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桌面与抽屉(序) 公元1998年愚人节前夕，我和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坐在新加坡唯一的华语电视频道前，一边看谢园伍宇娟主演的《疯狂的代价》，一边议论着该国人民的愚昧和麻木。突然毛嘉从英国打来长途，说要一笔勾销他所欠我的大量面包和可乐，理由是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引起他家婆媳反目，母子不和，夫妻分居，鸡犬同眠。我这才知道，橡子他们编的那本《北大往事》已经出版，而且迅速脱销。我的那篇《47楼207》还被转载在《北京青年报》上，一传十，十传百，用毛嘉的话说：“影响极为恶劣。”他还威胁说：“207的众哥们儿要联名上告，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昼夜加班加点，一口气讲完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文学原理，断然拒绝了乘豪华游轮到公海上去赌博的国际主义热诚邀请，赶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飞呀飞，飞回了我朝思暮想的伟大的祖国。当飞机进入“平林漠漠烟如织”的神州大地上空时，我想起了大河兄淳朴而深情的河南味儿朗诵：“党是亲娘咱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 回到家，便处理读者来信。接不完的电话，赴不完的约会。许多人追问《狗日的北大》何时出版，有几家出版社跟我联系出书。以前中文系的一些老师也曾劝我把那些东涂西抹的文章集合起来，出本书，说是别有风味。但我自己身处学术界，受毒害颇深，总觉得只有正正经经的学术著作才能叫做书，其他的文章也可以写，但是不能包装起来到处招摇，有点像诗与词，或者是妻与妾的关系。后来听余杰和许知远说，贺雄飞这个人不错，很有现代出版家的文化眼光和魄力胆识，由他来出，不会坏了名头的。我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打过的牌重新洗了洗，居然仍有硝烟味存乎其间，所谓“战地黄花分外香”是也。我想，出就出吧，与其留着毒害自己，不如分与瘾君子们同享。培根不是出过一个损招吗：“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那么假如向千百万人倾吐，自己不就一无所忧了吗？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当歌星，或者是政治家。 其实这些文字我很不满意，因为它们不是百分之百的我的心声。我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都被删掉了。有时就是为了写那几句比较精彩的话，才敷衍成一篇文章的。但编辑的眼睛都是用孔雀胆泡过的，毒得很，一刀子下去，就让你成为司马迁。一开始，我常常悲愤、抗议。次数多了，麻木了，就像司马迁一样，“行若忘，处若遗”。我干吗让人家来费力不讨好地阉割呢？我干脆学习东方不败，“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一篇文章写好后，自己先把那些有棱有角的，特别像人话的，能让某些人突然抽筋阳痿脑溢血的，修理修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泡软点儿，按扁点儿，磨圆点儿。于是这些文章既像是我的，又像是别人的；既像哭，又像笑；既像捧，又像骂；既像真，又像假；既像刀子嘴豆腐心，又像口蜜腹剑，绵里藏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惧怕权贵，粉饰太平。所以这些文字读起来是不太过瘾的，刚刚吊起了胃口，旋即便说：“您的菜齐了。”鲁迅年轻时，很奇怪向子期的《思旧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后来他明白了，“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今日的中国，政治上比以前开明多了，一般也不搞什么文字狱，也没有思想罪，但是北大却有那么多的人在写“抽屉文学”，余杰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突出代表而已。我想，光写“抽屉文学”也不是办法，既没有发挥批判社会的效用，反而落个暗中捣乱的罪名，抓进县里去杀头。人家不看你的文学，只恨你的抽屉。有道是“好话不背人”。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姓马，一天别的同学在他背后说笑，内容与他无关，他却突然回头，愤怒地质问道：“你们管谁叫马寡妇？！”大家都愣住了，他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不论北大南大东大西大，马寡妇式的小头目都甚多。所以我主张除了“抽屉文学”之外，还应该有些“桌面文学”。“桌面文学”是一个拼盘，有荤有素，有盐有醋，有人欢喜赞叹，有人仇恨忌妒。但是既已摆上桌面，就不能随便罗织罪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那些动不动把人家满门抄斩的人，其实是还不起人家的面包。“桌面文学”的筋骨也应该有批判性，但批判的方式不妨多样化。好比辣味有多种：葱辣嘴，蒜辣心，萝卜专辣舌头根，只有辣椒辣得怪，辣了前门辣后门……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古人早已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伏。这话一说出来，就没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进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 钱理群老师出版《心灵的探寻》时，在扉页上写着：“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们。”这是一种庄严。鲁迅的《野草》题词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是包含了一点荒诞的庄严。中学时有位数学老师爱与学生打排球，每次发球前，他对那球说：“得分去吧。”便一巴掌砍过去，往往真的一球得分。这是包含着庄严的荒诞。我的“桌面文学”则想将上面几种兼而有之，横看庄严竖看荒诞，庄严者看了庄严，荒诞者看了荒诞。人生在世，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去吧，豆腐，连着我的葫芦。您的菜齐了。 孔庆东 1998年6月写于家中桌面 第一辑 野腔无调 小文的“保留女”中，有一位叫倩倩。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人很不错，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可是因为倩倩，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这实在让人憋气。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北大情事》 47楼207 “北大往事”，本来是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的名字，现在忽然有人以此为名编一本书，那我的长篇将来出版时拟改名为《狗日的北大》，以表示我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当然，也可以叫《挨千刀的北大》或《老不死的北大》。我先把这些漂亮的名字公布出来，算是霸占一份专利，倘若有人侵犯了我的冠名权，那我将把“北大”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 现在，特从我的这部巨著中拈出一小节，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的一份贺礼。这一小节属于最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之一，因为那些比较精彩的乐章，我是舍不得在这个年头拿出来暴殄天物的。这里讲述的，只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的一群研究生的凡人佚事，我尽量每个人都说几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我久违了。我讲讲他们的一些无伤大雅的隐私，不是为了笑话他们，而是以此深深怀念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过的那段神话般的岁月。 我1983年从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住32楼416，那段岁月我将专章讲述。现在话说转眼到了公元1987年，我本科毕业，考入本系现代文学专业，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这便动迁到了47楼2072室。 47楼是80年代新建的几幢研究生楼之一，坐落于燕园的南隅。从八卦上讲，属于“死门”，主大凶。不过我当时不懂八卦，相信“人定胜天”。结果终能死里逃生，得以今日坐在“生门”这里饶舌。 这几座研究生楼的形象和设施，在当时是颇令学生满意的，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的诚意。每座楼均为六层，每个楼门内的每层分为相对的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五个或七个宿舍。47楼207单元住有中文、东语、俄语三个系的研究生20人。2076是水房和厕所，不过有一次竟收到一封信，寄给47楼的2076号的刘洪波先生，大家以为是恶作剧，便有人拆信阅读。写信者是一位云南小姐，信中含羞带怨地倾诉了对“刘洪波”先生的思念，并说欲近日来京，问刘洪波“既然有窃玉之勇，有没有藏娇之屋”。我们读后齐声谴责这个化名刘洪波的家伙，实在给北大丢脸。那份信后来不知下落，但我始终怀疑“刘洪波”可能就是207中的某个人，这小子在云南偷了点荤腥，既不敢承担，又想留点余地，于是就给人家一个假名假地址，既不会牵连他，他又能看到信，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207的哥们现在大多已有了妻室，要他们站出来承认大概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怀疑是208的那些哲学系的小子干的。 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207的20位哥们。由于介绍的目的在于描述当日的人文气氛，并不在于为具体的人树碑立传，因此将其真名隐去，姑作假语村言。 先说2071，此室住的是4位东语系蛮子，分为两类。朱、毛二人原系北大毕业生，现读波斯语专业，所以长得跟西亚人没什么两样。老朱高大肥硕，活像一架立起来的波音747，头脑聪慧，谈吐诙谐，性格憨厚。他吃饭用的家伙叫饭盒不如叫钢盔。由于经常游泳，加上谦虚，所以有些驼背，估计砸直了的话，能有1米9。此公家住北京，不常住校，来则必到我处谈笑一回。四面敬烟，八方借火，人人乐于调侃，唯其臀下之床板嘎嘎作响。毕业时多数床板有裂纹，盖皆蒙老朱之赐也。老朱常穿一件滑雪衫，装束严整，尤其冬天戴尖帽穿厚靴，推门而入时，活赛中东恐怖分子。别看他乐乐呵呵，在学习上实则律己甚严，除了英语、波斯语，还会法语，好像还会什么语。于是后来就娶了个法国妻子，看上去很贤淑。到法国干了几年，现在又回到中国为促进中法友谊而辛勤工作。我和老朱在一起开过很多玩笑，特别是1989年秋天他讲的那些笑话，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小毛姓毛名嘉，自称山东人，但任何人一眼看去，就可断定他是个胡人。我几次开玩笑，劝他问问母亲年轻时有没有穆斯林朋友。毛嘉不到1米7，但体格匀称结实，体多毛，因此酷爱到游泳池去展示，不舍昼夜。他发现我肚皮发福之后，兴奋异常，积极带领我做仰卧起坐，并引众人围观。后来又非要指导我游泳，我提出每次游泳前必须给我买一个大磨坊长面包加一瓶可乐，他一口答应，但只兑现了一次。其余的我都记了账，要他一并连本带利偿付，他总是答应，至今仍在推脱，每次国际长途中，这都是必涉的话题之一。 毛嘉是全盘西化的受害者，除了爱游泳，还爱打网球，做健身。他的嗜好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比如说听交响乐，一盘接一盘，还很讲究版本。我原来对交响乐只是听着玩玩，后来看他实在孤单可怜，就有时陪他听听，条件是他去买二斤鲜草莓，洗净摆好。他的欣赏水平当高出我许多，但表达上不如我，我对老柴、老贝、老莫的评析每每令他大笑之余加上一句“没错儿”。他送给我一盘《欢乐颂》，那是在我很需要力量、很需要友情的时候，我常常听。 毛嘉还爱汽车。没事儿就画汽车解闷，被我怒斥为“手淫”。所以后来我一看见他画汽车，他立刻塞进抽屉，羞涩地说：“手淫，手淫。”然后加一句：“他妈的！” 毛嘉有洁癖，百事干净。特别是一天到晚洗衣服。他在一个盆里洗一件，其余的泡在另一个大盆里哗哗地冲着。我一听见水房里哗哗的瀑布声，就心疼得直愤怒，冲出去喊：“毛嘉！北大的水费都费在你身上了！给我闭上！”后来我不大听见那瀑布声了，原来他专门挑我不在时洗衣服。 毛嘉很单纯，但特别爱听我们这些中文系的胡说八道。他是个优秀的倾听者，一个幽默感非常出色的欣赏家。我和他的许多对话都是扮演某种虚伪的人，既有古典喜剧的情调，又渗透着后现代的反讽意味。用模仿的方式戳穿各种艺术骗局，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比如我想让他破费时，就模仿《茶馆》中刘麻子的话说：“咱一共还有多少块现大洋？”看见他点钱时，就说：“你留着这么多同样的花纸有什么用？送我一张留个纪念吧，就要这张四个老头的吧。”毛嘉经常说“中文系的人太坏”，但那语调很像少女说她的男朋友“你真坏！” 毛嘉去伊朗游学一年，我送他一首《满江红》：“小小毛嘉，有几个风流夙愿。一心想，天鹅落地，蟾蜍赴宴。月下联诗惊浴女，花前赏景闻娇喘，更那堪湖畔共吟书，声声软。人之出，性本乱，学外语，吃洋饭。望长城内外，行尸百万。孽畜洗衣真费水，瘟鸡中暑难生蛋。待何时还我面包来，年年盼。”毛嘉在伊朗洗了一年衣服，觉得不值得叛逃，就又不羞不臊地回来了，遭到我等一致呵斥。毛嘉说：“那边妇女在外面捂得严严实实，一回家就脱得一丝不挂，看黄色录像。”我们问：“你咋知道咧？”他说：“我亲眼看见她们的确捂得严严实实的。”众人大笑，最后判定他必是在伊朗惨遭蒙面妇女轮番蹂躏，苟延残喘，奔回祖国怀抱。 毕业喝酒那天，毛嘉第一个哭了，头抵在楼道的白墙上，睫毛上挂满了泪珠。他劝我一定要练喝酒，怎么能一杯啤酒就醉了呢？ 后来，毛嘉娶了个小有名气的女孩，到英国去工作、读书了。最近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用“外国花纸”偿付我的面包，我说可以，但是要加倍。 朱毛之外，另两人是林和吴，都是从部队来的，学越南语。他们本来是应当到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审问越南女兵的，不幸中越关系正常化，他们只好到北大来大材小用。刚来时很不耐烦，经常用越南语高喊“缴枪不杀！”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学会了一句越南话：“越南必胜！”就天天对他们说，终于感化了二位，他们以后见了我时，便举起v字形的二指说：“越南必胜！” 林吴都是广西人。林长得矮小精壮，大脑门，大眼睛。锻炼身体的方式与毛嘉相反——自我摧残式。他的拿手项目是长跑，从北大跑到昌平。我开玩笑说：“地球是圆的，你一直跑，就能到越南，再跑，就从南门回来了。”每次回来，他都比早上出去时小了一圈，满脸放射着回光返照的神采。然后买一只鸡腿，煮在电热杯里。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大家都不甚赞成他的长跑，但很羡慕他的鸡腿。因为我们每月的助学金只有75元，轻易不敢请女孩吃饭。而林吴二位享受中级军官待遇，每月的津贴从部队上成百成百地寄来。可惜他们却不利用这钱去请女孩吃饭，都存起来给了后来的夫人，这大概就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吧。 小林锻炼身体野蛮了点，但骨子里很内秀的。喜篆刻，刻了些“长相思”、“勿忘我”之类的。也学写诗词，与我交流。由他们身上，我认识到，军人的内心实际是很脆弱、很多情的。小林那充满吃苦精神的憨憨一笑，是我不能忘怀的。 吴好像在部队的职位比林稍高一些，所以据说略有些脾气。但我从未感到他有什么脾气。老吴不善与人交流但又渴盼交流，所以经常振作精神，非常潇洒地加入谈笑阵营，最后不得要领，胡乱打了一圈招呼又讪讪而去。老吴常喜穿低领小背心到各屋游走。若有人讽刺他说话女声女气，他便以胸前黑毛证明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后来我说，堂·吉诃德的女朋友也是胸前生有黑毛的。老吴说我们是嫉妒他。我们赶紧说不嫉妒，是羡慕，我们恨不能浑身生些个才好。老吴是有些个怕羞的，所以大家跟他开玩笑均注意节制。可是老吴并不注意大家的心情。他一进屋就热情地向每一个人问寒问暖，但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回答，因为当你回答时，他正在关心另一个人。屋子里都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你好！怎么样小伙子？不错吧？”对于众人的笑声，他经常问：“怎么啦？为什么？”后来我对大家说：“老吴再来时，咱们什么也不用说，一齐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就行了。”但老吴又经常令人望之不似首长，据传他早上醒来时，十二分慵懒地伸出一只黑色玉臂，轻声细语道：“小林，扶我起来！”我想，老吴居然也有这般的黑色幽默，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人带来快乐的人，他的内心也别有一番大千世界吧。 2072位于楼道的中心，住着我们四位中文系的。这里是整个207单元的会议室、休息室、娱乐室、吸烟室、饮水室、吃饭室、接待室、收发室……四个人中我自己当然不用介绍了，除了吹牛，一事无成，算个半好不坏的读书人吧。其余三位都是学文学理论的，黄、李和江。 黄是湖南才子，16岁入北大。看去不甚用功，但悟性极佳，每考必捷，象棋和扑克玩得极好，水平与我不相上下而比我细致。我们俩联手打牌，打遍北大无敌手，即使牌运极差，形势极危时，我俩也稳如泰山，能够抓住仅有的机会，反败为胜。当彼之时，长气缓出，四目相视一笑，乐何如哉！李和江联手打我二人，三年之中鏖战不下百次，竟从未取胜！李江二人每每吵闹、时时切磋，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环视今日北大，再无黄君这般最佳搭档，每次打牌，均思之不已也。 黄从本科时起，混迹于校园诗坛，至研究生时已薄有诗名。时或有天真少女及不天真少女前来叩教。黄神情倨傲，不给其以可乘之辞色。盖其年少心高，且有隐痛存焉。曾有一夜，久不归宿，吾急寻之，见他低头环楼而行，吾强拉之归。平日看他装束奇特，有嬉皮士之风，实则另一番追求在心头也。我最佩服他的不是诗，而是他对西方小说的通读。我在他那里抢着看了许多西方小说，受益不浅。毕业后，我暂离北大，他继续读博士，竟成为北大外语学得最好的人——把外籍女教师学成了自己的妻子。现在身在美国的黄老弟，你还写诗、下棋、打牌么？ 李是河南人，妻室在邢台。老李相貌英俊但呈劳苦之色，生活能力极强，能帮助别人干一切活，办事认真，思想实际。偶尔有非分之想，但终于作罢或失败，令人起同情心的一笑，颇类唐老鸭性格。初来时思念爱妻，常写家书。写到高兴处为我等朗读，其中有一句：“我从早到晚、朝三暮四地爱着你！”差点把我们笑死。老李写文章绝不涂改，有错字就挖掉，再用小纸块写好贴上去。老李教给我许多生活常识，我看着他那骨节分明的大手，觉得他真像大哥。其实老李身体不如我魁梧，但他身无余肉，每块肉都能劳动。比如玩哑铃是我的强项，但老李只做一个小臂屈伸的动作，做100次，我也努力做了100次。可老李奋起神威，又做了200次，我不敢做了。老李举着哑铃向众人示威。我知道到了晚上他的胳膊会疼得要死。夜里他果然在上铺翻来覆去，但却愉快地哼着走调的小曲。 老李回家只要几个小时，所以经常找借口回去，什么封窗户啦、搭炉子啦。但他同时又是个尊重一切规章制度的老实人，我就不时捉弄他。一次他回家几天，我找了个研究生院的信封给他发了封信，含含糊糊说他在北大的事闹大了。他一看信就吓坏了。来了以后听说没事，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人人都感觉到了。 我和老李更近的友谊还在毕业后，这里就不说了。下面说说江。他是广西人，已经30岁了，瘦高、善良，有股仙气，我们便叫他江半仙。每天夜里他负责关灯，但谁也没看见过他是怎样关灯的。总是他说：“别他妈说了，睡吧！”于是就一片黑暗。后来我们知道他是用脚关的灯，所以不用起身。但我留意了许多，也从没看见他是怎样伸脚的。从武侠片里看到一种武功叫“无影脚”，也许两广一带的人都会吧。老江的长辈里有师公一类的人，他自己也会看看手相什么的。他说我要注意“防火”，我的许多坎坷都与火气有关。现在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这一点。 老江和老李一样，都是经常倒点小霉、有点小苦恼的人。老江刚来时托运的行李，就被野蛮装卸过。毕业时也在分配问题上无端生了许多波折，但结局是不错的，善人自有天相。他32岁寿辰时，我送他一首七律：“人生相会似飘蓬，难得京华聚客星。卅载风云沉酒底，百年坎坷入沙汀。樽前一吐痴儿怨，身后谁知倩女情。且视仁兄增马齿，老来携手唱青冥。” 老江这种真正的南蛮，总爱吃点精致的。他把我夜里吃两个馒头的事，写信描述给他的夫人。他夫人大为惊诧，觉得馒头这种东西居然能吃两个，而且在夜里，实在是东北人才干得出来。老江总是买小炒，但他的饭量很小，能吃一半就不错了，剩下的便被我们这些虎狼之辈扫掉了。老江高兴时便给我们讲如何吃蛇吃猫吃老鼠，讲捉来老鼠养得肥肥的，一只鼠可换三只鸡，鼠肉一口咬上去，香嫩得赛过西施的舌头……那时大家没什么钱，每次聚餐都记得很清楚。老江现在是广西出版部门的一个领导，到北京来经常请大家吃饭，他还记得有一次孔庆东用一块钱买了一大堆烂梨，大家吃得连梨核都没剩。每次打牌赢西瓜，买西瓜的都是老江老李，吃得最快的是黄，那真是刘伯承元帅说的：“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而老江，吃两块就要去撒尿了。说来也怪，老江每晚主张早睡，而他自己偏偏早睡不了，因为他躺下一会儿，便要出去撒尿。撒尿回来先喝一茶缸水再躺下，刚要睡着又须出去……天长日久，老江虽然睡在上铺，但上下床的动作练得十分麻利。有时卖个乖，一条腿就能蹦上蹦下的，仙气十足。可是有一天夜里闹地震，老江一翻身蹦下来，叉开两条鹤腿奔下楼去却发现脚已经摔伤了。 2072的三位兄弟，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他们的故事是说不完的。现在说说2073。这2073的四位哥们组成了文学专业的一个完整阵容：古代文学的大春，现代文学的大光，当代文学的大力，文学理论的大河。这个宿舍有几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特色：第一个特点是眼睛都睁不开，一律眯缝着。大春的眯缝给人一种认真钻研的感觉，看东西专注而长久，不看明白不罢休。据说在食堂排在女生后面买菜时，他能把脑袋伸到前面，再侧过去看人家的脸，因此在北大女生中有“老学究”的美誉，大家不以为怪。大光的眯缝是友善，同时具有一种妩媚感。大力的眯缝是器宇轩昂，类似关公的丹凤眼。大河的眯缝是谦卑，眯眼的同时咧嘴一笑，让人人都感到自己是站在高处。 第二个特色是学习外语空气浓。每人头上戴着一副耳机，坐在四个角落唧唧复唧唧，不知道的以为是特务培训班呢。大春原来是中学英语教师，大光的托福考了北大最高分。因此这个宿舍成了当之无愧的“英语角”。 第三个特色是基本不打水。每个宿舍都有自己的“打水体制”。比如我们2072是无为而治式，谁有工夫谁打，一次打满4壶，人人自觉，壶壶不空。2073是轮流值班制，每人负责一天半，四人共计六天，星期天轮空。这样每人只要挨过自己负责的一天半，就净等着喝别人打来的水了。所以，一到值班之日，那位老兄便到2072来喝水，其他人没水喝，更要到2072来。老江曾多次反对他们这种无政府主义创举，但结果是引起别的宿舍也来“利益均沾”。有的哥们端着茶缸进来，一捡起壶是空的，顿时很气愤：“你们也太懒了，快去打水！多打几壶，我喝完茶要吃方便面，一会儿还要泡脚。”好在47楼离开水房很近，提4壶水上4楼也不失为一种锻炼，所以打水、喝水也成为2072的谈笑素材之一。 大春的年纪仅次于老江，也30多了。这位北京老兄多才多艺，有学有识，这样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栋梁，实在令人叹惜。大春在中学任教多年，对学生极好，学生家长很感激他，说一定帮他调动工作，不再当老师了。大春百感交集，决心考来北大。对文革及十七年文学艺术的熟稔，使他与我经常有共同的话题。大春精力充沛，怀着一种“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他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一天听8节课是常事，有时甚至听10节，晚上归来还要到2072总结他一天的收获。大春头脑清晰，逻辑性强，两个小时的讲座，他用20分钟复述得条分缕析。因此很多讲座我们不用去听，只等大春的概括就行了。无论你请教大春什么问题，他开口就说：“你记着，就这么两条……”他有本事把任何事都总结为两条，因此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两条”。大春听完讲座一定要再三追问主讲人，有时问得人家捉襟见肘。有一次李泽厚讲演，我听说有两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我说那两个学生肯定一个是贺照田，一个是大春！后来别人告诉我正是。大春做事永远有计划、有理论根据，但又不枯燥，很有幽默感。那时我们关心他的终身大事，他总是说：“没问题，这个学期拿下来！”到了最后那个学期，真的拿下来了，他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女博士，因此我们戏称他为“博士后”。 大光的外语好，所以西化思想也比较严重。经常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主张女尊男卑，令我等封建余孽不能接受。我们一般人总喜欢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大光虽然身材魁梧，却勇于表现软弱的一面，甚至故意以女性姿态来搞搞幽默。比如他经常慢悠悠地说：“我这几天身子不大舒服。”一次在31楼西面打羽毛球，一球击出，大光没有接住，仆倒在地。他抬起头来说：“我一看你向我扑过来，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大光还不时捉弄老李，用兰花指点着老李的鼻尖说：“你这个小白脸！”老李特制布帘一幅，挡在座位外。大光探头进去，吓得老李要死要活的。我与大光同专业，常一起探讨。在老舍研究方面，我受他很多启发。 大力也是校园诗人，与黄一起，号称“北大双璧”。大力与我同窗十载，可述之事甚多，这里干脆省略。研究生三年岁月中，他遇到一件十分伤心之事，但他挺了过来，表现得很有气度。那段时间他经常来2072，谈谈笑笑的气氛，相信对他不无裨益。 大河是最能吃苦耐劳的那种人，刻苦生活，刻苦学习，刻苦锻炼。北大有很多银杏，我们只知赏其美色，而大河捡了很多银杏果，晒干了卖给药店。我曾和他比赛用十个指尖做俯卧撑，他输给我两个。但从此他一连许多天趴在地上苦练，看着他颤抖的十指，我说：“别练了，我输了。” 大河是懂得幽默并创造幽默的。有一次他看我写的打油诗“撒尿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北客愁，一味冒青烟。”大笑之余，他说这诗不是无聊之作，里面是有寄托的。还有一次他实习讲课，用他那掺有河南味的西北口音讲小说人物语言，讲到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说出了：“惊天动地一句话”，大河伸着一根手指头，眯缝着眼睛说：“我要你要我！”大家笑不可止，一连传诵了好几天。 2074住的也是四位中文系硕士生。民间文学的陈，语言专业的叶、张，古文献专业的马天水。 陈热情随和，知识面广，尤其熟知二战史。战争与革命，是我与他的日常话题。在许多历史细节上，他记忆得非常清楚。老陈有一个口头禅“疵毛”。好像很多场合都能用，表示不满也说“疵毛”，表示很有意思也说“疵毛”。所以我有时候干脆叫老陈“疵毛”，说：“疵毛真疵毛”。 叶是踏实肯干又不失聪明的东北人。他是我的围棋老师。我自幼下象棋、军棋、跳棋，叶为我讲述了围棋所包含的至深至广的人生哲理，于是我开始看棋书、棋谱，毕业时居然受两子侥幸胜了他一盘。现在围棋已经成为我最大的人生乐趣之一，虽无时间下，也关心围棋赛事。有一次居然胜了一位业余四段，虽然他未尽全力，我也确实感到自己棋艺的提高，围棋对我的学术研究和整个人生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叶常常是我们2072来得最早去得最晚的来客。有时我们没有起床他就来了，有时我们躺下了他才走。我俩下棋时，有时会被老江驱逐出去。他似乎是个不会发怒的人，所以大家总拿他开玩笑。我也曾把一个酒瓶塞进他的被窝里，或者把他的夜宵藏起来，他有时就无奈地笑笑。像他的棋风一样，平正、扎实、讲道德。我很想退休后找他做邻居，每天一盘棋，下到日偏西。 张是2074的潘安，眉清目秀，皮肤白里透红，每天练哑铃，另外还要喝点葡萄酒，吃点什么补品。舞跳得最好，比黄要正规，又比大春活泼。与张的几次交谈，促使我反思做学问的意义问题。我发现，即使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也可以有很多选择。那时我正在写一篇萨特评传，我用了很长时间去思考关于自由的问题。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师。 马天水所学的专业是颇有些夫子气的，但这家伙却十分诙谐，属于调皮捣蛋的夫子。安徽凤台人，那里当年闹过捻子，所以不大安分。人不高，但肉极瓷实，掰腕子罕有敌手，我须用一只半手方能掰住他。常与叶等去踢球，故而总爱动手动脚的。夜里饿了，便喊：“谁有方便面？”找到一包面，再找到一个饭盒，到2072的电炉上一煮，再加上老江剩下的半个小炒，边吃边咂嘴说：“快活，他妈的，快活。”吃完把盆一放，扬长而去。他经常找我和毛嘉调侃。我和马天水用山东口音为毛嘉说媒，叫毛嘉“闺女”，让“她”嫁给一个叫刘瘸子的财主，说人家刘瘸子一张口就给了一头大青骡子。天长日久，全楼的人都模模糊糊地知道毛嘉跟一个叫刘瘸子的人有什么瓜葛，弄得毛嘉哭笑不得。 夏天的夜晚，我和马天水、毛嘉经常爬到楼顶去玩。楼顶偶尔有弹琴或恋爱的，一般都很安静。四望灯火明亮，爽风徐来，我和天水不断讲着各种笑话、双关语，讲得毛嘉芳心乱跳，又想走又想留，一副半推半就的样子。毛嘉给天水起了个外号——“恶棍”，见面就说：“这恶棍！”一天夜里，我迟一点上去，见他俩站在楼边，面对48楼，我喊了几声都不回答。我走上去一看，原来48楼6层的一间水房里，一个大姑娘正在洗澡。我们三人扯开喉咙“嗷嗷”地起哄，那姑娘听见声音，竟然转过身来，面对窗户，动作故意分外夸张。这一下，我们全都晕菜了，立刻溃不成军，逃到一边也。天水说：“妈妈的，成何体统。”毛嘉：“肯定不是北大的。”我们本来是上来联诗的，这一下都沉浸在奇观中，于是装出一副假道学的样子，大骂一通世风不古。天水平日里最爱模仿阿q的一句：“女人……妈妈的。”此时他说了很多遍。 此后一连多日，天水夜夜都要上楼顶，说是“太热，妈妈的，凉快凉快”。我对毛嘉说：“你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吗？”毛嘉说：“知道。从前有个研究生看了一回脱衣舞，从此就天天不读书了，天天去守候着，结果节目再也不演了，学业也荒废了。”我俩天天在水房模仿电影《铁面人》中的台词说：“戏早都收场了，你还在这儿谢幕！”天水怅惘地说：“不演了，妈妈的。”天水有一习惯动作，一拳捶胸曰：“我恨！”此时，不禁做了一遍又一遍。此事便是我赠毛嘉词所云：“月下联诗惊浴女。” 真正的联诗集中在毕业前夕，那时因为找工作不顺，人人苦闷。我们找了一个大本子，用毛笔在上面写打油诗以移情泄恨。天水是写打油诗的高手，几乎每天都来涂抹一气。其实，越是像天水这样外表嬉皮的，内心感情越丰富，我反复向毛嘉论述了这一真理。天水从中也别有一番隐痛，最后也只有自我解嘲地捶胸顿足说：“我恨！”毕业时他哭了。我曾为毛嘉讲过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之一的南海鳄神岳老三，我说这是个非常可爱的恶棍。天水身上就有岳老三的影子，当然是说性情，在导向上，天水绝对是一流的。 2075住的人比较杂。两个中文系的：语言专业的娄阿斗，当代文学的小叶丹。一个东语系的胡传魁，还有一个俄语系的吴用。 娄阿斗精明而秀气，外语和电脑俱佳。他做北京土语的语音分析时，我曾帮他鉴别。他是理工科出身，考虑问题理性线索极强，做任何事都有明确的目的和程序，注意搜集保存材料，注意合理分配时间。也听音乐，用电脑自己设计信封。他的电脑还为我算过命：“得宽怀来且宽怀，何用双眉锁不开。若是中年命运济，那时名利一齐来。” 小叶丹是有妻室的，不怎么住校。说话有点结巴，故不太与大家交谈。但我发现他与夫人说话时非常流畅。而有的人在夫人面前却结结巴巴。心理因素的力量大矣哉！ 小叶丹是207个子最高的，也有点驼背，但是瘦，故我给他的外号是“摸着天”。小叶丹说话少但并不冷漠，乐于助人，是个善良的大个子。 胡传魁很魁，脑袋和身子都是方中带圆，总是笑着说话。他经常穿着蓝白色的旧工作服，挓挲着两只油污的大手，到处干活。他最爱干的活是收拾自行车，天天擦洗、膏、补，把车伺候得舒舒服服。47楼人人都见过这位身穿工作服的师傅在楼下按着车子大干的情景，这几乎成了47楼的一景。除了自己的车，别人的活他也乐于帮着干，他有一整套劳动器材，人不闲着。他若出门，十有八九是到导师或老乡家干活了。在为他人服务中，老胡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他说：“咱们楼道的彩电，是我从研究生会搞来的！”说时充满了自豪。我给他取外号“笑面虎”，他颇不满意：“我这么善良的人怎的是笑面虎？”我说：“‘笑面’就是善良的意思，‘虎’就是能干的意思，所以叫笑面虎。”他就用八棱锤一样的大拳头给我一下。 吴用是我的老乡，是个大黑胖子。在他们俄语系是个风云人物，但在207这里，他很随和。他经常跟我或者大春比肚子。夏天穿着条短裤，一座肉山似的踱过来。我管他叫“花和尚”，他憨憨的一笑。他最擅长的功夫是用两个脚指头夹人的腿肚子，夹住后再一拧，比大鹅还厉害。每当此时，他高兴得如同刚刚拔了垂杨柳似的。花和尚也爱跳舞，他号称只跟他老婆跳，说是熟能生巧。他送给我一句话令我终身受益：“对有些事情要冷漠。”我为此而感谢他。 207群英谱到此告一段落。其实207还有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故事。不过不能白告诉你，谁要是准备面包或者花纸，再找我联系。最后，录一首1990年毕业前夕写的打油诗作为结束：“同住三载情意长，一哄而散走四方。强忍双泪面含笑，却道天秋好个凉。” 北大情事 应邀写一篇关于北大情事的文章，答应之后才发现，此事比较“辣手”。北大无疑是全中国“情事”密度和质量都最高的所在，即使全中国的女人都去卖淫，男人都去嫖娼了，剩下的最后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十有八九就在北大。但问题是“情事”这个东西，做得写不得。无中生有，胡编乱造，那就成了小说。实事求是，有啥写啥，那又会引来无穷麻烦。写自己吧，那是万万不行的。我早就向太太指天画地保证过，她是我爱情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当然，这话也分别向其他一些女青年讲过。所以一旦胡写一气，后果不堪设想。那将毁坏多少家庭的幸福啊！而且对我将来移居美国竞选总统很不利。写别人吧，也不容易。我的老师一辈有许多风雅的情事在北大里流传，我不敢写，担心损害了老师们的形象。我的学生一辈正处在“发情期”的旺季，但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代沟”，不大了解他们的情爱世界。写我周围的同代人吧，又怕他们跟我打官司。现在的人见钱眼开，一旦可以“索赔”，管你朋友不朋友，哥们不哥们呢。上次在《北大往事》中写了个《47楼207》，喃，207的众哥们往死里勒索我，搞得我家徒四壁。毛嘉还不死心，上礼拜又从伦敦打电话来问：“庆东，家里还剩下啥没？”想来想去，我只好采用半实半虚的办法，将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这记叙文的六要素来个“乾坤大挪移”，让外人看不出写的是谁，这样就不会“侵害”任何人的狗屁名誉。顺便说一句，我的文章从来是爱惜和捍卫北大声誉的，许多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文章无比仰慕北大，一定要让孩子报考北大。而遗憾的是，有的领导同志认为我的写法是给北大“抹黑”。我不在乎这种误解，我相信这些领导会在群众的帮助下提高辨别是非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会明白到底是什么人在给北大“抹黑”，会消除对我的误解，和我一起站到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面。 以下，我准备写四件十几年前读本科时代的所谓“情事”，它们都不是什么“正格”的爱情故事，没有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也没有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我写它们的意思是想说，“情事”是千姿百态的，它们都有值得尊重值得品味的一面。正像大家都爱北大，有人爱她的门第，有人爱她的美丽，有人爱她的才学，也有人爱她的任人蹂躏，不知反抗或者说已经“兼容并包”到了妓女的境界。所以，从这四件“情事”，可以管中窥豹，想象北大人的感情生活是如何丰富多彩，五花八门。闲话就此打住，四喜丸子来也。 —、妻子匪哉 我们宿舍的老皮是个表面上随和谦逊，实际上冥顽古怪的老神经病。他第一是有才，所以就恃才傲物；第二是比大家痴长几岁，多一些生命阅历，所以对大家宽容谦让，以表示他不枉是个“大哥”。但他骨子里是缺乏大哥气的，他真情流露时，完全是个小弟弟或者是个老顽童。老皮的故事很多，这里只说一件“妻子匪哉”。 老皮因为既有才又酷似“大哥”，免不了就有文学少女怀他的春。我们年级有一位他的女同乡，长得文静贤淑，略为白胖，经常来找他，我们宿舍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老皮有同乡来访，因为他们一见面就说他们的家乡话，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不会。有一次气得我说：“为了尽快推广普通话，应该把南方人统统枪毙！”这位女同乡每次来找老皮，第一句话就说：“妻子匪哉！”两个人的嘴好像上了发条似的，不断发出各种舌前音和唇齿音，听来听去，除了“妻子”，就是“匪哉”。我后来忍不住便问老皮：“妻子匪哉是什么意思？”老皮说：“就是吃饭了吗？”我们于是恍然大悟。从此，便把那位女同学叫做“妻子匪哉”，简称“匪哉”。经常说：“妻子匪哉来了”，或“匪哉好像很久没来了”。 匪哉隔三差五地来看老皮，天长日久，傻子也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男人大多有一个臭毛病，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好男儿志在四方，与自己的同乡谈情说爱，总觉得有点错位，甚至有乱伦的感觉。非得找一个别人家乡的花姑娘，才觉得占了便宜，英雄，有本事。匪哉在我们的眼里，是蛮不错的一个江南闺秀，可是老皮大概从小就生活在杏花春雨里，感觉麻木了，对人家渐渐地越来越不亲热。每次见了面，说完了例行的“妻子匪哉”之后，老皮就少言寡语，做君子科，恨不能匪哉马上离去。而匪哉这种江南少女又一味地温柔敦厚，一点“匪气”也没有。她能主动地来找老皮，已经算是十分勇敢了，不可能像东北姑娘似的直奔主题：“我挺稀罕你的，你稀罕我不？”甚至像西北的姑娘似的一刀见血：“我要你要我！”所以，老皮和匪哉坐在一起，徒有脉脉之态，而无含情之举。偶尔对答数句，又言不及义，魂不守舍，往好了说是清雅玄妙，往坏了说简直是特务在接头。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很同情匪哉。我有时在一旁对老皮说：“今晚上有好电影，你不去看看？”这时匪哉的眼睛一亮。老皮却淡淡地说：“没意思，我不爱看这种电影”。我们的插话有时反而给老皮提供了一个解脱尴尬的机会，他顺势与我们神聊起来，而把匪哉晾在一边。而匪哉的涵养功夫真好，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或许听久了，她知道了自己与老皮的差距。 老皮的无礼愈演愈烈。有时匪哉来了，老皮正和我们打牌，我们便“开除”老皮，另换新人。而老皮却死赖着不下桌，越战越勇。匪哉便坐在桌旁看我们打牌。我们心中充满了对老皮的义愤，常常出错牌，老何一次次地把牌重重地敲在桌上。而老皮的涵养功夫似乎比匪哉更胜一筹，他竟然“坐怀不乱”，浑若无事，甚至有超水平发挥。直待匪哉支持不住，起身告辞，他才胡乱“匪哉”两句，继续战斗。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老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老皮对大家很宽容，不太反驳，但也不接受。有时就说一句“胡说八道”或者“那还得了”作为抵抗。其实我们大家并非要老皮与匪哉怎么着。我们与老皮的分歧在于，我们觉得对待女孩子应当“仁义”，即使心里不同意，面子上应该过得去，绝不给人家难堪，可以使用一些手段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同意。而老皮看来，我们的所谓“仁义”大概是不真诚的表现，是国民性的弱点，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何必心口不一地弄什么花招手段。而且一旦“仁义”起来，很可能弄假成真，再也没有后续手段。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看，老皮的感觉是正确的，“仁义”和敷衍常常造成追悔莫及的悲剧。但那时我们总觉得老皮这人“心太狠，心太狠”。 匪哉渐渐来得少了，终于再也不来了。她有一个十分优美的名字，但我们仍喜欢称她的外号，她给我们班的词典里增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我们见面常常互问：“妻子匪哉？”只有老皮不说。老皮还指责我们的发音不对，企图从语言学角度冲淡我们对匪哉的怀念。但我料定最怀念匪哉的就是老皮，尽管他不喜欢她。 后来，我在校园里看到匪哉与一个男同学手拉着手跳过草地。再后来，那个男同学死了，为了一种纯洁的理想而英勇地献身了。又过了几年，听说匪哉结婚了。老皮在匪哉事件之后，又经历了若干则情事。不过老皮这家伙自我隐藏很深，轻易不暴露感情世界的。现在已经娶妻生女，到处宣扬什么“做父亲的责任”，已经堕落得跟我差不多了。只是不知道他每天下班回家，他的妻子是不是问他：“妻子匪哉？” 二、才子征婚 才子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因为既不是我们年级，也不是我们专业的，只是同在中文系而已。他与我们宿舍的老蓝是同乡，有一段时间常来找老蓝说悄悄话。但他们家乡的那种方言不但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听懂，而且天生的底气充沛，共鸣丰富。老蓝躲在蚊帐里轻声细语地念情书时，站在门口的客人会问：“这是谁在朗诵抒情散文呢？”所以才子与老蓝的悄悄话，我们全宿舍都基本上听得一清二楚。但既然是人家的悄悄话，对于旁人来说，“重要的是不参与”，所以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闹中取静”。甭说是什么悄悄话，据说在一间女生宿舍里，两对恋人在上下床同时“没客拉夫”，旁边一个女生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专心致志地写完了3000字的“社经”课作业《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共度艰难”》，还获得了90分的优秀成绩。毛主席当年专门到大街上读书的精神对我们那一代青年有很大的鼓舞。用我们宿舍老马的话说，叫“但闻狂犬吠，只顾读书忙”。 可是，才子与老蓝的悄悄话逐渐让大家不能不注意了。原来才子最近很苦闷，他一遍遍地对老蓝说：“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老蓝好像有些厌烦但又不能放弃对同乡的关心，也陪着说：“这怎么办呢？办法的没有。”我们几个班里的干部，对于同学的困难，一向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才子的悄悄话范围，就干脆扩大到我们整个宿舍了。 经仔细盘问，得知才子的苦闷比较复杂。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才子明明发现了那个天使般的女生疯狂地爱上了才子然而那个天使般的女生却出于羞涩和自私不肯对才子倾诉她美丽的爱慕和相思然而她又一天到晚全天候地如影随形般地追随着才子使才子不能读书不能写字茶不思饭不想头不梳脸不洗小脖梗好像大车的轴……” 才子眼窝深陷着问我们，“唉，怎么办呢？”我们问：“那个女生是哪个系的？” “知不道。” “叫什么名？” “知不道。” “哪个宿舍？” “知不道。” “那你怎么知道她爱上你了？还是疯狂地。” “反正我就每天看见她，我知道，她爱上我了，疯狂地。” “你每天在哪儿看见她？” “三教。她到101，我也到101；她到107，我也到107；她到206，我也到206。昨天她不告诉我，突然跑到二教，我找了一晚上，找到了。” 听到这里，我和阿忆交换了一下眼神。阿忆解决这类问题比我有办法。阿忆问： “你跟她说过话么？” “没有。她故意不跟我说！” “那你不会先跟她说么？” “我不说。她应该先说！而且我现在已经不爱她了，我恨她！是仇恨，深深的仇恨！” “你干嘛恨她呀？” “她折磨我，她有变态心理。这几个月把我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我现在夜里不敢想她，再想她我就完了，我会殉情而死。” “她知道你对她的感情和你现在的情况吗？” “肯定知道。她就是要这样，她的心非常狠。我情愿为她做一切，我可以跪在她脚下给她当奴隶。可是她的心非常狠，变态了，她是个虐待狂。” 我们决定帮助才子，让他带我们去“那个天使般的女生每天缠着他的地方”，让他指出那个女生，然后我们去替他向那个女生诉说并批评那个女生的不人道的法西斯行为。才子一开始不同意，说这是主动投降，以后共同生活时没面子。我严肃地指出，这不是投降，我们是以中文系学生会和学生党支部的名义去批评教育那个犯了思想错误的女同学，目的是让她幡然悔悟，今后服从你的教导，你们俩郎才女貌，共同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才子觉得有理，便勉强答应了。 可是一连陪才子去了几次，不是没有找到那个天使般的女生，就是找到了而才子死活不让别人去说。大家很怕才子出事，就不断地开导他、宽慰他。说这样心理变态的女生也不值得当真去爱，你干脆甩了她算了，让她伤心落泪懊悔而死。大丈夫何患无妻，凭你满腹经纶，仪表堂堂，只要你稍微给个脸儿，追你的大姑娘比考托福的还多。才子每天被我们簇拥着谈论他的才华、理想、未来、命运，渐渐地面容泛出光泽，神态虽还“苦”，但心情好像已不太“闷”了。我们又进一步把谈笑引向低级庸俗，用以消解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崇高庄严的幻想。有的说：“你他妈的成天想着人家，是不是特想跟她干那事儿啊？”才子断然一摆手：“绝对不是！我和她之间是纯洁伟大的恋爱，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那种感情，这一点，你们是不能理解的。” 终于有一天，才子宣布那个天使般的女生再也不来纠缠他了。“她一定很伤心。我知道我这样做太狠心了，我没办法。她一定会怀念我一辈子的。” 从此，才子不大来我们宿舍了。老蓝说才子就是古典文学读得太多了，是林黛玉、崔莺莺、卓文君和西施貂蝉杨贵妃们把他害成这样的。还是鲁迅说得好，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其实读书本身就是错误，读书人就是精神病人的代名词。 不久，才子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原来才子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情天恨海大劫难之后，参透了人生造化，看穿了男女玄机。于是，毅然在国内某知名刊物上登载了征婚启事。北大才子征婚，乖乖隆地咚，真是应者云集。一时间，中文系收发室堆满了才子的信件。中文系的几个集邮爱好者都努力与才子搞好个人关系。才子每天赤着两条毛腿盘坐在床上，以“蓝花指”或“鹰爪力”等名种姿势撕开一封封娟秀的来信，或细读文本，或欣赏玉照。晚饭后携信数封，漫步在湖光塔影之中，或高诵，或低吟，其喜洋洋者矣。 据才子同班同学透露，来信共达数百封。才子千般比较百般玩味，终于从中选定了自己的心上人。其余的落选者，才子慷慨赠与同窗好友。还曾来我们宿舍要老蓝“随便挑上一个”。老蓝有些生气了，两人不大愉快。才子走后，老蓝独自朗诵了一阵抒情散文。 才子毕业后没留在北京，而是与他的心上人比翼连理而去，据说是回到故乡。这有点像范蠡携西施泛舟五湖的样子。才子为三教增添了一段美丽的故事。我有几次在三教给学生讲座，望着讲台下的学弟学妹们，偶尔精神溜号，想：这里面没准儿又有几个才子呢。 三、我想谁就是谁 小文是我们班的活宝。只要有小文在，就有欢笑在。但世界上从来是这样，给别人带来欢笑的人，往往最不被人关心，甚至被人认为浅薄无聊，顶多说你一句“开朗幽默”。很少有人去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开朗幽默”的人。 小文从上大学第一天起，就跟我非常好。他常常挖苦、挤对我，在语言上占我的便宜，比如编些什么“文郎风流一世豪，孔生猥琐半只猫”的对联。他跟别人开这样的玩笑时，有的人会生气，反唇相讥。而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伤害，相互之间不打打闹闹，还算什么哥们儿！所以班里要数我跟他谈笑得最多最随便。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什么苦恼，烦闷，他一开口就是单口相声。有时睡前醒后听到他重重地叹气，别人多以为他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有人扮演别人时，不自觉地表露的正是自己。 小文的故事也颇多。这里只说他的一点“情事”。小文在中学是个风云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独霸诗坛、独霸文坛”。所以自不免有红颜倾心。小文喜读古典文学，看得出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理想。上大学后，每天忙于收发情书，产量极为惊人。他告诉我说，第一个学期所写的情书就达200封。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学得比较好，觉得两个人日吐千言，无话不谈，恐怕要物极必反。“谈恋爱”三个字中，我认为“谈”的地位应该是最低的，有爱不用多谈，无爱多谈也没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女孩子们都把恋爱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了，越谈反而越显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果然，第二年小文的情书就开始减少了，我有一位老乡，和小文的女友在同一所大学是同学。他来北大玩时告诉我，小文的女友在他们学校风光得很，大小也算一朵校花，围追堵截的歹徒颇为不少。他看了小文以后说，小文虽然有才，但恐怕不是歹徒们的对手，就像《日出》里的方达生不是潘月亭们的对手一样。 好像是一个明媚的春天，校花光临我校。小文西装革履，齿白唇红，指点北大，激扬文字，一路陪同解说。夕阳西下，小文默默地独自归来。晚上还说了几个笑话。后来，就听到了他沉重的叹息。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意思是说那个女人的默默奉献支持了男人的成功。而我想说，一个成熟的男人背后一定至少有一个狠心的女人。在100多天里写出了200多封情书，这是多么巨大的激情。美人伸出玉足，将这激情无情踩灭，那激情浓缩后就会变作成熟的力量。 如果说在此之前小文的“情思”是“现代”的。那么在此之后小文的“情思”就进入了一个“后现代”阶段。他由那么一个忠贞不二的骑士渐渐变成了一个朝三暮四的嬉皮。他经常“看上”了某个女同学，而且看上了之后就回到宿舍里唠叨。他的唠叨一般是三部曲。先是咏叹调，赞美那女生如何如何好。比如那女生是拉手风琴的，小文就赞道：“好一双洁白的手啊！弹在那洁白的琴键上，就像弹在我洁白的胸膛上。”第二段是愤恨的控诉，一般是这样：“可恨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就要嫁给那有钱有势的禽兽，一点不懂得珍惜我对她的爱。风啊，怒吼吧，雷啊，轰鸣吧，除去我的眼中钉，让我的爱人快快来到我的怀抱！”第三段则转成无奈的叹息，“唉，老孔啊，她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我跟她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小文的三部曲都采用比较夸张的舞台表演手法，因此大家多认为他是“犯病”，是恶作剧，是臭文人见到美女之后的正常发泄。但我觉得小文的“优孟衣冠”之中，实在是借“假我”之酒浆，浇“真我”之块垒。既是假的，也是真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打油。这恰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后现代时空的心灵境况。 小文的三部曲结构是固定的，主人公却常换常新。几年下来，中文系略有姿色的女生几乎都被他相思了一遍。有几位属于保留节目，他常常挂在口边，有时直呼其名，躺在床上苦叫一声，颇有梁山伯呼唤祝英台的味道。如果女的叫江青，他就喊“青青啊！”女的叫潘金莲，他就喊“莲莲啊！”可是那些女生往往有其他男生在追求或暗恋，因此小文的这种叫魂法得罪了不少男生。这些男生又告诉女生，那些女生听后更加有意识地远离小文，结果小文弄假成真，真的有一种被众女抛弃的凄凉况味。有时吟诵《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既滑稽又动人。 小文的“保留女”中，有一位叫倩倩。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人很不错，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可是因为倩倩，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这实在让人憋气。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小文也是多事，明明连一杯羹也分不到，却装作真的情敌一般，天天指着门骂阿喜，回到宿舍还诅咒阿喜，甚至有一天一盆脏水泼到阿喜屋里。阿喜冲出来，被我们大家给拦住了。大家都说小文不对，我也说了他几句。但我心想，以小文的智力，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不是不懂，而是心里郁积着深深的伤痛。 小文拥有一支足够组成三宫六院的“情人”大军，所以直到毕业，再也无暇去谈恋爱。他过着一种最幸福的爱情生活，用阿q的话说，叫做“我想谁就是谁！”后来大家习惯了，便也跟着他“青青啊”、“莲莲啊”地乱叫。有时看完电影回来，便叫“晓庆啊”、“巩俐啊”、“宇娟啊”、“青霞啊”、“曼玉啊”。叫得满楼道不亦乐乎。有一首和尚写的诗很好玩：“春叫描来猫叫春，一声一声复一声。老僧亦有描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人们读打油诗，笑过就完了，很少去想作者的深忧隐痛。对于小文也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学问、他的志向、他的真性情。小文没有读研究生，但他的古典文学水平，我认为是全班第一。他后来的那些“情人”，他有没有当真追求过，我不十分了解。我所了解的是，即使他全部追求过，也肯定无一成功。那些女孩子都很好，但是，她们不可能理解小文——这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踢球不打牌不下棋的小文。小文离开北大是他的幸运选择。他如今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单位就在家旁边。小文说：“家近是一宝啊！”百年校庆聚会时，我们又喊起：“倩倩啊！”小文开心地一笑，眼角现出几道皱纹，里面好像藏着一个思索：“是我想谁就是谁呢？还是我想谁就不是谁？” 四、阿长与琼瑶 阿长不是我们宿舍的。他往在一个多专业的宿舍，他常到各个宿舍去玩。 阿长的外号很多，但他自己不知道。这些外号多是我与老宋、老何私下给他取的，也由我们私下叫着。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长”字，我们就叫他阿长。鲁迅有一篇文章《阿长与山海经》，所以我们又叫他“山海经”。鲁迅所写的“阿长”是个叫“长妈妈”的保姆，因此我们又叫他“长妈妈”。阿长的名字中还有个“庆”字，也就是说名叫“长庆”，正好白居易有个诗集叫《白氏长庆集》，于是我们又叫他“白氏长庆集”，有时又简称为“白氏”，偶尔也叫他“白居易”。这样算下来，阿长至少有6个外号。阿长来我们宿舍时，经常听到有人在说“白氏”或“山海经”的坏话，阿长听得很开心，偶尔也附和几句，于是大家更加高兴。阿长的憨厚是比鲁迅笔下的长妈妈更胜一筹的，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即使捉弄他，也从没有什么恶毒的、过分的事情。有一次文学批评课上，我与他写诗互谑，我把他写成个“丐僧”：“讨碗地瓜粥，偷根红果肠。归来鸣金磬，明早必夭亡。”他看了特高兴，竟然笑出声来。 阿长是东北壮汉。请你想象一个中等偏上的身材，然后各部分按比例同时放大30%，那就是阿长。虎头，虎目，虎肋，虎项；熊背，熊腰，熊肚，熊掌。任何一个稍有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看了他的身份证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报案。东北不是每年都涌现一批持枪杀人千里流窜一直跑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地方才被我大批英勇的武警官兵团团包围用机枪大炮敢死队乃至地对地导弹打得粉身碎骨的亡命之徒么？阿长的形象就是那样。但是，你别忘了，人不可貌相。世人只了解东北人粗豪侠义的一面，不大了解东北人还有细腻温婉、柔肠寸断的一面。阿长便是集侠胆与柔肠于一身的东北男人的杰出代表！ 无论你有什么事，去找阿长，阿长马上放下自己的事，投入到你的事上来。阿长有的是力气，奔跑乎东西，搬运乎南北。有人赞道：“阿长真能做！”阿长高兴地一笑。其实那人是在用典故开他的玩笑，因为鲁迅的《阿q正传》里有一句“阿q真能做！”阿长的作风在东北很常见，但在以侃为主的北京和以“出思想”为主的北大，就显得很珍贵了。多数北大人都具有“宏观调控”能力，一群大师在那里策划着宏伟蓝图，但总是落实不到操作上。我们班要举办个什么活动，总设计师可多哩，上议院、下议院，执政党、在野党，搅得人人心头春意闹，但是包饺子没几个会擀皮儿的，逛公园没几个认识门儿的，运动会没几个能拿分儿的。阿长就在这些事情上，显出了他的实干、纯朴、厚道、奉献。 阿长和我都最爱打排球。我们班体委老曹一心想建立一支过硬的排球队，但坚持下来练球的没几人。阿长是最有恒心的，常叫上我对练。我们一次次“破纪录”，最多时能打几百回合。不论球飞到多么远，阿长都不顾一切奔过去抢救。在无数次的“起死回生”中，我们似乎经历了某种人生寓言，身心无比畅快。你如果看见阿长肘膝有伤，那一定是救球时碰破的。我开玩笑说，你如果去当日本女排的教练，东洋魔女会拿十连冠的。 然而我竟好长时间不知道，阿长是个琼瑶迷。在我看来，阿长这么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要是琼瑶及其女主人公们落入他的熊掌还不三把两把就给捏巴死了！然而不。阿长读琼瑶时，虽然一双熊掌把书捏得紧紧的，但是神情极为文雅，厚嘴唇小心地开合着，生怕喘息太重，吓着了书中的妹妹们。琼瑶的书，阿长读了个遍，而且还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不论任何报刊杂志上，只要有琼瑶的只言片语，阿长便像找到了失散20多年的青梅竹马的小阿妹一样，捧在掌中，一字不漏地拜读。这使我当时很奇怪。我们宿舍那些身体并不壮伟的同学，没日没夜地佝偻在蚊帐里，连吐痰带吐血地读武侠。而这个睡觉成“大”字形的歹徒阿长却穷年累月地迷着琼瑶。后来我读了陈平原老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才算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越是文弱之人，越喜欢英武豪侠；而粗朴豪侠之人，却往往渴望小鸟依人的淡雅温馨。据考证，张飞擅长画美人，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通俗小说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对武侠和言情小说都只是看着玩玩。因了阿长迷恋琼瑶一事，我开始想，人的内心的细腻程度是不是都差不多，只不过表露的程度不一样罢了。阿长外表上是个活雷锋。但雷锋其实细腻着呢，他那点津贴不但支援灾区，还建立了个人的小金库，还买了高级衣料和手表，而且雷锋还谈过恋爱呢！我想，阿长一定对女人极好，将来必定是个好丈夫。人们多以为东北男人是“大男子主义”，其实错了。嫁给东北男人，是中国女人最大的幸福！ 到了毕业那年。我们班的恋爱问题专家阿忆君突然告诉我，快去帮帮阿长，阿长好像失恋了。阿长对我和阿忆是常说知心话的。原来他与家乡的一位少女出现了感情危机。阿长十分消沉。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当他沮丧悲痛之时，是比小女人哭天抹泪更令人同情的。我知道是“琼瑶情结”加重了他的伤感，我只能用一些世俗的话语宽慰、开导他，拉他去打排球。1987年5月20日的课上，我还写了一首诗送他：“骄杨飞去亦堪愁，痴恋空情何日休。极目前程春尚好，劝君莫负少年头。” 阿长不愧是东北男人，该悲伤时就悲伤，擦干眼泪我还是一只北方的狼。过了一段，他又活蹦乱跳，肘部和膝部又不时见到青肿红斑了。 毕业时，每人在纪念册上自我设计一页。阿长的那一页十分琼瑶，又精美又雅致。尤其是题写的四句诗，全是琼瑶的书名，叫做：“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翦翦风”。真是脍炙人口。十年后，我在北大开设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课和举办一些有关讲座时，多次举阿长的这首诗为例，证明琼瑶在80年代大学校园的深刻影响。每次读罢这首诗，都掌声如潮，许多女孩子圆睁着纯净的大眼睛，想象着那个哭得跟泪人儿似的东北莽汉阿长。阿长毕业后任新华社驻东北记者，很快找到了一位依人小鸟，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 百年校庆聚会时，我问阿长，还读琼瑶么？阿长说：“不，我现在读武侠了。”我接着说：“我已然不抽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了。”我们相视大笑。这次聚会，我还和阿长发表了一个共同的人生体会：世界上对你最好的，就是你的老婆！ 四院诗社成立宣言 四院者，北京大学一九九三级博士生栖居之精舍也。故亦有戏称其为寺院者也。院内带发修行之沙弥计八十位，连同其内眷外室一干人等，足在百数之外。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吾等肩荷兴复北大、再造中华之大任，岂可一日无诗耶？况院外芳草萋萋，窗前流莺恰恰，吾等莘莘学人焉能效太上之忘情，专于故纸堆中铸造铁石心肠耶？修齐治平，莫先乎诗，千古不易之论也。故欲抒性灵，必寓于诗；欲参造化，必由乎诗；欲新学术，必借助诗；欲振社稷，必倚重诗；此四院诗社成立之宏旨也。 今有四院101室之黄凤显君，岭南桂系之僮人也；漆永祥君，陇东甘肃之土著也；103室孔庆东君，关东白山黑水之蛮匪也，三人均系中共党员，首倡义举，发起成立四院诗社。佳讯传出，万众腾跃。102室之李万生君，黔民之苗裔也，亦有志焉，愿附骥尾。今即以此四君为四院诗社之开山鼻祖，故名曰四大天王。东王孔庆东，西王李万生，南王黄凤显，北王漆永祥，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四天王共奉张打油、李钉铰为左右护法，遥尊伏羲、女娲为太上真君。特聘当朝著名新派诗人臧棣为美学顾问。于今成立之日始，洞开门户，广延蛰隐，入社者居不必四院，学不必博士，但有吟弄之才，便为酬唱之宾，凡入社者，须本社一人引荐，二人担保，并附近作一首，由东王圈定录取。 本社诗风取兼容并包主义，倡标新立异精神，香草美人、铜琶铁板，生吞活剥，冷嘲热骂，均所不弃。唯应合乎四项基本原则，不违改革开放洪流，文责自负，润笔自筹，勿谓言之不预也。至若解囊义襄，慷慨赞助者，本社特予嘉许，可酌情授以名誉罗汉等职称也。 本社所倡诗体以近体为主，兼及诗余，同时亦欢迎古风、民歌及童谣、俳句。至若新派欧化诗体，则限于百行以内。诗作须用汉语，间杂夷狄之片词只语亦可。 本社重兴观群怨，故重雅俗共赏。然格调可卑可谐，遣词须庄须雅。虽桑间濮上之曲，亦以不露猥亵为上。诗贵含蓄，过于直白则犹如北大食堂之米饭矣。 萧氏有言云：立身须谨慎，为文须放荡。今吾四院诗社之成立，即为广大谨慎君子开辟一尽情放荡之苗圃也。诚望同好者不以率尔操觚为耻，欣然随喜，歪诗共涂抹，狂言同赏析，则本社幸甚，四院幸甚，北大幸甚，吾中华民族幸甚矣。 燕园梦录 一 生物系学生会主席吴晓强搓麻将一直到半夜两点还不肯罢手，极力主张要干个通宵。阿飞说算了，明天我们系有考试，等过几天我把女朋友的靴子卖了再来跟你干。说着便和中文系的刘沛阳先走了，顺手抓了包老臭的“长乐”。老臭打了三个洋葱味儿的呵欠，说你先走吧，我负责锁门，明天得打电话把窗户补上，不然夜里在这儿战斗太冷。 吴晓强在夜风里卖了一会儿傻，一咬牙还是摸回了宿舍。不过他不敢睡，他知道那声音就要来了。同屋的其他五人都睡在帐子里，没有一个打呼噜放屁的，使他觉得漆黑的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床边等死。他打了个冷战，后悔自己回来，心想不如再去办公室，好歹在桌子上忍一宿。可走到门边，他的手在前往门把手的途中停止了，他仿佛看见门外站着一个瘦高的人影，没有五官，可是却有两道墨黑的目光穿透门板，直剌入他的胸膛，又从后背穿出去，把他斜钉在地上。一霎时，吴晓强停止了呼吸，他的血液结了冰，眼睛瞪得大大的，连手也不敢缩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吴晓强活过来，心里说我怎么这样胆小，世界上根本没有鬼，我跟任何活人都无冤无恨，谁会来害我呢？昨夜的事，肯定不过是个小偷而已。再说我既有胆量回来睡，就没有胆量搞他个一清二楚么？这样想着，他一步步退回到床边，生怕弄出什么响动。他觉察出自己的胆怯，并进一步为这胆怯所威慑。他自觉神智很清醒，但行动仿佛被另一个灵魂在驱使。他眼看着自己脱了鞋，和衣躺人被中，眼看着身体伴随着帐子微微筛糠，眼看着两滴莫名其妙的水珠从眼角滚出去。那个死神般阴冷而低哑的声音又浮上耳边：“不许告诉别人！明天见！”吴晓强浑身一抖，霎时间失去了肉体感，他的直觉只能听到心脏在怦怦地读秒，五，四，三，二……吱——，门一下子开了！然后是一片沉寂。吴晓强的整个躯体变成了一具僵尸，十个指头硬硬地紧抠着床单。沉寂，还是沉寂。也许是幻觉吧？也许是没进来？吴晓强偷眼一瞥，啊！帐边早已兀立着一峰看不见头部的黑影。一股呼喊的本能从胸腔涌上来，可刚到喉头就淹没在一团石灰中，吴晓强成了哑巴。 沉寂无声，然而一条黑色的肢体伸进帐来，立刻有五抓钢钩扣上了吴晓强的额头。吴晓强背部的汗毛根根竖挺起来，把他悬空支在床上，除了额头上那五处与异物的交接点，他肉体的其他部分都死掉了，那五抓钢钩仿佛是个擅长联奏的音乐家，一会儿是打击乐般地敲着鼓点，一会儿是弹拨乐般地轻拢慢捻。忽地一切停止，冥冥中传来死神般阴冷而低哑的声音：“不许告诉别人！明天见！” 一片沉寂。吱——，门关上了。吴晓强的心脏重新开始工作，汗毛一齐龟缩进毛孔，躯体死死粘在床上如同死狗。觉出裤子里一片汪洋，他尿了。 第二天中午，吴晓强起来，走廊里爽朗的脏话和窗外花枝乱颤的笑声，使他确信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坚定这种感觉，午饭后他号召拱猪。给上铺的秃子李贴了一脸的纸条。然后下午去参加人体解剖实验。 标本是个瘦长的男子，面如刀削，鼻形锋利，双眼紧闭如同自古就没张开过，两只手筋骨暴突仿佛两只五爪钢钩。吴晓强越看越喉头紧缩，许多莫名其妙的念头在他脑子里碰撞翻滚。老师给了他一次动刀机会，他下意识地叉开五指，扣在标本的额头上。大家奇怪地望着他。他终于亲手切下去，似乎了却一桩心事。 吃罢晚饭，他去找阿飞，说自己跟同宿舍的吵了架，想跟阿飞换睡两晚。阿飞百般不愿意，一会儿说自己的床靠着门太冷，一会儿说自己的床太脏。后来吴晓强才明白，阿飞的女朋友有时需要在半夜溜进来，阿飞是怕他冒名顶替占了便宜。于是他又去中文系找刘沛阳，刘沛阳一口答应，但是告诉他不许偷走枕头下面的画片。 夜里，吴晓强哪能睡得着？他设想了三种可能性。第一，世界上大概真的有鬼。第二，这是哪个坏小子的恶作剧。但这两种都没有任何逻辑根据。那么第三种，莫不是她？ 她是去年夏天发现吴晓强与韦云香的情书的，于是便带上结婚证书，连夜从清华跑来北大。把吴晓强叫到湖边，说给他一次回心转意的机会。因为两个人好了五年，共同考了三年大学。最后一次根本都不指望了，高考前悄悄领了结婚执照。没想到喜气一冲，两人分别考人了北大、清华。吴晓强曾温柔地威胁她说，假如她变了心，他就把结婚证交给她的学校，宁可两人都被退回。可现在轮到她来下最后通牒了。吴晓强想抢过结婚证，她拼命不给。两人挣扭着落人水中，吴晓强一拉一推，终于得了手。远处有人闻声而来，吴晓强慌忙逃走，过了几天，他听说清华有个女生跳湖自杀了。 莫不是她没死？ 吱——门开了。 二 刘沛阳自从去年失了恋，就成心不打算好好活了。开头想去碰死在蔡元培铜像上，可白天那地儿狗男女太多，深夜又阴风惨惨，怪吓人的，所以一连两个礼拜都没机会下手。最后一想，反正我是决心一死了，只怪天时地利不好，就算我已然死了吧，留着这具活尸首，替我那屈死的灵魂伸点冤。 从此刘沛阳活得煞是潇洒自在。打图书馆借来的每本书，他必要配上几幅美人出浴图。在食堂挤着买扒肘条时，经常顺手把鼻涕之类抹在前面女生的背上。最近又构思出一种新的消遣：夜里披上黑衣服出去吓人玩。 一个人越是胆小，他从别人的惊恐中所得到的快感就越大。刘沛阳头一宿是趴在斯诺墓后面，听前边石凳上那一对宝贝儿正情酣意浓时，先用石块敲了下墓碑，然后就把那黑盔黑甲的身躯庄严肃穆地从碑后面“长”了出来。那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缺氧状态，一眼看见这个魔鬼，当场断气儿。幸亏那男生是个杀猪的后代，抱起玉体便跑，好容易三吹两挺把女孩子弄活了，他自己又昏过去了。 在斯诺墓一带玩了几番，伤风感冒了，而且自己也有点害怕起来。刘沛阳又改在宿舍楼里进行。不少男生宿舍夜里都忘了插上门，刘沛阳就带上手电溜进去，不偷也不抢，先连问三声xxx在吗？然后拉开门那边的帐子，用手一推，等睡者一睁眼，他就把手电竖在自己下巴底下往上一照，回身便走。每夜玩一个。这天他正琢磨夜里该到别的宿舍楼去玩玩了，生物系的“麻友”吴晓强来找他，说跟同宿舍的吵了架，想跟他换睡两晚，刘沛阳求之不得，一口答应了。 半夜一熄灯，刘沛阳蒙头便睡。到了后半夜两点半，他凭着职业习惯准时醒来准备工作。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一切结束停当。操起手电，蹑步摸到门边，伸手刚要拉门……吱——，门自动开了！ 一霎时万籁俱寂。刘沛阳疑心自己打开了一面大魔镜，他看见门外立着一尊同自己一样的黑夜人，只是手里没有电筒，尤其可怖的是，脸上没有五官，只是一团灰蓝色的肉在黑暗中闪出微光。刘沛阳的双腿变成化石，仿佛李鬼遇见了李逵。那人也静立着，双方似乎都不敢动一动而又唯恐对方动。一个世纪过去了，刘沛阳的双腿开始风化，眼看就再也支持不住了。突然那人抬起一条黑臂，伸过来。刘沛阳舌头一短，肚皮贴到后腰上。那条黑臂没有碰他，而是吱的一声，把门拉上了。 刘沛阳呆立许久，慢慢找回了自我。脱去鬼服，把自己装进被窝。窗外隐隐传来五道口火车的长鸣。刘沛阳想，这一定是上帝给我敲的警钟，是对我一年来恶行的惩罚，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上帝以我之道还治我身。我现在就像那魔镜里的我一样，没有五官，没有血气，没有人气，我是真正死去了，像一具活尸首。就为了一个女孩子，把自己折磨到这步下流无耻，毫无人味的鬼境地，我真是太愚昧了……也好，就算是到地狱里走了一遭吧。从明天起，我要洗手自新，重造一个纯洁健美的刘沛阳！天下的好姑娘，多的是。只是今夜的事真出奇，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 中午，刘沛阳去找吴晓强一块儿吃饭。吴晓强问他睡得好么？他说非常好，还编了个梦，说梦见里根请他吃饺子，里根牙不好，只能吃皮儿，他就把馅儿都吃了。他又问吴晓强睡得如何，吴晓强说还凑合，只是你们宿舍老孔回来太晚了，吓我一大跳。 两人继续换睡了一个礼拜，万事平安如意。于是各归本位，但心上那个问号却越烙越深了。 眨眼又是周末，吴晓强忽然收到韦云香的一封信，说她跟现在的男朋友又拜拜了，心情很寂寞，希望吴主席能宽怀大度，去看望她一下。吴晓强见信百感交集，最后归成一句话：女人真不是东西！左思右想，他便去找刘沛阳，说哥们儿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又聪明又风骚，你不是就喜欢这样的吗？刘沛阳一听，满心长草，借了一套西服，骑上三十元人民币买来的奔驰，随着吴媒人去了。 韦云香静静地坐在奶白色的台灯下，一见吴晓强带着个衣冠楚楚的同伴进来，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没等吴晓强说话，她轻盈地飞过去，一下子扑进吴晓强的怀里，花妖狐媚地说：“你怎么才来呀！想死人家了！”吴晓强张口结舌，正想说什么，嘴却被一个开花石榴堵住了，接着一条小蛇钻了进来。 刘沛阳在一旁愣了几秒钟，怒火顿生。心里说好哇姓吴的，我拿你当朋友，你把我当孙子。空骗我一趟还不说，当着我的面你们就干，简直把我看成一条狗，刘沛阳想着转身就走，心中有个念头一闪。看今夜，老子怎么收拾你！ 三 春天来啦，老臭真高兴，又可以看见那么多光着的腿啦。 晚饭前跑了六个宿舍，筹集到十八张一角钱的菜票，老臭又美美地吃了顿小炒，舔净了饭盆儿。把指头上的油转移到头发上，顺手扯起块抹布揩了揩嘴，一跺脚，老臭奔舞会去了。 那女孩儿真有眼力，贴在老臭的胸前说，你挺有男子汉气息的！老臭喜得满后背跑老鼠，连连说“不客气，不客气”。正要请教芳名，忽然耳朵被人一拽。扭头一看，是中文系的老乡刘沛阳，舞曲随即结束了。 刘沛阳说老臭你丫的真快活，哥儿们今天可栽了。刚才在清华被三个小子给揍了，领头的那个钻进了女生宿舍。怎样，能不能帮哥们儿出了这口气，你明天的伙食，我包了。老臭一拍胸脯，走！刘沛阳说别忙，我再去找两个老乡，今晚九点半，咱们在梦巢集合，先喝一顿，然后出发。你在这儿继续快活一会儿吧。 夜色像酒似的，一口一口地深下来，醉下来。吴晓强终于抵挡不住韦云香的销魂大法。决定留下来住一夜，反正这宿舍的其他几个女生今晚都不回来住。至于刘沛阳那里，明天回去解释下就是了。 谁知刚过十二点，猛然间咣咣咣一阵砸门，有人叫道：“开门开门！我们是保卫部的。”吴晓强大惊失色，无奈何忍痛割爱，抓起衣裤，拉开窗户，说了声“我先走，你掩护”，纵身从三楼跳了下去。 刚一落地，呼啦啦围上来几个蒙面人，手舞棍棒，兜头盖腚把他打了个披麻戴孝，最后每人一脚，把他踢进壕沟。等他从疾风暴雨中醒过神来，四周黑压压什么都没有了，只听从不远处三楼的一个窗子里隐隐传来许多人争吵的声音。 第二天中午，刘沛阳把酒行赏。老臭舌头在嘴里进进出出地说：“我，我这个人，就，就爱给，给朋友两，两肋插刀。美不美，家，家乡水；亲不亲，故，故乡人……”忽然阿飞敲着饭盆走过来，伸手握住一瓶啤酒叫道：“好哇哥们儿，喝酒不叫我，吃独的，也不怕出门摔死。哎！知道吗？吴晓强昨天摔伤了。”刘沛阳忙问怎么摔的，阿飞说：“听说是在什么地方滚了楼梯，摔得浑身是伤。他不去住院，估计可能没大事儿。他还说不想见人，不愿意别人去看他。我这都是听他们宿舍秃子李讲的。”刘沛阳说既是这样，你们就甭去了，我代表哥儿几个看看他就得了。 刘沛阳去看吴晓强扑了个空。吴晓强搬到系里的一个实验室住去了。潘老师听他说摔得一身伤，非常心疼，说你就住这儿静养两天吧，明天我把那两只大白兔杀了给你吃，反正做实验也用不着。国家一年给我这点实验费，唉，连给我女儿做个兔皮大氅都没办法。 夜里吴晓强坐在灯下，疼得睡不着，满肚子的问号也钢钩似的挠扯着他的心。是谁打的我？保卫部怎么会知道？韦云香那边不会出娄子吧？她对我究竟什么意思？我怎么对付她呢？潘老师干嘛总跟我提他女儿？还有前些日子那个魔鬼……吴晓强瞪大着眼睛在宽大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东瞧西望。当他的目光在对面墙角用一大幅黑布蒙起来的那具人体骨骼上时，吴晓强蓦地呆住了。他看见那幅黑布在动！好像里面有活人在呼吸和动作。吴晓强的全身一下子不疼了，他死死盯着那黑布，肺活量压到了最低。 那幅黑布微微抖了抖，忽然从黑布里发出几声怪笑，“哈、哈、哈。”笑声不高，但在这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森严无比。千冷的音波摩擦到所有的物体发出回响，像刀子一样直逼上吴晓强的喉咙，吴晓强失去了思维。 那黑布又抖了一抖，发出一句问话： “你是在看我吗？” 听到一句人类的语言，吴晓强的恐惧似乎减少了一成。他张着嘴说：“哦，哦，不。哦，是……” “你相信特异功能吗？” 吴晓强蒙昽觉得对方希望他答相信，便说：“相信。” “我现在可以决定你的生死，你愿意服从我吗？”黑布飘摆了一下。 “你过去的一切，我全部掌握。跟着我，你会得到幸福。否则，你的那些秘密就会被人们知道，你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当个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我？”黑布鼓胀了一下，又瘪回去。 “你要我干什么？”“我要你摆脱庸俗和烦恼，过一种丰富而美妙的生活。”“你是谁？”“你想选择上帝吗？”“不，不。”“那就是说你无条件同意了？走过来，把我这身人的衣服扯掉吧。” 吴晓强起身走过去，仿佛每一步都踩在魔鬼的牙齿上。终于走到墙角，痉挛着伸右手。心脏跳到每个毛孔。一咬牙，刷的一声，黑布揭开了。 四 阿飞冲进宿舍，操起地质锤，回身就往外跑。叶岚紧紧抱住他：“阿飞，求求你，算了吧，打了他一顿就行了。”阿飞一肘把她挑出去，顺势左右开弓，啪啪给了两记朱砂掌。口中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以前怎么没告诉我！不行，我非把他的蛋敲碎不可！”说着就黑旋风似的卷出门去。 叶岚捂着一张辣脸跑回宿舍，蒙上被子哭了一顿排骨的工夫，觉出肚子也开始呜呜直哭，便起来去找阿飞。刚到他们宿舍门口，一片酒香像一条大舌头似的舔上她的面孔。阿飞正跟同屋的几个哥们儿，还有中文系的刘沛阳和生物系的老臭在推杯换盏。只听阿飞说：“妈的，我还没打够，他先跪下了，抱着我的腿流涕，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呀！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呀！将来你要不爱她了可一定把她还给我呀！弄得我七分恶心三分感动。妈的你们说这么一个烂货居然给我戴了眼罩！我真应该把他们俩绑在一块儿揍。”刘沛阳眼尖，看见叶岚走进来，忙叫道：“哎，岚岚来啦，阿飞正要揍你哪！”说着给叶岚腾出个位子。 叶岚撇撇嘴说：“他就会揍人，没良心。”阿飞一蹲啤酒瓶：“对！我的良心叫狐狸精给吃啦！那小子有良心，你去找他吧。”叶岚听了，又做欲哭状。幸亏刘沛阳主持公理，将阿飞批评一番，说他不知好歹，思想封建，对亲人不够体贴等等，又夸了他一番男儿血性，英雄气概之类。众人齐声哄笑，一致决定将阿飞和叶岚赶出去单独谈谈。叶岚趁机抱定阿飞粗壮的肘条，打了个小秋千，二人低眉顺眼地出去了。 刘沛阳一声令下：“吃！”众兄弟顿时满脸是牙，老臭主动要求刷碗。魏乃清问了句：“怎么没叫吴晓强来呀？”老臭说：“人家才不愿来吃这狗食哪。”刘沛阳说：“也是呀，吴晓强最近好像发了，动不动就买两份小炒，床底下全是罐头。”魏乃清捻着唇边那几根黄毛笑道：“怕是交了桃花运吧，沛阳，你去查访清楚，咱们好好敲他一桌。”刘沛阳微微一笑：“就怕他交的不是桃花运哪。下礼拜我们班去广西实习，再见面恐怕就是下学期了，诸位应该祝我多交点桃花运才是啊！” 刘沛阳果然不虚此行。实习结束后，又在柔山媚水间逗留了个把月。没想到乐极生悲，不得不悄悄跑到柳州打了一个疗程的青霉素，心中又是喜悦又是后怕。那位江湖郎中看出他是大学生，狠狠地敲了他一笔，弄得他囊空如洗。幸亏发现了一块上写“北京大学校友会”的牌子，刘沛阳闯进去骗了50块钱，这才得以荣归。 一下火车，头一个感觉就是：北京的姑娘真难看！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不知学校里又出什么爆炸新闻没有。急急赶回燕园，一进南大门，顿时舒坦许多：嗬，还是北大女孩儿有味儿！跑到三角地广告栏，一路看过去，倍感亲切。有一则转让女朋友的启事，两张处分上学期考试作弊学生的布告，最多的是斗大的一个“舞”字。忽然，一张大照片映入刘沛阳的眼帘，旁边一行大标题：沉痛悼念我系三好学生吴晓强。刘沛阳急忙往下看： “我系三好学生，中共预备学员，学生会主席吴晓强同学，于九月二十五曰夜在宿舍楼顶练气功时，因发功剧烈，不幸坠楼身亡。吴晓强同学学习刻苦，思想……” 刘沛阳简直不能够相信，吴晓强什么时候学的练气功啊？真绝了。仔细一看，下面红红地盖着生物系的大印，没错儿。 琢磨了好几天，刘沛阳越想越奇怪。老臭告诉他当时谁也没在现场，是早上两个打羽毛球的女生发现的。据秃子李讲吴晓强开学以来每夜都要上楼顶去发功，可是谁也没见过。刘沛阳同屋的老孔说吴晓强死的前一天来找过他，问刘沛阳怎么还不回来。老臭说他们系料理得相当不错，吴晓强的父母来捧走了骨灰盒，对系里非常满意。 刘沛阳心里乱得像个鸡窝。实习之前，吴晓强找他说过那天晚上是误会，全是那女孩儿不好。刘沛阳做出一副表面相信心里不信的样子。实际上有一半信了，不过因为想到自己的报复行为太阴损，在感情上不能容忍自己相信而已。说起来，吴晓强对他还是不错的。在麻将桌上，吴晓强那副运筹帷幄的风度也令他十分钦佩。可是一个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永远见不着了。上帝无缘无故在你的视野中硬抹去一个人，这个人临死也不知道曾经挨过你的一顿毒打，或许是知道了而不说？刘沛阳心头发堵，又想起跟吴晓强换睡的头一晚碰到的那个魔鬼，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才来呀！想死人家了！”一句妖声飘人耳鼓。对，一定跟她有关系，去问问看。刘沛阳给那辆奔驰换了个气门芯，打足了气，去了。“你找谁呀？”“我找你。” “你是谁呀？”“你认识吴晓强吗？还记得……” “我不认识。”“不对，你认识！咱们出去谈谈好吗？” “都快熄灯了，我不敢出去。” “那你另外定个时间地点吧。” “这样吧，你跟着我去一个地方，我相信你不是流氓。” “那太好了。” “等我换一下衣服。” 刘沛阳尾随着她走进一片草木葱茏的小花圃。一转弯，她不见了。刘沛阳“喂”了一声，忽地不知从哪儿跳出几个蒙面人，手舞棍棒，三下五除二，将刘沛阳打倒在地。 五 阿飞因为打人被武术协会开除后，手脚一直奇痒。有时把女朋友叶岚领到无人处揍上一顿，聊以救急。可日子一长，看看岚岚那副温顺可怜的小模样，阿飞也实在下不去手了。阿飞是个善良人，他决心要在今晚名正言顺地开开斋。 喝过四瓶啤酒，阿飞就要出门。叶岚拽着他说阿飞阿飞你别去惹事了心里不痛快你就打我吧打我吧打我吧。阿飞说你想哪儿去了，我去清华找个老乡，明天就回来。叶岚不相信。阿飞只好骑车带着她直到清华大门口，然后让叶岚自己骑车回去了。阿飞横着膀子往前走，见一个撞一个，虎蹚羊群一般。碰见走过来的是一对儿，他专从中间硬断，心里说这叫“一挖双打”。有几个不服气的想理论理论，被阿飞从鼻孔中喷出两道酒气，先自乱了逻辑，涌到嘴边的话一律变成了“对不起”。阿飞渐渐感到一种孤独的悲哀。他想起中文系的钱理群讲鲁迅，说战士走进无物之阵，坏蛋们对他一律点头微笑，就是不敢正面厮杀，让战士在空虚和烦躁中衰老死去。阿飞想鲁迅真他妈伟大，几十年前就把我的事儿写得这么准确形象。阿飞把自己沉浸到那种战士的豪勇之中，充分体会并肯定之后，觉得不能再上这无物之阵的圈套，一定要抓住坏蛋们的把柄，出师有名。也不妨先休息一下。这样想着，阿飞走进一片草木葱茏的小花圃，仰面躺下。天上那弯惨白的月牙，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在云层间不露声色地移动。 忽然身边窸窸窣窣一阵响，阿飞以为是有人来从事他和叶岚也偶一为之的那事儿。接着却听见几个男子的声音在悄悄议论什么，隔着小树丛只听清了几个“打”字。阿飞直觉地感到：来戏了！心想这些王八蛋刚才不敢动我，专等老子躺下了来会我的餐。我就这样等着你，三四个丫的老子还不在话下。 阿飞翻身斜趴着，准备随时一跃而起。四五分钟过去，没有动静。阿飞忍耐不住，正要爬起，忽然树丛后踏过来几声碎步，一条跃动的白腿绊在他的腰间，跟着就好像有一板车馒头翻扣在他的全身。阿飞本能地一个兔子蹬鹰，那堆馒头哎哟了一声，就被阿飞反骑在地上。阿飞听出是个女的，正不知所措，前边忽然传来几声惨叫和一阵钝器击打皮肉的闷响。阿飞便要起身过去，不料脖子却被两条玉臂死死绕住连同他的脑袋一点点拉下去，拉下去……同时感到身下的其他区域有许多小猫小狗在不老实。阿飞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包括跟叶岚在一起的时候。一时间六神无主，四体失控，任人宰割了一会儿。前边又传来一声大叫，阿飞顿时清醒过来，一个狮子摆头，旱地拔葱，跳将起来，就跑向前去。 只见地上瘫着一具人形。拨过脸来一看，这不是刘沛阳吗？刘沛阳看见阿飞，龇牙咧嘴说不出话来。阿飞四望，静无一人。他说你等一下，就跑回刚才躺的地方，那堆馒头早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中午，刘沛阳一瘸一拐地带着几个哥们找上那间宿舍。可那里根本没有他和阿飞要找的不知道姓名的那位小姐。刘沛阳描述了一番长相，阿飞也补充了些胖瘦资料。小姐们嚷着说没有没有要睡觉了别捣乱。刘沛阳咬定就在这屋要求辨认。小姐们又气又笑。于是除了屋里已经站着的两个外，哗啦啦又从帐里翻出几车馒头，叽里哇啦叫着一字儿推上前来。阿飞只觉得白浪滔天，连忙后退说你快认哪！刘沛阳逐个瞻仰一番说再没有了吗？人家说再有那就是你啦。刘沛阳说我可不跟你们一块儿住。小姐们怒了，说你要是男子汉，就进来住吧，不住不是男的！沛阳慌忙伏雌败阵，说对不起打搅啦，打搅啦对不起，率众退去。小姐们不依不饶，流氓笨蛋无赖痞子精神病送了他们好远好远。 人就这么活着，刘沛阳想。对活着的人来讲，死亡不存在。而对死去的人来讲，死亡就是活着。所以生存和死亡不过是被某一堵假墙隔开的两间黑屋。每个人都对前往另一间屋子充满跃跃欲试的渴望——包括恐惧也是一种隐含的渴望。那么我……吴晓强……他们…… 老孔不同意刘沛阳的看法，但他只是故作深沉地摇摇头，并没有自己的看法。老孔说他觉得吴晓强的心好像有一半不在这个世界上。刘沛阳点点头，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疑虑说出来。他想，也许有很多人都如我一样，怀揣着一张或几张通往另一世界的废票。各自去寻找那扇门吧，何必要在此岸追求知音。 伤好以后，刘沛阳极少跟朋友们往来了。每天早早起来去图书馆抢座位，直到月过中天才回来睡个哑巴觉。阿飞最见不得这号人，当面骂他是孙子，说你他妈让人揍那么一回就没尿啦？连他妈谁揍的都不知道，还叫那群小母狗给乱咬一通，连我都跟着脸红。 阿飞终日百无聊赖。白天睡大觉，晚上睡不着，有时就到湖边去遛遛手脚。这天子时三刻，他屏气凝神，正练铁牛犁地，忽然发现博雅塔顶端有一缕灯光闪了几闪。阿飞缓缓收功仔细观瞧，那灯光又闪了几次然后就不见了。阿飞心下诧异，从未听说这塔里有人啊！他轻快地向塔边走去。刚到塔下，耳后两缕金风，阿飞甫一察觉，刷，两只大手牢牢抓定了他。 阿飞被蒙上眼睛，塞住嘴，带到一间闷热的屋里。阿飞听出屋子不大，屋里至少有两三个人。嘴里的东西被抽下，一个带着痰响的声音问他：你是学生吗？阿飞说是。又问他后半夜这么晚到塔底下干嘛，看见什么了。阿飞说夜里醒来想起白天钢笔掉在湖边了，想去找找。屋里沉寂了一会儿，那声音说我们陪你去找吧，先委屈你一下。于是嘴又被塞满，一条麻袋套上来，接着双脚就离了地。他感到自己被放到一张台子上，然后台子就吱吱嘎嘎运动起来，好像乘飞毯一样。飞毯停住了，阿飞感觉身体又悬了空，突然好像被抛出去似的，一种飞翔的快感遍布全身。很快听见扑通一声，阿飞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叶岚是个痴情的女孩子。她一直等了阿飞49天，光寻人启事就花了100多块钱，最后已经到了不能天天吃小炒的悲惨境地，才迫不得已爱上了化学系的刘化青。刘化青便给他的父母和两个舅舅、四个姐夫分别写信说，北京的物价又涨了一倍，让他们每家每月多寄10块钱来。 别看刘化青是从山里来的，他却有着一股谁也瞧不起的派头。一张白里透青的石灰脸，配上把四个兜剪下去的中山装，凛然一副“衣冠简朴古风存”的非凡气度。他祖上传下来一本炼金神谱。可惜他们全寨子500多人，平均10个人才认识一个字。刘化青从小就立志要出外寻师，解开神谱。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父亲的枪法被县委书记看中，全家搬进了县城，刘化青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高考”的东西。他矢志不移，怀揣炼金谱，考入了北大化学系。 父亲每次托人写来的信中都问，我儿炼金术学成了么，几时功法圆满，能够化铁为金，也免得老父为养活全家，白天当犬马，夜晚做盗贼，一颗头拴在裤腰上。可刘化青深受德赛两先生熏陶，越来越不把愚昧野蛮的父辈乡人放在眼里。如果没有每月那一百几十块现大洋，早就宣布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了。然而父辈遗传给他的那种信仰却是越来越根深叶茂了，这就是，粪土能够炼成黄金。 叶岚这天到刘化青宿舍去，一进门就见几个人围着刘化青正吵：“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哪！你这哪儿是炼金？你这是炼炸药！你再不收起来，我们就给你砸了。你要住这儿就不能搞，要搞就别住这儿！”看见叶岚进来，几个人才愤愤不平地散开。 晚上刘化青跟叶岚商量：“我的实验就要成功了，可是在学校里没地方。我想回家一趟，你想不想跟我回去？我领你到山寨里去，山清水秀，比十渡，野三坡强一百倍。听山歌，看打猎，还有巫师作法，吃饭不要钱，咱俩还可以住在一……”叶岚听得美美的，最后说：“还是等放了寒假再走吧，我们系管得严。再说，正好你们那儿冬天暖和，又可以看你们怎么过年。”刘化青说：“不是我们，是他们。” 大年初五的晚上，刘化青向那口特制的大号坩埚里加了最后一次硫黄。山洞里昏黄的火把照在他蛋白色的脸上，闪出一种青荧荧的光晕。刘化青二目炯炯，对坐在山洞角落的叶岚说：“岚岚，我看快要成了，最迟明天早上。岚岚你喜不喜欢金子，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金子？”叶岚直直地望着他，望着那张神采奇异的面孔。过了一会儿说： “青，我看这山洞风化得太厉害，断层也特多，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咱们还是换个地儿吧。” “没事儿，”刘化青说：“小时候闹地动，我们就跑到这里来，洞里有仙公保佑，一向是最吉利的。”看叶岚还是有些似信非信，刘化青又说：“咱们今夜去看杀牛吧。等明天早上回来，仙气上冒，金子就成了。” 叶岚还从未见过、听过这样杀牛的。四条汉子把四条牛腿死死箍定，两条汉子牢牢把住两弯牛角，用一条白绫将牛嘴缠起来，然后两条汉子一边一人，高举起磨得雪亮的车轮大斧。一个身穿红袍，头系红绫的凸眉瘦骨的老头走出人群，咿咿呀呀哼唱了一阵，周围的几百人跟着他唱了最后一句，如此三遍。老头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牛鼻子上，咿咿呀呀又哼了一阵。牛嘴被缠着，不能跟着他哼。但叶岚看见，从牛眼睛里滚出两颗亮晶晶的水珠，越来越大，像两个乒乓球那么大，落在地上。老头退回去，突然高吼了一声，接着就是几百人的一片呐喊。叶岚吓了一跳，只见一道银光闪过，嗖的有一只红箭射向夜空。那牛在六条汉子的把握下一动不动，锦缎般的身躯在火光中熠熠闪耀。牛尾狠命地向小腹抽了一下，就昂然竖起，微微摇动着，像一根如泣如诉的旗杆。银光闪闪，人声鼎沸。牛嘴上缠的白绫开始渗出几点鲜红，很快就漫透了，变成一条红绫…… 喷薄的朝阳把衬在下面的长云染成血红。叶岚心有余悸地跟在刘化青后边走向山洞。突然刘化青站住，抽了抽鼻子，大声叫道：“冒仙气了，冒仙气啦！”他丢下叶岚，疯了一般地向山洞跑去。叶岚追过一片小石林，眼见刘化青奔进了山洞，同时隐隐闻到一股药香。她大声喊着：“化青，快出来！”就狂奔过去。离洞口还有十几米，猛然间天崩地裂一声巨雷，洞口不见了，化青不见了，一切都不见了，叶岚连自己也看不见了。 六 叶岚像个新生儿似的，从那座县城最豪华的医院走出来，神情恍惚，一如做了个梦。 一片七扭八歪的面孔哭着笑着把她拥上火车。火车开了，一切都不曾存在过。所有的存在密密麻麻地向后飞逝，唯一使她感到实存的只有火车。她不敢伸出手去证实自己的感觉，害怕失去这唯一的精神依赖，她甚至不敢动用任何感官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当她意识到这一想法，不禁暗吃了一惊，怀疑自己刚刚走出的是一座精神病院。她从来没有这样敏感过，从来没有这样明晰地意识到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东西。于是有一种脱离的恐惧开始袭扰她的胸口，这就是孤独吗？她想。周围的一切都冰冷而血腥，仿佛是寒武纪的古生物。火车内的一切，连同她，都僵硬地被固定着，而车外的世界套住这个叫火车的东西，非常润滑地向后奔跑，好像一具圆筒形的刨子在一层层地剥皮。叶岚有点担心车外世界的无限性，一旦这些山和树，白云和苍天，房屋和土地，统统跑光了可怎么办呢？那时的火车会掉到一个无穷无尽的黑空中去吗？她渴望火车快点停下来，渴望世界快点停下来。她渴望重新感受到生命，这种感受仿佛已经丧失几千年了。她无力承担单独的自由，她宁肯到群体中去昏睡，宁肯被众多熟识的面孔分食，而绝不愿独自君临一个杂乱无章，没有色彩和温度的世界。 像个新生儿似的，叶岚走出了北京站。世界停止了飞跑，一切的流动都以她的脚步为圭臬。自我像一坨放人水中的冰块，消融，扩散，然而却仿佛更加充实而沉重。叶岚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且她还不知道，这一段奇异的感觉，在她的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会像梦一样消失在她意识的磁带上。 宛如凭着前世的记忆，叶岚欣喜地看到一切如故。北京如故，中关村如故，北大如故，31楼如故。她张大着五官，一把推开写有她名字的宿舍的门。啊！叶岚不禁惊呆了。 床边坐着一个人，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叫叶岚苦苦等过四十九天的，阿飞。 破镜重圆，阿飞自然少不得狠揍了叶岚几次。叶岚在疼痛中喜泪纵横，沉浸在温暖的粗暴和专制的厚爱里。阿飞几乎天天要拷问她一个小时，尤其是寒假里的无耻行径。叶岚当然要赌咒发誓，把重大情节掩盖过去，专在风土民俗上大肆渲染，不时加以刻毒的嘲骂，说刘化青是如何的愚昧傻帽儿，如何的青面獠牙，如何的待人冷漠无情，特别是连打人都不会。阿飞终于宣布了大赦，说活该这小子炸死，凡是想占我便宜的孙子，都得炸死。 叶岚也试着问阿飞，这么长时间不见，到哪儿去了。阿飞说跟人去做了趟买卖，没赚着钱，所以只给你买了一打内衣。叶岚问学校怎么不处分你，阿飞说大概我的检査写得很深刻，感动了领导。叶岚不大相信，但也不敢多问。可是有一天，阿飞兴奋之余，露了两句：“岚，我实话告诉你，我是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去啦，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岚，你猜我看见谁啦？”叶岚忙问看见谁啦？阿飞却一下子醒了酒似的打住了：“不，这不能告诉你。我这全是瞎说，逗你玩呢，我是跟人去广州做了趟生意。” 春暖花开，阿飞觉得很无聊，便想过个生日。叶岚说你生日不是在十月份吗？阿飞说早过几天有什么不可以？我爱哪天生就哪天生！我告诉你十月份那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我，我，我是我父母捡来的，你一点也不知道同情我，心疼我。阿飞说着还掉了一滴眼泪。叶岚赶紧吹吹拍拍哄了一阵，说那就过吧。于是请来中文系的刘沛阳，生物系的老臭等几个朋友，吃喝玩乐一番。打麻将时，老臭连点了两次炮，被刘沛阳大骂一阵，老臭不服，说谁没有出错的时候？吴晓强活着时也没你这么凶。提到吴晓强，刘沛阳鼻酸心软，老臭也跟着长吁短叹，乘机又错了几番。阿飞却说：“难过什么？吴晓强现在说不定过得挺自在呢。”刘沛阳说：“过得挺自在？你怎么知道？”阿飞：“我是瞎估计，我的意思是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也许过得更舒服。”刘沛阳说阿飞你现在讲话比以前层次高多了，我对你得刮目相看了。阿飞说就是这么回事嘛。 麻将打到后半夜，忽然房门被敲了几声。老臭跑过去打开门，叶岚大叫.了一声。其他人扭头看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瘦高的人，面色白中透青，身穿没有四兜的中山服，两只袖管是空的，从头到脚泛出青荧荧的光晕。 这不是刘化青么？ 风流大寻呼 第一集　孔夫子出书 晨光明媚，莺啼婉转。 小桥流水之境，绿肥红痩之处，缓步踱来一中年男子。儒服素雅似学者，身材魁梧似力士，神态悠闲似野鹤。背手持一部线装《全唐诗》第二卷，踱上桥来，口中吟道：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底气充沛赛过夏青，音色优美不让方明。 忽然，“嘟嘟，嘟嘟……”bp机声响起，男子腰部长衫随之震动。男子用书拍拍腰部，低声说：“捣乱”。又昂首再吟：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bp机又响。男子烦躁，背不下去，怒道： “唯bp机与小人为难养也！” 重新吟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白云深处……” bp机又响。男子长叹一声：“唉，自从上次征文获奖，得了这么个bp机，我老孔就没安生过！就是跑到白云深处，也跑不出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一边撩起长衫，掏出bp机，念到上面的汉字显示： “速回电话给南子夫人！” 电话亭，古色古香。远处有人练京剧小嗓。 男子一腿踏石凳上，一手操起电话，另一手持书探人后颈搔痒。 “喂，南子夫人吗？我是小孔、孔丘啊。” 南子夫人泡在浴缸里，周围有四名侍女伺候。南子妖媚地握着电话说： “该死的小孔，我呼了你一早晨，人家中央寻呼台是从不会出错的，我还以为你又在做什么鬼学问，不愿意理我呢！” 孔子说：“哪里哪里！我刚才正在背诗，背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就怎么也背不下去了。” 南子一阵娇笑，说：“你真笨！下面不就是先‘停车’后‘做爱’吗？”孔子：“哦，对对对，停车坐爱枫林晚，枫林晚，夫人实在聪明，夫人红于二月花！” 南子：“谢谢，我说小孔，你还在研究你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哪？多没劲啊！你就不能写两本《金瓶梅》什么的，又有名又有利，广大妇女还喜闻乐见。你前些年给我写的那些诗也不错啊，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要不是嫁了我们大王这个死鬼，说不定就被你给打动了。” 孔子：“夫人有所不知，写小说和诗歌不算学术成果，不能评职称。我最近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的研究，打算出版一本《论语》。这本书要是一问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肯定会超过柏拉图和释迦牟尼。可是出版局那些小人愣是不批给我书号，说我是自学成才的，没有博士学位，没在国外混张绿卡，不能享受学术出版资金，还说我的学术倾向有问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知夫人——能否助孔某一臂之力。” 南子：“我倒是有个主意，就怕你太清高，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呀。”说着撩起一把水，又让水从掌中流下。 孔子一跃坐上石案，说：“夫人有何高见，但说无妨。你还不知道我么？我从来就不是顽固保守之徒。” 南子：“这话我爱听！我呼你就是为了这事儿。小孔你听着，你帮我办件事，我就帮你把那本书出了。”侍女服侍南子出浴。 孔子：“愿为夫人效劳。” 南子：“是这么档子事儿，我们大王这些日子让一个跳舞的狐狸精给迷住了，把我跟他那段可歌可泣的罗曼史都给忘了。我苦思苦想了三天三夜，只有这一招能重新点燃这死鬼对我的爱情。就是请你，孔丘——当今最著名的大文豪，学术界第一大腕儿，给我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比如叫什么《走上圣坛的南子夫人》。写出我对大王死去活来的爱，写出我的多才多艺，天生丽质，再配上一组比基尼照片小孔你说我们大王，不，所有的男人，能受得了这个刺激吗？”说着点燃一支香烟衔在嘴角。 孔子说：“当然受不了，那我的《论语》呢？” 南子：“这容易，把你的《论语）作为附录，放在书的后面不就结了？这还省得再去要书号了，而且，我可以通过妇联增加这本书的订数，这样，你的读者不也跟着扩大吗？” 孔子：“这恐怕不合适，我那毕竟是学术著作，怎么能跟比基尼……”跳下石案。 南子：“小孔你真是死脑筋！有个叫老子的写了本《道德经》，不也是先搞了个纪实系列丛书，叫做《不道德的女人们》，然后把《道德经》作为最后一本出版的吗？再说把你的书跟我放在一起，不也等于给你增光吗？我还没要你广告费呢！这本书要是出来，也算是了了咱俩的一段情不是？小孔你想想，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我要是失了宠，以后别说再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就连电话也可能给我撤了，你就是拿着大哥大，都别想再听到我的声音了……” 孔子：“夫人容我考虑考虑，欲速则不达。” 南子：“还考虑什么？你下午就来采访，材料都给你预备好了。我等着你啊，孔。”说罢对着电话一吻。 孔子一怔，手中书滑落于地。 孔子书房，竹刀笔墨杂陈，不伦不类。 一根白头发，被细心拔去。孔子在整修仪容。曾晳在为他吹风，冉有扯起孔子长衫的一角，按在条案上熨烫，公西华用一支大毛笔为孔子擦皮鞋。孔子自己用电动剃须刀在脸上精耕细作，其他弟子散立于室内和门外。 子路怒气冲冲，闯进门来，嚷道：“是谁造的遥？是谁造的谣？说老师要去跟南子幽会！”孔子不动声色：“嚷什么，子路，我是要去见南子。”继续闭目剃须。 子路：“怎么？是真的？老师，您不能去，谁不知道那南子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本来就有些小人制造您和她的桃色新闻，弟子们当然不信。您怎么能跟这种女人不清不白的，那往后弟子们不都成了好色之徒啦！” “放肆！”孔子睁开眼，“你懂什么！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那南子荒淫无耻，老师我焉有不知？可是我的《论语》出版不了，你们谁有办法？南子又不是老虎，见她一面，还能把我吃了？说不定我还可以劝她改邪归正哪。只要《论语》出版，我的职称问题一解决，咱们的儒学就可发扬光大，纵然有点桃色新闻也没什么可怕。将来的历史还不是由我们来写？桃色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不是由我们决定？后人哪里会知道我孔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叫话语便是权力，小子们，学着点！” 孔子起身：“曾晳、冉有跟我去，带上两瓶孔府家酒。子路好好看家，有事呼我，别一天到晚马马虎虎的。” 孔子见南子。一组画面蒙太奇，画外配幽默音乐。 侍女引孔子师徒入内室。孔子施礼，曾皙献上孔府家酒。南子屏退左右，曾晳、冉有亦退下。南子对孔子施展娇媚，孔子心旌摇荡，强自镇定。曾皙、冉有在帷幕里偷看窃笑，侍女则窃笑曾、冉二人。南子讲述自身历史，孔子师徒挥笔记录。南子着比基尼，冉有在旁连连拍照，孔子与曾晳咽口水。曾皙如痴如醉，孔子写一纸条递给曾，上曰：“非礼勿视”，然后孔亦如痴如醉。 孔子书房内，众弟子分头写作。每人戴着一部步话机，孔子坐前面持对讲机指挥。 孔子：“第三章进展如何？” 公西华：“已经进人尾声，保证今晚上交稿。” 孔子：“嗯，除了颜回，你是最快的了。” 樊迟：“老师，我想在这第五章里写一段南子小时候帮她爸爸种菜的回忆，您看好吗？” “胡说八道。南子这样的美人，怎能干那又脏又臭的下贱活儿？你这没出息的樊迟，就知道种菜，你不会写南子种花吗？” “报告老师，宰予睡着了，他的第八章才写了一半。” “这个宰予，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本书的稿费没他的份，第八章，颜回替他写完吧。” 颜回：“老师，这里南子的三围数据是不是太夸张了，应当再去实地考核一下。” 孔子：“这不是做学问，艺术夸张是必要的。” 街头小贩叫卖： “请看孔夫子最新力作一一《走向圣坛的南子夫人》！” “快来瞧，快来看，南子夫人对大王忠心赤胆，海枯石烂永不变。”“快来看，快来瞧，南子夫人最新玉照赤条条。” 街头巷尾乱七八糟的广告语，市民争购《走向圣坛的南子夫人》。一摞摞书摆上书摊，摆到南子夫人面前。南子眉开眼笑，翻看自己的玉照。 一摞摞书摆上书摊，摆到孔子面前。孔子苦笑，翻到后面，看附录《论语》。 孔子念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嗯，这么简单的字，怎么还印刷错了！你们的这句也印错了么？” 下面的学生捧着书，却都在看南子的照片？ 孔子自语：“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问世了。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明白，这附录，才是真正的正文。”对众人道： “今天晚上咱们会餐，每人拿出稿费的百分之五，就吃涮羊肉吧。”学生们七嘴八舌：“老师，等您拿到了职称，可得再请大家搓一顿呀。”“今天这顿也应该老师请。” “老师，您再给我们找点儿这种活儿千吧。别老讲那些八股文了，教育体制要改革！” “我要学摄影，凭什么总让冉有那小子霸着照相机。” 突然，书房外一阵吆喝： “孔丘是住在这儿吗？” 闯进几个官差和士兵。 孔子上前：“敝人就是孔丘，几位先生有何见教？” “《走向圣坛的南子夫人》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 “你不知道大王最宠爱南子夫人吗？” “有所耳闻”。 “大王看了这本书，气得犯了冠心病！你怎么敢如此放肆地描写我们大王最最宠爱的南子夫人？还有那些不堪入目的相片，让老百姓的眼睛把南子夫人高贵的肉体都给看脏了。大王已经宣布，这本书既黄色，又反动，不论售出与否，要一律没收，立即焚毁。对于你，除了收缴全部非法所得，另外还要交纳一百瓶孔府家酒作为罚金。你再写一篇检讨书，不得少于两千字，明天一早到农贸市场当众宣读……” 火光熊熊。 火光中孔子在宣读检讨，火光中一页页《论语》和南子的玉照被烧焦、翻卷。火光中南子出浴，偎进大王的怀抱，而大王的手里还保存着那书上撕下的照片。 南子软语道：“大王终于回心转意了。” 大王：“还不是你施展的阴谋诡计？” 南子：“是孔丘帮了我一个小忙。” 大王：“这个孔老二，实在讨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上，我非宰了他不可，竟然在我的小心肝身上打主意。哼，这回我看他再敢乱写。” 南子：“大王，孔丘这人还是有点才气的，连一本书也出版不了，怪可怜的。要不，您把他调进宫来，给您当个文秘，或者是管个宣传什么的吧。”大王：“不行啊，小傻瓜。孔丘这样的人，要是让他有点权力，恐怕比我还坏十倍呢。就得让他吃苦、受罪，窝囊一辈子，这样也许他反而能给大下做点好事呢。烧了他一本书，他不会绝望的。不信，你等着瞧。”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踱来一中年男子，背手持书一卷，口中吟道：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忽然，bp机声响起，男子腰间长衫随之震动。 男子撩起长衫，取出bp机，念着上边的汉字显示：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高天流云，回声久远。 第二集　王昭君出塞 歌管楼台，秋千院落，帘幕无重数。 穿过月亮门，登上白玉阶，匆匆跑来一名十五六岁的小侍女，轻罗小扇，头挽双鬟，一手拈着一封精致的信件，上插三根鸡毛。 侍女边入室边喊： “昭君姑娘，昭君姑娘，那个画画的毛博士又给你送来一封信！” 妆奁镜前，画眉笼畔，昭君背身玉立，绰约婀娜。她闻声转过身来，明眸剪水，若颦若喜，轻轻嗔道：“哼，这个毛延寿。”伸手接过信来，一根根拔下鸡毛，不经意地丢在地上。 小侍女蹲下。一根根拾起，合成一束，口中问道：“他又给你写了一首诗吧？毛博士真是多才多艺！”说着站起。 “去，一边玩去！”昭君挥袖，“小孩子懂得什么！” 小侍女做个鬼脸，返身跑出，一边吹着手中的鸡毛。 昭君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精美的贺卡，一面缓缓移步，走向花园，一面轻声吟诵：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沙扬娜拉！” 昭君撅了撅嘴：“哼，沙扬娜拉，就好像他出过国似的！”此时已身在花园。 “嘟嘟，嘟嘟。”bp机声响起。 昭君从胸口提出一挂项链，项链下端系着一个小巧的bp机，兀自摇晃，响着。 昭君看了看，把bp机塞回胸口，回身入室，走到金兽香炉前，取下兽头，原来这是一部电话机。 “喂，是皇上办公室吗？哦，尹公公，您好，我王昭君哪。是您老呼我吗？皇上要派人给我们画像？算了吧，我早都不抱希望了。咱一不会溜须拍马，二不会搔首弄姿，三不会跳贴面舞，自打进了宫，皇上就没拿正眼瞧过咱。皇上他老人家不了解情况，咱也不生气。问题是下边这些基层部门的混蛋们，一个比一个流氓，要不让他们占点便宜，就愣压制你一辈子。我个人埋没了无所谓，可老这么下去，谁还愿意到宫里来呀？还不如到匈奴国呀、罗马国呀去呢，哪怕在那边刷盘子打工，也比闷在这儿受气强啊！尹公公，您见多识广，又在斯巴达留过学，您就不能劝劝皇上，咱也搞一个反腐倡廉？” 跳上一只波斯猫来，昭君抚弄之。猫欲吃糕点，昭君批其嘴巴，猫惭而去。昭君继续说： “既然是圣旨，那画就画吧。来给我画像的是哪一位呀？毛延寿？”“毛延寿拜见昭君姑娘！” 一英俊书生躬身施礼，小侍女在旁满含敬仰，昭君端坐微笑静观，面前置一几案。 毛延寿长眉细目，白面朱唇，拘谨中掩饰着得意：“我献给昭君姑娘的诗，都收到了吧？” 昭君不语。小侍女抢道：“都收到了！” 昭君白了她一眼，吩咐道： “别在这儿多嘴，去煮点咖啡来。” 毛延寿道：“甭费事了，有杯可乐就行了。”笑着目送小侍女出去，再转回头来。 “有什么可乐的？”昭君问。 “哦，可乐之事就在眼前，真是天赐良缘，让小生能够当面为昭君姑娘画像。虽然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姑娘几次，但我敢断定，大汉朝举国上下，您是第一美人。我已经私下画了几张速写，请昭君姑娘过目。” 毛延寿从袖中掏出一卷速写，呈上几案。昭君翻看几张，有回眸一笑者，有低眉含羞者，有弹奏琵琶者，姿色生动，不可方物。 昭君略为开颜：“你这不是已经画过了么？已经可以交卷了。” “那怎么行？小生今日要画出姑娘的国色天香，要画姑娘的全貌。皇上见了，定会封你为贵妃。” “那就多谢毛博士了。” “不过——姑娘你如何谢我呢？”毛延寿目露狡黠。 “我人宫三年，没得过任何赏赐，真是没什么值钱的宝物拿得出手，不知毛博士……” “我哪能索要姑娘的东西呢？万一赶上运动，査出来，还不是尽拿我们这小人物开刀？我是说，我这画一呈给皇上，姑娘定会成为最受宠幸的贵妃，那时在皇上耳边美言几句。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呀！” “你是说……让我……为你……” “对。昭君姑娘，我毛延寿跟您一样，是怀才不遇呀！从小就刻苦学画，废寝忘食，我们学校里的厕所都让我画满啦！前年的人体美术大赛，要不是规定只许画上半身，我非得第一名不可。就凭我这才华，现在才混个中级职称，这哪年才能爬到宰相啊？当然，这个宰相，稍大了点。我只求姑娘封为贵妃后，给我弄个三闾大夫，八府巡按什么的。”毛延寿伸出手指比划着。 “我给你弄个五马分尸吧？”昭君调侃。 毛延寿没听出讥讽：“姑娘的意思是答应了？好，那时您在宫里，我在朝上，咱俩里外一棒尖儿，嘿嘿，这牡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啦！来，开画！” 架布挥笔，顷刻画就。果然秀色可餐，呼之欲出。毛延寿呈请王昭君欣赏品鉴，昭君颔首欣然。 毛延寿道：“姑娘满意，我这就呈给皇上了，姑娘可别忘了咱们的合同。” “我一定尽力便是。”昭君勉强答应，不快。 毛延寿挟画走出月亮门，又返回白玉阶前偷听昭君与小侍女对话：“昭君姑娘，你当上了贵妃，让毛博士当什么官呀？” “哼，我让他五马分尸。想不到这个毛延寿，是个如此无耻下贱的小人。这样的人当了大官，还有活着的好人吗？这朝中上下，到处是结党营私，欺上瞒下，连这么个画画的也利用他那点权利干这种卑鄙之事，我王昭君的美貌，是靠他画出来的吗？我宁肯一辈子见不到皇上，也不能跟这种人棒什么尖儿。原来看他写的诗，还以为挺纯情的，竟然也是一肚子烂下水。有朝一日见了皇上，非好好揭发揭发这些败类不可。” 毛延寿惊恐。自语：“我让你揭发！” 朝堂之上，天子端坐，画工们依次呈上所画宫人之像，各具风采。有宦官一旁唱名。 毛延寿呈上王昭君像，画像上加了几道皱纹，添了几颗黑斑。皇上锁眉不悦，问道： “听说这个王昭君姿色还不错嘛，怎么竟然如此不堪？” 毛延寿答：“奴才的画像，一向依照现实主义原则，以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为上。其余的事情，奴才不知。” “嘟嘟，嘟嘟。”bp机响。 皇上低头一看，说：“哦，这个寻呼台办得不错嘛，现在连匈奴国的热线也能联系上了。” 皇上抄起御案上的无线电话： “喂，我就是汉朝掌柜的，你哪一位啊？是呼韩邪单于呀，我说，你拽鱼也没有用，你们那儿都是沙漠，没水哪来的鱼呀？这么着吧，你给我弄500条猎狗，我要搞个爱犬乐园。然后我给你运去点生猛海鲜，按批发价，怎么样？不过，我个人的回扣可得另算，我管这么大一汉朝我容易吗我？上次你求亲的那事啊？我这不正给你选人哪嘛！放心，肯定都比你老婆漂亮。你要不满意，咱包退包换，还可以免费上门维修。好，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民族团结，我认你这个干女婿了，下月来领人吧。” 放下电话，皇上说：“匈奴来要姑娘，今天选完贵妃后，再淘汰出最后一百名，问问她们谁愿意嫁给匈奴，一共十来个名额。剩下的，分给三品以上官员做小保姆。” 毛延寿卑琐地一笑。 昭君房内。 小侍女恨恨地撕碎一张通知： “太不公平了！不但没选上贵妃，还给淘汰了。皇上一定是个瞎子，他不会亲眼来看看昭君姑娘有多么美丽吗！” 昭君站在窗前，凝望远方。 一排大雁勇敢地向北方奋飞。 小侍女继续发泄： “还说什么有出国名额，谁愿意去匈奴那破地方啊？又干又冷、没吃没喝的，整个一第三世界！还不如去柬埔寨、索马里呢。奇怪，毛博士不是说，他的画一呈上去，皇上准得封你为贵妃吗？” 昭君一丝苦笑，轻声道：“沙扬娜拉。” 小侍女：“姑娘你别太难过了，当小保姆就小保姆吧，说不定主人老爷看上了你，当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比当贵妃差。是吧！” 昭君摇了摇头，平静地说： “去，通知皇上办公室，我嫁匈奴。” 皇上在御花园打台球，弄臣们声声喝彩。 bp机响。皇上从球案下摸出电话，说：“刚玩一会儿就呼。当个皇上真不自由。”另一只手将球杆插入龙袍内搔痒。 “什么？王昭君报名要嫁给匈奴？好，正愁没人爱去呢，这有人自愿，也就省得指名摊派了。好好给她倒扯倒扯，多赏她几身像样的时装。把这几年给她打的白条也一块都兑现了，免得她到外边胡说八道。明天各大报纸要发头条新闻，题目叫这个这个……《为民族团结做奉献，到边远地区写青春！》副标题是这个这个……《千里走单骑，王昭君出塞会匈奴！》下月初一，呼韩邪单于就来迎亲，咱们好好准备一场晚会，让那些匈奴傻帽见识见识咱们的国粹！”边说边一杆击出，球花四绽，幻成迎亲大典。 朝堂上火树银花，皇上举杯与呼韩邪单于共饮。一组飞天舞蹈过后，呼韩邪单于说： “大汉朝的艺术的确是精彩，精彩！直看得小婿眼花缭乱，再看下去，恐怕吃不消了，是不是就请昭君姑娘一展芳容吧。” 皇上大笑：“哈哈！着急了，是不是？好，就请昭君姑娘参见呼韩邪单于！”一连声传唤：“请昭君姑娘！请昭君姑娘！” 前呼后拥，花团锦簇，王昭君雍容华贵，上堂拜见：“参见陛下！”皇上和呼韩邪单于同时看得呆了，满堂官员亦瞠目结舌。 呼韩邪大喜过望，起身向皇上施礼道： “昭君姑娘真是天仙下凡，大汉朝赐我以如此美人，足见诚意。我匈奴感激不尽，今后绝不侵犯大汉朝一寸土地！” 皇上咬着下唇，惊喜，后悔，怨愤，贪恋。不得已说道： “王昭君乃我汉朝举国第一美人，为两国和睦，甘愿远嫁贵国，望贵国待她……就如待寡人一样！” 皇上转头对王昭君说： “王昭君，你的心思，寡人此刻已然尽知。你在宫中受了几年委屈，到匈奴之后，虽享荣华富贵，但不要忘了你是汉朝人。你想要什么珍宝，尽管开口，寡人尽数满足你的要求。” 昭君说：“我只想，要一幅画像。” 皇上说：“寡人明白你的心意。传旨，命一百名画工上殿，同时为昭君画像。” 王昭君：“谢陛下圣恩。” 呼韩邪单于：“久闻昭君姑娘色艺双绝，能否今日一展歌喉啊？” 音乐声起。 王昭君手持琵琶，玉指翻飞，妙声歌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妙歌声中，满座陶醉。妙歌声中，百名画工各显其能。毛延寿也伏在一个角落里，忽有两名武士上前，将他拉出殿外。 歌声反复而激越，直上蓝天。 高天下，出塞队伍迤逦婉转。 歌声中，毛延寿被绑上殿来，皇上将他所画昭君之像掷向其脸。毛延寿被绑赴刑场，胸前挂一大牌，上写：“反革命侵害名誉犯”。刀挥头落。 歌声中，皇上伏案做反思状。忽起，挥笔写下：“反腐倡廉”。四壁挂满王昭君画像。 王昭君与呼韩邪并行于马上。呼韩邪与之说笑。昭君掏出一张贺卡，扔到路边。呼韩邪回马，弯身拾起，追上昭君，读道：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沙扬娜拉。” 出塞队伍与昭君画像叠映，长空大雁翱翔，渐远渐逝。 第三集　诸葛亮出山 炎炎烈日，聒聒鸣蝉。石碑：卧龙岗。 寂寞小山村，破旧石板路。茅檐低小，村人闲散。墙壁上刷写着七扭八歪的标语： “打倒卖国贼曹操！” “砸烂孙权的狗头！” “刘备隐瞒反动历史，十恶不赦！” “刘表是个婊子！” “攘外必先安内，反对民族分裂。” “吃他娘，穿他娘，曹公来了不纳粮！” “热烈庆祝虎牢关大捷！” “桃园三结义是梅花党的黑帮凶！” “官渡死难烈士永朽不垂！” “一人参军，全村光荣。” “杀光、烧光、抢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标语下，闲人们下棋（用石子），短衣长衫，参差坐卧。几个少年围着一个三条腿的台球案用木棍、泥丸打土台球。一个少年把啃了两口的馍暂放一边，被黄狗叼跑。少年急追，则见石板路尽头有一所相比之下略为齐整的宅院，院门上悬一匾：“孔明小学庞统题”。 院中一少妇，正在晒被单等物，眉宇间透出飒爽英姿，动作麻利，又似含怨带气。被单上印有广告：一呼就通——188。 少妇以柳条抽打一回，遮目看看太阳已高，转身疾走上台阶，推开门叫道： “孔明，孔明！还不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一天到晚睡大觉，让我跟你喝一辈子西北风！”门上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屋内一声长长的呵欠，一男子洋腔怪调地慢慢吟诵：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走出门来一瘦高汉子，一副王志文的德行。边走边系长衫，外带伸懒腰。把刚才的四句诗又变成古怪小调随口乱哼，然后唱《空城计》。 少妇在背后以柳条抽其臀部：“你还唱！你还唱！你就会唱《空城计》！” 孔明躲闪告饶：“夫人掌下留情，你要把我打死了，将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我的屁股是随便打的吗？我是诸葛亮啊！” “哼！诸葛亮，诸葛亮，你以为你喝了一肚子墨水，就比别人高一头啊？我现在算看透你了。原来在大学里，我是那么的崇拜你，多少皇亲国戚都让我拒绝了。可是跟了你之后，你一没当上官，二没赚来钱，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卧龙岗来当孩子王。一个月挣不了半瓶醋，你，你太让我伤心了。你知道外面现在都怎么评价你吗？” “说我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吗？”孔明做健美操动作。 “呸！人家现在编出了新词儿，说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想想，你的价值也就是三个臭皮匠，你还美什么呀？告诉你，你再不给我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我可要去当公关小姐了，反正如今天下大乱，用人的衙门多着哪。” 孔明一听，叹了口气：“唉，亲爱的夫人，别生气了，这些年让你老人家受委屈了。可你好歹也是历史系毕业的，应该知道大器晚成的道理，许多伟人都是年轻时默默无闻，就像我似的，把一颗爱心都放到你身上。后来也不怎么着时来运转，嘿，大展宏图，摇身一变，就让世界充满爱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得让这个人先遭点罪，那孔夫子当年出本书是多么困难？王昭君那么漂亮——都快赶上你了，不也是给挤对得出了塞吗？” “你就会用这些大道理哄我，你就不会来点实惠的？等你大器晚成的那—天，我都成刘姥姥了，你正好喜新厌旧是不是？” “哪有的事？亲爱的，我能不为你操心吗？你以为我成天睡大觉，其实这些日子，我也在想辙呢。我诸葛亮这么大学问，能在这草庐里忍一辈寺？你不懂，这是提高知名度的一种诀窍。我诸葛亮不出山则已，一出山，我保谁谁当皇帝！只本过眼下我还拿不准投奔谁最好。” “你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学吗？庞统、徐庶、司马徽，还有你哥哥诸葛谨，最小的都混上办公庁主任了，你不会找他们商量商量？” “夫人所言极是，我这不正等司马徽的回音哪嘛！他说曹操那儿这两天要举办一个人才交流洽谈会，我让他给我弄张入场券，怎么到现在还不呼我？……”。 “嘟嘟，嘟嘟。”bp机响。 孔明从怀中掏出bp机，念道： “曹丞相唯才是举，机不可失，速来领票前往。” 孔明拉过夫人，喜道：“亲爱的，机会来了，我这就去，非弄个师长旅长干千！快去，把我的羽毛扇拿来！” “这么热的天，换一把蒲扇吧。” “你不懂，羽毛扇能显出有学问，有性格，蒲扇是我在家里专门给你扇风时才用的。” 夫妻相视而笑。 夫人在院子里收被单，天已过午。马蹄声。 叩院门声。夫人问：“谁呀？” “请问诸葛孔明先生住在这儿吗？” “没错儿。”夫人上前打开院门，“请进。” 门外走进三人。一个黄胖子，大耳朵上戴着两个小风轮代替耳环，迎风直转。一个赤面长须，有点像萧伯纳。另一个豹头环眼，虬髯黑面，好像出狱的泰森。三人皆腰上佩剑。门外系着几匹马。 黄胖子拱手施礼：“在下刘备刘玄德，特率关羽张飞两位兄弟前来拜见孔明先生。”说着掏出名片递上。关张二人肃立不动。 夫人接过名片，说道：“哎呀，太不巧了，来了两位老同学，硬把他拉去喝酒了。这些日子，老有人来请他去做事，其实也就是当个主任、部长什么的，您想我们孔明能图这些个吗？兵荒马乱的。骗子满地都是，哪有呆在家里舒服啊。做点学问，教几个学生，好歹也算是个希望工程，您说呢？” 刘备尴尬地一笑，说道：“久闻孔明先生高风亮节，想不到夫人也是见地非凡。我刘备绝不敢强请孔明先生做事，只是诚心诚意来求教于孔明先生。既然孔明先生不在，就请夫人转达我刘备的问候，我们兄弟改日再来拜访。”回头一个手势，关羽递上一兜礼物，刘备转递给夫人，说：“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夫人说：“您太客气了，怎么好意思！” 刘备说：“咳，不过是几袋麦乳精，一打长筒袜，实在让夫人见笑了。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把最好的战利品拿来献给夫人，告辞了。” 三人出门上马，沿石板路驰去。张飞说：“这个娘们儿，说话靠不住”关羽说：“大哥，诸葛亮八成就藏在屋里，不出来见咱。” 张飞一听，怒道：“让我一个人去，我一条绳子就把他捆了来，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最恼火读书人这些臭毛病。” 刘备一摆手：“不许乱来！得罪了诸葛亮，我们的事业就无法成功啊。我想诸葛亮今天，八成是去曹操那儿应聘去了？” 关羽一怔：“啊？” 张飞不解，道：“大哥，那咱为何要白来—趟？” 刘备诡秘一笑，不语。马蹄声渐远。 月明星稀，蛙声时作。 孔明在夜色中牵一瘦驴，垂头丧气走回家门。 推开屋门—看，烛光下，夫人正撩起裙裾在试长筒袜。见孔明归来，夫人忙上前： “哎，回来啦？怎么也不咳嗽一声，怪吓人的！洽谈得怎么样？” “哼，别提了！”孔明—屁股坐下，端起茶碗一仰而尽，顺手把羽毛扇扔到一边。 “别急，慢慢说。”夫人端来一大盆水，孔明扒了长衫，赤膊而洗。 “他妈的，说我专业不对口，知识结构不合理，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哎？你的学问他们不知道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文史哲，政经法，样样精通，数理化也是一流的呀。怎么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你不是还发明了机器人，用那个什么木牛流马搞长途贩运吗？还有你发明的喀秋莎弓箭，一射就是连发二十四响的，杀人效率多高啊！” “咳，我都说了，可人家那招聘条件里不管这些。人家卡死了就三条：第一要会外语，你想我这么大学问，用得着外语吗？将来出国时，我带个翻译不就得了！” “是啊。那第二条呢？”夫人给他换毛巾。 “第二条要求会电脑打字，五笔字型每分钟要打100个字以上。你想这是我干的活吗？这都是打杂的小立本干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让我打字，那些没文化的人干什么呀！” “那第三条呢？”夫人有点生气。 “这第三条最愚昧，要求具有五年以上实践工作经验。你想啊，那工作了五年还跑去洽谈的人，准是在原单位没混好啊。越有本事的高手，一般就越闲着不出来，只要一出来，一鸣惊人，哪能三年五载就跳槽呢？可这道理跟他们说不通。那个曹操就喜欢养活些跳槽的家伙，他手下除了叛徒就是内奸，全是一色的机会主义分子。我能跟这些人一个锅里搅马勺吗？一赌气，我回来了。这不中午每人发了个热狗，我吃了一半，剩这一半留给你尝尝。” 夫人咬了一口：“真难吃，还不如我做的豆包呢！”随手扔到桌上，“那你这一赌气，就又准备大器晚成了是不？” “哪里哪里，你甭急嘛。”孔明抓起蒲扇为夫人扇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过两天我打算上孙权那儿看看，我哥哥诸葛谨不是在那边吗？让他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只要孙权试用我几天，准让我当个大都督。嘿嘿，曹操这个老王八蛋，将来我非把他烧得半死不活，让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磕头求我出山不可！” “今天刘备来了，还送了这些东西。”夫人说着撩起裙摆，“你看，好看吗？” “刘备这个卖草鞋的，没什么出息。跟着他到处流窜，还不如在这儿教书。”孔明从桌上拈起刘备的名片，轻蔑地看了看，“再说刘备大搞任人唯亲，有关羽张飞二人在，我去了顶多是四把手，不干。”说着将名片在烛上点燃。 马蹄声脆，刘关张带领仆僮若干，在门前下马叩门。音乐声中，一组镜头剪辑：夫人巧言令色，刘备谦恭多礼，送上许多礼物。告辞出门，夫人开颜。 关羽在马上问：“大哥，既然明知诸葛亮这次又不在，为何还要徒劳往返一回？” 刘备微微一笑：“孙权那里容不下他，我这里给他铺好了台阶，让他高高兴兴地往我的圈里钻！” 烛光下，诸葛亮趴在榻上，夫人为之捶背，一边问他：“不是有你哥哥推荐担保吗？怎么又不行啊？” 孔明欠身恨恨地说：“本来就快成功了，可半路突然杀出个周瑜周公谨。这个臭小子在孙权面前血口喷人，说我是被曹操俘虏了又放出来的，是到他们东吴卧底的。还说什么，‘既生瑜，何生亮’。说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决定吧！’孙权那个糊涂虫一听，就要杀我。幸亏哥哥从中说情，再加上周瑜的老婆小乔跟你是老同学，我才捡了条命回来。” 夫人说：“他那是嫉妒你，怕你抢了他的饭碗。咳，谁让你早不出山，说什么大器晚成！现在好工作都让人家占了，你今后就成天草堂春睡足吧！”说着难过起来。 孔明起身，拿过蒲扇为夫人扇着，说道： “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现在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谁最后坐天下还说不定呢，我就不信我这匹千里马拽不到伯乐！有朝一日，我非把周瑜这小子气死不可！” 夫人说：“要不，你就到刘备那儿先将就几天吧。我看刘备这人出手很大方的，有大家风度。人家看咱家那头驴太寒碜，一张口，就给了咱一头大青骡子。他那两个把兄弟呆头呆脑的，肯定算计不过你。你要去了，准能掌大权。” 孔明一听，起身转了一圈，扬眉道：“对，这个队伍是他当家，可用不了多久，就得我当家！” 夫人接道：“可是老娘要当你的家！” 孔明一笑，道：“好，就这么着咱们准备准备，等那个大耳贼再一来，马上把他侃晕！” 阳光灿烂，人声嘈杂。卧龙岗百人空巷。 院外一队军校侍卫，人强马壮。周围村人们指点议论。几人扯着横幅：“热烈欢迎孔明先生出山！” “刘备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诸葛亮，就是亮！” “卧龙岗散淡者协会正成立！” 院内传出爽朗的谈笑。室中孔明、刘备对坐。夫人坐一旁，身边堆满礼物。关、张侍立。 孔明大侃特侃：当前国际局势是这样的，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兵微而将寡。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羽毛扇直摇。 张飞忍不住，道；“先生说话能不能通俗点？” 关羽拉了张飞一把，刘备斥责道：“三弟不学无术，还不向孔明先生谢罪？” 孔明道：“哪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天下谁人不知？我诸葛亮何德何能，今后甘受刘关张三位任意驱遣。” 刘备眼珠一转：“孔明先生见怪了，刘备此次三顾先生，决定把军中大事全部托付于先生，莫说是关张二弟要听先生驱遣，就是刘备自己，也甘愿为您牵马效劳，拿合同来！” 关羽呈上合同。刘备说：“军中所有将先生均有先斩后奏之权，请签字吧。” 孔明看过合同，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执笔签字。 二人相视大笑，携手出门。—推门，门掉了。二人踏着门上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大字并肩而出，院外鼓乐齐奏。 一行人上马而去，村人尾随。 几个小孩儿议论：“孔明先生当大官去了，往后谁给咱们当老师呀？” “我来当你们老师！”过来一卑琐书生，伸手摘下“孔明小学”之匾，换上另一块匾，上写“二诸葛小学三仙姑题”。二诸葛说：“今天我才彻底明白，教师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真是一步登天啊！我怎么早没想到呢？”然后唱京剧《空城计》中一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孩子们茫然地望着二诸葛，又望望远去的人马。人欢马嘶，驰出村外，只剩下一块默默的石碑：卧龙岗。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二诸葛即片头追狗的少年书生） 第四集　杨贵妃出奔 车辚辚，马萧萧。雷鸣电闪，风雨交加。 逃难的队伍中有人高喊： “弟兄们，不能再走啦！再走就是送死！” 队伍开始停顿，几个人轮番煽动。 “弟兄们，咱们保的是皇上，不是杨贵妃、杨国忠这些狗杂种！” “咱们又冻又饿，都是杨国忠这个大奸臣给害的！” “杨国忠勾结安禄山，引狼入室，是个卖国贼。” “还有杨贵妃，天天勾引着皇上不理朝政，咱们才落到这步田地！” “杨贵妃是狐狸精变的！在娘家时就未婚先孕，后来隐瞒了她的流氓历史，混进皇宫，她是睡在太唐天子身边的阴谋家、野心家！” “不宰了杨贵妃和杨国忠，咱们大家早晚是死路―条！” 队伍中纷纷响应，兵器碰撞。 “对，就在马嵬坡这儿宰了他们！”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走啊，找皇上说理去！不杀妖孽，咱就不干了！咱们要皇上给个说法！”队伍人喊马嘶，掉头逼向一座营帐。众声喧哗，喊着“杀死杨国忠”、“杀死杨贵妃”。 营帐内，唐玄宗李隆基来回疾走，心急如焚。杨贵妃—旁望着他，惊惶不定。高力士垂首恭立于前，言道： “请皇上快拿主意，将士们一旦造了反，可就一切都保不住了。” 李隆基：“你是说，我保不住我的贵妃了？” 髙力士偷眼瞧了瞧杨贵妃：“皇上，丢卒保车，大局为重啊。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您保得住这万里江山……” 李隆基一挥手：“万里江山也比不上我的贵妃回眸一笑！我要是连心爱的美人都保不住，还算什么大唐中兴的圣明天子？还有什么面目驾驭这万里江山！” 外面喧晔不止：“杀死杨贵妃！” 李隆基走到小窗口前向外望。外面火把伴着风雨，照着一些笔迹拙劣的标语横幅： “清君侧，除四害！” “火烧杨国忠，油炸杨贵妃！” “毒蛇在手，勇士断臂。” “谁是最可爱的人？” 六军将士，鼓噪呐喊，形势一触即发。 李隆基心乱如麻，直搓双手。 杨贵妃道：“皇上，您不用为难了。奴家甘愿一死，以谢天下。只愿皇上扫平大难之后，别忘了奴家对皇上的这点恩爱。”说着举步欲出。 李隆基痛如刀割，一把抱住杨贵妃：“玉环，我绝不会让你去死！我们来个金蝉脱壳之计，给你找个替身。你赶快趁着大雨，逃离这个险地。等局势一好，我一定接你回来！” “不，奴家不能连累皇上。国事至此，岂有单独逃生之理？奴家生是皇上之人，死是皇上之鬼，就请皇上赐奴家一死！只要有个说法……” “玉环，你的心意我愧领了，但我绝不能让你死。你要是真心为我好，就听我的话，快快逃走。” 李隆基说着，掏出一部“大哥大”，交给杨玉环：“给，带上这个。你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一呼128，我也能收到。咱们每个礼拜天的子时三刻，准时联系一次。” 杨贵妃接过“大哥大”说：“皇上，我舍不得离开你呀，你可要多保重。” 李隆基说：“你一路上也是步步风险，一定要多加小心！” 外面喧嚷愈烈，有兵戈撞击声。 李隆基说：“你快到里面换了衣服，趁我出去时从后面逃走。” 杨贵妃含泪道：“皇上，奴家若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也要祈祷皇上重振国威。” 李隆基动情地抱住杨贵妃：“玉环，再叫我一声李三儿吧！我永远忘不了你！” 杨贵妃泪光闪闪，叫了声：“三儿，我爱你！” 二人紧紧拥抱。 喧嚷声已到门口。卫士拦阻声：“站住！不许你们惊了圣驾！” 李隆基推开杨贵妃：“快走，玉环。记着，不论多么困难，一定要活着，像牲口一样的活着！”说到后来，已经是在吼。 杨贵妃依依不舍，喃喃道：“天长地久有时尽……” 李隆基接道：“此恨绵绵无绝期！” 说罢，李隆基一推杨贵妃，转身走向营门。外面传报：“圣上接见六军将士，全体肃静！” 轰隆一声霹雳，大风卷起帷幕，掀翻了桌案上的一切。 大雨中，杨贵妃打扮成秋菊模样，跌跌撞撞奔行在崎岖的山路上，花衣服上溅了许多污泥。 前面一座小庙，杨贵妃奔到门前欲进，听见里边几人说道： “杨贵妃怎么会没死？我亲眼看见她吊死的。” “那不一定，说不定皇上玩了个声东击西，这边吊死个小宫女，那边把她给放了。”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所以大将军叫咱们在这儿等着，万一那杨贵妃真的跑了。落到咱兄弟手里画，嘿嘿。” “嘿嘿，你准得尿了裤子！” 杨贵妃一听，急忙转身离去。奔跑中，鞋子掉了一只。再跑一段，一跤扑倒，摔晕过去。 杨贵妃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被褥整洁，窗明几净。桌上有文房四宝，四壁有书架古玩。花布衣服搭在椅背上。 外间屋传进来一女一男谈话声。 女的声音：“这兵荒马乱的，你弄这么个乡下姑娘来干吗？有你这么学雷锋的吗？” 男的声音，是上海普通话：“夫人莫要着急，听下官慢慢道来。” 杨贵妃侧耳倾听。 外间客厅里，夫妇二人。妻健壮直憨，在擦拭家具。丈夫瘦削戴眼镜，跟着夫人解释： “现在的确是兵荒马乱的，所以难民比较多，大批的民工潮涌向城市，都希望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俗话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嘛！所以，现在正是我们实现雇佣小保姆的最佳契机！她们只求有吃有住，工钱可以大大降低。所以，我特地把这个难民从郊区运回来，就是为了一方面减轻夫人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又节约了夫人的经济开支，我对夫人的这份苦心，真可以说是忠孝双全！所以……” “别所以啦！雇个小保姆倒是可以，就是这么个乡下姑娘，脏手脏脚的，也不知懂规矩不懂。等回头我买菜回来，教育教育她。” 夫人提篮出门，嘟嘟嚷嚷：“哼，连泥带水，弄得满屋脏兮兮的。” 丈夫掩上门，回身自语：“脏兮兮的？嘿嘿，待会儿拿瓶浴液，给她浑身上下洗一洗，恐怕比那杨贵妃还要滑溜呢！”说着走向小屋。 杨贵妃扎着围裙，戴着套袖，一身小保姆装束，在拖地擦屋。彩电里在播放京剧《四郎探母》，杨延辉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男主人推门而进，见杨贵妃在干活，上前握住拖把，说： “哎呀小环，你怎么又干起活来了？我不是讲过，母老虎不在家时，你就不用工作吗？小环，我对你的感情，你真的就那么无动于衷吗？看，我又给你买了一瓶华清池浴液，据说是杨贵妃和皇上洗澡时用的。小环，你需要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毕竟还是这个家里的男人嘛！”说着关掉电视。 杨贵妃不置可否地笑笑，转个方向继续干活。男主人继续纠缠： “小环，你就不能陪我说一会儿话吗？我会讲许多笑话给你听！我会讲高力士脱靴，会讲李白光喝酒却作不出诗，原来他喝的是假酒！我还会讲安禄山调戏杨贵妃，皇上一吃醋，一个大哥大飞过来，叭！把杨贵妃打出了乳腺癌！我编的《笑话大全》获得了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小环，你爱听什么……” 男主人喋喋不休围着杨贵妃转。转到门口时，门突被推开，将男主人撞个嘴啃泥。女主人浩然正气，走进门来。 夜深人静，星光灿烂。 杨贵妃坐在窗前，凝望星空。录音机播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旋律。 主人卧室内，男主人跪在搓板儿上，头顶一碗水，女主人坐在床上打游戏机。 有顷，男主人说：“夫人，差不多了，都二十分钟了。” 夫人说：“我不累。” 男主人：“可是我实在挺不住了，求求夫人开恩吧，下次再也不敢对小保姆进行性骚扰了。” 夫人放下游戏机：“你说这事儿怎么了吧？” 男主人：“将小保姆辞退，永远不许上门。” 夫人摇头：“那我可看不住你，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你这么大的学问，她那么漂亮的脸蛋儿，要是合起来骗骗我，把我卖了我还帮你们数钱呢！” 男主人：“不敢不敢，绝对不敢！不知夫人有何高见，下官言听计从。”夫人一笑：“我的话你绝对听吗？” “那是当然，没有夫人，哪有下官的今天。特别是没有岳父大人的提拔，下官连个秀才也不会考上，哪能当上今天的教授？夫人的话，就是我的圣旨。下官永远听夫人的话。一百年不动摇！” “那好。我有个好主意，把她——卖了。” “卖了？买卖人口是犯法的！” “放屁！你调戏妇女犯不犯法？什么叫法呀？现在的世道你还不清楚？抓住了那就叫法，抓不住呀，那就叫发啦！” “可是，谁会买一个小保姆呢？再说，她不会老老实实让咱们卖呀。”“笨蛋！小保姆能卖几个钱？你不是说，她长得有点像杨贵妃吗？” “是的，我在一位领导家里见到过杨贵妃的画像。” “这就好办了，你不是认识一个日本的文物商，专门收集咱们中国各种各样的冒牌货吗？你告诉他，有一个假杨贵妃，假得可以以假乱真，弄到日本去，一展览，嘿，准比秦始皇兵马俑还赚钱！” “那怎么跟小环同志解释呢？” “你就说介绍她到日本去打工。她一个乡下姑娘，还不是见钱眼开？咱们给她这么点工钱，她都愿意千，要说是去日本，她还不得乐死。”男主人实在挺不住了，扑通趴下，水碗跌落，说了句：“夫人实在英明！”小屋内，杨贵妃悄悄打“大哥大”。传出李隆基的声音： “玉环，是你么？” 李隆基在一简朴的屋子里，用一本画报夹着大哥大在说话： “你还在那儿当小保姆么？委屈你了，玉环，都是我害的你。我现在算是完了，皇上也当不成了，每天被软禁在这里，要不是还能在电话里听到你，我简直不想活下去了。玉环，看来我们一时还不能相聚。有些人怀疑你没有死，还在找你。你如有可能，最好到外国躲一躲。这几个月来，我无日不在思念着你。玉环，你还记得我们七月七日长生殿么？” 杨贵妃含泪低声答道：“记得，夜半无人私语时。” 李隆基：“在天愿为比翼鸟。” 杨贵妃：“在地愿为连理枝。” 李隆基：“玉环，你一定好好地活下去。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是身在地狱，也死而无憾了。你我今生今世不能相逢，全是我李隆基无能。来生来世，我一定与你白头偕老。” 杨贵妃：“奴家不论流落到天涯海角，这颗心永远是你的……三儿，你知道吗？我，我已经……有了……”说着手抚腹部。 李隆基一喜：“啊？玉环，是真的？你一定好好保重，我上天人地也要派人去照顾你。” 杨贵妃：“千万不要冒险，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做女人的，只要有个说法……” 李隆基：“时间到了，下次暗号照旧，128。” 杨贵妃：“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好消息，好消息！” 几个报童在街上叫卖。 “好消息！杨贵妃死里逃生，逃到日本，大力传播中国文化！” “好消息！杨贵妃在日本传播茶道和武士道！” “请看杨贵妃在日本主演八十六集连续剧《长恨歌》！” 从一扇宅门走出一衣冠简朴之人，买了份报。此人正是李隆基。展报一看，大幅杨贵妃戏装彩照，通栏标题：《大东亚艺术之母——杨贵妃》。 报纸由特写拉成中景，已拿在杨贵妃手里。她跪在榻榻米上，对两位来客说： “想不到消息这么快就到了国内，皇上身体好么？” 胖一些的来客说：“不瞒贵妃，皇上日夜相思，食欲不振，神情恍惚，坐立不安哪。” 另一个说：“真可谓是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胖子说：“所以皇上一看见报纸，就命我二人火速前来探望。皇上说贵妃千万不可回国，就在这日本平安度日，皇上就放心了。” 杨贵妃：“请二位转告皇上，日本人待我很好。我原来是被当做假杨贵妃买来的，后来日本人发现了我是真的，他们的天皇还向我求婚呢，这是怎么个说法！” 胖子问：“贵妃可曾答应？” 杨贵妃：“我乃是中国的贵妃，虽说皇上已经退位，那我也不能嫁给小鬼子啊！” 两位来客一嘀咕，胖子说：“我二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杨贵妃：“但讲无妨。” 另一人道：“皇上特地嘱咐，望贵妃考虑日本国情，便宜行事。依我二人之见，皇上在国内丧失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贵妃与皇上此生已难以破镜重圆。然而贵妃若能嫁给日本天皇，则必能通过天皇向我朝施加压力，利用外交手段保护皇上安全，使他安度余生，这样，贵妃与皇上都可免除担忧，岂不两全其美？请贵妃三思。” 杨贵妃一蹙眉：“这……” 婚礼进行曲。 杨贵妃身穿婚纱，挽新夫走向画面深处。 李隆基灯下念诗：“汉皇重色思倾国，玉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贵妃与新人举杯，酒光荡漾。 卖她的男主人摇头晃脑灯下念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杨贵妃与新夫灯下对视，新夫的脸变成李隆基之脸，在念：“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杨贵妃无声泣下。新夫一怔，不解地说： “这是怎么个说法？” 婚礼进行曲。杨贵妃婚礼场面在电视里。卖她的男主人对女主人说：“原来就是咱家的那个小环呀！这是怎么个说法呢？” 女主人：“什么说法不说法的，就是那么回事，弄得虚无缥缈的。”李隆基也在看电视，一边踱步缓缓吟道：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画外声中，云山缥渺。 画外声结束：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看月 又到月圆之夜。 我去看月。 我去看的，是她。月，是她的名字。 月在那里了，盈盈的，脉脉的。我，便罩上了袭金缕衣。穿过汩汩的流光，一直步人那金盘深处，已是四十多年前了。 “月，你真的要走吗？” “是的，爸说，土匪来了，要杀我们全家的。” “不会吧？人家不杀俘虏。” 月儿微微颤动，仿佛硕大的泪滴挂在天的脸上，天在哭。 “可惜我们就快毕业了。” “这是我准备的毕业照，你留着吧。” 一张皎如满月的面庞，背面题着一字：月。 “以后每年的今天晚上，咱们一起看月吧。” 这一看，就看了十几年。我低吟着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我仿佛听到，海的那边有个声音：“……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终于有一天看不成了。曾聆听我讲解唐诗宋词的学生们烧毁了我的唐诗宋词，用皮带逼我交代那张照片，还让我交出电台…… 月色变得猩红如血，仿佛嵌在天上的伤疤。天受伤了。 终于有一天又可以看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妻儿都笑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年年犯神经。我说：“你们可别理解得太那个了，此中有高意呀！”于是皆笑，月也好像忍俊不禁，一张圆脸酷红酷红的。 是一个无月之夜，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把一包发黄的信交到我的手里。 “妈妈生前嘱咐，有机会把这十几封信一定转交给您。” 月，在那猩红如血的日子里，就已经真的走了。她只和我一起看了十几回月，留下了这十几封月华一样轻柔的信。 小伙子已经可以年年来看我了，前年还带了他新婚的妻子。那些打过我的学生也带了孩子来给我拜年。我自己也当上了爷爷，一切都花好月圆了。 但我还是年年去看月。老妻和儿孙们异口同声地打趣说：“此中有高意呀”！ 我笑了。 又到月圆之夜。 咋教育孩子 还有一个多月，孩子就要出世了。我那小市民的太太，整天腻着我商量将来如何教育我们这“爱情的结晶”。依着她的意思，三岁学英语，六岁弹钢琴，从小便知道左手拿叉，右手执刀，进门用香皂洗三遍手，出门从不吃小摊上的东西……我听着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说你怎么比四人帮还能摧残祖国花朵啊？你这一套，跟那三岁磕头、六岁缠足只有时代的不同，其罪恶本质都是一样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个废物加奴才。兵荒马乱的年月，他肯定先死；太平盛世，他什么也享受不着。你看你丈夫我，英语不会，钢琴不懂，吃饭以手为叉，以齿为刃，一块香皂用半年，专门吃各种小摊，结果活得天天快乐，人人爱戴，多么自由，何其幸福，连你这么高雅的女同志都愿意嫁给我，这是为什么？ 太太说，那依着你呢？ 我庄严地思考了一阵，说：首先得进行饥饿教育，让他知道啥叫饿。知道饿才知道天下没有不好吃的饭，才知道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当然，还有寒冷教育、疼痛教育、挫折教育、羞耻教育、孤独教育……总之，要让他挨饿受冻，挨打受骂，摔倒了绝对不扶他，从不给他零花钱，从小要自食其力，知道人生之艰难，世道之险恶，为争取自由而进取，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太太说：四人帮加上希特勒，也不如你凶残。你这老不死的，成心要虐待死我的孩子，我还不如把他送孤儿院呢！ 我说反正不能像你那么办。太太说要像你那样办我跟你拼了。吵了一遍又一遍，一直上升到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育人还是用修正主义思想育人的高度，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我忽然想通了：“咱别吵了，这么办也好，那么办也好，咱们征求过孩子意见吗？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受这种或那种的教育吗？我们有什么权利让一个洁白的生命按我们的思维模式去成长，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想法不是大错特错、荒谬绝伦？孩子的生命只有一次，难道就非得成为某种思想的实验品么！”太太说，那怎么办呢？ 腐败的旧体诗 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尸体，是不会装进棺材，埋入地下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着我们。”这里的“资产阶级”，是可以置换成一切“传统”或者“国粹”的。当今的旧体诗创作就是这样。 纵观现在发表在大小报刊上的旧体诗词，多是淡乎寡味、无病呻吟之作，更有阿谀奉承、自充风雅者肉麻于其间。形式上合于韵律与否，尚为细枝末节问题。重要的是，这样的创作，是在爱护传统还是在亵渎传统。在当今整个世界的诗歌面临艺术危机的严酷境况下，旧体诗不但不反躬自思，反而“为老不尊”，这不但加剧了整个诗坛的病状，而且对古典文学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当今旧体诗的第一个缺点是毫无意境。中国传统诗词的生命力就在于意境，哪个朝代、哪个时期的诗词有意境，它就得以流传，成为楷模。否则，不论当时闹得多么红火，转瞬间便灰飞烟灭。旧体诗发展到今天，我们一方面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承认，这种艺术形式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论如何变革、创新，都只能延续它生命的余辉而已。另一方面，虽然它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但不等于说它不会再出现一个或若干个繁荣期，因为它的艺术使命还没有完全结束，它强大的余威还可以撼动这个国度里许多人的心弦。然而，大多数报刊上的作品，“思想格调”蛮高，仔细一看，却不过是押了韵的口号，减了字的韵文，甚至是换成文言的顺口溜。能生搬硬套地用上几个典故的，就已经算是高手了。像什么“政策归心亏党力，勤劳致富冒尖家”，“富民已看兴鸿业，强国还须建大猷”，“决策三中及时雨，绘图九五正升阳”……文不文，白不白，毫无审美价值，令人由啼笑皆非而生极大反感。纵容和鼓励这种创作倾向，使得味同嚼蜡之作不断泛滥，它摧残和瓦解着读者的审美能力，最终使诗词艺术丧失真元，走向绝境。提倡诗词大众化是对的，但大众化不等于不要意境，好的民歌民谣打油诗都是有意境的。大众化应该着眼于不用僻典、僻字以及韵律改革等方面，而决不能对这种信笔胡凑的“老干部体”姑息养奸。 第二个缺点是滥用新词。新词本是诗歌发展的新鲜血液，历代诗词作者都把所处时代的许多新词有机地融入创作之中，大大丰富了诗词的内容和表现范围。晚清的黄遵宪甚至把轮船、火车也写进了诗中。但是，绝非任何新词都可随意入诗，像什么“参加体协喜非常，战友老翁聚满堂”，“实行责任田，致富勤生产”之类，分明是一种对诗词艺术毫不严肃的态度。 第三个更核心的缺点是缺乏真情实感。有的号称记游诗，生吞活剥几句名诗，或硬嵌几个离不开长篇注解的“独家典故”。什么“久闻云龙山，而今喜登攀”，“西子抹妆姿色妍，匆游三十一年前”。有些赠答之作，互相吹捧，大肆肉麻，什么“风骚开一代，珠玉尽纷披”，“丽句新词韵最真，德行才调更无伦”。大量的感事书怀诗，张口“四化”，闭口“改革”，一副胸怀广博状，其中却充满了封建气息。只见空洞的叫喊，毫无改革的真心，甚至连图解政策都马屁拍到蹄子上。什么“和风好雨，舜日尧天”，“产值今朝超百亿，始知成事是由人”，这样的诗词，还比不上文革期间的“东风万里红旗飘”呢。 知识分子总以为举国上下一片腐败，只有自己这块自留地是干净的。其实，腐败早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写作之中。旧体诗在“五四”之后，仍然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有郁达夫的“鸡鸣风雨海扬尘”，有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可是今天，连台阁体也没有，连帮派文艺也没有。在根本没有人要求它摇尾乞怜的日子里，它自己肩负了严肃的风化使命，从根本上加剧着民族文化的腐败。要挽救中国文化的覆亡，看来必须号召广大有志青年都来写一写旧体诗了。 厨师与餐师 从前世界上人人都是厨师。大家一同做完了饭菜，便端到一处，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一边吃，一边指点谁做的好吃，谁做的不好吃，谁做得又多又快，谁做得又少又慢。天长日久，有一部分人的技术越来越高，不但饭菜可口，而且可以供得上所有要吃饭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厨师。_还有一部分人，烹调的技术差一些，但是很善于品尝饭菜的质量。一盘菜端上来，他们吃了就知道是谁做的。人们很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着味道鲜美的饭菜，一边听他们讲解菜谱，介绍一些厨师的掌故。厨师们也由于能得到这样的知音而高兴，并且十分愿意让他们为自己的手艺做广告。这样，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餐师。 厨师和餐师的年纪大了，人们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徒。跟着厨师的专门学习清蒸白煮、煎炒烹炸，跟着餐师的专门学习左夹右挑，咀嚼吞咽。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厨师们便不再理会餐师，他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人们总要吃他们的饭菜。有时人们被咸得直咳嗽或辣得直流眼泪，厨师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手艺已经登峰造极了。餐师那一边儿呢，也不再理会厨师。他们很少去厨房看一眼，只是往桌前一坐，顺手从鱼碗里夹起一筷，伸出舌尖咂一咂，然后一拍桌子：“真不像话！鱼怎么能这么个做法？酸溜溜的，损害广大群众的胃口。而且，而且这么多的鱼子，为什么要混在一起，不单独来一碟鱼子酱呢？”几个食客表示赞赏，纷纷起立，要掀桌子。这时厨师跳将出来吼道：“你莫不是害了沙眼吧！那明明是用西红柿配的佐料，哪里来的鱼子！”餐师定睛看了看，愈发愤怒：“哪个叫你用西红柿来配鱼！祖宗是这个做法吗？坏了祖宗的规矩，你就不配作厨师。况且，况且西红柿，那是外国的东西……”厨师听了一阵冷笑：“我不配做厨师，那么你来做一个试试”。餐师哪肯咽这口气，一头钻进厨房，刀碗瓢勺一阵乱响，做了一盘木乃伊一样的浇汁鱼和一碗乌黑酥脆的大米饭，另外还削去了自己半个手指尖，点着了三个笼屉和五个泔水桶，最后被厨师们敲着马勺哄笑出来。 从此餐师们不再当面指责厨师，只在背后向人们嬉笑怒骂，或者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互称“高见”。厨师们也听任餐师说长道短，只在自己的锅台上下工夫。 天长日久，厨师们和餐师们的内部又分别起了矛盾。厨师们分成营养派、价值派、味道派、色香派。内部争斗不休，于是又合纵连横，每一派厨师都联合起一派餐师，顿时百家争鸣，一片繁荣。饭菜样式也日新月异，有舌根部感受学派的蜂蜜炸大蒜，有泛酱油主义的卤制哈密瓜，有归真党的鸡兔同笼活吞宴，有软玉温香大同盟的春药三鲜狮子头。味道越来越高雅，来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师们经过观察，原来厨房后出现了一些卖大饼油条小米粥的，人们在那里吃得满头大汗，神采飞扬。大师们开始呼吁厨房危机，然而人们却乐此不疲。于是，有的厨师也改头换面，收起火锅，出去卖羊肉串。有的餐师也反戈一击，说大饼油条真是色香俱佳，小米粥则能使人返老还童。 面临着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都感到了一种食欲危机。于是，有人建议不再需要这些厨师和餐师了，说将来最幸福的社会，人人都是厨师和餐师。 燕园血 本篇小说，纯系子虚乌有。皆因贫僧近年担负鸳鸯蝴蝶派研究之科研项目，一时兴起，乃模仿前辈文人“集锦小说”之法，将求学时代一件笑谈，夸张演义，敷衍成一回“说话”。窃望同雅之士源源而续，易砖成玉，方不负贫僧“有趣者，事竟成”之偈语。书归正传，列位施主请了。 未名湖白塔喋血遥感楼朱门坠尸 话说这燕园本是大清年间王公贵族的一座私家苑囿，往北一路之隔便是那遐迩闻名的圆明园。圆明园百十年来是杂草怒生，乱石遍地，那“万园之园”的华美气势早已荡然无存。近年来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便集了些砖石草木，修了些真真假假的新景点，果然整治得一所好园了。游人在这里划船的划船，钓鱼的钓鱼，清唱的清唱，野合的野合。表面看去似乎完全与“传统”和“爱国”无关，但打个喷嚏想一想，传统之美不就是这么活生生的么？国家之可爱不也就是它的人民可以享受这些自由么？其实燕园当年也是大圆明园的一部分，景致保存得比路北那边要好十倍，只是因着门上被写了紧箍咒一般的四个镂金大字，所以住在里边的人反没有那么自由了。 那四个字，不消说就是“北京大学”了，就是成千上万个考大学的后生朝思暮想要戴在胸前的那四个字。可是一旦真的考上了，却又戴不几天便扯下来藏在抽屉里。那心理有点像好不容易娶了公主却又不情愿在胸前写上“太子是俺小舅子”。 这北京大学好比是中国的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要是吹起牛来，乖乖咙的咚！管教全天下的公牛母牛一齐发疯。百年校史讲起来，就像《何典》上说的：“随口喷蛆，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引得人笑断肚肠根，且由我落开黄牙床。”贫僧这篇小说并非是来随喜那吹牛大军的，而是从牛道主义立场出发，泼一瓢不尴不尬的清凉水，讲一组未名湖畔的凶杀案。想那巍巍学府，浩浩北大，断不会因为这点家丑曝光，就放出几条恶犬来咬贫僧这蒸不烂的玉体吧。 这天夜里，人和犬大都睡着了。未名湖被家贼外鬼骚扰了一天，也打着呵欠准备到梦里去幽会中南海了。谈恋爱的旺季还没到，湖边静悄悄的。斯诺墓小丘上初发的嫩草时而瑟缩地抖上几抖，稀疏的柳枝也冷不丁抽一下筋儿。只有湖东几十步远的白塔，一动不动地虎着脸，伫立在北京时间25点的暗夜中。 这时，沿着通往白塔的甬路，忽隐忽现的飘动着一条白影。施主莫怕，那白影不是鬼也不是犬，乃是一位女菩萨。这位女菩萨俗名叫周忆萍，是中文系一年级的一个新生。这周忆萍深更半夜为什么不在帐中打坐，却跑到这远离宿舍区的湖边来呢？原来这天晚上大礼堂连放了两场女性不宜的恐怖片《食人魔女》，她们宿舍六位女菩萨看了之后，吓得抱成一团摸回宿舍。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她们互相吹牛，都说自己胆大，讽刺别人慌乱得把手电筒都丢了。周忆萍伶牙俐齿，把一位叫朱文华的小姐形容得过于不堪，结果朱文华为了雪耻，向大家挑战：“有胆子的，后半夜，咱上白塔。” 关于白塔的奇闻，她们早就灌了一脑子。特别是年轻的班主任黄龙隐老师有事没事就到她们宿舍来讲，说北大许多地方都很危险，不要随便乱走，晚上出去最好向他请示，以便进行监护。据小黄老师说，白塔曾经是水塔，可自从汉奸校长在塔边被军统特务捅了一刀以后，塔就废了。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人进去过，谁也不知里边是什么样。有几次，子夜时分从塔里传出了清幽的钢琴声，吓得教职工谁也不敢在它附近住了。派出所曾来煞有介事地调查过，结论是“纯属阶级敌人的谣言，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近些年倒没听说出过什么事，可半夜以后，还是谁也不敢独自打那儿经过。 可是周忆萍不大在乎这些。她是跟着打措的爷爷在山里长大的，半夜出门是家常便饭。恐怖电影虽然可怕，生活中的事却没什么能吓唬住她。她不但要去，而且提出：“大家一块儿去不算本事，咱们一个一个去，半小时内在塔下集合。谁要不去，明天负责抄现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笔记。”文艺委员何兰琴提出不去，因为明天正好轮到她抄笔记。她表面上也装成把抄笔记看做一件苦差事，内心里却很愿意，因为她写得一笔如花美字，常常捧着笔记去请老师订正，顺便与教师互相吹捧一番。 周忆萍跑到离塔不到20米时，忽然感到呼吸紧张。“别怕，是跑得太快了。我躲到塔后去，吓死她们！”这样想着，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白塔其实并不是白色的。那塔在没有月光的黑暗中，透出一种诡秘的浅黄色。它不高不矮地钉在一个小丘上，塔根环绕的是杂草和小灌木。万籁俱寂，不时有一股暗风无声地扑上面颊。周忆萍心想，有什么可怕的，难道说里边真的有鬼不成？鬼是从那个门进去的吗？ 塔门在一人以上的高处，那是封死了几十年的，连刀刃也插不进去的废门。周忆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攀着塔墙，爬到塔门处，借着白裙的反光看见门上有个小把手。她伸手轻轻一拉一一谁料到，那门竟无声无息地开了！只听门里门外同时发出“啊”地一声，但立刻又恢复了寂静。 这叫声刹那间就传到了几十米外朱文华等人的耳中。她们几个是手拉手来的，正商量着要悄悄地包围周忆萍，狠狠地来个恶作剧。忽听塔那边“啊”地一声怪叫，朱文华说：“这是她装鬼叫吓唬咱们，咱们快跑过去。” 刚到塔底，蓦地草丛中闪出一条黑影和一条白影，疾速绕塔向东飞去。 四位女菩萨当时就呆住了，连气儿都不会喘了。朱文华忽见杂草中机着一条白影，“啊，周忆萍，周忆萍！”几人去扶周忆萍的头，一下子发现她的脖子上有两个血窟窿，呼呼地喷着血沫子。 “周忆萍——，朱文华——”身后传来喊声。原来何兰琴害怕出事，便去报告了班主任小黄老师，小黄又叫上几个男生一起赶来了。 20分钟后，燕园响彻了长短结合的警笛声，白塔和它近旁的遥感楼都被层层包围了。 市刑警二科的郑副科长带着六七个刑警对遥感楼逐门搜寻，经过询问朱文华等人和考察地形，郑副科长断定坏人跑进了这座楼。老郑自从当上这个副科长后，没有一天不生气。因为他明明姓郑，却偏偏当了个副职。别人叫他“副科长”，他觉得别扭，叫他“郑科长”，他觉得是讽剌，要是叫他“郑副科长”，他恨不得把那人活吞了。眼看快50岁的人了，还是个副科长，每次审问女犯人时，对方一脸的看不起，不动大刑就不肯好好坦白问题。今天他决心干一场漂亮的，说什么也要干出个“郑正科长”！ 到了二楼，他侧身捅开201室屋门。奇怪，门没上锁。老郑急速使了个眼色，六七个人同声大吼：“不许动！”踹开涂满朱漆的屋门，门好沉！一冲进去，几个人吃了一惊： 门后，在一般用来挂衣服的地方，坠着一具舌头吐出四五寸的男尸。 正是： 绿柳红墙，翻作杀人场。 雕梁画栋，变成停尸房。 施主欲晓个中奥秘，且去自家分解。阿弥陀佛！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讽刺短剧，曾由北京二中学生排演，原著鲁迅。） 人物：聪明人持扇傻子持锹 奴才持锣 主人持杖 众奴持棍 幕启奴才提锣上，衣貌萎旧不振，愁眉苦脸，赤膊穿一坎肩，过膝短裤，两只破布鞋，一黑一白。提槌长敲三下。 奴才：（突然疼痛，以锣槌自击后腰）哎哟——哎哟——哎哟——疼死我啦，疼死我啦！（转向观众）唉！这奴才可真不好当啊。当一个奴才，除了要品德高尚，知识渊博，谦虚谨慎，手脚勤快之外，还必须有一副好身体，以便随时供主人拳打脚踢，这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唉，兄弟我当了20多年奴才了，自己觉得对这门学问钻研得也不浅了，可还是免不了让主人从早打到晚，可见学无止境啊！ 您别说，这20多年打惯了，要是哪一天主人不打我呀，还真他妈有点不舒服。这不，主人刚刚打了我一顿铁砂掌，打得我浑身上下小儿麻痹，哎——哟，嘿，这儿有块大石头，我先在这儿歇一会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抱锣坐下，闭目养神） （聪明人从反方向上，穿高级衬衫，领带，皮鞋，戴金丝眼镜，手摇折扇，缓步踱来。） 聪明人：人生在世真自由，有个诀窍在里头。是非面前少开口，只管点头莫摇头！ 嘿，靠着这个座右铭，我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看见富人我道喜，看见穷人我同情。世上还能有谁不喜欢我呢？不过还得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人道主义大师。 （看见奴才）嘿，这不是张善人家的奴才吗？看来这小子又挨打了，我得关怀关怀他。 hello，hello，你好啊。 奴才：（睁眼）噢——（忙起身）是先生您哪！您吉祥！（打千） 聪明人：你在这儿晒太阳哪？ 奴才：晒太阳？我哪有闲心晒太阳啊？先生，您知道，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就比如吃饭吧，一天未必能吃上一顿，而这一顿，又全都是高梁皮儿，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并且只有一小碗（比量）…… 聪明人：（合上扇，以扇抵眼镜）这实在令人同情。 奴才：可不是么！连那些教书的都比我吃得强，这太不公平！ 聪明人：唔唔。不过教书的，也蛮辛苦嘛。 奴才：那哪里比得上我？天下状元是个第一，我当这奴才也可说是个天下第一啊！跟您这么说吧，我的工作那是昼夜全天候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时无休息的：早晨提水晚上做饭，白天劈柴夜里磨面，晴天洗衣裳阴天打雨伞，冬天烧炉子夏天摇蒲扇，半夜起来煮咖啡，伺候主人耍钱，一点赏赐没有，动不动就挨皮鞭…… 聪明人：唉唉，这可真是—— 奴才：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想法子，可是想什么法子呢…… 聪明人：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奴才：是么？但愿如此。不过我既然向先生痛说了冤苦和委屈，又得了您的同情和安慰，已经非常舒服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总是跟主人说您是个大好人！主人这几天正惦记您哪。 聪明人：哦，是吗？好，我正要去拜访你们主人。拜拜。（展开折扇，摇摆而下。） 奴才：祝您好运！——唉，这样的好人真是难得呀，能有这样的好人给我安慰，咱们当奴才的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走向石头） （傻子上，神态粗犷，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穿一身破旧的工作服，扣子错位，手里把弄着一柄铁锹，边走边唱。） 傻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挥锹在空中乱挖） 奴才：（回身看着傻子）嘿，这个人有点意思。虽然有点傻，说不定心肠也是善良的，我再向他诉诉苦。喂，hello，喂，hello！ 傻子：（继续乱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奴才：（凑上前）先生，先生！ 傻子：你叫我吗？ 奴才：是的，先生。 傻子：我不是什么先生，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一个先生吗？ 奴才：可您总比我强啊！我过得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傻子：啊？有这等事？ 奴才：是呀，您知道，我住的简直连猪窝还不如，主人简直不把我当人，他对他的巴儿狗比对我要好三八二十六倍！ 傻子：真他妈不像话！ 奴才：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小破屋，连他妈读书人都比我住得好。我的屋里又湿又黑又闷热，密密麻麻满是臭虫，一睡下去臭虫就在我身上大会餐。空气又不流通，四面墙上没有一个窗户—— 傻子：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么？ 奴才：那怎么行？主人那么忙，那么操劳—— 傻子：那么，你带我去看看。 奴才：就在前边，一拐弯就到，您跟我来（说着把锣和槌别在腰上）…… （二人下） （主人与聪明人缓步而上，主人肥白，蓄短须，穿白绸裤褂，胸前佩金表链，持黑手杖，二人边走边谈。） 聪明人：兄弟我一向赞同您的主张，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白领阶层就该有白领阶层的风雅，工薪阶层也要有工薪阶层的奉献。 主人：老弟你说得对呀。现在有些不安分的家伙，自己穷得一无所有，却专门挑动风潮，无事生非，天下很不太平啊！ 聪明人：我看您这里还是基本上安定团结的，特别是奴才们能够安贫乐道，体恤当家人的辛苦…… 主人：也不可麻痹大意啊。那些捣乱分子都藏在暗中，必须防患于未然。我这里橡皮子弹不太够，还想托老弟帮我办点生意，至于酬劳嘛，自然不会亏待老弟。 聪明人：好说，好说。我和您之间一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二人边说边穿过舞台而下） （奴才和傻子上） 奴才：您看，这就是我住的那屋。简直没法住！二十多年，我住了一身的病，从头到脚阑尾炎，五脏六腑脑溢血，我这屋子在全世界都出了名了，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什么《铁屋手记》。 傻子：（挥锹铲墙）咳！咳！…… 奴才：先生，您这是干吗呀？ 傻子：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让你呼吸自由的空气。 奴才：这可不行，主人要骂的。 傻子：管他呢！（继续砸） 奴才：（上前抱傻子胳臂）先生，您不能砸，主人为我们盖这屋不容易啊。傻子：（甩开奴才）你这混蛋，等我给你打出一个窗洞来，你就明白了。（继续砸） 奴才：（又上前抱住傻子）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傻子：（用力把奴才甩翻在地）你给我滚开。（继续铲） 奴才：（爬起来，转身喊）来人哪！来人哪！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啦！快来呀，他就要打出窟窿来了！快快来呀！（四肢乱舞）来人哪！（取下锣和槌，边敲边喊。）快来呀。 （众奴持棍棒冲上，穿黑衣裤。傻子回身，与众战数合，不敌，退走，众奴追下。） 奴才：打得好哇，打得好！抓住他，快抓住他！（欲一同追下） （主人和聪明人上） 主人：什么事啊？ 奴才：（回身趋前）主人，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是我首先发现，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跑，现在去追他了。 主人：嗯，你——不错。（对聪明人）我早就讲过，攘外必先安内，把家里的奴才治理妥当，外边的风浪再大，也翻不了船。这是千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 聪明人：高见高见！您论述得真是太精辟了！精辟！精辟！ 奴才：是的，一点不错，我们主人的屁都是地地道道的精屁。 主人：混账！给我掌嘴。 奴才：（连忙自打耳光）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聪明人：善人真是赏罚严明，治家有方。这奴才讲话虽然比较反动，不过一片孝心还是好的。 主人：嗯，（对奴才）看在你今天的表现，饶你不死。 奴才：奴才再也不敢了。主人大恩大德，奴才万死不辞。再来强盗，我跟他拼了！ 主人：嗯，你——不错。 （众奴绑傻子上，七嘴八舌叫骂） 众奴：快走，他妈的，快走！主人，强盗抓来了。 奴甲：他妈的他还砍了我一铁锹呢，您看这血。 奴乙：（一瘸一拐）我的腿叫他给踢折啦。 奴丙：我的心脏都不跳啦（拍肚子）。 奴丁：打死这个傻子吧，他是这一带有名的傻子。 奴才：让我亲手来打吧。是我首先发现，叫喊起来的。 奴甲：你小子可立了大功了。 奴乙：主人一定夸奖你又勇敢又忠诚吧！ 奴丙：说不定主人会把我今天的那碗高粱皮儿赏给你呢。 奴丁：你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奴才：谢谢，谢谢。主人刚才真的夸奖了我！ 聪明人：祝贺你呀！ 奴才：今天我终于立了大功，主人夸奖了我。您说过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聪明人：可不是么…… 傻子：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哪！ 众奴：住嘴，你这个傻子。 主人：他说什么？ 奴才：他说他是个傻子。 主人：谁是傻子？ 众奴：他、是、傻、子！ 新加坡印象 初到新加坡 唐朝的李德裕被贬往岭南时，曾感叹山水迢递，“鸟飞犹是半年程”。被贬到海南岛的苏东坡，也有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李白被贬往夜郎时，还没有走到，就遇赦了。而现在从北京到新加坡，只用6个小时就已到了。一切的羁旅行役、荒村野店、打尖喂马、以至假李逵的剪径，十字坡的馒头，都荡然无存了。现在的“旅游”，是既没有“旅”，也没有“游”。只有“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却既听不到两岸猿声，也感不到轻舟凌波了。人被装在一个大铁筒里，忽地一上，又忽地一下，就告诉你“到了”。我真怀疑这是航空公司的骗局，说不定只是在河北河南兜了一圈，就把你丢在什么驻马店、野三坡之类他们早已安排好的“托儿”的手中了。你如何能证明你已经“运动”了一万多里呢？ 然而才从大铁筒里钻出来，却不免开始怀疑真是到了新加坡。下午在北京，穿得一寸多厚，还冷风透骨。而现在夜幕四周，却好像一个发烧到48度的黑衣女鬼，呼地一下扑上来，把你抱了个风雨不透。刚才在舷窗上俯瞰黑茫茫的大海上这一片玲珑璀燦的灯火时，觉得有冰镇龙眼般的清爽，谁知刚一照面，就来了“小热昏”。连忙钻进开着冷气的小铁盒子，一坐下汗珠就涌出了每一个毛孔。 小铁盒子沿着滨海公路无声地滑翔，灯火明亮却不银光耀眼。即使是巨厦林立之处，窗内的灯光也仿佛是透过池水照射出来的，含蓄、温柔，保持着一种朦胧。路边是茂密的绿壁，有的像朱自清说的“蓊蓊郁郁”的，有的则是娉娉婷婷的。林院长指给我看远处的集装箱码头，说它已经超过了荷兰的鹿特丹，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却看不见码头上有什么“繁忙”景象。后来我几次在白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那码头仍是静静的。我想起一段京剧：“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一一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可惜竟然看不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从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还是毒蛇猛兽环伺，淤泥瘴气遍布的小渔村，今天居然“大跃进”到这般“吞金吐银不闻声”的程度。小小的弹丸之国，经常以教训的口吻批评和指导周边的几个大国，实在令人不得不肃然相看。 “不闻声”是初到新加坡的明显感觉，“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类词是新加坡人比较费解的。马路上人很少，远近散置着几个，好像山水画里的点缀。即使在最繁华的乌节路，也绝不能望中国的南京路、王府井之项背。顾客密度之小使人怀疑这些商场能否维持。而最新国际统计数字表明，尽管遭受金融危机，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并远远超过位居第三的香港。路上无闲人，地铁中毫不拥挤，300万人在哪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人人忙碌着。一位妇女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去补习华文，下午在自己的公司工作到深夜。只要有空着的时间，不是兼职就是补习。在新加坡两个月，不但找不到聊天的人，也找不到打牌、下棋的人。在两次公共假期里，我看到人们在游泳池，游戏房，溜冰场那么开心地玩，不禁感触良多。 这么热的天，这么忙的人。虽然看不见，但真的是“热火朝天”。 牛车水 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地处市中心，据说因过去“用牛车运水”而得名。这里没有高层建筑，街边一排排旧式的广东、福建风格的二三层木楼，上圆下方的门和长窗，线条琐细，漆得五颜六色，使人想象会有穿着宽爽花边衣裤的闺中小姐，盘头赤足推开窗来，手执一柄团扇，静静地消闲那“吴牛喘月”。不过现在的这些房屋，多是店铺，什么“永昌金铺”、“安昌金铺”，同一行业往往集中在一起。这里也是新加坡汉字最集中的地方，从写满了英文的街区来到这里，满眼的汉字牌匾不是唤起你故国之思，而是透出一股浓浓的“异国情调”。对于西方人来说，这里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更像“中国”。店铺的货架上摆着号码不同的“金莲”绣鞋，从三寸的到六七寸的都有。一位身材高挑的洋妞拿起一只小鞋，弯腰去试她的玉足，结果只进去一个拇趾。她的男友哈哈大笑着买下了这双“水晶鞋”。此外还有旗抱，刺绣马甲，官靴，对襟马褂以至朝服龙袍，许多都是戏台上的行头略加简化，就作为日常服饰在这里代表着“中国文化”。洋鬼子离去时，撑着油纸伞，顶着瓜皮帽，提着大烟枪，嚼着灶瓜糖，就可以回到他的祖国替中国人“弘扬传统文化”了。 专门的文物古玩店也不少。屋内摆满了真真假假的明清家具。新漆的乌光明净，做旧的龟裂斑驳。三四十年代的水粉美人画和招贴广告也颇能令人驻足。另有一大宗是文革文物，毛主席塑像、像章，各类宣传画，《红旗》杂志、连环画、邮票等。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与释迦牟尼的金像，密宗的“欢喜佛”像并列在一起，标价也差不多。店主手执拂尘，在那里“时时勤拂拭”，墙上却挂着一幅字“和气生财”。 牛车水是新加坡物价低廉之所，主要原因大概是地价和屋价。牛车水大厦是个综合商场，商品档次和陈列明显不如其他市区。地下一层是鱼肉果菜市场，虽有人不断冲洗地面，仍不免气味浓郁，地上血水奔流。那些赤膊提刀，满身汗污的摊主，让人可以想象早期华人开拓这片土地的艰辛。 这一带还有不少中国餐馆，除了“潮州糜”、“海南鸡”之类的南方菜外，也有“北京烤鸭”、“西安水饺”、“沪菜正宗”等。这一圈还有不少寺庙，佛的、道的、伊斯兰的、印度的。尤其那座印度庙，绘画精美鲜艳。新加坡的庙很多是四面通风的，只用矮墙围起，不像中国的庙，一进大雄宝殿，就觉得阴森森的。 在寺庙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旧货“跳蚤”市场。有旧相机、旧相片、旧唱片、旧磁带、旧佛像、旧书报，甚至有个老头在卖半个世纪以前父亲写给他的一捆信。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牛车水”。 新加坡的华文诗人常以牛车水为创作题材。而今日的牛车水，从整体上说，是为满足旅游者的“东方奇观”欲而制造的一件工艺品。真正的东方文化，真正的“华人传统”，这里与新加坡其他地方并无什么差别。 我在课堂上特意让学生读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武吉知马 学生要带我们去爬山。我微感惊异：新加坡有“山”么？学生察觉，愧赧地说：“不是山，是丘，小丘。”我想起我的祖宗孔丘，想起孔丘“登东山而小鲁”。那就姑且一登，看看新加坡能不能一“小”。 要登的山叫武吉知马（rukit，timan），据说是新加坡最高峰。问他们海拔多少，他们都不知道，似乎大多数新加坡人都禁不起连问两个问题。还是到了山脚下，寻到一块铜牌，才知此山海拔150米左右。我不禁兴致疲软。当年号称天下险的西岳华山，我和两位师弟在后半夜只用4个小时就上去了。海拔3500多米的巍巍峨眉，也只一个白天就上去了，夜里还是回到山下睡的觉。至于北京的香山、八达岭之类，哪年不去蹂躏几回？这海拔150，还不是三步两步走泥丸？然而学生很认真，披挂严整，还要饱餐战饭。山脚下的人们都显出很兴奋的样子，一块平地上，一群着装统一的男女在跟着老师练太极。我又仔细看了碑文，才知此山是当年联军抵抗曰军攻入市区的最后一个要塞。然而日军夜里进攻，天明之前就拿下了此山。我不禁又一次感叹：英国人真废物。对我的这一观点，新加坡人均表赞同。但他们对此山的历史掌故却并不知晓，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假日健身的好去处。学生们特意请来一位妇女做向导，她和一些朋友，每个礼拜天都来爬一次。所以向我们保证说绝不会迷路。她一再告诫我们不可轻视此山，说是要爬两个小时，还说有一群中国游客自称爬过黄山而看不起武吉知马，结果爬到“要命坡”就有人昏过去了。闻此言不禁好奇，此山抬头望去，跟一座大坟也无甚区别，竟然还有什么“要命坡”，大不了也就像香山的“鬼见愁”一样，吹个牛玩玩的。闲话少说，开爬吧。 一开爬才知道，不是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向上走，而是从柏油路旁插下去，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穿行。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好像故意为了增加难度而不进行修整。估计已经登高了几十米，心想再过10分钟足可到顶，不料路又开始向下，向下，下到比出发点还要低。就这样上上下下，左曲右盘，走了一个小时还在林莽中乱转。本来就是30多度的高温，加上丛林间密不透风，后背便湿成了一片。我于是悟出，山不在高，“艰险”是可以人为制造的，这样转下去，犹如怪莽盘山，走上一天也是可能的。同时就想到，这样有利的地势和环境，靠打游击也能坚持一个礼拜，英军却几个小时便投降了。是英国人怕死？如果打到泰晤士河会这样么？说到底，殖民地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园，不值得为保卫它多送人命。英军在香港和南洋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命坡”终于到了。原来这是一条坡度很陡的石谷，两旁是绿壁般的参天密林，中间是积着烂叶的乱石，石上还流着些水。人只能在石间费劲地寻找落足点，有较长的一段还真必须用上四肢去“爬”。汗湿透了全身，心跳也加剧，需要大口喘气，颇有爬名山峻岭的感觉。然而稍坚持一下，便跃上坡顶。在凉亭小憩时，我发现腿并不累，便悟出了“要命坡”的奥秘。原来此坡虽陆峭一些，但并不出奇，关键在于这一段密林、深谷、烂叶，造成一个空气稀薄的“低气压小空间”，所以身体不累而呼吸困难。—般爬过大山的人，怀着轻敌思想，一路疾走，先在高温密林中消耗了许多体力，到“要命坡”时，再奋力蛮登，结果就容易因缺氧而晕倒。这就是“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小河沟里却翻了船”的道理。我不禁觉得武吉知马有点意思，想起自己的座右铭：“遇大敌须勇，遇小敌须怯”，信哉！ 再走几步就到了山顶。举目四望，并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许多高楼大厦都比此山要高，“须仰视才见”。俯首看去，只见遍地都是三五成群的长尾猴在向游客巧取豪夺。比起峨眉山雄壮肥硕的猕猴，这里的猴子瘦小可怜，而且也不够残暴，没有啸聚山林的豪气。我骂了一声“混蛋”，几只上来纠缠的青壮年猴子就畏缩而去，神态颇像溃退的英军。我于心不忍，又招它们回来，给了几块糖吃，然后说“多乎哉，不多也”。它们听懂了，便去光顾别人。 下山容易多了，沿着柏油路倒退着走，十几分钟便到了。越是小国，越知道珍惜每寸土地。能够将这么一座土丘，弄成可以领略爬山乐趣之地，新加坡真可谓是“胸中自有沟壑”。 下山后，又去参观了当年英军投降处。1942年2月15日，英国驻马来西亚陆军司令白思华率军官执白旗走到福特汽车装配厂，向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啰里啰唆地表示投降。山下以法西斯军人的傲慢说道：“我今天只要你说一句是或者否，别的免言！”10万英军放弃了坚固的工事、有利的地形和新马人民的支持，向长途跋涉的只有3个师的日军投降了。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国防，电视中经常告诉人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我想，这是正确的，这才叫“胸中自有沟壑”。 第8波道 “波道”就是电视频道。第8波道是新加坡唯一的华语频道。过去新加坡的英校生看不起华校生，就称他们为“第8波道”。近年来随着与中国交往的扩大，华校生的自尊心得到了增强。他们说：“我的英语虽然不如你们好，但我起码会两种语言。而你们呢？华语几乎不会，英语好不好，也只有鬼知道。”的确，新加坡人讲的英语，听上去就觉得味道不正，有一种漂浮感。而华语则自信得多，而且因为保存了乡土气息，说起来更有文化味。 第8波道的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港台式的“国语”，那种被侯宝林讽剌过的“国语”本来就是一种人工制造的语言，是对一种理想语言的模拟，所以再传到新加坡这里，颇有些类似柏拉图所说的“影子的影子”。无论发音、语调还是断句，错误率都很高。但主持人的神态很自然、很亲切，没有一种传经布道式的自负。主要栏目有“狮城今日”、“财经追击”、“前线追踪”、“焦点”、“绝对星闻”等。不论时事新闻，还是文化娱乐，节目的内容范围都是跨国际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新加坡不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看不出形状的美人痣，而是一个北到万里长城，南到澳洲草原，东到太平洋，西到印度洋的泱泱大国。它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报到北京、汉城和檀香山才结束的。凡是在天气预报覆盖范围内的新闻，新加坡都很自然亲切地当做自己的事。比如报道朱镕基总理当选，印尼苏哈托连任，柬埔寨宣判拉那烈，叙述角度和姿态就像报导“本市新闻”一样。不过，它的文化娱乐几乎完全是香港式的，或者说是惟香港马首是瞻。香港的影星、歌星，便也是这里的影星、歌星，香港的时尚，便也是这里的时尚。从饮食、服装、美容，到热点话题和政治立场，都有点像“香港总公司”的一家分号。电视剧以港产片为主，大概每周都会播一部“鬼片”，那阴森恐怖的气氛对于新加坡平和单调的日常生活无疑是一味良好的调剂，宛如广东豆花浇上一小勺马来咖喱。香港的武打、言情、警匪片外，有时也演一些大陆的片子，但大多不在黄金时间。新加坡自己的片子，则只具香港片的笑闹，而缺乏香港片中本就不甚浓厚的生活气息。有一个系列节目“搞笑行动”由大明星李国煌等主演，都是一些简单低俗的笑料，但却极受欢迎。凡此种种，大使人怀疑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否成立。由上海童星曹骏主演的《真命小和尚》收视率极高，曹骏也成为狮城的宠儿。由大陆来的艺人很容易在此成为明星，标准流利的语言，地道的专业素质，加上中国社会熏陶出来的高超处世本能，只要愿意忍受这里的高温和“平安无事喽”的生活，都足以在这里扬名立万。不仅是艺人，就是专家学者，在第8波道上谈文化、谈社会、谈金融风暴的，也能明显觉出，那些从大陆来的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马来语、印度语波道的情形与第8波道差不多，不过是穿着民族服装的香港式的翻版。英语波道的节目质量要高些，但很多是直接利用西方国家的节目。还可以收到马来西亚的华语频道节目，单从语言水平上看，要比新加坡略胜一筹。新加坡如果真想发展华文教育，把它当成关乎民族文化未来的一件大事，而不仅仅着眼于跟中国做生意的话，起码第8波道的质量要提高，而且仅有一个第8波道是不够的。 新华文学 “新华文学”与中国的“新华社”、“新华文摘”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据说新加坡作家很多，有好几百，文学刊物也很多，但我很难在书店或书摊发现它们的踪迹。上课时问学生：“你们新加坡最著名的作家有哪些？”学生开始说没什么好作家，在我的恳求和诱导下，接二连三提了一堆名字，包括尤今、蔡澜等。但每有人提出一个作家，便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嘘弄和否定，始终没有一个“众望所归”者。这最后达成的一致见解是：这些都是“流行作家”或“通俗作家”。 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只有“通俗作家”，但翻看《联合早报》和《新明曰报》的副刊，那些貌似清纯的甜腻文字实在还不如广告好看。幸好我认识一些正在研究新华文学和从事新华文学创作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新华文学界正在进行着艰苦的努力，试图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立风格和内涵的文学。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正在那里研究新华文学的文化忧患意识，从她的材料和思路中，我觉得老一代的新华作家是十分辛苦的文化守望者和传火人，而真正能为新华文学开辟出一条大道的，则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我所认识的蔡美丽、陈志锐、陶宗旺、黄浩威、林兴利等，就属于这一代。他们有较深的中西文化功底，又具有对新加坡本土的文化忧患，希望他们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一种冲出马六甲海峡的“新文学”，成为全球华文文学的一支有力的“新军”！ 看了一出话剧《在母鸡下蛋前说爱我》。新加坡没有专业的华语剧团，业余能演到这个水平，十分不易，对现代艺术的把握比较准确，所欠的是技巧。总之，新加坡应该在文化上把自己建成一个不低于香港的狮城。 第二辑 指鹿为马 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蔡元培的矛盾》 蔡元培的矛盾 京都名记萧夏林又编了一本好书：《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 萧夏林这厮在我眼中，好比赤发鬼刘唐，武艺不甚高，却爱打个抱不平。我之所以喜欢这路山东好汉，大概是因为最不佩服那种使得一手好拳棒，却甘为财主老爷看家护院的洪教头、栾廷玉之流。别看萧夏林平时说话一不会引经据典，二不够公正客观，编起书来可是体例宏赡，思想锋锐。这一本《为了忘却的纪念》，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不惟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令人击节咏叹，那霹雳火旷新年的跋和萧夏林自己的后记也字字底气充沛，掷地作金石声。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早已熟稔。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恰恰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老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无法挽回这一大势。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奋勇当先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观的矛盾背后还有1个专制与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还曾讲演说：“断不能以国民的权利移用到学生上。”五四运动时辞去校长的宣言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北大现任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在《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中写道：“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大胆革故鼎新，倡导民主科学，主张学术自由，八方延揽人才，使北大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迅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都是与党中央和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背道而驰的，严重阻碍着我们的科教兴国大业。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妓女打死。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人们总是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有一半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夜正长，路也正长。 庄严的荒诞 鼓停了，舞止了，人退了，笑敛了，但幕终于没有合。《wm》以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荒诞“镇”住了所有的目击者。 不是吗？那些不出意料的声音在喊了，“这个戏的主题有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作品中没有党和社会主义的阳光，只有苦难、阴云牢骚、怪话！正气何在？真理何在？整个舞台上乱七八糟。”更有吴老太爷在嘶声哀嚎：“老天爷，台上放响屁，换例假纸，再搞下去，就要在台上生孩子喽。” 正像古人所说：“堆土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wm》之所以被视为杂种怪胎，就是因为那些革命同志没见过。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潮流应该是……”，可《wm》这种满腔热情的、力挽中国话剧危澜的无畏改革出来了，他们偏偏又板起了面孔。其原因，就是他们被剧中大胆的荒诞吓住了，而那些持赞扬态度的观众，令他们耳目一新的也是这两个字：荒诞。 不错，《wm》从内容结构到表现细节都充满了荒诞意味。雪夜偷鸡，月夜投河，时空混杂，虚实相间，一切似乎都与大家头脑中的现实主义格格不人。剧中的人物在咒骂着一切，反抗着一切，他们在痛苦的深渊里却要纵声狂笑，到了尊严的殿堂上却又伏案呜咽。他们自轻自贱，时而又自高自大，嬉笑怒骂，时而又呆若木鸡。这种种的怪诞不能不给人一个直觉：“它的每一场演出，都可能是最后的一场演出。”（引自周振天《wm印象记》，前同） 荒诞当然是现实生活的弃儿。然而，艺术中不允许有荒诞吗？艺术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洞穿了命运的秘密，掌握了悲剧和喜剧灵魂的艺术大师之作，都不免要带上荒诞的色彩。果戈理、鲁迅、布莱希特、波德莱尔都是如此。艺术发展到今天，那种严肃宏伟的悲剧已经不能像当年那样动人心弦；纯粹的娱乐喜剧更不待提。面对着人生的种种苦难和荒谬，当今高明的艺术家们不会让他们的人物去呼天抢地，牺牲在所谓的性格矛盾中，更不会让人物欢天喜地，“乌蒙磅礴走泥丸”似的胜利大团圆。生活中有苦也有乐，有笑也有泪，透过表面上那些貌似不合逻辑的荒诞，我们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庄严。 艺术如果只停留于再现生活，那么永远也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略有变形的真，要胜过规规矩矩的假一百倍。这就是所有现代派艺术最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更何况《wm》并非是现代派的舶来品，而是中国话剧本身发展到质变阶段的一次探索性的飞跃。剧中的人物，你能说他们可笑吗？他们偷过鸡，放过屁，他们抛弃过姑娘，背叛过朋友，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些可笑、可鄙吗？但是，这一代青年，为历史背负的可笑、可鄙的包袱太多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争取社会的承认，像小可怜那样向世界喊着“我和你是一样的——人！”在他们的嬉笑怒骂声中，饱含着酸涩的泪水。在他们的浑浊的泪水中，沉淀着可以翻江倒海的生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那被剥夺的，人的尊严。然而，只有具备了一点荒诞意识，才有可能最后夺得这个尊严，才能在那寒凝大地的冰雪之夜保住生命的火种，才能在那乍暖乍寒的早春勇敢地发出奋争的枝芽，才能在那窒闷酷暑的伏天维持头脑的清醒，才能在那桂花开了的金秋开始另一个层次的深入……他们可以自己宣布不是人，但绝不容许别人，绝不容许社会以这样的目光射向他们。他们的种种荒诞言行，是对社会上种种荒谬现象回掷出去的手榴弹。虽然一些台词的攻击性未免过于直露，但我们没有必要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这种荒诞，如果说在冬、以至于春那场戏中还包含着一定的阿q精神的话，那么愈到后来，便愈脱去了笑谑的外衣，透露出饱含人世辛酸而又含着微笑看人生的那种内在的庄严。 剧中许多表现手段上的荒诞，也都具有从整体到个别的象征性。人物表情、动作的高度夸张“定格”，组成了一幅幅真正立体主义的图画，处处给人一种驰魂夺魄的庄严氛围。“以乐写哀，以哀写乐，一倍增其哀乐。”《wm》正是以“欲予先夺”的手法，写出了这群自称“空壳”、“小石头子”、“土豆”的庄严的内心世界。他们宣布，世界将不再只属于“高等华人”，“总有一天，你们会对‘板车’另眼看待！”获得人的尊严，是被压抑的灵魂的最迫切的呼声。经过奋斗，这尊严被他们获得了，然而正像茅盾所说：“你追求的憧憬虽然到了手，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蚀·追求》结句）青年们发现这尊严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尊严。鸠山成了高等华人后连选择爱人的自由都丧失了，板车则为了不再住大杂院，爬上“二等公民”，去攀局长女儿的高枝。他们一个个似乎都满足了，但又感到莫大的空虚，像公主对着小猫唱的：“回首往事遥遥在望，出路在何方？”于是他们又开始嘲笑自己了。当时代的阴云尚未完全揭去，这些青年从根本上说，能看到什么出路呢？他们憎恶虚伪、自私、趋炎附势，追逐金钱，这些毁灭了他们的早春。然而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他们自己又不得不去虚伪、自私、趋炎附势、追逐金钱，这真是生活的莫大讽刺。哭吗？泪水早已干涸在十年里了。于是只有笑，只有荒诞，只有扭曲和变形，才能倾诉出那扭曲了的灵魂的所恨、所怨。这荒诞中，没有颓废，没有滑稽，有的是复归纯真的企望和桿卫人性的挣扎，这企望和挣扎不正是青年一代庄严的礼魂么！给人深刻印象的那红灰两色的晚会礼服，宛然象征着贯穿剧的庄严与荒诞两种基调。青年们在社会的海洋里被染灰了，但那鲜红的赤子之心永远不会泯灭，你听他们永远在吟唱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他们挥动着扫帚，汇人少先队员的行列去清除痰迹，这似乎又是一个荒诞的结尾，但这意味着他们的又一次觉醒。他们都曾在人世间“随地吐痰”，那是为了摧毁虚伪的庄严而获得自己真正的庄严，而今他们要去扫除一切痰迹，别人的，自己的。苍老的童心焕发出真正的青春，荒诞。荒诞，一代青年的泪与笑铸成了最能代表他们庄严灵魂的呼声：——我们！我们！（wm） 栾平的悲剧 看过小说《林海雪原》或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人，都知道“小炉匠”栾平是被头号英雄杨子荣一把提出威虎厅给枪决了。杨子荣在京剧中唱道：“为非作歹几十年，血债累累罪滔天。代表祖国处决你，要为人民报仇冤。”栾平是个丑角，解放军笑他，“国军”笑他，观众也哈哈大笑他。但栾平自己却长眠在威虎山麓，永睁着一双悲愤的眼。 其实，从“国军”的角度来看，栾平不但不是个丑角，而且称得起是个大忠臣、大英雄。他本是奶头山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出头露面”，红极一时，在各路国军头领间颇有知名度。当许大马棒的部队全军覆没以后，栾平不遗余力地保护那张关系到无数国军生命的秘密联络图。被俘以后，凭着与共军多年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守口如瓶，直到共军缴获联络图后对他当面点破，他才“马后炮”式地被动交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栾平一直对国军满怀着忠诚和期望，因此他忍辱负重，斗智斗勇，“将以有为也。”其实凭栾平的才干，假如早日彻底投降，洗心革面，立功赎罪，曰后当个省政协委员大概不成问题。但栾平表面对共军点头哈腰，内心却从未动摇过立场。终于在一次押运遇伏时，栾平舍命逃脱。他不是隐姓埋名，退出江湖，而是径直去投奔与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的座山雕，那是“自己”的队伍、“自己”的事业，栾平可谓忠勇之士也。 然而栾平却被处决了——在自己的队伍里被敌人处决了！真是千古罕见的奇冤。是谁杀了栾平？不错，他一上威虎山就遭遇了冒充胡标来此卧底而且已成为座山雕面前第一红人的杨子荣。但杨子荣再英雄，此刻也处于绝对劣势，只要栾平揭破他是共军，转眼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栾平却有真话不能讲，讲了真话也无人信。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座山雕制订的“极左路线”。座山雕要求属下对他绝对忠诚，“最恨被共军逮住过的人”，凡有赤化或软骨头嫌疑者杀，不允许人有污点、有错误。因此像栾平这样的“历史不清白”者，不但“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而且被逼无奈，往往不得不隐瞒或编造自己的历史。要求绝对的忠诚，结果导致的是不忠诚。 其次，栾平死于威虎山的“愚众”。以八大金刚为首的群匪，生活在“黑话”所构建的话语价值网中，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杨子荣缺乏起码的警惕。《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后，成天请弟兄们饮酒作乐，大讲黄色笑话，挑拨各路国军的关系。威虎山的队伍沉迷于腐化享乐的气氛中，他们真心喜欢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这位“九爷”，打心眼儿里讨厌一脸阶级斗争色彩的栾平，因而当栾平喊出“他是共军”，杨子荣放出胜负手，以“留他留我？”为要挟时，感情冲动战胜了理智，群匪不假思考地选择了杨子荣。在“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于山头不利”的迷信气氛中，栾平被“拉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想到栾平是否可能冤枉，没有一个人觉得栾平是否可怜，大家只感到看客般的好笑、好玩、解恨、解气。栾平临终时，一定看见了鲁迅笔下那一双双狼的眼睛。整个威虎山，就是一个由昏暴之君和愚顽之众组成的无主名杀人团。这里不缺枪，不缺粮，“九群二十七地堡，能攻能守又能溜”，缺的是一个体制，一个能够鉴别忠奸、鉴别贤愚的体制。体制的弊端，导致了整个威虎山的悲剧。所谓“后山有险路，直通威虎厅”，那险路不是别的，正是座山雕集团所执行的“错误路线”。 以栾平之机智、之忠勇，倘遇明主，在“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下竭其才智，足可大建功业，成为和杨子荣一样的大英雄——当然，从我们的政治立场说是大坏蛋。 所以栾平的悲剧，也就是杨子荣的悲剧。 生命失败的微妙 我在生产一篇东西。 我拿不准题目叫“生命失败的微妙”还是“失败生命的微妙”还是“微妙的生命失败”。因为这三个词在汉语中皆为仄声音节，而且均是先平后仄，无论怎样“变构”，永远逃脱不了一种连续的跌落。你能随一连三脚的踏空么。 顾城写道：“这就是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他这首诗叫《自然》，他自然地承受那种踏空。 说实话，十年前读顾城时，心里就充满了对他的诽谤。只是那时他在诗男诗女们心中好纯真好美丽，使我投鼠忌器。我从来不攻击朋友的妻子或情人，以示善良。 而今，顾城死了。不说死人的坏话，似乎是东西方唯一的共同道德。于是，善良的人们更有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死亡像一面煞有介事的党旗，庄严地覆盖着经过精心整容，涂抹了大量香料的躯体。我在吊唁的人潮里，寻找安徒生笔下那个多嘴的孩子。 有人说，海子的自杀是悲剧，到了顾城已变成喜剧。 有人说，顾城太自私，他居然杀死了允许他把情人带到家里做爱的妻子。 我教过的学生说，噩耗传来，伤心得“饭到口难往下咽，睡梦里心神不安”。 王安忆则在顾城死前一年就无所用心地说：“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岛上的顾城》，香港《明报》月刊1993.8） 我不赞同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诗人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但完全抹杀诗人自杀的文化意义，抹杀其与诗的必然联系，把它单纯看成一个法律事件，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生物现象乃至一个病态案例，那么与前一种态度的天真对比，无疑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所表现的看客心理，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至今仍是绞杀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千寻铁索。 一个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法医、警官、土豪劣绅，贫下中农，都可以用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给个说法”，每个说法在上帝的办公桌上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我们也正是生存于“说法”之中。而当我们也企图在众声喧哗里加入一份随喜时，那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文人的说法。 顾城未必最好但却“流毒”最广的诗大概要算1980年的那首《一代人》，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凡是寻找光明的人，肯定是弱者，生命失败的讯号已经隐含在他的寻找中。他辜负了黑夜的赐予。能够得到一双黑色的眼睛，该多么幸运。他却怀揣无价之宝，去找乌托之邦。说什么“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好像挺喜欢黑色，他让阳光的瀑布洗黑皮肤（《生命幻想曲》），让灼热的仇恨烧黑躯体（《石壁》），然而当真的“黑夜来了”，他却急忙抛下了“新月——黄金的锚”（《生命幻想曲》），然后一本正经地“等待黎明”。他离不开亮光，哪怕萤火虫的一闪。说到底，他惧怕黑夜，他不会享受黑夜，更谈不上搏击黑夜。他有时碰一碰黑夜的尾巴尖，其实说的只是心跳，像小孩临睡前摸一下烛火，然后在年轻母亲温柔的呵斥声中乘乘地溜进被窝。中国文人最操蛋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俄狄浦斯情结压弯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脊梁。 尼采在黑夜里奔上山顶，怒吼“我是太阳”！鲁迅在黑夜里呵呵一笑，抽出了冰冷的宝剑。艾青黑夜里挨门挨户通知，黎明到了。波特莱尔在黑夜里把自己锁进“令人爽心的黑暗”，精致地品味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与这些黑夜大师相比，顾城实在只是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注定要冻死在第三根火柴的余烬中。不管那余烬有多么微妙。 顾城不属于黑夜，而20世纪距离黎明又何其遥远！“灯都睡了/都把自己献给了平庸的黑暗”（《等待黎明》），而他还在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门前》），他以为跑到日夜颠倒的西半球或四季错乱的南半球就会早一刻见到光明，其实他正像自己笔下的小巫女，“你走不出这片国土”（《小春天的谣曲》）。他中了老祖母的法术，“用一生相信”那些玻璃纽扣“和钻石一样美丽”（《给我逝去的老祖母》）。尾生是抱着桥柱死的，死得愚忠但却坚定。顾城是吊在绳子上死的，死得飘摇而且浮躁。说他是“童话诗人”我看并不确切。童话是骗读者的，而顾城却骗死了自己。他绝不是什么“殉诗”，而是“愤诗”，他是诗的受害者。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的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岛上的顾城》）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世界不干净，“我到哪里去啊？宇宙是这样的无边”（《生命幻想曲》）。于是他只好退出这个宇宙。他无疑是个孩子，而且是小女孩儿，在这个宇宙里永远成不了男人。 知子莫如父，顾工在《寻找自己的梦》中发出儿子“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眼睛，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没人只有天籁的世界。” 顾城并非是甘心当一个孩子的。他经常努力去做一个男人，或者表现成一个男人。比如他说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岛上的顾城》）。然后当他真的有了土地时，他干的却是，养鸡。他说过“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门前》），结果，他欺骗了自己。他也许想用同时与两个女人做爱来证明自己是男人，但他又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岛上的顾城》）他驾驭不了了自己的肉体，嫌恶它，从而否定自己的现世生命。他曾在重庆北碚一线天写过一首颇具男性意象的《石壁》，其中“树根的韧带紧紧绷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耸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发，/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似乎颇能表明一种长大的欲望和遭受压抑后的亢奋。然而接下来“这一滴却在压缩中突然凝结，/时间变成了固体。”顾城的成长激情惨遭泼灭，就像《天龙八部》中的天山童姥，永远停止了发育。 只为一个顾城，并不值得说这么多。为的是，有人说顾城之死具有象征意味。没错，乞求光明的中国人太多了，像《废都》中庄之蝶那样的假男人也太多了。我怕得有理。 伟大领袖毛主席1919年写过一篇《非自杀》，他老人家说：“自杀心理的发生，其发生之前，并不是想要自杀，乃是想要求生。他的求生希望，且异常强烈。”我想这话对顾城是合适的。他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他不是去死，而是去生。否则本文中的那些反语都成了对死者真正的污辱。生命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我希望能把更多的难友挽留于黑暗之海兴风作浪，但我们无法否定死者扑向现实的枪眼后，从弹孔中流出的黎明也许正是他们的幸福和再生。顾城在《等待黎明》中说：“当一切都静静地/在困倦的失望中熄灭之后/你才会到来。”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不要问“到来了吗？”而要问“熄灭了否？” 这才是生命失败的微妙。 这也就在死者灵前，说得过去了。 第三种人的杂音 每当争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便会有第三种人出来，说甲固然有毛病，然而乙也不大对，其实甲完全误会了乙，而乙的态度未免太冲动。甲乙正在胜负未定的咻咻喘息之中，不禁都觉得这第三者有几分可亲，于是人类的争论史上，便被那第三种人的一片杂音占去了许多篇幅，乃至专门研究第三种人也可以得博士文凭了。 《为您服务报》9月28日的“文艺沙龙”里，便有三位第三种人境界很高地聊了一气。但他们似乎不满足于甲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聊着聊着便有几分打抱不平的气概流露出来。比如他们说张承志、张炜“缺少一种科学的理性”，有“向后看的意味”，说对王朔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说王蒙对极左思潮“发挥着重要的阻击作用”，而攻击二王的年轻学者“太缺乏经验了”，言下之意是攻击二王便是与左派联手，起到了亲痛仇快的内讧作用。 这篇三人谈基本上代表了全部第三种人的观点。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不反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那为什么非要拐弯抹角地暗示：谁提倡精神和理想，谁就是极左，谁就是要搞文革！张承志真的是想创立一个“红卫兵教”吗？张炜真的是反对市场经济吗？这表面上似乎对文革持严厉的否定，而实质上却把精神与理想这两顶人类文明最华美的桂冠拱手奉献给了文革。被伪精神伪理想蹂躏过的可怜的人难道已经脆弱到连提一提精神和理想就浑身抽搐的程度吗？ 现代法学认为，犯罪现象能够对社会体制的僵化、漏洞产生客观上的冲击，从而促进其变革与完善。但决不能因此就把犯罪分子赞美成功臣，说什么“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他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任何事情一经胡扯，都会“复杂”起来，痞子就是痞子，再复杂也是痞子，什么叫“简单化”？叫你一声“人”，是不是简单化？ 至于说王蒙还在那里“阻击”着死而不僵的极左思潮，好象没有王蒙，我们就要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荐罪。这种论调逻辑上是不通的。 其实，某些人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处世姿态，完全是其个人自由。但是，非要把这种姿态推而广之，美而化之，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一些青年学者对他进行激烈一点的批评就不仅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包含着一份对他的高度尊重。 二王们与二张们吵一吵，本是好事，双方都暴露一些真诚的本意。但第三种人急于出来给大家“定位”，实在有煞风景。原来第三种人自称已经“落脚于民间空间”，语境变了，语调自然便异。只是第三种人应该清楚，认同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认同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社会不都是没有精神和理想，充斥虚伪和敷衍的社会。 大雅不是俗 上帝对芸芸众生一向是因材施惠、有赐无类的。喜欢吃苦受罪的，不妨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再让他苦尽甘来，登堂入室，尊为大雅；不喜欢吃苦受罪的，自然也安排好了种种“终南捷径”，或是生为皇家贵胄，或是娶得相府千金，或是继承百万遗产。比之前者，既有赚无赔，又很是刺激。因此，“玩的就是心跳”者在这世上渐渐多矣。 君不见，书法林中，怪杰迭出。一派以抡拖布取胜，表示字写得越大，越有本事；一派以拈毫毛取胜，表示字写得越看不见，越有能耐。此外如双管齐下派、一笔龙虎派、以指代翰派，百花齐放，不一而足。 君不见，美术林中，奇才蜂拥。满纸泼墨如蝇聚，谓之苍劲者有之；画一竖线加一圆圈，表示“半壁见海日”，谓之简峭者有之；一块尿布裹半块发霉蛋糕，题曰《蜜月》，谓之现代艺术者有之。至若鲁迅先生所说“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者，亦不乏好手。 舞台上，一流舞星为三流歌星伴舞，分得几百大毛；歌厅里，中外名曲在卡拉ok的绞肉机里被零割碎剐；荧屏中，除了专跟普通话对着干的小品，没有让人烧糊了饭不晓得的节目…… 这就是今天艺林的一些怪现象。至于文学，古典文学用不着读，有蔡志忠足矣；小说，散文用不着看，王朔们一个礼拜就能攒够看一年的连续剧；诗歌更甭担心，汪国真都快拿诺贝尔奖了。 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瞧一瞧，钟声该响了！难道这就是文艺的大众化？难道这就是毛泽东《讲话》所指引的方向？非也非也，对上述现象当然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和贬斥，也应当承认它们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作用。但是，普及可以是深入浅出，可以是寓雅于俗，却绝不应该是趋众媚俗！ 雅与俗是新文学发轫以来—直困扰文坛的一大难题。如果说读者量大、接受群体面广就表明创作成功的话，那么，新文学的先锋闯将们当初就没有必要去扫荡鸳鸯蝴蝶派，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挞伐那些黑幕文学、剑侠文学、洋场文学了。事实上，《莽原》、《语丝》、《北斗》这些进步文学刊物在订数上是远远比不过《礼拜六》一类消遣文学刊物的，但是，文艺大众化的指挥棒不是始终操在进步文学一边吗？进步文学在艰难中日益扩大着读者群，逐渐形成了一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备的创作梯队。尤其是在《讲话》之后，这个道理变得更加鲜明：普及绝不能与提高分离。作家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一味迎合世俗趣味，那就绝不是人民的作家，而是用低劣伪制食品破坏人民消化吸收系统的罪人！ 也许有人会说，别再侈谈什么高雅了，人民早就倒了胃口了，现在俗就是雅，这叫大雅若俗！那我们应该想想，让人民倒了胃口的是真的“雅”吗？不，那些恰恰是披着雅外套的俗货。真正的雅，古今中外的优秀艺术品，人民永远是需要的、是喜欢的。当然，我国目前接受群体的文化落差比较大，需要一定数量的文化快餐。但绝不能认为这就是繁荣，更不能把下里巴人硬装扮成阳春白雪，欺骗人民说这就是真正的一流艺术。作家可以轰动一时饱囊而去，但人民听完了国风，还需要听小雅、大雅，人民绝不能跟着你们“过把瘾就死”！ 也有风雅也有俗 京剧《卧龙吊孝》中有句唱词：“叹周郎，曾顾曲，风雅可羡。”的确，滚滚长江能够淘尽千古岁月，却淘不尽英雄豪杰的风雅英姿。三国的人物，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魅力？深人寻常百姓家，成为永久的热门话题。这里面固然为《三国演义》文学作品的艺术功效，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历史人物本身的熠熠光彩。 三国人物的动人心弦之处并不在于挥戈跃马，攻城略地，也不在于出奇谋，献巧计，水淹火攻，强夺智取，三国人物的神韵之处乃在于“风雅”二字。越是刀光剑影，越是血雨腥风，英雄们就越是迸发出一种面对命运从容不迫的态度和面对世界收放自如的精神。 想到三国，就会幻化出一幕幕风雅的镜头。诸葛亮和周瑜，一个隆中高卧时如闲云野鹤，舌战群儒时如骤雨疾风；一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三国的各方霸主也是风雅高手，且不说曹操横槊赋诗，“东临碣石有遗篇”，刘备曾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三让徐州，孙权也令后人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浩叹。至于三国中的武将，也并非尽是粗俗之辈，关云长夜读《春秋》，张翼德巧布疑兵，吕蒙白衣渡江，吕布辕门射戟，都透露着一股不俗的情志。三国人物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在于作品既表现了人物风雅的一面，也不避讳“俗”的一面。他们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一样的缺点、愚见。智如孔明，不但有用兵之误，更有用人之误。如曹操，不但常打败仗，而且常败得十分可笑，割须弃袍，狼狈不堪。三国多英雄，而英雄大都自负。周瑜的自负断送了自己的大好青春，关羽的自负揭开了蜀国衰落的开端。蒋干的自负毁去了曹操的水军长城，而杨修的自负则十足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通病…… 风雅与俗的结合，才能达到一种“真”的境界。三国人物的可歌可泣，实际上也正在于一个“真”字。他们真诚地投入人生，真刀真枪，真肝真胆，真哭真笑，这正是为后人津津乐道处。 也无风雅也无俗浅议电视剧《三国演义》 早在《红楼梦》开拍那年，我就撂下一句话：中国的影视水平，还远未达到可以乱动文学名著的程度。 然而文学名著如同美女，仅仅远观是不能令影视界的勇士们满足的，必要“近玩焉”，狠狠亵渎一番而后快。结果是拍一部糟蹋一部，劳民伤财不说，关键是让本来就不曾读过名著的广大人民群众误以为原著不过如此。更何况编导的又无不自吹剧作大大胜过原著若干筹，于是，狗恶酒酸，文学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不免又跌了几跌。 以这样的批判口吻开篇，并不是说《三国演义》等剧作一无是处。但是对于由文学名著——特别是由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占据超一流地位的四大名著——改编的剧作，我们能仅仅地去数数它有几个“是处”吗？既已站在巨人的肩头，就理应看得比巨人要远——最起码视点不应低于巨人之肩。可是看了剧作播出后，我们甚至有理由尖刻地怀疑，编导们有没有认真读过原著。《三国演义》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民间早有“真三国，假封神”之说，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批评它“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淆乱”，而编导者恰恰属于这“为所淆乱”的观者。剧作基本维持原著中尊刘的立场，同时又大大抬高了曹操，对东吴也一视同仁，都待以英雄之礼，可是对三方之间的矛盾却揭示得远不及原著深刻有力。好像立志要讨史学界各门派的好，结果却是婢学夫人，不知所宗。编导者试图塞进一点唯物史观，表现一点“客观规律”，但在英雄史观的总体基调上却反而显得生硬别扭。一会儿摆出忠于史实的态度，一会儿又摆出忠于原著的态度。在几座城门之间往返辛劳，找不到准确的人口。结果是整个规模宏大的剧作缺乏一个统一的叙述声音，成了画面与字幕的大量而简单的堆积，连画外音的作用也仿佛只是催命似的赶紧把故事讲完。 其次，该剧的文学性极为平庸。巨著《三国演义》结构宏伟壮阔，细节又严密精巧。改编后各集间联系不紧，血脉不畅，缺乏大关节上的伏笔、悬念、铺垫、呼应。每一集单看又十分单薄无力，往往拘泥于原著的一两个小情节便东拉西凑，敷衍成篇，水分极大。有时甚至就是集名的图解，既缺乏戏剧的动作性，也看不出影视手段的优越性。像原著中温酒斩华雄、大战长坂坡、喝退百万兵等充满浪漫主义的精彩场面，都被处理得极为低劣，“没戏”。 再次，剧作对人物的理解和表现也十分令人失望，勉强可说是及格水平之下。关羽、张飞二人简直就是两个死人，连“徒有其表”的形似都没有达到，更谈不上深人人物的内心。主要角色中最失败的要数周瑜，以轻浮为潇洒，以无礼为高傲，表演夸张得令人肉麻。这使人不能不撇开演员本人的基本素质而追问导演的眼光何在，导演心目中的东吴三军统帅就是这样一个“暴露狂”吗？ 最后，在剧作的整体风格上，《三国演义》也给人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该剧竭力以严肃史剧的面目出现，与《戏说乾隆》那类“雌半雄”艺术划清界限，作出矫矫不俗之概。然而雅又雅不上去，演员与人物“两张皮”，时时给人一种“装雅”的感觉。人物大段地朗朗背诵原文，却时常有断句错误，或如有文章指出的那样，与剧情发生龃龉。既缺少激情，又缺少风雅。 总之，原著《三国演义》提供了“出戏”的绝好资源，而《三国演义》一剧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却相距甚远。这并非是编导演职人员没有尽力，相反，看得出他们十分辛苦，而且，我也毫不怀疑该剧在当今的中国获奖的可能。问题在于，剧组尽了全力，仅仅拍出了这么个东西，这恰恰说明了我国当前影视水平的状况。所以，出于对昨天的艺术和今天的艺术以及明天的艺术的一片爱心，我真诚地呼吁影视界的勇士们，识相点，不要再强暴文学名著啦！起码十年之内忍着点，等翅膀长硬了再说。大学者陈寅恪曾说“读书须先识字”。我以为拍戏则先须学会读书，最后用一句遭过文字狱的诗结尾：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无我之根 《遍地风流》一读 刷刷刷，阿城甩出三张王牌——《棋王》、《树王》、《孩子王》，一夜之间，便成了“寻根文学”的大名角儿。 便夸阿城小说写得棒，都夸，横着竖着夸，夸得浑身刺痒，咔哧咔味的。什么道家啦、佛祖啦、仙气啦，一直追到根上，说是找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根，续上了老子庄子鬼谷子的血脉。语言好，透着精气神儿，精粹，简练，传神，有味儿，人物写绝啦，下纸儿就能走。高，实在是高。尤其是透着股子野味儿，不食五谷杂粮似的，真人人世啊，霸道。赵七爷捏着无形的丈八蛇矛说：你能抵挡他么？ 于是阿城闻了鼻烟儿似的，来劲儿了，灵感四喷，就溅出了个《遍地风流》。倒也不一定是伤风流感，虽然透着有点儿走火入魔。 比起“三王”，《遍地风流》更着意于语言探索，看架势是想骣骑着语言之马，奔赴民族最古老的意识之根。 《遍地风流》没什么故事，随便揪几个画面儿，单练语言，仿佛画家不用管模特的性格身世，只管操练自己的几支秃笔，又仿佛是成心做几项科学实验，憋着跟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较较劲儿一般。 《遍地风流》的语言的确格色，经常故意不说人话。试看《湖底》—节的头两段： 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 痒，就横着竖着斜着挠。都挠，咔哧咔哧的，说，你说今儿打得着吗？打得着，那鱼海了去了。听说有这么长。可不，晾干了还有三斤呢。闹好了，每人能分小二百，吃去吧。 从头一段开始，阿城就成心噎嗝儿似的说话，造成种三九天撒尿的短促节奏，好像他的字儿个个都是顶值钱的古董，不在嘴里含弄得快要孵出小鸡的话，轻易不肯松口施舍出来。你看：“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三字一顿，三三见九，小说便这么开场了。是什么季节的后半夜？不知道。是什么景致的后半夜？不知道。如果知道，那就成了鲁迅《药》的开头：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阿城懒得跟鲁迅较劲，径直写了个“后半夜”，什么样的，你自个儿琢磨去。像一柄攮子，说捅就捅上了。 “人来叫”，什么人来叫？不知道。怎么叫？不知道。要知道，也许怕让人想起夏衍的《包身工》，那当然更容易叫阿城恶心。于是就一个干脆的“人来叫”，于是不“都起了”，好像“人来疯”。 分析了这个“三字经”的开头，可以看出阿城在追求一种三板斧的风格，把一切能砍掉的都砍掉，连血带肉加大筋，全不要，干干净净地剩了副铮铮硬骨，多么古朴、多么苍劲、多么-根！正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也。 接下去看，第二段可作为“都起了”的注脚，但依然含蓄加含糊。谁“找不着裤子”，谁“开了灯”，话是一个人说的还是两个人竺个人或者一人一句都说了一概不知。于是我们开始发现，阿城砍去的和淡化的首要受害者是主语。换句话说，阿城语言是无主语或主语阉割式的。 再仔细看，受阉割程度最深的是“我”，凡是可以去掉和一般人不大习惯去掉“我”的地方，阿城的“我”都消失了。如《茂林》一节的头一段： 口渴死，恨不能咬近旁的树皮吮。好林子，一架山森森的引眼。不想再走，情愿将自己栽在这里，也绿绿的活个痛快。 只是当实在阉割不掉的地方，阿城才羞羞答答地让“我”露了几次头，好像很惭愧自己学艺不精、得道不高似的。《茂林》一节共24个自然段，一共只出现了8个“我”字，平均3段才1个，而实际上倒有1段却集中了3个。至于像《湖底》、《雪山》这样的章节，竟从头到尾不见一个“我”字。同时，也不见一个“他”字。这样，在一些无主语的句子中，就无法断定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例如《雪山》一节，行动的主体显然是一个人物，给这个人物的行动加上“我”也行，加上“他”也行，人称在这里已经丧失了意义。也就是说，阿城的人称消失了，他消灭了主体。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保持了尽可能大的、越大越好的距离。这样，小说有时便似断线的风筝，从自我割弃了操纵权的叙述者手中获得一种加速飞升的自由，可以迅疾地飘向某种“无语言”之根。 但是，这样的结果，根可能很省事地就被“寻”到了，然而“我”却并不在场，被寻到的，乃是“无我之根”。 王静安《人间词话》云：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阿城在当代文坛，大约也想做个“豪杰之士”，所以不自觉地“自树立耳”，在语言上向古诗词中的无我之境靠拢。在这方面，应该肯定，阿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比有意要用唐诗格调来写小说的何立伟还要高出一筹，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如《雪山》一节的结尾三小段： 梦中突然见到一块粉红，如音响般，持续而渐强，强到令人惊慌，以为不祥，却又无力闪避，自己迫自己大叫。 却真的听见自己大叫，真的觉到塑料布在脸上，急忙扯开，粉红更亮，天地间却静着，原来非梦，只是混沌中不理知那粉红就是晨光中的山顶。痴痴地望着，脑中渐渐浸出凉与热，不能言语。 山顶是雪。 这是一组非常娴熟的“蒙太奇”，如同最先锋的实验电影，尤其最后一句：“山顶是雪。”的确是精彩，可以说的确是触到了汉语的“根”。但是，汉语的根在其自身的时空里，并非是无我之境所能概括的。王静安先生又云：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 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而阿城则一味追索无我之境，不管是静是动，是由静之动还是由动之静，只是“咔哧咔哧”，纯写感官效果，立志做文字上的印象派。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恰恰是疏远了“根”，背离了“根”。阿城的“三王”写得好，大家喝彩，为什么？因为那里既有有我之境，也有无我之境。无论棋王、树王、孩子王，主语都是大写的。在那个世界里，主谓宾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一方面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另一方面又我与物化，显得不即不离。羚羊挂角，这才真正烧出了一点“根”的味道。而阿城却觉得小小“三王”的世界已然施展不开了，一省事，搞了个“百团大战”式的《遍地风流》，笔走偏锋，专作瘦硬麻涩之语，顿时显出小家子气来，连篇累牍都是这类半马怪式的言语： 都说着，都上了车。车发动着，呼地一下窜出去，都摔在网上了，部笑，都骂，都不起来，说，躺着吧。 读多了，真替作者累得慌。仿佛看见他吃力地挥着斧子，遍地是汗，一点也不风流。他也许以为字里行间留下的想象空间越多就越透着有本事吧，“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就是吗？可是他实际上留给读者用想象去填补的，更多的只是句子成分，而并非艺术形象。正如一个初学汉语的老外，结结巴巴地对中国朋友叙述说：“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中国朋友只会通过询问来增补他的句子成分，而绝不会把他认作中华民族的“根”。 “寻根文学”发难伊始，来势颇猛，令人感官大震，用阿城的话说，是“舌上着了一鞭”。但几个浪头过后，却拘泥于语言、形式的炼金术，主语越来越淡化，结果，根是根，我是我，无我之根竟这样无疾而终了。只留下一片“爸爸爸”、“女女女”和“咔哧咔哧”，而且从那以后，再看不见“遍地风流”，只剩下“一地鸡毛”了。 有点意思。 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 若论学术传承，王瑶先生是我的“师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作为一名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我有幸不止一次聆听王瑶先生的讲课和讲话，也经常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看见鹤发童颜的王瑶先生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捏着烟斗，潇洒地骑车而过。但这些并未能缩短我与王瑶先生之间的距离，我在心理上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大宗师级的人物，是一种风范的标志。这种感觉有点近于崇拜，但我认为在“有所崇拜”与“无所崇拜”之间不能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在一个普遍丧失信仰的时代，也许恰恰是有所崇拜才更接近理性。 所以，要谈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我既无资格，也无胆量，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谈得非常全面、非常透辟。我只能在此基础之上谈一点读了这些总结出来的学术精神之后的启发。以下从三方面来表达我的想法。 —、关于学术的“现实关怀”问题 有不少文章和平日的议论中谈到，王瑶先生终生都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天都要在报纸上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常研究政治动态、发表政治见解。有人说他是“不搞政治的政治家”，还有人说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进一步就推论道：“要是环境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说，王瑶先生没有做出足够大的贡献，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是现实关怀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成就。如果再推论下去，就意味着，要成为大学者，做出大学问，则必须放弃现实关怀；反过来，不放弃现实关怀者，一定成不了大学者，做不出大学问，或者说他的学问和学者身份都是不纯的。 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人到底能做出多大的学问，在根本上制约于他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无论环境多么好，兴趣多么专一，也发明不了电视和计算机。时代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暗中划好了学术成就的上限，能够达到或接近那个上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其次，一个学者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起的作用是正数还是负数，与他的学术性质有关。文学属于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属于“现实关怀”之学，没有现实关怀的文学研究是违背这一学科的本性的，它不应该被提倡、效法，也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就。如果说有人这样做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那一定是已经离开了文学研究本身而进入了其他学科领域，那自然另当别论。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时代是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现实是政治问题压倒一切，王瑶先生所从事的又是文学研究，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不关注现实风云，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断言是无法进行的，也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也许有人认为王瑶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之下被迫去关心政治的，我则认为王瑶先生肯定是自觉的，他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产生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正数。不但《中国新文学史稿》如此，就是公认代表他最高学术功力的《中古文学史论》，也是以他的人间情怀作为最基本的写作底蕴的。从王瑶先生的治学，我想到，作为一名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人，对于自己的现实关怀，应当理直气壮地肯定，关心政治、关注现实，对于一名文学工作者来说，不应该成为被看不起的理由。我们反对的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反对用学术去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或迎合别人的政治观念，反对把政治无条件地凌驾于学术之上。但同样也应该反对把学术无条件地凌驾于一切之上，反对切断学术与现实的一切沟通渠道，反对没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倾向的所谓“纯学术”。其实，“纯学术”是从来不存在的，某一个时期表面看去十分客观的“纯学术”往往正是无意中迎合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需求。古今的大学者，不论宋明理学家、乾嘉诸老，还是二十世纪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都是各有其现实关怀的，这不但没有妨碍他们做出大学问，而且恰恰使他们的学术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动力、鲜明的特色以及独立的价值。 总之，我认为现实关怀无害于学术独立，关键在于学者个人是否有足够独立的胆略和能力。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现实风云搅乱头脑、干扰学术，那么他即使放弃一切现实关怀，学问恐怕也做不好。王瑶先生就是一个在现实风浪中最大限度地掌稳了学术之舵的出色的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界理当为此而骄傲，并为了保持这一骄傲，为了继续掌稳学术之舵而旗帜鲜明地关注现实。 二、关于“历史”和“审美”问题 一些学者的文章已经谈到，王瑶先生主张写文学史应当是“历史的”，而不是“诗的”。但我们在王瑶先生的论著中，在气魄很大的历史框架之下，却随处都可发现“诗的”光芒。精到的分析、凝练的概括、机智的阐释，与丰富的材料和严密的逻辑形成了十分有机的配合。使人感到在文学史家王瑶的背后，还有一个诗人的王瑶。王瑶先生自己并没有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字却让我们感到，他具有出色的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是他构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他没有滥用这种审美能力，而是将它与理性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激发，从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 这一点启发我想到，我们的文学研究除了是一门学术、一门科学之外，是不是还应具有一点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政治史研究是不是只具有研究对象的差异？如果那样，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就完全可以合为一个系。我觉得，文学研究界似乎有很久不提审美问题了，似乎在历史研究中，一切对象都是等值的。我们缺乏一个判别作品优劣的标准——哪怕是非常相对的标准。我们对作品的评价与普通读者的评价相距越来越远，我们的学生对作品越来越能侃却不能说出一篇作品为什么好，我们往往用作品的可分析性来代替了作品的可读性。而随着视野的变换，任何一篇作品的可分析性都可以被激活，于是便造成了我们评价文学史作品的标准混乱。翻开一些作品选，人选作品有的是以当时的轰动效应为标准，有的是以今天的可分析性为标准，有的是以审美价值为标准，有的是以文学史价值为标准。比如经常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谈到一篇小说为什么好，答曰它是由若干封书信组成的，或者它运用了整章的意识流。运用书信体或意识流就一定是好作品吗？文学史研究当然要注重文学史价值，但如果没有审美价值作基础，那文学史价值又怎么靠得住。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一篇作品在问世之时毫无影响，后来被收入作者的某个作品集，今天的某个学者运用某种理论，恰好找到了这篇作品作例证，于是这篇作品便成了佳作。这种概念混乱必须得到纠正。如何纠正？我以为应该重视一下文学史研究者的审美训练。对于年青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小说的是不是自己也试着写一点小说，研究诗歌的是不是也试着写一点诗，目的不在创作，而在于增加一点切身的审美体验。除此之外，文学研究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审美感受，不要把自己根本没有感动的作品说得美不胜收，不要为了印证理论而编造自己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同时，还要反对审美鉴赏力上的相对主义观点。有人说一部作品可以怎么看都行，怎么说都有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等价的，人类的审美结构是具有稳定的共性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今的时代硬说贾宝玉真心爱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说祥林嫂的悲剧在于没有参加红色娘子军，说钱钟书的《围城》一点不幽默，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能力不够，根本没必要与他讨论什么角度问题。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角度、理论已经开始过剩，需要的是能够用感性来触摸作品的人。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读者，他应该能够得知不同的读者阅读一段相同文字时不同的反应。不能进入作品的人，只能把文学作品当成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历史的观点应该是文学研究的总体要求，而审美的观点则应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灵魂。读一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故事新编〉散论》等，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一想法。借用关于陶渊明《饮酒》诗中一句的不同版本来说，我相信“悠然望南山”的说法，但我更喜欢“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三、关于文学研究的深度问题 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对研究客体的纵深开掘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说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这种成就和趣向造成了一定的学术惯性，在许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和学生中间，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风气，即竞相以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为尚。这种“深刻性”表现在努力挖掘和升华文本的形而上意义，努力概括和构建作家的思想体系，努力总结和清理某一文学史现象的嬗变脉络等等。这一学术倾向的积极意义是无疑应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过分追求“深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不适当地拔高研究对象，看谁研究得“深”，结果失去客观公正性甚至远离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时为了“深人”和拔高，但材料本身不足以支撑，于是造成滥用新名词新术语新理论，故作高深以饰其浅陋。王瑶先生曾风趣地讽剌这种现象为“性感意识”。对“深刻性”的过分追求，还导致对学术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一般性问题的忽视、回避和不屑一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于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全面均衡地发展的。 我读王瑶先生的论著，感到他的深刻性更多地表现在研究结果上而不是研究姿态上。王瑶先生选取的研究角度，既不以高深吓人，也不以新奇取巧，总是与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在研究结果上，王瑶先生也并不一定追求“深刻”，一些基本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他也同样认真地用大量史料去阐发印证。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能在一般性的现象、一般性的角度、一般性的材料上发现别人所未曾发现的东西，他以雄厚的学术功力去造成“洞见”，而不是为深刻而深刻。他不肯随意运用某种理论来希求别有“洞见”，那种为求“深刻”而深刻的做法，往往是“不洞无见”，所以我们在王瑶先生的学术工作中，在体会到他的睿智卓越之外，更体会到他的朴素无华和浑然大气。我想，就现代文学研究目前的状况来看，更需要提倡的已不是深刻，而是朴实无华的基本建设。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需要许多人回过头来重新清理和思考。我们应该暂时放弃“深刻”，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学史实本身。 上面三点想法，即关注现实、注重审美、减少深刻，是我由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所获得的启发。合起来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真正符合现代文学本身。只有高度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学术研究才能获得高度的“含金量” 文学中的痞子 文学也好，文化也好，兴旺的种子发芽时，呼啦啦就漫山遍野，危机的闸门落下时，则一万个雄阔海也扛不住。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理想问题也是如此。 文学中需要不需要理想主义，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有理想的人，即使装出一副浑浑噩噩的俗态，那理想也仍在怀里芳心乱跳着。没理想的人，怎么灌输、启蒙也是白费。当他觉得理想不值钱时，就大模大样地拿理想蘸馒头吃；当他发觉理想的行市看涨时，又可以马上摇身一变，比谁都慷慨激昂。把这样的人“召唤”到理想的队伍中来，不但害了他们，也害了理想。因为他们的理想机能已经“挥刀自宫”了，硬逼着他们有理想，他们说不定会做出多少令人啼笑皆非之事。正如一个小学生合唱队声情并茂地唱着“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如果承认理想是一种高贵的东西，那就应该相信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少数。80年代的理想画卷固然辉煌，但其中是杂有大量的南郭先生的。到了90年代，他们公然去写痞子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了。这一方面说明时代之进步，驴鸣犬吠，都可以算艺术了，另一方面也使得理想的队伍越走越纯了。的确，在80年代高唱理想并不值得格外尊重。而在今天，那些理想家园的守望者才显示出真金本色，赢得人们深深的敬意。 其实，仔细看一看当今文坛，理想主义的疆域并未缩小，只是非理想主义的地盘在扩大。而这主要是开荒、而不是侵蚀的结果。所以，整个文学的面积增加了，因为商业社会的“大众读者”在增加。这就说明，并不是文学“痞子化”了，而是痞子化的东西穿上了文学的迷彩服而已。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何必在乎这件已经很不干净的外衣呢？别说文学，很可能有一天痞子们连“理想”也要霸占。那就送给他们，又有何妨？ 据说某省有一次学生游行时，一群流氓无赖趁火打劫，拥到政府门前起哄。领导问他们要干什么？群氓乱吼“要民主！”领导说：“好，给你们民主！还要什么？”群氓又吼“要自由！”领导说：“好，给你们自由！”群氓大喜，欢呼而去。这位领导实在令人佩服，假如不顾场合给那些痞子上一堂民主法制课，岂不是对牛弹琴吗？ 说到底，理想的本质是非“知性”的，坚持理想的人坚持住就是了，“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而对痞子们，不要总“恨铁不成钢”，让他们玩自己的去吧。既然他们有市场，就说明社会还是需要他们的。再说，我们坚守理想家园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并不是叫大家都来坚守，而恰恰是让更多的人都“玩自己的去吧”，只要玩得快活，玩得不过分，玩得尚有人兽之别，我们就理当宽容地一笑。 宽容就难免受到些伤害，宽容痞子也许更意味着一种牺牲，但这正是理想主义者应有的精神。我们还做不到圣王的“恩及禽兽”，也做不到佛家的“普度众生”，那我们只有替忙碌的大众收藏好理想的存根。不要让痞子来与我们共同管理，而应拍拍他的肩膀说：“玩去吧哥们儿，这儿有我就够了。” 易子而食与易子而仕 古时遇大饥荒，草根树皮都已吃尽，民无可食，只剩了一双绿眼，在痴儿娇女身上扫来扫去。但谁又忍心吞食自己的亲生骨肉呢？虎毒不食子，礼国之民难道还不如禽兽么？于是我们可敬的祖先便发明了一种既能延续物质文明又能保全精神文明的两全其美的良策，那就是交换子女，然后再煮了吃。你看，不食亲生，仁也；以亲生骨肉救他人于垂危，义也；有来有往，礼也；既保全性命又不丧天良，智也；平等交换，三男易四女，病童换死婴，信也。仁义礼智信，五德俱全，简直抵得上半个圣人了！ 但是非曲直，各人心里明白。哪个敢说他吃的不是亲生骨肉呢！所以这种易子而食的戏法，虽然从《左传》以来就史不绝书，但好像还没有人像我这样赞不绝口的。 幸好，那样的时代是永远地过去了。 然而我们中国的每一样国粹似乎都只会变种，而很难断根。近日听到许多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其中有关提拔年轻人才的片断，尤其令人喝彩。 机关要大改革，老的病的都要下，有人计无可施，便瞪了一双赤眼，在犬子爱女身上瞄来瞄去。但谁又胆敢那么理直气壮地“内举不避亲”呢？于是，我们祖先遗传在我们血液中的某种机制便开始发挥它奇妙的效用了。今天，张主任提拔王书记的长子去当公司经理；明天，王书记举荐李处长的次女来做妇联主席；后天，李处长干脆让贤给张主任的三内弟。真是天衣无缝，妙不可言。从中不仅可以理出个仁义礼智信来，而且高就高在交换方式早已超越了那种小农经济模式，达到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横向联系水平了。古人有知，自当甘拜下风。不过古人易子而食，是自知理亏的。鲁迅替他们说过：“难见真的人。”但今人易子而仕，却似乎可以上报父母、下对子孙，仿佛做成了一件功德圆满的事业。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威势，又可以靠了亲生骨肉的力量得到延续和保全了。不知他们的子女们作何感想。我以为，与其这般半羞不臊地被当做活礼物送去干那尸位素餐的营生，日后父子两代遭人垢骂，还不如就学那古时的小儿，乖乖地眺进锅里，让大人吃了算了，这样起码能够落下一个孝子的美名。易来易去，食来食去，仕来仕去，对子女都绝不是幸事。 不知一些人的“易子”模式，还会玩出什么花样来。 第三辑 华山混剑 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在爱情的官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世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用“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只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便他喜欢的女人不爱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金庸的情语赏析》 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文学的雅俗之争，在当今震天价的“转型”喧嚣中，吵得甚欢。有誓死卫雅而痛心疾俗的，有爱俗笑雅而劝雅降俗的，也有荡秋千于雅俗之间两面飞吻的，还有一笔抹杀雅俗，统统谓之“文学那玩意儿”的。笔者也曾草过一篇《大雅不是俗》，作出一副“不俗”的姿态，仿佛身居那“斗私批修”的岁月，人们都得表个态似的。 可是偶尔脑子里闪过“金庸”二字，恰如遭了一记“飞龙在天”的霹雳，明晃晃地照出雅俗混战中无数人可笑的缝隙。 因为有了金庸，武侠小说不能再被滥称为“武打小说”，不能再一概目之为“通俗文学”，甚至以往的俗文学定义的根基都受到了震撼。 然而，还没有人敢于推窗一吼：金庸属于雅文学！ 尽管海外的“金学”已蔚然可观，大陆的“金学”也悄然萌动，尽管严家炎这样的学术大宗师也到美国去讲过金庸，陈平原这样的顶尖高手也出版过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但若说金庸具有雅文学的什么意义，却多少有点耸人听闻似的。中国人最担心的事就是“乱了名分”。 不过正因为有了雅俗混战，金庸的雅文学意义便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于作品的思想观念是先锋性还是大众性，那么金庸的小说从来就不是媚俗的。相反，金庸小说的“教化功能”十分强烈。这种教化不是让读者安于现存秩序，不是迎合满足读者的一己私愿，而是带有深刻的批判色彩和振聋发聩的启蒙性。金庸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绘他笔下的芸芸众生。读他的作品，使人有时心如澡雪，昂扬奋发，有时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即使把“先锋性”单纯理解为现代工业社会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这在金庸的作品中也表现到了不逊于任何一位“先锋作家”的程度，而且表现得更艺术、更哲学、更中国。问题是，金庸恐怕不屑于做个“先锋作家”，“先锋性”不过只是他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一项功夫而已。金庸是超越雅俗的。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作品的构成方式和表达形式，那么金庸的小说也从来是保持探索精神和现代风貌的。金庸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的一个重大不同是，金庸熟练掌握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把心理分析技巧在小说中运用得炉火纯青。再一点，金庸小说达到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从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出发，金庸小说从宏观到微观都经得起推敲，他的每一个人物、情节、武功，都可以看做一个蕴含了无穷“深层结构”的意象，“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从中可以领悟人生各个领域、各个阶段、各种情境的至理。所以才会有世间万物，无不可以武侠言之的现象。武侠在金庸那里，已经超越成一个载体，他借助这个艺术载体，与天地往来，体会着人类与永恒抗争的万种悲欢。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于读者的多少，那更是小儿之见。雅文学读者未必少，中外古典名著是证；俗文学读者未必多，曲艺类作品是证。另外，雅与俗有个历史发展问题。《三国》、《水浒》，当时为俗，今日为雅，昆曲、京剧，当初为俗，后来为雅，就是“五四”新文学，当初不也被斥为“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吗？可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是雅，否则为俗。金庸小说读者虽多，但这只能说明小说覆盖的审美层次广阔，读者能够各取所需。我们更应看重的是小说读者的知识构成。金庸小说自有其通俗的一面，但那只是外表，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只能买椟还珠，入宝山空手而归，这也是一些读者认为金庸不如古龙甚至温瑞安的原因。 金庸以其不可忽视的存在灼烤着整个当代文学界，一系列先锋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中积淀了一串串“金庸话语”，文学史必将为金庸大书一笔已经毋庸置疑。问题是把这位通天大侠供在什么位置，真是令人尴尬。也许，那些“先锋”作家和批评家们觉得未免亵渎，但我要断喝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金庸万古流！ 《连城诀》回评 金庸作品中，《连城诀》部头不大，分量却不轻，这是人类文学史上一部深掘人性底蕴的奇书。尤其读到后半部，实在惊心动魄。本人特将评点《连城诀》时所写的后六章的回评整理出来，与广大“金迷”共享。 第七章 《连城诀》共十二章，至第七章恰为本书后半部之开始，而布局至此恰进入一大转折。前半部疑云漫天，后半部想象遍地。好一场大雪崩，洗出人性之底色。睹罢想象，恨无塌天之雪崩，掩尽人世丑恶。 第七章名曰《落花流水》，这本是中原四大豪杰——人称江南四老，又称江南四奇——响当当的名号，他们分别是“仁义陆大刀”陆天抒，“中原无敌”花铁干，“柔云剑”刘乘风和“冷月剑”水岱。四人率领二三百中原豪侠，长途追杀一个淫暴无比的西藏血刀僧——血刀门的掌门血刀老祖，从湖北一直追到川藏交界的大雪山。血刀老祖孤身苦战，又携带着断腿的狄云和水岱的女儿水笙，两匹马一死一跛，眼看将人绝境。不料一场大雪崩阻断了群豪后，奇峰迭起。先是花铁干偷袭血刀老祖不成，反而误杀了刘乘风。接着血刀老祖在雪底下斗杀了陆天抒，随即又设奇谋斩断了水岱的双腿，最后在内力耗尽的情况下，用心理战逼降了已成惊弓之鸟的花铁干。 “落花流水”四大豪杰每个人的武功都与血刀老祖在伯仲之间，结果却反被血刀老祖杀得“落花流水”。血刀老祖在逻辑上固已先被设定为人性极恶之代表，然而在此“大恶人”之对比下，所谓中原豪侠，智勇皆非敌手，尤其令人惊骇之处是，所谓“狭义”，在生死紧急关头，竟可荡然无存。相形之下，血刀老祖不但神勇凛凛，看他算得准、把得牢、做得彻，处处使人胆寒，而且这老儿心口合一，毫不忸怩作伪。人性恶到极处，反而显出一股至刚至大的真诚。所谓“落花流水”，是乃浪得虚名。人生一世，欲作大圣贤固然难于登天，即便欲作血刀老祖这般顶天立地之恶汉，环视宇内，能有几人？为人但有真性情，传世岂无好武功——血刀老祖乃金庸作品中上上人物也！ 金庸小说反面人物有三绝。《连城诀》之血刀老祖，《天龙八部》之南海鳄神，《笑傲江湖》之采花大盗田伯光。三人一净、一丑、一生，皆为拿得起、放得下、重原则、轻生命之硬汉。血刀老祖救过狄云，南海鳄神救过段誉，田伯光救过令狐冲。人生于世，自当结交良善，但倘无真良善可结交，则不若与此三绝为友，生得豪壮，死得痛快，岂不胜过与蝇营狗苟之辈终日厮混哉！ 第八章 第八章写水岱和血刀老祖死后，狄云、水笙、花铁干三人困于雪谷之内数月，狄云、水笙以兀鹰为食，水笙为狄云织成一件“鹰服”。此章名为《羽衣》，深得戏剧艺术中道具妙用之法。世上美人显贵万千，谁曾穿过那兀鹰羽毛织成之衣？一件羽衣，几多鹰尸？狄云水笙数月之生命延续全赖此也。水笙原来以为狄云是血刀老祖的徒孙，一直骂他“小淫僧”。而借此羽衣，既写出水笙对狄云认识之转变，好感之渐生，及名门小姐不肯口头认错而以实际行动表明细密心思之含傲带羞，又写出狄云性格之质朴而自卑，更写出与群侠前来营救的水笙之男友注啸风不能释怀之块垒。一件羽衣，其重几何？ 此章对花铁干穷追猛打，撕开全部人性恶之底蕴，配以愚众之喧哗，点面结合，骂尽自以为是之“正义”君子。花铁干贪生怕死，向血刀老祖跪地求饶。血刀老祖死后，又用水笙来讨好“小淫僧”。自身穴道一解，先是吃了水笙的马肉，后来又吃光了结义兄弟陆天抒、刘乘风的尸体。群侠人谷后，他自称“手刃恶僧”，又污蔑狄云、水笙行为不端。金庸写出花铁干“几个时辰之间，竟如变了一个人一般”，一位几十年并未做过什么奸恶之事的名侠，在极端情境下，“数十年压制在心底的种种卑鄙龌龊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这是对人类心理层次的深刻洞视，也代表了20世纪文学人物塑造的新高度。 从结构上看，第七章杀得日月无光，令人回肠荡气，而这第八章则处处令人憋闷欲吼。同是大雪深谷，第七章局面之主人为血刀老祖，犹如一盏灯塔，照彻四面八方；而第八章中没有英雄，前一半是一个伪君子加两个窝囊废，后一半是受伪君子欺弄之乌合愚众，秉“公心”，持“正义”，搅得乌烟瘴气，连老鹰都不愿来做看客。此乃一张一弛之结构法，读金庸小说，大可伸缩血脉，通贯筋骨，收神照功，血刀经养生之效也。 第九章 这第九章叫《“梁山伯·祝英台”》略有些不妥。因为全章主旨是披露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师兄弟互忌互残之内幕，尤其写出出乎狄云意料的言达平竟也“心肠如此恶毒”。而狄云回顾往昔与师妹戚芳之言笑晏晏，其中以“梁山伯·祝英台”命名之蝴蝶一节，只是一个小插曲。此章主要写言达平在戚长发故居大规模挖掘“聚宝盆”，万震山率众前来劫夺，回乡寻师的狄云救了当年救助过自己的“恩公”言达平。故此章不如名为《聚宝盆》或《恩公》更佳。言达平本为狄云之恩公，但至此狄云反为言达平之恩公。言作狄恩公时，不过是假仁假义地利用之，而狄作言恩公时，却是明知此人之险恶及对己之利用，却仍怀滴水涌泉之心，奋勇救之。两相对照，可知金庸并非否定情义之存在，而是在痛揭大奸大伪的同时，深切称许人间真正之侠义。读者若见万、言、戚之行径而否定一切师徒之情，见《连城诀》之阴天险地而灰心人间正道，则大谬矣。 本章为狄云出雪谷后初次独闯江湖，带着丁典和血刀老祖的超人武功，带着惨痛的身世和险恶的经历，学会了冷静观察和忍耐，学会了把握时机和伪装。透过这个视角人物，读者眼中的世界越来越从迷茫到分明，从烟云笼罩到真相大白。这也是结构上的一个大过渡，从雪谷中真刀真枪的拼杀，将要过渡到一幅更加阴森凄惨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狱图。看官，您坐稳了吧。 第十章 第十章名曰《唐诗选辑》，甚含玄机。这一章又是巧用道具，一本《唐诗选辑》用得出神人化。它既是狄云戚芳青梅竹马感情的见证，又是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师兄弟弑杀师父梅念笙的罪证。村女戚芳用它夹鞋样，假郎中狄云用它暗露身份，万震山、万圭父子用它破译《连城剑谱》，小女孩用它做游戏……但就是没人用它来读唐诗！我为唐诗研究诸学者一哭。回想戚长发装愚充傻，故意将“唐诗剑法”讲成“躺尸剑法”，将“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生生讲成“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令人喷饭之同时不禁深深思考诸多文化命题。读之令人神采飞扬之“唐诗”二字，竟可摇身一变为令人毛骨悚然之“躺尸”。鲁迅曰仁义道德中有吃人藏焉，是则“唐诗”、“躺尸”之辨，非为无稽狡狯之笑谈，乃深寓文化颠覆之忧患也。中国人号称“敬惜字纸”，实则常常并不以书为书，或以为中有“黄金屋”、“颜如玉”，以搜宝礼佛之心待之；否则视之如敝屣，以之裹物覆瓯代薪解秽。一册《唐诗选辑》，写尽书在中国之辛酸命运也。 戚长发视若命根之《唐诗选辑》，收藏不够精心，轻易被女儿戚芳翻去，此一关节，难令细心读者心服，当有更圆满之解释为好。 此章中狄云虽历磨炼，终究本性为人不忍，故成不得甚事。本想亲眼瞧瞧仇人万圭中了言达平的蝎毒后如何受苦而死，结果见到成为万圭媳妇的戚芳后，反而鬼使神差地留下了解药。戚芳在万家这所“阴谋大学”里耳熏目染，变得机敏有谋，但其识见尚不如狄云。而欲在万家掉花捣鬼，不啻兰亭卖字，班门弄斧，险矣！《红楼梦〉〉云：“质本洁来还洁去”，本性良善之人，纵学得一身阴谋诡计，终难领袖群魔，徒戕心智，不若早日抽身，坐看水穷云起也。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砌墙》，重点写万震山的拿手好戏——密室杀人，自导自演“广播剧”以惑人眼目，再把被害者砌入内墙。然而心念作祟，常常半夜起来，在梦游状态下凭空表演拆墙砌墙的“哑剧小品”。从上一章后半，狄云离去，戚芳便成为视角人物。狄云已经多历险恶，而戚芳尚满目良善，故从戚芳之视角，更能显万氏父子之毒。而狄云虽离去，作者并未将他忘却，宛如一彪伏兵，由暗线控制，当发之时，一鼓而奏凯。然狄云与戚芳，本性皆为村夫村妇，纵有通天本领，亦斗不过宵小奸贼。于此可见金庸把握人物之准确，并不以感情好恶制造形势之向背也。 砌墙一事，情节上甚为妖邪诡异。年少初读时，为之夜不能寐，起而模仿。后读精神分析理论，乃知万震山此举，出于潜意识之得意与恐惧。人作一分恶，便积一分毒。大恶之人，心脉必损，宜乎其有种种变态举动。金庸之洞彻人心，融会理论，令人深深折服。 此章情节有十大转折。戚芳撞见公公砌墙，一也；万圭发现戚芳盗书，二也；万氏父子谋杀吴坎，三也；万震山意外中毒，四也；戚芳挟药逼问，五也；万氏父子夺药杀芳，六也；吴坎尸体不见，七也；狄云救出戚芳，八也；戚长发尸体亦不见，九也；戚芳去而不返，十也。每一转折，俱令人紧张挂牵，心潮起伏。如此妙用悬念之法，出自侦探小说之启迪，而又远远超乎侦探小说之上。吾无以名之，但闻其奏刀莫不中音，但观其以无厚入有间，乃捻须而叹曰：“咦！进乎技矣！” 第十二章 此章为全书煞尾，名为《大宝藏》，似寓大团圆之意，实乃深含机锋之反讽。何为人生“大宝藏”？珍珠财宝乎？而珠宝乃驱人直入兽丛。珠宝本亦美物也，然为求珠宝而尽舍人生其他有价无价之宝，则珠宝适成毒药也。即对狄云而言，麻溪铺少年时代，才是大宝藏，“空心菜”才是大宝藏。然人往往非历经荼毒，不知真宝藏之所在。金庸是大慈悲菩萨，故令一生辛酸悲苦之狄云终有一欢欣结局。他离开丑恶的人世，回到藏边的雪谷，远远望见水笙在那里等着他……但是谷中日月长，10年、20年之后呢…… 《连城诀》本名《素心剑》。“素心”之意，与“空心菜”近，乃是从正面命名。而后改为《连城诀》，乃是从反面命名。可见金庸此书重在痛揭人生之阴暗面。所谓“连城诀”，正如“大宝藏”，听上去价值连城，而实际上竟是戕人性命，灭人心魄之招魂幡。何以人人为争财夺宝而变得猪狗不如？欲望作祟于其中也。故人必怀“素心”之剑，斩欲魔，去贪心，而后可以畅享亲友天伦之乐也。 本书开头，戚长发教授徒弟“躺尸”剑法。迨至结尾，果然“躺尸”遍地。一部《连城诀》，惨烈至极，俨然一幅人间地狱图也。狄云若论武功，已是江湖一流，然而如此江湖，如此世界，纵然人莫予毒，生于其间，又有何乐趣可言？是故狄云也要“退隐”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之结尾多是阳光灿烂，洒满征途，英雄们高歌猛进，战斗正未有穷期……而同一时期之金庸小说却“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此不仅地域、语境之差别，亦文学观、人生观之大不同也。 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矛盾。 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说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属于高雅艺术的鉴赏判断。但是，就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内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们不敢给之过高评价，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就颇不被某些人理解，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对“乱了雅俗名分”颇有一种叹惋。 但是，金庸小说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今天的地位的。遥想10年前，它摆在地摊上，处在文化的最边缘，各种盗版乱七八糟，从没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样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进了高等学府。有多少大学生合资租来，日以继夜地读，如饥似渴地读。直到今天，三联书店出了豪华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研究课。这些事实说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学殿堂的正厅的。不能再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将它的文化品位给予封顶，封不住就大不了说它是优秀的、伟大的武侠小说，我们应当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待。 不仅许多人直觉到金庸小说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觉出其深刻与丰富。它的可以反复欣赏、反复阐释，正是高雅文学的特性。何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有比较才能鉴别。 首先，它是武侠小说，我们就将它与其他武侠小说比上一比。 谈到武侠小说，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认其为低级门类，好像只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写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学。其实，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为高雅文学的《水浒传》，“武侠”一词首次出现于1904年《小说丛话》时，便是论《水浒传》。《水浒传》为什么成了高雅文学呢？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它不只是武打和侠义，而是写出了普遍的人性、社会性问题，写得又好，所以，它高雅。 那么，金庸小说是否超越了呢？ 古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确实主要写的是打斗和侠义。到《儿女英雄传》、《好逑传》，才开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数主题是忠孝节义的老生常谈，就连《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个诰命夫人，实在令人大倒胃口。它们的重点在于善恶对立的情节模式。《水浒传》之所以超越，关键一点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侠模式，而是一种短篇传奇的集锦，其使用的乃是《史记》笔法。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几个，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渐次逊色，后半部就减色许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论思想动机如何，在艺术上是颇具眼光的。《水浒传》继承了司马迁“侠”的观念，写出了武侠产生的社会原因，构成一部雄壮的武侠史诗。 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掀起过两次狂潮，但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现代印刷业、报刊业，向识字阶层中品位最低的读者倾销。作者不但在文学界内颇受轻视和打击，他们自视也甚低，宫白羽把写武侠小说看做终生耻辱，还珠楼主后来在报刊上公开检讨，王度庐自认“难登大雅之堂”，郑证因干脆说“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他们写作态度轻率，经常为应付编辑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枪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难以卒读，有时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节后边不照应，何谈文化品位。旧派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一般都优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成《火烧红莲寺》上映后，万人空巷，一续再续。而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这也是旧派武侠小说文学性比较差的一个印证。解放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大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够搬山移海等等信口开河，当然比不上《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的既传奇又真实。《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学正史的严肃文学，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林海雪原》与《雪山飞狐》，哪一个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据便高出一筹？如果说有事实作依据便高，那纪实文学岂不成了高雅文学？ 旧派武侠小说显然远远比不了金庸小说，尽管金庸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金庸小说属于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我们再将其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相比。 陈墨写过一本《新派武侠二十家》，这20家的作品还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的。但大多读过便记不得了，连书名都记不得，可见品位大多确实很低。许多人是因为喜读金庸才爱屋及乌去读其他武侠的，但最后剩下的还是金庸。作为陪衬，旁边还有两大护法：梁羽生、古龙，下面再列四大长老：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其余的都像丐帮中的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不足数了。 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现代性格、作者自视也甚高。古龙就经常与大作家相比，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他就举出《战争与和平》、《人鼠之间》、《国际机场》、《小妇人》、《老人与海》等世界名著。倒是金庸很谦和，一直自称是讲故事的。 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武侠”可以写高尚的侠义，也可以写血腥的复仇，可写纯真的爱情，也可写成纸上的黄色电影。所以类型研究的局限就是无法辨别作品的优劣，作品的文化品位与类型无关。但新武侠毕竟产生了少数高品位的作家作品，梁羽生、古龙的若干作品已经具有超越一般武侠的性质，相对不足的是，梁羽生思想上缺乏深度，墨守成规，刻意求雅求正，反而显得器度狭小，难有大成。而古龙思想敏锐，艺术形式上则过于炫奇，不够成熟，知识上的藏拙好像只有剑決，无有剑法，所以还不能完全超越武侠。近来温瑞安号称“超新武侠”，语言更趋于诗化，追求诗与蒙太奇的结合，但注重的仍是感官刺激，虽加强了情节密度和时空变幻，但主题仍旧是拳头加枕头，所以并无超越可言。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汇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序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 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 其次，再与其他通俗类型比。 一般被固定视为通俗类型的有武侠、言情、侦探推理等。而社会、历史题材则是通俗与高雅文学共有。我们不妨将金庸小说与言情、侦探小说比上一比。 从言情小说来看，其老祖宗是《红楼梦》，作者自谓“大旨谈情”。但《红楼梦》一旦超越了言情，就不再被看做言情。其实，承认《红楼梦》是言情之作，并不妨碍它是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在产生之初，就是通俗小说，它与另一武侠小说《绿野仙踪》并称“红楼绿野”。陈大康在《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中，列其为通俗小说的最佳者。 对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说，《红楼梦》已讽刺其为假捏一男一女，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模式，塞进作者几首歪诗。其实《红楼梦》也写才子佳人，也有诗词，但它具有自嘲和反讽精神，写言情而解构了言情。 晚清民国，鸳鸯蝴蝶派掀起言情狂潮，文坛上一片“淫啼浪哭”。借礼教与自由的矛盾，构成反团圆模式，结局是死或走（出家、革命），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比先驱者“慢一拍”，茅盾的《蚀》三部曲的《幻灭》结尾即是受此模式影响。当时有什么哀情、惨情、孽情、苦情、灾情、奇情、艳情、痴情、就是没有欢情。这些言情，只作表面的皮相描写，并不触及社会问题的实质，往往是流行观念的演绎。最好的作品也就是后来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写出了社会问题，真心打动了人心，所以今天仍然可读。但它们仍然是通俗小说，是优秀的通俗小说，与其他新文学同题材作品相比就明显逊色了，如《鼓书艺人》、《月牙儿》等。 5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在大陆绝迹，港台后来出现了琼瑶为代表的现代言情热潮，对重新开放后的大陆造成了冲击。但这个冲击的范围是有限的。琼瑶的40多部作品，看过十几部后，人名便会相混。琼瑶的作品打动人，在于一个纯字。琼瑶作品的主调是甜蜜的温馨与淡淡的惆怅，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知识青年的心境。但其作品编织的实为梦幻世界，并非港台现实，所以台湾评论界称之为“琼瑶公害”，曾大张讨伐。其创作方式也是批量生产，与亦舒、岑凯伦、梁凤仪如出一辙。80年代大陆有琼瑶、三毛热，但评论界、读者普遍认为，三毛的文化品位显然更高。因为三毛写的是人生感悟，是在人生之内，而琼瑶则在人生之外。 这一点，还可从王朔处得到佐证。琼瑶热在一定程度是被王朔热取代的。王朔也写言情，但写的恰恰是反纯情。嘲弄纯情，在王朔那里，一切都是不纯的。不论对王朔怎样评价，在其《空中小姐》等作品的映照下，琼瑶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其读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年龄、心理特点的。王朔的成功并不是被炒出来、包装出来的。 金庸小说具有言情小说的一切特点，什么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应有尽有，他借鉴了各种言情模式，写到了爱情本身的核心。金庸小说不见得是世上最好的，但他写情可说是绝对不逊于任何人的。他写情的广度、深度、力度都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可参阅陈墨先生有关评论，本文不作展开。所以金庸小说是言情小说，又超越了言情小说。 从侦探小说看，金庸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侦探小说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中国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以前只有公案、断案小说。侦探小说由译到著逐渐兴盛，民国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孙了红，一个塑造了霍桑，一个塑造了鲁平，广为人知。侦探小说号称开启民智，普及科学，不重口供重依据，其实读者的兴趣仍在于其情节的诡秘曲折。大量的侦探小说只是编造离奇怪诞的情节，让读者猜谜，内容貌似现实而远离现实，既不触动社会人生问题，也不能塑造人物，只是一种智力游戏，烦琐推理如同做题，十分枯燥无趣。周瘦鸥说侦探小说可分动和静的两种，但大量民国侦探小说都偏于静而缺乏动，只学到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而未学到其精髓。程+青的霍桑、包朗是学习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华生，人物有些类型化特点，也触及一些社会问题；孙了红的鲁平又号称东方亚森罗萍，专与霍桑唱对台戏，人物更活泼些，所以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各有读者迷。但陈率原提出，为什么侦探小说没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武侠小说却长盛不衰，陈平原认为是中国法制不健全。但在港台侦探小说也不如武侠，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i即中国作家没有把侦探小说当成真正的文学来对待，从一开始就像政治小说一样，端着架子写作，用来“开启民智”把它当成工具，不注重文学性。程小青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所以当然写不出好作品，真正好的外国侦探作品，中国读者仍是欢迎的。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直到《神探亨特》都是动静结合的佳作。而我们的侦探小说总以维护正义、法制的商孔出现，实际只是对公案小说的一种反拨，后来就演变成了公安文学，直到现在的“法制文学”于是它的精华便被武侠小说给吞没吸收了。 侦探小说给予武侠小说的启发主要是情节因果链条的刻意经营，对信息的控制，悬念的设立布疑、气氛渲染等等，古龙便恨受日本推理小说影响，如《天涯·明月·刀》、《陆小凤》等。而金庸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精彩的破案故事，既有戏剧的动作性，又有严密的逻辑，动静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江南七怪的被杀，殷离的被杀，武当六侠莫声谷的被杀，《笑傲江湖》中福威镖局的被灭，《侠客行》中长乐帮帮主之谜，萧峰找寻杀父仇人等，这不仅仅是情节，金庸用它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成长史。 程小青说他写侦探小说的拿手好戏是布置四条线索，三条让读者误人歧途，最后一条是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后来成了公式，读者往往不上当，作者便感到技穷了。这一点金庸完全超乎其上，金庸小说的疑案谜中套谜，形成悬念之网，一念未解，又来一念，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有时解了一个，又来一群，有时又数念并解；叙事主体对信息控制得出神人化。如《侠客行》环环相扣，到底主人公是谁，最后也未交代，解了一扣又一扣，身世之谜、侠客岛之谜、侠客行谜，令人叹为观止。再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寻找杀父仇人，江南塞北，上天人地，伤人无数，惨烈至极，结果其父尚在人间。在这过程中，父子两代如同经过层层炼狱，最后顿悟成佛。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说，金庸小说是超越了整个通俗文学范围的。当然，也可换一说法，说因为有了金庸小说，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的品位都大大提高了。 那么，既然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小说，我们就将它与高雅、严肃文学比一比，用高雅的标准衡量一下，看看它是否辱没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所谓高雅文学，一般是指它描写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关注现实人生问题，并运用比较高级的叙事、修辞技巧。 金庸小说虽是武侠，表面上看属于“怪力乱神”，但是除了那些超常的武功之处，没有什么是不具备现实可能的。文学所写的不见得是真有的实事，而是可能会有的实情。即使是武功，他也写得尽量可信，合乎武学之道，考虑到气功、特异功能等因素，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金庸小说的武功虽然奇妙，但是却控制在可信的范围内，有其哲学依据和生理依据。比如他强调掌风不可能击到四五丈以外，他笔下从没有一拳打出一团火球等“奇功”，是写人而不是神。少林七十二绝技，也顶多有人身兼十三绝技等。 所以金庸小说实际上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我们不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容易混淆不清的问题，第一，我们说它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是因为其有现实生活基础，现实社会中是有江湖的。金庸是把人物、故事放到这个大世界中来写，并且时空往往是具体的。他不过写了一些现实世界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人和事，并与整个现实社会血肉相连。也许细节上不如一些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小说。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描写俄罗斯妇女的无袖长外衣，而在人民的精神本身。我们可举金庸小说中一部并非上佳之作《白马啸西风》，这部中篇的武功十分简朴，几乎比一般的世俗武术高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继续减弱。它主要写的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得到的却不喜欢”这样一个人世常情。从几组恋人的悲欢离合，到高昌古国与大唐的关系和哈萨克人与汉人的关系，讲述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既美丽凄婉又深刻悠远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故事，去除了武功，仍然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第二，它写的是人本身及人与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它塑造的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人事虽假，情理却真。我们没有萧峰的武功，不会一拳打死自己的爱人，但却可能用其他方法误伤自己的爱人，从而遗恨终生。我们不会因为贪恋上乘武功而走火人魔、自受其害，但确实有些人很少读文学作品，不深人了解文学史，却迷恋于一大堆什么后现代、超现实，张口巴尔特，闭口赛义德。金庸并不是在影射现实，其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除武功是读者阅读默许之外，所写的都是生活本身。 第三，金庸的小说关注并写出了—系列严肃的人生问题。从正义问题、爱情问题、善恶是非问题、认识论问题、自由问题、孤独问题、民族问题、直到人的本体意义问题，它所挖掘的深度是不逊于世界上一流的文学作品的，经常可使人感到它与那些已被认可的大师的互通乃至更髙之处。例如民族问题，金庸小说既有民族立场，又有超民族立场，比之那些仅以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小说要明显高出一筹，《天龙八部》的反战和平主题，与世界文学也是呼应的。 在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上，它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开掘，并有更丰富的收获，完全合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改造民族灵魂。 第四，金庸小说叙事、修辞技巧是高水平的——这是一部专著的内容。他每一部作品都力避雷同.，努力作新的尝试和探索，那宏伟严整的结构，——仅这一点就既不逊于《子夜》、《红楼梦》，也不逊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遑论其所涉地域之广举世无双——曲折而精彩的情节、深刻合理的心理分析——既重视人物的童年经历又重视成长过程中的奇遇突变——诗情画意的景物，准确传奇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纯熟的影剧技巧，鲜明的现代意识，每一个单项都可拿出与流的作家比一比。 通过以与武侠小说比，与通俗小说比，与高雅小说比，我们证明金庸小说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那么，它高雅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创作态度严肃。金庸小说问世之初，虽是报刊连载，但他并未因此粗制滥造，更于封刀后从1970-1980年进行10年修改，大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苦心。有的部分几乎重写，精益求精，这是艺术大师的态度。 第二，追求文化味。金庸小说从不迎合读者，而是如梁启超所言，努力于“熏、浸、刺、提”作品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琴棋书画到儒释道。陈平原说金庸小说可做佛学入门书，金庸小说透出一种书卷气，这一点与梁羽生有相同处，所以梁羽生在这两方面的品位也是很高的。 第三，取法乎上，以文学为人学，写人心、写人性，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金庸小说留给读者的人物，随口便能数出100个以上，栩栩如生的也有几十个。其中既有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讲的圆形人物、扁形人物，也有马振方先生所讲的尖型人物。在现当代作家中大概只有老舍可与堪比，若论单部作品则直追几大古典名著。 第四，吸取其他小说特长.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说：“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的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一点金庸真正做到了，他吸取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当然也是时代造就了金庸，因为各方面条件在当时都已基本成熟了。 第五，蕴含哲理，写出意境。从金庸小说中可以得到许多人生感悟，不论是学习工作、交往等等。比如武功的修习便充满了辩证法，人生便是练武功，做学问便是练武功。人们可以不断欣赏、阐释下去，从中去体味人性的至深至乐。金庸小说给人留下许多情节人物融为一体的富于意境的场面，如大雨商家堡、大战聚贤庄、华山论剑、枯井底污泥处等等。王国维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又说：“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金庸小说正是富于理想人文精神的。 最后，说金庸小说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并不是否定其通俗性——审美层次的雅、俗，不同于通俗之俗，而是说明了其审美层次的丰富性。金庸小说涵盖乾坤，各人皆可人我门中，但能得到什么，则须看你本身的修养。所以，一些只喜欢感官刺激的读者，并不最喜欢金庸的小说，而是喜欢陈青云、曹若冰、司马翎等，也许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武侠迷”吧。 能够容纳多层次的读者，使之各有所得，更表明了金庸小说高雅的文化品位。正如佛门之言，既截断众流，又涵盖乾坤。当然，即便我佛微笑在前，众生也未必能识也。 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地负海涵，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武俠小说提升到空前高雅醇厚的境界，而且越出武快小说的苑囿，集武侠、言情、侦探、历史、宫闱、传奇、志怪、风俗于一身，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为一体，蔚成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之奇观。有言道：“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说。”正像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无产阶级一样，谈起郭靖、萧峰、韦小宝，就可以找到炎黄子孙的同胞。从乌苏里江到青藏高原，从红其拉甫雪山哨卡到南沙群岛钻井平台，从港台新马印度支那，到欧洲澳洲南北美洲，“金庸”二字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华文词汇。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研究和探讨金庸小说方方面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在文学界学术界逐步展开并将走向兴盛，本文仅借“民族意识”这一视角，对金庸小说试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挖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如何看待纷坛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以下分六个方面进行评述。 —、如实描绘民族斗争的历史画卷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共有长、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20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对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笔的这20个民族，是以非常严肃的历史态度、严格的历史眼光去描写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金庸所描写的民族，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汉族地域为中心，与汉族地域接壤的“华夏民族群”；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宋辽金元、晚明初清时期。金庸直面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一幅幅壮观的民族斗争画面。他如实写出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金庸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主要表现在，他高度尊重民族斗争史实，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既敢于动大手笔，又不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凡遇读者可能在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疑问之处，金庸都尽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说阐释。例如《碧血剑》第十四回写主人公袁承志去行刺皇太极之时，目睹皇太极被皇后的情人多尔衮刺死，随后多尔衮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张煌言诗和孟森、胡适等人的考证，最后指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见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已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艺术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以坚实的历史材料作基础，金庸笔下的民族斗争场面才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他以一支凌云健笔，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弘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做佛学的人门书，其实金庸小说也可以作为民族斗争史的人门书。读上几部金庸小说，心中就会自然展开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画卷。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二、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的历史游戏，战争从来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尽管“春秋无义战”，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那些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奋起而战者，永远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说对那些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给予了高度热情的歌颂。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襄阳鏖兵》中，助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与杨过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营。忽必烈借父亲拖雷与郭靖的旧谊，企图以言辞将郭靖罗致麾下。他指出“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冤”，然后叹惜郭靖“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郭靖朗声道：“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忽必烈又道： 贵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当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疾苦之中，无人能解其倒悬，这才吊民伐罪，挥军南征，不惮烦劳。这番心意与郭叔父全无二致，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来，咱们再来干一碗。 郭靖却大袖一挥，将众人酒碗尽皆打碎，怒目痛斥道： 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来，残兵以逞，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之下，说什么吊民伐罪，解民倒悬？ 郭靖的一番话，堂堂正正，大义凛然，代表了一个被侵略民族英勇不屈的心声。郭靖见忽必烈“气度宽宏”，良言相劝道： 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俊彦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来，从不屈膝异族。蒙古纵然-时疆界逞快，日后定被逐回漠北，那时元气大伤，悔之不及，愿王爷三思。 侵略者不听良劝，果然不到百年，就被汉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气大伤”，成吉思汗的全盛时期不可再现。金庸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中，就描写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义，勾勒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的壮剧。 在《书剑恩仇录》中，满清朝廷对天山回部的木卓伦部族横征暴敛，大肆欺压，劫夺部族圣物可兰经，激起该部奋起反抗。清廷派遣大军镇压，下面是清军使者到木卓伦部下书的一段： 那使者走到木卓伦跟前，点了点头，说道：“你是族长么？”神态十分倨傲。清兵无故入侵回部，杀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入骨，这时见那使者如此无礼，几个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数声白光闪动，长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声说道：“我奉兆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清晨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他说的是回语，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 木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命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道：“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均知清兵势大，决战胜少败多，但他们世代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恋爱自由，绝不做人奴隶。 木卓伦部在黑水河英奇盘山脚大破清兵，并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黑水营之围”。金庸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这场以少胜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虽然后来清兵大增，木卓伦父子力战而死，但他们“保乡卫土，捐躯疆场”的壮烈业绩，永远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 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时也就意味着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汉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虏了国王麦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贵族豪杰，回到长安，将迷宫中所有的珍宝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说，高昌国不服汉化，不知中华上国衣冠的好处，于是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高昌人私下说：“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髙昌野人也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她自言自语道： 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子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花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花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十二家》第111页）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四、精心塑造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人。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豪爽豁达，智勇双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为了给一个叫阿朱姑娘的治伤，乔峰孤闯聚贤庄，受到中原各路武功高手的围歼。他奋起神威，杀得血肉横飞，自己也几乎丧生。后来他与阿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并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于是决心与阿朱离开中原，到塞外去过自由的游牧生活。不料阿朱为了不让萧峰在仇杀中遇难，化装成萧峰的仇人，竟被萧峰一掌误毙！萧峰伤心欲绝，但阿朱临终嘱他照料妹子阿紫。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一般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一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剌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五、深刻反省汉族文化的各种弊端 《书剑恩仇录》中与木卓伦部这一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对比的是红花会这一汉人武装群体。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豹隐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汉人之后，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劝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人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汉族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汉人书生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百鼠交战。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遣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红花会的方略，以皇太后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集团也会除掉乾隆，另立一个满族的皇帝。满族人之所以做了汉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族文化存在着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其实，只要国富民安，为什么皇帝一定非是汉人不可呢？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汉族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汉族最有学问的几个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査继佐说： 绝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汉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开国君主，实在是汉族文化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金庸小说对汉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 六、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大同境界 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武功打斗，因此很多作品自觉地表现出欣赏乃至宣扬暴力仇杀的不健康倾向。金庸小说的又一伟大之处，就是在描写战争和暴力打斗的同时，表现出反战争反暴力的“神武不杀”的高超境界。 《天龙八部》所涉及的宋辽攻伐战争，已历100年，边疆之上，宋人辽人相见即杀。萧峰亲眼目睹宋军官兵掳掠契丹牛羊百姓，杀婴儿、侮妇女，美其名曰“打草谷”。他到辽国就任南院大王后，又目睹辽军对宋国百姓也如此这般“打草谷”。一时之间，萧峰思潮如涌。 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谜，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已是大宋百姓。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 “大家好好的都是人”，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人类最基本的公理。民族之间的战争仇杀，根源往往在于不同的文明方式、生活方式之间的隔阂。汉人自负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视其他民族为蛮戎夷狄，非人之属。女真人、蒙古人自负勇焊无敌，欲凭金戈铁马征服天下，完颜阿骨打认为“辽人奸猾”，而“中原蛮子啰里啰唆，多半不是好人”。而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对汉人的看法是“南人贪财，卑鄙无耻之徒甚多”。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见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经常为那些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金庸小说对民族之间的战争从根本上是持否定和惋惜的态度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自豪于自己的铁骑横扫欧亚，威风不可一世。而在出身平民的郭靖看来，这种用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功业，算不得令人尊敬的英雄行为。金庸用郭靖、黄蓉之死、萧峰之死、香香公主喀丝丽之死，用这些人类最精华的英雄儿女之死，对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表示了最大的哀痛。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对清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事用数万字的篇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特别强调“此约之立，使中国东北边境获致150余年之安宁”，突出康熙皇帝以战求和的总体战略意图。在《天龙八部》所涉众国中，大理国最为弱小，而金庸对大理国情有独钟，原因就是大理国尊奉佛法，爱好和平。保定皇帝传位给段誉时，叮嘱他爱民和纳谏之外，特别嘱他“更不可对邻国擅动刀兵”。总之，金庸小说从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出发，反对战争，歌颂和平。《天龙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为了启悟萧峰，用生命给萧峰留下了32个字：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这32个字可说是金庸小说赠给所有读者的启悟，各族人民特别是统治者若都能认识到这一步，大同世界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以上六个方面之外，金庸小说还努力挖掘了民族矛盾的文化根源，广泛展现了美丽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风貌，热情谱写了民族友谊的团结赞歌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至此亦足可看出，金庸小说民族意识的进步性、深刻性与超前性，在中华民族文学之林中的确是无人可与比肩的。 武侠讲座弁言 下雨天讲武侠，别有滋味。 我近来做事，总遇不上好日子。本来是请我上周四来讲座，突然又临时取消了。据说那天是个什么日子。我事先竟然没有想到。鲁迅说中国人健忘，我觉得自己首先就是应该批判的一个。 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假如真能忘掉，从健康角度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实偏偏逼迫着我们不许忘掉。鲁迅就希望后代忘掉他，可是我们越来越忘不掉。许多被岁月冲淡了的往事，一件件被人们挖出来，重新辨认。今年的百年校庆，也是一个挖掘往事的庆典。我们也趁它的余热未消，来谈谈咱们的往事——旧派武侠。 北大同学成立一个武侠文化研究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本来在北大就实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自发的、无名的武侠研究会，许多宿舍都在经常研究。但是如果要正式成立，就得规范一点，就得对内对外都有个说法，以免被误解为一个无聊的社团甚至是反动的社团。北大有很多社团，号称是“百团大战”。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一个叫山鹰社，一个叫爱心社。它们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但是山鹰社和爱心社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们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山鹰社的精神就是“武”，爱心社的精神就是“侠”。那么我们武侠学会应当“武”和“侠”兼而有之。 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呼唤一种武侠精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0年前的中国文化界，也兴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武侠文化热。在那时的知识分子中间，鼓荡着一种尚武精神。习武，任侠，成为一时风尚。章太炎，鲁迅，周作人等都十分推崇侠义精神。秋瑾女士自号鉴湖女侠，鲁迅翻译《斯巴达之魂》等，都是与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特点有关的。为什么100年后中国又需要呼唤这种武侠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北大的武侠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文化糟粕究竟是什么，等等。这样思考才会提高我们的武侠研究水平，把我们的学会越办越好。 北大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大隐隐于学。相信同学们中间一定有许多高手，希望我们互相切磋，共同把北大的“武功”发扬光大。 恭贺钱理群老师六十寿辰 敬爱的钱理群老师： 今天，您的学生欢聚在这里，庆祝您的六十岁寿辰。我们的心情是激动而又朴素的。为年届花甲之人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礼俗。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然而，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比起那些以传统文化为干禄进身之具，口称道德而实际上寡廉鲜耻之辈，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拥有这样的一支学生队伍，在当今学术界的芸芸导师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这既是您识人之明的智慧的体现，更是您自身人格力量熏染的结果。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 六十年来，您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坎坷，但您既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以此为资本而盛气凌人。您始终怀着“丰富的痛苦”，背负着“压在心上的坟”，在“精神的炼狱”里，在人生的“大小舞台之间”，进行着“心灵的探寻”。您心中汹涌着真性情的波涛，同时又冷静地保持着韧的战斗。您所付出的血汗，浇灌出了一片片美丽的花朵，从贵州到北京，从本世纪到下一个世纪……在招收我们这些不成器的研究生之前，您早就拥有过一批批私淑弟子。我们既为您的坎坷不平而叹惋，又为您在招收我们之前拥有那样多的人生积累而感到幸运。在您年届花甲的时候，您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名望已经有目共睹，无须我们做学生的来说三道四。学生们此时最容易想起的，是一幕幕您对我们的关爱和栽培。您很少直言批评我们，但我们从您的叮咛、您的鼓励、您的肯定中感受到了您对学生更高的要求。您不仅关心我们的上课、读书、论文、工作，您还关心我们整个的人生计划、人生修养。而您自己却经常好像没有意识到是在关心我们。看到您乐在其中的浑然之态，我们一方面感到家庭般的温暖，另一方面则深愧离您的期盼太远了。在您的关爱和感召之下，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既默契相通，又淡泊如水的状态十分良好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中国古代圣贤所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我们为这样的师生关系深感自豪和幸福。 六十岁，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轮回。六十岁的人，经历了所有天干和地支的组合。作为学生，我们向老师这六十年的辉煌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祝贺。但同时，学生们还想给老师一点激励，希望老师不要为以往的辉煌而停止奋进的步伐。在老师的身上，青春的朝气依然蓬勃，甚至可以说令我们这些后生感到可畏。在我们的时代，些须花甲，不应看成步入老年的标志，而应看成人生刚刚过半，还可以击鼓，还可以呐喊，还可以培育更多的桃李，还可以启蒙更大的人群。因此，我们希望老师在学术上做出更多的成果，对我们继续给予扶持和启发，培养出一批胜过一批的师弟师妹，把您的思想和精神撒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今天，我们十分惭愧，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作为您的寿礼。我们希望在您七十寿辰、八十寿辰之际，能拿出一点令您开怀的礼物，以不辜负您的辛勤哺育。这里，我们向您献上一联： 人生刚过半，些须花甲仍击鼓； 桃李初满庭，惟大园丁能理群。 最后，我们恭祝老师和师母身体健康，幸福美满，祝我们敬爱的钱理群老师学术青春永驻，思想青春永驻，精神青春永驻！ 您的学生1998年2月22日敬颂 老钱的灯 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想象，已使我目不忍睹”。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当我们10来个弟兄“保甲连坐”般拥挤在他那间斗大的宿舍里时，一片黑乎乎的身影在墙上漫涌着。常常是这边正谈着天底下最高雅清玄的问题，那边突然杯翻壶仰，刹那间造就了几位诗（湿）人。于是老钱笑得更加开心，青黄的灯光在他禿得未免过早的头顶上波动着。我常常首先倡议解散，因为我知道人走茶凉之后，那支灯说不定要亮到寅时卯刻。 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我披星戴月从三教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在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我深更半夜从校外回来，那窗口像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不觉，我竟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写鲁迅，写周作人。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自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 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 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侠之大者，钱理群 钱理群者，北大中文系参研中国现代文学之教授也。论年纪，不老不少，到了那据说是“不战而胜”的公元1999年，他才六十大寿。如果我们赞同男人的真正生命从40岁才开始的高论，那么当那辉煌灿烂的21世纪开幕之时，老钱还完全是个小伙子。 愣管钱理群先生叫老钱，一不是为了套近乎，二不是预备打秋风，而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当着面你可以“钱老师”、“钱先生”、“钱教授”地乱叫一气，背后则觉得非叫“老钱”不能过瘾，非叫“老钱”不能表达出那份说不清的感情的氛围。于是，从教员到学生，从北京到上海，凡与之相识者，都以一叫“老钱”为快。的确，一叫“老钱”他的形象就全须全尾地浮现在你面前。而形象又让你觉得非“老钱”无以名之。个中三味，殊不可解，此等名实之关系，暂且留待后人发微。 谈到老钱的形象，初看似佛门弟子，弥勒同人，实则不然。老钱于宗教一道，颇有格格不入之概。生活中从未斋戒礼拜，精神上不能心平气和。不参禅、不悟道，无拘无束，至性至情。但他身上自有一种精神在。当他眼中逼出两道灼光之时，你会想到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剑客；当他激动得脑门上直放红光之时，你会想到许多赴汤蹈火的豪杰猛士，这时候，我再告诉你，老钱是个大侠，你一定会说“英雄所见略同”，“于我心有戚戚焉”一类的话的。 老钱是大侠，已成定论。但大侠还不等于侠之大者。大侠者，武功绝伦，力拔山兮气盖世，路见不平，能解人之缓急也。而侠之大者，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有一界定，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顶桂冠，似乎过于庄严肃穆了些，但我以为若是排除了特定语境的干扰，用于老钱，还是实实在在的。 写老钱的文章，已有不少，我最欣赏邵燕君同志的《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也写过一篇《老钱的灯》。其实老钱本人就是一盏巨灯，多少年来，照着我们的脚步走。老钱从来不怕黑暗。夜越黑，他越亮。我曾十分亵渎地对师弟说：“你注意到咱钱老师的脑门吗？多亮！”师弟不敢呵佛骂祖，只默默地笑了笑，我便知他心中也被照亮过。但老钱是被什么点亮的呢？我偶尔想。 老钱最近的一本专著叫《丰富的痛苦》，我想这个书名与其用来概括该书的副标题——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还不如用来概括老钱本人更为恰当。老钱“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但也许是梦做得太自由了，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黄果树瀑布的脚下去冲刷了18年的魂灵。但他的梦没有被冲刷掉，他在那里为青年们讲鲁迅、讲莫里哀、讲中国的未来。1978年那个清爽的秋季，他以第一名考取了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回到了说不清是欢迎他还是排拒他的北京。 老钱是杭州人，却生于重庆，长于南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留在北大任教后，东南西北又跑了不少地方。丰富的阅历和对这些阅历的不能忘怀，也许就是他痛苦的根源之一吧。但无论是唐·吉诃德式的还是哈姆雷特式的痛苦，都不但没能使他“看破红尘”，与世浮沉，相反，他说道：“真的，不管人生路上会遇到什么曲折，我始终坚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人之患》）我脑海中浮现出，他在南京上小学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少先队大队长的情景。我好像看见他们竞选时打出的横幅，上写“请投钱大头一票”。也许就从那时开始，“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就深植于老钱的心中了。 老钱现在除了任教北大以外，还兼做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兼职导师。出了十几本书，数量不多，但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饱含着他的真诚和热血，以至许多不相识的读者都以为他是青年学者，是所谓“第五代”学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老钱学术精神的先锋性和青春性。这些年来，他的几部心血之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不但在学术界反响巨大，波及深远，而且也成了图书市场的畅销品，成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案头宝。在今日中国能够如此，不敢说别无二人，但的确是谈何容易，真是非侠之大者，难以做到的。 老钱的声音永远是激越的。讲课时满头大汗，激情奔涌。他做的学问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拼盘，而是喷出冰谷的跳跃的火焰。虽然不是党员，但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讳言自己的思想源头是毛泽东和鲁迅。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倾向与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心声贴在一起，在他的著作里，强烈的人文精神像降龙十八掌一样拍击着读者的灵魂，令人心如澡雪，奋发昂扬。 在《心灵的探寻》扉页上，老钱用激动得颤抖的笔迹写道：“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从这段“鲁迅式”的话中，让人分明感到一个肩起闸门的形象。难怪有人称老钱为“启蒙学者”或“后启蒙学者”。我想，在老钱看来，学术活动如果完完全全于世道人心无补，那何必如此执著，世上比做学问轻松好玩者不是俯拾皆是吗？ 老钱的学问做得颇有些苦。他选定的科研对象都是令人大为棘手、望而生畏的，他就以一种“攻城不怕坚”的劲头钻进去。温儒敏教授说他是围起一块地，一定要打出井、喷出油来。此论甚当。他总是在掌握了对象的全部资料后才“论从史出”，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扎实的基本功是老钱所最为看重的，他甚至亲自为学生改正不大通畅的句子。有好事者从他的著作中寻出一二处错误，他仔细地记下来，准备再版时订正。除了做学问，他似乎完全没有别的乐趣。不论你跟他谈什么，总是不知不觉之中发现，在他的哈哈大笑声中，又扯到学问上去了。他的学问是无所不在的，就像他的上帝。 另一方面，老钱的普通日常生活也是充满情趣的。他喜欢聚会，喜欢热闹，喜欢跟一大群人彻夜长谈。他知道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还是常常振臂，时时呐喊。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道德沦丧现象，连他的学生们都觉得习以为常，淡然处之，而他却疾言厉色，愤恨得不行不行的。所以弟子们一致认为：钱老师不能当官。当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维持现状，而老钱却永远不满现状，对黑暗和丑恶缺乏宽容，连公共汽车停在离他不过几十米远这样的玩笑也不能接受，倘若当起官来，有些人受得了吗？ 老钱在生活中大概属于粗人。粗人想细事，往往可乐。所以他不大去琢磨别人的心理。他只是一团火似的烧着。不论你对他是爱是妒，是誉是毁，他永远把你往好处想，永远以诚相待。有一次，一个不大听话的学生远出未归，老钱以为发生危险了，便在校门口久等，学生终于深夜归来，老钱扑上去紧紧抱住那个傻小子，学生也被他感动得落了泪。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学者生活是枯燥、死板、乏味的。从老钱的身上，我却得出结论，如果有人过着那样的生活，那他不是真正的学者。尽管老钱教育自己的学生，要耐得住寂寞，要有甘坐冷板凳精神，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的确是生机勃勃，张弛有致的。在他的大侠节奏中，也存在着一份不经意的平常心。他对大学生讲：“是学生，当然要进图书馆；但这不是（也不能成为）学生生活的全部。该‘进’时就专心致志地读书，该‘出’时就痛痛快快地玩，这样，不是更自然，也更洒脱么？”（《人之患》） 侠之大者当然要为国为民，但老钱从未把这样的话挂在口头上标榜。他只扎扎实实地去做，一本一本地写书，一封一封地回信，一节课一节课地去播撒真理和良知，一句话一句话地去传递温暖和力量。80年代一大批受他影响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了，90年代的学生又聚集到他的周围。他的私人藏书是学生们的“小图书馆”，处于流通状态的书籍保持在数百本。你如果找他的学生找不到，直接去敲他的屋门，十有八九准在。老钱从未说过“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感人话，他只是本能地觉得这样做快乐，这样做活得才有意义。他生命中那些“丰富的痛苦”都化做了刚猛的内功，然后反过来战胜面前的痛苦。正像他说的：“既然上帝安排我们依旧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在我们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就挺起身走下去吧——走自己的路！” 如今，寂寞学术界，纷纷适乐土。老钱坚守着自己的园地，荷戟不彷徨。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开始赶超他，而僵化保守的人们还在责备他。两面夹击中，老钱没有遁入纯学术的象牙塔，更不屑披上某种新潮理论的软胄甲。他好比《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天生神武，处境越不利，体内潜在勇力越是奋扬。”老钱用自己的一双血肉之掌，在自己的学术天宇上拍出四个大手印——侠之大者。 混元霹雳手游侠张颐武 说老张是混元霹雳手，纯粹出自这个称谓的字面含义。在金庸的巨著《倚天屠龙》中，混元霹雳手成昆是一个天良丧尽、万劫不复的江湖恶魔。不过他的这个称谓实在太棒了。混元者，中气充沛，涵盖乾坤也；霹雳者，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也。以此来概括老张，恰如其分也。 说老张混元，一望可知；说老张霹雳，则需读其文章，听其讲课。老张生得魁梧肥硕，剃了头发便是鲁达。说话时汩汩滔滔，一如黄钟大吕。这些仅是外部表象，老张的真正混元处在于，他具有一种“要将宇宙看绨米”的恢弘气魄。老张练的是当代文学，但古代、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都能在他的魔笛下翩翩起舞，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能在他的套路中成为绝妙变招。这并非说老张已经是个大家或杂家，而是说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通”的境界，能够立足当代文学，放眼五湖四海，采八面来风，成混元一气，呼吸吐纳，游刃自如。有此气象，殊不易也。 但老张的混元处往往不被注目，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的霹雳。老张10余年来，总能站在时代潮头，正应了鲁迅的那句“北大是常为新的”。从老张那里，总能听到最新的理论话语，总能感受到最新的时代气息。当老张的话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所仿效，到处传说老张现在是某某论者时，老张已经一声断喝，再一次鸟枪换炮了。他大声地批判那些自以为走得很快的懒人，无情地揭开人们用以欺人和自欺的遮羞布。他一路刀劈斧剁，枪挑棒砸，看上去也许会担心他很累，其实他边走边唱，乐在其中。并且他最高尚之处在于，他并不表白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严肃性，他只是一次次举起了投枪。他的举投枪又不大像鲁迅笔下的过客一老张对鲁迅是不大掩饰自己的微词的。过客太孤独，有自伤自怜之嫌，而老张有点像唐？吉诃德，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的。所以我又称他为游侠。 也许有人说老张爱赶时髦，我谓不然。赶一两番时髦大概不难，你能一连10年领导时装新潮流么？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才是赶时髦一当然，赶时髦也本无罪，也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而老张却是每每杀出时髦之重围，独领风骚。混元霹雳手，从来不是趋附型、归顺型的，而是反叛型、攻击型的。老张30出头，仅长我两岁，当然免不了有这缺点那不足。但他能卓然独树一帜，其矫矫不群于燕园学林之概，的确令人钦羡。故为此混说一篇，略表慕忱也。 假如没有电视 历史的车轮没有倒转装置。人类可以回头看，却永远只能向前走。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一句调侃：“这档次上去了，可就下不来了。” 所以，假如没有电视，唐朝人还可以轻裘肥马拥佳丽，一日看尽长安花；宋朝人还可梅妻鹤子酸齿牙，帘卷西风瘦黄花；拿破仑还可以手抚肚皮癣，把整个欧罗巴当做约瑟芬来蹂躏；瓦德西还可以怀抱唐三彩，让一座万园之园顷刻化为灰烬……但是今天的五十多亿现代人若是没有了电视，乖乖隆的咚，兀的不吓煞人也！ 往大里说，假如没有电视，你就不知道国家领导人长得什么样。当年毛主席到农村私访，那位老太太还以为他老人家是县长哩！假如没有电视，你知道叶利钦有多“亲”，克林顿有多“钝”？见了伊朗的女同胞，你会认为是古代人，见了阿拉伯的男子汉，你还以为是养蜜蜂的哩！ 显而易见，电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头号中介体，它是今天的神行使者戴宗和赫耳墨斯。是什么能让地球阳面的一丝微笑或一声惨叫迅即传到地球的阴面？是电视。电视真正实现了我们人类“让地球变小”这一宏伟的心愿。今天，我们说到“地球”这两个字，简直像是在说爱人的手包。电视，它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时空概念，正是我们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 往小里说，假如没有电视，你就不能准确获得关于衣食住行的有效信息。你怎么知道今秋的流行款式？你要前往的那座城市明天下雨吗？你误买的那袋伪劣小食品到底商标上错在哪里？作为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人，真可以说是离开电视，寸步难行。即使你本人不看电视，但你所接受的大部分生活信息的间接源头仍然是它。电视已经从血液到淋巴，完全占有了人。可以夸张一点说，已经不是我们在制造电视，而是电视在制造我们。后世的子孙提到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没准就称之曰电视时代。 假如没有电视里的肥皂剧，你如何打发你那酷爱家长里短酸甜苦辣的半雅不俗半美不丑的太太？难道天天晚上给她念琼瑶？假如没有电视里的动画片，你如何摆脱你那调皮捣蛋不守本分又馋又懒又胖的小儿子，难道天天让他骑在脖子上满地爬着找眼镜？除夕之夜，没有电视春节晚会能热闹吗？奥运盛典，世界杯足球赛不看现场直播能过瘾吗？电视关系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调整着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是家庭成员之是社会角色之一。在21世纪呼呼走来之际，假如没有电视，连时光巨人也会定格不前。 玄学与科学 信不信由你：一个被省城医院宣判为终生瘫痪的农妇，请“大仙”来跳了三天三夜，又喝了一碗香灰豆腐脑之后，纵身下地，好了。 北美洲有个部落的祭司把死去多日的人挖出来，用手一摸，活了。不过这些再生者从此便成了祭司的奴隶。 阿尔及利亚有位妇女照相不留痕迹。如果是合影的话，相片上只有她的位置是一块黑色的天窗。 科学对于自己篱笆之外的事情，向来有两种态度。一是嗤之以鼻：哼，迷信！二是口诛笔伐：呸，妖术！可是这些迷信与妖术却随着地球的运转一天天划进了科学的自留地。而科学的篱笆不论扩张到多么广阔，外面那些耍把式卖艺的仍然拥有一大批最诚挚的观众。 于是科学不免有些心虚了。于是便有所谓玄学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与科学对话了。20世纪20年代，就发生过一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争论常有一时的胜负，而争论完了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迷信能够害死人，一个彪形大汉能够被一个瘦小的老太婆装入麻袋丢进江里去喂王八，而科学的手术台上也每天都有若干血肉之躯丧生于刀下。看来科学与玄学有时真的不好强分出个泾渭。 中医的经络之说，曾经被视为诬妄之谈，而今被堂而皇之地请进科学的院子里去了。气功也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几百年前，空中飞行，千里通话，是明摆着的白日见鬼，睁眼谈玄。可是玄学的最玄之处，就是它往往能变成科学。科学是在向玄学不断蚕食鲸吞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科学力所未及之处，便永远是玄学的息壤。庄子说：“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可以说，人类永远是从无知走向有知，人类对于自己的智力还未能掌握到的地方，永远免不了要有着几分“殆天数、非人力”的玄想。这种玄想一方面诱引着科学不断前趋，另—面也不免包藏大量的伪科学。因而，玄学与科学的关系便显示出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科学的任务就是勇敢地驶人玄学的海洋，拨尽迷雾，点亮红灯。 玄学是情感的，是神异的，它代表着人类的想象力，科学是理智的，是现实的，它代表着人类的创造力。想象激发创造，而创造又不断丰富想象。彼此推进，互相依存，所以玄学与科学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对方。而且，它们往往还要借助对方的力量来显示自己的威力。贴满街头的“祖传秘方”四个大字就是科学借助玄学的例子，秘方应该是科学的，但一定要有了祖传这顶神秘的帽子才显得功道深厚。至于电脑算命，那就是玄学硬跟科学攀亲家了。不过，在未得到科学证实以前，我们还真不能对住何一种玄学乱下褒贬之词，焉知道人的命运不是早就显示在他的手掌上了呢？另一面，科学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真理总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焉知道500年后的科学不会证明，太阳实际上还围着地球转呢！因此，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体系中确定我们的判断标准，在不否认“法力”的前提下，首先相信科学，科学失灵了，再去运用我们的辩证法。 用玄学作为参照系来对科学进行能动的反思，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二森之死 孔繁森死了，王宝森也死了。 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一方诸侯”。 姓孔的死在雪原上，死得纯净，死得高大。 姓王的死在秃山上，死得很不纯净，很不高大。 这两个人的死，值得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大小诸侯，认真地想一想，对照着想一想。 先对照一下这两个人。 再对照一下自己与这两个人的距离一离哪一个更近。 30岁以上的人，再试试自己还能不能背得出那篇没人再背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很多人都深深惋惜孔繁森的死，说他不愧是圣人之后，不愧是雪原之子，不愧是伟大光荣的执政党党员。这样的人多活着一个，中国就多一簇火苗，多一片光明。 但王宝森的死，也不能说就不值得惋惜。他为官这么多年，肯定也为人民服务过，肯定也做过许多好事善事。假如他在一次因公外出的途中，忽然发病而暴卒，临终再讲几句关心他人、挂念工作、捐献遗产给山区小学之类的催人泪下的台词，那么也许他就会被宣传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即使后来查出他不太干净，也会为了保持宣传的一致性而大事化小。可惜的是王宝森竟然没有因公殉职，竟然模仿那些酸腐的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是什么魔力促使他撒手而去呢？把他拉进地狱的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呢？ 痛恨王宝森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痛恨的，是那种魔力；应该警惕的，是那只黑手。那种魔力，还在操纵着许多大小诸侯；那只黑手，还在我们6000万党员的身上摸来摸去。 孔繁森这样的好人，为什么非要把他派到“生命禁区”？假如让王宝森去当阿里地委书记，让孔繁森来当北京市副市长，岂不两全其美？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保护孔繁森这样的人免于遭难遇险，也应当“保护”王宝森这样的人不要走上绝路。可以想象，还有许多孔繁森在那里缺氧受冻，还有许多的“多行不义”。 但愿都没有白白发生。 恐怖不是战斗 因为有时写点讽刺时弊，揭露腐败的文章，便遭到某些自动对号入座者的嫉恨。这些先生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不过利用自己那点权利，在生活上对别人进行威胁和报复，说穿了，也就是恐怖主义而已。对于这些人的恐怖主义，本人觉得不值一论，这里只想谈谈古今中外那些大号的恐怖主义，看看是否还能有入对号入座。 如果写一部国际恐怖活动史的话，楚霸王项羽理所当然要占一页。他当年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说：“再不退兵，我煮了这个老邦子！”不料刘邦也是个无赖出身，慷慨陈词道：“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煮你爹吃的话，别忘了分给兄弟我一碗汤喝！”（见《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后代便吹老刘如何大智大勇，其实假如项羽当了皇帝的话，恐怕刘邦就被描写成无父无祖的禽兽典型了。 国际上曾发生一件稀罕事，一向拥有“恐怖分子之家”美誉的以色列，居然协助苏联政府把四名劫机者抓回国去，令全世界恐怖勇士大伤其心。以色列的恐怖手段是有口皆碑的，绑架，谋杀，从未失过手；爆炸，突袭，次次不落空。尤其是仗义疏财，广交天下同好，五大洲杀人越货、绑票劫机者望之若归这次有损多年老字号的善举，不知是两国当局幕后达成了某种默契，还是犹大的子孙真的想为自己立一块牌坊。反正最倒霉的是那几名劫机者，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被衷心仰慕的师傅给卖了。由此看来，搞恐怖活动真是风云难测。计划再周密，时机再有利，也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想当年勇刺秦王的荆轲，壮别易水，何其潇洒，图穷匕见，天赐良机！结果却“借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陶渊明《咏荆轲》）项羽碰上了刘邦这块滚刀肉，非但没煮了人家的父亲，自己反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历史上从未有过依靠恐怖活动成就大业的先例。根据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搞恐怖活动者首先在心理上是弱者，他在道义上和行动上都扮演着一个“公敌”的角色，他对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没有足够的自信，他是孤独的，自卑的，他貌似石破天惊的壮举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胆怯，他鲜血淋漓的双手在伪装的激动中悄悄发抖，所以，他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即使侥幸成功，也不过是等于延期审判。何况，命运所更愿垂青的，往往是与他相反的人，有时目标虽然是正义的但常常断送于非正义的手段。孙中山要推翻满清，搞了多少回行刺，爆炸，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武昌城头堂堂正正地揭竿而起，“戍卒叫，函谷举”，五色旗才飘出一个崭新的民国。法国贵族刺杀了马拉，并没有阻挡住共和制的建立。美国的奴隶主刺杀了林肯，也没能在宪法中加上一句“蓄奴合理”。历史的车轮最终是要靠善的力量推动前进的。从全部人类历史来看，犹太人无疑是个优秀的民族，产生了许多伟太的诗人，学者和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否则，希特勒也不会那般食肉寝皮地痛恨犹太人了。但是不论多么有本事的人类集团，多行不义必自毙。楚霸王项羽是一例，希特勒是一例，以色列的总理拉宾被刺又是一例。所以，这几年来，以色列开始大量减少恐怖活动，向世界伸出和平之手。放下屠刀，真心向善的民族，是肯定会在世界之林中享有一席之地的。 不过，空洞的说教是不能让恐怖爱好者悬崖勒马的，除非他们自己感到了恐怖。 五四何罪?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股否定“五四”价值的潜流。有的先笼统地肯定“五四”，然后指责其片面、偏激。有的竭力褒举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保守派，.借以贬低激进派。有的大力赞颂中国传统文化，借以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有的津津乐道西方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潮流，指责中国还陷在启蒙神话里不自觉悟。总之，这股潜流从不同的侧面把75年来中国社会产生的许多不良现象归咎于“五四”。责备“五四”割裂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华夏文明的巨太断裂。责备“五四”矫枉过正，埋卞了极“左”的祸根；责备“五四”数典忘祖，把中国人变成黄种西方人；责备“五四”用启蒙的神话愚弄国人，把中国变成供西方观赏的一个“文化奇观”……这些责备的重要理论根据是认为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回应西方挑战的产物。“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也好，救亡与皂蒙也好，都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都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所造成的，因此，今夫要跳出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本土来，重新评估“五四”问题是这么简单吗？难道75年来，我们这些迷羊都是误入歧途，今天幸亏得遇这些国学大师，还有那些解构精英，拆穿了“五四”的西洋镜，我们才脱离苦海，回头是岸吗？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五四”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偶然事件。它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壮举中必然到来的一幕高潮。再者，谈论“五四”，不能只谈论那些最激进者，不能只论言辞最激烈的那几篇文章。“五四”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激进派，也包括温和派和保守派，不能认为保守派是反“五四”的，保守派在要求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激进派是一致的。即便是激进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也不尽相同。我们今天仍然乘坐在“五四”列车上的人，不能用“五四”的右手去打“五四”的左手，不能用硬币的这一面去否定其另一面。 否定“五四”者有两件主要兵器，一是西方对启蒙和科学理性的反思，二是古代的儒家文化。先看前者，西方的启蒙任务业已完成，科学理性深人人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今天的反思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校正。而我们的启蒙并未完成，社会文化落差巨大，看一看希望工程，看一看迷信的崛起，国家的科学事业远未达到如意的目标。而后者，古代的儒家文化也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展完善的，其合理精华的部分并不具有历史普适性。正像唐诗宋词再好，今人也不能再写，而只能尝试艰难的新诗创作一样。提不出新的儒学理论的当代儒学大师们，用被“五四”批判过的东西来反“五四”，肯定是力不从心的。 “五四”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仅仅是“重估一切价值”，仅仅是否定一切吗？用国粹主义来否定“五四”，并不能光大我们民族的优点，而恰恰表现了一种民族自卑感，一种文化恐惧。在现实中害怕西化，便去翻家谱，暴露出“我祖上比你阔多啦”的阿q心态。有人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实际也是阿q式的幻想。没有这个幻想支撑着，难道我们就不奋斗、不进取了吗？21世纪是谁的世纪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从目前的中国现实来看，民主、科学、启蒙不能否定，理性、新道德不能否定，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民族国家意识不能否定，所以，“五四”不能否定。而且，“五四”精神并不是几个先驱者闭门发明的，而是中国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五四”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对今天来说极其重要的部分，所以，继承传统首先理所当然地要继承“五四”。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不容选择。我们都是诞生在“五四”这艘历史航船上的，我们只能把它驾驶得更好，而绝不能凿沉它。 第四辑 艺苑走笔 这是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是流氓，但他们不如流氓。真的流氓也确实有自己真实的生活。而这群人，在流氓面前要冒充高雅，想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在高雅人面前，他们则嬉笑怒骂，用羞辱对方来掩盖自己的卑琐和嫉妒。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又不会去寻找，去奋斗。他们对社会、对他人、对文化知识的仇恨里没有任何新的思想，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超越。他们既谈不上是以恶抗恶，也谈不上是独善其身。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灵魂，在瞒和骗中打发生命的日历，是一群高雅人可以痛骂，流氓们可以痛打的地地道道的“孙子”。——《重读〈顽主〉》 阿q的革命 1921年以后的中国，选择了革命。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革命？让我们从一幅最生动的中国人画像中去找找答案。 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专拦出现了一篇奇文，叫做《阿q正传》。作者似乎要切“开心话”之题，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籍贯等问题上反复纠缠考辨，极尽调侃之能事，大有“后现代”的解构主义风采。可是人们读了却又感觉难以畅怀大笑，因为分明感觉到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似乎是在讽刺什么。但又摸不准是在讽剌什么。看上去处处可乐，摸上去却处处有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也觉出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艺”栏目中去了。 小说的开头仿佛是有点漫不经心，“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虽然不很“开心”，却越来越让人疑心、痛心、触目惊心。几年后《现代评论》上有一篇涵庐（高一涵）的《闲话》回忆道：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直到《阿q正传》收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鲁迅尽管“悲愤”着，然而阿q究竟是谁？人们一直在议论、分析、研究、争执着。小说还没有载完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沈雁冰又进一步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特点的一种。”鲁迅自己则说是要通过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 但是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阿q被认为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这意思是说，中国农民——更不用说全体中国人——本不是这样的，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春风还未吹到未庄之时，才出现了阿q。到了80年代，在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浪潮中，人们又把“阿q相”扩大到整个农民以至整个国民身上。进一步，又有人提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 真是说不尽的阿q。从怀疑是骂一个人，到认为写的是全人类，各有各的道理。这也说明了阿q这一艺术形象巨大而丰富的典型意义。但是在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当初，实在关心的并不是全人类的问题，当然更不如旧小说家那样用来报私仇、泄私愤了。鲁迅的字里行间处处不忘“中国”，他实在讲的是一个“革命还是毁灭”的严肃课题。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目光如炬地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们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英明洞见。尽管不断有人宣布阿q的死亡或者预言、希望阿q的死亡，然而阿q的生命力似乎与五千年的民族一样长久，一样不朽。阿q的内心是要革命的，他的生命本能是要革命的，因为他已经被踩在了生命的最底层，比他弱小的只有不属于“正常”伦理之内的异端——小尼姑了。不革命，他就只能饱一顿饥一顿，无衣无褐，难以卒岁，他就会经常挨打受骂，四处磕头，他就永远连个姓名也没有，而且“断子绝孙没有人供一碗饭”。然而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杀人。那么首先杀的是谁呢？阿q早已决定：“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其实小d也是一个“阿q”，或者说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阿q。这意味着阿q革命后，“阿q们”首先要自我残杀起来。于是“革命”也就成为报私仇的一个美丽的口号。本来阿q就认为革命党是为明朝报仇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杀人之后，是搬东西，是选女人——百般挑选都不中意。革命到此为止，阿q再无其他念想。这样的革命，其实也就是“反革命”，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悲剧。然而阿q却连这样的革命也不能如愿。抢先“革命”了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从此绝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于是阿q对革命由向往、绝望转为了仇恨：“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这深刻地寓意着，阿q随时可以革命，但也随时可以反革命。他可以做革命党、杀革命党或者看革命党杀头。关键就在哪一方面能让他有饭吃、有衣穿，不受欺辱，能娶上女人。至于革命的精神、革命的道理，那都离阿q太远。 若干年以后，出现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这本书的大背景是人们饱尝了革命造成的痛苦、混乱之后，觉得革命式的社会激烈变动不适于中国，摧残人性，诱发邪恶等等。人们开始缅怀那些提倡改良的人，历史上那些温和的中庸主义者开始升值。人们天真地相信通过改良，中国可以没有破坏地一步一步走向天堂一但是这些人忽略了，革命或是改良，是不由理论家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阿q来决定的。阿q的革命很不好，甚至有点反革命，但尽管这样，阿q仍然是要革命的。鲁迅虽然给了阿q以一个枪毙的结局，但鲁迅并没有否定阿q式革命的必然发生。鲁迅只是沉痛地指出了阿q式革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然而，如果没有阿q式革命，那真正的革命是不会到来的。《告别革命》代表的“反革命”思潮，出发点是善良的，是为了让民族免受动乱之苦。但且不说动乱本身是不是“苦”，就算有苦，那苦是不是革命带来的？恐怕不是。那苦应该记在“革命”之前的账上。假设革命之后阿q—刀怒斩了小d，难道能说小d是革命杀害的么？不，恰恰是因为革命得太晚，才让杀机埋在了阿q的心里。 总有人想算革命的账。从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到否定土地革命、国民革命、文学革命，只是还没有人敢公然否定民族革命。事后的诸葛亮正越来越多。他们指点着革命的背影胡说假如不革命就会如何如何好，假如当初不那么激进，再保守点、再中庸点，今天该是多灿烂。这些糊涂的人不知道，假如可以不革命，当初有比他们更英明的理论家在，根本轮不到他们在今天来指指点点。没有人喜欢天下大乱，你杀我砍，没有人喜欢阿q式的革命。鲁迅对革命以后的个人命运是那么的悲观，但他却毅然迎向了革命。因为什么？因为天下大乱在先，革命是把这大乱亮出来进行整理，让它从乱到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不革命，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在1921年的中国那种万民号啕的国度里，中庸、静穆、温和，实质上是杀人的代名词。面对奄奄一息的民众和民族，让他们等待改良，如同涸辙之鲋等待西江之水，如同让大出血的病人慢慢喝点保健饮料。历史是没有耐心等待博学的理论家们的万全之策的。阿q时代的中国，不革命，就毁灭。改良不是没有试过，不是戊戍六君子被杀之后就被堵住了嘴巴？改良者一直在说话，在行动，甚至帮助反革命去镇压革命。但改良主义自身的历史证明了自身的谬误。中国100多年来死于革命的人固然不少，但死于改良所耽误和暗害、虐杀的人恐怕更多。愚蠢、质朴的阿q其实是能不革命就不革命的，就在他向往革命时，也认为那是杀头的罪。“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然而阿q终于被逼得到他一向仇视的假洋鬼子那里去“投降革命”，可见，命是非革不可了。今天那些不愁温饱的“反革命”论者，实在是对我们民族之“命”还了解得很不够。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悲剧，满目疮痍的肌体，实在禁不起革命，但不革命又只有毁灭。老舍的《茶馆》中说“死马当活马治”。所以“革命”一词在中国蕴含那么复杂的感情色彩。没革命的要革命，革过命的又痛惜、忏悔。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那么尖锐激烈，使本来就层次不高的革命增添了更多的血污和阴影。然而一切都不能说明革命的不应该，而且革命也无法“告别”。历史不会匀速地在改良轨道上“进化”的，尤其是阿q和假洋鬼子还正多的时代。 革命的目的，本来应在改造阿q的灵魂，使阿q向那些博学的理论家们看齐。然而这一点领先改良也能够慢慢做到，比如给阿q捐款、献爱心，送他上学、进修、练外语、用电脑，最后会写《从未庄煎鱼不用葱丝看中国文化》的论文，到美国去得个比较文学博士。但只有在“革命”以后，这些才能开始。阿q连今天国际上常说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的时候，谁来给他献爱心？ 改良是好的，但必须以革命为起点。但倘若改良忘了本，因为吃了几天饱饭就回过头去骂革命，就像不肖的子孙骂创业的先人，那改良肯定要以再革命为终点。改良，革命，谁也告别不了谁。 若干年后，一位伟人拍案而起喝道：“不革命，行吗！”据说当时他的裤子掉了，警卫员忙替他拉好。这个细节非常富于象征性地说明：革命是不可阻挡的，但革命不是完善的，可能会出乖露丑。但出乖露丑也一定要革命。不能承担这个丑，就会丢更大的丑。 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 从文革过来的人，随口背出十首八首毛泽东的诗词来，大概不成问题。我敢肯定，能背30首毛泽东诗词的人，绝对比能背30首李白、杜甫、苏东坡诗词的人多得多，叔本华说，读别人的书就等于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大意），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毛泽东的跑马场确实太宏伟了。几十首五、七言和长短句，在数亿颗灵长类动物的脑袋里，驰骋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都被他老人家怔服了，所以这个时代叫做毛泽东时代。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诗词能够探人人心，首先依靠的是其自身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而不仅仅是政治一类的外因。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因为热爱毛泽东才热爱他的作品，而是热爱他的作品以后更加热爱他本人，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发展到全国性的迷海狂潮；他的诗词不能不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们不仅崇拜这尊神，同时也崇拜着神所唱出的歌。 那么，这些神的诗篇究竟是什么地方令人叹为仙乐，顶礼膜拜呢？是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么？那纯粹是不着边际的空话。两结合的作品铺天盖地，而毛泽东的作品独执牛耳，其中必有他人充可替代之处。这无可替代之处，我认为，就是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创作生涯（当然也不妨推广到整个政治生涯）的君王意识。 重新审读毛泽东诗词本文，我坚信了这一点。 至今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首诗，是他1910年秋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应考时写的《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见《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0日二版） 据说这首七绝是根据清末名士郑正鹄的同名作改写而来，后两句与郑诗基本相同（见《中国青年报》1988年5月22日二版）。郑诗本是题画之作，而毛诗却是地地道道的“言志”。有人说此诗“抒发了一个17岁青年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我觉得这种捕风捉影的看法是在“为尊者讳”。诗中根本看不出一点忧患精神和拯救意识，字里行间透射出的分明是一个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绝对夸张的“自我”形象。下面我想以这首七绝为参照模本，从毛泽东的诗作中剥出几个意象来进行剖析。 《咏蛙》的第一句“独坐池塘如虎距”（疑“距”当做“据”），首先推出了一个“独”字。这使我注意到，孤独是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回响的一个旋律。在早年诗作里，孤独的意象往往在字面上就直接显现出来，如1923年《贺新郎》中“从此天涯孤旅”，1925年《沁园春·长沙》劈头一句“独立寒秋”。这时的毛泽东，胸怀大宏图欲展。他的孤独不是传统诗词中一脉流续的那种文人墨客的闲愁散恨，他的孤独是狮子的孤独，是雄鹰的孤独，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孤独，是从山上下来的查拉斯图特拉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无法向他人倾诉的，因为孤独的实质是一种超越所有他人的强烈欲望，“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这就造成了孤独的主体与所有他人之间都存在着隔膜以至对立。作者坚信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头”（《孟子·公孙丑下》）的箴言，高唱着“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1918年《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可是此话他却不能脱口直说，而要以勉励朋友的口气说出来，可见一种绝对超越意识的产生，必然要迫使超越者强行把自己笼罩于孤独的阴影之下。，他对世人不屑一顾，万户侯也不过是“粪土”对友人一面是“平浪宫前友谊多，为革命齐心协力”；另一面则是“我返自崖君去矣”（同上），相互保持各自的独立。他心里永远有一块只属于自己的意志空间，因而即使对爱人，也只好“凭割断愁思恨缕”。（《贺新郎》）能够忍受这种孤独的人，必定要具有烈火一样的欲望和冰峰一样的意志。反过来，正因为他具有了这样的欲望和意志，他才够把忍受孤独变成享受孤独。对孤独的玩味和体验，成了个体超越群体的内在证明。所以《沁园春·长沙》开头是“独立寒秋”，结尾则是“浪遏飞舟”，开头是孤独，结尾是超越。然而一句“曾记否”，则又把这超越拉回到孤独的园地。这表明此时的作者完全有驾驭自己精神之舟的膂力，他是为了超越而自由选择了孤独。这超越的目标是很明显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令你一下子就可能想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古风》）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早年的孤高豪纵之语中，已经深深埋下了君王意识之根。说毛泽东的诗词充满了革命思想当然不错，但必须认识到，那些革命思想一开始就和君王意识同床共枕了。 毛泽东早年以后的诗词，孤独的意象似乎很少，尤其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但实际上，孤独不是减少，而是深化了。战争年代的诗词，写的多是群体，然而这群体并非主体，而是作为一具完整的客体来表现的，在这客体之后，另有一个驱动群体的主体在。像《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的“命令昨颂，十万工农下吉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百万雄师过大江”都使人觉得这群体虽然宏大，但本身似乎没有灵魂，宏大的群体是在一个灵魂主体的统帅下活动运转的。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体的群体之间并没有灵魂上的平等和沟通，有的只是大脑和手足的关系。 和平时期的诗词，更多的表露出一种反视内心的倾向。作者先是充满自豪地吟咏：“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水调歌头·游泳》）然后就似乎陷入一种略带茫然的闲散境地。一方面对新世界的建设满怀欣慰，“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同上）另一面却十分留恋过去的戎马岁月，“别梦依稀咒逝川”，（《七律·到韶山》）面对新旧两个世界，作者似有无限感慨，却找不到一个对等的对话者，他只有问大海，“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浪淘沙·北戴河》）问古人，“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问神仙，“问讯吴刚何所有？”（《蝶恋花·答李淑一》）问自己，“为问何时猜得”，（《贺新郎·读史》）毛泽东这时期虽有许多唱和之作，但这些诗词，一面是宫廷文士的歌功颂德，一面是贤君圣主的推功让德，谈不上真正的心之交流，身居极位的毛泽东失去了朋友。尼采说伟人是没有朋友的，“你的工作，你的意志，便是你们的邻人！”（《査拉图斯拉如是说》349页）毛泽东大概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孤独。他的《卜算子·咏梅》虽是针对陆游原作“反其意而用之”，但除了把幽怨的情调改成潇洒之外，中心的意象仍然是孤独。在冬的世界里，梅仍然是孤独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一种高贵的孤独，它不是被人抛弃、被人轻视的孤独，而相反是被人无限拥戴无限感激的孤独。这种孤独把一个人一步步变成真正的“余一人”，他的心声除了上苍无处倾诉。从“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泽东的孤独从陈胜走到了秦始皇，这实在是一条标准化的中国式君主的孤独轨迹。 《咏蛙》的第二句“绿杨树下养精神”，诗眼在“养”字上。在中国，不论要成圣贤，还是行王道，修养都是第—要素，孟子“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这说的主要是修的一面，毛泽东从小就吃苦耐劳，有意磨炼自己的意志和体能，“中流击水”，冒雨登山，甚至到了晚年，有病不服药，这种自身力量的顽强坚信，与当年的洪秀全何其相似！ 相对于“修”，“养”是更重要的。“养精神”有两层含义。一是使自身充盈，二是藏器待时。使自身充盈木外乎德与才两方面，要练就一副超人的胸怀和一身过人的本领。毛泽东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表达得很清楚：“大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沧海橫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窜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如此恢弘的宇宙观，并非是要不理世事，而是说不要为世事所动，反过来要用一己之伟力操纵世事，有了这早年的“要将宇宙看稊米”，才有后来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和“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七律·登庐山》）可见，毛泽东的“养”，不是佛徒懦士的清心寡欲的静养，而是一种有意志指向的修持，要修持到能够洞穿“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境地，修持到能够驾驭宇宙，叱咤风云，“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七律·送瘟神》）这分明是一种强烈万分的功业欲望。为什么一则小小的消灭吸血虫的报导会使这位伟大的舵手“夜不能寐”？因为他相信宇宙间的任何兴灭都与他的言行有关，都是他丰功伟绩的一部分。这些使他从中享受到“创造”的欢悦，使他确信自身的充盈。他的自身与天下是等价的，甚或要凌驾于天下之上，这就是“养”的目标。所以“养精神”不能忘了关注时事，面壁是为了破壁，一旦东风降临，就要“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所以这不是静养而是一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诗人常常算计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养精神”所付出的代价要在将来得到补偿，诗人甚至幻想大功告成后与爱人“重比翼，和云翥”。（《贺新郎》）因此可以说，这里咏的不是蛙，而是一条“卧龙”。一条养精蓄锐，等待呼风唤雨的龙。如果诗人自己当时也这样想了的话，那他的脑子里或许已经闪烁着许多“真龙在此”的意识了。 《咏蛙》的后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全诗的高潮，主人公扬眉剑出鞘，脱口一声长啸。一股“虎入森林，百鸟压音”的逼人锐气透纸袭来，令人不禁想到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咏菊》）这里赤裸裸地凸出一个“我”字。 毛泽东诗词中出现过的“我”字是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在赠答之作中出现过五次：《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贺新郎》中的“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七律·答友人》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这五个“我”都是一般的第一人称，指毛泽东的存在实体，可以称之为“小我”。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飞跃”，是为鸟代言，这里排除不计。其余的“我”则都是“大我”。例如“春来我不先开口”，这个“我”显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实指，而是作者想象中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是一个经过极度夸张的形象，是“小我”对自己的理想设计，是“小我”将要“适彼乐土”的一个飞逝目标，也可说是“小我”在内心对自身实存的一种超越。因而，这是一个灵魂扩张的“大我”。其余的“大我”还有《西江月·井冈山》中“我自岿然不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狂飙为我从天落”，《念奴娇·昆仑》中“而今我谓昆仑”，《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惟我彭大将军”，一共也是五次。 这些“大我”都以独立遗世的面貌出现，大有“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可以注意到，这些“大我”都出现在早期和战争年代，出现在毛泽东奋发进取打江山的年代。随着革命事业的日益壮大，毛泽东的“大我”也日益伟岸豪雄，直到要“倚天抽宝剑”，把巍巍昆仑山“裁为三截”，大有天地难容，破云而去之势。周恩来曾表示过自己的志愿是“立马昆仑”，这与毛泽东切豆腐似的剑斩昆仑相比，真是霄壤之别。这些“大我”给了毛泽东以无穷的信念和勇气，使他蔑视一切艰难险阻，在前进的路上披荆斩棘，实现他早年写下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大志。 然而到了和平年代，到了伟大领袖的时代，生活中实现了“大我”，而诗词中“大我”突然消失了，诗人重新回到了凡人时代的“小我”。他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是多么深情，他的“我欲因之梦寥廓”是多么感慨。“骄杨”是属于“小我”一个人的，是与“小我”对等的，作者深深怀恋着“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纯真美好的日子，他似乎发现往日的“小我”才是自己真正的本体，而往日的真山真水真“廖廓”只能在梦中重见。从“小我”扩张到“大我”，再由“大我”去回溯“小我”，两重人格在他的身上对峙着。他终于明白，“大我”实现之后就再也不能享受“小我”的欢乐，他已被从亿万个“小我”中开除了。他有时试图控制那些精鹜八极的伟念，试图用一颗清醒的、凡人的头脑去反思一些问题。他蔑视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傲然地宣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灯心园春·雪》）可是在“今朝”到来之后，他似乎大梦初醒，他对自己，也是对世人说道：“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贺新郎》）这正如尼采所云：“有一天，你不再看见你的高贵，而只觉得你的卑贱靠近着你；你的光荣会像幻影一样，使你害怕。有一天，你惊喊着：‘一切是假的！’”（《査拉图斯拉如是说》72页） 当然，毛泽东不会完全把自己开辟的大业看做是假的，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开天辟地”，看穿了“三皇五帝”的秘密。作为推翻三座大山的领袖，他当然努力掩饰自己有帝王思想，但从“春来我不先开口”，到“雄鸡一唱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段“大我”所走过的路，已经把那种君临万界的心境表达得既精练又透彻了。 一句“哪个虫儿敢作声”，充满了王霸之气。朱元璋曾咏菊说：“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洪秀全写过“神天之外更无神”。（《毁冯云山书馆中偶像》）毛泽东这一句的特点在于，除了“我”之外，根本不存在与我平等之物。黄巢和朱元璋都承认在“我花”之外还有“百花”，不过要用“我花”压倒“百花”而已。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是凌驾于百花之上的，所以他容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不过先要“一唱雄鸡”然后才“万方乐奏”。（《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天生一双龙眼，他眼中的客体，都是越看越小。五岭看做细浪，乌蒙看做泥丸，地球看做小小寰球，整个宇宙如沙盘般尽收眼底，至于宇宙中的人，那就更是碰壁的苍蝇，缘槐的蚂蚁，撼树的蚍蜉。总之，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能够放在他的眼里，他天生就是展翅九万里的鲲鹏。如果说他还承认有什么东西在他之上，那只有一样——天。他君临人间是“背负青天朝下看”，（《念奴娇·鸟儿问答》）他抽剑斩昆仑也要“倚天”，他孤独痛苦时呼唤“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他感叹岁月时无限敬仰地说：“人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只有在万古永恒的天面前，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人”，他不可逾越的、他最终叹服的、他死心投靠的，只有天，他是天之子。 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百姓不像个百姓，皇上不像个皇上，已经久矣。四分五裂、乌烟瘴气，是最为中国人所痛心疾首的。国家的孱弱，民族的浩劫，自然酝酿出对江山一统、河清海晏的太平世界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必然要寄托到某一个强有力的“未来之龙”的身上。恩格斯说，历史需要伟人，历史也就能造出伟人。这种渴望在经过与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试婚后，终于一头扑进了毛泽东的怀抱。作家高晓声说过，中国这片土地是需要皇帝的土地，是产生皇帝的土地。人民苦苦地盼望着大救星的出现，于是，毛泽东出现了。毛泽东排山倒海的巨手征服了炎黄子孙。而他的诗词则是对他明君形象的一介补充和证明。人们从他的诗词里，夹骨沦髓地感受到了那股堂堂正正的君王之气，于是人们舒服了，放心了，说这才像个主席（皇上）的样子！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挨了打骂，说这才像个老爷的样子。的确，如果简单地把毛泽东诗词列人浩如烟海的中国诗词史，无论从辞藻音律，还是从格调意境，都难以列人上品。作品的价值是由接受客体决定的。毛泽东时代的黎民和士大夫们选择了毛泽东的诗词为上品，那没有别的原因，一句话，因为诗词中有能够满足他们心理的君王意识！ 分配狂想曲 本来政府早就打了保票：保证今年的毕业生每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可这帮哥们儿愣不放心。有的从头一年八月十五就开始窜腾，号称是笨鸟先飞。到了十冬腊月，谁也不敢再冒充大将风度了。精心炮制一份个人简历，尽量暗示出自己是多功能全频道的省油的灯。再附上几篇发表在犄角旮旯的蹩脚文章。梳头、洗澡，借来一身像个人样的外衣，跨上新换了气门芯的坐骑，平头正脸，闯天下去也。 寒假一过，不禁人人肉皮子发紧。形势不妙啊。国家机关不进人，北京户口卡得紧。平起平坐的同学一下子分成了六等，曰：京男，京女，外男，外女，边男，边女。部分孬种哗啦泄了气。唉，不找了，听天由命，也许碰巧分到国务院当个副部长呢。 这些泄出来的气转移到另一部分狂主儿身上，变成了更加疯狂的生命力。毕业论文先冷冻起来，怀揣一张北京地图，披星戴月，探门窥牖。迎着三月的风，吞着四月的沙，蝇奔在大街小巷。身边涌过一排排车浪，这些都是北京户口的持有者；眼前推来一片片楼群，这里没有俺半寸地皮。北京的街道好像这座城市的血管，可是这些外来的分子却那么不容易被这座城市的细胞吸收。 “我已然被20家单位拒绝了。” “20家也好意思吹出来？敝人是35家！” “那你下一家准成，六六三十六，六六大顺哪！” 一次次地从希望到幻灭，在每一天重复上演着。他们熟悉了被拒绝，熟悉了“不”字在中国的各种变体，熟悉了那些僵硬的微笑、和蔼的嘲弄、庄重的侮辱。渐渐地，出门不再抱有希望，没有希望也就不会绝望。“我看应该把全国的人事处长都集中起来，用机枪突突了。” “不，要让他们活着，但命令所有单位都不许接收他们。” 楼道里不知何时冒出来一个打油诗社。求职之余，人人都来涂上一气。渐渐地，主题都趋向找工作的苦辣酸甜，但格调却每况愈下，最后简直不堪人目。兹录两首较为干净的如下： （一） 要想荣华富贵， 除非狼心狗肺。 起早贪黑跑单位， 挨不完的累， 下不完的跪， 咽不完的泪。 大丈夫钢牙咬碎， 我日你祖宗八辈！ （二） 铺天盖地来打油， 不知死活不知愁， 待到秋来无工作， 卖唱的卖唱， 耍猴的耍猴。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女生卖唱，男生耍猴。”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别优势，早都找到好主儿了，你还做什么骚梦呢！” “咱们男生也可以发扬点优势啊，比如娶了人事处长的小令爱。”“真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发泄归发泄，车辘轳可不闲着。终于有捧回合同的了，什么耗子药加工厂，什么立特灵信息报号外版，什么野鸡大学的凤雏分院，总之是北京户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无路的，一天天衣带渐宽，团支部不得不采取监护措施，以防意外。 霹雳一声春雷响，国家机关可以进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几个坐以待毙的摇身一晃，就进了大衙门口。这可把野鸡们气坏了，老子跑了千山万水，换来的好政策，却叫你们坐享了。 于是点灯熬油滚论文。打印、答辩。然后捆行李，喝酒，借着酒劲儿嚎出几串从不轻弹的浊泪。一点人数，除了老婆在外地自愿离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于是离校、报到，一晃，都成了国家干部。互相一打电话，都不错。本来就打了保票嘛：保证每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 黄黑红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 中国人的眼力向来灵光得很。且不扯远古的纪昌学射和养由基百步穿杨，也甭吹中古的李太白“香庐紫烟”和李清照“绿肥红瘦”，随便从现代拈出两个人所共知的俗例，比如朱自清的梅雨潭之绿或者毛泽东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类，我看其眼力就绝不比那位把伦敦雾瞧成紫色的莫奈先生要差。可谁知仅用了10年的工夫，当人们从铺天盖地的红海洋中拔出自己的灵魂连同目光时，才发现我们的视网膜已被深深地灼伤了。正像《红高粱》结尾“我爹”看了日食之后，闪着满脑子的红晕，踯躅在一条不分五色的荒路上。 从此，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便不得不和观众展开了一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持久搏斗。 于是，《小花》有了争论，因为人们的眼睛没见过用暗红色的渲染去表现战斗场面。 于是，《小街》有了争论，因为人们的眼睛没见过狡兔三窟式的魔术结局。 于是，许多没见过的都有争论。人们的眼睛一面抗拒着五光十色的“奇巧淫技”，一面又揣着激动的好奇去接受、去认同、去期待。白内障在一点点消失，中国人的视觉在一步步走向多频道。然而，艺术家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要给观众的视觉系统注射一批速效的强心剂。于是，就诞生了那部也许要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小小地划个时代的惊天之作——《黄土地》。 人们第一次饱餐色彩如此强烈，如此集中的这道大菜。莽黄的高原，拄天塞地般灌入人们的眼帘，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故地。他们吃的是那纯黄的土中生长出的金黄的五谷，他们饮的是那浊黄的大河里的浑水，他们赶的是那高原一般的紫黄健牛，他们相信的是那弓成一片人海的古铜色的脊梁。在腰鼓方阵踏起的漫天黄尘中，观众们折腰了。《黄土地》以它粗犷倔强而不免有些生硬的声音告诉人们；电影，毕竟根本是视觉艺术，而且首先应该是视觉艺术。它甚至用一种耳提面命的态度把“画面欣赏”的意识注入观众的大脑。如果说当今各个艺术门类都涌起了“新潮”的话，那么，《黄土地》是当之无愧地打开了中国电影新潮的主闸门。 大家回头看一看《黄土地》，又不难发现它的幼稚。那种过于强调的镜头感和技巧欲，那种精心追求的场面调度，使人时刻能觉出导演的存在。当以《黄土地》为代表的这批先锋片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天职后，人们感觉到，单纯的摄像技巧不过是在纺织一组组视觉游戏。观众不只是脸上有一双眼睛，在心里，还有一双要求更高的眼睛。这样，我们的探索影片走向了—个又—个小高潮，假若以《黑炮事件》作为它们的代表，大概不会再有跳出来争此功的。 《黑炮事件》在色彩、画面上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虽然也设置了—些明显的美术性镜头，但都是作为影片的内涵象征来处理的。一枚丢失的棋子，波动之广从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这一荒诞表现在主人公貌似平静的脸部特写上，表现在庄严肃穆的讨论会上，表现在呆板无语的时钟和顽皮滚动的棋子上。画面上并没有多少“黑”，观众心里却自动产生出一股黑流，取个名称的话，也许就是所谓“黑色幽默”吧。 《黑炮事件》告诉人们：电影不仅仅是视觉艺术。视觉只是手段，艺术才是目的。电影可以像小说一样地自由表现，每个画面的背后都可能暗伏着更多的画面。不能仅仅停留于眼睛的欣赏，“无视之以目，乃视之以心”。电影的技巧是应该，也能够超越单纯的蒙太奇把握到完整的自我的。 《黑炮事件》而后，人们慢慢习惯了各种新鲜，怪诞的技巧，观众与艺术家渐取了合作的姿态。探索影片终于立定了脚跟。而且，影坛似乎出现了“买方市场”，就是说，人们对视觉变幻司空见惯，却没有一部力作来决定性地为人们摘去最后的眼镜。期待，终于酿出了决战。西柏林上空一声霹雳，《红髙梁》一霎时红透了中国半个天。 喝彩、叫好，然后却似乎没什么说的。真正成熟的杰作，你想称赞它确实有无处下嘴之感。人物、画面、美工、音响，都没得说。没有做作，没有显示。红的高梁、红的酒，红的太阳、红的血，红通通的世界，红通通的人。阳刚之气、生命之气、太极之气。你的目爽了，你的耳也清了，你的魂儿仿佛化人那片天地之间的红高梁，漫着一条看不见的通天大路飞升。你的生命如同得到了一次脱胎换骨，你心中的眼睛像手术后揭去绷带那样豁然开朗。于是，就在这身与物化的大陶醉中，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了。 从《黄土地》到《红高粱》，走的不是一条平路，其中有许多“黑炮事件”。但是，艺术家们“大胆地往前走”，终于走出了一个红通通的天地来。如果承认我们的视觉已然复苏到不逊于洋人、不逊于前人、古人的境地的话，再往前走走又何妨呢？ 蓬山此去无多路品《寻找那只小鸟》 “岁月平淡无奇，人们已不习惯冒险——你呢？” 小鸟飞了。 瓦罐碎了。 姐姐只出现在梦里。 姐夫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然而信始终没有来。 …… 够了，只这些就足够了，足够把你囚入一间死寂的墓室，足够让你面壁十载，然后明珠一闪，“化作从墓室顶部漏下的一缕天光”，然后你也许可以听到墓室顶上的土层传来的好听的鸟叫声。 这就是小说么？ 谁不知道，小说本来就是故事。小说要让人高兴，让没饭吃的觉得挨饿也很风雅，让没老婆的觉得光棍才是好汉，这才是写小说的职业道德。无奈这年月世道不济，偏有许多男女虽长舌在口，却愣不肯讲一囫囵物件儿。他有时为了配合你到来，也踩几下不变的步伐。但当你正大胆地往前走时，他却伸手一抹脸，变了。怪不得你常抱怨，读一篇小说好像是在书摊上胡乱翻了20本书一样，脑子里除了一片汉字排成的兵马俑，嘛玩意儿没有！ 你读钟海城的《寻找那只小鸟》（见《山东文学》1988年9月号）也是这样吗？ 要说这篇小说没故事，你可太老外了。 要说这篇小说有故事，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么？ 是的，作者没有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某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于某地偶遇某女，但是你脑子里仿佛闪过定闪过类似的画面，而且不止一组。你应该明白，作者不过是把瓦罐子打破了而已。不破的瓦罐永远只是一只瓦罐，而打破的瓦罐却可以让你用一千种想象去还原。你想象过断臂之前的维纳斯吗？ 还是让我们还原故事吧。 无疑，首先有一个小鸟的故事。这“黄头绿羽”的小公主被剪短翅膀，飞不高，“却又能在院子里飞来飞去”，以满足一种灵长目动物的纯洁的残暴。晚上，它被放到没有丁香的丁香树上。于是，早晨起来（谁起来？）它死在了地上，而且“并无伤痕”。它是鸟中的老舍吗？ 鸟是会报应的，你当然知道“黄雀衔环”的典故。所以没有信来。钟海城再也收不到信，有了女人和儿子的人，再也收不到信。（你哭了吗？）收不到了。 信的故事作者没有讲，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大概是要留着酿一部长篇吧。 信就是鸟。 所以，他（也可以是你，是我）“忽然觉得这县城太小了”，于是他到乡下、到那片被遗弃的土地上、树林里，去逮鸟。你是读过《世界大串连》的，那么多人都忽然觉得赤县太小了，都去找鸟。赤县在放生。 然后就是瓦罐子的故事。你叫做古陶、藏起来准备跟老外换几个美元的那东西，被世人看做死人的瓦罐子，晦气，砸烂了。而且是“谁挖见谁砸”。这并非说毁灭美是人的嗜好，而是，目中无美。你在想什么？你觉得瓦罐子是鸟，对么？ 破碎了。 “我破碎时声音清脆，像碎了一块玻璃，一枚枚散开，很来劲。” 新小说笔法加新感觉主义表现！强忍悲愤的淡漠与残忍，不敢看自己的心。 破碎的是瓦罐，是信，是鸟，是希望，是梦，是整个的自我，是柏拉图的理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在者……作者以高超的技巧（这个词组并非伟大作家的专利），朴实无华的语句把一个“人”硬是从平淡的“群”中给凸了出来。他终于进了墓室。“在这徒有四壁的墓室里，所有欲望都顿然消失了。”海德格尔认为，人只有在面对死亡“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超不过的能在”时，“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生命在此时此地才能真正领会到自身的一切意义。他匍匐爬行在墓室中的石画前，“那些沉默的石头便在我面前流动起来，仿佛无声音乐。过去，再不是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空间，无数没有姓名的生命在石画后活跃起来。我神思恍惚，于若醒若睡中化入其中……我醉了又醒了，死了又活了……”在生生死死的炼冶和铸造中，我们的主人公顿悟了。 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顿悟。现代中国人。 “寻找”意象在历来的小说中，本是一种用以诱激昂扬的主题，起码也应是色调浪漫的。但钟海城的寻找却整个是一个结了婚的“颓废青年”，是一个死了心的“等待戈多”。现代人心里那股“淡出鸟来”的香味，被小说的作者和盘烧了出来。所以，他终于只是找到了他的前姐夫——也是个不安分的灵魂，然而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这个前姐夫又畏罪潜逃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一再发现、一再强调“平静”这个意象，一切都似乎哑了口，如渴睡的猫，如干裂的唇，如阳光强烈的下午所做的一场白日梦。于是，他终于没再说什么，“乘上返城的末班车”，回去了。接下来你又会看到一连串这样的意象：荒废，幽静，宁静，寂寞，消融…… 但，你说他一无所获吗？ 其实，一切他都找到了，他找到了万物背后的那个“一切”。可惜我太不善于谈玄。 用最滥俗的观念来分析，你也必得承认，我们的主人公要寻找的，是一只真善美的小鸟，是天真无邪的童心，是门铃一样激动人心的爱情，是过去岁月美丽的趾印，是未来光阴诱人的召唤。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求的，所以平淡无奇。所有这些又都是我们现代人、现代中国人所大量“水土流失”的，所以平淡中也可能有奇。你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流行歌曲都在唱童年、唱故乡、唱热恋与失恋，唱希望与绝望吗？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没有故事的阶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故事。但是，瓦罐子碎了。你我每天都要在人海中冲决、扭杀，为自己，为部落，为老婆孩子，为一块金牌或者是一个梦。人人都忙着，包括那个砸瓦罐子的不怕死的“酱红脸膛”的老头儿。谁也没工夫安慰谁。你只好听听崔健、苏芮、邓丽君。你大概很少看小说，偶然看到了这一篇，你一定不高兴，因为作者讲的正是你。他不正正经经讲个笑话让你轻松一下，反而把你的潜意识都挖出来制成幻灯，一幅幅地放给你看。他很不懂事（或者是我心术不正）。但你要原谅他，因为写小说不是专为给人轻松，写小说是他的生活，他自己比你更需要轻松。你同意吗？ 他不这么写，他就真的寻找不到那鸟。他这么写了，即使青鸟还没有落上他的窗口，我想，离着他心之所归的蓬山也不远了。所以他在小说的最后才坚决地用了那么一句荒唐的话来结尾： 却没有小鸟。 也许作者自己也以为答案是永远找不到的，那就不必一揭到底，姑且算作“不是答案的答案”吧。因为小说评论的风格，当然不一定非要跟原小说的风格同流合污，但如果一味在曹操面前硬充杨修，岂不是大煞风景了么？这杯茶终于没有品透，故而终于忍不住要辩解一句： 我也在，寻找那只小鸟。 重读《顽主》 《顽主》借助一个独特的视角，实实在在显露了一群“高级痞子”的心态以及投影在他们眼中的世态。这个视角具有一种近乎激动的自我表现性质。三个主人公成立的“三t公司”实际上既不能替人排忧，也不能替人解难。说它是骗人公司未免过分，说它是胡闹公司一点也不假。他们蒙骗小作家，耍笑知识分子，愚弄德育教授，好像是在无情地嘲讽一切虚伪的高雅——这种嘲讽也的确是准确而深刻的，然而那位德育教授千虚伪万丑恶，有一句话却问对了：“你们不痛苦吗？”是的，顽主们一副轻松潇洒，睥睨万端的样子，好像唯有他们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别人都是假高尚、假深沉，他们才是独往独来的真人。实际上，这种心态不过是顽主们自卑心理的顽强补偿而已。他们首先是无知，缺乏现代青年起码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和业务知识。其次是无能，连一个最适合于无知之徒从事的胡闹公司也办不好。最后是无耻，反正已经身处社会的底层，还管他妈什么仁义礼智信呢。对付无知，他们的法宝是“侃”。把肚子里东拼西凑来的那点垃圾左翻右炒，天南海北地一吹乎，不但蒙人不浅，而且自己也渐渐有了“不俗”之感。对付无能，他们依靠的是油滑，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对付无耻，他们则继承了阿q精神，先认定别人都是无耻的，而别人又都是虚伪的无耻，只有我的无耻是自然的，是真诚的，所以还是我高你们一层。当主人公恬不知耻地说他在庸俗透顶的生活中感到“有一种东西在升华”时，真是让人作呕。 这是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是流氓，但他们不如流氓。真的流氓也确实有自己真实的生活。而这群人，在流氓面前要冒充高雅，想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在高雅人面前，他们则嬉笑怒骂，用羞辱对方来掩盖自己的卑琐和嫉妒。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又不会去寻找，去奋斗。他们对社会、对他人、对文化知识的仇恨里没有任何新的思想，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超越。他们既谈不上是以恶抗恶，也谈不上是独善其身。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灵魂，在瞒和骗中打发生命的曰历，是一群高雅人可以痛骂，流氓们可以痛打的地地道道的“孙子”。这样的一群顽主，如何能顽得起来呢？ 猛士如云唱大风评《精神的魅力》 这是一部奇特的散文集。 它不是按风格流派编的“酬唱录”。“情调弗同，风格迥异，或反思，或歌泣，或储蓄凝重，或激情奔腾”，65篇作品，65支心曲。 它不是按年龄职业选的“主题歌”。从九十有五的老哲翁，到年方十七的小才女；从教师、学生、记者，到诗人、作家、编辑。 它分开，是65支波光粼粼的弦管独奏，它聚拢，则是一首大江东去的交响史诗。 90年前那遥远的钟声，推出它第一排舒缓的音符；五四风暴中惊天的呐喊，敲响了它雄壮的定音鼓。不论从千年古都搬到四季春城，不论红楼沙滩变为湖光塔影，有一个宏大的主旋律一直回响在中国的大地上，那是—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涌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识的合成”，这种种合成终于像神意一样在阔天幕为这本书题上了它不朽的大名——《精神的魅力》。 这是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结出的一枚硕果。 一位入学不到一年的女生说：“那天看到一本《精神的魅力》，我一口气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身上有一种冲动。我明白了以前对北大了解得是那么肤浅，北大的确有一种精神，有一种精神的魅力。” 这魅力，正是这部30万言佳作的魂魄所在。 90年了，从谭嗣同横刀向天笑，到今天。中国90年的历史，证明了北大这座最高学府无愧于这样的称誉：“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可以说，近百年来我们民族精神的每一步跃进，都刻下了北大的名字。从戊戌变法到五四，从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振兴中华”到“小平您好”……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灵魂。” 这是北大人狷傲而坚定的声音。正是这种魅力，使得北大不论搬到哪里，都是“群贤毕至，长幼咸集”。有一位著名的“青年导师”，已届知命之年，仍然住在一间10米斗室。这里常常要举行10来个人的随意沙龙。常常是一边高谈着人世间最高尚最严肃的话题、另一边却杯翻墨洒，连手忙脚乱的自由都没有。但是他没有离开北大，“一个永远的诱惑，蛇—样缠绕着我的灵魂。漫长的苦斗，痛苦的牺牲……啊……”他的研究生都说他是“中了鲁迅的毒”。 如果说世上有苦恋，这就是种苦恋。你可以说它悲凉，因为这些人—声声呐喊于天边的旷野，而得到的常常是漫天风沙。但你不如说它是悲壮，因为这些人从未因风吹雨打而嘶哑了自己的喉咙。当校庆演出唱到“北大，不灭的自由火种”时，有多少泪水奔涌在掌声里。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正是亿万人民跟随他们的先锋队奋争自由的历史么？ 曾有两名研究生写过这样的歌词：“北大，你是中国的号角你是自由的旗帜。”似乎由于口气太“狂”了，没有被采纳。但这两句话的确概括了某种史实。从书中的第一辑可以看出，老一代的北大人是怎样“在那独特的风格与气氛的熏陶下，思想渐渐有了雏形的，并从那里，开始了我一生所走的路”。从第二辑可以看出，由北大熏陶出的人，“走出去，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我的思索”。从第三辑可以看出，北大的人无论更换了多少代，“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的心”。正像陈建功说的那样，“不管是庄严是调侃是忧郁是反讽，它们都是被禁锢的精灵冲出瓶口的呐喊”。 如果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带给我们一种不太好受的“生命之重”。它那自由的喧嚣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显得还是那么超前，那么血气方刚的刺耳。因为发出这喧嚣的，是我们国家的一座圣坛，“这处人心的圣坛用它的自由使我受到拘束”。 石在，火是不会熄的。 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读《谈艺录》偶感 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西方的东西在他那里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在文言的铁幕后面，他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式的消化和理解。你读到他文章中引用的西文，有很流畅的感觉，好像是中国人在说话，尤其是他把那些西文都翻译成文绉绉的中国式句子，更明显是出于“用夏变夷”的洋务派文化策略。这样的“学贯中西”比起林琴南时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自有其相当大的成就，但应该指出，它在沟通的同时也正在“遮蔽”和窜改西方的精神与气质。考虑到40年代学术界的此类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这表现了那一代学人对西方文化的巨大恐惧？民族忧患意识在学术界导致建立一种以传统国学为支撑点的“文化铁幕”，此中的利与弊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对今天甚嚣尘上的国学浪潮也不无启发。 再一个问题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表现出的姿态与陈寅恪等相比，有相当大的不同。钱钟书不喜欢陈寅恪过于质朴的文风，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文风问题，而是更深层的一个学者的处世姿态问题。钱祌书的确倜傥潇洒，令人钦羡，但与陈寅恪相比，他缺少一份沉重，缺少一点担当。他太智慧了，看透了一切，就像他的《围城》里所寓意的，教育、爱情、家庭、事业，都是靠不住的，万象皆空，一切都被他讽刺得一丝不挂。那么，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海马歌舞厅》的主题歌有一句：“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我觉得很适合钱钟书的形象。我曾经私下说过，钱钟书就是一个有学问的王朔，大概偏激了一点。可能钱钟书自有他更深的考虑。从“诗分唐宋”到“论难一概”，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困惑和焦虑，它可以说明《谈艺录》更靠近中国传统诗话的源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美学著作。所以，今天没有必要继续爆炒钱钟书的一些时代局限性很强的东西，新的学术时代正在来临，中国文化应该以一份平常心汇入整个人类文明。 浪子笔下的浪子读仲昭川《漂人》 一、浪子如何不丈夫 这是一部北大人写北大人的书。 这是一部北大浪子写北大浪子的书。 上过北大的人，也许都会承认，北大给人一种“家园”之感。但“家园”不正是相对于“浪子”而言才得以充实其内涵么？ 这是一些多才多艺的浪子，有情有义的浪子。他们从这片苍凉的大地上风筝一般地升腾起来，漫成一支浮动的劲旅，叫做“漂人”。 “经常和贩夫走卒一起睡在立交桥下，军挎中却偏偏总带着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 这样的“漂人”是有根的，文化之根，时代之根，强韧的根须使得风筝永远不会断线。 但也许正因为永不断线，自由对他们来说便同时意味着一种撕裂的痛楚。北大教给了他们一身绝世武功，但并非身怀武功就可包打天下，江湖上明礁暗滩，撞得浪子们七荤八素。他们终于明白，不是读上20部古龙便可自然成为浪子的，浪子是怎样炼成的？ 小说里挤满了一段段髙浓度的真实，像浪子案前髙髙低低的酒杯。正是这些一望而知的真实，打动了女主人公的原型，使这位旅居美国的女漂人“特地飞回大陆”。小说里的“张旭东”、“汪静”、“王蕙”，一个个都是北大80年代真实的明星。作者被奔涌的素材激荡得常常难以自持，于是小说采用了古龙式的章法和句式： 砚平是个浪子， 一个天生的浪子，一个奇怪的浪子。 如果你父亲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你能不是一个天生的浪子吗？ 砚平恰好是这样。 …… 不过古龙只有章法和句式，却少了一份真实，奥秘在于，漂人们不是漂在虚无缥缈的太空，而是漂在实实在在的80年代的中国。从北京到深圳，一个旋涡连一个旋涡便是情节，一个浪连一个浪便是浪子们的成长史。 作者仲昭川的这部小说是“都市浪子系列”的第一部。作者的名字在80年代的燕园还是相当响亮的。围棋、武术、尼采、梵高，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但越是这样的“高手”就越容易成为“漂人”。从高手到漂人，恰好唱出了北大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首进行曲，并且，远不仅仅是北大。在北京，在全国的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有多少精神浪子在时代的大河里浮沉着。这是，个大漂动的时代，正需要万千浪子乘时而起，把自己的热血和痛苦一并奉献给民族振兴的新世纪的曙光。 二、漂动的北大魂 北大人写北大，这远不是第一次。 但能够写出所谓的“北大魂”来，并让这一叶“魂舟”在时代之河中漂动起来，此前确实罕见。 仲昭川不愧是名副其实的80年代的北大人。揣着一张北大本科文凭，他加入了都市浪子的漂泊大军。漂泊似乎是一种无根的流动，但这群“漂人”实际是有根的，深深的根，那便是与80年代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北大魂。 作者把一腔对母校的热爱涂写在他的主人公身上。这个命里注定的浪子，“大学毕业，他就感到欢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像那些长江第一漂、黄河第一漂的勇士一样，他扑入了激流。 “经常浪迹三教九流，打架泡妞，却偏偏敬仰梵高和尼采，乃至于精神病患者，大叫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形象是“北大人”么？ 倘若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便无法理解北大，无法理解中国。 所谓有北大魂正是这样，一面承载着崇高、庄严与神圣，另一面则将前者的根须深深地植人这片五千年的土地。它有时佯狂，有时饲虎，却从不喊疼，从不乞求理解。浪子即便身处一室皆春的温柔乡，他的心也一直在行走。正如鲁迅《过客》中所云：“我只得走。” 然而过客的确是实实在在向前走，而漂人却载浮载沉四处荡。英雄的痛苦，理想的悲歌，在一杯酒、一支烟中被反复吸吮，在一次次虚与实的做爱中被反复抽空，在一盘又一盘下不完的棋局上花五聚六、险劫连环。 于是，恰恰在90年代的风月场上，才反衬出80年代的英雄风姿。在贫穷的岁月里当一名乞丐算不上什么好汉，在遍地富豪的时代坚持“一无所有”，才是真正的伟岸。 这样的伟岸以其干净彻底的矫矫不群震撼人心。已经旅居美国的女主人公的原型“读罢原稿，泣不成声”。也许，她感动的不仅仅是书中的故事，而是那铸成了她漂泊之魂的那些真实的岁月。 北大有太多的真实，让人不直面就心虚气短，直面则血脉贲张。也许这一点颇令作者无法平心静气，于是我们看到这部小说采用了古龙式的句法：急促的短句，犹如漂流勇士左一桨右一桨地与湍流和险礁搏战。一路挥洒，一路澎湃。但作者仿佛越战越勇，因为他知道，漂人不是他一个，也不是北大这一群，而是遍布雄伟的北京城，遍布正在“过河”的全华夏，无数充满人文精神的浪子，构成一幅辉煌壮丽的“大漂动”！ 躁热的美神执著读钟海城《三美神》 美神自打托生到中国那天起，就注定她的命运是个假洋鬼子。咱中国向来拜的是贞节牌坊和送子娘娘，偏有那心术不正之徒，贩来些祸国灭种的洋菩萨，弄得世风日颓，渐渐竟有了狸猫换太子之势。钟海城也凑热闹，写了国内第一部涉猎健美的长篇小说《三美神》（作家出版社，1988）。书中对这片黄土地上的某些传统审美观极尽糟蹋之能事，精彩得实在令人拍案。 这不是一部山清水秀的乡土小说，也不是一部灯红酒绿的都市文学。它写的是一座县城——乡土与都市的桥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愚昧与文明的桥梁。不知谁说过，咱中国就是一座大县城！有不少把中国缩小到一个县的规模来写的作家都成功，例如师陀的《果园城记》，柯云路的《新星》。钟海城的县城里也有官有民，有工有农，有学校和监狱，有艺术家和医生，这本已组成一个超稳定的封闭结构了。谁知平地一声雷，蹦出三个练健美的姑娘来，于是戏开演了。 远在“五四”时期，王统照就用一个美术模特榨出了国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沉思》）。时至今日，钟海城的《三美神》还能叫座儿，这一方面证明了美神在中国的发育是何等迟缓，另一方面，也深深得力于作者鬼斧神工地展示出美神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发育的。 这个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躁，热。书中大大小小几十个灵魂，没有一个安静的。一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吊扇把人们旋在半空。这，也许就是县城人的心态，就是今日中国人的心态。一面是沉重，流言蜚语像千万个痰桶飞上头来，猥鄙的目光死死压住杠铃。压，压得你汗流決背，筋酥骨裂，眼珠努于眶外。另一面却又是失重，灵魂轻飘飘地浪荡于充满尘埃的光柱之间。沉重的自我痛苦与失重的自我疏离，使美神在中国仿佛变成了一个“多余人”。三个健美女郎作为一组象征群体，不断变幻着她们的承担角度。三个姑娘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人。沈可园离开吵闹的父母，嫁给一个只知拿她发泄肉欲的“诚实”的丈夫。蓝芸的父亲死于文革，母亲在铁牌坊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下，20年后扑向了闪电。鲁晓妮从小被爷爷拣来，她肚脐上方的红痣封存着她的父母之谜。可谁知在她即将前往健美队的前夕，爷爷竟会深夜去摸她的红痣然后又剁下了那造孽的手指。至于后来认出她是亲生女儿的女县长，就是曾经和蓝芸的母亲相互扮演过异性角色的女人。可见环绕在三个姑娘周围的，是一片欲的沙漠，她们是“欲神”的后代。 美神是干渴的。天气总是那么热，色彩总是那么浓。色调越繁复，汇总起来就越是白亮亮地刺眼。全书的每一行都有烈日的反光，每一页都散发着汗水的气息。这座县城能够供给美神的饮料太少了，何况美神又到处惹是生非，破坏体统，玷污风化，拆散美好家庭，教唆青少年犯罪。给你们一片能够张着大口喘气的空间已经是姑息养奸了，哪有你们得陇望蜀的份儿！美神在干渴中一次次挺起杠铃。这片土地给她们的干渴太多了，而她们却用瀑布般的汗水去滋养这片土地。多么大的幸与不幸！ 美神是躁动的。空气中布满了粉尘和煤屑，并不断去搔扰美神的肌肤。一个小报的记者去单独采访沈可园之前，竟然准备好了避孕器材。穿“三点式”还是穿“一件头”，也必须反复开会讨论。美神不安于干渴的枯井，美神毕竟有女孩子气。她焦躁了，流泪了，甚至退缩了。连郑教练一蓝芸的男友也妥协了。他与沈可园那深情的一吻，就是美对欲的妥协。但真正在美神心中躁动的，是重塑健全人格的一股升腾之力。尽管这股力有回旋，但它最终是向上的，因为这是一种小树亲吻蓝天的渴望，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完善自身是驱使人类前行的永动机，人类趋美的天性一天没有丧尽，那美神在他心中就一天不能停止躁动。这躁动包括了筹求与搏斗。寻求一个良好的通风口，寻求一个沁人心脾的淋浴喷头，寻求有一天不再搏斗。但搏斗是不肯在寻求休息之前引退的。杠铃被缓缓地挺起又狠狠地压下去。一种令人想呼想吼想排泄想破坏想蹂躏的好动欲和着汗水浸遍了每一个毛孔。美神终于投胎到了中国，但妊娠期是如此的漫长，如此的燥热。 美的诞生绝不意味着欲的死亡。美既能征服欲，也就同样能把它拉进自己的怀抱。女县长终于勇敢地穿出那条绿绸旗袍，把它展现给全县黎民而不只是用来在卧室里诱惑男秘书。截了肢的桃子对那个判了三年刑的倒霉流氓说“宝龙，我等着你！”她相信断臂的维纳斯那永恒的力量。画家何开怀不会再遗精了，他把梦都凝聚到那张叫做《生命》的水粉画上。美神本就睡在每个人的心底，但每个人都目迷于造化的五色土，免不了要在苦难的欲海中飘浮以至沉没。尤其是在“县”里，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赤县里，谁哪怕无意中吻醒了美神，都等于打着火把去参观油库。也许正是因此，美神才不得不伪装成一个金发碧眼的舶来品，不得不忍受那充满欲火的目光，而且要“全世界都兴哪。县长批准的！”（54页）才能最终取得一份国籍。美是不可能完全征服欲的，对于美和丑，欲有它恋爱的自由。 比起美神的干渴和躁动来，毋宁说这片土地是更加干渴和躁动。作家的一片爱美之心固然昭彰，但美神只是他的三棱镜，他内心深处更爱的，恐怕还是这片土地。尽管他那么无礼地扯下每个人的遮羞布，那么夸张地污染本来十分透明的空气，但这些正表明作家在为这片土地而深深地躁动。他和着那滚滚的脉搏一同燥热，汗水从头顶—注流到脚底，就像书中—口气写上几百字而根本没有标点。燥热的渲染，黏稠的色彩，貌似悠闲的语调掩不住跳跃与突破的意象。整篇小说的世界颤抖在纷纭旋转的躁动中，作者就这样努力表现出，美神该来了，美神来了，美神是这样来的。 略显遗憾的是，美神胜利得似乎太快了。美神在搏斗时，本也应有战神一样的狰拧。这样无伤大体地和平演变，也许是为了暗合我们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性？ 闲话《启明星》 正在创造历史的人，往往不大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 不知不觉间，《启明星》居然走过将近20年的路了。它的历时性本身就是一件殊勋，遥想北大百年校史上灿如星斗的学生刊物，最著名者要算《新潮》吧？然而《新潮》的寿命只有短短的3年。我们可以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说《启明星》是北大校史上“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80年代初《启明星》问世的时候，其他的学生刊物也不少。好像雨后的蘑菇，不用特别撒尿也能长得又靓又酷。那时的北大学生号称“八千精英”，狂得很，办个把刊物就觉得自己是傅斯年、罗家伦；能写一两首“小草打了个绿色的喷嚏”，就觉得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二里多地。81级文学班得了几次拔河冠军，就在毕业纪念册上公然大书：“文81威震北大中文系！”文82有位怪杰叫娄一斗，据说天下才气一共十斗，曹子建才高八斗，他占一斗，其余的天下人合占一斗。文83有9名各省市的高考文科状元，至于榜眼、探花则不计其数，一个个怀才不遇的样子，叫嚣什么“北大多才子，燕园少佳人”。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大作家，墙报和刊物上长串伟大的笔名，什么“拙笔、绿影、乔达摩·悉达多……”《启明星》在这群伟人的眼中，也只是众多供他们涂鸦的园地之一。但涂鸦却正是纯艺术的标志，一部文明史证明了，所有学问都会被戳穿，被翻案。唯有涂鸦永葆青春，在“没心没肺”中表现出它的庄严。 《启明星》的封面是固定的，次印了很多，堆在北大印刷厂里，这样就不用每期重新设计。好像是王力先生题写的刊名，画着一颗象征性的大星，很拙朴，通天贯地，虎头虎脑的。纸张比较差，拿到第8期的时候，也许第6期已经发了黄。每期一出来，编委们就用一块大橡皮刻个阿拉伯数字，一本一本地盖上期号，跟商店里猪肉上盖的差不多。《启明星》的编委以各年级中的“诗人”居多，80年代的北大有句笑话：“随手扔个馒头，就能打死个诗人。”诗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讽刺食堂的馒头太硬，而食堂的师傅们最蔑视的大概也就是诗人。《启明星》本来是个“杂志”，但由于它的“非正统”身份与诗歌在80年代的地位恰好相呼应，所以渐渐成为以诗歌为主的一个先锋实验园地。不过多数人拿到刊物后，却先看诗歌以外的文字。例如蔡恒平写的“臧力这些年在诗歌里活得就像一条狗”，被传诵一时。刊物的实验性强了，并没有影响它的传播和流通，因为在北大这种地方，先锋是最时髦的。学生和学者追逐最新的思潮，炫耀最新的术语，就跟妇女对待化妆品的态度差不多。在这里，媚俗是以“媚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真正能够抗拒潮流，不怕别人说自己落伍，说自己俗的人，在北大是很少的。有人说北大堕落了，90年代是80年代的倒退与背叛。其实80年代，生命力强桿的砥柱中流型的人物就不大多。有多少80年代大谈弗洛伊德、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的人，90年代摇身一变，就满口巴尔特、德里达、赛义德。优秀人物总是以大量的“媚雅”者为分母产生出来的，《启明星》的情况也从一个小的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每一届学生中都不乏真真假假的诗人，既有真雅又有大俗。所以火未尽而薪已传，低年级的编委混到高年级就是主编，谁也不怀疑《启明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实现四化。80年代的学生不大想，启明星的任务就是宣布天亮，而天亮以后，人们要吃饭，要赚钱，没人再有闲工夫去望天。北大的孩子们自我感觉偏好，即使说自己是“边缘”的时候，那“边缘”一词也一定正是时髦的中心。或许就是这种浑然无虑，使《启明星》傻吃呆睡地过了十几年。 学生刊物，大多免不了有些风风雨雨，但《启明星》似乎没出过什么大事。《启明星》没有违反过四项基本原则，不造谣，不挑拨，只是一群从嫩蚪走向青娃的“蛤蟆骨朵”在自家的青草池塘里摸瞎似的扑腾。它离老百姓太远，也写不出“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的豪迈诗句。在中文系党委（前身是党总支）和团学联的领导关怀下，它一直是北大具有一流地位和影响的学生刊物，在其他高校也小有名气。它不懂得利用这名气去赚点钱，骗点人，泡点妞，也没有故意去讨好什么势力，迎合什么举措。翻翻那些发黄的纸页，也许会笑它浅薄，孟浪，自作多情，小布尔乔亚，但它的每一行文字，包括这些小毛病，都是真诚的。 《启明星》的队伍中，不消说是出了许多人才的。它最初的主办者，已经是中文系的主要领导。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奔忙着大大小小的“事业”，偶一搔首拧眉，或许会发现，启明星并没有在白天消逝。不管什么时候太阳落山，它慢慢悠悠地就是不死。麦芒有一句诗：“我还有那不朽的儿子！”用于《启明星》，也还算合适吧。 你别无选择吗? 久闻《选择的批判》大名，一直未得恭阅。近日某夜去吃煎饼果子，摊主在北大白天贩书，晚上出灶，与我有若干面之交。他说：“哥们儿今天白请你——你上礼拜告诉我的那本刘晓波的《选择的批判》，哥们儿弄了80多本，今儿一天，嘿，愣全卖出去了！吃！”听罢此言，我心里不禁像摊煎饼一样画了个问号：中文系四五百口子人，可并没见几个有这本书的呀！几天后去看一位化学系的老乡，这个问号才得以消解。他枕畔就歪着一本《选择的批判》。他问我此书好否，我语塞不能答，便以攻为守：“你们怎么也看这本书啊？” “嘿，你真外！这是骂李泽厚的书，能不看吗？中国到处都是权威，就缺刘晓波这样的泼皮牛二。一个新东西出来，不一会儿就又变成了压迫儿媳妇的婆婆，所以在中国，不否定一切过去的，就没法进步。你们文科的还行，有人敢骂。我们理科的，唉，科学，理性，实证，压都把人压死了！”“那么你们都赞同刘晓波的非理性了？” “什么理性非理性的，我承认我不大懂。我所赞同的，关键是刘晓波的精神。那次他来北大讲演，我们班去听的就不少。这回也有好几个买了这本书。我就觉得他骂李泽厚骂得对。李泽厚拐来拐去不过就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要是让李泽厚永远蹲在理论权威的宝座上，中国也太惨了。刘晓波的意义就在这里。破坏，永远是万事万物前进的动力。这一点，老兄，我学化学的比你知道得清楚！” 我于是很惶恐，觉得已不大配做中文系的研究生了。赶紧跑到本系一个本科生那里去借。他拧着眉头问我：“你干嘛要看这书啊？” “不是骂李泽厚的吗？据说写得很精彩。” “臭极了，谁看了谁后悔。刘晓波这家伙，整个一个没学问！胡天胡地乱扯。什么民本思想，什么孔颜人格，什么天人合一，就那么几句话就把李泽厚给盖棺论定了。李泽厚要是简单到这种程度，那中国也太惨了。再说，这都什么年月了，刘晓波还在那儿喊‘深刻的片面’，大肆鼓吹片面，对中国来说太有害了。中国历来是书本上讲中庸、讲全面，而实际上全是忽而极左、忽而极右。中国让非理性祸害得压根儿就找不着真正的理性了，刘晓波还叫嚣要抛弃理性，简直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傻帽儿。他既不引用李泽厚的只言片语，也完全不按人家的逻辑轨道去看看清楚，随便捏巴几个罪名，自己想说什么就先把李泽厚捉出来批几个耳光。难道他就这么个深刻的片面法吗？太没学问。我劝你甭看，你要看，也不用给我送回来了。” 我于是更加惶恐。带回书来连夜翻了两遭，似乎心有所感，但又觉得上面两位朋友的话似乎已令我无可补充了，尽管他们的议论都过于情绪化，不像是正儿八经的“批评”。我只想补充问一句：难道打倒一切权威，烧掉所有的旧宅，真的已成为使中国凤凰涅槃的大趋势，除此之外，就再也别无选择吗？ 也许，书在畅销，读者在思考，在拍案，在辱骂，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罢。 第二天，一名女同学来借此书，说她在北大附中的弟弟要看。我只好在“文本”缺席的非科学状态下，写了这么一篇似乎非理性的东西。 日暖长虹落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两本言行所著的关于高长虹的书。一本是《一生寂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另一本是高长虹专论《历史的沉重》。高长虹的问题在学理上并不难说清，但在现实中会牵惹到许多纠葛。我一向不愿在非学术出版物上介入“聋子吵架”，所以本来想全面赞扬一下这两本书，最后还是决定只写一点“假装客观”的个人感慨，以免被误解为“歌颂权威”派或是“歌颂黑马”派。 这两本书的作者在写作中贯注了十二分的激情。他本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却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细致深人的分析，达到了比较高的“专业水平”。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值得特别称道，因为作者毕竟是高长虹的外甥，他天经地义应该具有“打灯笼照舅”的激情。高长虹长期被认为是借鲁迅出的名，现在有人又借高长虹出名，当然是连“黑马”也不如的。如今的某些名人不但碰不得，而且还不许你碰别的名人，这实在是不大公平的。 但我的意思并不在称道作者的激情和心血，我想说的是作者的“高长虹观”。作者的大部分激情用来辩说高长虹并非一个“疯子”，证据充分而确凿。而我以为，那些证据恰恰说明高长虹是“疯子”。并且我还以为，高长虹整个家族包括言行先生都属于“疯子族”。我在两本书的许多处加了“疯子”的批语。这里的关键在于确定什么是“疯子”。言行先生以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用观察眼神和日常举止来断定高长虹直到晚年还“一点疯的迹象也没有”，组织上不该“给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定为精神分裂症”。其实“疯子”从来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问题。《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药》中的夏瑜，《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雷雨》中的繁漪，他们是不是疯子并不决定于“科学”，而决定于众人之口，“说你疯你就疯不疯也疯”。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之中，当某个人的“组织功能”与整个组织的运动状态发生龃龉之时，组织便有权决定该人是否“发疯”。那么高长虹的“组织功能”是如何不见容于组织的呢？ 如果说高长虹早年与鲁迅的冲突还可以解释为“误会”，他并未造成对鲁迅的实际伤害，大不了落个“怪人”、“狂人”之名的话，那么他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表现就实在是颇具杀伤力的。第一，组织上安排柯仲平和他担任“文协”三大的正副主任，他却拒不接受，理由是“柯仲平不会工作”。言行先生论道：“辞掉职务，就等于辞掉了党对自己信任”。第二，毛泽东发请柬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00多位应邀者，只有高长虹不出席，理由是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第三，组织上认为他的书稿与斯大林观点不一致，他便上书中央，并要求中央转交斯大林。第四，他反对康生操纵的“抢救运动”。第五，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宽怀大度，特地召见高长虹，问他“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曰：“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主席大怒，请他出去……将上述几件事，去询问10个中国人，至少有9个要说“这是个疯子！”半个世纪以后的历史证明，上述5件事，都是高长虹正确，言行先生便据以说明高长虹不是疯子，而是“清醒”。但“疯子”与“清醒”本是一张烙饼的两面，提前了半个世纪的“清醒”，焉有不是“疯子”之理？ 再说鲁迅，也早就看出长虹是“疯子”。鲁迅是偏爱疯子的，因为疯子对旧社会的杀伤力大，胜过“三千毛瑟精兵”，鲁迅才格外栽培他。鲁迅在长虹创办的《弦上》周刊上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该文只有7个字：“春秋两季骂西滢”，似乎只有对疯子才能如此随便。只是后来长虹竟然疯到了鲁迅头上，鲁迅心口一疼，就不能再替他托着闸门了。 长虹的第一篇作品叫《提灯行》，最后一篇作品叫《什么是黑夜》，他把自己的生活定位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对于这种生活，鲁迅早有清醒的认识，《影的告别》说：“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高长虹为反抗这个“影”的悲剧命运，给自己取名“长虹”。但他没想透，“长虹”实则也是“影”，尽管鲜艳，尽管“狂飙”、尽管疯迷，仍只是晴雨之间的一道虚桥。当晴暖的太阳真正普照时，长虹注定要消失的。言行先生似乎痛惜于此，所以用了“寂寞”、“沉重”的字眼，并十分动情地与人辩争自己的“清醒”，甚至“梦见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其实，高长虹的一生是圆满的，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设计完成的一个标准的“疯子”的一生。假如他不敢对鲁迅和毛主席不恭，假如他积极参加康生的“抢救运动”，假如他后来当了几天文化部长，那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沉重”。让人感到“寂寞”的是，世上的疯子日见其少，日见其苦，故而我颇不主张将高长虹清洗出疯子之列。于是写了这篇不通的文章，意在把言行先生甚或更多人的脑子进一步搅乱也。 纯洁的生命诗篇 臧力送我一本《北大诗选》和他自己的《燕园纪事》，顺便让我写点感想。臧力是我的“大哥”，我们同窗10载，世所罕见。关系太密切了，使我们不得不人为地故意保持距离，以免在一见面就口没遮拦的调侃中互失了尊敬。所以，每当他正经地说点什么事时，我总是很往心里去的。 关于臧力，关于北大诗歌，我以后迟早要写一篇大文章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拥有我这样的优势。我不属于“他们”，但我是“他们”之外最近距离的观察者。15年来，我像关注着一群“不务正业”的弟弟一样，始终关注着他们。我也写诗，但我很早就讨厌校园诗歌团伙中的黑社会气息，加上当时大部分人的诗作令我不敢恭维，我觉得没有必要与之交流，因此我不愿和他们“鬼混”，一直以“独行侠”的姿态写自己的东西。我知道世上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有时偶然遇见，诗酒一场，便又如鱼儿，相忘于江湖。 而臧力他们，却一直坚持了下去。我有很长时间想不通臧力、清平、麦芒这些世界上一流智商、一流才华的青年，为什么能够忍受与那些欺世盗名，很可能连小学语文都考不及格的诗痞诗混们在一起虚伪地周旋。然而他们的诗的确越写越好了。大概到1988年前后，我确认臧力、清平、麦芒等几位已经是真正的诗人——我一直宣传“写诗的人”不等于“诗人”。而1998年的今天，我认为起码臧力的诗已经超越了海子。这个经常在口语中遭受我污辱和强暴的傻小子，已注定要垂名在中国的书面语写作史上。 北大百年校庆之前的两个多月，我被派到新加坡打工，曾与当地的作家诗人们有过几次聚会。在我沉默于新加坡写作界文化素质之低、鉴赏能力之差的杯酒交欢中，我忽然特别怀念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清平，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麦芒，睡在我对面的兄弟——臧力。一霎时，我心底涌出两个字：忍受！我明白了臧力他们原来是在“忍受”，一种伟大的忍受。像我这样的“洁身自好”，其实是不能忍受缪斯身旁那些拖着鼻涕、满手油污的献花者——当然，我的选择也无可非议，因为我在其他领域同样承担了忍受。而臧力他们就像柯林斯《月亮宝石》中那三个忠诚的婆罗门，不论宝石沧落到多么卑贱烂污之处，他们都默默跟随，直到所有世人一致公认：宝石应该是属于他们的！ 1983年我初人北大，臧力以北京地主的身份，带我到学三食堂吃饭。他讲了很多我日后不以为然的幼稚观点，但有一句话我很赞成：“诗歌是最他妈高级的文学。”我的师妹范智红女士说过：“诗歌是大家闺秀，散文是小家碧玉，小说则是青楼女子。”我加上一句幽默：“都应该调戏调戏。”因为我反对文学研究中的不民主的贵族化倾向。 到1988年以后，一次在47楼207和臧力争论，臧力满面桃红地说：“诗歌是什么？诗歌就是他妈的政治！”我一刹那发现臧力成熟了，他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可以做一个学者。日后，臧力果然攀向了诗人兼学者的雪峰。 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一遍遍翻着《北大诗选》中那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诗篇，我想对臧力说：“哥，诗歌是什么？诗歌就是他妈的宗教！”是的，臧力之流在坚毅的忍受中接近了那个无法言说的大神秘和大欢喜。我十分尊敬的洪子诚老师写道：“在当今的大多数情况下，诗不可能是获致名利的较好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诗的写作者长期坚守于这孤寂的领地而不退缩。”洪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绝对严肃而高洁，对一切世俗气息保持距离和警惕，他能这样理解当今诗歌，非常令人感动。 上面引述臧力的话中，都保留了“他妈的”这一不雅词汇。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和韩毓海都大声呼唤：“诗人也是人，诗人首先是人。”从人的立场去理解和分析诗人，才能更准确地判定诗人和诗歌的价值。我特别欣赏西川对海子之死的客观剖析，因为西川首先把海子看成人，然后再看这个“人”与“诗人”的关系。我坚持称“臧力”而不称“臧棣”，也就是这个道理。“臧棣”不是人，只是个诗人，是“臧力”虚构出来的艺术替身，是继他的私生子“海翁”之后正式报了户口的又一个儿子，他长得再像臧力，也不可能达到神似。只有从臧力、王清平、黄亦兵、徐永恒、姚献民、陈国平、蔡方华去理解臧棣、清平、麦芒、徐永、郁文、西渡、橡子，才能更切肤地感到他们忍受的强度。作为生活中的人，他们有时把自己打扮成粗俗者，颓废者，但这正是为了捍卫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纯洁和高贵。他们的心中住着一个流氓和一个公主。当正人君子们前来对公主品头论足时，是流氓扑出去捍卫了公主的宁静。你如果有机会被臧力捉住看手相，你会觉得他粗俗得那么和蔼可亲。然后你去读一下他的《相手师的独白》，你就会明白那个叫“臧棣”的东西有多么高大、多么庄严，须仰视才见。 《北大诗选》所选的78位诗人中，至少有一半我认识，有三分之一同住过32楼，我们83级本科班的有7人，跟我同过宿舍的有5人——包括与我邻床，先称我为保镖后称我为司令的蔡恒平。在生活中的熟悉使我批评起他们的诗来既可以不留情面又觉得如决心自食。对于那些在当今诗歌面前或顶礼膜拜，或嗤之以鼻，或不知所措，或东施效颦的朋友们，我要像麦芒赠韩毓海那样说一句：“诗歌没有什么秘密……”萧三有诗云：“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真正的北大诗人就是这样一群以生命作诗篇的人。麦芒写得多么好：“我作为野麦芒与针尖对立写作早已逾满十年/迟迟不愿成熟让镰刀驯服因为/.感到自己还应加倍锐利扎进大地的手掌。”读着他们忍受着孤独、歧视、嘈杂、污秽、苦难所写出的一行行纯洁、高雅、有力的诗句，我们真应该像尼采抱住街头被鞭打的瘦马一样抱住他们喊一句：“我受苦受难的兄弟！” 这些纯洁的诗人在当今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可以称得上是战士，是圣斗士。他们像为大都市看守水库的卫士一样，在替我们大伙看守着灵魂的水源。然而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读博士的时候，我和臧力同住一屋。他经常不住，把屋子让给我方便。我从报上剪下一则广告词贴在门上自吹自擂：“双雄同峙世纪之门。”实际上，屹立在精神大门口守卫的是臧力，而我是经常喜欢巡逻的——谁让他长得比我高大，比我英俊，又比我早生半年呢？我希望发挥自己的巡逻特长，为这些守门者减少一些误伤和暗算的危险。我左手持杀虫剂，右手放连环镖，每屠杀一批害虫或负了一身暗伤，便回到门前与臧力们互相挖苦取乐一番。伟大的老子早就说过，明珠要放在尘垢中才能永葆纯洁。北大和整个社会，正都充满了尘垢。所以我们都很忙，忙得无暇去写该写的大文章，忙得充暇照顾最应该照顾的人。当我看到终日操劳而一脸快乐的妻子，我很愧疚；当我看到刚刚3岁就显露出几分诡诈和残暴的儿子，我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幸好我们还有诗歌，有孙玉石老师说的“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当年在孙老师的课上，我和郁文姚献民坐在后排一边听课一边写诗。那时他就戏言要给后代取名“姚万枝”——因为父亲吸了一万支烟。我觉得这名字让人想起《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从那时起我就感到这些假装背叛传统的诗人其实乃是传统的真正保护神。他们爱自然，爱土地，爱孩子，爱女人。看一看郁文、清平、麦芒、臧棣之流在生活中的行径，我甚至想说他们一句：“老封建。”有这样一群背叛封建的老封建活着，写着，传递着，延续着，中国和中国的诗歌还有什么疑问不能把纯洁之根留住呢？ 写到最后，我回头看一眼徘徊在背后不知打什么鬼主意的儿子，轻轻地说一句：“出招吧，我接着。” 乡土文学的失落情结 一 怀乡病，怀乡病， 这或许是一切 有一张有些忧郁的脸 一颗悲哀的心， 而且老是缄默着， 还抽着一枝烟斗的 人们的生涯吧。——戴望舒《对于天的怀乡病》 怀乡是一种“病”。这病的症候是忧郁、悲哀而且缄默，并由这充填了患者的生涯。乡土文学的作者便都是患了怀乡病的。 鲁迅自不必说。绍兴的乌篷船在他忧郁的目光里缓缓游动，闰土的一声“老爷”叫得他几乎落泪，而两斤绍酒，10个油豆腐却又足以叫他凭楼望雪，呆坐得如同一段木头了。蹇先艾“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廖撞击心头”。（《朝雾》）许钦文苦恼于父园无存，盛况难再，故作冷静的文字中包含着舍弃不掉的悲愤。王鲁彦“要逃避人间而不能”，只好将心还给母亲，强自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黎锦明在讽刺和暴露中捕捉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向培良则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加上“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叙述着他那“缥渺的梦”。而台静农身在阴暗的都会，却执拗地把“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语） 乡土文学就是这一群饱受创伤磨砺的蚌所产出的珍珠。占创作动机第一位的，无疑当是“移情”。正像鲁迅所分析的：“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背井离乡，将一颗高傲的灵魂寄挂于冷漠的都市。日月穿梭，远无霞光，近无亲情，这颗灵魂自然而然地漂浮起来，茫然游荡。失落如雾气一般，一点点浸透到心里，纠结着。解脱这蠹魔的良方，无过于回忆从前那些时光，回忆故土上留下的童年足印和少年歌声。既然是失落中的回忆，自不免将一切往事都蒙上了一层感伤的色彩，一层隐忧的薄纱。黎锦明的《出阁》不写欢笑而专写哭泣，蹇先艾的《水葬》写完了把小偷水葬的风俗后，却在结尾写小偷的母亲惦记着：“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王鲁彥的《黄金》明明写如史伯伯希望落空，陷入困窘，却在结尾让他做了一个圆满的梦。这些描写正同时表明了作者和主人公一样的心境，既消沉愤懑又怀着微茫的希望，既自伤自怜又有些自信自强。在他们的心中，故乡是和自己一样饱受着屈辱、痛苦，描绘故乡的困难就如同抚慰着自己的伤口，故乡成为失落的灵魂的遥寄所。乡土文学的作者们就沉溺在这略近病态的怀乡酒中挨过生涯中那朝雾般飘忽无定的日子。 二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唐·刘皂《旅次朔方》 乡土文学作者们镂冰画脂所造出的故乡，不过仅存于他们的记忆中。现实中的故乡早已变得那般生疏、那般冷漠了。豆腐西施变成了暴戾恣肆的张着脚的圆规，黄澄澄的柚子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头。正像闻一多大喊“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那样，无情的现实使作家不得不叹息：“这不是我的故乡！”相反，寓居之处却一天天使人留恋，变成了同样令人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 第一个故乡是作家的诞生地，给他以母亲，给他以教养，给他以大自然的气息。而第二个故乡是作家的成名地，给他以朋友和对手，给他以成熟和启悟，给他以社会的冰冷和磨砺。正是在这两重故乡的缠绕背景下，产生了乡土文学。如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也是属于乡土文学一类的。沈从文热爱他的故乡，可故乡不是他笔下的那副样子，故乡人也与他不一样。他恨北京，恨都市，但他又舍不得离开这个文化城，终于成了这个城里的著名大作家、大学问家。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乡土文学的作者们成了一种既有故乡，又似乎没有故乡的人。两个故乡对自己都是不亲不疏，若即若离。眼前的都市固然黑暗冷酷，但想起故乡，也多是一幅幅“人间的辛酸和凄楚”的图画。乡思能给人慰藉，但毕竟山水迢遥，君问归期未有期。而在这罪恶污秽的都市里，却有着同志和战友的一双双温暖的手，一颗颗纯洁的心。鲁迅把老母接到了北京，沈从文在郁达夫的帮助下步入文坛，语丝社、未名社在鲁迅的扶助下新人迭出。但两重故乡造成的漂泊感、寄居意识是绝难淡漠的。在这个意义上，乡土文学作者们的失落情结便又加深了一层。他们在两个故乡面前都是“局外人”，他们不但为第一故乡所放逐，同时也为第二故乡所排斥。在这种情境中产生的失落情结自然使他们的笔调与创造社等其他派别迥然不同。乡土文学的无情的暴露、愤怒的讽刺、冷静的悲剧描写和超然的客观视角，便都是与这种两重故乡所造成的两重失落密切相关的。 三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那故乡的风， 那故乡的云， 为我抚平创伤。——费翔《故乡的云》（谭轩词曲） 失落是一种心理失衡，自然要靠失落产生的精神现象来调节。吕纬甫“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酒楼上》），还有他买了绒剪花、教子曰诗云等事，这实际上是鲁迅想象中的自我假如到故乡去的惨状，也完全可看做是所有乡土文学作者外化为归乡者的写真。所谓衣锦还乡，所谓“呀，呀，放了道台了”是与这些乡土文学家无缘的。积年奋斗，一无所获，眼望空空的行囊，何以报江东父老？思乡未必真还乡。所谓乡土文学，不过是用笔写出自己的胸臆，就把这写出的胸臆，看成是天边飘来的一片故乡的云，聊以平复漂泊的创痛。乡土文学写的都是小人物。天二哥、鼻涕阿二，唐寡妇，“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虽然写的是遥远的故事，“但大家的情结是一样的”。这些小人物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是匍匐在命运的雷声下，生死两茫然。比起这些主人公，乡土文学作家们固然在人生境界上要高一筹，但在命运面前，在心灵和肉体所承受的苦难上面，还不是大同小异吗？冷静的客观描写，把人物推到彼岸，似乎与己不相干。但那种深深的悲悯、那种不可遏制的激愤，时时证明作者把彼岸和此岸混视为一体了。在这自悯和悯人的结合中，作家似乎找到了失落情绪的时代着陆点，个人的失落与广大乡村的凋敝，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时代的浮沉慢慢地交织在同一张“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了（《在酒楼上》）。这样，失落的心理重新得到平衡，一颗高傲的灵魂不再迷恋游荡于两重故乡的上空，而是落实到凡间俗世。 失落情结一经摆脱了命运的捉弄，就分化为两种对待命运的态度。一是勇猛进击，力争驾驭命运，在改造社会中改造个人；一是平和冲淡，力求适应命运，在净化心灵中净化世界。前者就是后来的社会剖析派，后者则发展成京派。 第五辑 道貌岸然 各高校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在校园内“勾肩搭背”的规定，女生宿舍楼的门厅也均树立着“男宾禁止入内”的标牌，使人错以为似乎女生一进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压抑从来就是与加倍的放荡共生的。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处为了进行一项调查，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从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楼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37只避孕套。当一个宿舍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有了“朋友”时，剩下的学生便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拍拖”队伍虽然曰益壮大，经典意义上的“恋爱”却比例不高。所谓“假性恋爱”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净土红尘》 高考制度之我见 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实行整整20年了。应当承认，20年来，这套制度为我们国家遴选出了大量的人才。对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民主性，有效性，无疑应当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许。 但是，任何一套运行机制都有它功能衰竭的时候，不可能是一架永动机。它衰竭的因素不是外来的，而是原来就隐含在机制的内部，逐渐显示出其日益有力的一面。现行高考制度在它的前10年，即1977-1987年，可以说是利大于弊，它的衰竭因素被深深压抑着。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凭分数、凭学习水平上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人才结构的大调整、大集中，它为千千万万贫寒的工农子弟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后代提供了在高层次上实现自我的人生机会，那时候，这套制度本身就体现着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多少人家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古人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翻身”情怀激励了那一代人才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志向。那一代人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作主力。 但是从第二个10年开始以后，这套髙考制度的负面效应开始暴露。进入9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走向利弊参半乃至表现出弊大于利的趋势。其中的关键不在“考试”而在“统一考试”。一概反对考试，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任何社会都不能免除对其成员的必要考核。但全国一体的大一统考试体制，却从根本上制约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考试本来是对教育的检阅，但现在却本末倒置，为了考试而教育。所以，广大中小学生的许多精力和时间用于训练考试技巧，最后变成一个个考试机器，个性被压抑，特长遭扼杀。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数是无用的和错误的。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虽读了十几年的书，却既无独立思考能力，也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只能叫做“准人才”。在社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这样的人才格局显然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高考制度已成为民族文化走向的一个“瓶颈”。因此，改革高考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大一统”。前提是完善和落实高中会考。会考只作为高中教育的一种资格证明，会考成绩可以作为高考的参考。然后下放政策，由各地区、各高校自主招生，甚至各系各专业也可以自主招生。当然，这需要一个配套齐全的系统工种，几年之内还不能完全做到，但必须向这个目标迈进，才能把教育的死水重新激活，不尽人才滚滚来。 不识菜谱为哪般 一天，我陪一位外国留学生朋友逛街。中午饿了，在路边找了家门脸挺漂亮的饭馆。小姐微笑着递上菜谱。这位朋友的中文已经学得蛮不错了，我请他先点几个菜。谁知他看了一会儿菜谱，说上面的字看不懂，好多没学过。我拿过来一瞧，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只见上面写着：芽谱。主食有：面条、混沌……浑菜有：糖醋排古、滑溜里几、干炸幺花、炒肉大交……虎皮鸡旦、磨姑白芽……确实令不了解这些“习惯用字”的人莫名其妙。 我想，写这些字的人不见得文化水平真的那么低，更不会是故意丢北京人的脸，丢中国人的脸。但这种毫无规范意识，只顾自己省事的写法，反映了一种不负责的态度。 它不但造成社会交际符号的紊乱，更助长了不尊重文化教育，不尊重社会法规的不良风气。所以，万不可把它看做小节。 我以为，对这种滥写文字的现象，除了批评、呼吁、号召之外，有关部门有必要采取点强制性措施了。 附：不该有的“语言代沟” 沙水清 过去只听说思想、服饰方面存在的“代沟”，未料现在连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代与代之间的“隔离状态”。 手头即有一例。一位家长检查女儿的作文，读到一句“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觉得这个句子在语法上欠妥，意欲改正，谁知那位上初中的女儿竟振振有词地辩道：你们用的句式太老套，过时了，现在就兴这种时髦的用法。 咦！犯了语法错误，反倒有理。究其缘由，委实是时下书刊报纸以及歌曲等误用乱用语言文字的现象所致。比如，现在的一些纪实文学或所谓的“大特写”，要么是短句，短得本来一句话也要分割成几个句子，要么是长句，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有一些流传甚广的港台歌曲，更是生造词语，乱编句式，听之优美，思之迷惑，且不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之类的累赘，即使是简单的数量词也让人长“学问”，比如“我是一匹北方的狼”不就堂而皇之地在四处传唱吗？这类错误，其实是对祖国语言的“污染”，稍有语法修辞常识，就不难识别。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表达方式可以千姿百态，但必须遵守语法修辞的固有规则，这里不存在也不应存在什么“代沟”。因此，规范地使用祖国语言，加强对青少年的语法修辞教育，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灵魂工作者还能逮着老鼠吗? 如果说当今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都未免过于冤屈他们了。在当今这个只要金钱不要灵魂的“时髦”时期，能够挺身做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而且还能挺下去，即使算不上英雄，也称得起是条汉子了（包括巾帼汉子）。就算他们有私心、有野心，“勉从虎穴暂栖身”，只要他能地地道道逮上几只老鼠，你何必管他是白猫黑猫咖啡猫呢！ 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之所以对思想政治工作者不那么“感冒儿”了，也就是因为他们越来越逮不着老鼠了。如果允许我姑且沿用传统的简单化一刀切的分析方法略作揣测，那么他们大致可分如下若干典型群。 第一类是老的，至少40岁以上的，李燕杰、曲啸二位教授可列为标兵。他们本人是道德的典范，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无数晚辈后生曾被他们振聋、被他们发聩。他们用道德文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为我们国家成批塑造了千万个有志青年。他们宝刀未老，壮心不已，是实实在在的“欲为君王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一夜之间，世风大坏，后生们不再做忏悔和祈祷，不再听讲经和布道，而且渐渐地居然呵佛骂祖，除了美元之外，任何爷爷都不认。公元1988年著名的深圳青年与青年导师大辩论表明，这些老字号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陷人了一种精神困境。仿佛是他们正带领千男万女行进在金光大道上之际，偶一回头，发现人们竟不再“遵彼周行”，而是各寻歧路、我行我素。一切娓娓之言、谆谆之语都被笑做“技止此耳”，最后落得个“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究竟是这些导师被时代的列车甩下了好几站，还是青年们误走桃花巷、迷途不知返呢？结论大可不必急着做，但从导师们痛心疾首的呼吁和表白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在流血，而这血丝毫不为世人所青睐，这也就是说，老一代的寻魂工作者们陷入了悲剧。目前看来，这是他们个人在这个特定时期的命运悲剧，但谁又知道，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呢？因为流血的，绝不仅仅是老字号。 第二类就是壮的了。他们大体上有了比较稳固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坐标点，也曾像老前辈一样，呼过风，唤过雨，促过膝，剪过烛。所不同的是，他们对时代的变迁，思潮的逆转，感觉比较敏锐。他们既有与老前辈心心相通的一面（他们许多就是老前辈的产品），又有与广大青年感同身受的一面。因此他们既可内方外圆，又可内圆外方。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道德形象，一事当前，总不免瞻前顾后，尽量力求皆大欢喜。这在近几年的学潮中表现得很充分，各级党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八方挣扎，却总觉四面不讨好。既怕上面指责立场不坚定，媚众悦俗，又怕下面辱骂甘心做奴才，口是心非。最后好容易盼到浪静风平，眠可贴席了，又不知下一次该如何应付。这好比一出悲悲喜喜的传统剧虽以大团圆煞了尾，却不是一出折子戏，空城计侥幸得逞了，下面没准还要斩马谡。这些人的潜意识中，或许盼望着出现一个令行禁止、法度严明的小康盛世，但可惜的是，他们恐怕是赶不上了。 第三类可称为嫩的，这是按年纪依次排下来的。但也可称为老的，这是按心态估量的。他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昨天还是个教徒，今朝要扮个牧师。可昨天他们分明还对着牧师指手画脚扮鬼脸。他们选择这一行当如果不是一时的间歇性脑溢血，那必然经过高智商的老谋深算。他们往往在青年中略有威信，却从不滥用这威信去颐指气使，因为他们知道，威信这种积年经营的气球，一个早上就可能炸破。他们最了解青年，最明白水亦载舟，水亦覆舟。他们或者在青年中如鱼得水，以原则性的部分丧失换取灵活性的大面积丰收；或者明哲自保，“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一事当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说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毫不冤枉，只是他们心所在的“汉”，各不相同而已，不但青年被他们看透，老一辈的心境他们也洞若观火，他们不会再走那条路。但他们到底走哪条路呢？谁也说不清。他们宁抗上而不悖下，也许，抗上是一种更巧妙的媚上？也未可知。这群“嫩老儿”忽朝忽野，忽左忽右，演着最时髦的无情节无场次荒诞剧。这种情形也正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绝妙象征。 草草切了这么三力，看来还是第一类最英雄。可是谁最有可能捉住老鼠呢？非第三类莫属。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的交战、征服和同化，不知己知彼，无以取胜。小字辈们没有教条和框框，有的是丰博的现代常识和久经“魂场”的眼睛，更有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或者野心。思想政治工作要振兴，观念也罢，方法也罢，人是第一位的。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名闻天下，不就是由于拥有无数个文武双全、英豪一时的政委、指导员吗？聚拢时代的英才，委以重任，宁宠勿疑，这是历代成大事者的千金药方。如果听凭那荒诞剧演下去，借句鲁智深的话，那真叫“冷了弟兄们的心”。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也是人，人可以做贡献而分文不取，但如果做贡献而不受真正重视，乃至于“信而见疑，忠而被镑”，猪八戒照了镜子，那谁他娘的干哪！ 话再说回来，现而今往后，这思想政治工作有何名利可图？中国自古重视教化，行教化者不论执迷不悟、自欺欺人还是授业解惑、名垂青史，要说他们图名，要说他们的成与败、荣与辱，都可在他们的文化心理积淀层中挖出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欲为君王除弊事。 知识还在，力量呢? 从小时候起，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开头愣不信，明摆着嘛，班里打架，学习好的总打不过学习差的；谁不知道张铁生是凭着白卷才当上大官的；领导们一讲话，全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而院里那些戴眼镜的，被小流氓笑骂一顿还要说“对不起”。可见谁有知识，谁是弱者。 老师和家长，全在撒谎！ 但是谎话重复千遍，也会产生三人成虎的奇效。我终于还是上了大人们的贼船，像鸦片鬼一样染上了“知识瘾”，一天不看书就跟半年不洗澡那么难受。终于成为一个被人们看做“有知识的人”，考了重点中学再考重点大学、再考研究生、再搞学问、再天南海北地胡吹乱拉，有时发觉人们似乎很尊重我……我渐渐相信那句谎话里面有真理的成分了。 可是好梦没做几天，现实就把我冻醒了，揉揉沙眼一看，知识还是没力量。当年班里学习差的，如今腰缠万贯，鱼肉乡里；学习好的却面有菜色，连书都买不起。真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单位里，有知识的人要看没知识的人的眼色行事。社会上，除了金钱，别的爷爷一律不认。我的一位当律师的同学，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可对方就凭着一台彩电把官司打赢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可学校宁肯把房子分给一个科长而绝不给他。我的一位考上博士生的朋友，在一次舞会上自豪地告诉舞伴他是博士生，想不到姑娘充满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唉，原来你也是个失足青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我就不明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架子可放。报纸上天天喊要尊重知识分子，可流氓们最清楚，打个教师、学生之类的，保险系数最高。继出国潮之后，如今又涌起了退学潮，已经发展到要政府采取措施的程度。在毕业分配方面，学历越高，就越难找工作。你有知识，你著作很多，你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奖，可人家可以不给你出书，不让你出国，不给你房子，不给你户口，甚至不让你工作。你不是有力量吗？在哪儿呢？还是乖乖承认知识没有力量吧。在我小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现在大了，不知道知识分子调价了没有。自己能否等到那一天呢？ 妻问我：“咱孩子将来干啥最有出息？”我想了许久，说：“当文盲！” 但愿我这只是一篇牢骚。 老与魂 我常想，北大，大约是老了。 人越老，回忆就变得越值钱。每个新学年的开始，台上都要端坐三五位谆谆长者，讲赵家楼的一把火，讲新华门的水龙头，讲德先生与赛先生，讲北大北大、不怕不怕……北大也真有的可讲，半页黄纸，一段残碑，“砍”起来，都够你喝上三杯两盏的了。我经常路过沙滩红楼，但每次都克制住了要进去看看的欲望，似乎是觉得那座楼太沉重了，每块砖都是铜铸的，而自己年轻的身子骨，很脆、很轻…… 人老了，也爱听一些顺耳的美言。大礼堂办个讲座开个会，发言者如果能对来到这全国最高学府学习请教多表示几句三生有幸，立刻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开全国党代会呢。如果再能跟北大排上点儿转折亲，比如老岳父的三舅母曾经在当校工的时候亲手给胡适之大人送过六封挂号信呀，那这次发言就算成功一半了。有一回去吃烤红薯，3只竟要我两块钱，开口一问，人家说：“你北大学生嘛，在过去就抵半个翰林呀，将来有名有利，还在乎这几个小钱！”几句话比烤红薯还香甜，我晕晕乎乎地就回来了。 老人也往往十分孩子气。宿舍里常听到一声怪叫：“哎哟！今天报上怎么把清华排到北大前边啦！”球赛胜了，游行走到魏公村，忽然发现排头举的是人大的校旗，于是便一声呼哨，前队改后队了。回来还要说：“是咱们把他们喊下来的！”我曾问一位老师，为何北大讲课多数没有教材，答曰：“编教材是教书匠的事，咱们是学者。”“那为什么不用外校的教材呢？”“北大用外校教材？笑话！” 人都说北大有魂。这魂看不见，说不出它在校园里弥漫，在讲台上流布。它在马路上。匆匆掠过的一瞥里，在火车上相对会心的一笑中。有人说它是科学精神，有人说它是民主风气。有人说它是兼容并包的宽阔胸怀，有人说它是奋发高蹈的自由天性。然而有人说，这都是过去的风光了，说北大的魂已然老了，说北大的魂如果还在的话，那只剩下了懒散、吹牛、孤芳自赏、目空一切和眼高手低。北大被刺痛了。于是我常想，北大，大约是老了。 我到校园里走走，去看北大。迎面走来无数个胸前印着“北京大学”的男女青年，好像无数个电影片名向眼前推来。那片名后方，是一颗颗跳动的青春。校园里有一尊钢塑的sd，那样子不很舒展，但却浑厚、成熟。我去看元培老校长，他已经锈迹斑斑，脸上蒙着厚重的绿苔。但在他开阔的四周，树是绿的、竹是青的，还开了几簇旺旺的红花。 北大人真能“侃”，你甚至走进一间数学系的宿舍，都能聊一晚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使我又想起“五四”，在我的印象中，“五四”时的北大似乎只有一个系。 我忽然很遗憾未曾进红楼去看看，我觉出那些砖缝里有一个魂在绵延着，绵延到未名湖和所有湖边的生命。我看见眼前那些电影片名仿佛都变成了“振兴中华”。我相信北大是有一个魂了，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但科学精神却无疑是一种魂。这种句式令人想起梁启超。记得梁启超有感于“中华老大”论时，慨然写下了“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的壮语。 传统背在肩上，无疑是个包袱。但打开包袱来看，也许里面就有面包，有地图，有感冒冲剂，外加一辆折叠自行车呢。 于是乎，我有时又想，北大，也许没有老。 不要蒙住学生的眼睛 往学生面前一站，自以为是塑造灵魂的工匠，娴熟地搬出几十年如一日的模具，把活生生的灵魂一个个地浇铸进去。——这已经成了我们中学教师的职业幻想病。殊不知，学生毕竟不是单纯的原材料，不是有生命的标本，不是“马鲁大”，任你怎么施展女娲的抟土绝技，他们也不能排成令君满意的兵俑大阵。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学生不仅仅是属于教师、属于学校的，他们同时属于家长，属于同学，属于亲友，属于全社会！咱当老师的本事再大，能一手遮得住全社会这个天么？ 孩子大了，懂事多了，不免想这想那，问是问非。你让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他偏要东张一眼，西竖一耳。且不说学校与社会之间插满了五花八门的“连通器”，就是学校本身，也并非无菌无毒的真空试管。老师们在学问上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万能电脑，在品德上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大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学生都成为冰清玉洁的蒸馏水呢？老师对学生的爱是无可置疑的，但那种含在嘴里的爱，最后恐怕要成为丢入冰里的害。 有个笑话说，老和尚怕小和尚吃荤，从来不让他见到肉。一次庙外飘来肉香，小和尚问是何物，老和尚说那是毒药。夜里小和尚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和尚问他怎么了，小和尚说：“我想吃一口毒药！” 可见，采用单纯的禁忌和隔绝信息的办法，对受教育者来说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当今社会，中学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几乎与教师处在同一的起跑线上，一些优秀的学生在知识和思想两方面，都向教师发出了有力的挑战。避而不谈，顾左右而言他，是一种怯懦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恼羞成怒，强令学生闭上双眼，只能让学生更加鄙夷。我们那种“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的神圣感情，应该在学生的“哈哈哈”中旧貌变新颜了。 蒙住学生的眼睛，还是锻炼学生的眼睛，实际上意味着是否平等看待青年人的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学生的眼睛明亮了，眼界开阔了，眼光锐利了，我们作老师的应该欣喜和骄傲。当学生突破了我们的模具，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复杂的世界时，我们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我的健身法 写作是世界上最能摧残健康的职业之一。 从文稿上抬起头来，目光每每落到西壁的那帧条幅：“动以健身，静以养心。” 这是请日本朋友小川君写给我的。看着这句话，有时就不免呆呆地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健身之道。 世界上的健身法不止万千，每一种都自有其独到之处。究竟哪一种最适宜于自己呢？这对读书人来说，就像走路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一样麻烦。 我青少年时的健身法都是进行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这大概是体育课培养出来的结果。早上跑3000米，然后玩单双杠，下午打一会儿球，晚上练一会儿哑铃和杠铃。每天满身大汗，心浮气躁。虽然身体练得很野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开始觉得呆板和厌烦。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能保证永远不生病，为什么每天要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去把自己放置在那种“我不思我不在”的状态中呢？我对健身的终极意义产生了疑虑。 后来我的健身法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时期。每天不再有固定的锻炼日程，而是随心所欲，见机行事。有时跑楼梯，有时练站粧，有时与人比赛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气功也学了四五种，还尝试和研究了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结果我的身体素质有所下降，精力不如以前充沛，生活没有节奏，肚子也胖了起来。 一次给别人写赠言，周围“动静”很大，便顺手写了上面那句话。写过之后，我自己却似乎对健身之道有了进一步的领悟。我想，健身的最基本原则应该是发乎自然，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健身之本，在于健心。未能健心，焉能健身？不思健心，又何必健身？正确认识了健身之道，则一切举止，无往而非健身，用不着刻意追求了。由此，我也进一步明白了王瑶老先生的那句健身名言：“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 现在，我的健身处于有法和无法之间，身体则处于健和不健之间。有时兴致勃勃，有时呆若木鸡。有时不愿拿一张纸，有时却恨天无把，恨地无环，特想奔驰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困便酣睡，饿便海吃。我一方面认为自己每分每秒都在健身，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忘了健身这回事。 我望着“动以健身，静以养心”的条幅，傻子似的笑了。 赈灾岂止在捐献 儿子从学校回来说：“我们老师真‘事儿妈’！别的班捐点钱就完了，我们班还非得每人再写一封慰问信。”我问他：“老师没给你们讲赈灾的意义吗？”他说：“还用她讲？不就是发大水，要点钱吗！” 我想，孩子的认识的确是糊涂的，但老师没有讲赈灾的意义，也是有责任的。号召学生积极捐献，目的并不是为了要那几个钱，而应该是通过捐献的举动，唤起孩子们的爱心，让他们实际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整体。就像一个人，左手受了伤，右手就要帮忙。如果只是让学生们“凑份子”似的交钱或做作业似的写慰问信，就把主动的奉献变成了被动的“任务”，那也就失去了捐献的真正意义。 由此想到其他行业部门，是否也存在类似之情。有的领导用公款替每个职工捐献，直到上了电视、报纸，职工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捐献”了。听说有个长期不上班的卖水果的小伙子，上午跑到厂里捐了九十九块九毛九，回来满胡同都嚷嚷遍了，可下午就动手打了一个安徽来的找亲戚的小兄弟。这种事儿虽然个别，但足以说明有些同志并没有把灾区同胞真正放在心上。其实，帮助灾区人民并不完全体现在捐钱捐物。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倍努力，出色完成本职任务，就是对灾区最有力的援助。大水发在千里之外，但波涛应该响在我们方寸之间。帮助灾区，实质是帮助我们自己，是帮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样，才不会把捐献看成是“别人”的施舍，这样，才能感受到炎黄子孙共同的脉搏的涌动。灾区需要钱和物，但更需要的是亿万颗兄弟姐妹的心。甭管钱多钱少、力大力小，有了这颗心，就能把赈灾意识融汇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所以，弄明白捐献的意义，才会避免走形式，才会让人人都明白： 赈灾岂止在捐献。 鲜活的恐惧 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泥”的野蛮建筑工地。我抱着两本书从那里经过，偶然翻开一页，轰然一声便被击中了：“我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那块草地/眼前只留下了/一片恍惚的绿”这是骆一禾写于1979年的《草地》。西川说“人说话应该避谶”（《死亡后记》），而骆一禾在生命终结的10年前，就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段挽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挽歌。我抱着的两本书是《海子诗全编》和《骆一禾诗全编》，均厚近千页，浓黑的封面镂印着白色的文字和图饰，正像西方沉重的墓碑。 我跟海子和骆一禾，都仅是点头之交。海子到我们宿舍找臧力、清平时，我想与他攀谈，但他脸红得厉害。每说一个词似乎都很难受，我判断他有社交恐惧症。骆一禾则开朗，人世得多，但讲话时显露出一种主观的热情，隐隐给人一点必须进入他的话题的压力。我懂得这两种人都最适宜做诗人，但在他们生前，我对他们诗歌的价值还没有上升到文学史的意义进行衡量。我觉得随着他们的“成熟”，他们最好的作品还在后面。人们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不能认识其伟大。我至今对这两位先锋诗人的印象仍然是亲切多于崇敬。只是当我在课堂上讲授现代文学时，窗外一阵阵袭来推土机强奸草坪的粗笨的巨吼和翻斗车把碎石卸在钢板上的足以震断心脉的爆响，我才意识到我正生活在90年代的工地。回望80年代的草地，那“一片恍惚的绿”中兀然立着的，便有海子和骆一禾这些春天的歌手们。 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春天，海子率先完成了自己。10个星期以后，骆一禾的生命竟也在儿童节的前夕，化成最后一束五月的鲜花。毛泽东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鲁迅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但这两句话，正是在纪念两个不朽的灵魂时所说的。春天是死亡的高发季节，但不朽的灵魂总能泅过时间的潮水，吃立在永生的彼岸。海子和骆一禾对水的感受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海子写道：“水哟，/你这带着泥沙的飞不起来的蓝色火舌”（《河流》），“我是水/流浪在/楚国的树上/多余的梦化成蓝色的电和一丛鸟骸”（《但是水、水》），就连他那些以太阳为意象核心的“雄性诗歌”，也散发着水的气息。骆一禾写道：“水啊/你这个悲伤的故事/飘着轻盈的气息”（《水》），“在大水和诗篇的夜光里/我梦见我的头颅焚烧而沉痛/在船首上低垂”（《大海》），这些诗句充分表现出骆一禾所讲的“处身心于鲜活的恐惧之中”（《春天》）。海子和骆一禾的几万行诗作，远非都是精品。我同意西川对海子诗歌跨时代价值的肯定，也同意关于海子诗歌“水分”的感觉。站在90年代的工地上，我重读两位诗人的诗歌首先唤起的感觉是鲜活。“收割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海子《麦地》），“青春迎面走来/成为我和大地”（海子《太阳》），“九百座山一片通红/死亡的景色波澜壮阔”（骆一禾《大雪山》），“这是一条伟大的道路/首先是写在亚洲中部/后来写在了世纪的内心”（骆一禾《长征》）。 这种感觉已经久违了。他们那种直抵生命基本元素的能力和气魄仿佛已随着鲜活的80年代远逝了。如果读他们的长诗，更能感受到一种整体的鲜活，如刚刚出水的蛟龙，翻腾飞舞。从这鲜活中，让人感受到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感到每个细节，每一缕微风吹过麦尖。 鲜活之后的第二个感觉是恐惧。当今的人们正生活在高枕无忧的旷古盛世，眼中看到的一切都闪着金钱的光芒。而海子写道：“亡灵游荡的河/在过去我们有多少恐惧/只对你诉说”（《汉俳》）。“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你可知道，这是一片老虎的土地”（《死亡之诗》）。骆一禾写道：“出于恐惧我们干了一切事情/有些是恶，有些是罪行/有些则全然是伟大和良心”（《太阳》）。“我不愿我的河流上/飘满墓碑/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生为弱者》）。 恐惧是人类最基本和宝贵的品质，有恐惧才有文明。今天的人们，用科技和“智慧”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了。失去了恐惧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还会是没有人的世界。不但是诗歌，整个文化如果丧失了鲜活感和恐惧感，那就如同关在一个庞大的蒸汽浴室中，像剥洗干净的猪羊—般沉醉于纵情嬉戏的欢喜大雾中，室温一度度接近沸点，一个蒸得通红透软的文化在没有一声喊叫和呻吟中进人死灭。成为其他文化赏心悦目的一道佳肴。 骆一禾说：“这两位死者的灵魂，穿山入海/走遍未完成的世界”，“让我的诗歌不再是诗歌/而是一次追荐宴，一首安魂曲/或者是一次英灵齐在的大弥撒”（《零雨其蒙》）。海子在卧轨前12天的深夜里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但他这首诗的第一句是：“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最后一句是“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还不是海子们复活的日子，我们尤须保卫住自己“鲜活的恐惧”。“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自有芸芸学者去争论，我们所要做的，是为曙光的降临打扫宇宙。 缅怀激情年代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陷入一种莫名的伤感。心头乱糟糟地冒出一些残诗断句，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什么“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什么“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什么“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由这些联翩不绝的残诗断句中，我领悟到80年代的难以概括。它是光荣与梦想，它是战斗与青春。它既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它又是春江潮水连海平”。它既是“地崩山摧壮士死”，它又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它阳刚，它阴柔，它粗豪，它娇羞，它是唐朝的初盛中晚，它是大地的春夏秋冬。 不断有人想给80年代盖棺。有的说80年代“浮躁”，有的说80年代“偏激”，有的污蔑80年代“全盘西化”.，有的嘲笑80年代“土了巴叽”。中国人最大的勇敢就是否定前朝，一部二十四史表现得明明白白。一切脏水都可以尽情地泼向过去的岁月，一切罪过都可以轻松地推给“万恶的旧社会”。每当电视上采访发家致富的民众，他们在由衷赞美改革开放的同时，往往那么简单地随着记者的诱导，轻轻否定了所有的过去，那“过去”的下限就在几年之前。问答双方都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和发家致富并非是今日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倘若没有80年代的呐喊和耕耘，今日岂能凭空造起楼阁？鲁迅说中国人健忘。但有些人恐怕不是健忘，而是为了表白自己在现实时空里的生存优势，故意把两只脏脚踏到“过去”的头上。更有等而下之者，是为了逢迎现实，便把过去糟蹋得一无是处。他们不知道，否定所有的过去，就意味着将来还要否定现在，意味着长远的将来要否定最近的将来，最后意味着否定一切。而他们所否定过的“过去”又都曾经是他们赞美过的“现在”。由此可见这些人的思维是何其荒谬。他们在50年代大骂旧社会，在“文革”中大骂十七年，在80年代大骂林彪“四人帮”，到了90年代……如果跟他们开个大玩笑的话，可以给他们扣一顶帽子：否定整个近现代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说80年代“浮躁”，是以什么年代为参照呢？是50年代的亩产百万斤？是60年代的全国大串联？是70年代的“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90年代的遍地总经理，满街bp机？80年代的确不是心平气和、正襟危坐的，它奔流，它驰骋，它“上马去狂胡，下马草檄文”如果被乾嘉诸老看了，难免要皱眉摇头。但是，90年代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80年代“浮躁”呢？我们只见到90年代甘坐冷板凳的人越来越少，学术骗子越来越多，美女的衣服越穿越少，伪劣商品越打越多，大学生读书越来越少，文凭职称却越来越多，足球踢得越来越臭，足球评论却越来越能侃……到底是谁“浮躁”，不是昭然若揭么？如果实在瞧着80年代不顺眼，非要给它取个名的话，那不该叫“浮躁”，而叫“雄姿英发”。 说80年代“偏激”，也不知是以什么为参照。鲁迅曾描写过一种动物，经常摆出一副平和公允之态，好像唯有自己得了中庸之道，别人则不是左就是右。80年代的主体思潮是批判文革遗留下的封建文化专制，呼唤改革开放，批判愚昧，提倡文明，它与“五四”拥护德赛两先生的精神一脉相承。批判的锋芒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批判的对象异常顽固。如果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就叫做“偏激”，那一切改革恐怕都难逃“偏激”之名。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流了血还未必能搬动。如果没有那些搬桌子的“偏激”主张和行为，不知道90年代的人围坐在哪里去大谈“偏激”。 说80年代“全盘西化”或“土了巴唧”则几乎不值一驳。80年代若是“全盘西化”了，90年代这些雨后蘑菇似的国学大师难道是日本人派来的不成？80年代跟90年代比，表面上似乎真有点“土了巴唧”。但80年代那种“一无所有”式的土，土得有个性，土得本色，土得真诚。 马克思曾说，巫师面对自己所呼唤出来的鬼魂，往往无能为力。或许90年代就是80年代所呼唤出来的鬼魂吧。普希金《渔夫的故事》中，那个被渔夫解放出来的魔鬼，第一件事就是想吃掉渔夫。然而最后胜利的永远是人。80年代是人的年代，那激越的号角绝不会被疯狂的肉欲所磨钝，它将穿透世纪末的龌龊红尘，穿透整个20世纪，让我们在未来世纪的莽原上，永远能听到那无声的呐喊。 净土红尘《90年代高校文化巡礼》序 在人类家园日益萎缩的今天，如果一定要找一方相对的净土，恐怕多数人会选择校园。校园里有神圣的真理，儒雅的语言，健康的爱情，真诚的奉献。 然而，所有这一切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但并不能永远抵御雨打风吹，“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遗憾是人所共知的。校园并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离的一个观察室，校园与社会之间插满了连通器，社会上风吹，校园里草动，社会上杯弓，校园里蛇影，校园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晴雨表，校园自身其实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所以，校园里红尘拂动甚至滚滚，都是不必莫名惊诧的。只不过处在不同的时代，校园的“净污度”亦各自不同罢了。 90年代中国高校“净污度”为几何，稍为知情者都有一本明细账。但是确定这个分值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给一个时代打分的工作还是由后人去进行更为适宜，当代人最重要的义务在于，给后人留下尽可能真实、全面、客观、典型的资料和标本。这是本书编撰的宗旨，也是它的难点所在。本书力图让20年、50年后的大学生们知道，在20世纪最后一段岁月里，中国的大学处在什么状态，学者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大学生们在为什么而兴奋，为什么而忧愁，为什么而焦虑。尽管学者和大学生的价值还在不断“跌盘”，但仍须承认，他们还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从这些精英的苦乐悲欢中，或可折射出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红尘大势”。 高等学府是学术思潮的策源地。90年代的学术氛围散发出浓烈的“江湖气”，彼此吹捧，竞相叫卖，互挖墙脚，争打擂台。江湖气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春秋战国的学术也是江湖气颇浓的。问题在于江湖也要有江湖的规矩。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每个人的命运将更多地由自己来掌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江湖化是不可避免的。江湖规矩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宜于依赖或延续以往的政权体制格局，它除了以经济文化实力作后盾外，非常需要某种伦理制约，学术界显然具有首先达成这一制约的优势。90年代“乱世学阀起四方，有笔就是草头王”，或许是制约达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一股逆流。低水平、低层次的争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表白，用人身攻击济言辞之穷的“杀着”，都使90年代的学术思潮更有表演性。表演性的学术非常容易借助愚众的看客心理而宣告演出成功，这比之借助暴君力量的学术更可怖，更容易彻底摧毁学术本身。因为暴君对学术的态度是互相利用，而愚众的眼中是无所谓学术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更积淀了对学术几千年的憎恨。他们兴高采烈地看到，那些以笔舌谋生的人“掐”起来了，所使用的拳脚与他们在市井中惯看的竟然十分近似。在一片喝彩的喧哗声中，也不乏若干宁静地带。但保持这种宁静似乎越来越需要定力，有人责问它“为什么不愤怒”，有人嘲弄它“已进入垂死的挣扎”，有人怀疑它“人还在，心不死”。当然宁静和宁静也不同，宁静也可以是一种表演，或者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其实一切表演和拒绝表演都是对现实发言的不同方式。对现实的批判、反抗、拒斥、回避、接受、迎合、欣喜、赞美，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全局态势。但真正的“百家争鸣”，应当允许各家公平地生存，并且是出于自身真诚选择的生存。 拥有高深学术资源的大学校园，理当是高雅文化艺术的集散地。但90年代的高雅文化艺术，大学校园里确有几分“凌寒独自开”的意味。一般的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已不是新闻，就连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是通过突击“内容提要”来通过考试的。校园诗歌已彻底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校园诗人则类似某种黑社会组织一样地生存着。“先锋诗歌”的“先锋”，已然失去了击刺的对象，在充满怜悯与惋惜的无物大阵中，漫无目标地挥舞着堂·吉诃德的长矛。少数真诚的守望者不但经常成为庸俗心理分析的对象，而且更由于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的假冒而在世人的心目中玉石俱焚。90年代校园诗歌所能完成的最后使命似已到了为下—世纪保留火种的地步，所谓“凝聚的火焰”或许能助使中国的先锋诗歌在“五四”之后重现一次“凤凰涅槃”。有趣的是，与校园诗歌形成对照，戏曲作为高雅艺术的代表在大学校园里受到了有关方面相当的重视。其实在80年代，北大等学校也曾有过戏曲爱好者协会一类的组织，也曾开展过许多演出和讲座活动，但那时“纯民间”的意味更浓，参与者并不以高雅文化的人流者自居，更没有“为往世继绝学”的保护大熊猫的使命感。90年代遍地开花的高校文化节中，烹饪、裁剪、美容等生活技巧都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定比例，世俗的欢乐像川菜的香味一样飘荡在一幢幢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这也许可以看做80年代相对来说姿态较高的文化鼓吹的大规模普及吧。 在经济大潮的撼动下，大学校园内的资金流速也开始加快。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已经成为象征性的宣言。《理想之歌》中有两句诗：“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南墙一倒，商贸区的浪峰呼嘯着扑向宁静的未名湖。怎样读书，已经不是大多数大学生的首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怎样吃饭。比较而言，80年代的大学口袋中的钱更少，生活条件更艰苦。但90年代将这种艰苦凸现得令人惊心动魄，在高校科研也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已经不可能拒绝加人打工族的行列。而在所有的打工族中，大学生无疑是最为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就连从事色情服务也不例外。一位年轻的富翁曾说，他从不玩妓女，只找女太学生，没病、高雅、听话、便宜，玩一个礼拜给1000块人民币就打发得高高兴兴。一位博士生目睹停在学校舞场外的一辆辆豪华轿车，曾在一次讲演中痛斥校园内的这种堕落现象。然而这种斥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本身还容易被怀疑为反对学校的创收政策。创收浪潮中，高校也出现了一些“款”。挥金如土的学生几乎每所高校都有。他们与那些贫困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实大学生打工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学习期间“创收”并不是坏事，但是“创收”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还是另有所在，这其间的差别却是关键所在。 打工挣来的钱，除去最基本的日常费用外，有的用来买书，有的用来买磁带、录音机、自行车，有的集资或独资买电脑。由于学生宿舍内大功率电器的成倍增加，不少学校都采取了限电措施，包括禁止在宿舍内安装电脑。有的学生则用挣来的钱购买名牌服装、化妆品、烟酒、请客吃饭、看电影、旅游，还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用于“恋爱消费”。 如果说80年代的校园恋爱多少还带有抗拒传统的文化意味的话，那么90年代的校园恋爱本身已经成了需要抗拒的“潮流”。北京大学的许多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学生情侣的密度之高、在公共场所的亲昵程度之高表示惊奇。各高校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在校园内“勾肩搭背”的规定，女生宿舍楼的门厅也均树立着“男宾禁止人内”的标牌，使人错以为似乎女生一进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压抑从来就是与加倍的放荡共生的。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处为了进行一项调査，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从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楼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37只避孕套。当一个宿舍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有了“朋友”时，剩下的学生便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拍拖”队伍虽然日益壮大，经典意义上的“恋爱”却比例不高。所谓“假性恋爱”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为了赶时髦、为了摆脱孤独、为了炫耀、为了解决学习困难或生活困难，为了好奇，为了简单的生理冲动，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当事人“谈恋爱”。 恋爱问题实际上辐射和反映着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道德观层面。道德观的失控与缺席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头疼又无奈的首选问题。以北京大学为龙头，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爱心社”，受到了从学校领导直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团”。爱心社倡导最基本的文明礼貌行为，比如打扫楼道卫生、将自行车码放整齐、为教师擦黑板，照顾生病的老师同学等等。当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员本来应该养成自然习惯的行为被当成规范和准则进行倡导时，人们一方面肯定爱心社本身，另一方面则不免发出浩叹。当十字路口出现了这样的标牌：“红灯时请您停车”，当公厕内贴出这样的告示，“请您便溺入池”当高速公路旁边闪过这样的标语：“不得武装抗税”，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爱心社成为社团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念有淡化的趋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与实际利益挂钩。有一些学生开始比较加入执政党还是民主党派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在一些道德状况或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査中，都表现了多元和功利的倾向。集体观念的淡漠，阳奉阴违的处世哲学，伴随着的却不是个人奋斗的顺利和自我意识的成熟。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减少了。人们也许只能祈求“祸兮福之所倚”。 写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读书，也不是为了求知识。90年代的大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与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的两点准星，至于二者之间本应用于增长才学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则愈来愈有“赘疣”之嫌。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能分配到级别高、油水足的单位，每一年的应届毕业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妙剧。很多当事者体会到，人的命运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改变一个人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巡阅90年代的高校文化，在这90年代尚未逝去的时候，未免显得距离太近。绝对避免情绪化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本书因此主要采用了一批“局内人”的文章，他们是尚在求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不久的记者，学校里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工作干部。有些文章和调査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有的则是本书特约稿。这些文稿在记录描述90年代高校文化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后者的存在对于后人也依然具有史料意义，它使后人知道今人是如何看待今世的。鉴于本书大部分材料来自北京地区高校，最后特设“扫描大上海”一部分以资补充和比较。在此有必要申明的是，本书各篇文章的观点并不一定是编者所赞同的。编者无论对净土还是红尘，都是“不喜也不惧”，而且也不梦想50年后的大学校园是一片明窗净几、青鞋布袜。历史上曾有一句话，叫“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其实书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真正安静的人是“不立文字”的。套用一句古龙式的话说：“净土在哪里？净土在人的心里。” 一场没有句号的辩论 孟子有句名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的确，辩论本身不是目的。人类交流的最高境界应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这种境界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量的分歧，多数的决议，还是离不开口舌的交锋。所以，古往今来，辩论艺术一直在教育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面临当今纷纭繁复的时代风云，培养青年学生掌握一定的辩论才能，其意义是绝不仅仅局限在语文课的范围之内的。 1991年10月25日，北京二中高二（1）班进行了一场题为“生命与正义孰贵”的辩论会。正反两方相对而坐，前有评委，后有听众，用同学的话说： “还真像回事儿似的！” 从第一轮发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甲方认为正义贵于生命，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正义是永恒的，并且搬出《辞海》，说正义是“对人民有益的”。乙方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击，说所谓“正义”才是短暂的，有局限性的，剥削阶级有剥削阶级的正义，劳动人民有劳动人民的正义；封建社会的正义就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而生命才是代代相传、永远延续的，所以说生命贵于正义。听众对乙方的巧辩报以掌声，尽管大家可能意识到了乙方偷换了概念。 接下来甲方提出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保全生命，为了生命而舍弃正义，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那样的人不是无异于禽兽吗？ 乙方说，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那还谈何正义？先有了生命，才后有了正义，所以保全生命就是最大的正义。况且，人生来并不是为了什么“正义”难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了“正义”吗？乙方举出勾践存生以雪耻的例子，证明存生比取义更重要。又举美国投原子弹的例子，证明“正义”的旗号可以毁灭生命。 甲方提出勾践的存生并非为了什么正义，不过是苟活以求复仇的类似小痞子的行为。陆洲同学认为正义的目的恰恰在于保全大多数人的生命，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虽然伤害了几十万人，但目的是为了不使法西斯继续杀害全世界的亿万人民。所以，牺牲少数生命保全大多数生命就是正义的。周磊同学认为人总是为了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而活着，如果没有意义地苟活，那样的生命有什么可贵呢？ 乙方的赵国震同学再次强调，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物质决定意识。生命是物质的，而正义之类全是意识，因此，生命贵于正义是不容置疑的……辩的节奏愈来愈急促，最后大有短兵相接，捉对厮杀之气氛。可惜限时已到，双方战意犹酣，呶呶不止。经过复杂的计分，主持人宣布乙方获胜，乙方的张浩东同学个人得分最高，被评为最佳辩论员。 评分虽然判出了一时胜负，但正如《庄子》所云：“辩者之徒，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同学们并不在意于论点的破立，而是在辨明析理、征引归谬等技巧上得到了一次实践训练。至于生命与正义究竟孰贵这场辩论，将在他们各自的人生征途上继续进行下去…… 等待 等待是一种焦虑。时间像一把锋利的小餐刀，一片片切割你鲜红的心，那剧烈而持续的疼痛绝不是来自想象，而确实是生理性的。如果没有毅力控制，你会大声呼唤，低声呻吟，你呼唤着等待的对象立刻出现在面前，你哀求着，甚至愿意付出一切来交换。你能听见一支巨大的秒针在天空咯嗒咯嗒地行走。如果意志稍一疏忽，你会用最干脆的手段自杀，以解除无尽的苦痛。 等待是一种屠杀。有时等待会使人植物化，使人痴傻。你望着等待的方向，仿佛在欣赏风景，而实际上你就是一幅最好的风景。在等待中，风景变得新鲜，显现出你以前不可能悟出的深意。在等待中，世界与你脱离，周围的一切都离心飞去，只有等待的对象降临，才能挽回和拯救。 等待是音乐性的。它时而昂扬，时而低回。有时在绝望的深谷里，连最后一丝光线也掐灭了。但你紧咬着牙，品味着纯粹的黑暗。于是你或许会发现，黑暗也是一种光明，光明就是诞生在黑暗里的。 等待有时是充满仇恨的。它会让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呵佛骂祖，然而一旦等待的对象到了，这仇恨往往会转成十倍的爱。当然，像《渔夫的故事》中那个海底的魔鬼也是有的，等待摧毁了他的意志。不过，他的确是值得同情的。 等待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它把人训练得坚忍、平和，像一座千年等一回的死火山。从等待学府中毕业的人，能够适应任何风狂雨暴，能够设想到事情的每一种可能性。 石家庄的时间 因为给《杂文报》写了几篇小文章，编辑先生便几次请我去石家庄玩玩，美其名曰“来庄上坐坐”。说实话，我倒是真想去。从个人性情上讲，我是非常喜欢石家庄这样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城市的。 然而，我却总是没有时间。 然而的然而，我又分明经常闲聊、下棋、坐草坪、看天空，甚至公然与女同志一起看电影。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吗？ 一次出去给电大讲朱自清的《匆匆》，我动情地朗读着：“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大厅里几百人鸦雀无声，我也被自己的投入所感动，静场达二十三秒之久。在那二十三秒里，我看见自己的生命从时间的针尖上下来，融入一片不知是大海还是沙漠的浩瀚之中。 于是我想，我是被织在一张很难摆脱的网里了。眼前的现实，使我难于轻易走出这个貌似宏伟的都市。它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把我定格在它的苑囿中。 梁遇春在《猫狗》这篇散文中说，上海是一条狗，北京是一只猫。我颇有同感。我不喜欢狗的凶恶、狗的势利、狗的钻营和务实。我喜欢具有艺术气质的猫。然而，猫以它的娴静优雅，以它的傭懒娇媚、悄悄腐蚀着我，以致使我丧失时间感，在一种“垂帘不卷留香久”的微醺中，同时忘却了自我和存在。 狗是一只声音放大的钟表，使人分分秒秒听着喀喀的时针在切割自己的心肝。使人过于相信时间对生命的意义，使生活功利而世俗。猫则如同那幅世界名画：瘫软的钟表像一张薄饼似的搭在树枝上。让人觉不出时间的意义，生命成为飘忽的可有可无的浮影。猫和狗都使时间错了位。 于是我想，一定有第三种时间，比如石家庄的时间或异二者之为？在那里，没有如“金玉”的时间，使生活变成疯狗似的追逐，也没有如“粪土”的时间，使生活成为懒猫似的傭惰无谓，只有合乎生活的时间，使活着成为生活。 当然我也知道，一旦身临其境，又会发现种种缺憾，这就是人的“围城”劣根性。所以，趁现在“没有时间”，我还是不忙去石家庄，以保留我对“石家庄时间”的那份憧憬。在这个时区错乱的年头儿，保留这一份憧憬多好啊！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唯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在学生，比—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嚓”一下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　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聩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份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一一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戍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　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拾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菜，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xl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棒。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踩。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郑滨在地理课上出了个“火山灿灿山有火”，号称绝对，我在化学课上对了个“王水汪汪水中王”，总算给化学老师争了一口气。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人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一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麟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嫉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麟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子”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天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三　威猛女生 1998年，流行一首很肉麻的歌，叫《我是女生》。那歌唱的不像是女学生，而像是雏妓。我同龄的那一代女生，虽有愚贤之别，美丑之分，但在人格情操上，真可以做当代女生的国母。 我们班的女生，正好是十三棍僧的三倍。外班叫我们班“娘子军连”，叫我们“党代表”。到了高三，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三·八”班。物以稀为贵。我们这些男生被宠坏了，对女生表面上尊重，实际上不放在眼里，直到毕业时，有的男生还叫不全女生的名字。比如有一对同桌，我们就有点搞不清她俩是叫“倪静、宗健”还是叫“倪健、宗静”。这也不能全怪男生。许多女生整天不说话，上课不发言，叫人无法一识庐山真面目。比如赵静，就坐在我们旁边，几乎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她的名字，正好可以制成了一个谜语：“走错了，别出声。”真是名如其人。我和肖麟，只好根据她们的表现，把女生分为若干类。最外向的叫做“猛”，“愣”，其次的叫做“玩闹”，最没有印象的叫做“没有”，意思是这些人跟没有一样。当时大概是分封了几猛，几愣，几玩闹，和8个没有。其余的则大都赐以外号。只有像郑绮、刘天越等少数“女生贵族”仍以姓名称之。当然，这些都是男生范围内的黑话。直到现在，有的女生还在打听自己当年属于玩闹还是属于没有。 “头猛”是我们班最可爱的女生，梳着两条小辫儿，虎头虎脑，面色红润。她之所以“猛”，首先是由于她猛于提问。无论上什么课，她必紧拧双眉，时时举手提问，问题十分古怪，往往令老师抓耳挠腮，老师如果答上了，她必追问一句：“为什么呢？”老师答完了“为什么”，她又来一句“为什么呢？”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直到老师张口结舌，宣布要回去“査一查”，下次再答复为止。因为老师们总是声称喜欢学生提问，所以尽管被头猛纠缠得火冒三丈，却敢怒而不敢言，不仅当时要装得和颜悦色，说你的问题很有价值，回去还要翻査资料，准备第二天答复她。下课时头猛也不放过老师，歪着小辫儿拧着浓眉，一直问到下一节课上课才恋恋不舍地罢休。后来有的老师一见她举手，身体就有点哆嗦，假装没看见或叫别的同学发言，下课时一闪身，就窜回了教研室。但这样也不保险，因为头猛还可以追杀到教研室甚至老师的家里。头猛简直成了摧残人民教师的一大公害。后来，头猛又把残害范围扩大到同学和其他班的老师身上，逮着谁问谁。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头猛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师”。凡是认识她的老师同学，提起头猛，真是哭笑不得。《隋唐演义》里有个傻英雄罗士信号称“头猛”，他连“头杰”李元霸都不怕，于是我和肖麟便把这个绰号“下载”到了高三·八。 但头猛终于遇到了两回挫折。一次是栽在老魁手里。原来头猛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本事，居然在作文里夸赞自己“每天都能向老师们不耻下问”，这下可叫老魁抓住了把柄。老魁语文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一细小枝节上无穷拓展。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第一自然段有“横亘”一词，老魁每次都能把这个“横亘”讲上整整一节课，所以他以前的外号叫“横亘”。横亘老魁捏着头猛的作文，一遍遍讲着什么叫“下”，什么叫“耻”，然后问头猛“向老师提问能叫下问吗？”头猛说：“不能。”横亘老魁追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是上，不是下。”横亘老魁再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比学生岁数大。”横亘老魁又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他是老师，所以岁数大……”头猛终于被问得语无伦次，从此不再迫害老魁。第二次是头猛向我请教一道立体几何。我因为在批林批孔时得知我的老祖宗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从此铭记在心，对待大多数女生常常冷言恶语，授受不认，这时便简单地告诉她说：“引一条辅助线就行了。”头猛随即就来个“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有的人离了辅助线就不能活，就跟榆木疙瘩差不多。”头猛听了满脸通红，但仍装着没听懂的样子，歪着小辫儿说：“谢谢你。”从此头猛虽然还来问过我，但态度格外谦卑，不敢再问“为什么”了。 头猛除了猛于提问，在其他方面也生冷不忌。打排球时，她不但拳打脚踢，而且头球也相当猛烈，两条小辫儿飞舞着，好像在练习神鞭。发球时经常胳膊一抡，球就不见了，原来从脑后飞到墙外。一天自习时，她站到讲台前的篮球上，篮球一滚，她摔了个五体投地。爬起来，她拧着眉毛又上去了，结果第二次摔得更重，只见她咬着牙挪回了座位。全体男生窃笑之余不禁微微佩服。头猛确实有一股“欲与男生试比高”的劲头。最后一学期，不少同学都比谁回家最晚，获胜者往往要坚持到半夜。女生当然比不过男生，头猛也不例外。但头猛竟然把她哥哥带来保驾，大有问鼎之势。我和肖麟便怂恿老倪去揍她哥哥一顿，老倪不敢，但总算把头猛兄妹吓走了。后来，头猛一直和我们男生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回到哈尔滨走进了金色盾牌的行列，她的“头猛”特长真正得到了发挥。 “二猛”也是我们班一绝。她坐在第一排中间，提问的频率和强度仅次于头猛，所以屈居二猛之席。但她另有一个绝招，即上课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仿佛在她的眼睛和老师之间引了一条活动的辅助线，并且随着老师的一举一动频频点头。因此她一开始的外号叫“频频点头”。老师讲课都希望学生有积极热情的反应，但是有的学生没听懂，有的听懂了在思考，还有我和肖麟这样的“不听而懂”之辈，所以二猛的频频点头给了老师极大的满足和信心，老师们都爱叫二猛发言，特别是在头猛举手的时候。数学老师老滕最喜欢二猛，老滕是个朴实乐观的山东大汉，看不透二猛的伎俩，经常随着二猛的点头节奏来掌握上课进度。只要二猛点头，他就往下讲，根本不管其他人听懂没听懂。讲到酣畅之处，老滕对着二猛一个人比手画脚，滔滔不绝，二猛拼命点头，满面虔诚，别的同学不是气得咬牙切齿，就是乐得手脚乱颤，只有头猛始终举着那不屈的手，两条浓眉几乎拧到了一起。 二猛由于点头有术，在学习上占了不少便宜，尤其数学，好几次考试都得了满分，被老滕认为是能考北大之属。二猛自我也感觉甚佳，由经常向同学请教改为经常接受同学请教。可是苍天无情，高考前夕，她家里忽然出了点事，她也因长期点头而得了偏头痛，结果导致高考失利，后来进了一家很不满意的学校。二猛不肯服输，经常跑到京津各大学的同学处倾诉她理想志向，顺便教训一番“小人得志”的老同学。老同学们一方面都比较体谅她，另一方面又比较怕她，因为她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没有她放在眼里的，比头猛的“十万个为什么”还要威猛十倍。只有我可以对付她。我的办法是板起面孔，严厉无情地批评她的狂妄自负，她出于自尊，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评，感谢而去。另一个办法是把她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我自己扬长而去。二猛和我的许多朋友都互留了电话地址，我的朋友们也很佩服我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同学。其实我知道，二猛的心中是有着深深的遗憾和哀伤的。 四　不敬师长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备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作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作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考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唯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麟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作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曰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五　画展与晚会 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外面下着雨，教室里只剩下十二棍僧。我们忽发奇想，要举办一个画展。说干就干，从讲台里拿出一大叠白纸，每人一张，开始“创作”。我从小就美术不好，图画课唯一一次得了100分，是因为画了天安门，还在下面写了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时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美术不好，他有一次图画课上画了一个竖杆，旁边画了一个圆，题名曰“半壁见海日”，也是以奇妙的想象力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我何不依样画葫芦呢？我索性什么也不画，一张白纸，在角上题了两个字：“大雪”，让人想象其雪之大，掩盖了整个世界。其他棍僧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张欣画的是树上悬挂着上吊绳，一个人正要自寻短见。田风画的是江青在喊叫，颇有点马蒂斯的风格。刘铁军在纸上踩了两鞋印，取名“人生之路”。老倪好像画的是蛇或鳄鱼与小孩和平共处。王老善是请别人代的笔。其他人画的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那些画如果保存到今天，一定会被认做中国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美术的先驱。我们完全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艺术冲动，毫无功利目的，毫无艺术束缚地游戏一场。画完之后，就贴在后面的板报上，无非是图得一乐。次日早自习，老魁进来，抬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他厉声査问是谁画的，命令坐在后面的周大背心把画取下，送往“当局”审查。当局极为震动，集中了一批教师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含义，结果谁也看不懂，只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很可能是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衅进攻。我们被叫去逐个交代作品主题和创作动机。我很快过了关。张欣把上吊绳解释成“树上的果实”，说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大丰收。这很难自圆其说，周校长说：“这个果实，我怎么越看越像根上吊绳呢？”张欣说他画得不好，那确实是果实。田风说他的画是批判江青，因为他痛恨四人帮。刘铁军说他的“人生之路”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意思。当局对这些解释都半信半疑，但又不敢说出别的解释。最后的处理是班内批评教育，因为害怕闹大了，对谁都是个危险。 回到班里，老魁先逐个训斥一番。王老善声明是别人代他画的，不但没取得老魁的宽恕，反而遭到加倍的讥讽。老魁见大多数棍僧不卑不亢，就发动女生展开批判。课后让刘天越代表团支部教育我们，刘天越老奸巨猾，只说有的女生说我们是“无聊”。我们义愤填膺，都说哪个女生如此大胆，真是反了。以后的几天，我们吵吵嚷嚷要那个女生站出来，结果谁也不敢承认。画展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正在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无意中成了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的确是真理。 老魁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事情重大，必须上报而已。平时班里的文体活动，都是由我们自由操作的。我们班无论运动会，广播操，集体舞，还是联欢晚会，文艺演出，征文比赛，都是学校的优秀集体和“得奖专业户”。我们教室内外各有一块大板报，每期出来，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新年时门口的对联，也令全校称赞，连语文组的老师也跑来抄录。至于我们的新年晚会，就更是全班智慧的结晶了。 1983年元旦，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决策人物首先确定了这次新年晚会的主题是“热闹，伤感”，用田风的话说，是要让女生哭出来。我们把教室布置得花团锦簇，窗户上垂挂着大红团旗，用外班同学的话说跟洞房似的。新颖灵活的结构，和谐杂出的主持，各显神通的节目，使整个晚会酣畅淋漓。特别是压轴节目“徒手乐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十三棍僧都是很喜欢音乐，但都是声乐素质好器乐功夫差。大家受哑剧的启发，决定以徒手模仿的形式来“演奏”交响乐。肖麟担任指挥，张欣担任二胡，其他人分任小提琴、萨克斯、长号、小号、扬琴、琵琶、沙槌等。张欣对肖麟说：“我一操胡，你就开始指挥。”肖麟说：“到底是谁指挥谁呀？”演出时，张欣煞有介事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铺在膝上，模仿着瞎子阿炳，拉得摇头晃脑。其他人也各操着“皇帝新装牌”的乐器，群魔乱舞，演奏得如醉如痴，把女生笑得前仰后合的。可惜刚刚互赠完礼物，当局就通知各班尽早结束，以免狂欢过度，影响复习。大家都意犹未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歌舞欢聚，不禁喜极而忧，一刹那间感悟到许多人生悲凉，竟真有女生掩面而泣。那一年我只有18岁，但在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忽地一下，就苍老了。 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我勉励自己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为了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理想，憧憬，为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清新刚健的岁月。我想感谢每一位高三·八的老同学，向那些被我辜负了的同学表示由衷的歉意。当我迎着新世纪模糊的曙光走向天边时，我不会为前途的明暗和得失而忧虑，因为在我心底深藏着一部水晶般的老片： 遥远的高三·八。 （孔庆东《遥远的高三八》是描写高中生活最优秀的作品，语言幽默，人物生动，富有个性，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向上的气息。这是记叙文中的精品。给学生读完后让学生写学校生活，学生也受了孔庆东的影响，也濡染了那种豪气。——中学教师李云秋） 再版后记 47楼，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不大起眼的景点。住在单元的研究生，偶尔会受到三五不速之客的友好骚扰。我也曾亲自带领电视台的人马，全副武装地前去进行过粗暴拍摄。我还曾亲耳听到北大校园里的游客询问：“孔庆东那个47楼，在哪儿呀？”这些都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那年，我出版的那本《47楼207》所造成的恶果。当时曾有个别责任心太强的北大领导判断，由于孔庆东给北京大学的严重抹黑，必会直接导致招生工作的全面滑坡。结果恰恰相反，北京大学的招生从此一年好似一年，全国的高考状元几乎一网打尽。个别领导勇于承认错误，后来就毅然调离了北大，使北京大学的招生成绩又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47楼207》到底发行了多少，我是傻子娶媳妇儿，啥也不知道的。赛妮亚先生说是以十万计，我相信他的诚实。但恐怕各种盗版也是以十万计吧？最近，这本书的正版和盗版终于都不大容易买到了，各大学图书馆里的那本也大都翻烂了。而每个学期之初，很多大中学生是要以此书作为礼物的。所以，乘十六大的东风，赛妮亚先生建议我再版一下。我想，正好借机修改修改书中的错别字，就欣然同意了。此前，已经有五家出版单位表示愿为我再版《47楼207》，条件都很优厚。但是，我觉得朋友还是老的好，赛妮亚的各种弱点和缺陷我已经了如指掌，我每次没轻没重地辱骂他，他都憨厚地笑着，并且激动地辩解。这使我很开心，这才像个朋友样嘛。因此，我宁愿少拿几块钱稿费，也要抓住这个再次羞辱大酋长的机会。于是我一咬牙，就签字了。 书中的文章风格不统一，有些读者给予了批评。但我追求的就是不统一。龚自珍诗云：“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我的才不大，但是也有“不专一”的权利吧。我有座不被大多数读者喜欢的文章，却很被另外一些读者赏识，这使我摔跟头捡钱——很欣慰。我想，即使有些文章真的水竿不高，也不必非要删而隐之来显示自己的“痛改前非”和“出手不凡”吧。我故意乱排的文章体系，可以清楚地告诉那些学习写作的朋友：一个人是什么文章都可以写出来的，也是什么文章都可以展示出来的。我希望读者朋友看到一个更龛整的孔庆东，而不是一个经过了整容和装修的孔庆东。写作对于我，是业余工作，但我的确还有很多好人好事没写出来呢。这里先吹嘘一句：我40岁之前的写作，都是广告而已。男人的事业，45岁才开始。中国的奥运会还没办呢，您急什么哪您？粥糊了，快去搅和两勺子吧！ 孔庆东 2003年元旦于胡思斋 （2008年重庆出版社以《孔庆东文集·第三卷·47楼207》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