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无尽岁月》 第一章 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 第二章 那天下的油凌是江汉平原上罕见的油凌。据县委招待所门房的老伯说，这种油凌大约十几二十年下一次，他还记得上一次是在1956年下的。1956年，那是一个我无法感觉的时间，因为我还没有出生。老伯却说得很兴奋，一副对罕见的事物记忆犹新的样子。可见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只要你善于骄傲。老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口鼻处和火车头一样突突喷着蒸汽。他很有经验地把草绳绑在鞋子上，给我们示范怎样走路才不会滑跤。 他的腰间也紧紧地系了多重的草绳，他介绍说这样扎住棉袄，人就暖和多了。大毛也拿过一根草绳，紧紧地扎住了他自己的腰，然后挺起胸脯拍了拍腰眼.说：哦，真的是暖和多了。我嗤嗤笑着扭身走开。我是二十岁的姑娘。二十岁的姑娘就是冻死也绝对不会往腰间扎草绳。 油凌就是指这种冷得要命，滑得要命的冰凌。 我对下油凌的说法并不陌生。在老人们的讲古当中，我无数次地听说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遇上了一次，并且在这罕见的天气里，我认识了大毛。 本来，在我的生命中，油凌对于我也许只是一种天气。认识了大毛，油凌的性质就起了变化。 那天的油凌是突如其来的。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天阴着，偶尔飘一点小雪，小雪落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我是穿着一件毛线衣和一件棉袄，坐手扶拖拉机来到县里的。当然头上严实地包裹了围巾，脸上戴了大口罩。在大半天的路途中，我并没有感觉到承受不了的寒冷。昨天下午开始，寒冷的感觉明显加剧。雪完全停了。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还从树梢上和墙缝中发出鬼一般的厉叫。我棉袄里的棉花好像在渐渐地被抽掉。我袖着手在院子里闲逛，发现了腊梅非同寻常的姿态，它们在枝头勃然怒放，纤细的花蕊每一根都如钢针般挺立，而平日里那淡淡的清香此刻是那么浓郁地直接扑上了人的脸。 待我回过神来，天空已经灰里透黄，缓缓下压，梧桐树顶端的乌鸦“刮氨一声逃向远方。我把手从袖笼里抽了出来，手就顿时像被谁咬了一口。今天的清晨，我是被冻醒的。我的被子里已经没有一丝热气，脚趾头冻得生生地疼。使我诧异万分一骨碌就坐了起来的还不是这冷；是我的头发，我披散在枕头上面的发丝，有几缕在我的呼吸的气息边缘，它们结了冰！头发在我睡觉的枕头上结了冰，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事。我连忙打开箱子，拿出了棉裤，棉背心，把自己穿得鼓鼓囊囊，连胳膊肘弯过来都要费很大的劲。穿好衣服，我出门一看：我的天！整个世界完全被晶莹的冰凌所包裹，无比地洁净，无比地光滑，每一根线条都是那么圆润！天哪，美极了！我的眼睛眩晕了。我眯缝着眼睛顽强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没有了，由于连日的小雪造成的泥泞肮脏的地面；没有了，台阶上残破的缺口；没有了，路边那把被遗弃的破旧椅子的断肢。不，一切都还在，熟悉的环境并没有离我远去，可一切都变得是那么完整与美丽。这不就是玉宇琼楼吗！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无限的崇拜和折服。这美丽之巨大之磅碍之精致之神奇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准备。我惊呆了，心里有小鸟的翅膀在欢快地扑腾。接着我又把自己滑了出去，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用我们在田野里干活时候呼唤伙伴的声音撒野地叫道：你们快出来呀——他们，许多知青，纷纷地跑了出来，一个个都疯了似的欢叫起来！ 如果不是大毛的出现，我将继续沉浸在单纯的诗意的快乐之中。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毛表情极其严肃，他不胜遗憾和不胜感慨地发表评论说：湖北，湖北这个地方，过去我知道的就是：它是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气候是如此的恶劣，冬天是这么这么的冷！ 我说：你们北方的冬天不是更冷吗？ 大毛说：那是外面。房子里面是不冷的。房子里面有暖气，穿一件毛衣就够了。哪有冷得睡不着觉的道理！ 我发誓，在我二十岁的人生经历里，我是第一次确凿地听人说北方的冬天不冷，在房间里可以穿毛衣。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说：你吹牛。 大毛说：这还值得我吹牛吗？我们北方就是这样的。我在来到你们湖北插队之前，就没有冻坏过手和脚。不信我可以带你到我们长春去看看。我们的大雪可以厚厚地覆盖整个城市，我们在玻璃窗里看雪景，漂亮极了。并且我们的夏天也没有湖北这么热。 大毛的话在我面前全都变幻成了童话般的形象。它们激起了我强烈的羡慕和嫉妒，还有更阴沉的一种内心隐痛。我生在湖北长在湖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湖北的气候如此恶劣。我在没有意识到它恶劣的感觉中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度过得坦然而自在。夏天有蒲扇与竹床，蚊虫与疟疾。冬天的早晨，洗脸的当然是结着冰的毛巾。寒夜里，奶奶会把那只把手上雕了花饰的紫铜烘炉塞进被窝。后来，妈妈从上海买回来了热水袋。下了农村之后，乡下的猫狗可以暖脚。每年的仲春时节，用生姜水泡洗冻疮的项目是我生活的必然内容之一，在暖融融金灿灿的阳光下伸出冻伤的手、脚和脸，鼻子充满了太阳的香气。这也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理解和崇拜太阳的理由之一。对太阳的理解和崇拜又是我把握其他很多事物的参照标准。举例说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些歌在我二十岁之前，我一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激动落泪。 却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根本就不会生冻疮！ 这是一种残酷的觉醒。我听见我的骨头在绽裂。在我二十岁的那年冬天，在洪湖县委招待所的食堂里，我忘了往口里扒饭。我用十分复杂的眼神望着大毛，悲愤而又忧伤地想，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大毛好像有点明白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就转换了话题。他转换话题之后说了一些什么，现在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大毛为了让我彻底地忘却根本就不应该记忆的记忆，他提议我们也去坡上骑自行车。他打赌说他肯定不会跌跤，因为他车技非凡。我说我才不会跌跋呢。我谈不上什么车技，但是我熟悉湖北的油凌和地形。打了赌之后，很快，大毛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跌跤了。大毛仅仅是跌跤了而已。 我却扭伤了脚踝。大毛把我扶到县委招待所医务室，鼻尖上挂着清鼻涕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给我擦了一些松节油。我的脚踝在当天晚上肿得像发面馒头。大毛只好不停地为我用松节油按摩。我们开始担心明天招生学校会来接人。 大毛用知识面很宽的神态安慰我说：这种油凌的天气，路面根本不能行车。只有等油凌化了汽车才会来。到时候你的脚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上午，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咯吱咯吱开进了县委招待所的院子。卡车的轮胎上挂着防滑铁链。 第三章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水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国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 大毛对武汉市的印象非常混乱，甚至有一点儿厌恶。他认为一个城市有三大城区，而且互相之间都隔着大江大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我问：什么东西多不方便？ 大毛想了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大毛总是弄不清楚汉口、武昌和汉阳的位置。他经常指鹿为马。人在汉阳，说这是武昌吧？人在汉口，说这是汉阳吧。同学们经常笑话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子一样，经常表现在很不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就是需要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谁能够什么都知道呢。 武汉市的街道不分东南西北，随着长江的流向分上上下下。这是大毛与武汉市达不成谅解的巨大矛盾之一。大毛说：我们的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方正的，道路都是有东南西北的。你看看北京，人家是首都，天安门城楼正南正北朝向，谁都好辨别。 大毛气愤得唾沫飞溅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几年之后，我去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看着长安街，重温大毛的话，觉得大毛的气愤是很有道理的。北京的道路就是非常地中规中矩。然而，我总在北京迷路。有一次去朋友家，我迷了路，路上的行人告诉我：你朝东直走，出了胡同再向北，走十来米远再往东。这明确的指向使我越听越糊涂，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北？我们在北京行路需要太阳的指引，可北京经常没有太阳。那天就是一个阴天，我就没有及时地吃上朋友为我准备的好饭莱。而近一些年的迷路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现在北京的天空经常被铅灰色云气遮天蔽日。 在北京遇上迷路而产生的感想我总是希望有机会告诉大毛。可是我和大毛总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见面。这种见面总是突然得使你做不了任何有准备的事和说不了任何有准备的话。 多年之后，我经常有机会短暂地享受北方城市的冬天，主要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冬天的确是像大毛描绘的那样可以在房间穿毛衣，其实还可以穿衬衣和裙子。享受的结果是一再地加深着武汉冬天的痛苦和经常患感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希望在严冬的房间里暖暖和和，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在前面我说过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张西望长安街，想告诉大毛说北京的道路的确是很有规矩，尤其是和武汉相比。我的容易迷路我想责任在我，主要是我这个人没有方向感和路线感。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包括故宫，在我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震撼。 这让我很伤感。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三课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第一课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课都没有问题，岁月都让我慢慢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第三课是实物，它就在那儿，我看到它具体形象的同时，想起的是所有对它的描绘，形容和赞扬。关键也不在于那些描绘，形容和赞扬与它有几分吻合，主要的是它没有震撼我。迷路不迷路其实足并不重要的，有没有获得震撼可就太重要了。对于一个世故的成年人来说，与之相遇没有震撼就意味着遗忘和抛弃。在故宫里头，我的失望和伤感使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我怎么能够忍心遗忘和抛弃我童年时代的情感呢？’至于为什么不受震撼，我也说不清楚更多的道理来。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终日与长江厮守的人，故宫的宏大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那方正的院子和方正的石板地，那锐角的宫墙，它们使我心里堵得慌。故宫没有随意的树和葳蕤的野草、没有水，地面的颜色是灰白的，酷似石灰，而石灰是一种干渴的没有生命感觉的物质。石灰的联想一经出现就烙进了我的经验里。千百次，北京居然以石灰的意象在我不经意的时刻闪现。其实我是喜欢北京的。其实我是不喜欢武汉的。这喜欢和不喜欢都能够说得出无数条理由。可由不得我的是：人实质上还是一头动物。我呆在北京的时间一长，鼻子就开始流血。我就一天到晚地喝水，到处寻找水果吃。 我的身体也好像在渐渐地变成石灰，在皲裂，木僵和干枯。于是，对于长江的想念，对于湿润的想念，对于流畅的想念，对于一泻千里的想念，对于无边无际的想念，对于信马由缰的想念便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空间包括夜里的梦。我的渴望是那种波浪舔砥河岸的本能渴望，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无可阻拦。我想再说一遍，我是喜欢北京的，我是不喜欢武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巨大的矛盾呢？ 在我二十岁的那个严酷的油凌日子里，大卡车还是来了。张司机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怎么能够把你们丢在县里的招待所过年呢？张司机是我们医学院的司机，但是大卡车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张司机必须接走被招工到武钢的知青和带走武钢的物资。我们不久就知道了所谓武钢的物资，就是洪湖某些领导赠送给武钢某些领导的土特产品，几箱洪湖的红心盐蛋，松花皮蛋，洪湖的莲藕和大青鱼，一竹筐乌龟王八和十几只老母鸡。那天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和这些散发着很大气味的年货，一块儿挤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由洪湖县向武汉市进发。 平时的正常时间是四个小时到达武汉。那天我们走了十个小时。大卡车在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好像它装载的真的是物资而不是人。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张司机停了两次车，要我们下车解手。我的脚受了伤，上下车极其不方便，再加上我死活也不好意思当着一群男知青的面走到路边的树丛里去解手。我没有下车。大毛下车之后给我带回来一根从树梢上折断的冰凌，我小心翼翼地无声地把它吮吸了。未来的武钢职工黄凯旋偷了一个皮蛋吃了。其他人都没有偷。有的知青说不敢。大毛不屑。大毛很鄙视地朝黄凯旋哼了一声。我觉得我真是没有看错大毛，一个正派的青年就是饿死也不能做小偷。因为没有吃东西和喝水，后来的六个小时就没有人下车解手。我们真的像要被饿死一样了。二十多个人东倒西歪，气息奄奄。对我们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饥饿，而是寒冷。尽管卡车上有帆布车篷，我们还是被冻僵了。当难受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靠精神力量战胜困难。大毛向大家提议唱歌。 我们就唱起歌来。而且专门唱高昂铿锵的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反复唱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难受还是战胜了革命歌曲。 黄凯旋就给我们唱黄色歌曲，黄色歌曲倒也引得大家兴奋了一阵子。黄凯旋的黄色歌曲是知青特色的，是对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面的歌曲，黄凯旋就这么唱：刘队长，有胆量，悄悄地摸上了韩英的床(悄悄地摸进了后厅堂)。 等等。然而，最后还是寒冷和饥饿战胜了一切。在一片懒得说话的沉寂中，有一个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来。对于这种指向明确的哭泣，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脱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穿着军大衣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说：到了吗？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水。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色纱布的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回长春了。 寒假很短暂，春节过后我们就开了学。大毛没有按时返校。春暖花开的三月中旬，大毛才姗姗而来。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经是副班长。老师让我批评大毛，我就是迟迟不批评。我怎么能够批评大毛呢？那样的话我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当干部，那就太没有原则了。 我说：我又不想当干部。 消息传到大毛耳朵里，他对我说：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点。 从那时候起，大毛就显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经验。后来他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任何事情他都处理得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是同学们的评价。也就是说大毛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大多数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标。开学后不久，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想重新参加高考，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和大学，还有自己喜欢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规定说是在校大学生一律不准许参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关系，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学录龋大毛是我们班的唯一。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大毛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给我们的校长搞到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四章 大毛走了，去了他的北方，去了他的理想。我是真心为大毛高兴的。因为大毛既憎恶学医又憎恶武汉这个城市。他常常很有煽动性地在男生们中间说：男不学医，女不学艺。说什么一个男人学了医就把一点男人气都学没了。所以大毛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大毛很讨女生的喜欢。他与我们班上的柳思思搞得很热火，经常在班里公开地说说笑笑。柳思思是一个长相娇媚的女孩子，柳叶眉，流星眼，有颗小虎牙，风风火火，疯疯癫癫，说话没有一点遮拦。班里暗中流传着她的谣言，说她是与农村的大队长睡觉得到招生指标的。柳思思从见到大毛的第一天起就公开追求大毛。大毛对柳思思极其随意。高兴起来可以搂搂她的肩，不高兴的时候就说：滚开。 而我却喜欢上了学医。喜欢在安安静静的解剖室里呆着，把人体构造分析得清清楚楚，喜欢在清晨的校园树林里背诵课文。我优秀的成绩使老师和同学都对我非常看重和友好，我的学医生活如鱼得水。 多年以来，我因为父母是走资派一直忍受着种种屈辱。我的屈辱在医学院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抚慰。我珍惜医学院的每一天。我对柳思思的传闻不感兴趣，对大毛与她的关系不感兴趣，对班里所有的热闹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原来我以为我完蛋了，现在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摆脱父母的影响，再创一个新的我。在我的行为举止里，充满了对新生的自己的爱护和培养，表现得十分地用功和矜持。就像孵卵的母鸡，小心翼翼地连挪动一下位置都不敢。 更关键的是，对于我自己下意识地做出来的这一切举动，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我和大毛无从交流。我在我的世界里。大毛在大毛的世界里。我是一个好学生，班干部。大毛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坐不下来的成绩平庸的头痛生。我们不在同一种生活状态里。我们自然就无法保持在大卡车里的亲密。那亲密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它没有发生过。 按说它应该顺利地发展成为一种健康的纯洁的友谊。至少和大毛应该是比较要好的朋友。遗憾的是我们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毛要走了，我觉得我是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我自己也有如释重负之感。 大毛的走，果然一下子又把我们的距离缩小了。 大毛悄悄地在我的课本中塞了一张纸条，约我到很远的汉阳归元寺去谈谈。我如约而至。我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走了。 归元寺是一个古寺而不是公园。青年男女在公园谈话有谈恋爱的嫌疑。而禅寺是一个互启心智的好地方。武汉市这么大，公园这么多，我不知道大毛是如何想到了归元寺的。有时候大毛表现出来的智慧令我打心眼里佩服。在归元寺的石条凳上，我们并肩坐着，中间放着书本。我们进行了一本正经的交谈。 我告诉大毛：由于他对他如何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闪烁其辞，讳莫如深，同学们一下子都与他疏离了。另外，还有嫉妒，同学们都嫉妒他，所以他应该谦虚谨慎一点。 大毛哈哈大笑了一通。大毛与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说：我走我的路，由他们去说吧！ 在我二十岁的那时候，大毛的这种话是绝大多数人还不敢说的。我觉得他太张狂又觉得他很豪迈，这又是怎样的矛盾呢？我这个人总是容易陷入矛盾之中。在交谈中，大毛仍然没有告诉我他能够取得学校许可参加高考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很是耿耿于怀。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固执地保持着我和他的距离。 大毛认真地对我说：你好好复习吧。明年，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学校同意你参加高考。你也一定会考到北京来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大毛说：你笑什么？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告诉你，北京绝对是好地方。人在那里进步得快。 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在北京。北京才是真正的大都市。 我还是不置可否地笑了。我固执地保持着我与他的距离。 大毛元可奈何地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明白了我们有许多东西无法交流。他摸不着头绪在哪里。我也摸不着头绪在哪里。大毛只好转而说到武汉的气候。 大毛说：武汉他妈的气候太恶劣了！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机会来北京的，我相信你还会有机会到其他许多地方的，你将会发现没有哪个城市比武汉的气候更恶劣。由于武汉恶劣的气候，武汉人的脾气也暴躁凶恶得很。你这种人与他们是相处不来的，你要受欺负的。所以，你一定要趁高考的机会转移到另外的城市去。将来后悔是来不及的。工作了以后再调动工作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我承认武汉的气候是比较差。我也不否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离开武汉到更好的城市里去。但是我喜欢学医，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不愿意挪窝。我心里觉得大毛有点爱说大话。我觉得爱说大话的人不深沉。我更喜欢深沉一些的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大毛说：一般说来，女孩子学医是比较好的。你当然可以还是考医学院。 我说：哪里的医学院不都是一样的课程吗？ 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车轱辘式的谈话一点没有新意。一点没有结果。我打了一个呵欠。 大毛说你是不是累了？我说是。大毛露出失望的样子。我们就不再谈话。毫无意趣地进到罗汉堂数了数罗汉。后来就坐公共汽车回校了。 我和大毛相处的时间不能算长，我们在一个奇冷的冬天相遇，春天开学的时候大毛迟到了一个多月，夏季他参加了高考，夏末他就走了。大毛是坐火车走的。有一大群同学去送他。我掺杂其中。奇怪的是黄凯旋也掺杂其中，他和大毛什么时候好了呢？ 我还发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青年，穿的是武钢的工装，与大毛粗鲁地亲热着，揪他的耳朵撸他的头发。 真正是班上的同学倒没有几个，大家也都比较斯文。 柳思思肯定是来了的。她大胆而敏捷地攀上火车的车厢，飞快地替大毛掸着卧铺上的灰尘。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柳思思挥动着手帕，大声叫道：写信来啊！ 我混在大伙中间，看见火车无形地移动了，我才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慌。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粗黑的大毛毛虫吗？它真的开动了吗？大毛这个人就这么经过了我的身边，一去千里再难回返吗？ 第五章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衣若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衣，呢子大衣，驼毛大衣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衣若干件。每张床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八斤重的若干床，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床。进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水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所以没有任何决策性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们家的所有衣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衣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的衣物都会发霉，然后就得在夏季白亮的阳光下，翻晒洗烫所有的衣物。这是一项浩大而艰巨又琐碎的工程。我每年都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紧身背心，高高束起头发，以便更加麻利地进行工作。把全部的衣物晒透了，拍打干净了，晾凉了，分类整理好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要在每个抽屉里写上标签。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不写上标签的话，下一个冬天骤冷的时候，你就会急得乱翻一气。因为在这个冬天之后，我们将要使用其他三个季节的衣物，从春秋的春秋装到炎夏最单薄的丝绸衣裙，汗衫短裤和背心，还有竹床，凉席，凉水壶，电扇和扇子等等。现在，我使用电脑。我用电脑图表记录四季衣物的安放位置。我相信这是任何电脑软件专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我感谢电脑，它免除了我年复一年制作标签的索然寡味的体力劳动。 通过好几天的辛勤劳动，一切都好了，在下一个冬季里，家人随时都可以穿上干净的散发着太阳香气的冬装。好了！我要休息一天了。我扶着酸痛的腰眼，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飞鸟在长空翱翔，它们带着我的眼睛优美地在云彩里滑动，什么都不要去想，真好！下午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了。这样的时候看书，往往一看就看到心里去了。书也真好！或者，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地散步，在江边的沙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处。长江也真好！是不是只有这样，只有从最实在最与生存直接相连的最摆脱不了的辛勤劳动中直起腰来，一切的感觉才会加倍地好呢？ 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节，我们家当时住在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那天我们的父母要来我们家吃团年饭。可是我们的水管子冻成了冰凌，家里没有自来水了。我只好把所有的菜都搬到楼顶上去洗，爬上水箱，把水箱表面的冰层砸碎，用塑料桶一桶一桶地打水，就像从井里打水那样。我的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在冰水里浸泡着，冻疮成了一颗颗的紫葡萄。 水箱里只有半箱水，我使劲弯腰去打水，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人就栽进去了。在我栽进水箱的一刹那，我甚至希望我已经就死掉了。那天我有一点经受不住生活的重负了，是情绪比较糟糕的一天。我在顶楼的寒风中洗菜的时候就满腹怨恨，我想这他妈的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救命。我丈夫来了。他在水箱的冰水里发现了我，吓得脸都变了颜色。他赶紧设法把我拉了上来。我患了严重的感冒，在高烧中度过了整个春节。 春天来了。柳梢绿得非常娇艳，桃李也开得如火如茶。武汉的花草树木最是知春的，几乎四季都不断绿。但是人们并不喜欢春天的忽冷忽热和漫天漫地的潮湿。接着是梅子雨，是大雷雨。大雷雨大得惊天动地。雨粒大得如巴掌，而且是那么地密集，狂暴地啪啪抽打这个世界。谁家的窗户被掀开了，玻璃惊恐万状地哗啦啦地破碎着。不知是哪一棵大树被折断了，那痛苦的断裂声透过了雨的喧哗，使人不忍卒听。突然，电停了。目及之处黑压压一大片，那是高压线被扯断了。所有的人家都赶忙去关电视机和拔掉冰箱的插头。人们在蜡烛的微光下，看着雨水从窗户的缝隙里涌流进来，就像瀑布挂在窗台上。为了保护家具和家具里面的衣物，人们只好抱起毛巾被去蘸吸地板上的雨水。一昼夜的风雨过后，武汉市就沉浸在一片汪洋之中。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仗着路熟，在水中慢慢地骑着，眼看水要漫上屁股了，才自嘲地笑着下了车。有的年份，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不肯停歇，直到武汉市的所有空间与所有人的心思都被大雨夺走。接着，洪水就来了。 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而我们自己，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没有别的办法。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我能明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正匍匐在苍天之下。黄凯旋就是被春天的炸雷击毙的。这是1993年的事情。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了。大雷雨那天，他正在他红色的出租车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当场人就被烧焦了。我去参加了黄凯旋的追悼会。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气来，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 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 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 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我们几个朋友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但也为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 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一到午后，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动着蒲扇，不停地喝着菊花茶。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别的瓜果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回响在安静的凌晨。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每年武汉市都在做着抗大洪的准备。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草龟在前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漂流了。我家也一直养着龟，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深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有生命，动物和植物。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 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他剃了一个光头，站在长江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上，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了又合，合了又开，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说：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第六章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意为欢迎他而好不容易弄来了票子。我则想都没有想是否应该去对那位医生说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请的时间。 大毛在电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几个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到处都是，来得非常容易。这样，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他们去游览了黄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壁。大毛让黄凯旋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说不愿意。我和黄凯旋说话比较随便。 我说我又不认识大毛的那些个朋友。黄凯旋说你呀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你不会去的。其实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认识了？我说我要认识那么多人做什么？黄凯旋说其实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他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北京某部委。这是一个牌子很大的中央机构。大毛说：电话找不到人他干脆就来武汉得了。人是干什么的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大毛说他这些话的时候喜形于色，人生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祝在黄凯旋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大毛终于有了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分别来到了汉口的江汉关。碰头之后我们就沿着江汉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议我们逛逛书店，然后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记热干面，然后就到民众乐园听听汉剧、楚戏什么的。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议。尽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行动带着没有任何基础的空虚感，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收场来作为结局。但是大毛从北京特意地来了，我也就不能太坚持原则了。 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后想，生活自有它的规则。一场节外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大毛的武汉之行。 我们在江汉路上步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十字路口，这里正在修建环形高架桥，人行道变得非常狭窄，偏巧这里又是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拥挤在一块儿，摩肩接踵地移动着。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早就不耐烦了。 他不断地催促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我回过头告诉他：对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可是这个男人还是粗鲁地用指头捅着我的肩，说：快一点好不好！ 他用一口汉腔骂骂咧咧地说：个把妈的，天上怎么不掉下一颗原子弹，把这么多婊子养的人都杀光它！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头，然后把它甩到一边，说：请你对女同志礼貌一点。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说：咦呀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汉路上还冒出了一个敢管闲事的普通话！ 这个时候的大毛已经是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他比那男人高多了，也强壮多了。大毛不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还暗中使了一点劲。男人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蹦三尺高，指着大毛的鼻子说：好！好！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今天踏平江汉路也要找到你！ 男人飞快地挤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可是周围的武汉人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赶快走掉！否则大祸临头了！我和大毛都有一点不以为然。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大街，交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当中的岗亭上在指挥交通，还会有什么事情吗？尤其是大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学面前，自然要表现得更加地从容不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身后就发生了异常的骚动。我回头一看，那个男人，率领五六个地痞，拎着西瓜刀和木棍，一路推开路上的行人，杀气腾腾地追上来了。 我不顾一切地拉着大毛就跑。大毛还不愿意。 我当街就朝大毛发脾气了。我说：大毛，你现在要是不听我的，我从此绝对不再理睬你！绝对！我知道武汉人的德行，这些人上来就会拿刀捅人的。 我急得嗓音都变调了。大毛这才跟着我跑进了新华书店。我经常来逛这家书店，知道它与古籍书店和翰墨林都是相通的。最近它还开辟了一间地下室，专门卖古旧书籍。地下室的门非常隐蔽，一般人都不知道。男人一伙跟着追进了新华书店，一路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所有的人都纷纷让道。大毛屈辱地被我死死地拽着，跟着我转弯抹角地跑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营业的还是往日的那位老营业员。老头对我已经面熟。我赶紧把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不好！老营业员让大毛赶紧睡进书架下面的书柜里去。 大毛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就站在这里等他们！ 我低声吼叫道：大毛！ 大毛就是不听，昂首挺立，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的眼泪急得流下来了。 老营业员见此情形，他就端了自己的茶杯出去了。老营业员把地下室的门带上并且挂上了锁。他自己则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一伙到底还是寻过来了。他们大声地问道：老师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了吗？ 老营业员就和战争电影里面的革命群众一样机智，他说：看见了，你们上楼的时候，他们早就跑出去了。 危险过去了。我坐在地下室的旧书报上好半天站不起来。一味地只知道对老营业员感激涕零。大毛突然挥起一拳砸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的一颗生锈的钉子刺进了大毛的手。大毛的血顺着铁钉往下滴，大毛一咬牙将铁钉拔了出来。我怕大毛感染破伤风杆菌，连忙把他带到医院注射了破伤风疫苗。 然后就找来黄凯旋，设法将大毛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毛在月台上举着他受伤的拳头，对我大叫道：冷志超，他妈的这种鬼地方，又不是你的故乡，你打算呆多久！ 月台上的人都纷纷看我。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体谅地朝他送去了微笑。心有余悸的我此时只有一个愿望：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 第七章 我们毕业分配的结果终于公布了，我被留在了武汉市。我的朋友们为我高兴得又唱又跳，我请他们去悦宾餐厅吃了湘味牛肉米粉和豆皮。消息传到大毛那里，据说他的态度比较淡漠。大毛的淡漠我理解，我遗憾的是他理解不了我的由衷喜悦。我，就是我，我的母亲是固定不变的，我的父亲也是固定不变的，我出生的那个日子也是固定不变的，我遭遇的一切也都被注定在了时间与环境的经纬线上。我是末代的颓废的知青，是最后的不受重用的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学习，我们还是被分配到了边远的城镇和山区。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公平，武汉市只挑选了五名学生。我是这五名学生中的一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全部的最好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武汉市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一旦分配了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了。我感恩戴德地穿上了白大褂。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学校的学生宿舍拎到了某医院的单身宿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了长辫子，以比较老成的模样出现在门诊的诊断室里，期待着第一个病人毫不犹豫地坐到我的面前。 当第一个病人果真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加剧了跳动。结果在这个病人之后便是无数的病人。我的心早已平静如水，再也不受任何干扰。 大毛于1985年结婚，大约一年多之后离婚。离婚后只身南下，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海南等地呆过，混乱地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热门职业。其间第二次结婚。大毛的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子，其子被送回长春由他的父母抚养。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大毛经常跑国外，在走遍了发达国家以后，选中了欧洲的德国。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大毛取得了德国的长期居留证。我在德国读博士三年，我知道那是全世界气候最适宜的地方，是上帝的偏宠。 大毛居住在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钱对大毛来说好像也不再是问题。黄凯旋非常佩服和羡慕大毛，他一再地对我大发感慨，说：大毛成功了！黄凯旋在遭受雷击的前几天还带一个熟人来找我看病，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大毛真是了不起，人家那才叫活了一次！ 我做了医生之后，有机会到处出差了。我参加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诊，短期进修，购买医疗器械等等。有一次我去北京听一个学术报告，意外地在王府井书店与大毛相遇。我们在书店说了好久的话还兴犹未尽，就相约第二天去逛琉璃厂。 我们在书店相遇的时候，大毛刚刚买好一大摞书，他正处在选购书的亢奋之中。我们见面就交换了彼此购买的书翻看。我买的基本上是医学方面的书和文学名著，大毛买的是《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在社会上激起了热潮的社科类书。大毛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在北京的几年，显然进步飞快。 他把一条腿交叉搁在另一条腿上，肩膀靠着书架，旁若无人地，十分煽情地对我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也就是说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引用并且活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听了大毛的话，我也很激动.使也去购买了他手里所有的书。 可是第二天在琉璃厂我们却又是不欢而散。那是在逛一家工艺商店的时候，我被一种镂空的真丝绣花手绢迷住了，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买三条。大毛抢着要付钱。我不让他付。 大毛坚持要付，他说：我应该买的。我早就应该给你一些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真要送人礼物还一定要去管人家喜欢什么吗？这种小心眼在我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是觉得这三条手绢很贵，一共一百多块钱，我们那时候的月工资才是八十多块。我怎么能让大毛为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付出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呢？我说：你这个人真烦人。你又不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和我一样都是拿工资吃饭，何必与我讲这个客气呢？ 售货员在一旁等着，低垂着眼睛偷偷地笑。大毛听了我的话，甩手就走了。他气冲冲地快步走着，径直到了公共汽车站。这时恰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居然就上车了。 大毛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商店里。我咬着颤抖的嘴唇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当着售货员的面哭出声来。 幸而售货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劝慰我说：咱北方男人就是这样，特大老爷们儿，你呢，刚才也是太不给他面子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今北京的男人你说他别的没有都可以，要说他没有钱，他就跟你急。 北京的售货员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垂头丧气地自己回去了。回到武汉还不到一个月，黄凯旋就告诉我说大毛结婚了。 大毛的婚姻总是给我一种虚假感和飘浮感。而我的感受自然是来源于大毛。在他即将结婚的前夕，他和我在王府井书店里谈了许久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女朋友和婚姻。我相信，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与女朋友交往很深了并正处在结婚的筹备过程中。后来，大毛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当作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好像是在一次有很多同学聚会的场合下，他与大家开玩笑顺口说了一声“我老婆”什么的。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眼睛找到了我，这就算通知我了。我结婚的时候，黄凯旋他们来祝贺，从黄凯旋口里我才知道大毛正在打离婚。几年后我在珠海见到大毛。我们几个武汉老乡在一个渔村吃海鲜的时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第二次结婚。 大家都说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当时他的老婆回他的家乡长春生孩子去了。又过了几年，大毛在德国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的老婆在美国念书。如果把大毛比作长江上的一艘船，他的婚姻就好比船尾的一条鱼，他们同在一条河流里生活，那条鱼却总是游动在他的身体之外。我没有真实地看见过大毛的任何一个妻子，也没有真实地走进过他那种婚姻意义上的家庭。我再没有见到过对自己的婚姻这么心不在焉的男人了。可是黄凯旋认定只有大毛才不枉活了一次。我把黄凯旋的评价转告过大毛，大毛说：他知道什么！ 有一次，我去深圳参加一个进口医疗器械观摩会，黄凯旋背着我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大毛。我在机场的出口处意外地收到了大毛迎接我的大大的一束鲜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束美丽鲜花。中国女人过去是没有人送鲜花的。因此我相信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女人都容易被鲜花打倒。反正我被打倒了。这意外之喜让我高兴得头昏目眩，也足够让我在短短几天里做一个懂事的乖乖女孩，一会儿被大毛带到拙劣虚假的民俗文化村去游览，一会儿又被带到天安大厦的顶楼滑冰场去滑冰。在这个过程中，大毛有机会充分地不露山水地表现他的经济实力。我踉踉跄跄滑冰的时候，他坐在冰场旁边的咖啡厅里悠然地喝咖啡，就那么看着我。我从他的神态里抓住了他报复后的满足，也许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他的神态分明在告诉我，告诉所有人，告诉这个世界，他不再是那个硬着头皮要给女同学买真丝手绢的大毛了！我没有戳穿他，当然。 大毛脸上罩一只宽大的变色眼镜，穿着梦特娇t恤，戴着浪琴手表，在宽敞平坦的镶着绿化带的深南大道上开着矫健的奔驰小轿车。大毛彻底地脱胎换骨了。阔气又潇洒了。不再是我二十岁遇到的那个把草绳系在腰间取暖的大毛了。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童话一般地在我们眼前掠过，是大毛这种派头的人最好的人生背景。 大毛说：多棒啊！你难道不动心吗？ 我说：动心埃 大毛说：那就来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深圳埃我无声地笑了，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大毛说：担心什么呢？有我埃我可以把你的户口弄来的。你在深圳每个月至少可以有三千块钱的收入，是你现在的多少倍啊！而且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如春埃我当然还是没有去深圳。 后来，大毛很是无奈地说：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第八章 在珠海的聚会是柳思思发起的。柳思思嫁给了一个在珠海投资的港商，很阔气地住在深圳蛇口的小洋楼里。柳思思的老公投资的是一家制药公司。 这家公司为了打开在内地的销售，请了我们十几家医院的有关人员商议做临床对照的事情。柳思思这一下就不放过我了。她抓住了一切机会尽情展示她的幸福生活和对旧日同窗的友爱。柳思思本来就是一个火热的女孩子，突然的富裕使她更加火热。柳思思掏钱组织了在珠海的武汉老乡的聚会，大家都坐上日本面包车，到海边的小渔村去吃最新鲜的海鲜。大毛出现在这个聚会上。据说他在珠海搞修建珠海机场的工程。我听了这话就犯晕。修建机场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大毛能够在这里面搞什么。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但凡在南边做了几天事情的人说话都是这样，口气都大得无边而且内容都大而化之。我也就没有迂腐地追问大毛怎么在搞珠海机常那天来的都是武汉老乡，柳思思又是同班同学，大家彼此一点没有陌生感。无论是谁，统统都被笼罩在了柳思思制造的热烈而随意的气氛中。我和大毛在这样的气氛中相互笑了一笑，握了一下手，就被大家拉去唱卡拉ok。好像我们中间根本就没有隔着几年的时光。 海鲜上来了。虾，蟹和贝类都在活蹦乱跳，海水的咸腥气在餐桌上弥漫。这的确是在城市的大酒楼里吃不到的新鲜，也是没有钱和没有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感觉。大家都积极地吃了起来。一律都喝了白酒。柳思思无比殷勤地劝说大家喝白酒，说海鲜是大凉的食物，不让白酒烧一烧就会坏肚子。十几个人大吃大喝，互相敬酒，碰杯，你和他说话，他又和他说话，嗓门需要一个高出一个。所有的话题几乎都被腰斩，所有的问题都是答非所问，语言的碎片在袅袅的酒气当中被大家掷过来踢过去。从这些碎片中，我仅仅知道大毛有了第二次婚姻。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还有大毛和柳思思的关系。似乎他们是情人，似乎又不是。柳思思倒是一个劲地替大毛剥基围虾。她把剥好的虾仁送进大毛的碟子里的时候，眼风十分的柔情。大毛却毫不在意地一再地把虾仁跟旁人分享。后来大毛喝醉了。他突然地站了起来，自豪地对大家说：看，我会走路！你们谁会？ 在回去的车上，大毛一直躺在后排。大家以为他在睡觉，可是当我们议论珠海这个城市如何如何好，气候如何如何好，如何静寂，如何小巧，如何适合居住和养老的时候，大毛伸过手来攥住了我的胳膊，用醉鬼那种没轻没重的语气说：你的性格适合珠海呀，你怎么不来珠海！武汉究竟有什么好？我就是想不通武汉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牺牲一切呆下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正常的人谁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柳思思问：大毛你瞎说冷志超，她牺牲了什么？ 男人们解围说：大毛今天喝高了。 大家就又谈起别的来了。主要谈怎么挣大钱的问题。车内bp机此起彼伏地响，包括大毛的。大家都捂着嘴巴用手机回电话，也包括大毛。到了城里某个停车场，大毛说有急事。他急急地下了面包车，开上他自己的小车处理他的急事去了。这一次的大毛黑瘦了许多，显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 在从珠海回到武汉的途中，我思考了这么一个多年没有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呆在武汉？ 我想起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那个油凌的天气，我从汉沙公路上进入了武汉。我的脚被大毛揣在怀里。这情形就是发生在湖北，在武汉。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我的人生初次地被别人尊重和赏识，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挪了一个地方，那良好的感觉就破损了。我在妇产科实习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名叫肖依，她体质不太强壮，时常来看玻她很羞怯，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给她看玻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长大。现在肖依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为我弹奏，她就可以发挥得超常。所以在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的父母是一定要请我到场的。我和肖依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肖依的父亲是华中农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无根栽培西红柿。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华农看各种植物，在南湖边散步，或者看书。我和他们在一起，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安的感觉。与人相处，没有不安的感觉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朋友在武汉，我还有一两个。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与周边融合的人，一般说来，别人进入不了我，我也没有进入他人的愿望。该死的，可恶的是我对一般人没有愿望！ 我是挑剔的，只不过装出不挑剔的样子罢了。在武汉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挑选出自己的两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换了一个地方，我是否能够从头再来？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遇上我的好朋友。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矗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我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上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我们医院食堂的小朴总是偷偷地多给我碗里打一勺子莱。一到半个小时，浴室的老王就要恶狠狠地驱赶所有的人出去以便下一批人进来洗澡，对我却永远网开一面。我治疗过的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栀子花塞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地弃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我又多次地逛过了江汉路，那里有我和大毛惊心动魄的遭遇。那遭遇后来演变成了笑谈。那笑谈点缀着我们平凡的生活。 我也曾多次路过我绝望地等待长途电话的电信局。 现在到处都是电话了，那电信局已成提供回忆往事的地方。你的往事，就矗立在那里，你触手可及，时常引发你的许多感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还在体育馆门口平地摔了一跤，引得旁人捧腹大笑。我的丈夫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寻觅，发现了我并且死死地盯住了我，使我在这个城市里成为了新娘，后来又成为臃肿的孕妇，再后来又恢复了体形。这个城市是我作为女人的见证。我把我的孩子安排在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出生，我成功了。而在这一切的深处，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脚步声在向我走近，永远地在走近。 我很怕我离开了这里，他就找不到我了。 ——大概就是这些吧，这就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就是我正常呼吸的基础，是我生存巢穴里毛茸茸的细草。起初我感觉不到它们，一切都是慢慢地生长起来的。因为我感觉不到它们，所以我无从诉说和描绘。即便是现在我在心里描绘出来了，它们被描绘得这么肤浅和不准确还是使我不能对人开口诉说出来。 我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经常被雄辩者说得频频点头。但是我坚信我的本能。我本能需要什么我就离不开什么，这不是道理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恶劣的气候和恶劣的人文环境可以与之匹敌的。个体生命的需要在关键时刻可以战胜一切！我坚信。 况且，武汉的秋天多好呵！有明净而高远的蓝天，有润泽而清爽的空气，这空气里暗香浮动，是桂花甜蜜的香。尤其是在其他三个缺陷太多的季节的烘托下，它是多么令人新鲜，爽朗，开心和感恩啊！ 广州，深圳，珠海虽然没有寒冷的冬天，可那终年的潮湿和闷热何时是了？海南的太阳也太毒一点了！北方没有水！黄河近年屡次断流。在北京和天津喝茶，茶叶再好茶也不香，是水不好。而长江的水是甜的，汉江的水也是甜的，所有湖泊河塘的水都是甜的。水就是城市的血液对不对？一个大城市，没有大江大河怎么行呢？城市再大，没有江河大，你往长江边一站，只要你愿意，你的心就可以一日千里。 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的优秀诗人都在湖北的长江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的原因吧？ 况且，武汉的蔬菜是多么香啊！相信我。我吃过了东西南北的蔬菜之后，才发现没有什么地方的蔬菜比得上武汉。是不是正因为寒冷，土地才有机会浓缩和积攒自己的哺育能力？是不是正因为湿润和火热，植物才能够进入最佳的生命状态？武昌洪山宝通寺附近的紫菜苔，在初春的时节，用切得薄亮如蜡纸的腊肉片，急火下锅，扒拉翻炒两下。那香啊，那就叫香！真正的人间美味是无可言表的，唯有你自己来亲口尝一尝。来吧！广东的苦瓜味道太淡，海南的空心菜味道太谈，北方的萝卜味道太淡，湖南四川的辣椒太辣，绍兴的臭豆腐太臭，来吃一吃武汉蔬菜吧。吃了就知道了。 第九章 从珠海的聚会之后开始，我不定期地收到大毛的明信片。大毛知道我是不会写信的。我们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是故意不交换，就是没有交换过。电话这种在当代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医院的通讯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干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来说，明信片的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拢我很好奇大毛到喀麦隆干什么去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具体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在明信片上多写几句话。有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芬兰的明信片，画面上是芬兰的圣诞老人。据说圣诞老人诞生在芬兰。仔细一看，我才看出画面上正宗的圣诞老人原来是戴着白胡子和红色圣诞帽的大毛。根据明信片所指点的方位来看，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是1996年。学业结束，拿到了学位，购买了机票，收拾了行装。我提着行李来到了柏林。我要在柏林度过我在德国的最后两天。我要在柏林好好地逛一逛，彻底地休息两天。第一天，我在德国漫长的冬夜里睡到了上午九点半。十点，我下楼，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面对餐桌上的圣诞花和一小截红蜡烛吃了一顿早饭。对于德国的早餐使用带有布尔乔亚味道的“早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尽管进餐的环境很布尔乔亚；用我们当知青时候在农村常说的“早饭”是最恰当的了。德国的早餐非常丰盛，德国人也吃得非常多，他们在低徊的音乐声中用心地慢慢地吃着，用小竹筐拣来的满满一竹筐烤得焦黄香脆的小面包，在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中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与面包一同消失的食物，它们是大量的黄油，奶酪，果酱，烤肉，火腿，麦片，鸡蛋，水果，生黄瓜片或者生西红柿片，咖啡，冰冻鲜果汁等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尽量慢慢地吃，多多地吃，学着他们把面包剖面切开，在每一个剖面上一层层地涂上黄油，奶酪，果酱，再铺上烤肉和西红柿片。这样夸张的面包，我最多也就只能吃下一个，然后需要喝一壶咖啡，以消化那些黄油和奶酪，之后还需要喝上满满一玻璃杯冰凉的果汁，否则心里就会烧得慌。即便是这样，餐厅的那位头发花白衣冠楚楚的老侍者在为我开门的时候还是怜香惜玉地说：小姐，你吃得太少了一点，热量不够的。 我的热量足够了，在国内我经常不吃早餐或者就吃一点稀饭和馍馍，我也精力充沛。我这么耐心地从我的早餐说起，是因为这一天有奇迹要发生。 而这个奇迹得以形成，就是由我的懒觉，由我漫长的早餐铺垫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不自觉的行为中发展着生活的细节，发展的当时觉得这些细节毫无意义乃至无聊。当最后的谜底突然在我们面前揭晓的时候，我们在激动之余是怎样地后怕呵！试想如果我们先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做了呢？那么你人生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一天，我是准备独自去看博物馆的。由于我睡了懒觉，由于我在环境的影响下吃得多多而且慢慢，这样，我十点半钟就没有能够出现在博物馆，而是还呆在餐厅，望着被洁白镂花的窗帘装饰得很漂亮的窗外。窗外并没有什么，是寥落的行人和远处的教堂尖顶。这样，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大堂的侍者拿着移动电话来到餐厅，他一眼就看见了我放在餐桌右角的那枚硕大沉重的铜钥匙，铜钥匙上有一个清晰的房间号码。侍者就径直把电话送给了我，说：小姐，您的电话。电话是我的柏林的朋友苇高雅打来的。苇高雅是一个地道的日尔曼女医生的中国名字。她从我的导师那儿知道了我在柏林的下榻饭店。她盛情地邀请我今天晚上去吃法国菜。如果我此时此刻已经在某博物馆了，我就接不到苇高雅的电话了。这一天我肯定是在外面吃过了晚餐才回来。中餐在德国是小事一桩，德国的早餐足以需要整个白天来消化，中午最多随便添加一个汉堡包就够了。可是我接到了苇高雅的电话。她的盛情不容我谢绝。这样，无论我出去哪里游玩，我都得在晚上八点到达那个法国餐馆。那个法国餐馆的名字我想用中文写出来可是就是写不出来。其实不同语种之间不能翻译的语言是大部分。翻译都是再创作。 这样，我在晚上八点整准时到达了这家法国餐馆。苇高雅也正好到达。我们在法国餐馆的衣帽架旁边拥抱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法国餐馆的原因，苇高雅入乡随俗地在拥抱我的时候亲了我的脸颊，还像法国人的习惯那样发出了响亮的“啧啧”声。我不行，我不好意思，我发不出声音来。不过我不尴尬，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我不想发出什么声音就可以不发。这样，我们就在最近生意比较红火的法国餐馆坐下了。我点了一个鲑鱼。苇高雅点了一个羊排。苇高雅拿起餐桌上一只橡木做的，形状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去纺锤的东西给我看，说这是法国家常菜的一大特点，要我猜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出来。我旁边一个好心的法国小伙子看见我总也猜不出，很同情我，他希望我容许他帮助我。我说：当然。法国小伙子在我面前旋转了“纺锤”的顶端，立刻就有被碾碎了的胡椒粉飘洒下来，使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极大的喷嚏。法国小伙子慌忙地向我道歉。我正要说没有关系，可出口的又是喷嚏。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的笑声尤其失去了控制，嘹亮得近乎于放肆。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发生在餐馆里显然是有一点惊世骇俗的。这惊世骇俗的笑声惊动了几乎在餐馆进餐的所有食客。在离我们的餐桌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他朝我们这边张望着。这个人就是我好几年没有见到的，我的好友大毛。 世界这么大，欧洲的国家这么多，德国的城市也还有许多个，柏林的餐馆无计其数，人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轨道，大毛有他的，我也有我的，我后天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就是遇上了！这是多么玄乎的机率，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在这种机率降临的时刻，不由人不震惊，不由人不兴奋。我们都向对方奔过去，我绕过一张又一张餐桌，不时地撞在人家餐桌的拐角上，我口里干脆不间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相会在法国餐馆那充满了艺术情调的酒柜前。法国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孩童般天真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用人类都能够会意的语言说：嘭——这是开香槟酒的声音，他在祝贺我们。我们在香槟酒的声音中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拥抱了。这是一个没有更多意义的入乡随俗的拥抱，仓促而短暂。在法国餐馆的环境里，在法国酒保的祝贺下，我们除了拥抱好像别无选择。 饭后，我们与各自的朋友告了别。然后我们就近去了路边的一家酒吧。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比较能够喝德国啤酒了。我们在高脚凳上坐着，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玻璃窗外是德国冬天的毛毛细雨。雨丝在路灯下时隐时现，像个幽灵。酒吧的墙壁上到处是彩色颜料的涂鸦，和柏林大街上被年轻人乱画的墙壁一样。我不知道酒吧的墙壁上是年轻人乱画的还是艺术家认真画的。我和大毛在酒吧聊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犯困了。我的头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立刻就昏头胀脑，语无伦次起来。大毛将我送回了饭店。我用钥匙打开饭店的门，自己摇晃着走了进去。 由于大量的啤酒，我和大毛在酒吧里的谈话随着谈话的发生而消失着，就像春天里的雪花，根本不等落到地面就融化了。现在还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幽灵般的雨丝，酒吧墙壁上的涂鸦和挂在酒吧门口的酒幌子。最后我向酒吧招手道再见的时候，唯有它在给我回应。 第二天，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了。上午十点，我被大毛的电话唤醒。他已经来到我的饭店了，坐在大堂里看当天的报纸。我还是坚持吃了饭店提供的免费早餐。之后，我坐上大毛的小车。我们去看了残存的一段柏林墙，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这一天是周末，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遵循德国的法律规定而关门歇业。我们就回到了大毛的住处。大毛的住处也就是他们公司的所在地。他们公司租用的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据说曾一度是某位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公司的几个德国人都休息度周末去了。大门紧闭，花园树丛参差，杂草繁密。从外表看，这幢楼房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大毛用遥控器打开了车库的卷闸门，我们直接从车库进到了房子里头。我发现我首先进入的是厨房。厨房的明亮，洁净和现代化使我顿时对这古老的旧屋产生了相当的好感。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永远是幼稚的，更精彩的东西总是在后面。大毛带着我参观了这幢豪屋的每一个角落。地下室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整套桑拿设备，还有豪华的更衣室，精致的化妆间和舒适的休息室。 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装的全部是机器设备，那儿有一只圆形的表盘。 大毛说：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哪个房间是多少温度，你就扭动一下指针。 我没有去扭动那根指针，我相信德国人会将机器制造得无比精密。外面飘起了雪花，我穿着一件牛仔衬衣，赤着脚走在温暖的地板上。一种制暖的热油通过地板底下纵横交错的管道网络，将整幢楼房均衡地温暖着。纯粹是出于情调的需要，也是出于不忍心拂逆过去的老房东的善意，我们还是点燃了客厅的壁炉。老房东在出租这幢房子的时候，他特意劈了一垛木柴，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大毛说这垛木柴至少可以烧两个冬天。我听了这话就毅然地跑出去抱了几根木柴进来，在壁炉里生着了火。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在摄氏零下15度的冬天里，穿得轻松单薄，光着脚丫子，坐在火苗熊熊的壁炉前。 鲜花在窗台上盛开。餐桌上有一大盘肥硕的水果。 德国最好的莫芝尔河的白葡萄酒在玻璃杯里泛着浅琥珀色的柔光。客厅的一面墙壁是整面的落地玻璃，反映在玻璃墙壁上的，是户外自由的绿树和青草，是石阶侧面默默无语的青苔，是被穿着大衣的老人牵在手里的可爱的狗。这一切都使我根深蒂固的冻疮从骨子里很难受地痒痒了起来。这是那种挠不到的痒痒，比疼痛还难受。 如果说我没有被这幢豪屋所震动，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感到我的生活与这种生活的天渊之别，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因为这种天渊之别而产生深深的悲哀，那也是假的；可如果说我愿意在这幢房子里永远地呆下去，那肯定也是假的。 后来，大毛对我说：留下来吧！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不。 大毛企图说服我。他说：德国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我们要懂得领会上帝的意思。你也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留在德国不惜一切代价。 我说：我知道。 我说：我还知道你和隔壁左右的邻居是不可能来往的。我还知道你从北京带来的大葱藏在阳台的盆花底下。黄酱藏在你卧室的抽屉里。我还知道前几天就在柏林的地铁上，一个黑人被扔出了窗外，而一伙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的市郊又烧毁了一个中国难民营。 大毛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大毛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总得要忍受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我说：是的，我选择忍受武汉的冬天和夏天。 大毛说：你成熟多了，但你也变得尖刻多了。 那天，我们一起做了两道中国荣。京酱肉丝和粉条熬大白菜。粉条是从北京辗转带来的。大白菜很不理想，就在土尔其人开的蔬菜店购买的。据说这个品种的大白菜，在德国的名字还就是叫作北京大白菜。 我飞上了天空，开始了十几个小时的飞翔。我将如期地回到我的国家和我所在的城市。大毛在送我到机场的途中恢复了他的自信。 大毛笑着说：你一回去就会发现你非常不适应了。 大毛说：冷志超同志啊，你还是幼稚的，你还是年轻了一点儿，见识还是少了一点儿，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说：我肯定会怀念在德国的生活的，我也肯定会怀念这幢别墅的，特别是游泳池和壁炉。 我怎么能够不向往和怀念美好的舒适的生活呢？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太聪明，但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这一次，大毛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德国的电话和地址。大毛对我的教导冲淡了分手的感伤，仅仅为了这个，我也要从心里感谢大毛的教导。是他使我比较轻松愉快地在1996年的岁末步入了专门为我提供离别的柏林机常十今年的春天，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武汉本来就潮湿的春天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潮湿。整栋的楼房，家里的家具都挂满了细碎的雾珠，脚步的轻微走动，就会使脆弱的雾珠惆怅地流了下来。在这样的春天里，人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系统才能使自己不被烦闷和颓丧所感染。我们的呼吸每天都是这样地困难。对一场淋漓尽致大雨的期盼和对灿烂阳光的期盼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期盼。医院里哮喘和肺气肿病人的死亡率急剧地上升。 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我正要收拾听诊器，处方笺什么的，一个病人坐到我的面前说：大夫，我是慕名而来的，请给我看看病吧。 这是大毛！ 大毛的话音刚落，我情不自禁地给了他一拳。 我的举动把别的大夫吓坏了，以为我的精神在武汉的春天里受潮了，出手殴打起病人来了。 大毛的到来使我多么快乐啊，尤其是在这种天气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一个老友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情形也许在世界上重复了无数次。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在我们这种四十岁左右的人里面，并且是深深地陷落在俗世的忙碌和纠缠于名利之中的中年人，并且那陷落和纠缠的范围已经突破了国界。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再有精力和心力去延续没有实际用途的往日友谊。那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从自己的生活规律中突围埃要知道，中国的此时此刻的成年人，正处在最不容易突破自己的历史时刻。而大毛却突破了他自己，他就这么丢开一切来武汉看望老同学了。 我当机立断地向科室里请了假，然后邀请大毛住到我的家里去。大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好啊，一直都还没有看看你的家呢。 我们三口之家居住在市内，是不太宽敞的两居室，以便我们上班和孩子上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大毛请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在市郊还有一栋小楼房，那是我们周末或者想开心的时候来居住的。 我在花园的一角种了一些蔬菜。我们家里的人称它为“我们的农舍”。 我开着我那辆普通的小车，把大毛带向我们的农舍。当我的车离开了市区，踏上了宽阔的国道的时候，大毛突然感觉出了这地方。他说：这就是那一年，我们从洪湖进入武汉市的公路吧？ 对，就是那条国道。现在它拓宽了，质量也提高了，是一级公路了。公路两旁是几米宽的绿化带。 潮湿的气候使人们感到难受，植物却因此而青翠欲滴，格外舒展。我们的农舍就在这附近。我坐在我家的花园里，可以遥遥看见进出武汉市的车辆。我那二十岁的往事便不可能走远，它总是伴随在我的身边。车一拐弯，进入了天水湖山庄。山庄的保安已经认识我的车，没有要求我出示证件。我流畅地把车一直开到我们自己家的车库里。 大毛吃惊地说：这是别墅啊！ 我提醒他说：可我家的房子很小，花园里种了蔬菜，严格地说是农舍。 大毛站在我家的花园里四处打量，他说：行啊！ 你行啊！又是私车又是郊外别墅，你很前卫啊！ 我不想因为我的反驳而冒犯我远道而来的朋友。我的车和小楼房都是最简单和最普通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农舍。我常常赤脚坐在园子里看书，让那凉丝丝的地气沁入我的脚板，沁入我的身体，就和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一样，和我父亲小时候一样，和我爷爷终身一样。我的根毕竟是农民埃我一直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小楼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就是因为害怕人们会用一个通俗的观点去归纳你。 什么别墅啊，前卫啊，这种归纳似是而非地让你很不舒服。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许多语言事实，你个人只能望洋兴叹。一跺脚由他们说去罢了，只是被人们议论着，评价着，归纳着的那个人不再是你。冷瞅着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被当作你在社会上活动着，那怎么不是一种奇怪的痛苦呢！当然，我们山庄里更多的是大宅豪屋，可以称得上别墅。这些别墅终日关着大门，只有夜晚才有豪华的小车悄悄地进出。 在大门打开的时候，流泻在门廊上的光线里，常常是一个俏丽的妙龄女郎闪身进入。或者是一个外貌委琐穿着却很有质量的男人，他习惯停在台阶上咳嗽一声，把痰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这些别墅的房东一般都是不愿意公开身份和姓名的。他们和我保密的动机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这十几年的工夫，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大概都是不便说得那么清楚的。总之，现在中国的豪华别墅总不是那么磊落和顺眼，多多少少都散发着暴发的味道。我们是不应该和这样一些别墅住在一个山庄的，但是由于我们也需要现代化的物业管理，我们目前没有别的选择。 我前卫吗？也许我是愚蠢。我想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么没有头脑，罄其所有地在郊区购置一栋农舍，为的是回到原初的单纯生活。也许还为了将城里放不了的四季衣物往这里放下一部分。在炎热的苦夏，躲开大街的喧嚣和汽车的尾气还有无数邻居做菜时候的油烟，龟缩到这里，坐在我的荫凉的廊下，双足插入泥土之中，这就是我生命的挣扎。为了生命的挣扎，我会不惜代价。为了静静聆听湖水的细细吟唱，我也会不惜代价。 我和大毛坐在我的花园里，喝着清茶，吃着点心。装点心的瓷碟是我曾祖母出嫁时候的陪嫁。有青花的，也有粉彩的，都比较粗糙，一望而知是普通民窑烧出来的，朴素又温和，与我家花园里种的茄子和小葱，与篱笆上缠绕的牵牛花和金银花同在，它们相处得非常和谐。我家楼房里头简单得近乎于清贫。但是日常所用的东西都很称手。一般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别墅。我可是住过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的，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农舍。 第十章 大毛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万千感慨。他说：怎么可以想象十几年前的那一天，我们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呢！那天，你的脚就跟冰疙瘩一样。 我说：是啊！你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的棉袄还扎着草绳。 大毛说：我操，湖北这气候。你在武汉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再地希望可一再地说不出我在心中描绘过的若干理由。我唯有微笑着喝茶而已。 我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两个男人的握手是结结实实的。然后他们坐在花园里继续聊天。我抽身去做饭，在他们近旁忙碌，耳朵里捡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在园子里摘茄子。男人们抽着烟谈论时事和即将在法国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听见我丈夫把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说成了罗纳尔免。这是我的叫法，我觉得罗纳尔多很像一只可爱的兔子。大毛一边说话一边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旋转一颗图钉，这使我想起了他在医学院课堂上的表现。春天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花园，尽管没有明亮的光线，我还是看见了大毛的白头发。我看见了在他的耳侧和鬓角。 大毛依然年轻健壮，身体板直，没有发福的迹象，可白头发有了。无论如何，生命的年龄总是被现在的我一再地想起。我再也不像二十岁那样，对年龄毫无感知。白头发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郑重的提醒。 饭后，我和大毛去散步。我们沿着天水湖走着。 天水湖是一个活水湖，它与汉江相通，水面辽阔得像大海。成群的黑色蜻蜓在湖面上盘旋，不时地惊起试图歇在小荷上的水鸟。远处的农家传来了隐约的鸡鸣和犬吠。远近一片迷蒙。我觉得这一切都美好极了，大毛却并没有太在意眼前的景色。他好像在别的情景之中。我们谈起了彼此的家庭。大毛依然是那么含糊而简单地说：他们都好。 我说：柳思思呢？ 大毛说：可能还在珠海吧，要么去了香港。你以为我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吗？ 我不出声了。我为大毛对柳思思的语气感到愤愤不平。男人有时候是多么不可思议呵。难道柳思思对大毛还不够倾心，还不够好吗？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得承认，大毛对柳思思的态度一直在刺痛我。从前的刺痛有尴尬和嫉妒的成分，现在却分明有着物伤同类的酸楚和作为女人对男人的不解。对柳思思则只有怜悯了。这种情感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完成的，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比我要好。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我说：谢谢。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追问：你看了吗？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微弱，我是为了扩大它而在病态地自虐呢？为了看见食物那眩目的美好，我宁愿饥饿。为了永远的相聚，我宁愿一再地分离。 我在用失去收获得到吗？我在用坎坷拒绝平淡吗？ 我在用缺陷逃避完满吗？是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慢慢看见了自己，从透明的二十岁走了过来。对于这个姑娘，我有多么熟悉就有多么陌生，有多少喜欢就有多少讨厌。我一直试图对她解释清楚什么却永远也解释不清楚，其中包括对大毛深深的歉意和比歉意更深刻更复杂的那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