ——《神雕侠侣》第39回

    杨过悟出再也不能与小龙女相会，伤心断肠，纵身跃人谷底，却因谷下是一深潭而未死。不料小郭襄也随他跃下，说“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杨过心中一动，便想到了这一点。

    杨过知道爱恋自己的少女不少，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小龙女。公孙绿萼伤心之下，为救他而死，程英和陆无双，他则与之结为结义兄妹。他生怕再惹动其他少女情思，令人痛苦伤心。却不料小郭襄在听人讲述“神雕侠”的英风佚事后，早已心驰神往，待亲眼目睹他的奇才神功和侠肝义胆，更是眷恋萌生，等到生日那天收到杨过三件轰动天下的礼物后，则情根深种，难以自拔了。

    谁能拦得住别人爱上自己呢？

    其实杨过还没有想到，连那个挥剑斩下他右臂，使他成为独臂大侠的郭大姑娘郭芙，也是深深地爱着他呢。

    杨过意识到郭襄对自己的情感，心情很是复杂。他本不想惹人情思，但也许就因为郭襄比他小那么十几岁，使他丧失了警惕。实际上，一个成年男子是很容易成为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子的爱恋对象的，而且那爱情会来得很浪漫、很汹涌，使他艰于抗拒。

    郭襄的确是深深爱上了杨过，但她首先祈祷的是让杨过与小龙女平安相见，祈祷的是让杨过欢喜，让杨过幸福。而她自己，知道终生无望相伴杨过，便到处漂泊，排遣情思，最后出家为尼，开创了峨嵋派。

    杨过啊杨过，你真不该送给郭襄那三件生日礼物，害得她一生孤苦，情花无果。

    有时，应该伤一伤姑娘的心，为了她的幸福。

    深恨本是爱

    我为什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为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

    一一《神雕侠侣》第39回

    杨过大仁大义，以德报怨，几次救了郭芙性命，最后还救了郭芙的丈夫耶律齐于万马军中，终于感动了一向傲慢刁蛮的郭芙，她不但悟到往日之非，而且一霎时明白了自己对杨过的“恨”实则正是恨的反面。

    事物就是这样，有时偏偏以相反的面目出现，大笑往往是悲，大拙往往是巧，深恨则往往是爱。

    郭芙从小备受宠爱，从不把别人当回事，武氏兄弟一直拼命地讨她欢喜，只有杨过却从不买她的好。于是，需要杨过待她好，便成了她最大的心病，最大的欲求。但这一欲求是她所得不到的，在杨过的眼中，她一点也不可爱，她没有值得杨过爱恋的东西。郭芙斩下杨过一条臂膀，实际是她郁积情愫的变态发泄。她就是把杨过斩成肉酱，也难解心头之恨，也即是心头之爱。杨过的存在，意味着她是个天生的失恋者，杨过的存在，证明着她的低值，证明着她不是想要什么便有什么。这个情结解不开，她将一辈子喜怒无常，没来由地烦躁气恼下去。

    杨过的大仁大义，终于使郭芙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一个人不可能要什么有什么，尤其是一个本事平平的人。横行刁蛮要来的东西，往往不是本来想要的。

    还有，你最爱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有几分“恨”他？

    和尚想不通

    这位少年夫人千娇百媚，如花如玉，却嫁了胡一刀这么个又粗鲁又丑陋的汉子，这本已奇了，居然还死心塌地的敬他爱他，那更是教人说什么也想不通。

    ——《雪山飞狐》第4章

    这是《雪山飞狐》中一个名叫宝树的恶僧转述当年胡一刀和苗人凤比武之情时所发表的见解。

    依照这位高僧之见，凡娇媚美貌的少女，便不该嫁粗鲁丑陋之汉，而应该嫁与细巧俊美之奶油小生才是。即便迫不得已嫁给粗鲁丑陋之汉了，也不该敬他爱他，而应骂他恨他，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给他戴顶小绿帽之类，否则便是岂有此理，“教人说什么也想不通”。

    然而客观事实却常常不以和尚的意志为转移。爱情的密码在于“和而不同”。急脾气可能就爱慢性子，鬼精灵可能就爱马大哈，关键要看二人是否和谐。只要和谐，爱情的奏鸣曲便婉转悦耳。不和谐，即便两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终觉无趣。

    即以相貌而言，宝树和尚大概以为“粗鲁丑陋”属于不美，然而在胡一刀夫人看来却未必。在她的心中，丈夫豪迈英武，顶天立地。脸黑臂浓，更添威猛；不修边幅，淳朴洒脱。更何况她所敬所爱的是胡一刀英雄盖世的高尚心灵。胡一刀的武功是真正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讲信义，重然诺，敬佩英杰，同情贫苦，更爱妻怜子，刚中有柔。胡夫人实乃天下最幸福的夫人之属，所以后来才甘愿自杀殉情，刚烈英爽，令苗人凤终生敬仰。胡氏夫妇的爱情实在是和谐完美，珍贵难得。一对英雄儿女相亲相爱，何奇之有？

    可惜世间如胡夫人这般见识的，不免太少。而宝树和尚的知音，却车载斗量。

    嫌隙与唯一

    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倘若你我之间也生了什么嫌隙，那做人还有什么意味？

    ——《笑傲江湖》第35回

    这是令狐冲对爱侣任盈盈所讲的肺腑之言。

    令狐冲终生都默默地爱着小师妹岳灵珊。然而岳灵珊却只把他视作风趣而又体贴的大哥哥，更因辟邪剑谱的风波对他产生了猜疑。这给令狐冲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他悲愤，他佯狂，他自毁，他自伤，而这些，只有一个人最理解，那就是任盈盈。盈盈与令狐冲是相知之爱，患难之爱，生死之爱。盈盈给了令狐冲爱的幸福和生的力量，所以令狐冲说：“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这唯一的一个人曾经是岳灵珊，但无情的“嫌隙”毁灭了心中的沙塔。所以，令狐冲无比珍视他与任盈盈的爱情，倘若最亲爱的知音也不能理解自己，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令狐冲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他想去救援小师妹岳灵珊夫妇，但在盈盈面前不好开口。而盈盈却道：“你心中另有顾虑，生怕令我不快，是不是？”二人不但心意互通，而且均能为对方着想，其爱之深可见。

    世上口口声声说“你是我的唯一”之人实在不少。但这些人能否自问一句：你和你的唯一相知到什么程度？你们从来不曾产生过嫌隙吗？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把“嫌隙”埋在心里，把“唯一”堆在脸上。也许绝对没有嫌隙的唯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吧，那我们做人难道就真的没有意味了么？

    等候的奇迹

    情网既陷，柔丝愈缠愈紧，她在无量山高峰上苦候七天七夜，于那望穿秋水之际，已然情根深种，再也无法自拔了。

    ——《天龙八部》第7回

    等候能够产生奇迹。

    等候的对象也许最终并未出现，但等候本身却足以使等候的主体超越到一个神奇的境界。

    原文中的“她”是段誉的情人之一木婉清。她母亲因为恨透了男人，便令女儿终日戴上面罩，并发下毒誓：若有第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杀他，便是嫁他。木婉清巧遇段誉这个不会武功却一腔侠气的书呆子，在被仇敌追杀途中患难与共。木婉清在重伤之际行将遭受侮辱时，毅然让段誉看了自己的真面，并苦苦等候段誉前来救援。二人情投意合，本是一对佳偶，不料天降厄运，他们被告知，二人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木婉清“胸口就如被人打了一拳相似”。她想忘掉段誉，“以后当他是哥哥，也就是了”，然而情之为物，岂是说忘便能忘的。在那度刻如年的七日七夜当中，这个刚强而又深情的姑娘把全部的生命都遥寄在那第一个用目光映照她面容的青年身上。造化的恶作剧，实在是毁了她的全部灵魂。

    也许是造化终有情，也许是金庸终不忍。最后段誉得知，他与木婉清并无血缘关系。真诚的等候有时的确能够感动上帝！

    爱，有时就意味着，等候。

    一聚无生死

    我二人就这样一起死了，那也好得很。我二人在临死之前，终于是聚在一起了。

    ——《越女剑》

    这是《越女剑》中范蠡的心理活动。

    范蠡为了辅佐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派自己的心上人西施去迷惑吴王夫差，又请剑术通神的牧羊女阿青为越国武士示范。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范蠡与西施重逢于馆娃宫，千般思念，万种柔情，犹恐相逢是梦中。然而恰在此际，一直暗暗喜欢范蠡的阿青赶来，要杀掉西施。阿青的剑术万甲难敌，何况阿青于越国有大功，不能加害。一生智勇潇洒的范蠡无计可施，决定坐以待毙，与心上人一同赴死。

    相爱的人能够长相厮守，当然是人生快事。但人生无常，命运多舛，长别离，难厮守，也是司空见惯，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是不懂得爱情真谛者所很难理解的。长久的分离，无尽的等候，使那重逢的一刻多么珍贵。两个相爱的生命相聚了，这便是爱情的胜利。“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平平常常的厮守一百年，未必就胜于这令人荡气回肠的短暂的劫后相聚。相聚一刻也好，一百年也好，都将相聚的事实长存于宇宙天地之间了，剩下的只是相聚的质量如何了。两心相知，两心相悦，两心相依，只要一念甫通，便是最好的相聚，“便胜却人间无数”。此后是携手泛舟五湖，还是并肩共人天堂，只有生存方式之别，并无爱情深浅之异了。

    范蠡明澈于此中的道理，所以决定与心上人同死时，心头“感到一阵温暖”。那是爱情的暖流。

    阿青惊诧于西施之美，惭愧而去。范蠡和西施没有死，但他们从此隐退，“再也不回来了”。

    他们去哪儿了？

    万能奴隶

    相公待我好，是我命好，待我不好，是我……是我命苦罢啦。

    ——《鹿鼎记》第17回

    这是一个名叫双儿的丫头被作为礼物送给韦小宝时对新主人说的话。

    双儿这个形象很耐人寻味。她仿佛天生就是丫头，没有自己的姓，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双儿。她性情柔顺，心灵手巧，尤其是武功高强，多次舍生忘死保护韦小宝。她保护韦小宝、侍奉韦小宝，并不是出于爱情之类，而仅仅因为韦小宝是她的主人。赤胆忠心这个词儿，用在双儿身上比用在关云长身上还要贴切。

    双儿没有自己的生活，韦小宝的一切便是她的一切。韦小宝带着她，她便精心照料，心满意足。韦小宝扔下她，她便日思夜想，愁眉不展。韦小宝在少林寺出家时，她住在山下守候，韦小宝南征北战时，她混在军中听用。在韦小宝身边的七个女人中，他最着迷的也许是阿珂，但最舍不得的一定是双儿。双儿对于男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真是“奉献的甚多，索取的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怨无悔，有情有义，称得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万能奴隶。

    金庸没有丑化这个形象，而是把双儿写得很可爱，很平凡，很朴实，以致某些读者十分喜爱这个形象。这就更值得我们思索，为什么双儿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很受欢迎？

    一个既不要求爱情，也不要求幸福的姑娘，美貌，忠诚，柔顺，贤惠，做饭好，武功高，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送给男人，而不论这个男人是无赖还是白痴，不论这个男人待她和善还是凶虐，这，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啊！

    满足男人的这种白日梦的女人，可悲。

    做这种白日梦的男人，可耻。

    永远就在眼前

    只盼这辆大车如此不停行走，坐拥玉人，走到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天下的道路永远行走不完，就算走完了，老路再走几遍又何妨？

    ——《鹿鼎记》第19回

    这是韦小宝与方怡别后重逢，同坐在一辆大车里的心理活动。

    这也是千千万万初识情滋味的少年男女的共同心思。

    此时的韦小宝，年幼顽皮，对男女之事似懂非懂。他当日对方怡姑娘一口一个“老婆”，玩笑占了六成，轻薄占便宜占了三成，只有一成才有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意。而方怡却因韦小宝冒奇险救出了她的心上人而决心履行誓言：终生跟随、服侍韦小宝。后来又发现韦小宝并非真是太监，果然是人人敬仰的“少年英雄”，不禁芳心向往，情根深种。此次相逢，她待韦小宝轻颦款笑，柔情万种。韦小宝情窦乍开，人间万事都抛诸脑后，真恨不能与这娇美无限的玉人永远厮守在这小小的空间，永远永远。

    在金庸作品的主人公中，韦小宝是个最不懂得爱情的市井无赖之徒。然而就是这个市井无赖大王，竟然也有这样的时候。这一方面表现出金庸刻画人物的丰富与细腻，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情”字的力量。情，居然能够让韦小宝这样满脑子坏水、一肚子算计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产生如此浪漫诗意的退想，尽管这还算不上什么深情、真情，不过是打情骂俏，亲亲抱抱而已。但越是如此，便越显出情之化物，无往不在。我们每个人，曾多少有过那样的时刻，希望那时光永远延续下去。有那一份情陪伴，再远的路也是近，再长的夜也是短，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别无他求。

    然而生活常常给我们以巨大的反讽。最甜美的沉溺很快会变成最尴尬的苦涩。韦小宝眼中视若天仙的方怡原来此行负有秘密使命，魂断温柔乡的韦小宝很快被她骗上了一个魔岛，生死未卜。

    无赖者事竟成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锅，千刀万剐，满门抄斩，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男盗女福，绝子绝孙，天打雷劈，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大疔疮，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

    ——《鹿鼎记》第23回

    韦小宝这人千不好，万不好，但有一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美好事物顽强的进取心。

    上面那段话，是韦小宝在阿珂面前发下的毒誓。这毒誓看上去似乎有几分胡闹的味道，但韦小宝确实是对阿珂绞尽脑汁，穷追不舍。

    韦小宝对阿珂的迷恋，很像《天龙八部》中段誉对王语嫣的不能自拔。区别在于，段誉对王语嫣是爱其神韵，而韦小宝对阿珂主要是贪其姿色。韦小宝对于美色具有天生的敏感和倾心，这与他出身妓院是有关的。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阿珂被写成是陈圆圆与李自成所生之女，美貌绝伦，动人心魄。她心中所爱慕的是台湾郑王府的英俊潇洒的三公子，哪里会看上韦小宝这个猥琐无赖的“三寸树皮丁”。按常规说，韦小宝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

    但是，韦小宝偏偏具有鲁迅所说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坦白地表明自己的心迹，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目的。虽然经常是不择手段，令人不耻亦鄙，但事实却是，他成功了。这不禁令我们深思，为什么那些正人君子、英雄才子，往往在爱情上、在事业上不能成功，为什么韦小宝一举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为什么那么些流氓无赖一统天下，称孤道寡。金庸这支笔，未必是真的在赞扬韦小宝，而是在探讨一种“正人君子”所缺乏的东西。《书剑恩仇录》中的第一英雄陈家洛失去了霍青桐，又失去了喀丝丽。该爱的不敢爱，能争取的不争取。难道我们民族的那点锐气、那点朝气、那点血气，已经仅仅存在于市井之间了吗？

    礼失而求诸野。让我们从韦小宝的毒誓中获得一些启迪。做人，有一些决断；活着，有一些担待！

    只有小宝不伤心

    他在妓院之中长大，见惯了众妓女迎新送旧，也不以为一个女子心有别恋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什么从一而终，坚贞不二，他听也没听见过。

    ——《鹿鼎记》第28回

    此话说的乃是韦小宝。

    在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的主人公里，似乎要数韦小宝最为吉星高照，那真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所欢喜的女人都被他一一弄到了手，一举娶了七个老婆，真是“艳福永享”于是有的读者欣羡无比，有的读者则批评金庸“大男子主义”，宣扬一夫多妻制。

    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世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用“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只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便他喜欢的女人不爱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也许，是因为金庸所写的伤心之人，巳经太多了。

    伤心太多的文化，也会变成麻木的文化。

    幸亏小宝没思想

    他明知阿珂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早已胸无大志。只盼这样搂着她坐一辈子，也已心满意足，更无他求了。

    ——《鹿鼎记》第28回

    《鹿鼎记》看上去是一部喜剧，主人公韦小宝更是个喜剧人物。他无忧无虑，不学“有”术，吉星高照，仙福永享。金钱、美女、爵位、权势，应有尽有，他还有什么不幸福的呢？

    有。那就是，韦小宝没有爱情。

    韦小宝一共“弄”到了七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相爱”的结果。他不懂得世上有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存在于男女之间，在妓院长大的他自以为对于女人的知识自己已然全部掌握，只要想方设法，让女人“属于”自己，便完事大吉。当然，人都是有“心”的，能让女人心甘情愿地跟随自己，那是最好不过，如果不能，那也无所谓。

    所以，韦小宝实际上具有非常孤独的一面。他必须不断地生存于“热闹”之中。在赌博里，在胡闹里，他忘了自己的种种屈辱、不幸。他很少有时间想一想自我。如果按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标准，韦小宝这个人是“不在”的。表面上，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实情却是，没有人理解他。小玄子可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了，但小玄子成了康熙皇帝之后，韦小宝自己也知道该如何注意身份。阿珂是让他最丢魂儿的姑娘，但他不敢对阿珂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世。他的处世之道便是敷衍，敷衍四面八方，从皇上到天地会，从神龙教到罗刹女王，最后是敷衍自己。

    幸亏韦小宝没什么“思想”，否则，当他想到自己搂着一个“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的姑娘，这姑娘又是那么地美貌绝伦，该有多么悲凉！许多人都搂着其实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麻木和苦笑中自慰一颗苍凉的心。

    生死关头见真心

    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当年他……他曾真心对我好过。我不能让他为我而死。

    ——《鹿鼎记》第32回

    吴三桂眼看即将脑浆迸裂于李自成的铁禅杖下之时，陈圆圆扑上去奋身掩护，对李自成讲了这句话。李自成叹道：“原来……原来你心中还是向着他。”陈圆圆心想：“如果他要杀你，我也会跟你同死。”

    情节，当然是小说家虚构的；情感，却是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两个男人，都真心实意地爱恋自己。一个，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一个，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大汉奸说，为了她，“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为了她，大汉奸什么都不顾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汉奸，与那“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王子，是否可有一比？大反贼则说，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逼死明朝皇帝，自己做过皇帝和得到过她，而以后者为最得意的一件。大反贼兵败后一直寻机见她，终于与她重续前缘，并生下了那美貌绝伦的阿珂……然而，大汉奸与大反贼是死对头，二人之间的血海深仇是她一个弱女子所能化解的吗？

    她只有扑上去，与爱自己的一个一同死去，而不忍心亲眼目睹一个爱人打死另一个爱人，不管他们是汉奸还是反贼。

    情之为物，有时随着时光流逝，仿佛渐渐淡了。然而一到紧要关头，心底猛地一缩，才发现那情痕仍是那么深，历久弥新，似淡犹浓。

    一句普普通通的“真心对我好过”，包含了多少恩爱，多少激情。真心对你好过的人，有多少？你也用真心对他好过吗？

 新派武侠五十年

    锦瑟无端五十弦，新派武侠五十年。

    可不是，如果从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叶洪生语）的朱贞木1949年发表其代表作《七杀碑》算起，新派武侠小说已经整整50大寿了。

    不过，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朱贞木看做旧派武侠小说的殿军，而把1954年太极派在澳门打败白鹤派之后，香港《新晚报》及时推出的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看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滥觞。梁羽生舞剑鸣鸾三十载，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种一百六十余册两千余万言，至1984年宣布“闭门封刀”，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被公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天辟地的挂印先锋。梁羽生的小说，堂堂正正，隽雅风流。他笔下的大侠，具有爱憎分明的人性立场，艰苦奋斗的侠义作风，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干，大公无私的高尚爱情。岳明珂、杨云聪、凌未风、飞红巾、张丹枫、云蕾、南霁云……已经成了正义、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梁羽生这个名字，就是正宗武侠精神的代名词，新派武侠小说里倘若没有梁羽生，”就宛如《三国演义》里没有关羽，《水浒传》里没有武松。说得实际点，倘若没有开山立寨的梁羽生，那么恐怕也不会有随后就应运而生的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金庸。

    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录》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十五部三十六册，种类虽然并不甚多，但却部部精彩，字字珠玑，总印数达四千万套以上，加上盗版，已不止一亿。活着时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唯有咱们当代中国的金庸一个。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无体不备。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文学会长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高度称赞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金庸的创作，是20世纪后五十年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超越武侠、超越雅俗、把为人生和为娱乐高度统一起来的卓越成就，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继续产生强烈的影响。

    继梁、金双雄崛起香江，横扫东南亚之后，台湾在60年代也掀起了武俠热潮，柳残阳、司马翎、东方玉、卧龙生、诸葛青云、独孤红、云中岳、上官鼎、陈青云、曹若冰……群星灿烂，剑气弥空。当中捧出一轮充满金刚煞气的明月——武林怪杰古龙。古龙是个酒色之徒，在艺术上也不拘常规，独辟蹊径。他追求人物的超常怪异，精神的绝对自由，气氛的诡谲骇人，语言的简练机智。古龙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放性和现代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1960年一直写到1985年，读者遍天下，家无隔夜粮，活活累死在写作的辛劳中，可说是为武侠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古龙的六十多种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但他仍以自己的独门刀法称霸宝岛，与梁羽生、金庸分庭抗礼，有的古龙迷甚至把古龙的成就排在梁、金二人之上。

    此外，萧逸、温瑞安的创作也能自成一家。近来，香港又崛起一位风格奇幻的黄易，在少年朋友中颇得青睐。中国武侠小说的前景正风云变幻，未有穷期。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新派武侠小说为两岸三地及五大洲的炎黄子孙贡献了丰厚无比的精神食粮，从邓小平、华罗庚这样的伟人名流到普通的民众，都从武侠小说中获取了有益的滋养。在欢庆新中国50大寿的日子里，别忘了还有一支三山五岳的好汉们组成的仪仗队，正用他们五花八门的兵刃，弹奏出一曲慷慨悲壮的《英雄交响乐》。

 英雄难得是知音

    金庸小说将与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一流名著永垂于人类的文学史，这已是金学研究者和亿万金迷默契的共识。然而在我们中国，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竭力诋毁，一定要到大师百年之后乃至千年之后，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爷一样顶礼膜拜，山呼圣贤——孔子活着时被各国驱逐，四处流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李白活着时“世人皆欲杀”，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曹雪芹活着时妻离子丧，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们，已然幸福百倍，所以就更为正人君子所蔑视、所嫉恨、所声讨。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正常的现实，一点都不必痛心疾首，长吁短叹。真正热爱金庸、热爱文学、热爱学术的人，应当潜心于金庸小说原著，发微取经，不管它“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只顾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此，金学才能发扬光大，日出雪消。认识到这一点，乃是目前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大陆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有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红学专家冯其庸等著名学者鼎力主持，但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许多金学文章或者停留于表层欣赏，或者自得于用金庸小说去图解某种文学理论。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学校和电台电视台做过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或座谈，听众和观众总体上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喜欢的正是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说明，金庸小说虽然巳经拥有了亿万读者，但高层次的知音依然比较匮乏。在这个背景下，大陆出版界推出杨兴安先生的《金庸笔下世界》，无疑是具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的。

    杨兴安论金庸，首先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然后又回归到生命体验。他论金庸，不是为了当博士，当教授，也不是为了充名流，附风雅，他是把自己几十年读金庸的切身感悟与几十年浪迹社会、搏击人生的沧桑兴会结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谈、性格谈、命运谈。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脱离小说文本，又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读来令人心爽神畅，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见地，你都会肯定，他所谈的，是金庸，而不是别的。

    杨兴安论金庸，角度多而又不求面面俱到。他能够在所论述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有新意，有开掘。如他的《宋青书枉出名门——谈名门第二代》，他的《十大美人与谁最可爱》，其意义都超出了金庸小说本身，引起读者广泛的思考和争论。杨兴安敢于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又能够注意言出有据，这种良好的文风学风是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大陆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大陆的学者往往喜做鸿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非是随意抽样举例，而是与一定的量化统计相结合，如他论述“痴恋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誉对王语嫣，韦小宝对阿珂，尹志平对小龙女，何红药对金蛇郎君，李莫愁对陆展元，武三通对何沅君，程英、陆无双对杨过，狄云对戚芳，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小昭对张无忌，仪琳对令狐冲，霍青桐对陈家洛，于万亭对徐潮生，郭襄对杨过等一长串名字。点面结合，才使得立论既扎实又峭拔。面对金庸小说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艺术伟构，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说在文学园林中，如大侠身处江湖，名望虽大，知音却并不多。像杨兴安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谈，实在堪称是英雄难得的知音。

    然而此书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旧作，虽然许多妙论已广为接受，但仍希望杨兴安先生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希望大陆的金学研究能够在21世纪展开像金庸小说一样的宏大气象。

 语到极致是平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一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做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语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布。）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26日，谜底已被多位女士猜破。）

 沁园春二首:读金庸

    千古苍凉，

    骨透罡风，

    血卷残阳。

    问春花一落，

    楼空几载，

    秋波万顷，

    心系何方。

    冷剑飘零，

    温琴寂寞，

    酒醒三更闻虎狼。邀明月，

    作终宵痛饮，

    情渴如狂。

    寻芳不过横塘，

    任啼血刀头余暗香。

    看乾坤丸转，

    英雄玉碎i屠龙技短，

    报国书长。

    鸿爪无痕，

    佛颜似铁，

    独坐幽篁疗旧创。

    箫声起，

    有金蛇款舞，

    满地银霜。

    再读金庸

    残雨追春，

    伏窗暗泣，

    一枕清幽。

    忆龙空万里，

    难容壮笑；

    鱼书方寸，

    尽展情眸。

    美酒飞花，

    良辰跃马，

    敢取月牙作凤钩。

    想当日，

    筑江边沙塔，

    固若金丘。

    谁人能比曹刘，

    聚天下英雄演大谋。

    恨奸儿无赖，

    黄袍罩顶良民未解，

    白发生忧。

    虎入泥潭，

    龙行戈壁，

    自缚鸿心作楚囚。

    且入梦，

    索千般潇洒，

    百种温柔。

    （此二首词发表于《华章》1999年第3期。）

 第六辑 雪山窥狐

曾卧西岭千秋雪，不惑东山九尾狐。

 谁家子弟谁家院何谓青楼

    江天一色无纤尘，江畔何人初见月？皎皎空中孤月轮。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什么叫做青楼？

    青楼就是妓院吗？

    何年何月开始有了青楼？谁是第一任“总经理”？谁是第一位“服务员”？谁是第一名“观光客”？

    “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

    《太平御览》中这样解释“青楼”：

    《齐书》曰：东昏侯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可见，用青漆粉饰之楼，就叫青楼。这在当时巳经算是相当奢华，可还是比不上“纯用琉璃”者。

    《晋书》上记载一个叫麴允的人说：

    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说明“青楼”与“朱门”含义相近，实乃“高门槛”、“大宅院”也。诗歌中也有不少这类的“青楼”。

    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傅玄《艳歌行》：“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

    江淹《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江总《闺怨诗》：“寂寂青楼大道边。”

    ……

    从中都可看出，“青楼”与大路、高门是联结在一起的，与权势、地位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无涉。

    但不知不觉间，“青楼”一词渐渐有所偏指，这大概是由于它本来的意思就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吧。如梁代有过这样的诗句：“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青楼里住进了“倡妾”。

    不过，在唐代以前，这种偏指还是少数。到了唐代，偏指骤然增多，隐隐然有与本意望衡对宇之势。据陶慕宁先生钩辑，如韦庄《贵公子》中“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用的尚是本意，而其《捣练篇》中“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捣衣曲”则用的就是新意了。

    用本意的还有：

    骆宾王《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尺，大道青楼十二重。”

    王昌龄《青楼曲》：“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缦绾上青楼。崔国辅《古忌》：“怕不盛年时，嫁与青楼家。”

    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

    孟浩然《赋得盈盈楼上女》：“夫婿久离别，青楼空望归。”

    ……

    而用新意的则有：

    李白《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

    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李商隐：“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

    唐代之后，“青楼”的偏指之意后来居上，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巳。元代有一本记载妓女生平事迹的书，便叫《青楼集》。明代有一本《青楼韵语》，实则是《嫖经》的易名。清代有一本狭邪小说，名为《青楼梦》。当代有一本妓女回忆录，则叫《青楼恨》。还有一本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有两个译名，一个是《绿房子》，另一个便是《青楼》。

    于是，青楼便成为烟花女子营业场所的雅称了。当然，并非所有的妓院都可称为青楼，至少要达到几“星级”的标准才行。至于一些脏乱差、黑陋丑，如同鸡窝、猪圈一般的地方也敢“僭称”青楼，不过是自贴金纸，主客两方听着都顺耳而已。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为什么要集中一群漂亮姑娘供男子前来享乐？为什么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有这种行为？比方说，集中一群年轻漂亮的母狼，等着公狼带着猎物来寻欢作乐，或者集中一群美丽矫健的母鹿，等着公鹿带着青草来寻花问柳，为什么不行？

    说穿了，青楼是男人世界的产物。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子被男子统治并沦为男子的工具和玩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青楼就正是男人世界的一枚醒目的徽章。

    关于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一种宗教说，认为妓女原是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像殷商时代的女巫。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记载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读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对女神尽职纯粹是自圆其说的幌子，满足男人的需要才是实质。在男人的世界里，宗教也是要为男人服务的。

    在中国，情况也许要复杂些。“娼妓”二字本意并非是指今日那些就知道以肉体换取金钱的时髦女郎们，这些女郎实在是连“娼妓”二字也不配的。“娼妓”的本意是女乐。女乐主要并不提供性服务，而是以艺术表演为己任，大致相当于官办的歌舞团。如果没有相当的水平，是难以滥竽充数的。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妓女当推三皇时代的洪崖妓。其次则是《列女传》上记载的：“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据说夏桀蓄有女乐、倡优达三万人。这些也许是后世风传，无法确证，其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但始作俑者肯定是统治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统治者把蓄有女乐的多少作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帝王带头，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效仿，于是，大量的“家妓”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帝王自家之妓，自然也可称为“宫妓”了。

    统治者拥有名目繁多的家妓，如什么侍姬、小妾、声妓、歌妓、舞妓、美人之类。那么平民百姓如何满足那种占有一个以上女人的欲望呢？这大概就要靠所谓的“巫妓”了。考察今日一些比较落后的民族、部落的生活、风俗，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招”。

    家妓与巫妓的合流，便出现了官妓，即由政府操办的妓业。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大政治家管仲。前人记载：

    “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

    七百名妓女，可谓规模浩大，不愧是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大政治家梭伦，在进行那场著名的改革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开设国家妓院，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但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不过管仲之举比起梭伦来，作用要大得多。

    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人。其所得之资是不可小看的。据说当今某国政府鼓励发展妓业，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牺牲两代妇女，换来民族繁荣！”管仲九泉有知，必当引为知音也。

    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社会上总有一些旷男怨女，以及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和女奴隶、女俘虏、女犯人，还有宫里闲散的“超编”人员。设立官妓，岂不是一举数得！

    三是吸引大量人才。人才都是希望遇见伯乐的。只要他的价值得到发挥和承认，他是甘为知己者死的。怎样才算“知己”呢？光是美酒佳肴、车接车送、外加四室一厅是不够的，于是官妓便成了最合适的公关小姐。

    四是以妓制敌，兵不血刃。女人常常是一件最有力的外交武器。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领导，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如果妓女再受到点特殊训练，那简直就可以成为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最顶尖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不都曾被当做最有力的杀手锏使用过吗？

    可见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

    实际上，此中的道理是一看就懂、一拨就明的。其他统治者也“见贤思齐”。如秦穆公害怕邻国西戎强大，便送了两队女歌星去，西戎国王很快堕入追星族，整天与歌星们“卡拉0k”，把最有谋略的总参谋长气得投奔了秦国。西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理，齐国害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强盛起来。便送给鲁君八十名舞蹈明星，鲁君整天“蹦嚓嚓”，不理朝政，终于把孔老夫子气跑了，鲁国也就永远失去了强盛的机会。

    官妓由政府统一掌握管理，自然是11计划经济”，指哪儿打哪儿。如越王勾践连年攻吴，士兵思家，军心不稳，他便组织了一个妇女慰问团去恢复士气。这便开了“营妓”的先声。

    营妓也就是随军妇女，日本鬼子称为“慰安妇”是也。正式的营妓始于汉代。在此之前，都是采取一些急来抱佛脚的“慰问”方式，旱涝失时。后来又实行过配给制，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士兵得到了配给，有的没有得到，反而引起了新的矛盾。于是营妓便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三军指战员可以自由平等地“同甘共苦”了。可以说，营妓其实也是一种官妓，只是服务对象限于军人，大概也能享受到某些军人待遇，但恐怕也要服从某些军人的纪律吧。

    宫妓、官妓、营妓，实际都是政府的奴隶，属于“吃公家饭”的。与此相对的“吃东家饭”的家妓则在汉代以后极为兴盛，到南北朝时达到了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满足其精神需求。从家妓的水平往往可以看出主人的艺术修养。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人，为了笼络家妓之心，把十多个家妓一律注册为妾，看来他是很喜爱艺术的。晋朝的宋武因为自己“不解声”，连简谱也不会，就不蓄家妓。可见家妓是“艺术人才”无可置疑了。

    蓄有家妓的都是高门大姓，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士族在文化修养上是连皇家也看不起的，甚至不与皇族通婚。他们对所蓄的家妓都要进行严格的艺术训练，所以，家妓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如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石崇亲自指导下接受声乐、舞蹈、身段、容貌、服饰等全面训练，冠盖一时。

    但是，吃公家饭的也好，吃东家饭的也罢，都还不是青楼之妓，她们都没有人身自由，艺术水平再高，容貌再美丽，在主人看来，也不过是一件高级奢侈品，与名马宝刀同列。魏国的曹璋就用家妓换了一匹名马。曹操想杀掉一名他十分讨厌的家妓，但那名家妓的歌喉无人能比，曹操就选来百名美女同时训练，等到有一人达到可与那名家妓媲美时，便把她杀了。《世说新语》中说了不少这一类的事。王恺因家妓吹笛略有小忘，就将其活活打死。石崇因客人不肯饮酒，连斩三名美人。男权社会里，哪有女人的金光大道！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家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

    私妓在先秦即已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文化奇观。所谓青楼文化的载体约有一半就在于此。

    私妓可分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正式注册登记，隶属教坊的，叫做市妓，即“有照营业”户。另一类则是“无照营业”户，是名副其实的“私妓”。私妓一般不是世系妓女，也不是女奴、女俘，而多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良家女子。她们的服务对象以三教九流的市民为主，包括士人、商人、官吏、游客等，当然也可能有“高级干部”前来尝鲜或“贫下中农”前来开荤，只要有钱，来者不拒。所以，私妓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宽，文化构成也比较复杂，但她们的艺术修养在总体上比不了宫妓、官妓、家妓，自学成才比起科班训练自然要相差百倍。所以，私妓主要不是艺妓，而是色妓，或色艺兼备，一般都要为嫖客提供性服务。当然少数“大腕儿”级的不在此列。

    综上所述，“青楼”一词实际上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青楼文化，涉及诸多不同种类的妓女以及这些妓女所联系的社会背景。漫长的时间跨度，复杂的嬗变更替，要说清究竟是“谁家子弟谁家院”，这一篇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好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青楼，以及青楼妓女大致有哪几种，下面就可以按图索骥去左右端详了。

 梦里真真语真幻诗化青楼

    月朦胧，鸟朦胧。

    帘卷海裳红。

    青楼是一个梦。

    尽管你知道确确实实有过这么一场连绵起伏的长梦，可是当它像青烟一般飘散远逝时，你仍然在什么都抓不住的感觉中质问那到底是真是幻。你只能拾起枕上的几痕青丝，对着一弯破晓的残月，细数那余温尚在的朦胧。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青楼乘着时光的流水，一去无踪影。我们除了从史籍中找到一点它的档案材料外，只能依靠文学的纪录片来追想其离合的神光了。文学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似同实异，它本能地美化、诗化了真实世界中的一切，人们虽然明知这一点，但仍然常常不由自主地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限。所以人们脑海中的青楼，多半是诗化了的青楼。

    诗化青楼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与青楼同始终、共命运的。文学在诗化青楼的同时，也借青楼诗化着自己。可以说，没有青楼，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大半；而没有文学，青楼就只能是一手钱一手货的肉铺了。

    人们常常痴迷于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美女，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那些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佳人，真个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可是人们没有去认真想一想，被精描细绘的那些美女，有几个是良家妇女，有几个是作者的贤妻？实际上，那些美女大半“非良女也”。

    远在《诗经》时代，那时风气开放，交往自由，大概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男欢女爱的黄金时代。《诗经》被孔老夫子删了又删，减了又减，说不定还偷偷塞了几篇自己小时的作文进去，可还是一开篇就公然唱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有若干不好翻译成今天的语言的“脏口”。可见那时无须青楼这种东西来急人之难。后世有人把“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解释为即是女乐，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楚辞》的时代大概是巫娼的天下，男欢女爱非但很自由，更可以打着鬼神的旗号纵情放荡，所以《楚辞》中充溢着一股妖气，好像是文言的《西游记》。《西游记》的世界，当然是用不着闲置青楼这种奢侈品的，遍地有的是白骨精，足够大小和尚们吃斋化缘了。

    秦汉以后，咏妓之作渐露端倪，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尚“犹抱琵琶半遮面”也。

    刘邵《赵都赋》云：“尔乃进中山名倡，襄国妓女，狄革是妙音，邯郸材舞。”这是夸赞妓女能歌善舞。

    袁淮《招公子》诗曰：“燕倡越舞齐商歌，五色纷华曳绮罗。”除能歌善舞外，还有衣饰鲜艳。

    王粲《七释》云：“邯郸材女，三齐巧士，名倡秘舞，承间并理。”这里把“材女”与“巧士”并举，看重的是“才能”。

    傅玄《朝会赋》云乃有海西名倡，齐同材舞，手无废音，足不徒附。”

    这位名倡的乐感极佳，抬手举足，恰到好处。

    又《正都赋》云：“乃有才童妙妓，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这里称赞的是杂技才能。

    由此可见，妓女进入文学伊始，被重视的就是“艺h而不是“色”。才艺的价值要高于美色，或许若无才艺，色也就谈不上美了，这就是艺妓贵于色妓的道理。古代的妓女因此都努力提高自己的某项技艺。而今天的许多时髦女郎，不学无术，废物一个，妄图仅凭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傍尽天下大款，迷死白面书生，实在是愚蠢之极，堕落之至，其下场必然悲苦不堪，追悔莫及。运气好的，充其量不过被当做宠猫爱犬蓄之而已。人而无艺，不知其可！

    整篇整首以妓女为吟咏对象的诗，最早的大概是《古诗十九首》其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蛾蛾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

    这里写的是已经嫁人的昔日的妓女，从“盈盈”、“皎皎”、“蛾蛾”、“纤纤”上，表现出她的美丽。“青青”、“郁郁”的环境，衬托出她的孤独与凄凉。

    六朝时期，“听妓”、“看妓”之作多了起来，就像今天的人写一篇读后感那样普通。例如梁元帝的《春夜看妓诗》：

    蛾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

    胡舞开春阁，钤盘出步廊。

    起龙调节奏，却风点笙簧?

    树交临舞席，荷生夹妓航。

    竹密无分影，花跛有异香。

    举杯聊转笑，欢兹乐未央。

    这首诗有滋有味地描绘了欢歌笑语的舞乐场面。用今天的心情去体会，似乎写的不是什么妓女，而是一台现场直播的歌舞晚会。

    著名诗人何逊的《咏妓》诗曰：

    管随罗荐合，弦惊雪袖迟。

    逐唱回纤手，听曲动蛾眉。

    凝情眄堕珥，微睇记含辞。

    日暮留佳客，相看爱此时。

    这首诗除了描写赏心悦目的歌舞外，重点写了调情。“日暮”，“相看”，留有深深的回味。

    再看谢眺的两首《听妓》诗：

    琼闺钏响闻，瑶席芳尘满。

    要取洛阳人，共命江南管。

    情多舞态迟，意倾歌弄缓。

    知君密见亲，寸心传玉腕。

    这首比之何逊的《咏妓》，调情意味更浓，以致影响到歌舞的节奏。另一首：

    上客充四座，佳丽直千金。

    挂钗报缨绳，堕珥答琴心。

    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衿。

    欢乐夜方静，翠帐垂沉沉。

    这首诗虽含蓄一些，但情深意许不让前一首。

    到了伟大的唐朝，青楼与唐诗一道比翼发达。几乎没有不写妓女的诗人。据学者统计，《全唐诗》将近五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两千余首，大约占1/20。翻开唐人诗集，随处可见“观妓”、“携妓”、“出妓”之作。兹举诗仙李白的几首如下。

    《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

    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

    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

    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

    这首诗写青楼妓的出色表演激发了诗人的豪情和灵感，其醉人的魅力连白云也要为之驻足。

    《邯郸南亭观妓》：

    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

    粉色艳月彩，舞衫拂花枝。

    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

    清筝何缭绕，度曲绿云垂。

    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

    座客三千人，于今知有谁。

    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

    诗人被眼前的轻歌曼舞诱惑得不能自拔，以至于连食客三千的平原君都不放在眼里，而把及时行乐作为最高的幸福，今天的歌舞明星能做到这一点吗？

    《携妓登梁王栖霞山盖氏桃园中》

    碧草已满地，柳与梅争春。

    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

    白发对绿酒，强歌心自摧。

    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

    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鸥愁醉啼春风。

    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

    这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情感。眼前的欢笑使诗人感激沉醉，但想到前人也曾如此欢乐，最后还不是一死！真是“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人生短暂，白发无情，到底应该怎样活着，真是咋也想不明白，干脆去他妈的，喝了眼前这杯再说！

    《出妓金陵子呈卢六》：

    其一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

    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

    其二

    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

    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

    从这里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诗人是把妓女与某种人生意境联系在一起的。刘师古先生分析道：

    而对君何以不乐？花月虽美犹不能引发人生的情趣。反之，花月之美，尚须有名酒、美人为陶醉，才能更显出花月的美艳。这种美的欣赏与联想，诗人却从小歌妓身上得到了灵感！这与近代西方人如“花花公子”式的欣赏角度，似大异其趣的。而这种诗、酒、妓合一的造境，才是中国古代妓家的本质形象。进而言之，这种社会依存现象，不唯在美学上有它的依据，且更合乎为了推展生命而松懈紧张的现实，是一种必然的生存取向。使人在风月流连之余，更能积极地奋斗人生。故诗人观妓而为之咏唱，不是没有意义。这与近代人泄欲嫖妓的情怀趣味，是不可以道理计的，“妓酒为欢”的作为，近代中国人就似乎略逊于日本人，彼邦尚保留有若干中国古代艺妓的迹象。

    这一段分析很精彩。青楼之所以能够被诗化，关键之一是古人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它。今天的广大俗人们则像鲁迅先生所挖苦的，一见到短袖子就联想到生殖器，实际得令人发毛。审美之心荡然无存，所以只能从文学里企羡一番遥远的青楼之梦了。

    从初唐到盛唐，青楼妓女在文学中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照的位置。你会觉得她们很美，如诗如画，但却感觉不到她们&精神、她们的情感、她们的命运。青楼的诗化很有些程式化，一般都是从妓女的歌舞表演联想到一些人生的悲欢。大诗人李白也是如此，他人毋论。诗中的用词都大致雷同，如“凤歌、鸾舞、行云、回雪、舞袖、歌唇、玉指、娇弦”等，缺少个性。安史之乱以后，知识分子玩命向上爬的热情惨遭打击，已经不能再心平气和地以一种英雄气概去“观妓”、“携妓”了，于是从中唐始，出现了一批“别妓”、“怀妓”、“送妓”、“赠妓”、“伤妓”、“悼妓”之作，被诗化的青楼中增添了感伤的色彩。其中白居易的诗作颇具代表性。白大诗人一生同情劳动人民，尤其对妓女，更是爱怜有加。他自家养了至少一个加强班的家妓，还借工作调动之便，在祖国各地先后结识了数以百计的青楼女子。不过，白居易为人光明磊落，对此既不掩饰，也不巧辩。他老人家对待姑娘们的态度颇有点像那个混世魔王贾宝玉，他把这些江湖女子视为风尘知己，不但欣赏其歌喉婉转，身段窈窕，更能体察她们的喜怒悲欢。用《红楼梦》的话说，白老先生是位天生的情种，属于“意淫”派的绝顶高手。

    下面我们欣赏几首白居易不同时期创作的青楼诗。先看《江南喜逢萧九彻闲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这是他少年得志时的狂欢记录：

    忆昔娘游伴，多陪欢宴场。

    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

    ……

    雪飞迥舞袖，尘起绕歌梁。

    旧曲翻调笑，新声打义杨。

    ……

    留宿争牵袖，贪眠各占床。

    绿窗笔水影，红壁背灯光。

    ……

    诗中一片吃喝玩乐景象，那青楼被他诗化得如同人间乐园，好不羡煞人也么哥！

    《杨柳枝二十韵》是白居易花甲之年仍然不舍昼夜地与妓女为伴的记录：

    小妓携桃叶，新声蹋柳枝。

    妆成剪烛后，醉起择衫时。

    ……

    便想人如树，先将发比丝。

    风条摇两带，烟叶贴双眉。

    ……

    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

    这首诗以杨柳比歌妓，笔法娴熟老到，只是后半流露出“居欢思哀”的感叹。宦海浮沉，使白居易的青楼诗作中也贯注了深刻的生命意识。其中最为人称道激赏，可以推为千古绝唱的，当数那首《琵琶行》。此诗上过高中的人都不陌生，此处不必全篇抄录。这首诗之所以可称千古绝唱，乃是因为诗中有三绝。

    第一绝是白老用出神入化的语言写出了琵琶女的绝顶艺术才华。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到“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使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那只琵琶时缓时急、时高时低、挥洒自如、鬼斧神工的演奏效果。像“此时无声胜有声”、“唯见江心秋月白”，已经成为神句！有了白居易这次诗化，千秋万代的弹琵琶的都会觉得自己永远也赶不上那位琵琶女，苦练一辈子也等于白活！你说绝不绝？第二绝是白老用高度凝练的笔墨形象地概括了琵琶女的生平，写出了千千万万妓女的典型命运。从小刻苦学艺，终于成了明星，鲜花和掌声潮水般涌来，不知不觉间岁月流逝，青春消融，只好趁着还有几分姿色，嫁了一位大款。可是款爷既不懂艺术，也不重感情，就知道手持“大哥大”到处练摊儿。唉，对月拨弦，人生几何？回思青楼岁月，恍如春梦，能不叫人“梦啼妆泪红阑干”乎？其实，不仅是妓女，各行各业的人大都如此，白老先生一支秃笔写出的乃是大多数人都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剧：奋斗——成功——幻灭——反思。你说绝不绝？

    第三绝是白老用一颗伟大的爱心，把琵琶女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不朽名句。琵琶女是什么人？就是你，就是他，就是我，我们都是被命运的台风抛到地球这个天涯来受苦受难的弟兄，不论你生活得多么豪华富贵，你却逃脱不了一种“沦落”感的包围，只有“爱”才能战胜这种沮丧，爱使我们在他人心中找到遗失的自我，使我们流下髙尚的眼泪，把一生过得更好、更美、更有意义。从一个青楼女子的演奏中，感悟出如此形而上的哲理，你说绝不绝！

    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不知有宋诗。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由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温香醉人。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是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千净了。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本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看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历史的车轮在前进，碾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没有诗化的青楼，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服务多么专业化，都等于猪圈！

 向来痴，从此醉青楼风光

    水光激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青楼是怡性销魂之所，被诗化成人间乐园，是理所当然之事。

    那么实际上的青楼，景象风光如何呢？

    古时没有摄影技术，未能留下图片录像资料，我们只能依据支离零散的文字记载，去模拟一番了。

    唐代以前，私妓尚不发达。宫妓以皇宫六院为青楼，官妓以政府衙门为青楼，营妓以中军宝帐为青楼，家妓以书房客厅为青楼。青楼作为一种独立的“第三产业”出现，的确是私妓们的功劳。

    到了唐朝，青楼接二连三地开张营业，就像今天满街的歌厅舞厅一样。当时青楼最发达的地区是长安、洛阳，也就是汉朝人所说的两京。其中长安城的建筑成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流奇观。其布局、其气魄、其工艺、其美学价值，可以说给个纽约都不换。而要谈论长安城的建筑，甚至谈长安城的一切，都是不能抛开青楼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

    唐代的首都长安，共分为三城。最北边是宫城，也就是皇上自家的青楼。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发展出皇城。像一个“凹”字，缺口处是宫城，其余部分是皇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再如法炮制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大“凹”字，为外城。外城即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居之处，南边到曲江为止，划分为一百一十坊，坊即是街区之意。每一坊大小相近，为长三宽二之矩形，如同今日之住宅小区。小区之间有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大街。南北中轴线上从皇城的朱雀门到外城的明德门贯穿着朱雀大街。街东归万年县管，街西归长安县管，全城的市长，叫做“京兆尹”。

    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叫做“平康坊”，也叫“平康里”，因为靠近北门，也省称“北里”。因此，后世就把平康、北里作为青楼的代名词。日前笔者在一条并不偏僻的街上看见一家“平康私立诊所”，觉得很有意思，想起小时邻居家来了个小表弟，名字叫赵平康，看来这个词还是蛮有人缘的。

    据《辞源》上讲，平康坊在丹凤街。具体言之，是在皇城的信光门、丹凤门、安上门一带，穿过崇仁坊，入东市西门，对面就是平康坊的东门。平康坊的西南角，进东门就是“鸣珂曲”。城南还有“韦曲”、“杜曲”。所谓“曲”，即是弯曲的小巷，狭窄幽深，有隐秘之感。起初大概是贫民区，后来则成为青楼的风水宝地。所以，古人又把平康北里之游，叫做“狭邪游”，即不走宽直的大道，专门钻七拐八歪的小胡同之意。不过平康坊中所居并非全是青楼之人，也有普通居民乃至高级干部，大家相处得自然和睦。

    平康坊中的青楼，有三曲之说，即北曲、中曲、南曲，蜿蜒连绵，略似北海、中海、南海，只是面积要小得多了。关于这里面的掌故，唐朝有个叫孙柒的写过一本《北里志》，五代后周有个叫王仁裕的写过一本《开元天宝遗事》，其中“风流薮泽”部分也讲了这方面的情况。如《北里志》中说：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花卉，或者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幔之类称是。

    《开元天宝遗事》中讲：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策名纸游谒其中，对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能得到旁证，如白行简的《李娃传》中说：

    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坷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闺一扉，有娃凭一双裂青衣立。

    从这些资料可见，青楼所处的位置很有特点。既要在市区，不可太偏远，但又不能太热闹，农贸市场不行。地点要幽僻，这样给人一种安全、舒适之感。环境要幽雅，必须要有花草树木、怪石盆景之类，尽管是营业性质，但要布置得像小型纪念馆，供人瞻仰参观，决不能简单朴实地贴一张大纸，上写“此屋卖肉”；室内陈设也要讲究，须有琴棋书画，笔墨纸砚，像个女艺术家的深闺，不能只备一张席梦思了事。

    当时江南一带商业活动较为活跃，所以官吏、士人亦多。特别是盐铁转运，使所在扬州的青楼之盛也几乎不亚于都城长安。当时的谚语形容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知识分子到扬州游历的很多，李白不就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吗？有个叫于邺的所写《扬州梦记》中说：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比之长安，扬州的青楼风光似乎更加旖旎，更加多情，引得诗人们纷纷折腰。歌咏扬州青楼风光的诗作里也颇多名句。如：

    王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这还不是平日，就如此通宵达旦地狂欢，火树银花，搞得像过圣诞似的，平日还不得乐死！

    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繁华的十里长街，美丽的二十四桥，看不尽、玩不完的花姑娘，真让诗人恨不得死在那儿算了。

    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天下好风光，扬州占了三分之二，全靠青楼。

    著名的风流诗人杜牧更是爱极了扬州。《遣怀》诗云：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扬州给他的感觉是如诗如梦，这感觉支撑了他的一生。如《赠别》：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沐帘总不如。

    扬州是和娉婷袅娜的少女、鲜嫩美丽的春色联系在一起的。如《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怀念扬州时，怀念的也是二十四桥明月之夜里吹箫的“玉人”。怪不得时至今日，一提起扬州，常使人麻酥酥的。

    杜牧还专门写有《扬州三首》，在伤今怀古时，写出了“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的一派大好风光。

    不过，长安洛阳也好，扬州金陵也好，那时青楼的规模一般都不甚大，多数是一个老鸨领着两个妓女和丫环，就可以文武带打了。到了宋朝，青楼的规模扩展空前，超出了唐代。因为唐代妓女虽多，但宫妓占有极大比重，仅开元天宝年间就达四万多，官妓和营妓也多于市妓。打个比喻说，这叫做“大政府，小市场”。而到了宋朝，金字塔倒转过来，变成了“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的队伍浩浩荡荡，官妓和营妓由于政府禁止干部嫖娼也开始向市妓转化，进行了由行政命令转向市场调节的体制改革，而宫妓则慢慢地消失了。这说明政府的力量不如前代那么强大，都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使社会自身的力量变得蓬勃起来。

    宋朝的首都东京汴梁和临安，港口城市扬州、真州、楚州、江陵、杭州、温州、泉州、广州，都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唐朝的长安各坊间设有大门，夜晚关闭，整个城市如一艘载满集装箱的大船，而宋朝废除了坊厢制和宵禁制，夜里可自由活动，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真是其乐融融，比今天还要热闹。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不少汴梁的青楼风光，如：“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这就是说，装饰豪华的大酒店到了晚上霓虹灯一亮，就公然进行“三陪”服务，而且妓女成群结队地等在廊上，随时“应召”，比之唐朝，真是壮观多了。而且，“又有下等妓女，中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服务态度是多么热情！

    南宋的都城临安，自古是旅游胜地，山清水秀，风光美过汴梁城十倍。大批官吏文人南迁，更把这里的青楼生意炒得火爆，因此才有了林升那首著名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汁州。

    事实上，杭州城里亭台楼阁遍布，湖光山色纵横。勾栏瓦肆、饭店酒楼星罗棋布。《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八座，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三十三座。最大的北瓦，内有勾栏十三座，各种“曲苑杂坛”、“综艺大观”，夜以继日地全天候轮番表演。青楼在这种背景下，也竞相奢华，如《武林旧事》记载的名妓之家，“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绮。日玩珍奇，他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如果说唐代的青楼还是“小康”，那么宋代的青楼则已成为“大款”，四星级五星级的也并不罕见了。著名的青楼词豪柳永有一首《望海潮》，是专写临安大同世界般的美好风光的：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痛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破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娘镇钓交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首词把临安写得比天堂还美，金主完颜亮读了以后，羡慕得牙根痒痒，又恨又爱，贪心大发，顿起“投鞭渡江之志”。其实这首词的意境，也正是南宋一代青楼风光的传神。写照，整个临安，就如同一座超级市场般的大号青楼。

    在中国混了十六年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大名鼎鼎的游记中也专门描述了南宋时杭州的青楼风光：

    京师城广一百迈当，有石桥万二千座，有浴室三千所，皆温泉。妇人多娇丽，望之若仙。国君侍从的男女数以千计，皆盛装艳服，穷极奢侈。城中有湖，周围皆崇台别馆，责族所居。临岸多佛寺，湖心有二小渚，崇殿巍然，临水望之如帝居，为士大夫饮宴之所，杯盘几筵，极奢丽，有时客集多至百余辈。青楼盏多，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犹梦京师……

    大概就因为天堂的生活太让人醉生梦死了吧，南宋终于被当时那野蛮的蒙古人给灭了，连皇帝都跳了海，也许游到泰国爬上岸，又去逛外国的青楼了吧。瞧，国家还是亡在女人身上！

    明朝的都城开始是南京，政府官办了一系列国营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曰：南市、北市、鹤鸣、醉仙、轻烟、淡粉、翠柳、梅姘、讴歌、鼓腹、来宾、重泽、集贤、乐民、清江、石城。青楼一家挨着一家，公子王孙，猜拳行令，点歌赏舞。秦淮河上，桨声灯影，画舫游荡，白天一河锦绣，夜晚十里辉煌，此情此景，若让威尼斯人见了，会觉得自己真是个意大利乡巴佬。妓船蜿蜒如画龙游水，船上丝竹并奏，管弦齐发，此起彼伏，声入云霄。

    迁都北京后，十六楼逐渐“门前冷落鞍马稀”，最后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明日黄花。一片凋零。

    苏州、扬州等地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青楼大盛，特别是“无照经营”者日益增多，“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种偷税漏税的现象是各行各业都难免的。

    明朝社会腐败速度甚快，风气奢靡，上下淫乐，故青楼可说是遍布神州大地。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上说，“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山西大同的青楼生意不景气时，注册的还有两千人之多。至于北京的青楼，则随着新都城的发展，也蒸蒸日上。《新都梅史》中说：

    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蛊，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到庚子年间，其妖冶已极。

    万事万物都有其发生、发展、高潮、衰落的自然过程，青楼当然也不例外。青楼风光到明朝时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甚至很不像话的景象了。有一本《梅圃余谈》的书记载说：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福窝，谓之窑子。

    接下去描述说，窑子里在靠路边的墙上凿了一些小洞，故意引人偷看。妓女裸体躺在床上做出各种下流体态，并口唱黄色歌曲，真是有声有色。若有哪位观众被挑逗进去，丐女们赤身裸体上前，选中后只要排出几文大钱，立刻二话不说，携手上床的干活。如此恶劣得令人作呕的情景，三百多年后才在美国出现。呜呼，中华民族真是伟大。

    到了清朝，市妓也由衰落到废除，青楼成了完完全全的私妓的天下。有钱便是上帝，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嫖客们也根本不懂得真正的风情。传统的精华虽然还延续着，但风光毕竟一日不似一日了。

    清朝首都北京的青楼活动可以说代表了传统青楼的没落。北京的青楼主要设在勾栏、演乐、马姑娘、粉子、宋姑娘、砖塔、胭脂、石头等胡同，即后来著名的八大胡同。这些胡同里的姑娘，会唱几句“莲花落”就可算是才女了。想让她续个对子、画朵寒梅什么的，大概是错翻了眼皮。

    但越是如此，似乎就越门庭若市，俗总是比雅更吸引人。《清稗类钞》上描述北京的青楼风光：

    胭脂、石头胡同”，家是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

    在南方的上海，则随着港口商务的发展，渐渐成为东方大都会，而所谓十里洋场，自然是少不了青楼风光的。最早的青楼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青楼的顾客已经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乃至黑鬼子、红鬼子，有钱就可以“天涯若比邻”。为了满足洋人需要，还进口了一批洋妞，算是中外合资的开始。中国土妓也开始改变林黛玉作风，向欧罗巴型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颇受新潮诗人欢迎。后来有了租界，更成为青楼妓女的大本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把他们家乡那些野蛮粗俗的青楼活动方式带到了咱们中国，妓女们道德沦丧，毫不讲礼义廉耻，天一擦黑就上街拉客，不分工农兵学商，老幼病残傻，只要是男的就龇牙咧嘴、纠缠不休，远远望去，满街拉拉扯扯，搂颈抱腰，好似短兵相接之战巷也。

    广州开设了许多洋行，青楼也日益兴盛。陆上的青楼集中在沙面一带，水上的则有“珠江花舫”，可以让嫖客乘船游江，妓女助兴，在船上住几日则更受欢迎。对这种中西混血的青楼风光，当时人们的评论也是见仁见智。性灵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久闻广东珠娘之丽，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绿篷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

    袁枚的情趣是“很中国”的，他不喜欢广东的妓女，可他的孙子袁翔甫却写了一首《吟粤妓》：

    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依家是五羊。

    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

    看来，孙子一辈已经被“和平演变”了。青楼风光难乎为继矣。青楼本身是存在于她的风光里的，没有了风光，也就没有了青楼。真正懂得青楼价值的人，是去体味包括风光在内的青楼文化整体。如果只剩下一笔简单而真实的肉体交易，人之为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那当然就无需青楼这种东西再存在了。

    丢掉了精神文明，连青楼也办不好，何况其他！

 虽万千人吾往矣青楼魅力

    骑马倚斜桥，

    满楼红袖招。

    ——韦庄《菩萨蛮》

    不论青楼被诗化得有多么神，不论青楼的风光有多么奇，人们在内心深处总隐隐觉得那毕竟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所在，不是好人应该去的地方。然而问题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有商人韵士乃至英雄圣贤，光明正大地去做“狭邪游”，难道那小小青楼就像天霸表一样具有那么“挡不住的诱惑”？难道他们不知道青楼有害、有毒、有危险，会使人堕落、使人倒霉、使人劳民伤财气虚肾亏丢官罢职妻离子散两眼一抹黑？其实，“不好”的东西却往往具有神奇的魅力，此乃世间一普遍现象也。吸烟有害，可世界上有亿万烟民。他们不知道吸烟会致病、致癌、短寿吗？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吸？这就说明，肯定有比健康、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他们虽然说不出，但是直觉到了，于是不惜健康和生命，也要坚持吸烟，牢牢握住那种东西。同理，吸毒者也是如此，倾家荡产、坐牢杀头，也要寻找那种感觉。虽然说没有生命就没有感觉，但感觉还是要高于生命，没有感觉的生命是死命，感觉平庸的生命是狗命！

    那么，青楼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竟使它拥有了那么不可抵御的魅力呢？

    首先，最基本的层次，当然是性的需求。这里的“性”，不能只作狭义的理解，因为古人逛青楼，并不一定要与妓女make love—回，正像今日的妇女逛商场，兴致勃勃了一下午，但却可能什么都没买一样。这种性的需要是广义的。人的性压抑、性饥渴可以有多种满足的渠道。到青楼里看看漂亮的脸蛋，听听婉转的歌曲，再调笑取乐、打情骂俏一番，性紧张也可得到极大的缓解。更何况多数妓女是卖艺又卖身呢？即使仅从狭义的方面去理解，青楼的“性”，也自有其诱人之处。第一是新鲜感，让人可以从头到尾体会一遍“陌生化”的效果。《游仙窟》里所写的，就是主人公与妓女从结识相见，到酝酿情感、激发性欲、鸾凤交眠、最后洒泪而别的全过程，人仿佛重新活了一遍。战胜和体会了一次“陌生化”，就等于重新征服了一次世界。第二是有自由感，与妓女颠鸾倒凤，可以免除一切后顾之忧，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堂而皇之地不负责任。喜欢玛丽就睡玛丽，看中莉莲就玩莉莲，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好不快活乎哉也么哥！第三是有罪恶感，人都有一种想犯点罪的潜在心理，但又害怕遭到惩罚，于是压抑着，压抑着，天天做好人，做好事。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到青楼做一次狭邪游，既满足了人的“犯罪欲”，暗中沾沾自喜老子也敢干一回坏事了，又不用担心遭到惩罚，多么两全其美！当然，后来老天爷看不下去了，发明了种种性病来惩罚这些小坏蛋，现在更有了比核武器还恐怖的“爱”滋病。不过，对某些人来说，能得上“爱”滋病似乎也是一种光荣，似乎他就不是一般的炎黄子孙，已经获得“生理绿卡”了。第四是有“过瘛”感。青楼的女子一般在性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不像现在的野鸡无师自通，她们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尽善尽美地发挥到客人身上，姿态万千，百花齐放，曲尽其妙，无微不至。况且平时彼此不断切磋交流，精益求精，直练得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把客人钞票掏尽、身子淘空不算本事。单就这一点魅力，就足令广大男同志心驰神往的了。

    比性的需求高一个层次的，可以叫做色的需求。爱色之心，人皆有之。孔圣人教导我们：“君子好色而不淫。”只要不乱七八糟地淫乱，好色于君子无妨，而且君子最懂得如何好色。色，用最广义的佛家观点去理解，便是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所谓“无声不寂，有色皆空”，一切都是虚幻的，不必那么较真执著。狭义一些，色专指好看的东西，再狭义一些，专指好看的花姑娘，所谓声色犬马、纵情声色之色，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东西。《诗经》上的君子，媵了一眼“窈窕淑女”，回家不就“辗转反侧”地烙大饼胡折腾吗？孔圣人本人见了妖媚漂亮的南子夫人，不也“心里有点跳跳的”，恐怕弟子说他革命晚节不保吗？孔圣人的圣徒、大理学家程颐、程颢小哥俩，一次赴宴遇见两个“小蜜”。程颐受不住色的剌激，拂袖而去。程颢却将计就计，坚持到底。次日哥俩促膝谈心，程颐对程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程颢却大义凛然地说：

    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条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

    到底孰是孰非，不大容易搞清楚，反正哥俩都是著名君子，只是好色的方式不同而已。好色不一定导致有什么性的行为。色是一种视觉效果，这人说是淡蓝，那人说是深青，张三说是美色，李四说是丑婆。看惯了林妹妹的似嗔若喜，就讨厌宝姐姐的温柔敦厚。俗语说“三年不见女人，母猪赛过貂蝉”，话虽粗了点，但的确讲出了色的相对性。而青楼则正能满足社会上三教九流人等对色的不同需求。有冰肌玉骨、粉白如雪的，有花枝招展、艳若桃李的，有甜甜的、纯纯的，也有辣辣的、浪浪的，有正常的，有变态的，有适合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有适合口尚乳臭的年轻学生的。据说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那么也可说没有不被任何嫖客识的妓女，而且，其色愈奇特，越能引人注目，没有特色，还成不了名妓呢！

    明朝小品文大师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一个叫王月生的妓女，其可称是奇色。文章不太长，抄在下面：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柃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崎侮，不能勾其粲。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南中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权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与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则终岁不得也。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所交有当意者，亦期与老子家会。一日，老子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谇嬉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榍，挺羞涩。群妹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争走伺之。面赪，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噻涩出二字曰：“家去。”

    这个叫王月生的妓女凭着“寒淡如孤梅冷月”之色压倒群妓，名扬一时。看惯了眉开眼笑之色的男人们被她这种矜持之色给唬住了，拼命巴结，求她一笑。要请她去坐陪一会儿，得重金预订。要想与她过夜，则必须提前一两个月排队，比买飞机票、上访告状还难。她也摸准了这些臭男人的毛病，专门标新立异，金口难开，你越低三下四，她越“含冰傲霜”，比公主的架子还大。那位公子跟她睡了半个月，只得她两个字：“家去”。这个王月生是真的这么冰清玉洁，心似天使呢？还是老谋深算，故作矫情呢？或是另怀隐私，心理变态呢？倘若遇上哪位看透了她的本质的男人，给她一顿尼采的鞭子，不知她还“家去”不“家去”了，没准感激涕零，大呼知音，从此妖媚百出呢！金庸《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不就因为挨了韦小宝的一顿臭揍而一改往日刁蛮阴损之态，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个无赖吗？

    所以，色的魅力确实是青楼魅力的一大支柱。只有性，没有色，青楼就有成为配种站的危险。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得女人，不是看他的性知识，而要看他的“色知识”，看他会不会“辨色”、“观色”、“赏色”、“品色”。这是需要很高深的学识和修养的。大傻瓜齐宣王自以为朴实地对孟子宣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其实他懂得什么色！如今有些有文化的痞子和没文化的痞子也动不动就厚颜无耻地说自己好色，一是显示自己“活得真实”，二是为了勾引有点姿色的女同志，其实他们也同样亵渎了“好色”二字，他们也配好色？呸，不要脸！

    比性和色再高一个层次的，那就是艺术的魅力。“娼妓”二字的起源，就是艺术活动。古时不同于现在，不会个三招两式的，是没有资格当妓女的。而客人们来到青楼，主要也是来看这三招两式，后来青楼风光衰落，艺术凋零，大家才不得不因陋就简，由观艺为主降为观色为主的。即以上面那个王月生来说，她也是有几手绝活的，一是“善楷书”，二是能“画兰竹水仙”，就这两条，在今天就胜过绝大多数的女大学生了，又加上“解吴歌”，唱得一嗓子流行歌曲，没有这点实力，单凭一张漂亮脸蛋，她敢那么傲慢无礼吗？

    青楼的艺术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说几句yes、no，就可瞒天过海？让我们观赏一首诗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梨国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诗中所写的公孙氏表演的剑器舞，惊心动魄，出神入化，此人若活在今日，在舞蹈界的地位决不会低于白淑湘、杨丽萍，而她不过是一名舞妓。青楼艺术岂可小看乎？如果说中国的诗文书画是广大男性知识分子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么中国的音乐舞蹈则是由一代代的青楼女子相传下来的。

    嫖客到青楼艳游，或者是请青楼女子赴会，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声乐和器乐演出。我们今天视为高雅之极的唐诗宋词，当时都是被妓女们曲不离口的。唐时唱诗，宋时唱词，元代唱曲，明代就唱民歌民谣，清唱昆曲、京剧，至于今天的明娼暗妓们，能不能唱几首港台流行歌曲，就很难讲了。

    所以说，青楼在古代兼有各种娱乐场所的社会功能，今天的歌厅、舞厅，事实上都是青楼的变体。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歌星只管唱歌，舞星只管跳舞，妓女只管那个，可是各项水平却均未超过往日的青楼，其可怪也欤！

    音乐舞蹈之外，青楼女子在诗文书画方面也往往不让须眉，甚至有不少才女成就高出男子。但是男人把诗文书画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不肯轻易让女人涉足，所以许多女诗人、女画家都被埋没了。青楼女子一开始就是经过挑选的，有一定的天賦，又加上系统的训练，艺术感觉可以说不低于男子。著名的画家潘玉良不就出身于烟花世界么？

    青楼世界不仅仅是性的世界、色的世界，所谓温柔乡、风月场，而是有艺术气息蕴藉于其中的。艺术的魅力可以令人宠辱偕忘，龌龊尽销。表面看去，青楼是个不洁之处，但青楼的艺术恰是对阬脏丑陋的现实世界的反抗和超越。来到青楼，就恍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个充满诗情画意，到处莺歌燕舞的世界。有什么力量，有什么禁忌能阻止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向往呢？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有一首掷地有声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斩钉截铁地表达了对烟花世界百折不回的衷心向往：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義’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嗓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阁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就是青楼的魅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有时候，真正的大英雄，美人关也能咬牙挺过去。如汉高祖刘邦本来是个贪财好色的二流子，但为了远大的帝王理想，打入函谷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最后果然建立了大汉朝四百年江山。汉寿亭侯关羽流落到曹操手下后，不但对嫂夫人恭敬侍从如昔，对曹操送来的一队美女也不碰一小手指头，最后过五关、斩六将，保护着嫂夫人，胜利回到大哥刘备手下，留下了千古美名，还混了千百座关帝庙有吃有喝地供奉着。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一路上抱着小美人上马下马，又住店，又解手的，愣是坐怀不乱，后来果然也建立了大宋王朝。还有金庸《飞狐外传》里的大侠胡斐，为了给穷人打抱不平，坚决不饶恕大恶霸凤天南，连情深意笃的小美人袁紫衣在两情欢洽之际软语央求，他都不给面子。这些都是英雄能过美人关的例子，过了就过了，英雄心里并不怎么难受。但是，青楼关却似乎比一般的美人关更难过，即使过去了，也折腾得百爪挠心，坐卧不宁。这大概就是因为青楼的魅力不只是几个美人，更有许多看不见说不清的“软件”吧。南宋有一位姓杨的抗金英雄，坚守不降，城破后骂贼而死。他年轻时就十分注意个人修养，同学们想破了他的操守，把他骗到青楼，说是朋友之家，等漂亮的姑娘一出来，真相大白，老杨又气又羞，一溜小跑回去，脱下衣服就一把火烧了，还痛哭流涕骂自己没出息，不正经，别提有多难受了。

    还有个州长叫张咏的，不知不觉间对一名妓女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半夜三更心里痒痒得不行不行的，眼看就要守不住了，只好翻身起来，绕着屋子兜圈玩，口中念念有词地骂着自己说：“张咏小人，张咏小人。w瞧，要“克己复礼”有多么难哪！还有个大官叫赵抒，有一天看见一个漂漂亮亮的妓女，头戴杏花，便灵感大发，脱口说了一句“髻上杏花真有幸”，要给这一句对出下联，恐怕北大中文系所有女生加起来也做不到，可不料那位小妓女星阵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乎岂无媒？”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真让人又惊又喜，恨不能一把揽人怀中奖励奖励，你想老赵能不动情吗？这里又有性、又有色、又有艺术，青楼魅力俱全，再说小妓女又已然亲口许“媒”f真能抗拒如此诱惑乎？老赵心里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到了月黑风高夜，他命令警卫员去叫那个妓女来“三陪”，过了一会儿不见来，他又派人去催，自己在屋里走来走去，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也是七步，他想起了上级对自己的亲切培养，同事对自己的关心帮助，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等等等等，自己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于是大吼一声：“赵抒不得无礼！”传令不要“三陪”了。这时警卫员从幕帐后闪将出来说：“我本来就没去叫她，我就知道首长您肯定会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最后回到正确路线这边来的。”老赵出了一身冷汗，为了坚持抵制青楼魅力，他抚剑发誓，并且在帐中悬挂父母大人的肖像，让二老夜夜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真是费尽心机，九死一生，总算在青楼面前打了个胜仗。

    从这些反面的事例可以深深地看出，青楼的魅力是何等巨大！笔者的语调虽然夸张油滑一些，但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的。

    英国的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_王尔德有句名言：“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抗拒。”

    这句话，应当制成金匾，悬挂到每一座青楼的门前。

 酒罢问君三语青楼规矩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活取对君酌。

    ——李白《将进酒》

    魅力无穷，风光无限，可青楼毕竟是个营业单位，夜进一万，日出八千，其社会功能又叠床架屋，不一而足。二圣人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连电影院还贴着“观众须知”，动物园也不允许杂种胡来，青楼重地，岂可任人随意进去，想干啥就干啥乎？那些一心企图活得轻松自在，动不动就说“累不累呀”的轻浮男女们，是连青楼也不配去的。

    一切规矩都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渐渐形成和完善的，由约定俗成，到明文规定，最后礼崩乐坏，无人理踩，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又被重新拾起，考其得失，以助新政。所谓的青楼规矩也是如此。

    青楼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狐狐坠地之时，想必是无甚规矩可言的。即便有些规矩，年深月久，学者们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好_今日也难以深知。反正不外乎坐镇青楼，迎来送往；或者是上门服务，实行三包。上门服务往往是比较辛苦的。有一首《夜度娘》写道：

    夜来冒腐雪，晨去履风波。

    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

    大老远的往返奔波，的确令人体恤、同情，只是能够为她们的命运真心着想的人太少了。梁代的沈约倒是写过一首《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

    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

    昨宵何处宿，今展拂露归。

    诗中有一种怜香惜玉的味道，煞是体贴。

    后来青楼规模越来越大，排场日益豪华。人们把青楼当做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就如同现在谈生意往往在酒楼、谈恋爱往往在咖啡馆—样。亲戚来访，朋友聚会，金榜题名，工资浮动，都要到青楼铺张贺喜一番，大概除了结婚和送殡以外，所有活动都可在青楼里进行酬酢。外交场合，岂可无礼？青楼虽然未设礼宾司，但各种礼仪，想必是一应俱全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的青楼说：

    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边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规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桥”……

    这里提到青楼“各有等差”，分为若干星级不同，就像东北的普通饭馆根据规模在门前悬挂数量不等的幌子，从一个到四个幌。初登青楼，第一个重要程序是“点花茶”，小小的一杯茶，要价数千钱。其实这不是茶钱，而是相当于门票，听一场音乐会的票钱，低得了吗？如今有些饭馆也先给顾客来淡乎寡味的糊涂茶，然后索要高价宰人，好像上茶之后接着就有姑娘出来侍候似的，实际上有茶无人，还自以为“新潮”，真是堕落！这个“点花茶”，实际上也是看看客人的身份、地位，出手是否阔绰。有经验的老鸨一眼就能瞧出嫖客的最低消费水平以及最多可以榨出多少油水。这个项目到清朝以后叫做“打茶围”，关于这一段程序，《板桥杂记》中有一段很有价值的描述：

    妓家鱗次。比门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豉，迥非尘境。到门則锏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狗儿吠客，鸚鹉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环毕数，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竟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繆宛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蹲风矣。

    说起来三言五语，实际这一过程是有条不紊，大费工夫的，所谓“冷水泡茶慢慢浓\"是也。心急吃不得热包子，必须一步一步渐入佳境，不能像鲁智深见了镇关西似的，开口就要肥要瘦要五花。首先，那精洁的屋宇，萧疏的花木，就表明是一个高消费所在、高层次所在，所以，“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穿着条牛仔裤，趿拉双片儿鞋，你自己就不好意思进去，进去了人家身穿制服的门卫也会说今儿个没剩饭，您明儿个再来吧。

    到了门口，门半开、帘半垂，一副半羞半臊的模样，使您这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某种心态。一迈上台阶儿，那只德国卷毛狗就闻见您口袋里的支票了，欢蹦乱跳地叫着“哇噻，哇噻！”鹦鹉也不甘落后地叫着“tea！tea！”您以为是唤茶，实际“tea！”是妓院的黑话，就是钱的意思。来到厅堂，您见不到妓女，而是妓女她妈——当然多数不是亲妈。这老婊子好似相看女婿似的上下左右端详您、打量您、鉴定您的资格，配得上她的哪位千金，别听她嘴里甜得跟耗子药似的，眼睛却像刀子一般把您里里外外剥得一丝不剩，心里兴许还念叨着：傻小子跑这儿摆谱来了，看老娘不刮你一层皮！好容易挨过了老鸨这一关，才能“进轩”，节目开始。那位千金在丫环簇拥下被“捧”出来，就像“大腕”歌星出场要有一群伴舞的一样。于是，您与千金的二人戏开幕，千金是正式主持，您是侍宾主持。山珍海味流水价端上来，热气腾腾冒的都是您的白花花的银子。您滋滋喝着，叭叭吃着，那边千金便转轴拨弦，咿咿呀呀唱将起来。您五官七窍一齐享受。食欲大开，天高地爽，模模糊糊还记得自己父亲姓什么，可银子就好像巳经不是自己的了。耳中听着歌乐声中左一句“谢公子破费”，右一句“公子真是大财神”，那叫痛快，只恨没把银山搬来。这时候也许您才明白什么叫11金樽美酒斗十千”，明白一碗炸酱面为什么到了美食城就卖二十五元。但这时即使头脑清醒，想收也收不住啦。因为那边巳被银弹攻破了芳心，开始“目挑心招”，左一阵秋波，右一个飞吻，声变嗲，喘渐粗，您说哪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呢？不能撤，于是，拼上所有的现金、股票、债券、长城卡、牡丹卡，还有新婚钻戒，只求牡丹花下死，今宵做鬼也风流了。

    以上说的是坐镇青楼，痛宰嫖客的规矩。至于官妓本来就是政府的公家财产，只有服从政府的规矩一说。《南部新书》记载唐朝的地方官调工作时，前任向后任交割公职时，恋恋不舍一个官妓，因为是公家之物，不好带走，便恨恨地写了首诗：

    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

    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韻川珠。

    然而继任并不十分买账，赋诗答道：

    曳屣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

    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琪珠掌内看。

    他还埋怨质量不太理想呢。

    至于普通的市妓，一般不“送货上门”，而是自己在金屋里藏着，做千金小姐科。华灯初上时分，有专门负责招蜂引蝶工作的阿姐阿妹出去拉客，拉回来再予引见，这叫做抛砖引玉，不像今日的野鸡，自拉自卖，甚至把电话打到旅馆房间里，就差头上插根草标了。

    为把青楼规矩展现得更加生动具体，下面介绍一篇《李师师传》的精彩文字，写的是大宋天子宋徽宗去嫖名妓李师师的韵事：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尝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爱之，必为舍身佛寺。寅怜其女，乃为舍身宝光寺。

    女时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尔乃来邪？”

    女至是，忽啼。僧为摩其顶，啼乃止。寅窃喜，曰：“是女真佛弟子！”

    为佛弟子者，俗呼为师，故名之曰“师师”。

    师师方四岁，寅犯罪系狱死，师师无所归，有倡藉李姥者收养之。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

    徽宗皇帝即位，好事奢华……更思微服行为狎邪游。内狎班张迪者，帝所亲幸之寺人也。未宫时，为长安押客，往来诸坊曲，故与李姥善。为帝言陇西氏色艺双绝，帝心艳焉。

    莫日，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霞叠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

    暮夜，帝易服杂内寺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

    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堂户年庳，媸迎出，出庭抗礼，慰问周至。进以时果数种，中有香雪藕，水晶苹果。而鲜枣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各啖一枚，姥复款洽良久，独未见师师出门。

    帝延伫以待，时迪已辞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轩，翠几临窗，缥缃数帙。窗外新篁，参差弄影。帝倏然兀坐，意趣闲适，独未见师师出侍。

    少顷，姥姥引至后堂，陈列鹿炙鸡酢，鱼脍羊胶等肴，饭以香子稻米。帝每进一餐，姥侍傍款语多时，而时终未出见。

    帝方疑异，而姥妓复请浴。帝辞之，姥至帝前耳语曰：

    “儿性好洁，勿忤！”

    帝不得已，随姥至一小楼下福室中。浴竟，姥复引帝坐后堂，希核水陆，杯盏新洁，劝帝欢饮，而师师终未一见。

    又良久，见姥拥一姬，姗姗而来，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水笑蓉，见帝意思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与帝耳语曰：

    “儿性颇愎，勿怪！”

    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后强之，乃迁坐于他所。姥复附帝耳田：

    “儿性好静坐，唐突弗罪！”

    遂为下帷而出。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洋，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慢检，流韵淡淡远。帝不觉为之倾耳，遂忘倦。比曲三终，鸡唱矣！

    饮杏酥怀许，旋起去。内侍从行者，皆借候于外，即拥卫进宫，时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

    按常人设想，贵为一朝天子，何求不有，何欲不得？但宋徽宗赵倍这个风流皇帝就愣是老老实实地甘拜在李师师的石榴裙下，不敢违反青楼规矩一丝一毫。先是送重礼预订，不敢说自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是冒充大款。然后乔装改扮，混同于普通工作人员。去了以后被老太婆折腾了三番五次，先问寒问暖，再吃点瓜果梨桃，看看幽雅的环境。再吃点海鲜野味泰国大米，老太婆。到罗嗦嗦，就是不见师师出来。然后逼着皇帝洗澡。从来只听说唐明皇赐浴杨贵妃，这回倒过来，李师师赐浴宋徽宗，有趣！洗完澡仍然干坐着不让见，再吃点夜宵才领进密室。这就好像预告的精彩电视节目迟迟不见播放，翻来覆去全是广告，真是急死人来也么哥。老赵同志左等右等，大概急得差点大喝一声“我是大宋朝一把手”了，那位李师师才不紧不慢地出场，带搭不理的，连一句“晚上好”也不说。老太婆却只管命令老赵“勿忤”、“勿怪”、“唐突弗罪”，意思是，我们姑娘就这毛病，你小子遭点罪吧。好容易老太婆退下，大概也三更天了。李师师旁若无人地弹起琴来，三支曲子下来，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矣。这就好像那段《扔靴子》的相声，“我净等那只了，一宿没睡！”结果老赵匆匆吃了早茶，就“家去”了，他要等到的东西，就像那只没扔的靴子一样，始终没等到。青楼的规矩，皇帝大人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换了今天的小科长、小处长之类的，早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口把蜡烛吹灭了。

    青楼的规矩随时代的不同自有演化变异，但大致都要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为了烘托气氛、培养感情、激发情欲，也不仅仅是为了多宰些钱、多贪些物，这其中也包含有一份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看重，要极力用风雅柔情之举掩去铜臭气息，使交易带有艺术色彩。没有了这些规矩，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拍出一百美元，“你他妈跟不跟俺睡！”看上去挺有气魄的，实际上人味儿全无，畜生一个。一个社会若是道德沦丧到连青楼规矩都一点不讲了，那实在是赤裸裸得太令人悲哀了。

    青楼的规矩与其他行业的规矩有时是互通的，甚至能够流传到社会上，影响其他行业。即以“打茶围”为例，现在许多交际和应酬活动不都有类似的一项吗？不过，古代的所谓“吃茶”与今天的“喝茶”是大不一样的。今天的喝茶只是把茶叶置于水中，或沏或泡。古代的“吃茶”，花样就多了。例如《金瓶梅》中的一段写道：

    妇人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鹄、木樨、玫瑰掇卤，六安雀舌芽菜，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口欣喜。

    一杯茶里有这么多成分，实在是讲究得很。比之今天的种种果茶、奶茶，恐怕要高级得多吧。

    除了茶之外，酒也是青楼不可或缺之物。白话小说里常说：“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酒可助兴，酒可增色，酒可壮胆，酒可遮羞。还是白话小说上的话：“三杯竹叶穿胸过，两朵桃花上脸来。”骂人都说：“酒色之徒”，酒跟色怎么能分开呢？杨玉环最美丽动人的时刻不就是“贵妃醉酒”吗？所以青楼必备美酒，而许多妓女也因此练得一副好酒量。《吴门画舫录》记载了一个名叫阿福的名妓，酒态奇美：

    阿福者，忘真姓，居胥门，流寓申江。绿雨寮寮，本一邑之胜，施萝作障，叠石成山，袭马如云，細车如水。姬艳冶之名，倾动一时。

    性委宛，善饮酒，喜浮大白。酡颜星眼，强要人扶。倚绣榻，背银缸，解罗衿，捉玉腕。肌拊凝脂，春探豆蔻。香囊叩叩，丝履弓弓。处以却尘之褐，护以翡翠之衾，而姬不知也。盖玉山颓矣！此也仙所述。当此境者，令人真个销魂！

    酒使人忘却尘寰俗务，甚至忘却一切规矩，使人焕发出本性自然之美。到青楼必饮酒，这也是一条不成文的青楼规矩。古代的许多酒楼和青楼是不分的。正像今天的许多大酒店，实际上不仅是饭店、旅馆，而且还必有妓女以待佳宾。为什么古时的酒家都要有个“当垆女”呢？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是酒女呢，还是妓女？用今天的词就明白多了，可以叫“吧女”。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多情诗人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问的本是妓家，而“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二字也隐隐暗示了答案。

    以上只是蜻蜓点水指出了青楼规矩的一二。其实要详细讲述的话，这实在是一门专深的学问，其难度不亚于研究中国科举制度史或中国体育运动史、中国饮食文化史。总之，强调青楼自有其系统完备的一套规矩，目的在于请读者意识到，青楼与其他中国文化有着共同的一套操作规则，共同的一套价值观念。青楼之道，亦是华夏民族生活方式的一帧侧影、一幅写真也。

 枯井底，污泥处青楼黑幕

    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郎。

    ——李商隐《无题》

    戏剧大师曹禺有句名言：“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宇宙的确充满了残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情灰未冷，反目成仇。正是为了抵御这残酷，人类发明了梦，发明了艺术，发明了青楼。然而梦越美就证明现实越丑，艺术越伟大就证明生命越痛苦，那么青楼越繁华就证明了什么呢？

    不错，青楼里欢歌笑语，锦衣玉食，风光旖旎，融融泄泄。可是你看见过那笑脸下面的哭脸吗？你听出过吗？你感觉到当你转身以后，背后的阵阵凉气吗？

    京剧《沙家浜》中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有段脍炙人口的唱词儿：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可以说是一切江湖买卖的生意经。茶馆如此，青楼也是如此。老板娘开茶馆是为了赚钱谋生，并不是为人民服务——更甭提她本是个地下党了。老鸨母开青楼当然也不是为了让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她要赚的钱比那小小茶馆不知多上几百倍、几千倍，要赚这么多钱，要吃香的喝辣的，过一种烟花太后的锦绣生活，不黑着点儿行吗？文学作品里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物都不乏被歌颂被称赞者，唯独鸨母这一行，从来没有过正面形象，顶多混个中间人物，可见其黑到了什么程度。

    撩开青楼的黑幕，种种丑恶现象不一而足。其中最醒目的一点，便是唯利是图。

    明代有一部《嫖经》，多次提到青楼的金钱本性：“鸨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撅丁爱钞，势催妓子弄奸心。”鸨母、龟奴使出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拼命榨取嫖客的钱财，天长日久，妓女不用唆使，自会明敲暗索。“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双管齐下，两面夹击，不怕傻小子不掏钱。这里，感情已经是有价码、有行市的了，与钞票的多少成正比例，真是“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怕婊子没笑脸吗？但用金钱堆出的笑脸，难道不是世上最恶心的一景吗？

    金钱买来的欢笑，当金钱用光之时，不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还往往变成无情的冷嘲和热骂。

    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的前半部分就生动描写了主人公某生如何落入青楼骗局的全过程。

    某生是常州剌史荥阳公的爱子，被老父视为“吾家千里驹也”，弱冠之年，赴长安应试，带了足够吃喝玩乐两年以上的钱财，踌躇满志，自信能“一战而霸”。没想到一到长安，就于访友途中被“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迷了个神魂颠倒。于是恭恭敬敬拜上门去，连同所有资财仆佣，“入赘”到青楼，一住就是一年多。不但把钱包花了个底朝上，连车马、家童都卖了个精光，只剩下光棍一条。虽然李娃还跟他腻腻乎乎的，可鸨母早就摔锅打碗，指桑骂槐，恨不能让这瘟生早早滚蛋了。某生看不出眉高眼低，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原子弹吓不倒的爱情呢。傻小子没想到一场阴谋正等着他。一天，李娃说与他去求子，把他带到荒郊野外的姨妈家，然后突然家里来人说鸨母得了暴病，李娃先归，某生留下与姨妈商议准备后事，他还不知自己的后事就要到了。晚上不见李娃来接他，姨妈便打发他先回去。他回去一看，李娃与鸨母巳经退房搬走了。次日去找姨妈，也已杳无踪影。一气之下，差点病死，好容易缓过来，穷得一分硬币也没有，只好当了殡仪站的服务员，不料又被进京开政协大会的老父遇见，老头气得狠抽了他几百马鞭而去，某生一命呜呼，下葬时又发现还有口气，同事便把他抬回去。某生活过来，浑身鞭伤溃烂流脓，又被抛到了马路边，靠行人扔些残汤剩饭活了下来，最后衣衫褴褛，手持破碗，满街要饭，白天串胡同，晚上就住在公厕里。好端端一个满腹经纶的小伙子，就这样被贪财狠心的青楼主人害得身败名裂，挣扎在死亡线上。

    小说后半部分设计了一个庸俗的大团圆结局，写某生被李娃看见，李娃大发慈悲，搭救了某生，并帮助他一举登第，得到了功名富贵，荥阳公不但认了儿子，还认李娃为儿媳，一家皆大欢喜。这个结局纯粹是偶然性的，小说的前一半才是典型成就的所在。被青楼耗得倾家荡产乃至身败名裂者成千上万，其危害之深并不亚于吸毒。这也就是一般人家告诫子弟不可做狭邪之游的主要原因。

    青楼的主客关系的本质是金钱关系，这一点是常被金钱万能论者所忘怀的。他们以为有了金钱就能买到一切，包括友谊，包括爱情，殊不知当你掏出钱来的一刹那，一切真情都荡然无存了。你怎么能证明用钱的力量换来的感情是真的呢？正像你永远无法证实当冰箱关上门时，里面的灯还亮不亮，你将永远怀疑自己用钱买到的是不是真货，永远在自我安慰和自我空虚的峰谷间饱受煎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过于轻易地、过于年轻时拥有了万贯家财，是一种天大的不幸，它用极大丰富的方式剥夺了你的一切，使你变得一无所有，如同行尸走肉。而真正“一无所有”的人，却恰恰可能闪现出生命的真谛，可能获得人的价值和幸福，他不但会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情，而且还会得到他用奋斗所挣来的金钱。这也就是幸福与贫富无关的生活真理。

    当然，本质上的金钱关系并不排除妓女与狎客间产生真情的可能性。人的尊贵之处在于能够战胜金钱这个王八蛋。例如宋朝的柳永，不当官，不下海，穷愁潦倒，每月就在青楼间朝三暮四地鬼混。可是妓女们爱他一有才华，二有真情，不但不坑害他，不讨厌他，反而贴钱来赞助他四处神游。《醉翁谈录》里有一段记载，实在令人感叹：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耆卿一日经由丰乐楼前，是楼在城中繁华之地，设法卖酒，群妓分番，忽闻楼上有呼“柳七官人”之声，仰视之，乃角妓张师师。师师耍峭而聪敏，酷喜填词和曲。与师师密。及柳登楼，师师责之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填一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令量酒，具花策，供笔毕。柳方拭花策，忽闻有人登楼声。柳藏纸于怀，乃见刘香香至前，言曰：“柳官人，也有相见。为丈夫岂得此负心！当时费用，今忍复言。怀中所藏，吾知花策矣。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笑出策，方凝思间，又有人登楼之声，柳视之，乃故人钱安安。安安叙别，顾问柳曰：“得非填词？”柳曰：“正被你两姐姐所苦，令我作词。”安安笑e？：“幸不我弃。”柳乃举笔，一挥乃至。三妓私喜：“仰官人有我，先书我名矣。”乃书就一句：“师师生得艳冶”，香香、安安皆不乐，欲掣其纸。柳再书云：“香香于我情多。”安安又嗔柳曰：“先我矣！”按其纸，忿然而去。柳遂笑而复书云：“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按，奸字中心着我。”三妓乃同开宴款柳。

    张师师说：“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多么豪爽，心中若无真情，女人不会这么傻。刘香香说当时费用，今忍复言。”可见也是老赞助单位。然而妓女们倒贴柳永之钱还不是从其他狎客那里或好或歹地弄来的？才高八斗如柳永者，普天下能有几个？为了一个柳永活得潇洒快活，不知又有几个冤大头陷入黑幕，沦为乞丐了呢。再说，妓女们资助柳永，可柳永的词能使她们身价百倍，钱财自然滚滚而来，名字人了柳词，比中央电视台天天播放广告的效果还大，花几个广告费算得了什么。妓女们对柳永的确有真情，因为柳永的确纯真可爱，不过这笔经济账，妓女们恐怕要比柳永算得清楚多了。文人的数学都不好，要不怎么动不动就穷愁潦倒呢？

    唯利是图，嫌贫爱富地算计、蒙骗、坑害嫖客，这是青楼黑幕的外向型一面。与此相对的内向型一面则是对妓女、尤其是下层妓女的残酷凌辱和迫害。

    《北里志》中讲：“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鸨母往往是从前的妓女，正如儿媳妇升任为婆母一样，她升任为鸨母后，也要把从前所受的一肚子气转泄到年轻一代的身上。所训练的妇女，不管是买来的、拣来的、骗来的，“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稍不满意就一顿毒打。中国自古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么同理可证皮鞭底下出名妓了。好好人家的女儿，谁忍心送到青楼去接受那种严格训练？又不能培养成奥运会冠军。妓女的来源，一是罪人或罪人家属；二是战俘；三是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者；四是被人引诱骗卖者，很少有像今天这样自告奋勇，为出国、为留学、甚至为穿几件漂亮衣裳或者干脆就认为当妓女舒服而“下海”的。

    家妓经常遭到主人打骂摧残，人身安全系于主人颜色，说杀就杀。石崇就曾经活活烹了一名盛妆家妓来待客。相比之下，青楼里的私妓人权状况要好得多，但她们仍然是鸨母的私有财产，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连感情自由也没有。李娃对某生纵有满腔真情，鸨母叫她害之，她也得害。妓女所受的摧残最关键的是心灵上的，即使成了一代名妓，她那特殊的生活方式也使她的生理很难正常。有时在客人面前是名妓，被捧得一朵红云似的，可是客走之后，鸨母却不拿她当名妓看，不但要她交出小费，还可能因为她哪点言行不得体而施以毒打。身为名妓，更是有苦难诉，只好牙掉了咽入肚里。

    受鸨母的非人虐待之外，妓女还经常遭受青楼里其他工作人员的欺压，尤其是男性职员——龟奴，俗称王八，像蛆虫一样，寄生在妓女身上，不但在收入上大揩其油，还随时随地进行性骚扰。随着青楼的发展，这类编外人员越来越多，挣钱的不过几位名妓，可等着吃大锅饭的却好几十位。这类人就像上海滩的白相瘪三或北京城的胡同串子一样，虚张声势，吃里扒外，一面欺凌妓女，另一面蒙骗嫖客，毫无廉耻，有奶便是娘。妓女往往是值得同情的，然而这类从妓女下身生意里抠饭吃的王八蛋，都枪毙了也不冤枉。

    此外，青楼往往还受地方恶霸和黑社会的势力控制，美其名曰“保护”青楼，实际是瓜分利润，大占便宜。规模较大的教会一般都控制着相当数量的青楼等娱乐场所，使青楼成为他们的“教坊”，有些青楼甚至就是黑社会开设的。这与今天的舞厅、歌厅的情况是相类似的。

    由于这些重重黑幕，青楼便与种种罪恶有了不解之缘。吸毒走私，杀人越货，从鼠辈小贼，到江洋大盗，都把青楼当做绝好的栖息地、隐身所、联络处、大本营。生活最底层的脉搏，在那里赤裸裸地跳动着。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过于美丽的东西，背后一定有深深的罪恶。

 烛畔鬓云有旧盟青楼之爱

    记得小苹初见，

    两重心字罗衣，

    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晏几道《临江仙》

    尽管青楼的烟花丛中，掩藏着数不清的痛苦和罪恶，然而狎客们还是纷至沓来，乐此不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大钊说：“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牺牲》）那么青楼中最为绝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是爱。

    狎客们来到青楼，并非只是发泄肉欲，纵情声色，他们更希望能找到一种给人以温暖、给人以理解、给人以眷恋的真挚情感。尽管这种真情在青楼里是颇为稀少的，甚至可能是伪装的，但越这样就越吸引人去发现、去寻找。

    只妓女这一方面来看，每天迎来送往、生张熟魏的套路也会使她们厌倦，作为一个女人，她们也渴望得到一份把她们当做人而不是工具的感情。有时为了这种渴望，她们宁可不考虑金钱的问题。一般说来，卖笑生涯对她们心灵的损害已经使她们极大地丧失了爱的能力，可是一旦爱上了，却又往往格外地炽热、执著。

    敦煌曲子词里有一首《望江南》这样写道：

    莫攀我，舉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词中的妓女自比为临池的柳枝，这人也折，那人也攀，劝客人不要太痴心地爱自己，因为这恩爱只能维持短暂的一时。这首词表现了青楼女子的复杂心理，既可以看做是对客人的好心劝阻，也可以看做是看透了世态炎凉之后的冷冷谢绝，还可以看做是对痴心爱她的客人的试探，看他是不是也是那些“恩爱一时间”的攀柳折花的轻浮子弟。可以设想，假如真有一个中意的男子实心实意地爱上了她，她会焕发出何等的热情来报答。

    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不少生死不渝的青楼之爱。

    蒋防的《霍小玉传》叙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

    李益在长安与霍小玉相恋，情深意笃。后来李益以书判拔萃，被提升为郑县主簿，临行前与小玉山盟海誓，可回家后却禁不住世俗压力，变心娶了门当户对的卢氏之女。小玉相思成疾，沉绵不起。有位黄衫侠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见小玉。小玉悲愤交集，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终身受到猜疑和嫉妒的困扰。

    霍小玉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后，以庶出被逐，沦落为娼。这种不幸的经历，使她一方面格外珍重与李益的深挚爱情，把全部生命的希望都倾注于其上；另一方面，她又对宇宙间的残酷存着清醒的警惕和担忧，即使在二人最神驰情迷的日子里，她也常常饮泪啜泣，担心被弃的命运终有一日降临。她只求李益能与她欢爱八年，然后自己就永遁佛门。多么可爱的姑娘！可是这个最低愿望也破灭了。她不甘就此罢休，连年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到处探寻李益。多么痴心的好女子，读者谁不下泪！所以当最后一线生机也断灭之时，她那无限缠绵的爱转化为满腔愤恨，也就格外令人同情。让我们来看二人相见的最后一面：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欸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嬴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颜李生。感物伤人，坐皆軟欽。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酹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这是何等壮烈、何等瑰奇的爱情！不管李益那厮有一千条理由为自己开脱，他都对不起这位好姑娘，他也配不上这等崇高的爱情。二人相比之下，青楼女子霍小玉的形象是何等的光彩照人！

    但是，像霍小玉这样的多情红颜未必总是薄命，也有二人生死不负，共谱爱情诗篇的。《闽川名士传》上记载了欧阳詹与太原妓的爱情故事：

    欧阳唐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中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且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乃唐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之，又见其诗，一恸而卒。

    一个相思而死，一个伤情而亡，真不愧是情海人杰，一对至人。比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毫不减色。二人的两首诗作也成了千古名篇。

    这样情深意切的爱情，也不一定非发生在妓女与官士之间。情之所至，身份、地位都是无所谓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卖油郎独占花魁》，讲的就是一个卖油的小商贩秦重，用一腔纯朴厚道的真情打动了头号名妓花魁娘子莘瑶琴的芳心，二人相亲相爱，共结百年之好。

    卖油郎秦重“本钱只有三两，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只好辛勤积攒，好似骆驼祥子立志买车一般，终于得到机会去亲近他仰慕已久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起初因他不是“有名称的子弟”，“甚是不悦”，但秦重一心一意，格外体贴。莘瑶琴在外面赴宴酒醉归来，理也不理秦重，小秦便向丫环要了一壶热茶，把阑干上一床大红贮丝的绵被，轻轻取下，盖在美人身上，并“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接下来美娘呕吐，秦重怕弄脏了被子，就把自己的袍袖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吐毕后，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多好的小伙子！若参加北京市十佳丈夫评选，准入前三名。他的诚恳朴实，使美娘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又使她不大情愿嫁给个体户。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惜香怜玉的真心”，终于向秦重说出了“我要嫁你”，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两个主人公正是认识到了世间最可贵的不是金钱、门第、等级，而是彼此知心知意，互敬互怜，他们才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受到人们的称羡，被当做高雅的风流韵事来谈论。

    以上几例均是嫖客主动追求青楼妓女而获真挚爱情。还有一些妓女，爱上意中人后，主动追求男方。例如裴侧的《昆仑奴传》，写一名妓看上崔生，用小匙一勺一勺喂他酸奶喝，临别还做手势与他约会。崔生在仆人昆仑奴帮助下弄清了手势，去找到妓女，二人又在昆仑奴帮助下一同私奔。当崔生未到时，该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吟诗曰：

    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妈。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真情所至，金石为开。崔生终于越过十几道高墙，将她带往自由的他乡。

    另一篇更为著名的唐传奇，即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也写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只是这里的妓女更加大胆。卫公李靖去拜见杨素时，被一“有殊色、执红拂”的妓女看出是天下英雄，那红拂妓女打听到李靖的府第后，深夜投上门去，“愿托乔木，故来奔耳”。真是爱得勇猛，爱得豪侠。

    明末还有一位大大有名的妓女叫柳如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用文言为她写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位柳如是，才华横溢，不让须眉，聪明绝顶，冠盖当世。追求她的高官名士小白脸一箧一筐的，可她最后爱上了六十多岁的一代诗坛领袖钱谦益，二人如影随形，其乐融融。她不但能与钱谦益诗词唱和，还能帮他处理内政外交，而且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清醒地劝钱保持民族气节，真是超一流的巾帼英雄。钱谦益也视她眼珠一般，曾为她几乎与人动刀决斗，并以娶正妻之礼迎她入门，轰动士林。钱谦益为柳如是写诗百韵，并专门营造了“绛云楼”。二人互赏互爱，说不尽的缠绵，写不尽的倜傥。虽是老夫少妻，却比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感情要炽热和纯真一百倍不止。二人曾经开玩笑，柳问钱爱她什么，钱放肆地说：我爱你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肉。钱又问柳爱他什么，柳调皮地说：我爱你白白的头发黑黑的肉。其余的无限闺中风情，读者自可想象得知了。后人不知有多少男的羡慕钱谦益，女的羡慕柳如是，羡慕的不是老夫少妻，夫荣妻贵，而是那种和谐到无以复加的情调，浪漫到魂飞魄散的情趣，亦庄亦谐，如诗如画的甜美爱情境界。谁说青楼女子只认识钞票？慧眼识英雄，芳心许俊杰者，大有人在。

    如果说古代青楼的风光、魅力，今天已荡然无存的话，那么古代青楼之爱，更是今天的小蜜们无法想象的。爱情这个词在今天，就像流通多年的纱票，已经沾染了数不清的病菌和泥垢，人们只知道它有用，能换来东西，至于它本身的精美图案，会有几个人去“自将磨洗认前朝”呢？

 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青楼与家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周邦彦《苏幕遮》

    青楼者，妓女之家也。妓女一人青楼，便与原来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以老鸨为父母，以龟奴为兄弟，以嫖客为丈夫，当然也有生了孩子的。如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扬州丽春院的小杂种。而像沈从文笔下那些卖淫养家，连丈夫也一并包下来的，则与青楼之意远矣。既为妓女，就应“投身青楼即为家，卖笑呈欢无有涯”。所以妓女说到“我家”指的就是青楼，说到“我娘”，指的就是鸨母，嫖客去青楼，去的就是妓女她们家——妓家也。

    然而嫖客自己是有家的。家里不但有父母兄弟姊妹，还有妻子。没有妻子的也随时可以娶上一位。除了妻子以外，还可以有妾，有婢。古代社会，妻妾也好，丫环也罢，都是男人的奴隶，家庭中的“第三等级”，男人可以生杀予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为什么男人还要竞相奔赴青楼呢？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句俏皮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呢？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青楼有着家庭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青楼有着家庭无法超越的独特魅力？

    那么，青楼与家岂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青楼的存在不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吗？就如今天的哪位丈夫若是明目张胆地去嫖娼，那不是等着被太太解雇吗？如果这样去推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今天的打野鸡去比附古代的狭邪游，颇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今天的嫖娼，是腐败，是堕落，不论当事者如何沾沾自喜，他总是被鄙视，被批判的；而古代的狭邪游，则被视为风流雅事，起码是很平常的。今天卖淫嫖娼现象的泛滥，是与离婚率不断上升，千万个家庭遭到破坏，千万颗男女老幼的心灵遭到伤害同时出现、同时发展的；而古代的青楼制度延续了千百年，同时家庭制度也延续了千百年，二者并行不悖，宛如平行的钢轨，一同运载着历史的列车滚滚前进。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青楼，与西方的妓院和今天的各种卖淫场所，在社会功能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妓院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今天，主要是肉体交易的地方，其本质在于“性”。今天世界各地的妓院，基本上都是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不管巴黎的淫娃，汉堡的浪扭，还是香港的靓妹，曼谷的妖姐，都可一言以蔽之曰“货腰女郎”。客人在她们那里满足性饥渴，寻找性剌激，此外复何求哉！而青楼则大大不然，古人逛青楼，目的不一定是要与妓女同床共枕。他们到那里喝几杯清茶，听几曲音乐，也许坐上片刻就走，也许从早到晚流连，有的包下妓女，长期驻扎下去，而有的虽与妓女无话不谈，但却不曾make love过。他们心中真正渴望的是与妓女建立一种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古代家庭中很难找到的。

    古代家庭是古代国家体制的缩影。三纲五常，宗法礼教，都以家庭为最基层的普及单位。在男女感情中，双方平等才有真正的乐趣，可家庭中的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只能恭恭敬敬遵守着三从四德，像对待神仙一样供奉着丈夫，哪里有什么平等的乐趣可言？《孟子》中讲过一个要饭为生的齐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妻妾二人发现她们依靠的“良人”原来每日靠乞讨为生，“相泣于中庭”，可“良人”毕竟还是“良人”，妻妾不能炒他的鱿鱼，齐人仍然以主人自居，这样的男女关系，有什么味道？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互敬互爱，却被礼法所不容，硬是拆散了鸳鸯，逼得一对爱人，一个“举身赴青池”，一个“自挂东南枝”。可以看出，家庭与爱情是有着本质的冲突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尖锐指出：

    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就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做奴隶出售。

    处在这种地位的妇女，能对丈夫产生发自真情的爱慕吗？更不要提《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来招待刘备的兽行了。

    再一点，爱情是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而古代婚姻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往往不由青年男女个人来决定。婚姻首先考虑的不是感情，而是财产、权势、门第的对比，婚姻更多地具有一种政治意义。所以家庭往往是利益集团合纵连横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于是，同床异梦、敷衍凑合便是家庭的常情。而感情之外的种种利害关系又使离婚十分困难。古人十分看重家庭的稳固，认为家庭稳固是社会稳固的基础，“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又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之说。因此，感情要求越高、越丰富的人，往往就越在家庭里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家庭所匮乏的这种感情功能，哪里能够补偿呢？——青楼。

    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然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可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因此就更加显得浪漫多姿。家庭里所欠缺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补偿。补偿之后，回到家里，依然是正襟危坐的良夫、贤父、孝子，依然是吆三喝四的主人，依然承担着对家庭所应尽的一切义务，同时享有着一切该享的家庭权利。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干扰破坏家庭结构，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井水与河水，互不相犯，而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

    林语堂先生在《妓女与妾》一文中写道：

    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能与妻室团聚。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当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闳之中。

    这段话把妓女相对于妻子的重要性分析得颇为透辟。任何时代的男人女人，除了顺应该时代的潮流而生活之外，其优秀者必然追求许多超越该时代的东西。古代社会的人要遵从古代社会的伦理、规范，但他们也向往着能够超越这些羁縻。追求超越感是人类文明前行的最大动力。于是青楼就成了比家庭美丽得多、绚烂得多的理想福地了。

    从家庭这一方面来讲，妻妾虽然希望能够得到丈夫更多的爱抚，但她们未尝不知道自己无法像妓女那样给丈夫以无边放纵的满足。假如她们表现得与妓女一样，那立刻就要被视为不贞、淫荡、败坏，立刻就会被逐出家门。所以，即使她们有妓女的情趣，有妓女的本事，也要深藏不露，也要装得贤淑端庄，特别是对那种事不感兴趣，更不要提吹拉弹唱了，这样才像个规矩女人，受到人们赞扬，被容纳于家庭。今人所理想的“在客厅里像贵妇，在厨房里像仆妇，在卧室里像荡妇”的十全十美的妻子，纯粹是无耻男人阴暗心理的大暴露，是妇女地位丝毫没有提高，反而在伪装形式下有所下降的绝对明证。古代的妻子不追求做一个“全能玩偶”，她们只做妻子应该做的，其余的则心安理得地让给了妓女。她们知道，妓女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反而是客观上的一个好帮手。英国的伯特兰罗素说过：“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招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看着寻花问柳归来的男人，妻妾们要说没有一点醋意可能是不对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并不当一回事的，仿佛看见淘气的孩子归来一样，即使有些责备和规劝，也是说不可玩物丧志，不可上了坏女人的当，不可把身子搞坏了等，而并不否定和批判这种行业的本身。就像今天的妻子劝丈夫少打麻将、少玩游戏机、少看足球一样。

    所以，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它既然有利于男性社会从家庭到朝廷的整套统治秩序的稳固，所以，不但士大夫、社会上对它采取赞赏、默许的态度，就连皇帝老儿也经常以身作则，频频前往青楼探花，青楼哪里能禁得住呢？前文提到的宋徽宗嫖李师师，还算是文雅的，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则有时连虚伪的外衣也不要了。清朝的同治皇帝，据说就是私逛窑子，染上性病死去的。皇帝和一些高级官员，身边美女无数，也不乏艺术欣赏的条件，为什么也对青楼怀着浓厚的兴趣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限制了他与女性的平等性爱交流，得不到一种类似市民村夫平等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浪漫情调。例如明朝前期著名的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朝政时，有一天让妓女陪酒，在场有一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非常机敏聪慧。众人将她一军说：“你能让三位老首长开怀大笑吗？”她成竹在胸地说：“我一进去就能逗笑他们！”然后，她进去拜见三杨。三杨问她怎么姗姗来迟，她说：“我看书来着。”三杨都是读书人出身，一听此话，不禁颇感兴趣，忙问她读的是什么书。她说：“《烈女传》。”三杨一听，捧腹大笑，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竟然捧读提倡贞节操守的《烈女传》，实在妙不可言，这不是对烈女的亵渎、对伦理道德的讽刺吗？

    于是三杨笑骂她道：“你这个混账的小母狗，不许如此无礼。”没想到她应声答曰：“是呀，我是母狗，您几位是公猴！”借“公侯大臣”之音巧妙反击，众人无不佩服，一时传遍京城。试想，这种智慧的交锋，这种刺激的场面，这种绝对放松的情调，在家庭里能享受到吗？

    那么，如此说来，青楼与家的好处永远是不同的，青楼给人的享受永远要比家里更新鲜、更剌激、更浪漫。当然，家有家的好处，家里的温馨、真诚、安全、慰藉等等天伦之乐也是青楼所无法取代的。二者不能够统一吗？能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呢？这个问题聪明的古人自然会想到。怎么办呢？当然不能把家改造为青楼，把妻子“逼良为娼”，让她当妓女，那么，就只有以青楼为家，把妓女改造成妻了。

    所以，青楼与家也有相通的一面。

    有不少嫖客，把看中的妓女包下来，长期住在青楼。在此期间，其他嫖客对此妓女不得问津。该妓女的一切消费均由该嫖客开销。这显然需要比较雄厚的财力，有的嫖客就因此而耗尽积蓄，由挥金如土变得一钱不名。《李娃传》中的某生，就有过这个下场。当然，也有的妓女甘愿倒贴钱财，长期供养嫖客。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真正的主人都不是嫖客，而是鸨母。拿钱在手，鸨母可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一旦床头金尽，嫖客就不能再充大少爷，颐指气使了。因此，无论嫖客还是妓女，一旦产生了确实十分亲密的感情，都还是希望走出青楼，结为真正的夫妻的。李娃与某生的最后结局如此，霍小玉和杜十娘所希望的也是如此。

    娶妓女为妻，在古代并不算如何不光彩的事。如果娶得名妓，还要算是光彩，反被人羡慕，就如今日娶了名歌星、名影星一般轰动。不但一般官商爱娶名妓，连皇家也不例外。明代崇祯帝的田皇后就是扬州的妓女出身。

    妓女成为妻子后，一方面保留了她色艺双全的魅力，能够与主人诗文唱和，调笑欢娱；另一方面又以良家女子的形象处世，孝敬公婆，抚育子女，管理家务，结束了卖笑呈欢、生张熟魏的色相生涯，把全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家庭。应该说，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问题在于，一是多数妓女做不到这一点，长期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巳经使她们不能正常地做一名良家妇女，“感觉”总是错位；二是社会舆论也给她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们必须做得比普通家庭妇女出色十倍，才能得到道德上的认可。有时连娶她回来的丈夫可能也由于其历史的“不清白”而对她疑神疑鬼，再加上家庭内部其他女性的排挤、陷构，常使妓女觉得家庭毕竟不如青楼自在快活。有的妓女经过一段不适应的努力后，干脆又回到青楼去了。

    在这方面为人称道的是明代名妓董小宛。她被名士冒辟疆娶为侧室后，二人相亲相爱：

    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欲所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迫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樣间未之有也。

    不但如此，董小宛对全家人都亲爱有加，赢得了全家人的尊敬爱戴。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道：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碎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屬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署，必拱立坐隔，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正妻及其他人相处得这么好，并不出自虚伪或迫不得已，而是出自对冒辟疆的爱。冒辟疆有次大病了将近半年，小宛的精心服侍真是感人肺腑：

    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权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这一方面表现了冒、董二人的深挚爱情，同时也说明董小宛是多么珍视、热爱家庭生活。她没有把青楼中唯利是图、趋炎附势那一套东西带到家庭中来，而是带来了卓越的才华、高尚品德和金子一般的感情。可惜像董小宛这样天使般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倘若多数家庭能够达到一半近似于此的幸福程度，社会上也就不会有青楼的存身之地了。大概是董小宛的杰出行为破坏了青楼与家并存不悖的天意吧，她呕心沥血辛劳了九年，就在二十八岁的美好年华离开了人世。四十一岁的冒辟疆痛不欲生，写下了《亡妾董小宛哀辞》及《影梅庵忆语》，自叹“一生清福，九年占尽”。看来，良缘美眷，实在是太难得了！

    更为可叹的是，今日青楼的风光已不存焉，而家庭却并未因此更加稳固、更加幸福。

 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青楼与士

    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林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姜夔《过垂虹》

    青楼的存在，是与文化艺术分不开的。文化艺术是它的风光主体，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费内容。假设青楼是一卷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古书，那么文化艺术就是书里的文字和图画。这样的一卷古书，它的最重要的读者、最理想的读者应该是什么人呢？答曰：士。

    这里所说的士，指的是读书人。不论已经高官做得的，还是终身白衣卿相的，这些人是文化艺术的承载者、建设者、传播者和消费者。青楼文化，无论从其社会功能还是审美追求上来说，实质就是一种士的文化。

    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青楼是专门为士人服务的机构。正像“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所比喻的，青楼的大门原则上是向一切人敞开的，“有嫖无类”。只要有钱，别说工农兵学商一视同仁，就是老弱病残幼也不能拒之门外。理论上尽管如此，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楼的欲望、资格和兴趣，正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听交响乐一样，任何一个文化场所，都是有其主要针对的接受者的。

    中国的妓女从一开始，就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出现。那时她们的服务对象，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随着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士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和人才来源。大量的士，身怀安邦治国之策，吟风弄月之才，特别需要一个滋养他们精神生活的销魂之地，于是，青楼就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场所。

    士人最重要的进身之道是科举。一旦金榜题名，便可免除差徭赋役，前途无限，令人刮目相看。科举考试的前前后后，日夜温习，四处奔走，造成极度的精神紧张，再加上多数士人背井离乡，孤身在外，这便使青楼对于他们显得格外温柔亲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与贡院对门而居。余怀的《板桥杂记》中写道：

    旧院与赏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遨旬日之欢，或计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间抛玉马。此平康之蛊事，乃文战之外篇。

    贡院乃是国家高等学府，在堂堂天子脚下，竟然与妓院“面对面的爱”，实在令人深思。试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墙，对面是一片红灯区，歌女、舞女、按摩女、应召女郎、游击女郎、导游女郎，淫声朗朗，香风阵阵，那边教授学者欢聚一堂，大谈如何整顿学风，这边博士硕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骗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体统！令人担忧的是，真有这么一天也说不定。

    士人在经济上一般都比较富裕，即使寒门出身，其实也是中小地主，属于“中产阶级”。为了官场角逐，家庭对他们的供给无疑是丰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来给子弟挥霍。若做了官之后，自然俸禄有加，无须有阮囊之忧。但妓女之喜欢与士人交游来往，经济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妓女作为活生生的个人，自然也有着主观上的好恶。士人比起其他阶层的人来，一般要风流倜傥，锦心绣口，不仅能够十分内行地欣赏妓女的“艺”与“色”，而且他们自身的“艺”与“色”也反过来可使妓女产生审美愉悦。这便是自古以来，才子须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会上被看做精英人物，能与他们相好，自然也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爱吟诗作赋，等于是最好的广告媒体，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赠诗，自然身价倍增；反过来，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广告媒体，诗作若能被青楼女子四处传唱，自然也名声大振。可见，士人与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赖，开句不太过分的玩笑，可以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共存，互相欣赏，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

    以上几点都是从功利角度进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与妓之间还能够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春风得意时，“小语偷声贺玉郎”，时乖命蹇时，“同是天涯沦落人”。士人最懂得怜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赏识玉郎才子，所谓“慧眼识英雄”，所谓“唤取红巾翠袖，媪英雄泪”是也。

    下面结合一些实例，展现一下妓女与士之间说不尽的万种风情。

    有一个“旗亭画壁”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被多次编为戏剧。其最早的出处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原文如下：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返曰：“奉命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相。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則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ft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诸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妓女对于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没有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传媒，一首优秀的诗作往往就是靠青楼妓女来传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涣之”，应作“王之涣”，他自认为诗才高于王昌龄和高适，可是三个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龄和高适的诗作。王之涣胸有成竹，相信那个色艺最佳的妓女不唱则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负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级歌星一开口便唱了他著名的《凉州词》。王之涣那份高兴，比二十岁评上副教授还要得意。因为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而妓女那边，听说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胜，口称“俗眼不识神仙”，双方彼此倾慕之情毕现无遗。

    文人的诗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说被著名导演搬上银幕一样，变得家喻户晓，香名远扬。而反过来，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价倍增，一夜走红。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得意地写道：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搞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于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把价码抬得老高，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水平的标志。今天的妓女能因为自己会唱几首邓丽君就悍然涨价吗？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爱褒贬青楼妓女，而且由于文笔好，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赞誉，就会门庭若市，若受到他的i几讽，就差不多要关门停业了。他曾题诗嘲笑一个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忧心如焚，在路边拉住他苦苦哀求，请大作家一定可怜可怜。崔涯心肠一软，又重新赠诗一首，把李端端夸得跟朵花儿似的，结果“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李端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对于妓女的衰荣如此重要，难道其他人就无法比拟吗？比如说皇帝，难道就比不上一个酸腐文人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徽宗赵佶和词人周邦彦君臣二人竞争李师师的事例。事载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察京同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唯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抻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陡王》词，今《柳荫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王。

    赵倍是君，周邦彦是臣。赵倍来了，周邦彦就藏到床底下听广播剧，然后还写词叫李师师唱。这不是二人合伙气赵佶吗？赵佶醋兴大发，诬陷周邦彦收税不卖力，赶出首都。没想到李师师颠颠地跑去“十八相送”，回来又唱周邦彦的词，而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来是从此不打算给他笑模样了。老赵实在没办法，只好一个电话把小周请回来，官升三级，薪加一倍，方可讨得李师师欢心。可见在李师师心中，谁轻谁重，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家不过看在赵佶好歹是个皇上这一条，给他个面子而已。况且，赵佶也并不敢以皇帝身份强加于人，他是向士靠拢，以风流才子的身份去嫖妓的。所以，既因此得到几分妓女对士的感情，也因此而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士妓之爱。

    妓与士，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对双璧。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妓与士的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最繁荣的时代。当妓与士的关系逐渐疏远，妓女们忙着接待大款，士人们忙着下海骗钱的时候，青楼的气数已尽，中国古代社会的气数也巳尽了。

    今曰的社会，青楼巳然没有了，这也许并不算一件值得惋惜的事。问题是：士，也没有了。

 水谢听香，指点群豪戏名妓风采

    顾盼遺光彩，长嘯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曹植《美女篇》

    青楼的魅力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何以竟使天下文人抛家舍业，望之若归？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描述和探究。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青楼文化里的精华——名妓的风采，通过几个典型的名妓形象，借滴水以观大海。

    历史上第一个享有盛名的妓女，大概要推南齐时的苏小小。可是关于她的身世、经历的文献材料，几近于零。然而历朝历代都不乏歌咏、缅怀她的诗作，仅《全唐诗》中就不下百篇。唐朝徐凝的《寒食诗》写道：

    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

    只有县前苏小墓，无人送与纸灰钱。

    关于苏小小的墓，也有嘉兴和杭州两种说法。宋朝何蘧的《春渚记闻》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姝，搴帷而歌。……且曰后相见于钱墙。”后才仲为钱墉幕官，廯舍后堂苏小基在焉。……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糖，舵工见才仲携美人登舟……而火起舟尾，仓皇走报，而其家已痛哭矣。

    宋朝的人对苏小小还如此魂牵梦萦。直到清朝，还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歌扇风流忆旧家，一丘落月几啼鸦。

    芳痕不肯为黄土，犹幻胭脂半树花。

    苏小小到底是如何的“歌扇风流”，我们只能凭空遥想了。

    到了唐朝，青楼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明星妓女。其中最著名者当数薛涛和鱼玄机。

    《全唐诗》中的薛涛小传说：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官，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辨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賦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淀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策，时号薛涛策。有《洪度集》一卷。

    唐代是诗的时代，官商士民几乎无不能诗，许多妓女也以擅诗扬名。薛涛八岁就会写诗，通晓音律。及笄之年，父亲死在蜀中，母亲改嫁他人。薛涛那时便以诗著名。据说“扫眉涂粉，与氏族不簇，客有与之燕语者”。后来入了乐籍，即做了妓女。从韦皋到李德裕，薛涛以女校书之名出人幕府，侍候过十一任的地方长官。女校书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女秘书，后来便成为妓女的雅称。不过今天的女秘书大多属于智商较低之辈，在学校时就只爱“秘”不爱“书”。而薛涛的水平在今日来讲，加入中国作协都委屈了她。当时与她唱和的一流诗人就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祜、张籍、李德裕、王建、裴度、杜牧、令狐楚等。薛涛不仅诗写得棒，通晓五音六律，而且也擅书法，自己制作了松花彩笺题诗赠客，成为后人多爱仿效的风雅之举。李商隐就有诗称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这里的“浣花”便指薛涛，因为薛涛晚年住在浣花溪。如今成都还有遗址。曾有人诗赞薛涛道：

    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

    扬眉才子知多少，领取春风总不如。

    薛涛固然是妓女，可是观其风采，分明是一代女艺术家的形象。士大夫与之交往，并非贪其姿色，乃是慕其才华。有个例子足可证明这一点。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一睹风采，顿时为之倾倒。曾寄诗表达情愫：

    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

    言语巧偷鹨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这首诗把薛涛与卓文君并列，在相思之情中盛赞了薛涛的口才和文才。后来元稹打算派人去蜀地接来薛涛，可是这时他又遇见了一个叫刘采春的妓女。刘采春表演水平上佳。“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稹在长期不见薛涛的情况下，贪恋刘采春的美色，渐渐把薛涛忘在脑后了。薛涛显然色不及刘，但刘采春名声却并不大，留下盛名的是才华丰赡的薛涛。由此可见青楼名妓衡量标准的重点了。

    鱼玄机与薛涛一样，也是以诗著名。她的诗极为大胆、开放，表现出对爱情和性的热烈向往，因此引得士人们如醉如痴，趋之若鹜。具体诗作留待下一节介绍。

    宋朝最著名的妓女是李师师。关于她与宋徽宗赵佶和大词人周邦彦的事，前面已有叙述?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李师师的风采也并非以艳丽妖媚取胜，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尤其弹得一手好琴，气韵高洁，恍如九天仙子，这才迷倒了一代风流天子赵佶。老赵在师师身上花了不下十万银子。有一回，老赵在宫里集合大小老婆们吃早茶，韦妃醋唧唧地问他：“那个姓李的小妞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让陛下您这么为她卖块儿呀！”老赵大义凛然地答道：

    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好一个“幽姿逸韵”，赵佶不愧是审美高手。他能在千红万艳丛中一眼看出李师师“色容之外”的独特风采。这种风采是人物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的结晶，而内在美又是决定的因素。故此，名妓一般都深晓个中之味，努力追求那种超越俗艳之美，这便是色有涯而韵无穷的道理。

    到了明朝，江南一带青楼业也异常发达，竞争激烈，涌现出大批名妓。尤其到了明末清初，更是登峰造极，群星璀璨。《情史》中云：

    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萵、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马姬高情逸韵，灌濯如春柳闻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诸姬心害其名，然自顾皆弗若，以此声华日蛊。凡游闲子，沓拖少年，走马章台街者，以不识马姬为辱。油壁障泥，杂沓户外，池馆清跣，花石幽洁。曲室深闺，迷不可出。教诸小鬟宁梨园子弟，日为供帐燕客。羯鼓、琵琶声与金级红牙相间。北斗阑干挂屋角，犹未休。虽缠头锦堆床满案，而凤钗榴褚之属，尝在子前家，以贈施多，无所积也。

    这里所说的青楼“十二钗”中最出类拔萃的马姬，就是马湘兰，她以善画兰花著称，“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兰仿赵子固，竹法管夫人，俱能袭其余韵。其画不唯为风雅所珍，且名闻海外，_罗国使者，亦知购其画扇藏之一个妓女的绘画，能够名扬海外，就凭这一点，也足够称得上名妓了。更何况马湘兰诗也写得委婉清丽，为人豁达大方，有俠女风度。所以才成为“天王巨星”，追星族们皆“以不识马姬为辱”。

    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几位名垂青史的超一流名妓。她们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前文巳有叙述。这里重点补充介绍董小宛的风采：

    小宛名白，一字青莲。前人记载她“天资巧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性爱闲静，经其户者。时闻吟咏声，或鼓琴声”。她所结交的名士除冒辟疆外，还有钱谦益、刘履丁、方以智、吴应箕、张岱、侯方域等。冒辟疆娶她为侧室，就是钱谦益的大媒。冒辟疆回忆二人的甜蜜生活时，有“焚香”与“养梅”二则，最可表现董小宛的风韵。其回忆“焚香”说：

    寒夜小室，玉帏四垂，_重叠，烧二尺许绛烛二三枝，陈设参差。堂凡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选香蒸之。历半夜，炉香凝燃，不焦不竭，郁勃氤氣。……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薰策，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令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扁室中也？

    “人与香气俱散”，这是何等况味，何等深情？

    其回忆“养梅”说：

    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翦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

    看了这些回忆，真让人感到董小宛就是那香、就是那梅，就是人类的精灵，在她清风逸采的映照下，我们这些自以为干净高雅的人们显得是多么的粗鄙寒碜。

    柳如是与钱谦益的爱情前文也已叙述。前人记其风采云：

    身材不逾中人，而丰神秀媚，意态幽娴。性机警，饶胆略。结束俏利，豪宕自负，有巾帼须眉之论。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四方名士，无不接席唱酬。

    比之董小宛，柳如是的特点是柔中有刚，颇具男子气概。与她结交的名士有张溥、陈继懦、陈子龙、汪汝廉、孙临、谢三宾等。如果说冒辟疆从董小宛那里领略到的更多的是闺中雅趣百转柔情的话，那么柳如是除此之外，还能担任钱谦益的“外交部长”。这一方面说明柳如是的确具有士大夫的才华、气度、胆略，另一方面也证明钱谦益对柳如是格外放心，二人肝胆相照。据说柳如是嫁钱谦益后，曾有过外遇，但钱谦益并未放在心上，并未因此而怀疑柳如是对自己的爱情。这种“现代性”的思想是今天的大多数人也难以理解的。事实证明了钱谦益的胸怀，当钱谦益死后，为保护钱谦益的家财，并使钱氏一门不受侮辱，柳如是挺身而出，与那些上门欺压勒索的恶徒几经斗争，在布置交待妥帖后，自缢掏身而去。关于钱、柳之事，后人歌咏无数。当代历史学家陈寅恪晚年目盲足膑，全靠撰述三大卷的《柳如是别传》作为精神支柱，柳氏风采何其令人钦羡。

    李香君的名字，由于孔尚任所写的大型历史剧《桃花扇》，似乎比董、柳二氏更为人知晓。《板桥杂记》中云：

    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梭转，调笑无双，人名之为“香扇坠”。余有诗赠之曰……钱糖魏子中为书于粉壁，责阳杨龙友写崇兰诶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由是香之名蛊于南曲，四方之士，争一识面以为荣。

    关于李香君与侯朝宗反对奸臣阮大铖事，《板桥杂记》云：

    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与雪苑侯朝宗善。阉堂阮大铖欲纳交于朝宗，香力诔止不与通。朝宗去后，有故开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辞e）：“妾不敢负侯公子也。”卒不往。盖前此大铖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定生大为锦衣冯可宗所辱。

    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变革之际，李香君不但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坚贞，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这种气节是一种人格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千万个士大夫也望尘莫及的。名妓的风采就在于她不仅是妓，更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今那些不知人字为何物，见了外国人比爹娘还亲的卖肉女郎们，看看这些先辈，干脆上吊算了。

    身为一名妓女，其举足轻重的程度竟能影响到民族兴亡的，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当推陈圆圆为第一人。陈圆圆“蕙心纨质，浚秀天然。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她与冒辟疆、吴伟业等名士来往较多，后为崇祯妃之父田畹所得。当李闯王兵临北京，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成为朝廷军事上的支柱之时，田畹不得已将陈圆圆让给了吴三桂。李闯王打进北京，夺得陈圆圆，并写信招降吴三桂。本来有心归顺的吴三桂听说陈圆圆被夺，拔剑斫案，誓报此仇，遂与清军合作，灭了李闯王，夺回陈圆圆。后来，做了平西王的吴三桂举兵失败，大清的天下已稳如泰山，陈圆圆流落为女道士。

    若没有陈圆圆，吴三桂到底会不会引清兵入关？中国会不会让满族统治了两百多年？中国会不会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头号列强？关于这些，后人有两种对立的看法。把天下兴亡完全归因到一个女人头上，无疑是撒泼放赖的懒汉主义做法。但完全忽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认为一切都是“客观规律”规定好的，任何随机事件都不能左右或改变，这也是彻头彻尾的反历史的。排除了一个个“偶然”。就不会有什么“必然”。尊重历史首先尊重的应该是事实。事实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有没有陈圆圆，那一段的史实的确不同。也许吴三桂终于要降清，也许中国被满族统治是命里注定，但不一定非是那种方式。后人吟咏陈圆圆之事的那么多，未必都是“红颜祸水”论者。人物的价值不同，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有大有小。陈圆圆的价值就在于她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连中学教科书也不能抹去她的名字。所以吴伟业深深地叹道：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条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像陈圆圆这样的名妓，岂能以“妻子”视之。多情的英雄们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宁肯毁了前程，毁了江山，奸，也要为这样的美人杀个骨堆山血成河，“荒唐”、“愚昧”来解释的吗？毁了名声，宁肯被人骂作汉这是能用“好色”、“贪婪”、

    这，就是名妓的风采。

 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妓女诗文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秦观《踏莎行》

    如果说青楼妓女的基本素质是音乐舞蹈才能，那么吟诗弄赋便是衡量名妓的一项最重要指标。

    中国一向被认为是诗的国度，从拦路抢劫的强盗，到杀人百万的将军，都能摇头晃脑地诌上几句。整天与士大夫们混在一处的妓女，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当然也不难练得满腹锦绣，出口成章。即便仅从营业竞争上考虑，妓女们也不得不努力提高文学修养，以满足士大夫们对“知音”的需求，这样，妓女中便产生了许多水平较高的诗人，有些诗文还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

    欲知妓女的诗文究竟达到了多髙的水准，这里先且不谈青楼兴盛的唐宋元明，只引录清末一个上海滩的名妓所写的一封情书，看看今日的女大学生能读懂多少：

    睽才数日，恒比三秋。每忆芝仪，殊殷芹愫。比维、提躬安燕，玉体吉羊。辱承知音，定符私颂。窃思形骸虽隔，肺腑应通。寤寐怀思，只觉宵长梦短，日时肠转，频添旧痕新愁。张一水之潆洄，暮云春树。幸千潭之同映，秋水蒹葭。回思烛翦西窗，樽比北海。开奁梳洗，深浅烦君。下榻绸谬，温柔许我。觉此际之情投，非寻常可言喻。何意床冷鲜食，忽抱薪忧。遂使水远山遥，竟回梓里。伤心话别，犹蒙青眼于东君。无计款留，空望绿波于南浦。言念及此，歉仄奚如。所幸鸿毛遇顺，归舟定获平安。遥稔凤侣言欢，鼓瑟谅偿饥渴。在君子文园遇染，明知勿药早占。在薄命尺素未通，终觉傾葵英诉。迟迟长夜，几度奶心。霭霭停云，频几搔首。秋月春风之馆，门设长关。桂香珠影之中，径缘不扫。倘使霍然痊愈，务乘崔舫以来游。如其夙恙未痊，恳擘蛮策而肠惠。轻寒薄暖，适体为佳。语短情长，加餐努力。总之，离愁满腹，直教翰墨难宣。尚祈洞鉴寸心，诸仗海涵无既。

    恐怕女学士们早读得头昏眼花了。当时虽是清末，但是能写出这等文章的妓女并不罕见。而今天，中国的女学生、女演员、女明星加起来，恐怕也说不全文中所用的典故。诚然，这并不是说，时代落后了，而是说，妓女诗文的价值不可轻视。在未作比较深入的探讨之前，对任何问题都应抱着谨慎的尊重态度。

    目前可考的第一首妓女诗作，出自苏小小的手笔：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诗句清新婉转而富有情致，与南北朝时代的诗风是一致的。

    唐朝的薛涛有《洪度集》传世。《柳絮》一诗：

    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

    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

    这柳絮写出了对欢情难以长久的感叹。而《池上双鸟》一诗：

    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

    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

    这里隐隐传达了对婚姻生活的向往。《乡思》一诗：

    峨嵋山下水如油，怜我心同不系舟。

    何日片帆离锦浦，棹声齐唱发中流。

    此诗杂人中唐名家诗集，恐不易辨。薛涛才高和寡，一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如意郎君，与一个终生未仕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心境颇有相近之处。跟薛涛相比，诗作更多青楼色彩的是鱼玄机。且看其名作《赠邻女》：

    盖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难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首诗充满了女性独立意识，今日的女权主义者看了一定喜欢。不过鱼玄机因为争风吃醋打死了一个叫绿翘的婢女，被依法判死刑。不知道这合不合乎女权主义的行为标准。

    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

    云峰满目放春時，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检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她看到男人们的金榜题名，颇不服气，但可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诗写得再好，高校也不录取。一腔才华无处发泄，于是就率领几个小阿妹，千方百计地招蜂引蝶，征服男人。曾作六言诗曰：

    红桃处处春色，碧柳家家月明。

    柳上新妆待夜，闺中独坐含情。

    芙蓉月下鱼戏，婦炼天边雀声。

    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

    这简直就是一首高雅的营业广告词。诗人们奔走相告，纷纷上门拜倒裙下。结果，鱼玄机虽未金榜题名，却也千古留名了。这充分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之高，连妓女最被人看重的也是诗才。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般水平之上。”中国古代的青楼妓女也正是因为自己高超的才智和艺术趣味而获得了比一般妇女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更高的精神享受，同时也能获得社会舆论的尊重以至褒扬。这是今日的野妓们咬碎黄牙也望尘莫及的。

    到了宋朝，长短句这种文学体裁大盛。士大夫们把那些一本正经的有关国家大事的议论写在诗里，而把那些偷偷摸摸的风流韵事写在词里。所以，宋词几乎可说就是青楼文学。士大夫写罢一首词，交与妓女，“小红低唱我吹箫”。渐渐，妓女中也颇有能填词者。词这种形式比诗更适合妓女的口吻，因此，在妓女中极为流行。

    有一个叫严蕊的妓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她因填词之才被天台郡守唐仲友赏识。后来，朱熹为打击唐仲友，把严蕊抓进监狱。严蕊不畏严刑拷打，坚决不出卖情人。等到朱熹离任，新任领导看严蕊可怜，便释放了她。严蕊当即口占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词明丽清浅，虽不如士大夫之词那么“有学问”，但感情却要真诚得多了。

    在宋朝的词人中，最受妓女们喜爱的除了柳三——即柳永，就是秦七——即秦观了。秦观的《满庭芳》妓女们几乎都会唱：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统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有一次，有个人把头一句错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妓女琴操在旁纠正，那人便将她一军，问她能否将全首词改成“阳”字韵。琴操当即吟道：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引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设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样机智的反应，灵动的才华，恐怕是原作者秦七郎也要佩服三分的。据说苏东坡知道后大为赞赏，并指点这位琴操姑娘参透禅机，削发为尼。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故事，许多书上都有记载：

    李公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娼也，资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之别，饮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之，名《鹧塢天》曰：

    玉惨花愁出风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幕，后往京师取归。

    聂胜琼的这首《鹧鸪天》的确写得令人柔肠百转隔个窗儿滴到明”，何其楚楚动人！老李的发妻一看，就知老李肯定抵抗不住这首词的诱惑，与其干吃闲醋，还不如表现一回风格，于是拍出自己的存折，让老李把小聂娶了回来。一首词的作用何其大也！不知文学概论中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的妓女，在艺术修养上似乎更加全面，往往六艺皆通。不过明代的诗文成就总的来说不够高。当时人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苑、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的确，明朝除了小说和传奇这样大型的文学体裁外，小型体裁中要数各类民歌最有特色了。许多名妓的诗作尽管也很出色，但给人的印象无非是有学问、有才华而已。如大名鼎鼎的柳如是的一首《春日我闻室作》：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此诗颇有雍容华贵的气概，置于士大夫的诗集中当可乱真。但离青楼似乎日见其远了。由于柳如是这样的名妓日益“士大夫化”，真正的青楼诗作反而充满了下里巴人的俚俗气息了。随着商人越来越多地渗入青楼，赤裸裸的黄色小调也在妓女中流行开来。兹举一首还不算太露骨的，以见一斑：

    男儿汉，性气刚，打扮奴家去为娼。伽蓝殿，去烧香，寺里遇着巧和尚。和尚爱我年纪小，我爱和尚两头光。大和尚，小和尚，慢慢消停不用忙。

    如此不够含蓄的诗作，显然是不合士大夫口味的。不过这对于大款们来讲，已经算是蛮文雅的了。据说现在歌厅的ktv包间里，花两百元钱就可让三陪小姐讲一段黄色笑话。追根溯源，这股恶俗之风从明末就露出端倪矣。

    一部青楼史，同时也是一部妓女诗文史。在广大妇女处于被统治、被愚弄、被奴役的漫长岁月里，妓女们能诗善文，虽然是一种幸运，但其实也是为满足男人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现象。妓女们企望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改变自己的不幸地位，但只有少数佼佼者获得了偶然的成功。对大多数妓女来讲，这不过是一种痴心而已。当然，痴心恐怕是人人都难免会有一些的。而且，寄托在文学艺术中的痴心总要比寄托在脸蛋和三围上的痴心要弥足珍贵。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妓女归宿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辛弃疾《永遇乐》

    千里搭长棚，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妓女这种职业，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现在的许多女孩子，都抱有“吃青春饭”的思想，不知是不是受了妓业的影响。反正妓女是非吃青春饭不可。越是低贱的女人，就越死抱着自己的“青春”不放，仿佛青春一过，她就立刻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她们以为“青春”就是青春期前后的一段简单的物理时间，她们根本无法理解“永葆青春”的道理，更无法理解“革命人永远是年青”。她们惶恐不安地躁动在自己的“青春”里，仿佛抱着一件租来的裘皮大衣，穿也不舒服，不穿也不舒服。

    她们自以为发现了青春的可贵，而实际上往往以最低俗的形式消费了青春。当皱纹爬上她们的额头时，她们就像霜打的茄子，从肉体到精神，都瘪了。艺术修养较高的妓女，比之单纯的“色妓”，青春要长一些，但毕竟不如日本的艺妓，八十多岁还能陪客谈笑风生，不仅宝刀未老，反而老当益壮，韵味无穷。中国的妓女往往一边开拓着“事业”，一边就在筹虑自己的归宿了。

    妓女的归宿，大致说来，不外以下数种：从良，入宫，出家，做鸨母。也有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寡居终生的。最惨的是殉职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

    一般说来，从良是多数妓女的最理想的归宿。青楼生活再舒适华美，也不能养人一辈子。更重要的是青楼生活毕竟被视为正常社会之外的异常存在，妓女心中的那种自卑感、屈辱感是时时挥之不去的。有个叫徐月英的唐代名妓写过一首《叙怀》诗：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处用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种渴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良家的妇女的心愿，应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能简单地用“围城”情结来解释。但是要从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是青楼的老板不轻易撒手放人。妓女是老板的挣钱机器，越是名妓就越是摇钱树，不把妓女的才华耗尽，血泪榨干，哪能任其自由而去呢？就是迫不得已，再也无法挽留的那一天，也要勒索一笔赎身巨款。有时这笔巨款，比娶一个良家女子的费用要高出十倍，使多数普通嫖客望而却步。所以，常有妓女用自己的辛苦积蓄自赎其身的。而能积蓄到可以赎身的数目，恐怕也是多数普通妓女做不到的。更何况，青楼老板有时倚仗黑社会的势力，强行没收妓女的私蓄，把妓女完全当做猪狗对待。等到妓女姿色衰败不堪时，随便卖给一个小流氓，还算是做一件帮她“从良”的善事。有的妓女甚至被多次转卖，命运比在青楼里还要悲惨。

    二是即便妓女与老板的关系处得很融洽，要选定一个意中人也是不容易的。妓女每天接触的绝大多数异性，就是她们的“恩客”。恩客们光顾青楼，不是来娶妻纳妾的，而是一开始就把妓女摒除在妻妾的概念之外的。追欢买笑时，他们对妓女柔情蜜意。而一旦论及婚娶，他们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心里话无非是：你再漂亮，再有味，也终归是个婊子，哪能给鼻子上脸，做起夫人梦来呢？我夫人再呆板无味，也比你高了十个档次呀！恩客们即使真的动了心，可恩客还有父母、师长、同僚、社会舆论的压力，还要让他三思三思再三思呢。

    三是就算从良如愿，冲破道道难关被娶到恩客家里，可是家庭生活与青楼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规矩，能不能适应也是一大问题。像董小宛那样做到八面妥帖，上下无怨，若是一个普通妇女，也就至多被夸为好媳妇、贤内助而已。正因为她曾是妓女，才被认为极其不易，当做楷模级人物来传颂表彰的。一般从良的妓女，首先就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歧视，挑三拣四，动辄得咎。天长日久，丈夫的热乎劲儿一过去，如果没有真诚的爱情支撑，那么妓女在家庭里不但得不到从良后的“体面感”，反而还不如在青楼里自由自在。所以，有不少妓女从良后百般不如意，最后又“浪子回头”，重新堕入烟花巷中。

    妓女从良一般选择的对象多是什么人呢？自然是读书人，因为妓女之所以要从良，就是要获得一份人的尊严，要摆脱受屈辱、受玩弄的地位，这份心情只有读书人才能最大程度地予以理解。达官贵人仗势欺辱她们，大小款爷用钱玷污她们，只有“才子佳人”的模式，才能使她们得到真正的尊重、呵护以至于爱情。唐朝有个叫顺时秀的妓女，有过这样一件事：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氏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伦朝政，致君泽民，則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顺时秀当然不好直说阿鲁温不如王元鼎，但从她分寸巧妙的答话中，天平倾向于哪一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前文曾论述过，嫖客与妓女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于金钱，能够超越这层关系，产生真正爱情的总是少数。这种爱情尽管十分浪漫，但由于先天的基础不够牢固，往往经不住打击。有时，真诚的爱情中也不免掺人了其他因素。如士大夫可能以娶得名妓为荣，表现自己风流倜傥；妓女则通过爱情跳出苦海，终身有托，这些都可能对士妓之间的感情产生副作用。有些名妓自高身价，用情不专，可能会遭到名士们的联合冷落和打击。而士大夫的用情不专，也会留下“负心贼”的骂名，得不到最珍贵的爱情。另外，读书人不等于好人，有些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之后，比不读书之人阴险歹毒万倍，妓女若托身于此辈，还不如嫁给强盗稳妥。宋朝有这样一件实事：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资，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v·且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

    这个姓杨的干得真是太漂亮了，人也玩够了，钱也骗光了，官也当上了，还留着这个累赘做甚？将来竞选总统时岂不是一件舆论把柄？于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怜的妓女为了他俩的爱情而饮下毒酒。这个妓女的从良梦就这样收场了。看来，认为读书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善良郎君，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人之善恶，爱之真假，与学历、文凭无关。如果看中的只是博士、硕士的头衔，而不注意体会其人其心，那么爱情的甜酒也会变成苦酒的。与其那样，倒不如嫁给一个老实敦厚的卖大碗茶的，虽少了几分潇洒风流，却爱得踏实，过得放心。这也是多数从良妓女的实际选择。

    妓女从良的目的因时代的不同也各有差异。唐代的妓女从良多出于纯朴的爱情，只要情投意合，二人便可双双飞去。宋代的妓女从良，则多是为了名分，只求明媒正娶，感情是其次的问题。明代妓女从良，看重的多是男人的声望、富贵。清朝以后，则多是为了实际的生计问题了。今日的现代化妓女们如何从良，则不敢妄下断语了。

    从良之外，妓女也有被选入宫中或直接被皇帝他老人家一眼看中的。三宫六院的女子中，出身青楼的颇为不少。有的皇后、贵妃，历史也不“清白”。妓女成为宫女后，若能得到宠幸还罢，否则，还不如在青楼之时，有的得到出宫的机会，便又去做了妓女。

    妓女生涯，容易使人惯看世间风云，饱经人生沧桑。许多妓女看破红尘，削发当了女和尚。在青灯古佛之侧忏悔罪孽、洗刷耻辱，祈盼来生重新做人。然而佛寺道观，并不一定如人们所想的是清净圣洁之地。例如唐代的道观之淫乱是十分著名的。武则天、杨贵妃都曾经以女道士身份做掩护，与皇上私通。最有名的妓女鱼玄机也是咸宣观的女冠人，她的道观实际上就是没有鸨母的妓院。“女冠子”后来也成为专门描写男欢女爱的一个词牌。有些尼姑庵还与和尚庙大搞横向联系，互通有无。少数比较英勇的尼姑甚至将过往的小伙子抢人庵中，轮番蹂躏。《三言》中的《郝大卿遗恨鸳鸯绦》等小说就反映了这类现象。所以，出家不一定就是妓女的安稳归宿，只是比青楼中要好得多而已。

    另一条比较常见的归宿是做鸨母，就如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改做教练。可以说，妓女不一定都成为鸨母，而鸨母却十个有九个出自妓女。鸨母深知妓女的酸甜苦辣，但职业特点使她们不但不心疼同情妓女，反而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在妓女身上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少数妓女与鸨母关系较好，特别是一些名妓，身份变了，派头大了，便对鸨母的“栽培”有所感谢。就如运动员成了世界冠军后，痛哭流涕地感激教练说：若没有教练十几年如一日的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我哪能拍两分钟广告就赚一百万呀！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是也。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只看一点，不计其余，不论哪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从事的毕竟是高尚的为国争光的事业。著名者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府官员。而妓女一旦做了鸨母，可以说等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情方式都与正常社会是相反的，她日夜制造着人间最悲惨的罪恶。如果说妓女还有七分值得同情，那么鸨母要有九分应该谴责。正如今日许多不通世事的小姑娘暗中卖春，实际是那些“妈妈桑”教唆的一样，最可恨的正是这些坐收渔利的“老帮子”。

    总之，妓女的归宿整体上是不乐观的。像柳如是、董小宛那样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能跳出男女不平等这个圈子。不论从良、出家、人宫、改行，要有好的归宿，一是必须自身具备德、才、艺，二是必须有良好的机缘，否则，永远逃脱不了不幸的怪圈。古代妓女尚且如此，今天那些妓女和那些羡慕妓女之女，应该想想自己的德、才、艺和自己“青春”之后的归宿了。古代妓女还可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今天商人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愿意不愿意娶一个“老大”的妓女已经成了问题，恐怕妓女们只能“老大嫁作犯人妇”了，而且，政治犯还不在此列。

 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青楼侠气

    身不得，男儿列，

    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满江红》

    青楼乃翠红乡、莺花寨，本是儿女温柔之所，卿卿我我之地。可是物极必反，柔极乃刚。“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恨就没有爱。”《儿女英雄传》上说：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

    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

    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柔与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越是至性至情之人，就越有至刚至烈的可能。柔若无骨的流水，遇到崖礁险阻，就会变得“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心中如果怀着真挚的儿女之情，那么，当需要捍卫这份真诚、这份挚爱的时候，自然就会迸发出无敌的神勇。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反过来，真正的豪杰，必是情深义重之人。爱，永远是与勇敢、牺牲、奉献连结在一起的。

    青楼妓女的侠行义举，历朝历代，史不绝书。这除了来自她们善良真诚的一腔柔情外，也与受士大夫的风气熏染有关。古代士大夫，推崇仁义礼智信，讲究为人须有孟老夫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妓女的是非观、爱憎观，受士大夫的影响较深，加上士大夫的推奖举掖，于是便产生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侠烈。这在上一章里已有过一些接触。这里再着重介绍实际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的几例。

    唐传奇《李娃传》上的李娃，开始与鸨母合谋诓骗并抛弃了某生。可是后来，当她发现某生沦为乞丐、惨不忍睹时，回想起当日与某生的恩爱情景，便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搭救某生：

    一旦大雪_，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4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疠，殆非人状。……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

    李娃收容某生后，竭尽全力帮他恢复健康，并鼓励他应考登第。当某生中第将仕时，李娃没有居自恃，而是说：“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缓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这不是古人称道的“事了拂衣去”的侠义精神么？

    上一章讲过一个熬刑不供情人的天台妓妇严蕊。宋朝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事例：

    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答至死，不肯承伏。

    这名叫薛希涛的妓女，宁死不肯出卖祖无择，使之免受责罚。这在朱熹、王安石等人看来，也许要斥为“冥顽不化”。但在今人看来，至少该称赞一句：“够哥们儿！”

    士大夫们懂得惜香怜玉，妓女们也懂得惜才爱郎，对于她们喜欢的狎客，她们不但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反而能够慷慨解囊，甚至挥金如土。就以柳永柳三变为例，他不但生前靠妓女们资助，死后还是京西的妓女们凑钱给他料理的后事。另一位青楼大红人秦观秦少游也赢得许多妓女的一片丹心。据说秦观被贬路过长沙时，有个酷爱他词作的妓女以终身相许。秦观便以词相赠，就是那首著名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当时局势很吃紧，不能带这个妓女一块走。秦观后来死在贬所，灵柩路过长沙时，那名妓女前一天晚上梦有所感，便到半路上等着，祭奠过后，回去便自缢相殉了。如果把此事仅仅看做封建礼教的毒害是未免简单片面的。这个妓女为秦观殉身，显然第一出发点不是名分，而是真情。

    由于妓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她们当中的崇高行为往往被忽略和歪曲。直到元代，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地位的沦落，与妓女真正形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系，这才使他们更真切、更深人地发现了妓女身上的人性美。戏剧大师关汉卿就写出了优秀妓女身上的侠肝义胆。喜剧《救风尘》的主角赵盼儿，在长期迎来送往的生涯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当她得知结拜妹妹宋引章要嫁给周舍时，便再三忠告：

    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耳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得你哭啼啼。

    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宋引章不听良言相劝，结果一入周家门便挨了五十杀威棒，只好写信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挺身而出，利用周舍喜新厌旧的弱点，引诱这个汍绔子弟上钩，救出宋引章，并制服了这个流氓。赵盼儿在关汉卿的·笔下是一个充满侠气的风尘女英雄，这种性格在青楼女子中是不乏其人的。

    如果说妓女的侠义精神是受了士大夫思想的熏染，那么反过来，妓女的侠义精神对士大夫也是一种激励。前文讲过的柳如是，在明亡以后，劝钱谦益以身殉国，指出“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但钱谦益以水太凉为借口不肯投水自尽，。柳如是便自己奋跃入水，被及时抢救才幸免于死。社稷危亡之际，有些女子表现得比男子还要有气节。《板桥杂记》中记载了明末一个叫葛嫩的名妓的故事：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曰武公。然好游狭邪，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沐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卿。与余闲坐李十妨·家，十4良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教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聪军事，兵敗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噃舌碎，含血嗔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

    这一段文字分明显示出，妓女葛嫩的慷慨就义，直接激励了孙克咸的死节。如果进行一下阶级分析的话，可以说，妓女不但身受最重的屈辱和压迫，而且一无所有，属于无产阶级，所以在斗争时，在革命时，能够义无反顾，并且具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相比之下，士大夫却往往为保全荣华富贵而苟且变节。在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向忠发叛变一事中，身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不待动刑便乞命招供，而他的姘头本是一名妓女，却能在敌人面前保护党的机密。周恩来曾非常激愤地痛斥道：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疾风识劲草，烈火炼真金。人所从事的职业并不能决定人的尊卑高下，在大风大浪面前，人的价值才会得到最淋漓的展现。

    著名的历史剧《桃花扇》正是写出了人的这种价值，才受到人们的称颂。当李香君得知奸臣阮大铖要收买她的爱人侯方域时，她义正辞严地斥责了动摇不定的侯方域：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李香君坚决辞却了阮大铖的收买，以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感染了侯方域。在斗争中，她的表现越来越精彩，“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冒着生命危险大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这样的形象，我们还能仅以一个妓女来看待她吗？她是侠女、是义女、是英雄儿女！

    青楼的侠义不但能使男子自叹不如，也能感动平素看不起妓女的普通妇女。明朝有个叫邵金宝的妓女与戴纶相好。戴纶被牵连入狱，在京师举目无亲，便转交给金宝三千金，托她接济一些衣食，如果他死了，这笔钱便归金宝。金宝一面接济戴纶，一面竭尽全力在上层社会花钱疏通，终于借一个贵公子之力救出戴纶。戴纶重新做官后，金宝还了戴纶四千余金，连利息都在里边了。戴纶的妻子千里赶来，非常感动地给金宝下拜说：“我丈夫大难临头之时，我未能尽力，是你一个做妓女的救了他。我太惭愧了，我不配再做他的妻子，我走了。”金宝的侠义之举是大多数男人也办不到的。男人如果对这样的妓女也抱着赏玩、狎弄的态度，-实在是太无心肝了。

    青楼毕竟是男权社会的怪胎，不值得当真地为之招魂。但就连青楼之地也不乏侠烈之气，却是今日千千万万毫无血性的炎黄子孙所应当学习、应当追慕的。

 昔时恩，今日意青楼悲剧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一一欧阳修《蝶恋花》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青楼无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的。但青楼注定要走向毁灭，而且真正的青楼已然毁灭。所以，青楼本身，就是个悲剧。

    尽管青楼给人的表层印象仿佛天天上演着喜剧和闹剧，但读过一点黑色幽默、读过一点荒诞派的人，自会看出，那喜剧和闹剧完全产生于一种“间离效果”，那只是角色的喜剧和闹剧，而演员自己的故事，却大都是悲剧。也许会有人举出一些妓女的“幸福”归宿，来证明青楼生涯未必是祸。但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干男人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甘与心爱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这本身不就含有悲剧意识吗？既为妓女，就已经毁灭了一种价值；追求“归宿”，则又要付出新的毁灭。总而言之，毁灭的都是人的尊严、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剧”了吗？

    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有个富孀——今日称做款姐的顾八奶奶。她腰缠万贯，养活着一个“中国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为面首。就因为有钱，胡四向她求婚达十二次之多就因为有钱，她明明是个“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众人却都夸她年轻、好看。这位款姐该是够“幸福”了吧？然而她却对陈白露说：“我顶悲剧，顶痛苦！”观众看到这里，无不哈哈大笑，笑这位顾八奶奶实在肉麻、恶心。但若平静下来想一想，顾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吗？顾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个悲剧吗？

    顾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只能说她玩弄面首——男妓。《日出》里另外写了两个妓女，一个是宝和下处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巳经堕落成一个毫无廉耻的低级“窑姐”，可以与任何有钱的男人厮混，用最鄙俗的语言打情骂俏，她还追忆着往日的“红唱手”岁月，那时手上有过“白花花千儿八百块钱”。但她的外表下面，却有着“一颗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养活全家的重担。对遭受揉躏的“小东西”，给予母亲般的关怀。但越是这样，她身上所表现出的悲剧意识不就越浓厚吗？

    另一个是高级妓女——交际花陈白露。她的价值给人的印象是更珍贵的。出身书香门第，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当过社交明星，做过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靠个人奋斗当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当她与身为诗人的丈夫分道扬镳，走上堕落之途以后，这些“价值”便像受热的霜花般一点点毁灭了。难道就不能既有价值又不毁灭？那除非不曾当过妓女！聪明绝顶的陈白露最清楚这一点。当那位诗人来天真地企图带她走时，陈白露说我问你养得活我吗？”“我要人养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似乎是在教训诗人。但实质上，这话只能证明一个妓女的虚弱、无奈和满腹吐不尽的苦水，她已经离开“千儿八百块钱”就不能活了，她最后也正是死在钱上。明知是悲剧，无论怎样强辩、怎样矫饰，都还得一步步演下去，这里哪有一丝“幸福”呢？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顶悲剧”。

    《日出》所写的是民国时代，陈白露和翠喜的谋生之地已经称不上是真正的青楼了，她们服务的对象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个模糊的社会群体——“有钱人”。那么，真正的青楼时代，妓女们就不悲剧么？让我们看一个最自由的时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个叫关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风致”，被尚书老张宠爱，买为家妓。白居易到徐州玩时，老张设宴款待，命盼盼陪侍。白大诗人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过了几年，老张不幸牡丹花下死。盼盼很有情义，住在老张旧宅的燕子楼上，十多年独居不嫁，还写了《燕子楼》三首悼念老张，其中“独眠人起合欢床”的那首人们较熟。这里引录第二首：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

    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褪香消已十年。

    白居易得知后，很激动，便和了三首诗表示“理解万岁”。可不知哪根神经一动，他又写了一首《感故张仆射诸伎》的混账诗：

    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死不相随。

    这首诗反动之极，说什么主人不惜花大价钱把你买来，呕心沥血把你培养成歌舞明星，如今主人上西天了，你怎么不跟着去呢？本书第一章曾经表扬过白居易最能理解妓女的哀愁，可就连这个白居易也有对妓女痛下如此毒手的时候！关盼盼得到这首诗后，哭得跟泪人似的说：“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意思是怕影响老张的名声。盼盼又写了一首（（和白公诗》：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此诗委婉地指责白大诗人根本不理解小女子的一腔深意。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苟活于世，盼盼绝食了十来天，活活把自己饿死。白居易这件事干得真是缺德，再写十首《琵琶行》恐也难赎。

    关盼盼应该说是蛮幸运的一个妓女了。自身条件好，遇见一个心疼自己的好老公，还认识一个最善于关怀妓女命运的大诗人，然而却连为老公守节都做不到，非死不可。这悲剧的发生，不就是因为她历史不够“清白”吗？她独居的方式和殉葬的方式，也都是刻意在“清白”二字上的，悲矣。

    像关盼盼这样，毕竟还与心爱的老公相守了几年。再如前文讲过的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虽也个个是“悲剧之星”，但毕竟也算饱尝爱情的甜蜜，可说是悲中有喜。然而大多数妓女别看整天调情做爱的，却根本与“爱情”二字无缘。青楼中最普遍的悲剧便是性与爱的分离。

    青楼再高级，出卖的也只能是性、是色、是艺，而不可能是爱。爱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进行交易的。然而在交易性、色、艺的过程中，妓女往往容易产生“爱”的感情，这种感情与青楼的营业目的具有本质性的冲突，它使妓女在这场冲突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结局则大多是忍痛割爱或为爱献身。总之，性与爱无法得到圆满的统一。

    宋朝有个叫王幼玉的妓女，与柳富相爱，二人焚香盟誓，私订终身。分手后，王幼玉相思成病，一卧不起。临终前剪下头发和指甲，留赠给她铭思入骨的柳郎。另一个叫刘苏哥的妓女，因鸨母的束缚而不能与相爱的男人同去，痛不欲生，有一天郊游时，面对大好春色，泪下如雨，活活哭死。又有一个叫陶师儿的妓女，也因同样情形不能与心上人王生欢爱，便在一次游西湖时，与王生抱在一起投水而死。还有一个姓林的妓女，与爱人双双吊死在屋内。是红颜多薄命吗？准确地说，是青楼多悲剧。青楼里最易绽放爱的花朵，但却最难结出爱的果实，多情之人只能眼看着乱红飞过秋千去，零落成泥辗作尘，徒唤奈何。

    性与爱的分离也并不是青楼中独有的现象。直至今日，恐怕多数普通人也做不到性与爱的绝对统一。爱人、配偶和性伙伴往往是由不同的角色分别担任的。所以青楼在这方面的悲剧还不算最甚。青楼悲剧中最致命的一点是，妓女永远被抽去了人的尊严，永远被排斥在正常人的概念之外，这是真正不可弥补的大悲剧。

    《情史》中记载了大文豪苏东坡的这样一件事：

    坡公又有裨，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e）：“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域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轩厥吏，而晏子诔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责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践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日：“为人英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苏东坡应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登峰造极的人物了，据说除了围棋，他在任何技艺上都是一流的。然而在这件事上，他却表现得与上文的白居易差不多。白居易把妓女看成是主人的一朵花，苏东坡把妓女看成是等同一匹马，说换就换。对方“不惜霜毛雨雪蹄”，苏大诗人就“故将红粉换追风”。双方都没有想到，春娘是个有思想、有尊严的大活人。春娘悲愤而冷静地看穿了这些士大夫的风流，在这些士大夫的眼中，人畜的界限并不分明，还有什么必要活下去继续上演一幕幕的虚伪呢？春娘“触槐而死”的一举，撞穿了全部的青楼悲剧。当代作家陈世旭曾撰《高下》一文，痛斥苏东坡丧失人性，实际品格不如柳永。然而就是那些合钱墓葬柳永的妓女们，所过的不也是悲剧的一生么？

    把这种悲剧表现得最为壮烈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久历风尘，机警内向，她经过长期考验，多方观察，才相信了李甲的爱情。然后与贪而狠的鸨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凭着大智大勇，跳出青楼火坑。但没有料到，数百个日日夜夜的恩爱，海枯石烂的盟约，竟抵挡不住富商孙富的一番挑唆和重金诱惑。李甲竟以一千两银子将她卖给了孙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杜十娘明白了自己的悲剧是注定的。在不平等的男女之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能够存在呢？她怒沉百宝，投身激流，正是青楼女子悲剧意识的一次大觉醒。

    青楼妓女的“人之梦”是她们最有价值的表现，而“人之梦”的注定毁灭则是她们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也许青楼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悲剧。

    悲剧的深度，就是悲剧的价值。

 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青楼流变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李煜《虞美人》

    如同古代的王府皇宫，青楼是几乎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的。有正府皇宫，便有青楼。正像庄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的圣人一个接着一个，青楼也随着历史的烟波起伏明灭，发生着复杂的嬗变。

    关于青楼的起源，前文中已作了考察。本节侧重说明有关青楼体制沿革的一些情况。上古时代，青楼尚未成型。管仲的“女闾”和楚地的“巫娼”也都不能算是青楼。汉武帝时始建“营妓”制度，至魏晋南北朝，家妓大兴，私妓也初具规模，这时青楼才算略备雏型。

    魏晋南北朝时，士官竞相风雅。所谓“：魏晋风度”，包含有风流放诞的因素很大。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是要会欣赏歌舞音乐。所以，富贵人家都以多养家妓为荣，西晋石崇的家妓成百上千，“皆蕴兰麝，被罗縠”，“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邯郸淳《笑林》中记载一个做霸府佐的某甲不解声乐，妓女演奏曲子来赞美他，他浑然不知，好似对牛弹琴。在宴会上点曲子时，这个某甲竟将药方误当做曲牌，被人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家妓在当时普及的程度。

    面列举一些史书记载的当时豢养家妓的事例：

    《宋书》颜师伯传：师伯居权日久，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

    《宋书》阮佃夫传：佃夫执权，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

    《梁书》夏侯夔传：夔性奢豪，后房妓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数百。

    ……

    类似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那些家妓的地位很低，虽然珠围翠绕，但“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这样的妓女不如私妓能够给男人带来更大的乐趣。所以私妓的日益繁盛乃是不可阻挡之事。

    唐代国力鼎盛，风气开放。政府对于官员宿娼不加禁止，民间狎妓更是直如看场电影一样平常。商品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和人口流动也大大促进了青楼业的发展。上至宰相大人，下至小公务员，几乎无官不嫖，有吏皆狎，构成唐代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唐代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必须要有妓女参加，就如今日在大小庆典必定少不了礼仪小姐一般。特别是进士及第之后的“曲江大会”更是万人空巷，士妓如云，李肇的《国史补》中介绍说：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脏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为远。

    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自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

    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

    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内供帐宴馔，年于輦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

    主乐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常诘月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

    枚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

    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

    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这是一段相当有价值的文化资料。这曲江大会，本来是为那些名落孙山的下第举人举办的一个安慰会，三碗两碟小撮一顿，互相鼓励明年再考的。后来却渐渐成了榜上有名者的道喜会，而且规模逐年加大，档次逐年提高，变成了一个全国文化节。不仅要吃山珍海味，而且要组织大型文艺演出。于是就出现了专门进行筹备操办工作的机构”~一进士团，其中那位何士参先生大概是最著名的主持者之一，没准是什么集团的总裁。有了这等人物的呼风唤雨，曲江大会不但荟萃了举国风流才子，而且京师的名妓也聚集一堂，歌舞喧天，肉山酒海，那气魄比奥运会开幕式不知要宏伟和高雅几倍。

    进士及第后，还有一项仪式，叫做“探花”。推选两名英俊年少的新科进士，骑马遍游京师名园，摘采名花异井。这两人叫做两街探花使，通称探花郎。采回花后，举行探花宴，吟诗唱赋，妓酒为欢。著名的苦吟诗人孟东野有一首《登科后》就传神地写出了这种情景：

    昔日搫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里的“看花”、“探花”分明带有检阅美女之意了。有一年，“香奁诗人”韩惺便当上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寄来贺卡相庆。韩惺便写了一首艳诗回赠：

    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

    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

    若是今天的高考状元写出这等诗句，恐怕就要取消录取资格了。而这在唐代，是被视为风雅之举的。唐代读书人中了状元后，若不去青楼，就像今天得了三好学生奖学金而不请客一样，有点说不过去。有个叫裴思谦的，“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一夜无话，早晨起来，便创作出一首千古名作：

    银红斜背解鸣裆，小语偷声贺玉郎。

    从此不知兰麝责，夜来新惹桂花香。

    这样的风气，若无史料的证明，简直令后人不敢相信。清朝的赵翼写有《题白香山集后诗》云：

    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

    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后世的官吏，宿娼就没有唐朝那么自由了。宋朝就规定中层以上干部“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有个叫刘涣的州长，偷偷嫖了营妓，被贬为通判。大诗人苏舜钦被提举进奏院，竟因为跟妓女有猫腻而被削职为民。其他因此种行为而受处分的官员还有很多。不过，由于皇帝带头宿娼，虽有禁条，也还是禁而不止的。

    妓女在青楼业的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了等级。如唐代的教坊妓女曾有三等之分。宜春院妓女是第一等，叫做内人或前头人；云韶院妓女是第二等，叫做宫人；平民入选的是第三等，叫做掐弹家。平康妓中南、中曲的是一、二等妓女，北曲的是三等妓女。营妓则除少数优秀者被将帅独占外，其中属于广大战士公有，召之即去。家妓则类似于南北朝时代。

    宋朝的青楼体制承袭唐代。除世袭登记注册的乐户外，也有罚良为娼的律条。规定：“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但实际上妓女的主要来源是人身买卖，南宋时就出现了专门做娼妓买卖的“牙侩”。

    从宋朝开始，青楼中有了“评花榜”的活动，即根据妓女的艺、色，评定其级别，并分别题词赠诗，张榜公布。郑重其事，场面隆重，比今天的选美还要热闹。今天的追星族不也热衷于给星星们打分吗？

    元朝的青楼业仍然十分兴盛，但所受的歧视和压迫却大大加深。政府规定妓女一般不能嫁给官员，而且穿的衣服也要朴素，出门还不许乘车骑马。

    但是，事物的规律往往是越禁越不止。明代就严禁官吏宿娼，违者严肃处理，结果青楼业却空前繁荣。法律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但法律对中国的官员来说，实在不过是纸老虎。明朝还严禁“买良为娼”，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姑娘被换成了金钱。

    明朝时，逛妓院已经成了一门很系统的学问。花榜评选盛于前代。如有个叫潘之恒的把红名妓女分为四类：一曰品，典型胜；二_韵，丰仪胜s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明朝还出现了一部《嫖经》，可称是青楼知识大全。一种事物到了被研究得很精细的程度之时，也就预示着它即将越过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朝一开始延续明朝的做法，取缔卖淫嫖娼，废除官妓，严禁买良为娼。铁腕天子雍正还颁布过“除贱为良”的重大国策，把一些世代为娼的“贱民”恢复为良民，“令下之日，人皆流涕”，深受人们赞扬。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道是无晴却有晴?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对青楼的需要，青楼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还在，那么青楼是根本不会灭绝的。官妓被取缔，于是私妓便以更大的规模兴盛起来。正像今日取消了按摩女，便出现了大量的导游女一样。太平天国也曾最严厉地取缔过青楼，“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结果，太平军占领的南京、扬州、苏州等地的青楼虽一时不见了，但妓女们却都跑到上海滩，使上海的青楼业飞速发展。到1864年前后，上海的租界有五十万人口，而青楼巳达到六百六十八家。这直接促成了上海日后成为狭邪小说和海派小说的大本营。

    从青楼的发展变迁，可以十分形象地看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一部青楼流变史，浓缩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史。西方哲人云：你若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最好的办法是看他们如何看待女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这说：你若想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最好的方法是看那时的人们如何对待青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辨得失；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以青楼为镜，可以知雅俗。

 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青楼末曰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青楼发展到明末清初之际，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繁华，好似早巳熟透的瓜果梨桃，红得发紫，香得腻人，再过一段就要开始走向腐烂了。此后青楼仍延续了二三百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英明伟大的共产党才一举铲除了这一社会毒瘤。

    在青楼的“晚年”岁月里，它虽也有过几度回光返照的灿烂，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腐朽，越来越粗俗。中华民族不知不觉间由世界头号强国沦落成被列强蚕食鲸吞的一块大肥肉，民族危机日重，社会问题丛生，内外交困，上下离心。一个这样的民族，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丝竹管弦中的风雅呢？青楼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寻欢作乐、发泄兽欲的场所。整个国家恰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青楼里的一片醉生梦死又能维持多久？“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连亚洲首屈一指的北洋水师都被倭寇转眼间打得“樯橹灰飞烟灭”。全军覆没，小小的青楼又能禁得起几番风雨呢？

    国势的倾颓，连带着青楼的衰退。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冲击，也使青楼的性质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表面上仍门庭若市，事实上却已釜底抽薪。原来的青楼妓女，生活在士大夫的文化圈内，她们的情趣修养、服饰仪态、审美眼光、善恶标准，都与士大夫基本保持一致。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本来就具有唯利是图性质的青楼更加呈现出金钱至上的色彩。大量的商贾小贩涌人青楼，他们无心去欣赏什么高雅的艺术，只爱听点“够味儿”的小曲，奔劳紧张的生活使他们急于满足那些低层次的欲望。既然顾客的要求发生了转变，青楼的服务重点当然也要随之转移。面对人数越来越多的文化水平低下者，青楼只能以降低质量来满足数量。青楼的艺术一味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结果不但葬送了艺术，也葬送了青楼。

    传统的青楼以士官为主要接纳对象，故数量有限，妓女们有条件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晚期的青楼既然面对的主要是广大商业战线的人员，数量激增，妓女的来源多是贫富两极分化后产生的下层贫苦人家的孩子，她们卖身青楼，主要是为了衣食温饱，剧烈的营业竞争也使她们无暇去吟风弄月。顾客这边毫无惜香怜玉之心，妓女那边也没有惜郎爱才之意。双方的趣味、水准都大面积、大幅度地下降。例如《金瓶梅》所刻画的吴银儿、李桂姐、郑爱月等，属于较有名气的妓女。这些妓女为了巴结西门庆的权势和金钱，利欲熏心，心狠手辣，既互相倾轧，又彼此勾结，其无耻形象令人作呕。当西门庆一命归天后，李桂姐与李娇儿便谋取钱财。李桂姐说：

    这真是无耻妓女的不打自招。西门庆生前宠养的这些妓女，有的谋钱而去，有的另投新生。妓女成为专门赚钱的“肉树”之势，已不可阻挡。

    青楼的风光和魅力都变了味，青楼的规矩和黑幕也愈加恶劣。有的妓女多次冒充黄花处女，请嫖客“梳栊”，骗取暴利。有的妓女索要名士的字画，转手高价倒卖。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士大夫想要寻觅心目中理想的佳人，常常不免以一厢情愿始，以哭笑不得终。《续板桥杂记》中记：

    汤四、汤五扬州人，姿首皆明艳。而四姬尤柔曼丰盈。余尝戏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欤？”姬不解，误以“言”为“盐”。率尔对曰：“吾素不嗜盐。”闻者绝倒。

    这位名叫汤四的妓女连“食言而肥”这个比较常见的成语都不知晓，竟回答说她不爱吃盐，这个水平已经跌落到与今日一般女大学生看齐了。不过当时周围的人们还能乐得“绝倒”，把这当成一个笑话，而今日若把这笑话讲给人听，听者恐怕大多会莫名其妙，连问有什么可笑之处的。

    《吴门画舫录》有这样的记载：

    徐素琴，居下塘，假母姓许氏。貌丰而口给，一室诙谐，当者辟易。善居积，擅货财，富甲教坊中。……同人课集诗妨，邂逅姬，迎之来，将使磨渝麋获都梁，如紫云捧砚，效水绘园故事，而姬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未几，相将脱稿，递为欣赏。举坐吟哦。姬睥睨良久，不复可奈，夺片纸，著碎之，投诸流。

    这位口才厉害的徐素琴，看上去也像有几分风雅。所以才子们拉她人伙，一同酸文假醋。没想到这位姐姐啃完了蛤蝴，歪头看着才子们摇头晃脑，不但不赞叹鼓掌，反而忍无可忍，把才子们搜肠刮肚写的诗一把抢过，撕得粉碎，抛入水中。这可真叫斯文扫地。士与妓的同盟开始破裂，由同床异梦渐渐走向反唇相讥。妓女开始讥刺士人的酸腐，士人则大写青楼小说进行报复。不过，这并非青楼一方的责任，士人本身的格调也在降低。明末以后的文人丧失了先前的安邦治国的远大胸怀，把才华和兴趣都转到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涯里。统治者的髙压政策也逼迫着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于是整个士人阶层都表现出一派腐朽的气象。除了无聊文人就是无行文人，除了无耻妓女就是无赖妓女，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走到了残灯末庙的阶段。

    清代以后的名妓，大都无甚才学可言，之所以成为名妓，一是无聊文人的瞎捧，就像今日的某些歌星连五线谱都认不全，就被炒得大红大紫。二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就像清朝的一流诗人，到了唐朝连三流也排不上一样，清代的名妓，在前代恐怕只能当野鸡。

    清末倒是出了一名妓女，名气震天响，颇值一提，此人便是家喻户晓的赛金花。樊樊山的《彩云曲序》中叙述道：

    赛金花原名曹梦兰，又名傅彩云，本苏州名妓，年十三依姊居申江。洪学士均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蘧室，携至都下，宠以专房。会学士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鴛鸯并载。既至英，六珈象服，俨然敌恃。英故女王年垂八十，彩云出入椒风，独与抗礼；尝与英皇并坐照像，时论奇之。学士代归，从居京师，与小奴阿福奸，生一子。学士逐福留彩云，寝与兢隔。俄而文园消渴，竟天天年。彩云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私蓄略尽，所欢亦殂。返沪为卖笑生涯，改名曰赛金花。

    这位彩云姑娘的经历可谓一奇。先是被状元公洪钧大人纳为小妾，这在妓女中已属百里挑一的幸运。然后又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洪大人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出使世界头号列强大不列颠帝国，与八十岁的女王侃侃而谈，还跟英皇并肩坐着照相，这在妓女史上，恐怕就是空前绝后的了，也可以说是为全体青楼女子争了光，露了脸。但洪大人死后，彩云姑娘的所作所为就与其光荣的经历大不相称了。最后回到上海，重操青楼旧业，这可说是又回到了一般妓女的俗套之中。

    但赛金花震天的名头并不仅此，精彩的还在另一事。当八国联军打人北京后，群龙无首，秩序大乱，赛金花凭着外交经验和一口德语，居然与八国联军的总司令瓦德西搭上了钩。由于她的斡旋，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并对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交涉起到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这似乎可以说明妓女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是负面的。有一部《赛金花传》上说道：

    相传当联军入都时，傅以能操德语，故有为西兵所侮，而欲诉于瓦德西帅者，辄浼傅为介。傅甚工词辨，所言瓦帅无弗应，由是所保全甚多。及和议成，瓦帅尚迟迟，李文忠与诸大臣惶追无所为计。有谓傅能办此者，乃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傅入宫而瓦帅请并辔北游，瓦帅欣然曰诺。傅后佯讶曰：“君所部尚淹留于此耶？盍携以俱出。”瓦帅复欣然诺。即日宫禁肃清，无何，清帝还京，诸公使夫人入觐，或以傅充舌人，由是傅出入宫禁，声势颇张。

    后人吟咏赛金花之事的颇多，其中一首曰：

    任意输情本慣家，联欢毕竟赖如花。

    银骢拥出宜鸾殿，争认娉婷赛二爷。

    不但“争认”，后来的演员还曾“争演”过赛金花。江青就是年轻时在上海滩争演赛金花时败给了王莹，后来做了中国第一夫人后，便进行了肆意的报复。赛金花的余威可谓大矣。

    赛金花后来成为青楼业的大腕级老板，据说北京青楼的各种规章制度都是她老人家起草的。她也曾经把妓女迫害致死，但由于许多高层官员为她说情，她便没有落得鱼玄机那样的下场，回到上海再做冯妇，后来又回到了老家苏州。

    赛金花在青楼史上的特殊意义在于，从她身上可以看出青楼业与西方文明的影响。清朝末年，随着租界的建立和扩展，青楼中西方的色彩逐渐加重。这与本来就走向拜金主义的趋势一道，加速了传统青楼的灭亡。

    不过在这个灭亡过程中，也不乏局部的、个别的可以称道之处。例如民国初年蔡锷起兵讨伐袁世凯，就曾借助妓女小凤仙，假装溺于声色，然后脱身起事。小凤仙因此被目为侠妓，今人还拍有电影《知音》，其主题曲“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作长风绕战旗”也颇脍炙人口。

    清朝后期，与青楼日趋凋落的同时，文学上出现了一股“狭邪小说”创作热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学术专著，第26篇即是专论“清之狭邪小说”的。鲁迅先生还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讲到作家对待妓女的态度前后有三种：“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狭邪小说越写到后来，溢恶的越多，这表明知识分子对青楼妓女的情感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他们的眼中，妓女不再是天使般的仙姑，不再是文艺女神缪斯，也不是能媪英雄泪的红巾翠袖，也不配“同是天涯沧落人”这几个字了。妓女在他们的眼中只剩下简简单单的“婊子”二字。这是一种清醒的虚无，这虚无中包含着对那个社会的绝望和否定。青楼之欢越来越以闹剧的形式出现，彼此嘲谑耍弄。因为这世界已经不再被感觉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任何建设的愿望，只有一味的破坏、毁灭。这时的妓女，所过的真正是非人的生活。正如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所云：“心不欢必强笑，酒不胜必强饮，身不快必强陪，喉不爽必强歌。遇性情乖张的客人，稍不合意，即掷酒翻案，大声辱骂，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或有恶客，彻夜蹂躏，不堪其扰。”兽性充满了青楼，人性杳如黄鹤。如此的末日，实在是一幅生动的地狱图景。随着革命浪潮的迭迭涌起，青楼和这地狱里的其他秽物一起，被一帚一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今天，在商品经济的剌激下，明娼暗妓再度杂草丛生。但如果这些也算青楼的话，那情形实在是连当年的青楼末日也不如的。

 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青楼追忆

    輦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刘子鼙《汴京纪事》

    青楼的九曲画廊，在千古流变中，延伸到了它的末日。画廊中的丧气也好，悲剧也罢，在末日之后，都成了永逝不复的追忆。追忆是人类的特殊本能。在追忆中，一切悲惨、冷酷、血腥、丑恶都被打了折扣，都被予以稀释，都变得可以承受，可以咀嚼，可以耐人寻味。而那些幸福、热闹、温馨、美丽也同样被冷静地观照。追忆使一切降温，追忆与沸点无缘，追忆是一轮慢慢滑向山后的夕阳，它使你百感交集，又使你似乎无能为力。但不能因此说追忆是无价值的虚无，也许正是在追忆中，我们把握到了与世界的同一。

    关于青楼的历史，关于青楼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前面已经不厌其烦地介绍过了。这一节的追忆，是想连缀一些青楼文化的残片，试图捕捉到青楼这首史诗的主体意象，加以稍带感情色彩的处理，以便为下一节的理性判断作一比较舒缓的铺垫。

    首先似乎可以考虑一下，青楼使人感到美，感到有魅力，感到是一件艺术品，是不是与“追忆效应”有关呢？追忆筛掉了不讨人喜欢的东西，添涂了讨人喜欢的包装，这是不是会篡改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呢？有一本《青泥莲花记》记载了一名叫姚玉京的妓女的故事：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努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相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

    这个故事何其美丽而凄婉，姚玉京的形象几可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但若仔细探究一下，故事的本身有许多处是并不美的。试想姚玉京好不容易嫁了个小公务员，没想到，祸从天降，丈夫竟身赴龙宫做了水鬼，这岂不是一悲？玉京守节侍奉公婆，那日子恐怕并不好过，不然何以对梁间双燕那般注意？此中必有悲情难诉。而双燕中又有一只被老鹰抓去，剩下一只孤飞哀鸣，这岂不又是一悲？这只孤燕落在玉京臂上与她告别，玉京顿起“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将红线系于燕足，约明年再会，而次年春天，孤燕果然重来。此情此景。不亦悲乎？这样过了六七年，玉京就病死了，可见她的心情和生活绝不是愉快的。故事的结尾近于神话，孤燕飞到玉京坟上，也一命呜呼。不管人们如何传颂，这故事从头到尾不都是悲苦二字吗？人们追忆中的姚玉京与历史上的度日如年的姚玉京分明是应当看做两个人的。

    青楼业在唐代开始勃兴，许多唐诗精镂细刻了妓女的才艺和美貌，使人们对贞观、开元时代羡慕不已。而实际上，技女的生活并不像她们演出的节目那样美妙，特别是官妓、营妓，经常被有权有势的狎客肆意侮弄。金陵有一群花花公子将一名妓女狎弄致死，然后又一把火烧了她。岭南有一名营妓在酒席上得罪了宾客，结果被长官处以棒刑，打完了人，还要写诗取笑，说什么“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脃边泪两行”，这真是强盗加流氓的行径。还有一个叫杜红儿的富州营妓，被长官看中，可是另一名叫罗虬的先生也看中了她，点她唱歌，并厚赠缠头。长官不许杜红儿受赠，激恼了罗虬，这位先生就拔刀杀死了杜红儿。这样的妓女才艺再美妙，也是令人不敢追忆的。

    唐代青楼值得追忆的是妓女的文化素质之高。不论官妓、家妓、私妓，几乎无人不会读诗，无人不会写诗。当时狎客最看重妓女的便是口才——“诙谐言谈”，其次是“音律”，再次是“居住及饮食”，至于姿色并不特别看重，前几项如果出众，姿色自然也别有风韵。孙柒《北里志》中记载的许多名妓，大都如此：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虽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墟。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可见，只要有文才，便受推崇。连对妓女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明白唐代为什么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为什么会在世界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至今海外华人的聚居地都要叫“唐人街”。唐朝的所有文化艺术形式，无不带有青楼的烙印。试看唐朝的绘画、雕塑，充满了歌妓舞女，连佛寺里的菩萨也玉体半裸，秋波顾盼。当年有个大胆的和尚看了那些画像后脱口说道：这些菩萨居然跟妓女一模一样！不论对平民还是对和尚，妓女总是比菩萨更有吸引力的。

    宋代妓女的文化素质也不低，衣食住行都力领风骚。有的高级官员的宅院都模仿青楼格局，“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倶与民间娼家相似”。正如唐代妓女皆能诵诗、做诗一样，宋代妓女也大多能唱词以至填词。那种“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的情景，令多少后人追慕。有时，妓女唱词还能起到对词作者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湖游览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苏子瞻守杭州时，毛泽民为法曹，公以常人遇之。而泽民与妓琼芳者善，及秩满辞去，作《惜分飞》词以赠妓。子瞻一日宴客，闻妓歌此词，问谁作，妓以泽民对，子瞻叹曰：“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简邀回，欢洽数月。

    这位毛泽民先生若不因琼芳姑娘唱了他那首《惜分飞》，那么在苏东坡眼里就永远是个“常人”了。《词苑丛谈》里记载了柳永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柳三变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三变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值中秋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约耆卿预坐。

    若没有楚楚姑娘中秋晚会上唱出那首《望海潮》，柳阿三就见不着他那当了杭州市长的老哥们儿了。

    追忆青楼，除了不该忘掉它的艺术、它的悲欢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面是青楼与宗教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宗教是禁欲的，青楼是纵欲的，二者似乎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但事物走到极端，往往就会变成它的反面。历史上的佛寺道观，往往不但不是清心寡欲之地，反而成了纵情享乐的最隹场所。许多妓女和宫女都把出家当成一条归宿。唐朝诗人卢纶有诗曰：“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尼姑女冠一方面经济收入有保障，另一方面个人生活比其他职业都要自由，所以许多妓女都把这当成一种变相的青楼，以至于女道士成了高级妓女的代名词。

    许多女道士像士大夫一样放诞无拘，四处游览，八方结交，加上才华出众，往往引得士人蜂至蝶涌。唐朝的女道士李季兰，有一次在开元寺与才子们聚会，她知道在座的大诗人刘长卿患有疝气病，便在行酒令时故意说出陶渊明的著名诗名“山气日夕佳”来影射，逗得满座捧腹大笑。这样的玩笑真是亦雅亦俗的珍品了。而士人与女尼、女冠开色情玩笑的比比皆是。有一首《赠童尼》的诗这样写道：

    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

    料得褎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直到清朝，不少庵、观仍然充当着青楼的角色。《耕余琐闻》中这样记载了一个叫王韵香的女道士所住的双修庵：

    韵香住东门内双修庵，亦已削发，自号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举止大方，吐属闲雅，小楷仿灵飞经，兼善画兰。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陈设精洁，凡往来达官责人路过必相访，藉为游息燕饮之所。倘留酒饭，只旁坐不共席，最为颜某所眷，题画诗每为代作。因为顾子屡次借钱，用过千串，又借两金釧，诸徒嗔有烦言，遂致气愤自缢死，时年四十九，正在料理开正做寿诸事，礼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轻其生。林少穆制军曾赠以素心书屋匾额。

    如果不加说明，这座尼姑庵与青楼又有什么区别？白话小说中经常描写发生在宗教场所的色情事件，尤其爱写淫僧浪尼，这不是没有生活根据的。禁欲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往往是更加肆无忌惮的纵欲。

    对青楼的追忆，并不始于今日。历代都有对前朝和本朝青楼的追忆之作。这些追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一时代的“青楼观”。宋代的《温婉》讲了这样一个远离纵欲气息的“贤良”妓女：温婉年幼丧父，被寄养在姨夫家，勤奋好学，姨母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好。长到十四岁那年，姨母想给她许配个好人家。可是温婉的母亲已经流落为妓女了，来叫温婉一同去做青楼生意。温婉出于孝道，不得巳而服从。但是不苟言笑，端庄朴素，也不爱吹拉弹唱，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宛如大家闺秀。如果遇上士大夫之流，温婉就书写《孟子》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因此贏得了广泛的赞誉，名扬四方，连那位砸缸大师司马光也慕名来访。可是温婉的母亲每天接待的多是粗俗的商业工作者，根本看不懂她写的《孟子》之类，温婉能把《孟子》倒背如流，当然受不了这些俗物，便偷偷跑了，历经坎坷，终于得以脱籍。

    温婉这个人物非常耐人寻味，她的所作所为与妓女的身份大不相符。她倒仿佛是一位隐身于青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给士大夫上伦理道德课。士大夫们对这个人物的推崇说明，他们尽力想把青楼弄成十全十美之所，既满足了自己的纵欲要求，又使心理上获得正义合理之感。似乎只要在青楼里朗诵一段《孟子》，一切行为就都是合乎天地正气的了。这也许就是士大夫阶级走向虚伪没落的开始。孔圣人最恨那些不明说自己的欲望，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小人。而这样的小人是不待追忆，俯拾皆是的。有位道学先生五十续弦，对新娘致辞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真真令人喷饭。

    追忆了以上这些零散的残片，似乎可以对前面各章节的内容有所纠偏。即是说，我们不要总是按照习惯的套路去想象青楼。青楼不只是性、色、歌、舞，它与其他社会职能机构之间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任何鸿沟。其他领域有什么现象，青楼也有。无论从正面、反面，把青楼想得很程式化、理想化的，都是犯了心态不正常的错误。

 为谁开，茶花满路青楼功罪

    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电视剧《渴望》主题曲

    《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众人要用石块打死一个妓女，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块，低首离去。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了耶稣的宽容，也说明了人人都有罪，人人都不清白。

    但是，就因为人人都不清白，所以就人人都失去了惩罚罪恶的权利吗？众人丢下了石块，就意味着妓女凛然不可侵犯吗？

    任何评判者都不是超然的上帝，那么难道只有耶稣才有评判的权利吗？今日一些道德沦丧的大小流们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拒斥所有的指责和批判。他们追问批判者有什么资格批判他，站在什么立场批判他，既然你曾经撒过谎，凭什么指责我诈骗？既然你曾经失过约，凭什么指责我背叛？既然你曾经宰过鸡，凭什么指责我杀人？既然你曾经泡过妞，凭什么指责我强奸？按照这种逻辑，一切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都将不复存在，人类便你坏我坏大家坏，看看究竟谁最坏。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功无罪，最后坠入地狱的油鼎中一锅炸，也就实现了大同世界。对于这种蛮横无耻、作恶多端却又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痞子行径，决不应抱有“难得糊涂”之念予以姑息。赏罚不明、臧否不分的社会，从来是没有前途的。不错，每个现实中的人都不是圣徒，他有“原罪”，有私心，但正因为此，他才具备了评判的权利。那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他有什么权利来评判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呢？评判他人，同时即是评判自我，公正不存在于绝对的抽象里，而存在于评判的过程和结果中。所以，一名小偷，可以检举一个受贿的法官，而一个杀人犯，也可以处死一名卖国贼，任何评判都带有主观性，这不是必须减少和克服的，而恰恰是应当旗帜鲜明地承认和光明正大地加强的。问题只是各种主观性之间要达成一种耦合，那便是客观。人人都有评判的权利，这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那么面对一部绵亘千年的中国青楼史，如何评判它的是非功过呢？

    首先，青楼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尊女卑便成了整个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母系社会曾有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父系社会至今尚不足万年。比之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当然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尽管科学技术已发展到可以使人“无父无母”的水平，尽管女权运动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尽管许多领域呈现出阴盛阳衰之象，但父系社会还不能说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尤其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实际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不能用北京上海有多少丈夫在看孩子做饭这种简单的统计数字来衡量的。现代男人统治女人的方法比古代要巧妙很多，早已由粗暴的压迫变为“攻心为上”，让女人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顺着男人的路子走，按着男人的需要长。也许这就叫“后殖民”吧。不论世界上再增加几位女总统、女总理、女王，整个社会依然是操纵在男人意识之下，包括“女权运动”本身，都可以说是男人的“攻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给予女人一种虚假的平等感。实际上，女人的价值仍然要由男人来确定，而男人的价值却并不由女人确定。女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花费在如何讨男人好，被男人夸，受男人爱之上的。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应当勇于看破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女人想方设法让男人玩弄，男人想方设法玩弄女人，就是或迟或早、必不可免之事了。

    男女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所以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有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她只能是某男之女、某男之妻、某男之母，她永远要依附于男性。直到今日，有的丈夫喜欢生个女孩儿，而妻子却死活要生个男孩儿，有了儿子，她才感觉到“活得踏实”。在古代，妇女不能独立出门工作，这种情况就更甚。她在家里，终生都是附庸和玩偶。在青楼里也是如此，但却要比家中多了几分浪漫和自由，所以，从心理上讲，这促成了一些女人在情况需要时做出投身青楼的选择。

    父系社会的发展，是以消耗男人的体力和脑力为主的，全体妇女成了总后勤部，她们必须全方位地为男人提供休息、娱乐服务，以恢复男人的体力和精力。随着男人之间竞争的加剧，男人所需要的刺激也日益增强。家庭中的三妻四妾就像战士行军的干粮袋一样，太乏味了；他们需要烧酒热菜。这便使青楼的产生具有了社会期待。

    男人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极分化，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男人手里，这些人当然需要更多的剌激，更多的享乐，这其中就包括要占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女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许多男人找不到配偶或配偶被夺走，再加上流动人口的壮大，大批离家在外的商人、军人、旅游者，都需要临时配偶。这便导致了青楼的应运而生。

    男人的竞争，还导致许多妇女失去经济依靠，不得不出卖色相和肉体来谋生。这使得青楼的产生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所以，如同私有制、如同封建制、如同君主制一样，青楼的产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春来草自青，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其次，青楼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文讲过，青楼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家庭的“配套产品”。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不至于如同一潭死水，它成为男女关系的调节器。青楼的存在，基本上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性失衡问题。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性问题，各种杂志几乎期期离不开这个话题。这说明现代人在性方面有许多苦恼和压抑。而中国古代不是这样，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不成其为问题，这与青楼的存在是有较大关系的。

    在性、色之外，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人学子、商贾游士，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都必须有青楼人员到场，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青楼拍板定的。青楼的各种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

    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直接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狎客们到青楼，寻觅的是高级享受。青楼的消费，吃要水陆八珍，生猛海鲜；穿要绫罗绸缎，光彩照人；布置要温香细软，垂帘翠幕；环境要花草怪石，雕梁画栋。哪一样的背后不需要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商品供应网络？青楼不仅自身消费巨大，同时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妓女的装束就是时装，妓女的发式就是最时髦的发式。直到今天，最大胆的服装也依然是那些“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

    更重要的一点，青楼还是文化艺术之乡。唐诗、宋词、元曲、明说，哪一样能离得开青楼？青楼产生着艺术，消费着艺术，保存着艺术，发展着艺术。中国古代的音乐、美术、舞蹈的辉煌成就，都与广大妓女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不研究青楼，可以说，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青楼妓女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有特点的阶级，他们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民，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弹性部位，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使他们与妓女之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慰藉。许多知识分子都在青楼中寻觅自己的红颜知己。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大多产生于士与妓之间。知识分子固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力，但没有青楼，知识分子的能耐恐怕就要打五折了。

    今天有许多人提倡国学，呼吁整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不知对于青楼文化的巨大遗产如何看待。

    宝剑都是双面的，何况青楼这柄专斩“愚夫”的利剑呢？贡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楼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值得称道的影响。

    青楼的存在，虽对家庭有辅助、稳固作用，但却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等于是在家庭中引进了竞争机制，家庭中的妻妾在丈夫面前越发感到自惭形秽，越发要俯首帖耳，甘当奴仆。而青楼女子表面上自由开放，实则仍然每时每刻围着男人的兴趣转。青楼妇女与家庭妇女比着看谁最能博得男人的欢心，这便使得中国男子的心态很有特殊性，不大适应今天的现代社会。

    青楼的消费方式对社会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西方人在基督教精神的培养下，勤俭节约，花钱讲究效益。而中国人在正经事上很抠门，越到了不正经的地方越是挥金如土，摆阔充大方。青楼消费方式中包含着大量的浪费，这在资源充足的古代，问题并不严重，而今天许多暴发户一掷千金，自以为花的是自己的钱，不知道糟蹋的是社会的资源。还有一些女孩子，最喜欢能用青楼消费方式对待自己的男人。这些现象对中国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一大障碍。

    青楼还对中国人的妇女观有很大的左右。它使中国人习惯于简单地把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另一类是淫娃荡妇。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不但使男人不能客观、平等地对待女人，也使女人不能正确对待自身，不能同其他女人彼此团结，真诚理解，还容易使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发生偏差。

    青楼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不利影响是，它使知识分子总为自己保存一条生存的后路，不能坚决彻底地进取。知识分子常常不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总希望遇到“知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把士与妓的这个相似之处揭示得十分醒目。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很不够，似乎总是在等待着哪位主人的恩宠。当兼济天下的志向破灭后，知识分子极易走向彻底的放纵，明清两代便是极好的证明，而青楼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最好隐身之所。许多玩世不恭的“狂狷之士”都是青楼的常客，从“奉旨填词柳三变”到“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中国的知识分子退路太多，而青楼则是其中最为舒适的一条。

    正因为青楼的产生和功罪都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当古代社会走向式微之际，青楼的没落和覆灭便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