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阳》 太阳应是所有人的 ——《升起的太阳》译本再版序 韦清琦 一提到迈克尔·克莱顿，人们就不禁想起刚果的神秘穴窟，大洋深处的巨球，以及光怪陆离的恐龙世界等等。是啊，这位才华横溢的流行小说作家为读者营造了这么多的奇幻空间。他的作品一部部被搬上了银幕，《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刚果惊魂》更创造了电影票房纪录的一座又一座高峰，使他在90年代在全球拥有了亿万为之倾心的书迷和影迷。克莱顿194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23岁时，他从哈佛人类学系毕业，一年半之后又开始攻读医学，并在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于1969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也就在同一年，他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安德洛墨达品系》，这促使他下了弃医从文的决心。不过，他早年在这些非文学领域的研究为他积累了人类学、医学、生物学和神经学等渊博的知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的才华还不仅体现在文学上，所导演的影片《昏迷》、《火车大劫案》等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是个计算机业的行家里手，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写过关于信息技术的书《电子生活》，甚至还设计了一套叫“亚马逊”的电子游戏。克莱顿在这些领域的涉猎，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迈克尔·克莱顿的书总不会令人失望。他的视野总是那么宽阔：从变幻莫测的海底，到空阔辽远的太空；他的想像力总是那么雄奇：从古代北欧的食尸怪到现代恐龙横行的侏罗纪公园。他对情节的安排总是扣人心弦，他对高科技的介绍总令读者心驰神往。他的小说被称为高科技惊险小说，足见其作品是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典范。克莱顿的小说除了主线索外，一般还有发人深省的社会主题，这使他讲的故事更加深刻，有更真实的社会语境，因而让人读后有更大的回味。这里要介绍给读者的《升起的太阳》便是克莱顿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故事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展开的。“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的中尉史密斯，与之合作破案的是康纳上尉，小说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生和福尔摩斯的关系。来自日本的中本公司在洛杉矶它新落成的公司大楼里举行盛大酒会，政界、演艺界的名流纷纷前来捧场。然而一位与众多大人物有瓜葛的金发美女却横死在第46层楼。史密斯作为协调与日本社区关系的联络警官和“日本通”康纳上尉着手侦察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在凶杀案背后的是一起日本公司和美国官僚相互勾结、错综复杂的“微电脑公司”出售案，与之有牵连的美国参议员、日本商人相继畏罪自杀，然而日本公司令人生畏的“贸易战”仍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 这部小说很好地体现了克莱顿设置悬念的非凡才能，特别是贯穿整个案件的录像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嫌疑最大的日本商人自己跑到警察局送上录下了犯罪经过的带子，而在录像中，与受害者在一起的嫌疑人却始终背对着摄像镜头，镜头里那场面的刻画不仅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气氛，而且使得读者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故事尾声时这个谜才揭开，原来竟有两个凶手，美国参议员和日本商人都难逃法网。和这一悬念紧密相连的是作者对高科技手段的介绍。日本人如何利用尖端数码技术来移花接木，篡改了录像带的本来面目，美方侦破人员又如何用高科技反其道而行之，找出了录像带的破绽，这些描绘给求知欲很强的读者以极大的满足。此外，克莱顿很善于把握故事发展的节奏，读者可以看到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而且不断加速，最后达到高xdx潮，这种对读者情绪的充分拉动向来是克莱顿惊险小说的迷人之处。 克莱顿很注重对人物的刻画。康纳是个智勇双全的侦探，他有福尔摩斯式的分析推理能力和心细如发的洞察力，他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总能保持冷静平和，善于为日本人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一品质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不可或缺的。格雷厄姆则是另一类美国人的代表。他自以为是，对日本人没有切实的认识，没有亲身的感受。他脑子里只有一大堆偏见和从各种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实际的狂想。他对日本人一无所知，也并不试图去了解。凶杀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坂村的形象也描绘得十分成功，他的玩世不恭和直率使自己与以石仓为代表的日本商人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还是小说的社会主题，即对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审视。作者探索了在美日贸易战背后的文化冲突。应该说，他尽可能做到了客观地评价日本人。他用警官格雷厄姆的话表现了许多美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偏见：“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玫瑰花。你知道那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民族的歧视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克莱顿对以格雷厄姆为代表的种族中心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自己的观点是借康纳的口说出来的，体现了一种冷静、公正、学院式一分为二的态度。他尊重日本文化的含蓄：“这是日本人思维的基本原则，要含而不露——建筑风格如此，面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赞赏日本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鬼混。”克莱顿还对日、美国民性进行了比较。在分析为什么美国人开发的产品却总由日本人来不断优化的原因时说了一段精彩的话：“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做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他也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日本人的虚伪：“美国人认为人的个性核心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日本人则认为一切都受场合的制约……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表现得始终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前，日本人表现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身份都在变化。”克莱顿认为在日本人中同样也存在种族中心主义，正因为他们内心的傲慢，对美国人的轻视，才低估了美国人对录像带的分析能力。 不过，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克莱顿也并非一直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字里行间涌动着一种潜在的敌视日本的情绪，这在他连篇累牍地描述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中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格雷厄姆对日本有一种居高临下式的误读，那么康纳则对其有一定程度的“镜像式误读”，这是美国人长期存有的对日本，或对其它东方民族的戒惧心理在作祟。日本人在经济上的确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其大部分商业行为都是合法、规范的，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占了上风。美国人又如何呢？一位美国读者指出，“微软”、“耐克”、“麦当劳”的所作所为比起日本公司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日本人与日本公司并不一定就有共同的特征，公司行为毕竟不能和个体行为划等号。事实上，笔者在英特网上找到几十位普通美国读者对该小说的看法，他们对其探案情节和高科技的描写几乎一致叫好，但对克莱顿的“经济学”并不赞同，因为他们切身体会到，美国仍是经济之最强者，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走在日本前面，美国的经济学、数学等基础研究保证了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日本的“泡沫经济”如今正在衰败，日本在地价处于顶部时买下的大批美国地产现在正又被美国以廉价购回。现在看来美国才是这场贸易战的真正赢家。《升起的太阳》写于1992年，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理，它所渲染的情景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担心，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 当然，总体而言，克莱顿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是不同文化的沟通。他提到：“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发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文化修养的要素。展望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应该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那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不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别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的繁荣才有可能。毕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沟通、融合正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居民们要能够互谅互让，唇齿相依。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彼此更紧密的协调，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并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制度架构，以便实现各国各民族的人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质量的共同提高。狭隘的贸易战、掠夺式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繁荣不可能只水远停留在日本或美国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种长久的繁荣。 太阳不管在哪儿升起，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第1节 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可是从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洗手间在哪里？” “我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我继续跟着往下学。当然，我有公务在身，那天晚上该我值班。我是闹市区分局特种勤务处的警官，要随叫随到。不过，2月9号是个平静的星期四，我想不会有多少行动。到9点钟为止，我只接到了3个电话。 警察局的外事科属于特种勤务处；我们负责处理外交人员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烦，还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来与警方交涉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或联络人员。我们的工作虽然很杂，但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班的时候可能会接到五六个请求帮助的电话，但没有一桩是急事。我几乎无须出门。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担任警方新闻联络官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智利副领事费尔南多·康西卡的。这位副领事喝得醉醺醺、汽车开得东扭西歪的。一辆巡逻车把他的车拦到了路边，而他却声称自己有外交豁免权。我让巡逻警察开车把他送回家，然后做了记录，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领事馆提出抗议。 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加迪纳的警探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拘捕了一名与一次饭店枪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由于此人只说萨摩亚语，所以他们想要一位翻译。我回答说翻译我可以找一个，不过萨摩亚人肯定是会说英语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托管地。警探们说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后来，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说几辆电视台的流动转播车堵塞了阿罗史密斯音乐会的消防专用通道。我让那些警官们找消防部门。此后的一个小时平安无事，我又回到教科书上，听见那女人用动听的声音念道：“昨天是个下雨大。”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汤姆·格雷厄姆。 “是他妈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说道，“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他们在搞鬼。你最好到这儿来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处，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厦。” “出什么事了？”我不得不问一句。格雷厄姆是个能干的警探，但脾气不好，而且往往会小题大做。 “是这么回事儿，”格雷厄姆说道，“几个该死的日本人要求见特种勤务处的联络官，也就是要见你，伙计。他们说联络官不来，警察就不能进行调查。” “不能进行调查？为什么？是什么事情？” “杀人案，”格雷厄姆说，“一个白种女人，大概有25岁，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真够瞧的。你最好能尽快过来一趟。” “背景里是不是音乐声？”我问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壁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花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子不高，非常强壮，头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谁？”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物，是特勤处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好了。谢谢啦！” “还有件事。这个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随口答道，“谁要求的？” “这样稳妥些。”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子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尽力吧。” 我把两个电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康纳默默地听着，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发表评论。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也只字未提这一点。我说完后，他问了一句：“霍夫曼没跟你说是谁要求使用地面通讯的吗？” “没有。” “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只要条件允许，我从来不用汽车上的电话。现在偷听电话的人太多了。” 我把车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新落成的中本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了。这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车拐上右边的车道，随手打开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执行公务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联络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纳看了看名片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吗？” “没怎么打过，”我承认道，“只接触过一两个酒后开车遭拘捕的家伙。” 康纳很客气地说道：“那么，我提一个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的办法。” “好啊，”我说道，“我感谢你的帮助。” “那好。既然你是联络官，我们到了那儿之后，现场由你来掌握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不要介绍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连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当我不存在。你一个人全权处理。” “行。” “你要显得一本正经，站得笔直，任何时候都别解开衣扣。他们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样还礼，只要点点头就行。鞠躬这种礼节，外国人掌握不好，所以连学都不要学。”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记住，他们不喜欢谈判。他们觉得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方式。” “行。” “手势的运用要有节制。尽量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日本人觉得手势幅度太大是一种威胁。说话时声音要沉着，语调要四平八稳。” “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 “那没问题。” “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有时候日本人真让人恼火。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令人讨厌。尽量把事情处理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发火。” “好吧。” “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纳微笑着说：“我相信你能干好。也许你根本用不着我帮忙。不过，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烦，你就会听见我说‘也许我能帮个忙’。这是个信号，意思由我来接手处理。从这时起，就由我出面讲话。我希望你就不要再开口了，即使他们直接跟你说什么，你也别开口，行吗？” “行。” “也许你想说几句，但是要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不管我干什么。” “行。” “我接手之后，你就站到我的右侧，稍稍靠后一点儿。千万别坐下，也别东张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记住，虽然你来自mtv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没有。他们是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你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你本人，关系到警察局，而且关系到我，你的上级，你的前辈。” “是，上尉。”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的前辈是什么意思？” 康纳笑起来。 我们的车从泛光灯旁开过，沿坡道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在日本，”康纳解释说，“前辈就是资历深的人，他对后辈给以指点。所谓后辈就是资历浅的人，是小老弟。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无处不在。一般认为，只要一个年纪小一些的人和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这种关系。他们也许会这样看待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师徒关系？”我又问道。 “不尽然。”他回答说，“在日本，前辈与后辈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前辈更像慈祥的父亲，对后辈应当宽容。对资历浅的年青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太懂事的过分举动和错误应当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不过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 我们下到坡底，眼前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停车场。康纳望着窗外，皱起了眉头。“人都到哪儿去了？” 中本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小轿车，司机们倚在车上，边聊天边抽烟。我一辆警车也没看见。在一般情况下，出了人命案的地方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灯火通明，总会停着五六辆信号灯闪烁转动的警车，还能看见验尸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场。 可是今天晚上这里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个宴会之夜的停车场，举止优雅的人们二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等候着自己的汽车。 “真有意思。”我说了一句。 我们停下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替我们打开车门。我下了车，站在豪华的地毯上，耳边传来柔和的音乐声。我和康纳朝电梯走去。衣冠楚楚的人们从我们面前走过，有穿着礼服的男人，也有穿着华贵盛装的女人。汤姆·格雷厄姆站在电梯旁边。他身穿褪色的灯芯绒运动衫，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抽烟。 第2节 格雷厄姆在南加州大学上学时曾经是橄榄球队的中卫，但却始终没能成为一流队员。这一段不走运的历史就像个性特征一样与他紧紧相随。他似乎总是错过重要的晋升机会，一直在警探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从一个处调到另一个处，可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跟他很好合作的搭档；他说话锋芒毕露，在局长办公室里，也处处树敌。如今他已39岁了，晋升的机会日渐渺茫。他经常觉得忿忿不平，动辄发火；他已经开始发福——身体变得臃肿起来。他总是惹得别人很不愉快，所以不讨人喜欢。他认为要恪守正直，就必然得作一个失败者，要是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对谁讽刺挖苦。 “这身衣服真潇洒，”我走过去时，他对我说道，“你看上去真帅，彼得。”他煞有介事地用指头弹了弹我的衣领，好像上面有灰似的。 我没有答理他的话，开门见山地问：“事情怎么样啦，汤姆？” “你们这些伙计应当来参加这里的晚会，而不是来执行公务。”他转过身与康纳握手。“你好哇，约翰！把你从被窝里拖出来是谁的主意？” “我只不过来看一看。”康纳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带他来的。”我解释道。 “见鬼，”格雷厄姆骂了一句，“你在这儿对我倒没什么，我还可以多个帮手。那上面的气氛很紧张。” 我们随他一起来到电梯口。我还是没看见有其他警察，于是问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问得好啊，”格雷厄姆说，“他们把我们的人都弄到后面那个载货电梯那儿去了。他们说从工作电梯上去更快，而且他们一直强调这次落成典礼的重要性，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它。” 在电梯入口处，一名身着制服的日本私人警卫把我们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二位是我们的人。”格雷厄姆说道。警卫点了点头，但仍用怀疑的目光斜眼看着我们。 我们进了电梯。 电梯门一关上，格雷厄姆就骂道：“该死的日本人。这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他妈的是这个国家的警察呢。” 电梯的四壁都是玻璃。它开始上升。我们透过淡淡的薄雾看着窗外洛杉矶的夜色。对面就是阿科大厦，在一片夜色中，它灯火辉煌。 “你知道吧，这种电梯是不合规定的，”格雷厄姆说道，“根据规定，玻璃电梯在90层以上是不准使用的，而这幢大厦有97层，是洛杉矶最高的建筑。这整幢大楼的来历也很不一般。他们只花了1个月就盖成了。你知道是怎么盖的吗？他们从长崎把预制构件运过来，到这里来把它们拼在一起。一个美国建筑工人也没有雇，说是有些技术问题只有日本人才能解决。于是他们得到了特许，绕过了美国的工会。你相信这些鬼话吗？”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说：“他们打通了美国的工会。” “妈的，他们这事还打通了市政委员会，”格雷厄姆说道，“钱能通神啊。有一点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有的是钱，所以在建筑地段限制和地震区建筑规定的问题上都能得到变通。他们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我再次耸了耸肩。“政治啊。” “扯淡。你不知道他们连税都不交吧？是啊，他们从市里得到了免交8年财产税的优惠。真他妈的，我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家拱手相让嘛！” 电梯在继续上升，电梯里一阵沉默。格雷厄姆凝望着窗外。这是日立公司运用最新技术生产的高速电梯，是目前世界上最快最稳的电梯。它穿过薄雾越升越高。 我对格雷厄姆说道：“你是想给我们介绍一下杀人案的情况呢，还是想让我们等一会儿大吃一惊呢？” “哦，妈的。”格雷厄姆翻开笔记本说道，“是这样，报案电话是8点32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有个‘处理尸体的问题’。那是个男人的声音，英语讲得不好，带着很浓的亚洲腔。接线生无法让他提供更多的情况，除了一个地址：中本大厦。一辆巡逻警车于8点39分赶到。他们发现是一宗杀人案，发生在46层，是这幢大楼的办公楼层。受害者是一名白人女子，25岁上下。长得还真漂亮。你一会儿就会看见的。” “警察赶紧拉上警戒线，并打电话向局里报告。我和梅里诺两人是8点53分到的。几乎同时到达的有犯罪现场调查小组和技术侦查处的人，他们准备进行尸检，取指纹，并拍照。说到这里，清楚不清楚？” “清楚。”康纳点着头说。 格雷厄姆接着说：“我们正准备开始，这时候，从中本公司来了个人。这个人穿了一身价值上千美元的藏青色西装，说他有权跟洛杉矶警察局联络官先谈谈，然后我们才能在他们的楼里进行工作。他说我们的调查没有合理的理由。” “我火了。这他妈是怎么的啦？我们面前明摆着是一桩杀人案，我觉得这小子应当滚回去。不过这个日本小子英语说得真不赖，而且似乎很懂法律。你看，在场的人都有些担心。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仅仅为了强行开始凋查，而置应有的程序于不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不对？而且，这个日本小子坚持要先见联络官，然后才能让我们动手干工作。可他英语说得这么好，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我觉得那些语言不通的人才需要联络官嘛，可这小子呢，法律上又似乎很在行。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叹了口气。 “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了。”我说道。 “是啊。” “中本公司来的那个人是谁？”我问道。 “妈的。”格雷厄姆皱着眉头看起笔记本来。“叫石原或者石什么的。” “你有他的名片吗？他肯定给过你。” “是啊，给过。我把它给梅里诺了。” “还有其他日本人在吗？”我问道。 “你怎么了，开玩笑吗？”格雷厄姆笑了起来。“这地方到处都是日本人。那上面就像他妈的迪斯尼乐园。” “我指的是在犯罪现场。” “我指的也是犯罪现场，”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无法把他们挡在外面。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大楼，他们有权在那儿。今晚又是中本大厦落成典礼。他们是有权在那儿，如此等等的话。” “落成典礼在什么地方进行？”我问道。 “在45楼，也就是现场下面的那一层。他们正闹得不亦乐乎呢。那儿大概有800号人。有电影明星，有参议员、众议员，还有其他名流。我听说玛多娜就在那儿，还有汤姆·克鲁斯。有哈蒙德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埃尔顿·约翰、莫顿参议员，还有托马斯市长。地方检察官维兰也在。也许你的前妻也在呢，彼得。她还在维兰那儿干，是吗？” “据我所知，是的。” 格雷厄姆叹了口气，说：“摽上一个律师一定很不错，不用受律师的支使。人往高处走啊。” 我不想谈论我的前妻，于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电梯里响了一下铃声，接着一个声音用日语说：“43。” 格雷厄姆扫视了一下电梯门上方显示的数字。“这鬼玩意儿你相信吗？” “44，”那声音又说道，“快到了。” “它说的是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们快到了。”我答道。 “妈的，”格雷厄姆说道，“如果电梯能说话，那它也该说英语才是。这儿还是美国嘛。” “几乎不是啦。”康纳看着窗外说道。 “45。”电梯里那个声音又说了一句。 电梯门随即打开了。 格雷厄姆没说错，招待会的场面确实壮观。整个一层楼面是模仿40年代的大舞厅设计建造的。男士们西装革履，女士们珠光宝气。乐队正演奏着格伦·米勒的摇摆舞曲。电梯门外站着一个人，我觉得有点面熟。他头发花白，皮肤晒得黝黑，双肩很宽，像个运动员。他踏进电梯后转过身对着我。“请去底层。”我闻到一股威士忌酒气。 接着一个衣冠楚楚、年纪稍轻些的人站到他身旁说：“这部电梯是向上的，参议员。” “怎么回事？”花白头发的人转身问他的助手。 “这是向上去的电梯，先生。” “唔，我可是要往下去的呀。”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醉意，有些拿腔拿调。 “是的，先生。这我知道，先生。”助手陪着笑脸说，“我们去乘另一部电梯吧，参议员。”他紧紧抓着花白头发那人的手臂，把他带下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后继续向上开去。 “刚才是你交的税款在起作用呢，”格雷厄姆说道，“认识他吗？斯蒂芬·罗参议员。有幸看见他到这里来参加晚会，他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呀。有关日本进口商品的规定都是这个委员会定的。不过罗也像他的朋友肯尼迪参议员一样，是个爱拈花惹草的人。” “哦，是吗？” “有人说他酒量也很不错。” “我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才有个助手跟着他，为的是保证他别惹麻烦。” 电梯停在第46层。接着是一声轻轻的电子模拟声：“46层，谢谢。” “到了，”格雷厄姆说道，“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工作了。” 第3节 电梯门开了。我们的面前是一堵人墙。这些人都穿着清一色的西服，背对着我们。挤在电梯门前那块地方的人肯定不下20个。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烟雾。 “进来，跟我走。”格雷厄姆边说边分开人群。我跟在后面，康纳则紧跟着我，不声不响地走着。 第46层楼是为中本工业公司主要行政办公机构设计的，颇有气派。我站在电梯前铺有地毯的迎宾区，可以看见整个楼层——一个巨大的开阔空间，约莫60米长，40米宽，足有半个橄榄球场大小。整个布局看上去既宽敞又高雅。天花板很高，镶着木质嵌板。所有陈设都是木制品或编织品，呈黑色或灰色。地毯很厚，吸音效果很好。照明灯都比较低，于是更增添了柔和、华贵的气氛。与其说这里是办公区，不如说它更像家银行。 而且是你所见过的最富有的银行。 它使人不禁驻足观看起来。我站在为保护犯罪现场而拉起的黄绳子旁边。这绳子挡住了通往楼面的过道。我四下环视着：正前方是宽大的敞开式办公区，就像露天的牛栏似的，是秘书们和低级办事员工作的地方。办公桌几张几张地放在一起，这几张和那几张之间以一些盆栽植物相隔。办公区的中央放着中本大厦以及仍在建造中的周围建筑群的巨大模型。模型上方亮着一盏聚光灯，而办公室的其余部分则比较昏暗，只开着夜灯。 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都在这间大办公室的四周。这些私人办公室面向敞开式大办公室的一面墙都是玻璃制的，朝外的一面墙也是玻璃的，所以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洛杉矶市的许多摩天大厦。这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这层楼悬浮在半空之中。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会议室。右边的会议室要小些，我可以看见那姑娘的尸体就躺在一张黑色的长桌子上。她身上穿着黑色衣裙，一条腿耷拉着。我没看见血迹。我离得太远，也许有60米远，所以很难看得十分清楚。 我耳边传来警用无线电报话机的噼啪声。我听见格雷厄姆说：“先生们，你们要请的联络官来了。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进行调查了吧。彼得？” 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我不知该跟谁谈；在一阵尴尬之后，他们之中有个人走上前来。此人35岁上下，穿着一套价格昂贵的西装。他的头微微一低，做出个鞠躬的样子。我也微微鞠了一下躬。接着，他开口说话了。 “晚上好。初次见面，史密斯先生。我叫石仓。请多关照。”这几句日语尽管是客套，倒也是一种正式的交际辞令。没有浪费时间。他姓石仓，而且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 我也用日语答道：“初次见面。我是史密斯。请多关照。”你好。幸会。老一套。 “这是我的名片。请关照。”他把名片递给我。他的动作迅速，充满了活力。 “多谢了。”我双手接过名片。其实这样是多此一举，但我采纳了康纳的建议，想表现出郑重其事的样子。接着我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按照礼节，我们都得看看对方的名片，然后简单地说上一两句话，或者问一个诸如“这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之类的问题。 石仓用一只手接过我的名片后说：“这是你家里的电话吗，警探？”我吃了一惊。他竟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只有在这儿住了很久，而且是从年轻时就生活在这儿的人才讲得出这样的英语。他一定在这儿上过学，是70年代来美国学习的成千上万日本人当中的一个。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 “是啊，底下的那个号码就是。”我答道。 石仓把我的名片放进衬衣口袋。我刚开口准备说两句关于他名片的话，他就打断了我。“我说，警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客套都免了。今天晚上的问题主要是你的同事不讲理。” “我的同事？” 石仓用头朝格雷厄姆那边一歪，说道：“那个胖子格雷厄姆。他的要求太无理。我们强烈反对他提出的今天晚上就进行调查的做法。” 我问道：“这为什么呢，石仓先生？” “你们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进行调查。”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石仓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想即使对你来说，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保持着镇静。我当了5年警探，又跟新闻界打了一年交道，知道怎样保持镇静。 “不，先生，”我说道，“原因恐怕并非显而易见。” 他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看着我。“是尉，实际上，你们把这个姑娘的死和我们在楼下举行的招待会联系在一起是毫无根据的。” “她身上穿的好像是晚礼服——” 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因吸毒过量而猝死的，所以说，她的死与我们的招待会根本不相干。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不，先生。在没有进行调查之前，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又深深吸了口气。“石仓先生，我很理解你的担心，可是——” 石仓再度打断我的话。“我不知你是否真这么想。我坚持要求你们理解中本公司今晚的处境。今晚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有许多头面人物来参加这次招待会。我们所担心的是，对于一个女人的死亡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会破坏本公司的这次盛大聚会，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女人……” “无足轻重的女人？” 石仓把手一挥，没有答理我。他似乎对于跟我说话已感到厌烦了。“很明显嘛，你看她那副样子，跟个妓女差不多。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是怎么进这幢楼里来的。由于这个原因，我坚决反对格雷厄姆警探提出的要对楼下的客人进行盘问的做法。这种做法毫无道理。我们的来宾当中有不少参议员、众议员以及洛杉矶市政要员。你肯定也知道这些知名人士会觉得很难堪——”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先等一下。格雷厄姆警探跟你说过他要对每个参加招待会的人进行盘问？”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没错。” 我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要叫我来。格雷厄姆不喜欢这些日本人，威胁要把他们的招待会给弄砸。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格雷厄姆不可能盘问美国国会参议员，更不要说地方检察官或市长了。除非他明天不想再去上班了。不过，日本人把他给惹恼了，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我对石仓说：“我们可以在楼下设一个登记处，让你们的宾客在走之前签一下名。” “恐怕这样做也不妥当，”石仓说道，“因为你肯定也知道——” “石仓先生，我们就这么办吧。” “你提的办法难以接受——” “石仓先生！”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会引起——” “石仓先生，我很遗憾。我已经向你解释了警察工作的程序。” 他愣在那里，沉默了一阵，接着擦了擦嘴唇上渗出的汗，说：“中尉，我感到很失望，你没有与我们很好地合作。” “合作？”这时候我有点火了。“石仓先生，你们这儿死了个女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调查发生了什——” “但你也必须替我们这次特殊的场合想一想——” 这时我听见格雷厄姆说道：“喔，上帝，这是在干什么？” 我回过头去，看见黄绳子那边约20米的地方有个身材矮小、书生气十足的日本人正在给犯罪现场拍照。他使用的照相机很小，几乎可以完全隐蔽在他掌心之中。不过，他并没有企图掩盖自己跨越界限拍照这一事实。我看见他慢慢地朝我们站的地方退着，举起手拍了一张照；在为下一张照片取景时，他那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眼睛朝我们眨了眨。他的举动完全是故意的。 格雷厄姆走到黄绳子边上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从那儿出来。这里是犯罪现场，你不能拍照。”那人没有反应，还在继续向后退。格雷厄姆转过身问道：“这家伙是什么人？” 石仓答道：“是我们的雇员田中先生。他在中本公司保安部工作。” 我眼前的事令我难以置信。日本人竟让自己的雇员在黄线里任意走动，破坏犯罪现场。我忍无可忍地说道：“叫他出来！” “他在拍照。” “他不能拍照。” 石仓说道：“但这是替我们公司拍的。” 我说道：“我可不管这个，石仓先生。他不能站到黄绳子里面，也不能拍照。让他出来。我还要他的胶卷。请吧。” “好吧。”石仓很快用日语说了几句话。我转过身，正好看见田中从黄绳子下面钻出来，消失在挤在电梯门口那些穿着藏青西服的人当中。接着我看见这些人身后的电梯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狗娘养的。我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石仓先生，你是在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石仓平静地说：“史密斯警探，你必须理解我们的处境，当然，我们完全相信洛杉矶警察局，但我们也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调查，为此，我们必须有——” 他们自己的调查？这个狗娘养的。我突然觉得说不出话来。我的牙咬得紧紧的，脸涨得通红，怒不可遏。我真想把石仓抓起来。我真想揍他一顿，把他摔到墙上去，把手铐铐到他该死的手腕上，把—— “也许我能帮个忙，中尉。”我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我转过身，看见约翰·康纳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 我向旁边挪了挪。 康纳面对石仓微微欠了欠身，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操着流利的日语说：“冒昧打扰了，很是对不起。我能自我介绍一下吗？鄙人叫约翰·康纳。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关照。” “约翰·康纳？”石仓说道，“那个约翰·康纳？见到您十分荣幸。我叫石仓。请多关照。” 客套寒暄之后，他们飞快地用日语交谈着，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我不得不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一边看着他们，一边不时点点头，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有一回，我听康纳用日语说我是“后辈”，我知道他说我是他的手下或门徒。有好几次他以严厉的目光看着我，像做父亲的那样遗憾地摇摇头。看来他似乎在为我进行道歉。我还听见他说格雷厄姆令人讨厌。 这些道歉起了作用。石仓平静了下来，肩膀也放松了。他开始显得从容起来，脸上甚至露出了笑意。最后他说道：“这么说，你们就不检查我们来宾的身份了？” “绝对不检查，”康纳说，“你们的贵客可以来去自由。” 我刚准备提出异议，康纳就瞪了我一眼。 “查验身份是没有必要的，”康纳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相信中本公司请来的贵宾中没有人会卷入这个不幸的事件。” “王八蛋。”格雷厄姆轻轻地说了一句。 石仓喜形于色。我却很恼火。康纳跟我在唱反调。他使我看上去就像个傻瓜。更有甚者，他竟不按警方的程序办——这样我们今后可能都得倒霉。我怒气冲冲地把手往衣袋里一插，扭头望着别的地方。 “您对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审慎，我深表感谢，康纳上尉。”石仓说道。 “我并没有做什么，”康纳说着正正经经地鞠了个躬，“不过我希望你现在能同意我们清理楼层，这样警察就可以着手调查了。” 石仓眨了眨眼睛：“清理楼层？” “是的，”康纳说着掏出了笔记本，“请帮助我让你身后这些人离开这儿，并请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你说什么？” “请把你身后这些人的名字告诉我。”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康纳把脸一沉，用日语吼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懂，但却看见石仓的脸顿时通红。 “请原谅，上尉，不过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说这——” 这时，康纳勃然大怒。他走近石仓，一边用手指指戳戳，一边大声吼道：“别太放肆了！快滚！听见没有！” 石仓被这训斥镇住了，他往后退避着，转过身去。 康纳俯身正对着他，声音严厉而又充满了讥讽：“滚开！滚！还不明白吗？”他转过身，横眉竖目地指着站在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见康纳火冒三丈，都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有的人则在一个劲儿地抽烟。可是谁也没有动。 “嘿，里奇，”康纳对着技侦处的摄影师里奇·沃尔特斯喊道，“替我拍下这些人的照片，行吗？” “好的，上尉。”里奇应声答道。他举起照相机，把快门按得咔嚓直响，开始逐个给这些人照起像来。 石仓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走到照相机前面，把手举起来：“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干什么？” 可是那些日本人在频频闪亮的闪光灯面前像鱼群一样开始躲避，几秒钟之后便尽数退去。石仓茕茕孑立，极不自在。这层楼上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 石仓用日语叽咕了一句。显然，他又说错了话。 “哦？”康纳说道，“这就要怪你了、这些麻烦都是你造成的。现在你必须负责向我的警探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我要跟发现尸体的那个人谈话，要找打电话报警的人。我需要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后来过这层楼上的所有人的名单。我还要田中那架照相机里的那卷胶片。我是说话算数的。如果你再妨碍我们的调查，我就逮捕你。” “但我必须请示我的上司——” “你当心点！”康纳向他逼近了一步。“别跟我要滑头，石仓君。去吧。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好的，上尉。”石仓迅速而机械地鞠了个躬，绷着脸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格雷厄姆开心地笑起来：“你训他训得真痛快。” 康纳猛地转过身。“你都干了什么？跟他说你要讯问每一个参加招待会的人？” “唉呀，胡扯，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紧张紧张，”格雷厄姆说，“我根本不可能去讯问市长。既然这些蠢货没有幽默感，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是有幽默感的，”康纳说道，“这个玩笑开到了你自己的头上。因为石仓有一个难题，而你帮了他的忙。” “我帮了他的忙？”格雷厄姆皱起眉头。“你在胡扯什么呀？” “日本人显然是想拖延调查，”康纳说道，“你挑衅性的策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理由——打电话找特勤处的联络官。” “哦，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他们知道，联络官5分钟内就能赶到。” 康纳摇摇头说：“别自欺欺人了，他们对于今晚谁值班的事清楚得很。他们知道史密斯住的地方有多远，也知道他赶到现场要多长时间。他们成功地把调查时间向后拖延了一个半小时。干得好，警探。” 格雷厄姆盯着康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转过身去。“见鬼，”他气鼓鼓地说，“真是胡说八道，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伙计们，我去干活了。里奇呢？开始吧。你现在有30秒钟时间可以拍照，我的人马上就要进来，到时候就会妨碍你了。走吧，伙计们。我要在她变得臭不可闻之前把该干的都干完。” 说完，他步履沉重地朝犯罪现场走去。 技侦处来的人带着箱子和取证小车跟着格雷厄姆走向现场里奇·沃尔特斯在最前面，边走边拍照，接着走进了那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四壁是茶色玻璃，所以照相机的闪光灯看上去暗了些。不过，我还是看见他在会议室里，绕着尸体拍了许多照片。他知道这是一桩大案。 我和康纳两人没有进去。我说道：“我记得你说过在日本人面前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 “那你怎么发起火来了？” “遗憾的是，”他解释道，“这是唯一能帮助石仓的做法。” “帮助石仓？” “是啊。我那样做可全都是为了帮助石仓——因为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还是要面子的。当时石仓并不是在场的最重要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电梯前的那些日本人中的一个。” “我没有注意到。”我说道。 “把次要人物推到前台，而主要人物处于幕后，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这样，真正的老板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观看事态的发展。就像我刚才跟你一样，后辈。” “石仓的上司一直在观察着事态？” “是的。石仓显然是受命阻止我们进行调查。而我必须立即进行调查。可是我不能使他显得无能，所以我才扮演了那个勃然大怒的外国佬。现在他欠我一份情。这是件好事，因为今后我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 “他欠你的情？”我说，心里迷惑不已。刚才康纳对石仓大发雷霆，在我看来使他威风扫地，大出其丑。 “哎……”康纳叹了口气说，“即使你对刚才发生的事还不大理解，你要相信我的话！石仓是心领神会的。他的处境困难，是我给他解了围。” 我依然不得其解，还想再问几句，但康纳却做了个手势，说：“好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看一下现场，过一会儿格雷厄姆和他手下那帮人就会把现场弄得走了样。” 第4节 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汽车钥匙？” “没有。” “这么说她是跟别人一起来的。” “显然也打算和某个人一起离开。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车是找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张金黄色的美国捷运卡、一支唇膏和一个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烟，是日本的牌子。一张东京大胜夜总会的会员卡。四粒蓝色的小药丸。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东西。 康纳用铅笔把手袋挑着让它倒竖起来，这时有一些绿色小颗粒状的东西掉到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我承认说。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镜对着它们看起来。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纳说道。 山榆是一种绿色辣根，在日本餐馆里用做调料。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东西卖？” 格雷厄姆说道：“我看到的够多了。约翰，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石仓会不会把你要的证人找来呢？” “我想不会很快。”康纳答道。 “对呀，”格雷厄姆说，“要到后天，等这些人听完律师跟他们说明该怎么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见着这些人。”他从桌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延时间？这姑娘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要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有可能。”慷纳说道。 “嘿，伙计，岂止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大楼。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的玫瑰花。你知道这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 康纳耸耸肩：“也许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你知道这些家伙在国内的时候替大公司干活，挤地铁上下班，整天都过得不舒心，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们摆脱了国内的种种束缚，到了我们这儿来，一下子变得有钱了，变得自由自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来。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康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才说道：“所以，汤姆，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日本人在中本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杀了这姑娘？” “对。” “作为某种象征性行动？” 格雷厄姆耸耸肩：“天啦，谁知道呢？我们并不是在谈正常情况应当是如何如何嘛。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非他妈把这个混蛋捉拿归案不可。” 第5节 电梯迅速下行。康纳靠在玻璃壁板上。“不喜欢日本人可能有多种原因，”他说道，“可是格雷厄姆却一条也沾不上。”他叹息一声接着说：“你知道他们说我们什么吗？” “说什么？” “他们说美国人太热衷于总结理论了，说我们没有用多少时间来观察现实世界，所以我们不了解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禅宗思想？” “不是。”他笑道，“这只是一种见解。你如果去问一个日本电脑经销商对美国同仁的看法，他也会这样告诉你的。在日本，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人都持这种看法。你只要看一下格雷厄姆，就知道他们所言极是了。格雷厄姆没有切实的认识，没有亲身的感受。他的脑子里只有一大堆偏见和从各种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实际的狂想。他对日本人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想去了解。” “这么说你觉得他说得不对？”我问道，“这姑娘不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我可没这么说，后辈，”康纳答道，“很有可能被他言中。不过现在——” 电梯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招待会的场面，乐队正在演奏《月光小夜曲》。有两对前来参加招待会的夫妇走进电梯。他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有产者。两个男的头上已是银丝缕缕，外表引人注目。那两个女的很时髦，但却俗不可耐。其中一个女的说：“她比我想象的矮小。” “是啊，矮小多了，那么……那人是她的男朋友吗？” “我想是的，他不就是录像里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吗？” “我想就是他。” 其中一个男的说：“你觉得她的rx房整过形吗？”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可是我就是个例外。”另一个女的笑着说。 “是这样，克里斯蒂。” “不过我正在考虑这么做。你看见埃米莉没有？” “哎哟，她把她的整得那么大。” “呃，简起的头嘛，要怪她。现在大家都把rx房做得大大的。” 那两个男的转身朝窗外望去。“这幢楼真气派，”其中一个说，“细节设计令人叫绝。投入的资金一定相当可观。你现在跟日本做生意多不多，罗恩？” “大约占20%吧，”另一个答道，“比去年少些。我得把高尔夫球练好，因为他们总是要玩高尔夫球。” “占你生意的20%？” “是啊。他们正在逐步买下我们的奥伦治县。” “那是不假。他们早已把洛杉矶给买下了。”其中一个女的说着笑了起来。 “唔，即使还没有，也快了。那边的阿科大厦是他们的了，”那男的指着窗外说，“我想洛杉矶市中心的70%到75%已经属于他们了。” “夏威夷那边的比例更大。” “见鬼，他们已经拥有夏威夷了——檀香山的90%、科纳海岸一带100%都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像发了疯似的修建高尔夫球场。” 一个女的说：“明天的《企业时报》会不会刊登这次招待会的消息？有很多照相机在拍照。” “我们明天别忘了看一下。” 这时，电梯里又是那个声音用日语说道：“我们快到了。” 电梯在停车场那一层停稳后，那几个人都下去了。康纳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像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自己国家的城市或州被卖给外国人的事。” “谈论？”我说道，“就是他们这些人卖掉的。” “是啊，美国人非常热衷于卖东西。日本人对此深感惊讶。他们认为我们这是经济上的自杀。他们没说错啊。”康纳说着按了一下电梯控制板上的“紧急”键。 一阵轻轻的警铃声。 “你动那个干什么？” 康纳看着装在电梯天花板一个角上的电视监视摄像机，朝它高兴地招了招手。内部通话系统里传出一个声音：“晚上好，警官先生们。需要我帮忙吗？” “是的，”康纳说道，“我是在和大厦的保安人员说话吗？” “是的，先生，是你们的电梯出毛病了？” “请问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大厅这一层，东南角，在电梯的后面。” “谢谢你。”康纳说了一声，接着按下了去大厅楼层的键钮。 第6节 中本大厦的保安值班室地方并不大，也许只有7米长5米宽，被3组巨大的电视监视器组合显示屏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每组显示屏有十来个小监视屏幕。不过此刻，大部分屏幕都是黑洞洞的长方形，没有画面。从其中一排屏幕上可以看见大厅和停车场的情况。有一排监视屏幕映出的是正在进行的招待会的场面。从第3排监视屏幕上则可以看见第46层楼上警察正在工作的情况。 杰罗姆·菲利普斯是值班的警卫，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黑人。他身上穿的中本公司的保安制服的领口已经被汗水湿透，两个腋窝下也已浸湿。我们进来时，他让我们别把门关上。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他明显表现出某种不安。我觉得他有事想瞒过我们，但康纳却很和气地走了过去，我们出示了证件并和他握了握手。康纳成功地摆出一种大家都是搞安全保卫工作的，只不过在一起随便聊聊的姿态。“今天晚上一定忙得很吧，菲利普斯先生？” “是啊，一点不假。招待会，还有其它事。” “这小房间真够挤的。” “伙计，”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你可说对了，刚才他们都挤到这儿来了。我的天哪。” “什么他们？”我问道。 康纳看了看我后说：“那些日本人离开46楼之后，就下到这里来从监视器上观察我们。是不是，菲利普斯先生？” 菲利普斯点点头。“没有全来，不过也来了不少，在这儿抽起烟来，边抽边看，还不断地传看传真。” “传真？” “是啊，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拿一张传真进来。写的都是日本字。他们传着看，然后就评论一番。接着，有一个人就出去发一个传真回去，其余人就留在这儿看你们在上面干什么。” “也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康纳问道。 菲利普斯摇摇头说：“听不见。我们没有安装声音传送装置。” “我很惊讶，”康纳说道，“这套设备看来很现代化嘛。” “很现代化？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人啦，我说一点你们听听。这些人干得真不错。他们的火警系统和防火系统都是最好的，还有最先进的防震系统，当然还有第一流的电子保安系统：摄像机、探测器等等，一切都是最好的。” “这我看得出来，”康纳说道，“所以我才对他们不安装声音监听器感到惊讶。” “没有声音监听装置，而且也不是彩色监视器。他们装的是高分辨率的黑白监视器。什么原因我可不知道，这和摄像镜头有关，也和它们的安装有关，我就知道这些。” 在显示板上，我看见有5台监视器的屏幕上都是46楼的场面，是从不同的摄像镜头上传送过来的。看来，日本人在这一层楼到处都装有摄像镜头。我想起当时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到处走动、抬头看天花板的情景。他肯定是发现有暗藏的摄像镜头了。 现在，我看见在那间会议室里，格雷厄姆正指挥他手下的人。他还抽着一枝香烟——这完全违反了在犯罪现场工作的有关规定。我看见海伦先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与此同时，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尸体移到裹尸布上，然后把她装进带拉链的袋子里，他正—— 这时，我突然想到： 那上面他们也装了摄像机！ 总共有5架不同角度的摄像机。 覆盖了这层楼的所有部分。 我说道：“哦，天哪。”话音未落就十分激动地迅速转过身。我正待开口说话，康纳泰然自若地朝我笑了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他捏了捏我的肩膀——很用力。 “中尉。”他说道。 他这一下捏得真够狠的，我忍住疼没往后缩。“什么事，上尉？” “我想问菲利普斯先生几个问题，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哪能呢，上尉，请吧。”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下记录？” “好的，上尉。” 他松开了我的肩膀。我拿出笔记本。 康纳坐在桌沿上问起来：“菲利普斯先生，你在中本公司保安部门干了不少时间了吧？” “是的，先生，到现在大概6年了。我刚开始时在他们的拉哈布拉那家工厂干活，后来我的腿受了点伤——是一次车祸——行走不方便了，所以他们让我干保安，就在那家厂里。你知道，这样我就不用来回走动了。后来，他们在托兰斯新办了个厂，就把我调到那儿去了。我妻子也在那家厂里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在那儿搞丰田汽车的局部组装。这幢大楼建成之后，他们把我从托兰斯那边的厂里调来，专门值夜班。” “哦，总共6年了。” “是的，先生。” “你肯定很喜欢这工作。” “怎么说呢，这是一件比较牢靠的工作。在美国能这样就很不错了。我知道他们不大看得起黑人，不过他们待我倒一直不错。哦，在此之前，我在范努易斯的通用汽车公司干过，那个厂……你知道，已经不存在了。” “是啊。”康纳深表同情地说了一声。 “那个地方，”菲利普斯想到那个地方就直摇头，“妈的，那帮搞管理的家伙派些笨蛋到车间里来。你都不会相信的，还都是企业管理硕士，底特律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些笨蛋屁都不懂，他们不懂装配线上的工作，分不清什么是机床，什么是冲床，可是他们却把工长们弄得团团转。他们一年都他妈能挣20万，可是却屁也不懂一个。没有一样事是干得好的。生产出来的汽车根本不行。可是在这儿，”他拍了拍计数器，“可是在这儿，如果我有问题，或者某个东西出了毛病，我就向某个人报告。他们马上就能来。他们对这个系统了如指掌，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共同商量，很快就把故障排除了。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场就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区别所在。我可以这样跟你说：这些人很用心。” “所以你很喜欢这儿。” “他们一直待我不错。”菲利普斯说着点点头。 我并不觉得他这话是什么赞美之辞。我倒觉得他对自己的雇主并没有什么偏爱，只要再问几个问题就能找到突破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诱发这种突破。 “忠诚非常重要。”康纳边说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 “他们希望你对他们忠诚，”他说道，“他们希望你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公司上面。所以你们知道吧，我总是提前15到20分钟来上班，下班时间到了我还要再呆上15到20分钟。他们看你这样加班加点就很高兴。我在范努易斯那家厂里干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你什么时候值班？” “从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 “今天晚上呢？你是什么时候来接班的？” “8点3刻。我说过，我总是提前15分钟到。” 报案电话是8点半前后打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是8点3刻到的，那么在他到之前15分钟，那件杀人案已经发生了，他不可能看见。“在你前面值班的是谁？” “呃，一般情况下都是特德·科尔，不过，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不是他值的班。”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警卫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眼睛望着别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菲利普斯先生？”我略微加重语气追问了一句。 他眨了眨眼睛，皱起眉头，一声没吭。 康纳很平和地接上来说：“菲利普斯先生来接班的时候，特德·科尔没有在岗位上，是不是，菲利普斯先生？” 警卫摇摇头说：“他不在岗位上。” 我正想再问一个问题，康纳却把手一扬：“菲利普斯先生，我想，你8点3刻走进这间值班室的时候，一定吓了一跳。” “你说对了，我真吓了一跳。”菲利普斯说道。 “你在那种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呢？” “呃，当时我就对那个人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很客气，不过口气也很硬。我是说，这毕竟是保安值班室。我不认识这个人，以前也从来没见过他。这家伙很紧张，非常紧张。他对我说：‘少管闲事。’真他妈横，好像这儿是他家的天下。他拎着手提箱，从我面前冲了出去。我说：‘对不起，先生，我得看看你的证件。’他没有理睬，继续朝前走，穿过大厅，走下了楼梯。” “你没有想办法拦住他？” “没有，先生，我没拦他。” “因为他是日本人？” “你说对了。不过我打电话向保安中心报告了——保安中心在9楼——我说我在值班室发现一个人，可是他们说：‘不用担心，没有事儿。’不过我也听得出来，他们也挺紧张的。每个人都很紧张。这时我看见监视器上……那个死了的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康纳问道：“你看见的那个人，你能说说他的样子吗？” 菲利普斯耸耸肩。“30，35岁，中等个儿，穿着跟他们一样的藏青西服。实际上他比他们大多数人看上去要聪明。他戴着这种上面有三角形图案的领带。哦，他手上有一道疤，像是烫伤之类留下的。” “哪只手？” “左手，是他在关手提箱的时候我看见的。” “看见箱子里的东西了？” “没有。” “你进来时他正在关箱子？” “是的。” “你是否觉得他从这儿拿走了什么东西？” “我真的说不上来，先生。” 对菲利普斯这种躲躲闪闪的回答，我开始感到厌烦，我说道：“你觉得他拿走了什么？” 康纳瞪了我一眼。 菲利普斯态度变软了：“我真的不知道，先生。” 康纳说道：“当然，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手提箱里装有什么。顺便问一句，你们这些保安摄像机上监视到的情况是不是要录像？” “是的。” “你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吗？” “当然可以。”这位保安人员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去打开了房间那头的一扇门。我们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房间，像个小密室，里面放着一排排小金属箱子，从地面一直堆至天花板。每只金属箱上都标有日文字和数码，上面都亮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计数器，上面的数字在向前翻滚。 菲利普斯说道：“这些就是我们的录像机。它们把大楼里每台摄像机上输送过来的信号录制下来，都是8毫米高清晰度黑白录像带。”说着他举起一小盒录像带，就跟盒式录音磁带大小差不多。“每盒录像带可以录8小时的东西。我们每天晚上9点换录像带，我每天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个。我把原来的带子取出，换上新的。” “你今天晚上是不是9点钟换的带子？” “是的，先生，跟以往一样。” “你取下的带子怎么处理？” “保存在这下面的磁带箱里。”说着他弯下身把几只长长扁扁的抽屉指给我们看。“录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保存72小时，也就是3天。所以我们总共有9套录像带。每3天就轮着用一次。懂我的意思不？” 康纳有些迟疑。“我最好还是把它记下来。”他拿出一个小记事本和一支笔。“呃，每盒录像带可以用8个小时，你们总共有9套带子……” “对的，对的。” 康纳写了一会儿，然后很恼火地甩了甩笔：“这个破笔，没墨水了。你这儿有废纸篓吗？” 菲利普斯指着墙拐角说：“就在那儿。” “谢谢。” 康纳走过去把笔扔进了废纸篓。我把我的笔递给他。他接着又写起来。“你是说你们有9套录像带，菲利普斯先生……” “是的，每套带子都用字母编上号，从a到i。我9点接班后，把带子退出，看看上面编的号，然后把编着下一个顺序号的带子放进去。比如今天晚上，我取出c号带。然后就放进了d号带，也就是现在在机子上运行的那套录像带。” “我明白了，”康纳说道，“而后你就把c号带放进这里的一个抽屉里。” “对了，”说着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就是这些带子。” “我可以看一下吗？”康纳说着很快扫视了那贴着编号标签、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排录像带，接着又很快打开其它抽屉，看了看存放在里面的带子。除了字母编号不同，所有的抽屉看上去完全一样。 “我想我现在明白了，”康纳说道，“实际上你们是用9套带子轮番倒换。” “一点不错。” “所以每隔3天就用到一次。” “对。” “保安部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一系统的？” “这是幢新大楼，不过我们已经使用了大概两个月了吧。” “我觉得这是一套组织安排得非常好的保安监视系统，”康纳称赞道，“谢谢你向我们所做的解释，我还想再问一两个问题。” “可以。” “你看这儿的这些计数器——”康纳指著录像机上的发光二极管计数器说道，“它们所显示的好像是从装上带子开始录像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对不对？现在将近11点了，你是9点钟把带子放进去的，上面这台录像机上显示的是1：55：30，接下去的一台显示的是1：55：10，等等。” “对的。我放带子时是一个接着一个放的，当中有几秒钟的间隔。” “噢。这几台显示的大致上都是两个小时，可是我看见这下面有一台录像机上记录的时间只有30分钟。它是不是坏了？” “唔，”菲利普斯皱起眉头，“我想大概是的。我换带子的时候是挨个儿换的，我已经说过了。可是这些录像机都是最新技术的产品，有时候也会出些故障。也许是电源出了什么毛病造成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完全可能。”康纳说道，“你能告诉我是哪台摄像机跟这台录像机相连吗？” “当然可以。”菲利普斯念了一下录像带的号码，然后走到外面那个有显示屏的房间里。“是46。”6号，”他说道，“是这个监视屏。”他轻轻拍了拍那台监视器的屏幕。 这台监视器连着敞开式办公室里的一台摄像机，是监视第46层整个楼面的。 “可是你们看，”菲利普斯说道，“这个系统的优越性在于，即使某一台录像机出了毛病，那层楼面上还有其它摄像机。其它几台录像机看来工作还是正常的。” “是啊，它们的工作是正常的，”康纳说道，“顺便问一句，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第46层楼要装这么多摄像机吗？” “我刚才没跟你解释，”菲利普斯答道，“不过你知道他们很讲求效率。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监督办公室里工作的人。” “那么这些摄像机主要是用于监视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帮助他们提高工效的，是吧？” “我听说是这样。” “嗯，我想我要问的就这些了。”康纳说道，“哦，还有件事，上哪儿能找到特德·科尔？” 菲利普斯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你和他一起出去玩过，交往过没有？” “去过，但是不多。他脾气很怪。” “到他住的地方去过没有？” “没去过，他这种人神秘得很。我想他大概是住在他母亲或什么人那儿。不过我们去过一家酒吧，叫帕洛米诺，在机场那边。他喜欢那个地方。” 康纳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离这里最近的付费电话在哪儿？” “在外面的大厅里，右边靠洗手间的地方。不过你可以使用我这里的电话。” 康纳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菲利普斯先生，我很感激你能抽时间与我们谈话。” “这没关系。” 我把我的名片递了过去。“菲利普斯先生，如果你今后想起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的事情，请给我们打个电话。”说罢我离开了那儿。 第7节 康纳站在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跟前。这种新型立式电话亭里有两只送话器，一边一只，所以一条线上可以有两个人同时讲话。东京前几年就装上了这种电话亭，现在洛杉矶市内也到处可见。太平洋贝尔公司已不再是美国公用电话的主要供应商，日本厂家也打入了美国的这个市场。我见康纳正把这部电话的号码抄在笔记本上。 “你在干什么呢？” “今晚我们有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要回答。一个是，那姑娘怎么会被人害死在一个办公楼层里的。我们还得弄清是谁打电话报的警，把这桩杀人案捅给我们。” “你认为那个电话是从这儿打的？” “有可能。” 他合上笔记本，然后看了看表，说：“时候不早啦，我们走吧。” “我觉得我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 “此话怎讲？”康纳问道。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那些录像带留在保安值班室里。要是我们走了之后有人把带子换走怎么办？” “早给换掉了。”康纳答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舍弃了一枝很好的钢笔才证实这一点的，”他说道，“好啦，走吧。”他径直朝通向停车场的楼梯口走去。我跟了过去。 “你知道吧，”康纳说道，“菲利普斯开始解释录像带如何周转使用的时候，我就怀疑带子可能已被人调换。问题是怎样证实这种怀疑。” 康纳的声音在钢筋水泥的楼梯井里回响。他两步并作一步迅速朝下走去。我紧紧跟在他后面。 “如果有人来换带子，”他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干才好呢？他们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手脚就要非常快，但他们很怕弄错了露出马脚。当然，更不愿留下可能成为罪证的那些录像带。于是他们很可能会把整套带子全都调换。拿什么来换呢？当然不能用后面一套带子来换上去，因为一共只有9套带子，少一套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只剩8套带子了，那么有一个装录像带的抽屉就成了空的。所以，他们得拿一套新带子把那套带子换下来。20盒崭新的带子。这就意味着我应当检查一下垃圾桶。” “所以你才把那只笔给扔了？” “是啊。我不想让菲利普斯知道我在干什么。” “结果呢？” “桶里有许多揉得皱成团的塑料包装纸，都是新录像带上的包装纸。” “哦。” “我知道带子已被调换之后，接下去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他们换了哪一套。我就装糊涂，每个抽屉都看了一下。也许你注意到了c套带子，也就是菲利普斯来接班后换下的那一套，上面所贴的标签比其它几套上的要稍微白一些。这种差别很不明显，因为这个值班室开始工作才两个月。但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 “我懂了。”有人到保安值班室来过，拿出20盒新录像带，把它们的包装撕去，贴上新标签后放进了录像机里，换走了录有杀人作案过程的录像带。 我说道：“要我说，菲利普斯实际知道的情况比他刚才告诉我们的要多。” “也许吧，”康纳说道，“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再说，他知道的情况也有限。报案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菲利普斯是8点3刻到的，所以他没有看到案发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假定他前面的那个叫科尔的保安人员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可是到8点3刻的时候，他却不见了，而值班室里却有个陌生的日本人正在关手提箱。” “你认为他就是换带子的人？” 康纳点点头。“很有可能。事实上，如果这人就是凶手，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希望能在奥斯汀小姐的寓所解开这个疑团。”他推开门，我们走进了停车场。 第8节 一些前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正在等候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汽车开过来。我看见石仓正与托马斯市长夫妇在闲谈。康纳领着我径直朝他们走去。石仓在市长面前那股殷勤劲儿简直像个马屁精。他朝我们咧嘴一笑，说道：“啊，先生们，你们的调查进展顺利吗？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我本来对他还没有多少成见，可是现在看见他在市长面前那副讨好的样子，不由心头火起，脸也气红了，而康纳只是大步迎上前去。 “谢谢你，石仓先生，”他说着微微欠了欠身，“调查进展还算顺利。” “你所需要的帮助都得到了满足吗？”石仓问道。 “哦，是的，是的，”康纳回答道，“大家都很愿意合作。” “那很好，很好。我很高兴。”石仓说着对市长笑了笑。他看上去真可谓笑容可掬。 “不过，”康纳说道，“还有一件事。” “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办到……” “保安值班室的录像带似乎被人调换过。” “录像带？”石仓皱起眉头，显然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是啊，”康纳继续说道，“从保安监视摄像机上录下来的录像。” “这我可是一无所知啊，”石仓说道，“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有录像带，你们可以随时进行检查。” “谢谢你，石仓先生，”康纳说道，“遗憾的是，那几盒关键的录像带看来已经被人从中本大厦的保安值班室拿走了。” “拿走了？先生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站在一旁的市长密切注视着我们之间的谈话。 “也许吧，”康纳说道，“不过我觉得没弄错。如果你石仓先生亲自去看一下，你就会相信了。” “我肯定要去看的，”石仓说道，“但我有必要重申一下，康纳上尉，我简直无法想象，录像带会少了。” “也许吧。不过，我不那样认为。有劳你再查一查，谢谢了，石仓先生。” “不用谢，上尉。”石仓说这话时脸上依然堆着笑容。“无论以任何方式，只要能帮助你们，都是我的荣幸。” “这个狗娘养的！”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不由地骂了一句。“这小狗东西竟然当面撒谎。” “真可恨，”康纳说道，“不过你看，石仓持的是另一种态度。既然他站在市长旁边，他就把自己看做是在另一种场合下，用另一套规则和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由于他很注重场合，他就能抛开过去的行为，做出完全不同的举动。在我们看来，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但他自己却觉得这种举止言谈恰到好处。” “使我恼火的是，他竟然表现得如此信心十足。” “他当然信心十足，”康纳说道，“如果他知道你对他很恼火，他会感到吃惊的。你认为他很不道德，他则认为你太天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表现得始终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前，日本人的表现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身份都在变化。” “是啊，”我说道，“这没什么，问题是他是个撒谎的杂种。” 康纳看了看我。“你会这样跟你母亲谈话吗？” “当然不会。” “所以你也随着不同场合而变化嘛，”康纳说道，“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只不过美国人认为人的个性核心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日本人则认为一切都受场合的制约。” “在我看来这倒像是撒谎的借口。” “他并不认为这是撒谎。” “但实际上这就是。” 康纳耸耸肩。“后辈，这仅仅是你的看法，他并不认为那是撒谎。” “见鬼。” “听我说，你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理解他们，与他们打交道，你也可以对他们大为恼火。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并没有认清他们，并采取相应的方式。”这时汽车从一个大坑上开过，猛地一颠，把车内无线电送话器都颠掉下来了。康纳把它抬起来，放到挂钩上。 前方不远处就是离开高速公路去班迪的路口，我拐上右边的车道。“有件事我不太明白，”我说道，“你为什么觉得在保安值班室里带着公文箱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凶手呢？” “根据时间顺序。你看，报警的时间是8点32分。过了不到一刻钟，也就是8点45分，就有个日本人在那儿调换录像带，想消灭证据、掩盖事实。这个反应相当快，远非一家日本公司做得到的。” “为什么呢？” “日本人的组织机构对危机的反应实际上非常慢。他们在决策方面对过去的先例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还记得电传的事吗？我相信整个晚上他们与东京的中本公司总部的电传往来都没断过。毫无疑问，公司方面仍在寻找对策。遇到新的情况，日本人的组织机构怎么也无法做出快速反应。” “可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就能做到？” “是啊，完全可以。” 我说道：“所以你才认为带公文提箱的那个人也许就是凶手。” 康纳点点头。“是的，不是凶手本人，就是与凶手关系密切的人。不过等我们到了奥斯汀小姐的公寓，知道的情况就会多一些。我想我已经看见了，就在前面，在右边。” 第9节 帝国纹章公寓坐落在离韦斯特伍德村大约一公里的一条树木成荫的大街上，这座仿都锋式公寓的大部分需重新油漆，整个建筑似乎已年久失修。在这个以研究生和年轻夫妇为主要房客的中产阶级公寓区里，它破败的外观并非什么独特之处。实际上，帝国纹章公寓的主要特征正是它的貌不惊人；即使你每天开车从它旁边经过，也不会去注意它。 “棒极了，”康纳说道，“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我们拾级而上来到公寓大门口。 “谁喜欢什么？” 我们走进大厅。大厅经过改建，成了最平淡无奇的加州式样：色彩淡雅的印花墙纸、装填厚实的长沙发、廉价的陶瓷罩电灯，还有一张镀铬的茶几。与其它公寓的不同之处是大厅角落里的一张门房用办公桌，那儿有个身材魁梧的日本门房正在翻阅连环画。他抬起头很不友好地问道：“有事吗？” 康纳出示了证件，然后问他谢里尔·奥斯汀住在哪套公寓。 “我替你们通报一下。”门房说着便伸手去抓电话。 “不必费心了。” “不，我通报一下，也许她立刻正在有客人。”1 注：1原文如此.以示该人英文有误。 “我肯定她没有。”康纳接着又用日语说道：“我们是在执行警察公务。”给康纳一把钥匙。 我们通过一扇玻璃门，沿铺着地毯的走廊朝前走。走廊两头各有一张小漆桌。这公寓内部虽然简朴，却十分雅致。 “典型的日本风格。”康纳说着笑了笑。 我心想，就这么一幢地处韦斯特伍德的年久失修的仿都铎式公寓？能算典型日本风格？我听见左边一间房里隐隐约约地传出电子打击乐乐曲声，是哈默的最新热门作品。 “这是因为我们从外观上看不出它的内部是什么。”康纳解释道，“这是日本人思维的基本原则，要含而不露——建筑风格如此，面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而且历来如此。你看看高山或京都的那些武馆，从外观上你根本看不出内部是什么。” “这楼是日本人的？” “没错，否则为什么要一个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的日本人来当门房？他是黑道人物。你大概看见他身上刺的花了吧？” 我没注意到。我说我还不知道连美国这儿也有日本的黑道人物呢。 “你要知道，”康纳说道，“在我们洛杉矶，在檀香山，在纽约都有他们的黑社会。一般情况下谁也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我们正常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行走在自己的大街上，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社会与我们的社会并存着。他们非常谨慎小心，也非常秘密。也许在纽约，你会看见一个日本商人走进一扇没有任何标记的大门，你会瞥见那里面原来是个俱乐部。也许你会听说洛杉矶有一家很小的寿司酒吧，每人收取的费用高达1200美金（东京的价格）。可是，这种寿司酒吧在各类指南上均未列出。它们不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是黑社会的组成，只有日本人才去得了。” “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是座别宅，是专供情妇居住的地方。奥斯汀小姐的套房到了。” 康纳用门房给他的那把钥匙把门打开。我们走了进去。 这套住房有两间卧室，里面放置着高价租来的粉红色和浅绿色的家具。墙上挂着的油画也是租来的，其中一幅油画的框子上贴着的标签上写着布伦纳租借公司字样。厨房的柜台上只放了一碗水果。冰箱里只有一些酸乳酪和几罐健康可乐饮料，起居室的长沙发看上去似乎没有人坐过。咖啡桌上有一本印着好莱坞影星照片的画册以及一只花瓶——瓶中所插的花已经干枯。此外还零零散散地放着几只空烟灰缸。 其中一间卧室经过改建，里面放着一张长沙发、一架电视机，墙角放了一辆锻炼身体用的自行车。所有的陈设都是崭新的。电视机屏幕的一只角上还斜贴着印有数字调谐字样的标签。那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仍然包着塑料套。 在大卧室里，我终于发现一些人在忙乱中留下的痕迹。一扇带镜子的壁橱门敞开着，3件价格昂贵的礼服被扔在床上。显然，她当时是在决定究竟穿哪件。在梳妆台上放着几瓶香水、一条钻石项链、一块劳力士金表、几张放在镜框中的照片，还有一只烟灰缸，里面是掐灭了的柔和七星牌香烟的烟头。最顶上的那个抽屉半开着，里面是几件内裤和内衣。我看见她的护照被塞在角落里，便拿起来翻了一下。上面有一个去沙特阿拉伯的签证、一个去印度尼西亚的签证以及三次去日本的签证。 房间角落里放着的那台立体声组合音响还开着，录音机上的磁带舱是弹开的，里面有一盘磁带。我把它推进录音机，听见了杰里·李·刘易斯演唱的声音：“你让我神魂颠倒，你让我如醉如痴，爱得太深能让人失去理智……”得克萨斯的音乐。对于这样一位年轻姑娘，这音乐太老了点儿。但也许她喜爱这些旧时金曲。 我又回到梳妆台旁边，看着那几张相框中的放大彩色照片：谢里尔·奥斯汀小姐笑眯眯的，她身后是亚洲的背景——庙宇的红色大门、古典式的花园、两旁灰色高楼林立的大街、一个火车站。这些照片似乎是在日本拍摄的。大部分照片上都是她单独一人，但是也有几张照片是她和一个戴着眼镜、已开始歇顶、年纪比她大许多的日本人在一起的合影。最后一张照片似乎是在美国西部拍的。照片上的谢里尔站在一辆沾满灰尘的小型运货卡车前面，笑嘻嘻地挨着一位戴着墨镜、显得弱不经风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上去有些拘泥不安。 梳妆台旁边塞了几卷大张的纸，全都立在地上。我打开了其中一张。这是一张招贴广告画，上面是穿着比基尼的谢里尔笑容满面地举着一瓶朝日啤酒。广告上的文字说明全是日文。 我走进了洗澡间。 一条牛仔裤被踢到角落里；一件白色毛衣被甩在小柜的顶上；一条湿毛巾挂在淋浴间旁边的钩子上。淋浴间的墙上还留有水珠。电卷发器的插头还插在小柜旁边的插座上。卡在镜子边框缝里的是谢里尔和另外一个日本人在加州马里布码头上的合影照片。此人三十五六岁，相貌堂堂。其中有一张照片上，他亲昵地把手臂搭在她的肩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手上有一道疤。 “啊呀！”我不禁喊了一声。 康纳走了进来：“发现了什么？” “手上带疤的那个人。” “好哇。”康纳仔细地看着这张照片。我回头看着这间凌乱的洗澡间，看着水池周围的东西。“你知道，”我说，“这里面有些事情使我很伤脑筋。” “什么事情？” “我知道她住到这儿来的时间不长，而且我也知道东西全是租来的。可是……我总觉得这里好像已被人做过了手脚。但我又不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 康纳笑了笑：“很好，中尉。看上去确实像是有人做了些手脚，而且有理由证明这一点。” “他递给我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在的洗澡间。裤子被踢到了拐角，毛巾搭拉在那儿，卷发器在小柜子上。但这张照片是用超大角度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上的东西全都走了样。技侦处的人有时使用这种相机来取证。 “你这是从哪儿弄到的？” “是在电梯旁的大厅废物桶里发现的。” “所以这照片一定是今晚早些时候拍的。” “是的。发现房间里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把那张拍立的照片得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没有，看上去没有变……等一下。这些插在镜框边上的照片倒是这张拍立得上没有的。这些照片是后来放上去的。” “完全正确。”康纳又回到卧室。他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张带框的照片。“你来看看这一张，”他说道，“奥斯汀小姐和一个日本人在东京新宿火车站的留影。也许她是被吸引去歌舞伎町——也许只是去买东西的，你注意到照片右面边缘没有？看见这里有一道颜色变浅的地方吗？” “看见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这张照片的上面原来遮有另一张照片。不过这张照片的那道边却露在了外面，所以这道边有些褪色了。“上面的那张照片已被人拿走了。” “是的。”康纳同意这个看法。 “公寓套房已经被人搜过了。” “是的，”康纳说道，“而且搜得很彻底。他们今晚先来了一步，拍了一些拍立得照片，搜查了房间，然后又把东西放回原位。可是很难做得一点破绽不露。日本人说质朴自然是最难达到的艺术境界。这些人身不由己，做起事来太谨慎认真。所以，他们把梳妆台上的相框摆得也太正了点儿，香水瓶子的摆放也很不自然，一切都显得有几分做作。即使你脑子里没能注意这些表象，可你看了却总觉得不自然。” 我说道：“可他们为什么要搜这个房间呢？他们拿走了什么照片？是她和凶手在一起的照片？” “现在还不清楚，”康纳说道，“显然，她和日本、和日本人的牵连是无需掩饰的。不过，有样东西他们必须立刻拿走，这只能是——” 这时，从起居室传来一声轻轻的问话：“琳？是你吗，亲爱的？” 第10节 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朝里张望着。她赤着脚，穿着短裤和宽松上衣。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不过她显然是我的老搭档安德森所说的那种妖艳女子。 康纳出示了证件。她说她叫朱莉娅·扬。她带有南方口音，咬字有点含糊不清。康纳把电灯打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个漂亮姑娘。她犹犹豫豫地走了进来。 “我听见了音乐声——她在里面吗？谢里尔她好吗？我知道她今晚去参加那个招待会了。” “我可什么也不知道。”康纳说道，并很快朝我递了个眼色，“你认识谢里尔？” “那还用说。我就住在大厅那边，8号。为什么大家都到她的房间里来？” “大家？” “呃，你们两个，还有那两个日本人。”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知道。也许半个钟头之前。是不是跟谢里尔有关？” 我问道：“扬小姐，你看见那两个人了？”我心想，也许她一直在从自己门上的窥孔朝外看。 “唔，看见了。我还跟他们打了招呼呢。” “怎么？” “我认识其中一个人。他叫埃迪。” “埃迪？” “埃迪·坂村。我们都认识他。快手埃迪。” “你能说说他的样子吗？”我问道。 她很好笑地看了我一眼，说：“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手上有个疤的那个年轻人。我以为大家都认识埃迪·坂村。报纸上经常能见到他的大名，因为慈善事业之类的事。他特别喜欢参加各种晚会。”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我问她。 康纳接上来说道：“埃迪·坂村在贝弗利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玻利尼西亚餐馆，叫做‘玻拉玻拉’。他经常在那里。” “就是他，”朱莉娅说道，“那个地方就像他的办公室。那儿太吵了，我可受不了。不过埃迪喜欢在那儿转来转去，追逐高大的金发女人。他喜欢比他高的姑娘。” 她倚在桌子旁边，用手把长长的棕色秀发从脸上向后捋了捋，样子十分诱人。她看着我撅着嘴问道：“你们二位是搭档？” “是的。”我答道。 “他把证件给我看了，你还没给我看呢。” 我掏出皮夹，让她看了看证件。“彼得。”她读着我的名字。“我交的第一个男朋友就叫彼得。可是他没你长得这么帅。”她冲我笑了笑。 康纳清了清嗓子，问：“你以前到谢里尔住的套房来过没有？” “唔，我想来过吧。我就住对面。不过她近来不常在城里，似乎总是外出旅行。” “到哪儿去旅行呢？” “到处跑。纽约、华盛顿、西雅图、芝加哥……到处跑。她的男朋友总是到处旅行。她和他呆在一起。我想，实际上是他妻子不在的时候她才和他在一起。” “她的男朋友有妻室？” “呃，有些麻烦事，你知道，碍手碍脚。”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知道。有一次她曾说过，他从来不到她的公寓来。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很有钱。他们派飞机来接她，她说走就走了。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把埃迪给气坏了。你知道，埃迪这人醋劲儿可大了，对所有的姑娘都垂涎欲滴。性感的情种。” 康纳问道：“谢里尔跟那个男人的关系是不是秘密的？”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只是关系很热乎。她爱那人爱得发了狂似的。” “爱得发了狂似的？” “你简直无法想象。我就看见过她把手上的事全扔下来，就为了跑去与他幽会。有一天晚上她到我这边来，给了我两张斯宾斯汀音乐会的入场券。她当时很激动，因为她要去底特律。她手上拎着很少一点点随身携带的行李，身上穿的是她那件好姑娘裙服，部是因为他10分钟之前打来电话要她去见他。她当时满面春风，活像个5岁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不透。” “看不透什么？” “这家伙在利用她。”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谢里尔长得花容月貌，而且看上去老于世故。她到世界各地去当模特儿，主要是在亚洲。可是内心里，她却是个小镇上来的姑娘。我的意思是说，米德兰镇是个出产石油的小镇，那儿很富裕，但毕竟是个小地方。谢里尔希望能得到订婚戒指，能有孩子，能在院子里养条小狗。可是，这家伙不会让她得到这些的。她却看不清这一点。” “可你并不知道这人是谁？”我问道。 “不知道。”她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神色。她换了一个姿势，将一只肩膀向下垂，以突出自己的胸部。“你们到这儿来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她的某个男朋友吧，是不是？” 康纳点点头。“不，确实不是。” 朱莉妮会意地笑了笑：“是为埃迪，是不是？” “呃。”康纳应了一声。 “我早就知道，”她说，“我知道他早晚要惹出麻烦。我们住在这儿的姑娘们都这么议论。”她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因为他的动作太快了。快手埃迪。你不会相信他是日本人。他太华而不实了。” “他是大阪来的？”康纳问道。 “他父亲是那儿的一个大实业家，是大真集团的。蛮好的老头儿。他到这儿来的时候，有时会去找二楼的某个姑娘。至于埃迪，他本来是在这里上几年学，然后回去替公司干活的。可是他不愿意回去。他喜欢这儿。怎么会不喜欢呢？他要什么有什么。每次他撞坏一辆费拉里，总是再买辆新的。他的钱比财神爷还多。他在这里住得够久的了，现在就跟美国人一样。潇洒英俊，很性感。他还有毒品。你知道，他是个十足的晚会迷。他在大阪那边能有什么？” 我说道：“你刚才说你早就知道……” 她耸了耸肩。 “知道他要倒霉？是的。因为他那个疯狂的个性，那种锋芒。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这样。这些家伙从东京来，即使他们是有人介绍来的，你也得小心着点儿。他们一个晚上花它一两万块钱根本不当回事。这对他们来说就像付小费，把钱放在梳妆台上，可是他们想干什么呢——至少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 她沉默下来，目光呆滞，若有所思。我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康纳看着她，深表同情地点着头。 突然，她又说起话来，似乎没有意识到刚才有过停顿。“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希望、欲望，就像给小费一样是很自然的事。这太自然了。我是说，有些方式我是可以接受的，吃这行饭嘛，这你们也知道。如果我喜欢那家伙，也许就更不在乎了。可是我不能让人伤害我，多少钱我也不干……不过他们会……他们很多人都很客气、很有分寸，但是一旦他们激动起来，他们就……”她突然顿住，摇了摇头。“他们很怪，难以捉摸。” 康纳看了看表，说：“扬小姐，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以后也许还会再找你。史密斯中尉将记下你的电话号码。” “哦，是的，当然。” 我翻开了记事用的小本子。 康纳说道：“我要去跟门房说几句话。” “请便。”她说道。 康纳走开了。我记下了朱莉娅的电话号码。她看我写下了号码，舔了舔嘴唇，说道：“你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他杀了她？” “谁？” “埃迪。是不是他杀了谢里尔？” 她很漂亮，但我可以看出她眼睛里所表现出的激动神色。她紧紧地盯着我，目光凌厉，令人悚然。我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他一直威胁说要这样做。就在今天下午，他还威胁过她。” “埃迪今天下午在这儿？”我问道。 她耸耸肩。 “那没错。他经常在这儿。他今天下午来看了她，真的动了肝火。他们接手这幢房子之后曾经在墙上增加了隔音设备。可是即使如此，也能听见他们在她的套房里互相大吵大嚷。他和谢里尔。她总是放上一盒杰里·李·刘易斯的磁带。她整天都放，放得人都烦死了。他们相互谩骂，还掉东西。他总是说：‘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这个臭婊子。’所以，是不是他杀了她？” “我不知道。” “但她已经死了？” 她仍然盯着我。 “是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她说道。她看上去异常平静。“我们早就知道，不过迟早而已。如果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还想再了解什么情况的话。” “好的，我会的。”我把名片给了她。“如果你又想起什么事，可以按这上面的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把我的名片放进了短裤的后贴袋里，然后扭动着身子说：“彼得，很高兴跟你谈话。” “哦，那好。” 我沿着走廊向外走去，走到尽头时我回头看了看。她站在自己的房门口，向我挥手告别。 第11节 康纳正在大厅里打电话。门房脸色阴沉地看着他，好像不想让他使用电话，但又找不到适当理由。 “是的，”康纳说道，“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从那部电话上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对，对。”他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管你们的数据资料是如何编排的，你只要帮我查出来。要多长时间？明天？别扯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我两小时之内就要。我会再打电话的。是的。你他妈的也混蛋。”他挂断了电话。“走吧，后辈。” 我们出了公寓，朝汽车走去。 “是在和你的关系联系？”我问道。 “关系？”他似乎给弄糊涂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给我通风报信。他是胡乱猜的。” “他跟我提起过新川案件。” 康纳叹了口气。“那段旧闻啊。”我们一边朝汽车走着，他一边说：“你想听听那段故事？很简单。有两个日本人给人杀了。局里派了侦探去破案，这两个人不会日语，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案子移交给了我。” “你是怎么干的呢？” “新川夫妇当时下榻在新大谷饭店。我弄到了他们打往日本的电话记录，而后按那几个号码跟大阪的那几个人通了话。接着我又给大阪警方去了电话。还是用日语打的。警方听说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惊。” “哦。” “还没完呢，”康纳继续说道，“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感到很尴尬。新闻界借题发挥，批评警察局。各式各样的人都去路边摆花，人们对流氓团伙所造成的这场悲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人都很尴尬。最后这事儿倒成了我的不是，说我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给气坏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到了汽车边上。我回首看了帝国纹章公寓一眼，发现朱莉娅·扬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我们。“她很诱人。”我说了一句。 “日本人把这种女人叫做轻屁股，就是说是个浪女人。”康纳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说：“她吸了毒。她跟我们说的话靠不住。不过，这事有些迹象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着摇了摇头。“见鬼。我们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得去帕洛米诺找科尔先生。” 我驱车向南，朝机场方向驶去。康纳靠在坐椅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为什么说有些迹象是你所不喜欢的？” 康纳答道：“废纸篓里那些录像带的包装纸，还有垃圾桶里的那张拍立得照片。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应当到处乱扔的。” “你不是说他们的行动太匆忙吗？” “也许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认为美国警察十分无能，这种草率反映出他们瞧不起我们。” “可我们并非无能之辈。” 康纳摇摇头：“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的确无能。在日本，每个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归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从开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可是在我们这儿，定罪率只有17%多一点。1。”5都不到。所以，在美国，犯罪分子知道，也许他不会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难定罪，因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对警察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警探要么在案发后6个小时内破案，要么就永远也破不了。” “那么你是说……？” “我是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认为我们无法解决。但我要把它破了，后辈。” 此后，康纳沉默了10分钟，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下巴贴着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稳，要不是他的眼睛还睁着，我真会以为他睡着了。 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 “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 第12节 我在405号公路上驱车向南，直奔机场而去。康纳凝神望着车窗外。外面的世界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 “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永远不会有人给你打这样的电话。局长把你给晾了出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不承担——现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头上，像格雷厄姆的事，还有我的事。”说到这里康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日本人就不干这种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决问题，不要委过他人。在美国人的组织机构中，总是追究是谁的过失，然后这个人就该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首先考虑的是问题在哪里，该怎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什么人。他们这种办法就比较好。” 康纳眼睛望着窗外，沉默下来。此刻，我们正飞速驶过斯劳顿，濛濛薄雾中，马里纳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轮廓在我们头顶上方依稀可见。 我说道：“局长不过是有些蒙头转向罢了。” “是啊，跟以往一样，不了解情况。即使如此，听他的口气，我们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连夜就把案子了结。” “能做得到吗？” “只要石仓交出录像带就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我抓起电话。 是石仓打来的。 我把电话递给康纳。 我隐约可以听见电话听筒里传出的石仓的声音。他似乎很紧张，用日语急促地说：“喂，喂，康纳先生。我给警卫室打过电话，可是没有人接。” 康纳用手捂着受话器，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他给保安值班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对方仍然在说日语，“我跟中央警卫室联系，让他们派人下来检查录像带。” 康纳用英语重复了他的话：“后来他跟保安中心联系，让他们派人下去检查录像带。” “录像带统统都在录像机里，没有被人换过，一切都没有问题。”石仓说的还是日语。 康纳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直皱眉头。接着他用日语说：“我看录像带是被人换走了。你要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先生，一切都没有问题，你叫我怎么办？” 康纳听完后对我说：“他咬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把带子找回来！”康纳用日语对他下命令似的说道，然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要那些录像带。” “我已经说过带子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老缠着我要找带子？” “我知道带子已经不在了。”康纳说着又冒出一句英语：“石仓先生，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多。”接着又是日语：“我再说一遍，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挂断电话，靠在坐椅上愤愤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他们一口咬定说没少带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决心与我们较量一番。”康纳望着窗外的车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他们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个难以攻克的地位。这就意味着……” 康纳陷入了沉思。随着路灯在我们头顶上方不断地掠闪而过，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时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个人谈话似的说了这几个字。 “不什么？” “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摇摇头。“格雷厄姆胆子太大，而且过去的辫子太多。也不会是我。我的事已经是陈年旧账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石仓认为有一件事情让他抓住了把柄，”康纳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你过去有什么能让人抓把柄的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感到很遗憾，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家。” 康纳闭着眼睛听我讲。“唔……” “我不明白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两年前就离开这个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拖累着。于是在通过考核之后，我就被调到特勤处去跟新闻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可以说干得还挺好。到了去年，负责亚洲人联络事务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唔……” “我是说，我真的用得着那笔钱呢。眼下我有额外的开销，比如给米歇尔找个保姆之类的事。你知道为一个两岁小孩找个白天照顾她的保姆费用是多少吗？我雇了个人专门在家里照看她，而劳伦在多数情况下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付。她说她那点薪金还不够花的，可是她却买了一辆宝马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上法庭？可她是为该死的地区检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纳依然一语不发。我已经看见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快到机场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说道，“我干上联络官的差事之后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理想，薪水也高。这就是我会到这里来，和你一起坐在这辆车里的原因。就这样。” “后辈，”康纳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们两人现在是拴在一起了。还是告诉我吧，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辈。” “真没有哇。” “后辈……” “喂，我说约翰，我跟你说吧，在申请去特勤处工作的时候，我的档案要经过5个委员会的审查。当联络官的人必须在历史上没有污点。我的档案经过那些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康纳点了点头：“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见鬼，”我说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这么长时间难免会被人投诉，这你也知道。” “投诉你什么呢？”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鸡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过一个人，他指控我对他滥用暴力，但经过了解之后，那个指控被认为是不实之辞。我曾经逮捕过一个持枪抢劫的女人。她说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进行栽赃，其实那是她自己身上带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个杀人嫌疑犯说我在审讯的时候打他踢他，可是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有其他警官在场嘛。一桩家庭暴力案中，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电话指责我骚扰她的孩子，后来她撤回了这个指控。一个青少年团伙的头头因杀人而被逮捕，他说我跟他搞同性恋，后来也撤回了指控。就这样。” 你要是个警察，你就会明白这类投诉就像马路上的车辆发出的噪音一样，令人毫无办法。你总是处在那些人的对立面，指控他们犯有这样那样的罪行。他们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这些投诉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说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样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两年之中有三四个投诉都说你滥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进行一下调查。或者说有一连串的投诉都说你搞种族歧视，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调查。其实嘛，就像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经常说的，当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纳老半天没吭声。他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问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现在相互还讲话吗？” “讲的。还可以吧，不是很热情，但还说得过去。” 他仍然双眉紧锁，仍在寻找问题之所在。“你是两年前离开刑侦处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是干警探的工作时间对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还有呢！” 我耸了耸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这种与杀人案有关的差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灭吧。我身边拉扯一个婴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个有本事的检察官搞上了。我倒要来带孩子。我感到丧气，再也不想当警探了。” “当时你进行过心理咨询没有？或心理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没有。” “有没有相好的女人？” “有。”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 我犹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长办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是，没有离婚之前你有过相好的？” “是的。她现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调动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耸了耸肩。 康纳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辈，”他说道，“如果只有这一点事情，那你就没问题了。”他看着我。 “就这些。” “不过我得告诫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时就碰到过这类事情。当日本人决心与你对抗的时候，他们可以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确确实实很棘手。” “你是想吓唬我？” “不是。只是告诉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去他妈的日本人，”我说道，“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找新闻界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处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们那儿去。” 第13节 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低空飞行。飞机上的着陆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它正飞过一幅醒目的夜总会霓虹灯广告：女郎！女郎！全裸！女郎！我们走进这家夜总会时已是11点半钟左右了。 如果把帕洛米诺夜总会称为脱衣舞场倒有点抬高它的身价了。它原本是个保龄球场，经改建而成，墙上画着仙人掌和马的图案。它的内部似乎比从外观上看上去要小。在橙红色的灯光下，一个看上去快40岁的女人围着一块银色遮羞布有气无力地扭摆着。那些躬着身子伏在粉红色小桌子上的看客也跟她一样显得没精打采。上身赤裸的女招待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走动着。磁带录音机里放着嘈杂的音乐。 我们刚跨进大门，就有个人说道：“每位12块钱，可供应两杯咖啡。”康纳亮出证件后那人连忙说：“请吧，请吧。” 康纳环顾四周之后说：“我还不知道日本人也来这里呢。”我看见拐角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人。 “难得来，”负责维持舞场秩序的人说道，“他们喜欢光顾市区那家明星脱衣舞场。那儿要豪华得多，脱衣舞女也多。依我看，这几个人是出来逛逛走迷了路才到这儿。” 康纳点点头：“我要找特德·科尔。” “他在酒吧柜台那儿，戴眼镜的那位。” 特德·科尔坐在酒吧的柜台边上。他在那套中本公司保安制服的外面穿了件防风外衣。我们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们一眼。 酒吧招待走上前来。康纳说：“两杯巴德啤酒。” “没有巴德，朝日牌怎么样？” “好吧。” 康纳出示了证件。科尔摇摇头，把身子转向一边，出神地看起台上的舞女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 “关于什么？”康纳问道。 “关于一切。我只管自己的事。我已经下班了。”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你什么时候下班的？”康纳问道。 “今天晚上我下班早。” “为什么呢？” “我胃不好，溃疡，时不时会犯。所以我今天提早下班了。” “什么时候？” “我下班的时候最多8点1刻。” “你们上下班打卡吗？” “不打。没有上下班记时钟。” “谁替你值班了？” “我被换下来了。” “谁换的？” “管我们的人。” “他是谁？” “我不认识。是个日本人，以前没见过。” “他是管你们的，可你又从来没见过？” “新来的。日本人。我不认识。你究竟要我说什么呢？” “只想让你回答几个问题。”康纳告诉他。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科尔说道。 坐在那边桌上的一个日本人走到酒吧柜台前，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对酒吧招待说：“你这儿有什么烟？” “万宝路。”那招待答道。 “还有呢？” “也许还有库尔斯。我得看一下。不过万宝路是肯定有的。要不要万宝路？” 特德·科尔盯着那日本人，不过那日本人站在柜台前面，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科尔。“有健牌烟吗？”那日本人问道，“有健牌淡味烟吗？” “没有健牌的。” “那好，就来万宝路吧，”那日本人说道，“万宝路也不错。”他转过身冲我们笑了笑。“这里是万宝路之乡，对吧？” “是的。”康纳说道。 科尔端起啤酒呷了一口。我们都没有讲话。那日本人随着音乐的节奏用手轻轻地敲着柜台。“这地方真不错，”他说道，“气氛很浓。” 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地方就像个垃圾堆。 那日本人凑到我们边上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下。科尔盯着自己的啤酒瓶，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接着又用手拿着瓶子在柜台上转动。 酒吧招待把烟拿来了。那日本人甩出一张五块钱的票子说：“不用找了。”说着，他撕开烟盒，抽出一枝烟，然后又冲我们笑了笑。 康纳掏出打火机替那人点烟。那人凑过来点烟的时候，康纳说了一句日语：“在哪儿发财呀？” 那人眨了眨眼睛，用英语说：“什么？” “你不懂吗？”康纳继续用日语说道，“在哪儿发财？” 那人笑了笑，挪动身体从圆凳上站起来说道：“该走了。告辞告辞。”他说罢挥了挥手，回到自己同伴们的桌上去了。 “再见。”康纳用日语跟他说了这话之后，便移到那个日本人刚才坐过的凳子上坐下。 “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科尔问道。 “我问他在哪个公司干活，”康纳说道，“但是他不愿意说。我想他是想回到同伴们那边去。”康纳用手在柜台下面摸了摸说：“似乎没有放东西。” 康纳转过身对着科尔说：“好吧，科尔先生，你刚才跟我说一个管你们的人替你值班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8点1刻。”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在那以前，你值班的时候有没有从电视摄像机上录像？” “录了。保安值班室一向是要录像的。” “那个管你们的人是不是把带子拿走了？” “拿走？我想不会。就我所知，带子还在那儿。” 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们。 “你们对录像带有兴趣吗？”他问道。 “是的。”康纳答道。 “我对录像带从来没有多少兴趣，我感兴趣的倒是摄像机。” “那为什么呢？” “他们为这次大型招待会专门在大楼里进行了布置，到临开会前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不过，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把大楼里其它地方装的摄像机拆下来，装到那层楼上去。” “他们怎么？”我问了一句。 “昨天早晨那些监视摄像机并不在46层，”科尔说道，“它们都还分散装在大楼的其它部位呢。是有人在白天把它们移过去的。你们也知道，拆装起来并不费事，因为它们都是无线的。” “这些摄像机都是无线的？” “是的。在大楼内部可以直接无线传送。当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它们既不能监听，也不是彩色的。移动式摄像机无法传送全宽度信号，所以它们只能发送黑白图像信号。但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移动这些摄像机，想监视什么就监视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承认道。 “居然没人告诉你们，我很惊讶。这是他们最感到自豪的大楼特色之一。”科尔喝了一口啤酒。“我不懂为什么有人拿来五架监视摄像机，把它们装在招待会上面的那层楼上。因为这显然不是出于保安方面的考虑。你可以把某一层楼以上的电梯关掉。如果出于保安方面的原因，应该把摄像机装在招待会会场下面的那层楼才是，而不是装在上一层。” “不过电梯并没有关掉。” “没有。我觉得那有点蹊跷，个人看法吧。”他看了看房间那一头的几个日本人。“我得马上离开了。”他说道。 “那好吧，”康纳说，“你给了我们不少帮助，科尔先生。我们也许还有问题要找你——”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说着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了个号码。 “你的住址呢？” “哦，对了，不过，实际上我要离开这儿几天。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她让我带她到墨西哥去住几天。也许周末就走。” “去很久吗？” “个把星期。我休假的日期快到了，看来现在走正好。” “是啊。”康纳说道，“我看也挺好。再次谢谢你的帮助。”他与科尔握了握手，并在他肩上轻轻地捅了一下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哦，这个我会的。” “别喝酒了，开车回家时注意安全。”他顿了一下。“如果今天晚上你决定到其它地方去，也要注意安全。” 科尔点点头。“我觉得你是对的，主意不坏。” “我知道我是对的。” 科尔和我也握了握手。康纳正朝外走去的时候，科尔说道：“我不知道你们二位为什么如此费心。” “你说的是录像带？” “是日本人的事。你们能怎么样？他们每一步都抢在我们前面，而且他们有大人物撑腰。他们有后台，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你们两个人更奈何他们不得。他们太厉害了。” 到了外面，在噼啪有声的霓虹灯广告下面，康纳说道：“快走，时间很紧了。” 我们钻进汽车后，他把那张餐巾纸递给我，那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扭扭地写着： 他们偷走了录像带 “走吧。”康纳说了一声。 我发动了汽车。 第14节 11点播出的晚间新闻已经结束，新闻编辑室里显得冷冷清清。康纳和我穿过走廊，来到摄影棚。“晚间新闻”播音室的灯仍然亮着。 监视器上正在重放刚才晚间节目的录像，不过声音给关掉了，只留了图像。那男播音员指着监视器说：“我并不是傻瓜，鲍比，我很注意这些事情。接连三天的开场新闻摘要和总结性的新闻综述都是她播的。”他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在等你给我做出解释呢，鲍比。” 我的朋友鲍勃·阿瑟是11点晚间新闻的制作人。这个矮胖子现在显得很疲劳，端着一只跟他的拳头差不多大小的杯于，呷了一口杯子里的纯威士忌，然后说：“吉姆，那样安排比较好些。” “比较好个屁。”男播音员不高兴地说。 那女播音员一头红发，体态十分诱人。她有意慢吞吞地整理着笔记，想再多呆一会儿，以便听听鲍勃和她的合作者之间的谈话。 “我说，”男播音员说道，“我有合同。根据规定，开场新闻摘要和总结性新闻综述有一半应该我来播。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吉姆，”鲍勃说道，“今晚的主要新闻是巴黎时装大赛和中本公司的那个招待会。这种东西大家比较感兴趣。” “本来应当是关于连续作案的杀手的新闻。” 鲍勃叹了口气。“那已经推迟了。公众现在对连续作案的杀手感到厌烦了。” 男播音员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公众对系列谋杀厌烦了？何以见得？” “你自己看一下新闻报导要点就知道啦，吉姆。我们过分注重系列凶杀了。观众们现在很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担忧。他们不想再看系列凶杀了。” “我们的观众为经济担忧，所以我们就用中本公司招待会和巴黎时装作主要新闻？” “对，吉姆。”鲍勃·阿瑟说道，“眼下时世艰难，我们就来点儿明星晚会什么的，因为人们就喜欢看点时髦的东西和幻想的东西。” 男播音员脸色阴沉地说：“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在这儿应该播严肃的新闻而不是宣扬时髦。” “对呀，吉姆，”鲍勃说道，“所以，今晚让莉丝播重要新闻摘要。我们要维护你严肃新闻播音员的形象。” “特德·罗斯福领导这个国家走出经济大萧条的困境时并没有靠搞时髦和幻想的东西。” “是弗兰克林·罗斯福。” “那无关紧要，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行了。如果人们很关心经济，那我们就播经济新闻嘛。我们可以播些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嘛。” “对呀，吉姆，可这是11点新闻，是有关本地区的消息，人们不想听……” “这就是美国的病根之所在，”男播音员断言道，同时不断地用手在空中指指戳戳，“人们不想听真正的新闻。” “是啊，吉姆，你说得完全对。”鲍勃把手臂搭在播音员肩膀上。“休息休息好吗？我们明天再谈吧。” 这句话似乎是某种信号，因为那女播音员这时整理完了笔记，随即便离开了。 “我是个新闻工作者，”男播音员再度重申，“我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只想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好了，吉姆。明天再谈。晚安。” “讨厌的傻瓜，”鲍勃·阿瑟领我们穿过走廊时说道，“说什么特德·罗斯福，见鬼。他们不是新闻工作者。他们是演员，像所有演员一样，整天计算自己台词的多少。”他叹了口气，又喝了口威士忌。“你说你们两个老伙计想看什么？” “中本大厦落成典礼招待会上拍的东西。” “你是说播出的内容？今晚的报导录像？” “不，我们要看看现场的原始录像带。” “现场录像带。天哪，但愿我们还保存着。这些录像也许已经被消磁了。” “消磁了？” “是啊，消磁了就是洗掉了。我们一天要拍40盒录像，大部分带子用完后马上就洗掉。以前我们的现场原始带要保留一星期，可是我们得削减开支啊，是吧？” 新闻编辑室的录像带架靠墙放着，架子上是一排排的贝塔麦克斯牌盒式录像带。鲍勃用手指顺着盒子依次往下找。“中本……中本……没有，不在这儿。”这时有个女的从旁边走过，鲍勃问她：“辛迪，狄克还在不在？” “不在，他回家了。你要找东西？” “中本大厦里拍的现场录像带不在架子上嘛。” “到唐的房间看看，是他剪辑的。” “好的。”鲍勃又领我们穿过新闻编辑室来到顶头的剪辑制作室。他打开门，我们跟他一起走进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些零乱，有两台监视器、几台走带机、一台编辑机。他在地板上零零散散放着的一些录像带中翻了一通后说：“好啦，你们真走运。原始带还在，还真录了不少。我找珍妮来给你们放。她是我们这儿眼睛最尖的，个个人都认识。”他把头伸到门外喊道：“珍妮？珍妮？”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几分钟之后，珍妮·冈萨雷斯进来了。她40多岁，块头很大，戴着一副眼镜。她看了看编辑的记录后皱起了眉头。“我跟他们讲了多少遍也没用，他们就是不把东西有条有理地放好……”她终于找到了。“在这儿呢，四盒。两盒拍的是客人乘车到达时的场面，两盒是在楼里拍的招待会场面。你们想看哪个？” 康纳说道：“先看客人到达的场面吧。”他看了看表。“我们时间很紧，有没有办法放得快一些？” “可以快放。我已经习惯这种放法了。那我们就看快速的吧。” 她按了一下快放键，我们看见的是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车门快速弹开，客人们急匆匆地下了车，随即一溜烟地走开。 “想专门看看哪个人吗？我看在剪辑时他们给知名人士的镜头时间明显长些。” “我们不是在找哪个名人。”我说道。“太可惜了。我们大概拍的都是知名人士。”珍妮说道。我们看录像的过程中她又说：“这是肯尼迪参议员。他不像以前那么胖了，对吧？哦哟，走了。这是莫顿参议员，看上去精神焕发。这也不奇怪。这是他那个令人讨厌的助手。我见到他牙齿都要打颤。这是罗参议员，像往常一样没带夫人。这是汤姆·汉克斯。这个日本人我不认识。” 康纳说道：“他叫正川新，是三井公司副总裁。” “看，查默斯参议员，头发移植得不错。莱文众议员、丹尼尔斯众议员。他还算比较清醒。你们知道，中本公司能把华盛顿这么多大人物搬来，我真感到惊讶。” “为什么？” “唔，认真考究起来，这不过是一幢新大楼的落成典礼，是个很普通的公司招待会。我们这是在西海岸，此时此刻中本公司又是个引起诸多争议的公司。这是巴巴拉·史翠珊。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我不认识。” “中本公司是个引起争议的公司？这是为什么？” “因为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事。” 我问道：“什么微电脑公司？” “是一家生产电脑设备的美国公司。一家叫赤井陶瓷的日本公司想把它买下来。国会中有人反对这笔买卖，原因是担心美国会在技术上输给日本。” 我问道：“这件事跟中本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赤井公司是中本公司的子公司。”这时第一盒带子已经放完，磁带自动送出来了。“里面没你们要的东西？” “没有。继续往下放吧。” “好的。”她把第二盒带子放进了录像机。“不管怎么说吧，我感到吃惊的是，今晚有这么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应邀前来参加招待会。好吧，再往下看。还不断有客人的车到达。这是罗杰·希勒曼，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他边上的那个是他的助手。这个是拜乡兼一，日本国驻洛杉矶总领事。这是理查德·迈耶，是个建筑师，在格蒂公司供职。这个女的不认识。这个日本人……” 康纳说道：“他叫小那霸久，是本田公司美国分公司副总裁。” “哦，对了，”珍妮说道，“他到美国快3年了，也许很快就要回国。这是埃德娜·莫里斯，是参加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你们知道什么是关贸总协定吧。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会来，利害冲突太明显啦。你看她笑得那么轻松。这是查克·诺里斯。这是埃迪·坂村，是本地的花花公子，他身边那个女的我不认识。这是汤姆·克鲁斯和他的澳大利亚妻子。这是玛多娜，不用说了。” 由于是快速放像，所以玛多娜走下汽车。整理衣裳的那段时间，照相机闪光灯几乎没有停。“想慢点放吗？你们有没有兴趣？” “今晚不行了。”康纳说道。 “呃，她的镜头也许很多。”珍妮说道。她按下了高速放像键，整个画面快速变化着，几乎成了一片灰色。珍妮按回了快放键，画面上玛多娜靠在一个瘦瘦的、长着小胡子的拉美青年的手臂上，扭动着腰肢朝电梯走去。由于摄像机又很快转过去对着街道，所以画面出现一片模糊，但接着就稳定清晰了。 “这个是丹尼尔·冲本，是研究日本工业政策的专家。这是阿诺德和玛丽娘。在他们后面的是史蒂夫·马丁。和他在一起的是矶崎新冬，是设计师，设计了博物……” “等一下。”康纳说道。 她接了控制板上的一个键后，画面定了格。珍妮似乎很吃惊。“你对矶崎有兴趣？” “不是。请往回倒一点。” 录像带向后倒着，从画面上一闪而过的是史蒂夫·马丁，接着便是这一批乘车到达的客人。在摄像机镜头对准马丁之前，有一批早些时候下车的人被摄入了画面。他们正沿着铺地毯的便道向前走。 康纳说道：“停下。” 画面定了格，看上去有点模糊。我看见了一个穿黑色鸡尾酒会礼服的金发女郎和一个穿黑色西装的英俊男子正一起向前走。 “呵，”珍妮说道，“你是对那男的有兴趣？还是对那女的？” “女的。” “让我想想，”珍妮皱着眉头说道，“我看见她和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人一起出没于各种宴会场合大概有9个月了吧。她是今年的‘凯利·恩伯格’”，运动员式的模特儿，不过要娇柔一些，很有点塔吉亚娜的丰姿。她叫……什么奥斯汀来着。辛迪·奥斯汀……嘉莉·奥斯汀……谢里尔·奥斯汀。对，就叫这个名字。” “对她的情况你还能说点什么？”我问道。 珍妮摇摇头。“哎呀，我能说出她的名字就不错了。这种姑娘随时都能见得着，隔个半年一年的就能看见一个新面孔，过不了多久就又销声匿迹了。鬼知道她们到哪儿去了。谁又能对她们刨根究底呢？” “跟她在一起的那男的是谁？” “理查德·莱维特，是个整容化妆师，给许多大明星整过容化过妆。” “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她耸耸肩说：“跟其他人一样，是陪那些明星来的。因为那些明星用得着他们。如果这些明星要上法庭离婚或者参加一些其它活动，他们就担当护花使者。如果不跟主顾同行，那就带上像她这样的模特儿。他们走在一起倒也挺相配的。” 监视器上的画面每30秒钟跳一格，画面上的谢里尔和陪着她的那个男子缓慢地跳动着向我们走来。我注意到他们从不互相看一眼。她似乎有些紧张，在期待着什么。 珍妮·冈萨雷斯说道：“是这样，美容师和模特儿。我能问一下这二位犯了什么大事了？在这样一个夜晚，他们不过是两个来参加招待会的客人而已。” 康纳说道：“她今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哦，是她？有意思。” 我问道：“你听说这次杀人案了？” “哦，当然。” “新闻上面播了没有？” “没有，11点的新闻里没有播，”珍妮说道，“也许明天也不会报导。我觉得不会。这并不是什么新闻。” “为什么呢？”我问道，同时看了康纳一眼。 “这么说吧，不够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中本公司会说，这事能成其为新闻，无非是因为它发生在他们举行招待会的这一天。他们会认为对这件事的任何报导都是往他们脸上抹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不无道理。我是说，如果这姑娘死在高速公路上，就不会成为新闻。如果她死于一次商店抢劫，也不会成为新闻。因为这种事每天晚上都有两三起。所以她在参加一次招待会的时候死掉了……有谁会管它呢？仍然谈不上是什么新闻。她年轻漂亮，但她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报导的东西。” 康纳看了看表说：“我们是不是看一下另外两盒带子？” “在招待会上拍的？好的。你要找有关她的镜头？” “对。” “好吧，我们来看看。”珍妮把第三盒带子放进了录像机。 我们看见了第45层楼上的招待会场面：摇滚乐队；人们在张灯结彩的会场上伴着乐曲跳舞。我们瞪大了眼睛，想从人群中找到那个姑娘。珍妮说道：“要是在日本，我们就不必靠肉眼来寻找了。日本人现在有相当尖端的录像识别软件。他们有一种程序可供你识别一个图像，比如说一张脸。这个软件能自动地从磁带中检索识别出你要找的那张脸，而且无论这张脸是出现在人群之中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它一出现，就能被识别出来。此外，这种软件还具备一项功能：它在看到一个三维物体的某个侧面之后，就能识别出以其它侧面形式出现的这同一个物体。据说它非常巧妙，不过速度很慢。” “电视台没有这种东西，真叫我吃惊。” “哦，我们这儿还没有卖的。日本最先进的录像设备在这里是买不着的。我们要落后他们三到五年。这就是他们的优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了。这种软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有用了。” 招待会的场面在我们眼前快速闪过，有点模糊不清。 突然，珍妮将一个画面定了格。 “看。左边那架背景摄像机。你要找的奥斯汀正在和埃迪·坂村谈话。他肯定认识她。坂村跟所有的模特儿都很熟。这儿要不要用正常速度放一放？” “好的。”康纳答道。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 那架摄像机缓慢地对着会场转圈拍摄。这一段画面中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见谢里尔。她和埃迪·坂村呆在一起显得心情愉快，谈笑风生，忽而笑得前仰后合，忽而把头靠在他的手臂上。埃迪在不断地逗她，他脸上的表情极为生动，似乎把逗她发笑当成很大的乐趣。不过，她的眼睛却不时地往别处瞟，朝四周张望，似乎是在等什么人或在期待着什么事的发生。 有一回，坂村意识到她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放在他身上，就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往自己的身边拉。她掉过脸不看他，他就俯过身去很生气地说着什么。这时一个歇顶的男人走上前去，走到离摄像机很近的地方。强烈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使人看不清他的面部特征，而他的脑袋又正好挡住了埃迪和那个姑娘，接着摄像机转向左面，我们就看不见他们了。 “妈的。” “要再放一遍吗？”珍妮倒回一段带子，我们又看了一遍。 “埃迪很明显对她表现出不满。”我说道。 “我也这么看。” 康纳皱起眉头。“我们看到的情况令人费解。你们录了音没有？” 珍妮说道：“录了，不过很可能只是哇啦哇啦的嘈杂声罢了。”她按了几个键钮，重放一遍刚才的画面。录音声道放出来的是鸡尾酒会上闹哄哄的声音。我们只能听出只言片语。 有一次，谢里尔·奥斯汀看着埃迪·坂村说：“……如果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也是没办法……” 他的回答根本听不清，不过后来他对她说的话还能听出其中几个字：“不懂……星期六会议的事……” 在镜头转动的最后几秒钟里，当他把她向自己身边拉的时候，喊了声：“……当傻瓜……贱货……” “他说的是不是‘贱货’？”我问道。 “有点像。”康纳说道。 “要再来一遍？”珍妮问道。 “不必了，”康纳说道，“这儿已经看不出多少名堂了。往前放吧。” “好吧。”珍妮说道。 画面的速度加快，参加招待会的人们动作也加快了。他们很快地谈笑着，举起酒杯快速地呷着。“慢点。”我说了一句。 恢复正常速度后，画面上看到的是一个穿着阿马尼丝绸套装的金发女子，她正在与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歇顶的男人握手。 “怎么啦？”珍妮看了我一眼问道。 “那是他的妻子。”康纳说道。 那女人凑上前去在那男人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对他穿的那身西装做了一番评论。 “她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珍妮说道，“她叫劳伦·戴维斯，曾协助办理过两桩大案：日落大街谋杀案和凯勒曼枪击案。她雄心勃勃，处事机灵，上层关系也不错。他们说，她如果呆在那个办事处里，是大有前途的。这大概错不了。维兰不让她出头露面。你看，她虽然仪容很美，但他却不让她靠近麦克风。跟她谈话的那个光头是约翰·麦克纳，是旧金山里吉斯·麦克纳公司的人。那是一家给大多数高技术公司做广告宣传的公司。” “我们往下看吧。”我说道。 珍妮按下键钮。“她真是你妻子，还是你的同事跟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真是我妻子，不过现在不是了。” “你们现在离婚了？” “是的。” 珍妮看了我一眼，想再说点儿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接着又看起屏幕来。监视器屏幕上看到的是正在快速进行的招待会。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劳伦来。我与她初次相识的时候，她聪明伶俐，雄心勃勃，但实际上并不大懂事。她是在优越的环境下长大的，毕业于东北部的名牌大学，具有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想法，认为只要是自己想到的，就该是真实的，完全可以成为生活的准则，没有必要根据现实来考虑问题。 一方面，她当时还年轻，涉世不深，正在体验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她充满热情，在谈起自己的信念时会慷慨激昂。不过，她的信念随时在变，这种变化完全取决于她最后一次跟谁谈话。她很容易受别人思想的感染，从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就像有的妇女不断改变自己的服饰一样。她对最新思潮总是了如指掌。有一度我曾觉得她那样很幼稚，很可爱，可是久而久之就令人生厌了。 她没有任何主心骨，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她就像一架电视机，只管放最新的片子，至于是什么片子，她从不过问。 劳伦最大的本领就是去顺应迎合。她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她在看电视、看报纸、看上司——只要在她眼里是上司——的眼色行事方面是行家。她总能使自己处于一个适当的位置。她能混得不错，我并不感到吃惊。她的价值观念就像她的衣裳一样，总是那么漂亮，那么时髦。 “……对你来说，中尉，可是有点晚了……中尉？” 我眨了眨眼，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珍妮在跟我说话呢。她指着荧光屏的定格画面。我看见谢里尔·奥斯汀穿着那件黑色礼服裙正和两个穿西装的年纪较大的男人站在一起。 我看了看康纳。他已经到一边打电话去了。 “中尉？这一段感兴趣吗？” “那还用说。那两个人是谁？” 珍妮让录像带按正常速度运行。 “是约翰·莫顿参议员和斯蒂芬·罗参议员。两人都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出售微电脑公司的问题。” 屏幕上的谢里尔边笑边点头。她看上去炯娜多姿，简直是纯情和性感的美妙结合。有时，她的脸上显露出老于世故甚至是冷酷的表情。看来她认识这两位参议员，但却不熟。除了握手之外，她对其中任何一位都没有过分亲热，也没有和他们靠在一起。两位参议员似乎也知道有照相机、摄像机在工作，所以都对她保持着友好，还有点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的国家完了，在一个星期四的夜晚，美国的参议员却和模特儿站在一起闲聊天，”珍妮说道，“难怪我们处于困境。这些都是要员。人们正在谈论莫顿要在下一届大选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事呢。” 我问道：“你了解这二位的私生活吗？” “他们都有家室，不过嘛，罗已经是半分居了。他把妻子留在弗吉尼亚的家里，自己却到处跑，喝起酒来瘾头很大。” 我看着监视器屏幕上的罗参议员。他就是今晚早些时候跟我们一起乘电梯的那一位。当时已经喝得有了几分醉意，差点跌倒，可他现在并没有醉。 “那么莫顿呢？” “据说他为人清白，以前当过运动员，体格强健。他吃的是健康食品，是个热爱家庭的人。他的兴趣在科技方面，关心生态环境、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价值观等等问题。不过他不可能那么清白。我听说他有个很年轻的情妇。” “是吗？” 她耸耸肩说道：“有人传说他的手下人想中止这种关系，可谁知道是真是假。” 带子放完后被弹了出来，珍妮把最后一盒带子推进了录像机。“伙计们，最后一盒了。” 康纳挂上电话后说：“不看了。”他站起身。“我们得走了，后辈。” “为什么？” “我刚才跟电话公司通了话，谈到今晚8点到10点从中本大厦的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上打出的电话的情况。” “怎么样？”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从那里打过电话。” 我知道，康纳认为有人从保安值班室里出来，到那部付费电话上打电话报的警——不是科尔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原先那种想跟踪电话顺藤摸瓜的希望破灭了。“这太遗憾了。”我说了一句。 “太遗憾？”康纳惊讶地问道，“这太有用了。它使我们的调查范围缩小了嘛。冈萨雷斯小姐，带子上有没有拍客人离开的镜头？” “离开的镜头？没有。客人到了之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楼去拍摄招待会的场面去了。然后他们把录好的带子在规定时间之前送到这里来，那时招待会仍在进行呢。”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谢谢你的帮助。你知道的情况对我们很有用！走吧，后辈。” 第15节 我们又驱车上路。这一次是去贝弗利山的一个地方。此刻是深夜一点多钟，我已觉得很疲劳了。“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怎么那么重要？”我问道。 “因为，”康纳解释道，“我们对此案的整个构想都围绕着是否有人用这部电话报过警。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与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冲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显然是属于另一个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纳说系列两个字的时候用的是日语。 “系列？”我问道。 “日本人把他们的大企业集团公司称之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规模都极其宠大。比如说，三菱集团公司就是一个由七百多家公司组成的系列。这些公司相互协同动作，抑或在财政上有内在联系，抑或相互间有各种各样的协议。在美国不存在这种庞大的集团公司系列，因为这是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这却是日本的标准形式。我们往往认为大公司都是独立存在的。要弄懂什么是日本的集团公司，你得做这样的设想，比如说，ibm公司、花旗银行、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间的联合，它们达成了秘密协议，同意相互合作，财政上相互支持，科研上共享成果。这就是说，一家日本公司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几百家其它公司之间存在着某种伙伴关系，跟其它集团公司的各个公司进行竞争。” “所以，你在考虑中本公司当前的所作所为时，得问问自己，中本集团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干什么，有哪些集团公司在跟它作对。这桩谋杀案使中本公司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是对中本公司发动的一场进攻。” “一场进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规模盛大、名人云集的大厦落成典礼，他们希望招待会能圆满成功。由于某种原因，出席招待会的一位来宾被人勒死了。问题在于是谁打来的电话？” “谁报的案，是吗？” “是的，因为中本公司毕竟完全控制着当时的局面：这是他们的招待会，而且又是在他们自己的大厦里。他们完全可以拖到11点，等招待会结束、所有来宾离开之后再向警方报告。如果我要考虑公司的面子、考虑公司在公众中形象的微妙变化，我也会这样做，因为任何其它做法对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潜在的危险。” “是的。” “可是报警时间并没有拖延，”康纳说道，“有人在8点32分就打来电话，而当时招待会仍在进行之中。这一来就使整个招待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说这里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谁打来的电话？” 我说道：“你要石仓把那个打电话的人找出来，可他到现在也没找到。” “是啊，因为他是找不到的。” “他会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正确。” “你认为电话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确。” “是中本公司的一个对头打的？” “几乎可以肯定。”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呢？”我问道。 康纳笑起来。“所以我才要查大厅里那部电话嘛。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呢？” “假定你为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内部情况。你是打探不到的，因为日本公司所雇的管理人员是终身制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公司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从不背叛这个家庭。这样一来，中本公司的内部奥秘外人就无法看清。所以，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像日本来的哪些经理现在在市里、谁和谁在见面、谁来了谁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监视器前的美国警卫拉上关系，尤其是如果这名警卫感受到日本人对黑人的歧视，你就能了解到这些细节。” “说下去。”我说道。 “日本人经常拉拢收买一些公司雇佣的当地警卫人员。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干这种事似乎没有超出他们的传统所允许的范围。恋爱和打仗都可以不择手段嘛。在日本人眼里，商场即是战场。只要你善于进行拉拢收买，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没错。” “你想想，在这桩命案发生后的数秒钟之内，我们可以肯定只有两个人知道有个姑娘被人给害了。一个是凶手本人，另一个就是那位从监视器上看到这桩杀人案的警卫特德·科尔。” “等等。特德·科尔从监视器上看见了？他知道凶手是谁？” “明摆着的嘛。” “他说他是8点1刻离开的。” “他说谎。” “可是，既然你知道这一点，当时我们为什么不……” “他是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康纳说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诉我们一样。所以我就没有把他抓起来讯问，因为那只能是浪费时间——我们没时间跟他磨。我们知道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可是我有个问题：他是否告诉过别人？” 我开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说，他是否离开值班室到大厅里去打过电话？打给一个人，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确。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电话，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费电话给某个人通风报信。此人为中本公司的对手工作。” 我接上去说道：“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用过那部电话。” “正确。”康纳说道。 “这样一来你的整个推理就断了线。” “其实不然。现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尔没有通风报信，那么又是谁打电话报的案呢？显然报案的人只能是凶手自己。” 我觉得一阵寒意。 “他打电话报案是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纳说道。 “那他从哪儿打的电话呢？” “现在还不清楚。但我认为电话是从大楼里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扑朔迷离的细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理出头绪。” “哪些呢？” 这时汽车上的电话铃响起来。康纳抓起电话，接着递给我说：“找你。” “不，不，”阿森尼奥太太说道，“孩子很好，我几分钟前才看过。我想转告你的是，戴维斯夫人来过电话。”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么时间打的？” “我想有10分钟了吧。” “她留回电号码了没有？” “没留。她说今天晚上你没法给她打电话。但她要我告诉你，她今晚有事，也许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许周末就不来接孩子了。” 我松了口气。“行啊。” “她说明天给你打电话，给你个准信。” “那好吧。” 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劳伦就是这种人，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时变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无法安排计划，因为她总是不断变卦。也许这次变卦说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总认为，这种变化无常、无法预测的做法对米歇尔没有好处，会使孩子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过，孩子是很讲求实际的。米歇尔似乎能理解她妈妈的行为方式，所以也就不觉得很难受或失望。 感到难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奥太太问道。 “不，看来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里吗？” “行啊，不过早上9点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长沙发拖出来吗？” 我的起居室里有张长沙发床，她呆在我家时就睡在上面。“哦，当然可以。” “好吧。再见，中尉。” “再见，阿森尼奥太太。” “出了什么事？”康纳问话的语气中有几分紧张不安，我感到有些惊讶。 “没事儿。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说周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么啦？” 康纳耸耸肩说：“随便问问。” 我觉得他并不是随便问问。我说道：“你说过这案子可能会变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么？” “也许不会很棘手，”康纳说道，“我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再过几小时就把案子结束掉。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前面左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馆。” 我看见了霓虹灯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这是坂村经营的餐馆？” “是的。实际上他只拥有部分资产。别让侍者把车开走。把它停在红灯区。我们也许很快就得离开。” 玻拉玻拉餐厅是本周洛杉矶市最热门的餐馆。用来装饰餐厅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亚人的面具和盾牌。从酒吧柜台向外伸出的欧椴绿的木质支架就像一排牙齿。露天厨房的上方有一个5米宽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录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应的菜肴都是太平洋的海鲜。餐厅里一片震耳的嘈杂声。顾客都是到电影城来求职的人，个个穿着黑色的衣服。 康纳笑道：“看来真像是刚遭到炸弹袭击似的，一片乱哄哄，是不是？别愣着看啦。他们不太让你出来玩吗？” “是不太让我出来。”我答道。康纳转身跟那位欧亚混血的女招待搭话。我的眼睛看着酒吧柜台，看见两个女人嘴碰嘴地亲了一下。再往前看，一个穿着皮夹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搂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两人都在听一个头发稀疏、一副好斗相的男人在说话。我认出他来了，他是位导演，导演过…… “走吧，”康纳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们走吧。” “什么？” “埃迪不在。” “他上哪儿去了？” “他到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们走吧。” 第16节 那家人住在日落大道上边的小山里，有一条蜿蜒的道路通往那里。此刻若非雾气升腾，我们就可以俯瞰市区的迷人夜景了。接近那地方时，我们看见街道两旁停放着一溜豪华型轿车：大多数是莱克塞斯轿车，也有几辆梅塞迪斯敞篷车，还有几辆本特利。我们把雪佛莱车停下，径直朝那幢房子走去，这时在街道旁看管车辆的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幢房子跟这条街两侧的其他住房一样，也有一道3米高的围墙，墙上有一道摇控的大铁门挡住了通向房子的去路。铁门上方装着一架保安用摄像机，在通向那幢房子的车道旁也有一架摄像机。一名私家警卫人员站在车道旁查看了我们的证件。 “这是谁的房子？”我问道。 10年前，在洛杉矶住这种有严密保安设施住房的不是黑手党徒，就是像史泰龙那样的电影明星，因为他们的暴力角色吸引着使用暴力的人的注意。可是近期来，有钱人居住区的每幢住房似乎都有这类保安设施。同时，这也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时尚。我们登上台阶，穿过种着仙人掌的小花园，朝那幢现代气派的钢筋水泥的城堡式楼房走去。 “这幢房子的主人是马克沁·努瓦尔成衣公司的老板。”他一定是看见我脸上茫然的表情，于是接着解释说：“那是一家专营高档服装的商店，以其店员的傲慢而闻名。像杰克·尼科尔森和彻尔商店一样。” “杰克·尼科尔森和彻尔商店。”我摇摇头。“你知道它的什么情况呢？” “现在许多日本人都到马克沁·努瓦尔去买东西。它像大多数高档美国商店一样——没有东京来的人去光顾，它就会关门大吉。它全仗着日本人呢。” 我们来到房子大门口时，有个身穿运动服、身材魁梧的人走过来。他的手上拿着一只写字夹，上面夹着一张名单。“对不起，先生们，非请者莫入。” 康纳亮出了证件说：“我们想和你们的一位客人谈谈。” “是哪位客人，先生？” “坂村先生。” 他满脸不高兴地说：“请在此稍候。” 我们从门口可以看见客厅里宾客满堂，而且一眼扫去就觉得其中很多人都在中本大厦招待会上露过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晚礼服，跟我们在玻拉餐厅看到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客厅本身引起了我的注意：白墙质朴无华，没有任何装饰品；客厅内没摆任何家具，只有白色的墙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毯。客人们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们手里端着鸡尾酒，拿着餐巾纸，向四周张望，想找个地方放下手里的东西。 有一对夫妇从我们面前经过，向饭厅走去。那女的说：“对于该干什么，罗德总是胸有成竹。” “是啊，”那男的说道，“一流的极少主义风格。那房间布置的细节。我真不知道他那墙是怎么刷的，真可以说是绝对完美，看不出一道排笔的刷痕，找不到一点瑕疵。真是妙不可言。” “不过，就得这样，”那女的说，“这跟他的整个构想是一致的。” “的确是很大胆的构想。” “大胆的？”我说道，“他们在说什么呀？那不过是个空荡荡的房间而已。” 康纳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禅宗风格，即万事皆空的思想。” 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人。 “莫顿参议员在这儿。”他正在一个角落里摇唇鼓舌大发议论，真有点像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似的。 “是在这儿。” 警卫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往里走了几步。我朝莫顿参议员那边走去时，听见他在说：“是的，我可以跟你们确切地谈一谈为什么我对日本人拥有美国工业的情况忧心忡忡。如果我们丧失了自己制造产品的能力，我们就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事情就这么简单。比如说，1987年时，我们了解到东芝公司向俄国人出售了一项尖端技术，从而使苏联潜艇推进器的噪音大大降低。俄国人的核动力潜艇现在就在离我们海岸不远的水下，但我们却发现不了它们，其原因就是他们得到了日本人的技术。国会对此十分恼火，美国人民更是义愤填膺。这全在情理之中。这种事的确令人难以容忍。国会准备对东芝公司采取经济报复手段，但是替一些美国公司游说的院外活动分子却出面为他们进行通融，因为像休利特—帕卡德和康派克这些美国公司要依靠东芝公司提供电脑软件。他们没有其它货源，无法抵制日货。当时的事实是，我们没有能力进行报复。日本人可以向我们的敌人出售尖端技术，而我们对此却无可奈何。这就成了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依靠日本——而我认为美国不应当依靠任何人。” 有人提了个问题。莫顿点点头说：“是的，我们的工业的确不太景气。我们现在的实际工资不过是1962年的水平。美国工人的购买力又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这种状况，即使对于在这个大厅里我所看见的家道殷实的人们也并非没有影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消费者没有钱去看电影，买汽车、买衣服或者买其它东西。实际上，我们的国家正在每况愈下。” 又有一位女士提了个问题，不过我没听清她问的是什么。莫顿说道：“是的，我说了，是1962年的水平。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50年代吧。当时，美国工人可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养活一家子人，可以把孩子送进大学。这些全靠一个人挣工资。现在是夫妻两人都工作，可是大多数人仍然买不起住房。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所有东西都比以前贵。人们拼死拼活地干，为的是保住现有的东西。他们无法提高生活水平。” 我在一旁听着，不由自主地点起头来。大约一个月前，我外出找房子，希望能为米歇尔找个带后院的房子。可是在洛杉矶，房子的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我是永远也买不起的，除非我再次结婚。也许再次结婚也买不起，因为…… 我觉得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那个门房。他把头朝大门方向轻轻一歪，说了声：“回来，小子。” 我很生气，可是我看康纳倒是闷声不响地朝大门口走去。 到了门口，那人说道：“我查了，这儿没有坂村先生。” 康纳当即说道：“坂村先生就是在你右边、站在房间那一头的那个日本人，他正在跟那个红发女郎说话呢。” 门房摇摇头说：“对不起，二位，如果你们没有搜查证，我就要下逐客令了。” “这并不是什么麻烦事，”康纳说道，“坂村先生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想跟我谈谈。” “对不起，你有搜查证吗？” “没有。”康纳告诉他。 “那你们就是非法进入私宅。我现在就请你们离开这儿。” 康纳站在那儿不动。 那门房后退了一步，然后双脚分开站定。“我想你应当知道我是柔道的黑带。” “真的吗？”康纳问道。 “杰夫也是。”门房说。他指的是刚刚又走出来的一个人。 “杰夫，”康纳冲那人说道，“你是不是准备开车把你这位朋友送到医院？” 杰夫皮笑肉不笑地说：“嘿，你们知道我很喜欢幽默。那很有意思。好吧，聪明的先生们，你们可是走错了地方。已经向你们做过解释了。走吧！快走！”他用粗短的手指对着康纳当胸戳来。 康纳平静地说道：“你先动武了。” 杰夫说道：“嘿，你他妈的臭小子，我早就告诉过你，你走错了地方……” 说时迟，那时快，杰夫话音未落就被康纳一个迅疾的动作打翻在地，呻吟着滚向一边，滚到一个身穿黑裤子的人的脚边停住。我抬起头，看见此人的穿戴全是黑的：黑衬衣、黑领带、黑缎面外套。他一头白发，浑身上下透发出好莱坞式的戏剧性风采。“我是罗德·德怀尔。这是我的家。这是怎么回事？” 康纳彬彬有礼地向他介绍了我们的身份及来意，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我们想找你的一位客人谈一谈。他叫坂村，就是站在那边角落里的那一位。”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德怀尔指着躺在地上边喘着粗气边咳嗽的杰夫问道。 康纳平淡地说道：“他先动的武。” “我根本没他妈打他！”杰夫分辨道。此刻他用手肘撑着坐了起来，还在咳。 德怀尔问道：“你碰到他没有？” 杰夫哑口无言，气得白眼直翻。 德怀尔转过脸对我们说道：“我对此表示歉意。这两个人刚来不久，不懂规矩。你们想喝点什么？” “不必客气了，我们有公务在身。”康纳说道。 “我去请坂村先生来和你们谈谈。能不能问一下尊姓大名？” “康纳。” 德怀尔走开后，杰夫被第一个门房扶了起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他妈的混蛋。” 我说道：“这下记住什么时候该尊重警察了吗？” 康纳摇摇头看着地板。“我感到很惭愧。”他说道。 “为什么？” 他不愿再多做解释了。 “嘿，约翰！约翰·康纳！久违久违！他们怎么样，伙计？嘿！”坂村说着在康纳肩上捣了一拳。 从近处看，埃迪·坂村并没有那么英俊。他的皮肤有点发黑，而且脸上还有几粒麻子，身上的气味就像放了一天的淡威士忌。他的动作浮躁，过于活跃，说话速度很快。快手埃迪不是一个斯文人。 康纳说道：“我很好。你好吗，埃迪？过得怎么样？” “哎，还凑合，上尉。只碰上一两次麻烦。一次酒后开车，犯了第501条。不过你知道，因为我的记录，事情变严重了。嘿，生活仍在继续！你到此有何贵干？这地方真妙，啊？最新潮流：一点家具都不摆！罗德这是标新立异！太妙了！谁也不能坐下。”他笑起来。“新潮流啊！妙不可言！” 我觉得他似乎吸了毒，显得过于癫狂。这一次，我清清楚楚看见了他左手上那块疤痕：绛紫色，约4厘米长、3厘米宽，似乎是多年前的烫伤留下的。 康纳压低嗓门说道：“埃迪，实不相瞒，我们是为今晚中本大厦那件棘手的案件来的。” “喔，是啊，”埃迪也压低了嗓门，“她落了这种结局也并不奇怪。她是个很古怪的女人。”他说最后那几个字时用的是日语。 “她很古怪？你干吗这么说她？” 埃迪说道：“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想抽烟吗？罗德不让在里面抽烟。” “好吧，埃迪。” 我们走到外面，在仙人掌花园旁边站定。埃迪点了支柔和七星。“嘿，上尉，不知道你到目前为止听到了些什么，不过那个姑娘嘛，她跟那里面的一些人睡过觉。跟罗德就睡过，还跟其他一些人睡过，所以我们到外面谈要方便些。你觉得可以吧？” “当然可以。” “我很了解她，非常了解。你知道吧，我是个到处受欢迎的人。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这人很讨人喜欢！她弄得我神魂颠倒，每次都是。” “这我知道，埃迪。但你说她古怪？” “是古怪，朋友，我跟你说吧，是很古怪，这姑娘有病。她是受虐狂。” “这号人世上多着呢，埃迪。” 埃迪吸了口烟说：“嗨，不对。我说的是另一码事。我说的是她怎样达到性的满足。你虐待她，她就能达到性高xdx潮。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越勒越紧。”康纳插进来问道：“是脖子？” “是啊，是脖子，不错，卡住她的脖子。你也听说了？有时用一只塑料袋你知道吧，就是干洗店用来套衣服的塑料袋，把它套在头上，夹上夹子。你把袋子绕在她脖子上，她就用嘴吸住塑料袋，憋得脸色发青，呼哧呼哧直喘气，两只手还在你背上乱抓。我的老天爷，我实在不喜欢她的那种样子，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姑娘很性感，我是说她达到高xdx潮的样子，真让人销魂。我不骗你。可是对我来说，我受不了。每次总是很悬乎，你知道吧？总是很危险，总是接近了边缘。也许这一次就是这样，而且也许这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他把烟随手一扔，烟掉在了仙人掌的刺上。“有时这令人兴奋，就像俄国式轮盘赌一样。但我可受不了，上尉，说真的，我可受不了。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喜欢放纵。” 我觉得埃迪·坂村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话时我进行笔录，但他话说得很急促，我来不及记。他又点了一支烟，点烟时手有些发抖。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还不时地挥动着手臂，那点燃发红的烟头随之在空中舞动。 “我是说，这姑娘老是惹麻烦，”埃迪说道，“是啊，很漂亮，是个美人儿。可是有时她不能外出，因为模样太吓人。有时候，她需要化浓妆，因为脖子上皮肤很嫩，伙计，而她的脖子上有青紫，有一圈呢。糟糕得很。你大概看见了吧。你看见她死的模样了吧，上尉？” “是的，我看见了。” “所以说……”他欲言又止。他似乎是在退缩，在重新考虑着什么。他弹掉烟灰后继续说道：“这么说，她是被卡死的，还是怎么的？” “是的，埃迪，是被卡死的。”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是啊。合乎情理。” “你看见她了，埃迪？” “我？没那回事儿。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能看见呢，上尉？”他吸了口烟，然后把烟气吐向空中。 “埃迪，看着我。” 埃迪转过脸对着康纳。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看见她的尸体没有？” “没有。上尉，你得了吧。”埃迪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随即把目光移开。他把烟一扔，它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冒着火星掉到了地上。“怎么回事儿？三级谋杀？不，我可没看见。” “埃迪！” “我对你发誓，上尉。” “埃迪，你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胡说八道。我可没有，上尉。我认识她，这没错儿。我有时去见她，跟她睡觉，这也是事实。真见鬼。她有点怪，但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姑娘，很性感。就这么回事，伙计。这就是全部情况。”他向四周看了看，又点起一支烟。“这个仙人掌花园真不错，啊？他们把这称之为沙漠之景。这也是最近才时兴起来的。洛杉矶要回到沙漠生活中去了。这是一种时尚，非常时髦。” “埃迪。” “得了，上尉。你饶了我吧。我们的交情已经不是一天的了。” “那不假，埃迪。可是我要提几个问题。保安值班室的录像带是怎么回事？” 埃迪显得很茫然，一无所知的样子。“保安值班室的录像带？” “一个手上有疤、领带上印有三角形图案的人走进中本公司保安值班室，拿走了录像带。” “他妈的，什么保安值班室？你要干什么，上尉？” “埃迪！” “是谁告诉你的？没这回事儿，伙计。我拿走了录像带？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你是怎么的啦？疯啦？”他把领带翻过来，看了看上面的标签。“这可是波罗牌领带，上尉。拉尔夫·劳伦。波罗牌。这种领带很多。我可以告诉你。” “埃迪，那么帝国纹章公寓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啦？” “你今天晚上去过那儿没有？” “没去过。” “你搜过谢里尔的房间？” “什么？”埃迪大为震惊。“什么？没有哇！搜她的房间？你听谁胡说八道、乱嚼舌头了，上尉？” “住在大厅对面的那个姑娘……叫朱莉妞·扬，”康纳说道，“她告诉我们说她今天晚上看见你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就在帝国纹章公寓谢里尔的房间里。” 埃迪急得双臂在空中挥舞。“见鬼。上尉，你听我说。那个女的不会知道她是昨天晚上看见我的还是上个月看见我的，伙计。她是个十足的吸毒鬼，你只要看看她的舌下，或者看看她的嘴唇就知道了。她是个吸毒的姑娘，伙计。她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老伙计，你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跟我说这个？我可不喜欢听。”埃迪把烟扔掉，接着又点上一支。“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想听。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康纳说道，“告诉我，埃迪，是怎么回事？”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伙计。没有一句真话。”他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不是关系到一个他妈的姑娘，伙计。它与星期六的会议有关。是日美会，康纳先生，是秘密会议。为的就是这件事。”他说日美会时用的是日语。 康纳马上说了一句日语：“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康纳先生，不是胡说八道。” “一个得克萨斯来的姑娘知道什么日美会？” “她知道一些。千真万确。她喜欢惹是生非，她就是这种人，喜欢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 “埃迪，我想也许你最好跟我们走一趟。” “好哇，再好不过了。你们是替他们干的，替黑幕后的人干的。”他猛地转身对着康纳说道：“真他妈的！上尉，来吧。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这个姑娘在中本公司被人杀了。你知道，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大胜家族的。很快他们就能从大阪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儿子，我，因为跟中本公司一个女子被害一案有牵连而遭逮捕。” “拘留。” “拘留。怎么叫都可以。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这可是不得了的事。”他突然冒出这句日语。“我父亲将因此引咎辞职，他的公司必须向中本公司赔礼道歉，也许要做出经济赔偿，在买卖上做出让步。这样事情就惨了。你如果拘捕我，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他又把香烟扔了。“嘿。你觉得她是我杀的，把我抓起来。好得很。你是在制造口实，而你可能对我造成极大的伤害。上尉，这些你都很清楚。” 康纳半天没说一句话。一阵长时间的沉静。 最后，埃迪打破了沉寂。“康纳先生，请等一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他似乎在请求宽恕。 康纳叹了口气。“你带了护照吗，埃迪？” “哦，是的，随身携带。” “把它交给我们。” “行啊。拿去吧，上尉。” 康纳看了一下，把它递给了我，我把它放进了口袋里。 “好吧，埃迪。不过这事最好不要过分，否则你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埃迪。那样我就要亲自把你送上飞往大阪的下一班飞机。明白吗？” “上尉，你维护了我们家族的荣誉。我感激不尽。”他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康纳也鞠躬还礼。 我在一旁看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康纳要把他放走。我想他这样做是发疯了。 我把名片递给埃迪，跟他说的还是老一套：如果他再想起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埃迪耸耸肩，又点起一支烟，同时把我的名片放进了衬衣口袋。我是无足轻重的，他是在和康纳打交道。 埃迪向那幢房子走去，接着停下脚步说：“我这儿有个红发女郎，很有趣。我离开这儿的宴会之后，将回到山里我自己的别墅去。你们要找我的时候，我会在那儿的。晚安，上尉。晚安，中尉。” “晚安，埃迪。” 我们沿台阶往下走去。 “但愿你知道你自己是在干什么。”我说道。 “我也在这么想。”康纳说道。 “我认为他明明是有罪的。” “也许吧。” “要我说，最好还是把他先抓起来，那样要稳妥些。” “也许是。” “想回去把他抓起来吗？” “不。”康纳摇摇头。“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不行。”他说第六感觉时用的是日语。 我知道那个词组的意思是第六感觉。日本人非常注意直觉。我说道：“唔，是啊，但愿你正确。”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下着台阶。 “不管怎么说，”康纳说道，“我欠他的情呢。” “什么情？”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在我需要信息的时候，他帮了忙。你还记得那次河豚鱼中毒案吗？不知道？哦，不管怎么说吧，日本人中谁也不肯告诉我，他们硬着头皮顶着，可我又必须弄清楚。那事……非常重要。是埃迪告诉了我。他当时心里很害怕，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但他告诉了我。也许我应当谢谢他的救命之恩呢。” 我们走下了台阶。 “他刚才跟你提那件事了吗？” “他决不会提的，是我应当记住。” 我说道：“太好了，上尉。你那种感恩图报的想法难能可贵。我也极力主张不同肤色的人之间应和睦相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把她杀了，偷走录像带，又去搜了她的公寓。在我看来，埃迪·坂村很像一个吸毒后举止癫狂的瘾君子。他的行为令人生疑。可是我们就这样让他脱身了。” “是啊。” 我们继续朝前走着。我前思后想，越发担心起来，于是说道：“你知道，根据规定，应当由我进行调查。” “根据规定，应该由格雷厄姆进行调查。” “好吧，是的。不过这事如果查出来是坂村干的，我们可就大出洋相了。” 康纳叹了口气，似乎很不耐烦地说：“好啦，我们来按你的思路分析一下案情吧。埃迪把那姑娘给杀了，对吧？” “是的。” “你想想，他随时都可以去找她，可是他却决定在那间会议室的桌上跟她做爱，然后又把她杀了。接着他再到下面的大厅里，装成是中本公司的管理人员，尽管埃迪·坂村根本不像个管理人员的样子，不过让我们来设想他装得很像。那他就想办法把警卫打发走，取出录像带，正要出去的时候，菲利普斯进来了。后来他又去了谢里尔的房间搜查了一通，可是又在那里面放上一张他自己的相片？把它插在谢里尔的镜框上面。后来他又去玻拉玻拉餐厅，告诉那儿的人说他要去好莱坞赴宴。我们找到了他，他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客厅里，若无其事地跟一位红发女郎谈笑风生。这是不是你脑子里留下的对今天晚上事件的印象？” 我没有说话。要是这样来看，确实很牵强。可是…… “我只是希望这都不是他干的。” “这也是我的希望。” 我们到了外面的街上。看管车辆的人赶紧跑去把我们的车开过来。 “你知道吧，”我说道，“他那些赤裸裸的语言，像用塑料袋套在她头上啦什么的，听了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哦，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康纳说道，“记住，日本人是从来不相信弗洛伊德的，也不相信基督教。他们谈起性的问题从来不感到心虚或尴尬。同性恋不是什么问题，性怪癖也不算什么问题。就是那么回事。有人喜欢那么干，他们就那么干了。他妈的。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对明摆着的生理上的功能问题如此大惊小怪。他们认为我们在性的问题上有点神经质。他们也不无道理。”康纳看了看表。 一辆警车在我们身边停下，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探出身来问道：“喂，在那边晚会会场上出了什么事？” “哪方面？” “比如说有两个人打起来了？斗殴什么的？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我不知道，”康纳说道，“你最好上去看看。” 那警察从车里下来后，挺胸凸肚地朝台阶上爬着。康纳回头望着那座高墙大院说：“你知道吧，现在我们的私家警卫数量已超过警察喽。大家在竞相建造高墙大院，雇佣私家警卫。可是在日本，你甚至可以半夜到公园去，坐在长凳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很安全。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遭到抢劫、殴打或杀害。你不必时时回头看看，不必总是提心吊胆。你不需要修建高墙，也不必雇佣保镖。你的安全与整个社会的安全连在一起。你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可是在这儿呢，大家都把自己禁锢起来。门要锁。汽车要锁。一辈子把自己禁锢起来的人跟蹲监狱有什么两样！这真是神经病。这样一个个人都被搞得灰溜溜的。美国人忘记了真正的安全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忘掉的时间太长了。好了，这是我们的车。我们回分局去吧。” 我们的车在街上刚开出不远，就听见市区分局接线生的呼叫：“史密斯中尉，有人向我们要求提供特种勤务。” “我现在很忙，”我对她说道，“能不能让后备的人顶上去？” “史密斯中尉，是巡逻警察要求派出特种勤务人员的，是第19区有个‘要访’。” 她说的是有位要人访问。“我明白了。”我说道，“可我手上正忙着一桩案子。把它交给后备人员去办吧。” “这事就在日落广场大街，”她说道，“而你现在……” “是的。”我说道。我明白她为什么坚持要我去一趟了，因为我们离那儿只有几个街区。“好吧，”我说道，“是什么问题？” “是一位要员酒后驾车。报告说是g级加一，姓罗。” “好吧，”我说道，“我们这就去。”我挂上电话，掉转了行车方向。 “有意思，”康纳说道，“g级加一是不是美国政府？” “是的。”我说道。 “是罗参议员？” “好像是，”我说道，“酒后开车。” 第17节 那辆黑色林肯牌轿车正停在日落广场大街下坡段的一幢房子门前的草坪上。路边上还停着两辆警车，车顶上的红灯频频闪烁。草坪上有6个人围在林肯车四周：有一位身穿浴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男人；两个身穿缀有闪光金属片短裙的姑娘；一个身穿夜礼服、浅黄头发的40岁上下的英俊男子；还有一个身穿藏青西服年纪轻轻的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我们在电梯里见到的和罗参议员在一起的那个青年人。 巡逻警察拿出摄像机，把强烈的灯光对准了罗参议员。罗参议员身体撑在林肯车的前轮挡泥板上，用一只胳膊挡住照向他脸上的灯光。我和康纳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在破口大骂。 穿浴袍的那个人走到我们前面说：“我想知道谁来对此做出赔偿。” “请等一等，先生。”我边说边朝前走。 “他总不能就这样把我的草坪给毁了，得进行赔偿。” “请稍等一会儿，先生。” “他把我妻子吓得要死，她患有癌症。” 我说道：“先生，请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才能告诉你。” “患的是耳癌。”他还特别强调，“是耳朵。” “是啊，先生，行啊，先生。”我继续朝林肯车走去。那儿一片亮光。 我从罗参议员的助手身边走过的时候，他跟在我身边说道：“我可以把所有的情况向你做解释，警探。”他大约30岁，具有国会工作人员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和仪表堂堂的相貌。“我相信我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先等一下，”我说道，“让我跟参议员谈一下。” “参议员身体欠佳，”助手说道，“他太疲劳了。”说着他上前一步挡住我的去路。我从他身边绕过。他赶紧又跟上来说：“是时差反应，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参议员这是时差不适的反应。” “我必须和他谈谈。”我边说边走进明亮的灯光之中。罗参议员仍然用手臂挡着脸。我说道：“罗参议员吗？” “把他妈的灯关掉，该死的。”罗骂骂咧咧地大声说道。他醉得很厉害，吐字含糊。 “罗参议员，”我说道，“恐怕我得要你……” “去你妈的，还有你骑的那匹该死的马。” “罗参议员。”我又喊了一声。 “把他妈的摄像机关掉！” 我回过头去看了看那个巡警，朝他打了个手势。他很勉强地关掉摄像机，灯光也随之熄灭。 “我的天哪！”罗松了口气，终于把手臂放了下来。他用迷迷糊糊的眼睛看着我。“这儿他妈的出了什么事？” 我做了自我介绍。 “那你为什么不他妈管管这个该死的动物园？”罗说道，“我只是开车回我那该死的旅馆。” “我知道，参议员。” “不知道……”他摇了摇手，做了个很蠢的动作。“这儿究竟他妈出了什么问题？” “参议员，刚才是你在驾驶这辆车吗？” “见鬼。驾驶。”他转过脸。“杰里呢？跟他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分上。” 助手立即走上前来说：“我对这一切深表遗憾。参议员身体欠佳。我们昨天晚上才从东京回来。是时差反应。他深感不适。太疲劳了。” “刚才是谁开的车？”我问道。 “我开的，”助手说道，“绝对没错。” 有个姑娘咯咯直笑。 “不，他没有开。”穿浴袍的那个人站在汽车那边吼了起来，“是他开的车，他走出汽车就摔倒了。” “天啦，该死的动物园。”罗参议员揉了揉脑袋说道。 “警探，”助手说，“是我开的车，这两位女士可以为我作证。”他用手指了指那两个穿着礼服裙的姑娘，同时朝她们丢了个眼色。 “这是他妈的说谎。”穿浴袍的那人说道。 “不，他说的是事实。”穿着夜礼服的那个漂亮男子第一次开了腔。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说话显得慢条斯理，好像他习惯于让别人服从他的命令似的。他也许是在华尔街供职的，不过他没有做自我介绍。 “我开的车。”助手说道。 “都是扯淡。”罗嘟嘟嚷嚷地说，“我要回我的旅馆。” “有人受伤没有？”我问道。 “没人受伤，”助手说道，“大家都没事儿。” 我问站在我身后的巡警：“要做110报表登记吗？”我指的是填写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报告。 其中一名巡警告诉我：“不必填写了。只有一辆车，而且造成的损失不值得写报告。这只是犯了交通法规第501条。” 在特勤处工作我学会了变通行事。所谓变通是指在处理民选的官员或知名人士的问题时，只要没有人提出要打官司，那就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高抬贵手算了。在实际处理时，只要不是重大罪行，一律不逮捕。 我对那位助手说：“你把这家主人的姓名和地址记下来，这样，他家草坪所受的损失就由你来处理。” “他已经把我的姓名和地址记下了，”穿浴袍的那位说道，“不过，我想知道他准备怎么办。” “我跟他说过，一切损失由我们承担，”助手说道，“我向他保证我们会赔的。他似乎不……” “见鬼，你看：她种的东西都给毁了。而且她患有耳癌。” “请你稍等一下，先生。”接着我对那助手说：“你们打算由谁来开车？” “我来开。”助手答道。 “他开。”罗参议员点点头说，“杰里。开车。” 我对那位助手说道：“好吧。我要你接受一下酒精含量呼吸测定检查。” “那没问题，可以……” “我想看一下你的驾驶执照。” “那好。” 那位助手对着呼吸测定器吹了口气，然后把驾驶执照递给了我。这是一张得克萨斯州的执照，上面写着杰罗尔德·d.哈丁，34岁，还有一个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地址。我把这些细节记在本子上后，把执照还给了他。 “好啦，哈丁先生，今天晚上我就把参议员交给你了。” “谢谢你，中尉。我很感激。” 穿浴袍的人说道：“你要放他走？” “你先别急，先生。”我转过脸对哈丁说：“请你把你的名片给这位先生。我希望对他的院子所造成的损失能得到使他满意的赔偿。” “尽管放心，这是肯定的。”哈丁伸手到口袋里去摸名片。他摸出一块白白的东西，像是一块手绢，赶紧又把它塞进口袋里，接着走到穿浴袍的人面前递上自己的名片。 “你要给她重新种上秋海棠。” “行，先生。”哈丁满口答应。 “所有的。” “是的。这不成问题，先生。” 罗参议员用手推着前轮挡泥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妈的秋海棠！”他说道，“见鬼，今晚真他妈见了鬼！你有妻子吗？” “没有。”我告诉他。 “我有，”罗说道，“他妈的秋海棠！妈的！” “这边走，参议员。”哈丁边说边扶着罗坐进车里。那个华尔街的漂亮家伙坐进了后排座位后，那两个姑娘一左一右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哈丁坐在驾驶盘后面，跟罗把钥匙要了过去。我掉过脸去，看见那两辆警车正驶离路边。我转过脸时，哈丁摇下窗玻璃看着我说：“谢谢你了。” “开车小心点儿，哈丁先生。”我说道。 他把车倒出了草坪，然后从一个花坛上开了过去。 “轧着蝴蝶花啦！”穿浴袍的人大声喊道。这时那辆车已顺着坡一溜烟地开走了。他看着我说：“我跟你说过，是那个人开的车，他喝醉酒了。” 我说道：“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事情不顺利，你就打电话给我。” 他看着我的名片，摇了摇头，然后朝自己的家里走去。我和康纳回到车上，驱车下了坡。 康纳说道：“你了解到那位助手的情况了？” “是的。” “他口袋里的那东西是什么？” “我看是一条女人的内裤。” “我觉得也是。”康纳说道。 碰上这种事，我们也无可奈何。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真想让这个自鸣得意的臭小子转过身去，把手撑在汽车上，然后当场搜他的身。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手脚是受到束缚的，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搜哈丁的身，也没有理由逮捕他。他是个年轻人，开车时后面座位上带了两个姑娘，其中有一个也许没穿裤衩，车子前面座位上还坐了个醉醺醺的参议员。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都放走。 今天晚上似乎人人都在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车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按下对讲键说：“史密斯中尉。” “嘿，伙计。”说话的是格雷厄姆。“我现在在陈尸所。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个日本人跟我纠缠，要求验尸时让他在场。你相信这种鬼事吗？他想坐在里面看。我们已经开始验尸了，没让他进去，他气得几乎七窍生烟。检验结果就要出来了，看来对中本不利。我想可能是个日本人干的。你们看，是来一趟还是怎么的？” 我看了看康纳，他朝我点点头。 “我们这就过来。”我说道。 从县医院的急诊部走是去陈尸所最近的路。我们从急诊部穿过时，看见一个浑身血迹的黑人男子从急救病床上坐起来，借着吸毒后的一股狂热劲头大喊大叫什么“杀死教皇！杀死教皇！他是混蛋！”有五六个值班医生和护士竭力想把他按倒。他的肩上和手上都受了枪伤。急诊室的地上和墙上溅得都是血。一名医院清洁工拿着拖把在过道里擦着血迹。过道两旁是等候就诊的黑人和拉美血统的人，有的人怀里抱着孩子。谁也没有去看那血淋淋的拖把。在走廊的其它地方又传来阵阵喊叫声。 我们上了电梯。一切都显得安静下来。 康纳说道：“每20分钟一起杀人案；每7分钟一起强xx案；每隔4小时一起杀害儿童案。没有任何其它国家会容忍如此严重的暴力犯罪。” 电梯门开了。与急诊部相比，县医院陈尸所的地下室过道安静多了，却有一股很浓的福尔马林气味。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瘦骨伶仃的所长哈里·兰登，他正在一边低头看文件，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我们走上前去时，他头也不抬，只是说了一声：“嘿，伙计们。” “嘿，哈里。”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奥斯汀的解剖？” “是的。” “大约半小时之前就开始了。看来这事催得很紧，啊？” “怎么？” “局长打电话把蒂姆博士从床上叫起来，要他马上就动手，把他给气坏了。蒂姆博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说到这儿他笑起来。“还有许多实验室的人也被叫来了。谁听说过半夜三更把大家叫来这样加班加点的？我是说，你知道这一来得多支付多少加班费？” 我问道：“格雷厄姆在哪儿？” “他就在附近。有个日本人老是缠着他，像影子似的跟着他。每隔半小时，这个日本人就来跟我借用电话，叽哩哇啦地说上一通日语，接着再去跟格雷厄姆纠缠。他还说要看验尸，你信不信？竟会有这种事。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10分钟之前他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当时他的脸色陡然就变了。我坐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他显得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地跑了。我一点不夸大，真跑得比兔子还快。” “验尸在哪儿进行？” “2号房间。” “谢谢了，哈里。” “把门关上！” “你好哇，蒂姆！”我们一走进验尸房，我就跟蒂姆打了声招呼。蒂姆·霍勒被大家称为蒂姆博士。虽然此刻已是深夜1点40分，他却在那张不锈钢工作台前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领带打得非常标准。他那件浆过的工作服口袋上整齐地插着一排笔。一切都有条不紊。 “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我在关呐，蒂姆。”那扇门是气动自动关闭式的，不过显然蒂姆博士嫌它关得太慢。 “我只是不想让那个日本人朝里看。” “他已经走了，蒂姆。” “哦，是吗？不过他也许还会回来。他那股纠缠的劲儿真叫人恼火，也令人难以置信。”蒂姆回头看了我一眼。“跟你一起来的是谁？是约翰·康纳？好久不见了，约翰！” “你好，蒂姆！”康纳说着和我一起走到工作台前。我能看出，解剖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尸体上有一个y型切口，已经摘出的内脏器官放在一个个不锈钢托盘里。 “也许现在有人能告诉我，这桩案子有什么大的来头？”蒂姆问道。“格雷厄姆气得要死，什么也不肯说。他到隔壁化验室去看第一批化验结果去了。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干这个。值班的是马克，不过显然他的资历还浅了点儿。验尸官此刻还在旧金山开会。自从他新交上那位女朋友，他就三天两头地到外地去。这样就把我叫来了。我也记不清上次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干这种事是什么时候了。” “记不清了？”我说道。蒂姆博士干任何事情都十分精确，他的记忆也是丝毫不差的。 “上一次是3年前的一月份。但那一次是为了临时替班。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感冒病倒了，工作越积越多。终于有一天晚上冷藏柜全部放满了。他们就把尸体装在袋子里，放在地上，堆得到处都是。不想办法处理不行啦，实在是恶臭难当。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样为了一桩政治上很棘手的案子被叫起来过。” “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康纳说道。 “也许你们最好能使真相大白。我也感到很大的压力。验尸官从旧金山给我打电话，反复交待我：‘马上就办，今天晚上就办，而且要办完。’我说：‘好吧，比尔。’接着他又说：‘蒂姆，你听我说，可不能出差错，要慢一点，多拍些照片，多做些记录，越详细越好。用两架照相机拍照。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与此案有关的人可能会倒大霉。’所以说，我就自然想知道这个案子有什么来头。”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他的电话的？”康纳问道。 “大概是10点半，或是11点。” “验尸官说了是谁打电话告诉他的了吗？” “没有。不过一般情况下只有两个人：不是警察局长，就是市长。” 蒂姆看着取出来的肝脏，把肝叶分开后放进不锈钢托盘里。助手在一旁用闪光灯照相机把各个内脏器官都拍了下来，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边。 “你发现什么没有？” “实不相瞒，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发现还是身体外部的一些现象，”蒂姆博士说，“她的颈部使用了大量化妆品，为的是掩盖一些复合挫伤。这些青紫瘢痕所留存的时间各不相同。虽然还没有这些青紫瘢痕的血红蛋白遭破坏的光谱曲线，但我仍然认为这些挫伤留存的时间各不相同，最长的是两星期前留下的，也许还要早些。是由一种经常重复的慢性颈部创伤形式所致。我们所面临的是一桩性窒息案，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她是通过窒息求得性快感？” “是的，是这样。” 凯利持的就是这种看法。这一次他对了。 “这种情况在男子中比较多见，但在女子中也有。由于这种人是在被憋得即将窒息而死的时候才能体验到那种效果，所以这种事很容易出细漏，弄出人命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在这个案子中呢？” 蒂姆耸耸肩。“这个嘛，从她身上发现的青紫瘢痕可以说明她有较长时间的性窒息综合症史。她的xx道里有精液，阴唇有擦伤，这说明她在当晚死亡之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 康纳问道：“你能肯定那些探伤是死前造成的吗？” “哦，是的。这些肯定都是死前造成的。” “你是说她被强xx了？” “不，我觉得还不到那一步。你看，那些擦伤并不严重，而且她身上其它部位也没有发现与强xx有关的伤痕。实际上，没有发现任何搏斗反抗的痕迹。” “那些擦伤是死前多长时间造成的？” “可能有一到两个小时。并不是临死之前。这可以从受伤部位的溢血和红肿情况看出来。如果受伤后立即发生死亡，那么血液的流动就会停止，红肿的范围就很有限，或者不会产生红肿。你可以看出这儿的情况，红肿还比较厉害。” “精液呢？” “样本已经送化验室了。她的其它体液也送去化验了。”他耸耸肩。“只好等着看结果了。现在，你们二位能跟我说说情况吗？在我看来，这个姑娘早晚是会倒霉的。我是说，她很轻浮，精神上受了刺激。那么……这是桩什么大案？为什么要我深更半夜起床对这个因性窒息而死的女人进行细致的解剖和做详细的记录？” 我说道：“我还真回答不了。” “得了吧。公平交易嘛，”蒂姆博士说道，“我把我知道的都和盘托出了，你们也该给我透个底嘛。” “哎呀，蒂姆，”康纳说道，“你是在寻开心啊！” “见你的鬼，”蒂姆说道，“你们两个家伙欠我的情了，说吧！” “恐怕彼得跟你说的就是实情啊，”康纳说道，“我们只知道这起杀人案发生时，日本人正在举行一场大型招待会，他们恨不能马上就使问题得到澄清。” “这不难理解，”蒂姆说道，“上一回我们这儿也兴师动众地折腾过一阵，那是因为事情涉及到日本领事。你们还记得竹岛事件吗？也许你们记不得了，因为它从来没有见过报。日本人把事情悄悄地掩盖过去了。不过反正有一名警卫被人杀了，死得很蹊跷。在两天之中他们对我们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于他们的能量我感到惊奇。罗参议员亲自出马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该如何如何去干。州长大人也打来电话。大家都打电话来，你准以为这是为了总统的儿子呢。我是说，这些人神通广大得很呢。” “当然是神通广大啰。他们用来打点的钱相当可观。”格雷厄姆正好走进来，就插了一句。 “关上门！”蒂姆说道。 “可是这一次，他们的所有影响都将无济于事，”格雷厄姆说道，“因为这一次我们抓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我们面前的是一桩谋杀案。根据到目前为止的化验结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凶手是日本人。” 第18节 隔壁的病理化验室房间很大，一根根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通亮，一排排显微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此刻已是夜阑更深，偌大的化验室里只有两个化验人员在工作。格雷厄姆得意洋洋地站在他们身边。 “你自己看。仔细检查后发现了男子的毛发，中度卷曲，横断面呈卵形，几乎可以肯定是亚洲人的。精液分析首先确定了血型，是ab型，这种血型在白色人种中较为少见，而在亚洲人中则比较常见。精液蛋白分析一种叫什么……遗传标记的来着，是呈阴性？” “乙醇脱氢酶。”那位化验员说道。 “对了，叫乙醇脱氢酶，是一种酶。日本人没有。化验的精液中也没有。此外还有迭戈遗传因子。这是一种血型蛋白。就这样。其它结果也快出来了。不过这姑娘在被那个日本人杀害之前跟他发生了被迫的性关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很显然，你发现了日本人的精液，”康纳说道，“如此而已。” “天啦，”格雷厄姆说道，“日本人的精液、日本人的毛发、日本人的血液遗传因子。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日本犯罪分子。” 他摆出了一些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谢里尔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他开始来回踱着步子。 “我知道你们两个家伙到哪儿去了，而且我知道你们那是浪费时间，”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去找录像带，可是录像带不在了，对不对？接着你们又去了她的公寓，可是有人比你们捷足先登，把那儿翻了个遍。如果罪犯是日本人，这就是你们预料之中的结果。这是明摆着的嘛。” 格雷厄拇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们那位姑娘谢里尔·奥斯汀。得克萨斯人。她轻浮、涉世不深、体型很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演员，拍过几个商业广告片。也许是日产公司的广告。这无关紧要。她跟一些人来往，与一些人有接触，是邀请名单上的常客。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对格雷厄姆说。康纳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照片。 “不管怎么说，谢里尔日子过得不错，在应邀出席中本大厦落成典礼招待会时像模像样地穿上了山本设计的黑色长裙。她是和某个人一起去招待会的，也许是跟一个朋友或是一位美发师。那人长着小胡子。也许她还认识招待会上其他一些人，也许不认识。可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有一位有权势的大人物建议她跟他一起溜出去一会儿。她同意上楼去。为什么不呢？这姑娘喜欢冒险，喜欢危险的勾当。于是她就上了楼——也许是跟那小子一起上去的，也许是分开来走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楼上会合，然后就找地方，找一个够刺激的地方。于是他们决定——也许是他决定的——就在他妈的会议室的桌上干。两人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出了麻烦。她的性伙伴不是因为有点儿太兴奋，就是有些性怪癖……把她的脖子卡得太狠了点，她就呜乎哀哉啦。我说的你明白吗？” “是的……” “这个色鬼闯下了大祸。他原想上楼跟这姑娘寻欢做爱的，可是却把她给弄死了。他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他下楼重新回到招待会上。这个好色之徒是个大人物，他把自己惹下的麻烦告诉了手下一个喽罗，说他不幸把当地一个婊子给弄死了。由于他自己脱不开身，所以他的喽罗们就去替他擦屁股。他们到楼上把现场清理了一遍，不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还拿走了录像带，接着又搜她的公寓，拿走了证据。这些都干得很漂亮，可是却需要时间。所以就得有人来和警察周旋。这时候杀出了那个巧嘴滑舌的混蛋石仓。他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半钟头。怎么样，这么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他说完之后大家都没有马上开口。我等着康纳先说。 “唔，”康纳终于开了腔，“汤姆，我对你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你对一连串事件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听起来都有道理。” “你说对了，就是有道理，”格雷厄姆自鸣得意地说，“真他妈的有道理。” 电话铃响起来。化验员问道：“哪位是康纳上尉？” 康纳走去接电话时，格雷厄姆对我说：“我跟你说吧，是日本人杀了这个小妞，我们要把他捉拿归案，要剥他的皮。剥他的皮。”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咬牙切齿？” 格雷厄姆脸色阴沉地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说你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嘿，听着，”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彼得。我谁也不恨。我干自己的工作。我可不管什么黑人、白人，还是什么日本人。” “好吧，汤姆。”此刻已是夜深人静，我不想进行争论。 “不，见鬼！你他妈认为我是种族歧视。” “我们不争论了，汤姆。” “不，见鬼。我们要争。现在就让我把话跟你讲清楚，彼得。你干的是联络官的差事，是吧？” “是啊，汤姆。” “你是怎么想到要干这份差事的？因为你酷爱日本文化？”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在跟报界打交道……” “不，不，别扯远。你是自己申请要干的，”格雷厄姆说道，“因为有一份额外的津贴，是不是？一年两三千。是一份教育津贴，是日美友好基金会结局里的。局里把这分基金作为教育津贴发给大家，让大家进一步学习日本语和日本文化。现在学得怎么样啦，彼得？” “正在学。” “经常吗？” “一星期一个晚上。” “一星期一个晚上，你如果缺了课，那份津贴少不少你的？” “分文不少。” “一点不错，分文不少。实际上即使你一次也不去上，也不会有问题。伙计，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一份贿赂。你口袋里多装了3000美元，而这钱来自那个日出之国。当然这笔钱数额并不大。谁也别想用3000美元收买你，对不对？当然收买不了。” “哎呀，汤姆……”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收买你。他们只是想影响你。他们只想让你凡事掂量掂量，对他们关照一点儿。为什么不呢？人之常情嘛。他们让你生活得比以前好了。他们给你增加了福利。你的家庭，你的小女儿，都是受益者。他们如此关照你，你为什么不应当关照关照他们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彼得？”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着火气也上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格雷厄姆说道，“因为这就是影响在起作用。你可以矢口否认，你可以说没这么回事。你可以自欺欺人，但它就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唯一能表明自己清白的就是你自身的清白。如果你与此没有瓜葛，如果你没有拿他们的钱，那么你就可以讲嘛。否则的话，伙计，就是他们给你钱，而我就要说他们要你领情。” “先等一下……” “别跟我再说什么恨不恨的事，伙计。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一场战争。有人明白这一点，但也有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就像二次大战中有些人拿了德国人的钱，为纳粹张目一样。纽约的报纸发表的社论文章和阿道夫·希特勒唱的是一个调子。有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但那些人确实那么干了。伙计，打起仗来就是这样。你小子就是个里通外国分子。” 这时候康纳回到我们站的地方。我真是求之不得。格雷厄姆正准备和我继续争下去，这时，康纳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啦，这我都懂，汤姆。根据你的见解，这姑娘被杀害之后，录像带又怎么样了呢？” “哦，见鬼，录像带都不见了，”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些录像带了。” “咳，真有意思。刚才那个电话是分局打来的。好像石仓先生在那儿。他带去了一箱子录像带，要我去看一下。” 康纳和我赶紧驱车前往局里。格雷厄姆开的是自己那辆车。我说道：“为什么你说日本人决不会碰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叔叔，”康纳说道，“二战中当了战俘，被递解到东京之后就失踪了。格雷厄姆的父亲战后曾去日本找过他的下落。寻访的结果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也许你听说过，有些美国战俘在日本被用做危险药物的试验品而横遭惨死。还有传说，说日本人把他们的肝脏拿来给自己的部下吃，如此等等。” “我没听说过。”我说道。 “我想大家都不愿再提那段往事，”康纳说道，“大家向前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格雷厄姆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说到我当联络官领取的津贴。” “你跟我说过是50美元。”康纳说道。 “比这个数要多一些。” “多多少？” “每星期天约100美元，每年5500美元，但这包括听课费、书本费、差旅费、请人晚上来照看孩子的费用以及其它的名目。” “这么说你挣5000美元一年，”康纳说，“那又怎么样？” “格雷厄姆刚才说，我受了这笔钱的影响，说日本人把我给收买了。” “唔，”康纳说道，“他们肯定是想这么干。而且他们干得还非常巧妙。” “他们曾经在你身上下过功夫？” “哦，是的。”他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说道：“我往往是来者不拒。馈赠礼品是日本人的生性爱好，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对你有好感。这和我们把上司请到家里吃饭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亲善归亲善。我们总不能在想得到晋升提拔的时候再请上司到家里来吃饭吧。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在你们的关系刚刚开始不久，还不存在任何利害得失的时候就请他来家里做客。这就是亲善的举动。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礼要送得早，因为那时候送不是贿赂，而是一种馈赠，是和你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压力。” “你认为这样没什么？”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你觉得这是腐败吗？” “你呢？”康纳看着我反问道。 我过了好一阵才说：“是的，我觉得也许是。” 他哈哈大笑起来。“唔，这倒令人欣慰了，”他说道，“否则的话，日本人在你身上的钱就白花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的慌乱，后辈。” “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我们的确是在和日本人打仗。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在最新的交锋中，石仓先生会给我们怎样的意外。” 第19节 尽管此刻已是凌晨两点钟，市区分局五楼的刑侦处接待室还是像平常一样繁忙。警探们正在讯问那些被带到局里来的妓女和浑身抽搐的瘾君子。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身穿格子运动衫的男子正冲着一名手持书写板的女警官没完没了地大吵大嚷：“我说过了，闭上臭嘴！” 穿着一身藏青色带细条子的西装的石仓与这一片乱哄哄的地方显得极不相称。他低着脑袋坐在角落里，双腿并拢，膝盖上放着一只纸板箱。 他见我们走上前去，立刻站起身来，把双手放在大腿两侧，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了一躬。他这一弯腰下去，几秒钟都没有动一下。紧接着又是一鞠躬，不过这一次他的腰一直弯着，两眼盯着地板直到康纳跟他说话时才直起身。康纳跟他讲的是日语，石仓回答时也用日语，而且态度谦和恭顺，两只眼睛一直没离开地板。 汤姆·格雷厄姆把我拽到冷水器旁。“上帝呀，”他开口说道，“就像要向我们坦白一样。” “唔，也许吧。”我应付了一句。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已经领教过石仓那副多变的嘴脸。 我看着康纳和石仓在说话。石仓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我永远也摸他不透，”格雷厄姆说道，“百万年也摸不透。永远摸不透。” “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在开玩笑吗？杀了那姑娘，然后又呆在那房间里，接着又来摆布我们，也可以算得上硬汉子了。可是你看他现在这副模样：天哪，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确实，石仓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泪水。康纳拿起纸箱，转过身，穿过房间朝我们走来。他把纸箱交给我说：“你保管一下。我去把石仓的话笔录下来。” “这么说，他坦白了？” “坦白什么？” “谋杀的事。” “见鬼，没有那回事，”康纳说道，“你怎么会想到那上头去的？” “呃，他在那儿打躬作揖……” “那只不过是赔罪，”康纳说道，“我不会把它当真的。” “他简直要哭了。”格雷厄姆说道。 “因为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好处。” “他没有坦白？” “没有。但他毕竟说他发现带子被动过了。这就意味着他在市长面前的那番表演是犯了个错误。现在我们可以指控他隐瞒证据。他的律师资格可能被取消。他的公司可能会名誉扫地。石仓现在是要倒大霉了，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所以他才表现得那么低声下气？”我问道。 “是的。在日本，如果你出了纰漏，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当局那儿去，尽量表现出你是如何深感不安，多么痛心疾首，并保证今后决不再出这类事情。这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可是当局会以为你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所谓赔罪。这是日本人求得法庭宽大处理的做法，而且被认为是求得宽大处理的最好办法。石仓正在这么做。” “你是说他在演戏？”格雷厄姆问道，目光变得很严厉。 “既是也不是。这很难解释清楚。好了，看看录像带吧。石仓说他带来了一台放像机，因为录像带的制式很特殊，他怕用我们的机子放不出来。好了，看看吧？” 我打开纸箱，看见里面有20盘小8毫米的磁带，像是盒式录像带。我还看见一个小盒子，那是一台放像机。此外还有一根可以插在电视机上的连接线。 “好了，”我说道，“我们来看看吧。” 第一盒录像带是从安装在敞开式办公室上方的那架摄像机上摄下的场景，这架机子俯视着46楼整个楼面。我们从黑白图像上看到的是忙忙碌碌的工作场面，与普通办公室的工作场面大同小异。我们用快速放完了那一段。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板上形成明亮的光斑；光斑不断移动着，最后全部消失。随着阳光不断变弱，地板上的光线也变得暗淡了。办公桌上的台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人们工作的节奏慢下来，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办公室，准备下班。我们发现办公室里的人少了之后，摄像机的运转也慢了，有一两个人从它下面走过，它才跟着动一下，其它时间它就不动了。我们终于明白，摄像机上一定带着自动聚焦、自动跟踪装置。如果在取景范围内动态的东西较多——比如几个人分别向不同方向运动，摄像机就不动；如果在取景范围内只有一个人，摄像机就会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追随拍摄。 “这种系统真神了。”格雷厄姆说道。 “对于保安用摄像机来说，这种设计有一定道理，”我说出自己的见解，“这种摄像机对楼面上一群人的兴趣远不及对一个人的兴趣。” 我们继续注视着屏幕。夜晚的照明灯光打开了。办公桌前已空无一人。这时录像上开始出现迅速的闪跳，几乎跟连续闪光差不多。 “是带子出毛病了吗？”格雷厄姆怀疑地问道，“他们做了手脚？” “不知道。嘿，等一下。不是那么回事。你看看那只挂钟。” 我们可以看见远处墙上挂着的钟，它的分针正从七点半向八点迅速匀速运动。 “是时间在流逝。”我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是拍快照吗？” 我点点头说：“大概是。当这个系统发现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之后，就每隔10到20秒跳拍一格，直到……” “嘿，那是什么？” 闪跳停止了。摄像机扫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转向右边，但镜头里仍然看不见人，只看见一张张办公桌，偶尔看见一两盏灯亮着。 “也许它们有个广角传感器，”我说道，“它似乎超出了图像自身的范围。否则就是受到人工的操纵。由警卫在某个地方进行控制，也许就在楼下那个值班室。” 摄像机转到对准电梯门不动了。电梯门都在最右边的阴影里。我们的视线被那排门上方的天花板悬垂物挡住。 “见鬼，那下面太暗。有人在哪儿吗？” “我看不清。”我答道。 摄像机在不断地自动调节焦距。 “这又是怎么回事？”格雷厄姆问道。 “好像自动聚焦有问题。也许是因为机器无法确定对准哪个目标。也许是因为那块天花板悬垂物干扰了逻辑电路。我家那台摄像机有时也这样，当它不知道要拍什么时，它的焦距也是在不断地变动。” “这么说它像是想对准某个目标。我可什么也没看见，那地方一片漆黑。” “不，你看。那儿有个人，可以隐隐约约看见一条白腿，但很模糊。” “无哪，”格雷厄姆惊呼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姑娘。站在电梯旁边。不，等一下，你看她开始动了。” 不一会儿，谢里尔·奥斯汀从那天花板悬垂物下方走了出来。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模样。 她很漂亮，而且显得很大胆。她毫无迟疑地走进办公室，动作的目的性很强，似乎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丝毫没有年轻姑娘那种局促不安、躲躲闪闪、扭扭捏捏的样子。 “天哪，她真美！”格雷厄姆赞叹道。 谢里尔·奥斯汀身材苗条而修长，金色的短发使她的个子显得更高。她身体挺得很直，慢慢地转动身子环顾着四周，好像她是这儿的主人。 “我不敢相信我们看到的一切。”格雷厄姆说道。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几小时前被人杀害的那个姑娘，我们现在又从录像上看见她，而此后不久她就遇害了。 监视器的荧光屏上，谢里尔从一张办公桌上拿起一块纸，在手上摆弄了几下，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她打开随身带的小提包，接着又将它关上，然后看了看手表。 “有点局促不安了。” “她不喜欢别人让她干等，”格雷厄姆说道，“我敢说她也没有这样等过人，至少不是像她这样的姑娘。” 她开始用手指有节奏地轻轻敲击桌面。这种节奏我似乎很熟悉。她的头还随着这种节奏不断地摆动。格雷厄姆斜眼看着荧光屏，问道：“她是在说话吗？是不是在说什么？” “好像是。”我说道。我们只看见她的嘴在动。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根据她嘴唇的运动进行唇读，于是我就注意她嘴唇的每个动作。“我咬着手指甲，摆弄着大拇指，心情好紧张，不过的确也感到很有趣。哦，亲爱的，你真让我神魂颠倒……” “老天，你说对了，”格雷厄姆说道，“你怎么知道？” “天哪，天哪，尽情欢乐的……” 谢里尔停住不唱了。她转过身去对着电梯。 “啊，来了。” 谢里尔朝电梯走去。她刚走到那块天花板悬垂物下面，就一把抱住了从电梯里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们热烈地拥抱、接吻。由于那人仍站在那块悬垂物下，我们只看见他搂抱着谢里尔的那只手臂，却看不见他的脸。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 “别着急，”我说道，“过一会儿就能看见他的尊容了。即使这台摄像机没录着，也能从其它机子上看到。不过我觉得，他和她不是第一次相见。她对他很熟悉。” “要不是真的关系好，是不会这样的。你看，这家伙真是迫不及待呀。” 那男人的双手把她的裙子往上捋，然后牢牢地搂住她的臀部。她也紧紧地贴住他。他们热烈地拥抱着，同时朝房间里移动。两人的身体慢慢地转动着。现在，我们看见的是那个男人的背影。她的裙子已经被捋至腰际。这时她伸手去摸他的下身。他们踉踉跄跄地来到一张办公桌旁边。那男的想就势把她放倒在桌上，却被她突然推开了。 “啊哈，别急嘛，”格雷厄姆说道，“这姑娘毕竟还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我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谢里尔似乎已经使他的性欲高涨，可她却改变了态度。我注意到她的情绪几乎在一瞬间里起了变化。这使我产生了疑问：她是否一直在演戏？她的热情是不是装出来的？那男人对她的情绪变化并不感到突然。她从办公桌上坐了起来，很激动的样子继续在把他推开，那模样甚至显得很气愤。他往后退了两步，不过仍然是背对着我们，所以我们看不见他的脸。他刚一后退，她的态度又变了，像开玩笑似的笑起来。只见她慢慢地下了桌子，理了理裙子，挑逗式地扭动着腰肢，同时四处看着。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耳朵以及面部侧影，同时看见他的下巴在动。他正在跟她说话。她冲着他笑，同时向前走了两步，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两人又开始亲起嘴来，两人的手都在对方身上抚摸着。他们慢悠悠地穿过办公室，朝会议室走去。 “哦，是她选的会议室？” “很难说。” “妈的，我还是看不见他的脸。” 此刻他们已接近房间的中央，摄像机几乎处于他们的头顶上方，所以我们只能看见他的头顶。 “你觉得他看上去像日本人吗？”我问道。 “妈的，谁知道呢！房间里总共有几架摄像机？” “另外还有4架。” “唔，总不能另外4架摄像机都没有拍到他的脸吧。我们要把这小子找出来。” “你看，汤姆，”我说道，“这家伙块头很大，看上去比她高得多，而她的个子已经够高的了。” “从这个角度看，谁能肯定？我除了知道他穿一身西装之外，什么也看不清。你瞧，他们又朝会议室方向移动了。” 他们接近会议室门口时，她突然开始挣扎起来。 “哦哟，”格雷厄姆说道，“她又不高兴了。真是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小妞儿，是不是？” 那男的紧紧地抱着她，她则扭来扭去，竭力想挣脱。他半拉半拽地把她向会议室里拖。到了门口，她再度扭动身体，拼命抓住门框不放。 “她那只包掉在地上了。” “也许吧。我看不清楚。” 由于会议室正对着摄像机，所以它整个儿处于镜头之内。但会议室里面太暗，只看见两个黑色的人影，他们的背后是从外侧玻璃窗里透过来的高楼大厦的点点灯光。那男的把她抱了起来放在会议桌上，让她仰面躺着。他把她的裙子往上捋的时候，她瘫软了，任其摆布。她似乎也冲动起来，身体向他贴近。这时，他的手在两人身体之间做了个很快的动作，一样东西突然飞了出去。 “是那条内裤。” 那内裤像是落到了地板上，不过也很难确定。如果是那条内裤，那也是黑色或者深色的。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内裤已经不见了。”格雷厄姆说道。他注视着监视器荧光屏。“隐匿物证，再明显不过了。”他说着搓了搓手。“伙计，你手上有没有中本公司的股票？要是我就把它卖掉，因为明天下午它就不值钱了。” 从荧光屏上看，她仍然在期待着。可是当他去摸裤子拉链时，她突然挣扎起身子猛地抽了他一个嘴巴。 “你看看，还要来点调味品。” 那男的抓住她的两只手，想去吻她，而她转过脸去不让他吻。他又把她按倒在桌上，然后压在她身上，使她动弹不得。她那两条白皙的腿不住地乱蹬乱踢。 这两个黑影到了一起接着就又分开，很难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谢里尔似乎一直想坐起身来，而那男的却不断把她按倒。她的双腿不断地踢他，身子在桌上扭动挣扎，他则用一只手按在她胸脯的上半部分不让她起来。这种场面与其说具有刺激性，不如说令人很难受。再继续往下看，连我也糊涂了。这真是她遭到了强xx？还是她在演戏？不管怎么说，她一直在胡乱踢蹬、竭力挣扎，可是她没能把他推开。也许他比她力气大，但我觉得她如果真想把他踢开，完全可以做到。有时，她的双臂似乎并没有推他，而是搂住了他的脖子。不过，确实也很难看得分明…… “哦呵，出了问题啦！” 那男人的动作突然停止了。他身子下面的谢里尔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了。她那本来搂着他肩膀的手臂慢慢滑落到桌子上，两条腿也有气无力地耷拉下来。 “就是这样吗？”格雷厄姆问道，“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我说不准。” 那男的用手拍拍她的面颊，继而又猛地把她摇晃了几下，似乎是在跟她说话。他在她身上愣了有半分钟光景，然后便从她身上下来。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桌子上，他则在她四周转来转去。他的动作迟缓，好像根本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 他朝左边看了看：那边好像有动静。他站在原地没动。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拿定了主意。他开始在会议室里四处走动，看上去是在找什么东西。他从地板上抬起一样东西。 “是内裤。” “是他把它拿走了，”格雷厄姆说道，“见鬼！” 那人又绕着谢里尔走到会议桌的另一侧，弯下腰看着她。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我看不见。” “妈的！” 那人直起身，随之走出会议室，来到敞开式办公室里。这时，他已经到了明处。我们本来是可以认出他的，可是他一直在回头看着会议室，看着那个死去的姑娘。 “嘿，朋友。”格雷厄姆冲着监视器屏幕上的那个人说道，“朝这边看，朋友。来吧，只要看一下就行。” 那人又朝办公室里走了好几步，可是却依然回头看着那死去的姑娘。接着他很快地向左边走去。 “他不去乘电梯了。”我说道。 “不去了。可是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准备上哪儿去？” “那边有楼梯，”格雷厄姆说道，“是防火用的。” “他为什么不去乘电梯，而是往那儿去？” “谁知道呢？我只想看清他的脸。只要看一眼就够了。” 这时那人已到了摄像机的最左侧，尽管他的脸没有向别处转，我们却也只能看见他的左耳和颧骨。他走得很快，等他走到房间那头天花板的悬垂物下面，我们就会看不见他了。 “哎，见鬼！从这个角度已经看不出多少名堂了。我们看看其它几盘带子吧。” “再等一下。”我说道。 那人朝一个黑暗的过道走去。那肯定是通向楼梯的过道。过道右侧的墙上挂着一面装饰性的镀金框镜子。他从这面镜子前走过，随即消失在悬垂天花板下面的阴影之中。 “看见了！” “这机子怎么停？” 我心急火燎地胡乱接著录像机上的按键，最后终于找到了停止键。我把带子倒回一点，然后再重放。 我们再次看见那人有意识地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而且步子迈得很大很快。他从镜子前走过的一刹那——只有一格画面——我们从镜子中看见了他的脸——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按下了定格键。 “哎呀！”我惊讶地轻轻喊了一声。 “是个他妈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说道，“正像我跟你说的那样。” 定格画面上的镜子里反射出的是正在大步流星向楼梯走去的凶手的那张脸。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埃迪·坂村那张表情紧张的面孔。 第20节 “这可是我的喽，”格雷厄姆说道，“这是我的案子。我要去把这小子抓来。” “那当然。”康纳说道。 “我是说我独自一人去。”格雷厄姆说道。 “那还用说，”康纳说道，“这是你办的案子，汤姆。你认为什么办法最好，就用什么办法。” 康纳把埃迪·坂村的地址写给了他。 “这倒不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帮忙，”格雷厄姆解释道，“我想亲自去解决问题。这样，我先把事情说清楚：你们二位今晚早些时候曾经跟他谈过话，可你们并没有把他抓起来，是吧？” “是的。” “好吧，别担心，”格雷厄姆说道，“我在报告里只字不提它，所以这事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格雷厄姆显得非常宽宏大量。他想到自己即将把坂村捉拿归案，不禁喜不自胜。他看了看表。“太棒了！从最初的报案电话到现在为止还不足6个小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这倒真不错。” “我们现在还没有抓住凶手呢，”慷纳说道，“我要是你，我马上就去抓他。” “我这就去。”格雷厄姆说道。 格雷厄姆朝门口走的时候，康纳喊住了他。“哦，汤姆，埃迪·坂村是个很怪的家伙，但他不使用暴力。我不大相信他身上会带枪。也许他连一支枪也没有。他离开宴会回去的时候带了个红发女郎，此刻也许正搂着她睡觉呢。我想你应该抓活的。” “嘿，干吗要你们二位操心？”格雷厄姆说道。 “只是提个建议嘛。”康纳说道。 “你真以为我会对这个小杂种开枪吗？” “你准备带两辆警车去作为接应，是吗？”康纳问道。“巡警们也许会头脑发热。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嘿，谢谢你的关照喽。”格雷厄姆说着便离开了。他人太胖，稍稍侧过身才钻进自己的车里。 我看着他开车离去，随口问道：“你为什么让他独自去干呢？” “这是他的案子嘛。”康纳耸耸肩说道。 “可是你今天晚上一直在为这个案子奔忙，为什么现在撒手啦？” “让格雷厄姆去立一功吧，”康纳说道，“说到底，这种事与你我有什么相干？我是个休长假的警察，而你不过是个腐败的联络官。”他指著录像带说：“你开车送我回去之前，是不是把那段录像放给我看一下？” “好的。”我把录像带倒了回去。 “我想我们不妨来它一杯咖啡。”康纳说道，“在技侦处，他们的咖啡煮得不错。至少以前是这样。” “你是想让我去弄咖啡，你在这儿看录像，是吗？”我问。 “这就太好了，后辈。”康纳说道。 “行啊。”我给他按下放像键后，转身准备离开。 “哦，后辈，你去弄咖啡的时候，顺便问一下值班警官，局里有哪些电视录像设备。因为这些带子都得复制下来。我们也许需要翻拍某些画面。要是局里说我们是在攻击日本人，尤其是在逮捕坂村之后，那就用得着了。到时候我们也许有必要公布一张照片，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话说得很在理。“好的，我去问一下。” “我的咖啡不要加奶，只要一块方糖。”说完，他转过身去，看着监视器屏幕。 技侦处位于帕克中心大厦的地下室里。我到那儿的时候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大多数部门都没有人了。这儿的人大多是7点至5点的长白班。当然夜间他们也派人前往犯罪现场采集证据，不过当晚他们先把这些证据锁在分局或处里的柜子里，第二天上午再开始检验。 我走到印迹科隔壁那间有煮咖啡机的小屋里，只见墙上贴了许多标语：“你洗过手没有？说的就是你！不要给你的同事造成危害！要洗手！”这是因为技侦处，尤其是从事犯罪侦查学的人，常常使用一些有毒化学物质。从前，这里随处可以见到水银、砷、铬之类的东西；有时，一些警官就是因为使用他人触摸过的杯子喝咖啡而出现中毒反应。 当然他们现在小心得多了。我弄了两杯咖啡，然后来到夜间值班室。值班员杰基·莱文这时正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杂志。她块头很大，穿了条紧身裤，戴着一只橙红色假发套。尽管她这副模样很怪，可她却是局里公认的一流印迹取样员。我见她正在翻阅一本《现代新娘》杂志，便打趣地说道：“杰基，还想当一回新娘子吗？” “嗨，哪儿的话呀。是我女儿要结婚。”她答道。 “和谁结婚？” “我们还是谈点令人舒心的事吧，”她说道，“有一杯咖啡是给我的吗？” “恐怕不是，”我说道，“不过我想问一下，这儿谁负责录像证据方面的事？” “什么录像证据？” “比如说，从监视摄像机上录下来的东西，谁能进行分析、翻录、拍照之类的事？” “哟，我们倒没怎么干过这类事，”杰基说道，“这种事以前是由电子侦察科负责，不过他们好像已经不干了。现在，录像的事不是由瓦利大厦那边管就是由梅德拉大厦管。”她挪到办公桌前面，翻动着一本电话号码簿。“如果愿意，你可以打电话找梅德拉的比尔·哈瑞尔森。不过，如果是很特别的事，我想我们就送交喷气推进器实验室或南加州大学的高级影像实验室。你是要这两处的电话号码还是想找哈瑞尔森？” 听她说话的口气，我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我还是把那两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吧。” “是啊，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记下电话号码后便离开了技侦处。康纳已经看完了录像，正在反复推敲着坂村的脸反射在镜子里的那一段。 “怎么样？”我问道。 “是埃迪，错不了。”他的语气平和，几乎有些冷漠。他接过咖啡呷了一口。“真难喝！” “是啊，我知道。” “以前的比这好喝。”他把杯子放在一旁，关掉录像机，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好啦，我觉得今天晚上干得不错。我们去睡一会儿觉，你看怎么样？明天早上我还要到日落山去参加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呢。” “行。”我表示同意。我把录像带放回纸箱后，把录像机也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这些带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把它们放到处里的柜子里去。” “这些都是原始录像带，我们还没有复制呢。” “这我知道。我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进行复制。” “我想说的正是这点。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带回去呢？” “带回去？”局里曾三令五申，禁止把证据带回家。这样一来，少说也是违反规定。 他耸耸肩说：“我是不会把它们随便乱放的，带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明天上午你亲自安排复制。” 我把纸箱夹在手臂下面。“你觉得局里的人不会……？” “当然不会，”康纳说道，“这些证据至关重要。我们不想让别人趁我们睡觉的时候，带上一块强磁铁从柜子旁边走过去，不是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把录像带拿在身边。我们走到外面，看见石仓依然心情沉重地坐在那里。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康纳用日语跟他很快地说了几句话。石仓立即站起身，鞠了个躬便匆匆离去。 “他当真那么害怕吗？” “是的。”康纳说道。 石仓在我们前面不远处，低着头很快地沿大厅走去。他的样子活像只受惊的老鼠，被吓得魂不附体。 “那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道。“他在这一带住了这么久，完全了解我们对他这种隐匿证据的指控不会太严重。而且，我们无法对中本公司提出什么指控。” “问题并不在这里，”康纳说道，“他担心的不是法律责任方面的问题，而是担心要出丑闻。在日本，这种事就会成为丑闻。” 我们拐过弯，站着等电梯。石仓也在那儿等着。一时里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第一部电梯到了，石仓往旁边一让，请我们先上。电梯门关上时，他正站在那儿朝我们鞠躬。接着，电梯开始向下运行。 “在日本，他和他的公司可能因为这种事而彻底完蛋。”康纳说道。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本，靠丑闻改变强弱座次或是用丑闻击败强劲对手都是屡见不鲜的。这是他们那儿一种常见的惯用伎俩。你找出对手的一桩丑闻，把它透露给新闻界或是政府有关部门。这个丑闻一旦张扬出去，有关的人或有关组织就会身败名裂。有一首相就是因为里库利特受贿事件而倒台的。两年前，通用电气公司就是被日本人用丑闻整了一下。” “他们整了通用电气公司？” “是利用横川丑闻。听说过没有？没有？唔，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两年前，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医院用扫描设备在医疗器械市场独占鳌头。通用电气公司在日本成立了横川医疗器械公司，负责在日本的销售业务。通用电气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采用了日本人的做法：为了占领市场，他们把生产成本降得比竞争对手低；同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维修，还给顾客以优惠——向可能的买主提供飞机票和旅行支票。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是行贿，但在日本这是正常的生产手段。横川公司迅速压倒了像东芝这样的日本公司，领导了市场。这下惹恼了许多日本公司，它们纷纷抱怨，说横川公司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有一天，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突然搜查横川公司办公楼，发现了贿赂的证据。横川公司的几名雇员因此而遭逮捕。这一丑闻使该公司名誉扫地。当然，它并没有对通用电气公司在日本的销售业务产生很大影响。其它日本公司行贿的做法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不知为什么，每次抓住的往往都不是日本公司。这种事着实令人费解。” “这种事果真有那么厉害吗？”我问道。 “日本人有时候确实很厉害，”康纳说道，“他们常说‘商场即战场’，而且他们的确也是这么看的。你知道，虽然日本人总是说他们的市场对我们是开放的，其实不然。在过去，如果一个日本人购买了一辆美国生产的汽车，政府有关部门就要对他的财务进行检查。所以，很快就没有人再买美国汽车了。官员们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耸肩：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的市场大门是敞开的，但如果没有人想买美国汽车，他们也爱莫能助。他们还设下层层关卡。每一辆进口汽车在港口都必须逐一接受商品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废气排放规定。外国生产的药品只允许在日本人身上进行试验性临床应用。连外国生产的雪橇也一度不准进口，据说是因为日本的雪比欧美的雪要潮湿。他们就是这样刁难其它国家的。所以，这一次，他们担心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不足为奇了。” “这么说，石仓是担心会出丑闻？而这在日本就可以算一桩丑闻？” “是的，他担心中本公司会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很可能他们明天在洛杉矶照样做生意。” 我用车把康纳送回公寓。他下汽车的时候，我对他说：“唔，真有意思，上尉。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帮我，太感谢了。” “不必客气，”康纳说，“用得着我的时候，尽管来电话。” “但愿你明天那场高尔夫球赛不要开始得太早。” “不瞒你说，明天上午7点就开始了。不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睡觉已经不多了。我会到日落山去打球的。” “是日本人修建的球场吗？”日本人最近买下了日落山乡村俱乐部。这事在洛杉矶地区引起强烈不满。西洛杉矶高尔夫球场是1990年日本人花高价买下的：两亿美元！当时买下球场的日本人说，他们对球场的一切都维持现状，不做变化。可是，他们现在采取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使俱乐部里美国人的数量逐步减了下来：只要有美国人退出，他们的成员资格就由日本人来接替。日落山高尔夫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在东京要花100万美元才能买到，而且还是一桩很俏的买卖，因为要求加入的人太多。 “呃，我要和日本人打球。”康纳说道。 “常打吗？” “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喜欢打高尔夫。我争取一星期去打两次。有时可以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晚安，后辈。” “晚安，上尉。” 随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我刚拐上圣莫尼卡公路，车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市分局的接线生说道：“中尉，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要求特勤处派人去，是现场的警官要求派联络官去帮忙。” 我叹了口气说：“好吧。”她把巡逻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嘿，朋友！” 接电话的是格雷厄姆。“你好啊，汤姆！”我说道。 “就你一个人吗？” “是的，准备打道回府了。什么事？” “我想也许在逮捕他的时候应当有负责日本事务的联络官在场。”格雷厄姆说道。 “我原来以为你是想单独去干呢。” “是啊，不过，也许你可以过来助我一臂之力。这样做并不违反什么规定。” “是想推脱一些责任吗？” “哎呀，你是帮忙还是不帮？” “当然帮了，汤姆。我马上就到。” “我们等你。” 第21节 埃迪·坂村居住的那幢小房子坐落在101号公路那边、好莱坞山上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上。2点45分左右，我的车进入一段弯道后，我看见有两辆关了车灯的警车以及格雷厄姆那辆车停放在街道的一侧。格雷厄姆正站在那儿和巡警们一起抽烟。我把车向后倒了十多米，找个地方把车停下，然后朝他们走去。 抬眼望去，我们发现埃迪的房子下面是个车库，跟路面高度一致。这是一幢40年代建造的双卧室白色水泥房，屋里亮着灯，还传出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声。格雷厄姆说道：“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家，还有几个女人在里面。” “你准备怎样处理？”我问道。 “我们让他们几个都守在这儿，”格雷厄姆说道，“我告诉他们不要开枪，你不必担心。你跟我一起上去逮捕他。” 从车库到房子有一道比较陡的楼梯。 “行啊。你从前门走，我去堵后门，好吗？” “见鬼，没必要了，”格雷厄姆说道，“伙计，我要你跟我一起去。他不是不会使用暴力的吗？” 我看见一扇窗户里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而且似乎没穿衣服。“不会的。”我答道。 “那好，我们就动手吧。” 我们一前一后开始爬那道楼梯。这时我们听见弗兰克·西纳特拉正在唱《我的路》。我们还听见女人的笑声，而且似乎不止一个。“妈的，但愿他们是正在一起吸毒。” 我想能有这种事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们到了楼梯最上面几级，都猫下腰，以免被屋里的人从窗户里看见。 那扇大门是西班牙式的，又重又厚。格雷厄姆停住脚步。我朝房子的后面走了几步，看见游泳池四周有绿色的灯光。这房子也许有个后门通向游泳池。我想看一看这道门在哪儿。 这时格雷厄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折回身，他轻轻地转动着门把手。门没有锁。他掏出左轮枪，然后给我丢了个眼色。我也掏出了枪。 他停下来，伸出三个手指。一、二、三！ 格雷厄姆一脚把门踢开，猫着腰冲进屋里，高喊道：“不许动，我们是警察！都不许动！”我还没走进起居室，就听见了女人尖叫的声音。 起居室里，两个浑身赤条条的女人吓得一边乱跑，一边尖声怪气地高喊：“埃迪！埃迪！”埃迪不在里面。格雷厄姆高声吼道：“他在哪儿？埃迪·坂村呢？”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从长沙发上抓起一个垫子遮住身子，同时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混蛋！”说着把垫子向格雷厄姆砸来。那个金头发的尖叫着跑进卧室。我们跟了进去。那红头发又朝我们扔来个沙发垫。 那金头发的在卧室里摔了一跤，疼得哇哇直叫。格雷厄姆弯下身子用枪比划着。“别开枪！”她哭喊着说，“我没干什么坏事！” 格雷厄姆抓住她的脚踝。这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郎在地上挣扎扭动，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埃迪在哪儿？”格雷厄姆厉声问道，“他在哪儿？” “在开会！”那女人尖声怪叫道。 “在哪儿？” “在开会！”她在地上乱扭着，并趁势用另一条腿朝格雷厄姆的裤裆猛地踢了一下。 “哎哟，妈呀！”格雷厄姆一声大喊，那只抓住她脚脖子的手也松开了。他咳喘着，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转身回到起居室。那红头发女人已穿上了高跟鞋，但身上仍然一丝不挂。 “他在哪儿？”我问道。 “你们这些狗东西，”她恶狠狠地说道，“你们这些狗杂种！” 我从她身边走过，走到房间那头的一道门前面。门是锁着的。那红头发冲上前来，用拳头在我背上猛捣。“别去碰他！别去碰他！”尽管她在我背上乱捶乱打，我还是想把那道锁着的门打开，因为我觉得我听见门的那边有说话声。 这时格雷厄姆跑过来，用魁梧的身体朝着门猛撞。门板碎断了好几块，门也给撞开了。我看出这是间厨房，游泳池的绿色灯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房间里空无一人，后门是开着的。 “妈的！” 这时那红头发从背后跳起来抱住我，用腿盘住我的腰，一边拽我的头发，一边不干不净地乱骂。我转动身子想把她甩下来。在一片混乱中，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怪念头：小心点儿，别伤着她，因为一个漂亮姑娘要是有个闪失，把胳膊或肋骨摔断了就太惨了。尽管这时候是她在猛拽我的头发，到头来还是会怪警察行为粗暴。她用嘴咬我的耳朵。我感到一阵疼痛，后背猛地撞在墙上。我听见她哼了两声就没有声音了。她松开了我。 我看见窗外有个黑影朝楼梯跑去。格雷厄姆也看见了。 “妈的！”他骂了一声，赶紧往外跑。我也跟着向外跑，可是却重重地摔了一跤，肯定是给那红头发绊的。我爬起来的时候，听见警车的警笛响起，马达也发动起来。 我跑到外面，顺着楼梯飞快地往下跑。我前面大约10米是格雷厄姆。这时埃迪已把车从车库里倒了出来，快速挂上挡，呼啸着冲到了街上。 两辆警车立即跟了上去。格雷厄姆向自己的车跑去。他的车发动起来去追埃迪时，我还在朝我那辆停在路那边的汽车跑去。他的车从我身边驶过，我看见他的脸色难看，怒气冲冲。 我钻进自己的车里，把车发动起来，跟了上去。 在山里行车，要想开快车，就顾不上用电话联系了。我甚至想也没有想。我估计自己离格雷厄姆有半公里，而他又落在那两辆警车后面有一段距离。可车到山脚时，我看见头顶上101号公路上的警车灯光沿公路向南而去。我只好把车倒回一段距离，从马尔霍兰道口拐上高速公路，加入了向南行驶的车流。 当车流速度减慢时，我把警车灯放在车顶上，同时把车子开上右手专供修理故障所用的车道。 那辆法拉利赛车是在以每小160公里的高速行驶时撞到钢筋混凝土围栏上的。我大约30秒钟后赶到了出事现场。我想它的油箱是因剧烈的碰撞而爆炸起火的。现场火光冲天，火苗蹿得足有15米高，仿佛要把山上的树木烧着似的。汽车四周灼热烤人，使人无法接近它那变了形的残骸。 第一辆消防车和三辆警车赶到了出事现场。四周是一片警车的警笛声和车顶警灯的闪光。 我把车向后倒，给这些车让路，然后下车走到格雷厄姆面前。这时消防队员已开始向着火的汽车喷射泡沫灭火剂。 “他妈的，”格雷厄姆一边抽烟一边骂道，“真是糟透了！” “那些接应巡警为什么见他进了车库而不拦住他呢？” “因为我交代他们不要向他开枪，”格雷厄姆说道，“我们不在场，那家伙把车开跑的时候他们还举棋不定，不知怎么办呢。”他摇了摇头。“这种事写进报告里可真丢人啦。” “不过，没有向他开枪射击也许倒是一桩好事。”我说道。 “也许吧。”他说着，掐灭了香烟。 这时消防人员已将火扑灭。那辆法拉利车现在成了一个冒烟的空壳，而且已经撞得变了形。空气中一股刺鼻的气味。 “好啦，”格雷厄姆说道，“现在再呆在这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要回到那幢房子去，看看那些女人还在不在那儿。” “还要我为你干点什么吗？” “不用了。你也可以走啦。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见鬼，下面就得写报告啦。”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对这件事看法一致吗？对于所发生的一切？” “见鬼，那还用说。”我说道。 “在我看来，不可能采用其它办法。”格雷厄姆说道。 “是不可能，”我说道，“这种事的发生也是防不胜防的。” “好啦，伙计，明儿见。” “晚安，汤姆！” 我们各自上了汽车。 我开车回家去。 第22节 此刻已是凌晨3点45分。睡在长沙发上的阿森尼奥太太鼾声如雷。我从她身边蹑手蹑脚走过，到女儿的房里看了看。米歇尔躺在有护栏的小床上，身上盖的毯子被蹬到了一边，两只手臂放在头顶上，脚伸在护栏格子里。我替她把毯子掖了掖，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电视机到现在还开着。我顺手把它关掉，然后把领带从脖子上拽下，坐在床边上开始脱鞋。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我脱掉外套和裤子，把它们扔在电视机上，然后就躺下了。等躺下之后才想起要脱衬衣，因为它不仅湿透了，而且还脏兮兮的。我合上眼，头往枕头上一歪。过了不一会儿，我就感到一阵烦躁不安，觉得有个东西在扯我的眼皮，耳边还听见啾啾的声音。我一下子吓得要命，以为是小鸟要啄我的眼睛。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睁开眼睛，爸爸！睁开眼睛！”我听出是女儿的声音。她正在用小手扒我的眼皮。 “唔……”我咕哝了一声，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了一道白光，可是接着便翻过身，把脸埋在枕头里了。 “爸爸！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嘛，爸爸！” 我说道：“爸爸昨天夜里出去了，现在累得很。” 她不听我的解释。“爸爸！睁开眼睛嘛！你睁开眼睛嘛，爸爸！” 我知道她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说这句话，除非我发脾气或者睁开眼睛，她才会停止。我翻过身来，咳了一声说：“爸爸累死了，谢尔，你去看看阿森尼奥太太在干什么。” “爸爸！你睁开眼睛！” “你不能让爸爸多睡一会儿吗？爸爸今天早上想睡个懒觉。”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爸爸，你睁开眼睛看看！” 我睁开了眼睛。女儿没有说错。 已经是早上了。 我的天啦！ 第23节 “吃你的薄煎饼。” “我不想吃了。” “就再吃一口吧，谢利。”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泻入屋内。我打了一个哈欠。眼下是清晨7点。 “今天妈咪来吗？” “别打岔。来吧，谢利。再吃一口，好吗？” 我们坐在厨房角落里谢利的那张儿童餐桌旁。有时候，她不愿在大餐桌上就餐，我就设法让她在这张小餐桌上吃。可是今天我的运气不佳。米歇尔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妈咪来吗？” “我想会来的。我也说不准。”我不想使她失望。“我们等着瞧吧。” “妈咪又要出城吗？” 我回答道：“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对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出城”是指什么，在她脑海里会形成什么印象， “她和里克叔叔一块儿去吗？” 谁是里克叔叔？我把调羹举到她嘴跟前。“我不清楚，谢尔。来吧，张开嘴，再吃一口。” “他有一辆新车。”米歇尔说道，一面郑重其事地点着头。她在告诉我重要的消息时，总是做出这副样子来。 “真的？” “嘿。黑色的。” “哦。什么牌子？” “塞迪斯。” “塞滋？” “不对，是塞迪斯。” “你是说梅塞迪斯牌？” “嘿，黑色的。” “那不错。” “妈咪什么时候来？” “再吃一口，谢尔。” 她张开了嘴，我把叉子伸了过去，刚送到她跟前，她却把头一扭，撅起小嘴巴。“我不吃，爸爸。” “好吧，”我说道，“算啦。” “我不饿，爸爸。” “我看得出来。” 阿森尼奥太太回家之前正在收抬厨房，我的女管家伊莱恩要再过15分钟才能来把米歇尔带走。我还得给她穿好衣服。我刚把她吃剩的薄煎饼放到洗涤槽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打电话来的是市长的新闻助理埃伦·法利。 “你在看吗？” “看什么？” “新闻，七频道。他们正在报道撞车事件。” “是吗？” “给我来电话。”她说。 我走进卧室，打开电视机。播音员正在播音：“……据报道，在好莱坞向南的公路上展开了一场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追捕。当嫌疑犯驾着他的法拉利赛车窜上离好莱坞凹地不远的瓦因街立交桥时，这场追捕宣告结束。据目击者说，赛车以每小时100英里以上的速度撞在钢筋水泥围栏上，当场起火。消防车被叫到现场，但车内无人幸存，驾驶员被烧得面目全非，连眼镜也烧化了。负责这场追捕的警探托马斯·格雷厄姆说，该车驾驶员叫爱德华·坂村，与本地闹市区的一起妇女谋杀案有牵连，因而遭到警方通缉。但是今天，坂村先生的朋友们对这项指控表示怀疑。他们声称，警方的强制手段使被怀疑对象吓破了胆，导致了他的逃跑。有人抱怨，这起事件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眼下尚不清楚警方当时是否打算指控坂村先生犯有谋杀罪。有关人士指出，这是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发生在101号公路上的第三起高速公路追捕事件。自今年一月份一名康普顿的妇女在高速公路的追捕中死去后，人们对警方在这些追捕中的判断力提出了疑问。目前，我们无法对格雷厄姆警探和他的助手彼得·史密斯中尉进行采访，我们将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了解警察局是否将对这两名警官给予纪律处分或暂时停止他们的职务。” 活见鬼！ “爸爸……” “等一下，谢尔。”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那辆扭曲冒烟的汽车残骸，正被从公路的边上吊起来，放到一辆平板货车上。水泥围栏与汽车相撞处留下了一片黑色的痕迹。 接着，镜头又回到演播室，那位女播音员对着摄像机说道：“有消息说，国家广播公司已经获悉，昨晚早些时候，两名警官曾为此案找过坂村先生，但当时并没有逮捕他。约翰·康纳上尉和史密斯中尉也许会受到局本部的纪律审查，了解他们有否违反执行任务程序的行为。不管怎么说，101号公路南去的道路已经不再堵塞，这总算是个好消息。现在由鲍勃继续报告新闻。” 我呆呆地望着电视机。纪律审查？ 电话铃响了，又是埃伦·法利打来的。“你都看了吗？” “我都看了。我无法相信。这是怎么回事，埃伦？” “如果你是在问这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没有一条来自市长办公室。不过日本人对格雷厄姆一直很反感，他们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分子。看来他的作为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 “我当时也在那儿。格雷厄姆的做法没有错。” “是啊，我知道你在那儿，彼得。坦率地说，这很不幸。我不希望看到你也被抹一脸灰。” “格雷厄姆的所作所为没有错。”我又说了一句。 “你在听我说话吗，彼得？” “那么停职和纪律检查又是怎么回事？” “我也刚听说，”埃伦说道，“不过那是内部事务。你们自己局里干的。顺便问一句，这是真的吗？你和康纳昨天夜里见过坂村吗？” “是的。” “你们没有抓他？” “没有。我们和他谈话时，还没有可以抓他的理由。后来，我们有理由了。” 埃伦问道：“你真的认为他杀了人？” “我知道他杀了人。录像带上全都有。” “录像带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可是当真的。我们从中本大厦保安部的录像上看到了这场谋杀。” 埃伦沉默了一阵子。我说道：“埃伦？” “听着，”埃伦说道，“报告里别提这事，好吗？” “当然。” “我不知道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彼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姑娘是谁？” “我对此很抱歉。我有许多顾忌。” “埃伦。”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说道：“这姑娘交际很广。她认识好多人。” “她认识市长吗？” 埃伦保持沉默。 “她跟市长熟到什么程度？” “听着，”埃伦说道，“我要说的就是，她是个漂亮妞儿，在城里有许多熟人。我个人认为她脑袋瓜有毛病，但是她长相出众，对男人有魅力。你看到了就相信了。现在这事涉及的人太多。你看今天的《时报》了吗？” “没有。” “你看一下吧。要是你问我，这几天如何才能不出差错，那么请你无论干什么，都要按章办事，不越雷池一步。还要防备有人对你放暗箭。行吗？” “好吧。谢谢，埃伦。” “用不着谢我。我没给你打过电话。”接着她的语气变得温柔了。“好好保重，彼得。” 我听到了电话拨号音。 “爸爸？” “稍等一下，谢尔。” “我能看动画片吗？” “当然可以，小心肝。” 我给她拨好有卡通节目的频道，然后进了起居室。我打开了前门，从门垫上拣起一份《时报》，花了好一会儿才在城市新闻栏的最后一页上看到这段报道： 警方被指控推行种族歧视 致使日本人的盛宴蒙上阴影 我匆匆地浏览了报道的第一段。中本公司的日方管理人员抱怨警方的行为“冷漠无情，麻木不仁”。他们说，这种行为使得他们在新摩天大楼里举行的名流云集、群星灿烂的大楼落成典礼大煞风景。至少有一名中本公司的管理人员明确指出，警方的举动带有“种族歧视的动机”。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如果他们的调查中没有牵涉到一家日本公司，警察局是不会用这种方式行事的。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警方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官方对待日本人态度上的双重标准。”中本公司董事长小仓广先生出席了大楼落成典礼，因此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等著名人士也被吸引到会，但目前人们无法与小仓广先生接触，以听取他对这个事件的意见。发言人说：“警方的敌视态度竟然妨碍宴会的正常进行，为此小仓广先生感到十分不安。他对这个令人不快的事件深表遗憾。”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托马斯市长曾派市府工作人员与警方交涉，但收效甚微。当时在场的还有专门负责与日方联络的联络官彼得·史密斯中尉，他的职责是妥善处理敏感的种族问题，然而警方的态度并未因此有所收敛。 都是诸如此类的话。 你得捺着性子读完4大段文字后才知道发生了一桩谋杀案。这个特别的情节在文中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我又回过头来看标题。消息发自市府新闻处，这就是说文章并非个人撰文。 我浑身冒火，决定给我在《时报》的老关系肯尼·舒比克去电话。肯尼是城市新闻部的首席记者。他是这张报纸的元老，里里外外发生的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眼下才是早上8点，我往他家里挂电话。 “是肯吗？我是彼得·史密斯。” “哦，你好，”他回答道，“很高兴你收到了我的口信。” 我从电话里可以听到一个十来岁女孩的声音：“哦，得啦，爸爸。我为什么不能去？” 肯尼说道：“詹尼弗，先让我接个电话。” “什么口信？”我问道。 肯回答道：“我昨天夜里给你去过电话，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立即知道，他显然是在冒充内部新闻。但是，你是不是了解，这件事后面有什么背景？” “什么事情后面？”我问道。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很抱歉，肯，我不知道你带的口信。” “真的吗？”他说道，“昨天晚上大约11点半左右我给你打过电话。市区分局的调度员说，你出去执行任务了，但是你车上有电话。我对她说，事关重大。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往我家里打电话。因为我确信，你想知道这事。” 电话里又传来了那个女孩的声音：“爸爸，快呀，我得决定穿什么衣服才好。” “詹尼弗，见鬼，”肯尼说道，“别闹了。”然后他又对我说道：“你有个女儿，是吗？” “不错，”我回答说，“但她才两岁。” “等一下，”肯说道，“喂，彼得，你当真没有收到我的口信？” “没有哇，”我说道，“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儿：今天《时报》上的那篇文章。” “什么文章？” “第八版上讲中本公司的那篇。就是一开头就说‘警方冷漠无情、麻木不仁’的那篇。” “天哪，我想我们昨天并没有发过关于中本公司的消息。我知道，乔迪负责写晚会报道，但是要到明天才会见报。你知道，日本人在拉拢知名人士。杰夫昨天在城市新闻栏没有专题报道。” 杰夫是城市新闻部的编辑。我说道：“今天的《时报》上有一篇关于谋杀的文章。” “什么谋杀？”他问道，那声音听起来异乎寻常。 “昨天夜里中本大厦里面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大约在8点30分左右，一名晚会的客人被杀。” 肯沉默了一会儿。他在把几件事情串在一起。最后他问道：“你介入了吗？” “我作为日本事务联络官被召到现场。” “嗯，”肯说道，“听着，让我到办公室去瞧瞧，看能了解些什么情况。一小时后再谈，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就能直接给你去电话。” “行。” 肯清了一下嗓子。“喂，彼得，”他说道，“我们私下里说一下，你有没有遇到麻烦？” “你指什么样的麻烦？” “比如道德问题，或者银行账户问题，或是隐瞒收入问题……总之，作为你的朋友，我该知道的事情。” “没有。” “我不需要了解细节。不过，倘若有什么不太对头的地方…… “真的没有，肯。” “当然喽，要是我得为你辩护的话，我也不想发现，我已经陷入了泥坑。” “肯，是怎么回事呀？” “眼下，我不想跟你细讲。不过，我想顺便说上一句，有人正在想方设法暗算你。”肯说道。 那女孩的声音又从电话机里传来。“爸爸，这太讨厌了。” “唔，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彼得？” “是的，”我说，“我听见了。” “一小时后给我来电话。”肯说道。 “你真够朋友，”我说道，“有情后补。” “这倒不假。”肯回答道。 他挂上了电话。 我环视着屋内。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早晨的阳光依然泻入屋子，米歇尔正坐在她喜爱的那张椅子上，一面看电视，一面吮着大拇指。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切都似乎变了样，使我产生了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世界就像发生了倾斜。 但是，我有许多事要做。时间也已经不早；我得在伊莱恩来把米歇尔领走前替她穿好衣服。我要米歇尔穿衣服，她却哭了起来。我关掉了电视机，于是她便躺倒在地板上，蹬着两条小腿，放声大哭。“我不，爸爸！看动画片，爸爸！” 我把她从地上拖起来，用胳膊夹住，带到卧室里给她穿衣服。她使劲地尖叫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调度员。 “早上好，中尉。有人要我告诉你一件事，不过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我来拿支铅笔。”我说道。我放下了米歇尔，她哭得更伤心了。“你能自己挑一双你今天想穿的鞋吗？” “听上去好像你家里碰上了难办的事。”调度员说道。 “她不想穿好衣服去上学。” 米歇尔在使劲儿拽我的腿。“不，爸爸。我不去上学，爸爸。” “一定得上学。”我语气肯定地说道。她号啕大哭。“你讲吧。”我对调度员说道。 “好吧，昨天夜里11点4分，《洛杉矶时报》有一个名叫肯·苏鲍蒂克或是肯·苏鲍特尼克的人给你来过电话。他要我给你打电话，捎个口信给你。他说：‘韦塞尔正在调查你。’他说你会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你可以往他家里去电话。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我有。” “好吧。今天早上1点42分，有个叫埃迪·坂村的人给你来过电话。他说事情十分紧迫，请你给他往家里打电话，号码为55518434。是关于失踪的录像带一事。明白了吗？” 见鬼！ 我问道：“那个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凌晨1点42分，那电话转到县电话总局去了，我想，他们的交换台当时也许找不到你。你是在陈尸所还是在干什么？” “是的。” “很抱歉，中尉，不过，一旦你离开车子，就不得不通过中间人与你联络了。” “是啊，还有什么？” “早上6点43分，康纳上尉留下一个bp机号码，要你给他去电话。他说，他今天早上在打高尔夫球。” “好吧。” “还有，7点10分，罗伯特·伍德森给我们来过电话。他是莫顿参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莫顿参议员希望今天下午一点钟在洛杉矶乡间俱乐部和你们见面。他要你们回个电话确认一下，今天下午肯定会去见参议员。我一直在设法跟你联系，可是你的电话忙得很。你给参议员去电话吗？” 我告诉她我会给参议员打电话的。我请调度员替我传呼一下高尔夫球场的康纳，并要他给我往汽车上回电话。 我听到前门打开了。伊莱恩进了屋子。“早上好。”她招呼道。 “恐怕谢利还没有穿好衣服呢。” “没关系，”她说道，“我来给她穿吧。戴维斯太太什么时候来接她走？” “我们在等她的电话。” 伊莱恩过去也曾多次帮助我料理这些日常琐事。“来吧，米歇尔，我们来挑你今天穿的衣服。该准备上学了。” 我看了一下手表，正打算再斟一杯咖啡，电话铃又响了。“请彼得·史密斯中尉接电话。” 这是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 “你好，吉姆。” “早上好，彼得。”他的口气很友好。不过，吉姆·奥尔森没有要紧事儿，早上10点钟之前是决不会给任何人打电话的。奥尔森说道：“看来，我们不小心踩了响尾蛇的尾巴。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我看了。” “看了清晨新闻？” “看了一点。” “局长接二连三地给我打电话，要我控制危害涉及面。打算在向他提出建议之前，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行吗？” “行。” “我刚给汤姆·格雷厄姆挂过电话。他承认昨天晚上糟透了。一个个都丢人现眼。” “恐怕是这样。” “两个赤身裸体的下流女人缠住了两个身强力壮的警官，放跑了那名嫌疑犯，是这样的吗？” 这件事经他一说，显得十分荒唐可笑。“你要是在那儿就好了，吉姆。” “唔，”他说道，“这样吧，事到如今，总算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一直在核实你们有没有按规定的追捕程序行动。很明显，毫无违章行为。我们有计算机的记录，还有录音材料，一切都严格按章办事。谢天谢地。甚至没有人骂娘。要是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可以向新闻媒介公布那些录音。所以，他们奈何我们不得。不过很可惜，坂村死了。” “是的。” “格雷厄姆回过身去带那些姑娘，但屋子里早就不见人影了。那些姑娘跑掉啦。” “原来如此。” “你们急急忙忙的，没人问她们姓名吗？” “恐怕没人问过她们。” “那就是说，那屋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见证人。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受到责备。” “嗯。” “他们从汽车残骸里把坂村烧剩下的尸体铲下来送到了陈尸所。格雷厄姆告诉我，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已经了结。我猜想，有录像带表明，是坂村杀了那姑娘。格雷厄姆说，他已准备把他的579号结案报告归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案子已经了结？” “我认为是这样，长官。确实如此。” “那么，我们可以堵住那些混蛋的嘴了，”局长助理说道，“日本人认为中本大厦调查是挑衅行为，是故意惹他们发火。他们不希望这场调查再毫无必要地拖延下去。因此，要是我们能到此完事，就大有裨益。” “我不反对，”我回答道，“那就结束吧。” “唔，那就好，彼得，”局长助理说道，“我来跟局长说，看看能否不给任何处分。” “谢谢，吉姆。” “别犯愁。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处分问题。只要我们有表明坂村作案的录像带就行。” “是的，我们有。” “说到那些录像带，”他说道，“我让马蒂在放证据的保险柜里找了一下。他好像没能找到带子。”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回答道：“是的，在我这儿。” “你昨天夜里没把带子放在保险柜里？” “没放。我打算复制一份。” 吉姆咳嗽了几下。“彼得，这事要是你按规定程序办就好了。” “我打算复制一份。” “我告诉你怎么办，”吉姆说道，“复制一份，然后在10点钟把原始带拿到我这儿来。行吗？” “行。” “把东西从放证据的保险箱里取出就需要那么长时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说，他会帮我打马虎眼。“谢谢你，吉姆。” “别谢我，因为我什么也没干过，”他说道，“就我所知，一切按章办事。” “对。” “不过，我们俩私下里说：立即把这件事办妥。我还能抵挡上两个小时。但是，这儿有新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其中是什么名堂。所以，你也别追问，好吗？” “好，吉姆。我立即行动。” 我挂上电话，便去找人复制录像带。 第24节 帕萨迪纳就像一座处于一杯酸牛奶底部的城市。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地处郊外，位于罗斯谷附近的山脚下。尽管眼下已是上午8点30分，你仍然无法看清淡黄色的阴霾笼罩着的群山。 我腋下夹着那盒录像带，出示了我的警徽，在警卫的书写板上签了字，并发誓我是美国公民。那警卫送我穿过里面的院子，进了主楼。177 数十年来，喷气推进器实验室一直是美国宇宙飞船的指挥中心，负责拍摄木星和土星光环，把照片以录像形式送回地面。这个实验室是现代电视处理技术的发祥地。如果说有哪个部门能复制这些录像带，他们就是最合适的部门。 新闻秘书玛丽·简·凯莱赫把我带上三楼。我们顺着灰绿色的走廊往前走，从几道门前走过。这些门都开着，办公室里面空空荡荡。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里面确实没人办公，”她一边点头，一边说道，“我们失去了一些杰出的人才，彼得。” “他们上哪儿去啦？” “多数去了工业部门。过去，从我们这儿离开的人总是有一部分去了阿蒙克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或是去了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但是，现在那些实验室的设备已算不上第一流，经费也不像原来那样充足。眼下财力物力甲天下的是那些日本人的实验室，诸如长滩的日立实验室、托兰斯的三洋实验室、英格尔伍德的佳能实验室。他们雇用着大批美国研究人员。” “喷气推进器实验室是否对此感到不安？” “当然啰，”她回答道，“大伙儿都知道，转移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人的大脑。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她耸耸肩说道：“研究人员希望从事研究，而美国现在并没有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预算愈来愈紧。因此，他们还个如为日本人干呢。日本人酬金优厚，而且他们确实尊重研究工作。如果你需要一台仪器，你就会得到这台仪器。总之，那是我的朋友对我说的。我们到了。” 她领着我走进一间摆满电视设备的实验室。金属架子和金属桌子上堆放着黑色的盒子；地上铺着电缆；还有各种不同的监视器和显示屏幕。在这些设备的中间是一个35岁上下、蓄着胡于的男子，名叫凯文·豪泽。他的带有齿轮传动装置的监视器上显示出一个图像，其颜色像彩虹一样不断地变化着。桌子上到处是可口可乐的罐头以及糖果包装纸；他在这儿已连续工作了一整夜。 “凯文，这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史密斯中尉。他有一些特殊的录像带需要复制。” “仅仅复制？”豪泽的口气里带有失望的味道，“你不想对这些带子进行任何分析处理？” “不需要，凯文，”她说道，“他不需要。” “没问题。” 我给凯文看了一盘带子。他把带子翻过来看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像是标准的8毫米带，上面录的是什么？” “高分辨率日本电视录像。” “你说这是高分辨率信号？” “我想是的。” “那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你有没有带着可供我使用的放像设备？” “我带来了。”我从箱子里取出放像机，递给了他。 “嘿，他们做的东西真不赖，是吗？漂亮得很。”凯文仔细瞧着放像机前面的控制板。“嗯，这是高分辨率信号。我会用。”他把盒子转过来，看着背后的插头，然后皱起了眉头。他一把拉过台灯，打开录像带的塑料盖，露出了带子。磁带上涂着一层淡淡的银色。“哼。这些带子涉及任何与法律有关的内容吗？” “这内容确实和办案有关。” 他把带子递还给我。“抱歉，我无法复制。” “为什么不能？” “你看到这层银色吗？那是一种蒸发沉淀金属像带。密度十分高。我认为，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时，这种制式就同时发生了压缩与脱压缩。我不能给你复制，因为我无法匹配这种制式，也就是说我无法用相同的方式确定信号，来保证图像的显示。我可以给你复制，但是图像是否和原来的一样我可拿不准，因为我无法匹配它的制式。所以，要是你们的要求和法律有关——我猜想是这样——你们得拿到其它地方去复制。” “还有什么地方？” “这可能是那种新的专利产品的d—4制式。倘若真是这样，那么唯一能复制的地方就是蛤研究所。” “在格伦代尔的那家研究实验室，属于开胜工业公司。各种各样的电视录像设备他们应有尽有。” 我问道：“你认为他们会帮我们的忙吗？” “你指复制录像带？当然会帮忙的。我认识那儿的一个实验室主任，叫吉姆·唐纳森。要是你打算去，我可以替你挂个电话。” “那太好啦。” “没问题。” 第25节 蛤研究所位于格伦代尔北面工业区，是一幢毫不显眼的镜子般的玻璃建筑。我把箱子拿进门厅。在豪华的接待处后面，我可以看到建筑的中央是个正厅，正厅的四周全是茶色玻璃的实验室。 我说明要找吉姆·唐纳森博士后，便在门厅坐了下来。我正在那儿等着，又有两个穿西服的人走了进来，很随便地和接待员点点头，然后在我身边的长沙发椅上坐下。他们对我毫不理会，在咖啡桌上摊开了类似小册子的材料。 “你看这儿，”其中的一个说道，“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界限，这儿为止。” 我偷偷地瞥了一眼，看到一幅山下野花丛生、山顶覆盖着白雪的相片。第一个说话的人用手敲着相片。 “我是说，那就是落基山，我的朋友。这是道地的关于美国的史料。请相信我，那就是卖给他们的地方。这可是一大片上地啊。” “你说那块土地有多大？” “13万英亩，是眼下在蒙大拿州能到手的最大一片土地。那块主牧场长20公里、宽10公里，就在落基山脚下。这是国家公园规模，景色壮丽、幅员辽阔、气势雄伟、土地质量好。对日本人来说最好不过了。” “他们说到价格了吗？” “还没谈价格呢。可是那些牧场主，你要知道，眼下处境不妙。如今外国人把牛肉运到东京去是合法的。在日本，牛肉价格差不多是20到22美元一公斤。然而在日本，没有人会买美国牛肉。要是美国人把牛肉往那儿运，就只好让它在码头上腐烂。可是，如果他们把牧场卖给日本人，那么牛肉就能出口到日本了。因为日本人将和其他日本人做生意。而且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各地的牧场都已经出售。余下的牧场主们看到日本牛仔在四周奔跑。他们看到其他牧场的条件在改善，在重建牲口棚，在增添时新的设备，等等。因为其他牧场的产品可以在日本卖个好价钱，那些美国牧场主可不傻，他们看到这样下去凶多吉少。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力竞争，于是他们就出售牧场。” “那么，那些美国人怎么办呢？” “留下来，给日本人干活。这是没问题的。日本人需要有人教他们如何经营牧场，而且牧场上所有的人都会加工资。那些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喜怒哀乐十分敏感。他们是个敏感的民族嘛。” 第二个人说：“我明白，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对这件事我压根儿没好感。” “那好，特德，你想干什么？难道给国会议员写信？反正他们也都在为日本人效劳。妈的，那些日本人在用美国政府的补贴经营这些牧场呢。”第一个人绞着手腕上的金链子。他向伙伴凑过身子。“喂，特德，我们不要和道德观念扭在一起，因为我可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你也一样。我们是在谈论一笔7亿美元的买卖，能得到总数的4%，而且连续支付5年。我们务必牢牢抓住，行吗？你本人仅仅第一年就有望拿到240万美元呢，何况要连续支付5年，对吗？” “我明白。只是我心里不踏实。” “唔，特德，我认为这场交易了结时，你的心里就会踏实了。但这里有两个具体问题，我们得妥善处理……”就在这时候，他们似乎意识到我在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站起身来，远远地离开了我。我听到第一个人说什么“确保蒙大拿州政府赞成和同意……”，而第二个人缓缓地点着头。第一个人在第二个人的肩上击了一拳，显然在给他鼓劲。 “你是史密斯中尉吗？” 一名妇女站在我椅子的旁边。“是我。你是？” “我叫克里斯坦，是唐纳森博士的助手。喷气推进器实验室的凯文来电话介绍你，谈到你需要有人帮助你处理录像带，是吗？” “是的。我需要复制一下。” “很抱歉，凯文来电话时我不在。我们的一名秘书接的电话，看来她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你的要求。” “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秘书出了点小差错，很不凑巧，唐纳森博士眼下不在。他今天上午有演讲。” “我明白了。” “这使我们很难办，因为他不在实验室。” “我只是想复制几盘录像带。也许实验室里有其他人能帮助我。”我说道。 “换在平时，这是没问题的。不过，今天恐怕不行。” 这是日本式的壁垒：彬彬有礼，可是此路不通。要想让一家日本研究单位帮我的忙，看来是很不现实的事。即使是做复制录像带这种不带任何色彩的事也是如此。 “我明白了。” “今天上午实验室里没人，他们昨天夜里都在赶一个突击性项目，很晚才走。我猜想，他们都熬了大半夜，所以今天要很晚才能来。那位秘书不知道他们要很晚才来上班，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做最后一次尝试。“你知道，我的上司是警察局长。这儿是我今天早上跑的第二个地方。他催着我立即复制这些带子。” “我很乐意帮你忙。我知道，唐纳森博士也会乐意这样做的。我们过去也为警方承担过特殊任务，而且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复制你的任何材料。也许，今天晚些时候可以。或者，如果你不在意把带子留在这儿……” “我恐怕不能那样做。” “对。当然啰，我能理解，唔，很抱歉，中尉。也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些时候再来，行吗？”她微微地耸了耸肩。 我回答道：“也许不行。我的运气不好，昨天夜里大伙儿都加班。” “是的。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情况啦？研究出了差错？” “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电视现场处理能力十分强，有时候我们接受一些特殊的临时性要求。一部广告片需要加上特别的效果，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儿。我们为索尼公司加工迈克尔·杰克逊的新录像带，或是某人需要修复被损坏的带子。你知道，那是重新制作信号。但是我不清楚昨天夜里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肯定有大量活儿要干。大约有20盘录像带要加工。真是个紧急任务。我听说后半夜才完工。” 我想道：这不可能。 我在设想，康纳会怎么办，他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我觉得，我值得再来试探一下。我说道：“唔，我相信，中本公司对你们的辛勤劳动会感激不尽的。” “哦，那当然。因为对他们来说，效果令人满意。他们非常高兴。” 我又追问道：“你刚才提到，唐纳森先生在做演讲……” “唐纳森博士，是的……” “他在哪儿做演讲？” “在博纳凡契旅馆举行的联合培训研讨会上。研讨科研工作中的管理技术。他今天上午一定很疲劳。不过他向来都是个出色的演讲人。” “谢谢。”我把我的名片给了她。“你帮了我不少忙。要是你想到什么事情，请给我打电话。” “行。”她看了一眼我的名片。“谢谢。” 我转身准备离开。我刚要走，只见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美国男子从楼上下来。他身穿一套阿马尼西服，露出工商管理学硕士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情，看来平时一定常常测览时装杂志。他对那两个男子说道：“两位先生，中川先生现在要见你们。” 青年人说罢便回过身子迈着悠然自得的步子走向电梯。那两个人跳起身来，抓起他们的小册子和照片，也跟随那位青年而去。 我走出屋子，进入重重烟雾之中。 第26节 门厅里挂着一标语牌，上面写着：携手合作，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在会议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线下举行的业务研讨会的景象。男、女代表们坐在铺着灰色桌布的长条桌旁；当发言人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话时，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笔记。 我站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迟到人员的姓名标签，一个戴眼镜的妇女走到我跟前问道：“你登记了吗？你有没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转过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纳森博士。”我说道。 “下一个是他发言，再过七八分钟就轮到他了。能让其他人帮你忙吗？” “我只要一小会儿就行。” 她迟疑了一下。“他马上就要发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来。” 她那副模样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个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谈话。她是否认为，这还可以讨价还价？我一想起那个身穿阿马尼时装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当他领走那两个房地产商时，他踱着方步，好像仪态万方、身价百倍。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举足轻重？他也许取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他不过是个替日本老板传传话的听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妇女绕过会议室，走向讲台，有4个人正在那儿等待发言。那些经商的听众做着记录，而一个沙色头发的男子正在讲台上说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国人会有一席之地，当然喽，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层，也许，甚至不是在较高层，但确实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外国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会受到尊重，你会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国人，你总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碍，但是你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如果你时刻记住循规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这些身穿西装的商人，他们正埋头做着记录。我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循规蹈矩？ 那名演讲人继续说道：“人们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员说：‘我在日本公司里无足轻重，因此我不得不辞职。’或者会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把我的主意付诸实施的机会，没有晋升机会。’那些人不懂得外国人在日本团体中的作用。他们不善于与之协调，所以他们只好离开。但是，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乐意在他们的公司里接纳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他们确实渴望能雇用这样的人。而且你会被接纳：只要你知趣。” 一名妇女举手问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视妇女？” “他们不歧视妇女。”演讲人回答说。 “我听说，妇女得不到晋升。” “那纯属捏造。”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律诉讼？住友银行刚了结一场十分轰动的反歧视诉讼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说，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国雇员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演讲人说道，“不论什么时候，一家外国公司要在别的国度开办企业，在它适应该国的风俗和习惯的过程中，总有可能犯一些错误。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公司刚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办企业时，他们也举步维艰，不止一次发生诉讼。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问道：“是否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无需再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不过，他的话语中透出的是沮丧，而不是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笔记。 “是警官吗？我是吉姆·唐纳森。找我什么事？” 我转过身来。唐纳森博士瘦高个子，戴着眼镜，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过分刻板的样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花呢运动服，配一根红领带。但是，他的衬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笔。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师。 “我想就中本公司录像带一事请教几个问题。” “中本公司录像带？” “你们实验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带子。” “我的实验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给了他。 “你的秘书克里斯坦说，你们实验室里所有的人为了加工几盘带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错，是这样。大多数工作人员。” “那些录像带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中本公司拿来的？”他摇摇头。“谁告诉你的？” “你的秘书说的。” “我可以保证，中尉，这些录像带不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我听说有20盘带子。” “是的，至少有20盘。具体数目我可说不准。不过这些录像带是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来的，是给朝日牌啤酒做广告用的。我们得给每一份广告转换标识。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国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问题——” “中尉，”他看了一眼讲台，不耐烦地说道，“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我给蛤研究所的实验室干活。蛤属于开胜工业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请相信我的话：我的实验室昨天夜里没有处理过任何中本公司的带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这种事。要是我的秘书这样对你说过，那么她搞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得去发言啦。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道，“谢谢你。” 讲台上那位演讲人刚刚说完，听众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转身离开了屋子。 康纳从高尔夫球场来电话时，我正准备驾车离开博纳凡契旅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恼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断打球。多好的一场比赛。” 我对他说，下午1点钟与莫顿参议员有一个约会。 “好吧，”他说道，“10点半来接我。还有别的事吗？” 我对他说了我去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和蛤研究所的情况，还对他说了与唐纳森的谈话。康纳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蛤研究所是开胜工业公司资助的，而他们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怎么也不会去帮中本公司的忙。” “唐纳森也这么对我说。”我说道。 “现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学的视频实验室。我还在想办法复制这些录像带。” 康纳停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了。” “好。10点半再见。” “干吗那么早？” “10点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电话。 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你该给我打电话的。”这是《时报》的肯·舒比克，他的声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对不起，给别的事情缠住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帮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顿了一下，“你离这儿不远吧？” “大约5个街区的距离。” “那么你就过来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电话里谈？” “唔……” “说吧，肯。你总是喜欢和我在电话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时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桌跟前，头戴耳机，从早到晚打电话。他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输入电脑。我担任新闻发布官那阵子，我的办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时报》大楼仅两个街区。而像肯这样的记者宁愿和我在电话里交谈，也不愿当面聊天。 “来吧，彼得。” 这再清楚不过了。 肯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谈。 “好吧，就这样，”我说道，“10分钟后见。” 第27节 《洛杉矶时报》是美国赢利最高的报纸。报纸的新闻编辑室占了整整一层楼，面积有一个街区那么大。但是整个区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个部分，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想，它的实际面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个人在那儿工作。标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两两地放在一起，桌上摆着荧光闪闪的电脑，不断发出信号的电话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绕所有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兴许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行。 肯的工作地点在大楼东侧的城市新闻部。我发现他在办公桌前踱着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说道，“我们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不愿别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吗？” “不，别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个韦塞尔。他到这儿来勾引国际部那个新来的姑娘。她还压根儿不了解他。”肯点点头，指着新闻部编辑室的另一头。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户旁，站着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韦塞尔·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电脑终端前的金发女郎调笑，那张狭长的、雪貂般的脸上堆满笑容，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对方，好像戴着一张面具。 “很逗人喜爱。”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兰人，”肯介绍道，“才来一星期，对威利一无所知。” 大多数机构里总有像韦塞尔这样的人：他们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对当权者百般奉迎，尽犬马之劳，但其余的人却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威廉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个韦塞尔就像大多数无耻之徒一样，把别人尽往坏处想。对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尽其丑化之能事，因为他坚持认为掩盖是没有必要的。他对别人的弱点特别敏感，对耸人听闻的事件津津乐道。他对事实真相不屑一顾，认为公正的评价是软弱的表现。对韦塞尔来说，真理属于强者，而他就是为强者服务的。 《时报》的其他记者都对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进中央过道。我跟着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却把我领进了图书馆。这层楼的中央是《时报》的图书馆，它比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还大，设施还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问他。 “他昨天夜里在这儿，”肯说道，“剧院散场后，我来这儿拿一下采访提纲，准备早上在家里进行采访。我看到韦塞尔在图书馆里。当时大约是深夜11点钟。你知道那个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满脸通红。当然啰，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啰。”我说道。韦塞尔擅长于暗箭伤人。一年前，他曾设法使《星期日纪事》的编辑丢了饭碗。只是到头来，他自己也没有谋到这份差事。 肯说道：“于是我悄悄地问图书馆夜间管理员莉莉：‘怎么回事？他在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阅警察局关于某个警察的报告。’于是我想，这没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开始感到纳闷。我是说，我仍然是城市新闻部的高级记者，每个月依然要写两篇关于帕克中心的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说不定，这该是我的报道范围呢。因此我就问莉莉，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着。” “不错，”肯说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11点钟。” “真不赖。” “我以为，你想知道呢。”肯说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对莉莉说——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说：‘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无孔不入，不放过报社资料室的任何一份旧日剪报。而且，他显然在帕克中心有内线，会把内部事务的记录透露给他。听说是关于一场儿童性骚扰的审讯，两年前的指控。” “嘿，胡说八道。”我说道。 “那是真的？”肯问道。 “有过审讯，”我回答道，“但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看着我。“给我说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说道，“我还在当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档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大打出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让我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当我拒绝时，她就说她丈夫对她不满周岁的女儿性骚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还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骚扰。当时进行了预审，由于没有法律证据，指控被撤销。” “那好吧，”肯说道，“那么，你当时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皱起了眉头。“旅行？” “韦塞尔昨天夜里在设法查阅你的旅行记录。飞机旅行，野餐，旅馆开支……” 我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摸错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个人照管，你不会去野餐的。” “没法去。” “那好。” 我们往图书馆里面走去，来到一个角落上。从那儿透过玻璃可以见到新闻编辑室的城市新闻部。我看到韦塞尔还在和那姑娘聊着，逗她说话。我说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和我过不去？我是说，我可没有得罪过谁，和谁都没有红过脸。我已经3年没干警探了。我是联络官。我是说，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时报》的记者干吗要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第28节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 他走进房间。我身高大约180公分，还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进这房间时得低头弯腰。我听到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传来粗厉刺耳的丝丝声。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释道。 “什么？” “我们在溜冰场的下面。你会习惯它的。实际上，现在就算不错了。每当他们下午练冰球时，那更是嘈杂不堪。” 我们朝屋子的深处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潜水艇里。我扫视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学生，他们全都在专心地工作。我们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无人抬头张望。桑德斯问道：“你想复制什么样的录像带？” “8毫米的日本录像带。保安用的。复制起来也许有困难。” “困难吗？我看不见得。”桑德斯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编了不少早期视频图像增强规则系统。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统曾经是人人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是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在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不，不，我们能够复制。” 我递给他一盘录像带。他看了看：“漂亮的小东西。” 我问：“你的系统后来怎么啦？” “我的系统没什么商业价值。”他说，“80年代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一些美国公司完全放弃了商业电子产品。我的图像增强系统在美国没有多少用处。”他耸了耸肩。“因此，我设法把它卖给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来呢？” “可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它的专利权。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方法？” “不，他们只是获得了专利权。在日本，争取专利权是一场战斗。日本人对专利像着了迷似的。他们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时间才能得到一项专利，而你的申请18个月后就已经公诸于众，打那以后专利税就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然，日本与美国并没有互惠特许协议。这是保持他们优势的一种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到日本时，发现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拥有一些相关的专利权。他们取得了‘泛专利权’，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关专利的使用权。他们没有权力运用我的系统——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权力使用那些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对我的发明的使用专利权。”他耸耸肩。“这种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清楚。不管怎样，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发明了更加复杂的视频软件，远远超过了我们使用的软件。现在他们比我们先进好多年，然而我们却还在这实验室里奋力挣扎。哦，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吗？”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计算机控制台前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头黑发，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挡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很惊讶。“特里萨，丹在哪里？” “在准备一门期中考试呢。”特里萨说，“我在帮着运算实时级数，快结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学生的年纪要大些，但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这肯定不是因为她的那身打扮。她头上扎一根颜色鲜艳的束发带，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夹克。她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比较老成。 “你能再干点儿别的吗？”桑德斯问道，一边绕过工作台，去看监视屏。“我们现在有件急活儿要做。我们得帮助警察解决难题。”我跟着桑德斯，低头避开管子。 “我想，当然可以啰。”这个女人说道，并开始关上桌上的装置。起先，她的背朝着我。最后，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肤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儿，也许是欧亚混血吧。她实际上美极了，就像是杂志上的那些高颧骨的女模特儿。我一时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电子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类人。这实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萨·朝熊打个招呼！”桑德斯说，“她是唯一在这里工作的日本毕业生。” “嗨。”我说。我满脸涨得通红，感到自己太愚蠢。这消息对我说来得太突然。从各方面考虑，我宁可不要一个日本人来处理这些录像带。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欧亚混血儿，也许有点儿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异国情调，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说着伸出左手来和我握手。她的手从旁边伸过来，就像有人右手受伤时所做的那样。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萨。” “好吧。” “她不漂亮吗？”桑德斯问道，做出由衷赞美的样子。“漂亮极了。” “是呀！”我说，“你不是模特儿，真让我感到惊讶。” 这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她迅速地转过身去。 “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进来说：“特里萨，史密斯中尉需要我们复制一些录像带。就是这些带子。” 桑德斯将一盘带子递给她。她用左手接住录像带，把它放到亮处。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弯曲着，右手紧紧贴在腰上。接着，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缩的，从那牛仔夹克的袖子里露出了一截残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里多迈德后生出的婴儿的手臂。 “很有趣，”她说道，眯眼看着这盘录像带，“8毫米高密度带。这也许就是我们听说的那种专利数据编排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增强实时图像的能力。” “抱歉！我并不懂。”我说。我感到自己真傻，说什么关于模特儿的事。我把手伸进我的箱子里，拿出了放像机。 特里萨立即拿出螺丝刀，打开盖子。她弯下腰来看着里面。我看到一块绿色的线路板、一台黑色的发动机和三只小水晶圆筒。“唔，这是一套新装置。棒极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们只用了3个磁头工作。这块线路板肯定是产生红绿蓝光的组件，因为在这里——你认为这是压缩线路吗？” “可能是数字模拟变频器，”桑德斯说，“十分整齐，如此之小。”他转向我，举起箱子。“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把东西做成这样，而我们却不能吗？他们在不断地改进。一个审慎的、耐心的、连续不断的优化过程。每年，产品质量提高一些，体积变小一些，价格降低一些。美国人可不那么想。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搞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 他转动着圆筒，称赞了一番，一边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子。最后，我说：“你们能复制这些录像带吗？” “没问题。”特里萨说，“根据这个变频器，我们能使信号从这台机器发出，把它输入你希望输入的任何传播媒介上。你要哪种制式？” “要vhs。”我说。 “那容易。”她说。 “图像能保证准确吗？喷气推进器实验室的人说，他们无法保证复制图像的准确性。” “噢，见鬼！喷气推进器实验室，”桑德斯说，“他们为政府干活，因此他们才那样说。我们这里是干实事的，特里萨，是不是呀？” 特里萨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我看见她一边用她那条残肢稳住箱子，一边用那只好手快速地移动插头线和电缆。像许多残疾人那样，她的动作是如此娴熟，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她失去了右手。她很快就把小放像机接到了另一台录像机以及几台不同型号的监视器上。 “这些是干什么用的？” “检查信号。” “你是指放图像？” “不，那边那台太监视屏将显示图像。其它的监视屏供我查看信号特征、数据图表，即图像被录到录像带上的方式。” 我问道：“你一定得那样做吗？”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十分好奇，他们是怎样建立高密度形式的。” 桑德斯对我说：“这带子是哪儿来的？” “是从办公室的保安摄像机上录制下来的。” “是不是原始带？” “我想是的，怎么？” “嗯，若是原始带，我们得格外小心才是。”桑德斯说。他向特里萨交待道：“我们不想安装任何反馈环，以免搞坏带子表面，或是造成信号泄漏，损害数字系统的完整性。” “不必担心，”她说，“我会处理好的。”她指指她的装置。“看看这个，它会对阻抗转换发出警告。而且我正在监视主信息处理机。” “好。”桑德斯说。他像一位骄傲的父亲那样微笑着。 “这需要多长时间？”我问。 “一会儿。我们可以快速确定信号。速率极限是放像装置的功能，它似乎可以快速扫瞄录像带。因此，每一盘录像带只需两三分钟。” 我看了看表：“我10点30分有个约会，不能迟到，但我又不想丢下这些……” “你需要复制全部录像带吗？” “实际上，仅仅5盘录像带是关键。” “那我们就先复制那5盘吧。” 我们一盒接一盒地把每一盘录像带都先放了几秒钟，寻找在46层楼上拍摄的那5盘带子。每盘录像带一转动，我就看到摄像机拍摄的图像显示在特里萨桌上的中心监视屏上。在旁边的监视器上，信号图像上下来回跳动着，就像一个强化管理装置。我向特里萨提及这一点。 “差不多是这样，”她说，“这是对影像的强化处理。”她取出录像带，又放入另一盘录像带，开始放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些都是原始带？不对，它们都是复制品。”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终结署名。” 特里萨俯身于装置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号曲线，一边不断用旋纽和调节盘调节着。 “我想，你们拿到的就是复制品，不错。”桑德斯说道。他向我转过身子。“你知道，视频复制品的图像难以检测，原先的录像带经过若干次复制后，效果变差，但是用这种数字系统来复制，就没有任何差异。每一个复制品与原带确实都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录像带都是复制的？” “特里萨不是在看图像，”桑德斯说道，“她是在观察信号。即使我们无法从图像来检测一盘复制带，我们有时仍然能断定，这些图像是不是摄像机直接摄下的，还是转录过的。” 我摇摇头。 特里萨说道：“这与录像带在头半秒钟中显示的信号有关。要是录像的视频信号先于回放的视频信号，那么重放装置启动时，输出信号中有时会有轻微的波动。这是机械装置造成的：重放装置的电动机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缘故。重放装置中配有电子线路把这种作用缩小到最低程度，但间隙始终存在。” “这就是你要测定的信号？” 她点点头。“这叫终结署名。” 桑德斯说：“要是信号来自摄像机，摄制的原始带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摄像机没有这种传动装置，摄像机总是立即达到某个速度的。” 我皱皱眉。“所以那些录像带是复制的。” “情况很糟吗？” “我不知道。如果它们是复制的，它们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脚，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是的，”桑德斯说，“在操作时我们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带子来自一家日本公司吗？”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点点头。“不错。” “坦率地说，他们把复制品给你，我一点儿不感到惊奇，”桑德斯说，“这些日本人非常谨慎，他们不信任外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的感受与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们被野蛮人包围着。” “嗨。”特里萨说。 “抱歉！”桑德斯说，“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认为他们必须容忍我们，包括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迟钝、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无能。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如果这些录像带有什么法律价值的话，那么他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带交给像你这样的野蛮警察。他们绝不会那样做，他们会给你复制品，保留原始带，以便在为他们自己辩护时使用。他们深信，不管怎么说，凭你们落后的视频技术，你是决不可能察觉它是复制品的。” 我又皱皱眉头。“复制这些录像带需要多长时间？” “要不了多长时间，”桑德斯摇摇头说，“特里萨正在校验。5分钟一盘。我想日本人能复制得更快一些。嗯，两三分钟复制一盘。” “要是这样，他们昨晚就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录像带。” 我们讲话时，特里萨继续把录像带移来移去，看看每一盘带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现图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总是摇摇头。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摄像机摄下的图像。终于，第一盘来自46层楼上的录像带出现了，那是我曾经见过的熟悉的办公室图像。 “这是其中的一盘。” “好。我们开始了。把它录制到vhs带上。”特里萨开始复制第一盘带子。她快速放著录像带。图像激烈地跳动着。旁边的监视器屏幕上，信号也在急促地跳跃。 特里萨问道：“这与昨晚的谋杀有关吗？” “是的。你听说了那场谋杀？” 她耸耸肩。“我从新闻上看到的。那凶手在车祸中撞死了？” “是的。”我说。 她转过身去。她的面部轮廓惊人地漂亮，高高的颧骨，曲线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坂村是个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问道：“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答道。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道：“他是日本人。” 瞬间里，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特里萨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却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如何打听才好，只好看著录像。 我又一次看到阳光爬过地板。当办公室里的职员渐渐离开时，灯亮了起来。此刻，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接着，谢里尔·奥斯汀快速来到了。她身后跟随着一个男人。他们热烈地亲吻。 “啊哈，”桑德斯说，“是这个吗？” “是的。” 他皱着眉头看着动作的进展。“你的意思是那谋杀被拍下来了？” “不错，是几架摄像机同时拍下的。”我说。 “你在开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继续看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图像变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节外，其余很难看清。他们两人朝会议室走去。她突然的挣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离开房间。 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著录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萨。她毫无表情。图像反映在她的眼镜里。 埃迪走过镜子，向黑暗的过道走去。录像带放完后，跳了出来。 “这只是一盘录像带。你说有不只一架摄像机在拍摄。总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说。 她把标签贴在第一盘录像带盒上，又把第二盘录像带插进机器里，进行快速复制。 我问道：“这些复制品精确无误吗？” “噢，当然。” “所以它们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皱皱眉头。“什么意义的法律作用？” “嗯，作为证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说道，“法院不会把这些录像作为证据的。” “不过，要是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这没关系。所有的摄影制品，包括录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证据。” “我可没有听说过。”我说。 “这还没有实施呢。”桑德斯说，“诉讼法还不很明确。不过，就快实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数字系统可以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记得吗？多年前，苏联人是如何从他们五一节出场的领导人队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这在过去一直是项剪剪贴贴的工作——你总是能发现其中的破绽。留下的人物两肩之间会可笑地有着空间。或者后墙变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图修饰的痕迹。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看出来的——相当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经变了样，整个事情十分可笑。” “我记得。”我说。 “过去，照片总是相当精确，因为它们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照片再现现实。然而，近几年来，计算机使我们能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影图像。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编者不喜欢金字塔原来的位置。他们认为移动一下金字塔，构图会好一些。因此，他们就改变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无人能辨别。倘若你带着摄像机去埃及，设法重拍那张照片，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样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但是你却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这盘录像带上采用同样的手法吗？” “从原理上讲，任何视频都可以改变。” 通过监视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谋杀案的发生经过。这台摄像机安在房间的一头。它并没有清楚显示谋杀的具体动作，然而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摄像机走来的画面。 我问道：“这图像能变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变成任何鬼样子都行。” “能变换杀人犯的特征吗？”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桑德斯说，“在复杂的、运动的图像上绘制一张面孔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一定的困难。” 我一声不吭。其实，说不说都一样。坂村曾是我们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呜呼。局长巴不得了结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桑德斯说，“日本人拥有绘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视频系统种类和三维变形技术。他们能做的事我们如今已难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些录像带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关于什么内容？” 我说：“谋杀发生于昨晚8点30分，如钟上显示的那样。我们听说这些录像带是8点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带子，我们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这个样。你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录像带的？” “午夜1点半钟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说，“这就是说从晚上8点45分到午夜1点半钟，录像带一直在他们那里。” “对，差一点就整整5个小时了。” 桑德斯皱起眉头。“5盘录像带，从5个不同角度拍摄，在5个小时内改变。”桑德斯摇摇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萨说，“这不可能！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过分模糊？”我问道。我发觉自己喜欢向她提问，还喜欢看着她的脸。 “过分的运动模糊，”桑德斯说，“录像带转动时速为每秒30帧，你可以把录像的每一帧视为一张用每秒1/30的快门速度拍摄的照片。这个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摄一位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跑动的腿只是无数条条纹。一片模糊。” “这叫做运动模糊。如果你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会很别扭。图像的清晰度和边线看上去也会很不自然。这就回到那些俄国人的水平：你能看出这相片已经被改动过。如果要显示现实的动势，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萨说：“还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说，“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说，你看那台监视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过，当他带着姑娘在房间里旋转时，他的西服也随之飘了起来。注意，如果你将这一动势定格，并把它放大显出其象素，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件西服的颜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则是由渐变的较浅的蓝色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边缘。你无法从单独的一幅图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 第29节 当我把车驶进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的圆形停车场时，我看见康纳正站在俱乐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尔夫球伴鞠了一个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礼。随后，他跟他们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车后座一扔，便钻进我的车里。 “你来迟了，后辈。”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听任赤字恶化，我们宣布美元贬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贬低了一半。你知道这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进行的任何投资，现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润。” 关于此事，我还依稀记得一二。我说：“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出口。” “这是我们的意图，但并未如愿以偿。我们对日本的贸易平衡益发恶化。通常说来，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一半，进口物品的费用就会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对其氯乙烯合成橡胶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们的那块市场。记住，商场就是战场嘛。” “我们的实际效果无非是使美国的土地和公司贬值，供日本人购买，因为日元如今双倍坚挺于往日。我们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都变成了日本人的银行。我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穷国。” “这与周六例会有什么关系呢？” “噢，”康纳继续说道，“假如你有一个酒鬼叔叔，他说，如果你借钱给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钱取回。你想竭力从这笔倒霉的投资中追回部分款项。再说，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个酒鬼，就会醉酒伤人。你叔叔已经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商定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日本人决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纳肯定听出了我不以为然的情绪。 “喂，”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你想接管日本人吗？你想掌管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去接管另一个国家。做生意可以，拉关系可以，但不会是接管。没人想承担责任。没人想自找麻烦。就跟对付那醉鬼叔叔一样——迫不得已时才开开会而已。这是最后一着。” “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吗？”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千上万亿的美元，后辈。这些钱投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古怪、自私的人：他们成天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你争我斗，一刻不停地争吵；他们文化教养低下，对世界孤陋寡闻，只知道从电视里获取信息；他们干活不使劲儿，对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对此并不深恶痛绝。日本人在这块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总想捞回可观的利润。尽管美国的经济江河日下——很快就会落在日本和欧洲之后，变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稳住美国经济仍不失为一件要事。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吗？”我问道，“如此说来，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国的好事了？” “我们需要有人这样做，”康纳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自己能对付。” “这是英国人常常讲的话，”他摇摇头，“可是现在英国人破落了，美国人也正在破落。” “为什么会破落下来的？”我发问道，嗓门不知不觉提高了。 “日本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我们放弃了制造业。我们不再生产任何物品。你在制造产品时，你就是在赋予原料新的价值。从字面上讲，你就创造了财富。可是美国人不再做这事了。如今美国人挣钱是靠玩弄纸面上的东西，对此日本人说，他们肯定会赶上我们，因为纸面上的收益并不反映真正的财富。他们认为我们对华尔街和无用的债券的迷恋简直发了狂。” “因此就该日本人管理我们？” “他们认为该有人管理我们。他们倒情愿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纳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来点义愤吧，后辈，因为据花田先生说，周六例会已于1991年休会了。” “是吗？” “是的。那是因为日本人决定不再为美国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们看出了美国现状中的有利可图之处。美国在酣睡，一切出价低廉。” “所以周六例会就不召开了？” “偶尔也举行几次，是为了维护日美关系。如今两国的经济已紧紧地挂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脱离另一方，也无能为力啦。不过，周六例会再也不是至关紧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会。所以，坂村对谢里尔·奥斯汀说的那些话并非如此，她的死亡与周六的例会也毫不相干。”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 “我的朋友们似乎认为这是个人原因。一种感情冲动导致的犯罪，牵涉一个漂亮疯狂的女人以及一个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吗？” “噢，问题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这么看的。当然喽，日本人是不愿意在他们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在一个农业落后国的高尔夫球场上也是这样。不过我听说对外国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着各种各样的罪孽。” “你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吗？” “也不尽是。”康纳摇摇头。“不过，我有一种印象，既然他们不说，也就是在告诉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场不愿袒露胸怀的球赛。我的朋友们不乐意直说嘛。” 康纳跟我聊着今天的这场高尔夫球。整个上午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4个人全都彬彬有礼、体谅对方、互相偶尔说上几句话，即使发表意见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在场上走来走去。 “你不是去那儿搜集情报的吗？”我说道，“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报。”可是当他解释时，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从根本上说来，日本人之间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们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们用不着开口就能互相心领神会。在美国，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有那种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亲使一个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总的说来，美国人不依赖无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却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属于同一家庭，都能进行无声的交流。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沉默也有其意义。 “这并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纳说，“这多半是因为日本人被规矩和习俗死死地捆住了，到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出于礼貌，同时也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会这个处境、这种内涵、体态的细微信号以及没有用语言来表述的情感。因为前者觉得，他实际上无法用语言表达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经出口便粗鄙不堪。这样，就得用别的方式让别人领会你的意图。” “你就是这么度过一个上午的吗？互相不吭声？” 康纳摇摇头。他觉得他同日本的高尔夫球伴们明确地交换了意见，压根儿没有受到沉默的困扰。 “因为我在请他们谈论其他日本人——他们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我的问题就必须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询问你妹妹是否关进了监狱或者任何会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尴尬的问题时那样，我得细细推敲。我会留心你考虑多久才开始答复，留心你言谈中的间歇、你的声音语凋——所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对不对？” “对。” “这意味着要你凭直觉去感受。” “那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们说：‘你过去帮过我们不少忙，我们铭刻在心，因此，现在总想帮你一把。不过这次谋杀与日本人有关，因而我们想说也没法说出口。你看我们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卖的什么药？” “噢，”康纳说，“他们几次提及微电脑公司。” “那个高技术公司？” “对。就是那家正在拍卖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专门生产数控机械的。这场买卖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几次提及那些问题。” “这么说这一谋杀案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喽？”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顺便问一声，关于录像带，南加州大学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首先，那些录像带是复制品。” 康纳点点头。“我猜到了。”他说。 “你猜到了？” “石仓先生绝不会把原始带给我们。日本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野蛮的人。他们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野蛮人。卑鄙无耻、粗俗不堪、笨头笨脑的野蛮人。他们对此并不溢于言表，因为他们知道你对自己无缘成为日本人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他们依旧是持这种态度。” 我点点头。桑德斯大致上也是这么说的。 “另一方面，”康纳说，“日本人虽然一帆风顺，但他们并不鲁莽。他们既诡计多端，又讲究务实。他们不打算给我们原始带是因为他们不想冒险。那么，你还了解到关于录像带的别的什么情况吗？” “你为什么认为还有别的什么情况？”我反问道。 “当你看这些录像时，”他说，“我相信你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的——” 恰在这时，我们的交谈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康纳上尉，”一个兴致勃勃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我是杰里·奥尔，正在日落山乡间俱乐部呢。你离开时没有将材料带走。” “材料？” “就是那份申请表，”奥尔说，“你必须把表填好，上尉。当然这仅仅是例行手续。考虑到你那些担保人的身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事不会遇到麻烦的。” “我的担保人？”康纳说。 “是的，先生，”奥尔答道，“祝贺你！你知道，近来要加入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花田先生的公司不久前已买下了一个团体会员名额，并决定把它置于你的名下。我得说，你的朋友们表示了一个十分友好的姿态。” “是的，没错。”康纳皱着眉头说。 我看了看他。 “他们知道你喜欢在那儿打高尔夫球。”奥尔说，“不用说，你知道那些条件。花田将买下5年的会员资格，5年之后，会员资格将转到你的名下。这样，等你从俱乐部退休时，你就有权把名额卖出去。现在你是来这儿取表格，还是要我把表格送到你家里？” 康纳说：“奥尔先生，请告诉花田先生，我对他的慷慨大方表示衷心感谢。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一定再给你去电话。” “那好，你只要告诉我表格往哪里送就行。”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康纳说。 他揿下按钮，结束了通话，皱起眉头凝视着窗外。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一个名额值多少钱？”我问道。 “75万。也许100万。” “你那些朋友的礼物真不赖。”我再次想起了格雷厄姆，以及他暗指康纳是日本人的工具时的那种神态。对此，现在似乎无须多疑了。 康纳摇摇头。“我真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我说，“天哪，我的上尉！在我来看，再明白不过了。” “不，我真不懂。”康纳说。 这时，电话又响了。不过这一次是我的电话。 “史密斯中尉吗？我是路易丝·格伯。我真高兴，终于跟你联系上了。” 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随口问道：“你说什么？” “明天是周六，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去看一下房子。” 这时我才想起她是谁。一个月之前，我跟一位经纪人一起去看了房子。米歇尔慢慢长大了，我想让她搬出公寓，如果可能的话，给她搞个有后院的房子，但结果令人失望。尽管房地产业不景气，买一套最小的住宅也得花四五十万美金。靠我的薪水，住这样的房子根本不够格。 “这次情况很特殊，”她说，“所以我想到了你和你的小姑娘。那是坐落在帕尔默斯的一所小房子，面积很小，但位于角落上，带一个迷人的小后院。院里种着花，还有一块可爱的草坪。要价是30万。不过，我之所以想到你，是因为卖主愿意收回所有的字据，你买的时候也许还能降点价。你想去看看吗？” “卖主是谁？”我问。 “我也说不上。这是个特殊情况。房子原为一位老太太所有。她现在已进了老人疗养所。她那住在托皮卡的儿子想把房子卖掉。可是他不想全部出手，而是让财源细水长流。房产还未正式清理列价。不过我知道卖主已动了这个念头。如果你明天能赶来，也许还能拿下来。那个后院可美啦。我都能想象你那小女孩在那儿会是什么模样。” 康纳看了我一眼。我说：“格伯小姐，我得进一步了解一下。比如卖主是谁，等等。” 她听上去大吃一惊。“哎呀，我还以为你会乐得蹦起来呢。像这样的情况可不是常有的。你难道不想去看看吗？” 康纳望着我，点了点头。他做个鬼脸，说了声可以。 “看来我得找你一下。”我说道。 “好吧，中尉，”她说道，听上去好不情愿，“来时请告诉一声。” “我会的。” 我挂上了电话。 “到底怎么啦？”我说。因为这等于有人奉送给我们一大笔钱。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康纳摇摇头：“我不知道。” “这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吗？” “我不知道。我曾认为这家公司是个小公司。这毫无意义。”他显得很不安。“这家公司究竟是个什么公司？” “我想我知道该去问谁了。”我说。 第30节 “微电脑公司？”罗恩·莱文问道，点燃了一支长雪茄。“当然喽，我能告诉你有关这家公司的事。这是一段丑闻。” 我们坐在美国金融通讯网的新闻编辑室里，这是位于机场附近的一个电缆新闻操作室。透过罗恩办公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邻近的飞机库屋顶上白色的抛物面卫星接收器。罗恩吸了一口雪茄，朝我们咧嘴一笑。他在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之前，是《纽约时报》的金融记者。美国金融通讯网是为数甚少的几个电视操作室之一。这儿的电视播音员不是照本宣读新闻稿的，而是必须十分了解自己这一行的内情。罗恩就是这样的人物。 “微电脑公司是5年前由一些美国计算机商合伙创办的，”罗恩说道，“成立此公司旨在发展生产计算机芯片的下一代x光平版印刷机。微电脑公司开办之际，美国没有平版印刷机制造商——他们在80年代时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日本人逐出了这一行业。微电脑公司发展了新技术，并一直在为美国公司生产机器，明白吗？” “明白。”我说道。 “两年前，微电脑公司卖给了达利—希金斯公司——佐治亚州的一家公司。达利公司的其它业务每况愈下，因而决定出售微电脑公司来筹集现金。他们物色到赤井陶瓷公司这个买主，那是大阪的一家公司，他们已经在日本生产平版印刷机。赤井公司有的是现金，而且愿意出高价买下这家美国公司。然后，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停止出售这家公司。” “为什么？” “美国经济的衰退甚至已开始引起国会的不安。日本夺去了我们太多的基础工业，60年代的钢铁工业和船舶制造工业，70年代的电视工业和计算机芯片制造工业，80年代的机床工业。有朝一日，人们一觉醒来，会认识到这些工业对美国的防卫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丧失了制造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部件的能力，完全依赖日本提供这类产品。所以，国会开始担忧了。不过，我听说，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是在进行。怎么啦？你们这些家伙与这桩买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康纳答道。 “真幸运，”罗恩说着，吸了一口雪茄，“如果你们参与一桩与日本人做的买卖，就好比发现了油矿一样。每一个人都会腰缠万贯。我想，你们两位可望得到厚礼喽。” 康纳点点头：“可不是。” “我敢肯定，”罗恩说，“他们会为你们想得很周到，给你们买幢房子或者买辆车子，或者给你们低息贷款，反正是这一类的好处。”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罗恩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吃寿司？这是他们的经营方式嘛。” 康纳说：“嗯，微电脑公司不就是桩小买卖吗？” “是的，很小一笔买卖。公司的价值为1亿美元，赤井公司花了1.5亿美元来买它。除此之外，他们很可能另花了2000万美元去刺激目前与他们合作的官员，也许1000万用于合法支付，1000万用咨询费的名义撒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还有1000万用来购买种种礼物打发像你们这号人。所以，总共花费算它两亿美元吧。” “花两亿美元买个价值一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他们的支付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我问道。 “他们并没有多付钱，”罗恩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做一笔大买卖。” “为什么？” “这是因为，”罗恩说，“如果你拥有可以用来制造某种东西的机器，譬如说计算机芯片的机器吧，你就拥有了依靠这些机器才能运转的后几道程序的工业。微电脑公司使他们得以控制美国计算机工业。与通常一样，我们对此听之任之，就像我们丧失电视工业和机床工业一样。” “电视工业发生什么情况啦？”我问。 罗恩看了一下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电视机的主要制造商。像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埃默森公司等27家美国公司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外国制造商。除日本之外，美国公司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无法钻进封闭的日本市场。他们得知，如果想在日本推销产品，他们必须同意日本公司可以使用其技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照办了，而此举意在拉住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友。” “现在看来，同意转让技术是个坏主意。这意味着日本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据为己有，而我们却失去了日本这个出口市场。不消多久，日本着手制造价格低廉的黑白电视，出口到美国——而我们在日本却无法这样做，对不对？到1972年，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黑白电视60%成了进口货。到1976年，黑白电视百分之百成了进口货。我们丧失了黑白电视机市场。美国不再制造黑白电视机了。这个行当从此从美国消失了。 “我们说，这无关紧要：我们的公司已经转向生产彩色电视机。然而日本政府提出了一项发展彩电工业的精密计划。日本又一次获得了美国技术转让，并在其予以保护的市场中对技术加以改进，反过来又洪水般地向我们输出产品。这些产品再次挤走了众多的美国公司。与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截止1980年，仅有3家美国公司仍在生产彩色电视机。到了1987年，只剩下了齐尼思公司。” “可是日本电视机物美价廉。”我说。 “日本货可能是更好些，”罗恩说，“然而它们价格便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从而可以清除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叫倾销。按美国的法律和国际法来看，那是非法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加以阻止呢？” “问得好，尤其是因为倾销仅仅是日本人众多的非法销售术中的一种。日本人还统一售价：他们有一个称之为‘旬末恳谈会’的例会。经理们每隔10天在东京的饭店里聚会一次，确定商品在美国的售价。我们提出了抗议，但会议照常进行。他们串通一气做出安排来促进产品的批发销售。日本人向西尔斯等美国批发商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佣金。他们在关税上大肆舞弊。他们摧毁了美国的工业，使得美国工业无法与之竞争。 “当然喽，我们的公司提出了抗议，并提出诉讼，要求给予补偿——联邦法院中对日本的倾销、舞弊等垄断行为进行起诉的案子有数十件！倾销案通常在一年之内得到解决。但我们的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而日本人又是拖延的能手。他们用数百万美元收买美国院外活动集团中的说客们为他们辩护。等到12年后审判案子时，市场之战已经结束。当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公司根本不可能回击日本，甚至连一只脚都跨不进日本的大门。” “你是说日本人非法接管了电视工业？” 罗恩耸了耸肩。“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根本不会成功，”他说，“我们的政府在纵容日本，他们把日本看做一个刚露头的弹丸小国，而美国的工业被认为是不需要政府帮助的。在美国，始终存在着厌恶商务的倾向，但我们的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在日本则不一样。当索尼公司开发移动电话时，我们没有说：‘多好的产品，现在，你得向通用电气公司发放技术许可，通过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卖出去。’当他们寻找销路时，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噢，对不起，美国的商店都事先与美国的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协议。你得通过这儿的一家美国公司进行销售。’如果他们寻求专利，我们没有说：‘申请专利需要8年，在这期间你们的申请必须公开，以便我们的公司能够了解你们发明了些什么，并可免费复制，这样，等我们给你们颁发专利证书时，我们的公司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掌握了你们的技术。’” “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而日本人却全做了。他们的市场关闭，而我们的市场敞开。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事实上，甚至连竞技场都不是，而是一个单向的通道。” “目前，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商业上的失败主义趋势。美国公司的资产是以黑白电视来估价的，日本公司的资产则是以彩色电视来估价的。美国政府不愿帮助我们的公司反击日本人的非法贸易行为。所以，当安派克斯公司发明了盒式录像机后，他们甚至没有去尝试正式投产，而是把技术转让给了日本，又另谋它业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公司并不搞研究。要是你自己的政府如此敌视你的努力，使得你无力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市场，那么又何必要开发新技术呢？” “不过，难道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企业软弱无力、经营无方吗？” “那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罗恩说，“正如日本人及其在美国的代言人所宣传的那样。不过，只要摆出几个例子，人们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便可略见一斑。拿霍戴利公司一案来说吧。你知道这桩案子吗？霍戴利公司是一家机床公司，他们声称其专利和技术许可被日本公司侵权。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派霍戴利公司的律师去日本搜集证据，但日本人却拒绝发给入境签证。” “你在开玩笑？” “他们在乎什么呢？”罗恩说，“他们知道我们决不会报复的。当霍戴利诉讼案提交给里根政府时，里根政府毫无反应。就这样，霍戴利公司退出了机床业。因为没有人顶得住产品的倾销，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要害所在。” “如果他们进行倾销，难道不亏本吗？” “短时间是亏本的。不过，你售出了数百万套后，你就能够改进你的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几年之后，你就真的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同时，你扫除了竞争对手，控制了市场。日本人以战略眼光考虑问题，他们放长线钓大鱼，着眼于50年后局势的展望。而美国公司却必须每个季度都有盈利，要不然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就会流落街头。日本人压根儿不在乎短期利润。他们要的是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对他们来说，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争夺地盘，扫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这就是他们近30年来从不间断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倾销钢材、电视、家用电器、计算机芯片、机床——无人阻止他们。我们丧失了这些工业。日本公司和政府瞄准了某些特殊工业，而且屡屡得手。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落到他们手中。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坐在那儿侈谈自由贸易。除非同时提出公平贸易，否则，自由贸易是毫无意义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公平贸易。你知道，日本人喜爱里根是有原因的。在里根执政期间，他们生意兴隆，财源亨通。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里根着实把我们搞垮了。” “为什么美国人不明白这一点呢？”我问道。 康纳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吃汉堡包？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后辈。” 这时，一个女人在新闻编辑室那头叫道：“康纳在这儿吗？四季饭店有人打电话找你。” 康纳看了一下手表，便站起身来。“对不起。”他离开我们进了新闻编缉室。透过玻璃，我见他正对着话筒讲话，一边还做着记录。 “要知道，”罗恩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为什么日本照相机在纽约比在东京还便宜？他们绕过半个世界把货运来，还要支付大量关税和销售费用，结果价格却更加便宜？这怎么可能呢？日本游客在纽约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是因为在纽约这些产品更加便宜。与此同时，美国产品在日本售价比在纽约高70%。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不明白。其答案部分就在于此。” 他指了指办公室里的监视器。荧光屏上，一个仪表出众的男人正在慢慢移动的录音带上录音，声音很低。“你看见那家伙了吗？他叫大卫·罗林斯。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商学教授，太平洋地区事务专家。他是个典型的——把声音开大些，好吗？他也许正在评论微电脑公司的事呢。” 我旋转监视器上的旋钮，听到罗林斯在说：“……认为美国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毕竟日本公司为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美国却把就业机会移到了国外，剥夺了本国百姓的就业机会。日本人无法理解究竟我们在抱怨什么。” 罗恩叹了口气。“一派胡言。”他说道。 荧光屏上，罗林斯教授正在说：“我认为美国人对我们国家从国外投资者那儿得到的帮助毫不领情。” 罗恩大笑起来。“罗林斯是我们称之为‘菊花亲吻团’的成员之一，是为日本宣传架设线路的学究式专家。他们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需要前往日本工作的通道，如果他们的言论听上去有批评日本的味道，他们在日本建立的联系就会中断，去日本的大门就会随之关上。而在美国，日本人总是悄悄地在某些人耳边嘀咕，说什么冒犯日本的人不可信，或者说他们的见解‘过时了’，更有甚者，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要不多久，这些学究就会逐渐失去讲演的机会和咨询工作的职务。他们知道这种后果已在他们那些越轨的同事身上发生，而他们不想重蹈覆辙。” 康纳又回到房间里。他问：“在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交易中有什么非法行为吗？” “根据华府方面的决定来看，”罗恩说，“肯定里面有文章。赤井陶瓷公司已经拥有60%的美国市场，微电脑公司的出售将给赤井公司以实际上的垄断。如果赤井公司是家美国公司，我国政府就会以反垄断为理由而加以阻止。但由于赤井公司不是美国公司，因此这笔买卖不会受到仔细审查，到头来很可能会获准出售。” “你是说日本公司能在美国进行垄断，而美国公司却不能？” “这是近来通常的结果，”罗恩答道，“美国的法律常常促使我们把公司卖给外国人。以松下公司购买环球影片公司来说吧，几家美国公司都试图买下这家公司，但都没有成功。威斯汀豪斯于1980年做了尝试，没有成交的原因是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无线电公司做了尝试，也没有结果，原因是侵犯了公众利益。可是当松下公司介入时，却没有任何法律阻拦它的举动。最近，我们的法律做了修改。按照目前的法律，美国无线电公司就可以购买环球影片公司了。然而在当时却毫无办法。微电脑公司的交易便是体现愚蠢的美国法规的一个最新例证。” 我说：“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对出售微电脑公司又抱什么态度呢？” “美国的公司并不欢迎这笔买卖，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罗恩说道。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公司已经感到政府对它们控制太严，美国出口产品的40%受到安全法规的约束。我们的政府不让我们的计算机公司向东欧出售产品。冷战已经结束，那些限制性法规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日本人和德国人则发疯似的向外兜售其产品。所以说，美国人希望少一点控制。他们把任何制止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企图都看成是政府的干预。” “我并不认为这是明智的举动。”我说道。 “我同意你的说法，”罗恩说，“美国公司将在今后几年内逐步遭到扼杀。这是因为日本人一旦成了计算机芯片生产机械的唯一制造者，他们就会处于控制美国机械出路的有利位置上。” “他们会这样做吗？” “他们以前已这样做过。”罗恩说，“例如，他们对离子注入器和其他一些机械就采取这种做法。可美国公司团结不到一块。他们之间争吵不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以每天一个的速度收买高技术公司。过去的6年就是这样。我们在切腹自杀，而我们的政府却置若罔闻，因为我们有个所谓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督高技术公司的出售。只是该委员会一事无成。在过去的500例出售中，仅有一例被挡了回来。一家接一家公司被卖出，华盛顿竟没有人站出来说个‘不’字。最后，莫顿参议员张扬了一下，呼吁‘暂停’，但无人理会他。” “这笔交易还在继续吗？” “这正是我今天听到的事。日本的对外宣传机器在紧张地工作，炮制种种有利的宣传材料。他们坚持不懈，一切都抢在前面。我是说在各个方面——” 有人在敲门，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把头伸进来。“对不起，打搅你了，罗思，”她说，“基思刚刚接到日本广播协会驻洛杉矶代表挂来的电话。他想知道我们的广播员为什么抨击日本。” 罗恩皱起眉头。“抨击日本？他说些什么？” “他说我们的播音员在播音时说什么‘该死的日本人正在接管这个国家’。” “接着说，”罗恩说，“没有人会那样讲的。尤其在广播中，谁会讲这种话呢？” “是伦尼，在纽约。他是通过回传线路讲的。”那女人说。 罗恩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唔，”他说，“你检查过录音带吗？” “检查了，”她说，“他们正在主控制室查验自动存储资料。不过我想这是真的。” “真糟糕！” 我问：“什么叫回传线路？” “我们的卫星传输线。我们每天从纽约和华盛顿接收一批文稿，然后加以重播。在广播前或广播后总有一分钟左右的空当。我们会删去这一部分，但任何一个想捕捉我们信号的人都可以借助民用截抛物面反射测出未经加工的原始电文。人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告诫过那些能人在摄像机前务必小心谨慎。可是去年，路易丝在摄像机前肆无忌惮地解开罩衫，做出吊儿郎当的样子来——于是责问的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 罗恩的电话响了。他听了一会儿后说道：“好的，我明白了！”随即挂了电话。“他们检查了录像带。伦尼当时正对着摄像机在回传线路前讲话。他对路易丝说：‘如果我们还蒙在鼓里，那么这些该死的日本人就将拥有这个国家。’他确实说这话了，但不是在演播。”他沮丧地摇摇头。“日本广播协会的那家伙知道我们没有开播吗？” “知道。但是他说他们能接收到那些话，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抗议。” “该死的家伙！”罗恩说，“这么说，他们甚至在监听我们的回传线路。天哪，基思打算怎么办？” “基思讲，他已经讨厌再去告诫纽约的能人。他要你去处理此事。” “他要我给日本广播协会的那个家伙挂电话吗？” “他说由你自己拿主意，不过，关于那半个小时的演播节目，我们跟日本广播协会有协议，我们每天给他们发送一次。他可不想使这个协议遭风险。他认为你应该道歉。” 罗恩叹了口气。“现在，我甚至不得不为并非演播的话去道歉。真见鬼！”他看着我们。“伙计们，我得走了。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祝你好运。” “听着，”罗恩说，“我们大家都需要好运。你们知道，日本广播协会正着手投资10亿美元建立全球新闻通讯网。他们打算与特德·特纳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全球展开竞争。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他耸了耸肩。“和美国的新闻媒介吻别吧。” 当我们离开时，我听到罗恩对着话筒说：“笠川先生吗？我是罗恩·莱文。我在美国金融通讯网跟你讲话。是的，先生。是的。笠川先生，我想就我们的广播员通过卫星线路所讲的话表示关注和深深的歉意——” 我们关上门，离开了那儿。 “上哪儿去？”我问。 第31节 四季饭店深得明星和政治家们的厚爱。它的入口十分气派，但我们的车被安排停放在拐角的便门旁。一辆装运牛奶的小卡车停在装卸台前，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往下搬卸盒装牛奶。我们在此足足等了5分钟。康纳看了看手表。 我问：“我们干吗呆在这里？” “我们得按最高法院的规矩办事，后辈。” 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人从装卸台处走了出来，环顾了一下，朝我们挥挥手。康纳也朝她挥挥手。她又一次消失。康纳掏出钱包，抽出两张20美元的钞票。 “我当警探最先明白的事情之一，”康纳说道，“就是饭店的工作人员能帮上大忙，尤其是在眼下这些日子里，警察受到种种限制。没有搜查令，我们警察就不能进入饭店的任何房间。如果我们进了房间，不管搜查中发现了什么，都不会得到承认，对不对？” “对。” “但女服务员可以进去。洗熨工、清洁工和客房服务员都可以进去。” “唔——唔。” “所以，我学会了与所有大饭店都保持联系。”他打开了车门。“我去一下就来。” 他朝装卸台走去，在那儿等着。我用手轻轻叩着方向盘，脑海里出现了这些诗句： 我改变了初念，这爱情美不胜言。 善良、仁慈，还有那美妙的营火舞会 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人从装卸台上走出来，简要地与康纳谈了几句。康纳记了下来。那女人的手心上放着一件金光闪闪的东西。康纳没有去触摸它，只是看了看，点点头。她迅速地把那件东西塞进口袋。然后，他把钱付给她，那女人便转身离去。 你拨动了我的神经，震撼了我的心灵。 极度的恋情撩得我心神不宁。 你动摇了我的意志，使我无比激动—— 一个洗熨工手提一套用衣架挂着的男式藏青西服来到装卸台上。康纳问了一个问题，洗熨工看了一下手表后才回答问题。接着，康纳蹲下身子，仔细地察看上装的底边。他打开上衣，检查衣架上的裤子。 洗熨工拿走了第一套西服，又把第二套西服拿到装卸台上。这是一套藏青色的带细条子的西服。康纳又一次做了检查。他好像发现了衣服上的什么东西，便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刮进一只透明小塑料袋子里。他把钱付给了洗熨工后，就回到汽车跟前。 “是在检查罗参议员吗？”我问道。 “检查了很多东西，”他说，“不过，是检查罗参议员。” “昨天晚上，罗参议员的助手的口袋里有条白色的内裤。但是谢里尔当时穿的是黑色的内裤。” “这没错，”康纳说，“不过，我认为我们有了进展。” “你往那袋子里放了些什么？” 他掏出那只小玻璃纸袋，放到亮处。透过玻璃纸，我见到了几缕短短的黑线。“是地毯的纤维，我想，是黑色的，跟中本公司会议室里的地毯相似。得去化验室检查确认。眼下，我们还有一个难题得解决。开车吧。” “我们去哪儿？” “达利—希金斯，就是那家拥有微电脑公司的公司。” 第32节 接待员旁边的门厅里，一个工人正往墙上镶贴巨大的金字：达利—希金斯股份有限公司，招牌下写着“一流经营”。还有几名工人正在过道上铺地毯。 我们亮了一下警徽，提出要见达利—希金斯公司的董事长阿瑟·格雷曼。 接待员操南方口音，长着一只朝大鼻子。“格雷曼先生一整天都有会。他约你们来的吗？” “我们为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而来。” “这么说，你们该见见我们负责对外宣传的副董事长恩德斯先生。他负责向外界介绍有关微电脑公司的事宜。” “好的。”康纳说。 我们坐在接待室的沙发椅上。一位身穿紧身裙的漂亮女人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沙发椅上，腋下夹着一卷图纸。那名工人在继续钉招牌。“我原以为这家公司陷入了资金危机，可他们为什么重新装潢？”我问道。 康纳耸耸肩。 秘书在按电话。“我是达利—希金斯公司，请稍候。我是达利—希金斯公司……噢，请等一下，参议员……达利—希金斯公司，是的，谢谢你……” 我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这是达利—希金斯经营集团的年度报告。该集团在亚特兰大、达拉斯、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设有办事处。我在小册子里发现了一幅阿瑟·格雷曼的相片。他看上去精神愉快、踌躇满志。报告中有一篇他署名的文章，题为《坚持奉行一流经营》。 秘书对我们说：“恩德斯先生一会儿就来你们这儿。” “谢谢你。”康纳说。 过了一会儿，两位身着工作制服的男人走进了门厅过道。那个腋下夹着图纸的女人站起身来。她招呼道：“你好，格雷曼先生。” “你好，贝弗利，”年长的男人说道，“我一会儿来。” 康纳也站起身来。秘书立即说道：“格雷曼先生，这两位先生——” “等一下。”格雷曼说道。他向与他同行的男子转过身去。此人比他年轻，30刚出头。“务必与罗杰把事情谈妥。”格雷曼说道。 年轻的男子摇摇头：“他不会喜欢的。” “我知道他不会。但不管怎么样也要告诉他，至少要补偿640万美元。” “可是，阿瑟——” “就这样告诉他。” “好吧，阿瑟。”年轻的男子说道，一边整了整领带。他压低声音说：“公司的收益下降了那么多，董事会也许会拒绝给你筹措60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 “我们不是在谈论收益，”格雷曼说道，“而是在谈论补偿。这与收益毫不相干。董事会必须给总经理筹足与现时补偿水准相当的数字。如果罗杰不能与董事会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我将取消3月份的会议，并请求换人。你把这话告诉他。” “好的，我会对他说的，阿瑟。但是——” “就这么做。晚上给我电话。” “行，阿瑟。” 他们握握手。年轻的男子怏怏地离去。接待员说：“格雷曼先生，这些先生——” 格雷曼转向我们。康纳说：“格雷曼先生，我们想就微电脑公司的事跟你谈一会儿。”他微微侧身，亮出他的警徽。 格雷曼突然火冒三丈。“我的天，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搅了，折磨死人了！” “折磨？” “还能说什么？到我这儿来的有参议院的人，联邦调查局的人。现在又来了洛杉矶的警察？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拥有一家公司，我们有权卖掉它。路易丝在哪儿？” 那接待员说：“恩德斯先生来了。” 康纳心平气和地说道：“格雷曼先生，对不起，打搅你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只需一分钟。” 格雷曼怒目以对。“什么问题？” “有多少人出价要购买微电脑公司？”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与赤井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开讨论公司出卖事宜。” 康纳又问：“是不是不止一个出价人？” “瞧，你的问题多着呢。你去跟恩德斯谈吧，我忙着呢。”他说完，便转向那个腋下夹着图纸的女人。“贝弗利，你给我带来什么啦？” “我带来修改过的董事会会议室设计蓝图，格雷曼先生。我还带来了盥洗室的瓷砖样品，这种灰色很好看，我想你会喜欢的。” “好，好。”他领着那女人顺过道走开了。 康纳目送着他们离去，然后墓地转身朝电梯走去。“走吧，后辈。我们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 第33节 “是否有别的出价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回到车上后，我问道。 “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上来了，”康纳答道，“谁想使中本公司感到难堪呢？我们知道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事关重大。国会因此乱成一团。不过，那当然意味着其他方面也乱了套。” “在日本？” “一点不错。” “谁会知道？” “赤井公司。” 那位日本女接待员看到康纳的警徽，惶惶不安地笑了一下。康纳说道：“我们想见吉田先生。”吉田是公司的负责人。 “请稍等片刻。”她站起身来，几乎小跑着，匆匆离去。 赤井陶瓷公司位于埃尔塞贡多一座毫不显眼的办公大楼的第5层。这家公司的装饰十分俭朴，给人一种勤奋向上的印象。我们从接待处朝里面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大房间，没有任何东西把它隔开：一大片金属制的办公桌，职员们坐在电话机旁。文字处理机发出轻轻的嗒嗒声。 我看着这间办公室。“陈设那么简单。” “纯粹为了做生意嘛，”康纳点点头表示同意。“在日本，讲究排场并不招人喜欢。人家会说你不踏实。当年，老松下先生担任这家在日本规模第三的大公司的负责人时，他仍然搭乘普通商业性航班往返于大阪和东京的总部之间。他是拥有50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老板，然而他并没有私人专机。” 等待期间，我望着那些在办公桌前干活的职员。他们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人，但大多数是白人，全都穿着藏青色西装，几乎没有女性。 “在日本，”康纳说道，“一家公司要是不景气，第一件事就是经理们自动减薪。他们认为自己对公司的兴衰负有责任，他们与公司荣辱与共。” 那位女接待员回来了，一声不吭地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一名身穿藏青色西装的日本人向我们走来。他头发灰白，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他打着招呼：“早安，我是吉田。” 康纳介绍了我们的身份，大家互相鞠躬致意并交换了名片。吉田先生用双手分别接过我们的名片。每次都毕恭毕敬地弯腰鞠躬。我们也以相同的礼节回答。我发现康纳没有对他说日语。 吉田把我们带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一边的窗户对着机场，里面的陈设十分朴素。 “你们想喝咖啡，还是喝茶？” “不客气，谢谢，”康纳回答说，“我们来这儿是执行公务。” “我明白。”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坐下。 “我们想和你谈谈购买微电脑公司一事。” “哦，是的。一桩棘手的买卖。不过，我可没想到，这竟然会惊动警方。” “也许这与警方无关，”康纳回答说，“你能和我们谈谈这笔买卖吗，或许合同是保密的？” 吉田先生露出惊奇神色。“保密？根本不是那回事。这是完全公开的，从一开始就如此。去年9月小林先生来找我们，他是东京达利—希金斯公司的代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家公司要出售。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对他的提议感到很吃惊。10月初我们便着手谈判，到11月中旬，双方谈判人员初步达成协议。我们正要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可是就在11月16日，国会提出了异议。” 康纳说道：“你是说，你们对这家公司要出售感到吃惊？” “是的，确实如此。” “为什么会吃惊呢？” 吉田先生在办公桌上摊开双手，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知道，微电脑公司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它的投资部分来自美国政府提供的基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款子占总投资的13%。在日本，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官办公司。所以，我们在进行谈判时理所当然就十分谨慎。我们不想做出唐突的举动，但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代理人要我们放心，他们说这笔交易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原来如此。” “可是眼下，就像我们事先担心的那样，困难重重。我认为，如今，我们给美国人制造了借口。华府的某些人惴惴不安。这并不是我们的愿望。” “你没有预料到华府会表示反对？” 吉田先生耸耸肩，表示对此没有把握。“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大差异。在日本，我们对事态的发展能了如指掌；在这儿，却总会有人出来唱对台戏。可是赤井陶瓷公司并不希望招眼，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康纳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听起来，你们想打退堂鼓。” “国内总部有许多人对我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对他们说，这是无法预料的。华府并没有一贯的商业政策。它的政策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每天都在改变。”他笑着补充了一句：“哦，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看来，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你认为这笔买卖还会继续进行？” “这可说不准。也许来自华府的批评太强烈啦。你知道，日本政府希望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嘛。他们会对企业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会使美国政府不安的买卖。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和环球影片公司，这两笔交易使我们遭到了批评指责。他们要我们yojinbukai。意思是……” “小心谨慎。”康纳说道。 “小心翼翼。是的。审慎从事。”他望着康纳。“你会说日语吗？” “稍懂一些。” 吉田点点头。一时里他似乎在考虑改用日语交谈，但还是忍住了。“我们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他说道，“对我们的这些批评，我们觉得是不公平的。达利—希金斯公司财政上拮据，也许他们管理方面不善，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说不上来。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能对此负责。而且我们事先并没谋求得到微电脑公司，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的。我们想帮忙，反倒挨指责。”他叹了口气。 窗外，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正在起飞，窗户给震得格格响。 康纳问道：“那么其他的出价人呢？他们什么时候退出去的？” 吉田先生皱起了眉头。“没有别的出价人，他们是私下里向我们提出的。达利—希金斯公司不想把他们的财政困难公之于众。因此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可是眼下……新闻界对我们百般曲解。我们感到十分……kegaoshita，伤害？” “是的。” 他耸耸肩。“这是我们的感觉。我希望你能懂得我的蹩脚英语。” 接着是一阵沉默。事实上，随后一分钟的时间里，无人再开腔。康纳面对吉田坐着。我坐在他身旁。又一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了，窗户又是一阵震动。仍然无人吭声，吉田发出一声长吁。康纳点点头。吉田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康纳叹了口气，咕哝了一声。吉田也叹了口气。两人似乎都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什么。某种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对此并不清楚。我认为，这一定是不可言传的直觉。 最后，吉田开了腔。“上尉，我希望我们不要发生误会。赤井陶瓷公司是一家声誊良好的公司。眼下的这种复杂局面与我们……与我们毫无相干。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将竭尽全力对你们提供帮助。” 康纳说道：“我很感谢。” “这没什么。” 于是吉田站了起来。我们互相鞠躬握手。 “倘若有我能帮忙的地方，请立即和我联系，千万不要客气。” “谢谢你。”康纳回答说。 吉田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我们又一次鞠躬，然后他把门打开。 门外是一个40来岁气色红润的美国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和罗参议员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金发男子。当时，他并没有做自我介绍。 “啊，里奇蒙先生，”吉田说道，“你在这儿真是太巧啦。这两位先生正在打听微电脑公司的情况。”他把身子转向我们。“也许你们愿意和里奇蒙先生聊聊，他的英语要比我强得多。他可以提供更多的你们希望了解的细节。” “我叫鲍勃·里奇蒙，迈尔斯·劳森·里奇蒙公司的。”他的握手十分有力。他浑身晒得黑黝黝的，似乎经常打网球。他神采奕奕地笑着。“这世界真小，是吗？” 康纳和我都做了自我介绍。我说道：“罗参议员身体康复了吗？” “哦，是的，”里奇蒙回答道，“谢谢你们的帮助。”他微笑了一下。“我不愿去想他今天上午会感觉如何，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不停地移动着身体的重心，就像一个网球运动员在等待发球。他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惴惴不安。“我得说，我压根儿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们两位。有什么需要和我说的吗？我在微电脑公司谈判中是赤井公司的代表。” “没什么，”康纳态度和婉地说道，“我们只是了解一般背景情况。” “这是不是和昨夜发生在中本公司的事件有关？” 康纳回答道：“并非如此。我们只是了解一般背景情况。” “要是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会议室去聊一下。” “很抱歉，”康纳说道，“我们另外有约会在先，已经迟到了。不过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当然可以，”里奇蒙说道，“我很乐意那样做，我一小时后回办公室。”他把名片给了我们。 “那很好。”康纳回答道。 但是里奇蒙仍然显得忐忑不安。他和我们一起走向电梯。“吉田先生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说道，“我相信他总是彬彬有礼。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与微电脑公司有关的种种麻烦使他心里很恼火。东京的赤井公司总部对他进行指责，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上了华府方面的当，起先他得到保证，对这笔买卖不会有反对意见，但是后来莫顿却拆了他的台。” 康纳说道：“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一点不错，”里奇蒙说道，“我不知道约翰·莫顿有什么难处，但是这件事情他错定了。我们准备了所有合乎规范的材料，美国国外情报委员会在我们的谈判结束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讲个不字。这样办事是不合理的。我只是希望约翰意识到这一点，高抬贵手。因为眼下这种做法显得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 “种族歧视？是这样吗？” “没错，这和好孩子公司案一模一样。记得那个案子吗？藤井公司在1986年打算买下好孩子半导体公司，但是国会说这样做有损国家安全，因而制止了这桩买卖。国会不想把该公司卖给外国公司。两年后，好孩子公司卖给了一家法国公司，而这次国会却一声也没吭。显然，卖给外国公司并不要紧——只是不能卖给日本公司。我认为这是道道地地的种族歧视政策。”我们到了电梯跟前。“不管怎么说，请给我来电话，我会帮上忙的。” “谢谢你。”康纳说道。 我们上了电梯，门关上了。 “蠢驴。”康纳骂道。 第34节 我驾车向北驶往威尔夏通道去见莫顿参议员。我问道：“干吗说他是头蠢驴？” “鲍勃·里奇蒙直到去年为止一直是阿曼达·马登手下与日本进行商业谈判的副手。他参与美国政府制定策略的所有会议。一年后，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为日本人效劳。他们为了达成这笔交易付给他50万美元的年薪，再外加奖金。他也受之无愧，因为他对其中的种种奥妙了如指掌。” “他那样做合法吗？” “当然合法，这是正常的程序嘛，他们都那么干。要是里奇蒙为像微型软件公司这样一家高技术企业服务，他就得签署一项协议，保证他在5年中不会为与之竞争的公司服务，因为你不应当把商业秘密兜售给它的对手。但是我们政府的规定却要松得多。” “为什么他是头蠢驴？” “这种种族歧视的陈辞滥调，”康纳哼着鼻子轻蔑地说道，“他更清楚。里奇蒙完全了解出售好孩子公司是怎么回事，这和种族歧视毫无关系。” “没关系？”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里奇蒙也十分明白：日本人是天下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民族。” “是吗？” “绝对没错。实际上，当日本外交人员……” 汽车中的电话铃响了，我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说道：“我是史密斯中尉。” 对讲机里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老天爷，终于找到了。你们这两个家伙到哪儿去了？我都想睡觉了。” 我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弗雷德·霍夫曼，昨天夜里负责值班的警官。 康纳说道：“谢谢你又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弗雷德。” “你想了解什么？” “唔，”康纳回答道，“我对昨天晚上接到的中本大厦打来的电话很感兴趣。” “不仅是你，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呢，”霍夫曼说道，“局里有一半人都跟在我屁股后面询问这件事。吉姆·奥尔森索性就坐我的办公桌前写报告。尽管如此，眼下这完全是例行公事。” “要是你再回忆一下所发生的情况……” “没问题。我先是收到从城市部发来的消息，那是个电话原始录音，城市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打电话的人带有亚洲口音，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也许是吸毒的缘故，他一个劲儿地说着‘处置尸体的问题’。他们无法弄清楚他在说什么。8点30左右，我派了一辆警车去那儿。当他们证实是凶杀时，我指派汤姆·格雷厄姆和罗迪·梅里诺进行调查——后来就因为这个，我倒大霉了。” “唔——” “但是，真见鬼，他们就在排下面那个班上。你知道，我们得严格地轮流执行侦破任务，为了避免出现特殊照顾。那是规定。我只是服从规定而已。” “唔。” “不管怎么说，后来9点钟时格雷厄姆来电话，报告说现场遇到了麻烦，要求派遣特种勤务处联络官，我又查了一下花名册。彼得·史密斯是勤务处里的值班人员。所以我把他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格雷厄姆。我想他给你去过电话，彼得。” “是的，”我说道，“他来过电话。” “唔，”康纳继续问道，“后来呢？” “大约就在格雷厄姆来电话后两分钟，也许是在9点5分吧，我接到一个家伙的电话，外国口音很重。我觉得，听上去像是亚洲口音，不过我可吃不准。那家伙说，他以中本公司的名义要求派康纳上尉去办这个案子。” “打电话的人有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当然说的喽。我让他告诉我他是谁。而且我写下了他的姓名，小市仁志。” “他是中本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他是那么说的，”霍夫曼回答道，“我只是坐在那儿，摆弄电话机，鬼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我是说，今天早上中本公司抗议委派康纳去处理这个案子，还说他们从来没有雇用过一个叫小市仁志的人。他们宣称，所有这一切纯属捏造。不过我要告诉你，确实有人给我来过电话，我没有瞎说。” “我相信你没有瞎说，”康纳说道，“你刚才说，那个人带很重的外国口音？” “不错。要知道，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几乎十分道地，但是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唯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似乎对你很了解。” “是吗？” “一点不错。他先问我是否知道你的电话号码，要不要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说，我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我当时在想，我才用不着一个日本人把警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呢。接着他说，要知道，康纳上尉有时并不接电话。请务必派人去接他。” “真有意思。”康纳说道。 “所以我就给史密斯去了电话，要他拐个弯，把你接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是说，这就是我们对中本公司惹下的政治麻烦的全部了解。我知道格雷厄姆不痛快。我猜想其他人也不痛快。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康纳与日本方面有特殊关系，所以我就直接来电话啦。现在所有倒霉的事情全让我碰上了。真他妈的没办法。” “先告诉我你倒的什么霉？” “也许是昨天夜里11点钟开始的，头儿来电话问起格雷厄姆。问我干吗要派格雷厄姆去。我把理由告诉了他。但是他仍然不满意。接着我刚要下班，大概在早上5点钟，为了康纳参与这项调查，又着实折腾了一番。怎么把他找来的，干吗要找他。现在《时报》又大做文章，编造了一整套警方如何搞种族歧视的谎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一个劲儿地解释，我是照章办事。一切都是按章办事。没人相信我的话，可这一切都千真万确。” “我相信千真万确，”康纳说道，“只是还有一件事，弗雷德，你有没有听过城市部那个电话的原始声音？” “当然听过。我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听到的。怎么啦？” “打电话的声音听上去是否像仁志先生？” 霍夫曼哈哈笑道：“老大，谁知道哇，上尉。也许差不多。你是在问我，这个亚洲人的嗓音是否像早些时候听到的另一个亚洲人的嗓音。老实说，我分辨不出来。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含糊，也许是因为受惊的缘故，也许是吸毒的缘故，我可说不准。我所知道的就是，不论这位仁志先生是何许人，他很了解你。” “唔，这些情况很有用，你休息一会儿吧。”康纳向他道谢后挂上了电话。我驾车离开了高速公路，驶向威尔夏去会见莫顿参议员。 第35节 “行，参议员，现在请朝这边看……稍微转过来一些……就这样，这样很帅，富有男子气，我很喜欢这副神态。是的，棒极了。现在我需要3分钟时间。”那导演身穿投弹手外套，头戴网球运动员帽，脸绷得紧紧的。他从摄影机前下来，用英国腔高声嚷着发号施令：“杰里，把窗幕拿到那里去，阳光太强了。我们能不能在他眼睛上做点文章？需要在他眼里稍许添上些东西。埃伦呢？你看他右边肩上的那片亮光，挡住它，亲爱的。把领子扯平，他的领带上能见着话筒，我在他的头发里看不到颜色，露点灰色出来。伙计们，把地毯拉拉平，这样他走路时就不会绊一下。来，请动手，我们要错过这片明媚的阳光了。” 康纳和我站在一边，身旁是聪明伶俐的制片助理，名叫戴比。她胸前捧着一块书写板，意味深长地说道：“导演是埃德加·林恩。” “难道我们非得知道他吗？”康纳问道。 “他是世界上要价最高、最受欢迎的广告节目导演。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埃德加拍摄过奇妙的广告片《1984年的纽约》……呃，还拍过许多广告节目。他还导演过一些著名的电影。埃德加是第一流的。”她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道：“而且并不过分狂热，确实如此。” 对着摄影机的是约翰·莫顿参议员。他心平气和地站在那儿，4个人忙不迭地摆弄他的领带、外套、头发，给他进行化妆。莫顿穿一身西装。他站在一棵树下，背景是一片起伏不平的高尔夫球场和贝弗利山的摩天大楼。拍摄人员铺设了一条地毯，他将顺着这条地毯向镜头走去。 我问道：“参议员这个人怎么样？” 戴比点点头。“很行。我认为他有希望。” 康纳问道：“你的意思是他有希望问鼎总统宝座？” “是的，如果埃德加能施展他的魔力，希望就更大。我是说，让我们面对现实，莫顿参议员并非完全是梅尔·吉布森式的人物，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他的鼻子很大，还有些谢顶。那些雀斑也不好办，因为它们在镜头中如此引人注目，会使你忽视他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恰恰是让公众接受一名候选人的关键。” “这双眼睛。”康纳重复着她的话。 “哦，是的，人们靠他们的眼睛而当选。”她耸耸肩，仿佛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不过，要是参议员听从埃德加的安排……埃德加是个艺术家，他可以使这一切变成现实。” 埃德加·林恩和摄影师心急火燎地打我们身旁走过。“老天爷，把眼睛下面擦干净，”林恩说道，“要突出下巴，在下巴上来些醒目的阴影，使它显得坚韧有力。” “行。”摄影师应道。 制片助理打个招呼便走开了，我们等在那儿继续观望。莫顿参议员仍然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任搞化妆和整理衣服的工作人员在摆布着。 “是康纳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吗？”我转过身去，一个身穿蓝色细条子西服的青年男子正站在我们身旁，他看上去像是参议员手下的办事人员：穿着入时，态度殷勤，彬彬有礼。“我叫鲍勃·伍德森，在参议员办公室工作。感谢你们光临。” “别客气。”康纳回答道。 “我知道，参议员热切希望和你们谈谈，”伍德森说，“很抱歉，拍片拖延了些时间，我们本该一点钟结束的。”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我想，也许还得等上一会儿。不过我知道参议员想跟你们聊聊。” 康纳问道：“你知道他想聊什么吗？” 有人在高声喊道：“排练一遍！准备摄像、录音。” 围在莫顿四周的那伙人迅速离开了，伍德森的注意力转向摄影机。 埃德加·林恩回过身来，透过摄影机镜头看着。“灰色还不够。埃伦呢？你得在他头发上添加灰色，现在显不出效果来。” 伍德森说道：“但愿导演不要使他显得太苍老。” 制片助理戴比说道：“这只是为了摄像。这样拍效果不好，所以我们要加些灰色。瞧，埃伦在给他太阳穴上加颜色，这样会使他显得十分尊贵。” “我可不希望他老态龙钟。尤其是他疲劳的时候，他有时看上去真上了年岁。” “别担心。”助理说道。 “唔，好了，”林恩说道，“现在这样行了，参议员。我们从头到尾来排练一遍，好吗？” 莫顿参议员问道：“从哪儿开始？” “台词呢？” 提台词的姑娘说：“也许像我一样……” 莫顿说道：“这么说我们第一部分已经拍完了？” 埃德加·林恩说：“不错，亲爱的。我们从你的脸转向摄影机时开始，你要气宇轩昂、充满男子气概，直截了当地看我们一眼，然后说‘也许像我一样’，好吗？” “行。”莫顿应道。 “要记住男子气概，记住炯炯有神，记住成竹在胸。” 莫顿问道：“我们可以拍了吗？” 伍德森说：“林恩会使他厌烦的。” 埃德加·林恩说道：“好吧，把彩排拍下来，现在开始。” 莫顿参议员朝镜头走去。“也许像我一样，”他说道，“你们为我们国家的地位在近几年来每况愈下而感到担忧。美国依然是头号军事强国，但是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捍卫我们自己。正是在经济上，美国如今江河日下。差距有多大呢？唔，在上两届政府在职期间，美国已经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我们的工业已落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后面；我们的工人文化素养低于其它国家的工人；我们的投资者急功近利，使我们的工业畸形发展，无法着眼于未来。其后果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我们的后代前景凄凉。” 康纳轻轻地嘟哝道：“有人确实这么说。” “在这个充满民族危机的时刻，”莫顿继续说道，“许多美国人又增添了一重新的忧虑。由于我们经济实力的衰退，我们无法抵御一种新的侵略。许多美国人害怕我们会变成日本或是欧洲的经济殖民地，尤其可能变成日本的经济殖民地。许多美国人感到那些日本人正在蚕食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娱乐场所，甚至我们的城市。”他用手指著作为背景的高尔夫球场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 “这样下去有些人担心，眼下日本已经有力量安排和主宰美国的未来。” 莫顿在树下停了一下，做出在思考的模样。 “这些对美国前景的担心有几分道理呢？我们的担心应该到什么程度呢？有些人会对你说，外国投资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另一些人持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我们正在出卖宝贵的生而有之的权利。哪一种观点正确呢？哪一种应当——哪一种是——哦，见鬼！什么台词来着？” “停，停，”埃德加·林恩叫道，“休息一会儿，我需要处理几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拍。很好，参议员。我很满意。” 提台词的姑娘说道：“参议员，是这样的，‘我们应当把哪一种视为美国的未来呢’。” 他重复着台词：“我们应当把哪一种视为美国……”他摇摇头。“怪不得我记不住。我们把那句台词换掉。玛吉呢？我们把那句台词换掉。没关系，把脚本给我，我自己来改。” 那伙搞化妆和整服装的工作人员又拥到他的周围，又是给他补妆，又是拍拍打打，使他浑身放松。 伍德森说道：“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设法让他跟你们聊上几分钟。” 我们站在嗡嗡作响、由汽车牵引的野外工作室旁，几根电缆从工作室里拖出。莫顿刚要朝我们走来，他的两名助手一面挥动着厚厚的一叠计算机打印纸，一面也跑了过来。“约翰，你最好看一下这个。” “约翰，你最好考虑一下这个。” 莫顿问道：“这是什么？” “约翰，这是最新的盖洛普和菲尔丁民意测验结果。” “这是选民年龄等级的对照分析。” “怎么？” “最底下一行，约翰，总统是正确的。” “不要跟我说这个，我正在和总统进行竞选。” “可是，约翰，他说以c开头的那个词是对的。而你在电视竞选广告中不能说以c开头的那个词。” “我不能说‘保护’1？” 注：1英语中“保护”一词的首字母为“c”。 “说了就完蛋，约翰。” “统计数字表明了这一点。” “你要我们把统计数字重复一遍吗，约翰？” “不。”莫顿回答道。他朝康纳和我瞥了一眼。“我马上过来。”他笑着说道。 “可是你听我说，约翰，保护就意味着缩小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人们的选择余地已经在缩小，他们不愿再进一步受到束缚。” “然而，那是错误的，”莫顿反驳道，“情况并非如此。” “约翰，选民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这样认为就错了。” “约翰，你想教育一下选民，那也好。” “是的，我确实想教育一下选民。保护和缩小生活方式选择的余地并非是一回事。保护与更多的财富、权力，还有自由才是同义词。我们的办法不是靠节衣缩食来凑合着过日子。我们的办法是用较少的天然气和石油来保持眼前的一切——依然给你的屋子供暖，依然让你开你的车；让大伙儿屋子里有效率更高的取暖器，街上有高效节能的汽车；让空气更清新、身体更健康。这是可以做到的，其它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日本已经做到了。” “约翰，请注意。” “别提日本。” “在最近20年里，”莫顿说道，“日本产品的能耗降低了60%，可是美国毫无进展。日本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于我们的商品成本，因为日本在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上大力投资。保护是竞争。而我们现在却对竞争无动于衷。” “好吧，约翰。保护和统计数字。实在叫人厌烦。” “没有人会在乎，约翰。” “美国人民会在乎。”莫顿说道。 “约翰，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 “他们不会来听这一套。你听我说，约翰。这里有个年龄回归问题。尤其在55岁以上的选民中，他们对这个议题态度十分明确，而这些人是最稳定的选举层。他们不希望缩减开支，也不要保护。美国的老年人不希望这个。” “可是老年人有子孙后代，他们得想着未来。” “老年人才不操心未来呢，约翰。这是明摆着的事。他们认为，孩子不关心他们，而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也不为孩子们操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 “不过，孩子们当然……” “孩子们不参加选举，约翰。” “约翰，请听我们说。” “不要说保护，约翰。要说竞争，要着眼未来，要正视问题，要有一种新精神，这些都不错。然而，不要说保护。只要看一下数字就能明了，别这么干。” “请别这么干。” 莫顿说道：“我考虑考虑，伙计们。” 两名助手似乎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取得更多的进展，于是啪的一声合上了电脑打印纸。 “你要我们叫玛吉来重写台词吗？” “不，我正在捉摸着呢。” “也许，玛吉该草拟几句台词。” “不必。” “好吧，约翰，就这样。” “要知道，”当他们离开时，莫顿说道，“有朝一日，一名美国的政治家将按照他自己的主意行事，而不是按照民意测验的结果来行事。这看上去会使人感到是一种革命的举动。” 两位助手一齐转过身来。“约翰，得啦。你累了。” “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可以理解。” “约翰，这件事情请相信我们，我们有数据嘛。我们有95%的把握告诉你，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我对他们怎么想的清楚得很，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我还知道原因何在。15年来他们几乎无人领导。” “约翰，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了。现在是20世纪。领导艺术在于百姓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 两名助手走开了。 伍德森立即走了过去，手里拿着手携式话筒。他刚想说话，莫顿举起手来做了个手势。“现在不，鲍勃。” “参议员，我认为你需要这个……” “不是现在。” 伍德森退了下去。莫顿看了看表。“你们两位是康纳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吗？” “是的。”康纳回答道。 “我们一起走走。”莫顿提议道。他离开那伙拍摄电影的人群，朝俯视着地势起伏的高尔夫球场的小丘走去。这天是星期五，打球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离摄制组的人有50米远。 “我请你们光临，”莫顿说道，“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位警官负责处理中本公司事件。” 我正打算表示异议，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负责处理这事的是格雷厄姆。这时，康纳开了腔：“不错，是我们负责。” “关于这个案子我有几个问题。我猜想，眼下案子已经解决了？” “好像是这样。” “你们的调查结束了？” “就具体目标而言，是的，”康纳回答道，“调查已经结束。” 莫顿点点头。“他们告诉我，你们两位警官对日本特别了解，是吗？有一位在日本呆过一阵子？” 康纳微微点了下头。 “就是你今天和花田以及安坂一起打的高尔夫球？”莫顿问道。 “你的消息很灵通。” “我今天早上还和花田先生聊天来着。我们一直有交往，在别的方面。”莫顿猛地转身说道：“我的问题是这样：中本公司的事件与微电脑公司有没有关系？” “这话怎么讲？” “向日本人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递交到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主席。科学技术委员会方面一直想听取我们对这笔买卖的意见，因为实际上得由他们来批准这笔买卖。你们知道，人们对此意见不一。原先，我一直持反对态度。原因很多。这一切你们都清楚吗？” “清楚。”康纳答道。 “我对此仍然存有疑问，”莫顿说道，“微电脑公司的先进技术部分是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才得以发展的。现在，美国的纳税人竟然是把钱花在了一项准备出售给日本人的科研项目上——而这些日本人将利用这项研究来和我们的公司竞争，我实在感到义愤填膺。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能力。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智力资源。我觉得，我们应当限制国外资本在我国公司和大学里的投资。但是我的观点似乎和者甚寡。在参议院和工业界我找不到支持者。商业界也不会对我助一臂之力。商业部的代表担心，这样做会妨碍大米谈判。大米。甚至五角大楼也反对我的观点。我只是想知道，既然赤井陶瓷公司是中本公司的子公司，那么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与他们提出的那笔买卖是否有联系？” 他停了一下，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看来，他指望我们对情况会有所了解。康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两者有什么联系。” “中本公司为了推动这笔买卖，有没有什么不诚实或不正当的举动？” “对此我不清楚。” “你们的调查已正式结束了？” “是的。” “我只是希望弄清楚这一点。因为，倘若我放弃反对这笔买卖的立场，我可不希望发现我的手被夹在毒蛇笼子里。有人会说，中本公司举行宴会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这笔交易的反对者，所以改变立场使我心神不定。要知道，在国会里，他们可以用这种事情使你飞黄腾达，也可以使你身败名裂。” 康纳说道：“你打算放弃反对这笔买卖的立场？” 一名助手在草坪的另一边喊道：“参议员呢？他们已为你做好准备，先生。” “好吧。”莫顿耸耸肩。“这件事情使我四面楚歌，没有人同意我在微电脑公司问题上的立场。我个人认为，这又是一个好孩子公司事件。不过，要是这一仗打不赢，那么，还是不打为好。不管怎么说，要打的仗还多着呢。”他挺起身子，平整一下自己的衣服。 “参议员？如果你已准备好的话，先生，”那名助手又补上一句，“他们担心会错过阳光。” “他们在担心阳光。”莫顿一面摇摇头，一面说道。 “别让我们再耽搁你啦。”康纳说道。 “不管怎么说，”莫顿说道，“我一直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我理解你们的意思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与微电脑公司毫不相干。案中涉及的人与这笔买卖毫不相干。我不希望下个月在报上看到，某人在幕后玩弄花样，企图促进或阻挠这笔买卖。我不想看到那种事情。” “就我所知，不至于会有那种事情。”康纳说道。 “先生们，感谢你们光临。”莫顿说道。他和我们两人握手后，便离开了。接着，他又回过头来。“我想，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因为，要知道，我们得小心谨慎。我们正在和日本打仗嘛。”他狡猾地笑了一下。“嘴巴不紧，会葬送整个舰队。” “是的，”康纳应道，“要记住珍珠港的教训。” “老天，一点不错。”他摇摇头说道。他压低了嗓门，变得像孩子一样。“你知道，我的一些同事说，要不了多久，我们又得再扔一颗炸弹。他们认为，结局就是那样。”他微笑着。“不过，我可不那样看。通常不是那样。” 他笑嘻嘻地回到那伙拍电影的人群中去。他一面走，人们一面朝他聚拢来，先是一名负责更改台词的女子，然后是一名整装的男子，接着是一名负责音响的男子，那人正在忙着摆弄话筒和调节他腰上的电池盒，接着是一名搞化妆的女子，最后参议员的身影消失了，只见一伙人像一群无头苍蝇似的在草坪上来回忙乱着。 第36节 我说：“我喜欢他。” 我正驾车回好莱坞，四周的建筑物在迷漫的烟雾中显得一片朦胧。 “你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康纳反问道，“他是个政客。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喜欢他。” “那么，他是精于此道的。” “我认为非常精明。” 康纳默默地凝视着窗外。我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在使他绞尽脑汁。 我问道：“你不喜欢他关于商业界的那番议论吗？听起来就像是你的观点。” “是的，是和我一样。” “那么，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没什么，”康纳回答道，“我只是在想，他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刚才提到好孩子公司。” “当然喽，”康纳说道，“莫顿对好孩子公司案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我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对我讲述起来。 “你听说过西摩·克雷这个人吗？多年来，他一直是世界上超级电脑的最杰出的设计人。克雷研究所研制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电脑。日本人企图赶上他，但他们没有成功。克雷太棒啦。但是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芯片倾销使国内向克雷供应芯片的大多数制造商破了产，因此，克雷不得不向日本制造商订购定制芯片。在美国没有生产这些芯片的厂家。他的日本供应商莫名其妙地拖延交货时间。有一次，他们拖了一年才交付克雷的订货——在此期间，他的日本竞争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窃取了他的新技术。克雷怒火中烧。他知道他们在欺骗他。他决定和一个美国制造商结成联盟，因此他选择了好孩子半导体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头寸短缺，经济情况不佳。但是，克雷没法再信任日本人啦。他不得不和好孩子公司凑合着干。于是，好孩子公司就为他生产下一代的定制芯片——正在这时候他得知好孩子公司准备出售给日本藤津公司，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出于对这种情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导致了国会制止藤津公司出售好孩子公司。” “后来呢？” “唔，禁止出售并没有解决好孩子公司的财政问题。公司仍然处境困难，最终它还是得出售，不过这次是布尔公司买下的——一家法国公司，在超级电脑生产上不会和我们发生竞争。这就是国会同意出售的原因。” “那么，微电脑公司是第二个好孩子公司？” “微电脑公司将使日本人在至关重要的芯片生产机械方面取得垄断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一旦他们取得垄断地位，他们就可以把机器从美国公司中抽出。可是，现在我觉得……”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打开了对讲机。 打电话的是我的前妻劳伦。 “是彼得吗？” 我回答道：“你好，劳伦。” “彼得，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今天要早一些来接米歇尔。”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干巴巴的。 “你来？我可根本没想到你会来接孩子。” “我从未说过不来，彼得，”她立即回答道，“我当然要来的。” 我回答道：“好吧。顺便问一句，谁是里克？” 她沉默了一下。“说实话，这不值得你问，彼得。” “怎么啦？”我追问道，“我只是好奇。米歇尔今天早上提到了他。她说他有一辆新的梅塞迪斯牌轿车。他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 “彼得，我可不认为这是在同一个档次上？” 我又问道：“和什么同一个档次？” “别闹着玩了，”她说道，“一言难尽。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得早一些来接孩子，因为我要带她去医生那儿。” “为什么？她感冒已经好了。” “我要带她去做一次检查，彼得。” “干吗？” “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我听得见，”我说道，“可是……” “做检查的大夫叫罗伯特·斯特劳斯。他们对我说，他是一位专家。我一直在向办公室里的人打听，哪一位大夫最好。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彼得，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担忧，尤其考虑到你的历史。” “劳伦，你在说些什么？” “我在说虐待儿童，”她回答道，“我在说性骚扰。” “什么？” “这个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你知道，你过去曾被指控性骚扰。” 我感到心口阵阵痉挛，想要呕吐。一旦关系恶化，双方总会留下一些怨恨、不满和气愤的痕迹——还有许多你所了解的对方的隐秘。你可以用它们来攻击对方，要是你打算这样做的话。劳伦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劳伦，你知道虐待儿童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结的婚。” “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一切。”这时她的嗓音显得十分冷淡，带着说教的口吻，还有一些讽刺挖苦的腔调。她的检察官的嗓音。 “劳伦，看在老大的分上，这是荒唐可笑的。发生什么事情啦？” “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作为母亲，我有责任。” “好吧，见鬼，你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做母亲的职责而操心过。可现在……” “不错，我的职业对人要求苛刻，”她用冰冷的语气说道，“不过在我心目中，女儿从来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过去的行为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今天这种不愉快的局面，那么我感到深深的、深深的遗憾。”我感到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背台词，在试着使用这些词句，看看它们在法官面前的效果如何。“很清楚，彼得，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情况，米歇尔就不能继续跟你住在一起，甚至不能再见你。” 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心痛如绞。 “你在胡说些什么？谁告诉你有虐待儿童的事？” “彼得，我认为，我目前就此发表意见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是威廉？谁给你打的电话，劳伦？” “彼得，了解谁打电话毫无意义。我正式通知你，我下午4点来接米歇尔。我希望她今天下午4点做好跟我走的准备。” “劳伦……” “我让我的秘书威尔逊小姐守着电话，并且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做了速记。我正式通知你，我要来接女儿，带她去做健康检查。你对我的决定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 “那么，4点钟，谢谢你的合作。请允许我再加上一点个人的看法，彼得，事情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感到遗憾。” 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当警探时，曾处理过性骚扰的案子。我很清楚这类案子是怎么处理的。事实上，你通常无法从体格检查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检查的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如果一名心理医生用一大堆问题来问一个孩子，这孩子最后总是顺着他的思路，编造回答来取悦于他。常规程序要求心理医生把谈话录像，证明提问过程中没有诱供现象。可是，最后到法官面前，情况几乎总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第37节 “老天爷，我看事情已经他妈的办完啦。”格雷厄姆说道。他在好莱坞山间的坂村住宅里来回转着。最后一个刑侦小组的人正收拾家伙准备离开。 “我不知道头儿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这么容易动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么急急忙忙的，刑侦组的小伙子们不得不就在现场完成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干得无可挑剔。坂村已经在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寻找毛发——这毛发和在那姑娘身上发现的一模一样。我们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干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遗传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体内的精液一致。两者相配的可靠性达97%。是他干的，然后又把她杀死。我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结果一命呜呼。康纳在哪里？” “他在外面。”我回答道。 透过窗户，我看到康纳站在车库旁边，正和巡逻警车上的警察说话。康纳用手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他们在回答他的问题。 “他在那里干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说我不知道。 “见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诉他，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没有。” “什么问题？” “他一小时以前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说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在这儿找到几副眼镜。我们检查了一下，结果是根本没有眼镜。有不少太阳镜，其中两副女式太阳镜。但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他干吗要操心这个。怪人，不是吗？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来着？” 我们看见康纳一直在警车周围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一名警察在警车内，正对着报话机讲话。“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格雷厄姆问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许在设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说道，“上帝，我们要是搞到那个红发女郎的身份证就好了。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他一定也睡过觉。我们本来能从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与所有其它的因素进行严格的比较。我简直像个大傻瓜，让那些姑娘逃脱了。不过，妈的，谁知道结果会是那样。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丝不挂的姑娘，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男人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们的模样可不赖，是吗？” 我说她们确实长得不错。 “而坂村什么也没留下，”格雷厄姆说道，“一小时前我和警察局救护队的伙计们聊过。他们在闹市区，硬是把尸体从车里搬了出来。不过我想，他已烧得面目全非啦。验尸所打算去鉴定一下，祝他们运气好。”他闷闷不乐地凝望着窗外。“你知道吗？我们竭尽全力在办这个倒霉的案子，”他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办得不错。我们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们干得十分麻利，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可现在我所听到的却全是日本人的攻击谩骂。见鬼，你怎么也赢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见鬼，他们现在可来劲了，”格雷厄姆继续说道，“他们对我拼命施加压力。我接到头儿的电话，要我赶快把事情办完。有一名《时报》的记者来我这儿采访，把陈年老账又翻了出来，胡扯什么1978年我对一个拉丁美洲血统的人可能使用过武力。根本没那么回事。然而这位记者，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一贯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她的宣传根据呢？昨天夜里所发生的就是一次‘种族歧视’的事件。于是我成了种族主义分子丑恶嘴脸重新抬头的典型。告诉你，造谣诽谤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明白。”我说道。 “他们对你也下手了？” 我点点头。 “说你什么？” “虐待儿童。” “老天爷，”格雷厄姆说道，“你有个女儿。” “是的。” “你不感到恼火吗？含沙射影、恶意中伤的策略。彼得君。他们根本不顾事实，只是设法编造一切再告诉记者。” “哪个记者？”我问道，“和你谈话的是哪一位？” “琳达·詹森，我想，她说的是这个名字。” 我点点头。琳达·詹森是韦塞尔的女门徒。有人曾经说过，琳达睡觉没本事，但败坏别人的名声却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原先是华盛顿一家报纸的闲话栏专栏作家，到洛杉矶来后大出风头。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说着移动了一下身躯，“就个人来说，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他们正在把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日本。他们已经使人们不敢说话了，不敢说他们的不是。大伙儿不会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再说三道四。” “要是政府能通过几项法令，兴许会有帮助。” 格雷厄姆哈哈大笑。“政府。政府是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每年在华盛顿花多少钱吗？一年4亿美元。足够支付参、众两院所有议员的竞选费用。那真是一大笔哟。现在你倒说说，要是他们得不到好处，他们会年复一年地花这笔钱吗？当然不会。妈的，美国完蛋啦，伙计。嗨。你的上司好像在叫你。” 我向窗外望去。康纳在对我招手。 我说：“我最好过去一下。” “祝你好运。”格雷厄姆说道，“听着，我也许要离开这儿两个星期。” “是吗？什么时候？” “也许今天晚些时候就走，”格雷厄姆回答道，“头儿的意思。他说，只要《时报》还在揪住我不放，我就得回避。我打算上菲尼克斯城去一星期，我的家在那儿。不管怎么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可能要离开。” “好吧，没问题。” 康纳还在对我招手，他似乎等不及了。我急忙向他跑去。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一辆黑色的梅塞迪斯轿车停了下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韦塞尔·威廉。 第38节 我到了那儿的时候，韦塞尔刚取出记事本和录音机。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根香烟。“史密斯中尉，”他说道，“不知道我能否和你谈一下。” “我忙得很。”我回答说。 “来吧，”康纳向我喊道，“时间都糟蹋掉了。”他开着车门等我上车。 我朝康纳走去，韦塞尔紧随着我。他把一只黑色小话筒放到我的嘴前。“我在录音，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在发生马尔科姆事件后，我们得特别小心谨慎。昨天夜里在中本公司进行调查时，据说你的同事格雷厄姆警探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举动。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就此发表意见？” “我不想。”我边说边朝前走。 “有人对我们说，他称他们为‘讨厌的日本鬼子’。” “我无可奉告。”我说道。 “他还叫他们‘小日本’。你认为一个值勤的警官以这种腔调说话是否合适？” “很抱歉，我对此无可奉告，威利。” 我们往前走时，他把话筒一直举在我的跟前，这使我十分恼火。我想用手把它推开，但是没有那样做。“史密斯中尉，我们正准备报道一下你的情况。我们对马丁内斯案件有几个问题。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那是在两年以前。” 我继续往前走着。“我现在很忙，威利。”我说道。 “马丁内斯案件的结果是玛丽亚·马丁内斯的母亲西尔维亚·莫雷利亚指控你虐待儿童。当时曾进行了内部调查。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没有见解。” “我已经和你当时的搭档特德·安得森谈过。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抱歉，我没有见解。” “那么，你不打算对这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反应？” “我所知道的唯一正在炮制不实之词的就是你，威利。” “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完全确切，”他微笑着对我说道，“有人告诉我，地方检察官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我没有做任何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尉，你认为法庭让你来监护你幼小的女儿是不是错误的判决？” 我只是说：“抱歉，我无话可说，威利。”我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坚定自信。我开始冒汗了。 康纳说道：“来吧，来吧，没时间了。”我钻进了车里。康纳对威利说道：“孩子，我很抱歉，我们正忙着呢，得走啦。”他砰的一下关上了车门，我启动发动机。“走！”康纳说道。 威利把头伸进车窗。“你是否认为，康纳上尉对日本的嗤之以鼻再次证明了警察局对十分敏感的种族歧视案缺乏判断能力？” “再见，威利。”我摇上车窗，开始向山下驶去。 “再开快些我也受得了。”康纳说道。 “行啊！”我说道，一边猛踩油门。 我从反光镜中看到，韦塞尔正向他的梅塞迪斯车跑去。我以更快的速度拐了个弯，轮胎发出尖利的吱吱声。“那个下流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他在监听我们的通信联络？” “我们没有使用报话器，”康纳说道，“你知道，我使用报话器十分小心。不过，我们到达时，警车用报话机向局里报告过。也许我们这辆车上给装了窃听器。也许他只是猜到我们会来这儿。他是个卑鄙的家伙，而且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他是日本人安插在《时报》里的。通常情况下，日本人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总是更加讲究礼貌。不过，我认为，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什么都干得出来。那辆车棒极了，呃？” “我看那不是日本人的车。” “显然不可能，”康纳说道，“他是不是在尾随我们？” “不。我觉得已经把他甩掉了。我们现在上哪儿？” “南加州大学。桑德斯到如今已闲逛得够久的了。” 我们顺着大街下了山，来到101号高速公路。“顺便问一句，”我说道，“你干吗要找眼镜？” “只是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没找到眼镜，是吗？” “是的，只是太阳镜。” “我正是这么想的。”康纳说道。 “格雷厄姆说，他要离开城里。就在今天，他打算去菲尼克斯城。” “哦，”他看着我，“你也想离开吗？” “不。”我回答道。 “那好。”康纳说道。 我下山后，便顺着101号公路向南驶去。往日里，到南加州大学只要10分钟时间，如今却好像要半个多小时。眼下是正午时分，就更是如此。不过再也没有高速行车的机会了。交通老是拥挤不堪，路上老是烟雾迷漫，我就在一片朦胧中开着车。 “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吗？”我问道，“你也觉得我应该带着孩子逃走吗？” “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他叹了口气。“日本人是迂回行动的能手。采用这种手段是他们的本能。在日本，要是有人对你反感，他们从来不会当你面说。他们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用这种方法把话传到你的耳中。日本人有各种各样的间接交流方式。所以他们用那么多的时问进行社交往来，打高尔夫球，去卡拉ok酒吧喝酒。他们需要这些额外的交流渠道，因为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心里的想法。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效率太低，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由于他们不能面对面地较量——因为面对面对抗就像死一样难受，使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日本人就像向左或向在兜圈往前冲的橄榄球球员。他们从来不做正面突击。” “是呀，不过……” “所以，有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卑鄙和胆小如鼠，对日本人来说却是一种规范的行动步骤，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只是要让你知道，有权势的人感到不满意了。” “让我知道？知道我会因为女儿的缘故在法庭上倒霉？我和女儿的关系会完蛋？我自己会身败名裂？” “唔，不错，这种后果很正常。他们威胁要使你在大庭广众之中现丑，这是他们让你知道他们不满情绪的惯用伎俩。” “好哇，我想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道，“我想我看到了这幅惨兮兮的景象。” “这不是某个个人的举动，”康纳说道，“这是他们行动的方式。” “不错，是这样。他们在传播谣言。”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 “不，不是某种意义上，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康纳叹了口气。“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明白的，”他说道，“日本人的行为以庄园价值观念为基础。你也经常听到别人谈论日本武士和封建主义，但深入追究，日本人就是农民。要是你在庄园式的农村中生活而其他村民又对你不满，你就会被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你死路一条，因为没有哪个村子会接受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就是这样。触犯群体即死路一条，那就是他们的观点。 “我是说，日本人对群体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和团体保持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不出个人风头，不为个人钻营，不过分搞个人英雄主义。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坚持实事求是。日本人几乎不相信事实。事实在他们眼里是冷冰冰的、抽象的东西。就像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被指控犯了罪，她可不在乎是不是事实，她更关心的是她的儿子。日本人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客观事实则无关紧要。” “是啊，一点不错，”我说道，“现在他们干吗要步步紧逼？还有什么争议呢？谋杀案已经水落石出了，对吗？” “不，还没有。”康纳说道。 “还没有？” “没有。这就是我们受到这么多压力的原因。显然，有人急于要把它了结。他们想要我们放弃追查。” “如果他们在整我，在整格雷厄姆——他们为什么不整你呢？” “他们也在整我。” “怎么整？” “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要我承担责任。” “他们怎么让你承担责任？我可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他们明白。相信我，他们是明白的。” 我望着一长串的小汽车正慢慢地向前爬行，融入了闹市区的烟雾之中。我们路过一块块电子招牌：日立公司的（美国头号电脑）、佳能公司的（领导美国复印新潮流）、本田公司的（美国一流小轿车）。这些广告牌与多数日本广告一样大放光彩，甚至白天也照样引人注目。租用这些电子广告牌每天要耗费3万美元；多数美国公司都无力支付。 康纳说道：“问题在于日本人知道，他们能使这件事变得十分令人头疼。他们在你四周兴风作浪，然后对我说：‘你去处理吧。’因为，他们认为我能把问题摆平，把事情了结。” “你能吗？” “当然喽，你希望现在就把它了结吗？那样，我们就能去喝杯啤酒，欣赏某种日本式的事实。要不，你希望追根究底，弄清楚谢里尔·奥斯汀为什么被害？” “我要追它个水落石出。” “我也一样。”康纳说道，“那么，让我们行动吧，后辈。我想桑德斯的实验室会给我们带来十分有趣的信息。现在，录像带是个关键。” 第39节 菲利普·桑德斯急得像只陀螺似的团团转。“实验室给关闭啦。”他说道。他灰心丧气地举起双手。“对此我无能为力。无能为力。” 康纳问道：“什么时候关闭的？” “一小时之前。房地产管理部门有人来这儿，要实验室的所有人都离开，然后他们就封了门。就这样。现在正门上挂了把大锁。” 我问道：“他们有什么理由？” “有报告说，天花板的结构有问题，因此地下室不安全。要是溜冰场塌下来压着我们，学校的保险就会无效。他们大谈什么学生安全第一。不管怎么说，他们关闭了实验室，要等一个建筑工程师进行调查，拿出报告来。” “什么时候开始调查？” 他指指电话。“要我等消息。也许下星期，也许要到下个月。” “下个月。” “是的，一点不错。”桑德斯用手摸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为此我特地去找了校长。可是，校长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决定来自上面董事会。他们知道阔老们捐出了大把的钞票。这命令来自最高层。”桑德斯笑道，“如今的日子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啦。” 我问道：“什么意思？” “你知道，日本已深深地渗透到美国的大学里，尤其是技术性系科。哪儿都是一样。眼下日本公司对麻省理工学院的25个教授职位给予资助，其数量超过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他们知道——在吹了那么多牛皮之后——搞发明创造，他们不如我们。既然他们需要创新，他们便明目张胆地干。他们就进行收买。” “从美国大学里收买。” “完全正确。请注意，在位于欧文的加州大学里，有两层科研大楼，没有日本护照你就进不去。他们在那里为日立公司进行科研工作。一所美国大学却让美国人吃闭门羹。”桑德斯转过身，挥动着手臂。“在我们这儿，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不满意，马上会有人给校长去电话，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好得罪日本人，因此日本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他们要关闭实验室，实验室就给关闭了。” 我问道：“那些录像带呢？” “所有的东西都锁在里面啦。他们要我们把一切都留在那儿。” “真的？” “他们十分匆忙，简直是盖世太保的勾当，连推带搡地把我们赶了出来。美国的大学一想到会失去部分基金就吓得魂不附体，那副可怜相你根本无法想象。”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也许特里萨设法带出了一些带子。你可以问问她。” “她在哪儿？” “我想她在溜冰场。” 我皱起了眉头。“溜冰？” “她说她要去溜冰。你可以上那儿去瞧瞧。” 他以一种意味特别深长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康纳。 特里萨·朝熊并没有在那儿溜冰。场上有30名儿童，一名青年教师想要管住他们，却无能为力。他们看上去像四年级学生。溜冰场高高的天花板回荡着他们的阵阵笑声和叫声。 溜冰场外的人寥若晨星，看台上空空荡荡。几个要好的小伙子站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望着下面，一边互相你打我一下，我接你一拳。我们站立的一边，在看台高处接近天花板的地方，一个工友正在清扫地面。两个成年人站在下面靠近冰场的栏杆旁，看上去像是家长。在我们对面，有一个人正在看报。 我哪儿都看不见特里萨·朝熊的影子。 康纳叹了口气。他疲倦地坐到木制看台上，身子往后靠去，悠闲自在地跷起了二郎腿。我站在那儿望着他。“你在干吗？她显然不在这儿嘛。” “坐下。” “可是你总是那样匆忙。” “坐下。轻松自在一下。” 我在他身旁坐下。我们看着那些孩子绕溜冰场滑着。那名教师在高声叫唤：“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能打人！别打她！” 我身子往后靠在看台上，也想放松一下。康纳望着孩子们，轻轻地笑着。他看上去自得其乐，忘掉了外界的一切。 我问道：“你认为桑德斯的话对吗？日本人钳制了大学？” “当然不错。”康纳回答说。 “还有日本收买美国技术那些事儿呢？以及收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这是合法行为，他们是提供奖学金资助。高尚的理想嘛。” 我皱起了眉。“那么你认为很正常喽？” “不，”他回答道，“我认为这里大有文章。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高等学府，你就放弃了一切。通常情况是谁付钱办学，谁就支配学校。要是日本人乐意投资——而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界不愿出钱——那么日本人就将控制美国的教育。要知道，他们已经拥有了美国的10所大学。完完全全地拥有。买下了大学来培养他们的年轻一代。所以他们派遣日本青年来美国就得到了保证。” “可是他们本来已经可以这样做了。许多日本人在美国大学学习嘛。” “是的，但是日本人往往深谋远虑。他们知道，今后事情会变得难办起来。他们懂得，一种强烈的对立情绪迟早会到来。不管他们玩弄这一套把戏多么策略——（他们现在正处于获取阶段）——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彬彬有礼。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乐意被人支配。他们不喜欢被人占领——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日本人知道，美国人有一天会觉醒的。” 我看着那些正在场上溜冰的孩子们，听到他们的阵阵笑声。我想着我的女儿，想着下午4点钟的会面。 我问道：“我们干吗坐在这儿？” “就想坐坐。”康纳答道。 于是我们一直坐着。那位教师正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带出溜冰场。“到场外去，溜出去。你也一样，亚历山大！亚历山大！” “你知道，”康纳又开了腔，“如果你想买下一家日本公司，那可办不到。公司里的职员会把外国人来接收公司看做一种耻辱，一件脸面丢尽的事。他们绝不允许这样做。” “我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可能，我觉得日本人已经解除了官方的控制。” 康纳笑了。“从法律上说是这样。在法律上，你可以买日本公司，但事实上你做不到。因为，如果你要接管一家日本公司，你首先得和与它相关的银行打交道，取得这家银行的同意。这是必要的手续。而银行却不会同意。” “我以为通用汽车公司吃下了五十铃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吃下了1。”3的五十铃公司，没有得到享有支配权的股份。当然，个别的例子总是有的。但是，就总体而言，过去10年里，在日本的外国投资少了一半。外国公司陆续发现，在日本做生意大费劲。吹牛争吵、互相勾结、非法操纵市场，还有共同密谋驱逐外国公司，这使他们感到心灰意懒。政府的种种规定使他们难以忍受，疲于奔命。最后他们便退出去了。他们……只有退出。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所有的外国人已经对在日本做生意感到厌倦。因为不管他们说得多漂亮好听，日本是封闭的。几年前，t.邦·皮肯斯买下了一家日本公司1。”4的股票，可是都没能进董事会。日本是个封闭的国家。”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就像如今欧洲人那么干，”康纳说道，“平等互惠，针锋相对，有来有往。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日本打交道都遇到相同的麻烦，问题是哪种对策最起作用。欧洲人的办法直截了当，十分有效，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溜冰场上有几个十来岁的少女开始做准备活动，试着跳了几下。一位教师带着她们，顺边飞快地从我们身旁经过。当她经过时，她问道：“你们中有一位是史密斯中尉吗？” “是的，夫人。”我答道。 一名孩子问道：“你有枪吗？” 那位教师说道：“那位女士让我告诉你，你要找的东西在男子更衣室。” “是吗？”我追问道。 那个孩子又说道：“我能看看吗？” 那位教师说道：“你认识那位东方妇女吗？我觉得她是东方人。” “是的，”康纳回答说，“谢谢你。” “我想看看枪。” 另一个孩子说道：“轻一点，傻瓜。你真不懂事。他们是密探。” 康纳和我走开了，那几个孩子跟着我们，还是说要看枪。溜冰场对面一个看报的男子好奇地抬起头，望着我们离去。 “这一走真是兴师动众。”康纳说道。 男子更衣室空无一人，我开始挨个地打开一个个绿色的金属小柜，寻找那些录像带。康纳却不动手。我听到他叫我：“回来。” 他正在后面淋浴喷头的边上。“找到带子了吗？” “没有。” 他的手抓着一扇打开的门。 我们走下一段水泥楼梯来到一个平台上。那儿有两扇门。一扇通向带有斜坡的卡车进口处。另一扇门通向一个漆黑的过道，上面架着木头横梁。“这边走。”康纳说道。 我们低头弯腰，走下过道，又到了溜冰场的下面。我们走过突突颤动的不锈钢机器，然后来到一排房门跟前。 “你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吗？”我问道。 有一扇门开着一条缝，康纳把它推开了。屋子里关着灯，但我们能看到我们已进了实验室。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我见到了荧光屏发出的微弱闪光。 我们向那荧光屏走去。 第40节 特里萨·朝熊从桌边抬起身子，把眼镜推到前额上，用手揉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只要我们不发出声音就没问题，”她说道，“他们刚才在大门外安了个警卫。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 “一个警卫？” “是的，他们关闭实验室是当真的，兴师动众，就像在搜捕贩毒者。这种做法实在使美国人吃惊。” “你呢？” “我对这个国家并不抱有同样的期望。” 康纳指指她面前的监视器荧光屏，上面显示出一个定格的画面——两个人拥抱着向会议室走去。其他摄像角度拍摄的同一个场面被显示在桌上另外几个荧光屏上。有的荧光屏上有重叠的红色线条，那是晚间光线辐射的缘故。“你从这些录像带中得出什么结论？” 特里萨指着那个主荧光屏。“我可说不准，”她说道，“要做到完全有把握，我得进行一系列的三维模拟来比较房间的大小，掌握所有的光源以及各种物体投下的阴影。我还没有做这一步，而且仅仅用这间房子里的设备或许还办不到。也许得在小型电脑上干个通宵。也许下星期我能在天体物理系那儿找到机会。从事情发展的方式来看，也许不可能。不过眼下看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什么感觉？” “这些阴影不相符。” 康纳在黑暗中慢慢地点着头，仿佛明白了什么。 我问道：“哪些阴影不相符？” 她指着荧光屏。这些人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时，他们投下的阴影却很不确定。要么他们的位置不对，要么他们的形状不对。这通常难以捉摸，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那么阴影不符这个事实说明……” 她耸耸肩。“我要说，这些录像带被做过手脚了，中尉。” 一时里大家都没吭声。“怎么做的手脚？” “我不能肯定改动了多少，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至少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人？你是说有第三个人？” “是的，有人在看着他们。而这第三个人被完全删掉了。” “活见鬼。”我说道。 这个情况使我晕头转向。我望着康纳，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光屏。他对此似乎无动于衷。我问道：“你是否已经知道这一情况？” “我有过这样的怀疑。” “为什么？” “唔，刚开始进行调查时，我就觉得这录像带会被改动。” “为什么？” 康纳笑了。“细节嘛，后辈，那些细枝末节我们省掉吧。”他对特里萨看了一眼，仿佛不愿在她面前说得太多。 我追问道：“不，我想听听。你最初知道录像带被改动是什么时候？” “在中本公司大楼的保安值班室里。” “为什么？” “因为一盘录像带不见了。” “哪盘带子不见了？”我问道。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你回想一下，”康纳继续说道，“在保安值班室里，那位警卫人员告诉我们，他去值班的时候换了带子，大约9点钟。” “不错……” “所有的录像机上都有定时器，上面的数字表示已经过去了大约两个小时。每一台录像机总是比前一台要晚工作10至15秒钟，因为这个间隙是他换带子所需要的时间。” “对……” “当时我向他指出，有一台录像机上的时间显示不对头，那盘带子才录了半小时。而其它的都已近两小时，所以我问他，机器是不是出了故障。” “那名警卫人员似乎认为是这样。” “不错，他是那么说的。我故意让他蒙混了过去。实际上，他完全清楚，这机器并没有出故障。” “没有故障？” “没有，这是那些日本人犯的错误之一。他们之所以出差错仅仅是因为他们无计可施——他们不能瞒天过海，他们无法瞒过他们自己的技术设备。” 我往后靠在墙上。我深感遗憾地望着特里萨。她在荧光屏射出的黯淡光线中显得十分美丽。“很抱歉，我搞糊涂了。” “那是因为你不愿接受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后辈，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要是你看到一排录像机上的时间显示器，每台上的都比前一台的慢几秒钟，而你看到有一台却不符合这个程序，你会怎么想？” “那就是说，有人后来换掉了这台机器中的录像带。” “这就对了，情况确实如此。” “一盘带子后来被换掉了？” “是的。” 我皱起了双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所有的带子都是9点钟换上的。不管怎么说，没有一盘带子显示这场谋杀案。” “不错。”康纳说道。 “那么他们干吗要用一盘带子来替换另一盘呢？” “你问得好。这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很长时间里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现在我恍然大悟啦。”康纳继续说道，“你得记住时间。带子都是在9点钟到10点钟换的。而有一盘带子在10点一刻又换掉了。显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在9点到10点一刻之间发生过某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被录像带记录了下来，而由于某种原因，带子被拿走了。我在问自己：这会是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呢？” 我回想着当时的情形。我皱起了眉头，脑子里一片空白。 特里萨一面点头，一面笑了起来，仿佛有什么事情使她感到很有趣。我问道：“你明白了吗？” “我能猜到。”她笑着说道。 “唔，”我说道，“我很高兴，似乎除了我之外，你们都知道了答案。因为我无法想象在这盘录像带上会录下什么重大的事件。到9点钟时，那根黄绳子已经拉上，犯罪现场已经封锁，那姑娘的尸体在屋子的另一头。许多日本人站在电梯旁，而格雷厄姆在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帮忙，但是，在我10点左右到那儿之前，实际上并没有人开始进行调查。然后，我们和石仓先生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好一会。我认为在大约10点半之前，没有人中断过录像带。或者说，至少在10点一刻之前不会有人动过。所以，要是有人看过录像，上面显示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屋子，还有一个姑娘躺在桌子上。就是这些。” 康纳说道：“很好，只是你忘记了什么。” 特里萨问道：“有没有人曾穿过屋子？不管什么人？” “没有，”我回答道，“我们拉起了黄绳子后，任何人都不准越过警戒线到房子的另一边去。事实上……” 这时，我突然想了起来。“等一下，有人去过！那个拿相机的小伙子田中，”我说道，“他到黄色警戒线里去照相的。” “那就对了。”康纳说道。 “哪个小伙子？”特里萨问道。 “一个日本人，他在照相。我们向石仓打听过他的情况。他说，他的名字叫田……” “田中。”康纳说道。 “对了，田中先生。你还要石仓让他把胶卷交出来，”我皱着眉说道，“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拿到。” “是的，”康纳说道，“坦率地讲，我从来也没指望能拿到这胶卷。” 特里萨问道：“那个人在照相？”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照相，”康纳继续说道，“也许是真的，因为他用的是那种小型尼康相机……” “是那种拍摄电视录像静止镜头用的、而不是拍电影用的机子？” “不错，那些镜头在改动带子时有用吗？” “也许有用，”她回答道，“那些镜头可以被用来更改录像，它们能迅速输入，因为它们已经全部数字化了。” 康纳点点头。“那么，他也许真的在照相。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要照相只是一个借口，使他能走到黄线的另一边。” “啊。”特里萨点头说道。 我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回想一下。”康纳说道。 我当时面对石仓站着，突然格雷厄姆大声吼道：“哦，见鬼，怎么搞的？”我回过头去看到一个矮个子日本人已经越过黄色警戒线10米。他的背对着我，在给犯罪现场照相。那相机很小，几乎完全握在他的掌心里。 “你记得他是怎么走路的吗？”康纳说道，“他的走路方式与众不同。” 我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可什么也想不起来。 格雷厄姆当时走到黄绳子前面说道：“你不能呆在这儿，这是他妈的犯罪现场，你不能拍照！”当时一片吵吵嚷嚷，格雷厄姆对田中吼叫着，但田中继续专心致志干他的事情，一边拍照，一边背对着我们向后退着。尽管受到训斥，田中的反应不像一般人那样转过身，向黄绳子走来。而他是倒退着走到黄绳子跟前，背对着我们，低下头，钻过了黄绳子。 “对，”我说道，“他始终没有转过身来，一直是用背对着我们倒退行走。” “不错，这是第一个令人费解的地方。为什么他用背对着我们？现在，我想，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 特里萨说道：“他在倒退过来重复着那姑娘和杀手的走路动作，因此他的动作就会出现在录像带上，他就会得到房间里的影子的正确图像。” “不错。”康纳说道。 “我记得，当我提出抗议时，石仓曾对我说：‘这是我们的雇员，是中本大厦保安部的’。” “我当时说：‘这样做是肆无忌惮。他不能拍照。’而石仓解释说：‘但这是替我们公司拍的’。” 一会儿那个家伙穿过电梯边上的那群人，不见了人影。 但这是替我们公司拍的。 “妈的！”我说道，“于是田中离开我们，下了楼，取走了一盘带子，因为那带子上有他穿过屋子的记录，还有他投下的影子，对吗？” “不错。” “他需要用那盘带子来改动原来的带子？” “对。” 我终于开始明白了。“但是现在，即使我们能断定这些带子是如何改动的，他们也不会受到审判，是不是？” “是的，”特里萨说道，“任何一个好律师都会肯定这样的案子不会受理。” “因此，唯一取得进展的途径是找到目击者，能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坂村也许知道内情，可是他死了。我们如果找不到田中先生，就会一筹莫展，我认为我们最好立即拘留他。”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这样做。”康纳说道。 “为什么不能？你认为，他们会把他藏起来吗？” “不，我认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很可能田中先生已经一命呜乎。” 第41节 康纳立即转向特里萨，“你对你的工作在行吗？” “是的。”她回答道。 “十分在行？”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只剩两个钟头了，请你和彼得一起干，看看你们从录像带里能了解什么情况。好好干。请相信我，你的努力会得到酬报的。现在，我要去拜访几个人。” 我问道：“你要走吗？” “是的，我要用一下那辆车。” 我把钥匙给了他。“上哪儿？” “我不是你的妻子。” “我只是问一声嘛。”我说道。 “别犯愁，我得去见几个人。”他转身要走。 “可是你为什么说，田中已经死了？” “唔，也许他并没有死，等我们有空时再讨论吧。在4点钟之前，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最后限期。我想，有好戏在等着你呢，后辈，这就是我的直觉，是不是这样？如果你遇到麻烦，或者遇到意外，往车上打电话。祝你好运。现在你就和这位可爱的女士一起工作吧。urayamashiina！” 他走了，我们听到后门关上的声音。 我向特里萨问道：“他在说什么？” “他说他羡慕你。”她在黑暗中微笑着。“我们开始吧。” 她迅速地按动设备上的一系列按钮，录像带回转到了开始的地方。 我问道：“我们怎么干？” “要知道录像带如何被篡改，有3种基本检查方法。第一种是边缘模糊和色彩；第二种是录像带上有隐约的线条。我们可以设法用这些原理来检查，我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小时，但进展不大。”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反射要素，我还没有看这些要素呢。” 我摇摇头。 “简而言之，反射要素就是从画面本身中反射出来的部分场景。譬如坂村离开屋子时，从镜子的反射中可以看见他的脸。在那间屋子里，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其它东西具有反射作用。如果有一架镀铬的台灯，它也会具有反射作用。当有人从它附近走过时，它就会显现出那个人，当然有点变形罢了。会议室的墙壁是玻璃的，我们也许能从玻璃中捕捉它的反射图像。办公桌上一块银的镇纸上也会有反射的图像。一个玻璃花瓶，一个塑料容器，任何表面闪光的物体都会产生反射。” 我看着她重新把录像带插入机器，准备放像。她说话时，那只完好的手迅速从一台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上。站在一个这么美丽、但对自己的美貌却无所谓的女人身旁，真有些奇特的感觉。 “在多数画面中，都有反光的物体，”特里萨说道，“在室外，有汽车保险杠、潮湿的马路路面、窗户玻璃。在室内有照相框、镜子、银烛台、镀铬的桌腿……反正总会有的。” “但是，他们难道不会在反光问题上做手脚吗？” “要是有时间，他们会那样做的。因为现在有电脑程序，可以把一种图像嫁接到录像片中任何形状物体的表面。你可以把一幅画面嫁接到录像片中非常复杂、甚至扭曲的表面上。但是需要时间。所以，但愿他们没有时间这样处理。” 她开始插放带子，当谢里尔·奥斯汀起初出现在电梯旁时，第一部分的带子漆黑一片。我望着特里萨问道：“你对这事有何看法？” “你是什么意思？” “帮助我们。帮助警察。” “你是说，因为我是日本人吗？”她瞥了我一眼，微微地笑着。这是一种古怪的、变形的微笑。“我对日本人不抱幻想。你知道佐古在哪儿吗？” “不知道” “这是一个城市——实际上是个小镇——在北方，在北海道一个偏远的地方，那儿有个美军飞机场。我就出生在佐古，我的父亲是个kokujin，机械师，你懂这个词吗niguro，黑人。我母亲在一家面馆里干活，空军基地人员常上那儿去。他们结了婚，但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死去。寡妇能得到一笔小小的抚恤金。所以，我们有一点钱，可是我的外祖父拿走了大部分钱，因为他坚持认为，我的出生使他丢尽了脸。我是ainoko和niguro。这两个词难听得很，他就这么叫我，可是我母亲想留在那儿，留在日本，因此我是在佐古长大的。在这个……地方……” 我听出她声音中那种不可名状的痛苦。 “你知道burakumin是什么意思吗？”她问道，“不知道？我并不觉得奇怪。在日本，在那块被认为人人平等的土地上，没有人谈论burakumin。然而在婚前，青年男子的家庭要调查新娘的家庭历史，确保过去没有burakumin的血统，新娘的家庭也是一样。如果存有疑问，婚事就告吹啦。burakumin就是日本的贱民，被遗弃者，社会中的最底层。他们是制革工人的后代，在佛教中是肮脏的人。” “原来如此。” “而我比贱民还低贱，因为我是畸形的。对日本人来说，畸形是丢脸的事，不是难受，也不是背包袱，而是丢脸。这就是说你做了什么错事，畸形使你的家庭和亲友感到耻辱，你周围的人巴不得你死了才好。要是你有一半黑人骨血，是长着美国大鼻子的ainoko……”她摇摇头。“孩子们可恶得很，而这又是个偏远的地方，一个乡村小镇。” 她眼睛注视著录像带。 “所以，我很高兴能来到这儿，你们这块土地受到老天多大的恩泽，你们的内心享受着多大的自由。你无法想象，如果你在日本被排斥于团体之外，你的生活会寸步难行。可是我对这一点却深有感受。如果由于我用这只好手做出的努力使日本人遭受一些痛苦，我毫不在乎。” 她没好气地看着我，那严厉的神态使她的面孔变成一张面具。“这番话有没有解开你的疑问，中尉？” “是的，”我回答道，“解开了。” “我来美国以后，觉得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很傻——不过没关系。现在这是连续的镜头。你看上面两台监视器，我看下面三台，仔细观察反射物体，要聚精会神。开始啦。” 第42节 我在黑暗中注视着这几台监视器。 特里萨·朝熊怨恨日本人，可我也是一样。与韦塞尔·威廉的不期而遇使我感到愤怒，这是一种受到惊吓的愤怒。我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着他的一句话。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法庭让你来监护你幼小的女儿是不是错误的判决？ 我从来没有想要监护权。在离婚的时候，劳伦从家里搬走，双方收拾家具杂物，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这一片乱糟糟的情况下，我压根儿没想到要由我来照顾一个7个月的孩子。谢利刚开始学步，扶着家具在起居室里蹒跚走动，她会开口喊“妈妈”，那是她会说的第一句话。然而劳伦不愿承担责任，一个劲儿地说：“彼得，小孩我管不了，我真的管不了。”所以，我就承担起监护孩子的职责，我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可是，现在差不多两年过去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作息时间。她如今是我的女儿，一想到要失去她就像有一把刀在剐我的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尉，你认为…… 在监视器上，我看到谢里尔·奥斯汀在黑暗中等待情人的到来，我注视着她如何环顾着房间。 法庭做出错误的判决…… 不，我觉得法庭的判决是正确的。劳伦管不了，而且从来都管不了。她的周末有一半是自个儿过的。她太忙，抽不出时间来看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她过完周末把米歇尔送了回来，米歇尔又哭又闹。劳伦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我检查了一下，她的尿布是湿的，身上起了皮疹，因此感到疼痛。要是不及时给米歇尔换尿布，她就会出皮疹。 劳伦在周末没有经常及时给她换尿布，所以我给她换了。劳伦甚至不能把自己的女儿洗得干干净净。 你是否认为法庭做出错误判决？ 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 “去他妈的蛋。”我说道。 特里萨猛地按下键钮，录像带停止了转动，我们四周监视器上的画面全静止了。“怎么回事？”她问道，“看到什么啦？” “没什么。” 她直愣愣地望着我。 “很抱歉，我在想别的事。” “请集中注意力。” 她让带子重新运转起来。 在几架监视器中，那名男子拥抱着谢里尔·奥斯汀。 从不同摄像机里拍摄到的画面并列在一起，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效果。我们仿佛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前面、后面、上面、四周。这就像一张活动的建筑蓝图。 看上去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的两台监视器显示的是从屋子远处角落和从高处直接往下拍摄的镜头。谢里尔和她的情人在一台监视器里占的位置很小，而在另一台里，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顶部。我继续观察着。 特里萨·朝熊和我并排站着，她的呼吸缓慢、均匀、吸气、吐气。我看了她一眼。 “注意。” 我赶忙掉过头来。 这对情人热烈地拥抱着。那男人把谢里尔按到办公桌上，从那盘由上往下拍的录像带画面中我可以看到她躺在那儿，眼睛直直地望着上方。一个照片框倒在她身旁。 “看。”我说道。 特里萨使画面静止住。 “什么？”她问道。 “那儿。”我指着那个照片框。它平躺在桌上，相片朝上。当那个男子向谢里尔俯下身子时，通过玻璃的反光，我们能看到他的头部轮廓。不过光线很暗，只是个黑影而已。 “你能从中得出一个图像吗？”我问道。 “我还不知道，我们来试一下。” 她的手迅速在操纵盘上移动，飞快地按动键钮。 “这电视的画面是数字控制的，”她解释道，“已经输入电脑了。我们看看，能得到什么结果。”她把照片框的画面加以放大，图像开始跳动，并且不断地扩大。那画面掠过谢里尔僵硬的、木纹状的面部。瞬间的激情使她头部往后一仰，镜头又从她肩部下移，来到相框处。随着画面的放大，图像纹路也愈来愈粗，逐渐变成一个个圆点，就像你看报上的照片时贴得过近而产生的感觉一样。接着这些圆点本身也在扩大，边缘变得清晰，成了一块块小小的灰色体，很快，我都无法说出我在看的是什么东西。 “会有结果吗？” “我说不清楚，不过这是相框的边，而这就是那张脸。” 我很高兴她能看出个模样来，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我们来调一下清晰度。” 她按动键钮，画面的反差加大，比原来显得粗糙，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个相框，还有那个男子的头部轮廓。 “再增加清晰度。” 她照我的话做了。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调节灰度了……” 录像片上的面孔开始从一片朦胧中显现出来。 这景象叫人倒抽一口凉气。 在放大数倍后，画面的颗粒变得十分突出——眼睛里的瞳孔成了一个黑色的圆点——但是我们仍然看不出这是谁。那男子的眼睛睁着，嘴巴扭曲变形，或许是因为情欲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激情或仇恨的缘故，但是我们的确无法分辨。 的确不行。 “那是日本人的脸吗？” 她摇摇头。“原带上没有足够的细节。” “你不能让它显示出来？” “待会儿我再想办法，不过我认为不行。那上面不会有，再往下看看。” 画面又恢复到正常速度运转。谢里尔突然用手掌推那名男子的胸部，猛地把那人推开，那张面孔从相框上又消失了。 我们又回到原先的5个画面上来。 这对情人分开了，她在抱怨什么，并且再三把他推开。她的脸蛋看上去气鼓鼓的。我看到那张从相框上映射出的男子的脸，我不禁想知道，她是不是由于看到这张脸才感到害怕的。不过这一切无从了解。 这对情人站在无人的屋子里，商量着上哪儿，她往四周看着。他点点头。她指着会议室，他似乎表示同意或答应了。 他们又互相接吻，抱在一起。他们拥抱，然后分开，又紧紧拥抱。那模样表明他们互相十分熟悉。 特里萨也看出了这一点。“她了解他。” “是的，我也这么看。” 两人一边接吻，一边步子散乱地朝会议室走去。这时，我注意的监视器就失去了作用。那架远处的摄像机照出了整个屋子，而他们两人从有向左横着穿过了屋子。但是，他们的身影很小，很难看清。他们从办公桌之间穿过，走向…… “等一下，”我说道，“那是什么？” 她又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地进行倒带。 “看。”我说。 我指着那个画面。“看到了吗？那是什么？” 当他们俩穿过屋子时，摄像机跟着越过一幅挂在靠电梯一边墙上的大型日本书法卷轴。这卷轴是放在玻璃镜框内的。瞬间里，玻璃上映出一道闪光，就是这道闪光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道闪光。 特里萨皱起了眉头。“这闪光不是来自他俩。”她说道。 “不错。” “让我们瞧瞧。” 她开始将画面放大，图像跳跃着集中到那幅挂着的卷轴上。每跳一次，画面就变得更粗糙一些。那闪光在扩大，分裂成两片，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模糊的光点，还有一道狭长的光带，几乎垂直穿过整个画面。 “我们前后来回放放看。”特里萨说道。 她开始让画面前后跳动，一次一个画面，从一个画面跳到另一个画面。在其中一个画面里，那道垂直光带消失了，而下一个画面里，它又出现了。接着，它又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但是，角落里那个模糊的光点却始终存在。 “唔……” 她立即开始放大那个光点。那光点经过不断的放大，进一步分解，最后看上去就像一片天文照片中的星团。但是，它看上去呈现出某种结构，我几乎可以认为它的形状呈x形。我说了自己的看法。 “好吧，”特里萨说道，“我们来加强清晰度。” 她操纵着仪器。电脑根据数据工作着，那一团模糊的光亮被分解了出来。现在它看上去像罗马数字。 “这到底是什么？”我问道。 她在继续操纵着。“边缘扫描。”她说道。那罗马数字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特里萨仍然在设法解开这个迷。随着她的操作，那画面似乎有时更加清晰，有时又显得模糊起来，然而，我们终于辨认了出来。 “这是出口处，‘太平门’这个英文单词的反光，”特里萨说道，“与电梯相对的房间另一头有个出口处，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 “这个出口处在卷轴的玻璃上反射了出来，就是这个。”她又把图像跳到了下一个镜头。“但是这道垂直光带，真有意思。看到吗？它出现了，又消失了。”她把画面反复放了几次。 这时，我猜出来了。 “房间的后面有个太平门，”我说道，“那儿，有个下楼的楼梯。有人在开关门时楼梯井的光亮便照了进来，那光带一定是楼梯井光亮的反射。” “你是说有人进了屋子，”她问道，“从后楼梯来的？” “是的。” “有意思，我们设法看一下那是谁。” 她把录像带往前放着。由于高度放大的缘故，颗粒状的画面在往外飞溅和爆炸，屏幕上就像在放爆竹一般。画面上那些最细小的组成部分似乎也获得了生命，不受由它们组成的画面的约束，一个个自由自在地跳跃着。但是这种看法真使人头晕眼花。我揉揉双眼。“老天爷。” “好啦，瞧。” 我抬头望着。她停住了画面。除了一些飘忽不定的黑白圆点外，我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圆点似乎按一定的模式排列，然而我无法分辨。这使我联想起劳伦怀孕时做的超声波扫描图。医生会说，这是头，这是婴儿的腹部……可是我当时什么也看不出来，简直抽象得很。我的女儿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 那位医生曾说：看到吗？她在摆动她的手指。看到吗？她的心脏在跳动。 我曾经看到那一切。我曾经看到那颗心在跳动，那颗幼小的心和细小的肋骨。 在这种情况下，中尉，你认为…… “看到吗？”特里萨问道，“那是他的肩膀，那是头部的轮廓。现在他在向前移动——看到吗，他的身子现在变大了？——他远远地站在过道上，向四周望着。他十分谨慎。他转过身时，你瞬间可以看到他鼻子的侧面轮廓。见到了吗？我知道很难看清，仔细观察，现在他望着他们，他在注视他们呢。” 突然间，我也看到了，那些圆点似乎都凑在一起了。我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太平门旁的过道上。 他在那儿注视着。 房间的另一头，那对情人搂在一起接吻。他们没有发现这位不速之客。 但是有人在注视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寒意油然而起。 “你看得出这是谁吗？” 她摇摇头。“不可能，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连眼睛嘴巴也无法分辨，什么也看不清。” “那么往下放吧。” 按钮拍的一下，录像带的运转又回到正常速度。由于画面突然回到正常的尺寸和正常的速度，我感到很不适应。我看着这一对情人互相热烈地吻着，继续穿过屋子。 “现在他们被人监视着，”特里萨说道，“有意思，这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我说：“我认为，日语中称她为轻鸟女人。” 她问道：“在她的鸟中她是轻的？轻什么？” “别当真。我是说，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特里萨摇摇头：“男人总是那么说。在我看来，她似乎很爱他，但是她心里有什么烦恼。” 这对情人向会议室走去，但谢里尔突然扭过身子，企图从那名男子的怀里挣脱。 “要是她爱他，她的这种态度就使人感到奇怪。”我评论道。 “她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嘛。” “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她听到了什么。那个人，我说不清。”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谢里尔在挣扎着摆脱她的情人，而那位情人双手抱住她的腰，几乎把她拽进了会议室。到门口时，那男子设法拖她进去，但谢里尔又一次转过身来。 “这是个好机会。”特里萨说道。 画面又一次被定格。 会议室的四周墙壁都是玻璃的。通过外侧的墙壁可以看到市里的灯光，但是内侧的墙壁对着那间敞开式办公室，完全是漆黑的一片，就像一面黑色的镜子。谢里尔和她的情人在拉拉扯扯时，他们的影子便在玻璃上映现了出来。 特里萨使录像带往前运行，一帧一帧地寻找着可以停下的画面。她不时地把某个画面放大，探测那些象素，然后又恢复正常运转。这样做很费劲，因为那两个人的动作十分迅速，而且常常显得很模糊。从外面那些摩天大楼里投来的灯光有时使本来可以十分清晰的图像变得一片朦胧。 检查十分费劲。 进展十分缓慢。 停下，放大。转动画面，设法找出一个能提供足够细节的画面。放弃，前进，再次停下。 最后，特里萨叹了口气。“没有效果，那玻璃真害人。” “那么就继续往下放吧。” 我看到谢里尔抓住门框，死活不肯进会议室。那男子终于把她从门框旁拉开了，她被倒拉着往里走，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接着她用膀子往后捣那男子。她的钱包掉了出来。然后，他们俩都进了屋子。黑色的侧影在旋转，动作十分迅速。 那名男子把她推到桌子上，谢里尔出现在那架直接往下对着会议室的摄像机里。她的金发在黑色的木头桌子上形成明显的对照。她的情绪再次发生变化，一时里她不再挣扎。她露出一种期望的神色，一阵激动，她舔着自己的嘴唇。当那名男子俯在她身上时，她的双眼牢牢地盯着他。他掀起了她的裙子。 她在对他微笑。这是一种情绪紧张的笑容，一半是冲动，一半是渴求。 她由于自身的恐惧而激动万分。 他的双手在抚摸她的脖子。 第43节 我们站在黑咕隆咚的实验室里，头顶上是冰鞋在冰上擦过时发出的嘶嘶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观察这场暴力的最后一幕。5架监视器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一场景。随着多次的重复，我看清了一些原先没有注意的细节。我揣摩着，她如何轻轻地对他诉说，催促他做出进一步的表示。她的双手在他的背上来回抚摸着。突然，她的情绪又发生剧变。她眼里冒出愤怒的火花，用手对他猛击一掌。她那挣扎的样子，起先是为了引起他的欲望，接着却是完全不同的模样，因为这当儿出了什么差错，她的眼睛鼓了出来，露出实实在在感到绝望的神气。她用双手推他的膀子，把他的外套衣袖都捋了上去，他袖口的金属扣闪着光。她的手表反射出光亮。她的膀子渐渐垂了下来，拳头松开了，在乌黑的桌子上5个手指显得十分苍白。接着是一阵颤抖，手指变得扭曲，然后就不再动弹了。 他慢慢地意识到出了差错，一时间愣在那儿，然后用手捧起她的头来回摇晃着，试图把她唤醒，最后便从她身上下来了。甚至望着他的背部，都可以感觉到他的恐惧。他的动作依然十分迟缓，好像在梦游一般，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踏着碎步。一会儿朝这个方向，接着又朝另一个方向。他在设法定下神来，确定该怎么办。 我每看一遍这个过程，都产生不同的感觉。头几回，我感到情绪紧张，就像偷看一个下流淫秽的场面，几乎激起我的情欲。后来，我渐渐地变得无动于衷，更多的是在分析研究。我似乎在慢慢地漂移，离开了监视器，最后这些连续的画面似乎在我眼前分解，这两个血肉之躯全然失去了人的特性，成了抽象的东西，一种图案的组成部分，在黑暗的空间里漂移流动。 特里萨说道：“这姑娘有病。” “看上去是这样。” “她不是一个受害者，不是这种受害者。” “也许不是。” 我们又看了一遍，可是我却不明白干吗还要看一遍。最后我说道：“我们往后看吧，特里萨。” 当录像机上的计数器转到一定数字时，我们就把带子倒回去重放一遍。所以我们每一段都反复看了几遍。没过多久，我们又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那男子停住脚步，猛地朝一边望着——仿佛他看到了什么，或是听到了什么。 “是另一个人吗？” “也许是他，”她指着监视器，“这块地方出现的阴影似乎与图像不相符合，现在我们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有东西被抹掉了？”她把带子又倒了回去。在边上那架监视器里，我们可以看到男人抬起头来，望着太平门的方向。他的每个动作都表明他看到了什么人，然而他并不显得害怕或心虚。 特里萨又把画面放大。那人只是个影子。“你什么也看不清，是吗？” “一个轮廓。” “有什么特征？” “我在看他的下巴形状。是的，看到吗？那下巴在动，他在说话。” “对另一个人说话？” “或者是自言自语。但是他准是向外瞧。现在你看到吗？他突然又来了劲。” 那男子在会议室里来回走动。这是一种有目的的动作，我记得前一天夜里在警察局看这些镜头时，感到多么茫然。然而，在这5架摄像机前，事情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在干什么。他从地板上捡起了内裤。 然后他又向死去的姑娘俯下身子，取下了她的手表。 “这可不是闹着玩，”我说道，“他拿走了她的手表。” 我想他这样做只有一条理由：这表上一定刻有名字。那男子把内裤和手表放进口袋，转身要走。这时，画面又定了格。是特里萨让它停下的。 “怎么回事？”我问道。 她指着其中的一台监视器。“你看那里。”她说道。 她注视着边上一台拍摄全景的摄像机摄下的画面，那上面显示了从敞开式办公室所看到的会议室。我看到姑娘躺在桌子上的轮廓，还有那个在会议室里的男子。 “怎么啦？有什么？” “这儿，”她指着那里说道，“他们忘了把那个抹掉啦。”在屏幕的边上，我看到一个鬼魂似的身影。那角度和光亮使我们恰好能看清他。这是个男子。 第三者。 他向前走着，如今正站在敞开式办公室的中间，朝会议室里的那个凶手望着。第三者的形象十分完整，被玻璃映现了出来，不过非常暗淡。 “你能使他清楚些吗？能辨认出来吗？” “我可以试试。”她说道。 再度进行放大处理。她按着键钮，看到画面在分解，增加了画面清晰度，加强了对比度，画面成了条状，颜色变淡，失去了反差。她又慢慢地往回调节，重新处理这个画面。她把画面放大。这一切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我们几乎能看清镜头中的人物了。 几乎能看清，但并不十分确切。 “一格一格地放下去。”她说道。 现在，画面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跳跃着。那人的形象变得清晰，模糊，又清晰。 最后，我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等在那儿的男子。 “活见鬼。”我说道。 “你知道这是谁吗？” “是的，”我回答道，“埃迪·坂村。” 第44节 打那以后，我们就加快了放像速度。我们确信，这些带子已经被改动，凶手的面目已经被抹去。我们看到那名凶手带着遗憾的目光回头向死去的姑娘看了一眼，然后走出屋子，朝太平门走去。 我问道：“他们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变换凶手的脸部形象呢？” “他们有非常尖端的绘图软件，”特里萨回答道，“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日本人在软件方面进展很快，要不多久就能超过美国，就像在电脑方面已超过美国一样。” “那么，他们是用更先进的软件干的？” “即使用最好的软件，这种尝试也是冒险行为。日本人一贯谨慎从事，所以我怀疑，他们干这项特殊的工作并不那么费劲。因为凶手的大部分时间在吻那位姑娘，或是在阴影中，因此你看不到他的脸部。我认为，他们很迟，在考虑再三以后，才想到要变换他的面容。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只需要把这一部分更动一下就行……就是当他经过镜子的时候。” 在镜子里，我看到了埃迪·坂村的脸，一清二楚，他的手擦着墙，露出了那道疤痕。 “你看，”她继续说道，“如果他们改动那一段，其余部分就天衣无缝。摄像机拍摄的所有镜头都发现不了问题，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他们抓住了。我是这么想的。” 在监视器里，埃迪·坂村经过镜子，进入阴影之中。特里萨把录像带又倒了回去。“我们看一下。” 她把镜子里的反射画面先定了格，然后逐步放大，直至头部被分解成一个个方块。“啊哈，”特里萨说道，“你瞧这些象素，你瞧这些有规则的排列。有人在这儿做了加工。这儿，颧骨之上、眼睛之下有一片阴影。通常两片灰色之间的边缘并不规则，而这里的线条是改动过的。他们做了修补。让我再看看……” 图像在横向转动。 “是的，这儿也做了手脚。” 这儿有更多的方块，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这是什么？” “他的右手，也就是有疤痕的地方。你瞧，疤痕是移植上去的，你从象素成形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 我看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相信她说得不错。“那么谁是真正的凶手？” 她摇摇头。“很难确定，我们检查了全部反射映像，但是没有发现。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程序我没试，因为这是最容易进行的，也是最容易变化的。那就是阴影详析。” “阴影详析？” “是的。我们可以设法对图像发黑部分、阴影部分和显现轮廓的部分进行画面强化。也许在有的位置周围有足够的亮光能使我们看到可辨认的脸部。我们可以试试。” 听她的口气，她对前景并不乐观。 “你认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效果？” 她耸耸肩。“效果不大，不过我们不妨试试。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啦。” “好吧，”我说道，“就这么办。” 她把带子倒着放，让埃迪·坂村从镜子旁倒回到会议室去。“等一下，”我说道，“他走过镜子后又干什么啦？我们还没有看那部分呢。” “我刚才已经看过。他从悬垂物下走过，然后离开那儿去了楼梯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看一下。” “好吧。” 带子往前运行。埃迪·坂村很快向太平门走去。他经过镜子时，脸在镜子里闪了一下。我越看这个镜头，就越觉得其中有弄虚作假的东西。它甚至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里面添加了一个小小的耽搁，一个短暂的间歇，能帮助我们进行辨认。 现在凶手继续往前走着，进入了通往楼梯的黑暗过道里。那楼梯在拐角那一头，镜头上看不到。远处的墙壁很亮，因此上面映出他的影子。但是这影子上看不出任何细节，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 “什么也没有，”她说道，“我记得这一部分，看不出什么，太黑了。kuronbo，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叫我的。黑人。” “我记得你刚才说，你可以做阴影洋析的。” “我可以做，但这一部分我做不了。不管怎么说，我确信这一部分已被重新加工。他们知道我们会检查这部分带子中镜子两边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们会使用像素显微镜，并且对每个图像扫描。所以，他们就把这一部分做了仔细的篡改，他们就加深这个人身上的阴影。” “是的，不过尽管如此……” “嗨！”她突然说道，“那是什么？” 画面定了格。 我看到那个凶手的轮廓，正朝着背景部位的白墙走去，他的头上是太平门的标志。 “看上去像一个侧影。” “是的，不过这儿有点儿问题。” 她慢慢地把录像带倒着放。 我一面看，一面用日语说道：“大海里有差错。”这是我刚学日语时听到的一个词组。 她在黑暗中笑道：“我得帮助你学习日语，中尉。你是在问我，这儿是不是有差错，对吗？” “是的。” “你该说‘是不是’，而不是说‘大海’。你想了解对某件事的答复是肯定还是否定。是的，我认为这儿可能有差错。” 带子继续倒着放。凶手的影子倒退着向我们走来，特里萨惊奇地倒抽了一口气。 “确实有问题，我无法相信。现在你看到了吗？” “没有哇。”我说道。 她又为我把带子正放，我看到那人的影子走开了。 “那儿，现在看到了吗？” “很抱歉，我没看到。” 她有些不耐烦了。“注意，看他的肩。看那人的肩膀。你看，他每走一步时，肩膀总是有节奏地一抬一落，但是，突然间……就在那里，你看见了吗？” 终于，我看见了。“这阴影的轮廓似乎跳了一下，变大了。” “是的，确实如此。跳了一下就变大了。”她调节着控制按钮。“一下子大了好多，中尉。他们试图把这一跳加在肩膀抬起的那一步上，使它不引人注目。不过，他们干得不彻底。不管怎么说，这是明显的破绽。” “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他们自高自大。”她说道。她的回答听上去很气愤，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因此我便问她为什么。 “是的，这使我感到恼火。”她正在对阴影加以放大，她的那只手在急促地移动。“这是因为他们的错误太明显了。他们以为我们都是窝囊废。我们不会那么仔细、彻底，我们都是笨蛋，不会像日本人那样。” “可是……” “哦，我真恨他们。”那画面运动着，变换着。现在，她着重放大头部的轮廓。 “你知道竹下登吗？” 我问道：“他是一位制造商吗？” “不，竹下登是首相。几年前他说过一个笑话，讲他到一艘军舰上去访问美国水兵。他说，美国现在已穷得没钱让水兵在日本上岸游玩。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太昂贵，他说，他们只能呆在船上，互相传染艾滋病。在日本这是个大笑话。” “他是这么说的吗？” 特里萨点点头。“我要是美国人，有人对我说这种话，我就把军舰开走，并且要日本自己去看住大门，支付自己的防御费用。你不知道竹下登曾说过这番话？” “没听说过……” “美国的新闻。”她摇摇头。“孤陋寡闻。” 她气冲冲地加快了节奏。她的手指在控制盘上滑来滑去。那画面又跳了回来，变得模糊不清。 “真见鬼。” “别着急，特里萨。” “见鬼，还别着急呢。我们现在快成功了！” 她对准影子的头部，把它与周围图像分离开，然后一帧一帧地进行跟踪。我看到头部阴影不断在扩大，变得清晰起来。 “你看，那是结合点，”她说道，“被改变的画面在这儿和原来的画面相接，打这儿开始，录像带上的就是原始的画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正离我们而去的人就是原来的那个人。” 那黑影向远处的墙走去。她一个一个画面地往前放着。接着，那黑影的轮廓开始改变形状。 “啊，好，不错。我希望……” “这是什么？” “他在最后看一眼，回头看一下屋子。看见没有？头在转动。这是鼻子，现在鼻子又不见了，因为他完全转了过来。现在，他在回头看我们。” 那黑影成了漆黑的一团。 “这对我们很有用。” “是吗？” “注意观察。” 控制盘上一阵操作。 “这是个细节，”特里萨说道，“就像在黑暗中曝光的胶片。细节已经被记录，但是我们还未能看清……现在我来把它强化一下，现在我要进行阴影详析……有了！” 突然间，那黝黑的影子像开了花似的，影子后面的墙闪出耀眼的白光，在头部的四周形成一个光环。那黑的脸变淡了，我们第一次能看清了五官，清晰、分明。 “嘘，白人。”特里萨失望地说道。 “我的老天。”我叫道。 “你认识这是谁？” “是的。”我回答说。 这张脸因为紧张而变得扭曲，嘴唇好像在吼叫似的往上翘起，但是这模样错不了。 我看见的是约翰·莫顿参议员的脸。 第45节 我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帧定格的画面。我听到机器发出嗡嗡声；我听到在这漆黑一片的实验室的某个地方，水在嘀嘀嗒嗒地流入桶里；我听到身旁特里萨的呼吸声，她气喘吁吁，就像个刚结束赛跑的运动员。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直愣愣地望着监视器荧光屏。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诸多的人说过的话就像一块七巧板在我眼前拼了起来。 朱莉哑·扬说：她有一个男朋友，经常旅行。她总是外出。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她和他约会。她疯狂地爱着他。 电视播音室的珍妮说：莫顿有个年轻的情妇，使他神魂颠倒。他很会吃醋。一个年轻的姑娘。 埃迪说：她爱惹是生非，这个姑娘。她爱闹事。 珍妮说：将近半年时间，我见这姑娘与一些华盛顿的大亨们出入于各种宴会。 埃迪说：她是个病态的姑娘，喜爱受虐待。 珍妮说：莫顿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正在对出售微电脑公司这笔交易举行听证会的那个委员会。 在酒吧里，那个保安人员科尔说：他们有许多大人物撑腰。他们有后台，我们奈何他们不得。 康纳说过：有人希望这场调查告终，他们希望我们放弃调查。 莫顿则说：那么，你们的调查已正式结束了？ “他妈的。”我骂道。 特里萨问道：“他是谁？” “他是参议员。” “哦，”她看着荧光屏，“那么他们干吗那么关心呢？” “他是个在华盛顿有权有势的人。我想，他和出售公司的交易有关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她点点头。 我问道：“我们能给这个镜头印一张照片吗？” “不行，我们没有印像设备。实验室无钱购置。”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需要带走些证据。” “我可以给你照一张拍立得照片，”她说道，“不算棒，但就目前来说能凑合用。”她开始摸着黑在实验室里跌跌绊绊地走来走去，最后终于拿来一只相机。她靠近荧光屏，照了几张。 我们站在监视器发出的蓝光中，等着照片出来。 “谢谢你，”我说道，“谢谢你的帮助。” “别客气，我也很感到抱歉。” “为什么？” “我知道，你指望是个日本人。” 我意识到她是在发表个人意见。我没有对此做出反应。照片显示出来了，质量很好，图像清晰。我把照片放进口袋时，感到口袋里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便把它拿了出来。 “你有个日本护照？”特里萨问道。 “不，这不是我的，这是埃迪的护照。”我把它又放回口袋里。“我得走了，”我说道，“我得找到康纳上尉。” “好吧。”特里萨又转向监视器。 “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留在这儿，继续干。” 我离开了她，摸索着穿过漆黑的过道，来到外面。 在耀眼的日光下，我不断地眨着眼睛，到公用电话亭给康纳打电话。他正在车里。 “你在哪儿？”我问道。 “又回到了旅馆。” “哪家旅馆？” “四季呗，”康纳回答道，“这是莫顿参议员住的旅馆。” “你在那儿干什么？”我又问道，“你知道吗……” “后辈，”他提醒道，“这是无线电话，记得吗？叫辆出租车，到威斯特伍德大道1430号找我，我们20分钟后见。” “可是，怎么……” “别再问问题了。”他挂上了电话。 威斯特伍德大道1430号褐色的正面看上去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只有一道漆着门牌号的大门。它的一边是一家法国人开的书店，另一边是个钟表修理铺。我上前去敲门，看见门牌号的下面有一块用日文写的小牌子。 没有人出来开门，于是我就推门而入。我发现自己来到一家小巧、精致的寿司屋，里面只能接纳4名顾客。眼下，康纳一个人坐在屋子的一头，他对我挥挥手。“你和今江先生认识一下。他做的寿司在洛杉矶首屈一指。这是今江先生，这是史密斯先生。” 厨师点点头，笑了一下。他把一样东西放到我座位前的桌子上。“请用这个，史密斯先生。” 我坐了下来。“谢谢，今江先生。” “别客气。” 我看着这寿司。这是一团粉红色的鱼子，上面放着一块黄色的生蛋黄。我觉得这东西看上去让人倒胃口。 我向康纳转过身去。 他用日语问道：“你吃过这个吗？” 我摇摇头。“很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为了你新结识的女朋友，你得好好攻读日语了。” “哪个新结识的女朋友？” 康纳说道：“我以为你要感谢我呢。我不是让你们俩一直呆在一起的嘛。” “你是说特里萨？” 他笑了。“你可以表现得更坏些，后辈。我想，过去，你的表现很坏。不管怎么说，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指着寿司问道。 “我不知道。” “鹌鹑蛋和鲑鱼子，”他解释道，“高蛋白，能量，你需要补充一些营养。” 我反问道：“是吗？” 今江说道：“吃了可以有劲陪女朋友。”他笑了。他速度很快地用日语对康纳说了句什么。 康纳答了话，两人大笑起来。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我问道。我想改变话题，因此我吃了一个寿司。要是不在乎那种粘糊糊的感觉，寿司的味道还真的不错。 今江问道：“不错吧？” “很好。”我回答道。我又吃了一个，然后转身对着康纳。“知道我们在录像带上发现了什么？真令人难以置信。” 康纳举起手来。“你得学会像日本人那样放松自己，万事万物有一定之规嘛。请结账吧。” “好的，康纳君。” 寿司屋老板递上账单，康纳从一叠钞票中抽出一张来给他。他鞠了个躬，他们又飞快地用日语交谈了几句。 “我们现在走吗？” “是的，”康纳说道，“我已经吃过了。而你，我的朋友，迟到了可不好办。” “什么迟到？” “见你的前妻呀，记得吗？我们现在最好去你的公寓，和她见面。” 又是我开车。康纳一直望着窗外。“你怎么知道是莫顿？” “我事先不知道，”康纳说道，“至少在今天上午之前我并不知道。但是，昨天夜里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录像带被改动过了。” 我回想着特里萨和我所做的全部努力，所有的画面放大，仔细观察和图像的处理。“你是说，你一看那录像带就能判定？” “是的。” “怎么知道的？” “录像中有个明显的大错误。那天你在晚会上见到埃迪，你还记得吗？他的手上有一道疤痕。” “记得，像是一道因烫伤而留下的旧疤。” “在哪个手上？” “哪个手上？”我皱起了眉，努力回想当时见面的情景。那天夜里，埃迪在长满仙人掌的花园里吸着香烟，掸着烟灰。埃迪转过身子，心神不定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香烟，那伤疤在……“在他左手上。”我说道。 “对。”康纳说道。 “录像带上也可以看出那道疤痕，”我说道，“当他走过镜子时，那道疤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手一度摸着墙……” 我打住了话头。 在录像带上，他是用右手摸着墙的。 “哎呀呀！”我感叹道。 “是的，”康纳说道，“他们犯了个错误，也许他们连哪个是反射图像、哪个不是也搞糊涂了。但是，我能想象，他们干得十分匆忙，记不清哪个手上有疤痕，因此，他们便这么给他加上一道。这类错误确实时有发生。” “那么，昨天夜里你已经看出伤痕的位置不对头了……” “是的，所以我当时就知道那带子被替换了，”康纳说道，“我得让你做好第二天早上分析录像带的准备。所以我派你去技侦处打听哪个单位能处理录像带，然后我就回家睡觉了。” “可是你当时同意我逮捕埃迪。那又为什么？你一定已经知道埃迪不是凶手。” “有时候你得假戏真做，”康纳解释道，“很明显，他们要我们把埃迪看做杀害姑娘的凶手。所以，我们也就逢场作戏啦。” “但是那个无辜的家伙死了。”我说道。 “我认为埃迪并非无辜，”康纳反驳道，“埃迪在这件事情中陷得够深的。” “那么莫顿参议员呢？你怎么知道是莫顿？” “他今天召我们去做短暂的会面之前，我可并不知道。但在会面时，他露出了尾巴。” “这话怎么讲？” “他的话十分圆滑。你得好好捉摸一下，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康纳说道，“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大话，但其中三次问我们调查有没有结束。他还打听凶手和微电脑公司这笔买卖是否有关系。你要好好想一下，就会觉得这个问题蹊跷。” “那有什么奇怪的，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嘛。花田先生，还有别人，他对我们说的。” “不对，”康纳摇摇头说道，“要是你把他的那些废话撇在一边，他所说的话也就表明了他的思路：调查有没有结束？你们能把这场调查和微电脑公司的买卖挂钩吗？因为我要改变对这笔买卖的立场啦。” “是这么回事……” “但是有一个要害点他从未做出解释。为什么他要改变对出售微电脑公司的立场？” “他告诉了我们他的理由，”我说道，“无人支持他，谁也不理睬他的观点。” 康纳把一份复印件给了我。我看了一眼，这是一版报纸。我还给了他。“我在开车呢，你说说吧。” “这是莫顿参议员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的谈话纪要。他再次重复了他对出售微电脑公司的立场。出售公司这种行为有碍国防利益啦，不利于美国公司与外国公司的竞争啦。连篇的废话。侵蚀我们的技术基础啦，把我们的未来出卖给了日本人啦。一大堆空话。那是他在星期四早上的立场。星期四晚上，他出席了加利福尼业的晚会，到星期五早上，他对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的态度完全变了。对他来说，这笔买卖成了好事。那么请你告诉我是什么缘故。” “老天爷，”我说道，“我们怎么办？” 因为这里有个如何当警察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又会意识到你仅仅是个烂警察而已。事实上，你是处在等级结构的最下层。你很不情愿和某些人、和某种力量进行较量。这会使你进退两难，使你身不由己。你会偷鸡不着反蚀把米。 “我们怎么办？”我再次问道。 “一件件地来办吧，”康纳说道，“你的公寓就在这幢大楼上，是吗？” 电视台的工作车沿大街排成了一溜。有几辆轿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贴着报社的标记。一群记者站在我那公寓的大门口，还有的沿街站着。在这些记者中我见到了韦塞尔·威廉，他正倚靠在他的车上。我没见到我那离婚的妻子。 “继续往前开，后辈，”康纳说，“到街区的角上往右拐。” “为什么？” “我刚才自作主张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我已经给你安排好在那边的公园里和你妻子见面。” “你已安排好？” “我想，这样对大伙儿都有好处。” 我绕过拐角。汉普顿公园在一所小学的隔壁。下午这个时刻，儿童们已经放学，在那儿打棒球。我顺着大街慢慢地开着车，寻找可以停车的地方。我们擦过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两个人。一名男子坐在乘客席上，正抽着烟。一名妇女坐在驾驶盘后，用手指敲着仪表板。她就是劳伦。 我停好了车。 “我在这儿等你，”康纳说道，“祝你好运。” 第46节 她总是钟爱浅色。她穿着米色的套装和一件奶油色的宽大丝质套衫。她金色的头发往后梳着，没有戴任何首饰。充满性感而又一本正经似乎是她的天赋。 我们在公园旁边的人行道上走着，一边看孩子们打垒球，两人谁也不开腔。和她同来的那名男子在汽车里等着。在一个街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记者们聚集在我的公寓的外面。 劳伦望着他们说道：“见鬼，我的老天，彼得。我无法相信你，真的无法相信你，这件事办得糟透了，但对我的立场毫无影响。” 我问道：“谁告诉他们的？” “不是我。” “有人干的，有人告诉他们，你4点钟来这儿。” “唔，反正不是我。” “你只是碰巧才着意打扮一番来到这儿？” “我今天上午出庭。” “好，不错。” “见你的鬼，彼得。” “我说不错嘛。” “你这个臭警探。” 她转过了身子。我们又往回走着，远远地离开了那些记者。 她叹了口气。“好吧，”她说道，“让我们设法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 “行啊。”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让自己卷到这个旋涡中去的，彼得。我很抱歉，不过你将不得不放弃监护权，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在一个令人可疑的环境里长大，我绝不允许。我是顾及我的地位、我在办公室的名声。” 劳伦总是过分追求表面的东西。“为什么环境会令人可疑？” “为什么？虐待儿童是极其严重的指控，彼得。” “根本不存在虐待儿童。” “关于你过去的说法不能不考虑。” “那都是无稽之谈，”我辩解道，“你我曾经是夫妻，你对此一清二楚。” 劳伦固执地坚持道：“米歇尔得去做检查。” “好吧，检查的结论将是没这回事。”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实在无所谓检查是什么结果。问题不在这里，彼得。我得取得监护权，这样我心里才能安宁。”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 “正是这样，彼得。” “你根本不知道抚养孩子是怎么回事。这会占去你过多的工作时间。”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彼得。是你使我走投无路嘛。”现在听她的语气，她似乎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似的。装出受苦受难的样子是她达到目的的拿手好戏。 我说道：“劳伦，你知道，过去那些指控都是捏造的。你赶到这儿来谈这件事是因为威利给你挂了电话。” “他没有给我挂电话，他给助理检察官挂的电话，给我的上司挂的电话。” “劳伦。” “我很抱歉，彼得。不过你是自找的。” “劳伦。” “我的主意已定。” “劳伦，这样做很危险。” 她发出刺耳的笑声。“告诉我，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彼得？这会使我出尽洋相。” “你在胡扯些什么？” “你以为我在胡扯什么，你这狗娘养的？”她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在说拉斯维加斯。” 我不再吭声，我压根儿赶不上她的思路。 “你说，”她说道，“你到拉斯维加斯去了几次？” “只有一次。” “那次你去那儿，赢了一大笔钱？” “劳伦，你不是全知道……” “是的，我知道，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到拉斯维加斯去赢大钱选的是什么时间？指控你虐待儿童又是什么时间？相隔一周？相隔两周？” 情况原来是这样。她在担心，有人会把那两件事联系起来，人们会以某种形式重新追查，那样就会牵连到她。 “你去年本该第二次去那儿。” “我当时忙得很。” “要是你还记得的话，彼得，我曾对你说，在以后的几年中，你每年都要去一次，形成一种惯例。” “我忙得很，还得抚养一个孩子。” “唔，”她摇摇头，“现在我们都跑不掉了。” 我问道：“有什么关系？他们永远也搞不清。” 这下她真火冒三丈了。“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早已搞清了。他们已经知道啦。我相信他们已经和马丁内斯或赫南德斯或是随便什么名字的那两口子谈过了。” “但是他们不可能……” “你算了吧！你知道，你是怎样得到日本人联络官的职务的吗？你是怎样得到这个职务的，彼得？” 我皱起眉头回想着，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当时在特种勤务处有个空缺，一长串的人在申请……” “是的，但后来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我也说不清管理部门是如何决定的。我只是申请了一下，便把这件事搁在脑后，后来却通过了。那段时间我忙得够呛，在新闻处工作没有悠闲的时候。 “我来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劳伦说道，“特种勤务处的处长征求了亚洲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了合适的人选。” “唔，也许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 “你知道亚洲方面花了多长时间来审查这张候选人名单吗？3个月，彼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名单上人员的全部情况。全部情况。从你的衬衣尺寸一直到你的经济状况，他们全摸得清清楚楚。你要相信，他们对虐待儿童那种说法也完全了解。还有你的拉斯维加斯之行。他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任何人都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 我刚要表示异议，突然想起了罗恩今天早些时候说的话：现在，他们在探老底。 劳伦继续说道：“你会站在那儿对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决定的，对吗？你没有在意整个审查过程，对吗？得了吧，彼得，我们来看一下。你明白，这项联络官工作意味着什么？你需要钱，就像任何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一样。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这笔交易的。他们给每人一份好处，你得到一份，局里得到一份，头儿得到一份。每个人都受到关照。作为回报，他们得以挑选他们确实需要的人来当联络官。他们知道，你有把柄在他们手里。现在我也给他们抓住辫子啦。这都是因为你去年没有到拉斯维加斯跑一趟，没有形成一种惯例，而我早就对你说过。” “所以你就认为你现在必须取得对米歇尔的监护权？” 她叹了口气。“在这种时候，我们只是把戏演到底而已。” 她看了一下手表，望着那些记者。我看得出来，她急于采取行动，急于去会见记者，并发表她事先已准备好的讲话。劳伦一贯具备强烈的戏剧感。 “你对自己的角色那么有把握，劳伦？再过几个小时，这里的情况会变得十分棘手。你也许不想卷入的。” “我已经被卷入了。” “不。”我从口袋里取出拍立得拍摄的照片让她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中本公司保安部昨夜拍摄的录像带上的镜头，在谢里尔·奥斯汀被谋杀的时候被拍下的。” 她皱起眉头看着照片。“你在开玩笑。” “这是真的。” “你要把这些照片拿出去？” “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你要逮捕莫顿参议员？你是他妈的疯了。” “也许是这样。” “你永远也不会有成功的可能，彼得。” “也许是这样。” “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你深深地埋起来，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把你击倒的。” “也许是这样。” “你这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你是徒劳。结果，只会伤害米歇尔。” 我没有对此发表意见，我感到自己对她的爱在消失。我们一起往前走着，她那带钉的鞋跟笃笃地敲打着人行道。 劳伦最后说道：“彼得，如果你执意要干这种鲁莽的事儿，那我也没有办法。作为你的朋友，我劝你不要干。但你一定要这样干，我可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我什么也没说，站在那儿望着她。在强烈的阳光下，我发现她的脸上已起了皱纹。我看到了她头发的黑色发根，还有沾在牙齿上的一点点唇膏。她取下太阳镜，看了我一眼，眼中透出焦虑的神色，然后转过身去，望着那些新闻记者。她用太阳镜在掌心敲着。 “要是情况真是这样，我想也许我还是先缓一天的好，看事态的发展吧。” “那好。” “你知道，我心里仍然惦念着这件事的，彼得。” “我知道。” “不过我觉得，米歇尔的监护权问题不应当和其它别的愚蠢的争执搅在一起。” “当然不应该。” 她又戴上了太阳镜。“我为你感到可惜，彼得。我真的为你可惜，你在局里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知道，你已经被提名担任局长的助手，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毫无指望啦。” 我笑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 “你除了照片外，还有什么证据吗？”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更多的细节。” “因为，如果你只有照片做证据，你是无法提出诉讼的，彼得。地方检察官不会受理此案的。照片做证据再也不起作用了。要在照片上做手脚太容易了，法庭对此很清楚。如果你手上只有一张这个家伙作案的照片，那是不足为凭的。” “我们走着瞧。” “彼得，”她继续说道，“你会输得精光的。你的饭碗，你的前程，你的孩子，你的一切。醒醒吧，别干这种事情。” 她向她的汽车走去，我陪伴着她。我们俩谁也不吭声。我等着她问我米歇尔的情况，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提到孩子。这也难怪，她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最后，我们来到车旁，她绕到驾驶员的位置那一边，准备上车。 “劳伦。” 她的目光越过车顶望着我。 “我们在24小时内不要涉及此事，好吗？也不要随意给任何人打电话。” “别担心，”她说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说老实话，我巴不得连对你也一无所知才好呢。” 她上车后便把车呼的一下开走了。看着她离开，我感到双肩松弛了下来，紧张的情绪也随之消失，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实现了本来打算做的事情——我说服她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不仅仅如此，还有某种别的东西，最终也一去不复返了。 第47节 康纳和我避开新闻界，从公寓大楼的后楼梯上楼。我把刚才的谈话告诉了康纳，他耸耸肩。 “联络官是怎样挑选的，这使你感到吃惊吗？” “是的，我想我从来也没把它当回事。” 康纳点点头。“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擅长于提供他们称之为鼓励的东西。最初，局里有顾虑，不愿让外界对选择什么样的人当联络官发表意见，但是日本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局里能和他们商量商量。他们的推荐对我们并没有约束，而且他们指出，在选择联络官时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呵……” “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不偏不倚，他们提出要向警官福利基金会捐款，使全局的人员都能得到好处。” “给了多少钱？” “我想有50万吧。局长还应邀去东京，就建立犯罪记录保存体系进行咨询。3周的旅行，在夏威夷逗留一周，来回都是坐一等舱，还做了大量宣传报道，这正中局长下怀。” 我们上了二楼，又继续向三楼爬去。 “所以，”康纳继续说道，“到这一切终了时，局里就很难对亚洲方面的推荐置之不理了，这样做太危险了。” “我想放弃这份差使。”我说道。 “这也是个办法，”他说道，“不管怎么说，你使你妻子打退堂鼓啦？” “我的前妻。她当即便心领神会。劳伦是个随机应变的政治动物，她就是那样的人。但我不得不告诉她凶手是谁。” 康纳耸耸肩。“在这两小时里，她没法采取行动的。” 我问道：“那么这些照片怎么办？她说这些照片在法庭上站不住脚。桑德斯也这么说：用照片做证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还有别的证据吗？” “我一直在寻找，”康纳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能行。” “怎么能行？” 康纳耸耸肩。 我们到了我公寓的后门。我把门打开，我们进了厨房，里面空无一人。我顺着走廊来到前厅。屋子里静悄悄的，起居室的房门关着，但是里面飘出一股烟味。 我的女管家伊莱恩站在前厅里，从窗户中望着楼下街上的那些记者。她听到我们的声音便回过身来，脸上充满恐惧的神色。 我问道：“米歇尔好吗？” “很好。” “她在哪儿？” “在起居室玩呢。” “我想看看她。” 伊莱恩说道：“中尉，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没关系，”康纳说道，“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一把推开起居室的门。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如此感到震惊。 第48节 约翰·莫顿坐在电视演播室的化妆椅上，领子四周塞着纸巾。一位姑娘正在往他前额上擦粉。他的助手伍德森站在他身旁，对他说道：“这是他们建议你说的话。”他把一份电传递给莫顿。 “贯穿演说的主线是外国投资使美国充满活力，外汇的流入使美国变得更为强大，美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 “我们并没有向他们学习。”莫顿阴郁地说道。 “唔，可以进行辩论嘛，”伍德森说道，“这种立场是可行的。你从马乔里写的演说稿上可以看到这一点。读起来并不像在改变立场，而是使你的观点更经得起推敲。你可以巧妙地一带而过，约翰。我认为这不会成为争论的焦点。” “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是这样。我已经告诉新闻界，你准备谈一下你如何修正出售微电脑公司的立场，以及你现在是怎样赞同这笔交易的。” “谁将提出这个问题？” “也许是《洛杉矶时报》的弗兰克·皮尔斯。” 莫顿点点头。“对付他没问题。” “是的，例行公事嘛，应该很顺利的。你可以谈谈自由市场，公平交易，这场买卖与国家安全没有多大关系，诸如此类的话。” 那个姑娘给莫顿化妆完毕，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参议员，我很抱歉打扰你，你能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吗？” “当然可以。”莫顿回答说。 “我为儿子要的。” “行。”他说道。 伍德森说道：“约翰，我们已经大致剪辑出了那个广告节目，如果你想看的话。节目还十分粗糙，不过你也许愿意发表发表意见。我给你在隔壁屋子里做了安排。” “我还有多少时间？” “离播出时间还有9分钟。” “好吧。” 莫顿走出房门，看到了我们。“晚上好，先生们，”他招呼道，“你们有事找我吗？” “简单聊上几句就行，参议员。”康纳回答道。 “我得先看一下录像，”莫顿说道，“然后我们再谈，不过我只有几分钟时间……” “那没关系。”康纳说道。 我们跟着他进了另一间屋子，屋子俯视着下面的演播室。那里，摆着一台米色的放像机，上面写着“新闻人物”。三名记者在草草地做着笔记，并且试着话筒。莫顿坐在一架电视机前，伍德森把一盘录像带塞到放像机里。 我们看了今天早些时候拍摄的那部广告片。图像的底部有时间显示，片子一开始便出现了莫顿参议员的镜头，他看上去坚决果断，正在穿越高尔夫球场。 片子的基调是美国已经失去了经济竞争力，我们得使她恢复这种能力。 “现在该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了，”荧光屏上的莫顿说道，“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一直到企业界和劳工的领导人，我们的教师和孩子、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没有一个例外。当我们行动时，我们需要付出代价，要减少政府的赤字。我们需要增加储蓄，改善我们的道路和教育。我们需要制定保护能源的政策——为了我们的环境、我们孩子的健康，还为了我们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摄像机移近他的脸部，准备拍摄他结束演讲时的镜头。 “有些人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经商的新时代，”他说道，“他们说，公司设在哪里，生产什么产品，都已无关紧要；那种关于民族经济的观念已不合时宜。我要对那些人说——日本人可不这么想，德国人可不这么想。今天，世界上那些最欣欣向荣的国家无不推行强有力的政策来保护能源、控制进口、鼓励出口。他们扶植本国工业，保护它们免遭外来的不公平的竞争。企业界和政府通力合作，关心本国人民和他们的工作就业。那些国家之所以比美国干得出色，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政策卓有成效，而我们的政策却成效甚微。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中。在理想化的世界到来之前，美国最好还是面对现实。我们最好确定具有本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民族经济政策。我们最好多关心些美国人，因为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关心他们。” “有一点我想说清楚。日本和德国这些经济巨人并不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那些国家用新的现实在向美国挑战——现在该是我们面对这些现实、正面迎接他们的经济挑战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伟大的国家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故我，奢谈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陈词滥调，那么我们将经受一场浩劫。何去何从由我们自己选择。站到我这一边来，去迎接新的现实——为美国人民创造一个经济繁荣的未来。” 荧光屏上的图像消失了。 莫顿靠在椅子背上。“这片子什么时候放映？” “9个星期以后开始放映。先在芝加哥、特温城和有关的中心团体试映，进行修改，然后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播出。” “那时，微电脑公司早已……” “哦，是的。” “行，很好。就这样。” 伍德森拿起录像带，离开了屋子。莫顿转身对着我们说：“唔，有什么要我效劳的？” 康纳等着房门关上，然后说道：“参议员，你可以和我们谈谈谢里尔·奥斯汀了。” 一阵沉默。莫顿看看康纳，又看看我，脸上露出一种茫然的神色。“谢里尔·奥斯汀？” “是的，参议员。” “我说不准，我是否认识一个名叫……” “你认识，参议员。”康纳说道。他递给莫顿一只手表，这是只女式的劳力士金表。 “你从哪儿弄到的？”莫顿问道。他的声音低沉、冷峻。 一个女的敲了敲门。“还有6分钟，参议员。”她说完又把门关上。 “你从哪儿弄到的？”他重复问道。 “你不知道吗？”康纳问道，“你连表的背面都还没看呢。表上刻的字。” “你从哪儿弄到的？” “参议员，希望你能跟我们谈谈她的情况。”康纳从口袋里取出一只玻璃纸袋，放在莫顿身旁的桌上。玻璃纸袋里放着一条黑色女内裤。 “我没有什么可对两位先生说的，”莫顿说道，“没什么可说的。” 康纳从口袋里掏出录像带，把它放在参议员身旁。“这是5只摄像机中的一只拍摄的带子，记录了46层楼上发生的事件。录像带虽然已经做了改动，但是仍然可以从其中的镜头中看出是谁和谢里尔·奥斯汀在一起。” “我没什么可说的，”莫顿说道，“带子可以编辑、改动，然后再改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些都是谎言，毫无根据的臆测。” “我很遗憾，参议员。”康纳说道。 莫顿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走着。“我希望两位先生意识到你们打算做出的指控的严重性，录像带是可以改动的。这些特别的录像带为一家日本公司所有，而这家公司，我可以证明，一直试图对我施加影响。不管它们会显示什么或隐瞒什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们都经不起推敲。公众将清楚地看到，这是企图在一个美国人的名字上抹黑，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威胁的美国人中的一个。而据我所知，你们两位是外国势力豢养的走狗。你们不明白你们行为的后果。你们毫无根据地进行恶意中伤，你们没有任何证人能证明你们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切，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说……” “参议员，”康纳的声音柔中带刚，“先别往下说，别说一些你会感到后悔的话。你是不是往下看一看演播室，那儿有一个你想见的人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参议员，有劳大驾了。” 莫顿愤怒地哼了一声，大步走向窗户，朝下面的演播室望去。我也往下望着。我看到那些记者们坐在椅子上左顾右盼，等着提问题。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发出一阵阵笑声。我看到辩论主持人在整理领带，夹上话筒。我看到工作人员在擦拭一块闪光的标牌，上面写着“新闻人物”。而在角落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双手插在口袋里，抬起头望着我们。那人是我们让他站在那里的。 埃迪·坂村。 第49节 康纳自然而又镇定自若。当他打开我起居室的门，见我女儿正坐在地板上跟埃迪·坂村玩她的装配玩具时，竟连眼都没眨一下。他只是说：“你好，埃迪。我刚才还一直在想你要多久才会到这儿来呢。” “我一整天都在这儿，”埃迪说，听上去颇为不悦，“你们这些家伙一直没到这儿来。我还一个劲儿地苦等着。我跟谢利一块儿吃了块花生果酱三明治。你女儿真可爱，中尉，聪明极了。” “埃迪很有趣，”我女儿说，“他抽烟，爸爸。” “我知道。”我说。我觉着自己又蠢又傻。可我还是想弄明白。 女儿走了过来，举起双臂。“抱抱我，爸爸。”我把她抱了起来。 “她真可爱，”埃迪说，“我们做了个风车。瞧！”他转动玩具风车的轮辐。“转起来了。” 我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他大笑了起来。“没有。死不了的。田中死了，我的车也完蛋了。”他耸了耸肩。“我的费拉里车总是倒霉。” “田中也倒了霉。”康纳说道。 “田中？”我问了一句。 米歇尔说：“爸爸，我可以看灰姑娘吗？” “现在不行。”我说道，“田中怎么会在车里？” “他这人易受惊，”埃迪说，“很是有点神经质，也有可能是内疚，准是受了什么惊吓。我也说不准。” 康纳说：“你和田中拿了录像带？” “是的。当然。就在出事之后。石仓吩咐田中去拿录像带。田中就去拿了。我认识田中，所以也就跟了去。田中把录像带带到了某个实验室。” 康纳点了点头。“谁去了帝国纹章公寓？” “我知道石仓派了几个人去搜查清理，但不清楚是谁。” “称去了餐馆？” “是的，去了，接着又去参加了晚会，罗德举办的晚会。什么事儿也没有。” “那些录像带呢，埃迪？” “刚才我跟你说过了，田中取走了。我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人不在了。他替石仓和中本公司卖命。” “我明白，”康纳说，“不过，他并没取走所有的录像带，是不是？” 埃迪很是尴尬地咧嘴笑了笑。“不错。” “你自己留了一些？” “不，就一盘。这是个过失，你知道。忘在我口袋里了。”他笑着说。 米歇尔问道：“爸爸，我可以看迪斯尼节目吗？” “当然可以，”我边说，边把她放了下来，“让伊莱恩替你开电视。” 女儿走开了。康纳依然跟埃迪交谈着。事情的前因后果慢慢有了头绪。田中带走了录像带，可是到了晚上，突然意识到丢失了一盘。埃迪说田中想起了他，于是回到埃迪的住所，想取回丢失的那盘录像带。当时埃迪正跟娘儿们闹得欢，田中打断了他的好事，他向埃迪要录像带。 “我原先没法断定，但跟你谈过后，我猜疑是他们设计陷害我。我们大吵了一架。” “接着来了警察，其中有格雷厄姆。” 埃迪慢慢点了点头。“田中很恼火。唉！他可真倒霉。” “所以你就让他把一切都跟你说了……” “哦，是的，上尉。他很快告诉了我——” “这样你就把藏那盘录像带的地方告诉了他。” “当然。在我的车里。我把车钥匙给了他。有了钥匙，他就可以打开车门了。” 田中去车库取录像带，楼下的巡警命令他停下来。可他发动了汽车，开了就跑。 “我看着他开车走的，约翰。开得飞快。” 原来是田中驾驶那辆车撞上了公路围栏。田中被烧死了。埃迪解释说，他躲在游泳池后面的那片灌木丛里，一直等到所有的人离开。 “那鬼地方冷得要命。”他说道。 我问康纳：“这些你都知道？” “我曾猜疑过。有关这次事故的报道说，尸体都给烧焦了，就连那副眼镜都化了。” 埃迪说道：“嗨，我可没戴什么眼镜。”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即便如此，第二天我还是让格雷厄姆去核实了一下。他在埃迪房里一副眼镜也没找到。因此，车里的人不可能是埃迪。第二天，我们去了埃迪的住所。我让巡警检查了一下停在那条街上的所有汽车的牌照。果不出所料，沿街不远处停靠着一辆黄色丰田轿车，车主是田中光。” “嗨，那车真不错，”埃迪说，“漂亮极了。” 我问埃迪：“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在贾斯明家。那房子真不错。” “谁是贾斯明？” “漂亮的红头发女人。这女人挺好，还有一辆杰卡兹车。” “可你为什么来这儿？” 康纳说：“他不得不来，你拿了他的护照。” “不错，”埃迪说，“我有你的名片，是你给我的，上面有你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我需要护照，中尉，我得走，所以我来这儿等着。天哪，那么多记者，摄像机。我只好低下身子，跟谢利玩。”他点燃一支烟，拿在手中心神不安地转动着。“你看呢，中尉？把护照还我，怎么样？不会出事儿的。反正我已经死了。行吗？” “这会儿还不行。”康纳说。 “求你了，约翰。” “不，埃迪，你得先干一件事儿。” “嗨，什么事儿？我得走啊，上尉。” “就一件事儿，埃迪。” 莫顿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离开演播室的窗户。我不得不钦佩他的自制力。他似乎极为镇静。他说：“看来我此刻的选择余地不大喽。” “是这样，参议员。” 他叹了口气。“你知道那是起意外事故。的确是这样。” 康纳深表同情地点了点头。 “我不清楚她怎么样，”莫顿说，“她是很漂亮，可事情并非……并非那样。我只是前不久才认识她的。大约四五个月以前吧。我原以为她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姑娘。得克萨斯姑娘，很甜的。但这是……命中注定似的，难以理解。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真让人心烦意乱，简直是发狂。突如其来的。我老是想着她。我无法……只要我外出，她就会给我打电话。不知怎的，她总有办法打探到我什么时候外出。没过多久，我就无法让她别来找我。我做不到。她似乎总有钱，总有飞机票。她发了狂。有时，她会让我也发疯。就像是我的……我不知道，魔鬼。有她在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发了狂。我只得停止跟她见面。最后，我有一种感觉，她是受雇于人。有人付钱给她。有人了解她的一切，而且对我也了如指掌。因此，我只有跟她分手。鲍勃让我这样。见鬼，办公室里的人都劝我离开她。我做不到。但最终我还是离开了她。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在我去参加招待会的时候，她却也在那儿。真见鬼。”他摇了摇头。“就这样出了事。糟糕透顶。” 那姑娘把头探进门来。“两分钟，参议员。他们请您下楼去，如果您已经准备好的话。” 莫顿对我们说：“我得先把这事儿处理完。” “当然。”康纳说。 他的沉着冷静的确非凡。莫顿参议员接受了3位记者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没露出丝毫的紧张或不安。他面带微笑，还不断地说笑话，同记者们调侃着，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 采访中，他说道：“不错，英国和荷兰在美国的投资的确比日本多，但我们不能忽视日本推行有目标的对抗性贸易这一现实。所谓有目标的对抗性贸易，就是企业和政府对美国经济的某个部分进行有计划的攻击。英国和荷兰没这么做。我们没有将基础工业拱手交给她们，却让日本抢去了不少。这是实质性的差别，也是让人担忧的根源。” 他又说：“当然，如果我们想购买某家荷兰或英国公司，我们完全可以，但我们买不到日本公司。” 采访继续进行，但没人向他问及有关微电脑公司的情况。因而，他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时，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美国人应该可以去抨击日本而不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国与国之间有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我们与日本之间的摩擦，我们每个人都该畅所欲言，而不该被冠以这些令人不快的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我反对微电脑公司这笔买卖，就被说成是种族主义分子，但这跟种族主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终于，有一位记者向他问及微电脑公司买卖一事。莫顿犹豫了一下，接着俯身向前。 “你知道，乔治，我一开始就反对微电脑公司这笔生意。现在我依然反对。如今该是美国人采取措施保护国家财产的时候了，包括它的不动产、财源，还有知识财产。出售微电脑公司是很不明智的举动。我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因此，我很高兴地告诉诸位，我刚得到消息说，赤井陶瓷公司已经撤回其购买微电脑公司的报价。我想，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对赤井陶瓷公司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明智反应，我深表赞赏。这笔生意就此告终。对此，我十分高兴。” 我说：“什么？撤回报价？” 康纳说：“我猜想是这样。” 采访接近尾声，莫顿也因此而露出愉快的神情。“既然大家说我老是和日本人对着干，也许这会儿你们该让我说说自己对日本人的钦佩。日本人有其轻松洒脱的一面，很了不起，而且常常在最不可能的时候表现出来。” “你们也许知道，日本的禅宗和尚临死前都要写一首诗。这是一种极为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中最有名的诗作已成为千古吟诵的佳句。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禅宗和尚知道自己近离死神，而大家又都盼着他写出一首成为绝唱的诗歌，此刻，他的压力该有多大！好几个月，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不过，我最喜爱的一首诗却是出自一名倦于这些压力的和尚之手。诗是这样写的。” 接着，他引用了这首诗： 生亦如是， 死亦如是， 诗或无诗， 何扰心思？ 记者们都大笑起来。“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把所有的这些日本生意放在心上，”莫顿说道，“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向日本人学习。” 采访结束时，莫顿跟三位记者握了握手，而后，离开摄像机镜头。我看见石仓满脸通红地来到，像所有的日本人一样正透着牙齿吸气。 莫顿兴奋地说：“啊，石仓君。我看得出你早就听到那条消息了。”说罢，他在石仓的背后重重地拍了一下。 石仓沉着脸。“我很失望，参议员。从现在起，一切都不会安宁。”显然，他怒不可遏。 “嗨，”莫顿说道，“你知道吗？糟透了！” “我们是有言在先的。”石仓嘘声道。 “不错，我们的确有言在先，”莫顿说道，“可你自己就没有信守诺言，是不是？” 参议员走到我们跟前说：“我想你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吧。先让我把妆卸了，我们再走。” “行。”康纳说。 莫顿朝化妆室走去。 石仓转向康纳，说：“这事儿可就难办了。” 康纳说：“我同意，是很难。” 石仓从牙缝里发出嘘声说：“要人头落地了！” “那首先该是你的头，”康纳说，“不过，我可没这么想。” 参议员正朝通往二楼的楼道口走去。伍德森走到他身旁，俯身过去耳语了几句。参议员用手搂住他的肩膀。他俩臂挽臂地走了一会儿。然后，参议员上了楼。 石仓冷冷地说：“尽管并非像你想的那样。” 康纳耸了耸肩。“恐怕我不会同情你。你曾企图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现在可要出大纰漏了，石仓君。” “咱们等着瞧吧，上尉。” 石仓转过身去，朝埃迪冷冷地看了一眼。埃迪耸耸肩说：“嗨，我没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老朋友？你的问题可就大喽。”他大笑起来。 舞台监督是个体格敦实的家伙。他头戴着受话机走了过来。“你们这儿谁是史密斯中尉？” 我说我就是。 “有位朝熊小姐打电话找你。你可以在那儿接。” 我走到电话那儿，拿起话筒。“我是史密斯中尉。” “你好，我是特里萨。”她说。我很高兴她用了自己的教名。“听着，我一直在看录像带的最后一部分，末尾的一段。我想可能有问题。” “哦？什么问题？”我没告诉她莫顿已说出了实情。我朝舞台那边望去。参议员已经上楼，不见了踪影。他的助手伍德森正在楼梯口来回踱着步，脸色苍白，透着焦虑。他隔着外衣用手指不安地摸弄着皮带。 接着，我听见康纳说：“啊，妈的！”他跳了起来，冲过录音室，朝楼梯奔去。我惊愕地站起身来，放下话筒，跟了上去。康纳从伍德森身边经过时，骂了一句“你这狗娘养的”，而后一步两级地朝楼上冲去。我紧随其后。我听见伍德森说了句“我没办法”。 我们来到二楼过道时，康纳喊了一声“参议员！”就在那时，我们听见了一声枪声。声音不很响，听上去像是椅子跌倒发出的。 但我知道那是枪声。 第50节 夕阳照进寺庙的场院，岩石的阴影投射在耙松的沙土上，涟漪般地微微波动着。我坐着，两眼直盯着沙土上的图案。康纳大概在里边，依旧看他的电视。我能隐约听到播报新闻的声音。当然，禅宗寺院内该有一台电视机。我开始习惯于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了。 但是我不再想看电视。刚才一个小时里，我看得够多的了，知道新闻媒体玩的这套把戏。莫顿参议员最近压力很重，家庭生活不安宁；还不满20岁的儿子前不久因酒后开车肇事撞伤了另一名少年而被捕；还有风言风语说他女儿作了人工堕胎手术。尽管不断有记者静候在莫顿参议员一家在阿林顿的住宅外，他们还没有见到莫顿太太，让她对此事做出评论。 参议员的工作人员也都觉得参议员近来的压力过重，既要照料家庭，又得烦神于即将来临的竞选活动。他有些反常，郁郁寡欢。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似乎让什么难言之隐给折磨着”。 尽管没人怀疑莫顿参议员的判断，不过他的一位同僚道林参议员说，莫顿“最近对日本很有点入迷，这或许是他受到了压力的表现。他似乎觉得不再有可能跟日本人讲和。当然，我们知道讲和是势在必行的。我们两个国家如今息息相关。不幸的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约翰·莫顿性格很孤僻”。 我坐着，两眼注视着院中的岩石变成金黄，而后又转成红色。一位名叫比尔·哈里斯的美国禅僧走了出来，问我是否想喝茶或可乐。我跟他说不想喝，他就走了。我回头朝里边望去，看见从电视机荧屏上闪出蓝蓝的光亮。我看不见康纳。 我又回过头来注视院中的岩石。 第一枪没有击中莫顿参议员的要害。当我们一脚踢开浴室的门时，他正颤巍巍地立起身来，鲜血从他的脖颈上直往下淌。莫顿将枪放进嘴里又开了一枪。康纳大喊了一声：“别这样！”这第二枪却是致命的。枪反冲出他的手中，旋转着落在浴室的瓷砖地面上，离我站的地方很近。四周墙壁上满是鲜血。 接着，人们便开始尖叫起来。我转过身，看见那位化妆的姑娘站在门口，双手捂住脸，高声惊叫着。最后，护理人员赶到现场，给她服了镇静剂。 我和康纳留在那里，直到分局派来鲍勃·卡普兰和托尼·马什。他们两位是负责处理现场的警探。有他俩在，我们就能脱身了。我跟鲍勃说，只要他需要，我们随时都愿意提供证词。说完，我便和康纳离开了那儿。我发现石仓早已走了。埃迪·坂村亦不见了踪影。 这倒让康纳担心起来。“该死的埃迪，”他说，“他上哪儿去了？” “管他呢？”我说。 “埃迪有麻烦。”康纳说。 “什么麻烦？” “难道你没注意到他在石仓面前的表现？他太自信，”康纳说，“过于自信。他本该感到担惊受怕才是，可他没有。” 我耸了耸肩。“你自己说过，埃迪很疯狂。谁知道他干吗要做他现在做的一切。”我讨厌这个案子，也厌恶康纳那没完没了的日本式究根问底。我说埃迪可能回日本去了，或许是去了墨西哥。他早先提过想去那里。 “希望如此。”康纳说。 他引我朝电视台的后门走去。他说他想趁记者们赶到前离开此地。我们坐进自己的车子，开车走了。他让我把车开到寺院。自此，我俩一直留在院内。我给劳伦挂过电话，可她不在办公室。我也给特里萨的实验室打过电话，但那儿线路忙，没挂通。我打电话到家里时，伊莱恩说米歇尔很好，记者们也都走了。她问我是否要她留下来给米歇尔准备晚餐。我请她留下，还说我可能很晚才能回家。 随后的一小时里，我一直在看电视，直到看厌了不想再看。 天色差不多暗了下来。沙变成了紫灰色。由于坐得太久，我的身体感到僵硬。天气开始转凉。我的随身bp机响了。警察局在呼叫我。或许是特里萨。我站起身来，走进寺内。 电视荧屏上，斯蒂芬·罗参议员正在向死者家属表示同情，并强调莫顿参议员是因精神负担过重而自杀身亡这一事实。罗参议员指出，赤井陶瓷公司的报价并没撤回。据他所知，这桩交易依旧在进行，而且，不再会有人强烈反对了。 “唔。”康纳唔了一声。 “那笔买卖又开始了？”我问道。 “看来它从来就没停止过。”康纳显得极为不安。 “你不赞成这桩交易？” “我担心的是埃迪。他太自负了。现在的问题是石仓将采取什么行动。” “谁知道？”我很厌倦。那姑娘死了，莫顿死了，可那笔交易却还在进行。 康纳摇了摇头。“别忘了赌注，”他说，“赌注大得很。石仓不会在乎一起小小的卑鄙的谋杀，甚至也不会关心购买某个高技术公司这种战略行动。石仓关心的只是中本公司在美国的声誉。中本公司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它还想进一步扩大其势力。埃迪能损毁这种声誉。”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摇了摇头。“我也不十分清楚。” 我的bp机又响了。我回了话。是警察局总部夜班警官弗兰克·埃利斯。 “你好，彼得，”他说道，“我们接到一个要求特勤服务的电话。马特洛夫斯基中士正在车祸现场。他要求找名翻译。” “什么事儿？” “他说他那儿有5个日本侨民，要求检查那辆失事汽车？” 我皱了皱眉头。“什么失事汽车？” “就是那辆在高速公路的追捕中撞毁的费拉里。看来损坏得相当厉害。那一撞使它变了形，还起了火。今天上午交通事故损毁车辆处理作业队用喷灯才把那具尸体清除出来，可日本人非要对这辆车做检查不可。马特洛夫斯基决定不了是否可以让别人检查这辆车。你知道，他不清楚这是否跟正在进行的调查有关。再说，他不会说日语，听不懂日本人讲的话。有一位日本人声称是死者的亲戚。要不你过去处理一下？” 我叹了一口气。“我今晚不当班，昨天刚当过班。” “不过，值班板上有你的名字。好像是你和艾伦换了班。” 我隐约记了起来。我曾和吉姆·艾伦换了班，好让他带孩子去观看冰球比赛。我是一个星期前同意的，可是这好像已是很遥远的事儿了。 “好吧，”我说，“我去处理一下。” 我回去告诉康纳说我得走。他听了我所说的一切，突然跳了起来。“当然！当然！我在想些什么呀？见鬼！”他用拳猛击掌心。“我们走吧，后辈。” “我们要去扣押他们？” “扣押？绝对不是。” “那我们去干什么？” “哦，见鬼，我真蠢！”说罢，他就朝汽车走去。我匆忙跟上前去。 我们刚在埃迪·坂村的住所前停下来，康纳便跳下车奔上楼梯。我停好车，追了上去。天空是深蓝色的。此时已是夜晚时分。 康纳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梯。“怪我自己，”他说，“我早该看出来的，我早该明白这一切的。” “什么这一切？”我问。跑上楼梯后，我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康纳推开前门。我们走了进去。起居室依然是老样子，跟我早些时候在这儿同格雷厄姆谈话时见到的一模一样。 康纳急匆匆地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房间。卧室里放着一只打开的皮箱。床上放着阿马尼和比勃洛斯牌上衣，等着装进皮箱。“这个小笨蛋，”康纳说道，“他怎么也不该回这儿来。” 室外游泳池边的灯亮着，在天花板上投下微微波动的绿色图案。康纳走到外面。 尸体俯卧在水中，全身赤裸着，漂浮在游泳池中央，像是嵌在泛着绿光的长方形里的深色剪影。康纳拿着漏勺杆将埃迪推向一边。我们把他拖上用混凝土浇成的池边。 尸体青紫冰冷，开始发硬，但看不出任何伤痕。 “他们是会小心的。”康纳说。 “小心什么？” “别露出什么破绽。但我敢肯定，我们会找到证据……”他拿出笔形手电，往埃迪嘴里细看着什么。他仔细检查了乳头，外生殖器。“不错。在那儿。一排排红点，瞧见没有？就在阴囊上。还有大腿根部……” “鳄鱼夹？” “不错，通上电震线圈。见鬼！”康纳说，“他干吗不告诉我？我们开车从你的公寓去电视台见参议员的路上，他本可以说些什么，本可以把实情告诉我。” “什么实情？” 康纳没有答复我。他陷入了沉思。他叹了口气。“你知道，最终，我们在他眼里只是外国人。甚至在绝望的当儿，他也没想到咱们。不管怎么说，他或许是不会跟我们说的，因为……” 他不再言语，两眼直视着尸体。最后，他把尸体推回水中。尸体又漂了出去。 “让别人来写报告吧。”康纳说着，便站了起来，“我们不必做发现尸体的证人。这没关系。”他望着埃迪的尸体漂回到池子中央，头微微下沉，脚跟浮在水面。 “我曾挺喜欢他，”康纳说，“他帮过我的忙。我在日本的时候见过他的一些家人。不过没见过他父亲。”他注视着尸体打转。“埃迪以前挺好。可现在，我想搞清楚一切。” 我困惑不解，压根儿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可我觉着自己不该多嘴。康纳一脸怒气。 “走吧，”他最后说，“我们行动要快。只有两种可能性了。我们又让人家给甩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非逮住那狗娘养的不可。” “狗娘养的谁？” “石仓。” 第51节 我们开车向我的公寓驶去。“你不上夜班啦？”他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说。 “不。这事我一个人干，后辈。你最好别知道。” “知道什么？”我说。 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儿，他不想跟我说实情。最后，他终于说道：“昨天晚上田中去了埃迪的住所，因为埃迪拿了那盘录像带。估计是原带。” “嗯……” “田中想把它要回去，所以他俩就吵了起来。你和格雷厄姆来的时候，他俩早就闹翻了天。埃迪告诉田中说录像带放在车里，田中就去车里找。可当他见到警察时，惊恐万状，便开了车逃跑。” “是这样。” “我总以为那盘录像带在那起事故中给烧毁了。” “唔……” “但很明显，录像带并没被烧毁。因为要是埃迪没有那盘带子，他就不可能在石仓面前那么傲气。那盘带子是他手中的王牌。他明白这一点。可他并不知道石仓这个人心狠手辣。” “为了要回带子，他们就对他动了酷刑？” “不错。但埃迪准是让他们失望了。他没有吐出真情。” “你怎么知道？” “因为，”康纳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5个日本侨民深更半夜要求检查失事汽车的残骸。” “这么说他们还在找那盘录像带。” “是的。或者说是在找录像带的下落。这个时候，他们兴许还不清楚究竟丢了多少盘带子呢。” 我思索了一下。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找到录像带，”康纳说，“因为这很重要。那盘录像带正在害人。假如我们能找到原带，”他摇了摇头，“就能置石仓于死地。那也是他罪有应得。” 我在自己的公寓楼前将车停了下来。就如伊莱恩在电话里所说，记者们都走光了。街上静悄悄的，一团漆黑。 “我还是想跟你一块儿去。”我又说了一遍。 康纳摇摇头说：“我现在是休长假，你却没有。你得为自己的养老金考虑。再说，你并不确切知道我今晚要干什么。” “我猜得出。”我说，“你准备追寻埃迪从昨晚到他死前的踪迹。埃迪离开住所，跑去跟那个红发女郎混在一起。或许他又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听着，”康纳说道，“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后辈。我有一些靠得住的熟人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如果你需要我，你可以给我的车上打电话。不过，非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打。因为我很忙。” “可……” “好啦，后辈。下车吧。跟你女儿过个愉快的夜晚。你干得不错，不过你的任务现在结束了。” 最后，我钻出汽车。 “再见。”康纳边说，边颇具讽刺意味地挥了挥手，而后开车走了。 “爸爸！爸爸！”女儿伸展双臂朝我奔过来。“抱抱我，爸爸。” 我抱起她。“你好，谢利。” “爸爸，我能看《睡美人》吗？” “我不知道。你吃过晚饭了吗？” “她吃了两只热狗、一只冰淇淋蛋筒。”伊莱恩说。她正在厨房里洗碗。 “天哪，”我说，“我还以为我们可以不再给她吃这些劣等食物了呢。” “噢，她就爱吃这些东西。”伊莱恩说。她跟一个两岁的孩子泡了一天，现在显得有些烦躁易怒。 “爸爸，我能看《睡美人》吗？” “稍等一会，谢利，我正跟伊莱恩说话呢。” “我做了那种汤，”伊莱恩说，“可她就是不想喝。她就爱吃热狗。” “爸爸，我能看迪斯尼的节目吗？” “米歇尔。”我有些不耐烦地喊了她一声。 伊莱恩说道：“我想她吃点东西总比不吃要好。我想我们刚才是顾不上她了。你知道，来了那么多记者，忙得一团糟。” “爸爸？我可以吗？睡美人？”她依在我怀里扭动着身子，拍了拍我的脸以引起我的注意。 “好吧，谢尔。” “现在吗，爸爸？” “行。” 我把她放了下来。她跑进起居室，打开电视，熟练地按下遥控揿钮。“我想，她电视看得太多了。” “孩子都这样。”伊莱恩耸了耸肩说道。 “爸爸？” 我走进起居室，放好录像带，快速倒至片头，然后揿下放像钮。 “不是这儿。”她说道，显得很不耐烦。 我又将带子快进到正片开头。 “就这儿，就这儿。”她边说，边用力拉我的手。 我按下放像键。米歇尔坐在椅子里开始吮起大拇指来。接着，她从嘴里拔出拇指，拍了拍手边的座位。“坐，爸爸。”她说道。 她想要我跟她坐一块儿。 我叹了口气，朝房间看了看。一塌湖涂。她用的蜡笔、彩色图画书堆得满地都是，还有那辆大型玩具风车。 “让我先收拾一下，”我说道，“等会儿再来陪你。” 她一下子又将拇指放进嘴里，眼睛转向电视，专心致志地看起来。 我拣起蜡笔放回纸板盒；合上她看过的图画书放回书架。突然，我感到一阵疲倦，便在米歇尔身旁的地板上坐了下来。电视里，红、绿、蓝三个仙女正飞进城堡的觐见室。 “那是快乐时光仙女，”米歇尔用手指着说，“就是那个蓝颜色的。” 从厨房里传出伊莱恩的声音，“我给你准备块三明治，怎么样，中尉？” “那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发现自己只想坐在那儿陪女儿。我想忘却一切，至少是现在。我真感激康纳没带上我。我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看着电视。 伊莱恩送进来一块拌有莴苣和芥末的萨拉米香肠三明治。我饿坏了。伊莱恩看了一眼电视，摇摇头，又回厨房去了。我吃着三明治，米歇尔硬缠着要啃几口。她爱吃萨拉米香肠。我担心香肠里的添加剂，不过我想不致于会比热狗更有害吧。 吃罢三明治，我感觉舒服多了。我站起来继续收拾房间。我拿起风车开始拆卸，把棍子一根根地放回纸板盒里。米歇尔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声音很是痛苦。我以为她是想让我别拆掉风车，可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她用双手遮挡住眼睛。她不喜欢看莫尔菲桑那可恶的女巫。我替她快进跳过女巫，她这才又平静下来。 我拆下风车，把所有部件放进管状盒里，用金属盖把它盖住，放在书架的最底层。我总是把它放这儿的。我喜欢把玩具都放在低矮的地方，这样，米歇尔自己就可以伸手拿到。 管子滚下书架，掉到地毯上。我又拣了起来。书架上有样东西。小小的灰色长方形。我立即明白了那是什么。 是一盘8毫米的录像带，标签上写着日文。 第52节 “中尉？还有什么事吗？”伊莱恩问道。她已穿上外套，准备离开了。 “等一会儿。”我说道。 我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市区分局的电话交换台，请他们帮我接通正在使用我车子的康纳。我焦急地等待着。伊莱恩看了看我。 “再等一会儿，伊莱思。”我恳求道。 电视里，王子正跟睡美人唱二重唱，小鸟在鸣啭。米歇尔在吮她的大拇指。 接线生说道：“很抱歉，车上没人接电话。” “好吧，”我说，“你还有什么号码能接通康纳上尉？” 一阵沉默。“今晚值勤人员名单上没他。” “这我知道。但他留下什么号码没有？” “什么也没有，中尉。” “我急于要找到他。” “请等一会儿。”她让我拿着话筒等着。我在心里诅咒着。 伊莱恩站在前门门厅，等着离去。 我又听见接线生的声音：“中尉？埃利斯上尉说康纳上尉已经走了。” “走了？” “他刚才来过这儿，不过现在走了。” “你是说他在市中心！” “是的，但现在不在。我没有号码可接通他。很抱歉。” 我挂上电话。康纳去市中心干什么。 伊莱恩依然站在门厅。“中尉？” 我说：“请再等一会儿，伊莱恩。” “中尉，我有……” “我说过了，只要一会儿。” 我开始来回踱步。我现在是束手无策。我突然深感恐惧。他们为了拿到录像带杀了埃迪。他们为此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看了看女儿，她正看着电视，一边吮着拇指。我对伊莱恩说：“你的车呢？” “在车库。” “好吧。你听着，我要你带着米歇尔，我要你去……” 电话铃响了。我抓起话筒，希望是康纳。“喂？” “你好，你好。康纳君吗？” “他不在这儿。”我说。话刚出口，我就咒骂起自己来。但已悔之晚矣，祸早就闯下了。 “很好，中尉，”那声音说，口音很重，“你手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对不对？”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答道。 我听见对方轻轻嘘了一声。电话是从车上打来的。他们真是无处不在。 他们很可能就在外面。 见鬼！ 我问：“你是谁？” 但我听见的只是拨号声。 伊莱恩问：“什么事儿，中尉？” 我跑到窗口，看见街上并排停靠着3辆汽车。从车里走出5个人。黑夜里5个黑色的人影。 第53节 我竭力保持镇静。“伊莱恩，”我说道，“我要你带着米歇尔，你们两个进我的卧室，躲到床底下去。我要你们躲在那儿别出声，不管出什么事儿。你明白没有？” “不，爸爸！” “现在就去，伊莱恩。” “不，爸爸！我想看睡美人。” “过后你再看。”我掏出手枪，检查弹匣。伊莱恩睁大双眼。 她抱起米歇尔。“走吧，宝贝。” 米歇尔在她怀里扭动身子挣扎着。“不，爸爸！” “米歇尔！” 我的语调吓住了她。她不再吭声。伊莱恩把她抱进卧室。我又装上一匣子弹，将枪放进外衣口袋。 我关掉卧室和米歇尔房里的灯，朝她的小床和缝有小象的被子看了一眼。接着，我又将厨房里的灯熄掉。 我回到起居室。电视依旧开着。那可恶的巫婆正在叫她的鸟去找睡美人。“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宝贝，别让我失望。”她对那只鸟说道。鸟飞了开去。 我蹲下身子，轻轻地向门口挪去。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又挪回去接电话。 “喂？” “后辈。”是康纳的声音。我听见车上电话发出的嘶嘶的静电声响。 “你在哪儿？”我问道。 “你拿到了录像带？” “是的，我拿到了录像带。你在哪儿？” “在机场。” “好，马上到这儿来。带些人来！老天爷！” 我听见屋外过道里发出一声响动。声音很轻，像是脚步声。 我挂上电话，浑身冒出冷汗。 天哪！ 如果康纳在机场，他离我有20分钟的路程，或许再多一点儿。 或许再多一点儿。 我得自个儿应付这事儿了。 我注视着门，留神听着。可我再也没听见屋外过道上发出别的什么声响。 我听见躲在卧室里的女儿在说：“我要睡美人。我要爸爸。”我又听见伊莱恩在低声跟她说话。米歇尔呜呜地哭了起来。 接着是一片寂静。 电话又响了起来。 “中尉，”那口音极重的声音说，“喊人来可没必要。” 天哪，他们在窃听车上的电话。 “我们不想伤害什么人，中尉。我们要的只是一件东西。你行行好，出来把录像带交给我们，可以吗？” “录像带在我这儿。”我说道。 “这我们知道。” 我说：“你们可以拿去。” “很好。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明白只有靠自己了。我快速思索着。我唯一的想法是：把他们从这儿赶走，从我女儿身边赶走。 “但不能在这儿。”我说。 有人在敲前门，急速、不停的叩门声。 他妈的！ 我能觉着所有的一切正从四周向我逼来。事态发展太迅猛了。我蹲伏在地板上，将电话从桌上拉到下面，想躲在窗口下面。 又是敲门声。 我对着话筒说：“你可以拿到录像带。但你先得让你手下的人离开这儿。” “请再说一遍。” 天哪，这该死的语言障碍！ “让你手下的人离开这儿。我想看见他们离开这条街。” “中尉，我们一定得拿到录像带！” “我知道，”我说道，“我会给你的。”我说话时眼睛一直注视着门。我看见门把在转动。有人想打开前门，慢慢地，轻轻地。接着，门把停止了转动。从门底下塞进一件白色的东西。 一张名片。 “中尉，请合作。” 我爬了过去，拣起名片。上面印着：乔纳森·康纳，上尉，洛杉矶警察局。 接着我听见门外一声低语。 “后辈。” 我知道这是一个诡计。康纳说他在机场，这一定是个诡计—— “也许我能帮上忙，后辈。” 这是这桩案子刚开始的时候康纳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听这话，感到大惑不解。 “打开这该死的门，后辈。” 是康纳。我站起身打开门，他猫着腰溜进房间。他拖着一个蓝颜色的东西：一件防弹背心。我说：“我还以为你……” 他摇摇头，低声说：“我知道他们准会来这儿。非来不可。我一直等在这房子后面的那条巷子里。前面有多少人？” “我想有5个。也许还要多一些。” 他点了点头。 电话里那带浓重口音的声音说：“中尉？你在听吗？中尉？” 我将话筒挪离耳朵，好让康纳也能听到，然后说：“我听着呢。” 电视里传出女巫一阵格格的笑声。 “中尉，我听见你边上有什么东西。” “是睡美人。”我说。 “什么？睡美人？”那声音很有些迷惑不解。“是什么？” “电视，”我说，“是电视。” 这时，我听见电话另一端的低语声，又听见街上一辆车飞驰而过的声音。这就使我明白了那帮人是在屋外一处暴露的地方。他们就站在这条大街上，街两旁是公寓楼，有数不尽的窗户。随时可能有人探出窗外观望，随时会有过路的行人。那帮人不得不尽快行动。 也许他们早就行动了。 康纳用力拉了拉我的外套，示意我脱下。我边脱下外套，边对着话筒说话。 “好吧，”我说，“你要我干什么？” “你把录像带送来给我们。” 我看了一眼康纳。他点点头。行。 “好吧，”我说，“但你先得把你手下的人叫走。” “你说什么？” 康纳握紧拳头，一脸怒容。他想让我发怒。他用手捂住话筒，在我耳边低语一声。一句日语。 “注意！”我说，“yokukike！” 电话另一端传来一声嘟哝。惊讶。 “行，让他们走开。现在你过来，中尉。” “好吧，”我说，“我这就来。” 我挂上电话。 康纳低声说：“30秒钟。”然后，他消失在前门外。我依旧在扣套在防弹背心外面的衬衫扣子。这背心又重又热。我立即开始出汗。 我注意地看着表，等了30秒钟。秒针嘀嗒嘀嗒地走着。时间一到，我走了出去。 有人早就熄掉了过道里的电灯。我在一个身体上踩了一脚。我站住脚，看着一张瘦长的亚洲人的脸。一个小孩的脸。他年纪极小，才十来岁。他失去了知觉，呼吸微弱。 我轻声下楼。 二楼过道上没人。我继续下楼，听见二楼某个门后传出电视里闷闷的笑声。一个声音说道：“告诉我们，这第一次约会你去了什么地方？” 公寓楼的前门是用玻璃制的。我朝外面看去，只见到停靠的车辆和一道围墙以及楼前的一段草坪。那帮人和汽车或许在左侧的什么地方。 我等着，吸了一口气，心怦怦直跳。我不想走到外面去，但我所想的就是把他们从我女儿身边赶走，使这场激战远离我的—— 我走到屋外，步入夜色之中。 我那汗津津的脸和脖颈上一阵寒意。 我往前挪了两步。 这会儿，我能看见他们了。他们站在车旁，离我有10米远。我数了一下，有4个人。其中一人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犹豫了一下。 另一个人在什么地方？ 除了车旁那几个人以外，我见不到其他任何人。他们又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开始朝他们走过去。突然，背后一记重击把我击倒在地，我的脸碰到了湿漉漉的草地。 我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儿了。 我背后挨了一枪。 接着，枪声四起。全是自动武器。枪口吐出的火舌像闪电似的照得大街通明。枪声在街两侧的公寓楼间回响着。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我听见四周有人在高声喊叫。更密集的枪声。我听见汽车马达的发动声，然后汽车隆隆地沿着大街从我身边开了过去。不一会儿，响起了警车的警报器声，还有汽车轮胎刺耳的嘎吱声。探照灯光向四周照个不停。我依然卧躺在草坪上。我觉着自己在那儿像是躺了有个把小时。接着我意识到人们是在用英语喊叫着。 最后过来一个人，蹲在我身边，说：“别动，中尉。让我先看看。”我听出是康纳的声音。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后背，然后说：“你能翻过身来吗，中尉？” 我翻过身。 康纳站在探照灯那刺眼的强光里，低头看着我。“子弹没打穿，”他说，“不过，明天你的背会酸痛得要命的。” 他扶我站了起来。 我回过头去想看看躲在背后向我开枪的人，可竟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一些弹壳，散落在前门附近的绿草里闪着暗黄色的光。 第54节 标题是《西城区发生越南团伙暴力事件》。报道说，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官员彼得·史密斯是一起恶性仇杀的目标。这起仇杀的组织者是一帮来自奥伦治县的名为男性同性恋杀手的匪徒。增援警力赶到现场前，史密斯中尉挨了两枪。没有歹徒被活擒，但有两名匪徒在枪战中被击毙。 我泡在浴缸里浸泡酸痛的后背，一边看着报纸。我的脊椎两侧有两大块骇人的青肿，呼吸时痛得要命。 我已经把米歇尔送到圣迭戈我母亲家里度周末，等到事情处理结束再接她回来。伊莱恩昨天深夜开车送她去那儿的。 我继续看报。 据报道，杀害一名两岁黑人儿童罗德尼·豪沃特的凶手也是这帮歹徒。一个星期前，罗德尼正在他英格尔伍德家的前院骑三轮车玩耍，那帮匪徒跑上去，对准罗德尼的头开了一枪。谣传说那起事件是歹徒们行暴的开始。那起事件的后果相当恶劣，引起了众愤。人们怀疑洛杉矶警察局是否有能力处理加州南部地区的匪徒暴力事件。 我的门外又来了许多记者，但我不想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话。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可我却让录音去帮我回答打来的电话。我坐在浴缸里，思忖着该怎么办。 上午9点左右，我给《时报》的肯·舒比克挂了电话。 “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会上班，”他说，“你一定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没死掉，”肯说道，“这些家伙可是心狠手辣的呀。” “你是说昨晚的那几个越南家伙？”我说，“可是他们讲的是日语。” “不可能。” “千真万确，肯。” “我们的报道不准确？” “不准确。” “这就证实了那事儿。”他说。 “证实什么事儿？” “证实了韦塞尔那件事。韦塞尔如今可是名声大臭，甚至有传言说要解雇他。没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这儿终究出了事儿。”他说，“编委会高层突然有人对日本像是着了魔似的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对在美的日本公司做系列调查。” “哦，是吗？” “当然，这种事儿你在今天的报纸上是永远也看不到。你看了商业版没有？” “没有，干吗？” “达利—希金斯宣布将微电脑公司出售给了赤井陶瓷公司。在商业版第四页。一条简要新闻。” “就这些？” “只值那么多，我猜想。只不过是又一家美国公司卖给日本人罢了。我计算了一下，自1987年以来，被日本购进的美国高技术和电子公司已达180家。所以，这已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 “但你不是说报纸要做调查吗？” “只是说说而已。谈何容易呀，因为一切令人不快的指数都下降了。对日贸易差额也在下降。当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有所改观，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把那么多汽车倾销给我们了。他们在这儿制造汽车。他们将生产包给四小龙。这样一来，出现赤字的是四小龙，而不是日本。他们增加了桔子和木材的购买量，以此粉饰事态。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将我们看做是不发达国家。他们进口我们的原材料。可他们不购买我们的制成品。他们说我们生产的东西他们用不上。” “也许是这样，肯。” “让公众来评判吧。”他叹了口气。“可我不知道公众是否会操这份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事甚至涉及税收。” 我有点不解。“税收？” “我们正在对税收做系列调查。政府最终发现日本公司在这儿做的生意不少，可他们在美国交的税却很少。有些公司竟连税也不交。真是荒唐。他们抬高其在美国的各家装配厂从日本本土引进的机器零件的价格，以此来控制自己所得的利润。这自然令人难以容忍。但美国政府在处罚日本方面行动始终十分缓慢。日本人每年在华盛顿花费5亿美元，目的就是要大家对这种事缄口不言。” “但你们不是要搞税收报道吗？” “不错。我们正在调查中本公司。我的内线不停地给我提供消息说，中本公司打算制订一套垄断价格的对策。价格垄断是日本公司做生意的代名词。我打出了一份涉嫌诉讼案的公司名单，1991年，任天堂垄断了电子游戏机价格，三菱公司垄断了电视价格。1989年垄断的公司有松下公司。1987年是美能达公司。可你知道这些只是露在表面的部分。” “你要把这些报道出来，真太好了。”我说道。 他咳了一声。“你想发表消息？证实那几个越南人说的是日语？” “不。”我答道。 “我们一块儿干。”他说。 “我想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我说。 我和康纳在卡尔弗城的一家寿司酒吧吃午饭。我们刚停下车，有人在窗户上竖起了一块“打烊”的牌子。可他看见康纳后，又换上了“营业”的牌子。 “这儿的人认识我。”康纳说。 “你是说他们喜欢你？” “这很难说。” “他们想做你的生意？” “不，”康纳说，“也许他宁愿关门。让手下人侍候个外国人，而不让手下的人下班，对他来说，可不划算。不过，我常来。他珍惜这种关系。这跟生意或喜爱没什么关系。” 我们钻出汽车。 “美国人不理解，”康纳说道，“因为日本的制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是这样，不过，我想他们正在开始理解。”我说道。我将肯·舒比克报道垄断价格一事告诉了他。 康纳叹了口气。“如果说日本人不诚实，这可就没道理了。他们不是不诚实——而是他们的原则跟我们不同。美国人只是没有理解。” “说得不错，”我说，“但垄断价格可是非法的。” “在美国，”他说道，“是这样，但在日本却是正当手段。记住，后辈：具有本质的不问。串通达成的决议是成功的依据。野村证券公司的丑闻就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对勾结很是恼怒，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不同的生意经。这便是关键所在。” 我们走进寿司酒吧。随时有人鞠躬问候。康纳用日语跟他们打着招呼，而后我们坐了下来。我们没有点菜。 “我们不点菜吗？” “不用，”慷纳说，“要不他们会生气的。他会替我们点我们爱吃的东西。” 我们在座位上坐着，他端上了菜。我看着他把鱼替我们剖开。 电话铃响了。寿司酒吧另一端有一个人在说：“康纳君，有人请您赶快去一下。” “谢谢。”康纳说着，点了点头。他转身对着我，将自己的座椅推离柜台。“我想我们什么也吃不成了，我们该去下一个约会地点了。你带著录像带没有？” “带了。” “好。” “我们去哪儿？” “去见你的朋友，”他说，“朝熊小姐。” 第55节 我们驱车沿着圣莫尼卡布满凹坑的高速公路颠簸着朝市中心驶去。午后的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像是要下雨。我的后背开始作痛。康纳望着车窗外面，独自哼着小调。 由于事情的急剧发展，我把特里萨前天晚上打来电话的事给忘了。她曾说她正在看录像带的最后一段，觉得里边有问题。 “你跟她谈过没有？” “特里萨？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我给了她一些忠告。” “昨天晚上，她说录像带上有问题。” “哦？她没跟我说起这个。” 我感到他没有对我说实情。但我感到后背阵阵抽痛，没心思再去逼他。我时常认为康纳自己已变成了日本人。他具有日本人的那种矜持、缄默。 我说：“你从未跟我说过你为什么离开日本。” “哦，那个。”他叹了口气。“我在一个公司谋到一个差事，任安全顾问，可并不顺利。” “为什么？” “唉，那差事倒还可以，挺不错的。” “那究竟为什么？” 他摇了摇头。“大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一旦离开日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好多方面，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勤劳、聪敏，又富有幽默感。他们具有真正的群体意识。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指控别人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怀有极深的歧视心理，而且认为别人也都必然如此。在日本生活了没多长时间，我周围的一些事就使我感到厌倦。晚上，当日本女人看到我朝她们走去，她们便走到街的另一侧；当我坐地铁时，常常发现最后两只空座位就在我座位的两侧；空中小姐问日本旅客是否愿意坐在一位外国人身边，她们以为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日语；他们的排外情绪，别有用心地摆出一副恩主的模样，在背后乱开玩笑；所有这一切……我厌倦透顶。我放弃了那儿的一切。”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并不真正喜欢他们。” “不，”康纳说，“我喜欢他们，非常喜欢他们。可我不是日本人，而他们又永远没让我忘记这一点。”他又叹了一口气。“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工作。他们也很难、文化的差异使双方都受害。他们也有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美国人也不愿跟他们坐在一块儿。但我的朋友总要我记住，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日本人。不幸的是，在我的经历中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 “你是说，他们首先是日本人。” 他耸了耸肩。“一家人总是一家人。” 随后，我们径直往前开车，彼此没再说话。 第56节 我们在留学生宿舍3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特里萨·朝熊解释说这不是她的房间，而是一位朋友的。这位朋友这学期正在意大利学习。她将那台小型盒式磁带录像机和一台小型监控器放在桌上。 “我想我该离开实验室了，”她边说边快进录像带，“可我想让你看看。这是你拿来给我的录像带中一盘的结尾部分。开头正好是在参议员离开房间以后。” 她放慢了放像速度。我可以看见中本大厦46楼的全景。楼面空无一人。谢里尔·奥斯汀苍白的尸体躺在深色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运行着。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死气沉沉的场面。 “我们在看什么？”我问道。 “等就是了。” 录像带继续运行。依然没发生什么事儿。 接着，我清楚地看见那姑娘的腿抽动了一下。 “那是什么？” “痉挛？” “我不敢肯定。” 这会儿，姑娘的手臂——深色的木头衬托出手臂的轮廓——动了一下。这是肯定无疑的。她的手握紧了一下，接着又松开了。 “她还活着！” 特里萨点了点头。“看上去是这样。现在看一下钟。” 墙上的钟是8点36分。我注视着，没发生什么事儿。录像带又运行了两分钟。 康纳叹了口气。 “钟不走了。” “不”她说，“仔细观察之后，我首先注意到磁带的纹路。象素不停地来回跳跃。”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称为摇滚。这是伪装定格的常用办法。正常定格肉眼可以看出，因为图像的最小单位是突然静止的。而在一幅正常的画面中，总有一些小小的动势，哪怕是杂乱无章的动势。因此，你要做的就是摇滚，让3秒钟的图像作反复循环性的转动。这就产生了一点动势，使定格不那么明显。” “你是说录像带在8点36分时被定了格？” “是这样。很明显，当时那姑娘还活着。我不敢肯定，但有可能。” 康纳点了点头。“所以，原始带才那么重要。” “什么原始带？”她问。 我拿出前天晚上在公寓找到的那盘带子。 “放出来看看。”康纳说。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46层楼面，是从侧面那台摄像机上拍摄的。会议室一目了然。这是一盘原始带：我们目睹了那起谋杀案；我们看见莫顿离开，留下那姑娘躺在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向前运行。我们注视着那姑娘。 “你能看见墙上的钟吗？” “这个角度看不见。” “你觉得过了多久？” 特里萨摇摇头。“我没法说。大约几分钟吧。” 接着，那姑娘在桌上动了动。她的手抽动了一下，然后，头也动了动。她活着，这毫无疑问。 从会议室的玻璃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往前移动着，从右侧走了出来。他走进房间，回头看了一下，看周围是否有人。那人是石仓。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会议桌旁，将手放在姑娘的脖子上，把她卡死了。 “天哪。” 他好像用了很长时间。那姑娘一直挣扎到最后。她已经不再动弹了，可石仓依然死死按住她不放。 “他可不想冒险。” “不，”康纳说，“他可不想。” 最后，石仓从尸体旁往后退去，扣上袖口，整了整西装外套。 “行了，”康纳说，“你可以关上机子。我看够了。” 我们又回到屋外。微弱的阳光透过漫漫的烟雾。车辆隆隆驶过，不时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沿街的房屋年久失修，不成样子。 我们钻进汽车。 “现在怎么办？”我问。 他将电话递给我。“给市区分局挂电话，”他说，“跟他们说我们有一盘证实石仓行凶的录像带。告诉他们，我们这就去中本公司逮捕石仓。” “我还以为你讨厌车内电话呢。” “打就是了，”康纳说，“反正我们的事差不多快完了。” 我照办了。我把我们的打算和去向一并告知值勤官。他问我们是否要增援警力。康纳摇摇头，我也就说了声不用。 我挂上电话。 “现在怎么办？” “去中本公司。” 第57节 在录像带上看了那么多次第46层楼面的情况之后，一旦自己又亲自来到这儿，颇有些怪怪的感觉。尽管是星期六，办公室依旧是一片繁忙。秘书和管理人员一个个匆匆忙忙。白天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异样。阳光透过四周偌大的窗户泻了进来。周围的摩天大楼即便是笼罩在洛杉矶的雾霾里，也显得近在咫尺。 我抬起头，见监视摄像机已被人从墙上取走。右边，谢里尔·奥斯汀遇害的那间会议室正在重新装修。原先的黑色家具已经搬走。装饰工正在安置一张淡色木桌和崭新的米色椅子。整个房间完全改了面貌。 敞开式办公室另一侧的大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会议。阳光透过玻璃墙，照在分坐长桌两侧的40个人的身上。桌上铺有绿毯，一侧坐着日本人，另一侧坐着美国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整整齐齐地搁着一叠文件。鲍勃·里奇蒙律师坐在美国人中，显得很突出。我一眼就发现了他。 康纳站在我身旁，叹了一口气。 “开什么会？” “星期六会议，后辈。” “你指的是埃迪谈到的星期六会议？” 康纳点点头。“成交微电脑公司买卖的会议。” 电梯附近坐着一位接待员。她先是注视了我俩一会儿，而后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谢谢，”康纳说，“我们在等一个人。” 我皱了皱眉头。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会议室里边的石仓。他坐在日本人那一方，靠近桌子中央，正抽着烟。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人俯过身去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石仓一边点头，一边微笑。 我朝康纳看了一眼。 “别忙。”康纳说。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的日本助手匆匆穿过敞开式办公室，走进会议室。一进会议室，他便轻手轻脚地走到桌子那端坐着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要人身后，然后俯下身，在那长者耳边低语了几句。 “岩渊。”康纳说。 “他是谁？” “中本公司在美国的总头领。总部在纽约。” 岩渊朝助手点点头，然后从桌旁站起身。助手替他挪开椅子。岩渊从日方谈判成员后面走过。当他经过一人身边时，在那人肩上轻拍了一下。岩渊走到桌子尽头，打开玻璃门走了出去，到会议室那边的露台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起身离开。 “森山，”康纳说，“洛杉矶分部经理。” 森山也离开会议室走到露台上。两人站在太阳底下抽着烟。助手跟了上去，一边说话，一边频频点头。两位长者留神听着，然后转过身去。助手依旧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森山转过身来，跟助手说了几句什么。助手快速鞠了一躬，回到会议室。他走到一位黑发、蓄着八字胡的人身边，嘀咕了几声。 “白井，”康纳说，“财务处长。” 白井站起来，但没去露台。他打开里边的门，穿过敞开式办公室，走进一侧尽头的办公室。 会议室里，助手走到第四个人的座位边。我认出那人是吉田，赤井陶瓷公司总裁。吉田也溜出会议室走进敞开式办公室。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 “他们这是在脱身，”康纳说，“一旦事情败露，他们就想一走了之。” 我回头朝露台望去，只见那两个日本人正沿着露台，漫不经心地朝那一头的大门走去。 我说：“我们等什么？” “耐心点，后辈。” 年轻助手离开了会议室。会议继续在进行。在敞开式办公室里的吉田将年轻助手拉到一边，轻声说了几句。 助手又回到会议室。 “唔。”康纳说。 这一次，那位助手走到美国人这一边，在里奇蒙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里奇蒙背朝我们坐着，因此，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不过能看见他的身体抖了一下。他扭过身，后仰着跟助手嘀咕了几句，助手点点头就离开了。 里奇蒙依旧坐在桌旁，慢慢摇了摇头，接着俯下身去看自己的记录。 一会儿，他从桌上将一张纸条传给了另一侧的石仓。 “那是给我们的暗示。”康纳说。他转向接待员，给她看了看警徽。然后，我们穿过敞开式办公室，朝会议室走去。 一位身穿细条子西装的美国年轻人正站在会议桌前说话：“请注意，如果你们看看附款c，那么，资产简表和——” 康纳首先走进会议室。我紧跟其后。 石仓抬起头，没露出丝毫惊讶的神色。“午安，先生们。”他的脸上不露声色。 里奇蒙平和地说：“先生们，假如你们能等一等的话，我们这儿正谈论相当复杂的问题……” 康纳打断了他的话。“石仓先生，你因涉嫌谢里尔·琳·奥斯汀谋杀案而被捕。”接着，他向石仓宣读了一遍他的权利，石仓则一眼不眨地盯着他。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全都默不作声。会议桌两侧的人谁也没有动一下。整个场面犹如一幅静物画。 石仓依旧坐着不动。“荒唐。” “石仓先生，”康纳说，“请您站起来。” 里奇蒙轻声说：“我希望你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石仓说：“我明白自己的权利，先生们。” 康纳说：“石仓先生，请您站起来。” 石仓没动。香烟冒出的烟雾缭绕在他的面前。 一阵长时间的寂静。 接着，康纳对我说：“把录像带放给他们看。” 会议室的一面墙上装有录像设备。我找了一台自己先前曾用过的那种放像机，将录像带放了进去。但是，大型中央监视器上没一点图像。我试着按了许多揿钮，但就是按不出图像。 坐在后面一个角落做会议记录的日本女秘书匆匆跑上前来帮我。她深表歉意地鞠了一躬，然后按下该按的键钮，又鞠了一躬，回到原先的座位上。 “谢谢。”我说。 屏幕上出现了图像。即便有明亮的阳光照射，图像亦很清晰，正好是我们早先在特里萨房里看的那段。石仓走近那姑娘，死死按住她那挣扎着的身体。 里奇蒙问道：“这是什么？” “捏造，”石仓说道，“骗局。” 康纳说：“这盘录像带是星期四晚上由中本公司保安监视摄像机在第46层拍摄的。” 石仓说：“这是骗局。” 但没人在听他说什么，大家都看着监视器。里奇蒙大张着嘴。“天哪。”他说。 从录像上看，那姑娘过了好长时间才断气。 石仓怒视着康纳。“这只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他说，“纯属捏造。说明不了什么。这——” “天哪。”里奇蒙边说，边注视着屏幕。 石仓说：“这毫无法律依据，无法接受，永远也站不住脚。只能引起混乱——” 他忽然停止说话，第一次朝桌子的另一端看去。他看见岩渊的座位空着。 他又转向另一端，两眼飞快地朝会议室四周看了一眼。 森山的座位空着。 白井的座位。 吉田的座位。 石仓的双眼颤动着。他愕然地望着康纳。而后，他点点头，沮丧地咕哝了一声，站了起来。其他人依然注视着屏幕。 他走到康纳身边。“我不想看这个，上尉。等你做完你的游戏，可以到外面找我。”他点燃一支烟，斜着眼看了康纳一下。“到时我们再谈。可别忘啦。”他打开门，走到露台上。门依然敞开着。 我想跟着他走去，但康纳看着我，微微摇了一下头。于是我依然留在原地。 我看见石仓站在栏杆边，抽着烟，脸对着太阳。然后，他回头朝我们瞥了一眼，又惋惜地摇了摇头。他倚靠在栏杆上，将脚搁在上面。 会议室里，依然放著录像。一名美国女律师站起身，啪的一声关上公文包，走出会议室。其余人依旧坐着没动。 录像带终于放完了。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一阵微风吹动了会议桌上的一叠叠文件。 我往外面的露台看去。 露台上空了。 我们离开会议室走到露台上时，隐约听见下面大街上传来警报器的鸣响。 楼下空气混浊，我们听见气锤的声音。中本公司正在隔壁建附属大楼，建筑工程正在大规模进行。街边停靠着一辆辆满载水泥的大卡车。我分开一群身着藏青色西服的日本人，冲过去低头向坑洼中望去。 石仓坠落在刚浇灌的湿漉漉的混凝土上。他的尸体斜躺着，头和一只手臂贴在软软的混凝土表面。鲜血从张开的手指间流出，淌过灰色的混凝土表面。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用竹竿和绳子想把他拉出来。但他们没成功。最后，一位脚穿高统橡胶靴的建筑工人下到潮湿的混凝土上，想把尸体拖出来，可结果比预料的艰难许多。他只得求助于人。 我们的人早就到了现场。他们是弗雷特·佩利和鲍勃·沃尔夫。沃尔夫看见我，便登上小山丘。他拿出笔记本，然后提高嗓门喊道——因为气锤声嘈杂不堪：“你知道这事儿，彼得？” “不错。”我说道。 “那人叫什么？” “石仓佳三郎。” 沃尔夫斜眼看了我一下。“怎么拼？” 我试着高声一字一字地拼出石仓的姓名。最后，我把衣袋里的那张石仓的名片掏了出来，递给沃尔夫。 “这就是他？” “不错。” “你从哪儿弄到的？” “说来话长，”我说，“不过他本该因谋杀罪被捕。” 沃尔夫点点头。“让我先把尸体弄出来，然后我们再谈。” “行。” 最后，他们用工地上的起重机把尸体吊了出来。石仓的尸体因沾上混凝土而重重地下垂着。起重机将它吊入空中，从我的身边、接着从我的头顶荡了过去。 有几小块混凝土落到我的身上，溅落在我脚边的那块招牌上。招牌是中本建筑公司的，上面用粗黑体写着：建设崭新的明天。下面是：敬请原谅给您带来诸多不便。 第58节 又过了一个小时现场的一切才处理完毕。局长要我们天黑前把报告送去，所以，后来我们不得不在帕克中心做些文字工作。 下午4点钟，我们穿过大街，走进安东尼奥保释办事处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只是因为我们懒得坐在办公室里。我说：“首先我想知道石仓为什么要杀那位姑娘。” 康纳叹了口气说：“还不清楚。我只能这么理解：埃迪一直为他父亲的公司奔波。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给来访的达官贵人提供姑娘，这种拉皮条生意他一直干了好多年。这事在他易如反掌。他是个花花公子，结识的女孩可多着呢。那些议员想玩姑娘，这样，他就有机会结交这些议员。不过，在谢里尔那儿，他倒是抓到了特殊的机缘，因为身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莫顿参议员很让她着迷。莫顿很明智，果断地了结了跟这女人的瓜葛。可埃迪还是不断用私人飞机出人意料地送谢里尔去跟莫顿幽会，最终又使死灰复燃。埃迪也喜欢她。那天下午，两人做了爱。是埃迪安排她去中本公司参加晚会的。他知道莫顿准会在那儿。埃迪尽力促使莫顿阻止这笔买卖，所以，他就全身心地为星期六的会议忙碌着。顺便提一下，在新闻电视台的那盘磁带上，你以为他对谢里尔说的是‘贱货’，其实他说的是nichibei，日美关系。” “可我认为埃迪只是有这个打算，让谢里尔见上莫顿一面。他对46层上的一切究竟了解多少，我对此很是怀疑。他当然没想到她会跟莫顿上那儿去。一定是中本公司有人在晚会期间暗示她去那儿的。公司允许她出入46层，其原因很简单：上面有一间公司职员有时使用的套房，就在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问他：“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康纳笑了笑。“花田君提过他曾用过这间套房。很显然，这间套房相当豪华。” “这么说来，你的确有内线啰？” “有几个。我想中本公司兴许只是提供方便。他们在那儿安上摄像机可能是想敲诈。可有人跟我说，这间套房根本没摄像机，而会议室里倒有一架摄像机。这倒提醒我，菲利普斯说得不错，安装摄像机只是为了监督办公人员。当然，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料到竟会在这儿发生性行为。” “总之，当埃迪见到谢里尔随莫顿朝中本大厦的另一侧走去时，他准是担心至极。于是，他便跟踪他们。尽管他亲眼目睹了这起谋杀案，但我认为这起谋杀案纯系偶发事件。埃迪为了帮助朋友莫顿摆脱困境，便把他叫过来，带他离开了现场。埃迪和莫顿又回到了晚会上。” “那录像带怎么解释？” “哦。你记得我们曾谈过行贿。埃迪曾向一位名叫田中的下级保安人员行贿。我肯定埃迪给他的是毒品。埃迪跟他肯定有好几年的交情了。当石仓命令日中去取录像带时，田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埃迪。” “于是埃迪亲自取出了录像带。” “是的。跟田中一块儿去的。” “可菲利普斯说埃迪是一个人去的。” “菲利普斯撒了谎，因为他认识田中。田中告诉他没什么大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小题大作。但菲利普斯跟我们说这事儿时，竟只字不提田中。” “后来呢？” “石仓派了几个人去搜查谢里尔的公寓。田中找了个地方将录像带全都复制了一遍。埃迪则去山里参加了那个晚会。” “但埃迪留了一盘录像带。” “不错。” 我想了一会儿说：“可我们在晚会上跟埃迪交谈时，他讲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康纳点点头说：“他撒了谎。” “甚至对你这样的朋友也撒谎？” 康纳耸了耸肩。“他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 “那么石仓呢？他干吗要杀那姑娘？” “为了操纵莫顿。这一招竟奏了效，他们迫使莫顿改变了对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的立场。就那么一会儿，莫顿便同意了这笔买卖。” “石仓会为了这事杀她？为了某个公司的买卖？” “不。我认为这起谋杀案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石仓精神负担过重，导致了神经紧张。他觉着他得向上司证明自己的才能。他下了很大的赌注——实在是很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做出了许多超出普通日本人行为规范的举动。就在这种压力达到极限的当儿，他便杀了那姑娘，事情就是这样。正如他曾说过的，她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不过，我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关于日本人，莫顿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觉得他的不少话里流露出他对日本的憎恨，比如，那些关于扔炸弹的玩笑，等等。还有什么在会议桌上做爱的主意。这实在是……太不登大雅了，你说呢？这些肯定激怒了石仓。” “是谁报的案？” “埃迪。” “他为什么这么做？” “让中本公司难堪。埃迪将莫顿安全带回晚会现场后，便去报案。也许是在晚会现场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他打电话报案时，还不知道有保安摄像机的事。后来，田中告诉了他。埃迪这才开始担心石仓可能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又打了电话。” “他打电话求助于朋友约翰·康纳。” “是的。” 我说：“这么说，埃迪就是小市仁志？” 康纳点了点头。“他耍了个小滑头。小市仁志是日本一部描写公司腐败的名片中的一个角色。” “石仓呢？日本人干吗抛弃他？” “石仓处理问题过于轻率。星期四晚上他干得也太过分了。他们可不喜欢那样。中本公司本来会很快将他遣送回国的。他注定得在日本默默无闻地了却余生，成为公司做任何决议时都不会想到的一名小卒，只能成天在窗口的座位上凝视着窗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终身监禁。” 我想了想说：“所以，当你在车里跟警察局通话，禀报你的计划时……是谁在监听电话？” “很难说。”康纳耸了耸肩。“可我喜欢埃迪。我欠他一次人情。我不想看到石仓回家。” 我回到办公室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正等着我。她身穿黑色服装，自我介绍说她是谢里尔·奥斯汀的祖母。谢里尔的父母死于一起车祸，当时谢里尔才4岁。从此，谢里尔便由祖母抚养。她想谢谢我在调查此案过程中出了力，她跟我说了谢里尔小时候的模样，还有她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经过。 “当然，她很漂亮，”她说，“男孩子肯定喜欢她。总有一群小伙子围着她转，你总不能用棍子赶他们走吧。”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当然，我从没认为她的想法都是对的，但她喜欢那些男孩围着她转。她还喜欢他们为她而大打出手。我记得她七八岁的时候，她总让那些小家伙在灰尘里打滚，她自己却坐在一边观看，替他们鼓掌加油。到了十几岁，她可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她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好玩的。是她的脑袋瓜里出了毛病。她的情绪会很低落。她总是日日夜夜放那首曲子，好像是什么心灰意冷。” “杰里·李·刘易斯？” “当然，我明白是什么原因。那是她爹最喜欢的曲子。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他总是搂着她，开着他那辆敞篷汽车进城，收音机里播着那可恶的嘈杂声。她总是穿上最漂亮的衣裳。小时候，她长得的确可爱，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老妇人哭了起来。我给她拿了张纸巾，很想表示同情。 没过一会儿，她便开始打听事情的前因后果，谢里尔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才好。 我走出帕克中心的底楼出口，路过喷泉时，一个身着西服的日本人拦住了我。这人约摸40岁光景，一头黑发，蓄着八字胡。他很有礼貌地招呼我，并递过他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我方才认出他是中本公司财务处长白井先生。 “我早就想亲自拜访您，史密斯先生，以表达敝公司对石仓先生行为的深深歉意。他的所作所为很不体面，而且他是擅自行动。中本公司是很重名誉的，而且历来奉公守法。我向您保证，他不代表中本公司，也不代表中本公司做生意时所采取的原则。在这个国家，由于工作关系，石仓先生结识了许多投资银行家，还有不少举债经营的投机商人。坦率地说，我想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染上了许多恶习。” 这下可好，既是道歉，又是侮辱，真所谓一举两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敬他。 最后，我说：“白井先生，有人想出钱资助购买一幢小房子……” “哦，是吗？” “是的。也许你还没听说这件事。” “其实，我亦早有所闻。” 我说：“我一直很想知道，你现在对这资助会有何想法。”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我右侧不远处喷泉的哗哗水声。 白井透过朦胧的阳光，斜眼看了我一下，盘算着该怎么回答。 末了，他说：“史密斯君，这资助不合理，当然该撤回。” “谢谢，白井先生。”我说。 我和康纳驱车赶回我的公寓。我们谁都没开口。我们行驶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架空的指示牌被那些无聊分子喷上了漆。我意识到这路相当颠簸不平。路的右侧，韦斯沃特周围的摩天大楼笼罩在茫茫的烟雾里，景致丑陋，不堪入目。 最后，我开了口。“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就这样？只是中本和日本别的什么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微电脑公司？或者别的什么？” 康纳耸了耸肩。“也许是多种目的吧。日本人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美国只是他们的竞技场。那倒是真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并不重要。” 我们来到我住的那条街。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着这条树木成荫的公寓小街，加上街段尽头有我女儿玩耍的游乐园，很是合人意。现在，我却生出了别样的感受。空气混浊，满街肮脏，令人恶心。 我停好车。康纳走了出去，握了握我的手。“别灰心。” “我很灰心。” “别这样。事情是很严重，可一切都会改变的。以前改变过，今后还会再次改变。” “我想是这样。” “现在你做何打算？”他问道。 “不知道，”我说，“我想去别的地方。可没任何去处。” 他点了点头。“离开警察局？” “也许吧。肯定离开特别勤务处。这我很难……说明白。” 他点点头。“保重，后辈。谢谢你帮忙。” “你也多保重，前辈。” 我疲惫不堪。我爬上楼梯，来到自己的公寓，走了进去。由于女儿不在家，屋里静悄悄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走进起居室。当我坐进椅子里时，感到后背又开始作痛。我又站了起来，打开电视机。我看不下去。我想起康纳说过，在美国，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就像对待日本这件事一样：假如你将国家卖给口本，那么这个国家就归他们所有，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人们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他们就可随便处置。事实就是如此。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身衣服。我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天晚上这个案子发生前我在整理的女儿的生日照片。那些看上去并不像她本人的照片，它们已与现实不相符了。我听着从起居室电视机里传来的无力的哭声。我以前一直以为日子基本上都还过得去，但现在有些事却出了差错。 我走进女儿的房间，看着她的小床和缝有大象图案的被子，我想起她睡着的模样：仰躺着，双臂搁在头的两侧，那样无忧无虑。我想起，她竟是那么信任我，任我为她建造她现在的天地；我还想起她成长后将步入的世界。可当我开始替她铺床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一阵焦虑不安。 3月15日(99)录像审查记录 问：行了，彼得，我想我们大体上只要了解这些情况。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答：没有，我说完了。 问：听说你已经从特勤处辞职了？ 答：是的。 问：你向奥尔森处长递交了一个建议书，提出要修改亚洲人联络工作计划。你还说应当中止与日美友好基金会的关系？ 答：是的。 问：那为什么呢？ 答：如果局里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官，我们应当自己花钱培养。我认为这样做比较有益。 问：比较有益？ 答：是的，现在到了我们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时候了，到了我们自己拿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 问：处长给你什么答复没有？ 答：还没有，我等着他的回音。 洛杉矶警察局内部档案(秘密记录) 内容：录像审查记录 彼得·j.史密斯警探 3月13日——15日 卷宗号“中本大厦谋杀案”（a8895—404） 本记录系为洛杉矶警察局之所有，仅供内部参考。本材料内容之抄录、引用、复制或披露之允许范围均受法律之约束。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本材料者将受严厉惩处。 有关查询事宜，请与下述地址联系： 加州洛杉矶92038——2029 2029邮政信箱 洛杉矶警察局 内部事务处负责人 电话：（213）555——7600 传真：（213）555—7812 案名：中本大厦谋杀案 审查说明：从3月13日（星期一）至3月15日（星期三）的三天时间里，被审查对象史密斯中尉总共接受了22小时的讯问，全部过程均已录制在s—vhs。”sd录像带上。 画面说明：被讯问对象（史密斯中尉）坐在洛杉矶警察局总部第四录像审讯室的桌子旁边。其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画面上可以看见一张桌子的桌面、一只咖啡杯，以及被讯问对象的上半身。他第一天穿西装，系领带；第二天穿衬衣，系领带；第三天只穿着衬衣。画面右下方是时间显示。 审查目的：弄清被审查对象在中本大厦谋杀案（a8895—404）中的作用。负责进行审查的警官是t.康韦警探和p.哈蒙德警探。被审查对象放弃请律师之权利。 案件处理结论：列为“未决案”。 3月13日（星期一） 审查记录 问：好了，录像带已开始运行。请说一下你的姓名。 答：彼得·詹姆斯·史密斯。 问：你的年龄和职衔。 答：现年34岁，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中尉。 问：史密斯中尉，你知道，现在你并没有被指控犯罪。 答：我知道。 问：不过，你有权请律师到场。 答：我放弃这项权利。 问：可以。你是不是被强迫到这儿来的？ 答：（长时间停顿）不，没有人以任何方式强迫过我。 问：好的。现在我们要向你了解中本大厦谋杀案一事。你是何时介入该案的？ 答：2月9日，星期三晚上大约9点钟。 问：当时是什么情况？ 答：当时我在家里，有人打来一个电话。 问：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你正在干什么？ 后记 “人们拒绝承认现实。他们极力克制由真实环境而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他们一味去追求应当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本应如何如何。只有真正理解和接受现实，才能有真正的变革，才有可能采取比较现实的行动。” 以上这段话是日本森田心理治疗法的们导者戴维·雷诺兹说的。他所指的是个人的表现，但他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 美国迟早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日本的人均寿命最长，就业率最高，文化水平最高，贫富悬殊最小。他们的工业产品质量最高。他们的饮食最好。日本的幅员实际只相当于蒙大拿州，它的人口数量却是我们的一半，而它在经济上很快就会与美国平起平坐。 但是，他们的成功之路却与我们的大不相同。日本不是西方式的工业国；它的体制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日本人发明了一项新的贸易——敌对贸易。它就跟打仗一样，旨在消灭自己的对手——可是美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就没有明白这一点。美国一直坚持要求日本按我们的方式行事。可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反应是：为什么叫我们变？我们比你们干得好。的确，事实也是如此。 美国应当做何反应？去非难日本人的成功的做法是荒唐的，让他们放慢发展速度和要求也是荒唐的。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这种反应是幼稚的、孩子气式的胡吵乱嚷。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美囯应当清醒过来，清楚地认识日本，采取比较现实的行动。这才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这最终将意味着美国要做出重大变化，但为了适应相互关系的需要，进行调整是弱方不可避免的任务。如今，美国在同日本的任何经济谈判中，无疑都处于劣势。 一个世纪之前，当佩里将军以舰队敲开日本大门的时候，它还处于封建社会。日本人自己认识到需要进行变革，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大量引进西方专家，帮助指导他们进行政体维新和工业改革。整个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又经历了一场同样非常急剧的变革。 这两次，日本人都敢于正视所面临的挑战，并勇于迎接挑战。他们并没有说，让美国人来买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各种机构，让他们来教会我们如何干得更好些。根本没有。日本人请去了成千上万的专家——然后仍然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倘若采取同样的方法，也能奏效。日本人并不是我们的救星。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