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啧啧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1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切切议论。 1"太太们的乐园"原为法国作家左拉以近代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名，作者在这里借用了这个词。 一切都很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切切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品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踹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踹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许也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拚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其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拚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其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像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骑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像是：“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家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品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谟罕默德1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1谟罕默德通译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阿拉伯半岛麦加（今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人。伊斯兰教的创立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1925年5月30夜于上海。 疲倦 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想得到，要说的，都已说过了；办得到，要做的，都已做过了；剩下来还有什么呢？只觉得前途渺茫而已。热情的高xdx潮，已成为过去，在喘息的刹那间，便露出了疲容。 “我们想得到，要说的，都已尽量的说过了；办得到，要办的，都已尽量的办过了；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说。 不错！在他们既已说完一切想得到的要说的，做过一切办得到的要做的，以后，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觉得没有路了，没有事做了，并且明明另有路另有事又不愿意去走去办，那么除了"疲倦"，他们还有什么？ 最近爱多亚路的枪声1便把这普遍的疲倦状态揭开了幕。 1爱多亚路的枪声：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国耻纪念会和游行示威后，永安纺织厂工人经过英、法租界交界处的爱多亚路时，遭到英国巡捕的殴打和枪击，多人受伤，一人被捕。 科学的先进者是知道怎样试验的。他们故意打了个金枪针，看有什么反应。果然我们大好的华胄被他们试验出来了；金枪针打过后的反应是疲倦——低暗的呻吟与衰弱的抽搐。 打针者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道：“如何？" 这当然是新的耻辱，然而奈此人心疲倦何！ 什么新的耻辱！可不是已经成了"债多不嫌"么？ 我们皇皇华胄确是老大民族，但是近来返老还童，显出格外幼稚。人家在旁边窃窃私语道：“看呀！看他高喊过狂跳过以后，就会疲倦；那时就静下来了。再一会儿，又沉沉睡着了。”不幸我们竟不出人家所料。 我确信我们这老大民族里的新生细胞在喊过跳过后并不疲倦，并不觉得无路可走，而新理想正在他们中间流布，新势力正在蓄积，可是老民族的背脊骨——那就是现在社会的中坚——却确已十二分的疲乏，要躺下去了。背脊骨不能再立若干时，一定要躺下去，新生细胞纵然勇气虎虎亦不中用。这便是目前普遍的疲倦状态的内幕。 这是脊柱衰弱症，最厉害的病症！ 医生有法子治疗这凶症么？医生摇头道：“除非换一根少壮的脊柱。"个人的脊柱当然没法换一根，然而要换民族的脊柱总该有法子。 新生细胞踊跃道：“让我们来试试支撑这个弱大的躯壳。"然而他们不是脊柱骨，不在其位，不让谋其事，简直是白告了奋勇。 一个更聪明的医生来了，他提出新意见：“脊柱的灵魂是脊髓，脊柱只不过是一所房子，骨髓方是其中的主人。根本的治疗法在于换过房子里的主人，并不在于拆造房子。我们要从脊柱里取去干枯的脊髓，换进红润多血的新脊髓！" 新生细胞闻言欣然而去，努力作"换脊髓运动"。 但是这个工作决非旦夕所可告成，所以这个大躯壳一定还有多少时候是疲容满面的躺着，不死不活不动。 一群年幼的细胞也昏沉沉的感觉着疲倦，但他们名之曰烦闷。他们曾有过太美满的幻想，过分的希望；他们曾经仗借那太美满的幻想和过分的希望作兴奋剂，而热烈的活动过。譬如饮酒过度，当时果然借力，酒醒时却分外的困顿。他们实在是被自己的浪漫思想弄得疲倦了，却自谓为烦闷；烦闷到极处，可以反动，可以自杀。 这是疲倦的又一方式了。这种自造的疲倦有一个简便的治疗法，就是少饮些自醉的酒。 严霜下的梦 七八岁以至十一二，大概是最会做梦最多梦的时代罢？梦中得了久慕而不得的玩具；梦中居然离开了大人们的注意的眼光，畅畅快快地弄水弄火；梦中到了民间传说里的神仙之居，满攫了好玩的好吃的。当母亲戚好了温暖的被窝，我们孩子勇敢地钻进了以后，嗅着那股奇特的旧绸的气味，刚合上了眼皮，一些红的、绿的、紫的、橙黄的、金碧的、银灰的，圆体和三角体，各自不歇地在颤动，在扩大，在收小，在漂浮的，便争先恐后地挤进我们孩子的闭合的眼睑；这大概就是梦的接引使者罢？从这些活动的虹桥，我们孩子便进了梦境；于是便真实地享受了梦国的自由的乐趣。 大人们可就不能这么常有便宜的梦了。在大人们，夜是白天勤劳后的休息；当四肢发酸，神经麻木，软倒在枕头上以后，总是无端的便失了知觉，直到七八小时以后，苏生的精力再机械地唤醒他，方才揉了揉睡眼，再奔赴生活的前程。大人们是没有梦的！即使有了梦，那也不过是白天忧劳苦闷的利息，徒增醒后的惊悸，像一起好的悲剧，夸大地描出了悲哀的组织，使你更能意识到而已。即使有了可乐意的好梦，那又还不是睡谷的恶意的孩子们来嘲笑你的现实生活里的失意？来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使你更能意识到生活的愁苦？ 能够真心地如实地享乐梦中的快活的，恐怕只有七八岁以至十一二的孩子罢？在大人们，谁也没有这等廉价的享乐罢？说是尹氏的役夫曾经真心地如实地享受过梦的快乐来，大概只不过是伪《列子》杂收的一段古人的寓言罢哩。在我尖锐的理性，总不肯让我跌进了玄之又玄的国境，让幻想的抚摸来安慰了现实的伤痕。我总觉得，梦，不是来挖深我的创痛，就是来嘲笑我的失意；所以我是梦的仇人，我不愿意晚上再由梦来打搅我的可怜的休息。 但是惯会挪揄人们的顽固的梦，终于光顾了；我连得了几个梦。 ——步哨放的多么远！可爱的步哨呵：我们似曾相识。你们和风雨操场周围的荷枪守卫者，许就是亲兄弟？是的，你们是。再看呀！那穿了整齐的制服，紧捏着长木棍子的小英雄，够多么可爱！我看见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男的和女的，穿便衣的和穿军装的，短衣的和长褂的：脸上都耀着十分的喜气，像许多小太阳。我听见许多方言的急口的说话，我不尽懂得，可是我明白——真的，我从心底里明白他们的意义。 ——可不是？我又听得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 ——我看见了庄严，看见了美妙，看见了热烈；而且，该是一切好梦里应有的事罢，我看见未来的憧憬凝结而成为现实。 ——我的陶醉的心，猛击着我的胸膈。呀！这不客气的小东西，竟跳出了咽喉关，即使我的两排白灿灿的牙齿是那么壁垒森严，也阻不住这猩红的一团！它飞出去了，挂在空间。而且，这分明是荒唐的梦了，我看见许多心都从各人的嘴唇边飞出来，都挂在空间，连结成为红的热的动的一片；而且，我又见这一片上显出字迹来。 ——我空着腔子，努力想看明白这些字迹；头是最先看见：“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尾巴也映进了我的眼帘：“世界革命的三大柱石"。可是中段，却很模糊了；我继续努力辨识，忽然，轰！屋梁平空掉下来。好像我也大叫了一声；可是，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已消灭！ 我的脸，像受人批了一掌；意识回到我身上；我听得了啪啪的翅膀声，我知道又是那不名誉的蝙蝠把它的灰色的似是而非的翼子扇了我的脸。 “呔！"我不自觉的喊出来。然后，静寂又回复了统治；我只听得那小东西的翅膀在凝冻的空气中无目的地乱扑。窗缝中透进了寒光，我知道这是肃杀的严霜的光，我翻了个身，又沉沉地负气似的睡着了。 ——好血腥呀，天在雨血！这不是宋王皮囊里的牛羊狗血，是真正老牌的人血。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rx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染成了绛赤。我撩起了衣裙急走，我想逃避这还是温热的血。 ——然后，我又看见了火。这不是nero烧罗马引其他的1诗兴的火，这是地狱的火；这是surtr2烧毁了空陆冥三界的火！轰轰的火柱卷上天空，太阳骇成了淡黄脸，苍穹涨红着无可奈何似的在那里挺捱。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像饧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面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呔！" 冷空气中震颤着我这一声喊。寒光从窗缝中透进来，我知道这还是别人家瓦上的严霜的光亮，这不是天明的曙光；我不管事似的又翻了个身，又沉沉的负气似的睡着了。 ——玫瑰色的灯光，射在雪白的臂膊上；轻纱下面，颤动着温软的rx房，嫩红的乳头像两粒诱人馋吻的樱桃。细白米一样的齿缝间淌出sirens3的迷魂的音乐。可爱的valkyrs4，刚从血泊里回来的valkyrs，依旧是那样美妙！三四辈少年，围坐着谈论些什么；他们的眼睛闪出坚决的牺牲的光。像一个旁观者，我完全迷乱了。我猜不透他们是准备赴结婚的礼堂呢，抑是赴坟墓？可是他们都高兴地谈着我所不大明白的话。 1nero即尼禄，古罗马皇帝。 2surtr即北欧神话中的火焰巨人苏尔体尔。冰雪是北欧人的大敌。传说苏尔体尔有一发亮的大刀，常给北方来的冰山以致命的刺击。北欧神话中还说陆、海、冥三界分别为神奥定（odin）、费利（vili）和凡（ve）所主宰。 3sirens古希腊传说中半身是人半身是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杀过路的海员。 4valkyrs北欧神话中神的十二个侍女之一，其职责是飞临战场上空，选择那些应阵亡者和引导他们的英灵赴奥定神的殿堂宴饮。 ——"到明天……" ——"到明天，我们不是死，就是跳舞了！" ——我突然明白了，同时，我的心房也突然缩紧了；死不是我的事，跳舞有我的份儿么？像小孩子牵住了母亲的衣裙要求带赴一个宴会似的，我攀住了一只臂膊。我祈求，我自讼。我哭泣了！但是，没有了热的活的臂膊，却是焦黑的发散着烂肉臭味的什么了——我该说是一条从烈火里掣出来的断腿罢？我觉得有一股铅浪，从我的心里滚到脑壳。我听见女子的歇司底里的喊叫，我仿佛看见许多狼，张开了利锯样的尖嘴，在撕碎美丽的身体。我听得愤怒的呻吟。我听得饱足了兽欲的灰色东西的狂笑。 我惊悸地抱着被窝一跳，又是什么都没有了。 呵，还是梦！恶意的揄揶人的梦呵！寒光更强烈的从窗缝里探进头来，嘲笑似的落在我脸上；霜华一定是更浓重了，但是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什么时候，aurora的可爱的手指来赶走凶残的噩梦的统治呀？ 1928年1月12日于荷叶地。 叩门 答，答，答！ 我从梦中跳醒来。 ——有谁在叩我的门？我迷惘地这么想。我侧耳静听，声音没有了。头上的电灯洒一些淡黄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脸上。纸窗和帐子依然是那么沉静。 我翻了个身，朦胧地又将入梦，突然那声音又将我唤醒。在答，答的小响外，这次我又听得了呼——呼——的巨声。是北风的怒吼罢？抑是"人"的觉醒？我不能决定。但是我的血沸腾。我似乎已经飞出了房间，跨在北风的颈上，砉然驱驰于长空！ 然而巨声却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蜕化下来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 ——只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讼。蓦地一切都寂灭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 “是谁呢？有什么事？" 我不耐烦地呼喊了。但是没有回音。 我捻灭了电灯。窗外是青色的天空内耀着几点寒星。这样的夜半，该不会有什么人来叩门，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么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这样唤醒了人，却没有回音。 但是打断了我的感想，现在门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鸣。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确还有，可是躲在暗角里，早失却了成雷的气势。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还是太早。我在被窝内翻了个身，把左耳朵贴在枕头上，心里凝惑这殷殷然的声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鸣。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这第三次的叩声，在冷空气中扩散开来，格外的响，颇带些凄厉的气氛。我无论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来，拉开了门往外望。 什么也没有。镰刀形的月亮在门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樱树，裸露在凝冻了的空气中，轻轻地颤着。 什么也没有，只一条黑狗爬在门口，侧着头，像是在那里偷听什么，现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头，慢慢地挨到檐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颈间，缩做了一堆。 我暂时可怜这灰色的畜生，虽然一个忿忿的怒斥掠过我的脑膜： 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 卖豆腐的哨子1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号。署名m.d。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气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我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其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铺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亵渎的。那末，说是在同情于他们罢？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幛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雾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 我还不知道这些山峰叫什么名儿。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那时我的房里还没有电灯，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记起了儿时所读的童话。实在的呢，这排列得很整齐的依稀分为三层的火球，衬着黑魆魆的山峰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会引起非人间的缥缈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来，却就平凡得很。并排的五六个山峰，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中间最大的一峰竟还有濯濯地一大块，像是癞子头上的疮疤。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影踪。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傍午的时候，雾变成了牛毛雨，像帘子似的老是挂在窗前。两三丈以外，便只见一片烟云——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雾样的罢了。没有风。门前池中的残荷梗时时忽然急剧地动摇起来，接着便有红鲤鱼的活泼泼的跳跃划破了死一样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红鲤鱼的轨外行动是不是为了不堪沉闷的压迫？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牛毛雨老是像帘子一样挂在窗前。 1928年11月14日。 虹 不知在什么时候，金红色的太阳光已经铺满了北面的一带山峰。但我的窗前依然洒着绵绵的细雨。 早先已经听人说过这里的天岂不很好。敢就是指这样的一边耀着阳光，一边却落着泥人的细雨？光景是多少像故乡的黄梅时节呀！出太阳，又下雨。 但前晚是有过浓霜的了。气温是华氏表四十度。 无论如何，太阳光是欢迎的。我坐在南窗下看n.evréinoff的剧本。看这本书，已经是第三次了；可是对于1那个象征了顾问和援助者，并且另有五个人物代表他的多方面的人格的剧中主人公paraclete，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憎呢或是爱？ coc1/1nevréinoff尼·叶夫列伊诺夫山（1879-1953），俄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和史学家。 这不是也很像今天这出太阳又下雨的天气么？ 我放下书，凝眸遥瞩东面的披着斜阳的金衣的山峰，我的思想跑得远远的。我觉得这山顶的几簇白房屋就仿佛是中古时代的堡垒；那里面的主人应该是全身裹着铁皮的骑士和轻盈婀娜的美人。 欧洲的骑士样的武士，岂不是曾在这里横行过一世？百余年前，这群山环抱的故都，岂不是一定曾有些挥着十八贯的铁棒的壮士？岂不是余风流沫尚像地下泉似的激荡着这个近代化的散文的都市？ 低下头去，我浸入于缥缈的沉思中了。 当我再抬头时，咄！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什么时候它出来，我不知道；但现在它像一座长桥，宛宛地从东面山顶的白房屋后面，跨到北面的一个较高的青翠的山峰。呵，你虹！古代希腊人说你是渡了麦丘立到冥国内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1 1春之女神指希腊神话中春之女神气洛色宾纳。 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于是我又恍惚看见穿了锁子铠，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涌现在这半空的彩桥上；他是要找他曾经发过誓矢忠不二的"贵夫人"呢？还是要扫除人间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鹰骑士"？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书桌上的电灯突然放光，我从幻想中抽身。 像中世纪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着什么怪好听的骑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这样的新式的骑士，在"新黑暗时代"的今日，大概是不会少有的罢？ 红叶 朋友们说起看红叶，都很高兴。 红叶只是红了的枫叶，原来极平凡，但此间人当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红叶竟成为时髦的胜事。如果说春季是樱花的，那么，秋季便该是红叶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热闹的马路上走，也随处可以见到这"幸运儿"的红叶：十月中，咖啡馆里早已装饰着人工的枫树，女侍者的粉颊正和蜡纸的透明的假红叶掩映成趣；点心店的大玻璃窗橱中也总有一枝两枝的人造红叶横卧在鹅黄色或是翠绿色的糕饼上；那边如果有一家"秋季大卖出"的商品，那么，耀眼的红光更会使你的眼睛发花。"幸运儿"的红叶呵，你简直是秋季的时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到郊外的一处名胜去看红叶。 并不是怎样出奇的山，也不见得有多少高。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山径颇陡峻，幸而有石级；一边是谷，缓缓地流过一道浅涧；到了山顶俯视，这浅涧便像银带子一般晶明。 山顶是一片平场。出奇的是并没有一棵枫树，却只有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一排芦席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间，便是某酒馆的"雅座"，这时差不多快满座了。我们也占据了一间，并没有红叶看，光瞧着对面的绿丛丛的高山峰。 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游客，挽着臂在泥地上翩翩跳舞，另一个吹口琴，呜呜地响着，听去是"悲哀"的调子。忽而他们都哈哈笑起来；是这样的响，在我们这边也觉得震耳。 芦席棚边有人摆着小摊子卖白泥烧的小圆盘，形状很像二寸径的碟子；游客们买来用力掷向天空，这白色的小圆盘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飞了起来，到不能再高时，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来（这是因为受了风），有时成为波纹，成为弧形，似乎还是簌簌地颤动着，约莫有半分钟，然后失落在谷内的丰草中；也有坠在浅涧里的，那就见银光一闪——你不妨说这便是水的欢迎。 早就下着的雨，现在是渐渐大了。游客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山顶的广场（那就是游览的中心）便显得很寂静，芦棚下的"雅座"里只有猩红的毡子很整齐地躺着，时间大概是午后三时左右。 我们下山时雨已经很大；路旁成堆的落叶此时经了雨濯，便洗出绛红的颜色来，似乎要与那些尚留在枝头的同伴们比一比谁是更"赤"。 “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起，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几片红叶的时候，忍不住这样想。 速写一 沿浴池的水面，伸出五个人头。 因为浴池是圆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离地排列着的五个人头便构成了半规形的"步哨线"，正对着浴池的白石池壁一旁的冷水龙头。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蚩蚩地飞迸出两道银线一样的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 五岁光景的一对女孩子就坐在这个冷水龙头旁边的白石池壁上，正对着我们五个人头。水蒸气把她们俩的脸儿熏得红啧啧地，头上的水打湿了的短发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体又是白生生地。她们俩像是孪生的姊妹。坐在左边的一个的肥白的小手里拿着个橙黄色透明体的肥皂盒子；她就用这小小的东西舀水来浇自己的胸脯。右边的一个呢，捧了一条和她的身体差不多长短的手巾，在她的两股中间揉摩。 虽是这么幼小的两个，却已有大人的风度，然而多么妩媚。 这样想着，我侧过脸去看我左边的一个人头。这是满腮长着黑森森的胡子根的中年汉子的强壮的头。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颇有心事。 我再向右边看。最近的一个正把滴水的手巾盖在脸上，很艰辛地喘气。再过去是三角脸的青年，将后颈枕在浴池的石壁上，似乎已经入睡。更过去是一张肥胖的圆脸，毫无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个足球。 忽然那边的矿泉水池里豁剌剌一片水响，冒出个黄脸大汉来，胸前有一丛黑毛。他晃着头，似乎想出来却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惊异着那边还有人，两个小女孩子都转过头去了。拿肥皂盒的一个的小脸儿正受着冷水龙头逃出来的水珠。她似乎觉得有些痒罢，她慢慢地举起手来搔了几下，便又很正经地舀起水来浇胸脯。 1929年2月6日。 速写二 水声很单调地响着，琅琅地似乎有回音。浓雾一般的水蒸气挂在白垩的穹窿形屋顶下，又是入睡似的静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浴场中只剩下我一个人。 坐在池子边的木板上，我慢慢地用浸透了肥皂沫的手巾摩擦身体。离开我的眼睛约莫有两尺远近，便是那靠着墙壁的长方形的温水槽，现在也明晃晃地像一面大镜子。 可是我不能看见我自己的影。我的三十度角投射的眼光却看见了那水槽的通到隔壁浴场的同样大小的镜片的水面。 这样在隔断了的两个浴场中间却依然有这地下泉似的贯通彼此的温水槽呢！而现在，却又是映见两方的镜子。我想起故乡民间传说里的跨立在阴阳界上的那面神秘的镜子来了。岂不是一半映出阴间的事而又一半映出阳间的事，正仿佛等于这个温水槽的临时的明镜？ 我赞美这个民间传说的奇瑰的想象，我悠悠然推索这个民间传说的现实的张本。我下意识地更将头放低些，却翻起眼珠注视这沟通两世界的新的阴阳镜。 蓦地一个人形印在我的眼里了。只是个后身。然而腰部的曲线却多么分明地映写在这个水的明镜！如果我是有一个失去了的此世间的恋人的呀，我怕要一定无疑地以为阳间的我此时正站在阴阳镜前面看见了在冥国的她的倩影！ 一种热烈的异样的情绪抓住了我。那是痴妄的，然而同时也是圣洁的，虔诚的。 然后，正和传说中神秘的镜子同样地一闪，美丽的腰肢蓦地消失了；扑剌一声，挽着个小木盆的美丽的白手臂在镜片的水面一沉，又缩了上去。温水槽里起了晕状的波动。传就的梦幻的世界破灭了，依然是现实的浴场，依然是浓雾一般的蒸气弥漫在四壁间入睡似的静定。 1929年2月17日。 樱花1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新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署名m.d。曾收入《茅盾散文集》、《茅盾文集》第九卷和《茅盾散文速写集》。 往常只听人艳说樱花。但要从那些"艳说"中抽绎出樱花的面目，却始终是失败。 我们这一伙中间，只有一位y君见过而且见惯樱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于绘声影的李大嫂子，所以几次从他的嘴里也没听出樱花的色相。 门前池畔有一排树。在寒风冻雨中只剩着一身赤裸裸的枝条。它没有梧桐那样的癞皮，也不是桃树的骨相，自然不是枫——因为枫叶照眼红的时候，它已经零落了。它的一身皮，在风雪的严威下也还是光滑而且滋润，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箍纹发亮。 因为记得从没见过这样的树，便假想它莫就是樱花树罢！ 终于暖的春又来了。报纸上已有"岚山观花"的广告，马2 2岚山：日本京都附近的山名，著名的风景区。路上电车站旁每见有市外电车的彩绘广告牌，也是以观花为号召。自然这花便是所谓樱花了。天皇定于某日在某宫开"赏樱会"，赐宴多少外宾，多少贵族，多少实业界巨子，多少国会议员，这样的新闻，也接连着登载了几天了。然而我始终还没见到一朵的樱花。据说时间还没有到，报上消息，谓全日本只有东京上野公园内一枝樱花树初初在那里"笑"。 在烟雾样的春雨里，忽然有一天抬头望窗外，蓦地看见池西畔的一枝树开放着一些淡红的丛花了。我要说是"丛花"；因为是这样的密集，而且又没有半张叶子。无疑地这就是樱花。 过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樱花树都蓓蕾了，首先开花的那一株已经秾艳得像一片云霞。到此时我方才构成了我的樱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没有桃花那样红，伞形的密集地一层一层缀满了枝条，并没有绿叶子在旁边衬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来不是怎样出奇的东西，只不过闹哄哄地惹眼罢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绿水间夹着一大片樱花林，那该有异样的景象罢！于是又觉得岚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嫂子在国内时听过她的朋友周先生夸说岚山如何如何的好。我们也常听得几位说：“岚山是可以去去的。"于是在一个上好的晴天，我们都到岚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车里的拥挤增加了我们几分幻想。有许多游客都背着大片的酒，摇摇晃晃地在车子里就唱着很像是梦呓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樱花林展开在眼前的时候，似乎也有些兴奋罢？游客是那么多！他们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么果子皮，空酒瓶，“辨当"的木片盆，杂乱地丢在他们身旁。太阳光颇有些威力了，黄尘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刚下车来远远地眺望时那一股兴奋就冷却下去了。如果是借花来吸点野外新鲜空气呀，那么，这样满是尘土的空气，未必有什么好处罢？——我忍不住这样想。 山边有宽阔的湖泊一样的水。大大小小的游船也不少。我们雇了一条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来回走了两趟。回程是挨着山脚走，看见有一条小船蜗牛似的贴在山壁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下，船里人很悠闲地吹着口琴。烦渴中喝了水那样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话，在我心头掠过：岚山毕竟还不差，只是何必樱花节呵！ 归途中，我的结论是：这秾艳的云霞一片的樱花只宜远观，不堪谛视，很特性地表示着不过是一种东洋货罢了。 1929年5月15日。 光明到来的时候 一 “朋友！这，这是什么哟！我好像看见一点什么了！红的，绿的，黄的，小小的，圆圆的，尖角的，在那里跳！跳！" “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在那里做梦！" “不是梦！你说，怎么会是梦呢？我咬我的指头，我觉得痛！朋友，这又来了：红的，绿的，小小的，在那里漂浮，在那里跳跃！" “那么，一定是你的眼花！我们小时候一闭了眼睛就会看见一些眼花；五彩的光圈，五彩的线条，旋转，舞蹈！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就没有这些眼花了。你比我年青些，也许你还有—-" “年青些？哈哈！" “笑什么！你还能够笑？" “呵呵，我笑了么？因为我又看见那些小小的活跃的东西了！红的，绿的！这回比刚才更加多了！一点也不含糊，更加多了！更加活跃！" “全是梦话，全是幻想！你还有心情说梦话，唉！" “当真你一点也不见么？这是可怜的！朋友，你到我这边来，就看见了！朋友，这是我的手。你扶着我的手过来罢！朋友，当心跌交！脚底下有坑！朋友！这是我的手，我的臂膊！你的呢？你的呢？” “你的手多么热呀！" “我全身的血都沸滚了哟！你想想，一向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坟墓一样，而现在我看见了有一些活跃的东西，彩色的东西了！……喔唷唷！你踩了我的脚！哎！这毛茸茸的就是你的头么？哈哈，你抱住了我么？我们紧紧地抱着罢！……现在，你看，这不是么？红的，绿的！呵呵！" “可是我眼前仍旧一漆黑暗，黑暗！" “这就怪了！——哦，不要动！是我的手哟，你不要怕！这是你的脸么？这么着，不要动！你朝前看呀！朝前看呀！" “哈哈，我也看见了！当真！" “可不是红的，绿的，蚊子一样的，在那里飞舞么？" “是呀！像一支军队，它们跳跃着拥上前来呀！呵呵，它们像从天上来！它们排成一直线来，没有一点弯曲！多么美丽！多么活跃！多么勇敢呀！" “而且它们不退缩！往前冲，往前冲！哈哈！二个碰在一处了！变成大一些的一个了！又分开了！仍然往前冲，往前冲！喂，朋友，你猜来这是什么？……怎么你不说话？你睡着了么？嘿！你会在这些美丽的活跃的现象面前睡觉！" “胡说！我在这里想，我在这里想呀！" “又是想了！空想家！" “不要吵！我在这里研究呀！" “又是研究了；研究系！" “不要吵，行么？这是一个现象，总得研究！我要研究它是不是我们那视官的幻觉！是不是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眼花，我要研究它！我们不能随便轻信，随便盲动，随便上当！" “你这怀疑派！难道你觉得那黑暗还不够久长么？" “不要吵！研究出来了：这是一道光！" “一道光！嗳？" “不错，一道光！穿破了这黑暗的一道光！外边天亮了，而我们这黑暗的古老的建筑也有了裂缝了！" “有了裂缝么？" “是呀！这古老的坚牢的坟墓早已应该崩坍，早已有了裂缝，而现在，外边的光明钻进这裂缝来了！" “哈哈！" “哈哈！你还讥笑研究的态度么？" “可是光知道了有什么用？" “知道了就会发生行动！智慧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 “呵呵，那么我们来罢！我们打破这牢狱！打破这黑暗的笼！这是我的手，我的拳头！你的呢，你的呢？哦——在这里了！我们打呀！我们冲呀！好呀！蓬蓬！朋友，再用力！蓬蓬！呀！你怎么？" “我的手痛了！喔唷唷！腻忒忒的东西！我相信那就是血！我已经受伤！" “咄！你一说，当真我也觉得有点儿痛！我这也是血罢！然而朋友，不要畏缩，不要灰心！你想想，外边已经天亮，而且光明像一支枪，像一支尖头的橛，已经打进了我们这黑暗的笼！" “对呀！那么一条细光就已经很美丽，外边的全是光明的世界不知道美丽到怎样了！呀呀！我想着了就快活到全身发抖！" “可是我痛得全身发抖！一点力都没有了！这黑暗的笼还是很坚固！呀！红的绿的更加多了！它们跳跃，跳跃！" “我也是一点力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力量本不在拳头而在头脑！" “现在却需要拳头！" “可是我要休息一下。那裂缝总是愈裂愈大，我们且等待一下，到时机成熟再动手罢！呀呀！多么美丽，这一道光！然而还只得指头粗细那么一道！" “哎！我手脚都软了！不知道是为的疲倦呢，还是为的快乐！我也只好歇一下。朋友，你不想大声叫一下么？我们大声叫呀！多么美丽！光明在前面不远了！朋友，我们拥抱罢！我们要唱一支歌，欢迎光明的来到！" 二 “不知道又经过多少时候了。怎么还没听得外边有响动！我闷得慌！" “可不是！我的心头就像有许多蚂蚁历历落落的在那里爬！想到外边的世界已经放光明，我就觉得这里的黑暗更加不可耐了！先前怎么会忍耐得下去，想来真奇怪！" “然而你不要性急，馒头已经吃到豆沙边了！你看！一道道的光，更加多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了！哈哈，这光线的网！多么美丽，是奇观呀！你看！这些光线都比刚才又粗了些了！喂喂，你把你的脸放到那条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我的脸了！也许我们彼此要不认得了！现在，再移近些！喔呵！我看见了，看清楚了！你的脸多么苍白！就同死人一样！哎，你试笑一笑！多久我没有看见人们的笑容了！呸！你这笑不自然，不美丽！可怜的孩子，你连怎样笑都忘记了罢？你这怪丑恶的笑脸怎么好到外边那光明的世界！你用这样的笑脸去欢迎光明，那是天大的罪过呀！" “可是你呢？你也把脸放到这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你会比我好些么！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 “我相信我还不至于十分走样！” “咄！别吹牛！哈哈，你还像个人么！满脸的胡子了！还有，——你别动！你不要逃，你有一对红镶边的眼睛！你简直像个猴子！" “胡说！" “可惜没有一面镜子给你自己照一照！" “这也用得到大惊小怪么？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人总不免有点走样！我比你年纪大些，经过的苦难比你多，可是我的经验也就比你丰富了！哎！先前我们那一伙，最早的寻求光明的同志，现在只剩了我一个，怎么我能够不老呀！" “就是我的一辈，也只剩了个我！前些时还听得他们在那边坑里呻吟，现在好久没听到，想来都死了！咄，这杀人的黑暗！可是也快完结了！" “对了！那个坑！那个杀人的坑！我比你早出世，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现在那么黑暗，我看见过那坑的险恶！坑边是刀山，坑底是成万的毒蛇！——呵！你看呀！这一条光恰就射到那坑边上了！那白森森的就是枯骨，那一闪一闪发着红光的就是毒蛇的眼睛罢！呵！你再跟着那一道光看过去哟！那是什么？哦哦，那是吊人的木架子，那是砍头的大刀罢！呀呀，我现在又看见了这一切，再要我多住一刻当真不行！" “可不是！看见的危险比不看见的更加可怕！我的心突突地跳！我怕它会一下里爆裂了！朋友，不要再朝下边看了。我们朝上面看罢！不要回忆那些过去的，我们想想那未来的罢！朋友，你总该知道外边的光明世界是怎么一个景象？" “咳，可怜的孩子，你真是太幼稚了！" “可是也不能怪我！刚刚我懂一点事！黑暗就包围了我！况且书本子早就被他们烧光了，严密的文化封锁！" “哦哦，不错！那么，让我来想一想。哦，书本子上说—-" “怎么！你也只是书本子上看来的么？" “咦！不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孩子！除了书本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呀！嗳！我记得书本子上说过——总而言之，是一个全善全美的世界，乐园，天堂！" “说下去呀！我等着你再说下去呀！你说得具体一点儿，不要太抽象！" “真是麻烦的孩子！那么，你听着！嗳，从哪儿说起呢？一部二十四史！呵，有了，你用心听着！大概是什么神话上说过，从前世界上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人类不分你我，共同生活，没有贪鄙奸诈；面包生在树上，河里就是牛奶；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平等，自由，幸福！处处是琼楼贝阙，鸟语花香！这样的黄金时代，古已有之，而现在回来了，就是那外边的光明世界。" “啧啧！那才是人的生活！就在外边么？我不耐烦了！" “呵！你要耐烦点！不是已经试过了么，我们的拳头不中用！" “可是我现在全都知道了，我就耐不住；我想我一定得闷出病来罢。" “唷唷，快了！你不看见这里纵横四射全是一道一道的光么？哈！又多了几条了，五条，六条，七条！哈，这黑暗的老屋子全是些裂罅了！快了！" “哈！不要响！那是什么声音？听得么？听得么！" “呵，当真！那好像是风罢，呼——呼——的！" “而且那轰隆隆的，一定是雷！呵，风！雷！" “而且还有雨呢！你听！那一片擂鼓似的声音！" “这是少有的大风雷雨！我的耳朵也震聋了！" “我们说话也听不清了！呵，这是翻天覆地的大风雷雨！等我想一想：历史上说的洪水时期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喂！喂！你说的什么红，红？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不好了！地在我们脚底下震动！我想这是火山爆发！呵！这一声！" “呵！地震！雷吼！我还看见了电火！" “呵——喔——……" “怎么！你发疯？你趴在地下干什么？呀呀！看那边，那边！一派亮光！一派火！我们右边没有那牢墙了！哈哈！自由！光明！可是，咦，怎么的，我的眼睛——" “让我来看！火，火，火！啊哟！哪里来的针刺了我的眼睛！" “天哪！怎么我睁不开眼睛！我要去欢迎光明呀，怎么我的眼睛——" “而且我也是一样的病！” “你说，快说！什么病？啊哟！风吹得我全身发抖！有什么东西烫着我的皮肤！而且我的眼睛还是痛，很痛！" “呃……" “怎么！这是你么？你抱住了我干什么？你拖我走？你拉我到哪里去呀？天哪！我的眼睛！我怕是盲了不成！……你拖我到哪里去呀？你，你，你！……" 三 “现在没有声音了。” “那蓬蓬地响着的又是什么？” “那光景就是大火！烧毁了一切的大火！" “也要烧到我们这里来罢？" “光景是要来的！" “那么我要去看一看，我要离开这半黑暗的该诅咒的墙角！" “但是你不怕那边太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你的眼睛么？" “我不怕！就是瞎了眼睛，我也要去！为了寻求光明，即使瞎了眼睛也值得！" “但是那边并不是真的光明！那边的是地狱里喷发出来的孽火！那边一点也不像我从前所读的书本子上那些话！" “你难道能够断定你的书本子一定不错！书本子是死的，书本子不能预言了一切变化！我一定要走了！你也一块儿去罢！" “你的眼睛就能够睁开来么？我的是不行！在这里，我还觉得眼皮上麻辣辣地有点刺痛！" “我也有一点儿。但是我想来那是一定不可免的过程。你想想我们在黑暗中多久了，骤然跑到强烈的光明下，眼睛总要睁不开！总要觉得痛！忍过这一会儿就好了！" “可是我不愿意。并且我读过的书本子只许给我自由，快乐，没有说过先得受痛苦！先要给人痛苦的，那就不是理想的极乐世界！"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 “不行！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一定要年长的人给你引路！" “我不要谁来引路！我会走自己的路！" “但是你丢我一个人在这里未免太残酷！"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竟说没有别的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你最好再等一下。那边的大火会把你烧做灰！" “我就想到大火里去锻炼一下。" “你这是不知高低的话！" “哈，哈，哈！……呵，雷又响了！这风！呀，呀，朋友，快走， 快走！这墙也要倒下来了！我扶着你罢！呀——" “哼，哼，可是我当真不行了！……我的心好像已经爆破了，我的眼睛也盲了！……这变动！天翻地覆的变动！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好的正气的变动！……书本上从没说过……我当真不行了！我不能动了！我快就要死了！" “但是朋友，你得努力，你得振作！我抱你起来罢？" “不成！……" “呀呀！你的脸，你的嘴唇，全都冷下去了，冷下去了！让我来试一试看，还有没有气息？呀——可是，这墙当真要倒了！火，火也就要烧过来了！哈！来罢！烧毁了旧世界的一切渣滓！来罢！我要在火里洗一个澡！" 1932年11月26日。 冬天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岂不同罢。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憎。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弃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厝的棺木或者骨殖甏，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罢，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期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病光顾我的季节呵！ 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 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雷雨前 清早期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摸一摸桥石，竟像还带点热。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晚快边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天快亮的时候，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烘烘。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然而太阳的威力好像透过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头顶。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有两尺多阔的，你能说不像沟么？那些苍白色的泥土，干硬得就跟水门汀差不多。好像它们过了一夜工夫还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热气吐完，这时它们那些扁长的嘴巴里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 站在桥上的人就同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出什么来。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洞，也没有动一动。也许幔外边有的是风，但我们罩在这幔里的，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它飘飘扬扬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筒里似的，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气。 汗呢，只管钻出来，钻出来，可是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不爽快，像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人像快要干死的鱼，张开了一张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像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合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然而中什么用？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气过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边来了巨大的愤怒的吼声！ 猛可地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还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灰色的幔！ 空气比以前加倍闷！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会猜想这时那幔外边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气；你断得定他还要进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闪电光，那隆隆隆的怒吼声。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嗡嗡嗡的，绕住你，叮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戴红顶子像个大员模样的金苍蝇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专拣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来了蚊子。哼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经，或者老秀才读古文。苍蝇给你传染病，蚊子却老实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可是赶走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又是一大群乘隙进攻。你大声叫喊，它们只回答你个哼哼哼，嗡嗡嗡！ 外边树梢头的蝉儿却在那里唱高调：“要死哟！要死哟！" 你汗也流尽了，嘴里干得像烧，你手里也软了，你会觉得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再坏！ 然而猛可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胡——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 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 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戽水 就说是a村罢。这是个二三十人家的小村。南方江浙的“天堂"区域照例很少（简直可以说没有）百来份人家以上的大村。可是a村的人出门半里远，——这就是说，绕过一条小“浜"，或者穿过五六亩大的一爿田，或是经过一两个坟地，他就到了另一个同样的小村。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叫它b村，假如b村的地位在a村东边，那么西边，南边，北边，还有c村，d村，e村等等，都是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的，用一句文言，就是"鸡犬之声相闻"。 可是我们现在到这一群小村里，却听不到鸡犬之声。狗这种东西，喜欢吃点儿荤腥；最不摆架子的狗也得吃白饭拌肉骨头。枯叶或是青草之类，狗们是不屑一嗅的。两年多前，这一带村庄里的狗早就挨不过那种清苦生活，另找主人去了。这也是它们聪明见机。要不，饿肚子的村里人会杀了它们来当一顿的。 至于鸡呢，有的；春末夏初，稻场上啾啾啾的乱跑，全不过拳头大小，浑身还是绒毛，可是已经会用爪子爬泥，找出小虫儿来充饥。然而等不到它们"喔喔"啼的时候，村里人就带它们上镇里去换钱来买米。人可不像鸡，靠泥里的小虫子是活不了的。所以近年来这一带的村庄里，永远只见啾啾啾的小鸡，没有邻村听得到的喔喔高啼的大鸡。 这一带村庄，现在到处是水车的声音。 a村和b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从"端阳"那时候起，小河的两岸就排满了水车，远望去活像一条蜈蚣。这长长的水车的行列，不分昼夜，在那里咕噜咕噜地叫。而这叫声，又可以分做三个不同的时期： 最初那五六天，水车就像精壮的小伙子似的，它那"杭育，杭育"的喊声里带点儿轻松的笑意。水车的尾巴浸着浅绿色的河水，辘辘地从上滚下去的叶子板格格地憨笑似的一边跟小河亲一下嘴，一边就喝了满满的一口，即刻又辘辘辘地上去，高兴得嘻嘻哈哈地把水吐了出来，马上又辘辘地再滚了下去。小河也温柔地微笑，河面漾满了一圈一圈的笑涡。 然而小河也渐渐瘦了。水车的尾巴接长了一节，它也不像个精壮的小伙子，却像个瘦长的痨病鬼了。叶子板很费力似的喀喀地滚响，滚到这瘦的小河里，抢夺了半口水，有时半口还不到，再喀喀地挣扎着上来，没有到顶（这里是水车的嘴巴），太阳已经把带泥的板边晒成灰白色了。小河也是满脸土色，再也笑不出来，却吐着叹息的泡沫。 这样过了两天，水车的尾巴就不得不再接长一节。可是，像一个支气管炎的老头子，它咳得那么响，却是干咳。叶子板因为是三节了，滚得更加慢，更加吃力，轧轧的响声也是干燥的，听了叫人牙齿发酸。水车上的人，半点钟换一班。他们汗也流完了，腿也麻木了，用了可惊的坚强的意志，要从这干瘪的小河榨出些浓痰似的泥浆来！轧轧轧，喀喀喀，远远近近的无数水车愤怒地悲哀地喊着。 这样又是一天，小河像逃走了似的从地面上隐去。河心里的泥开始起皱纹，像老年人的脸；水车也都噤口，满身污泥，一排一排，朝着满天星斗的夏天的夜。 稻场上，这时例外地人声杂乱。a村和b村的人在商量一个新的办法。那条小河的西头，是一个小小的浜，那已是c村的地界。靠着浜边，是c村人的桑地，倘使在这一片桑地上开一道沟出去，就可以把外边塘河里的水引到浜里，再引到小河里。 从浜到塘河，路倒不远，半里的一小半；为难的，这是一片桑地，而且是c村人的。然而要得水，只有这一条路呀！a村和b村的人就决定去跟那片桑地的主人们商量，借这么三四尺阔的地面开一道沟出来；要是坏了桑树，他们两村的人照样赔还。 他们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终于把这道沟开成了。然而塘河里的水也浅得多了，不用人工，不会流到那新开成的沟。这当儿，农民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再来一次表现。a村和b村的人下了个总动员！新开沟跟塘河接头那地方立刻挖起一口四五丈见方的蓄水池来，沿那池口，排得紧紧的，是七八架水车，都是三节的尾巴，像有力的长臂膊，伸到河心水深的地点，车上全是拼命的壮丁，发疯似地踏着，叶子板汩汩地狂叫！这是人们对旱天的最后的决战！ 蓄水池满了，那灰绿色的浑水澌澌地流进那四尺多阔的沟口，倒好像很急似的；然而进了沟就一点一点慢下来了，终于通过了那不算短的沟，到了浜，再到了那小河的干枯的河床，那水就看不出是在流，倒好像从泥里渗出来似的。小河两岸的水车头，这时早又站好了人，眼望着河心。有几个小孩在河滩上跑来跑去，不时大声报告道：“水满一点了！”“一个手指头那么深了！"忽然一声胡哨，像是预定的号令，水车头那些人都应着发声喊，无数的脚都动了，水车急响着枯枯枯的干燥的叫号。但是水车的最下的一个叶子板刚刚能够舐着水，却不能喝起水来，——小半口也不行。叶子板滚了一转，湿漉漉的，可是戽不起水！ “叫他们外边塘河边的人再用点劲呀！"有人这么喊着。这喊声，一递一递传过去，骑马似的报到塘河上。“用劲呀！"塘河上那七八架水车上的人品声叫了一下。他们的酸重的腿儿一起绞出最后的力气，他们脸上的肌肉绷紧到起棱了。蓄水池扑剌剌扑剌剌地翻滚着白色的水花。从池灌进沟口的水哗哗地发叫。然而通过了那沟，到得小河时，那水又是死洋洋没点气势了。小河里的水是在多起来，然而是要用了最精密的仪器才能知道它半点钟内究竟多起了若干。河中心那一泓水始终不能有两个指头那么深！ 因为水通过那半里的一小半那条沟的时候，至少有一小半是被沿路的太干燥的泥土截留去了。因为那个干了的小浜也有半亩田那么大，也是燥渴得不肯放水白白过去的呀！ 天快黑的时候，小河两岸跟塘河边的水车又一起停止了。a村和b村的人板着青里泛紫的面孔，瞪出了火红的眼睛，大家对看着，说不出话。c村的人望望自己田里，又望望那塘河，也是一脸的忧愁。他们懂得很明白：虽然他们的田靠近塘河地位好，可是再过几天，塘河的水也靉e不上来了，他们跟a村b村的人还不是一样完了么？ 于是在明亮的星光下，a村和b村的人再聚在稻场上商量的时候，c村的人也加入了。有一点是大家都明白的：尽管他们三村的人联合一致，可是单靠那简陋的旧式水车，无论如何救不活他们的稻。"算算要多少钱，雇一架洋水车？"终于耐不住，大家都这么说了，大家早已有这一策放在心里，——做梦做到那怪可爱的洋水车，也不止一次了，然而直到此时方才说出来，就因为雇用洋水车得花钱，而且价钱不小。照往年的规矩说，洋水车灌满五六亩大的一爿田要三块到四块的大洋。村里人谁也出不起这大的价钱。但现在是"火烧眉毛"，只要洋水车肯做赊帐，将来怎样挖肉补疮地去还这笔债，只好暂且不管。 塘河上不时有洋水车经过，要找它不难。趁晚上好亮的星光，就派了人去守候罢。几个精力特别好，铁一样的小伙子，都在稻场上等候消息。他们躺在泥地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谈。他们从洋水车谈到镇上的事。正谈着镇上要"打醮求雨"，塘1河上守候洋水车的人们回来了。这里躺着的几位不约而同跳了起来问道：“守着了么？什么价钱？" 1打醮：设坛祭祷，以求福消灾的一种宗教仪式。 “他妈妈的！不肯照老规矩了。说是要照钟点算。三块钱一点钟，田里满不满，他们不管。还要一半的现钱！" “呀，呀，呀，该死的没良心的，趁火打劫来了！" 大家都叫起来。他们自然懂得洋水车上的人为什么要照钟点算。在这大旱天把塘河里的水老远地抽到田里，要把田灌足，自然比往年难些，——不，洋水车会比往年少赚几个钱，所以换章程要照钟点算！ 洋水车也许能救旱，可是这样的好东西，村里人没"福"消受。 又过了五六天，这一带村庄的水车全变做哑子了。小港里全已干成石硬，大的塘河也瘦小到只剩三四尺阔，稍为大一点儿的船就过不去了。这时候，村里人就被强迫着在稻场上"偷懒"。 他们法子都想尽了，现在他们只有把倔强求生的意志换一个方面去发泄。大约静默了三天以后，这一带村庄里忽然喧嗔着另一种声音了；这是锣鼓，这是呐喊。开头是a村和c村的人把塘河东边桥头小庙里的土地神像（这是一座不能移动的泥像，但村里人立意要动它，有什么办不到！）抬出来在村里走了一转，没有香烛，也没有人磕头（老太婆磕头磕到一半，就被喝住了），村里人敲着锣鼓，发狂似的呐喊，拖着那位土地老爷在干裂的田里走，末了，就把神像放在田里，在火样的太阳底下。"你也尝尝这滋味罢！"村里人潮水一样的叫喊。 第二天，呆在田里的土地老爷就有了伴。b村e村以及别的邻村都去把他们小庙里的泥像抬出来要他们"尝尝滋味"了，土地老爷抬完了以后，这一带五六个村庄就联合起来，把三五里路外什么庙里的大小神像全都抬出来"游街"，全放在田里跟土地做伴。"不下雨，不抬你们回去！"村里人威胁似的说。 泥像在毒太阳下面晒起了裂纹，泥的袍褂一片一片掉下来。敲着锣鼓的村里人见了，就很痛快似的发喊。"神"不能给他们"风调雨顺"，"神"不能做得像个"神"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报复是可怕的！ 告示贴在空的土地庙的墙上。村里人也不管告示上说的是什么话。他们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这时只注定了一点：责罚那些不管事的土地老爷。说是"迷信"，原也算得迷信，可是跟城里人的打醮求雨意味各别！村里人跟旱天奋斗了一个月积下来的一腔怒气现在都呵在那些"神"的身上了，要不是无水可靉e，他们决不会想到抬出"土地"来，——他们也没有这闲工夫；而在他们既已责罚了"神"以后，他们那一腔怒气又要换一方面去发泄了。不过这是后事，不在话下。1 1934年9月8日。 1本篇最初发表时及其后编印的各种版本中均无"告示……不在话下。"这一段，现据作者手稿补入。但自上下文看，期间似尚有脱漏。 人造丝 那一年的秋天，我到乡下去养病，在"内河小火轮"中，忽然有人隔着个江北小贩的五香豆的提篮跟我拉手；这手的中指套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刻有两个西文字母：hb。 “哈，哈，不认识么？" 我的眼光从戒指移到那人的脸上时，那人就笑着说。 一边说，一边他就把江北小贩的五香豆提篮推开些，咯吱一响，就坐在我身旁边的另一只旧藤椅里。他这小胖子，少说也有二百磅呢！ “记得不记得？xx小学里的干瘪风菱？……" 他又大声说，说完又笑，脸上的肥肉也笑得一跳一跳的。 哦，哦，我记起来了，可是怎么怨得我不认识呢？从前的“干瘪风菱"现在变成了"浸胖油炸桧！"——这是从前我们小学校里另一个同学的绰号。当时他们是一对，提起了这一位，总要带到那一位的。 然而我依然想不起这位老朋友的姓名了。这也不要紧。总之，我们是二十年前的老同学，打架打惯了的。二十多年没见面呢！我们的话是三日三夜也讲不完的。可是这位老朋友似乎很晓得我的情形，说不了几句话，他就装出福尔摩斯的神气来，突然问我道： “回乡下去养病，是不是？打算住多少天呢？” 我一怔。难道我的病甚至于看得出来么？天天见面的朋友倒说我不像是有病的呢！老朋友瞧着我那呆怔怔的神气，却得意极了，双手一拍，笑了又笑，翘起大拇指，点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你看！我到外国那几年，到底学了点东西回来！我会侦探了！" “嗯嗯——可是你刚才说，要办养蜂场罢，你为什么不挂牌子做个东方福尔摩斯？"我也笑了起来。 不料老朋友把眉毛一皱，望着我，用鼻音回答道： “不行！福尔摩斯的本事现在也不行！现在一张支票就抵得过十个福尔摩斯！" “然而我还是佩服你！" “呵呵，那就很好。不过我的本事还是养蜂养鸡。说到我这一点侦探手段，见笑得很，一杯咖啡换来的。昨天我碰到了你的表兄，随便谈谈，知道你也是今天回乡下去，去养病。要不然，我怎么能够一上船就认识你？哈哈，——这一点小秘密就值一杯咖啡。" 我回想一想，也笑了。 往后，我们又渐渐谈到蜂呀鸡呀的上头，老朋友伸手在脸上一抹，很正经的样子，扳着手指头说道： “喂，喂，我数给你听。我出去第一年学医。这是依照我老人家的意思。学了半年，我就知道我这毛躁脾气，跟医不对。看见报上说，上海一地的西医就有千多，我一想更不得劲儿；等到我学成了时，恐怕就有两千多了，要我跟两千多人抢饭吃，我是一定会失败的。我就改学缫丝。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你知道我老人家有点丝厂股子。可是糟糕！我还没有学好，老人家丝厂关门，欠了一屁股的债，还写了封哀的美敦书给我，着我赶快回国找个事做。喂，朋友，这不是把我急死么？于是我一面就跟老人家信来信去开谈判，一面赶快换行业。那时只要快，不拘什么学一点回来，算是我没有白跑一趟欧洲。这一换，就换到了养蜂养鸡。三个月前我回来了，一看，才知道我不应该不学医！" 老朋友说到这里，就鼓起了腮巴，一股劲儿看着我，好像要等我证明他的"不该不学医"。等了一会儿，我总不作声，总也是学他的样子看着他，他就吐一口气，自己来说明道： “为什么呀？中国是病夫之国咯！我的半年的同学里，有几位已经挂了牌子，生意蛮好。可是我跟他们同学的半年里，课堂上难得看见他们的尊容！" “哎，哎，事情就是难以预料。不过你打算办一个蜂场什么的，光景不会不成功罢？"我只好这么安慰他。 “难说，难说！……我把我的计划跟几位世交谈过，他们都不置可否。事后听得他们对旁人说：养养蜜蜂，也要到外国去学么？唉，朋友！" 这位老朋友第一次叹口气，歪着头，不出声了，大拇指拨动他中指上的挺大的金戒指，旋了一转，又旋一转。 这当儿，两位穿得红红绿绿的时髦女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一会儿又走回来，背朝着我们，站在那里唧唧哝哝说话。 我的老朋友一面仍在旋弄他那戒指，一面很注意地打量那两份背面的"美人"。他忽然小声儿自言自语的说： “我顶后悔的，是我学过将近三年的缫丝。" 他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似乎问我懂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我自己以为懂得，点一下头；然而老朋友却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赶快摇着头自己补充道： “并不是后悔我白花了三年心血。不是这个！是后悔我多了那么一点知识，就给我十倍百倍的痛苦！" “哦？——"我真弄糊涂了。 “喏喏，"老朋友苦笑一下，“我会分辨蚕丝跟人造丝了。哪怕是蚕丝夹人造丝的什么绸，什么绨，我看了一眼，至多是上手来捏一把，就知道那里头搀的人造丝有多少。哼，我回来三个月，每天看见女人们身上花花绿绿时髦的衣料，每次看见，我就想到了——" “就想到了你老人家的丝厂关门了？”我忍不住凑了一句，却不料老朋友大不以为然，摇着手急口说下去道： “不，不，——我是想到了人造丝怎样制的，我觉得那些香喷喷的女人身上只是一股火药品！" “什么？你说是火药品！"我也吃惊的大声说。 我们的话语一定被前面的那两位女人听得清清楚楚了，她们不约而同，转过半张脸来，朝我们白了一眼，就手拉手的走开了我们这边。这在我的老朋友看来，好像是绝大的侮辱；他咬紧了牙齿似的念了一个外国字，然后把嘴巴冲着我的耳朵叫道： “不错，是火药品！制人造丝的第一步手续跟制无烟火药是一样的！原料也是一样的！" 这小胖子的嗓子本来就粗，这会儿他又冲着我的耳朵，我只觉得耳朵里轰轰轰的，“人造丝，……无烟火药……一样！”轰轰轰还没有完，我又听得这老朋友似乎又加了一句道：“打仗的时候，人造丝厂就改成了火药局哩！" 到这时，我也明白为什么这位老朋友说是"痛苦"了。他学得的知识只使他知道中国人人身上有人造丝，而且人造丝还有火药品，无怪他反复说：“顶后悔的，是我学过将近三年的缫丝！" 现在又是许久不见这位老朋友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了哪里去；不过我每逢看见人造丝织起的时候，总要想到他，而且也嗅到了他所说的"火药品"！ 而且，最最重要的，这些人造丝都是进口货——东洋货！ 全运会印象 据报上说，全运会十一天内售出门票总价计银（法币）十一万元左右。算个整数十一万元罢，那么我也居然是报效过十一万份之四的一个看客。 我和运动会什么的，向来缘分不大好，第一次看到运动会，是在杭州，那还是刚刚"光复"以后。是师范学堂一家的运动会，门票由师范学堂的一个朋友送来，一个钱也没有花。（师范学堂运动会的门票本来也不卖钱的）。第二次在北京看了，时在民国三年或四年，好像是什么华北运动大会，门票是卖钱的，可是我去看了一天，也没有花钱。因为同校的选手例可"介绍"——或者是"夹带"罢，我可弄不清楚了，——若干学生进场，既然是"夹带"进去的，当然坐不到"看台"，只混在芦席搭的本校选手休息处，结果是看"休息"多于看"运动"。 第三次就是这一回的全运会。这一次不但花钱坐"看台"是有生以来的"新纪录"，并且前后共去看了两天，也是"新纪录"。谁要说我不给"全运会"捧场，那真是冤枉。 然而"捧场"之功，还得归之于舍下的少爷和小姐，第一次是少爷要去看，我当然应得勉强做一回"慈父"。第二次是小姐要看了，那我自然义不容辞自居为"识途之老马"。 我相信，我虽然只去了两次，却也等于和大会共终绐。因为一次是最不热闹的一天（十二日），又一次便是最热闹（十九日）。我凭良心说：这两天都使我"印象甚佳"。 首先，我得赞美那直达全运会场的华商公共汽车的卖票人实在太客气了，隔着老远一段路，他就来招呼。殷勤到叫人过意不去，看惯了卖票人推"土老儿"下车，不管他跌不跌交的我，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意外。这是"去"，哪里知道"回来"的时候，几路车的卖票人一起动员作"招呼"的竞赛，那一份"热心"恐怕只有车站轮埠上各旅馆的接客方才够得上。自然，这是"最不热闹"的十二日的景象。至于最热闹的十九日呢，理合例外，下文再表。 好，买得门票，就应当进场了，不知道为什么，左一个"门"不能进去，右一个"门"也不能进去。于是沿着"铁丝网"跑了半个圈子，居然让我见识了一番会场外的景致。会场的"四至"全是新开的马路（恕我记不得这些马路的大名），而在这些马路一边排排坐的，全是芦席搭成的临时商店，水果铺和饭馆最多。也有例外，那就是联华影片公司的"样子间"棚顶上有两个很大的电灯字——《天伦》。对不起，我把联华的临时的宣传1棚称为"样子间"，实在因为它不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临时宣传棚似的既有人"招待"又可"休憩"，并且恭送茶水。 1《天伦》一九三五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故事片。 一看见有那么多的临时芦棚饮食店，我忽然想起这会场外的景致实在太像我们家乡的"香市"。说是"太像"，决不是指两者的形貌，而是指两者的"氛围"。同样的，“田径场"可就"太像"上海的三等影戏院。我赴会以前，把我二十年前看过华北运动会的宝贵经验运用品来，随身带了些干粮（我想我应当表明一句，我是单拣那没有核也没有皮壳的东西），还带了一瓶葡萄汁、一瓶冷开水，然而一进了田径场的"看台"，我就晓得我的"细心"原来半个钱也不值。这里什么都有：点饥的，解渴的，甚至于消闲的，各种各样饮食的贩卖员赶来落去比三等戏院还要热闹些；栗子壳和香蕉皮、梨子皮到处有的是。这样的舒服"自由"我自然应当尽量享受，于是把葡萄汁喝了，冷开水用来洗手，空气子随便一丢，而肚子尚有余勇，则尽力报答各式贩卖员劝进的盛意。至于带去的干粮呢，原封带回。 “田径场"像一个圆城，看台就是城墙，不过当然是斜坡形。我不知道从最低到最高共有几级，只觉得"仰之弥高"而已。我们站在最高的一级，那就是站在城墙顶上了，看着城圈子里。 那时"城圈子"里，就是"田径场"上，好像只有一项比赛，足球。广东对山东罢？当然是广东队的"守门"清闲得无事可做，我真替他感到寂寞。我听得那播音喇叭老是说：“请注意，广东又胜一球。"真觉得单调。我热心地盼望山东大汉们运气好些，每逢那球到了广东队界内时，我便在心里代山东大汉们出一把力。我这动机，也许并不光明，因为广东队的球门离我近，我可以更加看得明白。 忽然有一个声音在我前面说：“怎么球总在那边呢！" 我留心去找那说话的人，原来是一位穿得很体面的中年太太，撑着一把绸洋伞，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年青人坐的旁边，光景是她的令郎。 “因为这一边的人本事好，"那位"令郎"回答。接着他就说明了许多足球比赛的规则。凭我的武断，这位中年太太对于足球——或者甚至运动会之类，常识很缺乏，要不是足球而是回力球，那她一定头头是道；然而她居然来了，坐在代价高可是不舒服的水泥"看台"上，她也带着她的"令郎"，可一定不是她在尽"慈道"而是她的"令郎"在尽"孝道"。谁要说她不给"全运会"捧场，那也真是冤枉。 这时，太阳的威力越来越大，那位"热心"的中年太太撑伞撑得手酸了。而且就在头顶那香炉式的烟囱口里，老是喷着煤灰，像下雨一般往我们这些看客身上洒——如果跟雨一样重倒也好了，偏偏又比雨点轻，会转弯。中年太太虽然有伞，却也完全没用。于是我听得"热心"的她第一次出怨声道：“怎么没有个布篷遮遮呢！不及海京伯！" 哦，哦！海京伯！那不是曾经在"一二八"以后的上海赚过大钱的德国马戏班吗！哦哦，我懂得这位中年太太心中的"全运会"了。 我忽然觉得"看运动会"也不过如此，然而看运动会的各色人等却大有意思。我坐不定了，我也开始"运动"。在那斜坡形的"城墙"上来来去去跑。我在多数看客的脸上看见了这样的意思：比不上海京伯或是"大世界"的大杂耍。有些穿了制服排队来的学生看客自然是例外，可是他们"嘴巴的运动"似乎比"眼睛的运动"忙得多了。他们谈天，吃零食，宛然是pic的风度；这也怪不得，那天上午的"运动"实在不多。 下午，我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我的活动地盘仍旧是 “田径场"，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看看"运动会"的各色人等，再没有比"田径场"好了。下午这里的节目很多。除了跳远，赛跑，掷铁饼，那边的"国术场"还有一个老头子（也许不老）穿了长衫舞刀，这在中年太太之流看来，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大杂耍"么？ 而且下午看客也多些了，我如果死守在一个"看台"上未免太傻，于是我第一步按照"门票"给我的"资格"游了两处"看台"，第二步是做蚀本生意，“降格"以求进；门警先生很热心地告诉我"走错了"。但因我自愿错到底，他也就笑笑。第三步我打算"翻本"，然而两条腿不愿意，只好作罢。 老实说，我近来好多时候没有这样"运动"过；所以即使看不到人家的运动，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相信这一个下午比一服安眠药有效得多。但是，事后我才知道我这回的能够给我自己“运动"，还得感谢那天的看客最不热闹。 下午，除了更加证实我上午的"发见"而外，还得了个新的“不解"；有一群穿一色的青白芦席纹布长衫的小学生，每人都拿了铅笔和拍纸簿，很用心地记录着各项比赛结果的报告。中间有几位偶尔错过了播音喇叭的半句话，就赶忙问同伴道：“喂，你抄了吗？百米低栏第二名是多少号？"似乎这是他们出来一趟的"成绩"，回头先生要考查。 我不能不说我实在"不解"这群小学生眼目中的"全运会"到底是个什么。 还有一个"不解"，那却轮到我的少爷身上。当我们互相得到同意离开了运动场的时候，就问他：“看得满意吗？”他照例不表示。我又问：“足球好不好？你是喜欢看足球的呀。”“虹口公园的还要好。”“那么你不满意了？”回答是，“也不。”“哦——那么你还赞成些别的罢？"我的少爷却笑了笑说：“我记不清楚了！"凭经验我知道他所谓"记不清楚"就是拒绝表示意见的“外交词令"。我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其实他的运动会常识比我高。例如赛跑起步时枪声连连两响，就是有人"偷步"，我不知道，而他知道，所以他对于"全运会"的拒绝表示意见，我真是不解。 在我呢，当真没有理由不满意；我自己"运动"过了，而且还看了"看运动会"的人们。然而过了几天以后，我知道我的少爷那天也"看"了一点回来，而且也许他还"赞成"的，那就是会场的建筑。 因为第一次看了"满意"，所以十九那天又去，各报的《全运会特刊》，早已预测这天一定很热闹。我也以为"很热闹"者不过水泥看台上不留空白罢了，哪里知道我这"以为"离事实远得很呢！ 到运动场时，不过十点钟。这次我有"经验"了，几座卖"门票"的亭子一找就得；怪得很，“售票亭"前一点也"不闹"，上去一问，才知道好一些的座位都已经卖完了，（后来我知道"热心"的朋友们都是早两天在中国旅行社买好了的。）然而篮球场的门票居然还有，至于"田径场"只剩起码的二角票。好，二角的就是二角的罢，反正我看"看运动会"的人也就满意了。我买了票后，不到十分钟，“田径场"门票亭就宣告"满座"。 那天"田径场"只有两场足球决赛，时间是下午一点和三点。篮球场也有两场的决赛，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三点。我以为（又是"以为"了）看过前一场的篮球再到"田径场"应卯，一定是从容的。我决定了这办法时，大约是十点半，离下午一点还有三小时光景。不免先上"城头"去逛逛。一进去，才知道这个十万人座位的"田径场"看台已经上座上到八分了！然而，此时“场"中并无什么可看，只远远望见那边"国术场"里有一位上身西装衬衫、下身马裤马靴、方脸儿、老大一块秃顶的"名家"在郑重其事的表演"太极拳"。他双手摸鱼似的在那里掏摸，他前面有一架"开末啦"，大概也在拍罢！1 1"开末啦"英语camera的音译，意即摄影机。 我相信那时田径场的八万看客未必是为了那太极拳而来的，我也不相信他们全是我的"同志"——为了看"看运动会"的人而坐在硬水泥地上晒太阳。他们大部分是所谓"球迷"罢！然而不是来的太早了吗？（后来我知道他们并不太早，他们的“经验"是可靠的。）照我的估计，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一定是十点以前就坐守在这里了！这一份"热心"真可怕！ 并且他们一定决心坐守到下午一点钟，不见他们差不多全带着干粮么？后来我又知道他们的"经验"在这上头也丰富的不得了。因为不久以后不但"满座"而且"挤座"的时候，各种食品的贩卖员都给"肃清"出去，你不自带干粮，只有对不起肚子了。 然而我根据了上次我的"经验"，这回是空手来的。所以“看人"——带便也看"摸鱼"，看到十一点过些儿，就"挤"出（这时已经十足可用一个"挤"字了）那"城墙"来打算吃了饭再说。 吃过饭，我还是按照我的预定步骤先到篮球场。因为小姐是喜欢篮球的。而我也觉得篮球比足球更近于真正的"体育"。篮球是刚柔相济的运动，演来是一段妩媚。 在体育馆门口，我经验了第一次的"夺门"，就知道那里边一定也在"挤座"了。幸而还有座可"挤"。 这里的"看客"大部分是来看"运动"的。并且（也许）大多数是来看选手们的"技巧"，——借用小姐的一句话。于是我也只好正正经经恭观北平队和上海队的"技巧"。 好容易到了一点钟，“看台"上挤得几乎要炸了，两队的球员上场来了，却又走马灯似的各自练一趟腿——好像打拳头的上场来先要"踢飞脚"，那时就听得看客们私下里说"北平队手段好些"。 果然开始比赛的十分钟，北平队占着优势，后来上海队赶上来了。分数一样，而且超过北平队了；但北平队又连胜数球，又占了上风。这样互有进退，到一小时完了时，两边还是个平手。于是延长时间再比赛。在延长时间又快要完的五分钟以前，上海队比北平队略多几分。这时上海队的球员似乎疲倦了，而且也不无保守之心，得到了球并不马上发出或攻篮，却总挨这么二三秒钟。每逢上海球员这样"迟疑"似的不"快干"的当儿，看客中间便有人在"嘘"。老实说，我是外行，不懂这样“不快干"有什么"不合"之处。然而我身旁有一位看客却涨红了脸啐道：“延挨时间，真丢人！" 哦，我明白了，原来篮球规则虽然已颇周密，可是对于"延挨时间"以图保守胜利这巧法儿，也还是无法"取缔"。 锣声响了，比赛告终。上海以略多几分占了胜利。"延宕政策"居然克奏了肤功。北平队先离球场，这时候我忽然听得“看台"的一角发出了几声鼓掌，似乎在宣称北平队的虽败犹荣。而同时在上海队将离球场的时候，忽然那"嘘嘘"声又来了，而且我对面那"看台"上掷下了许多栗子壳和香蕉皮。这个我很懂得是有些"义愤"的"看客"在执行"舆论的道德的制裁"了，而且这些执行者大概不是上海人。 自然，同时也有一些（不多）鼓掌声欢送得胜者，然而"舆论的道德的制裁"的执行者们，因为显然是集中一处的，所以声势颇为汹汹。 在先我知道了上海队是取"延宕政策"的当儿，也觉得他们何必把第三名看得这么重，但后来栗子壳和香蕉皮纷纷而下，我倒又觉得上海队的重视第三名并不特别比人家过分。如果栗子壳和香蕉皮之类等于北平的"啦啦队"，那么，未免多此一举；如或不然而是表示了"舆论"对于"非法胜利者"的唾弃，那么，也是"舆论"一份子的我，对于失败者固然有敬意，而对于胜利者也毫无唾弃之意。比了一小时而不分胜负，总可以证明两边的手段其实没有多大高低。所以上海队的"延宕政策"的成功未必算是"丢人"的"胜利"。要是它不能在延长时间内多得几分，即使它"延宕"也不中用，而这"最后的多得几分"显然不是靠了"延宕"得来的。"上海真运气"——在"延宕政策"开始时，我后边的一位看客说。对了，我也庆幸上海队的好运气，同时也可惜北平队的运气差些。 第二场篮球是河北队和南京队争夺冠军，我们看了一半就走。同时有许多"看"客也纷纷出去。并不是篮球不好看，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还有别的节目要看呢。我是按照预定计划直奔田径场去。 然而糟了，每个看台的入口都已拉了铁门，而且每个紧闭的铁栅门前都有一大堆人在和门警争论。 “里边满了，没有法子！"门警只是这八个字。 我相信里边是满了，因为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就看见"里边"是装得满满的。然而因为打算看"看运动会而不得"的人，我就历试各个"铁门"。沿着那"圆城"走了半个圈子，忽然看见有一道铁门前的人堆例外地发生变动，——半堆在外面的人被铁门吞了进去，我和小姐赶快跑过去，可是那铁嘴巴又已闭得紧紧的了。于是我就得了个确信，里边虽然满了，尚非绝对没有法子，不过"法子"何时可有，那是守门警察"自有权衡"了。我们一伙人就在那里等。 可是隔不了多久，却远远地望见右边另一个铁门也在吞进人去了，这离我站的地方约有三丈路。我招呼了小姐一声，立刻就往右边跑。同时也有许多人"舍此而就彼"。我们跑到了那边时，那铁门还在吞人，我当然是有资格的了。可是回头一看没有小姐，只好赶快跑回去找她，半路碰到她时，再回头一望，那铁门早又闭得紧紧了。我埋怨小姐，小姐也埋怨我，说是我跑了以后，原先我们在等的那个铁门放了许多人进去。 “他们看见了门前人少了，就开门，"小姐说。 哈哈，守门警察的"自有权衡"的原则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得用点技术来抢门。那也简单得很，我们站在两度铁门的半路，要是看见右首的铁门在"通融"而左手铁门前等候的人们蜂拥而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奔左边的那道门。这"策略"一试就成功，门警连票了也没来得及看，因为这当儿是"看客"在表演"夺门"运动。 里边满得可怕！但是我们居然挤了进去，而且也还看得见“运动"。刚刚占定了一个地方，就听得播音喇叭叫道：“你们好好看踢球，不要打架！"接着（过不了五分钟）又是"不要打架，你们是来看足球的！"那时，场中是香港对广东，那时满场十万的看客，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真正热心在看"运动"——不是"球迷"们在看"球王"。 我看了十多分钟实在挨不下去了。太阳是那么热，人是那么挤，想看"看运动的人"也不成。而我于足球也还够不上“迷"的程度。 我只好亏本一回，把花了半小时工夫、运用了"策略"或“技术"抢门而得的权利，仅仅享用了十多分钟。 慢慢地走出运动场的时候，已经四点十几分。我忽然感到不满意了。论理我不应当不满意，因为我确乎很正经地看完了一场篮球。然而我总觉得未尽所欲似的。 因为有点不满意，就只想赶快回家，可是，呵！有多少人在等车！而且还有多少人陆续从运动场里出来！我到了公共汽车停车处时，刚刚有一串的公共汽车远远驶来，那是回来的空车，我知道。但是人们像暴动似的一哄而上，半路里就把空车截住，我也不由的往前跑了一段路。我看见车子仍在走，不过慢些，车门是紧闭着的，人们却一边跟着车跑，一边就往车窗里爬；一转眼已是满满一车子人。我虽然并不"安分"，可是这样的"暴动"只好敬谢不敏！ 各路公共汽车的空车不断地长蛇似的来，其中夹着搬场汽车和货车（当然此时全要载人了），但是没有一次没有一辆不是被半路截住，而且被"非法"爬窗而满了座。搬场汽车和货车没有窗，人们便吊住了那车尾的临时活动木梯，一边跟着车子跑，一边爬上那摇来摇去的梯子。 我一算不对，十五六万的看客，差不多同时要回去，就算是五万人要坐公共汽车，而公共汽车连临时的搬场汽车货车也在内一共是一百辆（后来我知道估计差不多），每车载四十人，二十分钟打个来回，那么要搬运完那五万人该得多少小时？我如果不取"非常手段"也许要等到八点钟罢？这未免太那个了。 然而我终于安心等着，而且我愿意。因为想不到运动会散场以后，居然还可以看到一种"运动"——五六万看客们表演“抢车"那种拼命的精神，比广东足球队还要强些。 这第二次的去看，我终于满意而归。我看了两种并非"选手"的而是群众的"运动"——夺门和抢车。 全运会闭幕后第九日写完。 车中一瞥 挤上了车门，只觉得眼前一漆黑；我几乎以为误入铁闷车了。我是提着一口小皮箱的，忽然我和小起箱之间塞进一个大屁股来，此时要是我一松手，那自然什么都解决，或者我的臂膊是橡皮做的，那也好办；但不幸都不是，我只好叫道：“朋友，慢点！臂膊要轧断了！" 我想我一定是用足了力气喊的，因为挡在我前面的那些人头都向后转了；有一位热心人还帮着我叫道： “不好了！轧坏了小孩子了！" “什么！小孩子？"大屁股的主人似乎也颇吃惊地在我耳边喊起来了。同时他那有弹性的屁股似乎也缩小了一点。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笑了笑回答。趁那大屁股还没回复原状的机会，我的小皮箱就度过了这一关；也不再提在手里了，我抱它在胸前，当真就像抱一个小孩子似的。 自家一双腿已经没有自动运用的可能，我让人家推着挤着，进了车厢。自然这不是铁闷车，可是每个窗口都塞足了人头，——电烫的摩登女性头，光滑油亮的绅士头，……而特别多的，是戴着制帽的学生头，这一切的头攒在每个窗口，显然不是无所为的。可是这一份闲事，我只好不管了；从强光的月台到这车厢里，暂时我的眼睛不肯听我指挥。 那位大屁股依然在我背后。单是他老人家一个，也很够将我从车厢的这一端推到那一端去。而况他背后还有许多别人也在推。然而在我前面的人忽然停止了，因为更前面来了一股相反的推的和挤的。两股既经会合，大家倒似乎死了心了；反正没有座位，谁也犯不着白费力气。 于是在挤足了人的两排座位之间的狭小走路中，人们（连同他们的手携行李）就各自找寻他们的"自由"。 我将小皮箱放在"路"边，下意识地回头去望那车门，可是我的眼光不能望到三尺以外去。挡在我眼前的第一堵墙就是那位大屁股。他这时正也在朝我看呢。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们还可以当作凳子用。" 我笑着对"大屁股"说，自己先坐了下去。 “大屁股"用点头来代替回答，朝我的小皮箱角打量了一眼，也很费力地坐了。 喇叭声从月台上来了。 这是孤独的喇叭，可怜的音调生涩的喇叭。 “车要开了！"大屁股朋友松了一口气似的说。 这位朋友有一张胖脸和一对细眼睛，可是这对细眼睛很能观察人家的表情。他知道我在怀疑喇叭声和"车要开了"的关系，就热心地解释道： “是那些保安队吹喇叭，——他们是欢送分队长的；所以车要开了。” “哦，哦，"我应着，同时也就恍然于为什么车窗里都攒满了人头朝外边看了。他们自然是看月台上的保安队。"但是不靠月台那边的车窗为什么也攒满了人头呢？”——我心里这样想，就转眼过去望了一下。 还有人在看，而且一边看，一边发议论。可惜听不清。我就问我的胖朋友：“那边还有什么？” “兵——不知道是哪里开来的兵；屯在这里有好几天了。”胖朋友回答，忽然他的细眼睛射出愤慨的光芒。我正想再问，前面那些安静地站着的人们忽然又扰动起来了。一只大网篮和一个大片盖在人丛里挤过来，离我和胖朋友二尺多远，赫然站住了；接着是铺盖在下，网篮在上，在这狭小的走路的正中，形成了一座"碉楼"。 同时在相反的方向也有扰动。一位戎装的大汉勇敢地挤过来，忽地直扑一个窗洞，靠窗的座位上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戎装大汉就站上凳子，将一个孩子的上半身逼在他马裤的裤裆中，他自己的头和肩膀都塞在窗洞里，但是赶快又缩进半个肩膀，伸出一只手去，这手上有他的军帽，这手在挥动他的军帽。 喇叭声又孤独地生涩地响了。 车窗外的月台等等也向后移动了。 我知道这戎装大汉就是被欢送的什么分队长。 车窗外的月台过完了。分队长也者，已经镇守在他那铺盖网篮构成的"碉楼"前，他的背对着我和胖朋友。 “碉楼"的网眼里突出一个炮口——一个大号的热水瓶，瓶壳上彩绘着"美女"的半身像，捧一束花，在对分队长媚笑。 我的视线把那"碉楼"作为中心点，向四面扫射一下。倒有半车子的学生。从他们的制服看起来，他们是属于三个不同的学校。我的两邻全是学生。 隆隆隆，车子是开快了。汽笛胜利的叫着。 “放心罢！这一趟车是有司机人的，沿路也有岔道夫，而且没有铁轨被掘掉。" 一个男学生对他的女同学说，惨然一笑。 “刚才车站上那些兵也不是来护送的宪兵……"说的又是一个男学生。 “可是他们在这里干么？"女学生睁大了眼睛问。我觉得她的眼神是沉着的，可又同时含着悲怆。 “鬼知道！" 两个男学生好像约齐了似的同声回答。 于是三张脸都转向窗那边了，望着天空的白云。白云很快地在飞。汽笛忽然又叫了，颤抖似的叫着。听车轮的声音，知道我们正在过一条小河了。 “贵处是哪里？"胖朋友看着我的面孔说。 “xx。" “有兵么？" “也许有。——我一向在外边，不甚明白。" “一定有的。敝处是xx，跟贵乡近得很。我们那里有兵。"胖朋友的细眼睛紧盯住了我的面孔，声音变得严肃。"纪律坏得很！" “哦！八年前我也见过纪律很坏的兵——" “是呀，可是他们不同。买东西不规矩，那只好不算一回事；他们一到，就要地方上供给鸦片，喂，朋友，全是老枪呢！见不得女人。在大街上见了女人就追，人家躲在家里，他们还去打门。" 胖朋友的脸全红了，他那双细眼睛骨碌碌地溜动。 忽然他放低了声音，可是很坚决地说：“这种兵，不能打日本人！" “你以为他们是开来防备日本人么？" “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么。可是，如果不打日本人，他们又来干么呢？我们那里是小地方，向来不驻兵。" 我看见他的眉毛皱起来了，我看出他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解答不甚可信，然而他又想不出别的原因；"鬼知道罢哩！"——我忽然记起刚才那两个男学生的话了。胸中横着这样一个疑团的，不只是这位胖朋友。 “你说是应该和日本人打呢还是不打呢？”我换了题目问他了。 “不打，那是等死。"他干脆地回答。他这话是平平淡淡说了出来的，然而我觉得这比"出师表"式的播音要诚恳到万分。 我们都肃然静默了。我看着他的胖身体，我相信他虽然胖得也许过分一点，然而没有心脏病。 离厕所不远，站着两三个奇装异服的青年。似乎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带得有一种怪样的家伙，隔得远，又被人们的身体遮住，看不明白，只仿佛看见一束细棒儿——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顶端都装饰着白的羽毛。 也不知是好奇呢，或是当真尿急，我费了好大力量爬过了那位分队长的铺盖网篮的"碉楼"，居然到了厕所前。呵，看明白了！原来那怪样的家伙是几张弓和一束箭。弓是直竖着，比持弓的人还长些。箭是刚和用箭的人一般高。 厕所的门推不开，我也忘记了远道艰苦而来的目的，就混在那几位"射手"的中间看着听着。 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好像半儒半商的先生，用半只屁股挨在已经坐了三个人的凳子角上，从洋瓶里倒出些黄褐色的酒到一个热水瓶的盖子里，翘起极文雅的"兰花式"的手指，举到嘴唇边呷了一口，就精神百倍地说道： “射，御，书，……嗯，射是第一位，风雅，风雅，……" 他是对那几位带弓箭的青年说的。 青年的"射手"们似乎不很了然于老先生的富有东方文化精神的remark，然而他们笔直站在那里，态度很严肃。其中1有一位女的，——刚好她是抱着那束长箭的，轻轻地用箭上的羽毛给耳根搔痒，她的眼光却注在那位老先生的"兰花式"的手指上；她的眼光是天真的。 1remark英语。意即议论、评论。 我对于那位老先生的"兰花式"手指的姿势和他的东方文化精神的议论一样不感兴味；我倒仔细打量那几张弓和那一束箭。 弓是白木做的，看去那木质也未必坚硬；箭是竹的杆，因为只是平常的毛竹，似乎也并不能直；箭羽大概是鹅毛，三棱式，上海北京路的旧货店老板或许会错认是制得拙劣的洗皮的刷子；箭镞因为拄着地，看不见，然而我从人们的腿缝间也看了个大概；这是铁铸的，似乎很薄，苏帮裁缝见了是要拿去当作刮浆糊的家伙用的。 老实说，我对于这弓这箭没有敬意，然而我不愿菲薄那几位持弓箭的青年。他们的神情那样天真而严肃；他们对于弓箭的观念也许在我看来是错误的，然而他们本心是纯良的，他们不想骗人，他们倒是受了人家的欺骗。 但是这当儿，那位用了"兰花式"手指擎着热水铺盖代用酒杯的老先生，却发表他的大议论了。他从东方文化精神的宣扬转到"救亡大计"的播音了： “……现在壮丁要受训练了，通国要皆兵了，这是百年大计，百年大计；早五十年就办，岂不好呢？——你们年青人是这样想的。然而现在还不迟，不迟。不要性急！同日本人打仗，性急不来。要慢慢的……" “慢慢的准备起来罢？可惜敌人却不肯慢慢的等着我们准备起全！" 一个声音从老先生的背后出来。 老先生吃惊似的回过脸去，刚好接受了一个鄙夷的睨视。说这话的，是一个小学教员模样的人物。 老先生赶快呷一口酒，就不慌不忙说道： “咳，性急，性急，……要慢慢的等机会呀！凡事总有个数的。天数难逃，是么？" 这时厕所的门开了。我猛又想起要撒尿来。但是那位老先生的议论忽然又从神秘的"天数"转到"世界大势"了，我又舍不得走开。 “中国是弱的。学几拳在这里，等机会，等机会，打几下冷拳头，日本人就吃不消了。中国不出手打，美国人俄国人迟早要和日本人打起来，等日本人打得半死不活，我们偷打几记冷拳头，——此之谓慢慢的等机会呀！性急是要误事的。" 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呢，听了这样的宏论，不禁皮肤上起了疙瘩。料不到这位兰花指头的老先生竟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风度呢！然而也不足怪。我相信他是熟读报纸的，——熟读报纸上的播音讲演的。 可惜竟没有人注意他的宏论。他背后他旁边的人们都在嘈嘈杂杂说他们自己的话。 只有带了箭的几位青年因为和他面对面，似乎是俨然在静听的。这时那位女"射手"又用那束箭杆上的羽毛轻轻地在耳根上搔痒了。她的天真的眼光现在是注在那位老先生的酒糟鼻子上了，有一只苍蝇在这鼻子上吮吸。 白的羽毛在女"射手"的耳根边轻轻摩擦。 “要是耳朵或什么别的地方有点轻痒，用这家伙来擦擦，大概是极好的。"——我不禁这样想。忽然我又想到此时不去撒尿，更待何时。可是慢了！一位黄呢军衣，黑骑马靴的人物，挤过来，直走到厕所门前。他的腰间挂着一柄短剑，大概是绿起的剑鞘，剑柄上好像还刻着字。 他在开那厕所的门时还回头一望。是保养得很体面的一张脸，只是眼睛上有两圈黑晕，叫人联想到电影里的神秘女郎。 绿皮鞘的短剑晃了一晃，砰的一声，人物不见了，厕所门关得紧紧的。 一个人在车子里如果没有座位，会不知不觉移动他的"岗位"的。我等着那挂剑的人物办他的"公"事的当儿，忽然已经和那些"射手"们离得远些，又混在另一个小圈子里这是学生。胸前的证章是什么乡村师范。他们全是坐在那里的。 两人座位的相对两个凳子里是四个女的。两位用大衣蒙了头打瞌睡，一位看着窗外，一位读小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小说，但知道一定是小说。 隔了走路——就是隔了站着的我，她们的男同学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在我近身处，有一位看《申报》上的"通俗讲座"《苏武牧羊》，另外对面的两位都在读一部什么《公民训练》。 忽然打瞌睡的一个女生掀开了大衣尖声叫道：“到了什么地方了？已经是c省了罢？" “呵呵，"一个头从《公民训练》上抬起来，“刚才过了xx站，不知是不是c省地界。" “嗨！看你的公民常识多差！要到了k站才是c省地界呢！"对面的男生说。 我知道他们两位都弄错了，但那位发问的女生似乎是相信后一说的。有一位站在我前面的商人模样的汉子忽然自言自语发感慨道：“真不知道学堂的先生教些什么！" 这句话大概落进那位女生的耳朵了；而且，误以为这是我说的，她盯了我一眼。 我觉得无聊，正想自动的换地位，忽然那位女生一伸手就要抢那男生的什么《公民训练》，佯怒说：“省界也不明白，看这书干么？" “嗨嗨，你们女人只知道看小说，恋爱呀，自杀呀，国要亡了，也不管。" “谁要听这些话！还我的书来，还我的书来！" 这时另一个打瞌睡的女生也过来了，乘那男生正和那女生在斗嘴就从男生的背后抽出一本书来递给了她的同伴，她们都胜利地笑着。 这书是一本小说。我看见封面上五个大字：《梦里的微笑》。 得了书的女生于是翻开书，看了几行，就朝那边的男生说： “你懂得什么！小说里充满了优美的感情，人没有感情，能不能生活？" 于是又看了几行，自言自语的说：“这首诗，这首诗，多优美呀！"她翻过书面来，又自言自语道：“周全朴！这名儿倒不大听得。" 我觉得看够了，要撒尿的意识又强烈起来，于是再挤向厕所那边去。 鞭炮声中 “耶稣圣诞"那晚上，我从一个朋友家里出来，街头鞭炮声尚在劈劈拍拍；一个卖报的孩子缩头扛肩站在冷风里，喊着“号外！号外！"我到街角一家烟纸店换零钱，听得两位国民在大发议论；一位面团团凸肚子的说： “不是我猜对了么？前几天财神1飞去，我就知道事情快要讲好了！" 1财神指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究竟花了多少？" “三千万罢——金洋！" 面团团凸肚子的忽然转过脸来，眼光望到我，似乎十分遗憾于听见他这话的人太少。 这一类的谣言，三两天前早就喧腾众口，拜金主义的人们自然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个面团团凸肚子的家伙说来却好像亲眼看见。可是也怪不得他呵，大报上从没透露一点怎样解决的消息。老百姓虽然"蠢"，官样文章却也不能相信的。 在鞭炮劈拍声中，我忽然感到了寂寞。 时间还早，我顺便又到了一个同乡家里。这家的老爷因为尊足不便，正在家里纳闷，哈哈笑着对我说： “刚才隔壁朱公馆放了半天鞭炮，当差的打听了来说，委员长1坐飞机出来了，就在朱家；出来了大概是真的，就在朱家可是瞎说了，哈哈！" 我再走到街上时，果然看见一座很神气的洋房门前鞭炮的碎红足有半寸厚。阳台上似乎还有一面国旗迎风飘扬。一二个肮脏的孩子蹲在地下捡寻还没放出的鞭炮。两个闲人在那里研究"朱公馆"和委员长的关系。一个说： “是亲戚呢！你怎么不晓得？" “瞎说！不过是阿拉2同乡罢哩！"另一个回驳。 1委员长指蒋介石。 2阿拉浙江省宁波一带方言，“我"的意思。 我无心管这闲事，然而我忍不住笑了。 在冷静的马路上走着，蓦地——砰，拍！高升的双响从前面来了。马路如砥，两旁的店铺和人家如死，路灯放着寒光；却有一辆祥生气车不快不慢朝我开来。刚过去了，我又忽听得脑后一声：砰——拍！我回头去看，捏着一根线香的手臂还伸出在不快不慢开着的祥生气车的车窗外，我分明看见这手臂是穿了制服的。 我恍然了，但这一次我感到的却是无聊。 我又到了一家，——二十年前的一个老同学，却是"主耶稣"新收不满三年的信徒。客厅里一棵圣诞树，不大不小；挂着红绿小电球，也不多不少；摆着些这家的老爷太太赠给少爷小姐们的"礼物"，也是不奢不俭；——这都像这"可敬"的一家，不高不低，不上不下。 那位太太热心地告诉我：“委员长果然今天出来了，我们祷告了三天，主耶稣应许了我们的祈祷。"她拱手放在胸前，挺起眼珠望着头顶。 然而那位老爷却激昂地说： “路透社消息，说委员长自由后第一行动是下令撤兵，这是谣言罢！必须讨伐！毒瓦斯早已准备好了！" “哦！可是那就成为内战，那不是给敌人的侵略造机会么？你不是常说给敌人造机会的，禽兽都不如么？" “不然，此一时，彼一时，为了国法，顾不了那些了！" 这个老爷近来常说什么"法"，我老实听厌了；我们有"法"么？但我不是和他辩论来的，我轻轻一笑，就把口气变成了诙谐： “对了，朋友，你是有一个上帝的，但这也是上帝的意旨么？" 不料那位老爷竟毅然宣言： “主耶稣虽然还没昭告我们，然而我相信主耶稣一定嘉纳！" 我还想"诙谐"一下，可是被那位太太拦住了，说是时候到了，他们合家得唱赞美诗，为了感谢，也为了新的祈求。 我在赞美歌声中又走到街头，对于那一对夫妇觉得可笑，也觉得更加可厌。 1937年1月9日。 谈月亮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滑，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 月亮是一个大片子，我这样想。 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儿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儿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的锋快的杀人的钢刀。 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她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她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她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她偏不肯安分，她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 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 呵呵，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各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那样子。 “不会差得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 “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 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 “你骗人哪！"我作势要揪老头儿的小辫子。 “嗯嗯，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包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老头子还是笑嘻嘻。 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哦哦，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哩！"来剥夺了权利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欺小"，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 呵呵，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见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欺小"，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近，忽然有从"狭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儿，到了我的寓处。1大家都是卯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谊。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了那个"她"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她"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仰起了脸，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抹眼泪。 1"狭的笼"原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所作童话的篇名，这里借指封建家庭的樊笼。 “哎，怎么了？两口儿斗气？说给我来听听。"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 “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下去。 我于是走到女的面前，看定了她，——凭着我们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 “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想，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儿解决，将来他跟我爸爸妈妈也有见面之余地。" 我耳朵里轰的响了一声。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人现在忽又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 “她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 这可把我骇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x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 “那个，只好随它去；反正我的多事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盯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岂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 我不愿意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恬退隐逸的，或者缥缈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缥缈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 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蚀，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象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适缥缈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 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罢？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幽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喑呜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狭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罢！ 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 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确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 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么？明明有的。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够辨别稍远一点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处看，你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轮廓。你变做"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糊糊的苟安的雾。 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战栗，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炼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她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地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象出神秘缥缈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罢！ 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1934年中秋后。 黄昏 海是深绿色的，说不上光滑；排了队的小浪开正步走，数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来了。挤到沙滩边，啵澌！——队伍解散，喷着忿怒的白沫。然而后一排又赶着扑上来了。 三只五只的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拍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气来的波浪。 风在掌号。冲锋号！小波浪跳跃着，每一个像个大眼睛，闪射着金光。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海塘下空隆空隆地腾起了喊杀。 而这些海的跳跃着的金眼睛重重叠叠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浓溢着血色的赤，连到天边，成为绀金色的一抹。这上头，半轮火红的夕阳！ 半边天烧红了，重甸甸地压在夕阳的光头上。 忿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气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呼——呼—— 风带着永远不会死的太阳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阴郁的古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阳都喷上了一口血焰！ 两点三点白鸥划破了渐变为赭色的天空。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 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沙滩上的脚迹 他，独自一个，在这黄昏的沙滩上彳亍。 什么都看不分明了，仅可辨认，那白茫茫的知道是沙滩，那黑漆漆的是酝酿着暴风雨的海。 远处有一点光明，知道是灯塔。 他，用心火来照亮了路，可也不能远，只这么三二尺地面，他小心地走着，走着。 猛可地，天空气过了锯齿形的闪电。他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一团，呵呵，这是"夜的国"么，还是妖魔的堡寨？ 他又看见离身丈把路的沙上，是满满的纵横重叠的脚迹。 哈哈，有了！赶快！他狂喜地跳着，想踏上那些该是过去人的脚迹。 他浑身一使劲，迸出个更大些的心火来。 他伛着腰，辨认那纵横重叠的脚迹，用他的微弱的心火的光焰。 咄！但是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纵横重叠的，分明是禽兽的脚迹。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延展着，延展着，不知有几多远。而他，孤零零站在这兽迹的大海中间。 他惘然站着，失却了本来的勇气；心头的火光更加微弱，黄苍苍地像一个毛月亮，更不能照他一步两步远。 于是抱着头，他坐在沙上。 他坐着，他想等到天亮；他相信：这纵横重叠的鸟兽的脚迹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脚迹，可以引上康庄大道，达到有光明温暖的人的处所的脚迹，只要耐守到天明，就可以辨认出来。 他耐心地等着，抱着头，连远处的灯塔也不望它一眼。他相信，在恐怖的黑夜中，耐心等候是不错的。然而，然而—— 隆隆隆地，他听得了叫他汗毛直竖的怪响了。这不是雷鸣，也不是海啸，他猛一抬头，他看见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从海边的黑浪里涌出来，夜叉们一手是钢刀，一手是人的黑心炼成的金元宝，慌慌张张在找觅牺牲品。 他又看见跟在夜叉背后的，是妖媚的人鱼，披散了长发，高耸着一对浑圆的乳峰，坐在海滩的鹅卵石上，唱迷人的歌曲。 他闭了眼，心里这才想到等候也不是办法；他跳了起来，用最后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来，打算找路走。可是——那边黑簇簇的一团这时闪闪烁烁飞出几点光来，飞出的更多了！光点儿结成球了，结成线条了，终于青闪闪地排成了四个大字：光明之路！ 呵！哦！他得救地喊了一声。 这当儿，天空又撒下了锯齿形的闪电。是锯齿形！直要把这昏黑的天锯成了两半。在电光下，他看得明明白白，那边是一些七分像人的鬼怪，手里都有一根长家伙，怕就是人身上的什么骨头，尖端吐出青绿的鬼火，是这鬼火排成了好看的字。 在电光下，他又分明看到地下重重叠叠的脚迹中确也有些人样的脚迹，有的已经被踏乱，有的却还清楚，像是新的。 他的心一跳，心好像放大了一倍，从心里射出来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他看见地下的脚迹中间还有些虽则外形颇像人类但确是什么只穿着人的靴子的妖魔的足印，而且他又看见旁边有小小的孩子们的脚印。有些天真的孩子上过当！ 然而他也在重重叠叠的兽迹和冒充人类的什么妖怪的足印下，发见了被埋藏的真的人的足迹。而这些脚迹向着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 他觉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头打消得精光，靠着心火的照明，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地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 天窗 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开直，光线和空气都有了。 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里就黑的地洞里似的。 于是乡下人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你会看见带子似的闪电一片；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厉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这么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锐利起来！ 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帐子里伸出头来，你仰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的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的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 啊唷唷！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 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其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阔达，更复杂，更确实！ 从半夜到天明 京沪线，xx站到xx站那一段。 夜间。一时到三时。没有星，没有月亮。日历翻过了一页，展示着十二月二十五日。 半个世界在睡梦中。然而在睡梦中的半个世界上有人不睡，正在忙着。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白的雪铺盖了原野，也铺盖了铁轨。京沪线，这交通的动脉上，没有照常来往的客货车和花车，已经有两天半。 京沪线，这交通的动脉硬化了；机关车被罚立壁角，分道夫被放了假；车站上冷清清地，没有旅客，也没有站长，也没有工役。京沪线动脉硬化，已经有两天半。因为有青年的血，数千青年爱国的热血，纯洁的血，正要通过这硬化了的动脉。 一个赤血轮，——一架拖着壮烈的列车的机关车，在夜的黑暗里，在白雪的寒光下，在没有分道夫，没有扬旗的引导的死沉沉的路线上，向西挣扎。 轰轰轰！隆隆隆！硬化的动脉上，机关车在挣扎。它愤怒地吼着，然而它不能不小心地慢慢地走着。两三队的青年提了灯在前面压道。十余人一队的两三队青年，两三天没有吃饱，没有吃咸的，两三天没有睡。 “前面路轨又被掘断了！"冷的黑的夜其中颤动着这一声叫喊。 嘘！嘘！嘘！——机关车"嘘"着，就停止了。四五个灯火，十倍四五个的人影，从车厢里飞了出来，飞扑到机关车前，再一直飞扑向前！"找铁轨呵！"车厢里更多的人动员。冷而黑的夜，白皑皑的雪地上，满布了无数的足印。 三段铁轨悄悄地躲在路旁坑里，被发见了，被俘虏了来。另一段铁轨也被发见了，在冰冻的小河，露出无知的铁头。 “就是藏在地狱里也要把它拖出来！"纠察队的叫喊。 普通，普通！光身子的纠察队跳进冰冻的河水里，抓着了冰冻的钢轨！ 没有星，没有月亮。半个世界在睡梦中。然而在睡梦中的半个世界上，在死了似的京沪线上，有人是不知道睡的，有人是两三天不愿意睡的！ 同在这时候，在京沪线东端的上海，也有另一班人不愿意睡觉。 因为这是"耶稣圣诞狂欢节"。挺大的"客满"的布告早挂在跳舞场门口。神秘的灯光下，一对对的男女挤成了人山。这里是"高等华人"的展览会。银行家，大商人，名律师，小开，………耶稣圣诞，一年一度，跳舞场特许延长时间，“高贵"的人们都来作一次长夜之欢。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天的跳舞场通宵达旦，三夜的营业可以补偿不景气的一年。 从黄昏跳到天亮，在上海的无数跳舞场里也有几千人不睡，几千人"忙"了个整夜。然而完了，音乐停止了。狂欢的人们只好暂时离开了舞场，回家去——睡觉。 凄雨渐渐地下着。一个铅色的天。 xx舞场门前最后一辆流线型的汽车啵的一声开走了，车里一男一女，头碰头，手挽手，闭着眼。 同是这时候，京沪线的苏州站到了那挣扎一夜的列车了。一夜的在雪地里寻铁轨，修路，挨饿，忍冻。然而这几千个没有睡觉的人在忙着加水，忙着准备再向西开，忙着准备再是一夜的不睡，在雪地里修路，寻铁轨。 同是这时候，京沪线的昆山站上又有另一些人在忙着设法使得被阻在那里的又一列车的青年回上海来。两中队的保安队忽然跑在轨道中，结成个密密的方阵，挡在那列车的前面。 也是这时候，上海南市有几百个青年在冒雨游行演说。 也是这时候，上海北四川路刮刮刮地驶过了三四架装甲车，机关枪手头上的钢盔从钢的圆车顶的开处露出半个。车身是青灰色，绘着个"血"字般的旭日。 同在这北四川路，在电车站旁有一位矮绅士展开一张《日日新闻》，上面有一条大字新闻：“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大规模1演习。" 1《日日新闻》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现改名为《每日新闻》。 炮火的洗礼 我遇到了许多的眼睛，都异样的睁得很大： 这里虽然有悲痛，但也有钢铁似的冷光；有忿怒，但也有成仁取义的圣哲的坚强；有憎恨，但也有"自度度人"的佛子心肠；乃至亦有迷惘，有焦灼，然而也有"余及汝偕亡"的激昂。 这都是十天的恶战，三昼夜沪东区的大火，在中国儿女的灵魂上留着的烙印，在酝酿，在锻炼，在净化而产生一个至大至刚，认定目标，不计成败，——配担当这大时代的使命的 惋惜着悲痛着沪东区的精华付之一炬么？不错，那边有我们同胞血汗的结晶，有我们民族工业的堡寨，我们不能不悲痛。但是敌人的一把火烧得了我们的庐舍和厂房，却烧不了我们举国一致的抗战的力量！不，敌人这一把火，将我们万万千千颗心熔成一个至大无比的铁心了！ 不错，那边有我们同胞血汗的结晶，有我们民族工业的堡寨，然而那边也正是敌人的巢，也正是敌人经济侵略的悍强的前哨；惋惜么？我们决不！我们敌人一起倒下，然后在火净了的废墟上再建起我们的市廛和厂房。三日三夜的赤焰是敌人的毒火，然而也是我们出地狱升天堂的净火！ 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 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 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里洗一个澡！ 大炮对大炮，飞机对飞机，我们有我们抵抗侵略的爪，抵抗侵略的牙！尤其因为我们有炮火锻炼出来的决心和气魄！ 四万万人坚决地沉着地接受炮火的洗礼了！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1937年8月23日。 风景谈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起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秆植物颀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米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支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掮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气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扑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漆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辉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儿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静寂灰黄，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了那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了长椅上有一对儿在偎倚低语，颇有点味儿不同罢！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皮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那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戟，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那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 不过仍旧回到"风景"罢；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 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爿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阶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地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爿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作一次桃园的茶客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她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得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著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1940年12月，于枣子岚垭。 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象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雾中偶记 前两天天气奇寒，似乎天要变了，果然昨夜就刮起大风来，窗上糊的纸被老鼠钻成一个洞，呜呜地吹起哨子，——像是什么呢？我说不出。从破洞里来的风，特别尖利，坐在那里觉得格外冷，想拿一张报纸去堵住，忽然看见爱伦堡那篇"报告"——《巴黎沦陷的前后》，便想起白天在报上看见说，巴黎的老百姓正在受冻挨饿，情形是十分严重的话。 这使我顿然记起，现在是正当所谓"三九"，北方不知冷的怎样了，还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大概正在风雪中和敌人搏斗，便是江南罢，该也有霜有冰乃至有雪。在广大的国土上，受冻挨饿的老百姓，没有棉衣吃黑豆的战士，那种英勇和悲壮，到底我们知道了几分之几？中华民族是在咆哮了，然而中国似乎依然是"无声的中国"——从某一方面看。 不过这里重庆是"温暖"的，不见枯草，芭蕉还是那样绿，而且绿的太惨！ 而且是在雾季，被人"祝福"的雾是会迷蒙了一切，美的，丑的，荒淫无耻的，以及严肃的工作。……在雾季，重庆是活跃的，因为轰炸的威胁少了，是活动的万花筒：奸商、小偷、大盗、汉奸、狞笑、恶眼、悲愤、无耻、奇冤、一切，而且还有沉默。 原名《鞭》的五幕剧，以《雾重庆》的名称在雾重庆上演；想起这改题的名字似乎本来打算和《夜上海》凑成一副对联，总觉得带点生意眼，然而现在看来，“雾重庆"这三个字，当真不坏。尤其在今年！可歌可泣的事太多了。不过作者当初如果也跟我现在那样的想法，大概这五幕剧的题材会全然改观罢？我是觉得《鞭》之内容是包括不了雾重庆的。 剧中那位诗人，最初引起了我的回忆，——他像一个朋友：不是身世太像，而是容貌上有几分，说话的神气有几分。到底像谁呢？说不上来。但是今天在一件事的议论纷纷之余，我陡然记起了，呀，有点像他，再细想，似乎不像的多。不过这位朋友的声音笑貌却缠住了我的回忆。我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平安不？一个月前是知道的，不过，今天，鬼晓得，罪恶的黑手有时而且时时会攫去我们的善良的人的。我又不知道和他在一处的另外几个朋友现在又在哪里了，也平安不？ 于是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先生说过那样意思的话：血的淤积，青年的血，使他窒息，于无奈何之际，他从血的淤积中挖一个小孔，喘一口气。这几年来，青年的血大多了，敌人给流的，自己给流的；我们兴奋，为了光荣的血，但也窒息，为了不光荣的没有代价的血。而且给喘一口气的小孔也几乎挖不出。 回忆有时是残忍的，健忘有时是一宗法宝。有一位历史家批评最后的皮尔朋王朝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得。为了学得，回忆有时是必要，健忘有时是不该。没有出息的人永远不会学得教训，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可免的将是长期而矛盾而且残酷，但历史还是依照它的法则向前。最后胜利一定要来，而且是我们的。让理性上前，让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让死难的人们灵魂得到安息。舞台在暗转，袁慕容的戏快完，家棣一定要上台，而且林卷好的出走的去向，终究会有下落。 据说今后六十日至九十日，将是最严重的时期（美国陆长斯汀生之言）；希特勒的春季攻势！敌人的南进，都将于此时期内爆发罢？而且那雾季不也完了么？但是敌人南进，同时也不会放松对我们的攻势的！幻想家们呵，不要打如意算盘！被敌人的烟幕迷糊了心窍的人们也该清醒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夜是很深了罢？你看鼠子这样猖獗，竟在你面前公然踱方步。我开窗透点新鲜空气，茫茫一起，雾是更加浓了罢？已经不辨皂白。然而不一定坏。浓雾之后，朗天化日也跟着来。祝福可敬的朋友们，血不会是永远没有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还有成千成万的战士们还没有死呢！ 1941年2月16日夜。 大地山河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也还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兹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没有到过西北——或者就是豫北陕南罢，——如果只看地图，大概总以为那些在普通地图上有名有目的河流，至少比江南"水乡"那些不见于普通地图上的"港"呀，“汉"呀，要大得多罢？至少总以为这些河终年汤汤，可以行舟的罢？有一个朋友曾到开封，那时正值冬季，他站在堤上，却还不知道他脚下所站的，就是有名的黄河堤岸；他向下视，只见有几股细水，在淤黄泥沙中流着，他还问：“黄河在哪里？"却不知这几股细水，就是黄河！原来黄河在水浅季节，就是几股细水！ 大凡在地图上有名有目的西北的河，到了冬季水浅，就是和江南的沟渠一样的东西，摆几块石头在浅处，是可以徒涉的。 乌鲁木齐河，那也是鼎鼎大名的；然而当我看见马车涉河而过的时候，我惊讶于这就是乌鲁木齐河！学生们卷起裤管，就徒涉了延水的事，如果不是亲见，也觉得可惊，因为延水在地图上也是有名有目的呀！ 但是当夏季涨水的当儿，这些河却也实在威风。延水一次上流涨水，把"女大"用以系住浮桥的一块几万斤重的大石1头冲走了十多丈路。 1女大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 光是从天空飞过，你不能具体的了解所谓"西北高原"的意义。光是从地上走过，你了解得也许具体些，然而还不够"概括"（恕我借用这两个字）。 你从客机的高度仪的指针上看出你是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了，然而你从玻璃窗向下看，嘿，城郭市廛，历历在目，多清楚！那时你会恍然于下边是高原了。但在你还得在地上走过，然后你这认识才能够补足。 你会不相信你不是在平地上。可不是一望平畴，麦浪起伏？可是你再极目远望，那边天际一道连山，不也是和你脚下的"平地"是并列的么？有时你还觉得它比你脚下的低呢！要是凑巧，你的车子到了这么一个"土腰"，下面是万丈断崖，而这万丈断崖也还是中间阶段而已，那时你大概才切实地明白了高原之所以为高原了罢？ 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象的。 谢家的哥哥以"撒盐"比拟下雪，他的妹妹说，“未若柳絮因风舞"。自来都认为后者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舞"，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如果说北方，那么谢家哥哥的比拟实在也没有错。当然也有下大朵的时候，那也是"柳絮"了，不过，“撒盐"时居多。 积在地上，你穿了长毡靴走过，那煞煞的响声，那颇有燥感的粉末，就会完全构成了"盐"的印象。要是在大野，一望皆白，平常多坎陷与浮土的道路，此时成为砥起则坚实，单马曳的雪橇轻溜溜地滑过，那时你真觉得心境清凉，——而实在，空气也清洁得好像滤过。 我曾在戈壁中远远看见一片白，颇惊讶于五月有雪，后来才知道这是盐池！ 1941年8月19日。 开荒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亿万年以前，地壳的一次变动，把高高低低的位置，全改了个样；亚洲中部腹地有那么一长条，本来是个内海，却突然变成了原高了。于是——在亿万年的悠久岁月中，从北方吹来的定期的猛风，将黄色的轻尘夹带了来，落在这高原上，犹如我们的书桌隔一天会积一片尘埃；于是—-悠久的亿万年中，这黄色的轻尘竟会积累得那么多，那么厚，足够担负千万人类生息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今天叫做西北黄土高原的。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罢。但这是人类的智慧现在所达到的最科学的假说，这里有土里发现的一些化石贝壳来给这"假说"撑腰；而且，黄土高原之赫然雄踞在那里，可真是百分之百的现实呵！ 让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又是亿万年以前，或许是这高原的史前，洪荒世界的主人翁——大爬虫，比现在的一列火车还长还大的爬虫（蜥蜴），曾在这个地方蕃息，昂首阔步；巨大的羊齿类植物曾在这个地方生长，浓绿密布；那时候，不是现在那样童山濯濯。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罢。但是，大爬虫的遗骸，就在前年被掘出来了；这是偶然的发现，打窑洞的时候掘得了一节，后来就从旁再打数洞，又得了数节。现在这遗骸就陈列在延安边区政府，这是现实！ 最后，让我们再作一次"想象"：在这苦寒的黄土高原，现在有怎样的人们在干怎样的事？有说各种方言的，各种家庭出身的，经过各种社会生活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开荒"。曾经是摘粉搓脂的手，曾经是倚翠偎红的臂，现在都举起古式的农具，在和那亿万年久的黄土层搏斗——"增加生产"，一个燃烧了热情的口号！而且还有另一面的"开荒"——扫除文盲，实行民主，破除迷信，发展文艺，提倡科学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罢！然而，正像黄土高原是现实一样，这也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呵！ 从前，大自然的力量，曾经创造了这黄土高原；如今，怀抱着崇高理想的人们，正在改造这黄土高原。信不信由你，然而这都是现实！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今天是"五一"节，亲爱的读者同志呵，也许为了庆祝"五一"，昨晚上你和你们的同学们、同志们忙了半夜；在你们愉快而兴奋地忙着的当儿，也许你们有过这样的感想罢：和你们一样，在祖国的遥远的边疆上和海岛上，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一定也在忙着同样的事，——迎接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可以想象：我们的可爱的战士，祖国的保卫者，怎样兴高采烈地打扫营房，怎样细致地、以艺术家的手腕，把青松、翠柏、红的黄的鲜花，来扎"五一"的牌坊。 然而，亲爱的读者同志呵，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想到：就在这时，有多少钢铁战士，挺起胸膛，拿着武器，两眼炯炯，高度警惕地巡逻在我们祖国的几千公里长的边疆和海防线上！"五一"的前夜，在我们这里是满天繁星，和风如拂，可是在祖国的海防前线的海岛上，也许是正下着雨，刮着风，而挺立在风雨中的战士也许正在低声唱着： 困难见我发愁， 大雨见我摇头； 咱们久炼成钢， 坚决保卫海防！ 不论是白天，黑夜，不论是狂风暴雨，是刺骨的风雪，或是炙肤的太阳，在高山上，或是在荒凉的小岛上，我们的英勇的战士们就是这样忠勇地保卫着祖国人民的幸福，保卫着祖国的和平建设。 今天是"五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打着鼓，唱着歌，“劳动创造世界！"我们都读过童话，我们试想象着我们有一双"千里眼"，抬头看一看在我们遥远的海边，在星罗棋布的那些海岛上，我们的英勇战士们怎样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世界"！ 一提起海岛，我们的眼前也许就出现了一片美丽风光，像我们在电影里所曾看见的那样。不错，我们的英勇战士们守卫着的那些海岛，现在的确是美丽的花园，可是从前却只是一片荒凉。不是光秃秃的砂石，就是乱蓬蓬的野草，连路也没有一条，连清凉的饮水也找不到。如果有居民，那就是三五家渔民，住的是挡不了风雨的茅棚，吃不到菜蔬，生了病没有医药。可是我们的英雄们一到以后，荒凉的海岛就迅速地变了样。道路开出来了，房屋盖起来了，菜园也有了，猪、鸡、鸭也都养起来了；敲下了岩石叠成假山，挖深了洼地，成为池塘，有长青的树，有花果树，有四季的花，也有清冽甘美的饮水了。归来的燕子简直不会认识这是它们曾经住过的老家。 岛上渔民的生活也大大地变了样。他们的挡不住风雨的茅棚换了新面目，这也是解放军同志帮的忙；他们不再是一年到头一样菜——鱼，这也是沾的解放军同志的光；他们出海打鱼，有了保护人了，——我们的英勇的战士们曾不止一次在狂风暴雨中救出了几乎被海浪吞噬了的船和船上的人和鱼，更不止一次地在惊涛骇浪中打退了蒋匪帮海盗，保护了渔民的安全生产。 英勇的战士们又给海岛带来了文化。在文化学习运动中，战士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是这篇短文中能够说得完的，我们只看战士们自己写的诗，就可以想象到他们那种学习的劲头。下面的一首诗题名为《我的小方桌》： 大腿当方桌，来把文化学； 随便到哪里，它都跟着我。 地形一看好，同我一起坐。 要低它就低，要高它就高； 铺好学习本，能读也能抄。 这个方桌是个无价宝， 拿钱都买不到。 这首诗洋溢着坚决而愉快的学习精神。读了这首诗，使人不能不反省：我们的学习条件比这如何？我们还能不加倍努力学习么？ 战士们还帮助岛上居民提高了文化；教他们识字，教他们注意卫生，教他们知道祖国的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解放军到哪里，哪里就有文化。"在边疆地区和海岛上，就有着这句话的生动的写照。 荣誉归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亲爱的读者同志，让我们记着：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娱乐的时候或者黑甜一梦的时候，在我们祖国的绵长的边疆和海防线上，保卫我们幸福的英雄们是怎样地不知倦怠地对敌人警戒着！一想其他们，我们该怎样地以感激和报答的心情来加紧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呵！ 天安门的礼炮 天安门的礼炮声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周年。 天安门的礼炮也回响着六万万人民的同心同声的欢呼，——为了庆祝这节日，为了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成功，为了庆祝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人民宪法的诞生。 无线电波把天安门的礼炮声带到祖国的广大疆土的每一角落： 带到了这五年来扩建和新建的规模宏大、拥有最新装备的各种类的工厂，就在昨天，我们的勤劳、智慧而富于创造力的工人为了迎接这一个"三喜临门"的节日而超额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带到了密布在平原上的和平伏在丘陵地区的上千上万的农村，在那里，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以它的稳健而坚定的步伐带领着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带到了祖国的辽远的边疆，——沿海的岛屿和高山峻岭，在那里，我们的忠勇的"最可爱的人"，不分昼夜，不怕风霜雨雪、炎热毒瘴，提高着百倍的警惕，在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祖国的和平建设。 无线电波也把天安门的礼炮声带到了全国各地的学校，在那里，新入学的工农子弟们为了不但已在数量上超过前一班，而且在质量上也要超过前一班，而展开了"三好"的热潮。 无线电波也把天安门的礼炮声带到了每一个家庭，在那里，白发如银的祖母含着愉快的眼泪对着新带上红领巾的小孙儿讲述旧时代的苦恼，刚进了初中的妹妹怀念着她的为祖国探寻资源而爬上拔海数千尺的高山，并且想象着自己将来怎样驾驶着拖拉机、开垦着处女地，为祖国生产更多的粮食。 天安门的庄严的礼炮声，也将通过无线电波而激动着台湾的同胞。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双重压迫之下的台湾人民，坚强不屈、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的台湾人民，从这一声声的轰鸣中听出了六万万祖国人民的热情的召唤，感觉到温暖，加强了力量和信心；义正词严、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现在是一字一句地又体现在这礼炮声中，多么严正，多么神圣，台湾——是祖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庄严而威武的礼炮声也必然沉重地打在跟随蒋贼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心头。政府的宽大政策给他们一个赎罪自新的机会。至死不悟地给蒋贼殉葬呢？还是弃暗投明、从新做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无线电波也必然把天安门的礼炮声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万千的海外华侨想象着天安门前壮丽和热烈的历史性的场面，感觉到"我是中国人"的自傲和光荣。 无线电波传送天安门的礼炮声，飞过五大洲，告诉我们的遍于全世界的朋友——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日内瓦会议表示了和平力量的胜利，中国人民将为巩固这一伟大的成就，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奋斗到底。 天安门的礼炮声，在首都的晴碧的上空，隆隆地回荡；激动了的无有边际的空间，殷殷然响起了快乐的合唱：这是六万万人民的呼声，这是六万万人民的脉搏。 礼炮声隆隆地飞到首都的西郊，在美丽、雄伟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建筑群，凭着共鸣；在这里，有中苏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印证，有伟大的苏联人民大公无私地援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印证；在这里，万万千千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和平生活的前景！ 天安门的礼炮声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周年。这是要在历史上用辉煌的金字来大书特书的一年。 因为，这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一年，这是通过我国第一部宪法的一年，这是国家建设取得了进一步成就的一年，这是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胜利的一年。 天安门的礼炮声庄严地代表着全国人民从心坎里发出来的欢呼： 光荣归于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和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 塔什干多么美丽而芬芳： 秋光明媚，远山如黛；绿树成荫，芭蕉未谢，玫瑰还开放着一季中最后一次的花；多采的菊花、大丽花以及其他不知名的野花把城市的路角和住宅前的小草地变成了乌兹别克民族式样的绚斓的地毡了； 林荫大道两旁高耸着白色洋楼，这些洋楼的民族形式的高圆柱和走廊，给人以轩昂、崇高而又柔和的愉快； 翠起红瓤，这是西瓜；湘色冰汶，这是甜瓜；紫皮桃，青皮桃，大者如枣，小者如项珠，宝光闪烁；石榴，梨，柰，以及其他珍果，都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美丽和芬芳，都因为"人"的因素而更趋鲜明可爱了！ 这是个应当大写的"人"字！ 这是因为塔什干人民——全体乌兹别克人民，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是废除了剥削制度、以集体的劳动和智慧，把自己的国土从贫困落后建设成为今天的壮丽富饶快乐的人间乐园的人；而且是正在进一步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建设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的人民！ 正是这样的人民以及这样的人民的灵魂工程师——作家，用全部的热情来接待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嘉宾——同行。 正是为此，塔什干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条条大路都挂着灯彩和旗帜，都飞扬着祝贺的标语： ——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亚非作家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宏伟的奈瓦依歌舞戏院穿上了盛装，四十多个国家的国旗在屋顶飘扬。 奈瓦依广场，因为有了新修建的和戏院遥遥相对的美轮美奂的民族形式的塔什干大旅馆而更加出落得艳丽和大方。 白天，阳光穿射广场上的喷泉，幻出七彩的虹桥；晚上，广场周围的无数灯彩造成了梦幻的仙境：这都叫人想起了奈瓦依的诗篇。现实和诗，溶化而为一体了。 整天，有时直至深夜，广场上拥挤着一堆一堆的老大爷，老大娘，小伙子，大姑娘，——塔什干的和别处来的劳动人民，对这历史意义的作家会议表示祝贺，对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表示景仰。 带着红领巾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包围着满面春风的嘉宾们，小小的手送上签名留念的小册。 洋洋乎壮观，这叫人想起一千多年前，作为丝绸大道的驿站的塔什干的定期赶集是否也就是这样欢畅而热闹？ 但今天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亚非的交往和集会，开始了亚非作家们的历史性的第一次"庙会"；今天交流的是亚非作家的为民族独立，为反对殖民主义，为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而进行斗争的宝贵经验和互相支援的友谊！ 在奈瓦依戏院（会议是在这里进行的）的六个壮丽幽雅的大厅内，陈列着书籍展览——俄文的、苏联其他民族文字的、中文的，其他文字的亚非各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译本。这里，永远是各国代表们留连不舍的地方，也永远是摄影记者抢镜头，抓镜头的地方。 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小组会的圆桌旁，各种语言的放言谠论和细致分析，实在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控诉殖民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危害，保卫民族文化传统，加强起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这是代表着觉醒了的、站起来的亚非人民的亚非作家们第一次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继承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古代文化传统，继续对现代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我们深信我们这些国家和我们的文学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为各国人民和平与友好的崇高理想所鼓舞。 “我们大家一致深信：文学事业同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自主的条件下，文学才能真正的繁荣昌盛，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文学创作充分发展的条件。 “人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同人民一道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毒害，反对核武器战争的威胁，争取和平和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以上皆引自大会宣言） 会议的参加者——各国代表，用各种各样的新语汇来形容这个会议以及会议所表现的精神： ——文学的万隆会议， ——亚非文艺复兴的会议， ——塔什干精神，等等。 这些新的语汇很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个会议的主导精神以及所有代表们的远大目标。十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亚非作家大会的代表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致词中提到"塔什干精神"一词时，这样说：“你们这个术语意味着友好的互相了解，和各不同民族的文学大师在为人类伟大目标斗争中的团结，作家和本民族生活牢固的联系，文学积极的参加为你们的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和积极的参加在已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新生活的建设中。"（见十月二十三日《真理报》）代表们热烈地欢迎这个对于"塔什干精神"的解释。 正是这样的精神贯穿在为时一周的塔什干会议中。正是这样的精神使得塔什干会议将在亚非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还可以毫不夸张说，也将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投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亚非作家大会向全世界所发出的呼声是庄严而雄壮的，因为，在这呼声后面，站着十五亿的为民族、自由、独立，为人类伟大目标而斗争的人民！ 塔什干会议的历史意义在这里！ 塔什干会议的世界意义也在这里！ 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以人民的斗争作为自己斗争的作家们的事业，必将有助于人民斗争的胜利。 让我们在祝贺塔什干会议的同时，预祝下次的亚非作家大会（大会代表一致接受了阿联代表的建议，下次会议将于一九六二年在开罗举行），将面临着更新的更能振奋人心的国际形势，将有更多的亚非国家获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958年11月2日于北京。 可爱的故乡 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材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 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春秋时，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故名乌戍，何以名"乌"，说法不一，唐朝咸通年间改称乌镇。历代都在乌镇驻兵，明朝曾驻兵于此以防倭。乌镇在清朝末年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地当水陆要冲。清朝在乌镇设驻防同知，俗名"二府"，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大堂上一副对联是"七藩两浙，控制三吴"，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镇上古迹之一有唐代银杏，至今尚存。我为故乡写的一首《西江月》中有两句：“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梁昭明太子曾在此读书。 一九一三年夏，我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为了报考北京大学预科，我离别了故乡。后来，生活、工作、斗争的需要，竟使我再没有回归故乡。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而一九四○年母亲的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带；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解放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总想回去看看，可又总是受到各种意外的干扰，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浙江出过许多人材。历史上的人物就不说了，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敬爱的周总理的祖籍在浙江，鲁迅先生是绍兴人，这是妇孺皆知的，与陈独秀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的陈望道和沈玄庐，都是浙江人；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蔡元培、沈钧儒，为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烈士鉴湖女侠（秋瑾），也都是浙江人；还有郁达夫，也是浙江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是乌镇人。但是，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齐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齐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武器是学校体操用的枪，都是真枪，能连发九颗子弹，而且他们确实储备了不少弹药。平时的体操课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当时嘉兴中学教三角、几何的教员计仰先还率领学生前往杭州助政府台衙门。 我回忆这些往事，想念这些故人，是为了寄语故乡的亲人：浙江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踏着前辈的足迹，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前进再前进！ 1980年3月17日于北京。 冥屋 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喜欢看东邻的纸扎店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一类的东西。那纸扎店的老板戴了阔铜边的老花眼镜，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柜台前捧着水烟袋的闲人谈天说地，那态度是非常潇洒。他用他那熟练的手指头折一根篾，捞一朵浆糊，或是裁一张纸，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很有艺术家的风度。 两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阴屋"。那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是有正厅，有边厢，有楼，有庭园；庭园有花坛，有树木。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这实在算得一件"艺术品"了。手工业生产制度下的“艺术品"！ 它的代价是一块几毛钱。 去年十月间，有一家亲戚的老太太"还寿经"。我去"拜揖"，盘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于是看见了大都市上海的纸扎店用了怎样的方法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了！亲戚家所定的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余元；"那是多么繁重的工作！"——我心里这么想。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还得当天现做，当天现烧。并且离烧化前四小时，工程方才开始。女眷们惊讶那纸扎店怎么赶得及，然而事实上恰恰赶及那预定的烧化时间。纸扎店老板的精密估计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这工程开始，看着它完成；用了和儿时同样的兴味看着。 这仍然是手工业，是手艺，毫不假用机械；可是那工程的进行，在组织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现代工业化！结果，这是商品；四百余元的代价！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个大寺的院子里开始。动员了大小十来个人，作战似的三小时的紧张！“船"是和我们镇上河里的船一样大，“桥"也和镇上的小桥差不多，“阴屋"简直是上海式的三楼三底，不过没有那么高。这样的大工程，从扎架到装璜，一气呵成，三小时的紧张！什么都是当场现做，除了"阴屋"里的纸糊家具和摆设。十来个人的总动员有精密的分工，紧张连系的动作，比起我在儿时所见那故乡的纸扎店老板捞一朵浆糊，谈一句闲天，那种悠游从容的态度来，当真有天壤之差！“艺术制作"的兴趣，当然没有了；这十几位上海式的"阴屋"工程师只是机械地制作着。一忽儿以后，所有这些船，桥，库，阴屋，都烧化了；而曾以三小时的作战精神制成了它们的"工程师"，仍旧用了同样的作战的紧张帮忙着烧化。 和这些同时烧化的，据说还有半张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张要到将来那时候再烧）。 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 1932年11月8日。 故乡杂记 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起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惟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或袁天罡，李淳风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xdx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呸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破眼镜而瓜皮皮帽。他架起了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第二内河小火轮 从火车上就看见"欢迎国联调查团"的白布标语，横挂1在月台的檐下。这是中英文合璧的标语，今天清晨离开上海时，曾见到处张贴着此类标语，不料行了四小时，而此类标语，早已先我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腕，有时原也很敏捷的。据各报消息，国联调查团将于明晨到达上海，而且将来经行沪杭路与否，尚不可知；然而这里车站上却已先期欢迎。于此又见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段有时异常精细而周到了。 1国联调查团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英国贵族李顿（v.lytton）率调查团来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 车站大门上又有一条白纸黑字的招纸：“税警团后方伤兵医院招待处"。 于是我忽然由"税警团"联想到鼎鼎大名的王赓，又联想到了陆小曼女士和故诗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复自悼的"诗情枯窘"了。记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见他时，他也有同样的悲感——虽然他说话的态度永远是兴高采烈而且诙谐。那时我曾经这么发问：“你推求过你这近年来诗思枯窘的原因么？"他耸耸肩膀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吐露这样的意思：诗题尽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诗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烧。现在，经过了火与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还依旧感到诗情枯窘不？ 这么胡乱想着，想着，我已经离开了车站，杂在一群各色人等皆有的杂牌旅客军中，冲开了人力车和脚夫的包围——还有连声唤问"南湖去喂？"的船娘，走到内河小火轮的埠头上了。这是个混杂的埠头。所有往来苏湖一带"内地"各市镇的轮船全都麇集在这里，卸下了旅客，又装上了旅客。我挤上了一条"无锡快"，问明白是经过我的故乡的，我就从叫卖着"花生酥"、“荸荠"等等小贩的圆阵内跑进船舱里去了。 已经是满舱的人，都是故乡的土白。这条船虽则要经过不少"码头"，但照例十之八九是我的故乡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过十年将怎样。 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条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挤来挤去的小贩，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 船头上仍旧挂着一块"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镇的名儿，并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书"准一点半开船"，却是照例不"准"，照例要延迟。 我看自己的表，还只有十二点钟；我只好耐心坐在那里等候了。 渐渐儿从嘈杂的人声中辨出两三个人的对话来。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热心地在谈论上海战事的将来。他们以为中日间的"不宣而战"，还要继续与扩大，而结果一定是日本军的败北。他们中间一位剃了和尚头的四十多岁的人，很肯定地说： “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便，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要引他们进来。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 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长子接着说；并且意外地对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来证实他的"军事发见"，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筑飞机场，当车过松江时，已经听得人们在那里说。至于"一连四道的战壕"呢，我是目击的；但我就有点怀疑于那样短短而简陋的壕沟能有多大的防御能力。从前我看见军官学校学生打野操时掘的战壕，就还要长，还要复杂。可是我并没把这疑问提出来叫那两位"主战的"小商人扫兴，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边的第三位"老乡"，五十多岁的小商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故乡某绸缎铺的经理），觉得我的微笑里有骨头，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时他摸着下巴很苦闷的自言自语着： “定规是还要打。不过，一路来总不见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跳起来纠正了，险一些碰翻了站在旁边仰脸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荸荠篮。瘦长子虽然清瘦，声音却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他的话在此一顿，伸手抓一下头起，然后转身把嘴巴凑近了那位剃光和尚头的同伴的耳边，又用左手掌掩在嘴边，显然有几句更重要更"机密"的话将要说出来；却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脸呆看的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觉醒过来似的本能地喊卖起来： “荸荠呀！拴白荸荠呀！" 这一声叫卖虽然是职业的地响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杂的"无锡快"中却也并不见得出众地讨厌；然而我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蓦地生气了。他不说话了，反手将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讨厌！卖荸荠的出去！江北人顶惹厌！上海要捉江北人，江北汉奸！" 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叠声喊着：“江北人出去，出去！"那边房舱里的客人也被惊动了。有一位剪发的女郎探出头来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兰绒的春大衣，毛葛长旗袍，旗袍的跨缝也开的很高，露出那长而且大的裤管，粗看就仿佛像一条裙子似的晃着晃着。小江北人提起荸荠篮怔了片刻，就慌慌张张跑到后艄去了。另一个卖花生酥的黄脸男子，门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样地留着一抹黄须的，就填补了那个小江北人遗下来的地盘。 不知道是何因缘，那卖花生酥的黄脸汉子认定了我是一个好主顾，用了苍蝇叮血那样的韧精神来向我兜售他的货品了。他翘其他那乌黑的长爪甲的手指，从他的托盘内取出一盒花生酥打开来，拈了一块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夸奖他的货色： “闻闻看，喷香，鲜甜，时新货！你先生是吃惯用惯！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称赞！今回还是十盒罢？另外买一盒，船里消消闲！" 我真有点窘了，碰见这样生意经烂熟的小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顾，并且上一趟还交易过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过这条船！何来"上一趟"的交易呀！但是这位黄脸汉子，当真有些儿面熟。哦，想起来了，前年五月我送母亲回家，曾到这轮埠来过，许就是那时见过这卖花生酥的黄脸汉。至于时新货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时常碰到，我实在很不喜欢此类甜点。可是被他这一纠缠，我不能再静听老乡们议论军国大事了；我只好逃开，也是往船艄上一钻。 经过了那房舱时，我看见里面塞满了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另外一个将近三岁的小孩子。刚才探头出来张望的时装剪发女郎坐在那里吃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后影也是很时髦的），则在船窗口买进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荠来。那浸荸荠的水就是从河里汲的，太阳照着微微闪着金绿色；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河滩洗衣，淘米，甚至于倾倒垃圾。 我们故乡一带的河道，负的任务可真不少呀！它是交通的脉络，它又是人民饮水之库，它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当下我爬上后艄，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贩所包围了。我应付不开，便取了不理的态度，一面在口袋里掏出卷烟来。哪知道当即有人划着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来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人送火来，却已经听得那人带笑说： “客人，请坐罢！——便的，便的！交易几包瓜子大王罢？船里消消闲！" 我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里却是一阵酸。艰难的生活斗争把他们磨炼成这种习惯了！虽然我素来不喜欢咬瓜子"消闲"，此时却觉得不交易几包似乎太对不起人了。我便买了几包所谓"瓜子大王"，塞在衣袋里，转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谈： “客人已经塞满了，还等什么呢？” “等邮政包封呀！" 是异常不客气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为船上茶房之类大概是不大会客气的。但是我这决定立即被推翻。又来了一个中年灰皮色脸的男子，那位不客气的茶房立即就变成异常"君子之风"，——简直可以说是过分的巴结。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张凳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请那位灰皮色脸的男子坐下，又赶快找出话来报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两只装米的杭州船被兵营里扣住了，装了子弹！四先生，你看船脚多少重呀！" 灰皮色脸的男子微微一颔首，从牙缝里哼出几个字来：“还要打呢！造伊拉娘个东洋乌龟！" 我向河里望，果然有两条木船并肩泊着，船里有一些木箱子，有两三个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烟。我想：沿铁路有些玩意儿的"战壕"，离铁路沿线乡下有兵，而这里又扣船运弹药，这一切，在嘉湖一带的小商人看来，当然是很浓厚的战时空气了。然而他们又有一个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内尚不至于开火，因为国联调查团在上海。这一个不知何所见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谓四先生者表示出来： “喂，阿虎，今天上来时看见斗门有兵么？造伊拉格娘，外国调查员一走开，就要开火呢！火车勿通，轮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东洋乌龟勿入调！"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们把"东洋人"和大中华民国看成为两条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国联调查团）隔在中间时，是不会打起来的，只要棒子一抽开，立刻就会再打。而国联调查团也就被他们这么封建式的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们的见解是这样：和事老阿爹永远不能真正制止纷争，但永远要夹在两造中间作和事老，让打得疲倦了的两造都得机会透回一口气来。 小贩们的兜卖不绝地向我下总攻击。好像他们预先有过密约，专找我一人来"倾销"。并且他们又一致称我为"老主顾"。可是我实在并没"异相"可以引其他们的注意，而且自从上船以来除买了瓜子而外，也没撒手花过半个钱。而何以我成了他们"理想中"的买主呢？后来我想得了一个比较妥当的解释：因为其余的旅客大都常乘这班船，小贩们已经认得，已经稔知他们不肯买时就硬是不买；而我呢，则是生客，又且像是一个少爷，——所谓吃惯用惯，因而就认为是有缝可钻的蛋，拼命的来向我咷卖了。而也因为是生客，所以虽得小贩们的热烈包围，却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较为客气的接待。 不用说，在等候船开的一个半钟头内，我这位生客很叫那些拥上前来又拥向后去的小贩们失望了；和不客气的船上茶房却成立了一笔生意，我泡了一壶茶。 一点半又过二十分，拖带我们这"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方才装足了燃料，发出了第一次的马达声，和第一声的汽笛。 我松了一口气。为的终于要开船，而且为的小贩们都纷纷上岸了。 拖了我们那"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气喘喘地发怒似的全身震动着，从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的乱阵中钻过，约莫有半小时之久，方始绕到了北门。在这里，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涌来了最后一批的搭客。实在我们那"无锡快"早已"满座"，并且超过了船里所挂的煌煌"船照"上规定的乘客人数了；但最后下来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数收纳，似乎人们所占的面积是弹性的，愈压紧就愈缩小。而"船照"上所规定的限制人数三十位却是弹性最大限度的标准罢了。我这理论，立刻又被证实。因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们这条"无锡快"了。有一条"差船"和十来个武装同志要求拖在我们后面。他们要到陶家泾，正是我们那轮船所必经的"码头"。那"差船"是乡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征发来的；船里仿佛就只有十来个兵。 我不能不说这些武装同志委实是十二分客气。因为他们仅仅要求"附拖"，并没把施之于乡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们那轮船上。虽然这一来附拖，轮船局里将多费了毫无代价的几加仑柴油，然而随轮的帐房先生也知道"爱国"，毫没难色地就允许了。实在也是不由他不答应，因为"差船"早已靠上来，十几个武装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轮和"无锡快"上，沿着船舷，像觅食的蚂蚁似的不断地来来往往。 “那边好！那边好！" 他们叫唤着，招呼着。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头上，把身子一矬，就打算往舱里钻。舱里实在挤得太满了，探头在舱门口的两三位也显得踌躇了。于是他们将就在船头上蹲着。他们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这时候，另外有五六位实行了"包抄"的战略，从船艄侵入到舱里来了。他们在那狭得只容人侧身而过的孔道中（实在就是人缝中）拥来拥去，嘈嘈杂杂叫喊些不知什么。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个人品急地高声吆喝： “出来！出来！里边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这么说，一面这人就也跑到船头上了。这是一位挂武装带的官长（我猜他是一个排长），灰布的军衣和马裤，却没有绑腿，腰间是一支盒子炮，并没那木盒，很随便地倒插在武装带里，另用一根南货店裹扎货包的细麻绳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准头，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带近肩头的孔内。所以虽则是一支盒子炮，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长枪那样"背"起来了。这位官长到了船头上，就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梢敲着自己的皮鞋，带几分口吃的样子对他的弟兄们说： “里边不准，不准去！这里，这里，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连说了几遍，弟兄们方才懒洋洋地起来，分做两支，又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那方面跑，因为他们那"差船"就泊在“无锡快"的后面。那官长探头向舱里一望，刚好看见先已在舱中的五六位像痴人似的在那里乱钻乱拱，于是他也钻进舱来，在人堆里扬其他的细竹梢，满口嚷着湖南白，也要赶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这五六位赶到船头上，又也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跑，这位官长已经累得满脸汗珠了。他自己倒并不想坐这"无锡快"，他重复跑到船头上，也沿着船舷往后走，不料刚才被他从舱里赶出来的五六位又早盘踞在船艄上，而最初蹲在船头的几位则已经由船艄而中舱，又蹲在船头上了。 这一个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满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来了。站在后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长却笑不出来，只是把脸涨红。大概他觉得在许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没有威严是太丢脸罢？他下了决心了。他发急地用细竹梢敲着船板，对后艄上的弟兄们说： “对你们说，这里不得蹲，不得蹲！何该？——这里是老百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边是一个空船，没得人，蹲在这里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脸更涨得红，手里的细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挥着。 弟兄们垂着头装瞌睡，完全不理这位官长的命令。 而小轮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声来，是催促这些武装同志赶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时光了。 后来幸而老百姓也来"说话"，这才总算把后艄上的五六位弄到了那只"差船"上，那时蹲在船头上的几位却在那里吃花生，唱"打倒列强"的老调子。那位官长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挤到船头上蹲在那里。 陶家泾是沿途所过的第一个码头。这是极小的乡镇，总共不过十来家小铺子，但现在却连这十来家小铺子都关着门，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这里放下，兵们都上了岸。此时方才看见"差船"里原来还有东西，是几把青菜和油豆腐，一个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后去了。 此时已有三点钟，而横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却还有三分之二强。近来内河小轮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后行船是非常冒险的；有几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别无延搁，可以开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家泾开船后走不到两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时，是一座停业中的茧厂，现在却借作兵营，沿茧厂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驻了兵，其中有一间平房的门口站着门岗，立一杆幡形的长旗，大书陆军第某师某团某营营本部。军用电话的铃声在那间平房里急令令地响。 同船的旅客都忙乱起来了，交头接耳地纷纷询问：“船又停了，为什么呀？难道要扣去装兵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确实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声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此时默然不响，简直是不打算再赶路的模样。 “机器坏了！" 有一个茶房从船头上跑来说。原来不过是机器坏！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杂乱的议论跟着就起来了。在先那位喜欢谈谈军国大事的瘦长子老乡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说： “我说不是捉差，果然呀！他们白天里不调动兵队。——为啥？恐防东洋人在飞机里看见掷炸弹呀！" 于是他就屈着指头，历数某日某时东洋人的飞机曾经飞过院，飞过桐乡，飞过某某地方。他已经忘记只在两小时前他还同意过他那位光头同伴的"东洋人飞机不认识路"的论调。 光头的同伴努力附和着。他又称赞这兵调来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时经过这里，还没看见有兵哪。但是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却在一旁摇头，——谁也不能猜透他这摇头是什么意思；他的脸色依旧是那样苦闷，他不说话，只把左手的四个爪甲很长的指头在桌子边轻轻地有节奏似的敲着。过一会儿，他转脸对那个瘦长子同伴说： “吉兄，打到里边来，连里边的市面都要吵光罗。上海北头，横直是烧光末，要打就在北头打！伊拉兵队调动得快，为啥勿早点调到上海，同十九路军一淘打？总归是勿平心，自淘伙里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长子于是也皱一下眉头，觉得无话可答，就伸一个懒腰急急地咒骂那轮船了： “触霉头格轮船！半路上插蜡烛！今朝到埠勿过七点钟，算我的东道！" 说着，他就挤到船头上看"野眼"去了。 这时船既停下来，就没有了风，塞满了四十多人的船舱就更加闷热，空气也很恶浊。小孩子们啼哭，老太婆谈家常，又谈到某处庙里的菩萨满身是血，两眼流泪，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听口音都是两湖人。态度异常"写意"，毫没有摩拳擦掌准备厮杀的神气。有二十来个兵拿了铲子和土畚在那里填其他们的"营本部"门前的泥路。他们的工作就像唱昆曲的戏子似的一摇一摆，十分从容。离"营本部"右方一箭之远就是那停业中的茧厂，惟一的高楼房，也住着兵，可是既没有门岗，也没放步哨，兵们是三三两两的在茧厂前的空场上开玩笑。有几位脱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们不打绑腿，穿的是绿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们都是徒手，空场上也不见他们搭的枪架。 只有四个兵全身武装，在相离"营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上来回彳亍，——大概他们就是步哨。 河滩上有许多兵在那里洗衣服。他们利用了老百姓家里的春凳，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凳上拍拍的打。打过后就提着衣服跳上泥岸，抖开了起在小桑树上晒。这一带的桑树全挂满了灰色军服。 忽然在灰色中显现出鲜明的一点来了！那是在作为"营本部"那间平房的东间壁。也是同样的平房，看样子本来是杂货铺子，但现在当然只有兵。我所说的"鲜明一点"就在这间平房里飞快地一晃。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头发的女子踅到门前对我们那轮船看了一眼。虽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装，但也不像乡村女子，只看她一头短发剪的何等"入时"呀！一路来，常见竹篱茅屋畔探露出剪了头发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无论如何我一眼就能判定她们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这一闪就不见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来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没有门窗的外边半间里始终只有兵们走进走出，一张破桌子旁坐着几位像是什么"值日官"之类的斜皮带者，不住地在那里吸香烟。 随军一定有几位"女同志"，想来于今是惯例了罢？ 离这平房再往东些，又有七八个"乡下人"围坐在一张板桌边，他们身上各有一条白布符号，可惜相隔远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写的是什么字。在兵们中间，他们显得十分拘束，而且垂头丧气很苦恼。后来听船上人说，这七八位就是拉来的丁子。 有位挂斜皮带的官长从东边的小桥岔道处跑了来（那边不见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营本部"的平房门外，就喊了一声： “报告！" 门开了，当门站着一个卫兵，门边泥墙上挂着三四顶军帽和一套军衣。不多一会儿，就听见电话铃响，又有高朗的说话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先前进去的那位官长跑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封公文，仍旧向来路走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许，我们那条柴油小轮依旧没有活动的征兆；据说那损坏的一部分机件已经修好了装上去，但是不灵，现在又拆下来重新修理。旅客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有几位要在第二站的院下船的，就说早知如此，船停时就上岸走，现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欢迎的灰皮色脸四先生死洋洋地对茶房说： “喂，阿虎，看来要在船里吃夜饭罗，米够么？" 茶房阿虎咧开嘴巴笑，停一会儿，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机器，蛮便当的。" 当真岸上的兵们搬出夜饭来了。两个也穿灰布军衣的人先抬出一箩饭来放在路口，接着又抬出一只大铜锅，锅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绒毛相似。锅里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烧成的羹。抬锅的人把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许多小号脸盆似的洋铁圆盒里，都放在泥地上。于是五六个兵一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团团围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吃。饭是白米饭，但混杂的砂石一定不少，因为兵们一面大口地往嘴里送，一面时时向地上吐唾沫。 我们船上的人总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们吃饭。忽然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钻进舱里来，看着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说： “当兵真苦。你看他们吃点啥东西呀！东洋兵每顿是大鱼大肉，还有好酒，娇养惯哩，故所以勿会打仗！再打罗，东洋兵必败！" 绸缎店经理苦着脸，还没回答，突然从船头上送来了卜卜卜的一阵响，柴油小轮的机起终于修好，船又动了。 以后的水程算是没有意外的阻搁。柴油小轮以每小时十八华里的速率向前走着。谜一样的未来中日之战又成为旅客们谈论的题材。我不能不说他们那谈论还只是"消闲"的性质，正和他们咬瓜子"消闲"相仿佛；但是一种焦灼和愤慨，却也常在话意中透露出来。虽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们的意识情感又和沪杭车中我所接触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内地乡镇的小商人的他们似乎比大都市内的小商人更为"盲目"，更为"乐观"，同时亦更为容易受"欺骗"。因为是更"盲目"，他们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剧变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只认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这"盲目"，他们比大都市里的小商人较少些颓废的气分，而成为"乐观"。 而这"乐观"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多岁的小商人就时常流露了这样的"乐观"。他安慰他的常常苦着脸的同伴说： “陶家泾落来，扎了两万多兵呢！东洋兵路勿熟，包管冲勿过来。你看，到处装好军用电话，东洋兵有点动静，答答地方全晓得，东洋兵想偷营也勿会成功的。" 他很卖弄似的用手指着徐徐往后退的岸上的桑园。这里的矮桑树尚只有极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树干上挂着深绿色的军用电话线。（后来我知道这里几条毫不打紧的军用电话线很使附近乡镇中的土财主慌张了，以为这就是划成军事区域，他们带着大箱小笼就逃难。） 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点头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似的看着他的同伴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外国调查员讲得拢喂？顶好是讲讲拢，勿要再打。" 没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毕竟和东洋矮子有点不同，而自信是对于东洋矮子的"鬼心思"颇能灼见而大放议论的瘦长子老乡碰到关于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赞一辞了。他很无聊地举起茶来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问话： “再打下去怎样呢？” 大家都愕然转眼对我看，仿佛猛不防竟听得一个哑子忽然说起话来。并且他们的眼睛里又闪着怀疑的光彩。我看出这些眼睛仿佛在那里互相询问：他不是什么党部里的人罢？但幸而我的口音里还带着多少成分的乡音，他们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乡的一大批"在外头吃饭"的人们之一，所以随即放宽了心了。问过我的"贵姓"以后，他们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说起来都是相熟的"。 他们反倒先谈起我老家里的事，举出了许多我所不大记得的本家，亲戚，以及"世交"的人名来。这些，我也乐于倾听，但我到底觑机会又回到我原来的问话： “照各位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绸缎店经理叹了一口气，惟恐被人听了去似的低声回答：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齐，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做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做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头的老乡赶快接口说，鼻子里哼了一声。 三十多岁的瘦长条子却所见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觉得这位"蒙在鼓里"的主战热者未免太可怜了。不问他们是信也罢，不信也罢，我不能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那末，陶家泾扎下两万兵，拉丁，捉船，乡下人逃光，地方上当差使，小小一个镇，要分摊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见鬼罗！" 瘦长子表示了稀有的兴奋，一口气说出来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同乡又节外生枝的插进一句话： “造伊拉格娘！嘉兴到苏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轮倒是三日两头抢！——新近出一桩三十万的大抢案，抢是抢了，失主还不取报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长子做一个鬼脸，很轻声地接口说。我明白这是指的什么，记得俗语有所谓"虫吃虫"，正就是那件大抢案的注脚。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题上： “要抽国难捐么？兵队调动就不过告诉老百姓有国难，要抽国难捐！" “生意是越弄越难做了！" 三位老乡同声说，脸上都是异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来收茶壶了。他回答一个旅客的询问：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双林要在半夜里罗。"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望望外边，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几点灯光。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故乡到了。虽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乡还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故乡没有什么两样。 “大概能够分别出这确是一九三二年的家乡的特点，也只是多一些剪发旗袍的女郎罢？" 我望着渐近的房屋，心里这样想。但后来我知道我这论断有一半是对的，又一半却不尽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当我们的"无锡快"终于靠了埠头，我跳上了那木"帮岸"，混入了一群看热闹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间的时候，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褴褛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片子都没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拟上海的"新装"，可是在她们身上，人造丝织品已经驱逐了苏缎杭纺。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 第三半个月的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票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票；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票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票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票，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票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票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当票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利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气了。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岂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得二三个南瓜，也就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湾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 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二十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帐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欠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是"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拚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票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陪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的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1第二！ 1黄警顽上海市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员。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1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票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票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1甲子年这里指一九二四年。这年九月，曾发生"平卢战争"（或称江浙战争）。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做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要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带联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是：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拚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趋没有出路。 香市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二十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餐，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起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机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岂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赶那香市去。 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儿时所见的香市了！ 那么姑且到惟一的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是什么变把戏的，一定也是瘪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卧钉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无名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平价十六枚铜元。 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像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表演了预告中的五六套：马戏，穿剑门，穿火门，走铅丝，大力士……他们说：“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马虎，——"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小总共有到三十个！ 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套把式比起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 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他们打算从农民的干瘪的袋里榨出几文来。可是他们这计划失败了！ 乡村杂景 人到了乡下便像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似的。 从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许多，松啧啧的白云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大地伸展着无边的"夏绿”，好像更加平坦；远处有一簇树，矮矮地蹲在绿野中，却并不显得孤独；反射着太阳光的小河，靠着那些树旁边弯弯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一条"赤膊船"。 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嘻开着笑嘴老在你门外徘徊——不，老实是"排闼直入"，蹲在你案头了。 住在都市的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树，你也会暂时觉得这天，这云，这树，比起三层楼窗洞里所见的天的一角，云的一抹，树的尖顶确实是更近于"自然"；那时候，你也会暂时感到"大自然"张开了两臂在拥抱你了。但不知怎地，总也时时会感得这都市公园内所见的"大自然"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比方说，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稻香村"的田园风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有点爱乡村罢？ 不错，有一点。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不动不变的"世外桃源"所以我爱。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的。我爱的，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不像都市那样歇斯底列，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而这，我称之为"泥土气息"。 让我们再回到农村的风景罢—— 这里，绿油油的田野中间又有发亮的铁轨，从东方天边来，笔直的向西去，远得很，远得很；就好像是巨灵神在绿野里划的一条墨线。每天早晚两次，机关车拖着一长列的车厢，像爬虫似的在这里走过。说像爬虫，可一点也不过分冤枉了这家伙。你在大都市车站的月台上，听得"喈"——的一声歇斯底列的口笛，立刻满月台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乱推乱撞，而于是，在隆隆的震响中，“这家伙"喘着大片冲来了，那时你觉得它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辽阔的田野中，起着短窗远远地看去，它就像爬虫，怪妩媚的爬着，爬着，直到天边看不见，混失在绿野中。 晚间，这家伙按着钟点经过时，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条身上有磷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会代替它心焦。 还有那天空的"铁鸟"，一天也有一次飞过。像一个尖嘴姑娘似的，还没见她的身影儿就听得她那吵闹的骚音，飞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很分明。它来的时候总在上午，乡下人的莆屋顶刚刚袅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铁甲似的“蒲包衣"，在田里工作的乡下人偶然也翘头望一会儿，一点1表情都没有。他们当然不会领受那"铁鸟"的好处，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没吃过这"铁鸟"的亏。他们对于它淡漠得很，正像他们对于那"爬虫"。 他们憎恨的，倒是那小河里的实在可怜相的小火轮。这应该说是一"伙"了，因为有烧煤的小火轮，也有柴油轮，——乡下人叫做"洋油轮船"，每天经过这小河，相隔二三小时就听得那小石桥边有吱吱的汽管叫声。这小火轮的一家门，放在大2都市的码头上，谁也看它们不起。可是在乡下，它们就是恶霸。它们轧轧地经过那条小河的时候总要卷起两道浪头，扑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这所谓"浪头"，自然么小可怜，不过半尺许高而已，可是它们一天几次冲打那泥岸，已经够使岸那边的稻田感受威胁。大水的年头儿，河水快与岸平，小火轮一过，河水就会灌进田里。就在这一点，乡下人和小火轮及其堂兄弟柴油轮成了对头。 1蒲包衣乡下人夏天落田，都穿这特别的皮包衣，犹之雨天穿蓑衣或棕衣。——作者原注 2一家门上海话。一家子的意思。 小石桥偏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轮船到石桥口就要叫一声，仿佛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桥上就会看见小轮屁股后那两道白浪泛到齐岸半寸。要是那小轮是烧煤的，那它沿路还要撒下许多黑屎，把河床一点一点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这一带的乡下人的命。乡下人憎恨小火轮不是盲目的没有理由的。 沿着铁轨来的"爬虫"怎样像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门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他们也知道对付那水里的"土劣"的方法是开浚河道，但开河要抽捐，纳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开不开却是官府的事。 刚才我不是说小石桥西首的河身特别窄么？在内地，往往隔开一个山头或是一条河就另是一个世界。这里的河身那么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边出产"土强盗"。这也是非常可怜相的"土强盗"，没有枪，只有锄头和菜刀。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军师"。这"军师"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萨。 这些"土强盗"不过十来人一帮。他们每逢要"开市"，大家就围住了这位泥菩萨军师磕头膜拜，嘴里念着他们的"经"，有时还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样。末了，“土强盗"伙里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萨军师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东南方有利"，于是大家就到东南方。"代言人"负了那泥菩萨到一家乡下人的门前，说"是了"，他的同伴们就动手。这份被光顾的人家照例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会有的，"土强盗"自然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绑票。住在都市里的人一听说“绑票"就会想到那是一辆汽车，车里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枪，疾风似的攫住了目的物就闪电似的走了。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乡下"土"绑票却完全不同。他们从容得很。他们还有"仪式"。他们一进了"泥菩萨军师"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负着泥菩萨的"代言人"就站在门角里，脸对着墙，立刻把菩萨解下来供在墙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钟的停顿。直到同伴们已经绑得了人，然后他再把泥菩萨负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绑的人家筹得了两块钱，就可以把肉起赎回。 据说这一宗派的"土"绑匪发源于温台，可是现在似乎1别处也有了。而他们也有他们的"哲学"。他们说，偷一条牛还不如绑一个人便当。牛使牛性的时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会那么顽强抵抗。 1此处所谓"温台"，指浙江省旧温州府和台州府的辖区。——作者原注 真是多么可怜相，然而妩媚的绑匪呵？ 陌生人 火车不通、轮船不到的乡村，近来也闯进来了"陌生人"了。他们和火车轮船是本家。他们中间最有势力的，是兄弟俩。 我们先说"陌生人"中间的老大。 镇上有一座土地庙。如果父老的传说可信，则"该"庙的“大老爷"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忠臣。三四百年来，他一直享受此方人民的香火，按理说，他应该保佑这一方的老百姓了。乡下人认为这位土地老爷特别关心蚕桑，所以每年清明节后"嬉春祈蚕"的所谓"香市"，一定在这土地庙里举行。 杭州岳坟前跪着秦桧和王氏的铁像。上杭州去烧香的乡下人一定要到"岳老爷坟上"去一趟，却并不为瞻仰忠魂，而为的要摸跪在那里的王氏的铁奶；据说由此一摸，蚕花能够茂盛。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土地老爷虽则也是忠臣，却没有冤家夫妇的铁像跪在庙前，因而也没有"铁奶"可供乡下人摩摸，反而是乡下女人自己的肉奶在神座前被男性的手摸了一把就可以蚕花好。因此大奶奶的乡下女人一定要在土地老爷的神座前挤一下。 这也是百年相承的习俗。即使被摸以后蚕花依然不熟，从不会怪到奶，更不会怪到土地老爷。总之，祈蚕必须在这土地庙。 可是近来，“陌生人"……闯进了这土地庙而且和土地老爷抢生意了。庙门前挂了一块招牌：蚕种改良分所。 庙里的一间大厅被派作"改良种"的养育场。墙上糊了白纸，雕刻着全部《三国演义》的长窗上半截都换了玻璃，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忙着。所谓村长也者，散着传单，告诉乡下人道：“官府卖蚕种了，是洋种！要蚕好，去买洋种罢！"乡下人自然不去理睬这个"陌生人”。但是后来卖茧了，听说洋种茧一担要贵上十多块，乡下人心里不能不动了。于是就有几个猴子脾气的乡下人从土地老爷驾下转变到"陌生人"手里了。他们是冒险的。因为购洋种，须得隔年先交钱，须得"存记"，而且到来年"收蚁"时，要由"改良分所"的学生模样的年青女人决定日子，甚至收了蚁再交给乡下人。这可糟糕！"陌生人"太不管千百年相传的老规矩了！而且洋种也不一定好。乡下人觉得还是土地老爷可靠。于是"改良分所"也不得不迁就些，只管卖种，不再包养"儿子"了。既不"包养儿子"，下种的时候自然免不了拆烂污。但是这"陌生人"的势力却一天一天强大，因为它有靠山：一是茧厂规定洋种茧价比土种贵上三四成，二是它有保护，下了一记"杀手锏"，取缔土种。 “陌生人"老二就是鼎鼎大名的肥田粉。他和他的老兄不同。他是笑嘻嘻"一团和气"踏进了农村。记不清是哪一年，这盐样的肥田粉被一些买不起豆饼的乡下人冒险试用。这时肥田粉的价钱便宜得很。然而"力道"可不差！粉撒下去，两三天后，失了营养的稻就会挺健生青。于是乎这位"陌生人"老二就很容易地取得了守旧的农民的信用。特别因为它比豆饼的价钱便宜一半多。 第二年，豆饼的营业地盘缩小了一半，而肥田粉的价钱比上年更便宜；因为市场上有两种牌子的肥田粉跌价竞争。乡下人朝天松一口气：“到底老天爷有眼睛，可怜乡下人！" 又过了一年，没有商人再敢贩卖豆饼，可是肥田粉却像潮水一般涌到，每家小商店都带卖肥田粉。甚至卖糖食的三麻子也用栲栳盛着那盐一样的宝贝粉摆在店门前，说是一百二百文零买也行。一条街上也许有几家起子不卖香烟，可没有一家不卖肥田粉。这也怪不得：第一，“经售"肥田粉毋须大资本（这和豆饼就不同）；第二，肥田粉的牌子更加多了，大家跌价倾销，小商人有利可图。结果，肥田粉就打倒了豆饼。 但是肥田粉这一家门虽同姓同名，脾气可不相同。最初来的那一支跟土性合得来，它就立了功。现在大家一哄而来，乡下人以为只要是光头就一定会念经，而小商人只要推销得动，大家乱来一顿，结果是稻遭了厄运。 怎么办呢？肥田粉到底不行！再买豆饼罢，豆饼商只剩一家了，高抬货价，乡下人问也不敢问。于是老法子，专靠人粪。第二年，小商人也不敢带卖肥田粉了，豆饼价钱依然贵得怕煞人，不过最初来的那号肥田粉还有人"经售"，并且大吹"本粉真正老牌，肥力充足"；而且价钱究竟比豆饼便宜（虽然粉已经涨价），乡下人只好大着胆子再用。这一来，“陌生人"老二当真在乡村里生了根。这根愈长愈大，深入到农村，肥田粉的价钱也就愈来愈高。农村的金钱又从这一个裂口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 现在大家都说要促进农村的生产力量。这话如果当真有可能，我们这里所介绍的"陌生人"兄弟俩就要做主角。并且事实上他们俩已经登上了农村的舞台，霸占在那里了。他们也许本来生得不坏，而且我们科学的地信仰他们是好相识；但是目前成效如何，读者也许看了本文还不大明白，那就请到乡下去住上半年八个月罢！ 大旱 这是大旱年头一个小小乡镇里的故事。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是北方人，你就对于这故事的背景有点隔膜了。不过我也有法子给你解释个明白。 第一，先请你记住：这所谓小小的乡镇至少有北方的二等县城那么热闹；不，单说热闹还不够，再得加一个形容词——摩登。镇里有的是长途电话（后来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电灯，剪发而且把发烫曲了的姑娘，抽大烟的少爷，上海流行过三个月的新妆，还有，——周乡绅六年前盖造的"烟囱装在墙壁里"的洋房。 第二，这乡镇里有的是河道。镇里人家要是前面靠街，那么，后面一定靠河；北方用吊桶到井里去打水，可是这个乡镇里的女人永远知道后房窗下就有水；这水，永远是毫不出声地流着。半夜里你偶然醒来，会听得窗外（假使你的卧室就是所谓靠河的后房）有咿咿哑哑的橹声，或者船娘们带笑喊着"扳艄"，或者是竹篙子的铁头打在你卧房下边的石脚上——铮的一响，可是你永远听不到水自己的声音。 清早你靠在窗上眺望，你看见对面人家在河里洗菜洗衣服，也有人在那里剖鱼，鱼的鳞甲和肠子在水面上慢慢地漂流，但是这边，——就在你窗下，却有人在河水里刷马桶，再远几间门面，有人倒垃圾，也有人挑水，——挑回去也吃也用。要是你第一回看见了这种种，也许你胸口会觉得不舒服，然而这镇里的人永远不会跟你一样。河水是"活"的，它慢慢地不出声地流着；即使洗菜洗衣服的地方会泛出一层灰色，刷马桶的地方会浮着许多嫩黄色的泡沫，然而那庄严的静穆的河水慢慢地流着流着，不多一会儿就还你个茶色的本来面目。 所以，亲爱的读者，第三项要请你记住的，这镇里的河是人们的交通要道，又是饮料的来源，又是垃圾桶。 镇外就是田了，镇上人谈起一块田地的"四至"来，向来是这样的：“喏，东边到某港，西边靠某浜，南边又是某港，北边就是某某塘"（塘是较大的河）。水，永远是田地的自然边界。可是，我的朋友，请你猜一猜，这么一块四面全是河道的田地有多少亩？一百亩罢？太多太多！五十亩呢？也太多！十亩，二十亩？这就差不多了！水是这么的"懂事"，像蛛网一般布满了这乡镇四周的田野。亲爱的读者，这就是我要报告的第四项了。 这样的乡村，说来真是"鱼米之邦"，所谓"天堂"了罢！然而也不尽然。连下了十天雨，什么港什么浜就都满满的了，乡下人就得用人工来排水了，然而港或浜的水只有一条出路：河。而那永远不慌不忙不出声流着的河就永远不肯把多余的水赶快带走。反过来，有这么二十天一个月不下雨，糟了，港或浜什么的都干到只剩中心里一泓水，然而那永远不慌不忙不出声流着的河也是永远不会赶快带些水来喂饱港或浜。 要是碰到像今年那样一气里五六十天没有雨，嘿嘿！你到乡下去一看，你会连路都认不准呢！我要讲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头。 从前要到这小小的乡镇去，你可以搭小火轮。从这镇到邻近的许多小镇，也都有小汽油轮。那条不慌不忙不出声流着的镇河里每天叫着各种各样的汽笛声。这一次四十多天不下雨，情形可就大大不同。上海开去的小火轮离镇五六十里就得停住，客人们换上了小船，再前进。这些小船本来是用橹的，但现在，橹也不行，五六十里的路就全靠竹篙子撑。好容易到得镇梢时，小船也过不去了，客人们只好上岸走。这里是一片荒野，离镇还有十多里路。 我到了镇中心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街上有些乘凉的人。我走上了一座大桥，看见桥顶上躺着七八个人，呼呼地打鼾。这里有一点风，被风一吹，这才觉得倦了，我就拣一个空位儿也放倒了身体。 “外港尚且那样，不知这镇河干成了什么样子？"我随便想，就伛起身子来看河里。这晚上没有月亮，河里墨黑，从桥顶望下去，好像深得很。渐渐看出来了，有两点三点小小的火光在河中心闪动。隐隐约约还有人声。"哦！还好！"我心里松了一松，我以为这三三两两的火光自然就是从前见惯的"生意船"，或者是江北船户在那里摸螺蛳。然而火光愈来愈近了，快到了桥边了，我睁大眼睛看，哪里有什么船呢，只是几个赤条条的人！小时候听人讲的"落水鬼"故事便在我脑上一闪。这当儿，河里的人们也从桥堍的石埠走上来了，的的确确是"活人"，手里拿着竹丝笼，他们是在河里掏摸小蟹的顽皮孩子。原来这一条从前是交通要道，饮料来源，又兼无底垃圾桶的镇河，现在却比小小的沟还不如！ 四十多天没雨，会使这小小的乡镇完全改变了面目，本来是"路"的地方会弄到不成其为"路"。 从前这到处是水的乡镇，现在水变成了金子。人们再不能够站在自家后门口吊水上来，却要跑五六里路挨班似的这才弄到一点泥浆样的水。有人从十多里路远的地方挑了些像样的水来，一毛钱一桶；可是不消几天，就得跑它二十多里路这才有像样的水呢！ 白天，街上冷清清地不大见人，日中也没有市。这所谓“市"，就是乡下人拿了农产物来换日用品。我巡游着那冷落的市街，心里就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首诗。这位住在都市的诗人一面描写夜的都市里少爷小姐的跳舞忙，一面描写乡下人怎样没昼没夜的靉e水，给这两种生活作一个对比。我走过那些不见一个乡下人的街道时，我自然也觉得乡下人一定是田里忙了，没有工夫上镇里来"做市面"。但是后来我就发见了我的错误。街那边有一家出租汽油灯的铺子，什么"真正国货光华厂制"的汽油灯，大大小小挂满了一屋子，两个人正靠在铺前的柜台边谈闲天。我听得中间一位说道： “亏本总不会罢？一块钱一个钟头，我给你算算，足有六分钿呢！" 说话的是四十来岁的长条子，剃一个和尚头，长方脸，眯细了眼睛，大概是近视，却不戴眼镜。我记起这位仁兄来了。他是镇上的一位"新兴资产阶级"，前年借了一家歇业的典当房子摆了三十多架织布机，听说干的很得手呢。我站住了，望望那一位。这是陌生面孔，有三十多岁，一张圆脸儿，晒得印度人似的。他懒洋洋摸着下巴回答这长条子道： “六分钿是六分钿，能做得几天生意呢？三部车本钱也要一千光景，租船难道不要钱？初头上开出去抽水，实实足足做了八天生意。你算算有什么好处？现在，生意不能做了，船又开不回来，日晒夜露，机器也要出毛病呵！" “唔唔，出毛病还在其次……就怕抢！" 长条子摇着头说，眯细了眼睛望望天空。 我反正有的是空工夫，就踅到柜台边跟他们打招呼。几句话以后，我就明白了他们讨论的"亏本不亏本"是什么。原来那黑圆脸的就是汽油灯铺子的老板，他买了三部苏农厂的抽水机，装在小船上，到乡下去出租，一块钱一点钟，汽油归他出。这项生意是前年发大水的时候轧米厂的老板行出来的，很赚了几个钱。今年汽油灯铺的老板就来学样，却不料乡下那些比蛛网还密的什么港什么浜几天工夫里就干得一滴水也没有了，抽水机虽然是"利器"，却不能从十里外的大河里取水来，并且连船带机器都搁浅在那里，回不到镇里了。港极多的乡下，现在干成了一片大片原。乡下人闲得无事可做。他们不到镇里来，倒不是为的靉e水忙，却是为的水路干断，——平常他们总是摇了船来的。再者，他们也没有东西可卖，毒热的太阳把一切"耘生"都活活晒死了。1 1耘生浙江方言。庄稼的意思。 这一个小小的热闹摩登的乡镇于是就成为一个半死不活的荒岛了：交通断绝，饮水缺乏，商业停顿。再有三四十天不下雨，谁也不敢料定这乡镇里的人民会变成了什么！ 可是在这死气沉沉的环境中，独有一样东西是在大活动。这就是镇上的长途电话。米店老板一天要用好几次长途电话，探询上海或是无锡的米价钱；他们要照都市里的米价步步涨高起来，他们又要赶快进货，预备挣一笔大钱。公安分局也是一天要用那长途电话好几次的；他们跟邻镇跟县里的公安局通消息，为的恐怕乡下人抢米，扰乱地方治安；他们对于这一类事，真是眼明手快，勇敢周密。 桑树 跟"香市"里的把戏班子一同来的是"桑秧客人"。 为什么叫做"客人"呢？孩子们自伙淘里私下议论。睁大了小眼睛躲在大人身背后，孩子们像看把戏似的望着这些"客人"。说话听不懂；他们全是外路口音。装束也有点不顺眼：他们大半穿一件土蓝布的，说它是长衫就太短，说是马褂又太长，镇上没人穿的褂子；他们又有满身全是袋的，又长又大，看上去又挺厚的土蓝布做的背心；年纪大一点的，脚上是一双土布鞋，浅浅的鞋帮面，双梁，配着白布的袜子，裤管塞在袜统里。镇上只有几个老和尚是这么打扮的。 他们卖"桑秧"。什么叫"桑秧"，孩子们有点懂。这是小小的桑树，大桑树有桑果。孩子们大都爬上过大桑树，他们不稀罕这么魔1的小家伙，可是他们依然欢迎这些外路的"桑秧客人"，为的是"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处。 1么魔湖、嘉一带方言。小而丑的意思。 就同变把戏的先要看定场子一样，“桑秧客人"也租定了镇上人家的一两间空屋，摆出货来了。他们那桑秧的种类真多！一人高，两叉儿的，通常是一棵一棵散放着，直挺挺靠在墙壁上，好比是已经能够自立的小伙子。差不多同样高，然而头上没有两叉儿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并成一组，并且是躺在地上了；它们头碰脚的一组一组叠起来高到廊檐口。它们是桑秧一家子里边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叠"人"堆的份儿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扎成一组。 最末了的"老么"们竟有百来棵挤成一把儿的。你远看去总以为是一把扫帚。"桑秧客人"也当它们扫帚似的随随便便在门槛边一放。 有时候，门槛边挤的人多了，什么草鞋脚，赤脚或者竟是“桑秧客人"他们自己的土布双梁鞋，也许会踹在"老么"们那一部大胡子似的细根上。有时碰到好晴天，太阳光晒进屋子里来了，“桑秧客人"得给"老大"它们的根上洒点水或者拿芦席盖在它们身上；可是门槛边的"老么"们就没有那份福来享。顶巴结的"客人"至多隔一天拿它们到河里去浸一浸，就算了。 因为百来棵一把的"老么"们的代价还赶不上它们"大哥"一棵的小半儿呵！ 逛"香市"的乡下人就是"桑秧客人"作买卖的对象。 乡下人总要先看那些疏疏落落靠在墙壁上的一人高两叉儿的"老大"。他们好像"看媳妇"似的相了又相，问价钱，扪一下自己的荷包，还了价钱，再扪一下自己的荷包。 两叉儿的"老大"它们都是已经"接过"的，就好比发育完全的大姑娘；种到地里，顶多两年工夫就给你很好的桑叶了。“老二"以下那一班小兄弟，即使个儿跟"老大"差不多，天分却差得远了。它们种到地里，第二年还得"接"；不"接"么，大片来就是野桑，叶儿又小又瘦，不能作蚕宝宝的食粮。“接过"后，也还得三年四年，——有时要这么五年，才能生叶，才像一棵桑树。 然而乡下人还了价钱，扪着自己的荷包，算来算去不够交结"老大"的时候，也只好买"老二"，"老三"它们了。这好比“领"一个八九十来岁的女孩子作"童养媳"，几时可以生儿子，扳指头算得到。只有那门槛边的"老么"们，谁的眼光不会特地去看一下。乡下人把"老二"，“老三"它们都看过，问价而且还价以后，也许有意无意地拿起扫帚样的"老么"们看一眼，但是只看一眼，就又放下了。可不是，要把这些"老么"调理到能够派正用，少说也得十年呀！谁有这么一份耐心呢？便算有耐心，谁又有那么一块空地搁上十年再收利呢！ 有时候，讨价还价闹了半天，交易看看要不成了，“桑秧客人"抓抓头皮，就会拿起门槛边那些扫帚样的"老么"们掷在乡下人面前说：“算了罢，这一把当做饶头罢！"乡下人也摸着下巴，用他的草鞋脚去拨动"老么"们那一部大胡子似的细根。交易成功了。乡下人掮着两三组"老二"或是"老三"，手里拎着扫帚似的"老么"。 “老么"就常常这样"赔嫁丫头"似的跟着到了乡下。 特地去买"老么"来种的，恐怕就只有黄财发。 他是个会打"远算盘"的人。他的老婆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镇上育婴堂里"抱"了个八个月大的女孩子来给他三岁大的儿子作老婆。他买那些"老么"辈份的桑秧，也跟“抱"八个月大的童养媳同样的"政策"。他有一块地，据说是用得半枯，非要让它醒一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钱买了两把"老么"桑秧来，就种在那块地上。 这就密密麻麻种得满满的了，总数有两百四十多。当年冬天冻死了一小半。第二年春，他也得了"赔嫁"的一把，就又补足了上年的数目。到第四年上，他请了人来"接"；那时他的童养媳也会挑野菜了。小桑树"接"过后，只剩下一百多棵像个样儿，然而黄财发已经满足。他这块地至多也不过挤下百来棵大桑树。 可是这是十年前的旧事。现在呢，黄财发的新桑地已经出过两次叶了。够吃一张"蚕种"。黄财发的童养媳也长成个大姑娘，说不定肚子里已经有儿子。 八个月大的女孩子长成了人，倒还不知不觉并没操多少心。么细的桑秧也种得那么大，可就不同。黄财发会背给你听：这十来年里头，他在那些小桑树身上灌了多少心血；不但是心血，还花了钱呢！他有两次买了河泥来壅肥这块用枯了的地。十年来，他和两个儿子轮换着到镇上去给人家挑水换来的灰，也几乎全都用在这块桑地。 现在好了，新桑地就像一个壮健的女人似的，去年已经给了他三四十担叶，就可惜茧价太贱，叶价更贱得不成话儿。 这是日本兵打上海那一年的事。 这一年，黄财发的邻舍李老四养蚕亏本，发狠把十来棵老桑树都砍掉了，空出地面来改种烟片。虽则是别人的桑树，黄财发看着也很心痛。他自然知道烟片一担卖得好时就有二三十块，这跟一块钱三担的叶价真是不能比。然而他看见好好的桑树砍做柴烧，忍不住要连声说：“罪过！罪过！" 接连又是一年"蚕熟"，那时候，黄财发的新桑地却变成了他的"命根"：人家买贵叶给蚕吃，黄家是自吃自。但是茧子卖不起钱，黄财发只扯了个够本。 “早晓得这样，自家不养蚕，卖卖叶，多么好呢！"黄财发懊悔得什么似的；这笔损失帐，算来算去算不清。 下一年就发狠不养蚕了，专想卖叶。然而作怪，叶价开头就贱到不成话儿。四五十人家的一个村坊，只有五六家养蚕，而且都是自己有叶的。邻村也是如此。镇上的"叶行"是周圆二三百里范围内桑叶"买”“卖"的总机关，但这一年叫做"有秤无市"。最初一元两担的时候，黄财发舍不得卖，后来跌到一元四担，黄财发想卖也卖不脱手。 十多年来的"如意算盘"一朝打翻了！ 要是拿这块桑地改种了烟叶，一年该有多少好处呢？四担的收成是有的罢？一担只算二十块钱，也有这些……黄财发时常转着这样的念头。一空下来，他就去巡视他的新桑地。他像一个顶可恶的收租米人似的，居心挑剔那些新桑树。他摇动每一棵桑树的矮身子，他仔细看那些皱皮上有没有虫蛀；末了他只有摇头叹气。这些正在壮年的新桑树一点"败相"也没有！要是它们有点"败相"，黄财发那改种烟叶的念头就会决定。 他又恨这些新桑树，又爱这些新桑树。他看着这些变不出钱来的新桑树，真比逃走了一个养大到十八九岁的童养媳还要生气！ 而况他现在的光景也比不上十年前了。十年前他还能够“白搁着"这块地，等它过了十年再生利。现在他却等不及。他负了债，他要钱来完粮缴捐呢！ 但是烟叶在村坊里的地盘却一天一天扩大了。等到黄财发一旦下了决心，那烟片的价钱也会贱到不像话儿罢？不过黄财发是想不到那么远的。如果他能想到那么远，他就会知道，现在是无论什么巧法儿，都不能将他的生活再"绷补"下去1了。 1"绷补"江浙方言。勉能维持的意思。 最后还得交代一句：像黄财发那样的“身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 旧帐簿 去年有一位乡先辈发愿修"志"。我们那里本来有一部旧志，是乾隆年间一位在我乡做官的人修的。他是外路人，而且“公余"纂修，心力不专，当然不免有些不尽不备。但这是我乡第一部"志"。 这一回，要补修了，经费呢，不用说，那位乡先辈独力担任；可是他老先生事情忙得很，只能在体裁方面总起成，在稿子的最后决定时下一判断，事实上的调查搜辑以及初稿的编辑，他都委托了几个朋友。 是在体例的厘订时，他老先生最费苦心。他披览各地新修的县志镇志，参考它们的体例；他又尽可能的和各"志"的纂修者当面讨论；他为此请过十几次的客。 有一次请客，主要的"贵宾"是一位道貌岸然，长胡子的金老先生。他是我们邻镇的老辈，他修过他自己家乡的“志"，——一部在近来新修的志书中要算顶完备的镇志。他有许多好意见。记得其中之一是他以为"镇志"中也可有"赋税"一门，备载历年赋税之轻重，而"物价"一项，虽未便专立一门，却应在有关各门中特别注意；例如在"农产"，顶好能够调查了历来农产物价格之涨落，列为详表，在"工业"门，亦复如此。 老先生的意见，没有人不赞成。但是怎样找到那些材料呢？这是个问题。老先生捻须微笑道：“这儿，几十年的旧帐簿就有用处。" 从那一顿饭以后，我常常想起了我小时看见的我家后楼上一木箱的陈年旧帐簿。这些旧帐簿，不晓得以何因缘，一直保存下来，十岁时的我，还常常去翻那些厚本子的后边的空白纸页，撕下来做算草。但现在，我可以断定，这一木箱的陈年旧帐簿早已没有了。是烧了呢，或是"换了糖"？我记不清。总之，在二十年前，它们的命运早已告终。而我也早已忘记我家曾经有过那么一份不值钱的"古董"。 现在经那位金老先生一句话，我就宛然记得那一厚本一厚本的旧帐簿不但供给过我的算草稿，还被我搬来搬去当作垫脚砖，当我要找书橱顶上一格的木板旧小说的时候；那时候，我想不到这些"垫脚砖"就是——不，应该说不但是我家“家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镇志"的一部分。 实在的，要晓得我们祖父的祖父曾经怎样生活着，最能告诉我们真实消息的，恐怕无过于陈年的旧帐簿！ 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也无非是一种"陈年旧帐簿"。但可惜这上头，“虚帐"和"花帐"太多！1 1"虚帐"为增加盈利或偷税、漏税，在会计制度允许的项目以外巧立名目的一种假帐。下文的"花帐"同，只是另设科目。 我们又知道我们读这所谓"历史"的陈年旧帐簿得有"眼光"。不但得有"眼光"，而且也得有正确的"读法"。正像那位金老先生有他的对于"陈年旧帐簿"的正确的"看法"一样。 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一位乡亲对于他家的一叠"陈年旧帐簿"的态度。 这一位乡亲，现在是颇潦倒了，但从前，他家也着实过得去，证据就在他家有几十年的"陈年旧帐簿"，——等身高的一叠儿。他的父亲把亲手写的最后一本帐簿放在祖传的那一堆儿的顶上，郑重地移交给他，——那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呢，从老子手里接收了那"宝贝"以后，也每年加上一本新的，厚厚的一本儿。那时候，他也着实过得去。可是近几年来就不同了。证据就在他近年来亲手写的帐簿愈来愈薄，前年他叹气对人说：“只有五十张纸了！"说不定他今年的帐簿只要二十张纸。 然而他对于"陈年旧帐簿"的态度一贯的没有改变。不，——应该说，他的境遇愈窘则他对于他那祖传的"陈年旧帐簿"的一贯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更加顽强。例如：三五年前他还没十分潦倒的时候，听得人家谈起了张家讨媳妇花多少，李家嫁女儿花多少，他还不过轻轻一笑道：“从前我们祖老太爷办五姑姑喜事的时候，也用到了李家那个数目，先严大婚，花的比张家还要多些：这都有旧帐簿可查！然而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油条只卖三文钱一根！"从前年起，他就不能够那么轻轻一笑了事了。前天大年夜，米店的伙计在他家里坐索十三元八角的米帐的时候，他就满脸青筋直爆，发疯似的跳进跳出嚷道：“说是宕过了年，灯节边一定付清，你不相信么？你不相信我家么？我们家，祖上传来旧帐簿一叠，你去看看，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大进出！我肯赖掉你这十三元八角么？笑话，笑话！"他当真捧了一大堆的"陈年旧帐簿"出来叫那米店伙计“亲自过目"。据说，那一个大年夜他就恭恭敬敬温读了那些“陈年旧帐簿"一夜。他感激得掉下眼泪来，只喃喃地自言自语着：“祖上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进出……镇上那些暴发户谁家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旧帐簿！哦，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几十年的旧帐簿的人家，算来就只有三家：东街赵老伯，南街钱二哥，本街就只有我了！"他在他那祖传的"陈年旧帐簿"中找得了自傲的确信。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温诵把他现在的"潦倒的痛疮"轻轻地揉得怪舒贴。 这是对于"陈年旧帐簿"的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对于那位乡亲的效用好像还不只是"挡债"，还不只是使他"精神上胜利"，揉起了现实的"潦倒的痛疮"。这种"看法"，据说还使他能够"心广体胖"，随遇而安。例如他的大少爷当小学教员，每月薪水十八元，年青人不知好歹，每每要在老头子跟前吐那些更没有别的地方让他吐的"牢骚"；这当儿，做老子的就要“翻着旧帐簿"说：“十八元一月，一年也有二百元呢；从前你的爹爹还是优质呢，东街赵老伯家的祖老太爷请他去做西席，一年才一百二十呀！你不相信，查旧帐簿！祖上亲笔写得有哪！" 这当儿，我的乡亲就忘记了他那"旧帐簿"也写着油条是三文钱一根！ 虽然照这位乡亲精密的计算，我们家乡只有三家人家"该得起"几十年的"陈年旧帐簿”，但是我以为未必确实。差不多家家都有过"旧帐簿"，所成问题者，年代久远的程度罢了。自然，像那位乡亲似的"宝贝"着而且"迷信"着"旧帐簿"，——甚至还夸耀着他有"那么一叠的旧帐簿"的，实在很多；可是并不宝爱"旧帐簿"，拿来当柴烧或者换了糖的，恐怕也不少。只是能够像上面说过的那位金老先生似的懂得"旧帐簿"的真正用处的，却实在少得很呵！ 又有人说，那位乡亲对"旧帐簿"的看法还是那位跟他一样有祖传一大叠"旧帐簿"的东街"赵老伯"教导成的，虽然"赵老伯"自家的"新帐簿"却一年一年加厚，——他自家并不每事“查旧帐"而是自有他的"新帐"。 不过，这一层"传说"，我没有详细调查过，只好作为"悬案"了。 1935年1月20日"查旧帐"之时。 秋的公园 上海的秋的公园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 淡青色的天空。几抹白云，瓷砖似的发亮。洋梧桐凋叶了，草茵泛黄。夏季里恋爱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双双来此凭吊他们那恋爱的旧战场。秋光快老了，情人们的心田也染着这苍凉的秋光！他们仍然携手双双，然而已不过是凭吊旧战场罢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识上颓废没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这甜酸苦辣的天罗地网。 常试欲找出上海的公园在恋爱课堂以外的意义或价值来。不幸是屡次失败。公园是卖门票的，而衣衫不整齐的人们且被拒绝"买"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长期游园券，也被拒绝进去，因为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国妇孺（他们是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的），中国人的游园常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园是他们恋爱课堂之一（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户外恋爱课堂，他们还有许多户内恋爱课堂，例如电影院），正像"大世界"之类的游戏场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恋爱课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并不感到新鲜空气，绿草，树荫，鸟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们也有偶然去游公园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园"；匆匆地到处兜一个圈子，动物园去看一下，呀！连老虎狮子都没有，扫兴！他们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后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树荫椅上绵棉絮语的常客，我敢说什九是恋爱中的俊侣，几乎没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过了秋，公园中将少见那些俊侣的游踪了，渐渐地渐渐地没有了。 然则明年春草再发的时候，夏绿再浓的时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双双的倩影又将起添公园的热闹，可已经不是（而且在某一意义上几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儿了。去年的人儿或者已经情变，或者已经生了孩子，公园对于他们失了意义了。经过了情变的男或女自然仍得来，可已不是"旧"的继续而是"新"的开始；他们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满而生了孩子的，也许仍得来来，可已不是去年那个味儿了。 只有一年之秋的公园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恋的地方。他们中间的恋情也许有的已在低落，也许有的已到浓极而将老，可是他们携手双双这时间，确是他们生活之波的惟一的激荡。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凭吊恋爱的旧战场！ 这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必然的过程，为恋爱而恋爱者必然的过程；感伤主义诗人们的绝妙诗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们，珍重，珍重，珍重这刹那千金的秋光！感伤主义的诗人们呀！努力，努力，努力歌咏这感情之波动罢！因为这样的诗材，将来就要没有；这样的风光不会久长！ 1932年11月8日。 在公园里 华氏表七十五度了！今春第一天这么热，却又是星期例假。公园进口处满是人，长蛇阵似的。 因为有胃病，某先生告诉我"要多跑路"，趁今天暖和，我也到公园里去赶热闹；那就实行"多跑路"罢，我在公园里尽兜圈子，尽在那些漂亮的游客阵中挤进挤出。 说是"挤"，一点也不夸张。今天这公园变成"大世界"1了！ 1"大世界"当时上海的游艺场名。 各式各样的人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级层，不同的国籍，布满了这公园的最平静的角落。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种展览会呀！ 我不知道游客中间有没有人也像我那样抱了疗病的目的而来这公园。他们不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我有胃病，而且神经衰弱。但是我兜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我却从他们游客的身上看出一点来了；我从他们那不同的"游公园的方式"可以推想出他们的不同的教养和思想趣味来。 带了小孩子，也像我那样尽在那里跑（可不兜圈子），望着那些还没开花的花果树或花坛皱一下眉头，到池边去张一眼，“呀，没有鱼的！"终于踏遍了园里的每一条路，就望望然走了的，是我们的真正老牌国货的小市民：他们是来逛"外国花园"！他们也许是逛腻了"大世界"，所以今天把两角钱花到这“外国花园"来了。他们没有看见什么花，动物园里连老虎狮子都没有，他们带回去的，大概是一个失望。 我敢断言，这一类的游客是少数。 另一班游客可就"欧化"些了。他们一样的带了老婆和孩子，甚至还带着老妈子，小大姐，他们一进公园就抢椅子坐：于是小孩拍皮球，太太拿出绒线生活来，老爷踱了几步，便又坐到椅子里，头靠在椅背上打呵欠，甚至于瞌睡。老爷光景是什么机关什么公司的办事员，他是受过教育的，太太从前光景是女学生，也是开通的；他们知道"公园"的可宝贵，他们也知道孩子们星期放假老在家里客堂内桌子底下捉迷藏太不成话，因此他们到公园来了。他们是"带孩子们逛公园"。公园本身和他们本身之间实在没有多大吸引的热力。他们对于公园的好感是通过了理智的。像他们一类的游客可不很多。 最多的是摩登男女，大学生。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老是跑，跑，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坐定了不动，打呵欠，打瞌睡；他们是慢慢地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再走，再坐，再走。他们是一队一队的，简直可说没有单个儿。公园对于他们起的作用是感情的。 这三类游客之例外的例外，我自以为我算是一个。然而我还发见了另处四个。那是在一丛扁柏旁边，是过路口，并不幽静，可是他们四位坐在草地上很自在地玩着纸牌。确是玩，不是赌。看他们那只装了热水瓶和食物的藤篮，就知道他们上午就来了这里，而且不到太阳落山是不会走的。 去年夏天酷热的时候，常见有些白俄在大树下铺下席子，摆满瓜果饼点，“逛"这么一个整天。但在这初春，那四位就不能不算是例外。 上海 一我的二房东 在旅馆里只住了一夜，我的朋友就同我去"看房子"。 真是意外，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纸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这是我昨天所不曾看到的，而这些就是"余屋分租"的告白。 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1公用，租价从廉"云云。不进去看是无所适从的，于是我们当当地叩着一家石库门上的铜环了。我敢赌咒说，这一家石库门的两扇乌油大门着实漂亮，铜环也是擦得晶晶耀目，因而我就料想这一家大约是当真人少房子多，即所谓有"余屋"了。但是大门一开，我就怔住了；原来"天井"里堆满了破旧用具，已经颇无"余"地。进到客堂，那就更加体面了；旧式的桌椅像"八卦阵"似的摆列着。要是近视眼，一定得迷路，因为是"很早"的早上九点钟，客堂里两张方桌构成的给"车夫"睡的临时床铺还没拆卸。厢房门口悬一幅古铜色的门帘，一位蓬松头发的尖脸少妇露出半截身子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知道她就是"二房东"太太。 1灶披即厨房。 她唤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仆引我们上楼去看房间。在半楼梯，我第二次怔住了。原来这里有一个箱子形的搁楼，上海人所谓"假二层"，箱子口爬出来一位赤脚大丫头。于是我就有点感到这份人家的"屋"并不怎样"余"了。 客堂楼和厢房楼本不是我的目标。但听那里边的咳嗽声和小孩子的哭闹也就知道是装满了人。我的目标是后厢房。这是空的，即所谓"余屋"。然而这里也有临时搁楼，一伸手就碰到了那搁楼的板壁。"这也在内么？" 我的朋友指着搁楼说。 二房东的女仆笑了一笑，就说明这搁楼，所谓"假三层"，还是归二房东保留着，并且她，这女仆，就宿在这搁楼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连说"房子不合式"，就同我的朋友逃下楼去。这回却要请我们走后门了。穿过那灶间的时候，我瞥眼看见这不满方丈的灶间里至少摆着五副煤球风炉。 “那人家，其实并没有余屋呀！" 到了马路上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朋友说。 但是马路旁电灯柱上和里门口，有的是数不清的"余屋分租"告白。我们又接连看了几家，那并不是真"余"的现象是到处一样。我觉得头痛了。而我的朋友仍旧耐心地陪了我一家一家看过去。他说： “上海人口据说是有三百万啦，除了极少数人住高大洋房，那是真真有余屋，而且余得太多，可是决不分租，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上海人还不是这样装沙田鱼似的装起来么？这是因为房租太贵，而一般上海人就顶不讲究这一个住字。还有，你没看见闸北的平民窟呢！" 我的朋友是老上海，他的议论，我只好接受。并且我想：在现社会制度下，世界的大都市居民关于住这方面，大概都跟上海人同一境地。 最后，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条新旧交替的马路旁的一个什么里内。这一簇房屋的年龄恐怕至少有二十多岁。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层楼新式住宅，有"卫生设备"，房租是以"两"计的。可是这些新房子总有大半空着，而这卑谦的龌龊的旧里却像装沙田鱼的罐头。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这里也就表现得非常显明。 这些老式房子全是单幢的，上海人所谓"一楼一底"。然而据说每幢房子里至少住三家，分占了客堂，客堂楼和灶披楼。多的是五家，那就是客堂背后以及客堂楼背后那么只够一只床位的地方，也成立了小家庭，我住的一幢里，布置得更奇：二房东自己住了统客堂，楼上是一家住了统客堂楼，又一家则高高在上，住了晒台改造成的三层楼，我住的是灶披楼，底下的灶披也住了一家。 同是沙田鱼那样紧装着，然而我的这位二房东以及邻居们在经济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看"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但是对于我，这里的灶披楼并不比那边的后厢房差些，租钱却比那边便宜。 二房东是电车公司里的查票员，四十多岁的矮胖子。他在住的问题上虽然很精明，然而穿吃玩都讲究。他那包含一切的统客堂里，常常挤着许多朋友，在那里打牌，哄饮。 然而他对于"住"一问题，也发表过意见；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 “朋友！这么大一个灶披楼租你十块钱，天理良心，我并没多要你的！有些人家靠做二房东吃饭的，顶少也要你十四块。我这房子是搬进来顶费大了，嘿，他妈的，四百块！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点补贴对不对？" “哦，哦，好大的顶费！有多少装修呢？” “有个屁的装修，就只那晒台上的假三层，按月拿八块钱连电灯的房租。我是借了红头阿三1的皮球钱2来顶这房子的，我有什么好处？" 1红头阿三旧时对上海公共租界印籍巡捕的鄙称。 2皮球钱一种利上加利的高利贷。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顶下来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贷花那么大本钱做二房东似乎当真没有多大好处。 “一个人总得住房子呀！我本来住在那边xx里，"他随便的举手向西指了一指，“自己住客堂楼，灶披楼，租出了底下，灶披公用，那不是比这里写意得多？可是大房东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边高高的三层楼，我只好搬走。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钱就要涨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顶了这幢来，自家也马马虎虎挤紧些。" 我相信二房东这番话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那天我和朋友"看"房子的时候，也因好奇心的驱使，敲过几家新式房子的大门。这些住了三层楼"卫生设备"的人家竟有把浴间改造成住人的房间来"分租"的。我当时觉得很诧异，以为既然不要浴间，何必住新式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也说是房钱太贵了，人们负担不起，而又找不到比较便宜的旧式房子，就只好"分租"出去，甚至于算盘打倒浴室上头。 由此可知我的这位二房东查票员毅然借了高利贷顶下这房子来，也是再三筹画的结果。 二我的邻居 到上海来，本要找职业。一连跑了几处，都是"撞木钟"。不知不觉住上了一星期，虽然"大上海"的三百万人怎样生活，我不很了了，—-甚至同里内左右邻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可是同一后门进出的三位邻居终于混熟了。 先是跟住在灶披里的一家做了"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每天总得经过他们的"大门"。第一次见面的仪式是点头，各人脸上似笑非笑地，喉管里咕噜了一声；后来就渐渐谈话。这位三房客，——就称他为"下邻”罢，大约三十开外，尖下巴，老鼠眼睛，好像有老婆，又好像没有老婆。职业呢，也好像有，也好像没有。每天总有几个人，长衫的或短衫的，到他"家"里唧唧哝哝好半天才走。有一次，我经过他"家"，刚好那"大门"开了一条缝，我瞥眼看见里头有黄豆样的灯火，一个人横在旁边捧着竹节短枪。这是抽鸦片烟，我知道。我笑了笑，也就走过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却碰到那位"下邻"站在他自家门口，我们照例把嘴唇片皱成个笑样，就算打过招呼，不料我的这位“下邻"忽然请我"进去坐坐"。 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倒收拾得干干净净，黄豆大的灯火和短枪都不见了。他很关心似的问我"寻着生意"没有，听说了还没有，他就侧着脸，搔头皮，又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人头很熟"，他愿意同我介绍。我自然"感谢"。末了，他拿出一个纸包来，说是朋友寄存在他那里的，可是他"家"里门户不谨慎，想寄到我房里去，“明后天就来拿去"。 纸包不大，却很有点分量。我当即猜到是"土"，我老实不很愿意招惹这些闲事，但因为面皮嫩，又想到鸦片已经公卖，在上海地方"家"里有"土"并不犯法，我也就接收了。这就是所谓"出门人大家帮忙"。 回到房里我偷偷地打开纸包角一看，才知道不是"土"，而是些小小的红色丸子。我直觉到这一定是报上常见的什么"红丸"了。红丸在上海是查禁的，我真糟了！然而我既答应代1保管，我就不好意思送回去，结果我把它藏在床下。 1"红丸"以海洛因制成的吸食用毒品。 幸而当天晚上我的"下邻"就来取他的宝贝了。我装出了开玩笑的样子对他说道： “喂，朋友！你有这号货色，也没请我尝尝，多么小气呀！再者，你为什么不老实告诉我呢？我可以藏得好些。" 那"下邻"只是闪着老鼠眼睛笑。 从这一回以后，我和他算是有了特别交情。渐渐我知道他的职业是：贩卖红丸，以及让人到他"家"来过瘾，一种最简陋的"私灯"。他自己也抽几口，可是不多。 “现在，卖鸦片是当官，卖红丸就算犯法，他妈的，要说到害人，还不是一样！不过人家本钱大，就卖鸦片，我是吃亏本钱太小罢了！"有一天，他忽然发牢骚；他说这番话时，一对老鼠眼睛闪闪地就像要咬人家；于是，又像看透了什么似的，他摸着尖下巴，很有自信地接着说下去：“鸦岂不能禁，不敢禁，为的一禁了，上海地面就出乱子，可是你瞧着罢，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你说，上海是有钱人多呢，还是穷人多？" “自然是穷人多啦！可是怎么鸦片一禁就得出乱子？" 我热心地反问；近来我觉得这位不正当职业的"下邻"颇有意思了。 这可打开了这位"下邻"的话匣子。他很"义愤"似的骂那些贩卖黑货的，他把贩卖黑货的内幕说了出来，——自然一半是他们中间的"传说"，然而又一半大概是真的，末了，他看定了我问道： “你想想，要是当真禁鸦片，这一班人哪里来饭吃？他们砸了饭碗，还不惹事么？我们贩红丸的，抢了他们的生意，就说红丸顶毒，要禁了；可是，朋友，上海人一年一年穷下去了，吃不起鸦片，只好拿红丸来过瘾，我们这项生意是一年年做大。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哈哈！" 这位"下邻"是老门槛，他的议论，我不能赞一词。他以为无论什么"生意"，一有了势力，——能够养活一帮人，而这一帮人吃不饱时便能捣乱，那就只好让这项"生意"当官：他这“当官哲学"也许是对的。可是他忘记了一点：无论什么"生意"，既当官了，本钱大的，就可以垄断。我立刻将这意思对他说了。他好像很扫兴，又侧着脸搔头皮，勉强干笑着说道：“保不定下次航空奖券就有我的头彩呀！" 后来我知道这位"下邻"原先也是斯文一脉，是教书的，不知道怎样一来就混到了这条"红路"上去了。这话是住在统客堂楼的邻居告诉我的。 这位"前邻"，是个有职业的人了。有老起，也有孩子，本人不过三十岁左右，眼前的职业是交易所经纪人的助手。我同他是在扶梯上认识起来的。全幢房子里要算他最有"长衫朋友"的气味。而我也是还没脱下"祖传"的长衫，所以很快地我们俩也成为"朋友"了。 不用说，我们俩朋友之轧成，是我一方主动的。因为我妄想着，或者他有门路给我介绍一个职业。 我忘记不了我讲起找职业时他的一番谈话。当他知道了我的经济情形，并且知道我是挟着怎样的指望到上海来的，他就很恳切地说： “你不要见怪，照我看来，你还是回乡下去想法子罢！" “哦，哦？"我苦闷地喊出了这疑问的声音来。 “你现在是屋漏碰到连夜雨，"他接着说，“你到上海来托朋友寻事体，刚刚你的朋友自己也没事体，你的运气也太坏！可是你就算找到了事，照你说的一个月三四十元，眼前想想倒不错，混下去才知道苦了。” “哎，哎！我只要够开销呀！" “哈哈，要是够开销，倒好了，就为的不够呀！你一个月拿三十多元，今年是够开销了，明年就不够。"他提高了嗓子，眼睛看着我的脸，"照你所说，你的事情只有硬薪水，没有外快，在上海地面靠硬板板的薪水过日子，准要饿死的！" “哦，哦！" “你想，住在上海，开销是定规一年大一年，你的薪水却不能一年加一年，那不是今年够开销，明年就不够了么？所以我们在上海混饭吃，全靠外快来补贴。正薪水是看得见的，‘外快就大有上落。顶少也得个一底一面。譬如我们的二房东，他要是单靠正薪水，哪里会吃得这么胖胖的？" 我用心听着，在心里咀嚼着，不知不觉怔住了。过一会儿，我鼓起了勇气问道： “那么，你看我能不能改行呢？我这本行生意只有正薪水，我想来一定得改行了。” 谈到这里，我的"前邻"就笑而不答。但好像不叫我绝望，他迟疑了半晌，这才回答道： “人是活的，立定主意要改，也就改了。譬如我，从前也不是吃交易所的饭，也是混不过去才改了行的。" 我觉得是"机会"来了，就立刻倾吐了求他帮忙介绍的意思。他出惊地朝着我看，好像我这希望太僭妄。但他到底是“好人"，并没挖苦我，只说： “你既然想进这一行，就先留心这一行里的门槛罢。" 我自然遵教。以后碰到他在"家"时，我就常常去找他闲谈，希望得点交易所的知识。但是"知识"一丰富，我就立刻断定这一行我进不去，因为第一须有脚力很大的保人，我这希望诚然是太僭妄了呵！ 在我热心于这项幻想的时候，因为闷在"家"里无聊，就时常到北京路，宁波路，汉口路一带观光。这里是华商银行和钱庄的区域。我记不清那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名字，只觉得起多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些银行的名字乡下人都不知道，然而有钱的乡下人带了钱到上海来"避难"，可就和这些银行发生关系了。银行的储蓄部尽量吸收这些乡下逃来的金钱。 我的"前邻"的上司——交易所第x号经纪人，据说就"代表"了好几家银行，有一天，我跟我的"前邻"到交易所去看过。这位经纪人手下有六七个"助手，而我的"前邻"夹在中间好像异常渺小。他只听从另一助手的指挥，伸出手掌去，涨破了喉管似的叫，——据说这就是"做买卖"。可是后来回"家"后我的"前邻"问起我"好不好玩"的时候，他蓦地正色庄容卖弄他的"本领"道： “你不要看得伸手叫叫是轻便的差使，责任可重要得很呢！公债的涨跌，都从我的伸手叫叫定局的哪！几万人的发财破产都要看我这伸手叫叫！" 听了这样的话，我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而且我相信他的话并不是吹牛。虽则他的"伸手"和"叫叫"就同傀儡戏中的木偶一样全听命于他的上级同事——另一助手，可是我仍旧原谅他的自豪，因为那另一助手也是同样的木偶，听命于更上级的那个经纪人，而经纪人的背后牵线者则是那几个银行。 三二房东的小少爷 我的朋友答应再等一星期就有确定的消息。我算算袋里的家财，还可以混上两星期，于是我就安心再等他几天。 出门去，多少得花几个钱，我整天守在"家"里，有时闷气不过，就到里门口看街景。这样，我就同二房东的小少爷发生交情了。他是在小学校念书的，可是下午三点以后就看见他挟了书包在弄堂里或是马路旁呼朋引友玩耍。 我去参观过那个小学校。这是上海所谓"弄堂小学"，差不多每一弄堂里总有这么一两所。校舍就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我所参观的那个小学校则同普通人家一样，也是"后门进出"。灶披作了办公室兼号房，还兼了"学校商店"，楼上楼下是两个课堂，“天井"里搭了亮棚，却是校长太太的香房了。校门外的弄堂就是上体操课的操场。 这些"弄堂小学"实在就是私塾，然而到底比私塾"高明"些罢，二房东的小少爷在"弄堂小学"里四年，居然便能看"小书"了。所谓"小书"，是半图半字的小说，名为"连环图画小说"。《三国志》，《封神传》，《水浒》，《七侠五义》，差不多所有的旧小说，都有简易的"连环图画"本。我第一次看见二房东的小少爷拿着这种"小书"一面走一面看的时候，我很惊奇。我拉住了他问道： “什么书，给我看一看！" 这位小朋友于是得意洋洋地对我夸说剑仙如何如何，侠客如何如何，——许多剑仙的名儿，我都不曾听见过。他看见我对答不来，更加得意了，哈哈哈笑了一阵，就拍着我的口袋问道： “你有铜子么？有，我就领你去看去。真多！" 我还有点迟疑，可是这位小朋友拉着我就走。出了里门不多几步，就是一所"公厕"，在那"公厕"的墙边，有几个孩子围住了什么东西，热心地一面看，一面议论。我们也是朝那里走去。于是我猛然想起往常见过一个老头子守着两扇门似的东西站在那"公厕"的旁边，而那门样的板上花花绿绿有些像是书。要不是二房东的小少爷今回引我去，我是万万想不到"公厕"旁边就有书摊的。 到了那摊儿跟前，我又看见还有短衫朋友坐在板凳上也在看这些小书。我的小朋友又拍着我的衣袋问道： “铜板多不多？" “六七个是有的。"我回答，一面仰脸看那花花绿绿的两扇板门的书架子。 “六个就够了！喂，老头子，《侠盗花蝴蝶》！" 我的小朋友很内行似的支配了我和那摆书摊的老头子。于是一部什么"侠盗"，大约是薄薄的小册子二十多本，到了我们手里。我约略翻了一翻，方才知道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者，不只是改编几本旧小说，简直还有"创作"，只要有剑仙，有侠盗，有飞剑，有机关埋伏，便有人欢迎。 并且我又知道这书摊上的书只出租，不出卖，租回家去看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是当场看了一套再换一套。我的小朋友门槛精得很，他和这老头子有不成文契约，是六个铜子当场租看两套。 于是我觉得这"公厕"旁边的尺寸地简直是图书馆，称之曰书摊，还是太失敬了！ 这一次以后，我每逢在马路上走，便看见到处有这些"街头图书馆"，差不多每一街角，每一里门口，每一工厂附近，都有这些两扇板门的"图书馆"，而所有的书也同样是那几种"武侠"连环图画。看书的不尽是小孩子，也有大人，不过穿长衫的大人很少很少。 我知道上海并没有完备的公共图书馆，现在我更知道上海却有此种"通俗"的街头图书馆，并且还撒下了异常精密的“阅览网"呵！ 一个星期的期间过后，我的职业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朋友动我再等一星期，再去碰碰门路，可是我觉得已经够了。”住"的问题，“外快"的问题，“红丸"的问题，内地银子跑到上海变成公债的问题，已经叫我了解上海是怎样一个地方，而上海生活又是怎样一种生活了。尤其那些"弄堂小学"和"街头图书馆"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很怀疑，世界上找得出像上海那样的第二个大都市么？ 上海大年夜 在上海混了十多年，总没见识过阴历大年夜的上海风光。什么缘故，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概不外乎"天下雨"，"人懒"，“事忙"：这三桩。 去年，——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公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恰逢到我"有闲"而又"天好"，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后想走动，于是在"大年夜"的前三天就时常说"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 天气是上好的。自从十八日（当然是废历）夜里落过几点雨，一直就晴了下来。是所谓"废历"的十八日，我担保不会弄错。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吃年夜饭"。这天很暖和，我料不到亲戚家里还开着"水汀"，毫无准备的就去了，结果是脱下旗袍尚且满头大汗。当时有一位乡亲对我说：“天气太暖和了，冬行春令，-—春令！总得下一场腊雪才好！" 似乎天从人愿，第二天当真冷了些。可是这以后，每天一个好太阳把这"上海市"晒得一天暖似一天；到废历的"大年夜"的"前夕"，简直是"上坟时节"的气候了。 而这几天里，公债库券的市价也在天天涨上去，正和寒暑表的水银柱一般。 “大年夜"那天的上午，听得生意场中一个朋友说：“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方面要求巡捕房发封，还没解决。" “这就是报纸上常见的所谓市面衰落那一句话的实例么？"我心里这样想。然而翻开"停刊期内"各报的"号外"来看，只有满幅的电影院大广告搜尽了所有的夸大，刺激，诱惑的字眼在那里斗法。 从前见过店铺倒闭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闪了一闪。肩挨着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紧闭着栅门，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小红纸写着八个字的，是"清理帐目，暂停营业"；密密麻麻横七竖八贴满了的，是客户的"飞票"；而最最1触目的是地方言厅的封条，——一个很大的横十字。 1"飞票"商号倒闭后，债权人索债不得，黏贴于对方门上的索债字条。 难道繁华的南京路上就将出现四五十只这么怪相的瞎眼？于是我更加觉得应该去看看"大年夜"的上海。 晚上九点钟，我们一行五个人出发了。天气可真是"理想的"。虽然天快黑的时候落过几点牛毛雨，此时可就连风也没有，不怕冷的人简直可以穿夹。 刚刚走出弄堂门，三四辆人力车就包围了来，每个车夫都像老主顾似的把车杠一放，拍了拍车上坐垫，乱嚷着"这里来呀！"我们倒犹豫起来了。我们本来不打算坐人力车。可是人力车的后备队又早闻声来了，又是三四辆飞到了我们跟前。而且似乎每一个暗角里都有人力车埋伏着，都在急急出动了。人力车的圆阵老老实实将我们一行五个包围了！ “先坐了黄包车，穿过xx街，到xx路口再坐电车，怎样？” 我向同伴们提议了。 “xx路口么？一只八开！"车夫之一说。1 1一只八开上海话。一角银毫的意思。 “两百钱！"我们一面说，一面准备"突围"。 “一只八开！年三十，马马虎虎罢。" 这是所谓"情商"的口吻了。而且双方的距离不过三四个铜子。于是在双方的"马马虎虎"的声音中，坐的坐上，拉的也就开步。 拉我的那个车夫例外地不是江北口音。他一面跑，一面说道： “年景不好……往年的大年夜，你要雇车也雇不到。……哪里会像今年那样转弯角上总有几部空车子等生意呢。" 说着就到了个转角，我留神细看，果然有几辆空车子，车夫们都伸长了"觅食"的颈脖。 “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我大声问了。其实我很不必大声。因为这条xx街的进口冷清清的并没为的是"大年夜"而特别热闹。 “哦—-打仗的上一年么？随便拉拉，也有个块把钱进帐………" “那么，今年呢？” “运气好，还有块把钱；不好，五六毛。……五六毛钱，派什么用场？……你看，年底了，洋价倒涨到二千八百呀！" “哦——"我应了这么一声，眼看着路旁的一家烟兑店，心里却想起邻舍的x太太来了。这位太太万事都精明，一个月前，洋价二千七的时候，她就兑进了大批的铜子，因为经验告诉她，每逢年底，洋价一定要缩；可是今年她这小小的"投机事业"失败了，今天早上我还听得她在那里骂烟兑店"混帐"。 “年景不好！"拉我的车夫又叹气似的说：“一天拉五六毛，净剩下来一双空手，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不像是过年了！" xx路已经在前面了。我们一行五人的当先第一辆车子已经停下来了。我付钱的时候，留神看了看拉我的那车夫一眼。他是二十多岁精壮的小伙子，并不是那些拉不动的"老枪"，然而他在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钱么？ 站在xx路口，我又回望那短短的xx街。一家剃头店似乎生意还好。我立刻想到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曾理发。可是我的眼光随即被剃头店间壁的南货店吸住了。天哪，"大年夜"南货店不出生意，真怪！然而也不足怪。像这样小小的南货店，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级社会的主顾，可是刚才拉我的车夫不是说"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么？ “总而言之，xx街里没有大年夜。" 坐在电车里，我这样想。同时我又盼望"大年夜"是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带。 十字路口，电车停住了。交通灯的红光射在我们脸上。这里不是站头，然而电车例外的停得很长久。 “一部汽车，两部汽车，……电车，三部汽车，四部，五部，………" 我身边的两个孩子，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这样数着横在前面的马路上经过的车辆。 我也转脸望着窗外，然而交通灯光转了绿色，我们坐的电车动了。啵！啵！从我们的电车身边有一辆汽车"突进"了，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一串，威风凛凛地追逐前进，我们的电车落后了。我凝眸远眺。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厦高塔上的霓虹电光，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个尖角，而那长蛇形的汽车阵，正向那尖角里钻。然而这样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刹那。三公司大厦渐曳渐近了。血管一样的霓虹电管把那庞大建筑的轮廓描画出来了。 “你数清么？几部？" 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这不是问我，然而我转眼看着这两个争论中的孩子了。忽然有一条原则被我发见了：今夜所见坐车的人好像只有两个阶级，不是挤在电车或公共汽车里，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车，很少人力车！也许不独今夜如此罢？在"车"字门中，这个中间的小布尔乔亚气味的人力车的命运大概是向着没落的罢？ 我们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电车。 于是在"水门汀"上，红色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我们开了小小的会议。 “到哪里去好？四马路怎样？” 这是两位太太的提议。她们要到四马路的目的是看野鸡；因为好像听得一位老上海说过，“大年夜"里，妓女们都装扮了陈列在马路口。至于四马路之必有野鸡，而且其数很多，却是太太们从小在乡下听熟了的。 可是两个孩子却坚持要去看电影。 这当儿，我的一票可以决定局势。我主张先看电影后看野鸡。因为电影院"大年夜"最后一次的开映是十一点钟。看过了电影大概四马路之类还有野鸡。 于是我们就走贵州路，打算到新光大戏院去。 我不能不说所谓"大年夜"者也许就在这条短短的狭狭的贵州路上；而且以后觉得确是在这里。人是拥挤的，有戴了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更有许多穿着绯色的廉价人造丝织品的年青女子；也有汽车开过，慢慢地爬似的，啵啵地好像哀求。两个孩子拖着我快跑（恐怕赶不上影戏），可是两位太太只在后边叫"慢走"。原来她们发见了这条路上走的或是站着的浓妆年青女子就是野鸡。 也许是的。因为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掷了许多的"掼炮"，拍拍拍地都在那些浓妆的青年女子的脚边响出来，而她们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是欢迎的。"愈响愈发"：是她们的迷信。 我们终于到了新光大戏院的门口。上一场还没散，戏院门里门外挤满了人。 而且这些人大都手里有票子。 两位太太站在马路旁边望着那戏院门口皱眉头。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他在学校里"打强盗山"是出名勇敢的），也把疑问的眼光看着我的面孔。 “就近还有几家影戏院，也许不很挤。" 我这样说着，征求伙伴们的同意。 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大些的孩子，一个很像大人的女孩子，眼光里有了这样的迟疑。"不管它！反正我们是来趁热闹的。借电影院坐坐，混到一点多钟，好到泥城桥一带去看兜喜神方的时髦女人。" 又是我的意见。然而两个孩子大大反对。不过这一回，他们是少数了，而且他们又怕多延捱了时间，“两头勿着实"，于是只好跟着我走。 到了北京大戏院。照样密密的人层。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戏院的现象更加汹汹然可畏。转到那新开幕的金城。隔着马路一望，我们中间那位男孩子先叫起"好了"来了。走到戏院门口，我们都忍不住一股的高兴。这戏院还是"平时状态"。但是，一问，可糟了！原来这金城大戏院没有"大年夜"的，夜戏就只九点半那一场，此时已经闭幕。 看表上是十一点差十分。 “到哪里去好呢？”——大家脸上又是这个问号了。也许新光今夜最后一场是十一点半开映罢？那么，还赶得及。新光近！ 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定要看影戏。孩子们是当真要看的，而我们三个大人呢，还是想借此混过一两个钟点，预备看看"大年夜"的上海后半夜的风光而已。 然而又到了新光了。十一点正，前场还没散，门里门外依然挤满了人，也许多了些。这次我们是奋勇进攻了。五个人是一个长蛇阵。好容易挤了进去，望得见卖票处了，忽然又有些绅士太太们却往外边挤；一面喊着：“票子卖完了。卖完了！"我疑心这是骗人的。为什么戏院当局不挂"客满"的牌子？我不能再"绅士气"了。我挤开了几位拦路的时髦女郎，直到卖票处前面，我们的长蛇阵也中断了。卖票员只对我摇手。 好容易又挤了出来，到得马路上时，我忍不住叹口气说： “虽然大年夜不在xx街的小小南货店里，可确是在每家影戏院里！" 以后我们的行程是四马路了。意外地不是"大年夜"样的，也没看见多少艳妆的野鸡之类。"掼炮"声音更少。 两个孩子是非常扫兴了。于是"打吗啡针"：每人三个气球。 我们最后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没有封起的怪相"瞎眼睛"。 然而也没有。 十二点光景挤进了南京路的虹庙。这是我的主张。可是逛过了浴佛节的静安寺的两个孩子大大不满意。“没有静安寺那样大"，是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出来找"大年夜"的，而"大年夜"确也是在这座庙里！ 后来我知道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债权人请法院去封门。要是一封，那未免有碍"大上海"的观瞻，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然而调解也等不及，干脆关上大门贴出"清理帐目"的谱子也就有二百几十家了。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 “你猜猜。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哈哈，说是只有两家半！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饼点心店。那半家呢，听说是冠生园。" 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乡亲，他这样对我说。 乡亲这番话，我怎么能够不相信？并且我敢断定复杂的“大上海"市面无论怎样"不景气"，但有几项生意是不受影响的，例如我们刚去随喜了来的虹庙。并且我又确实知道沪西1大佛寺的大小厅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们排日定完；这半年里头，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场"，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1随喜佛教用语。游览寺院的意思。 到家的时候，里内一个广东人家正放鞭炮，那是很长的一串，挑在竹竿上。我们站在里门口看去，只见一条火龙，渐缩渐短。等放过了我们走进去，依旧是冷清清的弄堂，不过满地碎红，堆得有寸许厚。 1934年2月28日。 上海——大都市之一 一祖孙三代 这一天正是"冬至"，并不冷，好像要下雨。下午五点钟光景，天就黑了。上海北站的月台上早已开亮了电灯。许多旅客正从刚到站的列车里涌出来，鬼赶在背后似的朝出口处跑着。不多一会儿，那靠近列车的一段月台上已经没有人了，月台出口处却拥挤着五颜六色的一个大人堆。这当儿，冷清清的列车的二等室门口闪出三个人影来。第一个跳下车来的，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穿一件花绒的拉练球衣，臂上挂一件夹大衣，不戴帽子。他下了车，旋一个身，把大衣披在肩头，演了个柔软体操式的双臂向上屈伸，一面朝着车门喊道： “爸爸！小皮箱交给我来拿罢。" “要小心呀，"这样答应着，一口24x14时的西式手提箱就由车门口的一个中年绅士的手里递给了那个拉练球衣的青年，却又找补着说，“你就专管着这个。扶爹爹，有我呢！" 中年绅士气色很好，看样子顶多四十挂点儿零，穿的是驼绒袍子，外罩马裤呢中装大衣。他一手撩起大衣的下摆，一手扶着一位白须的老人慢慢地下车来。这位老者，就是那青年的祖父，单看他那白胡子，你至少要猜他将近八十，可是你再看他那红啧啧的脸，他那很有精神的一双眼睛，你会觉得他顶多不过六十四五；实在他是七十二岁，前清咸丰十二年（公历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五路进攻上海的时候，这位老人家刚刚出世，那时候，他的祖老太爷正带了家眷避难在上海的英租界；那时候，这北车站一带哪里会有房子，苏州河以北全是田地，现在的公共租界中区的跑马厅里那时还有小村落呢！ 祖孙三代走到车站外边，就雇了一辆祥生气车，去落"栈房"。他们祖孙三代中间，那老祖父是十岁那年跟着家眷离开了上海以后，只在十五岁上再来过一次；那父亲呢，自从民国十年以来一年总要来上海这么一次，每次停留个把月，他算得是"老上海"；至于那青年，这次还是第一次来，可是他读书的学校却也是在都市化的x城，所以他对于这陌生的上海的一切倒也不觉得怎样奇怪。独有那七十二岁的老祖父，他脑子里记得的上海还是六十年前的上海，此时坐在汽车里看着马路两旁的洋房那么高，马路上的行人和车子那么多，铺子的门前和大玻璃窗里装着那么红得亮得作怪的"年虹"广告，——他就睁大了眼睛，嘴里"啧啧"地，心里想道：原来从前的上海连影子也没有了！ 他们到西藏路的一家大旅馆，就会着了早一天先住在那边的家眷。这是男男女女一大群：有那位老祖父的五十多岁的大儿子克勤和他的夫人和儿女，有二儿子克让（就是同老祖父来的那位中年绅士）的夫人以及十多岁的小女儿；还有大房里大少爷夫妇和三岁的小孩。老祖父和众人见过，刚刚坐定，猛的就听得头顶上一阵哈哈大笑，笑过后就是咿咿唔唔的像是说话又像是唱戏，中间还夹些沙沙的声音。老祖父抬起头来细看，墙上是一个小洞也没有的，只有个小小的木匣子，那声音就像从这木匣子里放出来。 “爹爹，这就是无线电播音！你讨厌它嘈杂么？关了它罢。" 大房里的大少爷，就是克勤的儿子继成对老祖父说；同时继成的夫人，一位二十三四岁的都市式的少妇，伸手到门边去揿一下，那咿咿唔唔的声音就没有了。 “哦，哦，怎么就不响了？”老祖父望着墙上那木匣子。 “我关了呢。这里就是开关。"时髦的大孙媳妇吃吃地笑着说，手指着门边的一个纽。老祖父回头望了一眼，看见那纽和他乡间家里的电灯开关纽却也差不多，就点着头坐下对大儿子克勤说道：我小时的上海连影子都没有了。什么都是奇奇怪怪的！" “可不是！我才只三四年不来上海，这次几乎连路都不大认得。昨天我头一回听得这无线电在头顶叽叽咕咕响，我也是吓了一跳的！"克勤笑着回答。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二六十年前的上海 吃过了晚饭，大老爷克勤，二老爷克让，带着大少爷继成一对小夫妇，出门拜访亲友去了。老太爷坐在沙发里，听无线电播音的《渔光曲》。听了一会儿，他就摇手叫"关住"了，捋着他的白胡子慢慢地说道： “克勤他们去拜会的周亲家住在什么北京路么？你们叫什么北京路，我就不晓得在哪里，刚才克勤说那就是从前上老太爷在咸丰十年逃难到上海来住过的李家庄，那我就记得了。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后来，听你们的太公说，当初夷场北面就到李家庄为止，西面呢，哦，就到界路（现在的河南路），东面到了黄浦江，南面到洋泾浜，……" “洋泾浜么？现在没有浜了。现在叫做爱多亚路。"拉练球衣的青年，二少爷继美，插嘴说；他这点知识还是今天在火车上听他老子谈起上海那一条马路最阔的时候得来的。 “哦，哦，那时候的夷场不过八百三十亩地皮，"老祖父捋着胡子只管他自己说下去，"那时候还只有英国一国的租界，——这是道光二十六年八月里上海道台姓宫的经手办的案子。" “就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订定的五口通商罢？"二少爷继美又插嘴说。 “什么一千几百年？鸦片之战是道光二十二年！"老祖父不懂得什么"公历"；他挺起眼睛想了一想，就又接着说：“可是，上老太爷带了你们的太公他们逃难到上海的时候，是咸丰十年。长毛已经得了苏杭，那时候，夷场也比从前大了，李家庄也划进英国租界去了，北面的界线到苏州河为止，西面的，也推广到泥城浜。……" “哦哦，说起来，"大老爷克勤的次女珍小姐也忍不住插嘴了，“昨天爸爸说，这西藏路从前就是泥城浜，我们住的这个旅馆底下，从前说不定还是些乱坟堆呢！真真变得快！爹爹，既然叫它浜，想来从前这里有水罢？" “怎么没有！"老祖父眼睛里显出得意的神气来，“还有桥，就叫做泥城桥。那边外国人跑马的地方你们现在叫做跑马厅的，我小时看见还是个小小的村坊。" “对了，昨天爸爸还说从前外国人打球跑马的地方是在现在南京路的北面，河南路的西面（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所以那个地方现在还叫做抛球场。爹爹，有这样的事么？"珍小姐性急地又问着，她似乎不大相信她爸爸的那些话。 “自然真的。你说的什么路，我都记不准了，想起来是不差的。不过那时候的抛球场听说只有八十亩地皮，你看现在的跑马厅大了多少？" “那时上海有二十二层的高房子么？"继美少爷巴巴地问。这可把老祖父问得睁大了眼睛没有回答。二十二层么？他想象不出这么高——比三个宝塔还高些的房子耸在那里怎么不怕大风吹倒。他小时在上海的时候，别说二十二层，连三层的房子也没见过呀。 这时候，大老爷克勤的夫人却笑着说：“傻孩子，这句话亏你问出来的。那时候的上海比我们现在的镇上还不如呢！我听从前上老太爷说过，当初这夷场（英租界）刚开的时候，全是田地，小河小浜也不少，到了夏天，生满了芦苇，跟我们的乡下差不多。当初这一带的地价大约多则三十五千文，少则十五千文，比我们现在乡下的地皮便宜得多呢！" “是三十五千个小钱么？合大洋是多少呢？”继美更加弄不明白了。 “那倒不大清楚。约莫是三十块钱罢哩！" “呵呵，三十块钱一亩么！现在南京路一带，他们叫做中区的地价，一亩要值三十多万块呢！"继美很兴奋地叫起来，却又懊恼地接着说：“为什么当初太公不买它几亩呢？要是我，至少买下几十亩！" “谁料得到后来会涨到那步田地呀！二哥，你又说傻话了。”珍小姐笑着驳他。 老祖父也忍不住哈哈笑了。笑过后却又正色说道：“阿美，你不要看轻那时候的三十块钱。那时候，什么都比现在便宜，三十块钱却也抵得上现在的三万块！" “那时候上海的外国人有现在那么多么？"继美又问了。 “不多，不多！"老祖父摇着头回答，想了一想，又接下去说道，“书上说，上海初开埠的时候，英国的领事巴尔福，他本来是在印度炮兵队里当差的，租定了城里东西大街新衙巷的五十二间的大房子，当做住宅和公署，每年房租只有四百元。这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里（公历一八四三年十一月）的事。这巴尔福就是第一任的领事。他正式办公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三日（公历十一月十四）。那时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不大明白了，只知道他们都住在南京城外沿黄浦一带的中国人的民房。那一年到年底为止，六个星期里，进口的洋船共有七只，进口货共价银四十三万三千七百多两，出口货共值银十四万七千一百多两，所付进口税是一万六千五百六十多两，出口税是七千五百三十几两，吨税只有九百八十五两。——" “呵！跟现在的一个月关税就有五六百万比起来，正是差得远呀！"继美又打断了老祖父的话；同时，他看定了老祖父的红啧啧的面孔和神采奕奕的眼睛，心想老人家的记性真好。 “你不要打岔。那时候虽然有了英国领事，还没有英租界呢！那个英国领事巴尔福大概早已看定了地段，想设立租界，可是租地的办法还没弄好，一时就干不下。本来那《南京条约》上也没有明定租地办法。当时巴尔福要求土地卖绝，清朝不答应；后来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公历一八四五年）才由那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和巴尔福商妥了租地办法，就是现在叫做‘地皮章程的。到第二年，又明定了英租界的四至，这时上海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英租界。" 老祖父说到这里，便看看他的孙儿女们。看见继美和珍小姐都张大了嘴巴望住他，都是很爱听的样子，老祖父更加高兴了；他捋着他的白胡子，慢慢地接下去又说： “照宫道台跟巴领事商订的地皮章程看来，租界地皮的主权还是归中国的，租界里的更夫，就像现在的巡捕差不多，也要由上海道台会同英国领事选派，这就是中国官还管得着租界内的行政事务。租界里倘有坏人扰害治安，要由领事行文道台，请求法办，这又可见法权也还归于中国，至少中国人犯了罪，要由中国官办理！——可是后来长毛乱后，情形就不同了。租界的行政，中国官休想再去过问了；同治七年（公历一八六八年）又订定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十条》，从此就有‘会审公堂，名目上是会审，并且说凡是纯粹中国人的案件，由中国会审官按照中国通行法律单独办理，然而实在呢，中国官只顶一个空名罢了。外国人就是那样得步进步来的！" “现在这会审公堂倒没有了。”继美又抢着说，“我听爸爸说，是民国十五年改的，叫做临时法院。十九年又改组为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第二高等分院，法租界的会审公堂也没有了，也改做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第三高等分院了。” “哦，可是我记不牢这么长的名字。"老祖父微笑着回答。不料珍小姐在旁边却听得不耐烦了，她对老祖父说道：“爹爹，到底那时候上海的外国人有多少呢？” “呀，话说野了，当真忘记了正题目了。”老祖父和平地笑了起来，“你们两个今天倒像是来考我了。幸亏我脑子里的破铜烂铁还有几担，不至于交白卷。慢着，让我想一想——哦，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到英国领事处登记的英人只有二十五个；道光二十四年，住定在上海的外国人大约也只有五十人光景；道光二十五年，说是有九十人。到了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大约有一百多人，内中有七个女的。那时大约有二十四个洋行，三个是美国人办的，其余的全是英国人的。道光二十九年，上海的外国人听说共有一百七十五人。" “这跟现在是差得远了。现在据说上海的外侨共有四万三千多，代表四十三国！"继美感慨似的说。但是珍小姐立刻又来跟他抬杠了。她扁扁嘴说道：“想来总没有中国人那样多得快罢？去年调查，说是上海共有人口三百二十四万多呢，去了四万的外国人，中国人整整有三百二十万！二十六分之一的三百二十万就是十二万多，爹爹，那时上海的中国人有没有十万人？" 这可把老祖父问得诧异起来了。他一时间想不到珍小姐这个算法是怎么一回事。他正在纳罕，克让二老爷的夫人却进言道：“爹爹乏了，你们不要再缠住了他问长问短罢！" “不乏，不乏！"老祖父哈哈笑着说，“珍儿！你不知道，当初租界里是不许中国人去住的；‘地皮章程上是订明了华洋分居的。后来，长毛起事，外省的人逃难到上海；咸丰三年八月初五（西历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小刀会占据了上海县城，城里的中国人纷纷避入租界，这才租界里也让中国人杂居，这年年底，据说租界里的中国人约有五万左右。到咸丰末年，上海城里的小刀会虽然败退，可是长毛已经占领了江浙许多地面，避难到上海的中国人更加多了，我们家也是那时候逃来的。同治元年，上海租界里的中国人据说就有一百五十万光景。不久，长毛打跑了，逃难的人大半回去，可是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据说英美租界里还有九万中国人，法租界里有五万。" 老祖父说完这一段话，似乎真个有点疲乏了，便闭了眼睛在那里养神。 “到底还是中国人多。"珍小姐自言自语地小声儿说。忽然她又抿嘴一笑，转过脸去悄悄地问她母亲道：“妈！我从前还听得我们家的老林妈说，——就是抱过爹爹大来的那老林妈的媳妇，外国人当初搬到租界里去住的时候，想来大概总是道光末年的事罢，租界里的马路坏得很，下雨天简直不好走路，垃圾都堆在黄浦滩，房屋大都是木板搭的，还不及我们乡下房子倒用的是砖瓦，那时候，夏天晚快边，外国人坐了牛头小车，在黄浦滩头格支格支地兜兜小圈子，就算是顶写意的了，——妈！这些可当真？" 珍小姐的母亲还没回答，那边继美少爷先就扑嗤地笑出声来。老祖父睁开了眼睛，就说道：“何尝不是真的呢！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英租界的外国人弄起了一个什么道路码头公会来，专门修路造码头，可是到了咸丰年间，马路是造好了许多条，路面还是那样不行，可见那时的上海进步也慢得很，哪里比得现在隔开一两年就房子翻新，马路弄阔弄平，简直换了个样子呢？眼前我们用的东西，走的路，住的房子，六十年前便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于是大家都像感触很深的样子，垂下了眼岂不作声。过一会儿，忽然继美少爷叹口气说道：“一个地方人多了，就会越弄越好；我想上海的租界大概总是因为太平军革命以后平空多了十四五万的中国人，所以就一日千里发展起来了。上海的繁华到底还是中国人造成！" 老祖父听了这话，不住的点头。珍小姐这次不抬杠了，看见大家都没有话了，她就笑着说：“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外国人坐在牛头小车上，在黄浦滩头格敦格敦地兜圈子，算是写意不过了，我总忍不住要笑。二哥，你明儿有那副老面起到黄浦滩坐牛头小车兜风，我就佩服你！" 说着，珍小姐自己先哈哈笑着，老祖父、两位太太、和继美，也掌不住都笑了起来。这当儿，房门开了，大老爷和二老爷一先一后进来，看见他们笑得那么似的，大老爷也就笑着问道： “有什么事这样好笑？也讲给我听听。" 三上海的特殊地位如何造成 再说继美正待回答他的伯父，却听得老祖父问道：“周亲家代我们找到了房子没有？怎么不见继成两个一同回来呢？” “房子呢，周亲家说是有的，"大老爷克勤一边说，一边就皱了眉头，“可是听去房租太大。小的，我们又不够用。明天到法租界再去看看罢。继成两口子，去看什么《桃李劫》去了。这是新编的电影，"说到这里他就叹一口气，“听说是讲大学毕业生没有饭吃，弄到偷东西，坐监牢。" “二哥，你听！"那边珍小姐悄悄地对继美说。“不是上月里报上登过有一个大学生找不到事情，穷得做贼么？怎么就已经编做电影了？” 珍小姐虽然是低声说，却已经被二老爷克让听得明明白白。他朝他们笑了一笑道：“不是的。人家拍电影在先，大学生真真做贼在后，所谓巧合罢了。编电影的人不过看到上海这地方失业的人太多，就假造出大学生毕业生做贼的一段故事，哪知就成了预言了。” “说起人浮于事来，"克勤大老爷接口说，“刚才周亲家就讲起两个月前他那银行里招考练习生。只要八名，投考的却有二三百；只要中学程度就行了，投考的却有不少大学生。找事的人太多，饭碗太少。在内地活不下去的人以为到上海总有饭吃，哪里晓得上海没饭吃的人跟内地一样多，几个月流落下来，除了做贼也就没有第二条路了。我看现在这上海真真不能跟三十年前比了。从前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只要你不是好吃懒做，你到了上海来总还有个办法。那时候，上海是个消纳人的地方；来多少，它会消纳多少；哪里会像现在那种积食不能消化的样子！" “可不是！我们刚才就听爹爹讲六十年前的上海呢！"继美乘机就把话题带出来了。“好像上海租界刚刚开辟的一二十年里，进步慢得很，后来是太平天国革命时，上海平空多了几十万的中国人，这才飞快地繁盛起来了。是不是这个缘故？" “你这话也说得是。"大老爷克勤沉吟地说。"照我亲眼目睹的而论，每逢中国有一次变动，上海租界的势力就大一点，市面就好一点。中国的主权也就丧失了一点。譬如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的时候，县城北门外那个税关被烧掉了，关吏也逃散了，各国商轮到上海，就此都不纳税；后来还是答应了英领事的提议，由外国人来监督管理中国海关，这才再立起海关来，可是中国的关税实权从此便丧失了。这是一件。外国人又乘那时混乱的机会，改变地皮章程，将旧有的道路码头公会改组为工部局，算是英美法三租界公共的自治机关。工部局有七个董事，是外国人的租地人大会选举出来的。他们又设置巡捕，成立了巡捕房，归工部局指挥。这样，租界内的行政和警权完全不许中国官厅再去过问了。这是第二件。有了巡捕房，开销也大了，于是避难到租界里的中国人也要缴纳种种捐税了，可是中国人虽然纳税，却没有一点权利。后来租界里中国人的民刑事件也归英美领事去审问，中国的司法权也丧失了。这是第三件。总而言之，趁洪杨之乱，上海的租界一点一点扩充势力，名为租界，其实是殖民地了。” “满清政府为什么那样不中用，外国人要什么，它就给什么？”继美很气愤地问。 “这也有原因的。第一，小刀会是靠外国人的兵力削平的；第二，那时满清政府正要借洋兵来打洪杨，自然也巴结外国人。那时清廷朝不保夕，区区上海租界的主权，他们如何放在心上呀！" 大老爷克勤说了，就又转身和老祖父谈起"看房子"的事来。谈了一会儿，约莫有九点钟了，老祖父自去睡了，克勤兄弟俩又细细商量着看定了房子以后置办什物等等，继美在旁边静静儿听着，心里只想等机会再问问上海的历史。后来他看见两位老人家不说话了，各人吸着纸烟，仰起了脸看窗外的夜景，他就急急忙忙问道： “大伯，你还没讲完呢，太平天国时代租界还得了些什么好处去呀？" “哦！你不肯去睡觉，原来是还要听听旧话！"大老爷克勤笑了一笑。"嗯，嗯，刚才说到了哪里呢？哦，那就再讲讲租界趁势推广罢。最初上海只有英租界，可是美国人接着也就来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公历一八四四年七月），美国全权公使顾圣跟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的一个小村落叫做望厦的，订立《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也能享有在五港口通商居住的权利。可是条约虽然订定了，美国人到上海做生意的，在道光二十六年尚只有一个，名叫华尔考脱。那时美国公使就指派了这位商人华尔考脱做驻沪的代理领事，在那时的英租界里设立了领事署。后来美国商人渐渐多了，也都住在英租界里。只有传教的教士却在界外购地造屋，为的是地价便宜些。那时就有美国圣公会的主教文惠廉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地方建造了教堂。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这位文主教向上海道台交涉了多次，居然得将虹口一带作为美侨的居留区，不过并无正式协定，而且也没明定界线。直到同治起年（一八六八），美领事熙华德同上海道台划定了美租界的地址，从现在的北西藏路起，沿苏州河，至黄浦，过杨树浦三里。可是到了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英美两个租界又合并了，称为公共租界，一方面这公共租界的地盘在西北面推广到静安寺和小沙渡，东面沿黄起直到顾家浜口，只有南面还是照旧，因为有法租界在那里，要推也推不过去了。这一公共租界的区域，到现在还没多大变动；不过自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起，工部局又用了越界筑路的方法来变相推广租界；现在上海的西北南三方面都有很长的越界铁路，路筑到哪里，租界的权力也就伸到哪里，中国官厅交涉过多次，要收回这些越界筑的路，可是到现在还没解决。" “噢噢，怪不得，我前回听得嫂嫂说她家的门前是归租界管，门里又归中国管，想来就是住在越界筑路地段的缘故了。”珍小姐忽然插嘴说。她坐在房角的一张高背椅里，大家都没有留心到，以为她早已去睡了。大老爷点着头，将香烟尾巴抛在痰盂里，伸一个懒腰。可是继美还没满足，他又问道：“法租界又是几时期的？为什么英美租界合并做公共租界的时候，不连法租界在内呢？” “这话，说来也长得很哩！"这回是继美的父亲克让二老爷开口了。”明天我们要到法租界的敏体尼荫路去看房子，你也同去，那时候再讲罢！" “明天我要到嫂嫂家里去玩，法租界我不去；二叔叔，不要卖关子了，还是此刻讲了罢。"珍小姐抢先着说，从那高背椅子里站了起来，走到继美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摆出专程静听的样子来。 于是二老爷笑了笑说道：“你们真是性急！明天我们要去看的房子，是在敏体尼荫路；这条路的名字就是上海第一任法领事的名字。他是奉了法国政府的命令专来办交涉想弄起个法租界来的，他到上海那一年，正是美国的文主教索得虹口一带做美租界的时候。他也是海军出身。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决定要在英租界以外找领事署的地点。快得很，只三天工夫，他便向天主教的一位赵主教租得了一座坐落在中国地界的房子，地段在洋泾浜与上海县城的中间，每年租金四百元。他这领事署，面积很大，他是想把这领事衙门当做法租界的基础的。但是那时候并没有法国人在上海做生意。直到敏体尼做过了半年多的领事，这才有一个本来在广东卖钟表和酒的法国商人雷米到上海来请求代他租地。敏体尼巴不得有此一着，立刻照会上海道台要他指定法租界的范围。当初敏体尼希望的，就是洋泾浜和上海县城中间那一段地皮。交涉了半年，总算答应了；那个钟表商人雷米要买洋泾浜沿岸的一块地，约有十二亩。地上已建有四十六间平房，还堆着一百多具棺材，有六七棵矮树和两个露天毛厕；这块地皮是分属于十二个业主的，当时他们讨的价钱是：每亩地皮要卖三百两，每间房子要卖一百两，每具棺材要卖五十两，矮树要卖二百两，露天毛厕要卖四百两……" “哈哈哈，有趣极了！"继美和珍小姐同声喊笑了起来。但是二老爷不笑，他接着说： “这个价钱，在现在看来，可算是便宜极了，通统不过五千两银子，现在这地段的地价一亩就要值二十多万两呢！可是那时候法领事敏体尼见了这笔帐，却直跳起来。他说是我们中国人不照条约，在那里糰勒了，他又同上海道办交涉。他是海军出身的，他就恐吓上海道；末了是中国人让价到每亩作价一百六十千钱，另加一千五百文的税费，雷米也让步，少租点，只租了二亩三分三厘。他一共出了四百五十七元又三千七百五十八文小钱。这算是法租界的地盘从此打了第一桩！" “到底棺材和露天毛坑算不算价呢？”珍小姐很关心地问着。这又引得继美笑起来。 “这倒不大明白，"二老爷回答，也笑了。“不过比起五年前英租界的地价来，已经贵了。这时候，法租界算是成立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上海道和法领事敏体尼双方议定的法租界的范围是：上海北门外，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这一块地盘比起最初的英租界来，稍稍小些，可是那时候住在这法租界的法国人，一共只有九个，就是：敏体尼领事，他的母亲，他的老起，他的两个女儿；领事馆一个翻译，卖钟表的商人雷米，他的一个职员。另外还有一个法国商人，他却住在英租界。这时全上海只有十个法国人。" “听说现在法租界里的外侨最多是白俄，约四千，其次是英国人，两千二百许，又次美国人，一千五百多，法国人也只有一千二百多，排在第四位。从前他们只有十个人，尚要那么大一块地。"继美又把从前的法租界同现在比较起来了，言外大有看不起法国对中国商业关系的意思。 “可是他们也在时时刻刻想推广呢！"二老爷又说，“第一次给他们推广的机会就是小刀会占据了上海县城。小刀会那一次事变，法领事最初是守中立的，后来却帮助清朝了。等到平定了小刀会，法领事就乘势要求把法租界推广到小东门一带。光绪初年，法国人又在徐家汇一带建屋筑路。为的恃强迁移宁波会馆的坟地，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抗，法兵枪杀了十几个中国人，激成罢市。同时法国人就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推广租界，哪知英国人却在暗中阻止，所以结果法租界不能向黄浦江右岸推广，只能向西去；这个案子，直到民国三年正式解决，许法租界推广，北至长浜路。——这条路，现在东段名为福煦路，西段名为海格路，西至徐家汇，南至徐家汇浜：这一区域，现在俗称法新租界。" 刚说到这里，钟上打着十点了，大老爷就站起来说道：“明天再讲罢。这些旧话，一夜天也讲不完的。"但是继美和珍小姐如何肯依，一定要求再讲法租界如何不并在公共租界以内。 “这也只能大略说几句了，"二老爷笑了一笑。"原来上海自从先有了英租界以后，各强国都想来染一指，英国人方面却偏想独占，所以当初美国第一任领事借住在英租界里，在领事署升了美国国旗，就惹起英国领事的反对。后来小刀会之乱，——小刀会是跟太平天国通声气的，英、法、美三国领事的态度岂不一致。后来一致了，大家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可是英、法、美三方面各自想扩充自己在上海的势力，多少也有点抢做帮手的意思。到了咸丰四年（一八五四），英领事提议组织一个工部局，要使英、法、美三个租界都受此工部局的指挥，表面上好像化私为公，其实骨子里英领事想用工部局作为操纵的工具，实行消灭法、美两租界的独立性；所以后来上海附近军事行动既经停止以后，法租界就宣言不受工部局的管理，自己组织市政机关，完全独立了。人家本来一心想要独立，怎么又肯加入英人势力极大的所谓公共租界呢？” 这时候，继美和珍小姐好像听够了，倒是二老爷忽又谈上了劲，略抽了一口烟，便又接着说道： “刚才你们的大伯说过，每逢中国有变动，租界的势力便大一点，太平天国时代是中国在租界的主权整批丧失的时期；租界的特殊地位可说是在那时候下的种。后来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民国以来更有无数次的内战，——这些变乱都不在上海附近，可巧把各地的人和金钱都赶到上海来，成全了上海的繁荣。即如我们一家现在全搬到上海来，也何尝不是因为农村破产，内地土匪横行，这才逃难逃来的么？所以要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一直太平下来，上海的租界决不能成为现在那样特殊的地位。……"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呢！"大老爷忽然感慨很深地念了一句古文。 这时大家都觉得倦了，随便谈了几句，就各自睡觉，不在话下。 四狂热的投机市场和不出烟的烟囱 第二天上午，北京路那家银行里的周亲家忽然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杨树平方面有一家住宅要出顶，房租不贵，只是顶价太大，要请大老爷二老爷亲身去接洽。于是大老爷就和二老爷商量，一面仍到敏体尼荫路去看房子，一面也不妨到周亲家那边去谈谈。大老爷带了继成到法租界，二老爷带了继美到北京路。珍小姐一心要看看怎样门外是租界，门里是中国界，便拉了继成的夫人到闸北去。旅馆里只留下两位太太陪着老祖父调弄继成的三岁孩子解闷。 继美这时看见了公共租界最热闹的中区了。最惹眼的，是满街飘扬的"大减价"的旗帜。再仔细一看，差不多每一家"大减价"的商店都还有特别赠品；这里有一家百货公司门前摆着一辆华丽的汽车，车上插着纸旗，大书"头奖"，那边另一家百货公司却又有赠送航空奖券的办法，说是有得一百万元的希望。就是顶看不上眼的小旗子罢，也在大玻璃窗上贴着红绿纸条的标语，声明它那里是"赠上加赠"，等待顾客们发一笔横财。就是理发铺子罢，也在廉价之外加"赠券"，头奖也是汽车，二奖三奖是无线电收音机或者全堂红木家具。继美虽然也是第一次来上海，到底和六十年前在上海住过的老祖父不同，他知道这是因为"不景气"，商人只好利用人们想得横财的心理来吸引主顾，要是他的老祖父见了，也许疑是到了"君子国"，做买卖的只求亏本，让顾客去发财了。 不多时，到了北京路。继美这才知道这个从前的李家庄现在成为中国钱庄和银行的集中点了。他跟住了父亲，从宁波路、天津路那一带走来，一路上他约略数一数，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就有三四十家；在一个转角上他朝四面一看，只见高大洋房全是银行，再过去又是银行。在家乡时只见过中国、交通、中央三家银行钞票的他，真想不到上海还有那么多的名字也没听见过的银行！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资本！然而为什么还听说许多中国工厂缺乏资金，以至倒闭呢？继美一时间想不明白。 而且他也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周亲家所在的那家银行。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家，当然是不发行钞票的，可是有储蓄部，倒也"门庭若市"。二老爷是常来的，银行里的职员大都认识他。一见他进来，就有一位招呼道：“请等一下罢。周先生到交易所去了。” “噢噢，就会回来的罢？"二老爷随口问着，心里却懊悔来迟了一步；他们银行里人上交易所，总是有买卖，知道他到几时才回来呀。 “快的，快的。十一点过头，一定要回来。"是那边的回答。 二老爷一看钟，才只九点三刻。他想道，糟了，十一点碰见周亲家，怎么还有时间到杨树浦呢？继美在旁边很懂得他父亲的意思，就趁势撺耸着老头子到交易所去找那周亲家。二老爷也觉得在这里呆等不是办法，回旅馆去也没有什么事，倒不如也上交易所去听听市面；于是问过了银行里的人，知道倘若华商证券交易所里没有周先生，那就一定在纱布交易所，二老爷就带着继美从"银行街"转到那证券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 “爸爸，上海的银行都在天津路、宁波路、北京路那一带么？"在路上时，继美忍不住问了。 “也不尽然。那边一带多一点罢了。”二老爷回答，“外国银行和中国、交通、中央、通商等大银行都在外滩。所谓外滩银行才是上海金融的主脑。" “我看周亲家那家银行只有储蓄部还热闹，可是刚才我留心一瞧，储户倒是十元五元的零星小户居多数；他家又不发行钞票，行里用了许多人，开销想来不小，他们怎么还能赚钱呢？” “哈哈，这一问倒有意思。回头你到了交易所，你就知道了。” 但是继美这性急的人，如何能等到"回头"；他缠住了老头子道：“恐怕我看不出什么来呢。还是先讲给我听罢。他们银行里收了储蓄存款，也出利息的，我看他们的章程，年份愈长，利息就愈厚，有到了二分五的；难道他们再放出去可以打到三分的利息么？" “放出去呢，自然不能到三分，况且近年来百业萧条，也没有稳当的地方可放。他们吸收了存款来，全是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公债的。稳当的做法是套套利息，冒险的，可就投机了。农村破产，又不太平，金钱都逃到上海来。上海的银行家吸进了许多存款，也没处去运用，那不是要胀死么？自然都到交易所去变把戏去了。——哦，你看前面那体面的大洋房就是公债市场的证券交易所了。”二老爷说着就转过一个街角，果然一所簇新的高大洋房显现在眼前了，门前停有一些汽车和包车。像二老爷那样长袍子外面罩一件马裤呢大衣的人进出得很多。 继美跟父亲进了那"市场"，就不知道看什么好，听什么好。他只见很大的一个大厅里全是一层一层的人，而人层中间有一个核心，声音嘈杂得很。他又看见后面有一座高台，台上有两三个人，一个人手拿着电话听筒，涨红了面孔不住地嚷；听去全是数目字。他知道这里交易的全是库券或公债，可是他找来找去不见有人手里拿着那花花绿绿的公债票！他奇怪极了，正想问他的父亲，忽地看见他父亲跑前两步，挤进人层里去了。继美也跟过去，就看见了周亲家已在那里跟父亲咬耳朵说话了。那时场中的人声微微低了些。继美周亲家拱着手大声说： “那么，恕不奉陪了。实在今天忙得很。亲翁，你雇一辆汽车去罢。是杨树浦尽头呢！门牌三十六号。亲翁，你只顾看房子。房子合意的话，顶费由我跟前途磋商。" 这时场中心又闹哄哄嚷起来，继美他们身边不住有人挤过。二老爷跟周亲家连说"再会"，就又挤出那人层来，站住了，揩一把汗，微笑地对继美说道：“今天有谣言，公债上落很大。周亲家大概不到十二点钟，是抽不出身子了。我们自到杨树浦去看房子罢。" 二老爷他们当真雇了一辆汽车，直放杨树浦。汽车从仁记路穿出外滩的时候，继美看见路的两旁全是高大的洋房，房上也钉着些洋文招牌，可是门前全都冷清清，只有守门的印度巡捕斜倚在门楣上。继美知道这些自然是铺子，可不明白为什么门前这样冷清清。他就问道： “爸爸，这一带冷静得很，大概也是因为不景气的缘故罢？" 这一问把二老爷问笑了。”哈哈哈！这里呢，就是在景气的年头儿也是这么冷冰冰的。这里全是进出口洋行，——过去还有博物院路，圆明园路，全是短短的马路，却全是这些进出口洋行。他们只要几间办公室，几架电话，上千上万的生意，凭一句话。你不要看轻它冷清清，上海全市的热闹，甚至于长江沿岸各省的商业，全由它这里转的呢！" “可是我看见一座三层的洋房上钉着五六块招牌呢，那自然是五六家洋行在一处了。只有三层洋房，也不宽，不过五六家门面，怎么装得下五六个家洋行的货呢？” “傻子，你以为是专做门市的商店么？货要堆在店里。进出口洋行只有几间写字间，几本帐簿，至多几本货样；他们的货全放在大堆栈里。你到浦东一看，就知道堆栈是什么个样子。近一点，苏州河沿岸也有不少的堆栈！堆栈自有主人，倒不一定是进出口洋行自家建的。" 继美好像明白过来了，他忽然拍着手说：“怪道刚才在交易所里也看不见半张公债票！" 这句话又引得二老爷大笑起来了。于是他再解释，交易所买卖公债，倒不一定有货，许多投机的人都是未必有货的。所以有"买空卖空"这句话。老实是"赌博"罢了。 “那么，纱布交易所里也不见纱布了？那边做交易，是不是凭货样？可惜刚才没有带便去看一下。"继美又问了。 “不是的！"二老爷摇着头，好像诧异着继美为什么总弄不明白。"不是的！纱布交易所，还有也在爱多亚路的杂粮油饼交易所，在民国路的面粉交易所，九江路的金业交易所，在四川路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全跟证券交易所一样，闹哄哄一个市场，做买卖都是伸伸手罢了。” “那些交易所也像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得要命么？" “自然！你不听说周亲家也跑纱布交易所么？不过纱布或面粉交易所的主要买卖人自然还是什么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了。” 说到这里，汽车外闪过了一座高大洋房。二老爷一眼瞥见，就指给继美说：“这就是一个堆栈。"继美赶紧看，那堆栈已经落在后边了。现在汽车已经到了杨树浦路，就加增了速力跑。继美觉得此地又跟别处不同，也就注意地看，暂时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继美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里是工厂区域。已经过了好几个纱厂。" 二老爷和纱厂方面向来有点关系，听得儿子这么说，忍不住叹了口气道：“不错，这里是大规模工厂集中的地方，纱厂尤其多，英国厂四个，日本厂八个，中国人办的厂也有八个，总锭数是八十万零九千光景，内中中国占一半不到点儿；可是你要知道近来中国厂都只开半工。" “全上海共有多少纱厂呢？”继美也很关心地问。 “哦，哦，大约中国厂是二十四家，七十七万六千多锭子；英商三家，倒也有十五万三千多锭子旧商有三十厂，嘿，那就有一百零一万锭子呢！势力是日本纱厂大。中国方面资本最雄厚的是申新纺织公司，可是近来也不景气，你不是看见报上载过申新要整理么？不是说实业部派员调查过么？" “我听说上海还有一百多家丝厂呢，怎么一路来不见一个？" “丝厂么？大都在闸北。全上海据说有一百靠十个厂，丝车总数是二万四千多，女工数共约五万多人；可是现在只有十几厂不死不活地还在开工；其余的全是烟囱里好久没有烟了！你想：中国的缫丝工业不是全部破产了么？而且一百多家丝厂只剩十多家，货是出得少了，你以为存货总可出清了罢？然而不然。上海现在还有许多陈丝堆在栈里，银行家放出的押款还是结不清楚！" “那么多丝厂，一共有多少资本呢？” “这倒不大明白。约莫有二百五十万罢。丝厂的规模全不很大，每家的资本多则五万，少则一万五千也有的。本来一年十二个月它们实足开车的日子不过八个月，从前景气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流动资本也不多。春天收茧子要钱，大都是向银行里去借，销去了丝再还；碰到丝销不好，自然周转不来了。何况日本丝又在欧美市场上跌价竞争！真真没有办法！" 二老爷说着就又叹一口气。暂时他们都没有话。这时汽车慢了些了，因为前面有两架很大的运货汽车挡住了路。运货汽车上全是大包的美棉，堆得很高，车子轧轧地老是跑不快。 “爸爸，开纱厂想来要大资本罢？"继美忽然有感似的问着。"上海的工业里头，是不是纱厂方面投资的数目最大？"二老爷点了点头，却不作声。继美又问道：“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 “第二位么？你是说资本罢？那个，那个，据说是香烟厂了。上海全市有四十八九个烟草公司，中国人办的居最大多数，总资本是四千一百万光景。纺织工业算是第一位，总资本也不过一万九千万罢了。并且这几年来，各项工业全不景气，独有卷烟工业却还能赚钱；有一家烟草公司股票涨上了三倍。全市四十八个烟草公司中间倒有一大半是近三四年里新开的！交易所里热闹，香烟生意好，这真不是有脸的事！" “那么，机器工业的情形如何？"继美又问；他记得先生说过，机器工业发达才是工业兴隆。 “这个，说来糟得很。据说只有二百九十多家，共计资本二百四十四万。可见中国人开厂全向外洋买机器。倒是印刷工业，听说共有资本一千一百多万呢！这也不算奇怪。香烟的盒子以及许多货品的纸包，都需要花花绿绿的印刷，还有你看近来上海出的杂志大大小小不知道有多少！还有化学工业方面，倒也有九百多万资本，这也是应该的。不是中国人的化妆品近来多得很，连乡下的毛头小姑娘也离不了雪花膏和生发水么？这跟香烟生意好一样是叫人叹气的事！" 二老爷说着当真又叹了口气。这时期车在慢慢停下来了，但是二老爷发了牢骚就不肯住嘴，他又说道：“香烟厂虽然中国人办的多，可是原料又要仰仗外洋；照民国十九年的海关报告看来，那一年上海进口的外国烟叶共值二百六十二万海关两呢！所谓国货香烟还不是一半外货么？" 这当儿，汽车咕的一声就停住了。汽车夫回过脸来说，前面路破，车子开不进。好在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二老爷他们要去的那个里了。于是下了车，付过车钱，父子两个慢慢走去。二老爷还不住的皱着眉毛叹息。继美跟着，也不作声，忽然二老爷转过脸来又对继美说： “全上海各工厂的资本总数大约有三万二千万元，其中华商所办工厂资本只有一万万多，日商工厂的资本却有一万五千万旧本人在上海的经济势力超过了中国人一半呢！" “哦，哦，可是，爸爸，上海的工业区域就只在这里杨树浦一带么？"继美说着就抢前了一步。 “不然！沪东是杨树浦、引翔港一带；沪西的小沙渡、曹家渡一带也有大工厂，许多日本纱厂就在那边。此外，闸北的潭子湾、顾家湾一带，从前很有些中国人自办的各种各样的小厂，不过一二八以后，炮火打掉的打掉，停闭的停闭，现在寥寥得很了。南头在高昌庙、日晖港一带，浦东的陆家嘴、烂泥渡一带，吴淞的蕴藻浜一带，也都是工厂区域。——但是，近来许多烟囱都不出烟，上海的工业真是不堪设想！" “爸爸，到了，到了！爸爸！过头了！" 二老爷说得起劲，竟错过了那里门；幸而继美眼快发见，这才不过多走了几间门面。 五鸽子笼 原来二老爷同继美要"看"的房子是在公共租界极东头华租交界处的一条马路上。那个"里"的外貌倒很"上等"似的，里边走路倒也宽阔，只是垃圾箱旁边太那个了，——垃圾从箱里满出来，侵占到走路上。好在二老爷原不是"看"垃圾箱，并不在意。他看到那一排房子是三层楼；造料也像还结实，心里先就有了三分欢喜。 三十六号是找到了。拍拍地打着门环，里边就有人问"做什么？”听说是来"看房子"的，里边就不作声了，过一会儿，方才回答道：“请走后门去问二房东罢！"二老爷这才知道这里住的不是一家，于是绕到后门。开门的是一个江北娘姨，接着主人也从楼上下来了。双方在楼梯边叙了寒暄，就请上楼了。那屋主人先指着外边反锁的亭子间说道：“这里，跟下面的灶间一样大，里面新粉过。人出去了，不能进去看，真不巧！" 二老爷含糊点着头，心里想道：“好！又一家！那么是三家分住了！"然而使他吃惊的，是三层楼又是两家分住着。继美从没见过这样"叠罗汉式"的住法，睁大了眼只是发怔。他这时候才发见楼梯头和屋角里到处全是杂物，小孩子的摇篮呀，尿布呀，混成一个"极乐世界"，他简直不敢伸脚，恐怕一伸脚就会碰倒了什么似的。二老爷却还要看看晒台。不看犹可，一看只觉得这一间屋子的晒台好像两个长子中间的矮子：左右邻全是在晒台上搭成了"阁"，阁上再做成晒台。 “寸金地皮，这里大家全是这样挖算的呢！"房主人看见二老爷眉头一皱，就笑着说明。 “对呀！可是倘或有什么火烛不小心，那岂不危险得很么！"二老爷应着。 再下楼的时候，房主人又指楼梯旁一个"假二层"说：“这里是娘姨困的。府上要是人不多，——大小十二三位罢，那么，自己住了楼下和二层，第三层还是可以出租。" “承教，承教！"二老爷一边客气，一边就走后门。“要不要，回头我请舍亲周先生来关照罢。"在后门口又这么说一句，二老爷就带着继美走了。这时候，他才看见这里内几乎每家门上贴有小小的"余屋分租"的红字纸。最妙的是那两家自造第四层的左右芳邻还在"招租"灶披呢。 “真正是鸽子笼！"继美松了口气似的说，跟着他老子走出了里门。 “其实也怪不得他们！不过人多房子破，火烛难免不能小心，要是一个失火，总有几个人逃不出性命！"二老爷一边说，一边就摇着头。"这样情形，也是近年来的事。一方面工部局想增加房地捐，把地价提高，另一方面银行界把吸收来的存款大购地产，荒地上都造了新式的小洋房，旧房子也陆续翻造；通行的是三层楼，房间多。可是租价也大了。房客除了想尽方法分租出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人家只看见上海住房陡然增多，而且天天有翻造，而且新造的总是三层楼，以为这是上海市面一天一天在好，哪里知道骨子里是大大不然呀！" “听说上海还有什么平民区，那又是怎么个样子呢？”继美问着，心里以为要是比刚才所见那屋子还得多住几家，那就只好每一层多搭出一个搁楼来罢。可是二老爷却回答道： “平民区就是草棚！还有住在船里的。可是这船并不在水里，却在地上，就是把破船倒翻过来，当作一个屋！上海有二十二万工人，恐怕有一半人数是住的那样的草棚和船屋。住鸽子笼式市房的，大多数还是脱不了长衫的中等人家。前些时看见《字林西报》说，上海的外国人，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每月收入六百两，还不够开支。哼！中国人怎样呢？据说一夫一妇在上海，租一个亭子间，每月也得六七十元的开支。做衣服还不在内呀！" “为什么要那许多？"继美也觉得意外了，他知道他家在家乡时，老祖父以下也有五六个人，也不过每月开销七八十元罢了，而且过得很舒服。 “哎！听听是难以相信，算算却又再也省不了；一夫一妇开支六七十元，其实也不能算是浪费，只有中等人的生活罢了。可是住的就只能是亭子间，几家人家分住。在上海，鸽子笼生活竟是平常得很！" 二老爷说着就带继美转了一个湾，“那边就是电车站了，我们坐电车回去罢。" 六"上海之将来" 又是晚上了。继美他们住的那旅馆又开始嘈杂起来。隔壁房间里新来了一伙客人，一进房就劈劈拍拍打起麻将来；艳装的年青女子，——看样子都有点"野气"的，不住地在房门外的走道中跑来跑去。忽然有一张纸片从门缝中塞了进来，继美拾起一看，却原来是什么女相士的广告，上面还印着那女相士的照片。这时房间里只有继美一个。老祖父由继成夫妇陪着到什么梦春阁听"说书"去了，两位太太刚出去买东西，两位老爷有应酬，珍小姐还没回来。 继美是被派定了在这里看守"大营"的。他一会儿到窗前去望望"二十二层大厦"的电灯，一会儿又开了"无线电"；最后他翻着网篮里的书，忽然翻到了一本《新中华》杂志的附刊，《上海之将来》。 “哦，上海之将来？"继美自言自语地说，就一页一页看下去。正觉得这"上海之将来"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定货"时，忽然房门上擦的一声响，珍小姐跳了进来。 “怎么只有你一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珍小姐一边脱大衣，顺手丢在沙发上，一边没头苍蝇似的嚷着乱着：“呀！二哥！你今天不同我一道去，真真可惜！我又看见六十年前的上海了！六十年前！哈哈，你瞪大了眼睛活像条金鱼！告诉你，六十年前的上海！有两个上海！" “呀呀，装得像，可是谁也不信你呵！"继美冷冷地说，又低去头看那《上海之将来》。 “骗你就不是人！听我说！"珍小姐劈手将那本书夺了去，往桌子上一掷，“我不是到闸北去么？啧啧，‘一二八日本人烧掉的房子还没造起来。可是，我又到什么——嗳，要说它偏偏忘记了！哎哎，哦！市中心区。对了，‘市中心去过了。二哥，那原是一大片田地、小村落，可如今开了马路，造了房子，市政府的新房子很漂亮的，——你看，这不是跟老祖父讲的六十年前的上海差不多？不过那是租界，这是中国！那不是有两个上海？这里，租界的上海，繁华到极点；那边，中国的上海，开始想要造起来！" “你这样没头没脑的说，谁也听不懂的！"继美还是冷冷地。 “还不明白？真怪了！嫂嫂家的大哥告诉我：就是中国人要在租界外边新造起一个什么——哦，‘大上海来，要把租界的热闹搬到那边去呀！我们还坐了汽车逛那条中山路，新开的，真长真阔，就可惜路旁边还只有田地，露天毛坑，哈哈哈，昨晚上老祖父说的露天毛坑！……" “谢谢你罢！听得我头昏了！你一五一十清清楚楚讲，好不好？" “唷唷！听得你头昏么？"珍小姐撅起嘴巴，就旋一个转身，往床上躺着，不作声了。 “看呀看呀！你倒生气，卖关子！神仙才听得懂！"继美表明了不是不要听。 “不讲了！"珍小姐跳了起来。但是她怎么肯不讲呢？她是什么都留不过夜的。她很神气地在房里踱了两步，歪着头，先“哦哦"了几声，正想再提到那"市中心"，忽然房门外一片脚步声，老祖父同继成夫妇回来了，于是话头只好暂时搁起。 老祖父好像倦了，略谈了几句，就到里间的床上去歪着歇息。珍小姐趁这空儿，就抓住了继成问道：“喂，大哥，你说是不是有个市中心区？二哥尽说我其他呢！" “不是说你骗我呀！你讲得那么没头没脑，怎么怨得人家不满意。"继美也自己辩护。 “今天上午我同珍妹逛过市中心呢！不是说谎的！"继成夫人也笑着说。 “谁说她说谎呀！我是要问怎么上海忽然跳出个市中心来？"继美有点着急了。 “哦，这个么？也计划了两三年了。”继成坐了，燃起一枝香烟。"这是一个大计划。民国十六年，把上海租界以外的中国界计共三十市乡，定为上海特别市，后来又改称上海市，市行政区域是：北滨长江口，和宝山县接界，西与嘉定、青浦、松江接界，东南与南汇接界，东与川沙接界，南北约百余里，东西约七十里，面积约二千七百方里。所谓三十市乡就是本来属于上海县的上海、闸北、洋泾、蒲淞、引翔、塘桥、法华、杨思、漕泾、陆行、高行，共十一个；宝山县属的吴淞、殷行、江湾、彭浦、真茹、高桥，共六个；——这十七个，现在已由上海市政府接收了；另外还有上海县属的曹行等八乡，松江县属的莘庄和七宝，南汇县属的周浦，宝山县属的杨行和大场，一共十三个，则暂缓接收。至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包含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不过称为特别区。……" “看他好像上讲堂了！"继成夫人格格地笑着，“讲了半天，还没说到市中心呀！" “不要忙呀，慢慢来。"继成也笑了，一看香烟熄了，就再燃着。“大约是民国十八年七月里罢，上海市政会议议决，划定闸殷路以南，翔殷路以北，淞沪路以东，预定路线以西，约七千余亩的地，为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并设立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持设施的计划。你们要晓得，现在上海市所管的十七个市乡中间，只有闸北和南市和旧上海城区是比较热闹的，其他的许多市乡还不是乡下地方么，正跟六十年前租界一样，所以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的目的是先要建立一个中心区域，作为未来的大上海的基础。这委员会虽说是市中心区域的建设委员会，然而它的目光不能不顾到全市将来的发展。它定了分区计划。第一是商业区，划定了市中心区域和租界南市一带。照这划分，杨树浦一定也归入商业区了。……”“怎么？杨树浦一带现在不是工厂很多么？"继美插嘴说；他是顶会运用他的最新的所见所闻的。"那么，将来叫那些工厂搬场么？" “那是将来的事，我不知道。"继成回答。“不过杨树浦一带划为商业区，市中心委员会自有它的理由。它以为杨树浦一带现在虽是工厂很多的地方，但这地段介于新旧商业地段的中间，如果保留现状，殊多妨碍，所以划入商业区。第二便是工业区了。那是划定在吴淞江两岸，这是照现状因利乘便；不过规定此处只能以用电力的较小工业为限，为的恐怕烟煤气侵害了住宅区域。至于沪南高昌庙附近浦江以北，铁路以南，本来就有兵工厂、造船厂等大规模的工业，不得不仍破旧。将来的工业区则选定了商港区以西，沿蕴藻浜及计划中之铁路一带。" “所谓商港区，"继成燃着了第二枝香烟，继续说，“就是蕴藻浜入浦一带。第一步计划预定的范围是东沿黄浦江，南界鹅舸浦，西界中山北路，北界蕴藻浜。将来倘嫌不够，可以在蕴藻浜以北，吴淞镇一带，再行扩充。这新商港的计划，因为现在沿黄浦的各码头已经不够用了，多数海船不得不停在吴淞口。照委员会的计划，这商港区域内要开挖大船坞七个，建造仓库、码头，敷设铁路，并开马路同市中心区域的马路相接。除了已经划为商业、工业、商港等区以外，均划为住宅区。所以中山路两旁将来便有许多的住宅要出现。" 继成说完了，珍小姐先就赞叹道：“要是成功了，岂不洋洋大观。" “哦，原来如此！怪道说是要把租界的热闹搬场！只是把租界收回了，岂不更好？"继美侧着头，并不对谁说似的自言自语着。 “可不是！然而收回租界不知何年何月，市中心区域的计划，据说就因为租界横梗在中间，对于大上海的发展非常不便，所以才想出来的。"继成说着把香烟尾巴丢在痰盂里，拍拍衣服，站了起来，似乎又要出门了。珍小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跳叫着道： “有了，有了！市面是靠人做起来的，是不是？你看近来逃难到上海的人有多少？要是全住到市中心区域去，岂不是马上就热闹了！大哥，房子难找，我们也住到那边去罢。" “你倒说得好！可惜逃难到上海来的人只相信租界呀！"继成一边说，一边就开了房门出去。 “单有人去住，工业商业都兴不起来，也不成其为新上海的。况且单是人去住，也得先把交通弄方便！"继美接口说。这时候，房里忽然咿咿唔唔响出了新式《毛毛雨》的曲调来，把继美和珍小姐都吓了一跳。原来是继成夫人把无线电播音开起来了。 于是上海什么的谈话，便随着暂时搁起，可是房里三个人也没当真听那《毛毛雨》，各人望着窗外光彩陆离的都市的夜景，在怔怔地出神。 交易所速写 门前的马路并不宽阔。两部汽车勉强能够并排过去。门面也不见得怎么雄伟。说是不见得怎么雄伟，为的想起了爱多亚路那纱布交易所大门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级。自然，在这"香粉弄"一带，它已经是唯一体面的大建筑了。我这里说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进去，一条颇长的甬道，两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视线。再进一步就是"市场"了。跟大戏院的池子仿佛。后方上面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像是一个蜂房。请你不要想象这所谓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戏院的池子似的。这里是一个小凳子也不会有的，人全站着，外圈是来看市面准备买或卖的——你不妨说他们大半是小本钱的"散户"，自然也有不少"抢帽子"的。他们不是那吵闹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主使。他们有些是仰起了头，朝台上看，——请你不要误会，那卷起袖子直到肩胛边的拍板人并没有什么好看，而且也不会看出什么道理来的；他们是看着台后像"背景"似的显出"xxxx库券"，“x月期"……之类的"戏目"（姑且拿"戏目"作个比方罢），特别是这"戏目"上面那时时变动的电光记数牌。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后墙上的横长方形，时时刻刻跳动着红字的阿剌伯数目字，一并排四个，两个是单位"元"以下，像我们在普通帐单上常常看见的式子，这两个小数下边有一条横线，红色，字体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里各处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使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不——应当说是少数人创造那红色电光的纪录，使它刻刻在变，使它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谁是那较多数呢？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池子外圈的人们自然是的，——而他们同时也是这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的助成者，虽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们以外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被外圈的人们包在中央的，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发动器。很大的圆形水泥矮栏，像一张极大的圆桌面似的，将他们范围成一个人圈。他们是许多经纪人手下做交易的，他们的手和嘴牵动着台上墙头那红色电光数目字的变化。然而他们跟那红色电光一样，本身不过是一种器械，使用他们的人——经纪人，或者正交叉着两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个伙计匆匆跑来，于是那经纪人就赶紧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间去听电话了，他挂上了听筒再跑到池子里，说不定那红色电光就会有一次新的跳动，所有池子里外圈的人们会有一次新的紧张——掌不住要笑的，咬紧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吞的，谁知道呢，便是那位经纪人在接电话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种器械罢了。 池子外边的两旁，——上面是像戏院里"包厢"似的月楼，摆着一些长椅子，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挂在男子臂上，太年青而时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进来看看。那边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顶时式的裁制，和一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仰起了脸。电光的红字跳一，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红字再跳一，她慌慌张张把男子拉在一边叽叽喳喳低声说了好一大片。 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绸短衫裤，在人堆里晃来晃去踱方步，一边踱，一边频频用手掌拍着额角。 这当儿，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楼的铁栏干边往下面一看，你会忽然想到了旧小说里的神仙：“只听得下面杀声直冲，拨开云头一看"，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样把手掌伸出缩回，而外圈的人们怎样钻来钻去，像大风雨前的蚂蚁。你还会看见时时有一团小东西，那是纸团，跟纽子一般模样的，从各方面飞到那中央的人圈。你会想到神仙们的祭起法宝来罢？ 有这么一个纸团从月楼飞下去了。你于是留心到这宛然各在云端的月楼那半圆形罢。这半圆圈上这里那里坐着几个人，在记录着什么，肃静地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背后墙上挂着些经纪人代表的字号牌子。谁能预先知道他们掷下去的纸团是使空头们哭的呢还是笑的？ 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他们更敏感的了。然而这对于谣言的敏感要是没有了，公债市场也就不成其为市场了。人心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第二天 虽然医生叮嘱我晚上不宜看书，可是那一夜的十二点左右，我尚在阅读寇丁氏英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杀人放火》（withfireandsword）。突然，轰轰地两声，冲破了午夜的寂静。全神都贯注在书上的"杀人放火"的我，略旋瞥眼睛看一下那紧闭的玻璃窗，便又再看书。早几天，我就听说闸北形势紧张，中日两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铁丝网布防，并且当天傍晚我也看见了租界当局临时戒严的布告；但听得了不很分明的轰轰两声的那时，我当真没有转念到这便是中日两方军队开火。然而轰轰声音又接连而起。我放下手里的书了。辨认出这就是炮声。我开了玻璃窗，又开了玻璃窗外面的百页窗，夜的冷迫使我微微一噤。我看天空。没有什么异样。 但炮声是更加清晰，还夹杂着机关枪的声音。无疑的是打仗，而且无疑的是中日军队。一种异样的兴奋就布满了我全身；我心里说： “嘿，到底来了！可惜外边戒严，禁止通行！" 书是不看了，我在房里踱着，设想那开火的结果。平常在街上看见的喂得很壮健的小腿肚就像太阳旗酒气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形象，对照着那些瘦黄短小的我们的"粤军"都一起在我眼前出现了。”不抵抗主义"又在旁边冷笑。我几乎要断定那轰轰的炮声以及卜卜的机关枪声只是单方面的进攻—-日本军过阴历年"送灶"。到一点钟左右，枪炮声已经沉寂，我就简直断定"送灶"已完，我非常失望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方才醒来，就听得飞机的声音在天空中响。“还没完么？"我一面这样想，就抓起了本天的报纸来看，一行大标题：昨晚日军犯闸北失败！我急急吞完了那密排的详细报告，方才知道我昨晚上的假定是不对了；原来上海毕竟不同于东北，而且瘦小的广东兵也毕竟和关外大汉是两个爷娘养的！ 于是接连地来了许多十口相传的"战报"。日本海军司令部已经被我方占领了，上海义勇军下紧急命令了，上海全市罢市了，罢工了，闸北大火烧……记也记不清的许多可信可疑的消息。只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在我们头上飞翔示威的五六架飞机全有红圈儿的太阳记号。有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又有海陆空军副司令的我们中国，光景只有十九路军还"抵抗"一下。 非出去看一下不可了。午后一时我跳上了公共汽车。说是"站数"已经缩短，只能开到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门口了。我大为惊愕。设想到四川路桥以北大概是巷战的战场了，我忍不住笑起来。然而却又意外：邮政总局以北，居然如平常一样；只不过商店都关上了排门，行人道上有许多人无目的地走着看着，马路上拥挤着装满箱笼包裹的各式车子，疾驰而来的卡车满载日本兵，都挺着枪，似乎在战场上冲锋，而日本飞机的响声又在我头上来了；一架，两架，三架，尽在那里兜圈子。 到了蓬路，只有朝南走的人，我一个人朝北走，人家都注目。到海宁路转角，瞥见沿马路的一堵墙上有手写的"大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布告。几十人站在海宁路转角处朝北张望。我也挤了进去。前面马路上静荡荡地只有几个便衣的西洋人在那里来回地踱。我们前面也有几个便衣的西洋人阻止任何人朝北再走一步。附近时时传来劈拍劈拍的声响。一个西洋人对我们挥手，说了一个字：“danger！"我不相信日本的枪弹有眼睛，会刚刚找到了我；但是那几位好像是便衣巡捕的西洋人却真有眼睛，不放任何中国人再往北一步。 我只能转入海宁路的西段了。这时我方才觉得有些小小的东西在空中飞。有一片飞到我身上了。是纸灰。海宁路上有一堆一堆的人都仰脸看着。我也学他们。正北天空，冲起三处黑烟，袅袅地在扩大。日本飞机钻进了那烟阵，又飞出来，只在那里循环地绕圈子。旁边有一个愤愤地说：“又在那里掷炸弹了！东洋赤佬的飞机！" 我问明白了那三处黑烟是北站、商务印书馆等三处大建筑的火烧，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天空中满是小小的黑色的纸灰。我想了许多方法，走了许多路，企图从海宁路的每一通到华界的街道走进闸北区；可是各处全被阻止，不是租界上的巡捕或万国商团，就是中国兵。同样的理由是：“危险！不能过1去！" 1万国商团由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设置的以维护其统治利益为目的的类似"保卫团"性质的组织。 天渐渐黑下来了，三处的黑烟却越见红！我只好回去。到南京路浙江路转角看见《生活周刊》的号外，大书：张某某率义勇军尚在北车站抗战！下关日本军舰炮轰南京！商务印书馆全部烧毁！而日本飞机又是三架一队地在租界"领空"盘旋示威。 《大美晚报》跟着万家灯火一起来了。有一点似乎无可置疑：日本军的进攻遇着了抵抗，而且大败，但没有被追；租界的尊严的"中立性"使得打败的日本陆战队能够回去吃饭睡觉休息，准备今天晚上再动手。可是晚上"休息"着的日本飞机今天却放硫磺弹烧了闸北最繁盛的宝山路！这回中国兵是抵抗了，但只是"抵抗"而已！我觉得一般小市民的忧愤的脸色似乎都透露了这样的失望与愤愤。 可是他们只能愤愤一下儿。新历史的舞台上，他们早不是主角儿；呀，背里咒诅公平而又死心塌地看着公平脸色的童养媳似的他们！ 街头一瞥 市商会通告各商店即日开市。 哦，开市了。然而南京路以及其他各路却活现着一副尴尬的"市容"。大多数商店的大玻璃橱窗，平常是争奇斗艳的，此时却都钉上了毛坯白木板，咳，甚至还用了杂色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旧料，好像一些披着麻布袋的叫花子。 究竟四大公司1以及其他头等商号还识体，没有背上那倒楣的"麻布袋"，只不过少开了几个门。 1四大公司指当时上海最大的四家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 干么要钉上那些木板呢？有人告诉我：防流弹。然而当真来了流弹的话，我很疑心那些薄脆木板未必能挡得住。 又有一说：恐防难民抢劫。这话也许道着了钉木板者的心理。可是我一听这话，忍不住打了个冷噤。难道那些自庆托庇于"安全地带"的商人竟能设想到我们的遭难的同胞会如此糊涂？ 我憎恨这样的钉木板的动机！ 然而钉木板的传染病却在蔓延，甚至一家小小的理发铺也不三不四背着几根木条子。 党政机关，地方团体，工部局，各日报，都已经再三警告市民们：切莫拥集在街头看飞机。然而各马路旁依然挤满了看热闹的游手好闲之徒。 是的，我要直呼他们是游手好闲之徒！从他们那无目的的彳亍上，从他们那嘻嘻哈哈的嘴脸上，从他们那看跑马似的望着敌人的高射炮的烟圈的神情中，我要直斥他们是游手好闲之徒！然而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呢，我想着真难过。 突然他们又都纷纷乱窜了，像一群受了惊的麻雀。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了一阵又立定了，依然又像散兵线似的占领了人行道。刚才为什么乱跑，已经忘记了，好像刚才跑得那么慌张的，并不是他们自家。 然而有时候他们跑的原因却也容易明白；那是因为实在拥挤得过分了，有巡捕作势扬着木棍来了。 一辆黑牌汽车啵啵地驶过。啊，一块钢板护在车顶上，四角用绳扎住。只是普通的麻绳，显见这样的装置是急就章。 “一定是什么办大事的人坐着到前线去的罢？"——我这么想，想从那车的后窗望一下。看得清清楚楚，车中是两位女同胞，烫得极讲究的头发，颊上胭脂，气色火黄。而乌黑闪光的车身也丝毫没有风尘之状。 啊啊！漂亮的太太、小姐！您既然怕吃流弹，何不"无事家中静坐"啊！ 这两位坐在钢板护顶的汽车里的女同胞，大概设想那所谓"华界"者要不是荒凉若墟墓，就一定是纷乱惊慌如失火之戏场罢？可是我已经亲眼见了不是这样。"市面"自然冷静些，但街上并没有那么多看飞机大战的闲人；你也许感到悲凉，但更多的味儿是镇静严肃！有一位今天到上海的朋友说：“在霞飞路上，感不到战时的气氛；在南京路上，感到确是不平常了，但又不像战时应有的气氛；只有在所谓华界内，这才有了正常的战时景象。"这话，值得我们想一想。 沪东大火两日两夜，战士们出生入死，喋血市街；然而在苏州河以南的特一区特二区的中国同胞们大多数又是那样。我们怎能禁得住不伤心，然而失望么，决不，这只使我们更认清了一点：民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实在不够，非赶快努力不可！ 生聚长养，啼笑歌哭于特区的一般市民，在性格上大概也有点"特"了罢？但愿漫天的炮火能够烧净了这"特"，从而锻炼出当此大时代中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胆识气魄！ 苏嘉路上 一一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这天下午三时，上海西站沸腾着无数的行李和无数的旅客。站内，平时是旅客们候车的地方，这天"候"在那里的，却是堆到天花板高的箱笼和铺盖。 “昨天挂了牌的行李，还堆在站里呢，——喏，那边，你看！今天的么？明天后天，说不定哪天能装出。" 月台上一个"红帽子"大声对一个旅客说。1 1"红帽子"当时火车站的装卸、搬运工人所戴制帽上因箍以红布，故被称为"红帽子"。 这天是阴天，一列铁闷车又紧挨着月台，几盏电灯放射着苍白的光亮，其实灯光亦不弱，然而人们总感得昏黑。这天空其中太多的水分，加之太多的人嘘出来的水气，大概已经在月台上凝布成雾罢？看月台顶的电灯，委实像隔了一层雾。 一盏临时电灯像一个火黄色的牛奶柿，挂在一张板桌上面，这是临时的写行李票的办事处。围着这办公桌一圈的，是“红帽子"，也有旅客。这一圈子以外，运行李——不是进铁闷车而是进站的手车，川流不息地在往来，在跳跃。 “上西站"确是进入了"非常时代"；“上西站"平时清闲惯的，这天（自然不仅这一天）饱和着行李和旅客，也饱和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对话，非提高了嗓子是不行的。 “上西站"，这天有海关职员的临时办事处，检查行李，给报运的货物开税单。"上西站"，这天有路警和宪兵在留心汉奸。 这天的"上西站"饱和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天空，有敌人飞机的声音；远远传来的，有炮声，敌机投弹的轰炸声，甚至卜卜的机关枪声；站外，指定的狭长地段上，有着无数候车的旅客们的嚷嚷声，——争执，抱怨，等得心焦时无目的的信口乱谈，小孩子的啼哭，还有，警宪维持秩序的吆喝声。 这天从早上起，大炮和机关枪的吼叫到处可以听得；从早上起，敌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沪西：三架一队的敌机几次从西南来，掠过"上西站"顶空，有时且低飞，隆隆的发动机声压倒了“上西站"的一切嘈音。 大约四时半罢，三架一队的从东北来（那边是它们轰炸的目的地），低飞了，直向"上西站"。月台上忽然尖厉地响起了几声警笛。站外，立着"持有京沪车票者在此集合"木牌的狭长草地上就卷起了恐慌的骚动：女人们抱着孩子们站起来了，人们这时方知候车的"妇孺"竟有这样的多！ “坐下，不要动！"路警和宪兵们高声叫着。 于是不动。动也没有用。在"不动"中，人们重新记起了这是"英兵警戒区域"，敌人的炸弹大概不至于往这处投。 在"不动"中，人们看着三架一队的飞机在顶上盘旋一匝，复向北去，又看见另一队横掠而过，于是，猛听得轰轰两声，感得坐下的草地也在震动以后，人们看着东北方冲起了几道黑烟。 “持有京沪车票者"集合队伍的尾巴不断地在加长，——增添的，不止是人，也有这些人们的家当：包裹，竹箱，网篮，乃至洋铅桶中装着的碗盏和小饭锅。这是"家当"，不是"行李"，所以它们的主人们只想随身带着走，不去"挂牌子做行李"。暮色苍茫中，这一行列在进月台了，蠕动着，像一条受伤的虫。这一行列，其中十分之八的人们都有一件"法宝"，——挑他们各自的"家当"的扁担或木棒；这时却不能挑，都竖将起来，步枪似的，高射炮似的，摇摆着，慢慢地前进。 行列中有一男一女；女的抱了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男的背一只木箱，里面是工具，——他是木匠。他们没有小包裹，也没有破竹箱；那口工具箱便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罢？ 另一个中年男子，长袍、油腻的马褂、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须，肩头扛着个衣包，手里提着小网篮，篮里桠桠叉叉不知是些什么，都触角似的伸在篮口之外；他这些触角，老碰着别人，但他老在那里怪嫌别人碰了他。 淮海口音的一个妇人，脑后老大一个发髻扁而圆，武装着不少的钢针，——这也许就是她糊口的工具罢？她像豪猪似的，使得后面往前挤的人们不得不对她保持相当的距离。有几个冒失鬼，伸长了颈子，往她这面挤，不止一次被她圆髻上的缝衣针拒退了。 夜色愈来愈浓，嚷嚷然推着挤着的这一行列终于都进了站台，消纳在车厢里。月台上走动的，只有穿制服的路员和警宪了，但灯光依旧昏花，像隔一层雾。 二苏嘉路上 没有星，没有月亮，也不像有云。秋的夜空特有一种灰茫茫的微光。风挟带着潮湿，轻轻地，一阵阵，拂在脸上作痒。 徒步走过了曾经被破坏的铁路桥（三十一号）的旅客们都挤在路轨两旁了。这里不是"站头"，但一个月以来，这一段路轨的平凡的枕木和石子上，印过无数流离失所的人们的脚迹，渗透着他们的汗和泪，而且，也积压着他们的悲愤和希望罢？一个青年人俯首穆然注视了好一会儿，悄悄地，——手指微抖地，拾了一粒石子，放进衣袋里去。 有人打起手电来了，细长一条青光掠过了成排的密集的人影：这里是壮年人的严肃的脸孔和忧郁的妇人的瘦脸木然相对，那边是一个虽然失血但还天真活泼的孩子的脸贴在母亲的胸口，……手电的光柱忽然停留在一点上了，圆圈里出现三个汉子，蹲成一堆，用品箱当作饭台，有几个纸包，——该是什么牛肉干、花生米之类，有高粱酒罢，只一个瓶，套在嘴唇上，三位轮流。 和路轨并行的，是银灰色的一泓，不怎么阔，镶着芦苇的边儿。青蛙间歇地阁阁地叫。河边一簇一簇的小树轻轻摇摆。"如果有敌机来，就下去这河滩边小树下躲一躲罢？"有人小声对他的同伴说，于是仰脸望着灰茫茫的夜空；而且，在肃然翘望的一二分钟间，他又回忆起列车刚开出"上西站"时所见的景象：那时夜幕初落，四野苍苍，车厢里仅有的一盏电灯也穿着黑纱的长袍，人们的面目瞧不清，但隐约可辨丰满胸脯细长身腰的是女性，而小铺盖似的依在大人身边的是孩童。被“黑纱的长袍"罩住的电灯光落在车厢地板上，圆浑浑的，像是神们顶上的光圈，有人伛着身子就这光圈阅读什么，——也许是《抵抗》。忽然旅客们三三两两指着窗外纷纷议论了：东方1的夜空有十多条探照灯光伞形似的张开着，高高低低的红星在飞舞追逐，——据说，这就是给高射炮手带路的信号枪。车轮匀整地响着，但高射炮声依然听得到，密密地，像连绵的春雷一样。中国空军袭击敌人根据地杨树浦！仰首悠然回忆的那位年青人，嘴唇边掠过一抹微笑。 1《抵抗》原名《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主编。 近来中国空军每夜来黄浦江边袭击，敌人的飞机却到内地各处去滥炸，但依据敌机暴行的"统计"看来，没有星月的晚上它们也还是不大出巢。也许为此罢，这临时待车处的路轨两旁并没施行怎样严格的"灯火管制"。路警和宪兵们杂在人堆里，有时也无目的地打着手电，纵横的青光，一条条。 草间似乎有秋虫也还在叫。虽不怎样放纵，却与永无片刻静定的人声，凝成了厚重的一片，压在这夜的原野。远处，昏茫茫的背景前有几点萤火忽上忽下互相追逐。俄而有特大的一点，金黄色的，忽左忽右地由远而近，终于直向路轨旁的人群来了。隐约辨得出这是一个人提着灯笼。但即在这一刹那间，这灯光熄灭了。可是人们还能感觉出这人依然直向这边来，而且加入了这里的人群，在行列中转动，像一个陀螺，不多时，连他的声音也听到了，急促然而分明，是叫卖着：“茶叶蛋——滚烫白米粥。" 这位半夜的小贩，大概来自邻近的村庄。那边有金色的眼睛，时开时阖的，大概就是那不知名的小村庄。听说为了"抽壮丁"，也为了"拉洑"，有些三家村里，男子都躲避起来了，只剩下女人们支应着门户。也许这位"半夜的小贩"就是个女的罢？然而列车刚过了松江站时，车上突然涌现出大批的兜生意的挑夫，却是壮丁。他们并不属于路局，他们也是所谓战时的"投机者"，但据说要钻谋到这么个"缺"，需要相当的"资本"。 提着"诸葛灯"的路警开始肃清轨道的工作。这并不怎么容易。侵占着轨道的，不单是人，还有行李。于是长长的行列中发生了骚动。但这，也给旅客们以快慰，因为知道期待中的火车不久就可以到了。 只听得一声汽笛叫，随即是隆隆的重音，西来的列车忽然已经到了而且停住。车上没有一点亮光。车上的人和行李争先要下来，早已挤断了车门，然而车下严阵以待也是争先要上去的，也是行李和人。有人不断地喝着：“不要打手电！"然而手电的青光依然横斜交错。人们此时似乎只有一个念头：怎样赶先上去给自己的身体和行李找到个地位。敌机的可怕的袭击暂时已被忘记。手电光照见每一个窗洞都尽了非常的职务：行李和人从这里缒下，也从这里爬上。手电光也照见几乎所有的车门全被背着大包袱的——挣扎着要上去或下来的——像蜘蛛一样的旅客封锁住了。手电虽然大胆地使用着，但并没找到合意的"进路"，结果是实行"灯火管制"，一味摸黑"仰攻"。说是"仰"攻，并不夸张，因为车门口的"踏脚"最低一阶也离地有三尺多。 人们会想不通，女人和小孩子如何能上车。但事实上觉得自己确实已在车中的时候，便看见前后左右已有不少的妇孺。 黑茫茫中也不知车里拥挤到怎样程度。只知道一件：你已经不能动。你要是一伸脚，碰着的不是行李便是人。 两三位穿便衣的，有一盏"诸葛灯"，挤到车门口，高声叫道：“行李不能放在走路口！这是谁的？不行，不能挡住了走路！"行李们的主人也许就在旁边，可是装傻，不理。 “不行！挡住走路。回头东洋飞机来轰炸，这一车的人，还跑得了么？"便衣们严重地警告了。 行李们的主人依然不理，但是"非主人们"可着急了，有四五个声音同时喊道：“谁的东西？没有主儿的么，扔下车去！"这比敌机的袭击，在行李的主人看来，更多些可能性，于是他也慌了，赶快"自首"，把自己的舒服的座位让给他的行李（然而开车以后，因为暗中好行车，这些行李仍然蹲在走路上了）。 便衣们这样靠着"群众"的帮助，一路开辟过去。群众从便衣的暗示，纷纷议论著敌机袭击的危险，车厢里滚动着嘈杂的人声，列车却在这时悄悄地开动。 有一个角上，吵闹得特别有条理：似乎丢失了什么小物件（因为失主们老是说：口袋里都摸过了，没有）。同伴的三四位在互相抱怨，谁也不肯负责任，都是女的口音。一根火柴被擦亮了，这不服气的三四位打算在地下找寻。 “谁在那里点火？你不要命？"有人这样喊。 火也随即灭了，大概那根火柴已经烧尽。但立即第二根火柴又被擦亮，并且接着就是光芒四射的灯火；原来那三四位女客想得周到，还带着洋烛，此时就公然使用。抗议的声浪从四面八方起来了，但勇敢的她们付之不闻。 这是太"严重"了。车里谈着闲天的人们都停止了谈话，瞌睡的人们也陆续惊醒——人们的眼光都射在那烛光的一角，晃动着的烛光这时也移到座位底下了，隐约看见三四个女人的身子都弯着腰向地下寻找。同时，也已经有人挤过行李和人的障碍，到了她们的面前。烛光突然灭了，附带着厉声的呼叱： “懂么？不许点火！再点，叫宪兵来抓！" “可是我们丢了东西……"女人的口音，是淮海一路。 “等天亮了再找！" 这应该可以是"结论"了，然而不然。三四个女人的口音合力争辩她们必须赶快找，并且屡次说"找东西，又不犯法"。这时又有一人挤到她们面前来了，用了比较和缓的口气，这人说：“可是你们点火，就犯了法。你们看，车里不是没有电灯么？这不是铁路上要省钱，为的是防空，——知道么？" 她们不知道。她们来自上海租界的工厂，从来不知道什么防空。但她们知道已经动了众怒，只好闷着一肚子的疑问等候“天亮"。 列车已经通过了两个小站。都是悄悄地开进站，没叫一声。都只停了不多几分钟。站上只开着一两盏灯，车窗外昏暗中顶着盘子的小贩，慢声叫卖着"丁蹄，蹄筋"。 这以后就到了一个气象森严的大站，这就是嘉兴。 从外扬旗起，就看见引进车站的一串电杆上，路灯莹然放射光明；灯影下每隔十多步，有一个横枪在肩头的士兵。月台上，虽非"照耀如同白昼"，却也开着不少的电灯。几条车道全给占住，只留中间一道有一辆机关车去了又来，啵滋啵滋喘气，一个忙碌的传令兵。列车们，连上海来的也在内，都黑黝黝地依次靠着，等候放行。 机关车第二次去了又来，挨着那曾经发生过"防空问题"的一节车；机关车上的独眼发怒似的直瞧住这一节车，照得车里雪亮。似乎这给了那三四位女客一个暗示。她们觉得这是她们及早找到失物的机会，而且，也许她们作过这样的推理：“既然车外可以有那么多的灯火，为什么车里不能呢？”——于是她们勇敢地再拿出她们的法宝，自备的洋烛来了。 这一次，车里没有人抗议，荧荧的烛光移上移下，摇摇然似乎表示得意。另外有人也擦着火柴抽烟了，烟圈儿在车外射来的光波中轻盈起浮。但在女客们的洋烛尚未尽迫使命以前，车窗外又来了命令的声音： “不许点灯！懂不懂规矩？" “懂的。可是，一会儿就完……" “不行，不行！"不止一个声音了，并且用木棒什么的敲着板窗。于是在呶呶不起声中，洋烛光终于熄灭。 紧挨在右侧的那辆机关车突然叫一声，又开走了；客车里重复只能看见人身的轮廓。但是随即有一道强光从后面斜射而来，随即听得有隆隆的声音，一长列的车子缓缓驶过，把车站方面来的灯光全部遮断。偶尔有一二处漏明，一闪即过，不知道那夹在大批铁闷车中间的一二辆客车里有人没有。 “军火车已经让过了，我们这列车也该开了罢？"有人打着呵欠说。 “车头还没有来呢！"另一个回答。 这时，停在最左边一条车道上的一列车也开走了，但跟着就有短短的一列来补缺。 旅客中间有过"非常时期"的旅行经验的，说在某站上，“特别快车"曾经等候至三小时之久，毕竟"等来了炸弹"。 “呵！那么我们已经等候了多少时候呢？”就有人这样问，希望所得的回答是"尚未太久"。 但是没有人能作正确的答案。谁也弄不清列车是几时到站的。忽然听得远远来了"呜"的一声，大家都吓了一跳，以为是"警报"，有过经验的几位就想夺门而走。然而这时列车忽又也像吃惊似的浑身一抖。"炸弹来了"，竟有人来大声疾呼。昏暗的车厢里不再能维持秩序。可是又看见月台和路灯都在移走。原来刚才车身那一震是列车接上了"车头"，现在车已开走。 苏嘉路，贯通了沪杭、京沪两线的苏嘉路在负荷"非常时期"的使命。列车柯柯柯地前进。车头上那盏大灯不放光明，只在司机室的旁边开亮了一盏小灯，远望如一颗大星。原野昏黑而无际，但伴着列车一路的，却有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这便是运河。而这善良的运河不幸成了敌机寻觅苏嘉路最好的标帜。 夜已过半，人们在颠簸中打瞌睡。有时恍惚觉得列车渐渐慢下来，终于停止，于是又恍惚听到隆隆声自远而近，猛然惊醒了，侧着耳朵，知道是候让来车，俄而一长列飞也似的擦过。 车又开了，人们又沉沉睡去；即使并未入睡的人们也是昏昏地什么思想感觉都没有。 窗外是一片昏黑，原野也在沉睡。一片昏黑中，只有偶然游泳的二三极细的火星；这也许是流萤，但也许是车头烟囱里喷出来的火星。 突然列车慢下来了，在半路里停止。 谁也不知道车已停止。待到发见了车已停止时，渴睡的旅客们都振作精神来研究这原因。侧耳听，什么异样的响声都没有。有人探身窗外张望，昏黑一其中什么都没有。但是前面远处却有一两点光，打暗号似的忽暗忽明。 有人说这是某某车站。 那么列车为什么不进站去？又是让兵车么？ 没有人给你回答，也无处去问。 带洋烛的三四位忽然又要活动。一根火柴擦亮了。 “不许点火，谁！谁？” 意外地，车窗外立即来了这样严厉的呵叱声。皮靴橐橐的声音很快地跑到那几位女客所在的窗前。人们才知道车外守的有路警或宪兵。 “小便急了，怎么办呢？”窗口的女客的声音。 “小便也不许！小便要紧，性命要紧？" 窗外来的断然的命令。 旅客们议论起来了。悲观者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半路停车一定是有警报，乐观者却也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是等让兵车。 议论没有结果，车却开动了。这回却一上来就是快车，没叫一声就通过了那车站。站上没点灯，只有站长俨然挺立在月台上，右臂横伸，手里有一盏绿灯；离他不远，平行线的，又有一个荷枪肃立的路警。 这以后，鱼肚白渐渐泛出在天空。 追记一页 八月十二那天，中国大军已经开到上海郊外；五十多小时内，京沪、沪杭两路几乎是完全供给军运的。十二日一早，江湾区的几个大学校仓皇搬移"校产"。它们应当再早一点搬的，可是据说因为在租界这一时找不到房子。 上海战争一定要爆发，到这时已经没有疑问了。 我住的地方是沪西越界筑路地段，离开有中国警察站岗的地方不过"百步之远"；里门以内就是"中国管"，只里门前那一条柏油路的"警权"是属于租界的，——这是上海一般越界筑路地段的通常的情形，但我住的这一段所不同者就是离开完完全全的中国地界太近，望也望得见，因此有人以为这虽在沪西，可是"危险性"不亚于北区的越界筑路地段。十二那天，闸北和虹口区能搬走的人家都已搬了，这就轮到我住的这一带居民搬家了。先是更西更北些的人家搬，立刻就同传染病似的蔓延到我所住的那个"村"了。”村"是小"村"，二十多户，第一个搬的，记得是搬来不满两月的一对年青摩登夫妇，——好像有一辆自备汽车；他们是很"彻底的搬"，即从此一去不回。其余人家，大都把衣箱之类寄出去，人呢，晚上也许不在"家"。 我那时正想把寄放在开明书店总厂里的中西书籍搬回家来。开明总厂在虹口区，上海开战，必无幸免之理。但是十二那天我并没搬成；一则缺乏交通工具，一二千本书倘装大木箱也不过四五箱罢，但人力车是不能负荷的，何况那时人力车也不容易雇到；二则搬了来也没地方放，三则好像那天很忙，无暇去开明总厂把那些书装箱。 十三日上午，首先是得到银行停业二天的消息，其次便是闸北已经开火，虽然只是步哨冲突的性质，又次是国民政府已经封锁了长江和南黄浦。大家都知道大时代来了，这次跟"一二八"完全不同了！ 这天上午，杨树浦区及虹口区的几条马路还可以通行，中国厂家几乎雇尽了上海市的卡车在搬运货物和原料。上天夜间我还想搬出我的书来，这天上午也就不去想它了。这天大概在马路上的时间很多罢，我要探一探北四川路到底还剩多少中国居民，但在海宁路口被阻止了，看见良友公司正在搬运货物。下午，同一个孩子在沪西劳勃生路一带的日本纱厂区域走，看见租界商团和水兵正在架设军用电话，——这条路也是越界筑的。觉得很奇怪，日本纱厂门口还有日本陆战队。就在劳勃生路上，听见第一次的炮声。呀，“喜炮"响了，时间是午后四点多罢。 那天晚上，我住的那个"村"里有点冷清清。几个朋友到我家里来闲谈。我说，住下去罢，老母早在内地老家，自己只有四个人，孩子大了，到紧急时候拔脚便可以走，更多的书已经在火线内了，身边这一小部分随它去罢。我们开了无线电听"战报"。 十四日上午有一个聚餐会，未终席即得我空军轰炸"出云舰"的消息；而且远远地传来密密的高射炮声音。在菜馆的露台上看见三架一队的飞机朝东北去，“哈，这是我们的空军！" 到外滩去看时，约莫是两点钟。外白渡桥这时暂时"开放"，救济杨树浦区及虹口区老百姓出来的卡车潮水似的过来。卡车上全插了小白旗，上书某某同乡会或某某慈善机关。外滩到处坐满了难民。汇丰银行门前那两只铜狮子上也坐了人。到现在还是印象非常鲜明的是一辆难民车驶过桥来时，车上人山的尖儿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地位正中，天真地笑着。 1938年8月7日。 如是我见我闻 兰州杂碎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katakata———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硷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气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昔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毡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自有办法"的规律，四○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设"：物证就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像"电"灯了。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而这一双手，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在干，然而也在朝四面看看，不是那种一埋首就看见了自己的脚色。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来不了！"但是隔了一年工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起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自有办法"。 为了谋战争时的自给，中国早就有了"工合"运动。"工合"在西北大概其组织了些手工业。但是今天充斥了西北大小城市（不但是兰州）里的工业品，有多少是"工合"的出品呢？真是天晓得。大多数商人不知道有所谓"工合"，你如果问他们货从哪里来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着：“天津"或"上海"。这意思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还有中国人办的工厂，所以这些工业品也就是中国货了。偶尔也有一二非常干练的老板，则在上上下下打量你一番之后，便幽默地笑道：“咱们是批来的，人家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非常时期吗，可不是？"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自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不过，在此"非常时期"，大事正多，自然谈不到。 风雪华家岭 “西兰公路"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现在（一九四○年）这一条七百多公里的汽车路，说一句公道话，实在不错。这是西北公路局的"德政"。现在，这叫做兰西公路。 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旧式的木轮大车，不许在公路上行走，到处有布告。这是为的保护路面。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就是利用品车的废胎，装在旧式大车上，三匹牲口拉，牲口有骡有马，也有骡马杂用，甚至两骡夹一牛。今天西北，汽油真好比血，有钱没买处；走了门路买到的话，六七十元一加仑。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米、麦粉、布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都赖它们转运。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光是一对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公路上来回一趟，起码得一个月工夫，光是牲口的饲料，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逻辑"，五骑马拉的大车，载重就是五千斤，那么，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千斤了。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共约计七百，差不多花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 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为的它们常常梗阻了道路，尤其是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委实是"伤脑筋"的事。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土包子"，它们见了汽车就惊骇，很费了手脚才能控制。 六盘山诚然险峻，可是未必麻烦；路基好，全段铺了碎石。一个规矩的汽车夫，晚上不赌、不嫖、不喝酒，睡一个好觉，再加几分把细，总能平安过去；倒是那华家岭，有点讨厌。这里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拔海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起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其实车固为某"专"人而开，车中客却也有够不上"专"的。条件优良，果然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但是意见分歧起来了：主张赶路的，为的恐怕天变，——由雨变成雪，主张停留过宿的，为的天已经下雨了，路上也许麻烦，而华家岭到底是个"宿站"。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期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能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告：“不能走了，只有回去。"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序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挡排"，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气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拍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期，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静宁那边的客人也在着急，静宁站上不断的打电话问华家岭车站：“你们这边路烂得怎样？明天好走么？……呀，雪还没停么？……"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人们对招待所的职员打听：“米够么？柴还够么？你们赶快去办呀！"有几个女客从箱子角里找出材料来缝小孩子的罩衫了。 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瞧这边还好，瞧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的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西京插曲 四○年五月下旬，华侨慰劳团三十余人刚到了那赫赫有名的西京。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晚，这一座"现代化"的古1城，受过一次空袭，繁盛的街市中，落弹数枚。炸飞了瓦面，震倒了墙壁和门窗的房屋，还没有着手清除，瓦砾堆中杂着衣服和用具；有一堵巍然独峙的断垣，还挑着一枝晾衣的竹竿，一件粉红色的女内衫尚在临风招展，但主人的存亡，已不可知。 街上时常抬过新丧的棺材，麻衣的家属跟着走；也还有用了三四个军乐队吹吹打打的。这一天，烈日当头，万里无云，人们的衣服都换了季。下午二时许，警报又响了，人和车子的奔流，以钟楼为中心点，像几道水渠似的向六个城门滚滚而去。但敌机并没进入市空。 华侨慰劳团被招待在一所有名的西京招待所。这是西安最漂亮的旅馆，道地的西式建筑，受过训练的侍役（有不少是从上海来的）。不过也只能说在目前西安，它是最漂亮的旅馆。然而我相信"西京招待所"这名儿，将与中国历史永垂不朽，因为"双十二"事变2的一部分是在这里扮演的。可是那座大饭厅早已被炸一洞。至今未加修补。 1西京即西安；抗战时称为西京。——作者原注 2"双十二"事变即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 炸后电灯尚未修好，那一晚西安市上烛光荧荧，人影憧憧，颇为别致。但月色却皎洁得很，西京招待所的院子里停着两部卡车和一二部小轿车，似乎料到今晚还要有一次警报。果然，七点钟左右，警报响了，招待所立刻混乱起来了。事实上那时候西京招待所的客人只有两大帮，一是华侨慰劳团，又一便是第二战区所属的什么队，院子里的两部卡车恰好一帮一部。然而那天招待所里却也有几位"散客"，——也不妨说是一小帮，他们全是第一次到西安，什么都摸不着头绪。警报响过，茶房立刻来锁房门了，这几位"散客"莫明其妙的跑到大院子里，断定了这几辆汽车一定是招待所准备着给旅客们躲警报用的，于是便挤到车旁。这时候，突然发见了大批警察（后来知道他们是来保护那华侨慰劳团的），更有些穿便服的古怪角色，在院子里嚷嚷吵吵，似乎一面在等人催人，一面又在检点人数。卡车之一，已经站了许多人，另一部呢，却不断的有人上去，也有下来，好像互相寻找。那一帮"散客"是五个人，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c君，摇摇摆摆上了那已经站着许多人的卡车。其余的四位，s君1夫妇及其子女，则向另一卡车进攻，可是那一对少爷小姐刚刚挤了上去，那车子就开走了。s夫妇立即转移目标到另一辆小包车，车门开着，里面有人向外招呼，他俩也没问一声，就进去了，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是私人的车子；坐定以后，才看明白车中那人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而军官模样的，也看清这上来的两位不是他所要招呼的人，可是这当儿，有一个带盒子炮的勤务兵跑到车门外说道：“太太找她不到，光景是坐了那车子走了。”于是军官模样的，便叫开车。 1s君：即作者。 车子出了城门，便开足速率；路旁很荒凉，仅见前面隐隐也有车。坐在车里的三个人都不说话。经过了一带树林以后，路旁已有一部卡车停着，小包车赶过去一箭之路，也停住了；军官模样的立即下车。夫妇挂念着两个孩子，就问那个司机s道：“就在这里么？怎么不见那两部卡车？" “什么，哪一部卡车？" “就是一块儿停在招待所院子里的。" “那可不知道。" “哦——你们不是一起的么？" “不是。"说完这句话，那司机开了车门下车去了。 s夫妇觉得不对，也下了车，原来路左就是一块高地，种着大麦，有好些人在这里，显然都是躲警报来的。s夫妇上了坡，走到麦田边，却见两个孩子坐在地上，原来他们的车先到，也正在望着人丛找他们的爸妈。 现在明白：他们四个人坐的车子都是私人的车。而且这里离城大概又不远，因为那不是西安市么，在月光下像一大堆烟雾。 夜气愈来愈凉，天宇澄清，麦田里有些草虫在叫。敌机到底来不来呢，毫无朕兆。夫妇他们四人拣一个幽静的地方坐s下，耐心地等着。忽然有一个年轻人轻手轻脚走了过来，就在他们近旁的麦田里躺下去了，密茂的麦秆把他的身体遮住。 s他们四人谈着回头如何回城去，觉得仍旧挤上来时的车子有点不好意思。"又不知道离城有多远，又不认识路！"s夫人踌躇地说。可是他们的男孩子担保路并不远，而且只要顺着来路回去，不会错。这时麦田里忽然有个声音接口道：“不远，至多七八里。"s夫妇冷不防吃了一惊，但随即想起这便是躺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声音，不禁笑了笑。 那青年人这时也坐起来了，用手指着路那边道，“也能雇到车。那边不是有好几辆么？西安的人力车也逃警报。" “恐怕早有人雇定了罢？"望着那边说。"坐了出来的人，s不是仍旧要坐了回去？" “不一定。"那个青年回答，“警报解除回去的时候，从容得多了，有些人便不打算再坐车。"停了一会，他又说，“你们是刚到西安罢？从前来过没有？" “没有。今天下午刚到。才落了旅馆，就碰到警报。"夫人s说。 这时，他们看清了那青年的面孔了，s一张方脸，五官端正，可是头发乱蓬蓬地，脸色也起憔悴。青年朝s君看了几眼，嘴唇微微牵动，似乎想说一句什么话而又在迟疑，终天忸怩轻声问道：“你——你是s先生么？怎么也到了西安呢？” “哦——"s君微笑，含糊地应了一声，转脸对夫人笑了一笑。 “你是s先生！"青年确定地说了。”去年你在l城作过一次演讲，我也去听的。不过，你比以前瘦了些。" 于是谈话就多起来了，那青年自言，他到西安有半个月了，是投奔一个朋友打算找事的，谁知到了以后，刚见过一面，事情还没一点头绪，他那朋友忽然不知去向。说到这里，他迟疑地朝s君看了一眼，然后又轻声接下去道：“那不是太怪么？好好一个人忽然会不知去向，可是我不久也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既然和他是朋友应当代他想想办法。我找到了他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帮忙，可是……"他第二次顿住，头低下去了。 “大概是你的朋友的朋友也忽然不知去向了罢？"s君轻轻地说，那青年又抬起头来，朝四面望了一眼，叹口气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s君觉得他不愿再多说，于是就转换了话题问道：“那么你现在作什么打算，找到了事没有呢？” “可是——"那青年并没回答s君的询问，依然继续他那说了一半的话，“有一天，我自己，我正在街上走，突然被几个人拦住，带我到了一个地方。学校不像学校，兵营也不像兵营，进去了就不让出来。第一天饿了肚子。第二天才摸到一点咸菜。而且有人来和我谈话：问我是哪里人，从前做什么的，来这里干什么？我都告诉了。又拿出一张照片来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照片上那个人——" “哦！那人是谁呢？你认识他吗？”s夫人说。 “就是我那朋友。认识，我回答他们，我认识。他们就盘问我：你这朋友和你说过什么话，答应你给找什么事？……" “嘿！可是你那朋友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也不知道呵！不过我相信他没有什么。他好好地在一个私立中学教书。"那青年似乎有点激昂了，但接着又颓然说，“那时我回答：只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他很忙，我们就分手了。”他低头下去，两手托住了脸，又加一句道，"盘问到此为止。" 这时听得坡下有人叫道：“拉紧急警报了。不要站在路旁！上坡去，麦田里也好，那边树底下也好！" s他们都蹲下。暂时大家都不作声。看天空，一色净蓝，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s君的孩子们拉着s夫人的衣角，悄悄地说：“可是他怎么又出来了？” 但是那青年已经听见，就苦笑了一声，低低说，“我也不明白。过了三四天，他们说你去罢，我就出来了。” “哦！可是你不要再瞎跑了，也不要乱找人呵！"暗示地s说。 于是都静点了。那青年腹部向下伏着，两臂支起了半身，挽过一节麦秆来咬在口里，无意识地嚼着。 天空隐隐传来一片嗡嗡的声音，近处有人压低了嗓门叫：“大家别动！飞机来了！"嗡嗡的声音似乎清晰些了，但一会以后，又听不见了。附近一带，却有人在说：“我看见的，两架！"也有人说"三架！"接着就有人站起来，而且轻快地招呼着他的同伴们道：“下去罢！飞机已经过去了，快该解除警报了。”有些人影子在移动，都往坡下跑。 那青年也坐了起来，对s君说，“快解除警报了。”沉吟了一下，s又接着道，“先生，打算拜托一件事，行不行？”“什么事呢？你且说了再看罢。"s君感到有点兀突。 “你不是要到重庆去么？那边我有几个朋友，请你带个信，怎样？” s君也沉吟起来了。觉得有人拉他的衣角，一抬眼，却见s夫人的眼光在他脸上一起。他将脸向那青年看着，终于回答道：“好。我把一个朋友的住址告诉你，把信送到他那里转交我就是了。” 可是当s君把朋友的姓名说了出来时，那青年的脸色就变了，睁大了眼，露出疑惧的神色来。 “不相干，"s君微笑着给解释，“他是一位极肯帮忙的好人，你放心好了。——嗯，其实你就是去见他谈谈也不妨。" “哦，哦"那青年口里应着，但是他眼睛里疑惧的神色并不消掉。三年前给蛇咬了一口，见条草绳也怕：君是明白这种s心理的，他还想再解释几句，但是终于缩住了。同时，坡下的人声忽然响亮起来，一叠声欢呼道，“解除了，解除了，走罢！"汽车马达的声音也嘈然纷作。君对那青年点头笑了一笑，就和s夫人孩子们下坡去，到达公路上时，那些汽车都已开动了。他们顺步走回去，不到一箭之路，就雇到了人力车。看表，已十二点了。 第二天上午s君去看了朋友回来，刚走进招待所的前厅，就有一个穿西装的人拦住他问道：“找谁呀？"s君看了那人一眼，觉得此人既非侍役，亦非职员，好生古怪，当时就回答道：“不找谁。我是住在这里的。"但此人却又问道：“住在哪一号房间？"s君更觉得古怪了，还没回答，招待所的一个侍役却走过来向那人说道：“他是x号的客人。另外的。"那人"哦"了一声，也就走开。s君看见他走到前厅的门边和一个宪兵说话去了，并且同时也看到从前厅到那边客房的甬道里还有五六个宪兵。 s君回到自己房里，刚刚坐下，同伴c君来了。c君一面拭着额角的汗珠，一面说，“好天气！说不定会有空袭罢。"于是拿起桌子上的水瓶倒了一杯水，喝了半口，又说，“今天这里有宪兵又有便衣，你注意到没有？" “刚才都看见了。似乎还盘问进出的人呢！" “哦哦，你也碰到了么？我正在奇怪。"c君说着，把那一杯水都喝了，就在一张沙发里坐下。"听说是因为慰劳团住在这里，所以要——" “要特别保护罢。"s君接口笑着说，向他夫人望了一眼。 “可是人家是从海外跑来慰劳的……"s夫人也加入谈话，这时她正在整理一双衣箱。 “所以要特别保护呀！"s君重说了一句，转眼望住了c君这边。"同时恐怕也含有格外招待的意思。比方说，来访问的人们有些是应该挡驾的，干脆给挡了回去，那不是免得远客们太劳碌，也省却地主的麻烦。c君，你说这推论对不对？" “对！"c君手托住了下巴，点了点头，"可是这作风，这方式——啊哟哟！" 这时s夫人已经整理好了衣箱，便把昨晚上躲警报碰着的事，告诉了c君，要他下一个判断。c君托着下巴沉吟了一会儿，说：“可能的！可能！对于一个青年，更随便。"忽然他把声音放郑重了，转脸对着s君的孩子道：“双双，不要一个人出去乱跑了，要到什么地方玩，我们一同去。——哦，有一个碑林，可以去看看。" “一块儿去吃饭罢，快十二点了。”s君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 在附近的馆子里吃过了午饭，又在钟楼左近的热闹街道走了一转。这里是西京市的精华所在，敌机曾在这里下过弹，不过大体上这条街还整齐热闹。十分之六的店铺窗上都没有玻璃，钉上了薄纱。 下午三点多钟回到招待所，却见大院子里停着两三部卡车，一些洑役正把大批的床铺桌子椅子往车上装。招待所的一个职员满头大汗的走来走去指挥。"又是为什么呢？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么？"s夫人纳闷地说。后来问了侍役，才知道s夫人的猜度有一半是对的；原来当真为谋安全，不过不是那些家具，而是人，据说因为这几天常有警报，慰劳团住在这里太非安全之道，所以要请到华山去住了，床铺椅子桌子是向招待所借用的。 “华山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s夫人问。 “大概有几十里路罢。"c君回答，"没有什么人家，风景也许不差。" “哈，那是十足安全了，而且，在保护和招待方面，也方便！"君笑了笑说，觉得现在有些聪明的事情当真为古人所s万万不及。 听说那天中午，因有某某办事处邀请慰劳团吃饭，临时惹起了另外两处的宴会，结果是团员诸公连吃两顿中饭尚不得闲，只有不扰某办事处那一顿了，夜饭呢，光景是要到华山去吃了，不过确无正确材料，姑以存疑。 〔附记〕此启发表时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削了不少。原稿早已遗失，现在记不清那被删削的是些什么内容，只依稀记得，那是用讽刺的笔调，点明那华侨慰劳团之所以被"请"到华山去住，表面上为了安全，事实上是怕慰劳团和群众接触。慰劳团的团长是陈嘉庚先生。 1958年11月13日作者补注。 市场 此所谓"市场"，不是售卖鱼肉蔬菜的"菜场"，也不是专供推销洋货的什么"商场"；这是大圈子（城市）里的一个小圈子，形形色色，有具体而微之妙。 不知道是否也有规律，在西北大小的都市中，“市场"几乎成为必需品，市政当局的建筑计划中，必有开辟"几个市场"的“几年计划"。房子造好，铺户或摊户标租齐全，于是"市场"开幕了；人生所需的一切，在这里是大体都有，——自然只是"平民生活"所需而已。当这样一个"市场"成为一个"社会单位"出现于热闹市街旁边的时候，它的性质委实耐人寻味：从商业的眼光看来，这古怪的东西颇像"集体的"平民化的百货公司，但是不那么简单，这里的铺户或摊户照例是"漫天讨价"的，而且照例玄虚百出，一把水壶当场试过很好，拿到家里仍然漏水，一顶皮帽子戴了两天，皮毛会飘飘飞去——诸如此类的欺诈行为，在这里是视为当然的。从这上头看，它又是一个"合法的”“旧式商业恶习的保存所"，它依"市政计划"而产生，但是它在逐渐现代化的"大圈子"里面（而"现代化"正是市政计划的主眼呢），却以保存"旧习"而出现，成为一个特殊的"小圈子"。 然而倘从生活动态这方面去看，那么，这"小圈子"实在又是那"大圈子"的缩影，谁要明白那"大圈子"的真面目，逛一下这"小圈子"就可得十之七八。 我所见此类中最"完备"——简直可起"模范作用"的一个，便在鼎鼎大名、西北第一"现代化"都市的s市1。 1s市即在1940年被称为"西京"的西安市。——作者原注 这"市场"的大门就像一个城门。挨近门边是一个测字摊，破板桌前一幅肮脏的白布，写着两句道：“唤醒潦倒名士，指点迷路英雄。"狭长脸，两撮鼠须，戴一顶猫皮四合帽的"赛神仙"，就坐在他那冷板凳上，眯细了一对昏沉的眼睛，端详着进出的人。他简直有"检查站"官吏那股气派。测字摊的旁边，一溜儿排着几副熟食担子，那是些膻羊肉，瘟猪脏腑，锅块——但花卷儿却是雪白；它们是不远的更多的面摊和饭店的"前卫"。一种浓郁的怪味儿，大盘熟肉上面放着些鲜红的辣椒，汤勺敲着锅边的声音。一个赤膊汉子左手捧一块白面，右手持刀飞快地削，匀称的"削面"条儿雪片也似，纷纷下落，忽然那汉子将刀抛向空中，反手接住，嘴里一声吆喝，便拿起爪篱往汤锅中一搅！ 另外一个部门，那就文静得多了。两面都是洋杂货的铺户，花布、牙刷、牙粉、肥皂、胭脂、雪花膏、鞋帽、手电筒。……伙计们拿着鸡毛帚无聊的拍一下。有一块画得花花绿绿的招牌写着两行美术字：新法照相，西式镶牙。夹在两面对峙的店铺之中，就是书摊；一折八扣的武侠神怪小说和《曾文正公家书日记》、《曾左兵法》之类，并排放着，也有《牙牌神数》、《新达生气》，甚至也有《麻将谱》。但"嫖经"的确没有，未便捏造。 然而这是因为"理论"究不如"实践"，在这"市场"的一角已有了"实践"之区。那是一排十多个"单位"，门前都有白布门帘，但并不垂下，门内是短短一条甬道有五六个房，也有门帘，这才是垂下的，有些姑娘们正在甬道上梳妆。 秦腔戏院的前面有一平空地，卖草药的地摊占了一角，余下一角则两位赤膊的好汉正在使枪弄棒，叫卖着"狗皮膏药"。最妙者，土墙上挂着一张石印的"委员长玉照"，下面倚着一张弓。卖艺（或是卖药）的那汉子拿起弓来作势要扳，但依然放下，却托着一叠膏药走到观众面前来了。原来那膏药上还印了字：“提倡国术，保种强民。"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戏院旁边一家贴着"出租新旧小说"纸条的旧书票。那倒确是兼收并蓄，琳琅满目，所有书籍居然也分了类，从《三民主义》到零星不全的小学教科书，也有《诉讼须知》。小说是新旧都有，抗战小说却被归入“党义"一类。 这一个"小圈子"真不愧为"市场"；因为它比其他同类特出的，还居然有"人肉市场"，而且这一个"小圈子"也十足是那“大圈子"的缩影，因为在"人肉市场"左近，还可以嗅到阿芙蓉香，这也是独立的"单位"，并且附属于妓寮。 出来时猛回头一看，原来还有一块牌子，斗大四字：“民众市场"。哦！ 秦岭之夜 下午三点钟出发，才开出十多公里，车就抛了锚。一个轮胎泄了气了。车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装有商货（依照去年颁布的政令，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货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则不准通行），两吨重的棉花。机器是好的，无奈载重逾额，轮胎又是旧的。 于是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打千斤杠的，卸预备胎打气的，同时工作品来。泄气的轮胎从车上取下来了，可是要卸除那压住了橡皮外胎的钢箍可费了事了。绰号"黑人牙膏"的司机一手能举五百斤，是一条好汉，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那钢箍的倔强性克服下来。 车又开动了，上颇，“黑人牙膏"两只蒲扇手把得定定的，开上头挡排，汽车吱吱地苦呻，“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圆润的国语说：“车太重了呀！"秦岭上还有积雪，秦岭的层岚叠嶂像永无止境似的。车吱吱地急叫，在爬。然而暝色已经从山谷中上来。忽然车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车去，俯首听了听，又检查机器，糟糕，另一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怎么了呀？"押车副官问，也跳了下来。"黑人牙膏"摇头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紧，勉强还能走，上了坡再说。”“能修么？”“能！" 挨到了秦岭最高处时，一轮满月，已经在头顶了。这里有两家面店，还有三五间未完工的草屋，好了，食宿都不成问题了，于是车就停下来。 第一件事是把全体的人，来一个临时部署：找宿处并加以分配，——这是一班；卸行李，——又一班；先去吃饭，——那是第三班。 未完成的草房，作为临时旅馆，说不上有门窗，幸而屋顶已经盖了草。但地下潮而且冷，秦岭最高处已近雪线。幸而有草，那大概是盖房顶余下来的。于是垫起草来，再摊开铺盖。没有风，但冷空气刺在脸上，就像风似的。月光非常晶莹，远望群山罗列，都在脚下。 二十三人中，有六个女的。车得漏夜修，需要人帮忙。车停在这样的旷野，也需得有人彻夜放哨。于是再来一个临时部署。帮忙修车，五六个人尽够了；放哨每班二人，两小时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间没有女同志。但是w和h要求加入。结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觉的人，把皮大衣借给放哨的。 跟小面店里买了两块钱的木柴，烧起一个大火堆。修车的工作就在火堆的光亮下开始了。原来的各组组长又分别通知：“睡觉的尽管睡觉，可不要脱衣服！"但即使不是为了预防意外，在这秦岭顶上脱了衣服过夜，而且是在那样的草房里，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气使人鼻子里老是作辣，温度无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里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蓝，眨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车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夹着工作的声音，隐隐传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了，公路上还有赶着大车和牲口的老百姓断断续续经过。鸣鞭的清脆声浪，有时简直像枪响。月光下有一个人影从草房前走过，一会儿，又走回来：这是放哨的。 “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过夜否？"思绪奔凑，万感交集，眼睛有点润湿了，——也许受了冷空气的刺激，脸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声音，隐约可闻；这是把轮胎打了气，用锤子敲着，从声音去辨别其有没有足够。于是眼前又显现出两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经是锦衣玉食的青年，不过一路上你看他们是那样活泼而快活！ 在咚咚声中，有些人是进了睡乡了，但有些人却又起来，——放哨的在换班，天明之前的冷是彻骨的。……不知那火堆还有没有火？ 朦胧中听得人声，猛睁眼，辨出草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时候，便有女同志的清朗的笑声愈来愈近了。火堆旁围满了人，木柴还没有烧完。行李放上车了。司机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结成了美丽的图案。火堆上正烧着一罐水。滚热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随揩随又冻结。“黑人牙膏"和押车副官交替着摇车，可是车不动，汽油也冻了。 呵呵！秦岭之夜竟有这么冷呢！这时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几度过去的。这发见似乎很有回味，于是在热闹的笑语中弄了草来烘汽车的引擎。〔附记〕此篇所记，乃是一九四○年初冬，作者从延安到西安，又在西安坐了八路军的军车经过秦岭时的事实。此启发表时也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了一些句子，现在既无底稿，也记不清，只好就这样罢。 1958年11月13日作者补记。 某镇 反正在四川境内，这样的镇很多，我们就称它为某镇罢。这是位置在公路旁边的，而且地位适中，多数的车子都到这里过夜。这一点地利，使得某镇在其同辈中一天一天特异起来。 东西向的一条街，约有里把长，街两旁，不折不扣的住家房屋占十分之三，“营业性"的，占十分之七。这里用了"营业性"三字，略略费过一点斟酌：旅馆之类，诚然不妨称为商店，但住家其名而赌窟妓寮其实者，可就难以"正名"，故总称之曰“营业性"，以示概括。 全街——应该说就是全镇，约有茶馆二十余家，密度占第一。上茶馆，“摆龙门阵"，是这里的风尚。矮的竹椅子，矮的方桌（不过比凳子高这么一二寸罢），乃至同样矮的圆桌和大菜台式的长方桌，错综杂陈，室内既满，则跨槛而出，占领了街面一尺八。茶馆营业时间，从早上六点起，直至晚上九点、十点。穿了件蓝布长衫的茶客，早上泡一碗茶，可以喝到晚上，——期间自然也有离开茶馆的时候，比方说，他总有点公事或私事，但他那一碗茶照例是保留着的。这里说"穿蓝布长衫"，并无标示"身份"之意，因为在四川，长衫是非常普遍的，卖豆腐干的小贩穿它，摇船的也穿它，甚至挑粪的也穿，虽然褴褛到不成话。 但是同为"蓝布长衫"，却也可以从旁的方面看出"身份"的不同来。例如，悠然坐在矮竹椅上，长烟袋衔在嘴里，面前桌上摆这么几片烟叶，从容不迫地把烟叶展平，卷成"雪茄"——有这样"气派"的，便是高超的人物，至少是甲长之流。 旅馆的密度，要占第二了；这倒数过，共计十五家半。何以有"半"？需要小小的说明。有一家饭馆，亦兼营旅馆业，可是并没正式挂牌。而且又是"特种"旅馆，平常人畏其喧嚣，不大愿意进去。至于其他的旅馆，说一句良心话，确是十分规矩；虽则有些单身男客的房里到十点以后忽然会多出一个女的，但这是人家男女间的事，旅馆当然不便负责。又或另一方式，十点以前就有女的在了，那么在适当时光，茶房就来打招呼道：“先生，查房间的快要来了。”于是女的飘然引退，男的正襟危坐，恭候查房。但这当然又是茶房与旅客间的事，与旅馆相应无涉。 旅馆规模大者，竟有三层楼，实在的三层，不过每层的高度只配五短身材的人们挺胸昂首而已。楼板有弹性，而且不知何故，上又覆以土货的"泥"，于是又像起了"橡皮地毯"。床是固定的，竹条为垫，上加草荐，又宛然是钢丝弹簧的风格。板壁之薄，几与马粪纸媲美。但这样的旅馆确是抗战以后的新建设，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 现在每月还有新房子加入这市镇的繁荣阵线。 饭店的数目，似乎太少了一点，全街只有十四家，因此异常拥挤。 理发店仅有两家，但居然时髦，能烫发成一团乱茅草，而且招牌上不曰"世界"，就是"亚美"，口气之大，和它的门面成为反比例。全镇上以本镇居民为营业对象的，恐怕只此两家理发店；而在本镇居民之中，成为这两家理发店之好主顾者，据说就是晚间常常忽然出现于单身男客房中的女子。 为了"生存竞争"的必要，这些神秘的女性当然不能不有章身文面之具，章身谈何容易，文面则比较好办；于是镇上卖香烟的杂货店里便又罗列着"廉价"的化妆品了。此中最"吃香"的一种便是所谓"雪花膏"。这装在粗瓷的瓮内，其白如石灰，其硬如土块，真不知是哪一等的技师，用了何等原料来"法制"的！ 有一家专卖"大曲"的酒店，居然也有玻璃瓶装的瓶头酒：老板娘在自制瓶塞。原料是去了米粒的玉米棒，以及包香烟的锡纸，但不知此种玉米是用手工剥掉的呢，还是用牙齿去咬的？一想到我们中国人最善于"人品我取"，那么大概齿咬是更近于实际罢，而且这也或者合于"战时经济"的原则的。 最后，不得不请注意：这个随时势而繁荣的小镇，别的虽比不上重庆之类的大都市，但物价之昂贵却毫不落后。 最漂亮的生意 现在天字第一号的生意，该推运输业。这勾当是赚钱的，然而又妙在处处合法。走私，囤积，都能发大财，可是美中不足之点，——名片太坏。哪里能及运输业，既赚钱，又有贡献于抗战建国！ 这样的好生意，自然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了。门路，后台，手腕，都不可缺，而资金尚属余事。此中翘楚，如官商合办，“国府特许"之某运输公司，拥有卡车千余辆，雄视西南，俨然一“王国"。然而公私物资需要流通者太多了，运输工具总感觉不够，所以虽有"王国"在上，附庸仍可存在。最小者，有车一辆，身兼车主与司机，仆仆风尘，形同负贩，但也照样赚钱。据此道中人说，此中困难，不在得车，而在领照；不患无客，而患在缺油。照与油必如何而可得，那就要看各人的有没有"办法"了。如果你在这一门生意上站稳了，那么，财富逼人来，你即无意多赚，“时势"亦不许可。福特或道奇货车一辆，已经有了上万公里的记录，虽尚能服务，却已如肺病第三期的痨病鬼，可是你若"出让"，还可以收回买价四倍乃至六倍之多，而且包你没人敢说你一句"心黑"。 运输业对于抗建的贡献，早已赫赫在人耳目，毋庸我再表扬，但它在公路上的荒凉去处，往往蓦地创造出一个繁华的市镇，——这样的"功德"，却是不可不记的，这里便有一个标本。 地点，离重庆约十余公里。本来是连"村"也不够格的小地方，只看路旁一色的新房子，便可明白。但自从有了"站"，特别是有了某大运输公司的"厂"以后，便完全不同了。这里有一家旅馆，每天塞足了各省口音的旅客，军政商各界的人物。有大大小小的饭店十多家，招牌上不曰"天津"，即称"上海"。有理发馆，门面实在不坏。甚至也有专门的"汤圆大王"。而最足表示起特色的，还有游击式的擦皮鞋童子。除旅馆而外，一切的“物质设备"都是为了该运输公司的从业员。而从业员之中，什九是曾在上海居留过的江浙人，故满街吴侬软语，几令人忘记了这地方是四川。 在货车奔驰，黄尘如雾的路旁，时常见有装束入时的少妇，电烫的飞机头，高跟皮鞋，拿了手杖或不拿手杖，轻盈缓步，香气欺人，浑身是久惯都市生活的派头。她们大都是高级职员的姨太太或临时太太。但也有服装虽然摩登举止依旧不脱土气的少妇，那大概是司机先生们的"家里人"，——司机先生们是在沿线的大去处都有一个"家"的，此处是"起点"，自然应该有。卖笑生活的女子，又是另一种作风：花洋布的衣服，狼藉不匀的脂粉，短发打成两根小辫子，挂在颈边，辫梢是粉红色的大绸结。她们的来历，可就复杂了：有的是从敌人的炮火下逃得了性命，千里流亡，被生活的鞭子赶上了这条路的；也有的未尝流亡，丈夫或哥哥正在前线流血，她们在后方却不得不牺牲皮肉从那些"为抗建服务"的幸运儿手里骗取一点衣食的资料。 这里没有电灯。晚上用古式灯台，点胡麻子油，光昏烟重。但这并不妨碍了人们在室内的活动。当公路上车辆绝迹，饭店里酒阑人散的时候，卖笑女出动了，而雀战也开场了。几家杂货店的老板娘能够从洋烛的销售数目计算出当夜有几场麻将。到了第二天中午，在饭店里广播战绩了：输赢不大，某主任掏出了三百，某管理员进帐五六百，某科员终场未得一和，也不过输了九百多元罢了！这个数目，差不多等于该科员全年的薪水，然而他在一夜之间就输去了，却毫不在意。 司机生活泼断 在西北公路上，对于司机的称呼，最好是这样四个字：司机同志。如果称他为"开车的"，那你便是不懂得"争取技术人员"的冒失鬼。我看见过西北公路局的"司机管理规章"之类的文件，知道对于司机的教育工作，的确下了相当的注意。而我所遇到的一位，也的确很规矩，起知自爱自重，言谈行举都是受过点教育的派头，——虽然有人说，我所坐的那辆车是特别车，因而那司机也是特挑的司机，但无论如何，能有好的挑得出来，总是差堪满意的事罢。1 1参看本辑《风雪华家岭》篇。那辆"专车"是为那个准活佛的大师专开的，但也卖票给有介绍信的客人，我是这样坐上了这辆"专车"的。——1958年11月13日作者补志。 我不知道西南公路是否也有相同的"司机管理规章"之流的东西。想来是一定有的。因为半官的大公司的司机们是有一个管理员的，而且还是个"党员"，而且据说司机们大部分是加入了三青团的。管理员之流，虽然每个晚上要来一场"阵地战"，而且他亦不否认有一妻一妾，但每天早上的训话（对司机们）确是未尝荒废。司机们不许酗酒宿妓，不过并无明文不许讨姨太太，因此，如果没有一两个姨太太，似乎便是损了司机身份似的；他们谈话中承认司机至少有两个家，分置在路线的起点与终点——比方说，重庆一个，贵阳一个。 因为认我是同乡，有一个司机告诉了我他们的一些职业上的特点。月薪都不大，四五十元而已，但"奖励金"却是一笔指望；所谓"奖励金"，便是开一趟车所节省下来的汽油回卖给公司所得的钱，这是百分之百合法的收入。如果天公作美，不下雨，则自重庆到贵阳一趟，大约可以节省十加仑的汽油，回卖给公司，便是四百元了。要是私下卖给别人，那就是"不合法"，便要受处分，因为汽油的"黑市"每加仑六十元起十元都不一定。“我们都不想占这一点小便宜，省下油来，总是规规矩矩回给公司。"我的司机朋友大义凛然地说，“可是公司方面还怕我们捣鬼，预先扣留四五加仑，叫做存油。这一项存油，大概可以不动用。"但有据说单靠这笔"奖励金"，还是不够生活，所以得随时"挂黄鱼"。这是被默认的"不合法"的行动，但仍须回避"检查站"的耳目，免得面子上难堪。有一次，十几条"黄鱼"争求搭载时，我的司机朋友只允许了五条；“太重了，有危险！"他说，“我不能不顾到车子的安全！"这样，他表明了他不是一味贪钱，他倒是在"于人无损"的原则下与人以方便的。"黄鱼"的乘车费约为两块多钱五公里，比正式打起稍稍便宜些。 “那你一个月总有千把元的进帐，一二年你就是个财主了！" “哪里，哪里，刚够开销罢了。”他叫屈似的分辩。"我有两个家，——两个老婆，四五个孩子，两处地方的吃用，你看，至苦也要四五百元。再说，我们干这一行的，总要吃得好一点。每月花在吃喝上，也得二百元。你瞧，光是抽香烟，一天两包老刀牌，还不是三元多么？" 这位司机先生总算是个规矩人，不岂不赌，仅仅有两个老婆，分放在两处，成立了两个家，而且每天要抽两包老刀牌，——这在司机，也是最起码的消费了，但因他是规矩人，所以他倒安居乐业。另一个就不然了。这位司机先生，夹带了两个女子，似乎有满肚子的委屈，一路上老摆出一副"丧神脸"。他的委屈，由二女人之一说了出来时，大意是如此的：公司的算盘打得精，从前开一趟车，规定全程六十加仑汽油，现在改为四十九了，所以这方面的好处也就"看得见"，但尤其岂有此理的，一个月每个司机至多挨到开三次车。"公司里，车子不添，司机却天天有新来的"，少开一趟车，司机先生就少了三四百的收入，“那不是存心叫当司机的没饭吃。"因此，他的结论是：“别看它是大公司呢，越是大公司的事越难做，倒不及小公司，譬如xx汽车公司，它那边的司机一个号头做上来，谁不进帐两三千！" “丧神脸"的那位司机先生，其实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因为他所夹带的两个女人品中年青的一位便是他的新宠。这里有一段小小的秘密。开车的前夜，查房间的宪警在一家旅馆内发见一男一女同在一房，宪警们早就认识这女的，知道她干的是哪一项生意，现在她和一个男子在这里，不问而知是没有什么正经的；然而宪警们还是照例问了，先问那男子： “你是干什么的？" “司机。"男的回答，立刻拿出证章来给他过目。 “她是你的什么人？"宪警指一指女的，狡猾地笑了一笑。 不料那司机干脆地答道：“我的老婆！" “呵，不是罢？"警察之一倒有点不知所措了，但突然把脸一沉，转向那女的喝道：“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和他是夫妻，我不干什么，我是他的老起。"女的也不示弱。 这可激恼了另一位警察了，他上前一步，对那女的厉声说：“你不用嘴硬，我认识你的！你天天在这条街上走，你几时嫁给他的？哼，怎样会晚上忽然跑出一个老公来了！" 女的一看瞒不过，也就认了：“我自愿跟他，你们管不了！我是今天嫁给他的！" “呵呵！可是你有丈夫没有？你的丈夫在哪里？" “我有丈夫！"那女的咆哮起来了。“可是和你们不相干。我的丈夫打仗去了，两年没有讯息了，谁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没法过日子，他要我，"女的指一下那司机，“我自愿跟他。谁也管不了我们俩的事！" “那不成！"警察之一冷冷地说。却又转脸对他的同伴似乎征求他的同意道，“带她到局里去。" “我不去！你们给我找丈夫来，我就跟你们去！去！"说着，就简直往床上一坐，摆出不再理会的姿势。 “瞧吧，你敢不去。"警察也当真生了气。"简直是蛮不讲理！" “还我丈夫来，我就去！"女的声音忽然嘶哑了，却把脸背着人。"不让我跟他，谁来养活我？……" “算了罢，算了罢，"另一个警察从中转圜，“随他们去。" 一手拉住了他的同伴，便打算走。 可是那一个还回头对司机问道，“你抽不抽大烟？" “不抽。"司机回答，讨厌地扁嘴。 于是查房间的走了，这一幕完毕。 第二天，车开出站约一公里，那女的上了车，她穿一件印花的人造丝旗袍，烫发，半高跟皮鞋，短裤子，露出两条大腿，身段倒还不差，脸庞儿略扁，两颧微突，一对眼睛却颇有点风骚。她爬上车和那另一女人（说是司机的亲戚），坐在货包上。那天是阴天，风吹来很冷，人家都穿了棉大衣，可是那女的只穿一身单。司机把自己的棉大衣丢给她，但仍冻的脸色汉青。车走了一二小时以后，忽然停止了，司机探头叫道：“下来，下来！"于是那女的爬了下来。司机要她挤在他那狭小的座位里（这一种新式福特货车，它那车头的司机座和另一个座是完全隔开的，简直没法通融），一条腿架在他身上，半个身子作为他的靠背，他的前胸紧压着驾驶盘，两只手扶在驾驶盘的最上端，转动都不大灵活，——就这样开车。 走过西南公路的，都知道那边是起多弯多，司机的手脚经常不得闲空，“财神堂"（即车头）里多放了一点零星东西，司机还嫌碍手碍脚，一定不许可，何况司机座位上多挤上一个人呢！然而我们这位司机先生竟因舍不得他的新宠受冻而犯了行车的规章。 在车子要爬过一个山头的时候，那位司机到底觉得太冒险了，其爬上一半就又戛然煞住了，叫那女的仍旧回到车顶货包上去，一面怒声叫道：“那不是有个铺盖吗？打开来，借被子用一用，裹住了身子！——不要紧的！客人的东西，借用一用！" 司机在路上就是不折不扣的迭克推多！自然不是个个司机带了他的"爱人"去作"蜜月旅行"的。 后来那女的到了遵义下车，据她对同车的旅客说，她娘家在遵义。这和她对查房间的所说的，又显然不符。但从这点却可以推知：这位勇敢的司机先生大概要在遵义又布置一个“家"了，不用说，在重庆和贵阳，他早已各有一个。 贵阳巡礼 二十七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亲爱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故乡，就可以猜度到贵阳的大小。但是我们的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可爱的故乡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在贵阳，我的心情，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罢？" 二十七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在重庆的亲戚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一条街！" 这位江南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贵阳城固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省首善之区，故于土头土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起象。例如城中曾经首屈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即名曰"六国"与"巴黎"，这样口气阔大的招牌就不是江南的小镇所敢僭有的。 但"六国"与"巴黎"现在也落伍了。它们那古式的门面与矮小的房间，跟近年的新建设一比，实在显得太寒伧。经过了大轰炸以后的贵阳，出落得更加时髦了。如果那位江南少妇的亲戚在三十年的春季置身于贵阳的中华路，那她的感想一定“颇佳"。不用代贵阳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之类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而况还有那么的大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 如果二十七年春季贵阳市买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是大大不同了。现在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以有关衣食两者为限。而在"食"这一项下，“精神食粮"当然除外。三家新书店在一夜间被封了以后，文化市场的空气更形凄凉。 电影院的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一句"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十盏电灯，替贵阳的夜市生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单看进进出出的主顾，你就可以明白所谓"沪港"以及“高贵化妆品"，大概一点也不虚假。顾了头，自然也得顾脚。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堂堂然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的有软有硬的刷子，真正的丝绒擦，黑色的、深棕浅棕色的、乃至白色的真正"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不得不表白一句：游击式的擦鞋童子并不多。是不是受了那"公司"的影响，那可不知道。但"公司"委实想得周到，它还特设了几张椅子，特订了几份报纸，以便挨班待擦的贵客不至于无聊。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人们是喜欢家乡风味的，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这和工业内迁之寥寥相比起来，应作如何感想？ “盐"的问题，在贵阳似乎日渐在增加重量。运输公司既自重庆专开了不少的盐车，公路上亦常见各式的人力小车满装食盐，成群结队而过。穿蓝布长衫的老百姓肩上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黝黑的石块似的东西，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这样的贩运者也绵延于川黔路上。贵阳有"食盐官销处"，购者成市；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然而这还是官价，换言之，即较市价为平。 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起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其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所谓"雄精器皿"又是贵阳市上一特点。"雄精"者，原形雄黄而已；雕作佛像以及花卉、鱼鸟、如意等形，其实并无作品皿者。店面都十分简陋，但仿单上却说得惊人：“查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产矿质，世界各国及各行省，皆未有此发现，其名贵自不待言；据本草所载，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女转男胎，其他预防瘴气，打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云云。 所谓"铜像台"就是周西成1的铜像，在贵阳市中心，算是城中最热闹，也最"气概轩昂"的所在。据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 1周西成（1893-1929）贵州桐梓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任国民党政府贵州省政府主席。 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今犹见断垣败壁。 归途杂拾 一九龙道上 旅客们游玩九龙，好像有一个公式：九龙城，宋皇台，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这两处是古迹，而是因为最近中国已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游这两处，表示游玩之中不忘爱国。所谓九龙城，其实是小山顶上的一个寨，周围不过三四里，城内除了几排破房子便是一片荒地，除了住在破房子里的一两户穷人，根本无所谓居民，可是这一个荒凉的去处却是九龙租界地中间一块中国的国土。整个九龙半岛都租借去了，为什么还保留这几亩的地皮？据说也是有理由的，可是想想总觉得近乎开玩笑。九龙城的城墙倒很整齐，不用说，这已不是原物，香港政府特地花钱修葺过了。有四个城门，其中的一个（大概是东门），还有一条广阔整齐的石路，对着城门，有两尊旧式的废炮。这么一个小城，——不，一个城壳子，比上海租界内的天后宫小得多了，而且根本没有居民，当然也无从派用场。不过抗战以后，在香港拍的一部抗战影片到底将这九龙城用了一次。 至于宋皇台，以前香港政府也把它列为名胜之区。这里并没有台，只是一个近海的高起上有两块光秃秃的大岩石。原也有点奇怪，这两块大岩石一上一下，好像是人工叠起来似的，上面那一块大些，因而石檐之下可容一二人蜷伏。据说南宋的末代皇帝，就在这石檐下住过几宿。但我觉得这一个传说，未必可靠。帝昺当初逃到九龙，似乎还不至于窘迫到栖身在岩石罅中，如果为了躲避蒙古的追兵，则如此光秃秃的石缝，也不是个躲藏的好地方；除非那时这里的地形还不是现在那样一无遮盖，连大树也没有一株。 除这两处以外，沙田是"九龙游玩公式"的第二节目了。沙田山上有一座大庙，也算得名胜之区，也有点儿古朴。第三个节目便是坐了汽车跨山沿海直到元朗，这一带路上，因为常常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海，风景也还不差，这一条翻过几个山头常常傍海而行的公路就是有名的青山道。 日本鬼子占领了香港以后约一星期，就开始"疏散"九龙的居民。这一条青山道上，每天拂晓解严以后就挤满了扶老携幼背着小包袱提着藤筐或洋铁罐等等物件的难民。这是一条人的洪流，从早上解严以后直至日暮戒严为止，这一条洪流滚滚不息，一天之内，总有十来万人这样急急忙忙脱离了这魔窟。 但是这样挤满了人之洪流的青山道上，也还有抢匪：日本兵和临时产生的土强盗。英军撤退九龙的时候，丢失的枪枝为数不少，隔海炮战的十多天内，九龙和新界陷于十足的无政府状态，“烂仔"们将英军遗弃的枪枝武装了自己，占领了大路以外的偏僻角落，公然分段而"治"。香港陷落以后，一九四二年正月元旦，“皇军"在德辅道举行所谓"战胜入城典礼"，同时岛上的武装了的"烂仔"们却也在西环占领了一个未完工的防空洞，作为他们的大本营，那时候，岛上的居民头上压着两个主子：白天是日寇，夜间是"烂仔"。可是在九龙和新界，“烂仔"们竟和日寇分"治"了白昼，青山道上，日本哨兵在前一段"检查"潮涌似的难民，“烂仔"们就在后一段施行同样的"检查"。这真是一个拳头大臂膊粗的世界。 荃湾是青山道上一个美丽的小地方，照大路走，这里离元朗约有十多公里。倘走小路，翻过两座相当高的山，穿过无数隐伏在丛莽中的山坳子里的羊肠小道，便抄出了元朗市外，路是近不了多少，而且要翻过那简直不生树木的石山也实在辛苦，但有一利，这里只有一个主子；不是日寇，也不是那些临时乌合的"烂仔"，却是一些略有组织，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大哥"。港九战争给他们补充了人员，也补充了武器；自动步枪和手提机关枪增添了他们的威武。这一带的"大哥"们有多少，谁也不能说一个确数。港九战争的大风暴带来了一层容易滋生“大哥"们的沃土。十来个人得到了武器的补充，有一个领袖，他就可以成为新的一股。但尽管变化是那样快而且多，不成文法的纪律还是相当严明，“大哥"们分段而治，在他们各自的疆界内保守着一种秩序。山坳子里的小路上他们安置了步哨，“保护"来往的老百姓，并且也征收"通行费"，每人四角港币。 扯旗山头飘着太阳旗以后，这些"大哥"们曾经帮助大批“漏网之鱼"逃回祖国的怀抱，他们不但不收"通行费"，还白赔了茶水，白赔了饭食，白赔了挑行李的洑子们的挑费。他们肯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意不买东江游击队曾大队长1的帐，因为他们知道大队长是一个打日本仔的好男儿，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要打日本仔的好男儿！一九四二年正月九日，天气非常暖和，荃湾躺在青山碧波之间安静得像个太平世界，一群"漏网之鱼"，代表着五六个省，有"肥佬"，有高度的近视眼，有大病后还在拉痢的，有中年妇人，有妙龄女郎，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翻过了荃湾左近的一座高山，投进了山坳子里一个小小的村庄，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了一位"大哥"的疆界，可是他们那时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游击队的一个前哨站呢。说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实在只有五六份人家，背了长枪腰间两颗手榴弹的人们，在打谷场上来回踱着，在几株尤加列树下蹲着谈话，大肚的母猪在垃圾堆里找寻食物，一边唔唔地叫，一边用它那长嘴拱着，鸡儿谷谷地呼着同伴，用爪子爬土。小狗们走到生客们脚边嗅了又嗅，然后又没精打采走开了。一切都太像一个游击队所在的地方，而且茶水也准备好，破板凳也拿出来，客人们都坐下来休息，心里想想一天的行程大概到这里就是终点了。 1曾大队长指曾生。 然而即便是休息片刻又走，那种猜想还是照旧。在路上又遇见了武装的人，还以为这是来"接应"的，却不知道这是又一位"大哥"的部属。小路旁草地上，两个老百姓打扮的盘腿坐在那里，他们面前横放着一枝长枪，其中一位手拿着一枝盒子炮，距三四丈的高坡上又站着一位，肩着自动步枪，——他是在警戒的，他们大概早已接到"招呼"，并没对那一群不伦不类，南腔北调的"唐装"难民问一句，也没有开口要"通行费"。 从荃湾到元朗这一条荒弃的山路，据说就是日寇偷袭英军后路所经过的捷径。"十二·八"战事爆发后，英军最前线1在元朗，可是这最前线战事并不怎么猛烈，双方在工事背后以机枪遥射而已。经过了三十多小时，突然荃湾发现了日军，于是元朗一线只好后撤，英军改守沙田作为最前线了。人们传言，这是三井洋行大班（日本人）做了他本国军队的向导。其实这还是一些老实人的想法。日寇在香港九龙那些小商店就全是间谍机关，而且它的"第五纵队"在战争的前夕还公然招摇过市，带引军队过这么一条山路何必什么三井大班亲自出马！又据说，在日寇偷渡这"阴平"而扑到荃湾前一二日，英军在这个可虑的去处，确曾安置下一辆轻坦克（或装甲车），不知怎的，后来又调开了，而且就此一直不再设防。这一说，也只能姑妄听之，然而由此可见新界的老百姓对于九龙之轻易失陷终觉得可惜而又太可怪，他们创造出来的故事都从一个中心观念出发：日本仔不是打的好，却是善于行诈取巧。 1"十二·八"战事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的战争。 当时日寇在香港九龙新界实在也只能作点线的占领。元朗市有伪维持会，有伪军，也有日军，然而元朗市区之外不过三里的一所大房子里就是又一位"大哥"的大本营。元朗伪维持会每天得向这位"大哥"纳贡，据说是白米十担，猪几口，鸡鸭若干挑。这一位"大哥"的大本营离一个十多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不过一箭之路，这些老百姓都受他保护，他是新界一带最大的一股，拥有一二百武装。他的大本营是一座簇新的大院落，矮矮的白粉墙，大门里面有很大的天井，正中是轩敞的偏厅，两旁各有一排三间的边房，都是朝着天井开着洋式的窗，远远看去，总以为这是一个学校的校舍，可是进门以后又觉得这是一个祠堂。大厅上朝外就是一个供着历代祖先神位的神座，帏幔低垂，一副高大的铜烛台，还有香炉，两边墙上画着一副善颂善祷的对联，墙上近屋顶处又有泥水匠画的五彩的半部《三国志》，——这一切都不像是住家房子的派头，然而那位"南洋伯"建造这所房子确是为了住家。不幸新屋落成不久，太平洋风云变色，他这吉宅太近火线，只好放弃，现在这位主人的一家也许还陷在岛上，也许牺牲在炮火下，谁也不知道，他这住宅却成为一位"大哥"的大本营，而且利用这大洋房子，他招待过"境"的特别难民，前后怕有千把人罢？ 二东江乡村 东江游击队好像是卡在敌人咽喉里的一根骨头。敌人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东江早就实行了。淡水一带，整个的村庄变成废墟，单看那些村里的平整的石板路，残存耸立的砖墙，几乎铺满了路面的断砖碎瓦，便可以推想到这一些从前都是怎样富庶的村庄。可是现在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了。白天经过这些废墟的时候，已经觉得够凄凉，但尤其叫人心悸的，是月夜；踏着满街的瓦砾，通过长长的街道，月光照着那些颓坦断壁，除了脚下格格的瓦砾碎响，更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心里的惨痛凄凉非言语所能名状。旧时成语有"如行墟墓间"，但和这一比，这一句成语便觉得太不够了。 这一些村庄通常都有防盗的设备。村中有碉楼，四方形，巍然耸峙，俯瞰全村，墙壁很厚，没有窗子，只有狭长的枪洞，每面上下三层。从这些碉楼墙壁上满布的枪弹伤痕看来，敌人“扫荡"这些村庄的时候不是没有剧烈的战斗的；有些碉楼还受过炮击，崩坏了一角。村前村后的路口都有长的石条，一排五六个或三四个，植立土中，露出一尺许，最高至二尺多，这也许在紧急的时候在后面堆上沙包，作为简单的防御工事的。但是最使人惊异者，一般较好的（大概是富农的）住宅也都是碉堡式，土墙很厚，石脚很高（总有五六尺），只有一个门——大门，木料很结实，除了两根从墙里抽出来的粗木横闩，又有直闩四五根，都是碗口来粗可以用作柱子的木头，套在门上石制的天地槛内，大门两旁墙上有枪眼，屋内人可以放枪射击攻门的人，全屋没有正式的窗，只有方尺大小的洞，这也装着极厚的石框，和粗的铁栅。天黑以后，无论牛猪鸡鸭都赶进屋内！——不，这小小的碉堡内，甚至木柴农具等等也都收藏起来，于是闭门而卧，可以高枕无忧。强盗土匪要进来，只有攻大门之一法，然而大门是结实的，门破了还有坚牢的木栅（即直闩），而且攻门之时，门内人可以从门旁墙上的枪眼放枪抵御。没有比步枪更厉害的武器，这种碉堡式的住房当真有点不可奈何的。从宝安到淡水一带乡村，以我所见，差不多可以说就只有两种建筑：一种是这样的碉堡式，另一种则是仅足避风雨的茅舍，那简直连门也没有，用芦苇编成一张东西挡住了出入口而已，——这是赤贫的人们的居室。他们是除了一条性命更没有值钱的东西的。 碉堡式房子最小者全体就只一间，真要叫人联想到这是犯人住的牢房。关上大门就成为黑气一团，人和牲畜共处，大尿桶就放在床头。大者亦有两间三间的，但亦仅赖大门放进光线和空气来。更讲究的，则有一个小小的天井，于是朝外的正房，——通常是供着列祖列宗的神位的，就比较的敞亮了，然而这敞亮要付代价，因为是平房，里面有了天井，强盗可能自屋面上攻进来，于是天井上不能不张铁丝网，天井四围各房的墙上又都得开设枪眼，使得强盗虽到屋面仍然不能下来，而且屋内人又可开枪阻止强盗破坏那铁丝网。当然这样的"小碉堡"的主人在战前若不是小地主也一定是富农了。至于大地主的住房，那简直是个城，——有的比那九龙城还要大，而且墙垣也高得多，墙上没有窗已成天经地义，可是大小枪眼之多，层层密布，平常的小城，实望尘莫及。有些这样的"城"，还在四角建有碉楼，那一定是通宵有人在上边守望的。这样的"城"里，自然有天井，不过不张铁丝网了，这是因为"城"墙既高且多枪眼，来攻者即使有云梯也未必能爬上屋面。这样的"城"，倘不用炮，好像是很难攻下来的。 这样充满了大小碉堡的村庄应该是很叫日本仔头痛的，而且又理应发挥它的自卫能力至于最高度的，然而这样的充满了大小碉堡的村庄或仅索取少许的代价或竟索不到什么代价，终极仍不免于一堆瓦砾，这是为什么呢？敌人有炮，敌人有其他的重兵器，这是原因之一，而民众的组织不够，各级村民的团结不够，地主的武装力量之不能坚决地枪口对外，这又是主要的原因了。 三烧山 广九铁路深圳至平湖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候，经常被游击队切断。这些民众的武装力量散布在沿线山村里，距离铁路线多则十余里，少则五六里。敌人不大敢到这些小村里去找游击队厮打，然而也不是绝对不去，有时忽然来了，人数不一定多，可是行动却很敏捷，气势也相当剽悍。敌人经常是在白天先把队伍移动到某一地点，到拂晓即突然袭击。它的出动的方向虽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估量到，可是它的移动的消息准可以很快地得到，于是有被可能袭击的小山村里的人民和武装便要来一次部署，一次准备，力量相差太远，武装便须转移，而人民物资则须疏散，这就要半夜上山。什么都带了走，食粮，农具，牲口鸡鸭，家具，——除掉笨重的家具，实在他们并无所谓家具。山上有密茂的松林，两株松作柱，加一根横梁，盖上稻草，这就成为草寮，在南国的天气，这就过冬也成了。 武装也常住这些草寮，什么都随身带着，所以行动能够神速飘忽。 山，和它的密茂的树林，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所以敌人时常烧山，还指使汉奸来烧山。天黑以后，远处山头会出现一条鲜明的红线，愈来愈长愈宽，而同时又向旁分支，终于成为纵横交叉的一个火网，熊熊然照亮了黑夜。有时会四面山头或远或近都烧了起来。冷枪的声音也时时可以听到。回答这样的暴行，人民的武装也许来一次突然的出击。在这些地方，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斗争，用各种方式在斗争的。 四惠阳 敌人攻陷港九后的一月，它的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各据点的兵力便有了移动。它将东面的兵力调到广九路沿线，放弃了淡水县城，但是原来放在广九路沿线的兵力它却暗中调上了增城前线，旧历腊月初，它猛扑博罗，博罗旋告失守，敌人即进窥惠阳，同时它的骑兵攻掠东江上游的泰尾。惠阳震动，驻防惠阳城的独九旅据守外围山地，阻挠了敌人向惠阳闪击以掠夺物资的企图。 这时候，大批刚从虎口逃生出来的港侨，正挤在惠阳城内候船到老隆，骤闻敌兵压境，那慌张的情形有可想而知的。这时候，正当旧历年前，商店内百货充盈，都是准备在年关前后做一番热闹买卖的，现在却得赶紧疏散了。这时候，阻滞在惠淡公路（这是早已破坏了的）一带乡村间的商货何止千百挑，都陷于进退维谷，这时候，一切生命财产损失之多寡都决定于时间的因素。这时候，才显得飞鹅岭上独九旅和敌人的捉迷藏的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敌人损失了一星期的时间，敌人品近惠阳城的时候，惠阳差不多是一座空城，物资逃光了，壮丁逃光了，敌人的兵力不够久守惠阳，而且它也不作此想，于是经过一星期的逗留，烧了不少房子，杀了许多逃不动的老弱妇孺，敌人从惠阳撤走，也从博罗撤走了。逃亡在四乡的人民再回到他们的老家，离旧历年关只有四五天。茶楼酒馆先复了业。几家旅馆挤得水都岂不进去。陌生的旅客吃饭可就成了问题。上馆子不一定吃到东西。不上馆子自己弄饭呢，柴米油盐都无处去买。大概也是什么冷气团光顾了惠阳罢，那几天委实冷的厉害。然而到旧历除夕那天，秩序总算恢复了过来，货物又陆续搬进城来，一些日用品的小店和摊子都开了业，旧府城内卖旧货的地摊特别多了，拿着一两件旧衣物沿街兜主顾的几乎比警察的岗位还要密，一问，差不多全说是从香港逃来的。 卖笑生涯的女子也在街上出现了，她们是和各机关同时回来的，帮着在这又一度遭劫的城市恢复频繁荣来。大裤管，长到脚背的裤子，窄腰身的衫子，红红绿绿的丝织品，在这时候，特别打眼。 太平洋战争对于物价的影响，在惠阳那时还是由于这一度的失陷而显出它的刺激力。脑子里还不能忘记国币六元至起元可换港币一元的人们听了当时惠阳的物价总觉得太贵，譬如一条中等的毛巾，大洋六元，那他的计算法就是这样的：“国币六元就算它港币八毛罢，然而这样的毛巾港币八毛准可以买三条半！"然而老实的惠阳小商人仅仅涨上了一元，而这一元也是为了弥补他的逃难的损失。有人估计：那一次惠阳六天的沦陷，人民损失最大的两项，一是房子，二就是挑力。大家抢着疏散财产的时候，一塘路的挑力要二十元。这一个数目，曾经使惠阳人吃惊，正像今天给大后方人听了也是准会大吃一惊的。有一件事值得带便提一提，那时惠阳城里少见百元五十元的大片子，使用大片要打一个八折，原因是大片子不能到沦陷区。在老隆，大片子这才通行无阻。 敌人那次进攻惠阳，目的在掠夺物资。敌人这目的没有达到，兽性发作，就滥烧房子滥杀人。我们人命的损失比房子的损失大，尸首都被丢在江里，数目不可确计，有的说六七百，有的说千外。除夕，街上冷清清地，元旦，爆竹声也只寥寥数响。街上冷落是因为逃难出去的人还没大批回来，少数爆竹倒不是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紧缩到这一项，而是因为买不到爆竹。食物已经涨价，但用品还不能跟着涨。事实上，那时在广东境内，东江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的地方，例如半个月后六七人在曲江上馆子，有鱼有肉有鸡鸭，饱吃一顿，不过花了三十元左右，可是十五天以前在惠阳三个人"饮茶"，吃些点心，也要花到十元光景。只有衣料和其他的日用品，那时的惠阳还比曲江便宜些，——至少是差不多，后来如何，那就不知道了。 离目的地愈近，心里愈急，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况在逃难中，更何况敌人虽已退却，亦不过回复原态势而已，说不定再来一个突然的进攻，所以虽在废历年关，明知木船的老板伙友都要舒舒服服过年，但听说可以雇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发，还是努力要去进行。 那时候，东江的木船，理论上都是在"征发"的状态中——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实际上都是在"随时随地可被征发"的状态中。为了行动上的自由，木船老板必须找个机关，（只要是机关，大小倒可不论，但自然，机关招牌大的总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来；这就是说，在船舱篾篷上，贴一张印有某某机关名号的信笺，随便两行核桃大的字，无非是此船已为本机关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当然还得盖个关防。这样经过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险了，船老板可以放心装货载客，否则，不但泊在惠阳的空船，会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货满满的也会被人当真"封"起来，而且开出惠阳，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在被"拉"的危险中。当然这太不"自由"了，所以，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个“封条"来贴上。 这一点儿小小"过门"，在西方人看来也许大为惊奇，但在我们这国度里恐怕只有书呆子这才不懂得。当时惠阳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窍脉的人就不大能够雇到。 五"韩江船"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的上船，我们是包了整个后舱的。前舱已经满满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难人。后舱在"理论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后来证明这到底不过是"理论"。后舱较小，可也塞进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时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条"来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板最初对后舱那伙客人说并无外客，其实不算扯谎，因为这两位当然不作乘客论。 如果是热天，这小小后舱挤了那么多的人也许还能见得宽舒些，可惜是冬天，这些逃难人虽则身无长物，因为一到惠阳就逢到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冷，不能不临时买了棉被，这一下，舱里的地位便不经济了，人们又不能将彼此的被筒打通，于是每人更多占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几的地位。记得曾在一本古代欧洲史上看到了一张画，古罗马的贩奴船的横断面图；那地位之被经济地使用，实足惊人。但这贩奴船到底还给每个奴隶以仰面平卧的权利！ 船家说翌晨就开船。翌晨者，废历大年初一也。连过旧历年的习惯也在战时改掉了么？当然叫人高兴，为的可以早走。哪里知道大年初一不走还不足奇，竟几乎连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阳。据说船老板确实是作了大年初一就开船的打算的，因为停一天，开销还是他的；而终于不得不挨到初三者，那位给他找"封条"的先生有些私事还没料理清楚而已，可是这却苦了前后舱的"沙丁鱼"，活活多受两天罪。 枯水时期的东江，由惠阳至老隆，木船须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顺风，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时正多北风，人们不存奢望，船家口口声声说要十二天，对，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过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时。船呢，每天约行三塘路，每小时期均五里，为的要拣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过夜，所以尽管天一亮就开船，却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间得除去船上伙友吃饭时间的一个钟头。 每天负担过重的，却是船上那两只小的行灶。其实只是大些的风炉，其中一只还是效率不高，只能充个副手。从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后舱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组来使用这个原始的烧饭工具。一共有七组之多，后舱客人分两组打伙食，但前舱那十多位却分了五组，他们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时候他们集体包了那前舱，但轮到吃饭，他们就各自为谋。他们这么一来，船上那两只行灶是苦了，但他们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爱吃好些的就好些，爱省俭些的就省些，既无你多我少之争，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个单位各自烧饭，各人自顾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问题就完全不会发生。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聪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伙，有些事却不能。至于时间和人力的不经济，那算得什么！反正在船上没有事呀。 然而灶头以外，后舱那班客人却也苦了。灶在船尾，因而那五组的烧饭者必须以后舱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着锅子、木柴、菜蔬，淋着水，飞散着煤烟的在后舱那班客人的膝上跨过，跳过，腿旁踹过挤过，特别是因为那五组的各个主持者最善于利用童工，所以油汤滴滴搭搭，把一间后舱淋个不亦乐乎。 前舱那几位先生都有老有小，其中一家还是"三代见面"的。虽在船中，而且又是逃难，是在那样一条统舱风格的船，可是诸位先生的"家庭"之中依然保持传统的规矩；老爷们还是那种悠闲而尊严的风度，他们抱膝清谈，或者吆喝他们的小儿女、太太们主持家政——那是缩小到只有烧饭一件事了，但在船上，在起组人合用一具原始工具的船上，在窄狭到挤不下三个人、而同时必然有三个人以上在那里动作的烧饭地方——船尾，这一项家政实在是够苦的。老爷们只在船靠埠（打尖或过宿）的时候，上岸去买菜蔬，这是他们ae？尊的唯一例，但买菜蔬就含有"对外"的性质，所以也还是无违于"男女分工"的传统精神的。 然而几位先生可以赞佩之处，尚不止此。他们之占有这前舱，是用集体名义向船上包了下来的，他们中间一共有五个单位，——即五个家庭，各家人口数目不等，各家人口中老小的数目亦不等，因此，在现在这社会中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一定会在他们中间发生，这就是如何分配地位与分摊船钱的问题。究竟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换言之，是以人数来计算金钱的分摊呢，或以地盘的大小来决定分摊数目的多寡呢，局外人未易妄猜，但是看到他们的划地而住，疆界俨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不妨断定他们是把前舱的总面积分为若干方尺甚至方寸，然后按寸计值，各无争论。这当然是最公平的办法，同时也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办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绝对的主权，痰盂作为便桶，保存了一整天才倒掉，这是各个小天地中最起码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现在孩子们的知礼守法，越界的事情绝无仅有。从这点上看，便可知道诸位先生之间的"君子协定"确是大家能够在字面上、精神上严格遵守的，他们提供了"绅士相处如豪猪，彼此间必保持相当距离"——这一作风的真其实据。 这一种木船是所谓"韩江船"，底平，肚阔，两头尖，而船头尤为特别，尖头高翘，计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于三公尺。从尖头到前舱的前端，约长丈许，这都是属于船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前舱交界处最宽，约五尺，由此渐狭，渐翘而高，至尖端，则仅容一人坐，而离尖端四尺处，有一孔，船停时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别针钉蜻蜓似的就将船钉在浅水的东江内了。行船不以橹，亦不以桨，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两组在船头上来来往往的撑，篙长丈余，坚木制成，形状实如长柄之桨，惟下端扁平部分仅阔三寸许，倘以划水，则嫌无力。撑时，以篙入水中，肩胛顶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从船头高翘之尖端向下行，渐行身渐伛伏，将近前舱处，亦即撑的一个单位动作完了时，那简直是顶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起辛苦可想而知。撑篙者如为四人，则分两组，左右列，各组之二人一来一往，而与其对组之人相配合，倘为六人，亦分两组，亦左右列，而左右组各人一来一往之行动亦必与对组相配合。工作紧张的时候，但见那丈把长的高翘的船头上，船夫们往来上下历历落落若甚杂乱，但其实他们各人的动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稳向前。 这一项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撑了一程，就得换班，备有六个船夫的一条船通常只能有四个人在撑，盖要留二人作为轮流换班时补充之用。如果六人一起上马，那只好撑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时仅能行五里，船夫日须吃四顿饭，船老板倘不带点货，兼做生意，除了开销，就没有好处了。 东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内行不可，要能熟识"航线"，方不致搁浅在江中的暗滩上。表面看极其宽阔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条狭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了就会搁浅，船底被沙砾胶住，进退不得，那时惟有减少船的载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险。用人力撑的时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须觅路前进，而此路惟舵工熟识。 东江路上，时有土匪抢劫客商。瘦狗垅，离惠阳八十里，曾为那些拦江劫掠者出没之所，后经独九旅痛剿，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垅宿夜。旧历大年初四，早起时发水口，十时三十分至横沥，水口至横沥仅二十里，十二时发横沥，北风甚劲，三十里至瘦狗垅，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时同行者三船，船家请客人们公摊些钱出来，给他们在岸放哨的人作点心钱，于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无事。岸上究竟有没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条船的船主和大部分伙计那夜确实辛苦了个通宵，却不是守望，而是赌博，大概是借赌博来防盗，因为惟有赌博能使他们通宵不睡。这一次开了头，以后就像有瘾，晚饭后，既冲了凉，客人们都睡了，三条船的船主伙计们便集中在一条船上赌博起来，这一阵赌风，过了河源以后，方才平息。 从惠阳到观音阁，约一百三十里，敌人犯惠阳时，横沥很是吃紧，逃难的人们以及疏散的货物都以观音阁为安全起点，若过观音阁，便没有事了。这一理论，不知从何而来，但倘就平时的安全标尺来估计，观音阁以下，地方荒凉，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镇，亦无驻军，当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观音阁以上，步步热闹起来，村镇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状态自然比较好多了，而且据船家说，此后水路也较平易，不像观音阁以下那么暗滩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赈济委员会招待归国侨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观音阁。 六老隆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沙鱼涌还是"自由港"的时候，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湫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其简陋也无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这里的所有的买卖，其为就地消耗且为当地流动的冒险家而设者，却只有两项：酒饭馆和暗娼。而这两者，又都不重形式。在发财狂的"现实主义"的气氛中，食色两事的追求也是颇为原始性的了。而这，完成了老隆这暴发户的性格。 离惠阳三十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朝外贴了一副红纸的对联，上句是"目下一言为定"，下句是"早晚时价不同"。当时看了，颇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车评价，这才知道这两句话倘以形容老隆的车票行市，实在再确切也没有了。从老隆到曲江，有没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车，我不大明白，但事实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听车子的时候，决不会听到有公路客车（现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虽有官定的评价，实际上只足备参考罢了。老隆有不少车票掮客，到处活动，嗅觉特别灵，当你在街上昂首踌躇的当儿，他们就会踅进身来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车子顶括括！于是他就会引你去看车子，讲价。"早晚时价不同"的意义这时你就真正体味到了。因为今天有多少车开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决定了评价的上落。掮客们对于今天有多少车开出，自然能知道，而对于客人的数目则因他们自伙中互通情报，所以也能估计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车子的好坏，新旧，也参加着决定评价的高低。但这上头，掮客们颇能耍花样。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车，抄下号码，而临时则该车没有了，或者说是今天不开了，那时候，你对掮客发脾气也不中用，他会劝诱你去坐另一部车，今天仍能动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们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迁就。 掮客们作成一桩买卖，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这在车票以外，也是临时讲定的。车票呢，掮客不过手，所以客人们即使有损失也不过舒服与时间而已。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兴了。 1943年2月。重庆。 〔附记〕这是我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间所写的关于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抢救一、二千（有人说二、三千）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杂记。在这以前，即在四二年，我写过两个短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后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后些），我又把香港战时及战后我离开香港以前约十来日的经历写成《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单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时我在香港）方才有时间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之下如何逃出沦陷区到达惠阳的一段过程比较详细地写了出来，发表时也题为《生活之一页》（这一部分，后来稍有修改，用《脱险杂记》的题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选集》，"新文学选集"第二辑）。《脱险杂记》所记，有极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参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记录了从惠阳到老隆的见闻，而从香港脱险到当时的后方桂林，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记，实属于最后一阶段，故虽写作时间最早，现在却不能不把它编在《脱险杂记》的后边。特此说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记于北京。 童年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帐开支；这公帐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土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起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xdx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丁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长寿夫妇的悲剧 壬寅是虎年。这虎年对于像绵羊似的长寿及其新媳妇确是不利的。 潘家从上年冬就托媒人传言：女儿大了（十八岁），不能再耽搁了，长寿的三年之丧也满起了，明年（壬寅）元月某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潘家定于该日嫁女，陈家也该在前几天撤灵，并说潘家嫁妆早就准备起全。外祖母叫母亲去，问她怎么打算。母亲说：“长寿弟才满十六岁，身子清瘦，现在结婚，早了一点，但此事迟早总得办，潘家也是难缠的，只好照他们定的日子办罢。" 于是母亲就到娘家，只带了还吃奶的小儿子去。外祖父撤灵，长寿结婚，都是母亲一手包办。 新娘子相貌端正，身材苗条，言谈举止温柔文雅，看上去身体比长寿丰腴。过了三朝，母亲要回家了，她请外祖母，大姨，同到新房去。新房里收拾得干净整齐。母亲把事先同外祖母商量好的话，对弟妇说：“妈妈年纪大了，喜欢安静。家务事，以后要你们管了。妈妈要我代她对你们把家务交代一下。" 于是母亲拿出一本帐簿，逐项告诉长寿和新娘子：本镇市房多少间，该收房租多少，每年该拨款若干以备修理市房；桑地多少亩，出叶约计多少，管理桑地该花多少人工（临时工）；现金多少，分存哪几家钱庄，长年利息多少。母亲又取出几个存摺并印鉴，说：“都在这里了，你们收起来罢。" 长寿怔了，还没开口；新娘子却笑着说：“姊姊教我们学管家，我们就学吧。可是这些存摺和印鉴还是放在婆婆那里妥当些。" 母亲想了想，望着新娘子笑道：“也好。暂且放在妈妈那里。" 新娘子又问市房收租、桑地壅土剪枝等等向来归谁管，母亲一一交待清楚，原来都是陆大叔（芮姑娘的丈夫）管理的。母亲料想新娘子还不知陆大叔一家的来历，就从头说了一遍。长寿也说自己是芮姑娘带大的。母亲又说，阿秀（芮姑娘的女儿）过几年也要出嫁的，该趁早留心找个接替她的小大姐，或买个丫头。 谈的很热闹，母亲觉得新娘子做事把细，也不糊涂，心里很高兴。 母亲本来打算当天就回家，但是长寿夫妇请求再留一天，他们要做几样菜谢谢母亲并大姨；大姨因长寿已成亲，新娘子为人很好，外祖母不再寂寞，所以也要回自己家里去。外祖母和长寿夫妻都留不住，母亲也留不住，只好放她回去。母亲见菜肴丰富精美，这才知道新娘子会烧几样菜。母亲很称赞了几句，又问能不能裁衣，却是不会。吃饭的时候，母亲看见新娘子吃法很娇，碰到菜里有什么老茎、焦叶、渣滓之类，她就吐在碟子里，不肯咽下。母亲心里想，这么个秀气、伶俐、有心眼儿的人却太娇气了，恐非有福有寿之兆。但是母亲这心思，没有对外祖母说，只在回家后对父亲说了。父亲以为这是习惯，会改好的。 端阳一过，母亲就忙着给父亲准备考乡试的事情。父亲离家后，阿秀就来，请去歇夏（因为外祖母家房屋高大凉爽，外祖母每年夏天都要请我们全家去歇夏）。母亲便带了我和弟弟去了。 只过了半年，长寿舅父好像又瘦了些，而且有干咳。母亲急问找医生看过没有。新娘子回答：他不肯，说小病，何必又花钱。母亲又问外祖母如何不管，言外之意抱怨她老人家不把儿子当一回事。外祖母却说长寿极固执，说不肯就是不肯。母亲生气了，立刻吩咐阿秀去请外祖父最得意的门生，现在镇上行医的姚圯塘。 一会儿，阿秀回来了，说姚医生开头还摆架子，说要到晚上才能来；后来阿秀说是陈府大小姐请去给长寿少爷看病，姚医生立刻满面陪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马上就去。" 母亲吩咐芮姑娘准备茶点，刚摆好，陆大叔陪着姚医生进来了。新娘子回避到后堂去了。母亲却陪着外祖母，又叫长寿出厅房迎接。姚医生进来，先向外祖母请安，然后又称母亲为“师妹"，问好，又问我父亲好，还说此番乡试一定高中。寒暄已毕，姚医生凝神静起，为长寿把脉，然后又问了饮食情况，问干咳起了多少日子，每天何时咳得较多，何时有痰，痰中有没有血丝，等等。然后，拿起茶杯，沉吟一会，向母亲望了一眼。母亲会意，对长寿说：“没有你的事了，上楼去罢。"长寿走后，姚医生慢吞吞地说：“看脉象，听他干咳的声音，八成是痨病。幸而痰中没有血丝，可以治。我开个方子先服三剂再来复诊。平时饮食要多进滋补品，这在府上是容易办的。" 医生走后，母亲叫取长寿每天记的零用帐本来，一看以后，母亲大为生气，叫阿秀请弟妇下来，指着帐本说：“怎么你们这样省俭，一个月只吃一两次荤？"长寿舅母低头回答：“婆婆喜欢吃素。长寿说，只我们两人，不好意思多花；还说，——"母亲苦笑道：“都是花自己的钱，什么不好意思。妈妈，老年人，吃素，清淡些，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年纪轻轻，不多吃点荤，不怕糟蹋了身体么？"长寿舅母叹口气道：“我也是这么说，可是长寿不听。还说，和尚吃素，婆婆身体很强壮。姊姊，长寿只听你的，你，姊姊，劝导劝导他罢。" 母亲知道弟妇说的是实话，也就不再责备她，却拉着她的手，附耳低声说：“姚医生说，弟弟的病，八成是痨病，要服长药，平时饭食，要吃滋补的。你先瞒着弟弟，怕他担忧。你只说我在这里歇夏，妈妈吩咐每天弄点好的吃。" 长寿舅母惊得心跳，脸色变白，半晌不出声。母亲安慰她道：“可以治好。不过，总得半年一年，才能说真真断根了。” 长寿舅母这才低声说：“他要看药方，怎么办？况且，走了，他又不肯吃好的，怎么办？" 母亲一想，这就不能不把真情告诉长寿，并且要他宽心，这可不容易，因为长寿固执，而且褊急。母亲说：“且服过三帖药，复诊时再告诉他罢。" 母亲是希望吃过三帖药后病情会好转，然后告诉长寿，他就有信心了。 然而外边却已传开长寿得了痨病，第二天，潘太太忽然到来，说是女婿得了这种病，怎么不通知她。母亲是第一次会见这亲家太太，心里想，怎么她亲生的女儿，一点不像她，要是像她，真倒楣了。 潘太太口如剪刀，不容人插一句话，数说完了，便要上楼。母亲急忙说：“姻伯母，我们还瞒着长寿呢，怕他焦急。"潘太太望了我母亲一眼，讥讽地说：“大小姐，你是出名的能干人，可你到底是出嫁的人了，免操这份心罢！" 母亲微微一笑，正想回敬一两句，外祖母却庄严地说：“亲家，话不能这样说。长寿从小是姊姊管大的，怎么教她不操心。长寿是你女婿，可也是我亲生儿子，是大小姐的同胞兄弟，我们都不该操心么？你叫我们少操心，那么，亲家，你能在这里天天守着他么？" 这几句话，把潘太太气势汹汹的气焰煞了一下。长寿舅母来了半年了，从没见姊姊有这样好的辩才，又惊又喜。潘太太急中生智，可是也欠考虑，脱口说：“这病是要传染的，我女儿要是染上了，我可不答应。"母亲正待回答，长寿舅母早已安详地说：“妈妈放心，姊姊早已定下章法。女婿有专用的碗筷，他吐的痰有专用的痰盂，不让随地吐。我是陈家人，死也要陪着他！"说到最后一句，声音有点哽咽。 母亲于是说：“姻伯母，新娘子说得对，伯母要看看长寿，我陪你上去。可是你得先答应我，不跟他多拉扯。现在先瞒着他，等明天姚医生复诊过了，我们也打算详详细细告诉他，要他放心，病是可以治好的。"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潘太太吃过午饭就走了。 姚医生复诊后，仍用前方，但加重药量，吩咐服五帖，能不干咳，见痰，便有转机。又是五天，果然见痰，色带黄。潘家却竟没有来人探询。母亲，外祖母，还有长寿舅母，都猜不透潘家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母亲还是派阿秀去，并且亲自写了一封信（用的是外祖母名义），详细告诉他们复诊后病人情况。 眨眼已是两个月，父亲乡试回来，也来诊视长寿的病，他和姚医生对病情看法一致。母亲便也回家。 长寿已服长方，他已知犯的是痨病，但他相信姊姊及姊夫，竟不担忧。秋凉后，他脸上有点血色了，痰渐少，黄色渐淡。可是仍然那样瘦。不过大家认为他的病有好转，不料立冬后突然变卦。 这是从感冒开始的。咳嗽，发烧。服药后烧稍退，可又突然增高，咳的更剧烈了。外祖母和长寿舅母这才着急了，派人告诉我母亲和父亲。母亲和父亲立刻到外祖母家。父亲给长寿切脉，问了发病经过，又看了姚医生开的方子，就派人去请姚医生，一面对外祖母说：“姚医生方子不错，为什么转了病？脉象不好。"母亲也悄悄问舅母：“如何不小心着了凉？"舅母答：“并没少穿衣服。"时令乍暖乍寒，身子虚弱的人，动辄感冒；母亲不再问了。姚医生来后，同父亲会诊，商量一个方子，抓药来，立刻煎服。父亲私下对母亲说：“这一帖要是不退烧，这病可就难说了。” 母亲留在娘家，父亲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母亲写了条子，送往潘家。母亲这字条，语起相当重。不料潘家只派来个女仆，问了几句，就去了。 会诊的方子吃了两帖，第二帖药量又加重，仍无转机。父亲只好去请教渭卿叔岳。老人家早不出诊了，但既是嫡堂侄儿的事，他还是来了。他看了这几天的方子，切过脉，又听了好久病人的痰喘声，摸了病人的炙手的额角，然后同父亲下楼。这时楼下聚集了外祖父从前所有门生，连同姚医生在内，都是父亲预先邀请来的。渭卿对大家说：“你们的方子不错。只是你们还胆小了些。要是我，开始就用猛药。如今晚了，尽人事而已。"他开了个方子。父亲和他的师兄师弟们看了都吐舌头。还是父亲下决心，立刻照方抓药煎服。头服下去，出了一身汗，似乎烧平了些，但二十小时后又烧上来了。渭卿老人家再来诊视，沉吟半晌，然后对父亲说：“只能仍用原方，加重也不济事。肺金火旺，舌苔厚而焦，世无灵药，树皮草根，只有这点力量。" 父亲此时才把长寿病情之危急程度告诉了外祖母。又叫母亲向长寿舅母透口风，不要全说，防吓坏了她。 外祖母初听时落下泪来，但随即拭干眼泪说：“老头子本来说过，能活过三十就算好了，如今应了他的话。可怜的是媳妇，竟没留个根。我是看穿了。媳妇，她太年轻。"外祖母叹气，却不哭，对母亲使了个眼色。母亲就上楼去了。 父亲也闻说过外祖父有那样的话，想是外祖父早就猜度到长寿有痨病；父亲后来对母亲说：“病象初见，姚医生就对症下药，何以来此意外的急变？可见我们白白学了医，本领还差得远呢！"这话，直到三十年后，母亲在上海，因孙子患了肺门炎，同一个西医谈论，才知道长寿的病多半是急性肺炎或者肺大叶炎，早注射可救。不过，二十世纪初年的乌镇既无西医，中医呢，虽知病原，正如渭卿老人说的胆小了些，不敢开头就用猛剂，耽误了。 母亲到楼上，见长寿沉沉入睡，额角烧的炙手；长寿舅母低头坐在床沿。母亲拉着她的手，轻步走到窗前，并肩坐下，看着弟妇，忽然觉得鼻酸，眼眶有点红了；母亲自从听得父亲同渭卿老人议论长寿病情，早已了然，但她克制，从不鼻酸眼红；此时见了良善而又懦弱的弟妇，却忍不住了。长寿舅母一眼就料到事情不妙，她抱住我母亲，低声抽咽。等过一会儿，长寿舅母止泣，抬起泪眼看着母亲。母亲忍不住落下泪来，低声说：“妹妹，苦了你了。”长寿舅母立时泪如泉涌，断断续续说：“姊姊，我对不起婆婆，对不起你，对不其他，我没有侍候好。" 长寿舅父昏迷了三四天，长寿舅母陪着，不吃也不眠。母亲忙于为长寿备办后事。几次派人告诉潘家，却不见潘太太来，只是潘秀才来了一次，到楼上看了看女婿，又同女儿嘀咕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五天黄昏，长寿忽然清醒，叫着"妈妈，姊姊"。母亲扶着外祖母上楼，到得床边，长寿声音低弱，叫了声"妈，姊"，就喘声大作，接着呼吸转微。长寿舅母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号就昏倒了。母亲一面扶她躺下，摸脉息，还在跳，一面急请父亲上楼。父亲切了脉，说，“没事，先灌她半杯酒，等她醒来，只用稀粥喂她，明天煮稀粥时加入人参一钱。" 第一个报丧人是到潘家的。潘太太终于来了。一见女儿昏迷状态，就骂山门。母亲派阿秀专门照管少奶奶，却被潘太太赶走了，她自己守着女儿。 按照当时的习惯，丧事的仪式，都得有"孝子"出面，长寿无子，应由近房继承为孝子。这近房就是陈渭卿的孙子，亦即粟香的儿子小名蕴玉。当时粟香早闻丧而来，也带了蕴玉来了，粟香也是学医的，年纪比我父亲大。蕴玉那时大概有七岁或八岁（虚岁），他上面还有两个姊姊，那是粟香前平生的。 按照当时习惯，凡遇有继承或分家等事，姑夫与舅父有最大的发言权。钱家（即长寿的外祖父家）有个三舅（忘其名，他是外祖母的堂侄），本来是个店员，现在闲居在家，五十多岁了，为人忠厚，人面前不大敢多说话，他自然不敢拿主意。姑夫就是我的父亲。粟香以为只要我父亲对蕴玉继承无异议，大事可定。我的父亲到后堂问外祖母的意见。外祖母说：“陈家虽有别的房头在新市（离乌镇二十多里水程的小镇），但久不往来，不知他们情形。眼前是六房（陈粟香家）最近，就是这个蕴玉继承罢。" 父亲到前厅把外祖母的话当众宣布，不料潘秀才突然发言，说是他的女儿怀孕已两月，虽然将来生下来是男是女尚不可知，但按大清律，此时应虚拟孝子之名以应仪式，将来生下如果是女，然后可以再议继承。 潘秀才是出名的恶讼师，我的父亲向来不喜欢他，现在听这么说，就知道他在玩弄"装假胎"这花招了（装假胎，是当时一种恶风俗，年青妇女死了丈夫，诈说已有孕在身，而在大约算来该临盆时买嘱收生气预先从别处弄来一个刚落地的婴儿，冒充儿子；弄这花招大都是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当即正色回答道：“没听说长寿夫人有两个月身孕，你这话从何而来。" 陈粟香更直捷了当说：“我们会派人来日夜守着你女儿。如果证明是装假胎，就要同你衙门里见，不怕你是个恶讼。" 前面正吵着，后堂里，外祖母和我母亲都听到了。外祖母冷笑说：“我宁可抱个螟蛉，也不要你潘家装假胎。"外祖母叫母亲去问长寿舅母。长寿舅母只是伏枕痛哭，不说一句话。母亲把这情形告诉外祖母。外祖母说，现在不用争，让粟香派人来守着媳妇就是了。 丧事既毕，外祖母就处理财产。她召集粟香、我的父亲和母亲，侃侃然说：“蕴玉继承已定，我今天就把财产交给他。可是他太小，不懂事，粟香，我就交给你。"她指着身边的一叠大小本子说：“这里是市房、桑地的红契、现金的存折，爱珠，你点交他们。" 于是母亲逐一说明市房在若干处，每月可收租金百来元，但平均摊派每年修理费也得三百多元，所以实收租金每月六七十元。桑地若干亩，扯均算，每季可收二百数十元〔桑地即种植桑树之地，以别于稻田；桑树的叶只能饲蚕，别无用处（枯叶可饲羊及作药材，但价极低），每当蚕季，蚕旺则叶贵，否则贱，甚至不够本——即每年维修之费，及交官之地税〕。但每年桑地上壅肥、修剪老枝，人工连粪肥共计五六十元，所以桑地收益每季只能算它二百元。至于现金，除了长寿丧葬开支，现存九千三百余两，分存本镇两家殷实钱庄生息，长年息金一分。 粟香久闻我的母亲能干，但以为只是管理家务（指伙食、什用之类），不料她对于财产的经理也这样头头是道，不觉其敬之色见于颜面。 外祖母然后正色说：“桑地我不管了，全交给你们。市房仍归我管，租金作为我和媳妇的日常用度，可是市房修理费要由你们出。现金，全数交给你们，息金也归你们。" 粟香先听说市房的租金不归他而修理费却要他出，颇有难色，后来听说现金本息全归他，则转为喜色。 外祖母又说：“将来我死了。我的丧葬费此刻不另提存；到时由你们办。办得好看，是你们的光彩，办得潦草，难道我还从棺材里爬起来同你们争。" 这句话，又幽默又带锋芒，母亲听了不禁微微一笑。粟香连忙说：“伯母放心，我也是场面上人，懂个理；况且，妹子（指我母亲）能干，我们办这样大事，怎么会不同她商量呢！" 外祖母笑了笑，接着正色说：“现金中间，我要提出一千两，给我的爱珠！" 外祖母话刚说完，我的母亲立刻说：“妈妈，不要给我，我不受。" 外祖母叹口气道：“不是继承了六房，我才慷慨；如果长寿不死，有子，我也要这么办的。你们都听我说这道理。爱珠十四岁管家，出嫁后她还是管，直到长寿娶亲，她才奉我之命交代给长寿夫妇。她多年管家，每年银钱二、三千从她手中进出，她从没留一钱私房，这都是有帐可查的。现在只给她一千两，一点也不多。" 我的母亲仍然不受，我的父亲也说不能受。外祖母排揎我的父亲道：“不关你的事，我自给我的女儿。" 这时，粟香却对我父亲说：“伯蕃兄，你接受了罢。"又对我母亲说：“妹子，受了罢。伯母说得对，伯父死后，长寿弟年轻，如果不是妹子操心，这份家产，早被别人弄去了一半也说不定。皇天在上，我陈粟香今天这话，出自真心。" 母亲见粟香说得至诚，就不好再推让了。吃过午饭，粟香带蕴玉告辞，我和父亲也回家。 母亲在外祖母家又住了几天，和外祖母商量好几件事。第一件，请王家大姨仍来陪伴外祖母。大姨自外祖父故世即来陪伴外祖母，长寿成亲后她回家去了。第二件事，请外祖母的堂侄儿，五十多岁的三表伯（母亲的表兄）来做管帐，外祖母每月给他十元；名为管帐，实际只管收房租，是照顾他的意思。第三件事，派定陆大叔专做"管门"，任何闲人，不许随便进来。因为母亲觉得外祖家，坐落在比较空旷的西栅风桥南，人烟稀少，左右邻居又良莠不齐，而长寿舅母年青寡居，应当谨慎门户。第四件事是阿秀快要出嫁了，应当趁早物色替手，小大姐难找，决定买个丫头。此事托芮姑娘办理。 母亲回家后，陈粟香就派了个女人来看守，防装假胎。此女人约有三十来岁，就睡在长寿舅母的卧室内，寸步不离，而且没有规矩，半真半假地常常讥讽长寿舅母。不到十天，长寿舅母实在忍不住了，便到外祖母的房内，那个女人也跟进来。外祖母本不喜欢这女人，便冷笑道：“你防什么？你竟管到我头上来了！"那个女人只好退出，但仍在门外偷听。长寿舅母对外祖母说：实在是装假胎，是潘秀才夫妇逼着她做的。外祖母大笑，开了门，对那女人看了一眼，不说什么，却唤芮姑娘赶快去请我的母亲。一会儿，母亲到了。外祖母把媳妇不愿装假胎的事，对母亲说了。母亲拍着长寿舅母的肩头说：“做得对。可是潘家一定不肯罢手，会逼你回去，说不定还会逼你再嫁人。"长寿舅母说，决不回家，婆婆作主。外祖母想了想说：“这不难。我认她作女儿。"母亲觉得潘秀才虽是讼棍，此事是他理亏，料他不敢再来纠缠。母亲用外祖母的名义写了封信给潘秀才，却叫那个看守的女人送去，笑着说：“麻烦你走这一趟罢。"那个女人到了潘家。潘秀才看了信，大肆咆哮，骂自己的女儿不孝。那个女人才猜想一定是装假胎的事，便到陈粟香那里"请赏"去了。 外祖母既认媳妇为女儿，就叫母亲取个名字。母亲说：“既然是我的妹子，也取珠字排行罢，就叫宝珠如何？" 从此母亲和宝珠更加亲爱了。宝珠常恐外祖母百年后，她将与嗣子过活，而这是她极不喜欢的，她私下对我母亲说：“婆婆百年之后，我来陪伴你。" 此时宝珠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死在外祖母之前。 长寿舅父去世后，外祖母买了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眉目如画，聪明伶俐。外祖母意谓有宝珠和这小姑娘贴身陪伴，老景岂不寂寞，可谓万事如意，就给这个小姑娘取名为"如意"。然而事有不尽如意者。一九一二年秋，镇上时疫流行，死者甚多，宝珠也感染上时疫，医治无效。终年二十八岁。母亲因此极为悲伤，常常对我讲起宝珠的一生悲剧，为人之好，所以我对宝珠印象极深，至今闭目瞑思，她的声音笑貌，历历如在面前。 父亲的三年之病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帖，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消之故。母亲争辩说：“我没学过医，可是常听爸爸说，疟疾宜表不宜遏。"父亲却相信奎宁治疟并不是什么遏止。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圯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气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焦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大砚台在楼下书房（即祖父教几个儿子侄儿读书那间房），母亲去找，果然方子还在，还有当年和尚留下的他在杭州的住处。母亲高兴极了，就同父亲商量，如何派人到杭州找和尚。父亲说，和尚云游，时隔十多年，知他还在杭州否，不如先照和尚方子服几帖再说。可是母亲瞒着父亲写个字条送给宝珠，叫她想法。随即阿秀来了，说外祖母正在设法，好端要弄个明白：那和尚是否还在。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她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希望原船接回渭老。父亲的那些师兄师弟，此时天天都来会诊，看见“师妹"亲自去请渭老，他们都坐着等待。他们一边等，一边同父亲谈弟弟的病，一边传观和尚那张方子，都说，怎么方子上只开病情不作判断，又说看他一手字，便知是"老斲轮手"。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起，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其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父亲等看了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这里，我是完全根据母亲对我所说记下来的。母亲在事隔七、八年后对我讲这件事时，也说不清弟弟患的是什么病，也只记得渭老开的方子中间有这两味药）。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实际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半夜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连服三帖，病已痊愈。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外祖母抱着病后初愈的弟弟却对父亲说：“老头子（指外祖父）在世时常说，树皮草根，只治得病，不能治命，看来姑爷——"外祖母声音哽咽，说不下去。父亲苦笑道：“讲到命，也许突然又来个神医。君子安命，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母亲接着说：“也只好这样，自安自慰吧，死生有命。"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个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弃，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起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直到死，还是这样。殓时有人拉了一下，才放弃了，但那时妈妈倘看见，也会伤心的）。 然而除了渐渐转动不便（在床上翻身，也要妈妈帮他），别无痛苦。饭量照样好，每天外祖母送来各种滋补的食品，父亲都能吃，然而人却一天一天消瘦下去。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祖母是迷信神道的，在父亲卧床不起后，她多次提出要去城隍庙许愿，都被父亲和母亲拦阻了。现在她看到儿子日益消瘦，也就不管我父母亲的反对，自己到城隍庙里去许了愿。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围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因为各街坊要互相竞赛，所以"抬阁"和"地戏"年年出新斗奇，除非那年逢上了大灾荒。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皮，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起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有的年龄小的"犯人"，这样远的路走不动，也可以由大人抱着参加游行。即使走得动的"犯人"，一般也有家里人在旁边跟着，因为怕孩子把"手铐"丢了。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犯人"，父亲的病却未见有一丝的好转。 母亲现在不得不日夜守着父亲。白天，她经常替父亲拿着翻开的书籍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在看完一页以后翻过新的一页。父亲此时连举手捧书也觉得困难了。他自己叹气说：“怎么，筋骨一点一点僵硬了。”当真，他巍颤颤地举起手来时，五个指头拿东西显得不平稳，而且举了一下就觉得“重"，不得不放下了。 那时，弟弟住在外祖母家，宝珠管他。我每天到隔壁的立志小学读书。我每天下午三时便放学了，回家来，母亲便教我坐在床沿，执着书，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乘此时候，母亲下楼去洗衣服，因为父亲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得一天换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执书让父亲看，父亲忽然说：“不看了。”停一会儿，又说：“拿刀来。"这是指我们房中的一把迫切瓜果之类的钢刀，长方形，长有半尺，宽有寸半，带一个木柄。我拿了刀来，问道：“做什么？”父亲说：“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那时我原也觉得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手拿刀，朝刀看了一会儿，终于把刀放下，叫我拿走。父亲也不看书了，叫我去看看母亲洗衣完了没有。我下楼，看见母亲已洗完衣服，就对她说：“爸爸欲剪指甲。" 母亲就上楼去了。后来我再进房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眼眶有点红，像是哭过。到晚上，等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叫我拿刀给他，他想自杀。原来母亲听我说父亲要剪指甲，进房后就要给父亲剪指甲。父亲自己却把刚才想要自杀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他说，“病是一定没有好的希望了。这样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拖累了么？"而且他自己也一天一天不耐烦了，一举一动都得人帮助，这也不好受呀。父亲又对母亲说，虽然暂时不缺钱，但明知病不能好，每天花不少钱弄吃的，这不是白花了吗？还不如省下来，留给母亲和我们罢。父亲又说：教养两个孩子成人，没有他，母亲也会办得很好，只要有钱，母亲什么都能办好。这都是父亲想自杀的原因。母亲自然认为这些都不成其为理由。母亲认为父亲的病还有希望可以治好。即使不能治好，只要不死，瘫痪怕什么？大家都在想法，如何使父亲不感到寂寞，不感到任何不便。而且父亲除了不能动，原也没有什么痛苦，为什么就“活得不耐烦"了？ 据母亲说，父亲终于答应，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了。但是母亲仍不放心，切实叮嘱我：以后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父亲了。 这半年里，每逢星期，外祖母早上派阿秀送食品来，顺便带我到外祖母家吃过午饭，又由阿秀带了我和弟弟一同回来玩一会，然后同弟弟回去。又逢到星期了，阿秀又来了，母亲却不让我去。父亲知道母亲的用意，便笑道：“让他去，我答应过了，一定守信用。" 午后，阿秀和我及弟弟回来了，阿秀把一个衣包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原来是给我和母亲做的新衣，有夹的，也有单的。阿秀说，这都是宝珠做的。料想母亲一定忙不过来，以后，我们的衣服都由她做，还向母亲要了父亲衣服的尺寸去。母亲却将事先写好的一个字条偷偷交给阿秀带回去。 隔了一天，外祖母带了宝珠和阿秀来了。外祖母对母亲说：“你说暂时瞒着姑爷，我却要推开天窗说亮话。"父亲摸不着头脑。外祖母又说：“请郎中瞒着病人，不好。"父亲听这样一说，便猜着几分了，说，“又有什么和尚道士会医的罢。"外祖母说：“不是和尚道士，是东洋鬼子。"于是就一五一十都说明白。原来是母亲听说南浔镇（离乌镇约二三十里，太平天国后许多暴发户都出在这个镇上）有个西医院，医生是日本人，请外祖母设法打听。外祖母派陆大叔去了一天，打听明白，这个医院的日本医生可以出诊，诊费每日十元，外加伙食费每日五元，药费另算，到乌镇来回作三天算，如请来诊，合计大概要五十余元。 父亲听了摇头，说：“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日本人未必有本事治这怪病。" 外祖母说：“姑爷，管他能治不能治，请来识识也好。五十多块钱，我还不算一回事。" 母亲和宝珠也帮着说。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于是母亲写了封信给那个医院，请于五天后派医生来镇，并付定洋四十元。 到期，外祖母和宝珠带阿秀一早就到我家等候。祖父不愿见外国人，出外找朋友去了。祖母、大姑母也都躲开，三个叔叔好奇，赖在客堂，却被外祖母赶走。 大约十点钟，医生来了，却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带个翻译，四十左右，还有个女看护（中国人），二十来岁。外祖母问那翻译：“医生呢？还在船上？"翻译指那日本女人，说她就是医生。外祖母很不高兴，正想发作，幸而母亲下来了，对外祖母说：“女的也一样，请他们上楼罢。"于是都上楼去，挤满了一房。女医生倒很大方，脱了木屐，爬到床上，开始诊病。此时正当初夏，气温较高。翻译说，病人该脱上衣。母亲和宝珠，那个女护士，三人一起动手，才把父亲的上衣脱下。照例听、敲以后，医生按着父亲的胸脯，问"痛不痛"？又使劲捏住父亲的手臂关节，问"痛不痛"？父亲都摇头。医生向翻译叽哩咕噜说了几句。翻译说：该脱裤子看看。外祖母听着笑了。宝珠有点害羞，站远了点儿。母亲便同那女护士替父亲脱裤子。医生按着父亲的支起的两腿，又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问：病人的腿能不能伸直？老是这样支起的吗？母亲叹气回答：一年多了。医生又把听诊器按在病人肚上，这边，那边，听了好一会，又要父亲侧卧，把听诊器在背脊从上到下都听过了。蹲在床上一会儿，看着病人全身无肉，摇了摇头，这才下床来，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诊断完了，下楼去罢。母亲拿一条夹被给父亲盖好，留阿秀在房，便一同下楼。 到了客堂，外祖母请医生等吃茶点，一边问：这病有办法治么？翻译同医生商量了好多时候，然后回答：老太太明白，病人全身肉都落尽了，又听说饮食照常，这个，你们小心照管，不会马上出事。外祖母又问：这是什么病？翻译又同医生讲了几句，拿起桌子上的纸、笔，写了两个大字：骨痨。 母亲看是"痨"，就有点吃惊，问翻译道：“骨痨是什么？”翻译回答：这是痨病的虫子钻到骨头里去了。 母亲便不再问。外祖母和宝珠也不出声，神色都变了。 女护士打开一个大片包，医生从中拣出两三个玻璃瓶，瓶内有药丸，也有药粉。医生各取若干，分别包成二十多包，向翻译说了一通。翻译便说：这药丸和药粉每天各吃一包。这时，医生对外祖母鞠躬，便带着护士往外走。宝珠拉住那个翻译问：是什么药，管什么？翻译回答：都是开胃药，兼带润肠。又说，诊断完了，我们下午便回南浔。此时护士又回来说：药价四元。 外祖母又同母亲、宝珠上楼去，祖母也出面了，同到父亲房里，母亲把医生的诊断简短说了一说，便问父亲：“你知道什么叫骨痨？"父亲想了半天回答道：“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父亲说话时心平气静。外祖母和宝珠都哭了。父亲笑道：“原来说是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书了。却和母亲低声商量什么事。一、二天后，父亲口说，母亲笔录。我在旁虽然听得，却不解其意义。母亲一面笔录，一面下泪，笔录完，母亲重念一遍，父亲点头说：就是这样罢。但是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应当请公公来写。"父亲听了，苦笑道：“你想得周到。"于是叫我去请祖父来。祖父来后，父亲不把母亲写好的底稿给他看，而自己再念一遍，请祖父写。最后二句，我却听懂了：“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还有年、月、日。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的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立遗嘱后的一天，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小说留着，却指着一本谭嗣同的《仁学》对我说：“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却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我：“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母亲要我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语说"长兄为父"，弟弟将来如何，全在我做个什么榜样。 第二年夏季，气候酷热。母亲见从前预备给曾祖父住的两间楼房（家中称为新屋）此时空着，便找人背着父亲住到新屋的靠西一间楼下。安排我和弟弟住在靠东一间楼下。这年夏末秋初，父亲去世了。父亲死时并无痛苦之状，象睡着似的永远不醒来了。当母亲唤父亲不应时，还以为父亲睡酣，但脸上血色全没有了，摸摸脉搏，才知道父亲真个离开爱妻和娇儿，到他常常想念的第二次变法维新国富兵强的中国去了。 我和弟弟正在写字，听得母亲一声裂帛似的号，急忙奔去，却见母亲正在给父亲换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一会儿，家里人都来了。七手八脚想帮助母亲。但是母亲摇手，泪如雨下。母亲亲手用热毛巾把父亲全身擦干净，换上殓衣，很小心地仍让父亲的两腿支起。 父亲的遗体移到楼下靠东，平常作为会客室的一间。母亲始终只是吞声呜咽。直到外祖母和宝珠哭着进来时，这才放声大哭。 因为天热，第二天就殓了。丧事既毕，母亲在父亲逝世的屋内设一个小灵堂，只供一对花瓶，时常换插鲜花。父亲的照片朝外挂着。照片镜框的两侧，母亲恭楷写的对子是：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父亲终年三十四岁。 祖母、陈粟香舅父 我的祖母，是高家桥的大地主的小女儿。高家桥离乌镇有百里之远，居民大多数姓高。祖母的父亲在世时，雇佣许多长工，衣、食、住都求自产自给。长工们或种稻田，或种棉田。每年大规模饲蚕，缫丝都由长工们的妻女们做，但织成绸缎，只好用重金雇专门的技工。长工们还制作家用的木器，纺纱、织布。至于养鸡、鸭，养猪，更不必说了。总之，一切都求自产自给。别人给他计算，他这自产自给的方法，要比向市上去买现成的，所花代价，高出一倍。然而祖母的父亲乐此不疲。太平军攻浙时，祖母的父亲全家逃难，二十多年毫无消息。祖母估量他们在兵火中都死了。 祖母离农村，至今已有数十年，但仍不能忘怀于农村的生活。父亲死后不久，祖母就要养蚕。但家里人谁都没有这个经验，只有祖母从幼年就看惯，并且也自己参加。 于是祖母作为教师，带领两个姑母和一个丫环，开始养蚕。先买了一套养蚕的工具，如扁、箪……之类。从"收蚁"起，到"上山头"，祖母必躬亲戚事，亦非她躬亲戚事不可。采了茧子两百多斤，可以说是丰收，但卖茧子所得，还不够制备养蚕工具之费用，白赔了人工，自不必说。但这第一年原是试验性质。第二年布种倍之。布种即蚕种所在的一块布，一块布种能“收蚁"多少，有个大约的估计，也只有祖母知道。结果所得也比往年加倍，但仍不够本，因为要买桑叶，自家没有叶。不消说又是白赔了人力。第三年再加倍，结果和第二年相同。要再加大些规模，或者可以够本。但观前街老屋只有靠东的一间（会客室兼饭堂）能作养蚕之用，再扩大规模，已无可能。经过母亲和二婶的婉劝，祖母只好收起了养蚕的念头。 祖母养蚕时，我尚在镇上读书，春蚕时期，我每日放学就参加养蚕，母亲也不禁。我童年时最有兴趣的事，现在回忆起来还宛在目前，就是养蚕。 但祖母对农村生活的怀念仍然很强烈。不久，她又开始养猪。从小猪行里买了断奶的小母猪。我们乡有泔脚水（指剩菜、剩饭、菜根、老菜叶，以及容易变酸的食物，洗锅水的混合物，因其为流质，故俗称泔脚水）。这是家家都有的，一天可积一桶或两三桶。祖母说，这是猪的好饲料。小猪果然喜欢吃。但虽只一头猪，总得有个猪圈，猪圈就在柴房旁边的小空地上。猪圈又得常常保持清洁。祖母亲自率领两个姑母和大丫环清理猪圈。两个姑母和大丫环掩着鼻子用长柄木片拾取猪粪倒在木桶内。但祖母从不掩鼻。她看到小猪吃了一桶泔脚水便睡觉了，十分高兴。她说：“从来是倒掉的泔脚水现在派了用场，岂不痛快。" 到年终时，小猪已成大母猪，该屠宰了。祖母从肉店内请了屠夫，屠夫又带个助手，并带来一个不太长而相当阔的矮木凳。屠夫和助手把猪斜卧在木凳上，助手按住猪的后腿，屠夫左手扳住猪的下巴，右手用七寸长的尖刀在猪喉间一定部位直刺下去，连二寸长的木柄也进去一半，然后抽出刀子，猪血便直泻在早就准备好的大瓦盆内。直到猪血泻完，然后助手松手。据说，屠夫这一刀子下去，必须刺着猪的心脏，这才了事。否则，猪血虽已泻完，助手松手后，猪会直跳起来，横冲直撞，一会儿才死。猪死后，屠夫及其助手就开始刮猪毛，开膛破肚的工作，这都需要大量沸滚的水。特别是刮猪毛，要用沸滚的水装满一只能容死猪的椭圆形大木盆，把死猪泡在那里。这木盆也是屠夫带来的。 整个屠宰工作，从下午四、五时期，到黄昏七、八时。祖母备了酒、菜请屠夫及其助手吃夜饭。而且得付一定的钱。 人家说，祖母养猪比买现成猪肉还贵些，何况又白赔了人力。但祖母坚持，第二年又买了小猪。然而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养蚕，两个姑母和大丫环都赞成，而养猪则她们都反对。 看杀猪是我童年又一最感兴趣的事。 陈粟香舅父早年就吸食鸦片。那时，渭卿老人尚在，粟香只能偷偷地吸食，而且量也极小。渭卿老人晚年是个瘾君子，粟香那时吸食的烟膏就是从渭卿老人处偷来的。渭老逝世后，粟香的烟瘾才一天大似一天。母亲带我兄弟两人到粟香家歇夏时，粟香每日要吸食鸦片一两五、六钱。他每日下午四时才起身，先抽一筒鸦片过瘾，然后吃早饭（此在别人则是晚饭），又吸一筒，这才有精神，应付几位上门求医的至亲好友。晚上八、九时，他连吸两筒，那就精神焕发，看书，谈话，都是劲头十足。此后到晚上十二时或次晨一、二时，他吸足了鸦片，这才吃了夜饭，上床睡觉，此时已为次晨三时许了。 粟香舅父虽是医生，却爱看小说。我们去歇夏那年，他正看《花月痕》，过足了瘾，便看此书，还同母亲议论韦痴珠之可怜可惜。但母亲不曾看过《花月痕》，只好改谈别的事。粟香劝母亲也读一下《花月痕》，母亲在白天也曾读了两三回，便不喜欢，没有再看下去。 母亲和粟香舅母每夜陪粟香舅父谈天到九时，便各自回房睡觉，此后，只有大丫环丹凤，小丫环阿巧，侍候粟香舅父直到他也去睡觉。那时，既无人谈话，粟香舅父便一边抽烟，一边看小说，看到中意时，会独自哈哈大笑。 粟香舅父的烟榻，摆在大厅楼上正房的前半，后半是卧室。左右两厢房，比正房小，是狭长的，右厢住着粟香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三小姐和五小姐。左厢房平时空着，我们在歇夏时就住左厢房。两个厢房各有前后门，前门通正房，后门则通厕所。粟香夫妇的卧室（即正房后半）却没有后门。这卧室大，厕所即在卧室的一角，用木板隔成一个小房。 粟香请了家庭教师（男的）专教他的儿子蕴玉。蕴玉和家庭教师睡在楼下左厢房内。 每日上午，家庭教师督促蕴玉读书、作文；下午，家庭教师访友玩耍去了。那时，我和蕴玉便偷看粟香舅父的小说。 每日上午，母亲也要我和弟弟温习旧课，阅读新书。下午允许我和弟弟自由活动。这年我十三岁，小学毕业，准备考中学，弟弟九岁，所以温习旧课、看新书，都须母亲指导。 我和蕴玉偷看小说，各不相同。他喜欢看《七侠五义》一类的；我那时所看的小说中有《野叟曝言》。这是大约百万言的巨著，我用三个半天时间便看完了。这是跳着看的。不喜欢的部分和看不懂的部分都跳过，此之谓跳着看。 每天晚上八时左右，粟香舅父常要考考蕴玉和我。他点起一枝线香，命我们写一篇短文，长短不拘，但线香燃尽时必须同时交卷。蕴玉和我一面看香，一面写，同时交卷的时多。粟香舅父看了后，对我母亲说：“蕴玉还比德鸿大两岁呢，可是文思不开畅。"母亲笑道：“两人兴味不同。蕴玉爱玩，如果他肯埋头用功，自然要刮目相看。"粟香舅父点点头。他也知道我们偷看他的小说，便问我看过哪些书。我答：看过《野叟曝言》。粟香舅父吃惊道：“你能看这部天下第一奇书。"我说：“看不懂的很多。我是挑着看看得懂的。"粟香舅父转而问母亲看过《野叟曝言》没有？母亲答，“没有"。这一次，粟香硬要同母亲议论《野叟曝言》了，因为此书谈医学的部分很多。他说：“此书讲到医道的，大都似通不通，有一些竟是野狐禅。" 粟香舅父又喜欢作对联。有一次，他对母亲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按：此是当年形容乌镇北栅尽头小偷、私贩、盐枭极多的两句话），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下联是：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如何？"母亲笑道：“这是实话。对联做得好，白地借对苍天尤其妙。" 每晚八时后，蕴玉和我在线香考试之后，便到三小姐、五小姐的房内玩耍。三小姐、五小姐都比我大。我们去歇夏那年，三小姐大约有十八九岁了，尚未订婚。三小姐是个美人，像从最有名的仕女画上摘下来的，而且不仅貌美，眉毛眼睛都会说话。三小姐自知貌美，还想有才，做个才貌双全的佳人。家里虽有家庭教师，但因是男的，粟香不许她和蕴玉同听这家庭教师的课。三小姐已经识字五、六百，这都是她逼着蕴玉教她的。但蕴玉是个没有耐心的人，又喜欢玩，不肯专心教三小姐，还把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讥诮三小姐：女子无才便是德。 我和蕴玉到三小姐、五小姐房内，无非是谈谈东家长、西家短。有一晚，三小姐说：“东家长西家短都说完了，也听厌了。今晚换个新花样罢？"蕴玉说：“我们都来解九连环如何？"（九连环是当时一种高级玩具，非有随机应变的巧心，不能把九个连在一条铜梗上的铜环一起解下。解九连环是闺秀们消磨时间之一法。）三小姐听说解九连环，就摇头。虽然她是此中的好手。于是我说：“今晚玩个五官并用罢？"三小姐问：“什么叫五官并用？"我说明后，她欣然愿意试一试。蕴玉却不大愿意，因为我和他玩过，他输了。但此时他不反对。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估计失败者不止他一人，三小姐、五小姐都可能失败。五小姐对此新玩意，本不了然，临时说，她不参加。结果，三人玩。三小姐胜了。蕴玉说：“你们是串通的。"三小姐用手指抹自己的脸羞他，他就跑了。三小姐拉我在她床沿坐下，嘴唇凑着我的耳朵，轻声说：“表弟，我有一件事求姑妈（指我的母亲）帮忙，请你告诉姑妈，我马上要见她。"我问是什么事。三小姐想要说了，但又打住，朝五小姐的床看一看，五小姐却已上床，帐门已经放下。三小姐于是说：“你知道么——"却又住口，轻声对我说：“还是到姑妈房里再说罢。"三小姐拉我便走。我要点个"手照"（这是木制或铜制的径寸大小的圆盘，有座有柄，圆盘中心有寸把长的圆柱，尖端有钉，可以插一枝小蜡烛，圆盘即以承蜡泪），三小姐摇手，附着我的耳朵说：“防人看见。"便和我手拉手地出了厢房后门，慢慢地走，黑暗中三小姐碰着什么东西，险些跌交，却被我扶住了。经过正房后身时，听得粟香舅父哈哈大笑的声音，三小姐又胆怯起来了。幸而我和母亲住的厢房后门开着，房里灯光照见三小姐和我站定的地方，离厢房不过三、五步。于是三小姐和我快步进了厢房。坐定后，三小姐还有点心跳、气喘。此时弟弟早已睡熟。三小姐这才把有人为她作媒，男家是南浔镇上的富户，但男的比她大二十多岁，又有烟瘾，她不愿意等等，急口说了一遍，然后息一息，顺过气来，从容说：“爸爸把这件事告诉我，说是好姻缘，我不敢说个不字，只好请姑妈设法在爸爸面前说一句，爸爸向来是尊重姑妈的。" 我说：“那就到明天再说吧。妈妈此时正和舅父谈天，我去叫她过来，舅父是会生疑的。" 三小姐发急道：“这件事今夜十二点钟就要决定。媒人昨天来，说今夜十二点钟讨回音。好表弟，你自然有办法悄悄地把姑妈引来，不让爸爸生疑。" 于是我只好悄悄地从厢房前门走进粟香舅父吸鸦片的房间，看见粟香舅父正把一个大烟泡上在烟斗上，捧着烟枪，嘴唇包住烟枪，用力吸。这正是吸一筒鸦片烟的开始，烟灯旁还放着两个大烟泡。我料想这三个烟泡的一筒烟，至少要一刻钟才能吸完，我便拉一下母亲的衣角。母亲会意，站起身来，全神贯注在抽鸦片的舅父竟不觉得。舅母以为母亲也许要小解，也不问。 母亲到了自己房里，看见三小姐，便料到是什么事。三小姐把心事说明，恳求母亲道：“姑妈，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姑妈，你是疼爱我的。" 母亲笑着说：“你父亲的脾气，你也知道，可不能说有把握，见风使帆罢。" 三小姐说：“有把握的，我便在这里等候好消息。" 母亲和我来到烟榻旁时，粟香舅父刚刚抽完一筒烟，放下烟枪，大丫环丹凤正在刮烟斗里的烟灰，小丫头阿巧捧上一杯红茶，粟香舅父把红茶一饮而尽，满足地噫口气。母亲乘此机会说道：“俞家这亲事，你打算怎么办？" 粟香舅父答道：“允许他。" 母亲说：“男的大了二十多岁，又吸鸦片，……" 粟香舅父不等母亲说完，便笑道：“三小姐她好比一只娇鸟，要个好鸟笼为藏娇的金屋。俞家是财主，正是个好鸟笼。我担保三小姐过去之后，一定此间乐，不思蜀了。”母亲还想再争，但是舅母拉着母亲的手，暗示不必再争，却又笑道：“我们还为蕴玉订了亲。"母亲问是镇上何家。舅母答道：“是长河浜有名的外科医生沈春林的女儿。"母亲又问：“其貌如何？" 粟香舅父答道：“我是派人去看过，比三小姐差些，比五小姐却强了十倍。年龄比蕴玉大两岁。"（按：当时乌镇有钱人娶媳，总喜欢媳妇比儿子大二、三岁。意在大二、三岁的媳妇必然懂事些，能帮忙婆婆管理家务，又能管束丈夫，不使过份贪欢。） 粟香舅父又说：“陈家的女儿嫁给沈家，现在沈家的女儿又嫁到陈家。沈陈两家真有不解之缘。沈府跟沈春林是不是同宗？" 母亲笑道：“是五百年前的同宗，也说不定。" 母亲想着三小姐尚在等回音，便起身说：“中午没有睡觉，有点倦，我要去睡了。” 母亲回房后，三小姐急问：“到底怎样了？去了这半天。" 母亲叹气说：“不成。我原说你的爸爸打定了主意，是扳不回来的。" 三小姐失望，垂头不语。母亲安慰她几句，命我送她回房。这回，点了"手照"，三小姐不怕人看见了。 事后证明，知女莫若父；三小姐果然安于那个藏娇的金笼，而且十分满意。 一年后，蕴玉结婚，母亲带我和弟弟去吃喜酒，这位表嫂果然美丽。母亲对我说：“新娘子谈吐文雅。" 但是这位表兄是不知足的。当严父在堂，他还不敢放肆。后来粟香舅父因戒烟不得其法，突然逝世，这位表兄便觉得现在没有人敢对他说个"不"字了。他向外祖母索如意作品。如意是从小就在外祖母身边的，现在有二十岁了，依然眉目如画，聪明伶俐，而且志气高昂。现在蕴玉要她做小老婆，她怎么肯呢。而外祖母也不愿意，外祖母派如意把母亲接回。外祖母告诉母亲：“一个月前，蕴玉来过两、三次，说是孝敬我，捉空儿却挑逗如意。如意从没正眼看他一眼。想不到这个不识相的人居然要如意做小老婆。" 母亲问如意：“你打算怎样？” 如意答道：“宁愿做乡下人，决不做有钱人家的小老婆。求大小姐做主。大小姐要是不管，我去做尼姑。" 母亲点头道：“你有志气，我就有办法。" 母亲派人把表嫂找来，把如意不愿作品说过，然后问道：“你怎么不拦阻？" 表嫂叫屈道：“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他瞒着我做的。" 母亲说：“现在你回去，该狠狠责备蕴玉，他有钱，买个比如意再好的女人做小老起，也不难。你说是我作主，正在给如意挑个年貌相当，忠厚能干的乡下人。我等办完了这件事才回家。" 表嫂回去后，蕴玉不敢再来噜嗦了。但他不肯花钱，就把现在也长大了的侍候粟香舅父烟榻的阿巧作为小老婆。 秋风起了，如意已经出嫁，丈夫是近乡的一个中农。母亲找到一个老练伶俐的中年女仆代替如意陪伴外祖母，这才回家，料理我考大学的事。 学生时代 我的小学 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去了。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但是，祖父仍嫌教家塾是个负担，我七岁那年，他就把这教家塾的担子推给了我父亲。父亲那时虽然有低烧，但尚未病倒，他就一边行医，一边教这家塾。我也就因此进了家塾，由父亲亲自教我。我的几个小叔子仍旧学老课本，而我则继续学我的新学。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又过了半年多，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立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立志书院旧址，大门两旁刻着一副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立志二字。这立志书院是表叔卢鉴泉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卢小菊是个举人，而且高中在前五名内，所以在镇上绅缙中名望很高，他办了立志书院，任山长（院长）。现在在原校址办起立志小学，又由卢鉴泉担任校长。卢表叔那年和我父亲结伴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就回乡当绅缙。因为他在绅缙中年纪最小，又好动，喜欢管事，办小学的事就推到了他身上。 在卢鉴泉的积极筹划下，开学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学生。学生按年龄分为甲乙二班，大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我被分到了乙班。但上课不到十天，两班学生根据实际水平又互有调换，我调到了甲班。其实两班的课程是差不多的，只是甲班进度快些，而且一开课就学《论语》。同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最大的一个有二十岁，已经结婚了。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沈听蕉，他教国文，兼教修身和历史，另一个姓翁的教算学，他不是乌镇人。国文课本用的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这是短则五六百字，长则一千字的言富国强兵之道的论文或史论），修身课本就是《论语》，历史教材是沈听蕉自己编的。至于按规定新式小学应该有的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都没有开。 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那时，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地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蕉先生每周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合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 然而我这十岁才出头的儿童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结果，“硬地上掘蟮"，发明了一套三段论的公式：第一，将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用一句套话来收梢，这句套话是"后之为xx者可不x乎？"这是一道万应灵符，因为只要在"为"字下边填上相应的名词，如"人主”“人父”“人友”“将帅"等等，又在"不"字之下填上"慎”“戒”“欢”“勉"一类动词就行了。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里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我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她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讥讽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这时惊动了全家。祖母命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 事后，我问母亲，沈先生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母亲说：“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之时，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 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打我了。 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校址原来在乌镇郊外一、二里的孔家花园里。这所谓孔家花园是个无主荒园，略加修葺，算是校舍。这中西学堂，半天学英文，半天读古文，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走路脚弯笔直，目不斜视，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我们这些小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现在中西学堂改名为植材高等小学迁移到镇内，并且新建了三排洋房，地址在道教供奉太上老君的所谓"北宫"。太平军与清军在乌镇作战时，这北宫毁了大半，新建的三排洋式房子就在焚毁的空地上，包括六间教室和一间储存物理、化学教学用的药品和器具的小房。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却在剩下的原北宫。 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焕，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他还兼教音乐和体操。教代数、几何的是徐的兄弟徐承奎，用的几何课本是《形学备旨》，代数课本是什么记不得了，但进度很快。 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他现在不办私塾，到新学堂里来教书了，不过教的还是老一套，他教的好象是《礼记》。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他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的，他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上化学课时，他在教室里作实验，使我们大开眼界。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虽是个秀才，却并不通，他解释《孟子》中"弃甲遗兵而走"一句，把"兵"解释为兵丁，说战败的兵，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急走，就好象一条人的绳，被拖着走。但《孟子》的朱注明明说"兵"是武器，我们觉得他讲错了，就向他提出疑问，他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叫徐晴梅，是个领生（秀才考得好可以领一笔奖学金，称领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大概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本的解释吧？” 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因为教师实在难找。植材小学总算找到了一个，是镇上一位专门替人画尊容的画师。那时，乌镇还见不到照像，人死后，就请画尊容的画师来画一张尊容像，留作纪念。这位画师有六十多岁了，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片，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片，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都有了门径。"但是他从不自己动手，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共四节，现在还记得第一节是"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这首歌曲调悲壮，我很喜欢，但不甚懂歌词的意义，教音乐的徐先生，只教唱，不解释歌词。我问母亲。母亲为我详细解释，并及白草的典故，但乌梁海、乌拉山，母亲也不懂，只说这大概是外国的地名。 进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有所谓童生会考。前清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算是进士，还钦赐翰林。所以高等小学学生自然是童生了。我记不起植材同什么高等小学会考，只记得植材这次会考是由卢鉴泉表叔主持，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四百多字，而终之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卢表叔特地把这卷了给我的祖父看，又对祖母赞扬我。祖母把卷了给我母亲看后，仍把卷子还给卢表叔。 母亲笑着对我说：“你这评论文是拾人牙慧的。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又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原来我母亲为了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卢表叔把我童生会考的成绩到处宣扬，也是为了帮助我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去做。 我在植材是寄宿的。寄宿生和教师同桌吃饭，肴馔比较好。母亲不惜每月交四元的膳宿费，就是为了使我的营养好一点。因为祖母当家，实际是二姑妈作主，每月初一、十六、初八、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祖母和三个叔父两个姑妈，加上母亲、弟弟和我，即使大碗大块肉，每人所得不多，何况只是小碗，薄薄的几片呢？二姑妈背后说母亲每月花四元是浪费，但钱是母亲的，二姑妈也无可奈何。 这年冬天我患过一次梦游病（家乡土语"活走尸"）。事情经过如下：我的本家叔叔娶亲，我去吃喜酒，随同大家闹新房，直到夜间十二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匆匆到植材上课。中饭后我在会计的房内藤椅上躺下，忽又起来低头出校而去，校中以为我有事，因而不问。但我自己，这一切都不知道，只是忽然到了我家门前，这才奇怪为什么又在家门前了。家里人知道是"活走尸"，讲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老古话，例如"活走尸"倘在路上被人一碰就会倒地不起，就此死去；又如"活走尸"倘遇河道，也不知是河而跳下去，就此淹死等等。母亲却以为梦游是睡眠不足之故，从此不许我熬夜，睡觉时间限在晚上九点。 中学时代 一九○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但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湖州中学的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起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藜，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是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谱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其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够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至于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这比我在植材时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起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湖州中学的体育有"走天桥"、“翻铁杠"等。我第一次练习“走天桥"时，体育老师告诉我：眼朝前看，不朝下看，就能在天桥上来回走，走天桥是容易的，不比翻铁杠。老同学示范走过以后，老师叫我走。我记着眼朝前看，轻易从天桥的此端走到彼端，待要往回走时，走到一半，不知怎的朝下一看，两腿就发软了，不敢再走了，只好趴在天桥上，挪动身子，慢慢地爬到了彼端。其实天桥离地面不过丈把高。 至于翻铁杠，我就无法翻。人家身子一跳，两手就抓住铁杠。我身矮，老师抱我上了杠，老师一松，我又落下来了。如此数次，惹得老同学们大笑，更不用说翻铁杠的能手了。从此我也不再学翻铁杠了。 至于枪操，都是真枪。老同学告诉我，这枪能装九颗子弹，打完再装也不过半分钟就装好，熟练后只要几秒钟。这是从外国买来的，同学们就称之为"洋九响"。真有子弹，而且很多，放在体操用具的储藏室。 我觉得体操不难，开步走，立正，稍息，枪上肩之类，我在植材时学过，但不是真枪，只是木棍。现在是真枪了，我身高还不及枪，上了刺刀以后，我就更显得矮了。枪不知有几斤重，我提枪上肩，就十分困难。枪上肩后，我就站不稳。教师喊开步走，我才挪动一步，肩上的枪不知怎地就下来了。我只好拖着枪走，真成了"曳兵而走"了。从此以后，体操这门课，我就免了。至于踢足球，我算是用尽力一踢，球只在地上滚了七、八尺。因此，同学们赛球时，我只在旁欣赏。 每学期例有一次"远足"，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是到道场山，路不远，顶多三十里。我去时刚走不多路，便觉两腿上象挂了十多斤的铅条，就要在路旁休息。老同学知道我是第一次“远足"，便扶着我走，还扶着我跑，说练练就行了。如此挨到了目的地。也不知怎的，回来时我居然能走，不用人扶，不过总要掉队。 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实在是正式的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 后来事实证明，沈校长这样布置，是有深意的。 我在湖州中学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篆刻。这是我在二年级下学平时，四年级一个同学教我的。他的父亲会篆刻。他喜欢在父亲工作时站在旁边看，久而久之，就看会了。据这位同学说：篆刻也分派，以能创新为贵。也要多看前人和同时人的篆刻，以广见闻。他还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谈到篆刻。"他还教我如何劈开平常的石章：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象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劈开。 暑假到了，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东西来做一把刻字刀。我家的纸店有刻木头的刀，能在木头上凿刻文字或图画。但样子和那个同学所用的篆刻刀不同，我怕不能用。结果，从破阳伞上折取一小段伞骨，是扁形的，宽不到裁衣尺上的一分，长有三寸。把这钢片托纸店的学徒磨成锋利的刻字刀，果然跟同学的特制篆刻刀相近似了。 母亲把父亲遗留下的石章，任我支配。我不曾学写篆字，只好查康熙字典，依样画葫芦，用拓印法居然刻成第一个石章。所谓拓印法，也是那个同学教我的。其法如下：把字用浓墨写在薄的毛边纸或宣纸上，然后覆在石章上，用水使有字的纸润泽，再加覆干纸两三层，用指甲反复磨捺，然后尽去其纸，石章即有清晰的反面字。据那位同学说，老手不用拓印，就在石章上刻出反文，比用拓印法更流利而圆润。 一个暑假就在刻石章中消磨完了。又该上学了。这是我在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同时写信给母亲，信中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母亲给我每月三元五角零用），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劝业会"，那就用零用钱抵帐吧。 真没料到，正在出发的前夕，母亲从民信局寄来了信并大洋十元。信中还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它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现在简略地说一说"南洋劝业会"的宗旨及创办经过。南洋（今称东南亚）各地华侨甚多，其拥有大资产者皆愿意为祖国之发展工业尽其力所能及。办"劝业会"就是为了招徕他们投资兴办工厂并传授管理工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劝业会"陈列之物品多数为江南各省之特产，为南洋各地华侨所喜用，故亦有向南洋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之作用。两江总督端方（满人）、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其实参与其事者也有华侨大资本家），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建造会场，经费由官商分担。筹备了两年，“劝业会"于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 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官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 杨先生安顿了行李，就去访友，回来对我们说：“我们来迟了，但倒有好处。前几天只开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八个馆，可现在又加了江南制造局出品馆、安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广东、湖北等馆，这些馆内除陈列各该省的特产外，也展出各地名胜古迹的模型。他们早来的只看到八个馆，以为仅此而已，就回去了，实在也不得不回去，因为人家等着你走，他才有住处。我们也只能在此三天半，所以迟到有迟到的好处，这正是老子说的祸福相依。" 此所谓三天半，三天是参观"劝业会"各馆，半天是自由活动，或访友，或购物。 当我们到浙江馆看见展出的绸缎、绍兴酒、金华火腿等特产，倒也等闲视之，可是听说绍兴酒得银奖牌，却大为惊喜。我们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地理教员对各省的名胜古迹的模型，最感兴趣，他不顾馆中闹哄哄的人丛，常常旁若无人似的对同学们谈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 我们看展览的第二天，英文教员闹了个笑话，他在广东厅看见一老一中年两个华侨用英语在谈那引人注目的玻璃桌，他便挤上去也用英语交谈，不料被中年华侨说他发音不准确。此事，英文教师以为无人知道，但是"劝业会"招待外宾（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馆人员）的英文翻译听到了，就传了开来。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有半天时间的自由活动。我同一些同学去看雨花石。沿雨花台一带路旁，有数不清的小摊，卖各色各样的雨花石。我想买一枚较好的（其实不过花纹好，有二、三种颜色，质透明而已），孝敬母亲，问价钱，却贵得惊人。我只好花几毛钱买几枚最平凡的（一般放在水仙花盆内用的），奉献母亲作个纪念。 但在书坊里我买了一部《世说新语》倒花了一元几角。 在回湖州的旅途中，我把《世说新语》反复看了两遍。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些隽永的小故事。 我们回到校内，方知学校已招了新生，其中有个姓张的，二十来岁了，在新生中年龄最大。插二年级的，有董大酋，不过十二三岁。 我们正准备上课，舍监出了布告：沈校长将于明日到校对全体同学讲话，明日上午平时全体同学应在操场集合。 这个布告引起了很大的哄动。大家都在猜，从不到校的沈校长为什么要对全体同学讲话，有什么要事。 次日期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气集操场。一会儿，沈校长和一位矮胖的老人来了。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那老人，大意如下：“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 然后舍监宣布散会，大家各回教室上课。 我们回教室不久，钱老先生来到课堂门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一节课是杨先生讲的作文，他出了题目，略加解释，我们就构思，一点钟内得交卷。 这天晚上，全校就纷纷议论，说钱老先生听遍了各教师的讲课，有时还进课堂去指出：何者讲错了，何者讲的不详细。大部分教师都挨了批评，而对英文教师的批评是发音不准确。 也在这天晚上，英文教师鼓动全体教师罢教以示抗议，但是除了他本人外，只有杨先生因和他个人交情不浅，勉强附和，其余教员多半不赞成。 第二天，钱老先生来校后，听说有的教师罢教，就对学监说，叫学生照常上课，他找人来代课。 别的班级，我不知道，就我所在的班级说，来代英文课的也姓钱，我们猜他是钱老先生的儿子，私下里称之为小钱先生。他先教发音，从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造句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练习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佚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我觉得这位小钱先生态度公正，而是英文教师太要面子。 代国文课的老师也姓钱，年龄和代英文的老师不相上下，我们以为他俩全是钱老先生的儿子。后来，二年级的插班生董大酋告诉我们：代国文的单名一个夏字，是钱老先生的弟弟，比钱老先生小三十四五岁。代英文的名稻孙，是钱老先生的儿子。至于董大酋自己，学监说他是钱老先生的外甥。 轮到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了。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惯做史论或游记的同学们觉得这好象容易却又不然，因为茫无边际，从何处说起呢？ 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这篇作文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大体是鸿鹄高飞，嘲笑下边的仰着脸看的猎人。这象寓言。但因我名德鸿，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 第二天发下作文卷来，我的卷上有好多点，也有几个圈（钱老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同学们的卷子也有连点都没有的），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就勾出来，在旁边写个正确的。钱老先生还在我这篇作文的后边写一个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 钱老先生住在陆家花园。这是湖州人的艳称，正式名称是“潜园"，是江南有名的藏书家之一陆心源（即皕宋楼主人）的花园，现在书去人亡，钱老先生是借住。他邀请全校同学到他家里去游玩，我也去了。 游玩"潜园"是在钱老先生代理校长的第二个星期日。钱老先生一家及董大酋引导我们游园，又给我们看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彩色精印，附有外文说明。 我们在园内，看见一个穿黄色军衣的中年人。我们不知他是谁，钱老先生也没介绍。后来问董大酋，才知道这人是钱老先生请来编书的。他穿的不是军衣，是他自制的古怪的服装。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朴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一个月过去了，钱老先生不再代理校长，英文教员和杨先生也照旧上课了。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七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平姓梁"为七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我们都觉得新鲜，现在杨先生又来上课了，我们都要求他也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都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比它再新鲜的了。杨先生想了想，又说，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凑数。于是教了《正气歌》。 我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那时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 杨先生又说：“明末江南有个复社，继东林党之后抨击阉党和权贵。现在李莲英党羽，仍然嚣张，顽固大臣操持国政，形势与明末相近。复社首领张溥（天如）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每集都作题辞。张溥号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他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即有此用意。现在我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教你们，也不算复古而是为今用吧。" 杨先生只讲解"题辞"。各集本文要我们自己去择尤钻研。从《贾长沙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屈原、宋玉，知有《楚辞》。从《司马文园集》之题辞，我们知有《昭明文选》。从《陈思王集》及其他建安时代文人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建安七子。杨先生并择建安七子的精萃诗文教了我们。杨先生在解释《潘黄门集》（潘安仁）的题辞后，又为我们讲解了《闲居赋》，还引元遗山的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总之，单从题辞的讲解中，我们知有陆机、陆云两弟兄，知有嵇康、傅玄、鲍照（明远）、庾信（子山）、江淹（文通）、丘迟（希范）；因为丘是湖州人，杨先生特别感兴趣。 然而百三家的题辞究竟太多，不可能全讲，杨先生只能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给我们解释。这些题辞都是骈体，杨先生于是教我们学作品体文。他说：“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用品体写的一篇题目叫《记梦》的作文。大意是：暑假回家，刚下轮船就看见外祖母家的阿秀接我来了。我知道母亲带了弟弟在外祖母家歇夏，就快步跑去。进了大门，在院子里看见外祖母端坐堂上，吩咐厨娘，晚餐该做什么菜，什么汤。宝姨站在外祖母身旁，给外祖母打扇。我等外祖母吩咐完了，然后上堂向外祖母和宝姨行礼。外祖母很高兴，说：我算着你该来，果然来了，满头大汗，快去洗脸吧。宝姨就拉我到东边的厢房去，那是她的书房，她叫我用她的面巾洗了脸，就拉我到窗前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抬头看时，墙上原来挂着沈南蘋花鸟的三尺小立轴旁边，多了一副对联，珊瑚晕洒金夹贡，行书，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宝姨说，要考考你，这上下联的出处。我说，上联出老子《道德经》，下联出列子《力命篇》。宝姨笑着点头，又问：这“命"字易解，这"力"字究竟指什么？我一时回答不来，就说：问妈妈去。宝姨笑道，姐姐在楼上给你弟弟解释左太冲咏史诗，阮嗣宗咏怀诗，白居易的《有木》诗呢。这时，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宝姨应一声拉我便走，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这篇作文最后四句记得是：“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全文约有五百多字。杨先生的批语大意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杨先生对《陶彭泽集》的题辞，特别赞美。杨先生说，向来起相之夫只把陶渊明看成隐士、高士，而张溥则引颜清臣（真卿，唐朝人）"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又引吴幼清（澄，元朝人）"元亮述酒；荆轲等作，要为汉相孔明而无其资"，均认为是知陶者。题辞中"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其独以诗绝哉。真西山（真德秀，字景元，宋人）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派，附诗三百凄楚辞之后，为诗根本准则。是最得之。莫谓宋人无知诗者也。"杨先生认为张溥集前人之最知陶者于题辞中，是真有限力的。 寒假到了，我回家，问母亲，我家有没有《昭明文选》。母亲说，不知道。我到曾祖父逝世前居住的三间平屋中，在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这年冬天，我就专读《文选》，好在它有李善的注解，不难懂。读《文选》后，我才知道杨先生教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左太冲咏史，《文选》上亦有之。 寒假中我与四叔祖吉甫的儿子凯崧（我叫他凯叔）谈起各自学校的情况。凯叔在嘉兴府中学读书，说嘉兴中学的英文教员是在梵皇渡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极其贵族化的学校，学生英语之好是著名的。因其校址在梵皇渡，一般称梵皇渡。）我想，一定比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强得多了。凯叔又说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气等，师生宛如朋友。但湖州中学的舍监却很专横。因此，我就有了转学到嘉兴中学的念头。但没有对母亲说。 寒假过去了，我仍到湖州中学，一切如常。杨先生仍然选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但他也学钱念劬老先生批作文卷的方法，不改学生的作文，只用点或圈表示好坏，和改正卷子上的错字。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文讲过的姓张的新生，现在是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了，同学们说他是个半雌雄，理由是嗓门尖，像女人，而且天气酷热的时候，他还是不脱衣服。然而这姓张的同学身材高大，翻铁杠比一般同学都强，力大，疑他是半雌雄的高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多岁）想挑逗他，却被他痛打。可是这姓张的同学却喜欢和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引起一些调皮的同学盯着我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使我很气恼，也不能专心于功课了。 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中学的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学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来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起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我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考插班生。第二天上午纸店派一个学徒送我到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有我一人。考试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我怕纸行的学徒等得不耐烦，匆匆忙忙完卷，留下住址，就回纸行。这时我考虑，是在纸行等候考试结果呢，还是先回家去。纸行老板此时也知道我是乌镇泰兴昌纸店的小老板，便留我多住几天，派那个收帐员陪我游了西湖，还在楼外楼吃了饭，这都是纸行老板请客。据纸行老板说，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姓胡，是个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呼为铜臭的耻辱。隔了一天，安定中学通知，我已被录取。这时我自然高兴，但归心如箭，急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 到家后，母亲就打点我到杭州求学该带什么东西，我却专心读《昭明文选》。以后每逢寒假暑假回家，我就读《昭明文选》，从头到尾，大概读了两遍，恐怕还不止。 寒假已完，我到安定中学。当时不像现在那样，甚至也不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公立学校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私立学校更不受约束。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想与杭州中学比赛（按：杭、嘉、湖三府的中学，后皆改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其他各府中学也都照改，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凡是杭州的好教员都千方设法聘请来。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就兼教三校（安定、一中，另一教会办的中学）的国文课，另一个姓杨的，则兼两校（安定而外，也在教会办的中学教国文）。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 张先生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他在黑板上写此长联共一百八十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 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 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 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 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 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 雁，一枕清霜。 张先生并将长联逐句作了解释。然后叫大家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大家乱凑一阵，始知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盖此坟者，是一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按：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也）。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 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例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 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张献之先生后来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他的著作，今尚印行者为《诗词曲语辞汇释》，这是一部工具书。 另一个国文教员姓杨，他的教法也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他讲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昆曲），直到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他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他每日讲一段，叫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看同学们的笔记，错了给改正，记得不全的给补充。这就是杨老师的作文课。我最初是在他讲时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我的笔无论如何赶不上杨先生的嘴，尽管他说得很慢。于是我改变方法，只记下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而杨先生口说的，则靠一时强记，下课后再默写出来。果然我能够把杨先生讲的记下十之八、九。 除了张献之老师和杨老师，安定中学的历史地理教员都不错，教数学的不及嘉兴中学，教物理、化学的都是日本留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九一三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堂房叔祖（可惜我记不其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跛脚）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七月中旬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两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诧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人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谢的姐夫说有个馆子价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他们三人既醉且饱，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品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我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谢的姐夫说，此间有日戏，也有夜戏，名角儿是在黄昏后上台的。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的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也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此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坚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颇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起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教授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俛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坚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后《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狄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片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 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我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漂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三十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我友好，请我代作。我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我们班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常常表扬他。 母亲早有信来，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我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我寒假不回家，便邀我到他家去住。但我还是婉辞。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我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我，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我就借卢表叔的二十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我都不感兴趣。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流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我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喜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一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帝国想独吞中国这块肥肉，列强势必出面干涉。而各种谣传之中，尤以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为甚嚣尘上。胡哲谋对我说，他的叔父因为跛足，走路靠单拐，行动不便，即日就带他到天津去了。我问，到天津住那里？他说，暂住租界的旅馆。胡哲谋又说：“听说你有个亲戚在天津海关上当差，何不去投奔他？" 我这时也有点心神不定，眼看胡哲谋收拾行李走了，我想，何不到卢公馆打听一下。我到卢公馆时已近黄昏，卢表叔刚刚从财政部下班回家，看见我就问：“你也听到那些谣传么？"我就问：中日有无交战之可能？卢表叔笑了笑说：“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我这时恍然大悟，袁世凯用的是"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故意使其亲信散布"不惜背城一战"的消息，使但求苟安的遗老、遗少、富商等等奔走相告，惟恐真要打仗，然后袁世凯借口"民"意如此，他只得委曲求全了。 我回到宿舍，却见毛子水不曾走，照常读《段注许氏说文解字》。胡哲谋的书桌上却留着一些撕破的纸片。我取来片好一看，大意如下：他打算读完预科第一类之后，转入预科第二类，理、数方面趁暑假在家补课，他的叔父即可教他。在大学本科攻习数学，先完成叔父对他的期望，然后再转大学文科，完成自己的愿望。此后可在本国各大学兼教文、理两类功课，到五十岁退休，出洋游历考察，预计二年至三年。六十岁将研究哲学，然后著书立说，成一家言。 我当时想：不料阿妹（按宁波话，“谋"与"妹"同音）有此远大计划。我把拼凑好的纸片收藏好。 到了五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帝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先是十口相传，随即各报也刊登了。 胡哲谋和他的叔叔也从天津回来了。我和胡哲谋再见时，把拼凑好的纸片还给他，问道：“当时你以为从此将兵火连天，没完没了，你的读书、立身、著书成一家言的计划将不能实现了。现在，我祝你的计划将会成功。" 在我读完预科第二年的时候，凯叔也到北京来了。他是卢表叔保荐在中国银行当练习生。他有一次到译学馆宿舍来看我，说其他自己的事，一天写几张传票，每月也拿十六元。凯叔当练习生气满后，在总行办事三、四年，然后总行派他往南昌当科长。后来屡次迁升，一九三六年，他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襄理，抗战时，我在重庆又遇见他，这是后话，此地不多说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会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器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甚大，但皆为袁平定。后来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不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料的学习，即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我在北京度过第三个冬天时，桂芳表弟奉父命来邀我去参加内国公债抽签还本的公开大会。 原来袁世凯上台以来，首先南方各省有所谓"二次革命"，曾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曾遍布西北、东南沿海、两广一带已如上述，亦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凡此诸役，花钱甚多，国库如洗，赖发公债度日。当时所发公债，种类名称不一。投资者视公债如鸡肋，故定期抽签还本，实为劝诱投资者之唯一法门。 现在回过来略述我所目睹者。在什么礼堂进行（财政部礼堂或者新建成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我记不清了。当时使我惊奇的是台上的一个斗大铜球，装有柄。桂芳表弟告诉我，这大铜球装有小铜珠，小铜珠上皆刻有号码，亦即某种公债票上所印号码。某种公债票有多少，小铜珠即有多少，但本期还本者非此种公债票之全部而是一部分，故必须抽签，亦即摇动铜球，每摇一次，即落下小铜珠一枚，直至既定的还本数目。 那一天，卢表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短短的演讲，大意是：学溥（卢表叔的大名）在职一日，必竭尽绵力，使到其应还本之公债，如其抽签还本，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望转告亲友踊跃购买。绅商多买内国公债，政府即少借外债，故购买内国公债，于国于己，两有裨益云云。 卢表叔任公债司长时，确曾如他那天所说，到期还本，从不失信。这是因为他在公债司长任期，政府所发公债不算太多。后来蒋介石上台，据估计，蒋十年内所发公债，十倍于北洋军阀历届政府所发者。公债于是成为投机者的工具。 另有一事，也给我难忘的印象。那是新年团拜，在浙江会馆。卢表叔对一长者执礼甚恭，自称晚辈。卢表叔并介绍我和桂芳表弟与长者见面，谓须叩头，我才知道长者即为沈钧儒。 桂芳表弟又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经理近来很巴结卢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发大量公债票。孙说，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保证所印公债票合乎规格。 当时我漫然听之，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和我后来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有关系。 我于同年七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干同学及凯叔游了一次颐和园。我和凯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怂恿，他说，颐和园此次开放数日，机会难得。他已游过。我们各包一架人力车，讲定来回共付大洋两元。这是一般的成规。在游览时，我想起人家常说颐和园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进去。但我当时所喜欢的，还是长廊及其彩绘。佛香阁石级太陡了，上去太费力。 最后，关于胡哲谋，我还想说几句。他的大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大约是五卅运动前后，他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英文周报》的主编。这时，他已锐气消尽，更加沉默寡言。而且，因为他的夫人不生育，他的长辈又强其他置了妾。社会大环境，家庭小环境，对于善良者的压力，其大有如此者！ 我的婚姻 大约我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年阳历十二月底，我回家过春节，母亲郑重地同我：“你有女朋友么？"我答没有。母亲然后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以前母亲曾把为什么我在五岁时就与孔家定了亲的原因告诉过我。 原来沈家和孔家是世交。我的祖父和我妻的祖父孔繁林本就认识。孔家几代在乌镇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这是专售香烛、锡箔、黄表等迷信用品的店），到孔繁林时，孔家正修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园——孔家花园（但孔繁林的儿子，即我妻的父亲却是个败家子，这在后面还要讲到）。我的祖父常到钱隆盛南货店买东西，和店主隔着柜台闲谈。钱家是我的四叔祖的亲戚；四叔祖的续弦是钱店主（好象名为春江）的妹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凯崧），不久就因病逝世。我们大家庭未分家以前，我的母亲和这钱氏婶娘很要好，彼时我只四岁，凯崧（我该叫他叔叔）五岁。钱隆盛南货店是镇上唯一的货色齐全的南货店，卖香蕈、木耳、虾米、海参、燕窝、鱼翅，以及各种干果、花生米、瓜子等等。此店在东栅，离我家（观前街）不远。孔繁林也常到钱隆盛买东西，碰巧我的祖父也在那里时，两人就交谈多时。当我五岁的时候，初夏的一天，祖父抱了我出去，又到钱隆盛，隔着柜台正和钱春江闲谈，孔繁林也抱了他的孙女来了。祖父和孔繁林谈话之时，钱春江看着一对小儿女，说长说短，忽然说：你们两家定了亲罢，本是世交，亦且门当户对。祖父和孔繁林都笑了，两人都同意。祖父回家将此事对父亲说了，父亲也同意；但当父亲把此事对母亲说时，母亲却不同意。母亲说：两边都小，长大时是好是歹，谁能预料。父亲却以为正因女方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足、要读书。父亲又说，他自己在和陈家定亲以前，媒人曾持孔繁林的女儿的庚帖来说亲，不料请镇上有名的星相家排八字，竟说女的克夫，因此不成。那时，父亲已中了秀才，对方也十六七岁了。不料那女儿听说自己命中克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了，心头悒结，不久成病，终于逝世。父亲为此，觉得欠了一笔债似的，所以不愿拒绝这次的婚姻。母亲说，如果这次排八字又是相克，那怎么办？父亲说，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头，也要定亲。母亲不再争了。祖父请钱春江为媒，把亲事定下。女家送来庚帖，祖父仍请那个有名的星相家排八字，竟是大吉。后来（我结婚后）才知道孔家因上次的经验教训，把各房的女儿的八字都改过了。当时孔家也是个大家庭，共有六房之多。 既已定亲，父亲就请媒人告知孔家，不要缠足，要教女孩识字。不料孔家（即我的岳父、岳母）很守旧，不听我们的话，已经缠足半年的女孩儿还是继续缠。幸而寄居在他家帮助料理家务的大姨（即我的岳母的姊姊，已寡，岳母多病，全靠着这姊姊照料家务）看见小女孩缠足后哭哭啼啼，就背着我的岳母，给她解掉缠足的布条，这都在晚间；但第二天我的岳母看见布条都解掉，还以为是女儿自己解的，又给缠上。如此几次，大姨只好承认是自己给解开布条的，又说：男家早就说过不要缠足，为什么我们还要缠。姊妹二人吵了一阵，我的岳母赌气说不管了，却又说，不要缠足是男家长辈的意思，女婿五、六岁，谁知道将来长大时要不要缠足的老婆。但从此竟不管女儿缠足的事。不过，虽然从此不缠，但究已缠过半年，脚背骨虽未折断，却已微弯，与天足有别。以上这些事，都是结婚以后，新娘子自己说，我和母亲才知道的。 至于读书识字，我的岳母（也姓沈）是识字的（不及母亲那样认真念过多年书），但她因为识字，熟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语，不肯教，而且多病，也没心情教。那时镇上并无女子小学。直到父亲卧病在床，镇上方有个私立敦本女塾，是富绅徐冠南办的，校址即在徐家祠堂，在南栅市区以外。父亲知道后，又请媒人告诉孔家，女孩子八、九岁了，该上学，可以进敦本女塾，并且还对女家说，将来妆品可以随便些，此时一定得花点钱让女孩上学。女家仍然不理。父亲死后，母亲也托媒人去说，自然更加不被重视了。 这次，母亲把过去的事又说了一遍，接着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 我那时全神贯注在我的"事业"上，老婆识字问题，觉得无所谓，而且，嫁过来以后，孔家就不能再管她了，母亲可以自己教她识字读书，也可以进学校。我把我的想法对母亲说了，母亲于是决定第二年春节办我的喜事。 此时我们早已（我在北大预科的最后一年）搬出观前街的老屋，租住四叔祖的余屋，此屋在北巷。邻居有王会悟家。四叔祖此时第三次续弦，是新市镇大商人黄家的老处女，他的儿子（凯叔）在南昌中国银行，未娶亲。人少屋多，极为清静。母亲租住四叔祖的余屋，本为办我的喜事打算。因为四叔祖当初分得的三开间两进房子，本不是厅房，但四叔祖略加修改，居然象个厅房。而且四叔祖此时闲居在家，办喜事时可以照料。 婚事按预定计划，于一九一八年春节后进行。新婚之夕，闹新房的都是三家女客。一家是我的表嫂（即陈蕴玉之妻）带着她的五、六岁的女儿智英。一家是二婶的侄儿谭谷生的妻。又一家是新市镇黄家的表嫂，她是我的二姑母的儿媳。二姑母三十多岁出嫁，男家是新市镇黄家，开设纸行，与四叔祖现在的续弦黄夫人是同族。这三家女客中，陈家表嫂最美丽，当时闹新房的三家女客和新娘子说说笑笑，新娘子并不拘束。黄家表嫂问智英，这房中谁最美丽，智英指新娘子，说她最美。新娘子笑道：“智英聪明，她见我穿红挂绿，就说我美丽，其实是她的妈妈最美。"大家都笑了。此时我母亲进新房去，看见新娘子不拘束，很高兴。母亲下楼来对我说：孔家长辈守旧，这个新娘子人倒灵活，教她识字读书，大概她会高兴受教的。 第二天，母亲考问新娘子，才知道她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而且她知道我曾在北京读书，因问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母亲真料不到孔家如此闭塞，连北京都不知道。但到底是新娘子，母亲不便同她多说，只对她说起从前多次要她读书，却原来她的父母都没有理睬。 三朝回门（新婚后第三日，夫婿伴同新娘因娘家，我乡谓之回门，通常，岳家只以茶点招待女婿，旋即双双同回夫家），照例是我正式会见岳父家里的近亲，但只有岳父打个照面，还有两个小舅子都不曾见。我同新娘子上楼去见岳母，坐下刚谈了两句话，忽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跑上楼来，后面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追着，那男孩直扑到岳母身边，只说了哥哥两字，那少年已经赶到，就在岳母身边，揪住那男孩打起来。岳母有气无力地说，“怎么又打架了？”但那少年还在打那男孩。岳母叹气，无可奈何。新娘子却忍不住了，猛喝道：“阿六，你又欺侮弟弟，也不看看有客人——这是你姐夫！"少年朝我看了一眼，就下楼去了。我这才知道这两个是我的小舅子，大的叫令俊，小的叫令杰，小名阿福。我想：令俊不怕母亲，却怕姊姊，看来这姊姊会管教。我又想，他们母女之间一定有私房话，我还是下楼去用茶点罢。我向岳母告辞，就下楼去，却不见岳父，也不见令俊，只有大姨陪我用茶点。听见楼上窗口有人切切笑。大姨就朝楼上窗口唤道，“阿二，也来见见姐夫。"下来了，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我心里想，这是谁呢？没听说新娘子还有个妹子。大姨却对我说：“这是我的女儿。"那位姑娘倒大方，叫我"姐夫"，也坐下来吃茶点。一会儿，那姑娘上楼去了。我想：回门不过是礼节性的事，何必多坐，就向大姨告辞。大姨向楼上大声叫道：“三小姐，新官人要回去了。”一会儿，新娘子下来了，就此同回家中。母亲却发现新娘子眼泡有些红，似乎哭过，就问她，同谁拌嘴？新娘子不肯说。母亲再三问。新娘子说了。原来她同她母亲吵架了。说是我下楼后，她就哭。岳母问：是女婿待你不好么？她摇头。又问：是婆婆待你不好么？还说我母亲是有名的能干人，待小辈极严，动辄呵责。她说：婆婆待我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岳母又问她到底为什么要哭。她说，她恨自己的父母，“沈家早就多次要我读书，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女婿和婆婆都是读过许多书的，我在沈家象个乡下人，你们耽误了我一生一世了。”说着，新娘子又掉下眼泪来。母亲笑道：“这么一点事，也值得哭。你知道《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么？这个苏老泉，二十七岁以前已经有名，但是二十七岁以后，他才认真研究学问，要自成一派，后来果然自成一派。何况你只要识字读书，能写信，能看书，看报，那还不容易？只要肯下工夫，不怕年龄大了学不成。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教你还不费力。"新娘子又破涕为笑了。母亲又问：“你有小名么？不能老叫你新娘子。"新娘子摇头，说：父母叫她阿三。母亲对我说：你给她取个名罢。我答道：“据说天下姓孔的，都出自孔子一脉，他们家谱上有规定，例如繁字下边是祥字，祥字下边是令字；我的岳父名祥生，两个小舅子名令俊、令杰，新娘子该取令姊、令婉，都可以。" 母亲听后想了想说：“刚才新娘子不是说我待她跟女儿一样么？我正少个女儿，我就把她作为女儿，你照沈家办法给取个名罢。"我说：“按沈家，我这一辈，都是德字，下边一字定要水旁，那就取名为德沚罢。可是，照孔家排行，令字下边是德字，当今衍圣公就名德成。新娘子如果取名德沚，那就比她的弟兄小了一辈。"母亲道：“我们不管他们孔门这一套，就叫她德沚罢。" 这个新娘子就名德沚，母亲一直叫她德沚。此后，我就教德沚识字，我回上海后，母亲教她。 日月匆匆，不觉已过半月，我要回上海了。当时习惯，新婚后一个月不空房，空房则不吉，但母亲和我都不信这一套。临走前，我到孔家辞行，仍没看见岳父，只见岳母，她卧在床上，说是：阿三出嫁，她辛苦了，所以又病了，而且不以为然说，该过满月才走，你们新派太新了。在楼下用茶点招待我的，仍是大姨，她听说我给三小姐取了名，也要我给她的女儿阿二取个名。我给她取名黄芬。我回到家里，对德沚说，岳父又没见到，岳母病了。德沚说，她的母亲一年有十个月卧病，家务全仗大姨；又说她父亲是做生意人，同我见了，觉得无话可说，不如不见。此时我的岳父开设小小的纸马店，已有多年，据说也还赚钱，但岳父结交一些酒肉朋友，挥霍无度，已欠了债。他这番嫁女，起了个会，共十人（连他自己在内），每人一百元，他做头会，实收九百元，可是以后每年他付相当重的利息，直到第九年完毕。这样，他的债台越筑越高。母亲说何必借债嫁女，她自己花了一千元为我结婚，是早已存储的。德沚说，她的父亲极要面子，而且喜欢热闹排场，将来如何还债，他是只有到时再借新债还旧欠之一法。 我回上海不到两个月，母亲来信说，德沚到石门湾（镇名，简称石门或石湾，离乌镇二十来里，当时属崇德县，来往坐船）进小学去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母亲教德沚识字，也教她写字，仍用描红。此时家中只有母亲和德沚二人，又雇了个女仆，家务事很少，只镇上亲戚故旧红白喜事以及逢节送礼等事，要母亲操心。母亲每天教德沚识字写字两小时，上下午各一。德沚本应专心学习，但不知为什么，她心神不定。母亲也觉察到了，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为什么不能专心，对着书，总是眼看着书，心里却想别的。但尽管如此，倒也认识了五、六百字，能默写，也能解释。有一天，二婶来了，知道这情况，便说，一个人，况且又大了，读书识字，难免心神不定。如果进学校，有同学，大家学，就不同了。又说，她娘家的亲戚姓丰，办一个小学，她去试问一下，也许肯收这样大的学生。二婶姓谭，名片生，也识字，不过比母亲差远了，她是石门湾的人。开办小学的是丰家的大小姐，三十多岁了，尚未出嫁，这小学名为振华女校，校址即在丰家（按：这位大小姐就是丰子恺的长姊）。二婶为此特地到石门湾去一次，果然一说就成。于是，母亲就派了一个女佣人划船送德沚去石门湾，插二年级。德沚从此在振华女校，她的同班生都比她小，多数只有十一、二岁，所以她和她们合不来，倒是和几个老师交了朋友。同学中只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和她要好，这就是张梧（琴秋）和谭琴仙（勤先）。张琴秋后来与泽民结婚，谭琴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成员。这是后话，现在不多说了。 那年暑假，德沚回家，我也回去，知道她在振华女校读书，果然专心，大有进步，能看浅近文言（那时，振华女校教的仍是文言），能写勉强可以达意的短信。母亲说她聪明，连读三年，那时，就可以自修，再求深造了。但是，事情常常出人意外，德沚在振华女校读了一年半，她的母亲病了，非要她去伺候汤药不可。母亲没法推辞，只好照办。三个月后，母亲写信给我，说我的岳母死了，我应奔丧。我为此又到乌镇。丧事既毕，德沚却不肯再回振华女校了，说是荒废了四个月，跟不上课，不去了。她在振华女校时的好朋友，女教员褚明秀（褚辅成的侄女，褚辅成是民国元年的国会议员，嘉兴人），也来信劝她再去，也无效。褚明秀年纪和德沚差不多，未嫁，但她喜欢看上海出的新书刊，知道我那时的文字活动，因此同德沚特别好。褚明秀见德沚不肯去，亲自到乌镇来劝。母亲招待她住下，就住在母亲房内。褚明秀住了五、六天，这几天内，她常和德沚密谈。后来她要走了，对母亲说，她也不回振华教书了。母亲不便问她为什么不去振华教书。她走后问德沚，才知道褚明秀对于校长的作风不满意，而德沚之所以不愿回去，也是为此；什么赶不上课，只是托辞而已。后来我们迁居上海，褚明秀又来我家，那时她已嫁人，夫妇二人都在嘉兴的秀水中学（教会办的）教书。此是后话，趁此一提。 现在再说德沚在家，此次倒安心自修，还订了自修计划，上午请母亲教文言文一篇，下午她作文，请母亲改。我和母亲觉得这也好，不一定进学校，而且母亲一人在家，总有点寂寞，有德沚陪伴，自然更好。 此时已将开春，我回上海。这一次，我在乌镇住了将近三个星期。 谁料又有意外。我回上海不久，母亲来信说德沚又要出去读书，这回是受了王会悟的影响。王会悟原是邻居，她是我的表姑母，年龄却比我小。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湖州的湖郡女塾去读书了，据母亲来信说，好象刚去了半年。王会悟劝德沚也到湖郡女塾读书，把这个学校说得很好。德沚因此也想去。 母亲不知道湖郡女塾是怎样一个学校，但我在湖州念过书，知道这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以学英文为主，和上海的中西女校是姊妹校，毕业后校方可以保送留学美国，当然是自费，校章说成绩特别好的，校方可以担负留美费用，这不过是门面话，以广招徕而已。大概王会悟当时也因这句门面话，所以进了湖郡女塾。而且在湖郡女塾读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学费贵，膳宿费也贵。我们负担就觉得吃力，王家当更甚。我写了详细的信，把这些情形告诉母亲，请母亲阻止德沚到湖郡女塾。 母亲回信说，德沚人虽聪明，但年轻心活，又固执，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事，不听人劝。母亲说她自己不便拿出婆婆的架子来压她，不如让她去试一下，让她自己知难而退。这样，我也不再阻止。 又到了各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得母亲的信，说德沚不等放暑假就回来了。我料想这是知难而退了。我也回家看看。到家后我和母亲都不问她为何早归，在学校如何？她却自己诉苦：进学校后只读英文，她连字母都不认识，如何上课呢？有附属小学，是从字母教起的，但校方说她年纪大了，不能进附小，硬排在正科一年级。同学们都已读过四、五年英文的，而且洋气极重，彼此说话都用英语，德沚此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了；同学们都不理她，她只能同王会悟谈谈，可又不同班。德沚自己说，上了当了，再也不去了，白费了半年时间和六七十元的学、膳、宿费。但是我觉得德沚还是有点"收获"，这是她从王会悟那里学了一些新名词。 母亲私下对我说，看来德沚一人在家，总觉得寂寞，不如早搬家到上海罢。 我也这样想，但我回上海，却碰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要我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一时极忙，没有时间找房子，直到母亲再三催促，这才由宿舍的"经理"福生找到了鸿兴坊带过街楼的房子。那已是一九二一年春了。 中山舰事件前后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张也是共产党员。他自称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但后来张叛变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五个代表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另一人是国民党左派，记不其他的姓名来了。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后来也叛变了。我们在当选为代表后，考虑到我们都不懂广东话，觉得为难。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可是我、张、吴却觉得大会代表之间不免有往来，看见广东或北方代表时，一定要找笔来通报姓名，未免麻烦（张、吴都没有到过北方），所以我和张、吴都印了名片。后来在大会期间果然用上了两三次。 张廷灏有点办理杂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给他去办。他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此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而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究于何日开幕，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我们于一九二五年底得广州电报，说是代表大会将于二六年元旦开幕，那么，我们上"醒狮"轮之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据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我们料想，肯定要迟到，但不知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谓大餐间的前后，各有一架起重机，其中一架正忙着把货包吊到下层的货舱里。又一架起重机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来这船本是货轮，现在稍稍改装一下，也载客人。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点心，买了零碎应用的东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现在要补叙张廷灏办的蠢事。他买好官舱票后，就到船上看看，当他发见官舱地位在船尾，而且从甲板上往下看，是一个黑洞，他不曾下洞去查看，就认为所谓官舱者一定是又闷又黑，不能住的。当时就有船上的一个西崽对张说，他们住的房间可以情让，那是在大餐间旁边，又通风，光线又好。张廷灏看了西崽住的房间是三层铺位，可住六人，我们共有五人，空出一个铺位，正好放行李。美中不足是每层铺位之间距离狭窄，正如鲁迅的诗句"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是张廷灏立即付了五元定洋，说明开航后再付一百元。他觉得如果退掉五个人的官舱起，用一百○五元买这西崽房间，还节省了一二十元。他十分得意，匆匆下船到轮船局去退票，却找不到轮船局里他所熟识的那个人，于是又到船上。一个水手模样的人对他说，西崽头目刚才说过，西崽房间不能让，还是买我们的水手房间罢，也是先付定洋五元。于是张廷灏又去看水手房间，这是在船的中部，靠近船长室。水手房里有五个铺位，还有一个小方桌。美中不足是有些油腻的味儿。张廷灏顾不到这些了，十分满意，却不肯先付定洋，那时正在船上的我同吴开先也觉得这比西崽房间好些。当时张同吴就去找原来经手卖房间的西崽讨还那五元定洋。可是，那个西崽不肯还，吴开先拿出学过法律的本领和他争论，还是无用。这时恽代英也到船上来了，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张廷灏赶快去退票，因为离开航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了。张廷灏退岂不成，再回船上，到水手房，不见一人，急忙找到一个水手问原因，那个水手说，船长命令，水手房不能卖。这个水手带领张廷灏到那个黑洞口说，你的同伴全在下边。张廷灏只好从黑洞口的小扶梯下去，却听得四个同伴哈哈大笑，恽代英幽默地说：“西崽做不成，水手也做不成，还是做了官。"原来这官舱是一人一间，每间都有窗洞，并非暗无天日。 不过张廷灏带来个新消息：吴玉章率领的四川代表团是元旦到达广州的，而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积极进行，四川代表团就帮着做大会筹备工作。如此说来，我们也许还赶得上大会开幕。但是等到我们到达广州时，大会已进行数日，而各地选出的代表尚未到齐。所谓元旦开幕只是一个仪式，实际工作是在一月四日开始。我们向大会秘书处报到（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被安排在一个旅馆里。我和恽代英又到文德路一个楼房的二楼见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我们知道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省共产党员都已到齐，中央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决策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不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争席位。 我们从陈延年那里又知道，戴季陶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员中影响极大。为此瞿秋白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专门批判戴。然而戴这本小册子还是影响很大。戴是右派的重要人物，当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名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旧黄埔海军学校，故简称黄埔军官学校）建立时，蒋介石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当校长，原因是孙中山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不过蒋这心事不能对孙中山说。后来戴季陶劝蒋就职，理由是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 大会会场在旧广东省议会楼下大厅。我们到会时，汪精卫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已经过去，我们只能从大会秘书处看简单的记录。我们上海代表团的恽代英在大会上作了演讲，恽代英是大演说家，可以连讲两小时，讲者越讲越有精神，听众也始终静听，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于一月十九日闭幕。大会宣言重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及地主豪绅；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诚意地和苏联合作，必须和一切被压平民族共同奋斗。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并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平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并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明确指出革命的方针。 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投票结果，最足发人深思而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那时已被放逐）得票最多，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比胡汉民少一起。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有三十六名。当选为中委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朱季恂等，候补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 事后，国民党右派说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三，这次大会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这真是颠倒黑白！在投票选举前，我们党团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即使是国民党右派，我们也投票选举他。 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当场演说。他的宁波官话实在不易听懂。现在还记得他厉声怒色地说了这么两句：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起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前面一间已经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肖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肖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毛泽东对我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此稍远。又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听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觉得担子重了，不能胜任。毛泽东说不要紧，肖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毛泽东又说，自己正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他自己编，杨开慧助理，现在可要我编了，杨开慧帮他做别的事。那时候，杨开慧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还在吃奶，所以杨开慧除了助理毛泽东工作，还要忙家务事。我与她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两个多月，却很少讲话，常常我和肖楚女说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恬静贤淑的女人。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底才创刊，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政治周报》的文章都是约人写的，但有一短篇专栏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编辑自己写的，前四篇"反攻"栏上的文章就都是毛泽东撰写的。我接编《政治周报》后，在"反攻"栏中也写过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周报》第五期。第一篇题为《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内容要点如下：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虽然行动上已证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们抵死不肯承认是"右"，硬说是"中"派，他们很巧妙地造出两句"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实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及其党徒，并不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却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所责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桢一流人），联合著拼命破坏他们所认为赤化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也来玩这把戏了。《醒狮周报》第六十七期里有什么"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招待上海新闻界记者，有一位先生也说他们国家主义者是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奇怪得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英、日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不料却有人称之曰苏俄帝国主义。这种奇谈，真堪令人齿冷。我们且看国家主义者是否"左排"了以后也"右排"。但事实证明：当去年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上海的国家主义者并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国主义。请看看他们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狮周报》上，只看到了他们骂广东革命政府的文章，诬蔑爱国群众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骂苏联的文章，却不见"右排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国家主义者所谓"右排"与"左排"。 第二期题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内容举《醒狮周报》各期的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滥调而予以驳斥，兹从略。 第三篇题为《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内容要点如下：江浙一带，不但有许多青年谈国家主义，也有不少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谈国家主义。一向不知国家为何物的这些中年人，现在居然一变而成为国家主义的革命家了。为什么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忽然谈起国家主义？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来国家主义是躲避革命高涨的盾牌。当民众的革命热潮未发动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懒怠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一旦民众间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xdx潮了，“革命"二字成为流行品的时候，那些懒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见得反对革命是无用了，而且成为背时的怪物了，可怜他们还想在社会上混饭吃，还想混充社会的中坚人物，觉得潮流是不可不顺应的，而又天性没有革命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他们觉得不谈革命便不时髦，而谈革命又危险，他们正是进退两难，忽然有国家主义这件东西出现，听听它的主张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听听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态度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真是一件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他们自然会心领神会地松一口气道：“哦，来了，这是一个不闯祸的玩意儿！"所以我敢断言，中国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涨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比较长的论文。这评论文收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广州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发行的十月革命纪念的小册子里。这篇文章无非讲述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兹从略。 我在广州三个月，除了起草宣传大纲，例行公事而外，只写了这一点文章。 过了几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了。这一天，汪精卫也来了，他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指示：（一）要起草一个用中央名义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的精神。（二）把原来的检阅干事（原有三人，职司检阅国内外出版物，但近于剪报），改组为检阅会议，订办事细则，规定每个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交本部秘书核定处理。（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即扩充原有之图书室，应订阅海内外日报、刊物若干份，并订阅外文杂志及书若干种。 毛泽东同志指示完毕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开会，计检阅三人外，有专司抄写的文书二人，收发并登记文件的干事一人。共计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来，用中央名义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大纲只好由楚女和我动笔了。好在肖楚女是个又会讲演又会写文章的全材（我不善于讲演），花了一天时间，我和肖楚女就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不料此宣传大纲经三月五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又决议：再加上一段文字，列举二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之重要意义。因此这个宣传大纲在三月六日方始发出。 过了几天，毛泽东指示要办的各项都已办好。有一天，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要我写文章，广州分会同人要开会欢迎我，并请我便餐。我说，写文章恐怕不行，宣传部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会见分会同人，吃饭，都可以。会见以后，才知道广州分会除了刘思慕，还有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梁、叶二人当时还在中山大学求学。我当场作了简单的发言，对分会的工作表示鼓励和支持。我也谈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主要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五卅运动时，我们办过《公理日报》。事后，刘思慕写了一篇《访问沈雁冰记》，登在《广州文学》上。 我虽不善于演说，还是被陈其瑗拉去，对广州市的中学生作了一次讲演。我开始推托不会讲广东话，陈其瑗说他当翻译。开会前，陈其瑗恭读总理遗嘱，然后用广东话介绍我是中央宣传部秘书，但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把介绍辞也翻译给我听了，他这文学家一句话，启发我放弃原来想讲的一套党八股，改用了和文学有关的。我简单地叙述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了火种下来给人民，然后人民知道吃烧过的兽肉和鱼类等等，然后知道把树枝点燃起来，夜间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处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接着高声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起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这一结束语，博得满场的热烈掌声。当我开始讲这段希腊神话时，满堂的中学生鸦雀无声，都在静听，想见他们对这个希腊神话感到兴趣。当翻译的陈其瑗，脸色有点惊讶。当听到最后，他边译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传部、妇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楼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棚，这里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室，政治讲习班学员的宿舍却在一所楼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海军局，局长是李之龙。当时这个政治讲习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林伯渠等都是理事。毛泽东给这个讲习班讲农民运动，何香凝讲妇女运动，肖楚女、恽代英讲工人运动。肖楚女便拉我去讲革命文学。这是宣传部工作以外的额外工作，把编辑《政治周报》也算在内的话，经常性额外工作就有两件。这可把我忙得团团转了。但是，还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出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会议的决议是：指定何香凝、杨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啸仙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妇女运动讲习所的章程草案，后来这个妇女运动讲习所，还规定我去兼几点钟课，但究竟去讲了课没有，现在记不清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我代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即在我代理部务期间，汪精卫忽然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宴会设在楼下大厅中，同座还有缪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长甘乃光。汪精卫告诉缪斌，中央委员会已经内定缪斌担任第二师党代表，不久即将正式发布。当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是王柏龄，任命缪斌，这是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作的准备。而汪精卫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时缪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卫说，这个小宴会是对缪斌的荣任新职表示祝贺，同时也介绍代理部务的沈同志和你们相识。于是我和甘乃光、缪斌等彼此都客气了一番。汪精卫然后谈到军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对立问题，他对缪斌说，北伐是两派的共同目标，既然目标相同，为什么又要分派呢？他认为最公平的办法是两派都宣告解散，他说，缪斌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校长（蒋介石）的亲信，此事他若领头，容易成功。缪斌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之。甘乃光问，要是共产党方面不肯，如何办？汪精卫回答，青年军人联合会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而且，如果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解散，共产党人也不能反对了，他们不是说大家要团结么？在宴会快结束时，我问汪：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宣传部起草的宣传大纲，已送交常委书记长，不知您看到没有？汪说没有看到。这个宣传大纲后经中常委讨论，决定由汪精卫加添一段，解释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销假后，肖楚女也要离开宣传部专做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当时已内定肖为教务主任，而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早定毛泽东兼所长，并将于五月三日开学，故此时工作很紧张。我请毛泽东找个人来做我的帮手。毛泽东允为物色，并说，如果在广州找不到适当的人，就函请上海派个人来。 肖楚女旋即搬出毛泽东的寓所，住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宿舍里去了。 三月十七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十八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毛泽东问过海军局长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本来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毛泽东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起变。"毛泽东这时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止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的孩子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象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篇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此时快近午夜十二时半，毛泽东说：睡觉去罢。就上楼去了。我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已经日上三竿，街上已解严。毛泽东早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了。我到宣传部办了些杂事，看过几封不紧要的文件。宣传部里的同人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枝弹药。过了两天，我又见到陈延年，我问：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回答：中央来了回电，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陈延年又对我说：“刚收到上海来电，要你回去，张秋人则从上海来，两三天内准到。"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也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在张秋人到的前两天，孔令俊突然来找我，他也是从上海坐船来的。原来令俊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德沚认为上大中文系毕业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给他找个职业，又料道广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叫令俊来了。我那时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传部当个小职员，同时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两天以后，张秋人来了，也住在毛泽东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铺上。我向张秋人交代了有关《政治周报》的存稿等等，算是办好了交代。于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条"醒狮”轮船，定的官舱，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内，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我又乘邓演达的小汽艇同邓到黄起军校看望了恽代英，又乘原艇和邓演达同回广州。 此时早知道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兵已经撤回，汪精卫却称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卫。在楼下一进大门，就有个男子拦住我，用广东话说了一大串。我不耐烦与他纠缠，就拿出名片来，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就下来请我上楼。我上楼后，看见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物件，转脸对我说，汪先生住在里边一间。汪精卫看见我很高兴。当我说要回上海时，他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醒狮轮开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我答应努力去办。却又问他：还管宣传部的事么？毛泽东说：“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挽留我再管几天，再说，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长以后经手的事情，作个书面报告，作个交待。" 我已经上了船，中央党部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刘芬匆匆找上船来，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轻声说：这是文件，带回上海交给党中央。 轮船开航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江天，心中感慨万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码头后，我下船坐上人力车，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我进了大门，就有个陌生的男子拦住我，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拿出名片给他。他上楼去了一会儿，下来请我上楼。我进了那个会议室，但见满屋烟雾（吸烟的人多，又不开窗），听得彭述之的声音在说：“都是季山嘉把蒋迫成……"彭述之看见进来的是我，也就截住话头。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取出刘芬托带的文件交给陈独秀，我便了楼回家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实现毛泽东嘱咐的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委领导下的党报。我把此事对陈独秀说了，陈独秀说《中华新报》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我找到《中华新报》的人，知道印报机器及其他设备出盘价钱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机器，很小，每日印报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目下只能顶盘《中华新报》的小小设备，在上海先办起来再谋扩展。我用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名函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顶盘《中华新报》的机器及其他设备，但开办费估计需要三千八百元，开办后每月经常经费估计为四千六百元。至于总经理，拟定为张廷灏，总主笔拟请柳亚子担任，我为其副手，并推荐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 这封公函去后，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签发的宣传部复信。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虽然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工作，仍代国民党支撑宣传部的局面。复信加一个张静江为正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把我所拟总主笔名称改为正主笔，余俱照准。但谓开办费（连顶盘《中华新报》机器等费用在内）七千四百元，可由宣传部陆续支付，每月经费照原定四千元樽节开支。 我接到这封复信的时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对我们申请立案的呈文迟迟不批复，因此，跟《中华新报》并不说死，况且钱也还没汇来。一两天后，法租界当局的批示下来了：不准。因此，拟名为《国民日报》的上海党报，就此告吹。我据此函告中宣部（此时顾孟余已为中宣部长），谓编辑部正主笔柳亚子，副刊主编孙伏园曾为此事开过几次会，计划此报和副刊的内容，并拟写了报纸和副刊的发刊词，似应略有报酬。 不久中宣部来信，谓应给柳亚子一百元，孙伏园六十元，也给我八十元，此项费用可由宣传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时我正代理交通局长，原局长是恽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四月三日的会到八十一人，杨贤江为主度，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举出此次大会的特点有七。一、广东革命空气之强烈，使不革命者受其影响而转向革命；二、此次派往广州出席的代表都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各省努力革命的同志，带来了改组后两年奋斗的经验；三、此次大会宣言对世界各国民族运动之观察及分析，异常明确，并确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四、大会对于革命之敌人，即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土豪等，认识极为清楚；五、联合各阶级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但认为联合战线中之主力军应为工农阶级，故发展工运、农运实为当前最重要之任务；六、严申纪律，使参预西山会议之党员皆受纪律制裁，此已见大会决议案；七、注意各地的党务发展，并对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伪代表大会加以观察和批判。 接着我又收到编辑国民运动丛书的通知，这也是毛泽东未曾交卸代理宣传部长时计划的。通知中任命我为驻沪编纂干事。这部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用的。丛书是小册子，计划每册至多一万二三千字，至少八千字。列为丛书第一辑的，有《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汪精卫著，已有；《中国近百年史略》，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产业革命》；《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小史》（或据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编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革命》（此为美国文学家杰克·伦敦所著之短起小说）；《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法国大革命之意义》；《世界之农民运动》（一）（总名虽为世界，实在分国别，每册一国）；《二七运动始末记》。 第二辑书目为：《中国国民党之使命》；《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社会主义与宗教》；《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自中古自由市民到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国民革命》；《苏维埃制度》；《苏联之外交》（编或译）；《世界之农民运动》（二）；《鲁尔占领后与道威斯计划》；《黑种人之革命运动》；《五卅惨案之前后》。 第三辑丛书之书名如下：《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革命的文学》；《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的消灭》；《世界之农民运动》（三）；《苏联的教育》；《红军》；《犹太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战争》。 第四辑书目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洛加诺会议》；《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苏联的艺术》；《世界之农民运动》（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叙利亚战争》；《将来之国际大战》；《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第五辑书目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三八妇女节》；《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问题》；《莫索尔油矿》；《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裁减军备会议》。 以上各书都为待编或译。 我所以不厌其详地全部抄引了毛泽东当时计划拟定的书目，因为它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最后，补叙我怎样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当我回沪的第二天，郑振铎就来找我，吞吞吐吐说：“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我问当地驻军怎么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个人？郑振铎回答：“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当地驻军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你在编译所工作。"我说：“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 第二天，郑振铎又来找我，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说是退职金。又给我一张商务印书馆的股票，票面百元，说这是公司报答你替公司做了许多事，还说票面百元的商务股票，市场上有人肯出二百元买，还买不到呢。郑振铎这话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务印书馆的现有资产，超过注册的股本两三倍。 这张股票，不久我卖给一个本家，只要二百元。这个本家高兴得很，说是照顾他；如果拿到市场上，至少可卖二百五十元。 现在要讲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事。这本是恽代英管的，恽代英留广州，就由我代理。这交通局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全是共产党员。交通局的职权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因为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扣广州寄出的任何书报，所以上述《政治周报》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与上海或香港与上海的各轮船的海员工会的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专办此事。交通局有职员四、五人，都是办杂事的，没有专管会计的人，恽代英是自兼会计。但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上海交通局的业务繁忙了，我还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也是代恽代英的），所以没法自兼会计。我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不久，派来了姓郑（男）姓梁（女）一对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党员。这两人担任会计和记录。女的任会计，男的任开会的记录和收发、登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却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新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能和衷共济，时常闹纠纷，还私下里说，这两人是我的私人。结果，我只好请中共上海特别市委出面说清楚，解决了这纠纷。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称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该局事务由中宣部改为秘书处管理，结果经费迟迟不发，每月经费多少也未规定。我乃函广州请辞去代主任，并谓照现在这种情况，交通局只好结束。结果，广州来函任命我为主任，并规定经费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请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交通局设置视察员一人，按时视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苏沿江各省的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形，提出书面报告，并由交通局转秘书处以备参考。但视察员之车马费应如何规定，或实报实销，应请核示。此函发出后竟如石沉大海，十来天之后，我函请"因病"辞职，并请侯绍裘代理。八月下旬，广州来函挽留，并批准视察员一人之车马费应实报实销。这样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经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视察员（共产党员）出去视察了两次。 这年的秋季，我白天开会忙，晚上则阅希腊、北欧神话及中国古典诗词。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两个人。她那时社会活动很多，在社会活动中，她结交不少女朋友。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认识的，也有由于德沚介绍而认识的，她们常来我家中玩。由于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识，声音笑貌，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她们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和她们处久了，就发生了描写她们的意思。那时，因团中央负责人之一梅电龙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密司唐：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这在密司唐，大概是开玩笑而已。但是，梅却认真对待，从密司唐那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老是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的一些文件留在车上。梅下车后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来，可是已经晚了。我听到这个事件后，觉得情节曲折，竟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我想写小说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这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下，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一九二六年冬，国内形势大变，北伐军胜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宣布独立，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只能是"四省联帅"了。革命高xdx潮在迅猛地发展，我也投入这洪流，什么写小说等等，只好暂时搁起来了。 创作生涯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xdx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正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 《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的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是第一次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没有把握，就决定写三个有连续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当我构思《动摇》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设想不能实现，结果只有《幻灭》中的个别人物出现在《动摇》中。 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幻灭》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后来的《动摇》和《追求》也着重写了女性。这有它的原因。"五卅"运动前后，德沚从事于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xdx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起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起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去了。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成的希望》，对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他突然来找我，这时他已经是个连长。他说，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在东江打陈炯明，那时是个班长，东江战役结束就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我问他对时局有何感想，他说，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军人只管打仗。他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我觉得奇怪，他在上海写小说时还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告诉我，他仍在写东西，并拿出一本名叫《红光》的诗集原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那时，我正与孙伏园筹组文学团体"上游社"，就拉他列名为发起人。顾仲起住在旅馆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来了几个妓女，同她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又叫她们走了。当时军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问旅馆的茶房。茶房说，这位客人几乎天天如此，叫妓女来，跟她们谈一阵，又让她们走，从不留一个过夜。原来他叫妓女也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幻灭》中的强连长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写这样的一种人对革命的幻灭。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原来用的笔名如"玄珠"、“郎损"等，这时候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写的《蚀》的新版"后记"中，写过一段说明，现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 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 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 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 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 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 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 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 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 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 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 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草头就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原来我把《幻灭》的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圣陶后，第二天他就来找我了，说，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就准备登在九月份的杂志上，今天就发稿。我吃惊道，小说还没有写完呢！他说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又解释道，九月号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说，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矛"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我也同意了。这样，就用了茅盾这笔名。 十月上旬写完《幻灭》，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无此心情，不如写下一平时，对全篇布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构思《动摇》，圣陶却又来约我写评论文章了。他说，《小说月报》缺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老手"。他建议我写鲁迅论。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写出来的却是《王鲁彦论》。我这是避难就易。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七我才写了《鲁迅论》。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鲁迅论》我署的笔名是“方璧"，这是从"玄珠"演化来的。没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这评论文中，我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说，读鲁迅的小说，能引起我们极深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原因就在这里。我又说，喜欢读鲁迅小说的人们，还应该去读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如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那么杂文就是正面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导师，虽然他不肯自认。鲁迅从不板起脸教训青年，然而却随时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动。他鼓励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鼓励青年去除旧革新，争生存不能苟活，求温饱不尚奢侈，要发展不是放纵。但是他又告诫青年要学会“韧性"，而且他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在文章中我还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我说，“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我说，鲁迅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评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七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平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一九二六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齐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一九二七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阳社成立了，创造社也重新开始了活动。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声疾呼，的确使沉寂的中国文坛又活跃起来，并且在推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阳月刊》创刊号后，很是欢欣，我发现一年前投笔从军的朋友们又重新拿起笔来战斗了。太阳社的钱杏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欢迎太阳》，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学周报》上。在文章中我说：“我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它的辉光，我更郑重介绍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们。"但是我也认为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所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蒋文有唯我独"革"、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趋于偏激。我在文章中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象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学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xdx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偏狭的路。"我还认为作家有了"实感"（生活经验）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起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我发出了询问：“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有一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情绪：“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也是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我还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话，这一段话也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这段话，后来成为创造社攻击我的主要靶子，傅克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说中国革命走到了绝路吗？断没有这个事，中国革命还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xdx潮，决没有走到绝路去，……如果讲这是绝路，那么，我们只有叫资本主义万岁了。”看来，克兴君当时显然是一其中盲动主义之毒甚深的"苍蝇"。 过后不久，我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这消息是别人传给我的，因为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向他谈过此事的经过，并表示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他劝我安心从事创作，并举了鲁迅的例子。 我写完《追求》以后，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我。闲谈中，他发现我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说，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但我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时我见过，是认识的。我于是决定到日本。陈望道又说，他可以替我办理买船票、预先兑换日元等事。于是德沚就忙着打点我的行装。 六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间，陈独秀突然来到我家里。我们有一年多未见面了。约在半年前，陈之联络人郑超麟曾来看过我，知道我现在蛰居家中，卖文为生，所以陈独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陈独秀来，是德沚闻叩门声而去开门，一见是他，便请他进来。我请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问他此来何事，他却自己说：我近来在研究现存于各省方言中之中国古音，为作一部《文字学注释》准备材料。从前顾亭林作《诗本音》，碰到协音不通处，先向师、友请教，还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问樵夫、打渔的、牧童等，要他们念土话，甚至为了一个字的古音，而问到东西南北十多个省的人们。顾亭林谓古音没有完全丧失，或存于甲地，或存于乙地。我现在想继顾亭林之后，作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á（意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诗中常见"底事"。广东话中亦有古音。现在我正收罗上海话之古音，特来向你探讨。我说我对家乡乌镇话，也许还没忘记，上海话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话也许比我好一点。于是陈写出几个字，要德沚用上海白来读，他则作音标。二十分钟后，他将纸笔收起，说还要找真正的上海人来研究。我说，真正上海土话是浦东话，与十里洋场的上海话又自不同，现在的上海话，杂有宁波、苏州口语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他现在不问政治，所以治声韵学。我又问：你看蒋政权能维持多久？他沉吟后说：从前北洋军阀直、皖、奉三系，火并八年，互相削弱，然后国民革命军能北伐成功。现在蒋内部派系及收编之地方军，恐不止三个系统，他们自相火并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时共产党方可卷土重来，现在的到处暴动不能成大事。我问：外国侵略如何？他说蒋介石嫡系中有亲日亲英美之分，两相抵消，外国侵略暂不能有。他又说：论国内大势，或国际大势，都须根据详细情报，我现在块处斗室，消息隔绝，蒋家报纸一味自拉自唱，我刚才所说，只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又已不同，不足为据。这时已十一时，他要走，德沚说，里内各家都在门外乘凉，你从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过夜。他笑笑说，“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厅的后间，忽又站住说，"小心点也好，"指着室内的小榻道，“我就在此过夜罢。"这小榻本是女佣睡的，我从牯岭回家就把女佣辞退，所以空着。于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来。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还没有起身。此后他没有再来，但寄来一信，谓已找到浦东人谈上海古音云云。后来这部《文字学注释》，陈独秀是在国民党的监牢中继续写，抗战时他在四川省江津县完成。当时本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陈独秀病死于江津，他的亲属将《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竟没有出版。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嘱我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我就常到卢表叔公馆去，跟一些同乡故旧晤谈。他们是卢公馆的常客，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时，正是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的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一九三○年夏秋间进行得很热闹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于确定我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也颇有关系。当时的论战者提出了三种论点：一、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产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派的观点。二、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这是托派的观点。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一九三○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它们软弱而且动摇。当时，它们的出路只有两条：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或者与封建势力妥协。 我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 第一部叫《棉纱》。在此部中拟写：一、趁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时无暇东顾的机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抬头的希望；轻工业的棉纱纺织工业一时有发展之前景。二、但在初期资本主义的轻工业勃兴之同时，农村的破产以加速度进行；受地方军阀压迫、剥削及洋货的掠夺之农民，早已不能生活，本国生产的纱、布，价钱比洋货高，农民没有能力购买。于是，三、中国轻工业的嫩芽旋踵即受日本纱之竞争而濒于破产。日本的纺织工业也是趁欧战的机会而得大盈利的，此时以雄厚的资本来和中国纺织工业竞争。此一部分主要写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工人两次罢工都被资本家以分化、欺骗的手段所破坏，最后一次比前两次更猛烈的罢工，则被资本家雇用流氓来破坏了。此一部分还有侧面描写：一、工人生产之剩余价值本来不少，但暴发户的厂主全家挥金如土，使厂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而引起罢工。二、第一次罢工时，别的几家中国厂因为希望少一竞争者，便由他们的走狗煽动此厂工人罢工。但在第二次罢工时，煽动者们又联合著不许此厂的厂主允许工人的要求。此厂主乃想到不如将厂卖给日本人，尚不失为富家翁。那时我定了研究计划：一、纱厂内部组织及工作情形；二、日本纱厂竞争时代之中国纱厂情形；三、日本纱厂竞争的方法。与此同时，我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还打算写这个厂主的个性是：最初雄心勃勃，他说欧战后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达，也是先搞轻工业，印度的独立运动是以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为背景的。但在他成为暴发户后，就骄奢淫逸，顿时换了一个人。当厂中第二次罢工后，他向外国银行借款，其弟阻之，他则说：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什么祖宗遗产呢？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剩余劳动现存的形态是堤防、运河、万里长城，以及无数祠堂、庙宇。我们太疲乏了，不能与外国人比，只好投降。 都市的第二部分是《证券》。这部分表现的要点如下：一、官僚、地主、失败后的工业家，都将他们积累的资本来开银行，办交易所，造成了金融资本的堡垒（财阀），这便是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第二七的现象。二、这些财阀的主要事业便是和政府勾结，垫款，承销公债，自己发财。三、他们用各种方法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又向外国银行借款来做政府的垫款，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代外国人扩张经济势力，而又一方面是维持了地方军阀及卖国政府。四、剩余资本不做生产事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营利，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堕落。 这一部分的男主角来自三个方面：一、乡间的高利贷者，交易所投机成功而致富的，这两种人的致富都是牺牲了家乡一些人而得的。二、旧官僚出品剥削来的民脂民膏而在交易所中活跃的。三、《棉纱》中的厂主兄弟二人。这三项人合资开一银行。 故事梗概如下：银行开幕之日，有两个被银行股东之一（放高利贷致富而开交易所的）所愚弄（买交易所的股票）而尽失所有的甲太太及丙先生，听说害他们的仇人开银行了，特来算帐。但是找不到仇人，反被银行中人做好做歹劝走了。银行股东之一的纱厂主的老弟现在是总司库，他见甲太太的女儿甲小姐很美，便起了坏心。他说，银行愿意收甲小姐为职员，算是补偿她母女从前所受的损失。此后，这位总司库屡次诱惑甲小姐，但总不成功。因为甲小姐的未婚夫丁先生在美国学电机工程，不久即将回国。在一次宴会中，总司库灌醉了甲小姐从而得遂所欲。事后，甲小姐与总司库大闹，总司库谓愿娶她为起，甲小姐不许。总司库于是说，当作没有这回事，且谓此事只有我知你知，决无第三人知道。甲小姐转思闹开了，自己也不光彩，姑且允忍。不久，她的未婚夫丁先生回国了，却与总司库认了中学时代的同学。丁先生便和甲小姐商量结婚的事。甲小姐没有勇平坦白告诉丁先生，只好结婚。丁先生一心想开工厂，招股到处碰壁，不得已同总司库商量，向银行借款。总司库不允，反劝丁先生把变卖家产得的现款存入银行。丁先生自然不肯。后来因见工厂开不成，又听总司库的花言巧语将钱买了美国某项股票。然而纽约的股票暴落风潮使他破产。从此，这一对夫妇都成了失心狂。 都市的第三部分《标金》。表现的要点如下：一、金融资本家只做了军阀的帐房不能调节中国的工业。二、正当国际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以外人附庸的形式而存在，是没有第二条路的。三、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尚虚言骗人，自称为中国资产阶级。 故事的结构：一、银价低落的结果，造成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得利及工商业之倒闭。二、完全是买办阶级化身的中国金融资本家，比工商业者更堕落。三、专持加紧剥削工人，中国的工业家也难以自存。 这部分的内容梗概如下：古先生在三十年前得了半肢疯，卧居一楼，与世隔绝，日惟诵《太上感应篇》。古先生的长子在上海开办火柴厂，女及幼子侍父家居。民国十八年，因土匪连次洗劫附近各镇，长子乃租小火轮一条迎古先生到上海。古先生在汽车中外望，看见汽车、电车、冲霄大楼迎面而来，近代都市的紧张混乱，以及新式时装少妇袒臂露腿，凡此一切皆使古先生怔忡、晕眩，他展开手中所抱之《太上感应篇》，欲诵阅以宁定心神，然而不能。长子见状，乃以本日报纸授之。古先生看报，不料正有黄慧如案的新闻，他看了后气厥，遂晕倒于车中，从此不能再醒。火柴厂老板有个表兄，就是前二部分中纱厂主的老弟，现为某银行的副经理兼作投机生意，他劝火柴厂主不如以火柴厂抵押，得现款，做金子生意，但火柴厂老板不肯。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却正以私蓄做金子生意。但金价忽跌时，她也尽丧所有。 火柴厂因金贵银贱而原料（来自国外）腾贵之累，终于不能维持，抵押给外国银行，但仍为经理，对厂中工人演讲，尚自称"国货工厂"云云。 我本来打算以《棉纱》、《证券》、《标金》三部曲作为新小说的都市部分，而贯穿于此中的一个人就是《棉纱》中厂主之老弟。但是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于是我就搁下了这个计划。 十一月，我转而写中篇小说《路》，这就又回到了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可是才写了一半多，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这次比上次更严重。上次目疾发作时为我治病的某眼科医生，此次却束手无策。这就为难了。上海的眼科医生也不少，为我治病的那位，算是其中翘楚。他也束手无策，那么，还有谁可以请教。幸而郑振铎介绍了他的同乡而新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开业的刘以祥。他检查我的两眼，就说我是老痧眼，现在两眼上眼皮已无痧粒，却结成瘢，这不是此次眼疾之原因。此次眼疾之所以严重，在于右眼角膜溃烂，成一小孔。左目则有厚翳从上而下已掩半个瞳孔。我听这么说，有点发慌。我问刘以祥怎么办呢？他说右目易治，只要注射自己血清，大约一星期可以复原，左目那层翳却比较难以对付，说不定多少时间可以消除。所谓自己血清者，是从我身上抽一点血，然后配以药。注射部分是在右目眼角。我听说要在眼上打针，即使是在眼角，也觉得诧异。但事到如今，只有照办。当天，刘医生取了我的血，嘱我第二天去注射。我回家对母亲和德沚说了，她们都大骇，说从没听说眼上可以打针。因此，第二天我去时，德沚便也同去。注射前，刘以祥叫我心想别事，不把注射当一回事。我闭目如教，心想写作之事，一会儿，刘以祥说成了，我睁开眼，不知何时已经注射完毕。刘以祥又问我喝酒否，抽烟否？我答以向不喝酒，但抽烟却多。刘说，从今以后，也不能抽烟了。又取出一支药膏，说每天几次抹在眼上，抹后要轻轻揉几下，并给了小小的玻璃管，说药膏就涂在管上。这种药膏是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但记得药厂名为lily。回家后，德沚说，注射是右目左角眼皮上，也称赞医生本领好，这眼皮上注射真不容易。因为刘医生叫我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所以母亲就叫德沚监督我。 我每星期到刘医生处复诊。两星期后，右眼已经恢复原状，但左目的云翳如故。我耐心养病，左目不看书看报。如是者三个月，刘以祥说我的左目上的云翳也退去了。他说，出乎他的意料，我竟恢复得这样快。我说，这是因为严格遵守你的教导之故。药膏没有用完，刘以祥说可以继续用，每晚临睡前一次，直到用完为止。我也如教。 在这三个月的休息期间，眼虽不能多用，我的思想却大活动。我暂时抛开了《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了。我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即后来的《子夜》。旧计划《标金》的故事第一节古先生的半肢疯及受不了都市的混乱紧张生活的刺激而中风，保留下来，但不是火柴厂老板的父亲而变为吴荪甫的父亲了。火柴厂之亏本等等也保留，但厂主是周仲伟了，而且这个火柴厂主的性格比原计划的要复杂得多。 其次，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将纱厂改为丝厂。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起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经（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早已站稳脚跟，但此时受日本丝之竞争而渐趋于失利之地位。 这三个月中，好像重温读过的书，我又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所遇到，并曾和他们长谈过的同乡亲戚故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一次重访同乡故旧，在他们的谈话中，使我知道仅一九三○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这都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坚定了我的以丝厂作为《子夜》中的主要工厂的信心。我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一九二九年中国火柴厂宣告破产的，江苏上海九家，浙江三家，河北三家，山西四家，吉林三家，辽宁三家，广州十三家。这又坚定了我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的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这便是我用力描写周仲伟及其工厂之最后悲剧的原因。 同时我再一次参观了丝厂和火柴厂。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了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后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这个原则，自然也可适用于创造企业家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仲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在决定改写长篇小说之后，我就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在我的眼疾完全治愈，并续写完了《路》之后，又据此提纲写出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现在这些大纲都丢失了，但那个《提要》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个《提要》字数不算多，我就把它抄在下面。因为从中可以窥见我写《子夜》的最初的设想。 提要 两大资产阶级的团体： 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团体；内包： a.买办而兼火柴厂主的周仲伟。 b.航商某甲，又在筹办长途汽车公司。 c.矿商某乙，中兴煤矿公司。 d.同为丝厂但被压迫之朱吟秋。 e.丝绸厂主某丙，后亦被吞并。 f.卷烟厂主某丁。 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内包： a.韩孟翔，交易所经纪人。 b.大地主某甲。 c.杜竹斋，钱业。后在工业资本团与银行资本团 冲突尖锐化之时，他守了中立。 d.研究系之银行家，某信托公司总经理。介于此两大团体间的资产阶级分子： a.陆匡时，交易所经纪人，因为空户所累而致破 产逃亡。 b.某甲，因内地匪多，挟资到上海来为游资的。 破产。 c.某乙，某丙，在革命后做官两年，刮了十余万， 现亦在上海为公债投机事业。破产。 d.某丁，赋闲的某军官，与雷参谋为密友，曾一 时为赵伯韬之同谋公债倒把者。 e.李玉亭，经济学家，赵伯韬的军师，然实为赵 之工具。 f.某庚，小钱庄老板，即做空而累及陆匡时者， 然他本人并不亏本，他先逃走。 g.某辛，中等商人，在公债风潮中破产。 h.报馆老板，与李玉亭友善。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外独立者： 买办阶级：军火买办，外国银行之买办。工业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a.吴荪甫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 b.航商某甲自始即与日本资本有秘密关系。 c.周仲伟后来因受银行团的压迫而投降了日人 资本家。银行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a.赵伯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人。他是银行买办。 b.大地主某甲的地产事业亦与美国英国人合 办。 他们的政治背景： 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但亦有倾向蒋派者，例 如矿商某乙。 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但研究系之某信 托公司则反蒋，反国民党。 五月十七日白里安发表"欧洲联邦计划"。交易所中第六月四日李宗仁、张发奎占领长沙。同时，彭一次战争德怀占领岳州三天。第二次罢工六月中旬桂军又退出长沙，武汉复安。贺龙及交易所中在沙市、孝感、大冶进出。第二次交战六月二十七日山西军占领了济 南。长江沿岸交易所中第一带，自九江以上，红旗到处三次交战及隐约于山间。长江各轮屡遭枪第三次罢工击。 七月上旬朱毛围攻吉安，南昌吃紧。 七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军占领长沙，同时朱毛 围攻南昌，绕袭九江。 政客，失意军人，流氓，工贼之群： a.改组派政客某甲，某乙，与吴荪甫亲热。 b.失意军人——改组派，北洋派。 c.流氓——破坏裕华丝厂罢工者。被朱吟秋及 刘玉英等所收买谋绑赵伯韬之流氓。被吴荪 甫收买拟刺赵伯韬之流氓。赵伯韬所豢养以 自卫的流氓。 d.工贼——属于黄色工会中之蒋系者。属于黄 色工会中之改组派者。属于改组派而不在黄 色工会中。属于资本家方面所雇用者。属于 取消派者。 e.恶霸——贩卖私烟等等者。叛逆者之群： 女工：（1）立三路线之基础分子；（2）斗争剧烈时之动 摇者；（3）渐渐走上了正确路线者。 指挥者：（1）奉行立三路线者；（2）思想右倾者；（3）作 两条战线之斗争者；（4）蔡真之流。 青年学生：参加各纪念节，在学生中为反国活动者。 左翼作家：右倾与左倾的机会主义及不动主义。剧社 女演员。 其他各厂工人（例如朱桂英的一家，她本人为丝厂女 工，弟为火柴厂工人，又一弟则可为其它业之工 人）。小资产阶级之群： 一般市民——悲观失望。医生，陆匡时之弟。 知识分子——动摇。范博文，吴芝生，张素素，某记 者，某小书店老板。 颓废者——陆匡时之子。 跳舞场中之奇人——老人。其女为革命党而被杀，老 人至今寻觅之。总结构之发展：《夕阳》《燎原》《野火》or 一、工业资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谋组织一银团，一面抵 抗银行资本家赵伯韬等之压迫，另一方面则谋吞 并工业资本家之实力薄弱者。 二、此工业资本家之团体在吞并小工业资本家一点 上是将要成功了，但劳动者的攻势却又开始了。 当他们努力镇压下了劳动者的反抗以后，但本身 却受银行资本家团体之劫持而陷于苦斗中。同 时他们又受劳动者之攻击。 三、夹杂着政治上的与交易所中之种种阴谋，此两大 资产阶级团体之斗争尖锐化到极点，且表面化， 因而发生了暗杀及假借政治力量（赵勾通政治势 力将以勾通改组派之罪通缉吴荪甫）等等丑剧。 四、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间压碎了的实力较次 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各谋报仇，或投入吴派，或投 入赵派。谋倒赵者以交易所为战场；谋倒吴者以 工厂为战场，谋利用劳动者。于此造成了劳动者 的第三次罢工。且此罢工虽因赵派之教唆而发， 然发动后则日益左倾。而此时因济南失守，市场 动摇，在公债上做多头的赵因吴派之抛空，且将 大失败。于此时赵吴皆有同归于尽之势。 五、长沙陷落，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 革命。然两面都心情阴暗。此复归妥协一致抗赤 的资本家在牯岭御碑亭，遥望山下：夕阳反映，其 红如血，原野尽赤。韩孟翔怃然有间，忽然高吟 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家骤闻此语， 冷汗直淋。 总结构之下： 一、吴荪甫与劳动者：第一次罢工，只从资a.因吴荪甫要减工资而引起第一次罢本家方面对付中反映工。出来。第二次是正面写了，b.借了党部、官厅、流氓、工贼之力量，但罢工指导者的活动算是把第一次罢工压下去了；工人一及意见不一致却是从无所得，只产生了几个有希望的领的工人口中反映。资方破坏手段也是从与袖。工人发生关系这一点c.第二次罢工为吴要暂时停厂（此时吴上正面写出来。第三次是一面从资方正受银行家之压迫）而起的，也是继写，一面从指导者（玛续第一次退守后的反攻。金等）方面写。d.此次亦如前一样被镇压；但因复杂的 关系（即有赵派在中鼓动），吴不得不 仍开厂，但工钱一律打个八折发给。在 此役中，罢工指导者之间发生了不同 的意见，工贼中间，亦在蒋派，改组，取 消，及资本家雇用工贼四者之间的暗 斗。工人中分裂。第三次罢工时，吴是e.第三次为赵派所鼓起，口号为回复从不愿的，因他刚刚抛前工资额。售出一批货，是用了f.此次因承两次之教训，一般工人ae腬f0比较低廉的价格抛左出，然因工人工资已倾，而且团体亦坚，第一次罢工所产减，故尚有利。他出售生之领袖至此时大有作用，而指导者此定货，为的要付银行的借款。亦比较意见一致——李立三路线，工 人想打厂。 然指挥罢工者中仍有不赞成打厂，尤其 是工人中之领袖，故虽立三路线者想借 此造成所谓暴动，竟不成功。可是罢工 是很坚决。黄色工会企图夺取群众，则 欺骗，造谣，恐吓，无所不至。吴在既以武力解决占h.结果，吴荪甫用武力解决，暂时停厂据厂内之工人后即赴——这在他是损失，但他预算只停两避暑地。星期；此两星期中另招新工人。因为 丝厂停工者多，失业工人甚多，故招 新工是不成问题的。他乘此时到庐 山，因为他谋暗杀赵之事为赵所知， 且赵亦以通缉为报复也。 二、交易所中： a.资产阶级之两大派在交易所中，最初是 合作者。他们的联合资本贿西北军后退 三十里，因此获利，此时他们是多头。但 其后赵即单独放空。因为西北军既退了 三十里，又反攻了。 b.其后吴得雷参谋之密电，知陇海线上中 央军形势又利，转做多头（陆匡时即为 吴之经纪人），狠狠的挤了赵一下。因赵 至此时尚为空头。 c.赵亦施神通，厚贿雷参谋之友，知前敌形 势，乃亦做多头（赵之经纪人为韩孟翔）； 可是吴却知桂军发展甚快，将入长沙（六 月四日入长沙），乃又放空。一时市场几 乎成为陆韩二人之市场。一空，一多。然 不久吴实已暗中补空，而陆之卖出乃为 零星户头之投机及脱手者。赵则坚做多 头。六月中旬，桂军又退d.中央军胜报又来，债市渐高，赵又获出长沙，武汉复安。利。济南失陷的消息，吴先一日得 到，则又大放空。赵几为所倒。 然赵更做多头，力提市价，同时以公债维e 持会之名义散放空气，请政府财政部干 涉，又以倒把勾串改组派之名阴谋挤吴。 此时陆匡时亦大放空头，吴却暗中补进。 交割期届，陆为客人所累，不能不逃走。 三、恋爱关系： a.范博文与林佩珊之恋爱不成，及与吴四 小姐之恋爱。 b.吴少奶奶之秘密恋爱。雷参谋之临别的 话忽然挑起了她"要恋"的情热，则注目 于阿萱（小叔）。赵收罗的女人和金刚c.赵伯韬先与刘玉英有染，继在交易所钻一样的多。第二次获利后忽又与交际花徐曼丽 有染（是徐勾赵，因徐本与韩孟翔有 关系，从韩处知赵大获利，故心动）， 因此极触刘玉英之怒。玉英乃谋以 激烈手段对付。 d吴荪甫先与家中女仆有染，又在外与一 电影明星有染，后交易所最后胜利之时 （其实他并无多大钱赚进，因为亏空亦 甚大也），徐交际花忽又起赵而与吴恋。 二人同往牯岭。 e.女工朱桂英之恋爱。 f.林佩珊：她的娴娴想把她嫁给雷参谋，而 她的姊夫吴荪甫则赏识了杜学诗，因为 他是工程师之胚子。但她自己则有点爱 范博文，又有点爱阿萱。因为她还太小， 只有十五岁。 g.张素素，女学生，与佩珊同学，则爱李玉 亭，因为他是学者；但后来看透了这学 者不过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走狗，她又不 满意，而拟爱范博文，因为他是诗人；可 是后来看见诗人也是走狗之类，她又转 而爱了吴芝生，因为他是常发议论，象 个革命家；后来不幸看出吴亦非革命 家，她却爱了吴的同学，某甲；但当某甲 当真一天一天左倾时，张素素却又怕得 逃走了。 一、色彩与声浪应在此书中占重要地位，且与全书之心理 过程相应合。 二、在前部分，书中主人公之高扬的心情，用鲜明的色彩， 人物衣饰，室中布置，都应如此。房屋为大洋房，高爽 雄伟。 三、在后半，书中主人公没落心情，用阴暗的色彩。衣饰， 室中布置，亦都如此。房屋是幽暗的。 四、前半之背景在大都市，热闹的兴奋的。后半是都市之 阴暗面或山中避暑别庄。 五、插入之音乐，亦复如此。 六、最后一章，在亢奋中仍有没落的心情，故资产阶级之 两派于握手言和后，终觉心情无聊赖，乃互交易其情 人而纵淫（吴与赵在庐山相会）。 将这"提要"的内容和现在的《子夜》比较，可以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原"提要"除了着重写交易所中的投机狂和工厂罢工外，还计划用一些笔墨来写与各次交易所的交锋有密切关系的战争形势的变幻。原"提要"中资产阶级两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更为激烈，甚至企图采用绑架、暗杀、通缉等手段，但最后却在共同对付共产党的默契下又握手言和了。原"提要"中的罢工斗争有三次，第三次又是赵伯韬鼓动起来的，这也与《子夜》中的不同。原"提要"还打算比较细致地写写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写指导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其中有奉行立三路线的，也有反对立三路线的，也有守中立的，因此造成指挥混乱，没有全盘计划，结果是罢工失败了。”提要"中的人物也比《子夜》中的多且广泛，有军火买办、政客、大地主、失意军人、报馆老板、航商、矿商、恶霸、流氓之群，以及左翼作家和青年等等。"提要"中有些人物的活动也大大增加，如张素素等。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恋爱关系）也更加复杂。不过从"提要"看，重要人物屠维岳却没有亮相，只笼统地提到有资本家雇用的工贼。冯云卿、冯眉卿父女俩的故事也没有提及。大概在拟定"提要"时，这几个人物在书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在我脑中完全形成。另外，在原"提要"中我还初步确定书名为《夕阳》（或《燎原》、《野火》），并且作了形象的说明。但使我奇怪的是：原"提要"中却没有提到农村的动乱。这显然是个遗漏。因为我清楚记得，在写最初的分章大纲时，关于怎样表现农民暴动，包括曾沧海头上顶了一本淋过尿的《三民主义》等等细节，很费了些斟酌。小说开头写吴老太爷从双桥镇逃来上海，这就带出了当时农村的动乱和所谓"匪患"。后来吴荪甫在交易所和工厂两条战线上的苦斗，又与农村的动荡密切相连：如家乡财产的损失，农民的赤贫化，农村蚕丝业的衰败对丝厂的影响等等。这些，我都准备在小说中从正面或从侧面加以描绘的。关于红军的活动，我记得在分章大纲中原定双桥镇将被红军游击队攻占两次，第一次在小说的开头（即第四章所写的），第二次在小说的末尾，而且第二次使得吴荪甫在双桥镇的家产荡然一空。 总之，《子夜》的初步计划，还是雄心勃勃的，虽然不再是城市——农村交响曲，却仍旧想使一九三○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 但是，当我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就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我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我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不过，我真正下定决心缩小计划，还是在写完了前几章的初稿之后。那时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又打乱了我的写作时间表。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了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已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罢。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但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我就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 秋白住在我家中时，我们也谈到当时"左联"的活动情形。他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说：在方便的时候，我和你同去拜访鲁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冯雪峰来了。雪峰是送刚印出的《前哨》来的，原来他也没有见过秋白，我就给他们作了介绍。当时我想，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我就与冯雪峰商量。我说，鲁迅的家是比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高级公寓里，房子宽敞，住这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倒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福建人，谢的父亲已故，是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秋白住到那里，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先要征得谢旦如的同意，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与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们又商定，如果谢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报》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广告，秋白、之华再去承租。又过了几天，之华来了，说他们的旧居，没有被破坏，还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于是秋白决定搬回去。临走，我对他说，雪峰找的房子如联系好了，还是搬过去，总比这旧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帮他们搬到南市谢旦如家中去了。 现在回过来再谈《子夜》。 经过与秋白的交谈，我就考虑如何压缩《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猝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单行本。在这以前，我曾于一九三二年夏将《子夜》第二章第一节题名《火山上》刊于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又曾将《子夜》第四章题名《骚动》刊于《文学月报》第二七上。 也应当略述我如何而能参观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照规定，买、卖公债都得通过经纪人。证券交易所的门禁甚严，除了经纪人（数目不少）不能进去。大户自然用电话指挥他的经纪人作交易，小户想自己当场看到有利时卖或买，还有"抢帽子"（这是交易所的术语，指那些看到跌风猛烈时就买进一些，而数小时后行情回涨时即卖出，以博得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交易所。还得说明：无论大户、小户、抢帽子的，手上都没有公债票，到月底交割时（交割即结算，交割期由交易所预先公布，大概都在每月二十五至月底这几天内），多头（即买进公债者）也不收公债票而只是收应得的盈利现款，做空头的亦然，即他不用交出公债票（其实他本来手头并无公债票），而只付出他输掉的现款。 为了进交易所的大门，我打听到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虹口分店的章郁庵（现在改名阳秋），是交易所的许多经纪人之一。我就找他，请他带我进交易所。他欣然允诺，并对我简短地说明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及空头、多头之意义。这在别人，也许一时弄不明白。但我则不然。因为交易所中的买卖与我乡的一年一度的叶（桑叶）市有相象之处。每逢春蚕开始，便有几个人开设叶行，其实他们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开叶行的人们对即将来到的蚕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蚕不会好的人就向他所认识的农民卖出若干担桑叶，这象是交易所中的空头；猜想春蚕会大熟的，就向镇上甚至邻镇拥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养蚕的地主们预购若干担桑叶，这就象是交易所中做多头的。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每担桑叶的价格通常是低的，到蚕忙时，如果蚕花大熟，叶价就贵，预卖的不得不买进比他预卖时贵三、四倍的桑叶来应付农民。这样，他就亏本了，甚至破产。而预买的却大获起利。反之，亦然，而预买桑叶愈多者吃亏愈大。叶市约三个月结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还有，开叶行的人也常哄传假消息，以使叶价或涨或跌。这些假消息不外是邻近某镇蚕花大熟或大坏之类。说邻镇蚕花大熟，就是说邻镇的桑叶不够了，要到本镇来买若干担，这就使本地叶价涨起来。反之，假消息说邻镇蚕花大坏，邻镇的桑叶就多，要卖到本镇来了，这就使叶价低落。这些关于叶市的知识，以及《子夜》中以丝厂为背景的故事，都是引发我写《春蚕》的因素。 《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因为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鲁迅知道我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门写《子夜》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中间，我还写了好几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林家铺子》、《春蚕》等，但《子夜》却始终没有出版，所以鲁迅曾多次问我《子夜》写作的进展。现在《子夜》终于出版，我自然应该尽早给鲁迅送上一册。这是一册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时，我赠书还没有在扉页上题字的习惯。鲁迅翻开书页一看，是空白，就郑重提出要我签名留念，并且把我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给我毛笔。我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他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于是，我就在扉页上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此后，凡赠人书，我都签上名了。鲁迅又让我参观了他专门收藏别人赠送的书的书柜，我看见，其中的有些书还精心地包上了书皮。然后，我们分成三摊活动。我和鲁迅交谈《申报·自由谈》上的问题，当时黎烈文已接编《自由谈》，鲁迅和我都答应经常给《自由谈》写杂文支持黎烈文。德沚和许先生闲聊家务事，而我的儿子则跟着海婴到他的"游艺室"玩去了。半小时以后，儿子突然跑了回来，向他母亲表示要回家去。原来孩子们闹矛盾了。许广平进了"游艺室"，大概向小海婴做了工作（那时海婴才三岁半），又拿了一盒积木送给我儿子。我们也就告辞了。 现在要叙述《子夜》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应。我一向认为：大家一致赞扬的作品不一定好，大家一致抨击的作品不一定坏，而议论分篇的作品则值得人们深思。《子夜》正是这样。请看当时的评论家对《子夜》的看法。 瞿秋白是读过《子夜》的前几章的，在《子夜》全书出版后，他用乐雯的笔名发表了短文《子夜与国货年》，登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这起文章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细讲了。文章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 rgent"——《金钱》）。自然，它（《子夜》）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普鲁东主义的蠢话。"按：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第十八卷《金钱》写交易所投机事业的发达，以及小有产者的储蓄怎样被吸取而至于破产。但我在这里要说明，我虽然喜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交易所投机的情况，如我在前面所说，得之于同乡故旧们。瞿文又说：“这里，不能够详细的研究《子夜》，分析到它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一个机会了。” 这另一个机会，就是《读子夜》。这是他用"施蒂而"（秋白另一笔名"史铁儿"的谐音）的笔名写的另一篇评论《子夜》的文章，刊登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此文共分五段，开头就说：“从《子夜》出版后，直到现在为止，（瞿秋白此篇写于一九三三年起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我并没有看见一篇比较有系统的批评；我现在也没有那批评的野心，只是读过后，感觉到许多话要说，这些话，也许对比我后读到《子夜》的人能得一些益处罢？”“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文然后夹叙夹议介绍《子夜》的主要内容，并说《子夜》里的女性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从这许多不同的女性表现上，认出她们的阶级来。至于恋爱问题，吴少奶奶之与雷参谋，是恋爱逃不了黄金的。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顽艺，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而真正的恋爱观，在《子夜》里表示的，却是玛金所说的几句话：‘你敢！你和取消派一鼻孔出气，你是我的敌人了。这表现一个女子认为恋爱要建筑在同一的政治立场上，不然就打散。"在评论到书中的地下党员们时，瞿文说：“从克佐甫和蔡真的术语里，和他们夸大估量无后方等布置，充分表现着立三路线的盲动，……这正是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的当时情形！也许有人说作讥讽共产党罢，相反的，作者正借此来教育群众呢！"瞿文的最后一段（第五）提出五点意见：“一、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地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我们看见社会辩证法的发展，同时却回答了唯心论者的论调。二、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这好比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中的黑虫，使读者有同样感觉。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翁（按即吴荪甫）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三、在全书中的人物牵引到数十个，发生事件也有数十件，其长近五十万字，但在整个组织上却有很多处可分个短篇，这在读到《子夜》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四、人家把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莱，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一个却是用嫣嫣动人叙述者的态度。五、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到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按：此文原件排错字很多，其中显而易见者，已为改正。） 现在要介绍朱明的《读子夜》，此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可能是瞿秋白所说"直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见一篇比较有系统的批评"之一、朱明，大概是个笔名，真人是谁，我不知道。此文刊登于三三年四月出版之《出版消息》。文章开头赞扬《子夜》大规模地把中国的社会现象描写着，“在没有人同他争斗的现在，他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然后此文谈到《子夜》的文字风格，说"久居中国的巴克夫人（按即翻译《水浒》为英文的赛珍珠）曾断言中国新小说的收获，将是中国旧小说与西洋小说的结晶品。在我们不同的场合上，这说话也可以说是对的。而茅盾的作品便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东西。"这位朱明在赞美中国旧小说的表现方法后，说是旧小说"容易走上缺乏文字能力的大众里去"，忽然拉扯到"近来欧美产生的所谓报告文学、纪录文学的形式，也未尝不是这一方面的趋向"。从上引的短文数语，我猜想朱明其人大概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对文学却不很在行。朱明又说：“《子夜》的大规模的社会描写，浅易圆熟而又生动有力，以及近于同路人的意识这几点上讲来，茅盾又可以说是中国的辛克莱。"原来瞿秋白确是读过朱明这篇文章，故在《读子夜》中提到"有人"把茅盾比做辛克莱。朱明文中又说：“就描写立点来看，他各方面写的很少，也只着力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的奋力于他的企业，以至失败的始末，而终篇未暗示光明的去处。"他在文末又说：“还有革命的命令主义，是那时确有的现象。但我们要知道，革命虽说是一种艺术，须要艺术的方法，而同时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非要有铁的纪律不可。尤其在重感情怕艰苦的知识分子，有时也只有在严重的命令之下方能完成他的工作。茅盾在《子夜》中对于命令主义固然指摘出来了，而取消主义的气氛却因而很强烈，没有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处置哟！"从这几句话，我猜想作者大概是一个忠实的立三路线者。 《读书与出版》是小型刊物。我曾剪存的片段，不注明是第几篇，及出版的年、月、日，虽然它尽有注明的可能。这刊物有“读什么书"一栏，卢艺植的《读子夜》便是刊在这一栏的。作者不注明写此文的年、月、日，但文末有"于光华大学"五字，不知他是光华大学的教员还是学生。这篇文章也属于瞿秋白所谓没有对《子夜》作系统地评论这一类。但观其词汇，动辄言"把握"，可以猜想他是社会科学（这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代用词）的研究者。这篇文章不长，除了略述《子夜》内容外，在讲到书中地下党员时，说"至于克佐甫，他只是出令，而蔡真、玛金更是被动地去宣传、鼓动，他们很忙迫，但他们实是在做党的工作；虽然他们以为这是指导的工作；他们讲的、论辩的，只是新术语，而这却又使这完成社会革命使命的阶级中人，如月大姐等不解，而焦急的。其实他们劳动者只需行动，不要他们，也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而他们至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段话很奇怪。既然是党员，便不是同路人。而且，说劳动者只需行动，不要地下党员的领导（即使这些领导者是不胜任的），也使人不懂卢先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版）刊登了吴组缃的评论《子夜》的文章。他这文章也讲到有人说：中国之有茅盾，犹美国之有辛克莱。又说：“有人拿《子夜》来比好莱坞新出的有声名片《大饭店》，说这两部作品同样是暴露现代都市中畸形的人生的，其实这比拟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大饭店》是没有灵魂的，……它没有用一个新兴社会科学者的严密正确的态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如何没落着的；更没有用那种积极振起的精神宣示下层阶级的暴兴。"而《子夜》则一方面暴露了上层社会的没落，另一方面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但是这两方面表现得不平衡，有一边重一边轻的弊病，原因或许是作者对于兴起的一方面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 除了上面所引述的五篇外，截至三四年一月，还有余定义的《评子夜》，刊于《戈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篇（三三年三月十日出版），焰生的《子夜在社史的价值》，刊于三三年五月出版的《新垒月刊》第五号，向讽的《子夜略评》，刊于《文化列车》第三篇，徐泉影的《子夜》，刊于《学风》第三卷第六七，赵家璧的《子夜》，刊于《现代》第三卷第六七，侍桁的《子夜的艺术思想人物》，刊于《现代》四卷一期，绿曦的《介绍茅盾的子夜》，刊于《读书中学》（不知何期），还有朱佩弦的《子夜》，淑明的《子夜》都刊于《文学季刊》一卷二七。 出人意外的是学衡派的吴宓也写了一篇评论，刊于三三年四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用的笔名是"云"。郑振铎当时在北京，他寄来一份剪报，告诉我"云"即吴宓。吴文除简略叙述《子夜》内容外，称"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盖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中国之动摇，久为吾人所习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类也。其灵思佳语，诚复动人，顾犹有结构零碎之憾。吾人至今回忆三部曲中之故事与人物，但觉有多数美丽飞动之碎片旋绕于意识，而无沛然一贯之观。此书则较之大见进步，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吴文谈到书中一些小结构未能充分发展时，谓作者跋语中"所自憾之疏漏或即此类。其他小疵，亦有可议者，如吴荪甫之妻因吴之专心事业不能在吴之爱情上得满足，而怅惘，而游离，而卒与其旧日情人雷参谋相恋。作者于此以暗笔简述，殊有画龙只画鳞爪之妙。惟叙雷参谋所赠之小书及萎残之白玫瑰，在荪甫眼中露出三次，使人稍有失真之感。盖此为两情人珍藏之物，既已重拾坠欢，此物宜不复长时把玩，以致屡为夫婿所见也。”“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其环境之配置，屡以狂风大雨惊雷骇电随文情以俱来。如工人策划罢工时，吴荪甫第一次公债胜利前之焦灼时，皆以雨与霹雳作衬。而写吴之空虚烦躁，则以小火轮上之纵酒狂欢为之对比，殊为有力。当荪甫为工潮所逼焦灼失常之时，天色晦冥，独居一室，乃捕捉偶然入室送燕窝粥之王妈，为性的发泄。此等方法表现暴躁，可云妙绝。"这一点，是瞿秋白对我说过的大资本家当走投无路时，就想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我如法炮制；不料吴宓看书真也细心，竟能领会此非闲笔。吴文最后评论《子夜》的文字，“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近顷作者所著之书名为语体，实则既非吾华之语亦非外国语，惟有不通之翻译文字差可与之相近。"这却是借我来骂人了。 总之，吴宓还是吴宓，他评小说只从技巧着眼，他评《子夜》亦复如此。但在《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故节录其要点如上。 《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究竟这大批的读者是谁呢？是不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学生？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他们为最多。陈望道在文化界的交游极广，又是大江书铺的主持者，对于书的销路亦有实感，他说是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陈望道的话，也许合乎实际情况。我的表妹（即卢表叔正室所生之女）宝小姐，她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但她却看了《子夜》，而且以为吴少奶奶的模特儿就是她。 此外，听说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本来看新文学作品是有选择的，也来看《子夜》。当时上海小报上登过这样一个轶闻：青年作家芳信娶曾为舞女者为妻，后因家用不给，妻乃重操旧业，聊得微资，补助日用。忽有一男子来与跳舞，自称是茅盾，芳信之妻固知有作家曰茅盾，新作曰《子夜》，今忽逢其人，且与跳舞，不胜惊异，归告芳信。芳信疑之，因未尝听说茅盾到舞场也，因嘱妻，如彼人再来，可向索《子夜》，并须签名。芳信之譬如教行事。但所得之《子夜》，只签md，而且此人以后也不再来了。 我不看小报，亦不认识芳信。朋友们以此事相告，且谓真有芳信其人，不是小报造谣。但我绐终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要冒我的名。 评论《子夜》的文章，上文所引，以一九三三年所发表者为止（其中有两篇见于三四年一月出版的期刊上，也算在三三年内）。从三四年直到解放后，评论《子夜》的文章还有不少，但不能再引了，因为本岂不是专为讨论《子夜》，而只是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的专门本领是画"尊容"，我的曾祖的《行乐图》就是他画的，大家都说像得很。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 他从不自己动手画，他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后来进了中学校，那里的图画教师也是国画家，年纪也有点老了。不过他并不是"尊容专家"。他的教授法就不同了。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先画了一幅，一面画，一面叫我们跟着临摹；他说：“画画儿最要紧的诀窍是用笔的先后，所以我要当场一笔一笔现画，要你们跟着一笔一笔现临；记好我落笔的先后哪！"有时他特别"卖力"，画好了那幅"示范"的画儿以后，还拣那中间的困难点出来，在黑板的一角另画一幅"放大"，好比影其中的"特写"。 这位先生真是又和气又热心，我到现在还想念他。不用说，他从前大概也曾在《芥子园画谱》之类用过苦功，但他居然不把《芥子园画谱》原封不动掷给我们，却换着花样来教我们，在那时候已经十分难得了。 然而那时候我对于绘画的热心比起小学校时代来，却差得多了。原因大概很多，而最大的原因是忙于看小说。课余的时间全部消费在旧小说上头，绘画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应个景儿罢了。 国文教师称赞我的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说：“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这位国文教师是"孝廉公"，又是我的"父执"，他对于我好像很关切似的，他知道我的看小说是家里大人允许的，他就对我说：“你的老人家这个主张，我就不以为然。看看小说，原也使得，小说中也有好文章，不过总得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就没有流弊了。”过一会儿，他又摸着下巴说：“多读读《庄子》和韩文罢！" 我那时自然很尊重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是小学校时代专临《芥子园画谱》那样的滋味又回来了。从前临《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开头个把月倒还兴味不差，——先生只叫我临摹某一幅，而我却把那画谱从头到底看了一遍，“欣然若有所得"；后来一部画谱看厌了，先生还是指定了那几幅叫我"再临一次"。又一次，我就感到异常乏味了。而这位老画师的用意却也和那位"孝廉公"的国文教师一样：要我先立定了格局！《庄子》之类，自然远不及小说来得有趣，但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要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厌恶了罢？再者，多看了小说，就不知不觉间会沾上"小说调子"，但假使指定了要我去临摹某一部小说的"调子"，恐怕看小说也将成为苦事了罢？ 不过从前的老先生就要人穿这样的"紧鞋子"。幸而不久就来了"辛亥革命"，老先生们喟然于"世变"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说起来，这也未始不是"革命"之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学读书。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间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我们学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那时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们。因为那时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没有辫子，我们的几位教员虽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早把辫子剪掉，然而他们都装了假辫子上课堂，有几位则竟把头发留得尺把长，连假辫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员是台州人，在教员中间有"憨大"之目。“武汉起义"的消息传来了以后，是这位体操教员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点兴奋。他是唯一的不装假辫子的教员。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装假辫子教员似的，热心地劝学生剪发。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经有好几个学生为的说出了话不好下台，赌气似的把头发剪掉了。当时有两位装假辫子的教员到自修室中看见了，曾经拍掌表示高兴。但后来，那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底又把剪下来的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着那瓜皮帽。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说，我的那几位假辫子同学在那时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为光着头钻在被窝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来却不得不戴上那顶拖尾巴的瓜皮帽，还得时时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这样的情形，请你试想，还忍受得下么，还能不巴望革命赶快来么？ 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来了后，府中学的人总有一大半k是关心的。那时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载革命消息的报纸。我们都很想看这些报纸。不幸k城的派报处都不敢贩卖。然而装假辫子的教员那里，偶尔有一份隔日的，据说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宝贝似的不肯轻易拿给学生们瞧，报上有什么消息，他们也不肯多讲。平日他们常喜欢来自修室闲谈，这时候他们有点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员是例外。他倒常来自修室中闲谈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学生们都觉得不满足。 忽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东门外火车站上闲逛，却带了一张禁起的上海报。这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哄动！许多好事的同学攒住了那位"哥伦布"盘问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报是从车上茶房手里转买来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热心的同学义务地到车站上守候上海车来，钻上车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车上的茶房并非偷贩违禁的报，不过把客人丢下的报纸拾来赚几个"外快"罢了。于是我们校里的"买报队"就直接向车上的客人买。 于是消息灵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还照常上课。体操教员也到车站上去"买报"。有一次，我和两三个同学在车站上碰到了他，我们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着半乡音官话的"普通话"忽然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几位的辫子要剪掉了！" 说着，他就哈哈大笑。 过后不多几天，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们大家好像都得了无线电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存米只够一月，而且学校的存米只够一礼拜，有钱也没处去买。 接着，学校就宣布了临时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乡的谣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汹汹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个旗人，现在是没有威风了，有人传说他日夜捧着一箱子大清银行的钞票在衙门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品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 这时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辫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就这么着处处离不了辫子。 海防风景 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据说是来往于香港海防1间第一等的船只。并不怎样大，可是走的快。 头等舱的"吸烟室"里，有一只大菜橱，下层权充"图书馆"，放着些法文书报，其中有一二本想来最受欢迎，书角都卷了，看书名仿佛是《安南2游览指南》之类，有几幅海防风景的插图。"吸烟室"壁上也挂有海防风景的照片，从照片看，海防也是美丽的呵！ 1海防越南的重要港口城市。 2安南即越南。 但是上岸以后劈头遇见的"风景"却是"黑房子"。 事情很简单：旅客上岸以后就被指挥着进入了一座没有窗子的像是货仓的大房（后来知道这就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人全进去了，门也随即关上，黑洞洞地沿着木板长桌布成的夹道走，接着又从旁的旅客的嚷声中知道了"命令"：把随身带的小物件放下，——就是放在木板长桌上。接着又被驱着走出另一个门，门口有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安南人，施行"人身检查"。我手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文书皮包，安南人劈手便抢了去，可是我另一手里却拿着轮船上给的“头等舱客人有尽先验放行李的优先权"的证明纸，我将这纸向法国人一扬，于是他从安南人手里拿过我的文书皮包来还我，用英语说：“你是头等舱客人。抱歉。"不过我仍旧张开文书皮包的口来，他张望了一下，就完了，——算是"尊重"头等舱客人，没有搜我的身上。 我们在"黑房子"外面等着，看见行李一车一车来了，我们的和别人的混乱的放着，伕子们推着，在轻便铁轨上辘辘地都进那"黑房子"去了。也有在半路被提来，随即验看了放行的，——这想来就是所谓"优先权"罢？但我们的，是都进了黑房子去了。 这以后，像在做梦了。人们被吩咐再进"黑房"，被吩咐把自己的行李有锁的都开了锁，捆扎着的都解了索，然后又被吩咐走出那"黑房子"，——是从"出口"走，就是在检验员面前走过，最后是大伙儿攒集在"出口"的门前等候认领自己的行李。 然而旅客们也有仍旧留在"黑房子"里的，这是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已经解开了的行李。我们一行有六人，分一半在外等候认领，又一半在内照顾。我是分派在内的一人。"小广东"虽小，载来的行李可不少，"黑房子"里堆得满满的，高高的，我又高高的站在行李顶上，而且是很近"出口"处，——就是神圣的检验场所。 我看见了检验是怎样进行的：解开了的行李一件一件在木板长桌上杂乱而下，安南人助手很熟练地把双手在箱筐中来一个左右包抄，于是"内容"跃然而出，赫然全陈于贵目，法国人的检验员再用手在这里面一翻，倘无疑问，这就在箱面上划了白粉字，助手又很敏捷地将"内容"纳回，这时箱盖是没法闭上了，箱子就这样开着大门，满载着溢出口外，而且摇摇欲坠的"内容"，pass过去了；站在"出口"处的伕子就这样的接了出来，放（幸而是放）在"门"外地上。这以后，是旅客们的事了，认领，整理，闭上了箱盖，上锁。 这样"科学"的而又"合理"的检验方法，不知是谁发明？人和行李分开，而一人的行李又被前后分开，要是单身客多带了几件行李，那恐怕只有仰天叫苦罢。 据说那天的检查，其实已经是少有的客气了，——助手只用"左右包抄"的手术，并没有"倒提葫芦"；而且也不能不说是少有的马虎了，——那么多的行李只花了四小时就“看"完了。据说这也许为的载这些行李来的，是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 早上八时，船靠码头，十二时许，我们飘飘然坐在人力车上，向旅馆去。马路是平整广阔的，太阳晒在身上有点烫，太阳晒在路旁的草地和成群的棕榈上，似乎那些碧绿的狭长叶子也有些发黄，太阳晒在安南人的巨大的竹笠上，窄而短的黑色绸单袍上，看去怪不协调：我是在观赏海防的"风景"了，然而我不能忘记那"黑房"。 我承认我的脾气不好，我惯用"恶眼"去观看；我不喜欢安南人的极像二十五年前我们的时髦女郎的上衣似的服装，——袖口是那么窄而长，腰身是那么小，大襟，长仅及膝，而开叉又那么高，似乎到了腋下。而和这上衣（普通是深色的）相配，下边却又是白色的大脚管裤子，垂到脚背，上面则是庞大的笠子，遮掩了半个面孔。 我不喜欢这民族的服装，正如不喜欢他们那乌亮的黑牙齿和猩红的唾液，——那是因为嚼槟榔。 我也不喜欢那样的服装穿在安南女人身上，——虽然这比在男子身上好看些。我觉得这样的服装在一个女子身上，虽似起逸，可亦近乎佻挞。 至于嚼槟榔，想象起来，倒也不是怎样可憎的玩意，——我们的有闲的同胞不是常嗑西瓜子，嚼留兰香糖么？我没有嗑西瓜子的素养，也不喜欢任何口香糖，可是看见人家嗑着嚼着而觉得恶心的时候，记得也还没有过；然而这回看见了安南人的嚼槟榔，竟出乎意外地憎厌起来了，事实上嚼槟榔之可憎，远出想象之外！ 这憎恶的来由，首先第一是肮脏。在街旁看见卖槟榔的小贩——女人或小孩子，蹲在地上，身边是一只小小篾篮，剖开了的鲜槟榔一瓤一瓤的摆在绿叶上，槟榔的外皮作碧绿色，内部却是灰白，这本来也不至于引起肮脏的感觉，然而因为是剖开了的，小贩的手又是照例那样黑污，篾篮左右又是照例的垃圾成堆，你会无疑惑到槟榔内部的灰白色不是本来灰白。不单是这样罢了，篾篮里还有一只半锈的小小的马口铁罐头，内盛浓厚的白物，像是石灰浆，小贩将一根篾皮搅白浆少许裹在一张槟榔叶里，像豆荚。这东西就和槟榔一同嚼的。你看见了那石灰浆似的白东西盛在半锈的马口铁罐头里，看见了这也是吃的，便自然而然会心头作恶。 憎恶的第二原因是狞恶。一个安南人如果口辅在动，那准是在那里嚼槟榔，那时，他的嘴唇边已经溢着猩红的口沫了，要是他一张嘴，那么，旧小说里常有的四个字——"血盆大嘴"，似乎正为安南人的嚼槟榔而作。 在海防安南人聚居的所在，街道上到处可见朱红色的干迹，一朵一朵的，你会错认是油漆泼翻了苏木水，其实这些就是嚼槟榔的人们吐出来的干唾液了。我曾经观察了一小时菜场，大多数的安南小贩都摆着地摊，走过鱼贩那一段时，腥咸的气味之难受固不用说，就是在那看去似颇整洁的鲜果小贩的地盘时，也饱享了一种似膻非膻的恶味，我疑心是安南人身上蒸发出来的体臭，可是同行的朋友指着满布地上的朵朵红液对我说：“这还是这些东西在作怪！" 红头金身的大苍蝇有时会成群扑面而来，——它们与槟榔同样普遍。据说晚上的蚊子也是大得可怕，而且多得没有办法的，不过当天下午四时，我们就乘车往河内去了。 槟榔，红唾液，金苍蝇，蚊子，在我的观感里构成了海防的风景线。但自然，海防也有地方是没有这些的，即是“洋人"居住的地段。这是"洋人"与"土人"的界限，你即使是匆匆一过也就能够看得很明显。 右杂记一则，乃一九三八年尾经过海防时所记，法语既非素习，“唐话"1亦不能说，如聋如哑，印象乃真成"印象"。自知浅陋，譬如瞽者摸象，弃置行箧，本不思发表，不料万里归来，此稿仍在，而越南土地则已变色2矣。乃取以附入《见闻杂记》，聊志鸿爪云尔。 1941年10月于香港。 1"唐话"即中国话。 2越南土地变色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由法国"保护国"变成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地。 新疆风土杂忆 晚清左宗棠进军新疆，沿途筑路栽树，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时湘人杨某（忘其名）曾有诗曰：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有人说，创现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谓"坎儿井"，不是左宗棠而是林则徐。但"坎儿井"之创设，也是左宗棠开始的。"坎儿井"者，横贯砂碛之一串井，每井自下凿通，成为地下之渠，水从地下行，乃得自水源处达于所欲溉灌之田。此因砂碛不宜开渠，骄阳之下，水易干涸，故创为引水自地下行之法。水源往往离田甚远，多则百里，少亦数十里。"坎儿井"隔三四丈一个，从飞机上俯瞰，但见黑点如连珠，宛如一道虚线横贯于砂碛，工程之大，不难想见；所以又听说，新省地主计财产时，往往不举田亩之数而举"坎儿井"之数，盖地广人稀，拥田多不为奇，惟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之"坎儿井"者，则开井之费已甚可观，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犹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数计，而以"山"计；何谓以"山"计？据言大"把爷"羊群之大，难于数计，每晚1放牧归来，仅驱羊群入山谷，自山顶望之，见谷已满，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爷"计其财产时，亦不曰有牛羊若干千百头，而曰有牛羊几山。 1"把爷"维吾尔族语。意即财主。 本为鲜卑民歌，从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敕勒歌》，其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前人品此歌末句为"神来之笔"，然在习惯此种生活之游牧民族，此实为平凡之现实，不过非有此生活实感者，也道不出这一句的只字来。此种"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尚往往可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丰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几千牛羊隐在那里啃草，远望如何能见？天风骤来，丰草偃仰，然后知道还有那么多牛羊在那里！ 新疆是一块高原，但在洪荒时代，她是中央亚细亚的大内海的一部分。这一苍海，在地质学上的哪一纪始变为高原？正如亚洲之边缘何时断离而为南洋群岛，同样尚未有定论。今新省境内，盐碛尚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车赴吐鲁番，途中遥见远处白光一片，似为一个很大的湖泊，很是惊异，砂碛中难道竟有这样的大湖泊？乃至稍近，乃辨明此白皑皑者，实非流动之水而为固体之盐。阳光逼照，返光甚强，使人目眩。因新疆古为内海，故留此盐碛。然新省之盐，据谓缺少碘质，迪化的讲究卫生的人家都用苏联来的精盐。又盐碛之盐，与云南之岩盐不同；岩盐成块如石，而盐碛之盐则为粒状，粗细不等，曾见最粗者如棋子而形方，故食用时尚须略加磨捣。 吐鲁番地势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一二千公尺，独吐鲁番低于海面数百公尺，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鲁番宛如一洞。俗谓《西游记》所写之火焰山，即今之吐鲁番，则其热可想而知。此地难分四季，只可谓尚有寒暑而已。大抵阳历正二三月，尚不甚热，白天屋内须衣薄棉，晚上还要冷些；五月以后则燥热难堪，居民于正午时都进地窖休息，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以故吐鲁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荫棚，间亦有种瓜果葡萄盘缘棚上者，市街风景，自有一格。最热之时，亦在阳历七八月，俗谓此时壁上可以烙饼，鸡蛋可以晒熟；而公安局长蹲大水缸中办公，则我在迪化时曾闻吐鲁番来人言之，当必不虚。 然吐鲁番虽热，仍是个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质之佳，不亚于埃及棉。又多产蔬菜水果。内地艳称之哈密瓜，其实不尽产于哈密，鄯善与吐鲁番皆产之，而吐鲁番所产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红宝石。葡萄在新疆，产地不少，然以吐鲁番所产，驰名全疆。无核之一种，虽小而甜，晒为干，胜于美国所产。新疆有民谣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杨姑，一朵花。"（《新疆图志》亦载此谣）然则哈密之瓜，固有起历史地位。惟自马仲英两度焚掠而后，哈密回城已成废墟，汉城亦萧条冷落，未复旧观，或哈密之瓜亦不如昔年乎？这可难以究诘了。民谣中之"库车"，在南疆，即古龟兹国，紫羔以库车产者为最佳；"杨姑"，维族语少女也。相传谓库车妇人多美丽，故民谣中如是云尔。库车居民多维吾尔族（即元史所称畏兀儿族，前清时俗称缠回或缠头）。不仅库车，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至秋，常有南来燥热之风，云是吐鲁番吹来，故俗名"吐鲁番风"。吐鲁番风既至，人皆感不适，轻则神思倦怠，重则头目晕眩，且发烧；体虚者甚至风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预感。或谓此风来源实不在吐鲁番，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之大戈壁，不过经由吐鲁番，逾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为自吐鲁番到迪化所过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过大坂城则迪化已在脚下，此为自南路进迪化之一要隘。 忆《隋书》谓炀帝得龟兹乐，列为燕乐之一，此后中国燕乐，龟兹乐实居重要部分。古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县。龟兹乐何如，今日新疆维族之音乐歌舞是否与龟兹乐相似，颇难猝下断语。盖自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后，天竺文物，澌灭殆尽；今日新省维吾尔民族之歌舞，与中亚各民族之歌舞想相近似。迪化每有晚会，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男女二人，载歌载舞，歌为维语，音调颇柔美，时有顶点，则喜悦之情，洋洋欲溢，舞容亦婉约而雍穆；盖在维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为最上乘者。据言，此旧为男女相悦之歌，今倚旧曲而填新词，则已变男女相悦而为政治之内容矣。以我观之，旧瓶新酒，尚无牵强之痕迹。我曾问维族人翻译哈美德：“新词是谁的手笔？"他答道：“也不知是谁，大概是许多人集体的作品。" 维语为复音语文，其字母借用阿剌伯文的字母。书写时，横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视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笔如飞，形式且极美丽。文法不甚复杂，曾习他种外国语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晓。在新疆，虽有十四民族，然维吾尔语，实为可以通行全疆之语言，此因维族人数约占全疆总人口之半，其他各少数民族大都晓维语；哈萨克族人口在全疆仅次于维族，其语文与维语大同小异，其字母，亦为阿剌伯文字母。迪化每开大会，演说时例须用三种语言，即汉、维，及蒙古语，平常的集会，为节省时间，仅用汉、维两种语言，则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汉语，大概都能懂维语。 迪化在阳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气最佳，可说是“寒暖适中"。十二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冻（有时为三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倘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见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三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天为零下二十度，夜间则至四十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爷"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二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副高的掌铁（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必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族哈族的"把爷"们驾"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象。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了白绒的彩绳，简直跟耶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的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浓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起洁白。此种严霜，俗名"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挂枝"，遂产生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1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1甜瓜即南方所谓香瓜。——作者原注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追荐起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凭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诸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破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其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期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其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士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气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对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公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平地。此为哈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之"千户长"，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了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恶。询之"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哈两族之"把爷"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哈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泡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哈、蒙等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象的！ 维族哈族人有嗜麻烟者，犹汉族人之嗜鸦片。麻烟比鸦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悬为厉禁。麻烟自印度来，原状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则已为粉状，可装于荷包中，随时吸食。因其简易，为害更烈。 食麻烟后，入半醉状态，即见种种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事物，此时即纷陈前后，应接不暇。嗜钱财者即见元宝连翩飞来，平常所未曾见而但闻其名之各种珍宝，此时亦缤纷陆离，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则见粉白黛绿，围绕前后，乃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姗姗自来，偎身俯就。人生大欲，片刻都偿，无知之辈，自当视为至乐。旁人见食麻烟者如醉如痴，手舞足蹈，以为癫疯，而不知彼方神游于极乐幻境也。既而动作停歇，则幻境已消，神经麻痹而失知觉。移时始醒，了无所异，与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后，即可成瘾；瘾发时之难受，甚于中鸦片毒者。同时，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关节炎肿，毒入脊髓，伛偻不能挺立，不良于行；到这阶段，无论再食与否，总之是去死不远了。 维哈族人之嗜赌博者，以羊骨为博具，掷地视骨之正反，以定输赢。据说他们结伴贩货从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于马背上且行且赌，现金不足，则以货物作抵押，旅途未终，而已尽丧所有，则转为博进者之佣工，甚至以佣工若干年作为赌注而作最后之一掷者。 维吾尔（元史称畏兀儿）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之半数，南疆居民，什九为维族。奉伊斯兰教。旧时阿訇（教中长老）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教长同时即为一部落或一区域之行政首长。今则阿訇惟掌教，不复能过问地方行政矣。维族人兼营商业，游牧，及农业；手工业（如裁缝、木匠、泥水、织毯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产之绸，色彩鲜艳，图案悦目，亦多为维族工人所织造。 在文艺美术方面，维族人具有天才，土风歌舞，器具特色，此不赘言。尝观一出由民间故事改编之短剧，幽默而意味深长，实为佳作。此种民间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辈。短剧内容，写一富人路遇一穷人，穷人向彼行乞，富人不应，且骂之。既而同憩于路侧，穷人徐问富人何来，将赴何处，且进以谀词。富人大喜，乃夸其家宅之美，夸其子，夸其骆驼，终乃夸其所爱之狗。穷人随机应变，亦盛赞其房屋之美轮美奂，其子之多才多艺，其骆驼之健硕，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穷人乃乘间复请周济。富人怫然掉头不顾。二人于是无言。富人解行囊，取馕食之，不能尽，则以所余投畀路旁一野犬，穷人至是复乞分一小块馕，富人仍不肯，谓宁投畀狗食，不与汝懒虫，荷囊而起，将行。穷人忽思得一计，遂追语之曰：你不是有一条很好的狗么？我适从你家乡来，见你的狗已死。富人大惊，问故。穷人曰：因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骆驼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惊，复问骆驼何故致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妻杀骆驼以祭你子。富人惊极而号哭，复问子何因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儿子被烧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挦发，如中风狂，尽弃其行囊，并自褫其衣，呼号痛哭而去。穷人大喜，乃尽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于道旁，从行囊中取馕食之，未尽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来，指穷人为偷儿，夺还各物，且将夺其手中之余馕。穷人急逃，富人追之，幕遂下。维族风俗，杀骆驼致祭，乃最郑重之典礼，又谓狗食骆驼肝必死。 维族乐器，有长颈琵琶（四弦）、鼓、箫、琴（铜丝之弦甚多，而以小竹片鼓之，广东人亦常用之，称为洋琴）等数事。所谓长颈琵琶者，实似一曼陀令，而颈特长，在三尺以上；意谓当别有名，但曾询翻译人哈美德，则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习见之琵琶已经汉化乎。 维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占全室过半有强，或竟整个房间是一大炕，炕上铺毡，毡上更有大坐垫。有矮几，或圆或长方。维族人上炕坐时，足上仍御牛皮软底靴，实则此为袜子；下炕则加牛皮鞋，无后跟，与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门亦御此鞋。长袍左衽，无钮扣，腰束以带。头上缠布，或戴无帽结之瓜皮小帽，帽必绣花，而甚小，仅覆头顶之一部。至于戴打乌帽，穿长统靴，则已为欧化之结果。哈族人装束相同。两族女子平日亦穿靴。 日常饮食，为牛乳、羊肉、馕、奶皮、酥油、水果、红茶，而红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盘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肥脂以手塞客人口中，虽系大块，客人须例张口承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啮食，更不得拒而不受。盖此为主人敬客之礼，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为失礼。客人受后，例须同样回敬主人。 所谓"抓饭"者，乃以羊油蒸饭，又加羊肉丁与胡萝卜（黄色）丁子；因其非羊油炒饭，而为蒸饭，故虽似炒饭而味实不同。俄国风之"萨莫伐"在新疆颇为流行，有钱之维族1人家都置一具。盖嗜饮红茶，维哈及其他各民族皆然也。 1"萨莫伐"俄语camabap的音译。意即茶炊。 新疆十四民族，除汉族外，维族兼营农业、商业、牧畜、手工业，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则以游牧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汉人众多之大城市者，亦种地，惟视为副业；种地不施肥，用休耕制，下种后即自驱羊入山，不复一顾，待秋收时再来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据闻南疆维族人之养蚕者，亦如我们之养野蚕然，蚕置桑树上，即不复措意，蚕及时成茧，亦在树上。此因南疆气候温和又无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学亦设蒙古包中，跟着他们一年迁徙数次。 余如柯尔柯斯、泰阑其、泰吉克、塔塔尔等族，本皆为中亚细亚民族，今在苏联中亚境内亦有诸族；然此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游牧阶段。锡伯、索伦二族，乃乾隆年间由满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带，人数不多，亦为农牧兼营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语言，然能汉语及维语者甚多。人谓此族人习语言，特有天才。 据说南疆之罗布淖尔1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为水上居民，住罗布淖尔中，与其他人民几无往来，不知牧畜，惟恃捕取罗布淖尔之鱼介为食；人数无确计，度不过数百人而已。罗布淖尔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带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平原始状态。 1淖尔蒙语，即湖泊。——作者原注。 游牧民族多喜养狗，盖警卫羊群，管束羊群，皆有赖于狗。而庞大骆驼队中亦必有狗若干头任巡哨纠察之责。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来自他处，来时携狗自随，是故新省之狗，种类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种、西藏种、各式中亚种，及此诸种之混血种，凡此皆为帮人办事的狗。再加以汉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儿种，形形色色，不可究诘；我尝戏语，狗与甜瓜在新省种类之多，恐甲于全国。 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此种狗，半为供玩弄而豢养。自南梁（即南郊）至城门之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界线"而后已。因此，狗的行动范围，颇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种无理取闹的狗们，都为叭儿种或其混血种；至于禀有"帮人办事"的天性的猎狗族类，则无此习气。 野羊又名黄羊，毛直而长，佳者可以羼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黄羊跳走甚速，在无边之戈壁滩上，虽小跑车亦不能追及之。黄羊肉又甚鲜美。猎黄羊须用合围之法，侦得其群居之处，四面包围击之；若二三人出猎，往往不能有所得。盖黄羊甚为机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黄羊即见之。 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汉族人开的酒馆，大抵是混合了山东、陕西、天津各帮烹调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厨子则多甘肃籍。城里有一家自称"川菜馆"的，据试过的人说，毫无川菜风味；或亦可说，仅在菜单上看得见川菜风味。至于官场大宴会，倘用中菜，还是"北方味"的馆子来承办，可异者竟有烧烤乳猪，而且做得很好。但挂炉鸭子则从未见过，简直绝对不用鸭子，有时用鹅。冷盆极多。倘是一席头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个，圆桌面上排成一圈。这许多冷盆，例必杂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盘居中，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龙须菜"一味，此为海菜。亦有海参，则为苏联货。有鱼翅。此外各种海味则因抗战后来源断绝，已不多见。乌鲁木齐河中产一种鱼，似属鲇鱼一类，尚为鲜美，此为迪化唯一可得之鲜鱼。"汉菜"而外，有清真教门馆与俄国式西菜。 娱乐之事，除各种晚会外，惟有电影与旧戏。电影院皆为各旅文化促进会所办之俱乐部所附设，苏联片为多，国产片仅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旧戏园有五六家，在城内。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纯粹之皮黄。故李主席寿辰，曾在省府三堂演旧戏；据说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儿，所演为皮黄。但我这外行人看来，也已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族小市民喜听秦腔。城内几家专唱秦腔的戏园，长年门庭如市。据说此等旧戏园每三四十分钟为一场，评价极低，仅省票（新省从前所通用之银票，今已废）五十两（当时合国币一分二厘五），无座位，站着看，屋小，每场容一百余人即挤得不亦乐乎；隆冬屋内生火，观戏者每每汗流浃背，幸而每场只得三四十分钟，不然，恐怕谁亦受不住的。电影评价普通是五毛三毛两种，座位已颇摩登。然因所映为苏联有声片，又无翻译，一般观众自难发生兴味，基本观众为学生与公务员。 电影院戏园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众尚重视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解放"；妇女上小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此等离婚事件之双方，大都为在戏园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归化族（即白俄来归者）之妇女尤为"解放"，浪漫行动，时有所闻，但维哈等族之妇女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因为伊斯兰教义是不许可的。然又闻人言南疆库车、库尔勒等地风气又复不同，维族女子已嫁者，固当恪守妇道，而未嫁或已寡者，则不以苟合为不德云。〔附记〕此篇大概写于一九四○年冬或一九四一年初夏，后来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之《旅行杂志》。我于一九四○年五月出新疆，到延安住了几个月，于同年初冬到重庆。那时候，重庆的朋友们正担心着杜重远和赵丹等人的安全（我离新疆时，杜已被软禁，赵等尚未出事，后来在延安，知道杜、赵等皆被监禁，罪名是勾通汪精卫，无人置信；足见盛世才实在不能从杜、赵的言行中找到其他借口，只好用这个无人相信的莫须有罪名来逮捕他们），纷纷向我探询新疆实况；我的回答是很率直的，我揭穿了盛世才的假面具。有一次，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多人（其中有好几位是很进步的）找我谈新疆情形，由龚澎同志介绍，并任翻译；谈完以后，有一位记者问我能不能发表？我回答，可以用背景材料的形式发表，不要用访问记的形式。为什么我这样回答？原因是，一，当时我正和沈老（钧儒）、郭老（沫若）及韬奋，一同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杜、赵等七、八人，如果发表了我暴露盛世才的访问记，就会影响到营救杜、赵等人的工作；二，当时盛世才的亲俄联共（中共）的假面具还戴着，盛和蒋介石还有矛盾，公开暴露盛，还不到时候。但是，另一方面，我以为成世才的欺诈行为对后方（指那时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青年知识分子所起的欺骗作用（特别因为两年前杜重远为盛所骗，写了两本小册子，歌颂盛世才，造成了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有加以消解的必要。由于上述的考虑，我写了这篇《新疆风土杂忆》。但发表时，有些字句被国民党检查官或删或改，歪曲了原来面貌。此文后来收在《见闻杂记》单行本时，我又作修改，但不知何故，单行本印出来时仍然是《旅行杂志》发表时的样子。现在冷饭重炒，字句上我再作小小的修改。 此篇所述新疆的风土习俗，在今天看来，已成陈迹。但从这里也可以对照出来，解放后的新疆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史无前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领导的实例之一。 1958年11月16日，茅盾记于北京。 海参崴印象 当我们和苏联外交部代表喀尔斯托可夫先生巡游海参崴市街的时候，喀先生笑着对我说：“这是您来参观的第一个地方了！" “不！"我回答。"我所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轮船斯摩尔纳号！"当然，斯摩尔纳号是可以视为苏联领土的一部分的—-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 海参崴的名声很大，为了它在苏联极东边疆的战略地位。在十日上午，"斯摩尔纳号"驶近港口的当儿，我曾悬想港口大概泊有艨艟巨舰，而天空大概有飞机翱翔。可是进了港口以后，出乎我的意外，港内竟那么平静，但见一片澄碧的海水和金黄耀眼的阳光。 海参崴山环水抱，形势固然不凡，而风景亦极美丽。"斯摩尔纳"停泊的地方，对面可见一座山，山上耸立着一排一排的房屋；入夜灯光闪烁，有点像香港。然而香港究竟是个岛，海参崴的气魄比香港伟大。 海参崴的人口大概有三十多万，主要的街道是列宁街。这条大街的地势可说是居中的，因为街上俯视可见一条一条的下坡支路和层层递高的房屋。但是请你不要想象这条街上是如何车马喧阗，行人拥挤。这条街的两旁有的是高楼大厦，戏院电影院，大旅馆，百货商店，市政府等等，然而并没有都市的喧嚣杂沓。市内交通工具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可是很少看见私人品车。 市民的服装很少极讲究的，但也少见衣衫褴褛的人。作为中国都市必不可少的点缀品的小贩乃至擦皮鞋童子，在海参崴是看不到的。我们不曾看见排队购买粮食或日用品的人，只看见电车站上有一二十人排齐了在等候电车。 海参崴在冬季白昼时间极短。上午八时天还未大亮，下午五时，已经暮色苍茫。因此，一般市民的活动都在夜里。我们所住的"乞留司金"旅馆附设有餐厅，这餐厅门口挂一牌子，明明写着：早餐，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午餐，下午二时至六时；晚餐，八时至夜一时。 市内有戏院四所，电影院五所，我们到的这天有一家电影院放映的是名片《彼得大帝》。按照新五年计划，海参崴将新添两所高等学院，——海军学校和渔业专门学校。 我指着山上的房屋对喀尔斯托可夫先生说：“这有点像香港。"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如何这些山上没有树木而有了房子。原来海参崴并不缺乏平地，不需要在山上造房子。海参崴周围的山上从前都有树林，可是当十月革命以后，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苏联，而海参崴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时候，滨海省就出现了一个年青的游击队首领名为谢尔葛·拉琐（sergzo）。困守海参崴的日本人，害怕拉琐来袭击，便将周围山上的树木砍光。日本军队赶走以后，苏联人觉得光秃秃的山头不大雅观，于是便建造了房屋。拉琐的英雄事业在远东是很有名的，他在一九二二年为日本军所获，被丢进火车头的锅炉内活活烧死；但是日本军在海参崴的日子也就很快告终了。这是旧话。这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阀当然曾做过重温旧梦的妄想，不过事实上日本军阀始终不敢碰海参崴一草一木，而声威赫赫的关东军却在十天之内就完全垮了。 12月13日上午平时灯下，于海参崴 乞留司金旅馆三十号房间。 古列巡礼 和乔治亚共和国京城梯俾利斯相距百多公里，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高原上，谦卑地蹲着那朴素的古列镇。勤劳的人民远在第五世纪建筑了这一个镇，他们大概梦想不到一千五百年后，会有无数异乡的游客怀着一颗虔敬的心来这里访问，只因为这里是斯大林的故乡，只因为这里保存着斯大林所住过的一间小屋。 当我翻着那"来客留言簿"，看着那代表了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许多民族的多种不同语言的"题词"，我的思潮忽而从现在跳到千五百年前，忽而又飞绕了地球一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这在万里外的我的朋友们和我的亲人们来了。 但是让我们回到眼前的景物罢。我们站在一幢只有两间房的破屋前，三十来人的一排士兵，不用说他们也是来礼瞻的，此时正肃然整队而去，四五个儿童挤着上前，张大着好奇的眼，向我们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走上了台阶，在那有点像走廊的地方站住。当前是两间房，一样大小，都只有一扇门向走廊开着。一间房内靠窗有一张小小的床，床上铺着古旧的毡子，离床约尺许，就有一张方桌，桌上有洋油灯，也许还有一两只杯子。这桌子两面离墙也不过尺许。朝外的墙上设有壁橱，橱门是木板的，都关着。壁角安着茶炊，——也许是在搁板上，但也许是在小橱上，这我可记不清了。不过，我却记得确实，在对面的壁角，靠近床头的，却有一口木箱。近木箱有一小小的矮方凳。近桌旁有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陈设了。 我穆然看着这小房内的一切简单的家具。我忽然又想到百年后千年后，忽然又想到全世界五大洲五大洋那么多的国那么多的民族；我似乎听得那些朴素的家具都用了柔和的音调在说：它们是在一九三五年由它们的老年的女主人亲自指点着照八十年代这小房的原状布置着的，它们中间有几样已经不是原物而是特地仿制的。但是——"我们却不折不扣是当年的老伙计！"床架，方桌，小橱，还有床上的毡子，都得意洋洋地声明着。 斯大林是一八七九年生于此小房，直到一八八三年，他都住在这小房。 当时，和这小房并排的那一间大小相等的房是房东住的，房东名为柯伦俾茄斯维列。后来，斯大林和他母亲住过的这间房又由房东女儿住了，稍有修葺改装。一九三五年俾利亚发起保存此纪念屋的时候，重新恢复当时的原状。一九三七年又在此小屋外面加做一敞屋，作为小屋的罩子，这罩子可漂亮得很，高而且大的柱子都是乔治亚特产的云石。 和纪念屋同在一处的，是斯大林博物馆。正确地说，应该加上一句说明，这是少年斯大林的博物馆，陈列材料以斯大林在乔治亚的年代为限。一八五○年，斯大林的父亲（农民出身的鞋匠）始来卜居于古列，结婚。斯大林有二兄皆早殇。斯大林是老三。幼年时代，斯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因其嗓子好，加入唱诗班。中学毕业时的照相，毕业证书，都陈列着；毕业考试各科皆优等（五分），仅数学与希腊文为四分。斯氏在中学时曾写诗，发表于当地报纸，题为《青春》与《月亮》，用笔名曰"梭吉尔"。 在中学时，即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铁路工人中作运动。其后加入外高加索之革命团体，出版《火星报》之外高加索版。在巴统被捕，当年他住过的囚室陈列有模型。 充军到西伯利亚，不久，逃回高加索，在梯俾利斯组织秘密印刷所。博物馆中有这秘密的地下印刷所的模型，但在俾市，这地下印刷所也被恢复而作为革命历史纪念碑之一。 古列镇的斯大林博物馆陈列的材料到此为止。 在古代，古列镇为防御波斯人入侵的一个军事要塞。镇外山上尚有碉堡遗迹，这些都是第七世纪建筑的。我们曾来这些碉堡的下边徘徊瞻望。远远看去，已不大像碉堡，倒像是些坍塌的坟堆，但据说，仍然有门可入，而且下层（埋在地下）起大，可多藏人马与粮食。 1947年3月31日补记。 斯德哥尔摩杂记 六月的斯德哥尔摩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最惹人注意的是丁香。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朵大而且密，可是不香。郁金香的艳红的花朵也够叫人流连。设想您面对着碧绿的海水，水那边是树木苍翠，野草着花的山，山上有些红瓦的小洋房，而在您身后，则是盛开的丁香，紫的白的丁香，在丁香树下是两三簇挺有精神的郁金香，——您就会想到，住在这个城市的普通人，不能不感觉到和平对他们的意义了。 六、七、八三个月，在斯德哥尔摩是所谓游览的季节。从欧洲，从南北美洲来的男女老少的游客，把这个城市差一点要挤破了。 在我们所住的旅馆里（据说这旅馆也是季节性的，它原本是工业高等学校的宿舍），有一帮拉丁美洲来的游客；大概是他们乘用的一辆游览车，也许还是他们带来的，车身上满是文字和漫画。他们是现在正度着五十寿辰的大诗人聂鲁达的同乡。 斯德哥尔摩的商人们在这游览季节，做了一笔好买卖，年年如此，当然在战争年代就不会不是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的大资本家也做了好买卖，——由于"中立"。有人说：别人打仗，他们"中立"，做买卖，这是不坏的；所以，如果今天的瑞典大资本家表示了“中立"的愿望，大概是诚恳的。这和斯德哥尔摩的商人们之连影响到游客的战争也不愿意有，同样是诚恳的。 不过，战争的歇斯底里亚也没有全然敛迹。山明水秀的这个城市的中心，从两年前就已开始建筑的一道穿山的隧道，——据说是可以抵挡原子弹轰炸的，现在，工程还没有完。 奇怪的是，这一个防空隧道，好像也和有名的"王子公园"一样，作为这个城市的胜迹之一；坐了游览汽车绕市一周的游客们，经常被指点着遥遥看它一眼。 斯德哥尔摩的市民们多半会觉得今年的游览季节比往年有些不同。特出的一点是：从亚洲来的远客，扬长过市，似乎比往年多。留心时事的市民们大概早就知道，这一个游览季节之所以不同于往年，以及亚洲客人之特别多，是因为有一个和人人的安全有关的——小言之，和斯德哥尔摩年年夏季的生意兴隆有关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后来，连烟纸店里的老太婆也会指着一位刚刚买了一包卷烟的东方顾客的背影，悄悄地说：“是来开会的。"也许她实在也知道，来开会的客人，也还有欧、非、澳、南北美洲的客人，不过她不能像对亚洲客人一样从容貌上一眼就看出来罢了。 但尽管这个会议已是妇孺皆知，住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也还有故意装做不知道的；这恐怕是几个兴趣别有所在的记者。 这一个会议便是从六月十九日开始的"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这一个会议，以人数论，不算怎样大，可也不小：一百六十四人；以国论，三十一国。但是从到会代表们之包罗万象，也就是从会议的代表性的广泛而言，则是空前的。亚洲国家的代表总共七十一人，代表着八个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寮国、高棉、日本、印度、巴基斯坦），这也是空前的。 会议的结果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九个文件，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我猜想我们的读者已经从报上知道这个会议的进行过程，读过这些文件，恕我不在这里浪费时间。） 斯德哥尔摩是几个海岛联成的。在旅舍中，望得见山，出门不远就看见海；可以说，人是坐卧在山光水色中的。 隔着波罗的海，在欧洲大陆中心，在也是这样的风光明媚的环境中，一个决定着亚洲的和平或战争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已经开了一个多月。这就是为了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从日内瓦来的消息，对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经常起着鼓舞的作用。刊载着我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公平、合理的建设性发言的大陆报纸，在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会场内外，人人抢着看。人们以万分兴奋的心情听着周总理将访问印、缅的消息。 所有这一切，读者们一定已经知道了，恕我不多说。所有这一切，对于斯德哥尔摩会议获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读者们一定也想得到，也请恕我不多说。但是，我却不能不说一说当我们祖国的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的消息传到了斯德哥尔摩时，我所偶然遇见的惊人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我们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全国人口调查的结果。 一个中东国家的代表，在会场外的休息室看见我，就兴奋地伸出六个手指（他知道我不能说法国话，可是他在本国语文外，就只懂法文），反复说着一个法国字：“好，好呵！" 旅馆的一个会说英语的女职员，当我告诉她我的房间号码而向她索取钥匙的当儿，她嘴里照例地复述那号码时似有所感，把那号码中的一个"六"字连念两遍，然后一面找那钥匙，一面轻声地自语着"六百个百万，啊哟，六百个百万！"而当她把钥匙递给我的时候，她忽然认真地说：“六百个百万，这样大的数字，我们瑞典人是有点难以想象的！" 一个欧洲朋友从外国通讯社的报导中知道了我们的宪法草案的要点，他很注意宪法草案序言的最后一段，他说：“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六万万人民亲密团结，在广大的、富饶的国土上，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呵，这是人类历史、世界历史不能不违反了战争贩子们的愿望而前进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位欧洲朋友的话，实在也就是世界上所有善良的男女们心里的话。 六百个百万，是一个大数目，是全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但这个数目之所以在今天震荡了全世界，是因为这六百个百万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现在正以它自己的宪法巩固这胜利并决心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保卫世界和平。这一伟大的现实，在国内也许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但一旦到了国外，你就时时处处感觉着。乌拉！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呵！ 1954年7月16日。 延边——塞外江南 从图门站到延吉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车行二小时。我有四、五年不回家乡了，可是车行所见的"江南风光"，使我错疑已在故乡。啊，多么美丽呀！绿油油的水田。拉犁的牛多么壮健！它们不像我们家乡的水牛，可是和华北、西北惯见的黄牛，好像也不一样。延边耕田少用马，多用牛。自治州五个县，二十万垧耕地共有牛约十三万头（一九六二年计划增加到十六万头），而马呢，不过一万五千匹。 车行两小时，翻山越岭，但见两山之间的平地都是水田。延边现在有耕地二十万垧，其中水田是五万垧，也就是说，凡是可以改为水田的平川之地都已经改为水田了；以后的问题是引水上山，开辟梯田，这是延边农业四化计划中的二化：水利化，梯田化。其余二化是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总路线光明照耀之下，延边人民雄心勃勃地要在一九六二年基本上完成四化。到那时候，水田总数将为十四万四千垧，占全州耕地总面积70％，粮食（主要是大米）的产量将为五十三万三千吨。今年计划是三十四万吨，全区民食需用二十七万吨，那就有余了。 但是现在山坡上并不空闲，到处都是亚麻、黄烟和正开着小白花的豌豆。相隔几丈，有果木树，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苹果梨。 远处高山是森林，占全州面积82％强。森林里有宝贵的药材。首先是人参，还有黄耆、贝母。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种植人参六十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二平方公尺，其他药材三千垧。森林里还有珍贵起毛的兽类，最著名的是貂，也在计划饲养，以广繁殖。养鹿已经开始了。这是农副业之一种。此外的农副业还有养蜂、养鱼、放养柞蚕。光是柞蚕，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放养一万把（柞蚕以"把"为计算单位，"把"者一把剪子一人一天所可能做到的工作量，每把约得茧二万余）。还有养蛤蟆，长久以来，这特种的蛤蟆驰名全国，蛤蟆油（即蛤蟆的内分泌腺，作块状）是珍贵的补品。 山区的资源是异常丰富的。现在已知的地质材料岂不完全，然而，可以断言，黄金和乌金（煤）几乎到处都有。延边五个县都产煤，而且质量很好。油母页岩也几乎到处都有，含油量13.5％，取一小片用火柴引火，就会像蜡烛一样点燃起来。新办的炼油厂，今年生产五万吨，明年十万吨。此外，钼、锑、铅、锌、云母、水晶，都有发现，可还没探明白蕴藏有多少，新探得的一个大铜矿，据已知的蕴藏量，在国内是名列前茅，而且质量很好。 这样丰富的资源，从前是货弃于地。延边的工业是在解放以后开始建立的。车子驶近延吉市，你就看见延吉江的南面，吐着浓烟的许多高烟囱。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水泥、肥料、造纸、针织、农具制造、橡胶、炼油等等工厂，今后都将以飞跃的发展来加速延边的工业化，计划在明年，地方工业品产值可以超过农业。大跃进后，七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已经创造三百零八件新纪录，其中三件是突破国际水平的。这标志了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延边已经开始高涨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延边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全区20％的青壮年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中毕业生共三万二千二百二十三名，高中毕业生气千一百十七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一千零十五名。延边大学在这五年内的毕业生是一千零九十九名。把这几项的数目字和全区的人口（八十万多）总数一比较，就显出延边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农村中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之多，是延边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东盛乡（离延吉市三十里，翻过帽儿山就到了），有一个著名的黎明（金时龙）高级农业合作社，就是这个社在今年五一宣布了民办农业大学的正式成立。这个业余的农业大学是全国同类的民办大学的第一所。现有学生五十一人（其中女生九人），都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经过三年至八年的劳动锻炼或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农民和乡干部。这第一批入学的学生都经过考试（政治、物理、化学、达尔文主义基础知识），他们现在所学的功课都是根据当地当时和未来发展的生产需要而订立的，共十一门。学生们每星期有两个半天上课，每天晚间两个小时的复习和讨论，因此，完全实现了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东盛乡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就普及了小学教育，今年又普及了中等教育；全乡三千多青年中只有四名半文盲，60％的青年农民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跃进中，全乡涌起了民办教育的干劲，新建的初中、高中七所，业余高小三十六所，业余初中十五所，业余高中十二所。把这些数目字和全乡人口（三千三百多户，人口的数字我忘记了，假定五口一户就是一万六千五百多口），一比较，就可以想见教育普及的情况。业余的农业大学现在只有五十一名学生，可是报名投考第二批的，已经有三、四百人。 金时龙合作社是东盛乡八个合作社中最大的一个，它拥有全乡耕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一半多，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必须再合并（把其余的七个小社和金社合并）然后在人力和资金等调配方面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形势。据说这件事不久就可实现。那时候，这个最早成立、命名为"黎明"的高级合作社（金时龙是劳模，全国人大代表，黎明社的创办人，现社长），大概在全国又将考上第一；你想，土地九千多垧，人口一万五、六千，有那样多的学校，几乎没有文盲，青年的60％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不突出么？还不是全国第一么？ 我因为时间不够，只在黎明社走马看花而已，可是，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你看，铁工厂正为新式农具、为技术革命而跃进，砖瓦厂正为改建社员的住宅而准备材料，卫生所、妇幼保健站多么整洁而且设备完全，供销合作社的书刊部分有四百多种的书籍。此外，还有群众图书室八个，田间读报组七十四个，社员订阅日报四、五种，三百多份，光是《红旗》，就订阅七十份（第三季度订阅《红旗》的，朝文版增至六十一份，汉文版增至二十七份），订阅其他刊物共五百多份。社员对我说：解放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他们连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都被剥夺，现在他们自己办学校，办业余大学，这真是天壤之别。这都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活生生的成绩。 这个社的文艺活动，单看下面的数字，也可以想见它的活跃。全社有八个俱乐部（每个生产队一个），一个中心俱乐部，业余演员四百五十人。俱乐部分四组：创作，表演，体育，宣传。去冬今春，水利建设紧张时，每晚都有千多人在野外工作，文艺队也是每晚在工地表演。我在参观这个社的时候，看出它的"画廊报"十分精彩。"画廊报"在延边农村很普遍，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是贴在壁上的大幅宣传画，彩色，十几幅在一起，所以称为"画廊"；这些画经常更换，配合中心任务，所以是"报"。黎明社的画廊报中有一幅大画，标题是"叫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一个巨人一手按住一个山头，另一手托开一个山头，两山之间河水滚滚而过，画得生动有力。农民的业余画家中，有不少天才。 东盛乡黎明社的业余农业大学完全实现了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了；现在再来看正规的大、中、小学是怎样的。据我所见，劳动已经成为延边各级正规学校的正规课程了。 例如延吉市第二中心小学，学生二千多，学生年龄七——十五岁，没有超龄儿童。主要劳动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有土地三十亩，有皮革制作（利用碎皮制手提袋，十分美观）、制蝇拍、针织等等车间。三十亩土地，主要种植大豆、土豆、蓖麻、向日葵、冬瓜等等。劳动时间：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二小时，五、六年级学生每周四小时；一、二年级学生不参加上述各项劳动，但每周有一小时的街头清洁劳动。高年级学生每周还有一次到农村活动——参观和劳动。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劳动。这个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学会了园艺、畜产、木工、制糖果等几种生产技能。去冬今春，学生共拣粪八百二十五万公斤，栽树八百二十一棵，种油料作物一千五百片，拣废铁三千四百六十公斤，玻璃三千九百四十四公斤，打草袋一千八百八十三只，打绳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二公斤。劳动改造了人。一个经常偷东西的五年级学生现在完全变了，劳动很积极，当了制蝇拍车间的主任，加入了少先队。 又如第二高中和第三高中，前者学生一千三百人，有实习土地八垧，农场八十多垧，还有铁工厂（制造简单农具）；后者学生气百多，实习土地（校园）五垧半，农场一百垧荒地，已开垦四十垧，实习工厂正在建立。过去，学生每周劳动两小时，现在规定一周二十四节课四天完成，其余二天时间完全劳动。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劳动收入，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全校经费的二分之一。 延边大学是首先创议把学生参加劳动作为正式课程的。该校的农学院基本上就是半工半读，农学院有农场二十多垧，果木园二百多垧。到田间教书，教员非有实际知识不可。教员种试验田，勤杂工完全取消，牛羊猪都是学生、教员喂养。农学院已经达到自给自足。 延大的师范学院（和农学院、医学院不在一处）分八个系，学生气百多人。走近这个学院，立刻就看到学生们劳动的果实了；围绕校舍的校园很大，到处都种了菜蔬和果树。这是实习工场以外的劳动教育。 学生家庭成分：中心小学80％的学生是干部子弟，20％是农民子弟；第二高中98％以上的学生是工农子弟。第三高中85％以上是工农子弟；延大学生95％是工农子弟。中心小学是在延吉市内的，所以学生多为干部子弟。从这里也反映出延边的小学教育早已普及到农村了。 延边艺术学校是一九五七年新建的，现在（指今年三月）只有三十六名男女学生，分音乐、舞蹈、美术三个系（美术系只成立了几个月），我看了学生们的音乐舞蹈表演，印象很深。在民族的优秀歌舞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些青年学生看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肯下功夫学习。舞蹈的主要课程是民族舞，也教国内兄弟民族的民间舞蹈和芭蕾舞基本训练。朝鲜舞已经跳得相当熟练。芭蕾舞基本训练呢，如果想到他们学的时间不过半年，也就觉得他们目前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吃亏的是体力差些。十几岁的五、六个女孩子表演了十多分钟，都有点气喘了。 这个青年的艺术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群众文艺活动的骨干分子，舞蹈系的学生都要学编导。这个艺术学校下半年将招新生五十多名。 教学之外，艺术学校还办了两种训练班。一是文化馆、俱乐部的文艺骨干参加的"群众业余文艺训练班"，又一是"儿童业余文艺训练班"，参加者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后者已经教出了可以上台表演的七、八岁的小艺术家（钢琴和小提琴）。有一次盛大的晚会，业余表演者的节目就有儿童的，也有老大爷和老大娘的。 延边歌舞团有歌剧和民间歌舞两个队，共九十多人，水平都很高。民间歌舞的有些节目，我在别处尚未见过，例如《丈夫离去的那天》。这是一个古典舞，男女两组，婀娜和刚健对称，充满了乐观气氛。故事大意是：丈夫们要出征了，妻子们在溪边取水送行，丈夫们表示了英勇杀敌的信心，妻子们在惜别而乐观的情绪中遥望丈夫们大踏步走了去的远影。我很喜欢这个舞。从内容到形式，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歌剧团演出了大型歌剧《孔菊和潘姞》，看过这个戏的，特别是看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歌剧院演出这个戏的人，一定会耽心延边的这个几十人的歌剧队（除了乐队，民间歌舞队和歌剧队合计也不过六、七十人，而民间歌舞队中有些演员还不能参加歌剧演出，因此实际人数是很少的），而且演出的舞台在宽、高、深三方面又都不合标准，如何能演好这个大型歌剧。可是他们演得很好。没有什么秘诀，除了演员们的艺术造诣，还靠有克服困难的干劲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他们没有专职的舞台工作人员，搭布景、摆道具，都是演员们大家动手；不少演员在演出时身兼数角，刚扮演过这个角色的，下场换了服装又上来演另一个角色了。没有后台，演员们挤在台下的一小块地方化装。我看了在那样窄而浅的舞台上，搭出那样富丽堂皇的布景，就不能不赞美舞台美术设计者的本领。总而言之，这个剧团，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我访问过这个歌舞团的团部。园子很大，房子不多，满园子种了蔬菜，这是团员们劳动的成果。他们还把园子里多年没有得到培修的大批果木树培修起来。不久的将来，这些果木树就会报答他们的辛勤的劳动。他们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农业劳动者，我猜想他们将来还会办小工厂呢！ 因为地理位置偏了一点，不但外国来的歌舞、剧团很少到延边演出，就是国内的歌舞、剧团的巡回演出，也不到那里。延边歌舞团的团员们迫切希望看到别人的表演，以资观摩，以广见闻。我认为这种愿望是合理的。有关方面，应当考虑他们的这种愿望，设法给予部分的满足。 海南杂忆 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赡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俪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象。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大，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平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拍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像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谪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从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起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划着明年的夺粮大战罢？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片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 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 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凫没； 岂有亿万足，垅亩生倏忽。 初如凫足撑，渐见蛙眼突； 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 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 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垅； 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 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 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 闾阎饱飦饼，上下足酒浆； 岂独济其暂，亦可瞻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 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 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 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刮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北京话旧 一九一三年秋，我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的本科是文、法、商科。我在北京三年，看见了当时的卖国政府的头子、所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实质上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看见了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作准备。也看见了袁世凯公然称帝，并且下令改元为洪宪。也看见了蔡锷在云南起义，声讨袁世凯，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各省继续声讨袁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因讨袁声势愈大，忧愤病死。 但是，在这三年中，虽然政治上大事件风起云涌略如上述，而古城北京的面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那时没有电车，只有人力车，可是人力车夫的本领是惊人的，从万牲园（今动物园）到颐和园，只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宿舍，一部分在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前清末年的遗物。另一部分预科学生的宿舍在沙滩，那时沿沙滩有一条小沟，沟里还有水。 那时候，商业区在外城大栅栏，王府并没有什么商店。旧书铺都集中在琉璃厂，望门对字，招揽顾客，竞争激烈。但是，他们真正欢迎的，是一些老主顾，——前清遗老，也贩卖古书的古董商人，附庸风雅的暴发户，等等。每逢这些人上门，掌柜亲自招待，敬烟奉茶，不等开口，便搬出许多书来，夸说这些宋、元刊本别家没有。他们对于这些老主顾的“底细"是摸透了的，知道谁是真内行，那就不敢漫天要价，谁是假内行，那就缠住了不放，非要作成买卖，图个一本万利。至于学生模样的人到这些旧书其中，就该受白眼了。我的一个同学，浙江富阳人，姓徐，衣冠楚楚，竟然闯到一家旧书铺，买了一部光绪丁亥年上海点石斋据阮元校勘原本缩小石印的《十三经注疏》，花了五十元，店家还再三叹气说：是"亏了本的，做个朋友，您下次多多照顾"。 那时只有颐和园还和解放初（一九四九年春）差不多。我在一九一四年游过颐和园，相隔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春重游颐和园时，虽已日月重光，而此园风物依然如故。此外，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 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我和许多人从沈阳坐专车到了刚解放的北京，同住在北京饭店老楼，其中有沈钧儒、马叙伦等。后来张元济（菊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拜访住在北京饭店的旧友（我也算是一个），他对沈钧儒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沈老回答说：“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第宅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沈老这番话，说得张元济抚掌大笑。张元济是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旧的北京永远是历史上的北京，它是皇亲国旗、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北京；现在的北京，是人民的北京，将永远是人民的。 1979年4月29日。 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那时东京的银座有夜市。这是道旁的地摊。就在人行道上铺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简陋者竟是几张报纸，摆开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地摊的主人就坐在这些货其中间，高声叫卖。货品有家用什物，儿童玩具，乃至旧书，日文的，英、法、德文的，还有中文的。这些摊位有大有小，据说要上税，按其摊位之大小，税亦多寡不一。运气好的做成几注生意；运气坏的，没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赔了数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叫卖，也白赔了税。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着冷冽的夜风，坚持到午夜，以博蝇头微利的人，就想到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在这豪华的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室、舞厅，一边却有这些可怜的摊贩，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么？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导：风化警察强xx了一个咖啡店的女侍者。什么叫“风化警察"呢？原来是专门维持风化的特种警察，专门在公园，在什么神社的院子里，查考有没有一对儿在作"有伤风化"的事。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罢？输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毕竟还有"东方"的特色。因为，在日本那时，"恋爱"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风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对，就要带这一对到警署，查问地址、职业，是否各有所属，或者已订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后再论嫁娶。总之，麻烦得很，警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判拘押几天或罚款若干。这里所讲风化警察强xx了咖啡馆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风化"警察特别忠于职守，经常整夜到处巡逻，维持"风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点钟街头既已人静，公园、神社内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闯进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没有人在干那有伤"风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楼上发现了并头睡觉的一对儿。女的是该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许人。这被发现的一对儿申述了许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风化"警察是只认识"风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问如何，命令这一对儿离开那咖啡店，说要带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这位"风化"警察改变了主意，说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这样拆开了后，他自己就来扮演那已走的"男的"，当他的大嘴巴贴到女的脸上时，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转身跑了，"风化"警察却不肯罢休，追到一个小学的操场前，追上了，他发疯似的把女的拖进操场，就在那里强xx了她。这位"风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无效，第二天，这个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报馆里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没有把强xx犯拘押起来的警署长官为了平息"舆论"，对各报记者说：“m是这里的模范警察。这回的失态，也许是一时的错误，然而为纪律计，我们觉得还是罚他的好，却不必张扬其事。我们已将他解职。" 这件事，引起了我这样的感想：把一个人的职业派定为专门查问男女间的"秽亵"，事实上是引诱这个人去做"有伤风化"的事，但却美化此职业的名称曰"维持风化"，这真是对于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态"。这也是只有文明社会的统治者们才会想出来的"法律"。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1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1杨氏夫妇杨氏，指杨贤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尔松、高尔柏。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注〕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对于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 写于悲痛中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1927年10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1930年春。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象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人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1935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目为"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很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1935年11月，有人“发见”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阳》（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起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起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她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史沫特莱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她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她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她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她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他同意。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莱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是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为这问题，争论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都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语），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1940年10月 我和鲁迅的接触 一"左联"的问题 “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些人一方面要卖文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自己做点研究工作，所以几个人轮流，其中有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等，鲁迅不在其中，他是从方针政策方面做领导工作。 从同冯乃超谈话中我了解到，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我问他参加"左联"的有多少人，他说：成立时签过名的四十多人（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有的人不在上海了，还有的人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当时是坐电梯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这个俱乐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开会，鲁迅参加了，但主持会议的不是鲁迅，是那一个月的执行书记。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还讲了最近活动情况，并说这个地方是借来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小时。接着就请鲁迅讲话，这个讲话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没有。鲁迅没有稿子，大约讲了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如此，如成立时参加的杨邨人后来就成了叛徒。鲁迅讲完后就散会了，两、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这个会，还有些小会，二三人参加，都不是在个人家中开，而是在公共场所，如在咖啡店。此外为了配合各种纪念活动，常常是大家分头活动，如纪念五一节，纪念文章登不出来，是在马路上贴贴标语。 “左联"其他活动是办一个刊物，最初名为《前哨》，只出了一期。这一期内容全部是关于五作家被害的事。这是秘密出版的，经费是由"左联"成员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学导报》，这个刊物完全是鲁迅领导的，文章也都是经过鲁迅看过的，定稿是鲁迅决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联"活动减少了，后来就改变一种活动方式，一些青年成员，想法找一些学生或工人同他们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绍他们进"左联"，而是向他们作政治宣传，后来连这也不能进行了。 这时周扬还没有进"左联"，冯雪峰是书记处的成员，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冯雪峰找过我，对我说，你也来担任一期执行书记。我说：我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行。他说：可以试试看。因此我也担任过一个月的执行书记。"左联"成员做宣传工作的，要定期向执行书记汇报，可能一个月内开一两次小会。 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联"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一九三二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发展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大家住的地方彼此都保密的，当然熟人之间不保密，对不熟的人就保密。鲁迅和我住的地方，我们彼此不保密，我们书信一般由书店转，鲁迅由内山书店，我由开明书店。我原来住景云里，后来鲁迅搬新建的大陆新村，他告诉我，大陆新村还有空房子，我后来也搬去了。他住在大陆新村第一弄，我住在大陆新村第三弄。 周扬从日本回来以后，加入"左翼戏剧界联盟"，后来冯雪峰把他拉进"左联"。但是不久他们之间闹了矛盾，冯雪峰就离开了"左联"（这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许我记错了。）周扬他们主持"左联"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开全体成员会了，凡事也不再向鲁迅请示。此后，鲁迅领导"左联"，不过是名义而已。 二关于"左联"解散 大约一九三六年正月头上或一九三五年底，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拿抗日救国作旗帜，组织了"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包括律师、记者、杂志编辑、学术工作者，主要人物有沈钧儒、邹韬奋，另外还有个别的工商界人士如章乃起等等（抗日战争以后叫"救国会"），但是，没有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郑振铎找我说，夏衍要找我谈一下。我与夏衍来往很少，与周扬、田汉、阳翰笙都不大往来。我问郑振铎，夏衍找我有什么事？郑说，夏衍没说。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并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婿，国民党特务不会注意他的，在他家里谈话是保险的，所以我就约夏衍在郑家里谈话。谈话重点：夏衍讲中央号召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有了，文艺界目前还没有，准备组织一个范围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夏衍说，他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礼拜六派"也答应加入。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参加，打算叫做"文艺家抗日协会"，或"文艺家协会"，名称没定。夏衍说，这事要征求鲁迅意见，但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只好找我把这意思转告鲁迅。他问我对新组织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与鲁迅谈过再说。他说：第二个问题是"左联"要解散。如果不解散"左联"，人家以为这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了，那么统战范围就小了。夏衍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大概是已经有多少人参加之类。我说，我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转告鲁迅。夏衍又问几天以后听回音，我说三天后仍在郑振铎家会面。夏衍走后，我问郑：他们找过你没有，他们连"礼拜六派"都找了。郑说：也和我谈了，我不是"左联"成员，我无所谓。郑对要拉"礼拜六派"不放心，以为如果这样办，那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进来了。 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鲁迅。鲁迅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说到解散"左联"，鲁迅不赞成。他说，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说：“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下次我和夏衍见面，就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三天后，我和夏衍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头，就是核心。我说：我是赞成鲁迅意见的，现在我可以把你这话转告鲁迅。这次，鲁迅只说一句话：“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我就托郑把这句话转告夏。夏衍等因为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也就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事拖下来了。后来，他们在一个期刊（他们办的）上登了一个消息，大意说"左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此解散。是什么期刊，我记不得了。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中央批准解散"左联"是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是哪些人，我搞不清楚，"长征"以后，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扬、夏衍等已提出"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我和鲁迅也是谈过的。鲁迅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不久《赛金花》就出来了。鲁迅说，原来是这个货色，哈哈大笑。 那时夏衍常找我和郑振铎，我问过他，你们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国时报》上有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就是王明）写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防文学"，又说看到"inprego"（中文应译为《国际时事通讯》，是第三国际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这口号，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国防文学"）。夏衍这样引证，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是他们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鲁迅那里去谈别的事，临走时鲁迅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这样才有力量。因为周扬他们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张鲁迅出面写文章，提出新口号。鲁迅说也可以，但近来身体不大好，慢慢儿来吧。 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出来，丝毫不提这口号是鲁迅提的。郑振铎告诉我，我大为惊异，就去找鲁迅。鲁迅说：他昨天才知道。我说：你没有写，为什么胡风写呢？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但胡风写了后，也不给鲁迅看，就发表了。我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胡风这个人相当复杂，这篇文章解释新口号也不全面。我仍劝鲁迅写文章，谈这个新口号，纠正胡风的缺点。但后来鲁迅还是没有写，因为那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发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两个口号的问题在此信中有了详尽的阐述。 四鲁迅在景云里情况 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当时我也住在景云里。还有周建人、叶圣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从我的屋子的凉台上就可以看到鲁迅的家。鲁迅曾来我家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说我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告诫我不要出门，因此我没有到过鲁迅寓所。我在这里写了《幻灭》、《追求》、《动摇》。当时我爱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鲁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晓方睡。 五关于贺长征电 鲁迅贺"长征"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来往密切。史沫特莱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国，住上海。她来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佛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史沫特莱交游广阔，其中有孙夫人、新西兰的共产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诺。后者我在鲁迅家里遇见过。当时斯诺正请鲁迅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由鲁迅写一个小引。斯诺把这本短篇小说集译为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六关于鲁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平也曾劝过鲁迅，可否叫这两位医生来诊断一下，但鲁迅坚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回上海，他帮同许广平说服了鲁迅。五月末的一天，冯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莱转请那两位医生。我给史沫特莱打电话，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莱说她马上去找医生，叫我先到鲁迅家等候。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么我们用英语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问答说：“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医生又说，鲁迅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该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医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莱商量，我们只能把大夫说的住院详细检查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的告诉许广平。于是我就这样对鲁迅说了，可是鲁迅不信，他说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不同意去住院检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不能写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渐渐好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向往苏联"的一章中讲到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京，曾准备到苏联。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鲁迅去北京，是准备去苏联的，是去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召开。当时本来就在苏联的肖三参加了这个会。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讲到鲁迅到苏联领事馆并看了电影，这不是我讲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不方便，还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国书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护照；第三，语言上方便。我与鲁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但鲁迅终于没有去成。当年十月，突然病发逝世，正不出d医生所料，过不了年。 七"文学研究会"和鲁迅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品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八关于鲁迅治丧委员会 鲁迅逝世时，我不在上海，回乡看母亲去了。我走时他还很好，不料突然病发，据说十七（或十八）晚上，他还同许广平去看电影，回家后觉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我妻孔德沚，当时在治丧委员会工作，派她专陪孙夫人。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 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译报》专译当时欧、美乃至日本的报刊上有关国际时事及中日战争的报道，也译登苏联报纸有关欧洲战事及中日战局的报道，主持《译报》编辑事务的，有胡愈之等。当时，日军已控制上海，书报检查极严，但因仍同美、苏、英、法保持外交关系，故对于专门译载这些国家报刊文章的《译报》，只好任其出版。《译报》当时是上海唯一的进步报刊，因为要翻译至少是四国文字的材料，也解决了当时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们的生活。 作者附注：这篇文章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稿整理的，现在要重印，遵照编辑同志的建议，删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词，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动。文章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可参看《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我写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 1979年5月12日 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 ——复谭国棠国棠先生： 尊论我颇赞同。但记事体和感想体的小品在文学中确是一格，如果做得真好，那么，就以此名"家"，亦不为过。这是就一个人而论；若就一个民族的文学而论，自然不能单有小品而无大著。我国新文学方在萌芽，没有大著，乃当然之事，正不必因此悲观也。 《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第一篇《沉沦》主人翁的性格，描写得很是真，始终如一，期间也约略表示主人翁心理状态的发展：在这点上，我承认作者是成功的；但是作者自叙中所说的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南迁》中的主人翁即是《沉沦》的主人翁，性格方面看得出来。这两篇结构上有个共通的缺点，就是结尾有些"江湖气"，颇像元二年的新剧动不动把手枪做结束。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起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起性！细心的读者，你们同情我这话么？ 记者雁冰答 〔附〕来信记者先生： 近来各杂志各报上发表的创作大都是短篇的，长篇很是寥寥，便是那些短其中，也是描写人生断片的作品少，而记事体式的杂感式的作品多。此等作品，气味甚淡，看惯刺激性极强的红男绿女的小说的中国人，一定觉得干枯无味。况且实际上这些小说本来用意既极浅薄，情节亦颇简单。我真不懂像这戋戋者怎能证明作者确有才华！长篇小说近来发表的像《沉沦》等三篇，亦未见佳；虽然其中加了许多新名词，描写的手法还是脱胎于《红楼》、《水浒》、《金瓶梅》等等几部老“杰作"。《晨报》上连登了四篇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疲乏极了！贵报目下隐然是小说界的木铎，介绍西洋文学一方，差可满意，创作一方却未能见胜。至盼你们注意才好呵！ 与其多而不好，不若好而不多；我以为如今创作家发表创作太容易了。 谭国棠一九二二，一，二。 读《呐喊》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但是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的看它（《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狂人日记》）的生辰了。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总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是 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 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著"仁义道德"几个字。我 横竖睡不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岂不通的小说曾未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狂人日记》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篇，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解减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是怎样的叫人短篇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曾亲身在"县里"遇到这大事的，一定觉得《阿q正传》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我们现在看了这里的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自序》内，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 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 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 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 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其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 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说到希望，是不能抹杀的"， 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 狂人日记》。但是他的悲观以后似乎并不消灭，在《头发 的故事》里，他又说：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 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 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 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 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 们自己呢？这不是和《自序》中铁屋之喻是一样悲观而 沉痛的话么？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 对于"希望"的怀疑：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 的时候，我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 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 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 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 观，是在《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 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但是《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会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这起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不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这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鲁迅论 一 几年来，常在各种杂志报章上，看到鲁迅的文章。我和他没甚关系，从不曾见过面，然而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并且赞美他。只因我一向居无定处，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来，是交通不便，难得看见外界书报的地方，所以并未完全看过鲁迅的著作。近来看见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才看得到——方知世间对于鲁迅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这般不同的论调。又从此书，知道鲁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单行本，要窥全豹，亦非难事，这就刺戟我去买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来看。两月前，在一个山里养病，竟把他的著作全体看了一遍，颇有些感想，拉杂写下来，遂成此篇。如果题名曰"我所见于鲁迅者"，或是“关于鲁迅的我见"，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这等扭扭捏捏的长题目，便率直的套了从前做史论的老调子，名曰《鲁迅论》了。 二 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看见过他的人们描写他们的印象道： 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 头。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 不同小孩一样。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象脑筋里时时刻 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初次见鲁迅先生》，马珏）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印象。又一位女士描写她的印象道：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然而鲁迅 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我只深刻地记得鲁迅 先生的话很多令人发笑的。然而鲁迅先生并不笑。可惜 我不能将鲁迅先生的笑话写了出来。 （曙天女士：《访鲁迅先生》）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 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 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 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 官僚的神情来。 （《致志摩》，陈源）这又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描写。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张鲁迅最近画像。八字胡子，瘦瘦的脸儿，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这个人儿该也会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罢。可惜瘦了一点，不然，岂但是"很可以表出"，简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罢。 上举三篇，是值得未见鲁迅的人们读一遍的。在小学生看来，鲁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泼，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来，鲁迅是意外地并不"沉闷而勇猛"，爱说笑话，然则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学教授看来，鲁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官僚，不是久已成为可厌的代名词么？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见，而所见又一定不同；我们从鲁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罢。 三 张定璜在他的《鲁迅先生》（亦见《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里告诉我们说：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 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 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 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饥 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 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救国，或正在向民众去，或 正在鼓吹男女仆权，或正在提倡人道主义，或正在作这 样作那样，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他至少是 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枝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 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 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我们知道 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 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开嘴说话，他的尖 锐的眼光已经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许比你自己知道的 还更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去抹杀那表面的细微的，怎么 样去检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 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 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几乎看了，虽 然你会打扮的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 主张绅士的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 硬的甚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 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 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窃偷，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 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看见九斤老太，七 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见阿q的枪毙——一句话，看 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 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么？……鲁 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 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 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 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他。我们无法拒绝他。他已经 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 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 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来了。”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沉默的旁观"，鲁迅之为鲁迅，尽于此二语罢。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著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呐喊》六三页）和《端午节》（《呐喊》一八九页），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作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他沉痛地自白道：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 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 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 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 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所以我对于这篇"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 事》"，——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 强烈的感动。对于《端午节》，我的看法亦自不同。这 位批评者说： 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 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 我觉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节》的表现的方法恰与 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我们的高明的作者当然不必 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然而有一件事是无可多疑的，那便 是我们的作者原来与我的几个朋友是一样的境遇之下， 受着大约相同的影响，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无论 如何，我们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 近了。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在这一点， 《端午节》这篇小说对于我们的作者实在有重大的意义， 欣赏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记了这一点。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页八○， 成仿吾：《〈呐喊〉的评论》） 这一段话，虽然反复咏叹，似乎并未说明所谓"自我表现"是指《端午节》所蕴含的何方面（在我看来，端午节还是一篇剥露人的弱点的作品，正和《故乡》相仿佛，所以其中蕴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寻绎之后，我以为——当然只是我以为——或者是暗指"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等情调是作成了《端午节》的"自我表现"的"努力"。如果我这寻绎的结论不错，我却不能不说我从原文所得的印象，竟与这个大不相同了。我以为《端午节》的表面虽颇似作者借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差不多说"为表现的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端午节》内写方玄绰向金永生借钱而被拒后，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方玄绰低下头去了，觉得这也无怪其然的。况且自 己和金永生本来很疏远。他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 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平时明明已经收到了衙 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恐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 装了一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 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 他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 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并且《端午节》的末 了，还有一段话：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 了。那时他惘惘然的走过《稻香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 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 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 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这又 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评了。 我觉得这两段话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使我感动；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绅士们讨厌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鸦，一开口就是"不祥"。并且把他看作"火老鸦"，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着火。然而鲁迅不馁怯，不妥协。在《这样的战士》（《野草》七七页）里，他高声叫道：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 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 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 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 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 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品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 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 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 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 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 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 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 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看了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鲁迅是怎样辛辣倔强的老头儿呀！然而还不可不看看《坟》的《后记》中的几句话： 至于对别人，……还有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 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 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 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 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 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 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 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 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 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 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 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 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 掉了的时候为止。 （《写在〈坟〉后面》，《坟》三○○页） 看！这个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妩媚！ 四 如果你把鲁迅的杂感集三种仔细读过了一遍，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张定璜说鲁迅： 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 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 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这话自是确论；我们翻开《呐喊》，《彷徨》，《华盖集》，随时随处可以取证。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这个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的舟子，虽然一则曰： 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起而不能已于言的人 了。 （《呐喊自序》）再则曰： 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 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 （写在《坟》后面）然而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他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我们翻开鲁迅的杂感集三种来看，则杂感集第一的《热风》大部分是剜剔中华民族的"国疮"，在杂感集第二《华盖集》中，我们看见鲁迅除奋勇剜剔毒疮而外，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华盖集》一四二页至一五三页），《无花的蔷薇》之三（《华盖集续编》一一八），《春末闲谭》（《坟》二一三页），《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二○一页），《看镜有感》（《坟》二○七页）等，都充满着这种色彩。鲁迅愤然说：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 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 古已有之。 （《华盖集》十一页）他又说：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 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 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现在的 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 “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 除此没有别的法。 （《华盖集》一五页）《热风》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杂感，这六年中，我们看见"思想革命"运动的爆发，看见它的横厉不可一世的刹那，看见它终于渐渐软下去，被利用，被误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盖几已销声匿迹。是不是老中国的毒疮已经剜去？不是！鲁迅在一起杂感《长城》里说：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 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 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华盖集》五五页） 旧有的和新补添的联为一气又造成了束缚人心的坚固的长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情状。在另一处，鲁迅有极妙的讽刺道：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 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 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 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华盖集续编》一一九页）然而攻击老中国的国疮的声音，几乎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内所做的杂感，现收在《华盖集》内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这六年中为多。一九二六年做的，似乎更多些。"寂寞"中间这老头儿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阑珊"，成了很触目的对照。 鲁迅不肯自认为"战士"，或青年的"导师"。他在《写在〈坟〉后面》说：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 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 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 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 道路。那当然不止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 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 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 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 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 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 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 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 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 士了，而且也不能称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 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 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 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 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 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但是我们不可上鲁迅的当，以为他真个没有指引路，他确没 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什么运动。他从不摆出"我是青 年导师"的面孔，然而他确指引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 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鲁迅决不肯提出来呼号于青年 之前，或板起了脸教训他们，然而他的著作里有许多是指引 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在他的创作小说里有反面的 解释，在他的杂感和杂文里就有正面的说明。单读了鲁迅的 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 感集。 鲁迅曾对现代的青年说过些什么话呢？我们来找找看：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 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 了可诅咒的时代。 （《华盖集》四○页）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 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 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华盖集》四三页） 在别一地方，我们看见鲁迅又加以说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 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 我们都反抗，起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 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 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 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 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 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 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 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 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座不垂堂"了。但阙少的 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 人不要动。……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其见，应该 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 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 引人到死路上去！ （《华盖集》四九页至五○页） 这些话，似乎都是平淡无奇的，然而正是这些平淡无奇的话是青年们所最需，而也是他们所最忽略的；鲁迅又说过：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 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 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 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华盖集》五四页）大概有人对于这些话又要高喊道：“这也平淡无奇！"不错！确是平淡无奇，然而连平淡无奇的事竟也不能实现，平原因还在于"不做"。鲁迅更分析地说道： 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 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 的苦痛，但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 错误。 （《坟》一六七页）其次需要"韧性"。鲁迅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 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 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 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 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 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 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 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 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一五○页）鲁迅鼓励青年们去活动去除旧革新，说：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 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 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 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 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 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 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 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 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 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 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 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 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 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 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 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华盖集》一五二页）他对于现在文艺界的意见，也是鼓励青年努力大胆去创作，不要怕幼稚（见《坟》一篇一页《未有天才之前》〉。 对于所谓正人君子学者之流的欺骗青年，他在《一点比喻》内说：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 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 章。……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 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 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经一事，长一 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著小铃铎的聪 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 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 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是没有 人问—— “往哪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 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 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 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 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 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 长出来。 （《华盖集续编》三二至三三页）然而鲁迅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如"请愿"之类。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了后，鲁迅有好几篇杂感写到这件事，在《死地》内，他说：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 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 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华盖集续编》九一页） 在《空谈》内，鲁迅更详细地说道：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 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 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 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 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 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 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 罗网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 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 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 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 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华盖集续编》一○九至一一一页）在《无花的蔷薇》之二第八节内，鲁迅又有这样几句话：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 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 利息！ （《华盖集续编》八八页） 五 离开鲁迅的杂感，看鲁迅的创作小说罢。前面说过，喜欢读鲁迅的创作小说的人们，不应该不看鲁迅的杂感；杂感能帮助你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至少，在我自己，确有这种经验。 《呐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几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我说是"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照理这是应该被剩留在后面而成为"过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国很难讲，所以《呐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我们读了这许多小说，接触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极亲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总之，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于我们的情绪上的反映，是憎是爱是怜，都混为一起，分不明白。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而我们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种寂寞的悲哀，平原因亦即在此。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根本原因便在这一点。 人们的见解是难得一律的，并且常有十分相反的见解；所以上述云云，只是"我以为"而已。但是以下的一段文字却不可不抄来看看： ……共计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为前面的九篇与 后面的六篇，不论内容与作风，都不是一样。编者不知 是有意还是无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录分为两面了。如 果我们用简单的文字来把这不同的两部标明，那么，前 九篇是"再现的"，后六篇是"表现的"。 严格地说起来，前九篇中之《故乡》一篇应该归入 后篇作品之内，然而下面的《阿q正传》又是前篇的作 品，而且是前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与前 篇诸作并置。 前篇的作品有一种共通的颜色，那便是再现的记述。 不仅《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 《阿q正传》是如此，即别的几种也不外是一些记述 （description）。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 多全部在筑成（buildup）各样典型的性格 （typicalcharacter）；作者的努力 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 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 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称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 的典型筑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 作者太急了，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以为作者若能 不这样急于追求"典型的"，他总可以寻到一点"普遍 的"（allgemein）出来。 我们看这些典型在他们的世界不住地盲动，犹如我 们跑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样奇形怪状的 人在无意识地行动，没有与我们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们 猜出他们的心理的状态。而作者起起好像非如是不足以 再现他的典型的样子。关于这一点，作者所急于筑成的 这些典型本身固然应该负责，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现的方 法也是不能不负责任的。 （《〈呐喊〉的评论》，成仿吾，见《关于 鲁迅及其著作》七四至七六页） 我和这位批评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来，《呐喊》中间的人物并不是什么外国人，也不觉得"跑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样奇形怪状的人在无意识地行动"，所以那"里面最可爱的小东西《孔乙己》"以及那引起多人惊异的《阿q正传》，我也不以为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 这位批评者又说： 文艺的作用总离不了是一种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 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谓发挥了文艺的效果，若 以全部来示全部，这便是劳而无功了。只顾描写的人，他 所表现的，不出他所描写的以外，便是劳而无功的人。作 者前其中的《孔乙己》，《药》，《明天》等作，都是劳而 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这样的作品便再凑 千百起扰来，也暗示全部不出。艺术家的努力要在捕住 全部——一个时代或一种生活的——而表现出来，像庸 俗之徒那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引同上）这意思若曰：《孔乙己》，《药》，《明天》等作，所以成其为劳而无功的庸俗作品，即因它并不能以部分暗示全部。又若曰：孔乙己，单四嫂子，老栓，小栓，仅《呐喊》的小说中有此类人，其于全中国，则成为硕果，初无其匹，故只是部分的。不错，我也承认，孔乙己，单四嫂子，老栓等，只是《呐喊》集中间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的形相闪出在我的心前时，我总不能叫他们为孔乙己，单四嫂子等，我觉得他们虽然顶了孔乙己……等名姓，他们该是一些别的什么，他们不但在《呐喊》的纸上出现，他们是"老中国的儿女"，到处有的是！在上海的静安寺路，霞飞路，或者不会看见这类人，但如果你离开了"洋场"，走到去年上海市民所要求的"永不驻兵"区域以外，你所遇见的，满是这一类的人。然则他们究竟是部分的呢？抑是暗示全部的？我们可以再抄别一个人的意见在这里： ……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那里去都遇 得见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 所习见的生活。……他（鲁迅）嫌恶中国人，咒骂中国 人，然而他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他的作品满薰著 中国的土气。…… （张定璜：《鲁迅先生》） 现代烦闷的青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戟（他们所需要的刺戟），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内亦复如此——虽然有几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其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所以《阿q正传》的诙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自不安了。况且那中间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童"的"咸与维新"，再多说一点：把总也做了革命党，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举人老爷也帮办民政，然而不在把总眼里……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陈事了，然而现在钻到我们眼里，还是怎样的新鲜，似乎历史又在重演了。 他拿着往事，来说明今事，来预言未来的事。 （尚钺《鲁迅先生》，见《关于鲁迅 及其著作》三一页）鲁迅只是一个凡人，安能预言；但是他能够抓住一时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将来便成了预言。 《彷徨》中的十一篇，《幸福的家庭》和《伤逝》是鲁迅所不常做的现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写。恋爱，是这两篇的主题。但当书中人出场在小说的时候，他们都已过了恋爱的狂热气，只剩下幻灭的悲哀了。《伤逝》的悲剧的结果，是已经明写了出来的，《幸福的家庭》虽未明写，然而全篇的空气已经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剧的结果大概是终于难免的罢。主人公的幻想的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是我们听到的，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而是疲茶的宛转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缝里的冷风，不由你不毛骨悚然。虽则这两篇的主人公似乎有遭遇上的类似，但《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只是麻木地负荷那"恋爱的重担"，他有他的感慨，比如作者给我们的一段精彩的描写： “……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猫洗脸给你 看。"他同时伸长颈子，伸出舌头，远远的对着手掌舔了 两舔，就用这手掌向了自己的脸上画圆圈。 “呵呵呵，花儿。"她就笑起来了。 “是的是的，花儿。"他又连画上几个圆圈，这才歇 了手，只见她还是笑眯眯地挂著眼泪对他看。他忽而觉 得，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通 红的嘴唇尤其像，不过缩小了轮廓。那时也是晴朗的冬 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 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著，仿佛 有些醉了。 “阿阿，可爱的嘴唇……"他想。 门幕忽然挂起。劈柴运进来了。 他也忽然惊醒，一定睛，只见孩子还是挂着眼泪，而 且张开了通红的嘴唇对他看。“嘴唇……"他向旁边一偏， 劈柴正在进来，"……恐怕将来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 八十一！……而且两只眼睛阴凄凄……"他想着，随即 粗暴的抓起那写着一行题目和一堆算草的绿格纸来，揉 了几揉，又展开来给她拭去了眼泪和鼻涕。"好孩子，自 己玩去罢。"他一面推开她说；一面就将纸团用力的掷在 纸篓里。 （《彷徨》六五页）这一段是全其中最明耀的一点，好像是阴霾中突然的阳光的一闪，然而随即过去，阴暗继续统治着。从现在的通红的嘴唇，笑眯眯的眼睛，反映出五年前，可爱的母亲来；又从现在两只眼睛阴凄凄的母亲，预言这孩子的将来：鲁迅只用了极简单的几笔，便很强烈的刻画出一个永久的悲哀。我以为在这里，作者奏了"艺术上的凯旋"。 我们再看《伤逝》，就知道《伤逝》的主人公不像《幸福的家庭》内的主人公似的，只是麻木地负担那"恋爱的重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个神经质的狷介冷凄的青年，而他的对手子君也似乎是一个忧悒性的女子。比起涓生来，我觉得子君尤其可爱。她的温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坚决，使你觉得她更可爱。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没有女友，当涓生到局办事去后，她该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爱动物，油鸡和叭儿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时的良伴。然而这种委宛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似乎涓生并不能了解。所以当经济的压迫终于到来时，这一对人儿的心理状态起了变化，走到了分离的结局了。我们引一段在下面：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 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 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 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 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 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 道槌著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 一同灭亡。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 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幸而是早晨，时间正多，我可以说我的真实。我们的新 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 （《彷徨》二○○页）涓生觉得"分离"是二人惟一的办法，所以他在通俗图书馆取暖时的瞑想中， 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 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 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 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 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 （《彷徨》二○三页）子君并没通知涓生，回到家庭，并且死了——怎样死的，不明白。涓生 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 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 导……。 （《彷徨》二一三页）涓生怎样跨进新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不知道——作者并没告诉我们。可是我以为这个神经质的青年大概不会有什么新的生活的。因为他是 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 实者，虚伪者。 （《彷徨》二○八页）《幸福的家庭》所指给我们看的是：现实怎样地嘲弄理想。《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说明一个脆弱的灵魂（子君）于苦闷和绝望的挣扎之后死于无爱的人们的面前。 《彷徨》中还有两篇值得对看的小说，就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的主人公都是先曾抱着满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为的，然而环境——数千年传统的灰色人生——压其他们，使他们成了失败者。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于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随随便便"的悲观者，不愿抉起旧日的梦，以重增自己的悲哀，宁愿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终点——坟。他并且也不肯去抉破别人的美满的梦。所以他在奉了母亲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遗骸时，虽然圹穴内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迁，但他 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体所 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 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这样总算完了一 件事，足够去欺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 （《彷徨》四二页）《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却另是一个结局。他是寂寞抚养大的，他有一颗赤热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静。他在嘲笑咒骂排挤中活着，甚至几于求平地活着，因为他虽然已经灰却了"壮志"，但还有一个人愿意他活几天。后来，连这也没有了，于是他改变了；他说： ……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 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你看，有一个 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 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 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 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 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 意。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 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 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 败，——然而我胜利了。 （《彷徨》一六四页）愿意他活几天的，是什么人，爱人呢，还是什么亲人我们可以不管，总之这不是中心问题。总之，他因此改变了，他以毁灭自己来"复仇"了。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这环境的突然改变，性格的突然改变，剥露了许多人的丑相。他胜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预定地毁灭了自己。这里有一段写出他的“报复"来：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 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 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 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 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 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她忽然低声说：“他 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他就冤里冤枉胡里 糊涂地化掉了。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 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彷徨》一七二——四页）作者在篇末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隐约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 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彷徨》一七六页） 六 上述《幸福的家庭》等四篇，以我看来，是《彷徨》中间风格独异的四篇。说他们独异，因为不是"老中国的儿女"的灰色人生的写照。 鲁迅的小说对于我的印象，拉杂地写下来，就是如此。我当然不是文艺批评家，所以"批评"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顾写我的印象感想，惭愧的是太会抄书，未免见笑于大雅，并且我自以为感想者，当然也是"舐评论骨"而已。 然而不敢谬托知己，或借为广告，却是我敢自信的。完了。 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 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 鲁迅先生这手法，曾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和学习，然而我们勉强能学到的，也还只有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 但历史题材的作品，近年来也颇多了。大部分是鉤嵇史实，各就所见而加以新的解释；一方面即要谨守"字字有来历"的信条，而另一方面则又思不为古事所拘，驰骋起想象，吹进些现代的气息。这，可以说是继承着《故事新编》的“鲁迅主义"而又意识地要加以"修正"的；这或者也可以尝试，可是就现代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亦失其攻刺之的。 （节录自《〈玄武门之变〉序》） 学习鲁迅先生 抑住了哀痛，打起精神来奋斗下去，此时凡敬爱鲁迅先生而且痛感到这损失之巨大的人们，都严肃地在想着：如何永久纪念他。 这是立即可以想到许多办法的，——纪念文学奖金，纪念馆，研究院，学会，翻译他的著作广布于全世界；这一切，都是必要，这一切即使不能同时一一办到，只要中国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终必能大规模地办到，而且终必有更伟大更多样的永久纪念他的办法：我想象到不远的将来，"新中国"的大都市里将耸立着巍峨的"鲁迅文学院"，想象到在将来的新中国，大陆新村一弄（如果还在）将收为公有，而在这四周将建筑起庄严的纪念馆，我也想象到绍兴将得一个新名“鲁迅县"…… 然而要保证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不但要从他的遗著中学习文学创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斗争精神。他的斗争精神，在嫉恶如仇这一点上，还是大家能够学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学的勤奋，不顾健康的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都不是我们说一声"要学"就能立刻学到。是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他！也惟有学习到他这种伟大的斗争精神，我们才能跟着他的脚步，从斗争中创造新中国，然后能毫无阻碍地按照理想的地永久纪念他！学习他，就是纪念他。学习他的治学的勤奋，学习他的至死不休息的努力工作，学习他的伟大，他的脚踏实地……年青的朋友们！鲁迅先生的永久纪念方式，暂时也许不能照我们理想地办到，暂时也许我们只能小规模地办一下，然而将来的和他相配的庄严伟大的永久纪念方式，能否早一点实现，就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他！ 研究和学习鲁迅 《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此文和读者见面时，该特辑或许已经出版，）预定了十二个题目：一、鲁迅思想发展的体系，二、鲁迅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三、鲁迅与中国革命，四、鲁迅与中国新兴文学，五、鲁迅的创作方法，六、鲁迅杂文的研究，七、《阿q正传》与中国农民，八、鲁迅与青年，九、鲁迅与妇女，十、鲁迅与新文字运动，十一、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十二、鲁迅与中国翻译界。 以上十二题是《新认识》编者之一征农先生写信告诉我的，那时尚是"拟予"，以后或有变动，我不知道。对于此十二题，我毫无"疑议"，虽然我觉得倘若照此"列举法"研究起来，不仅有十二题可拟，就是二十题也拟得出。但问题不在题目之多少，而在我们究竟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认识出鲁迅价值的全面，而且从这认识能够增加我们"精神的食粮"与战斗的力量。 鲁迅先生在文化上工作的范围，异常之广阔；他对于中国思想界之影响，异常地普遍而深入，（所以如果列举研究，就是二十题也举得出。）正唯譬如此，所以"研究鲁迅"是目前紧要的工作，然而也是不容易的工作。这需要多数富有学养的人们长时期的努力。鲁迅先生是战斗了一生的，"研究鲁迅"同时就是学习他的战术。对于他，研究和学习不能分开；这是我所感到的第一点。 如果我们把他仅仅当作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来研究，他在地下一定要说我们"太乏"；我们必须认明：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他是“中国民族有前途的明显的保证"，他的工作是一把坚利无比的宝剑，他现在死了，这把宝剑留在战场上，（不是送进博物馆！）需要我们无数的后死者共同举其它来，艰苦地学会使用它的方法。 在民族存亡关头和战争紧张的现在，"鲁迅研究"的意义就是继承他的工作。学究式的研究决非我们的当前急务。就我所见到的说，屹立在我们面前，必须我们牢牢记住，时时追踪的。—— 一是他的战斗的精神。鲁迅先生死后，"继承他的战斗的精神"，已经是普遍的呼声了，但是一句空话不够，我们必须有具体的切实的认识。以我所见，这是"一口咬住就不放"。他好像是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他发现了敌人时，对准敌人的要害投戈一击，敌人如果扑倒了，他一定还要看一看是不是诈死，要是诈死，他一定再加以致命的打击；敌人如果败逃了，他就追逐在遁逃的敌人的后面，非把他缴械是不放手的；敌人躲到洞里去了，他一定还要挖出他来消灭他的武力。放纵了敌人的危险，他是认识得最清楚的。中庸主义的绅士们哗然叫着"穷寇勿追"，鲁迅坚决地回答到：“叭儿狗非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不可！"伪善者攒眉苦眼说他太伤恕道，他的回答是：“对于这班东西，我还欠尖刻！" 这种"一口咬住不放"的斗争精神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鲁迅又是主张有计划地进攻，主张韧战的。他反对但凭血气之勇的"赤膊上阵"的战术，他反对轻率躁进。他主张看清了地形，找好了掩护，然后沉着接战。沉着接战和"一口咬住了就不放"配合起来，然后胜则可以消灭敌人的武力，不胜亦得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冒险轻进以至损伤了自己的实力，和放纵敌人，他是同样地反对的。 鲁迅的"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精神，不但表现在接战及已战之时，也表现在未战之前。他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在研究和观察的时候，也是"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无论问题的大小，他都一口咬住了就不放地用全力来研究。研究得还没有透彻，理解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不轻于发言；对于敌人的弱点和要害还没有看得极准的时候，他不轻于一击。他写一条千把字的杂感所用的力气并不少于几千字的长文，他的一条短短的杂感里闪耀着他的丰富的学识，深湛的修养，和缜密的观察。如果我们平时对学术对问题没有这种"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下苦功的精神，而只知在斗争时学他的“一口咬住了就不放"，还是没有用的；也许我们所咬住的不是敌人的要害，也许我们咬住了在韧战的时候敌人的一个回手竟不是我们预先料到的，因而仓皇失措了。 二是他的战斗的技术。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战斗技术的特点是讽刺和幽默。他的杂感往往使被攻刺的对象弄得啼笑皆非，而这巧妙的泼剌的使"人"啼笑皆非，就给与了读者大家以愈读愈隽永的回味，愈想愈明白的认识。有些讽刺和幽默的文章能够刺激读者，然而不耐咀嚼。有些是虽耐咀嚼，然而咀喻出来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只是消极的。鲁迅的讽刺和幽默却是使人不得不然要一遍一遍地咀嚼，而且愈咀嚼他的积极的作用也愈强烈。他的小说固然如此，他的杂感尤启发挥了这特点。这一新的形式（杂感），是他所发明，所创造，而且由他发展到最高阶段。 然而我不主张勉强学他的讽刺和幽默。没有他那样的天才，没有他那样深厚的学养，勉强学他的独特的讽刺和幽默的作风，难免要"画虎不成"罢。我们可以学，而且应该学的，是他的战斗技术的又一方面。 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讨论到一个极重要的革命行动的问题，而且是篇长的论文，但是通偏没有一句枯燥的空洞的说教，通篇是那么踏实，那么隽永而且透彻，引诱着任何人（即使是本想读读消遣的人们）不得不读下去，而且刺激起任何读者的读第二遍，第三遍，终至于心神感悟，明白认识了"对敌人宽纵就是对同志残忍"的真理。 又如《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也是引诱着任何人不得不读下去，而且刺激着任何读者深深思索一番的。在这短文里，鲁迅运用了白娘娘和法海和尚的传说，（想想这传说是多么普通！）来指出压迫制度之不会天长地久，而压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到蟹壳"里不能出头，倒是永远的。鲁迅的巧妙的艺术几乎是"催眠"了读者似的，使他们不能不俯首于这真理之前。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笼统主义，十全主义，形式主义，痛下了针砭。然而这样讨论到思想问题的文章也是引诱着人们不得不读下去而且要再三读的。 可是，说明了某些问题的真实，揭示了旧社会的某些“毒疮"，仅不过是鲁迅的杂感的价值的一面。另一面，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杂感不但使我们认识现实，而且使我们知道怎样去分析现实。他的杂感是一面"镜子”，同时又是一把"钥匙"；它帮助我们养成了自己去开启现实的门户的能力。 不摆出说教的面孔，不作空洞的理论，而是从具体的能够引起普遍注意与兴味的社会现象出发：这是鲁迅的杂感所以有绝大"魔力"的原因，这是它们所以能和他的小说有同样高的艺术价值的原因！ 他的杂感教导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反公式主义！他的杂感是医治公式主义的良药！ 而这一面，正是我们不得不赶快学习的。公式主义的病菌现在已经弥漫于我们的文艺界，使得我们的作品变成枯燥，无力；前进的青年因为要"前进"，还能耐心读着，然而既是公式的地接受了，也只能公式的地运用，独立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就无从养成。至于"前进"以外的广大读者群众呢，自然也有能耐心读的，可是硬梆梆的公式反而叫他们害了思想上的消化不良症，结果恐怕非弄到他们不敢来领教为止。 在"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呼声中，我们来一个彻底的肃清公式主义的运动罢！ 十一月二十一日 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呐喊》和《彷徨》是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下所产生的作品，有人从字面上作品相之谈，以为《彷徨》显示了作者的更浓重一些的"悲观思想"，或者另外有人从《彷徨》的卷头所引《离骚》的句子，认为这表示了作者思想"转变"的起点，故“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看来，这两个见解，都成问题，我以为《呐喊》和《彷徨》里所表见的作者宇宙观并无一致，但是作者观察现实时所取的角度却显然有殊。《呐喊》是作者在一方面虽然觉得那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未能"彻底"，但另一方面又认定在反封建这点上应给予赞助，——是在这样的立点上他发出了他的"呐喊"的，所以《呐喊》主要地表现了那些长起受封建势力压迫与麻醉的人们，在怎样痛苦地而又麻痹地生活着，他们有急怒，而又如何愚昧，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来源，他们有起见，固执，然而他们能哭能笑，敢哭敢笑，而且敢于咒诅；象一条红线似的贯穿于他们的痛苦而又麻痹的生活之中的，是他们对于生活之执著，他们的生命力之旺盛和坚强！他们是"大地的儿女"从泥土里出来，被缚札于泥土，终身不能离开泥土的人。在这样的人们身上，作者看见了革命的力量，然而还没有看见革命的人物；这一股革命的力量，需要去唤醒，但唤醒了以后，需要给他们以斗争的"武器"，作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那里，没有看见那种武器，所以他曾说，唤醒了以后而仍旧被禁在黑屋子里是加倍的痛苦。然而作者终于发出了雄壮的"呐喊"。 《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地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价只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上又负荷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也是革命的力量？当然是！而且他们将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组织者。《彷徨》中间不少热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涓生"，还有一个带有旧时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热极转化为冷极的"孤独者"的主人公亦然。但这位主人公于愤激而以冷酷自我娱乐的当儿，他仍然有"热"，——即对于天真的孩子的爱惜，现代的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的。但作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借"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们觉得上面的解释，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而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那么，所谓"悲观思想的色彩"，在《彷徨》与《呐喊》中完全没有吗？如果认为没有，那么，作者自己在《呐喊》序中所说，作者在别处对于《药》的注释，都完全是反面话吗？回答是：此又不然。盖不是对于中国人民终于能得到解放表示悲观。这是通读了鲁迅作品以后显然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把他的作品和那时代的一切割断了来看。 但也不要以为《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内容就象用刀子来裁过那样整齐分为两面，河水不搀井水似的各归各的，两者之间，还有错综的地方，甚至于在一篇之中也有错综着的。不过主要的调子，我以为不外如上所述。艺术家的杰作之特点是内容决不单纯，所以严格分类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件蠢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决不是象翻阅书本子那样一页一页过去，井然有序，前后决不重复的，而艺术家的形象思索为尤然，拘泥执著地来论谈，所以常有危险，即如"阿q"这典型，究竟是属于那一个阶层呢？或谓为农民，或谓为流氓无产阶级。然而我以为不能那样单纯。阿q这典型，带有浓厚的"破落户"的意识，说他是农民典型，自然欠妥，但“破落户"也不就等于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有些性格，阿q也没有。阿q不势利，但他也并非"义侠"之流。阿q也常常反抗，然而又"善忘"，事过境迁，他的反抗意识又消散了。所谓"精神胜利"这法宝，从一方面看，固可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失败后精神上不屈服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争意识的"奴隶哲学"；在《阿q正传》中，这所谓"精神胜利"，是作为"奴隶哲学"被讽刺着的，鲁迅在别的地方，也屡次反对过这种所谓"精神胜利"，阿q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典型，就因为它不单纯，它是那样的复杂。 论鲁迅的小说 一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距今刚好三十个年头。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又提示了鲁迅前期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态度。 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自己把一九三○年顷的论文、讲演和杂感的结集题为《贰心》，也就显示了他的"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思想发展，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不的。如果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那么，鲁迅的小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前期完成的，而《狂人日记》有点象是他的小说作品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是寓言式的短篇。惟其是寓言式，故形象之美为警句所盖掩；但是因此也使得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在这一点上，即使说《狂人日记》是中国革命文学进军的宣言或者也不算怎样过分罢？ 表现在《狂人日记》内的基本思想是：一、猛烈反对“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互吃，可是"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三、"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他深恶痛恨那"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但是，"将来的容不得吃人"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属望于"孩子"——年青的下一代。这显然不是从阶级论去回答问题的。而且，大概正如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这也无非为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换言之，进化论虽使他确信"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但仅有进化论观点的他，那时也还没看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要在十年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始得到的。 在这里，就来了个问题：那时鲁迅是站在什么立场控诉这"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这是人道主义的立场。这在鲁迅，时或用"恢复人性"的字样来代表。而鲁迅所谓"人性"，和高尔基所谓"人的尊严"在我看来是意义等同的。我们常把高尔基和鲁迅相比，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们俩是相似的。高尔基痛恨那些消极的浪漫派（passiueromanticism）用欣赏的态度描写人的不幸和痛苦；高尔基又告诉我们，即使是呻吟挣扎在生活底层而至于"人不象人"，在骨子里，他们仍是"人"，——一个庄严的有斤两的声音。（俄文“人"字合两字而成，chelo义为头顶，vek义为人的生命；高尔基故谓之为庄严的有斤两的声音。）高尔基这个人道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就有了多彩的形象，在他的美学上是一个基本的无往而不在的因素。鲁迅亦然。他的作品中屡次抨击那些以别人的痛苦为娱乐资料的行为；他从不板起了"不把人当人"的面孔去谴责那些呻吟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不象人"的人，——例如孔乙己；他更在《一件小事》中正面宣示了人性的伟大。而此所谓"人性"也就是他后来明白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人性。 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一样，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性的恢复）不同于西欧的旧人道主义，当然更不同于流俗的所谓人道主义；用高尔基的话，这就是在充分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庄严，人的力量"之下建成了新一代人的教养和成长。鲁迅曾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可作如是解。高尔基不止一次说及旧社会制度在人性上所留的污点，而且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会比人性的改革易见速效，因而强调了文艺在改革人性这方面的任务。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两地书》）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义，岂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基本的前提。 正因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进化论而外，还有他的人道主义，而这又成为他那时控诉"人吃人"社会制度的立场，故而他的前期作品（小说）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岂不相同，而应当和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相比较；也就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二 《呐喊》和《彷徨》共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又中篇小说一，《阿q正传》。这些都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故事新编》共收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三篇写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呐喊》和《彷徨》的二十五篇（连《阿q正传》在内）主要是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说，则上起辛亥革命下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夕。《故事新编》从古代采取题材，"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免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语）在这里，批判的范围较之前二书为广阔，而且时时闪烁着"积极的（动的）浪漫主义"的光芒。 《呐喊》之后，继以《彷徨》，而《彷徨》卷头又采用了《离骚》的句子：“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这两本集子的题名和卷头词的借用《离骚》中的这四句，颇可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情和意念。"求索"的结果呢，若干年后他自己说了：“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庸讳言，在《呐喊》等三书中，还没有新兴阶级的典型出现；并且，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反映现在并须指示未来，不但要描写和批判"将死的"，并须描写"方生的"——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的萌芽，不但要从今天还是烜赫异常的旧势力看出它必不可免的覆败，并且还须从今天尚居于劣势的或尚在潜伏状态的新兴力量指出它的一定胜利，那么，《呐喊》和《彷徨》与其把它们归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下，毋宁把它们归入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罢？而且这样做，也未必对于鲁迅的光荣有所损罢？ 这是问题的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虽仅止于批判现实，而他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仍有本质上的不同。巴尔扎克他们是据过去以批判现实，他们所神往的理想已不存在；巴尔扎克所向往的是王政，狄更司的是产业革命以前自足自给的农村生活，托尔斯泰的则是原始基督精神的教区治下农民的生活。鲁迅对于过去却一无所取。他对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亦无幻想，因为他生当半殖民地的封建军阀与地主买办阶级政权之下，而且正当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崩溃，地球的六分之一成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时代。中国古文化的传统如果也还有什么曾在前期的鲁迅思想中占了相当比重的，恐怕是庄子思想。然而庄子只在形成鲁迅的批判的武器时期了作用，他却没有据庄子思想以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的立场，为上节所述，是人道主义——“鲁迅的人道主义"。他对于"人"的观念，就是中国俗语中最深刻而有力的一句抗议：“不能把人不当人"。他想象一个没有被旧社会"吃人"的教条所歪曲玷污了的人，在《狂人日记》中他称这样的人为"真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呐喊》与《彷徨》即使没有显明地指示未来，而只是批判现在，但它们和西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它是比巴尔扎克他们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更富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的。 三 鲁迅对于那时的革命力量没有作过无条件的过高估计，这是他的著作中容易看到的。那么，鲁迅对于他那时候（一九一八以后的十年间，即他写《呐喊》和《彷徨》的时期）的反动力量又作过怎样的估计呢？他也并没把它估计过高，他不止一次指出，敌人的残暴是由于它感到了力量削弱而命运不久。这都是在鲁迅的杂感集中可以看到的。 但在小说中，鲁迅也指出过：敌人之所以有力量，由于人民之尚信它有力而又不信自己实在是有力量的。这样的指示，见于短篇小说《离婚》，——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作品，在鲁迅所写的小说中，除《故事新编》外，这是这时期最后的一篇。 《离婚》中的女主角爱姑是乡下女人，被损害后要求报复，是一个倔强的女人。丈夫有了外遇，翁姑袒护自己的儿子，如果爱姑本人懦弱而她的父亲又是好说话的，那么，离婚这一幕是不会发生的；可能发生的，不是爱姑的被折磨以死便是她象一头猪似的被夫家卖掉。但因爱姑本人"泼辣"，而她的父亲又是"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怕惧"的人，于是夫家只能要求离婚了，而双方的争执又自然落到男家赔偿女家的损失费之多寡；男家找乡绅出面"调解"，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有人会在《离婚》中看出了爱姑的"野性"或什么"生命力之旺盛"而加以赞赏。我却以为应当从另一面去看。从木三（爱姑的父亲）以及爱姑的心情，鲁迅写出他们对于那位"七大人"的迷信般的畏惧；爱姑想对自己这种心理上的弱点反抗，但终于失败。"七大人"的威权建立在周围的唯唯诺诺的那班人身上，但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在木三和爱姑对于"七大人"之莫名片妙的畏惧的心理上，而这种畏惧的心理是长期的被统治的结果。鲁迅在这里给了最生动的形象和最深刻的描写。全篇从头到底，不论是写航船上的八三和其他闲人，写慰老爷客厅内的气氛，写那几位被"七大人"的威光压得象瘪臭虫似的少爷们，写棍子似垂手而立的当差，乃至写"七大人"的若干小动作，都是为了加强这小说的主题：敌人之所以还有力量，由于人民之尚信它有力且对于自己的力量无信心。 这就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所有的，而我们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四 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成熟的阶段。《祝福》，《伤逝》，《离婚》等起，所达到的艺术的高峰，我以为是超过了《阿q正传》的。 如果把《药》和《离婚》比较研究，无论是就形象的生动而多采，人物的典型性，结构的有机性，乃至对话的如同起声，我觉得《离婚》更胜于《药》。鲁迅自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然而并不用了这样“曲笔"的《离婚》，对于读者的启发和鼓舞却更为深远。 在《呐喊》集中，幽默情调较居主要的作品似乎更胜于沉痛的作品，《孔乙己》给读者的印象更深于《明天》。至于《阿q正传》，它的逼人的光辉宁在于思想的深度，固当别论。在《彷徨》集中，我却以为沉痛的作品在艺术上比《呐喊》集中的同类作品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祝福》和《伤逝》所引起的情绪远比《药》和《明天》为痛切。这样的比较是我的观感，也许不一定对。可是若就艺术的成熟一般而论，鲁迅的小说后期者尤胜于前期者，这说法大体上我相信是不错的。 一九二七年以后，鲁迅不写小说了，——除了几篇《故事新编》。那时他用以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是杂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他不再写小说？他曾经说笑话道：“老调子已经唱完。"当然他的忙于写杂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当时思想斗争的需要上，杂感是比小说更有力。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事实：鲁迅在那时没有接触新鲜生活的自由。至于旧材料，为《呐喊》和《彷徨》所有者，即他觉得已经写够了。他曾经有意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写一长篇，可是紧张的思想斗争要求他用最大部分时间去写杂感，他这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在反映中国的历史阶段这一点而言，这损失暂时是无从补救了。 1948年9月于九龙 鲁迅谈写作 鲁迅不相信《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一类的书籍真能解决问题。"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他又认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他并没写过《写作方法》或《我的写作经验》之类的专论，然而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散见于他的遗著中，是从事写作者的我们应当奉为指南针的。 这些宝贵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二类： 论思想意识与生活经验的； 论写作方法的，包括人物描写、炼字、炼句等等。 鲁迅曾屡次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如果不在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锻炼，就不可能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可能改变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他把那些一夜工夫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叫做"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作家"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鲁迅指出：创造的基础是生活经验；而所谓生活经验是在"所作"以外也包括了"所遇、所见、所闻"的。"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所做，但所做自然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叶紫作《丰收》序）他把"亲历"和"经历"区别清楚；他不主张把生活经验的意义缩小到个人亲身的所作所为，但也驳斥了没有生活作基础的"体察"。作家不必亲自去做贼而后能写偷，不必亲自去私通而后能写通奸，在这里，诚然有"体察"在起作用；然而"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人物和生活，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期》） 因此，他劝告当时的有志于革命文学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作家，"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就是说，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坚决为人民服务。但他又告诫他们：在思想尚未成熟、生活经验尚未足够丰富的时候，不要生吞活剥，"不必硬造一个突变的革命英雄"。他就当时的客观条件，说明了暴露旧社会黑暗、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人物的作品在"当时"还有存在的意义，"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在这里，一针见血的话语是：“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而所以"必将觉得写完"，并不是"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再也没有存留了，而是因为作者的思想停滞不进，思想停滞就不能有新发现，不能有新发现，便会觉得"写完"。换言之，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如果不能改造自己，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便不能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觉，便会"到一个时候，必将觉得写完"，即使那题材是属于他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鲁迅这个预见，到今天已由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再看鲁迅对于写作方法，人物描写等等的意见。 他在题为《不应该那么写》的一篇短文内说：“凡是已有定篇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 在《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鲁迅指出：“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的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以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鲁迅在此答问中，谦虚地说自己"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因而答问的第五条"看外国的短篇小说……"云云，是说他自己最爱看东欧北欧的作品，也看日本小说。但除了第五条是个人经验，其它各条可以说都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从第一到第四，——这四条，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不过犯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已。 把鲁迅的意见引申起来，第一条"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是要我们熟悉多方面的生活，先了解全面而后深入一角；如果对于全面毫无知识，也就不可能深入一角。这个道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只求掌握他所要写的一角的具体材料，而认为此外的材料（或知识）都与他无关。这样做，可以写成一篇平稳无疵的作品，但不能保证这作品一定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第三条"模特儿"云云，是说人物的典型的创造方法。鲁迅在别的地方又曾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种法的"。（"出关"的"关"）《阿q正传》的阿q就是现成的例子。第四、六两条，都是关于炼字、炼句、篇章结构之类的原则。在这方面，比较研究大作家同一作品的未定稿与改定稿，就是最有益的学习方法。 鲁迅屡次说，他不相信《小说作法》这一类的书籍。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否认了写作小说应有法则，而只是反对那些穿凿造作、卖弄技巧、而实际是叫人钻牛角尖的所谓“作法"、"法程"一类的庸俗的书籍。他的答问，明明告诉我们：写作要好，必须谨守若干法则。这些法则，看去颇为简易、平凡，远不及"法程"或"作法"之类那样五花八门，“象煞有介事"，然而它们却是基本的原则，而且，如果不下苦功，也是一定做不到的。在这里，鲁迅又警告我们：写作之道，除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一番功夫，是并无其它捷径的！ 1951年10月16日 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刚才巴金同志讲到二十年前鲁迅先生的葬仪，和这次筹备迁墓的经过。我们要感谢上海市党政领导上，以及文化界文艺界同志们对这一件大事的精心擘划和大力支持。 今天在场的同志们中间，有不少是参加过二十年前的葬仪的，他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有好些进步的外国朋友都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英国或法国，更不用说在苏联了，象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是一定要国葬的！二十年前，我们许多人，都怀着同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必然要把鲁迅坟墓改建为和他的崇高的人格相称。现在这希望成为事实了！在鲁迅逝世后二十年实现了！同志们，二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要说，我们这二十年的时间是又长又短的。今天在场的许多人回忆当年，宛如昨天，这是短的说法。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我们的人民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这国家，我们这社会，我们这上海，乃至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中，也产生了怎样巨大、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过去历史上是要用一两百年的时间来完成的。而我们只用了二十年，那么，这二十年可以说是长的了！ 我们再想一想，这二十年中，特别是最后七年，即解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是怎样地迅速发展；这发展只可以用"飞跃"二字来形容，只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描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跃进社会主义，好象今天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同志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有共产党，这是因为我们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共产党，我们有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 同志们，二十年前，谁也不敢预言，我们的这个伟大的理想，会这样快就成为事实！鲁迅生前，对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抱着坚定的信念的，然而，他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快罢。同志们，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前进，但是，作为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公民，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没有很好地尽了各人应尽的责任呢？有没有很好地继承鲁迅精神，很好地发扬鲁迅遗留下来的事业呢？我想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会自己满足的。我们做了不少，但还很不够！作为文化事业行政工作的一个负责人，我自己就是做得十分不够的；作为一个作家，我自己就是做得十二分不够的！同志们，我们要做鲁迅的好学生，就得更好地学习，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学习他的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做事的作风，学习他的谦虚，学习他的培养新生力量、诲人不倦的精神！ 二十年前，鲁迅在《引玉集》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同志们，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的前途，无限光明，鲁迅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而文艺上的遗产（包括鲁迅的全部著作）的保存、开拓和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也一定要实现。问题是迟早而已。这就要看我们努力得怎样了。同志们，让我们今天在鲁迅墓前下个决心：我们将加倍努力，用更多更好的作品，更踏实更精深的研究工作，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改变文艺工作落后于现实的状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挥一切潜在力量，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迈步前进！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茅盾)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鲁迅在1932年4月写的《二心集》（1930-31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的序言，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正象世人共知的其他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在这里，我想到了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等辉煌的名字，——鲁迅所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不但充满了荆棘，而且有当道的豺狼，有窥伺在暗处的鬼蜮，也有戴髑髅而舞的狐狸。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6年，鲁迅在小说集《彷徨》的卷头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诗句作为题词；这表示那时的他抱着我们古代哲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追求真理。那时候，他的基本态度，可以从他后来对于《语丝》（1924年发刊的周刊，鲁迅和它的关系最久）的评价得到说明；他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害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所以隐约起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这一段话，说明了同人杂志《语丝》的态度和进行战斗的方法。自然，"应该产生怎样的新"，鲁迅当时并不是没有目标。但鲁迅之所以没有明白的表示，正因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认识以前就有所表示，这和他"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坚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把鲁迅和罗曼·罗兰相比较，很有相同之处。罗曼·罗兰七十岁时，曾经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他的庆祝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象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象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他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鲁迅所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我们古代的哲人曾说：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为能爱人，为能憎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维护“人"的尊严，他爱的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憎恨的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样的"仁者"也一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1930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后来（1922年，《呐喊》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一要着，是由于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后来鲁迅自己说明《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齐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1927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这且留在下节再说。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气质"。因为，所谓"阿q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当《阿q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认真说来，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脾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鲁迅那时候的苦闷——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虚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这段时间）他所深以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长大片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的"寂寞"，性质上有相同之处，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右翼分子的日趋反动，以及本来反对"五四"运动的人们那时也挂羊头卖狗肉，企图篡夺领导权等等这些事实，和他所目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败象，加以比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赵秀才、假洋人之类的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笔锋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后那班投机家。）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也目击着或至少感觉到动荡的时代中有一股顽强的潜流，“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进化论以外，又"挤"进了新的东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不同之处，标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而反映了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愤激的情绪的，便是《野草》（散文诗，二十多篇，1924-26年作于北京）。后来（1931年），他自己对于《野草》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1927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鲁迅对于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于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时候，暂时沉默起来。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却很重要。后来，（1932年）他总括那一时期的自己的思想变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鲁迅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鄙薄那样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长于旧社会的人，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票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已经完全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灵魂深处已经没有封建意识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残余；他们常常可能在某一点上正确而在别一点上犯错误，在某一时期正确而在另一时期犯错误。而鲁迅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认识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正由于他亲身的长期体验。他常常说，"积习难忘"；又说，他虽然经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是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事实上，他也目睹了不少这样的"英雄"在小小风霜之下就现了原形。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事实教训，鲁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野草》时期的自我思想斗争得到了结论。也正因为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吸取了事实的教训，他在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进化论的脾气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信仰，是从心灵深处发生的，是付给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他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了新的、长期的、更艰苦更勇猛的战斗。 1928年8月，鲁迅在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这一年，正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论争的时期，因而鲁迅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的。在这些话里，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评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对的著作"，这很重要。这正表现了鲁迅对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当时文学运动的具体问题时，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具体问题，就是作品的题材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进步作家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等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应当考虑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当时中国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每每喜欢用教条的框子来硬套。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评的态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于当时的"普罗文学"作品，则极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鲁迅反对这些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反对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鲁迅在那时候也还是正在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后来说，他感谢创造社对他展开的争论，因为这“挤"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因而在这次论争中，我们还不能看到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所有的具体问题提出有系统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张，象他在1930年以后那样。 反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同时也反对生吞活剥、搬弄洋教条，这是"五四"以后鲁迅所极力主张的，这也仍然是1928年论争中鲁迅的基本思想，但因当时的论争夹杂着个人问题和宗派情绪，因而这一基本论点就不很突出。可是这一次论争，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对于鲁迅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鲁迅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3月）的讲话中，就更透彻了。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里说的是：“左"倾和右倾，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左"倾之容易成为右倾，是脱离群众、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抱住几句教条的结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当时的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识敌人的底细"。他说：“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前的敌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尽是亲身的经验，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1932年后，鲁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谓"杂文"。这是由于环境所迫，也由于思想斗争的必要。他的几百篇"杂文"，可以说是上下古今，包罗万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他以极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浅出的笔墨，对各种问题和各种现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杂文"，每篇大抵不过数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骂，既一鞭一血痕，亦且余音悠然，耐人咀嚼。这些"杂文"，不仅是战斗性极强的政论，也是艺苑的珍珠。这些杂文，绝大多数，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活的最后五年中，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他驳斥了御用学者"新月派"的超阶级论。他引证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也引证"新月派"本身的行动，来证明"超阶级论者"实质上是压迫阶级的走狗，他们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彻头彻尾拥护压迫阶级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许被压迫阶级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权利。 在所谓"第三种人"要求"文艺自由"而展开论战的时候，鲁迅剥下了"第三种人"的伪装，指出"第三种人"实在是"第一种人"，他们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议，却装出了受委屈的嘴脸，颠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给以"文艺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喷人的勾当，其企图是要欺骗缺少经验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嚣更为阴险。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论"的荒谬，都继续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议论更为精辟。在前期，他还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他的这些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从"杂文"中，可以窥见鲁迅的学问的渊博。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籍编一个目录，将是很长。但是他和那些专靠引用别人言论来掩饰自己思想疲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驳斥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渊博的衘学家的错误，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国学家"的荒谬。在和新、旧顽固派（他们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引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来证明那些新、旧顽固派自诩为独特的议论实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驳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们埋头故纸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喷饭的妙笔嘲笑了那些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在许多"杂文"中，他尖锐地穷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骗青年的国粹主义者，他指出了这班人所叫卖的"国粹"其实是糟粕。为了诱导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和文艺知识，为了使得青年们"睁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诉青年：读线装书没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须和挂着国粹招牌来麻醉、欺骗青年的新、旧顽固派、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战术。他那时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国学家以及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所崇奉为精华的）者多，而阐明优秀传统的比较少。胡风反革命派曾经钻空子，诬称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抱否定态度的，从而散播他们自己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但这些谬论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鲁迅对于中国历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的评价，见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民族的雕刻、绘画、音乐，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评价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夸。凡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鲁迅无不宝爱。唯有那阻碍中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这才深恶而痛绝之，不断地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在1918年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 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 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 这几句话，我以为很可以概括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和他提倡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的态度，是一致的。鲁迅主张必须向世界各民族先进的科学和优美的文艺学习，但也屡次批评那些不问好歹，只要是欧美大国的东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着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偶像到处去吓唬青年的所谓"学者"，因为这班人的浅薄虽然还可以原谅，而他们的贻误青年则是不可宽恕的。 尊重并热爱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发展文化交流，互相学习，这是中国人民的良好的传统。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曾引证中国历史事实，指出中国人民自汉朝开始就和邻近各民族发展了文化交流，并在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不少的外来的因素，以为借鉴，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他指出：勇于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精英，常常发生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王朝，如汉唐盛世，而浇薄季世的失了自信力的统治阶级则往往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触外来的新鲜事物。他在《拿来主义》这篇短文中，大声号召，凡是有益于我的东西，无论中外古今，都应该学习，都应该吸收使成为自己的血肉。在这样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绍和翻译外国的文艺和学术。他介绍的范围很广，尤其热心于介绍那时还是被压迫的东欧各民族的文学。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鲁迅的贡献是卓越的，而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鲁迅自己的作品也证明了他是能够十分完善地实践他的理论的。他的小说和论文，都有独特的风格。这风格，正是在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的优秀文学的精华，通过他个人的气质而形成的。对鲁迅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鲁迅的作品是从前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但同时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诩是民族风格的东西是更为民族些的。 近几年来，研究鲁迅的工作，颇有成就。然而也有缺点。其中最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不从鲁迅著作本身去具体地分析，不注意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材料（社会的和个人的），而主观地这样设想：某年某月发生某事，对于鲁迅思想不能没有某些影响罢？然后在鲁迅著作中去找证据。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于某一问题抱着怎样的见解，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也不可能抱着另外的见解；于是也在鲁迅著作中找证据。对于鲁迅作品的解释，也曾有过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最突出的例子是认为《药》的结尾处的"乌鸦"必有所象征，因而发生了种种奇怪的猜测。企图在鲁迅的片言只语中找寻"微言大义"，在某些人中，也成为一种癖好。这一些倾向，都有害于鲁迅研究工作的正确开展，也有害于正确地学习鲁迅。 为了更好地向鲁迅学习，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鲁迅著作时，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应当同样重视，而且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跃，更加深入。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更大力地开展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为人类的文化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 ——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 我个人对于您的论点，有一部分器具同感（但我以为如果把阿q叫做落后农民的典型，还不如叫做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但是，您把精神胜利法作为这个典型的主要特征，我则以为不然。不可否认，鲁迅在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其讽刺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他是"联系那时的实际"，可以说是指着那时士大夫（所谓正人君子）的鼻子指斥的。然而，从阿q这个典型看来，精神胜利法只是起一端—-农民落后性；而在阿q身上还有相反的东西，即要求革命的愿望，即在浑噩的外衣之下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少人只看到他的浑噩的外衣，而忽略了他的乐观主义的内核），以及他的勤劳、气质等等。如果只有精神胜利法这一特征，那么，阿q就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典型了。 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阿q作为农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时代性的，——他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典型。阿q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来到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愚民政策对农民还有极大的影响，表现在阿q身上的，就是它的精神胜利法等等。不能离开了时代背景谈典型性，对阿q的典型性，亦应作如是观。 1959年11月13日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曾经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民的头上，现在，这三座大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被中国人民胜利地推倒了！鲁迅，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伟大作家，唤醒中国人民反抗、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毕生精力都是贡献给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在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远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祖国，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时期，来举行纪念，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鲁迅于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仅十五年。这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对外屈伏而对内凶横的清皇朝的政权，获得暂时的稳定，自诩为“中兴"。这以后的十年间，一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所震慑的清朝统治集团把"兴办洋务"视为自己的续命汤，陆续举办了一些兵工厂、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和航海，开办一些电报局，筑了几条短程铁路，也开办了若干民用厂矿。这样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页。这十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陆续在加紧和扩大。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据点，以传教士为先遣队，从沿江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办报，办学校，办出版社，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统治集团不但未加抵抗，反而开门揖盗，助纣为虐。 然而，"兴办洋务"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对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进中国人民的穷困落后状态；以官僚集团为主体所兴办的"洋务"反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帝国主义的加紧和扩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当然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都给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而反帝国主义、反清、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教案、农民起义，也此落彼起，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各省。就这样，清朝统治集团所自吹自擂的"中兴大业"，转眼间已成一场春梦。 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予深远的影响。 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连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一九○○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容讳言，鲁迅在当时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说，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譬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 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指出这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消闲"文学的别号；但他也反对不讲求技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实际上达不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他曾经强调指出：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欺骗盲试官的。"（《革命文学》） 鲁迅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革命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鲁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见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则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划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结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则更为广阔，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蝇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革命服务，都为文化革命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给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鲁迅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见。但《狂人日记》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说自己开始创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则不但是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诉我们：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鲁迅曾屡次强调，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证据。鲁迅在继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篇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形象地说明了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所抱的态度。他说：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 他反对保守，反对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起目的则是为了推陈出新。他说：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 正因为他重视"拿来主义"，他把大半精力付给了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艺术。而且，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译和传播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工作，有它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把这种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美修士从天上窃火给人间，是“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几乎和他的创作活动相始终。今年即将开始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艺术遗产，如石刻画像等，今后也将系统地进行整理和出版。） “拿来主义"对于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无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驱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鲁迅的文学语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话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语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见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旗派，确是民族形式——当然，这在我国民族形式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无论是他的小说、杂文、题词、乃至书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说明，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洗炼，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统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而言：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谈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风波》借大时代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农民问题之极端重要，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著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涓生的手记》则如万丈深渊，表面澄静、寂寞，百无聊赖，但透过此表面，则龙蛇变幻，跃然可见；这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概括了当时的不满于现状、正待洒开大步、别寻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的。 《故事新编》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表现方法。这八篇小说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讽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绝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乌鸦，固有所讽；《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诡奇，《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诙谐。 大致说来，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鲁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脱手一掷，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回黄转绿，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瞆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我们说鲁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谓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的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故就鲁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 鲁迅的生活经验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题小像》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正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象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 除了广泛的生活经验，鲁迅的学问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而他的全部杂文，则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鲁迅的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鲁迅作品中的辩证的统一，对于我们也是学习的典范。 同志们，朋友们！鲁迅诞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纪念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风雨如磐暗故园"，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中国国粹"的卫道者自居，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锢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与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不但对卖国丧权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也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了大论战。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立宪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们是投降派。鲁迅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但他主要是从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方面参加了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而这个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性却正是当时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七年前后，鲁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是反映他这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论》简要地叙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直至所谓世纪末的各种混乱、颓废思潮，而结论为：今所注重者，“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他所谓"非物质"即是“反对其重物质文明"；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鲁迅在此文中痛论"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已经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笼统地认为这是其重物质文明的流弊。又因为他强烈要求思想解放（这在"五四"运动时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偶像破坏"的一面，而忽略其极其反动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鲁迅在论文结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此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 《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恶魔诗人），如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等。鲁迅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帮助别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艰险，以身殉之的英雄气概。这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 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并印行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此后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矛盾在激化，阶级斗争在发展，爆发了震撼中国社会的"五四"运动，并接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鲁迅属于"五四"运动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们思想解放，扫荡一切锢蔽人们耳目的旧传统、旧文化，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声，在这时候不再是旷野的呼声而引起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 在这时期，鲁迅翻译、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其数量也比过去多得多了。重点仍在反映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斗争。十年前，《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各只卖出了二十册，现在，范围扩大而数量增多的新译的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是以千计，以万计，而应该以十万计了，其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 鲁迅当时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他当时翻译介绍的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是两个"堕入神秘，沦于颓唐"的作家。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悲观厌世思想，指出这些作品的可取之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其中"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象"。因此，翻译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时中国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及其帮闲文人对于改革者的迫害。鲁迅那时以为首要之务是唤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于用什么药方，应由人民自己选择。 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坷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坷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坷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池边〉译后附记》）正因为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就象上面简单叙说的那样，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 四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票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来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他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思想中这一主导力量，决定了他思想中的进化论思想和唯心主义成分必然会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锐敏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平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科学的论断，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那年八月，鲁迅曾在回答一个读者的信中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这里，鲁迅提出"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意思是，如果要对唯物史观有真正的理解，化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则除了钻研正面教材以外，还得阅读反面教材。而在那时，一些自称唯物史观的评论家其实连正面教材也没有看过原版，只从一些稗贩者手里间接弄来了若干公式。因此，鲁迅要求有“切实的人"认真做运输精神食粮的工作。这个工作，鲁迅不久就自己来动手做了。 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以及日本人辑译的《文艺政策》（这是根据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的记录等材料编译的）。这几部书，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文艺界的论争和结论等等，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虽然其中并非完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无疑有助于解决我国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并推进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 鲁迅又热情地翻译、介绍了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他自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为绥拉维摩维支的《铁流》（曹靖华译）的出版，费尽了心血。他赞扬这两部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也充满着"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因而这两部小说的翻译，不但鼓舞了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的士气，也使广大读者从书本联系到自己国家的现实，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同时他和从前一样，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鲁迅介绍那些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它们"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和它们的“境遇"相当近似，不但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长期坚强反抗的历史，读了这些作品，易于"心心相印"，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这就把翻译、介绍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战略的高度。在这里，鲁迅的翻译、介绍工作，是紧密地配合了各个时期中国革命的需要的。 鲁迅不把翻译方法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原则问题来处理的。 鲁迅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而且主张在"信”、“达"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宁信而不达"。当时御用文人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的翻译是"死译"、"硬译"，其背后的阴险用心在于堵塞、摧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鲁迅对此给以迎头痛击，指出这不是个翻译方法问题，而是由哪个阶级来占领翻译阵地的问题，亦即运输精神食粮的渠道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他说：他们妄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由聋而哑"，任其宰割，"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鲁迅就是这样把翻译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激发人民革命情绪的重要手段。 鲁迅称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梁实秋之流却诬蔑为"死译"、"硬译"。这里实质上就是在翻译方法上反映了阶级斗争。反动派文人当时自夸为"达"而"雅"的译品其实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达到其"说真方、卖假药"的罪恶目的。鲁迅为了揭露他们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直译"这一正确主张，而且提出了必须有"复译"这一在当时绝对必要的主张。在当时，出版商和资产阶级文人都视译品为商品的情况下，粗制滥造的译品泛滥市场，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不仅是个忠于原文的问题了。 鲁迅当时也极力支持转译（重译），这也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惟有转译才能迅速传布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才能使中国读者看到被压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以上的叙述，十分粗糙、简略，也不免有错误，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在鲁迅战斗生活的最后十年中，贯穿于其早期工作中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逐步加强而发展了。 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工作中首先要向鲁迅学习的。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主张吸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反对夸大一点以概括全面，也反对因有小疵而抹杀其基本上的有益部分。他强烈抨击那些抱残守缺、锢蔽耳目的所谓"国粹"，但他也竭力主张中国五千年封建文化的精华应当继承而发展，而使古为今用。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全盘西化"的谬论，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他努力于介绍欧洲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反映被压迫人民、民族的文学，但他也重视欧洲古典文学（指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学），认为可以借鉴，应当吸收其血肉以滋补我们自己而取其皮毛。他主张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他反对文学评论中的"一言堂"，反对宗派主义。认为这样才不会故步自封，才可以创造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就暗合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工作方面向鲁迅学习，我以为就应当学习这些。 当然，首先要学习并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我们的学习鲁迅才不是皮毛，我们的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才不会流于形式主义。 五 反党集团"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霸占了文艺阵地，疯狂地篡改了毛主席的光辉的文艺思想。对待外国文学的介绍，他们推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叛徒江青公然吹捧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大加宣扬的《飘》一流的作品，而对于还有进步意义的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横加诬蔑、歪曲；对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表现无产阶级战斗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入冷宫。他们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歪曲鲁迅、攻击鲁迅的阴险勾当。他们妄图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抄袭了当年鲁迅所痛斥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使人民大众"由聋而哑"的文化专制主义。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园地开始呈现一片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四人帮"的流毒尚待继续肃清，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为了做好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必须继续认真学习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掌握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使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真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尽其运输精神食粮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和肃清"四人帮"余毒的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了。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在引导着世界文学介绍工作者前进！ 1977年7月3日写完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我对鲁迅没有特别的研究，倒是看了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大概有的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鲁迅特点，所以提出了稀奇古怪的"假说"。比如说证明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写的。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给他谈过杨开慧。我是认识杨开慧的，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就住在毛主席家里。再比如对鲁迅《自题小像》的解释，许寿裳的意见是权威性的。因为许寿裳和鲁迅是好朋友，他了解鲁迅的思想。 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 外国研究鲁迅的人，以日本为较多。外国能直接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对鲁迅的若干杂文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剖写此杂文时的时代的和历史的背景。《鲁迅全集》注释好了，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要注释清楚鲁迅书信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就很困难。比如鲁迅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少奶奶"，指的是杨之华同志。杨之华当时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打扮得象个"少奶奶"，我和鲁迅就用"少奶奶"作为杨之华的代号，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在上海收到鲁迅的信都烧了，我给鲁迅的信他也烧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好的，惟恐出了事情牵连别人。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那份电报，现在发现的也不完整。毛主席、周总理都没有说到这封信。抗战时期，我从新疆出来就到延安，住了半年多。曾和毛主席谈到鲁迅，毛主席没有提到这封贺电。当时毛主席大概也没有把它当作天大的事，没有必要从这一件事证明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冯雪峰作主的。当时我不在上海。在上海参加治丧的其他人认为治丧委员会有毛主席的名字，国民党就可以公开镇压，丧事不能顺利进行，所以最后发表的名单没有毛主席的名字。鲁迅是伟大的，这并不在于治丧委员会有没有毛主席的名字。 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的研究鲁迅。 佩服与崇拜 我以为我们不论对于古人或今人，只有佩服没有崇拜；而且佩服的也决不是这"人"，却是这人的"某话"、"某行为"。换一句话，即是佩服的是真理，不是骗人（真理本来常存，不过因其人一为发扬，更加显明，人人知道罢了，不是发明，可说是发见）。 我又以为凡是佩服，一定是先了解剖人的话；就是听了这句话后，先经过自己理性的审考，觉得这句话实在是我有在心头，而说不出于口头的，实在打中了我的心坎，然后佩服的心会生；否则，这是盲从。何以会不辨辨人家说话的味道就盲从呢？因为对于其人崇拜的缘故。 所以我说：只有佩服，没有崇拜；因为崇拜的心理，易使行为入于盲从。 我又以为中国人崇拜心是一向很重的；几千年来入儒家者流的人，对于孔二先生，没有一句话是错的，这是一层崇拜；像后汉王充这种人敢于诘孟、问孔（《论衡》上两篇名），真是毁圣的了，放在明朝，谁不将他和金圣叹一般骂，然而因为他到底是古人，所以他的书不毁，纪老先生1也请他进四部的子部杂家，没有加他一个"驳杂不纯"，放在存目，这不是又是一重崇拜么？ 1纪老先生指纪昀。清代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 所以我说：中国人是富于崇拜性，大家崇拜孔二先生；后人又崇拜今人；推之于现社会，便是"白胡须老头儿"比较得古些，所以说话也灵些。 但是现在我们应得醒醒了，应得把脑子里崇拜二个字的影子磨了，只可有佩服，而且只佩服真理，不是人——就是我们得多凭理性作用，少凭感情作用。 本来我们大家是向那无尽长的进化的阶段上爬，爬上十个阶段的人，看看后面只爬一二级的，自然觉得爬得高了，后面爬一二级的，看看前面爬十级的，自然也觉得他高，但是和"无尽长"的一比，便都要"索然"了；我以为我们若将崇拜心掯牢，便见不到这境界，不但害了自己，也累了那爬到第十级的苦人儿，生生地做成个偶像。 所以我说：我们要晓得自己爬到哪级，就是学问到什么分寸，也要晓得大家都是朝无尽长的阶段爬；我们千万不可自傲，不可看人不起，却也不可崇拜什么人；立在那无尽长阶段的第一级的人，看着立在第十级的，只有佩服罢了，而且佩服的不一定是全体，一句话也好。 照这样说来，那极力鼓扬侵入的暴强的主者道德（mastermoral）的尼采，也不该不佩服了；因为他提倡主者道德虽然是错的，但他从生物学上证明现社会的道德信条本来不过是利用他底一种人弄成的，不是绝对的真理，那倒是我们推翻旧道德，估定新价值的极妙利器了。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佩服的（关于主者道德之说，请看尼采的"beyondgoodandevil”及"geteologyofmarals”1两书，我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今年二号上登的尼采的学说〔二〕一其中，亦有说及）。 1"beyondgoodandevil”，即《跨过善和恶》；"geteologyofmorals”，即《道德的历史起源》。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首先欲把脑子里旧字典上的名词除掉几个，崇拜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崇拜两字的坏处，人家倒不大明白，还当是好的，犹之乎爱国两字一样，又犹之乎男女交际中的爱情一样！我们爱的是人类全体，有什么国，国是拦阻我们人类相爱的！我们凡是生物，除了作恶为害的外，都互相有爱情，为什么只是男女，有了男女的爱情当作神圣篇，岂不是把人类的大爱缩小么？此话甚长，现在姑且缩住不讲。 我上面的许多话本是多说的，却见现在的青年，渐渐要发挥盲从的手段，而且也硬请人做偶像，崇拜了，所以小子要多嘴说几声，但是终究是费话！糟鞑了《学灯》栏好好的纸张，我是要忏悔的呀。 恋爱与贞操的关系 大概中国的贞操观念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种贞操观念了。几千年提倡吃人礼教的结果，社会的全部伦理体系都是中了毒的；所谓"道德"，都是吃人精神的结晶，所谓"礼义"，都是其人自欺的虚文。现在稍稍明白的人，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贞操主义就是吃人的主义，就是其人自欺的主义。许多不合理的惨事都是受了贞操主义的毒——强制或诱引—-而做出来的。这也是稍稍明白道理的人不能否认的。在中国宣传女子解放的福音，第一步应该打倒贞操观念这魔障，光景是一定的事，用不到怀疑的。 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这里说的不问三七二十一第一步要先打破的，是中国历来相传的贞操观念；不是说男女相与之间可以完全没有一种高尚的，互相尊重，互相信托的精神。（这精神，我们姑且用贞操这个旧名词来代称，也还可以。）究竟男女相与之间是否需要这种精神，这东西对于人类文明的前进有什么样的大关系：确是一个尚待细商的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先来断定一句：如有这精神，这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和那旧日的贞操观念不同。旧日的贞操观念是人类占有欲望的产物，也可说是男子特有的永久占有心的产物，因为强要女子守贞的缘故不外男子视其妻是一己之物，不许别人染指，（不但生前，并且死后，也不许。）在今日没有保存的可能，也是和二五等于一十一样，明明白白的。 我们竟可以说：不独中国历来相传的贞操观念是男子占有心的产物，便是世界现在有的一切不平等的贞操观念都是男子自私心的产物，都不是理性的产物，所以都应该打破的。不相信我这句话么？我也不用多举证据，只请你去细观察凡是号称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男或女的自由性交抱的是什么态度。无论哪一个号称文明的社会（恐怕越是称为文明的，这态度也越是显明），对于自由性交（其实这"自由"两字也是那些文明人说说罢哩！）的男女，都有极不公平的两样看待；一个男子相与了许多女子，在他们看来，人格上不生问题，但如果一个女子相与了几个男子（或者也竟是男子的利诱威逼使伊至此的），可就反了，人格上大生问题了。他们要说这女子不贞，却不说男子不贞；可知无论哪里，贞操这个名词是专为女子造的。虽然现在欧洲各国文明人民有些因为权利义务的观念太发达了，所以把男女间神秘的关系也视为权利义务的一种，夫妻俩都有彼此互尊权利（老实说，这只是根据于极卑下心理的权利观念罢哩！）的义务，但丈夫和别的女子相与，侵犯了妻的权利，其罪还是轻些。就是社会的制裁也还是不算什么的。英国现行的离婚律分明就是这不公平的夫期间权利义务观念的说明。所以随你怎样讲权利义务，贞操这名词还是只为制裁女子侵犯男子的独有权而设的。中国的贞操观念却更进一步，连男子已死后的独有权还要保留，所以是最特别的。在新的贞操，贞操的新定义，新范围，还没确定出来之前，先要打破这些旧的；因为无论男女间相与到底该不该有贞操，这些旧有的偏畸的贞操观念总是不能适用的（在中国又特是害人的凶器），不打破他，留着做什么？ 可是贞操究竟要不要呢？近来颇有些人讨论到这一个问题了。他们的议论大概可分做主张要的，与主张不要的两派。主张要的一派没有什么特别名儿。主张不要的一派就是大家知道的"自由恋爱"主义者。他们——自由恋爱论者——说，恋爱绝对自由，不受任何东西的拘束。从历史的看来，夫妇名义，家庭制度，等等一类东西，是拘束恋爱的自由活动的，所以他们主张废弃。他们以为此刻我爱某人，就和伊爱，到两方不生爱情的时候，就可以分开，这才是自由恋爱。他们既然如此主张了，当然没有什么贞操不贞操的问题。 至于主张要贞操的一派，对于这自由恋爱的理论多半是不承认，是不用说的；他们在这一点上虽然似乎主张一致，态度相同，但在别一点上，彼此就有绝大的反对思想。这一点就是关于贞操的本质，贞操是什么东西的争论。因为主张要贞操的人们也都觉得旧有的贞操观念万万要不得，非创一个新的不可。要创一个新的，自然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贞操？各人的见解也就不能相同起来。拿粗的说，也可说有两小派。一以为贞操是一种信仰；一以为贞操是一种义务。主张义务说者以为贞操也是道德中的一分，人们一定要履行的义务；为什么定要履行呢？他们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不过根据了“有这个绊索然后男女关系是稳定了合理了"这不健全的理想来的。他们显然是觉得现在人类是脆弱的，不完全的，常常轶出正理之外，受欲望支配的，所以想处处用品人为的绳子来，逼人类上轨道。这见解对不对，这办法是否恰当，我不愿多说，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样硬性而且偏相的办法，有时是要闹乱子的，就是有流弊的。因为我不相信男女相与就只是简单的物质的关系。他们又有替这办法想出路的，便主张一方订定了极自由的离婚法，以便和缓贞操义务观的硬性。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既可极端自由离婚，实际上贞操还成义务么？所以觉得义务说的漏洞非常之多。信仰说者以为贞操只可当他一种信仰，听人自由；这一说显然不把贞操算作道德的一部分，因为若算做道德的一部分，是必须强人履行的。但男女间所以要有贞操问题，起源就的确含有定要履行的意思。信仰说者避开这一层来说，已是根本的文不对题，所以究竟也难满人意。 我的意见以为若要决定贞操究竟应有不应有，先须研究恋爱的性质。男女恋爱的关系，究竟仅是肉体的物质的呢？还是灵魂的精神的。我们固然不便跟了那些空想的神秘诗人那样的说法，决定男女的恋爱完全是属于灵的精神的东西，和肉体一毫无涉；但我们却也觉得男女的恋爱，真正的恋爱，至少应有精神的结合。我们固然也否认那主张精神恋爱，以为肉体接触完全是兽性的可丑的，这些不近人情的评论；但我们却也承认男女间恋爱的关系确是由肉体的而进化到灵魂的。所谓恋爱，一定是灵肉一致的。仅有肉的结合而没有灵的结合，这不是恋爱。但对于那以恋爱必先由精神而及肉体的说头，却也不能赞成。因为这与恋爱进化方式不符！恋爱的进化方式，显然是由肉体的而进于灵魂的，个人的恋爱当然不能作为例外。若说男女交游，先有精神的恋爱，后有肉体的，这是误以普通的友爱看作男女间的恋爱了！因为无论哪个民族，男性在看待女性的时候，总凭一种神秘的感想，他们往往不能自忘是男是女；因为这一层异常心理状态所牵引，极普通的友谊的交情便被视为恋爱了。其实这是错的呵！ 既认恋爱是灵肉两方一致的，贞操便不成问题。因为贞操之能表见者，只是肉体的，不是灵魂的。真能有灵肉一致恋爱的人们，不用贞操两个字做束缚，自然能够履行贞操之实。否则，随你怎样的贞操论，还都是掩耳盗铃罢了。况且既认恋爱为灵肉一致的，则灵肉不一致的，当然不能算他是恋爱。既已不成为恋爱，更如何配得上讲贞操？所以贞操与恋爱的关系，一而二，二而一，并不分彼此。有恋爱时，贞操不守自在；无恋爱了，虽有贞操以为制裁，然而这种灵肉异致的恋爱，在我看来，双方都是不贞已极的。主张男女间非有贞操不可的，真是掩耳盗铃，自欺之至呵！ 恋爱与贞洁 恋爱是男女间的一种关系底说明。异性间如果发生了性的关系，常常要起所谓道德的问题，在那时，我们所有的一种衡量彼两性关系之究属道德不道德的天气秤，就是恋爱。我或者可以简单说一句，两性结合而以恋爱为基的，那就是合于道德的行为，反之，就是不合于道德的；所以我说：恋爱是男女间的一种关系底说明。 恋爱不是理知底产物，是感情底产物，也可以说是最强烈的感情，亦惟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这种真恋爱的表示便是一往直前，不怕天，不怕地，盲目的举动。有真恋爱的人，忘了富贵名位底差别，忘了丑美底差别，忘了人我之分。在恋爱的人，忘富贵名位底差别还容易，忘丑美底差别可就难了；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忘了丑美底差别还不是绝无，忘了“我"的那就少了。从前有几个浪漫派文学家曾经描写过为恋爱而牺牲自己的男人或女人，但是现社会中可就难找得很。我们固然也常听得有"双双殉情"的事，不过这是对于压迫者的复仇行为，而不是此处所谓因恋爱而忘“我"。恋爱而至忘我，已经是一种信仰了，牺牲者完全为信仰而牺牲，绝没有旁的意思。而且这和失恋者底自杀，又有不同。失恋者底自杀，是意志薄弱者底报复行为，正像犹太文学家宾斯奇在《一个饿人》的短篇小说里所说的饿人对于社会的报复行为。他对于那被己所恋的人，不是失了恩情，完全立于仇人的地位了。因恋爱而至忘我者的牺牲行为，可就不同；托尔斯泰曾在《活尸》里描写出一个这样的典型人物。托尔斯泰是主张无抵抗主义的，所以他描写出来的有纯洁恋爱的人，也都像是无抵抗主义者；其实恋爱而至忘我的地步者，便忘了妒；《活尸》里的主人公所以不妒，并非他已经忘了爱，正因他底爱不能解除。我以为凡恋爱而到了上述的那"三忘"的境地，这恋爱就是所谓精神的恋爱。很有些人以为"精神的恋爱"是指避免性交的恋爱（斯德林褒绮的《结婚集》中描写主张如此而失败的人有两三个），然而因恋爱而生肉体相亲的意思，乃是极自然的事，并非如此便算不得"精神的"，若要勉强行之，终必失败的。恋爱固不以性交之达到算为成熟的证据，但是因恋爱而自然到这地步，就是极合理的事，不能算是可耻，或秽污。 我当然也承认，像上面所说以恋爱作为信仰的，不能强迫人人尽从。而且不应该劝诱人人尽照此办。有人要如此办，那是他个人底自由，有人不要如此办，也是他个人底自由；而且在我们看来，佢们两者的道德程度，实在亦无所轩轾。换句话说，我并不觉得定要能牺牲了"我"，像《活尸》里的主人公那样的，才算是真恋爱。不过忘富贵名位与丑美，却一定是真恋爱必具的条件。 我觉得两性的自由结合若是根据了真恋爱而来的自然的动作，便是合理的。并且我觉得，我们若认恋爱是感情的产物，则自然亦不能指恋爱的减弱而终至于无，为不道德。一个人有过两三回的恋爱事，如果都是由真恋爱自动的，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在女子方面，算不得不名誉的，有伤贞洁的。中国对于贞洁的观念，几乎以为是女子的专用品，而且以“只与一个男子接触"为贞洁的解释，实在是因为不重视恋爱的缘故。近年来，恋爱的曙光照到了青年底心里，一般守旧的人又以为这是贞操观念破坏后的恶果，实在也误会得厉害！我以为贞洁与恋爱是相连而生的，相助而成的；晓得真恋爱的人，也就是贞洁的人。恋爱之真伪，与贞洁与否有关；而恋爱的次数，却绝对无关。我觉得国内青年男女有了自由的社交后，恋爱上的纠葛很多，而佢们还都保守着从前传下来的秘密主义，愈守秘密主义，愈近于从前所谓"偷香窃玉"，离真恋爱愈远，这怕不是好的现象罢。至于有过一二次恋爱事实，而正在经第三次经验的，对于前事，每竭力想遮掩，更是常见的事（大概女子方面居多）；我们猜想起来，竭力想遮掩的，精神上该如何的痛苦哪！而这都是由于社会上对于恋爱与贞洁误会了的缘故。 擒，纵 真正老于世情的老奸巨猾，大概都会行使"欲擒先纵"的法门。比如资本家想赚钱，必须先花本钱，设法吸引一般人重视，增高自己的声价，然后利薮就源源而来。不过这种法门要善于使用。否则，就要弄巧成拙的。 有人问我，做官能不能行使这方法？我说尤其是不能少的。凡是老于仕途的，当他地位有些摇动，或者有人去营谋他底位置的时候，便以辞职为"纵"的方法，这时发令机关没有预备好人，自然一纸慰留；既经慰留，就不好马上更动，而营谋的人也只得暂时停止进行。他于是就因这一留收“擒"的功效。但如果不是老官僚，冒昧去试验这方法，一辞可就真辞去了。 猪仔与妓女 曹锟开游园会，招待一般猪仔，兼招待妓女，而派兵两排守怀仁堂，拒绝新闻记者加入，毕竟曹三的行动与众不同。但是仔细一想：此举似也含着一点意思。大概曹三因为猪仔既于己身有功，当然要不时再给些肥料养着他们，留为所用，同时他又以为议员卖身于他，和妓女做生意的性质差不多。他既喜欢猪仔，又爱妓女，所以要将同一性质的男女合拢在一起招待了。 做官秘诀 在北方做官，得意时，一要会弄钱，二要会谄媚；失意时，一要会装病，二要会送家眷装要下台。 能弄钱，不但军阀欢喜，便外人也要称赞！因弄钱非卖国不可，自然收买旧货的人要赞美了。会谄媚不但军阀高兴，便是军阀左右人物以及其妾都高兴，因为谄媚必先从军阀妻妾或幸人入手。 至于装病，送家眷，虽为撒娇之作用，但不先会弄钱或谄媚，撒娇便要失败的。 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 世上万事不能两全，又好又不吃草的马儿是没有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遇到万难兼顾的事就会依理性的评判，择取其最合理的一者。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这种选择，是平常人的理性所优为的；因为鱼常有而熊掌罕得。但是孟子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却便不是平常人的理性所容易取择了；因为生与义孰善，比较起鱼与熊掌之孰善来，要复杂得多，并且关系亦太大了。必然是彻底了解生之意义与义之意义的人，然后能于二者间取合理的选择。 所以遇到像这一类的选择时，问题是在选择者对于面前的二物的意义是否有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即对于二者的轻重缓急是非应有彻底的了解。 对于我们目前的问题（即现代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研究学问改造社会呢？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而欲得一个解答，自然也非先将二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不可！ 可是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有大理由可说为妻为母的责任是神圣的极重要的；但是又有同样的大理由说攻究学问改造社会的责任是神圣的极重要的。正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都是有理的。我觉得凡事一套进理论的圈子，平空的数起理来，每每是话语愈说愈多，而解决终于不得。我们自然不能完全看轻理论方面，可是也不可忘却事实。偏你理论上千真万确，而事实上不容许时，却就等于白说。特别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决不能专守着理论而不问事实。结果使这问题陷于不解决的解决。 因此，我们对于本问题的正当态度应该是姑且撇开理论而问事实。换言之，即对于主张女子当尽为妻为母之责的议论，我们可以姑且承认，可是同时要问问事实上能不能？对于主张女子应该加入社会运动的，也取同样的态度。如果事实上现代女子确不能——即有种种外界的阻碍使她们不能实现理想的（！）为妻为母的责任，则我们的理论家的大道理实在只等于废话，而应该让有作有为的女子试试别条出路！ 我是觉得并且确信现代的女子是不能安心，或被环境容许，尽理想的为妻为母的责任的。请简单的申述我的意见如下。 我们先要注意：我们讨论的前提是"理想的"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不是平平常常的为妻为母的责任！此所谓理想的为妻为母的责任，即是夏丐尊先生本刊第七期上《闻歌有感》一文中所说的，今引起大意如下： 几年来妇女解放论者只是对于外部的制度下攻击， 不从妇女自己的态度上谋改变，所以总是不十分有效。所 谓“妇女自己的态度上谋改变"，即是要女性自己觉到自 己的地位并不劣于男性，且重要于男性，为妻为母是神 圣光荣的事，不是奴隶的役使；你们既忙了，不要再因 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这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 出自己的优越，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 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 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在为妻为母的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这是丐尊先生的警句，也可以说这是丐尊先生所认为解放妇女的途径！在纯粹理论上，我不反对丐尊先生此论，可是事实上，国家社会及对手的男性即使会从女性为妻为母的“忙"里认识她们的价值，然而未必肯承认她们的地位；正如资本家虽然从劳动者的血汗上认识劳动者的价值，然而何尝肯承认劳动者的地位。 再退一步，我们不管国家社会及男性对于女性"忙"的价值及承认之如何，而再看女性是否能从为妻为母的"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我们自然先承认能够发挥女性自己实现女性自己的忙，不是无意识的千古相传的女性的为妻为母的"忙"，而是另一境界的近乎爱伦凯的母性主义的理想之所谓忙了。那么，事实上我们的为妻为母的女性还只是忙着些平凡的"忙"，而不是理想的忙，并且环境上决不容许有作有为的女性实现了若干理想的为妻为母的忙！如果一个有作有为的女性，想在她的为妻为母的职权范围内做一点理想的忙，那么，旧礼教，旧习惯，一切的法律，甚至政治势力，军警武力，都会干涉到她身上了！这也是无足怪的。因为旧礼教，压迫女性的魔鬼以及拥护此魔鬼之一切法律，武力，都只承认旧有的为妻为母的忙，而这旧有的为妻为母之忙，正是女性的锁链；这在旧有的为妻为母的忙里，女性决不能发挥自己，实现自己！ 所以真正要使女性能在为妻为母的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不处奴隶的地位，重要的前提还是改革环境！结论于是就落到女性的一面为要求自身利益而奋斗，一面为改造环境而与同调的男性作政治运动了！ 事实的铁掌打破了理想的花园。我们有一句老话：“理想为事实之母。"但是这里我们却看见一条颠岂不破的铁规，“事实不容许时，理想只是一句废话！"所以现代女子苦闷的生路是根据了目前的事实取她们应该做而且不得不做的行动！ 血战后一周年 如果说"九一八"的沈阳事变好像晴天一霹雳，那么“一二八"的上海血战光景就是暴风雨罢？现在离"一二八"又是一周年了，全中国固然是密云未雨前的黑暗沉闷，全世界也是加紧武装，待机爆发。战神在狞笑！ 我们回想上海血战的当时，大火烧毁了繁盛的闸北，炮弹扫起了江湾吴淞大场，租界内伤兵难民满坑满谷，资产者忧虑着公债库券变成废纸，忧虑着闸北地皮永远跌价，内地的小商人为了上海"钱庄不通"而愁眉蹙额，沿铁路线的农民忍痛看着自己的田地被圈作飞机场，被挖掘了战壕，大人先生忙着布置陪都，陆都，行都，恨不得一步跨上了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我们现在一闭眼就唤回了去年此时可歌可泣可叹的时代交响曲！ 但是一周年以后的上海怎么呢？”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在"花选"的欢呼中闭幕了，复兴闸北灾区的奖券正以头彩三十九万圆大事号召，天堂的租界里新开了几家影戏馆，大减价的百货商店顾客潮拥，梅博士1来上海奏艺，许多人买不到票，新妆的短大衣，新妆的更长的旗袍：繁华的上海依然那样繁华，——不，更加繁华！如果不是爱多嘴的新闻纸片传热河告急，山海关头炮响，谁又肯信我们的国难仍是未已，我不犯人，人却犯我，而所谓"长期抵抗"事实上乃是长期"不"抵抗！ 1梅博士：指梅兰芳。 上海实在是太平世界了。却是蒙在鼓心里的上海小市民还没忘记去年此日的教训，看见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要举行"检阅式"，于是又恐慌，又纷纷搬家。可敬而又可怜的小市民呀！你们不要慌！难道你们没听说英法对日有密约，日本不再来骚扰上海，那交换条件就是英法默认日本在热河榆关的军事行动？有钱人比你们聪明得多了，他们知道上海是太平世界。不见他们朝朝暮暮酣歌醉舞么？ 欢迎古物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在四小时内打下了"天下第一雄关"以后，大人先生们就挂念着北平文化城里的古物。现在好了，平津尚未陷落，而古物已经装箱待运：据说共装三千大木箱，须得四列车方能运走：那么，万一不远的将来平津失守，而古物无恙，大人先生们庶可告无罪于列祖列宗。 古物虽有三千箱之多，但到底只有三千箱，四列车也便运了走。比不得平津的地皮是没有法子运走的。至于平津的老百姓，——几百万的老百姓，更偏犯不着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有腿！ 况且就价值而言，也是老百姓可憎而古物可贵。不见洋大人撰述的许多讲到中华古国的书么？他们嘲笑猪一样的中华老百姓，却赞赏世界无比的中华古物呢！如果为了不值钱的老百姓而丢失了值钱的古物，岂不被洋大人所叹，而且要腾笑国际？于此，我们老百姓不能不感谢大人先生们尽瘁国事的苦心！ 然而别有心肠的日本帝国主义似乎并不因为北平古物已走而就此放手。他们正在急急忙忙增兵到热河边境。我们用火车运古物，他们用火车运兵！平津的老百姓眼见古物车南下却不见兵车北上，而又听得日军步步逼进，他们那被迫无告的眼泪只好往肚子里吞。 可惜洋鬼子的机械文明尚未臻万能之境。不然，用一架硕大的起重机把中华古国所有的国宝，例如北平的三海大内，曲阜的孔林，南京的孙陵之类，一起都吊上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让大人先生们安安稳稳守在那里"长期抵抗"，岂不是旷世之奇勋！ 不过目前已经有四列车的古物待运，实在也是了不起的荩谋了，老百姓感激涕零之余，应该高呼三声：古物万岁！ 时髦病 所谓"时髦病"是矛盾混乱的社会里常见的一种流行病。“时髦"二字，在这里并不作通常的"趋时"的解释，而有“硬要出语惊人"的意义。 “时髦病"有好几种，这里只说那最普遍的一种。这一种的病象是—— 打倒一切：什么都是要不得了，但是谁也不配去执行那“打倒一切"的工作。 骂倒一切：觉得别人都是不彻底，都是错误的；但是他自己跳在云端里，永远不曾脚踏实地走一步，所以他就永远彻底，永远不会错了。 不屑做平凡的事：看见人家做披荆斩棘探路的工作，他是要冷笑的；他说"只要跳过去就行了，谁耐烦这么枝枝节节地干"！可是他自己永远不曾跳给人家看。 他过着小布尔乔亚的生活，但口口声声咒骂别人是小布尔乔亚；他在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包围中，但他以为封建思想早就没落了，封建势力只存半口残喘，因而假使还有人在那里攻击封建思想，在他看来，就是时代的落伍者。 他是独往独来的英雄，他否定客观的现实！ 他嘴里从不说"我"，但他的心里常有一个大字——“我"！ 他天天嚷着：要光明，要自由！但是他望见了那由黑暗到光明之间的一段半明半暗的路程就害怕了，而且他用美妙的词令来掩饰了他的害怕。他要自由，可是他不肯爬上那到自由的梯子，因为他反对平凡的一步一步的爬，他的理想是“飞"！ 他的喜悦是：常常有材料给他骂，他因此是一个最勇敢最彻底的"革命者"。但他的悲哀是：“革命"不了解他！ 谈迷信之类 辛亥革命的"前夜"，乡村里读"洋书"的青年人有被人侧目的"奇形怪状"凡三项：一是辫发截短了一半，末梢蓬松，颇象现在有些小姑娘的辫梢，而辫顶又留得极小，只有手掌似的一块，四围便是极长的"刘海"；二是白竹布长衫，很短，衣袖腰身都很窄小，裤脚管散着；三呢，便是走路直腿，普达普达地象"兵操"，而且要是两三个人同走，就肩挨肩的成为一排。 当时这些年青人在乡间就成为"特殊阶级"。而他们确也有许多特殊的行动。最普通的便是结伴到庙里去同和尚道士辩难，坐在菩萨面前的供桌上，或者用粉笔在菩萨脸上抹几下。碰到迎神赛会，他们更是大忙而特忙；他们往往挤在菩萨轿子边说些不尴不尬的话，乘人家一个眼错，就把菩萨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藏在菩萨脚边，或者把菩萨的帽子换了个方向，他们则站在一旁拍掌大笑。 当时的青年"洋"学生好象不自觉地在干着"反宗教运动"；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什么计划，他们的行动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们的"朝气"叫人永远不能忘却。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自然很不够，可是他们的反对“迷信"，却出自一片热忱，一股勇气，所以乡下的迷信老头子也只好摇着头说：“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菩萨也要让他们几分了！" 去年我到乡下去养病，偶然也观光了"青天白日"下的“新政"，看见一座大庙的照墙上赫然写着油漆的标语：“省政府十戒"。其中第一条就是戒迷信！庙前的戏台上原来有一块“以古为鉴"的横额，现在也贴上了四块方纸，大书着"天下为公"，两边的木刻对联自然也改穿新装，一边是"革命尚未成功"，一边当然是"同志仍须努力"了。这种面目一新的派头，在辛亥革命时代是没有的，于是我微笑，我感到"时代"是毕竟不同了！ 然而后来我又发见庙里新添的许多善男信女恭献的匾额中有一方写着"信士某某率子某某"者，原来就是二十五年前"菩萨也要让着几分"的"洋"学生。他现在皈依在神座下了！并且他"率子某某"皈依了！并且我也看不见二十五年前普达普达地直了腿走路的年青人在乡间和菩萨捣乱了！从前那个"洋学堂"只有几十个学生，现在是几百了，可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奇形怪状"。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也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样。不过他们和二十五年前的"前辈先生"显然有点不同，就在他们所唱的歌曲上也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是"男儿志气高，年纪不妨小"，而现在却是"毛毛雨"了！于是我又微笑，我不很明白这到底也是不是"时代"不同了么？ 从前和菩萨捣乱的青年人读《古文观止》，做《秦始皇汉武帝合论》，知道地是圆的球形，知道"中国"实在并不居天下之中，知道富强之道在于船坚炮利——如此而已。他们的头脑实在远不及现在的年青人，然而他们和当时社会及至家庭的"思想冲突"却又远过于现在的年青人。近年来中国是“进步"了，簇新的标语，应时应节的宣传纲领，——例如什么纪念日的什么"国货运动周"，"航空救国周"，"拒毒运动周"等等，都轮流贴满了乡村里小茶馆的泥墙。正所谓"力图建设"，和二十五年前的空气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在认识不足的年青人看来，当然觉得自己和社会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调和。而况他们的家庭既不禁止他们进学校，也不禁止他们自由结婚。 并且即使有些不顺眼的事情也都以堂皇的名义来公开实行，即如小小的迎神赛会亦何尝不在迷信之外另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振兴市面。 今年大都市里天天嚷着"农村破产"，"救济农村"。于是“振兴农村"的棉麦借款就应运而生。乡村间也要"振兴市面"的，恰好今夏少雨，于是祈雨的迎神赛会也应运而生。一个乡镇的四条街各自举行了一次数十年来未有的大规模的迎神赛会。一位"会首"说：“我们不是迷信，借此振兴市面而已！"这句话自然开通之至。因而假使有些"读洋书"的年青人夹在中间帮忙，也就"合理"得很。 迎神赛会总共闹了一个月光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见精彩"。听说也花了万把块呢。然而茶馆酒店的"市面"却也振兴了些。有人估计，赛会的一个月中，邻近乡镇来看热闹的人，总共也有万把人；每人花费二元，就有二万元，也就是"市面"上多做了二万元的生意。这在市面清淡的现今，真所谓不无小补。 有一位"躬与其盛”的先生对我说：“最热闹的一夜，四条街都挤满了人，约有十万的看客。轮船局临时添了夜班，航船和快班船也添了夜班，甚至有一夜两班的。有几个邻镇向来没有轮船交通，此时也都开了临时特班轮。" 所以把一切费用都算起来，在赛会的一个月间，市面上至少多做了十万元的生意。这点数目很可使各业暂时有起色，然而对于米价的低落还是没有关系。结果，赛会是赛过了，雨也下过了，农民的收成据说不会比去年坏，不过明年的米价也许比今年还要贱些呢……。1 1写这篇杂文的时候，正闹着"农村经济破产"而又"谷贱伤农"的矛盾现象。——作者补注。 1958年11月17日。 升学与就业 暑假到了，又有几万个青年人从中学校里毕业出来，在“升学"呢，或"就业"呢，这两叉路口徘徊了。 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自然无所用品"徘徊"。挟了饱满的钱袋——虽然不饱满的是他的书包，他照样可以"升学"，反正学校就好比"游戏场"，混上三年五载，出来时便是"学士”“硕士"，就有钻谋差使的资格。说不定他的父母早已给他准备好什么拿钱不办事的好位置了。 很为难的是中等人家出身的中学生。翻开报纸一看，满眼是中等以上学校招生的广告，但是满报纸的夹缝里却又影影绰绰刊满了九个大字：知识分子失业的恐慌。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曾经"升学"过来的呀！ 有些贤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觉得中学毕业生简直是"郎勿郎，秀勿秀"，于是多方省俭，甚至借1贷，使儿女"升学"。他们自然以为将来方帽子一上头，职业就有把握了。然而这样的希望毕竟比"航空奖券"的头彩有多少把握，那也只有天晓得罢哩！ 1"郎勿郎，秀勿秀"俗谚。意为既非平民百姓，亦非名门显贵。 照片通的情形说，中等人家的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对于“升学"与"就业"的一问题往往走了这样的"连环套"：—— 中学毕业了，因为无业可就，姑且"升学罢"；所以今日之"升学"即为他日之"就业"着想；然而今日拿出钱去“升学"，或可易如反掌，他日要"就业"而拿进钱来，竟至难如上天了，于是大学毕了业以后就真真成为无业，或者甚至于长期失业了。 依这情形，所谓"升学"也者，实在也就是"就业"的意味。大抵十个中学生内至少有九个的"升学"是含了这样的"就业"意味的。因而一般中学生的"升学"或"就业"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谋生！ 然而青年人的知识欲是强烈的，幻想是丰富的，所以问题的核心即使只是个"生计问题"，而问题的外层却很复杂，——强烈的知识欲和美满的幻想，一层一层交错包围着；而于是乎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后往往是非常烦恼地面对着这“升学"或"就业"的问题了。 大而言之，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状态尚未纠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有志气有魄力的青年也犯不着为这问题哭丧着脸终天发闷。我们敢为可爱的青年进一解，我们应拿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的经验来看一看罢。 高尔基是连中学都没有进过的，他自修到了中学的程度，十五岁那年，他忽然想到加桑1去进大学。但要进学校，第一要紧的还是钱。高尔基没有钱，大学进不成，就流落在加桑；他做码头上的小工，他又做过小小的面包店里的学徒。……这些，都是"业"，不是"学"，然而后来高尔基自己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 1加桑通译喀山。 学问并不一定要在学校中才有，才能学到。高尔基就是一个例。不过千万不要误会，光在码头上面包店里混，就会学问长进。高尔基那时也靠了自修。他一方面谋生，一方面还是"手不释卷"地自修。 并且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引高尔基的故事是在暗示中学生诸君都去做"文豪"。这里，不过举一个例；因为高尔基是想进大学的，但结果是做工，而且他自己后来又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这句话，刚好对于"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给了个很"幽默"的解答。实际上，中外古今有不少伟大的事业家都不是"学校”“科班"出身，甚至科学家也有从没进过什么理工科大学的！ 何必哭丧着脸呢？”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犯不着叫你烦恼！进了职业界，同样也还可以自修，只要自己意志坚强。可是还有一句话：假使有一位中学毕业生决心要"就业"了，而又脱不下自己的竹布长衫（假定他找不到穿长衫的职业），于是失业，于是怨天尤人，于是垂头丧气，那么，自然又当别论，而我们上面的那些话他也一定听不进耳朵。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只能引用一句俗语：“做过三年当票朝奉，出来卖油条都不行呀！" 我们以为有骨气的青年人决不会做了几年中学生就弄成了一个"公子哥儿"。在必要的时候，他那件竹布长衫可以脱掉，而且脱掉了竹布长衫后，他依然不忘记自修。在这样的青年人，"升学"或"就业"，都不成问题了！ 女人与装饰 说来也并不奇怪，为什么到了夏天，关心世道人心的先生们对于男女之大"防"要突然加紧。夏天的女人的装束实在太富于挑拨性。而"挑拨"的焦点在于肉体部分呈露得太多。所以取缔女人露腿赤脚的官文正是扣准了题目的得意之作。 我们的祖先在山林子里过"野蛮"生活的时候，本无章身之具；大家光裸裸看惯了，并不觉得什么。然而这正是野蛮人之所以为粗浅。"文明人"头脑复杂得多了，凡事都讲究个"含蓄"，"有余不尽"；从此而"联想"也特别发达，见一光露的小腿就觉得有点那个了。其实腿只是腿而已，远不及眉毛能说话，眼睛会"送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佩服从前土耳起女人上街要戴面纱这一办法为能真正彻底。 至于露了腿还要搽什么油膏，扑什么粉，赤了脚还要染红指甲，从贪图简便凉快一变而为要麻烦要好看，——这真是更骇人听闻。自然，这样搽搽扑扑染染的腿，恐怕只是光腿中间极少数的一部分，它们的目的，和普通光腿完全两样。此等腿不但不许它"光"，彻底些不妨投畀煤窖。所可惜者，此等腿大都坐在汽车里，奉公守法的警察先生只好朝它看看罢了。 再从反面一想，腿主人不怕麻烦而搽油扑粉，无非为要好看。把腿弄好看了，也不是自己欣赏，而为的是那个抓权禁止光腿的男性社会需要这等样的装束修饰。据说从前有过女性中心的社会。那时候，男人们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女人那样刻意艳妆，我们还不大明白。但是吴敬梓却在《镜花缘》里给我们一个回答。《镜花缘》里女儿国的男人即使是一部大黑胡子也还要搽脂抹粉。然而现在关心世道人心的先生们读《镜花缘》到这一段时不肯掩卷想一想。 苍蝇 左拉在小说《娜娜》里借一个新闻记者——也算是剧评家的嘴巴说，娜娜好比是金苍蝇，它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停在"高贵"的人们的身上，散布了毒害。 其实像娜娜那样的金苍蝇，并不多见。世上"金苍蝇"多得很，但大都跟娜娜式不同；它们不是从龌龊的地方飞到“高贵"人们身上，而是从高贵的粪窖里飞到茅草棚里散布它们身上十万八千的病菌的。 表面一看，它们红顶金袍，胖胖的，就像要到跳舞场去似的，——要是那样，倒也好，因为那边原是一些病菌的制造场，然而不，它飞到了孩子们的头上，停在孩子们的饭碗边，它又专同装不起纱窗的穷小子为难，你一个不留心，它身上的病菌已经下了种了。 不过金苍蝇的为害还是容易了然的。就是没有科学知识的人罢，因为早就见过它喜欢住在粪窖里，而且拍一下，它身里满满的粪汁就射了出来，所以对它早就有了戒心。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是青蝇，俗名饭苍蝇。它来时并没金苍蝇那么嗡嗡嗡声势煊赫，它那一身的麻衣也颇有"平民"式的意味，或者你也可以说它俨然"处士风度"。它似乎卑谦，悄悄地钉在一个角落里会许多时候一动不动。它又好像很能战斗似的，看中了一个酒糟鼻子的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不是荷马就称赞过"勇敢的苍蝇"么？你拍一下，它也不像金苍蝇那样射出一泡粪，它肚子里好像干净得很。而且平常时候它亦只在饭篮旁边爬，表示它并非趋腥附膻之徒。 要是你不用显微镜去照，你就不会知道这位"处士风度"的勇敢的苍蝇，它身上原来带着和金苍蝇所有同样的十万八千病菌！ 在阴沉的天气，这种饭苍蝇特别多。我们偶尔静下来用心听，就会听得它们嘤嘤地叫道：“杂文，杂文！不要杂文！" 原来它们也颇能自知它们是经不起显微镜来照的，而杂文却是专检查无论地方的病菌的显微镜。 《娜拉》的纠纷 南京有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女士，因为在磨风社公演的《娜拉》新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娜拉，就被学校当局解除了职务。同时还有三位女学生也因为同样的"罪名"或被开除，或被记过。其中有一位只得十四岁，是南京女中的学生，学校当局开除她的理由是"行为浪漫"。 这件事发生后，就引起了许多批评，自然都是"仗义"的正论了，然而到现在为止，解职者依然未曾复职，开除者也未能重返校门。 在这年头儿，"娜拉"也会惹祸，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娜拉"在今日的中国也还是危险分子，因为她胆敢反对传统的为妻为母的责任。 十多年前，《娜拉》剧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上没有妇女的地位；十年以后的今日，我们看见凡是公共的场所已经到处有妇女，而且少不了妇女，我们看见女子不但做律师，做记者，而且做官，而且警察也有女子。十多年的时光，似乎已经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大不相同。然而这是表面的变化。这不过是传统地要靠男子养活的妇女现在也能够自己养自己，或者反过来倒能养活男子而已。在这范围之内，"娜拉"是决不会闯祸的。如果想跨出这范围一步，妇女们想在家庭关系中建立起"独立的地位"，一想使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于男子的女人，那她就被视为危险分子了。这是十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真实"，并不是今年特别"复古"。 从前妇女问题初初喧腾于口头的时候，许多人都说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真正提高须待妇女们有了独立生活的时候，所谓独立生活，自然指自食其力，不必依靠男子。那时候有些“新女子"开口一个"经济问题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闭口一个"妇女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她们大抵是太太小姐，她们那时好像并没知道有些——而且许多够不上太太小姐身份的妇女不但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活丈夫，然而她们何尝有"地位"。现在似乎更加弄得明白些了，单单是不靠男子来养活，还不够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演几次《娜拉》，不会就将那更中心的问题解决了的。何况那出走的"娜拉"实在自己也不明白跑出了那"傀儡家庭"以后应该到哪里去。不过现在的兴中门小学校长之类委实是神经太衰弱，见了一点点就会大惊小怪，所以扮演"娜拉"的王光珍女士还是敲破了饭碗，而其他三位女士受了开除。 于是乎应该不会惹祸的"娜拉"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开头就惹了一次祸。校长之类即使拿出"行为浪漫"的理由来做口实，然而他这"浪漫"二字的意义跟普通所谓"浪漫"是不同的。"浪漫"的，并不是危险。一般的社会意识以及分有此意识的校长之类，何尝会那样糊涂呢！君不见浪漫的交际花自由自在真天真！ 2月22日。 狂欢的解剖 从前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十三世纪那时候，有些青年人——大都是那时候几个新兴商业都市新设的大学校的学生，是很会寻快乐的。流传到现在，有一本《放浪者的歌》，算得是"黑暗时代"这班狂欢者的写真。 《放浪者的歌》里收有一篇题为《于是我们快乐了》的长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且生活着罢，快活地生活着， 当我们还是年青的时候； 一旦青春成了过去，而且 潦倒的暮年也走到尽头， 那我们就要长眠在黄土荒丘！ 朋友，也许你要问：这班生在"黑暗时代"的年青人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他们寻快乐的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个，哦，说来也好象很不高明，他们那时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不过他们觉得犯不着不快乐，于是他们就快乐了，他们的快乐的对象就是美的肉体（现世的象征），——比之"红玫瑰是太红而白玫瑰又太白"的面孔，"闪闪地笑着……亮着"象黑夜的明星似的眼睛，"迷人的酥胸"，"胜过珊瑚梗的朱唇"。 一句话，他们什么也不顾，狂热地要求享有现实世界的美丽。然而他们不是颓废。他们跟他们以前的罗马人的纵乐，所谓罗马人的颓废，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跟他们以后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要求强烈刺激，所谓世纪末的颓废，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要求享乐现世，是当时束缚麻醉人心的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反动，他们唾弃了什么未来的天堂，——渺茫无稽的身后的"幸福"，他们只要求生活得舒服些，象一个人应该有的舒服生活下去。他们很知道，当他们的眼光只望着"未来的天堂"的时候，那几千个封建诸侯把这世界弄得简直不象人住的。如果有什么"地狱"的话，这“现世"就是！他们不希罕死后的"天堂"，他们却渴求消灭这"现世"的活地狱；他们的寻求快乐是站在这样一个积极的出发点上的。 他们的"放浪的歌"是"心的觉醒"。而这"心的觉醒"也不是平空掉下来的。他们是趁了十字军过后商业活动的涨潮起来的"暴发户"，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已经是一些商业都市里的主人公，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主人公。他们这种"自信"，这种"有前途"的自觉，就使得他们的要求快乐跟罗马帝国衰落时代的有钱人的纵乐完全不同，那时罗马的有钱人感得大难将到而又无可挽救，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了；他们也和十九世纪的"世纪末的颓废"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末的"颓废"跟"罗马人的颓废"倒有几分相似。 所谓"狂欢"也者，于是也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向上的健康的有自信的朝气蓬勃的作乐，以及没落的没有前途的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纵乐。前者是"暴发户"的意识，后者是“破落户"的心情。 这后一意味的"狂欢"我们也在"世界危机"前夜的今年新年里看到了。据路透社的电讯，今年欧美各国"庆祝新年"的热烈比往年"进步"得多。华盛顿、纽约、罗马、巴黎这些大都市，半夜里各教堂的钟一起响，各工厂的汽笛一起叫，报告一九三五年"开幕"了；几千万的人在这些大都市的街上来往，香槟酒突然增加了消耗的数量，……真所谓满世界"太平景象"。然而同时路透杜的电讯却又报告了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也通过了扩充军备的预算，二次世界大战的"闹场锣鼓"是愈打愈急了。在两边电讯的对照下，我们明明看见了"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种心情支配着"今日"还能买"酒"的人们在新年狂欢一下。 我记起阳历除夕"百乐门"的情形来了。约莫是十二时半罢，忽然音乐停止，跳舞的人们都一下站住，全场的电灯一下都熄灭，全场是一漆黑，一片肃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一抹红光，巨大的"1935"四个电光字！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雷一样的震动，于是电灯又统统亮了，音乐增加了疯狂，人们的跳舞欢笑也增加了疯狂。我也被这"狂欢"的空气噎住了，然而我听去那喇叭的声音，那混杂的笑声，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经失了主宰的号啕！ 我又记起废历年的前后来了。这一个"年关"比往年困难得多，半个月里倒闭的商店有几十，除夕上一天，又倒闭了两家大钱庄，可是"狂欢"的气势也比往年"浓厚"得多。下午二点钟，几乎所有的旅馆全告了客满。并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来是上海人开了房间作乐。除夕下午市场上突然流行的谣言——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保安队缴械的消息，似乎也不能阻止一般市民疯狂地寻求快乐；不，也许因此他们更需要发狂地乐一下。影戏院有半夜十二时的加映一场，有新年五日内每日上午的加映一场，然而还嫌座位太少。似乎全市的人只要袋里还有几个钱娱乐的，哪怕是他背上有千斤的债，都出动来寻强烈刺激的快乐。在他们脸上的笑纹中（这纹，在没有强笑的时候就分明是愁纹，是哭纹），我分明读出了这样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乐能享的时候，且享一下罢，因为明天你也许死了！" 而这种"有一天，乐一天"的心理并不限于大都市的上海呵！废历新年初六以后的报纸一边登着各地的年关难过的恐慌，一边也就报告了"新年热闹"的胜过了往年。"越穷是越不知道省俭呵！"这样慨叹着。不错，从不穷而到穷，明明看见没有前途的"破落户"，是不会"省俭"的，他们是"得过且过"；现在还没"穷"，然而恐怖着"明天"的"不可知"的人们，也是不肯"省俭"的，他们是"有一天，乐一天"！例外的只有生来就穷的人，饿肚子的人，他们跟发疯的“狂欢"生不出关系。 我又记起废历元旦瞥见的一幕了。那是在"一二八"火烧了的废墟上，一队短衣的人们拿着钢叉、关刀、红缨枪，带一个彩绘的布狮子。他们不是卖艺的，他们是什么国术团的团员，有一面旗子。我看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舞他们的布狮子，一边兴高采烈地笑着叫着。我觉得他们的笑是"除夕"晚上以及"元旦"这一日我所听到的无数笑声中唯一的例外。他们的，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音调，然而他们的笑，不知怎地，我听了总觉得多少是原始的、蒙昧的，正象他们肩上闪闪发光的钢叉和关刀！ “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狂欢"，时时处处在演着，不过时逢"佳节"更加表现得尖锐罢了。我好象听见这不辨悲喜的疯狂的笑，从伦敦，从纽约，从巴黎、柏林、罗马，也从东京，从大阪，……我好象看见他们看着自己的坟墓在笑。然而我也听得还有另一种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朝气的笑，也从世界的各处在震荡；我又知道这不是为了"现世"的享乐而笑，这是为了比《放浪者的歌》更高的理想，因为现在到底不是“中世纪"了。 1935年2月20日。 知识饥荒 去年有过一部"好评啧啧"的国产影片，名字记不清了，1也没有上影戏院去看过，只在报纸上连天看见了广告和"影片"，现在还记得一句警句，说是"青年失学，失业，失恋的三部曲"。 1指《十字街头》。 我相信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为只要翻翻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就知道这"三失"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严重到每天有悲剧。然而我又敢悬揣这部影片尽其能事亦不过做到了"暴露"，"建设"二字还谈不到；因为也只要翻翻报纸，就知道我们的社会或国家还没有对于这"三失"做过什么救济的工作，影片的编者和导演如果要忠于现实便只好暂时受一句责骂：只有暴露。 但同属文化事业的出版界却抓起了小兄弟电影界所提起的这问题，来谋救济了。当然不能三管齐下。"失业"是极大的社会问题，全世界除了苏联都没有办法，何况上海的出版界？"失恋"呢，问题更复杂了，其中包括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而它在中国之所以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区区出版界当然对之爱莫能助。剩下来只有"救济"失学。出版界有办法！ 这办法就是为失学青年大开方便之门的自修自学的丛书、定期刊、小册子滚滚而来，成为去年下季到现在的上海出版事业的洋洋大观。 给失学的青年开一方便之门，谁说不是功德；虽然印行自修自学书籍的出版业者也有同时制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这，是否为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恋呢？），而且自修自学书籍之竞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卖，但他们肯在失学问题上投机，也就足见可与为善。虽则大批的自修自学书籍其中岂不乏误人的粗制品，即幸而免于错误却又不免是高深学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这知识饥荒的现在，"小先生"的即知即传的精神应用到出版界，总是好事一件，即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刚刚读到"性本善"，只要"人之初"是该教的，谁能说他的工作是有害而无益？ 中国的青年群感到知识饥荒，不始于今日。前清末年，辛丑前后，是第一次；"五四"前后，是第二次；一九三○年前后是第三次；这最后一次依客观情势之转移而日渐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为出版家营业竞争的目标。 这三次的知识饥荒，其主体及其所要求的对象，并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饥荒的，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为多。他们要求的对象是西欧的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第二次的范围可就扩大了；主体是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要求者是西欧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思想和社会问题了。最后最近这一次却在青年学生而外加进了大群的失学青年——店员和小职员乃至小学教员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们的要求更实际而具体，而且有选择；他们要求能指引他们到自由解放并能激励他们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绪的哲学、文学、艺术，他们要求能使他们认识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国际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了。主体的广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实际而具体又如此，"小先生"们的责任是并不轻的。 对于目前的自修自学的书籍，我觉得有一缺点，即讲述国际形势与初步的社会科学、社会问题、文艺知识的书籍多于建立思想基础的著作。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然而后者是人生各种问题的钥匙，是行动的指南针。三十年前的志士，要求西欧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的知识，但此所谓"新学"后来变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了；十五六年前的志士谈"新文化"——易卜生主义，实验哲学，罗素……，但"新文化"也成为攀取利禄的垫脚凳；甚至马克思主义，普罗文学，也会被聪明的冒险家用作投机的资本。这些教训，使我们知道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岂不可缺的，是作为行动的指南针的思想基础。 6月3日。 农村来的好音 住在大都市的朋友们大概时常可以从新闻纸上看见"农村经济复苏"一类的好消息罢？敬爱的朋友，我打算用十二分的至诚告诉你：新闻纸上这一类的记载，倒也不是完全说谎，甚至于也可以说，不是"粉饰"。这"复苏"的消息，是在去年夏秋之交开始出现的，那时候，江浙两省的春茧丰收，田稻也是数十年来少有的大熟，而长江流域下游其他二三省的收成也不坏；中国是太大了，所以即使去年同时河南山西陕西以及山东等处还有不少农民把榆叶和榆钱当作主要的食粮，但长江下游以及太湖流域几个省区的丰收已经够使新闻纸上洋溢着"农村经济复苏"的佳讯了。 而且，朋友，假定你到那些"复苏"的区域走走，那么你也许会当真乐观起来。你如果同一些小商人谈谈，他们就会带着回忆的愉快告诉你：“去年各业都有起色！"而这所谓“各"业，确是不打折扣。布店、衣庄，都有盈余；有一家三万元资本的衣庄去年一年中竟净余了八千多！因为一般小农在过去三年里实在穷得太枯了，去年手头略有几文，不能不添件把布衣。绸店也做了好生意，那是富农们作成的。日用品店，更不用说，它们反应着农民经济的荣枯，竟比风雨表还灵些。至于各业之首的当票，最近四五年是只有当进去没有赎出来，因而使得住在都市里的大老板们时时愁眉苦眼的，但去年大老板们也笑逐颜开了，——因为从夏到秋，赎当者如潮拥至，而从冬初到年尾，当当者又常常挤满了一天井。乃至于专卖"饮片"的药店，也是生意兴隆；他们的感谢"老天爷"是双重的，为的"老天爷"不但赐给了丰年，也赐给了"暖冬"，使流行病大增。最后，甚至于米店，也大赚其钱。不是丰收么？但农民们刚刚收了新米，催陈粮的公务员就上门了，农民只好把收成的大部分拿出来卖钱，献与国家，到了冬季，他们颠倒要去买米来吃了。至于他们买米的钱从何而来呢？敬爱的朋友，请不必着急，农民们有他们惯用的救急法门：一是把刚刚赎出来或制成的衣服送进当票去，二是指着今年的收入（主要是春茧）去借高利贷。而那样的"慈善家"在乡镇上是多到不可胜数的。 新闻纸上虽然屡次报告"农村经济复苏"，然而去年一年内"复苏"区域内的农民究竟收入多少，却没有个统计。我也找不到这种材料。但我偶然知道了去年一年内农民们主要的支出。这是t县的一位公务员说的：“去年下忙，全县所收粮银，约计十五万元，其中半数是陈粮。全县全年粮串本为十二万元许，去年连陈共收三十余万。"敬爱的朋友，我带便告诉你：县全县人口不过十六万六千，而种田人至多亦不过t十二三万人，倘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则为二万四千余户。 我们再假定t县农民去年一年用以维持生活的钱，——主要的就是流进了各业小商人的荷包使他们欣然色喜相告"各业都有起色"的，——也有这么三十万罢，那么，朋友，这笔账请你自己去算罢。 所以，报馆里的访员如果根据了各业的盈余和公家的税捐收入来估量去年的"农村经济"，则说一声"复苏了"，当然是理由十足。 然而，事实的真相怎样呢？我可以把说过"各业都有起色"的小商人们的下半段话语也写出来罢。"不过，今年呢，"他们脸上的喜气消散了，"生意可就难做了！各项物价都在飞涨。去年下半年比春季已经涨上了三分之一，但今年春季又比去年下半年涨上三分之一了。今年一块钱只能当三毛钱用呵！即使今年春秋两收也能象去年一样好，可是我们的生意比起去年来，一定要打个折扣。物价涨的太猛了，乡下人靠年成得来的几个钱经不起一化呵！" 那么，农民的收入，能不能跟着一般物价的飞涨而提高呢？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农民手里有茧子的时候，茧价一定跌；有米时，米价一定贱；乃至桕子等等副农产物凡在家民手里时一定卖不起好价钱！然而非农产的日用品的价格却是步步高涨的。 并且年岁好了，地主们就要加租。县有两个地主，共有t水田四五百亩，都是佃给贫农的，去年秋季，这两位地主先生拣定了十三家佃户下手：加租，又不认"二五减租"。十三家佃户不服，地主就去告官；"二五减租"是皇皇法令，然而不知为什么，那官司至今未结，而县里每次开庭，差役下乡传佃户，又有"照例"的需索，名为"船头钱"，到现今，十三家佃户所化的"船头钱"，每户已达八元几角了，这十三家佃户快要不能支持下去了。但同属于那两个地主的佃户有百来家，属于其他地主的佃户也有数百家，最近开了一次大会，决定每家省下一斗米的钱来作为那十三家佃户打官司的后援。必要时，每家尚可加摊二斗。官司能否胜诉，尚不可知，但佃户们岂非平空又多加了一项支出么？ 如果"农村经济复苏"的意义是指农民们生活的改善，而不单是官府多收了粮或小商人多做了生意，那么，上述的一切事实应该作怎样的解释？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钱从农民们手里经过，很快就没有了！ 事实摆在这里 日本政府的大员们，连近卫首相也在内，最近又捧出所谓"防止赤化势力侵入东亚"，作为他们向中国侵略的烟幕了。 这是他们用了六七年的老调。可惜这套烟幕现在已经完全失效，世界人士再也不会受其骗了。 但尤其卑劣而且毒辣的，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这次战争是对付中国政府，不是与中国民众为仇，对于这话，中国民众要一脚踢开道：“政府抗战，是基于民众的意志；抗战愈坚决地继续下去，民众对于政府的拥护也愈益加强！" 今日之下，即使最无知识的中国妇孺也明白认识抗战的意义了。事实摆在这里，中国民众天天受日本陆海空军的轰炸屠杀，而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大军却不惜壮烈的牺牲在给侵略者以打击！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近来每天清晨便听得敌人的飞机在屋顶的上空嗡嗡地回旋。我准知道这样回旋的，是敌人的飞机。因为这里离战区起远，而且是属于英军防守区域的，而且尊重"租界安全"的我国的空军听说早已避免飞行在租界上空了；而嗡嗡地回旋者则是侦察或伺隙一击，这在既离战区颇远而又属于租界上空的此地，当然不会是我国的空军。 事实证明我这推想并没错，嗡嗡地几圈以后就惨厉地象受伤之狗叫起来，——这是敌人的飞机自以为觅得了目标疾如鹰隼地向下急降；接着，轰的一声炸弹。 听炸声，知道是在西方，——也许是真茹一带罢。后来看晚报果然是真茹无线电台受了点损失，暨南大学的校舍遭了灾。 哼！敌人的堂堂的空军原来只向没有武装的交通机关和文化机关施威么！ 我这里门前常有乡下人种了青菜来卖。他们大都来自真茹一带。我偶然和他们闲谈。我知道他们这些青菜正是每天清晨在敌人飞机追逐威胁之下一直挑负了来的，这样的青菜，本来值十文钱的，就是卖二十文，也不算多吧？然而他们并不肯抬价。 “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不怕么？"我冒冒失失问了。 可是那些紫铜色的脸儿却笑了笑回答： “怕么？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 呵呵！这是多么隽永的一句话！我于是更觉得敌人这种“威胁后方"的飞机战略不但卑劣而且无聊。 前昨两天敌人飞机照例的"早课"更做得俨然了。这两天秋老虎又颇厉害，我要写点文章多半是趁早凉时间。心神一有所注嗡嗡声或轰轰声都听而不见了。然而我开始觉得敌人这种卑劣的战略妨碍了我的工作了。我那间卧室兼书室的天花板曾经粉刷过，大概那位粉刷匠用了不行的东洋货吧，只两年功夫，那一层粉便象风干的橘子皮似的皱缩起来，上次风暴，忘记关了一扇窗，——仅仅一扇，天花板上那白粉竟象雪片似的掉下来；此番，趁早凉我正在写作，那雪片样的东西忽又连续而下，原稿纸上都洒满了。我不得不停笔，抬头朝上看，而恰在此时照例的轰轰似乎比以前近些，房子也有点震动，呸！原来那白粉作雪花舞，也是敌人飞机作的怪！听声音又在西方，或许起北。我拂去了纸上的粉屑，陡然又想起几天前那几位真茹来的农民回答我的那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我忍不住微笑了。对于敌人飞机此种徒然的而又无聊的威胁或破坏手段，我老老实实引不起正常的愤忿或憎恨，只能作轻蔑的微笑，我相信敌人中间的所谓"支那通"一辈子也不会了解大中华民族的农民的虽似麻木然而坚凝的性质！ 可是待到我知道这回是敌人空军在北新泾等处轰炸徒手的民众而且连续轰炸至数小时之久，我的血便沸腾了！世界上会有这样卑劣无耻的军人么？ 当然，他们这卑劣无耻的举动有其目的：想要在我们后方民众中间撒布恐怖，动摇人心。但是农民子孙的我敢于回答道：不能——绝对不能！中国农民的神经诚然有些迟钝，然而血，血淋淋的屠杀，可正是刺激他们奋起而坚决了复仇的意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我们古代哲人的金言。中国民众决不是什么恐怖手段所能吓倒的！ 敌人以为轰毁了几个乡镇，就能动摇我们民众的抵抗的决心么？那是梦想！中国农民诚然富于保守性的多，诚然感觉是迟钝的；一个老实的农民当他还有一间破屋可蔽风雨，三餐薄粥可喂饿肚子的时候，诚然是恋家惜命的，但当他什么都没有了时，他会象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勇敢！中国民族绝不是暴力所能慑伏的！ 中国民众所受的政治训练诚然还不大够，但是敌人的疯狂的轰炸屠杀恰就加强了我们民众的政治意识。 现在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各地的和平的城镇施行海盗式的袭击。这是撒布恐怖么？不错，诚然有一点是恐怖的，但恐怖之心只是一刹那，在这以后是加倍的决心和更深刻的认识，认识了侵略者的疯狂和残酷，决心拚性命来保卫祖国！ 1937年9月6日。 无题 秋凉了，天也夜得快些。七点钟的静安寺路，并不比平时冷静，但似乎总带点肃杀的气氛；霓虹招牌血也似的强光，高耀在钉了木板的橱窗上，刺得眼睛不好受；各色的汽车象两条对面奔来的长蛇，似乎比平时匆忙紧张些。 我看见有大卡车，满插著作为掩护用的竹枝，四五位黄制服的——大概是童子军，蹲在车里。在漂亮的轿车队中，这卡车是惹眼的，正象少爷小姐队里夹着个粗气的大汉，然而它是多么威武，它越过了漂亮小巧的轿车们，直向西去。 我知道这是到前线去救护伤兵的。敌人的飞机见了没有武装的救护车就要来施威，我们勇敢的童子军已经牺牲了几位，幸而天公也还照例的有昼有夜，"太阳"有没落的时候。 我目送着这勇敢的大卡车，我想，此时它疾驰于平坦的柏油路上，但不久它将在满布着敌人飞机轰炸出来的弹穴的路上，关了车灯，摸盲似的走；也许天空，忽然亮起了敌人的照明弹，继之以机关枪扫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落在它前后，然而它一定勇敢地走，它冲过弹雨，不到目的地不休。 我并不能看清车上那几位黄制服的，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年纪都不过十八九。在别的国家，即使在战时罢，这么一点年龄的嫩芽大概是不让他们去冒危险，大概是在安全的后方上着"最后的一课"的；但我们这里是无可奈何的。而也正惟有这，以及无数同类的"无可奈何"，我们现代这一页历史是空前的伟大、壮烈，同时我们确信了自己的最后胜利。 在我们这非生即死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处处以"西方标准"来看来想，一定会落到悲观而自馁。有些人们，满脑子的"西方标准"，而又稍知自己这面的"现实"，便觉得我们是"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那么，依你说，怎么办呢？”他们的回答是：“日苏战争终必爆发。那时候，我乘其敝。"但是敌人并非笨伯，不让我们安坐而得这巧宗儿，宛平城外的炮声打破了这种“渔翁主义"。直至"八一三"民族抗战的号炮响了，而且证明了我们在各方面的力量虽未达"理想的"或“西方的"标准，但也颇足与敌人相周旋了，"西方标准"先生们还是惶惶不自安，眼巴巴望着英国的态度，美国的表示，苏联的举动…… 雨天杂写之一 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这位先生在抗战以后未尝一至大后方，而且大后方的所谓文化动态，他那边的山坳子里亦未必知之甚详。最多知道作家们有苦闷。如果一旦到大后方来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种感想。但在我呢，把当年我驳他的议论和当前现实一比较，却不能不苦笑，现实太复杂，多变幻，我们对于这社会的认识，深广都不够得很。一时管窥蠡测，虽在原则上道着几分，然而何曾能洞见转折曲复？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场，不为不热闹，然而对于开风气，励节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据说能销的还推文艺作品，随随便便一本书销五千不成问题，可是这五千的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而读后他的意识又起了怎样的波动呵？我们当然可以有乐观的说法。不过如果不是忘形自满的浅薄者，决不能一味乐观。我们的确维持了一个文化市场，弄得相当热闹，但是我们何尝揭露了读者心灵上的一层膜，而给予他以震撼的满足？甚至为了维持这文化市场，大多数作者连进修也顾不得了，意志不坚定的人且复沾沾自足，自谓左右逢源，颇有办法。至于在生活的重担下喘不过起来的作家，要责他以潜心精进，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这种委蛇的文化空气中，恐怕连这一点感觉也会渐渐麻木。 不能不说今天的毛病是亢阳内亏，只看哲学与社会科学书籍销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听来的两个小故事：有一位写国际政治论文的先生，一天有一个青年见他书架上并没有一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便问他对此两门学术的意见，他回答道：“写国际政治论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从头到尾读过《鲁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对人说：“我发见了一件事：鲁迅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哲学。"人家叩问他"发见"之证。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里简直找不出什么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统一等等哲学名词，这不是明证么？"自然，我们不能据此以论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学之士，一定还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场中，深思好学之士恐无回旋之余地，这一种颓风，其严重性，与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们曾经对于只知道生吞活剥硬用哲学名词，或以为惟名词方见哲学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这种不懂哲学，而又鄙视哲学的潜在倾向之下，不能不发愤激之论，以为前者犹胜于后者！ 6月24日。 雨天杂写之二 孟超先生喜欢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他现在编一本期刊，要我写一点稿去。可是写什么好呢？…… 但孟夫子的嘱托，又不能不承应。二十年前这一个山东小伙子，如今的苍老和他的年龄岂不相称，但可喜者，脾气还不曾跟着老，依然是二十年前山东小伙子。粗疏莽撞犹昔，但鲁直热情也还如旧；这在我看其他的作品来，颇觉得文如其人。这一点本色是可喜的，在此"心画心声总失真"视为故常的时期。而于无写处中觅可写之物，我也讲讲历史如何？ 前些时候，有人喜欢读《战国》，议论奥妙，自非尼采式以上的"超人"不能发，亦不能领悟，我想：我们历史上的战国，怕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变质改形。乃至他们所发见的今日的"战国"，怕亦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进行。但此亦何可深论，还是来谈常识范围的历史。我也是对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兴趣的人。试想一想：杨墨与孔争有天下，惹得孟夫子屡次大声疾呼，发极之态，情见乎辞；稷下先生们分庭讲学，"最好老师"的荀况亦未能收统制之效，须待后来弟子李斯借秦政权而始实现之；此种思想上的决荡斗争，可喜现象之一便是并未产生妥协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当时一件可注意的事：临淄那样的都市，拥有七万户，倘以八口之家计算，人口比今天的桂林还多，然而许行之辈还照行神农之教，可知原始生产方式依然保有"面"的广度。但就大势所趋而言，此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是走的上坡路，从这些点上，我觉得对于战国时代特别有兴趣，未必全由于怀古，常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可能成为大转捩期之时代二，其一即战国时代，秦是承继了这发展趋势的，李斯未必是开倒车的脚色，但秦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经济政策错误的副作用，及至汉朝厉行抑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遂使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亭长起家的汉朝，十足做了封建贵族的忠诚的保护人。又一时代便是永嘉以后南北纷乱时期。那时也有思想上的斗争：佛，道，孔。但那时的社会经济走的是下坡路，故居然有均田制，而均田制的目的还在挽救没落的封建贵族，此在封建贵族不能不说是妥协，正如三教相争结果产生奇怪的调和论。写到这里，忽见报载胡适博士在美国“三十八州州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说"中国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即已废除封建制度"，这正和桂林《大公报》曾经两次告诫读者，说香港侨胞饮茶之风，寻于晋朝的清谈，而"清谈误国"，则"古有明训"云云，都是叫人看了啼笑皆非。虽然，《大公报》的记者何足深论，而且，即使该报于痛斥当今刊物亦颇多"清谈"之时，"小公园"1内尚登载颇难决定其为“清谈"抑"浊谈"的文字，言行本难一致亦何必深论；独惜有历史癖考据癖的胡博士而把分土的封建制与一般所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从知名实之间，辨析正亦不易耳。 1"小公园"《大公报》副刊名。 6月25日。 雨天杂写之三 报载希特勒要法国献出拿翁1当年侵俄时的一切文件。在此欧非两战场烽火告急的时候，这一个插科式的消息，别人读了作何感想，自不必悬猜，而在我看来，这倒是短短一篇杂文的资料。大凡一个人忽然想到要读一些特别的东西，或对于某些东西忽然厌恶，其动机有时虽颇复杂，有时实在也单纯得可笑。譬如阿q，自己知道他那牛山濯濯的癞痢头是一桩缺陷，因而不愿被人提起，由讳癞痢，遂讳"亮”，复由讳"亮"，连人家说到保险灯时，他也要生气。幸而阿q不过是阿q，否则，他大概要禁止人家用保险灯，或甚至要使人世间没有"亮"罢？倘据此以类推，则希特勒之攫取拿翁侵俄文件，大概是失败的预感已颇浓烈，故厌闻历史上这一幕“英雄失败"的旧事，因厌闻，故遂要并此文件而消灭之——虽则他拿了那些文件以后的第二动作尚无"报导"，但不愿这些文件留在他所奴役的法国人手中，却是现在已经由他自己宣告了的。 1拿翁：指拿破仑。 但是希特勒今天有权力勒令法国交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却没有方法把这个历史从法国人记忆中抹去。爱自由的法兰西人还是要把这个历史的教训反复记诵而得出了希特勒终必失败的结论的。不能禁止人家思索，不能消灭人家的记忆，又不能使人必这样想而不那样想，这原是千古专制君王的大不如意事；希特勒的刀锯虽利，戈培尔之辈的麻醉欺骗造谣污蔑的功夫虽复出神入化，然而在这一点上，暂时还未能称心如意。 我不知轴心国家及受其奴役的欧洲各国的报纸上，是否也刊出了这一段新闻，如果也有，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正如在去年希特勒侵苏之初，倘若贝当之类恭恭敬敬献上了拿翁的文件，便将成为堪付史馆纪录的妙事。如果真那么干了，那我倒觉得贝当还有百分之一可取，但贝当之类终于是贝当，故必待希特勒自己去要去。 历史上有一些人，每每喜以前代的大人物自喻。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野心家亚历山大，后来凯撒就一心要比他。而拿破仑呢，又思步武凯撒的遗规。从拿翁手里掉下来的马鞭子，实在早已朽腐不堪，可是还有一个蹩脚的学画不成的希特勒，硬要再演一次命定的悲喜剧。亚历山大的雄图，到凯撒手里已经缩小，但若谓亚历山大的射手曾经将古希腊的文化带给了当时欧亚非的半开化部落，则凯撒的骁骑至少也曾使不列颠岛上的野蛮人沐浴了古罗马文化的荣光。便是那位又把凯撒的雄图缩小了的拿翁罢，他的个人野心是被莫斯科的大火，欧俄的冰雪，烧的烧光，冻的冻僵了，虽然和亚历山大、凯撒相比，他十足是个失败的英雄，但是他的禁卫军又何尝不将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法兰西大革命的理想，带给了当时尚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欧洲人民？"拿破仑的风暴"固然有破坏性，然而，若论历史上的功罪，则当时欧洲的自中世纪传来的封建大垃圾堆，不也亏有这"拿破仑的风暴"而被摧毁荡涤了么？即以拿翁个人的作为而言，他的《拿破仑法典》成为后来欧陆"民法"的基础，他在侵俄行程中还留心着巴黎的文化活动，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然而即在此短暂的时间，他也曾奠定了法兰西戏院的始基，这一个戏院的规模又成为欧陆其他戏院的范本。拿破仑以"共和国"的炮兵队长起家，而以帝制告终，他这一生，我们并不赞许，——不，宁以为他这一生足使后来的神奸巨猾知所炯戒，然而我们也不能抹煞他的失败了的雄图，曾在欧洲历史上起了前进的作用；无论他主观企图如何，客观上他没有使历史的车轮倒退，而且是推它前进一步。拿破仑是失败了，但不失为一个英雄！ 从这上头看来，希特勒连拿翁脚底的泥也不如。希特勒的失败是注定了的，然而他的不是英雄，也已经注定。他的装甲师团，横扫了欧洲十四国，然而他带给欧洲人民的，是些什么？是中世纪的黑暗，是瘟疫性的破坏，是梅毒一般的道德堕落！他的猪爪践踏了苏维埃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花园，他所得的是什么？是日耳曼人千万的白骨与更多的孤儿寡妇！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而他的根本不配成为"失败的英雄"不也是已经注定了么？而现在，他又要法国献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如果拿翁地下有知，一定要以杖叩其胫曰：“这小子太混帐了！" 前些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游览了兴安的秦堤。这一个二1千年前的工程，在今日看来，似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二千年前，有这样的创意（把南北分流的二条水在发源处沟通起来），已属不凡，而终能成功，尤为不易。朋友说四川的都江堰，比这伟大得多，成都平原赖此而富庶，而都江堰也是秦朝的工程。秦朝去我们太久远了，读历史也不怎么明了，然而这一点水利工程却令我"发思古之幽情"。秦始与汉武并称，而今褒汉武而贬秦始，这已是听烂了的老调，但是平心论之，秦始皇未尝不替中华民族做了几桩不朽的大事，而秦堤与都江堰尚属其中的小之又小者耳！且不说"同文书"为一件大事，即以典章法制而言，汉亦不能不"因"秦制。焚书坑儒之说，实际如何，难以究诘，但博士官保存且研究战国各派学术思想，却也是事实。秦始与汉武同样施行了一种文化思想的统制政策，秦之博士官虽已非复战国时代公开讲学如齐稷下之故事，但各派学术却一视同仁，可以在"中央的研究机关"中得一苟延喘息的机会。汉武却连这一点机会也不给了，而且定儒家为一尊，根本就不许人家另有所研究。从这一点说来，我虽不喜李斯，却尤其憎恶董仲舒！李斯尚不失为一懂得时代趋向的法家，董仲舒却是一个儒冠儒服的方士！然而"东门黄犬"，学李斯的人是没有了，想学董仲舒的，却至今不绝，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我有个未成熟的意见，以为秦始和汉武之世，中国社会经济都具备了前进一步、开展一个新纪元的条件，然而都被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坏；不过前者尚属无意，后者却是有计划的。秦在战国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统一了天下，故分土制之取消，实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向，然而秦以西北一民族而征服了诸夏与荆楚，为子孙万世之业计，却采取了"大秦主义"的民族政策，把六国的"富豪"迁徙到关内，就为的要巩固“中央"的经济基础，但是同时可就把各地的经济中心破坏了。结果，六国之后，仍可利用农民起义而共复秦廷，而在战国末期颇见发展的商业资本势力却受了摧残。秦始并未采取什么抑制商人的行动，但客观上他还是破坏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的。 1秦堤：即灵渠。 汉朝一开始就厉行"商贾之禁"。但是"太平"日子久了，商业资本还是要抬头的。到了武帝的时候，盐铁大贾居然拥有原料、生产工具与运输工具，俨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雏形。当时封建贵族感得的威胁之严重，自不难想象。只看当时那些诸王列侯，在"豪侈"上据说尚相形见绌，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平准"、"均输"制度，虽对老百姓并无好处，对于商人阶级实为一种压迫，盐铁国营政策更动摇了商人阶级中的巨头。及至"算缗钱"，一时商人破产者数十万户，蓬蓬勃勃1的商业资本势力遂一蹶而不振。这时候，董仲舒的孔门哲学也"创造"完成，奠定了"思想"一尊的局面。 1"算缗钱"汉时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及车船主实行的税制。"缗"为计税单位，每缗一贯（一千钱）。 所以，从历史的进程看来，秦皇与汉武之优劣，正亦未可作品相之论罢？但这，只是论及历史上的功过。如在今世，则秦始和汉武那一套，同样不是我们所需要，正如拿破仑虽较希特勒为英雄，而拿破仑的鬼魂却永远不能复活了。 1942年6月27日桂林。 谈鼠 闲谈的时候偶尔也谈到了老鼠。特别是看见了谁的衣服和皮鞋有啮伤的痕迹，话题便会自然而然的转到了这小小的专过"夜生活"的动物。 这小小的动物群中，大概颇有些超等的"手艺匠"：它会把西装大衣上的胶质钮子修去了一层边，四周是那么匀称，人们用工具来做，也不过如此；女太太们的梆硬的衣领也常常是它们显本领的场所，它们会巧妙地揭去了这些富于浆糊的衣领的里边的一层而不伤及那面子。但是最使我惊佩的，是它们在一位朋友的黑皮鞋上留下的"杰作"：这位朋友刚从东南沿海区域来，他那双八成新的乌亮的皮鞋，一切都很正常，只有鞋口周围一线是白的，乍一看，还以为这又是一种新型，鞋口镶了白皮的滚条，——然而不是！ 对于诸如此类的小巧的"手艺"，我们也许还能"幽默"一下，——虽然有时也实在使你"啼笑皆非"。 可惜它们喜欢这样"费厄泼赖"的时候，并不太多，最通常的，倒是集恶劣之大成的作法。例子是不怕没有的，比方：因为"短被盖"只顾到头，朋友a的脚趾头便被看中了，这位朋友的睡劲也真好，迷迷糊糊地，想来至多不过翻个身罢了，第二天套上鞋子的时候这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急忙检查，原来早已血污斑驳。朋友b的不满周岁的婴儿大哭不止，渴睡的年青的母亲抚拍无效，点起火一看，这可骇坏了，婴儿满面是血了，揩干血，这才看清被啮破了鼻囱了。为了剥削脚趾头上和鼻孔边那一点咸咸的东西，竟至于使被剥削者流血，这是何等的霸道，然而使人听了发指的，还有下面的一件事。在k城，有一位少妇难产而死，遗体在太期间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发现缺少了两颗眼珠！ “鼠窃"这一句成语，算是把它们的善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永远不能光明正大的特性，描摹出来了。然而对于弱者，它们也是会有其胆的。它们敢从母鸡的温暖的翅膀下强攫了她的雏儿。这一只可怜的母鸡，抱三个卵，花了二十天工夫，她连吃也无心，肚子下的羽毛也褪光了，憔悴得要命，却只得了一只雏鸡，这小小的东西一身绒毛好像还没大干，就啾啾的叫着，在母亲的大翅膀下钻进钻出，洒几粒米在它面前，它还不知道吃，而疲惫极了的母亲咕咕地似乎在教导它。可是当天晚上，母鸡和小鸡忽然都叫得那样惨，人们急忙赶来照看时，小鸡早已不见影踪，母鸡却蹲在窠外地上，——从此她死也不肯再进那窠了。 其实鸡们平时就不愿意伏在窝里睡觉，孵卵期是例外。平时它们睡觉总喜欢蹲在什么竹筐子的边上，这大概是为了防备老鼠。因此也可想到为了孵卵，母鸡们的不避危险的精神有多么伟大！江南养鸡都用有门的竹笼，这对于那些惯会放臭屁来自救的黄鼠狼，尚不失为有效的防御工事，黄鼠狼的躯干大，钻不进那竹笼的小方格。但是一位江南少妇在桂林用了同样的竹笼，却反便宜了老鼠；鸡被囚于笼走不开，一条腿都几乎被老鼠咬断了。 但尽管是多么强横，对于"示众"也还知道惧怕。捉住了老鼠就地钉死，暴尸一二日，据说是颇有"警告"的效力的。不过这效力也有时间性，我的寓所里有一间长不过四尺宽二尺许的小房，因其太小，就用以储放什物，其中也有可吃的，都盖藏严密，老鼠其实也没法吃到，然而老鼠不肯断念，每夜都要光顾这间小房。墙是竹笆涂泥巴的墙，它们要穿一个孔，实在容易得很。最初我们还是见洞即堵，用瓦片，用泥巴，用木板，后来堵住了这里，那边又新穿了更大的洞，弄得到处千疮百孔，这才从防御而转为进攻。我们安设了老鼠夹子。第一夜，到了照例的时光，夹墙中果然照例蠢动，听声音就知道是一头相当大的家伙，从夹墙中远远地奔来，毫不踌躇，熟门熟路，直奔向它那目的地了，接着：拍叉一声，这目无一切的家伙果然种瓜得瓜。这以后，约有个把月，绝对安静，但亦只有个把月而已，不能再多。鼠夹子虽已洗过熏过，可再也无用。当然不能相信老鼠当真通灵，然而也不能不佩服它那厉害的嗅觉。我们特别要试验这些贪婪的小动物抵抗诱惑的决心有多大多久。我们找了最香最投鼠之所好的东西装在鼠夹子上，同时厉行了彻底的"清野"，使除此引诱物外，简直无可得食。一天，两天，没有效；可是第三天已经天亮的时候，我们被拍叉的声音惊醒，一头少壮的鼠子又捉住了，想来这是个耐不住馋的莽撞的家伙。 然而这第二回所得的安静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不但嗅觉厉害，老鼠大概又是多疑的，而且警觉心也提得相当高。鼠药因此也不能绝对有效，除非别无可食之物，鼠们未必就来上当；特别是把鼠药放在特制的食物中，什九是徒劳。扫荡老鼠似乎是个社会问题，一家两家枝枝节节为之，决不是办法。记得前些时候，报上载过一条新闻，伦敦的警察和市民合作，举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全市于同一日发动，计用去鼠药数万磅，粮食数吨，厨房，阴沟，一切阴暗角落，全放了药，结果得死鼠数百万头。数百万这数目，不知占全伦敦老鼠总数的几分之几，数百万的数目虽然不小，但说伦敦的老鼠全部毒死，恐怕也不近事理。自然，鼠的猖獗是会因此一举而大大减少的，不过这也恐怕只是一时而已。 似乎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不会没有偷偷摸摸的又狡猾贪婪的丑类。所差者，程度而已。报上又登过一条消息：重庆市卫生当局特地设计了防鼠模范建筑。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模范建筑会比竹笆涂泥巴的房屋要好上几百倍；然而我们却不敢相信这样一道防线就能挡住了老鼠侵略的凶焰，当四周都是老鼠繁殖的好场所的时候，一幢好的房子也只能相当的减少鼠患而已。老鼠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市民全体的总动员，一家两家和鼠斗争，结果是不容乐观的。但这不是说，斗争乃属多事，斗争总能杀杀它们的威；不过一劳永逸之举，还是没有。 人们的拿手好戏是妥协。和老鼠妥协，恐怕也是由来已久的。人，到底比老鼠会打算盘，权衡轻重之后，人是宁愿供养老鼠，而不愿因小失大，损坏了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鼠们大概会洋洋得意，自认胜利，而不知已经中了人们的计。有一家书店把这妥协方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他们研究出老鼠们喜欢换胃口，有时要吃面，有时又要吃米，可是老鼠当然不会事前通知，结果，人们只好每晚在书栈房里放一碗饭和一碗浆糊，任其选择。据说这办法固然可以相当减少了书籍的损坏，如果这样被供养的鼠类会减低它们的繁殖力，那问题倒还简单，否则，这妥协的办法总有一天会使人们觉得负担太重了一点。 在鼠患严重的地方，猫是照例不称职的。换过来说，也许本来是猫不像猫，这才老鼠肆无忌惮，而且又因为鼠患太可怕了，猫被当作宝贝，猫既养尊处优，借鼠以自重，当然不肯出力捕鼠了；不要看轻它们是畜生，这一点骗人混饭的诀窍似乎也很内行的呢！ 1944年3月17日。 时间，换取了什么? 是在船上或车上，都不关重要；反正是那一类的设备既颇简陋，乘客又极拥挤，安全也未必有保障的交通工具，你越心急，它越放赖，进一步，退两步，叫你闷的不知怎样才好，正是：长途漫漫不晓得何年何月才到得了目的地。 在这样的交通工具上，人们的嘴巴会不大安份的。三三两两，连市面上现今通行的法币究竟有多少版本，都成为“摆龙门阵"的资源。 有这么两个衣冠楚楚的人却争辩着一个可笑的问题：时间。 一位说他并不觉得已经过了七个年头了。 “对！"另一位顺着他的口气接着说：“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早已满了七年。" 那一位摇着头立刻分辩道：“不然！不知不觉只是不知不觉罢了，七年到底是七年；然而我要说的是，这七个年头在我辈等于没有。你觉得我这话奇怪么？别忙，听我说。你当是一个梦也可以，不过无奈何这是事实。想来你也曾听得说过：在敌人的炮火下边，老板职员工人一起动手，乒乒乓乓拆卸笨重的机器，流弹飞来，前面一个扑倒了，后面补上去照旧干，冷冰冰的机器上浸透了我们的滚热的血汗。机器上了船了，路远迢迢，那危险，那辛苦，都不用说，不过我们心里是快活的。那时候，一天天朝西走，理想就一天天近了，那时候，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确实有价值。机器再装起来，又开动了，可是原料、技工、零件，一切问题又都来了，不过我们还是满身有劲，心里是快乐的。我们流的汗恐怕不会比机器本身轻些，然而这汗有代价：机平生产了，出货了。……然而现在，想来你也知道，机器又只好闲起来，不但闲起来，拆掉了当废铁卖的也有呢！" 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望着他的同伴苦笑，然后又说：“你瞧，这不是一个圈子又兜到原来的地点？你想想，这不是白辛苦了一场？你说七个年头过去了，可是这七年工夫在我们不是等于没有么？这七年工夫是白过的！白过了七年！要是你认真想起到底过了七年了，那可痛心得很，为什么七年之中我们一点进步也没有？" “哎，好比一场大梦！"那同伴很表同情似的说。 但是回答却更沉痛些：“无奈这不是梦呀！要是七年前的今天我作了这样一个梦，醒来后我一定付之一笑，依然精神百倍，计划怎样拆，怎么搬，怎样再建，无奈这不是梦，这是事实，我们的确满了七年，只是这七年是白过的，没有价值！" 那同伴看见对方的牢骚越来越多，便打算转换话题，不料旁边一人却忽然插嘴道： “白过倒也不算白过。教训是受到了，而且变化也不少呵！时间是荒废得可惜，七年工夫还没上轨道，但是倒也不能算作一个圈子兜回原来的地点，从整个中国看来，变化也不小呢！" “变化？"那同伴睁眼朝这第三人看了一下，"哦，变化是有的。"他忽然讽刺似的冷笑一下，"对呀，变出了若干暴发户，发国难财的英雄好汉！上月的物价，和前月不同，和本月也不同，这一点上，确是一天有一天的价值，时间的分量大多数人都觉得到的。"于是他忽然想起来了似的转脸安慰他的朋友道：“老兄不过是白白过了七年，总还算是无所损益。像兄弟呢，一年一年在降格。我们当个不大不小地主的，真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罢哩！老兄想来也是明白的。" “怎么我好算是无所损益呢？……" “当然不能，"那第三人又插进来说。"在这时代，站在原地位不动是办不到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在抗战。" 一听这话，那两位互相对看了一眼，同时喊了一声“哦"；而且那位自称是"一年一年在降格"的朋友立刻又欣然说道：“所以我始终是乐观派，所以要说，这七年工夫是挨得有代价的；你瞧，我们挨成了四强之一，而且英美在步步胜利，第二战场也开辟了，不消半年，希特勒打垮，掉转身来收拾东洋小鬼，真正易如反掌，我们等着最后胜利罢！" 他的同伴也色然而喜了，然而还是不大鼓舞得起来，他慢吞吞自言自语道：“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的厂呢？我们的工业呢？” “等着？"那第三人也笑了笑说，"我们个人尽管各自爱等着就等着罢，爱怎么等就怎么等下去，有人等着重温旧梦，有人等着天上掉下繁荣来，各人都把他的等着放在没有问题的最后胜利等到了以后。不过，一方面呢，世界不等我们，而另一方面呢，中国本身也不能等着那些一心只想等到了没有问题的最后胜利到手以后便要如何如何的人们。更不用说，敌人也不肯等着我们的等着的！七年是等着过去了，也许有些人欣欣然自庆他终于等着了他所希望的，然而……" “然而我并没有等着呀！"是懊恼而不起的声音，“我说过，我流的汗有几千斤重呢，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于人无补，于己也无利！" “你老兄是吃了那一心以等着为得计的人们的亏！"那第三人回答。"不过中国幸而也有不那么等着的人，所以七年工夫不是白过，中国地面上是发生着变化了，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看见的。" 话的线索暂时中断。过了一会儿，那最初说话的人又回到那"时间"问题，发怒似的说道：“不论如何，白过了七年工夫总是一个事实。我们从今天气，不能再让有一天白白过去，如果再敷敷衍衍，不洗心革面，真是不堪设想的。然而那七个年头还是白废的！" “要是能够这样，那么，七年时间虽然可惜，也还算不是白过的！否则，那就是真真的白过了，倘有上帝的话，上帝也不会同情，更不用说历史的法则铁面无情。" 时间，换取了什么？今天我们必须认真问，认真想一想了。 闻笑有感 笑是喜悦的表示，动物之中，大概只有人类有这本领罢。猴子也能作笑的姿态，但亦不过是姿态而已，看了不会引起快感，或且以为丑。至于微笑，冷笑，苦笑……等等复杂的不尽是表示喜悦而别有滋味的各式之笑，那更是人类所独特擅长。 简直可以说，愈是思想情绪复杂且多矛盾而变态的人，笑之内容也愈为复杂而多变态；原始意味的笑——即天真的笑，差不多很难在这样人们的脸上找到了，通常我们见到的，倘不是虚伪的笑便是恶意的笑，这又是人类比猴子高明的地方，猴子大概作不出虚伪的笑，并且大概也没有恶意的笑。 但是也还有若干种类的笑，其动机似可索解却又未必竟能索解。譬如青年的疯女人，一丝不挂出现于大街，此时围观者如堵，笑声即错杂起落，如果再有一个无赖之徒对疯妇作猥亵之动作，旁观者就一定会哄然大笑。这样的笑，当然并不虚伪，确是"真情之流露"，远远听去，你会猜想这所笑者一定是一件可喜的事；那么，这是恶意的笑了，可又不尽然，当然说不上含有善意，但围而观者之群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与此疯妇确无丝毫的仇恨，既无仇恨，则看见她在那样悲惨的境地而犹受无赖子的欺侮，纵使不生同情亦何必投之以恶意的笑呢？然则是缺乏同情心的缘故么？在此一场合，围观者同情心之薄弱，即就"围观"一举已可概见，自不待论；但是同情心之缺乏并不一定造成那样纵声狂笑的结果。假如有一位绅士在场，恐怕他是不笑的，虽然这位绅士跟围观之群比较起来，心地要肮脏得多，白天黑夜，他时时存着损人利己之心，而围观之群却确是善良（虽则赶不上那位绅士的聪明）的人们。 这样看来，恐怕只能把这种变态的笑解释为并无意义的动作，这恐怕是神经受了不寻常的一刺骤然紧张而起的一种反应，这中间并无恶意，当然也未必带有幸灾乐祸的成份。但“一半是神，一半是兽"的万物之灵，在这当儿，却突然褪落了"神"的光圈，而呈现了赤裸裸的"兽"的本色，大概也是不能讳言的事罢？ 在街头遇到了这种的笑，并不比在雅致的客厅中遇到了虚伪的笑，更为舒服些，不过那不舒服的滋味应当是不相同罢？前者是悲哀而后者是憎恶。在前者，我们感到文化教育力之不足，在后者，我们看见了相反的作用——"人"非但未能净化，反倒被"教养"得更卑鄙龌龊了！我不得不承认：那种无意义的原始性的傻笑，虽使我听了战栗，可是比起客厅中高贵人们的虚伪的——可又十分有礼貌的笑，至少是“天真"些罢？ 不过在大街上那样笑的机会究竟不多，常见者乃在室内。在文雅的背景前，有"教养"的嘴巴绘声绘影地在叙述一些惨厉的故事的时候，听到了那样野性的放纵的笑声，迫使人毛骨悚然，当亦不下于在大街。这时的笑，当然决无虚伪，可也不见得如何"天真"，这里可以嗅出自私的气味，讲述者和听而笑者似乎都把这当作一种娱乐，一种享受，他们似乎习惯了要把血腥的人类灵魂被践踏的故事当作饱食以后的消化剂，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开心的资料。这原来不是没有“教养"的人所知道的。 人们说近来有些话剧，偏重"噱头"，于是慨叹于"低级趣味"之盛行，但是，见"噱头"而笑，即使是"低级趣味"罢，亦不过趣味低级而已；事有甚于此者，即并非"噱头"而且简直是不应当笑的地方，也往往听到喷发的笑声，叫人突然觉得这就是疯女人出现在大街上所引起的同样的声音。有一次我看电影，就在我近旁发出了这样变态的笑声；后来我留心看那几位"可敬的人们"，确也是衣冠楚楚，一表堂堂，标明是有"教养"的——即不是粗人，换一句话，就是那些看腻了"噱头"转而要从血腥和眼泪中寻取笑料的人！ 人的感情有能变态到这样的地步的，这是人的堕落呢或是"进化"，自不待论；不过再一想，在众人的骷髅堆上建筑起一人的尊严富贵的，今世实在太多了，那么，仅仅在话剧或电影上找寻这样发泄的家伙，实在也不足责了。 剩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到了还没看腻"噱头"的小市民群的钱袋也不大宽裕而不得不依靠那些连"噱头"都已看腻转而要从血腥与眼泪——别人的痛苦中找寻娱乐的人们作为基本观众时，我们的戏剧将怎样办呢？ 也许这是杞忧，现在这大时代有的是能使人痛快地一哭因而也就能健康地一笑的题材。但是看到那依然如故的"尺度"，我不能不担心我这个忧虑迟早要成为问题了。 1944年10月。 谈排队静候之类 等候公共汽车，应当排队。自从"有碍观瞻"的木栅拆去以后，候车者的长蛇阵居然排得崭齐。当然也还有"弁髦法令"之辈使得群氓侧目，但此辈既非老百姓，自应例外，老百姓确是兢兢业业守法奉纪的。 排队静候的习惯确是在这几年来养成功了。现在是买米，买盐，买电影票，戏票，轮渡售票处，差不多只要十人以上就会"单行成列"起来。如果有人问我：七年来老百姓得到些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答道：排队静候就是一件。将来有谁要写一本例如"抗战其中我民族之进步"一类的书，我以为这一项是不应当遗漏的，因为，从这一项上，也可以证明老百姓程度之如何不够，连这一点点守秩序的abc也得训之又训而始能，由此可知今日备受盟友指摘的行政效率之低，以及其他种种的不上轨道，理合见怪不怪，而这个责任当然相应由老百姓自己去负了。 而况臭虫外国也有。 不过，要是公共汽车数量充足，要是坐在小洞后边的售票员眼明手快些，要是……凡须排队静候的场合都添些合理性和计划性，那自然更好，至少"静候"的功夫会减少些——虽然这在训练老百姓之耐性这一点上也许是得不偿失的。 时间的意义，在排队静候的当儿，好像看不出它的重要性来。譬如候车，要是你能断定每隔半小时或数十分钟准有一辆车开到，那你的"静候"便不会没有时间的意义；又譬如排队买油盐之类，要是你能预先见到"静候"的结果是 “今日货已卖完"，那你大概也要算一算你的时间究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浪费掉，然而不幸是两例之中包含的未知数太多了，叫你简直不敢再作"时间"换得xyz的奢望，只是当作在受排队训练罢了。但这，实在也只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如笔者之流的想法。老百姓——"老百姓"的心情不能那样悠闲。我曾经在某一清晨，经过某街，看见什么店外的长蛇之阵已经有半里远，旁人告诉我：此辈排队静候者在天未破晓时就已经来了。他们已经等候了四五小时，然而那什么店的排门依然紧闭，因为，还没到办公时间！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时间"这两个字了。同是这两个字，在门内的办公者的字典上，自然是和门外的长蛇之阵的静候者的字典上，各有各的意义的。在门内的字典上，"时间"这两字神圣得很，差一秒钟，大门是不开的；在门外那一群的字典上，"时间"比脚底下的泥还不如，所以天未破晓就来了。大人先生们闻（不是看见）有此等情形，怫然作色曰：“真是胡闹，不成话！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唉，这样的老百姓，这样的落后！太不够程度了，所以公家办事困难！" 落后，不够程度：摸黑起早在什么店外排队的老百姓诚惶诚恐不敢——也不知如何自辩。但是尽管落后，老百姓们却懂得比大人先生更明白：要是不会静候半天所得的结果是“今日货已售完"，他们也未必那么高兴赶早的。而且，即使摸黑起早，等候五六小时之后"门"开了，但是：里把长的队伍尚未过半，而"今天货完"的牌子又挂了出来，老百姓们明天还是要摸黑起早来等候。老百姓的"落后性"就有这样顽强的。这中间的道理，大人先生们不愿亦不屑想一想，他们大概只淡淡一笑道：“他们的时间不值钱！" 诸如此类，"时间"在各色不同人们的字典上有岂不同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要找一个大家字典上意义与价值相同的"时间"，我以为这几年来我们是用血的代价找得了一个了：这便是"空间换取时间"一语中的时间。虽然在极少数人的字典上，甚至连这一个"时间"也另有新解的。至于最近这"时间"竟也像摸黑起早者被嗤为不值钱，或是会不会弄到那些摸黑起早者的下场，那就请读者们去想一想罢，事有不忍言者，亦有未许详言者！呜呼，时间！ 1944年7月19日。敌犯怀远。 一点回忆和感想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年青人因为人家说他"不觉悟"，气得三天没有吃饭。"不觉悟”算是最不名誉的一件事，每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交朋友，谈恋爱，都要先看对方是不是觉悟了的。趣味相投的年青人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要考问彼此的"人生观"；他们很干脆地看不起那些自认还"没有人生观"的人，虽然对于"人生观"这东西他们自己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在当时，也就有些大人先生们看着不顺眼，嗤之为"浅薄"，在今天看来，也觉得不免"幼稚"，然而，何尝不是幼稚得可爱？罗丹的有名的雕像叫做“铜平时代"，我们那时的青年就好比是"铜平时代"；这是从长夜漫漫中骤然睁开眼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异而狂喜，陡然认识了自身的价值，了解了自身的使命，焦灼地寻求侣伴，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这样的义无旁顾，一往直前的精神状态，这正是古代哲人所咏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难道还不够伟大！ 在那时，"觉悟"与"不觉悟"的，如同黑白一样分明。鄙夷权势，敝屣尊荣，不屑安闲，对于那些抱着臭老鼠而沾沾自满的家伙只觉得可怜，掉臂游行于稠人广座之中，旁若无人地发议论，白眼看天，意若曰：“你们这一套值得什么，我有我的人生观！"这是"觉悟者"的风格。诚然这不免是“幼稚"罢？然而何等可爱！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幼稚"的人们，冲锋陷阵，百炼成钢，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 在那时，也有这样的青年：听他的议论，头头是道，看他的行事，世故深通，一则曰：“这是应付环境"，再则曰：“为了生活，不得不然"，真人面前说假话，放一个屁也要“解释"出一番道理来。你说他是"罗亭"么？他没有罗亭那样热情坦白；说他是"阿q"么？他比阿q多些洋气，多会一套八股，多懂若干公式。而尤岂不凡的，他会批评二十多年前的年青人：幼稚！当然，他是老练的；可是也老练得太可怕了！ 在那时，明明是"少爷出身"的人，总想人家不当他是“少爷"，忘记了他是"少爷"，总想从自己身上抹去这"少爷"的痕迹。在今天，有些明明不是"少爷"或者当不成“少爷"了的，却总想给人家一个印象，他是世家子弟，他是百分之百的"少爷"，好像他那一套漂亮的前进词令唯有在“本来是少爷"的背景之前才更漂亮似的。 二十多年前的少女视涂朱抹粉为污辱，视华衣盛饰为桎梏；二十多年后，少女成为中年妇人了，可又视昔之以为“污辱"及"桎梏"者为美，为"场面"，而且说起从前那样厌恶那些"污辱"和"桎梏"，总带点忸怩，总自谦为"幼稚"，若不胜其遗憾。而且还有理由：“你看苏联女人也都浓妆艳抹！"五年计划以前苏联女人的妆饰如何，当然不谈。《官场现形记》描写一位"提倡俭朴"的巡抚大人，属员们穿了整齐些的衣服来见他便要挨骂，结果是省城里旧衣铺的破烂官服价钱比新的还贵。二十多年前屏华饰而不御的那些女青年当然和这位巡抚大人在动机上大有差异；至多只能说那是"幼稚"，然而这样的"幼稚"在今天的女青年群中可惜太少见了。 我想起这一切，真有点惘然。我并不愿意无条件拥护二十多年前那种"幼稚"，然而我又觉得，和那时的"幼稚"一同来的坦白，天真，朴素，勇敢，正是今天若干极想"避免幼稚"的年青人所缺乏的。不怕幼稚，所可怕者，倒是这一点欠缺！ 1945年"五四"前3日。 狼 当苏联红军的铁锤准对着法西斯老窝加以最后一击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最后一次的希特勒的狂嗥，是他自称是一条狼。 我觉得他一生之中也许就只有这一句话算得是老实话。在野兽之中，狼是最和法西斯恶棍相像的了。 狼是残酷的，但狼又很狡猾。 多年以来，早有许多事实揭示了法西斯狼的残忍，波兰境内许多大规模屠杀人民的"工场"，使用毒气，熬人油等等惨绝人寰的事实，一年以前，苏联方面早就有过详细的报导。可是"高贵的绅士们"似乎都还不大相信，直到本年三月后，英国的调查团看到了波亨瓦德集中营1内的一切，发现了被剥掉皮的尸身，又发现了集中营司令的老婆将人皮装订书面或用作灯罩，这才相信"过去所听说的德方集中营内的种种暴行，实在并没夸张"，而善良的玛维斯·泰特夫人竟至于“周身战栗，脸色苍白，午饭也吃不下"了。千千万万条生命才换来了这一个认识，实在也太惨，但到底算是看明白了。恐怕只有狼的同族——狗，还想用花言巧语把这些罪恶来美化。 1波亨瓦德集中营德国法西斯在其本国中部建立的集中营。 但是也还有人装作不懂得狼也很狡猾。世界闻名的童话早就把狼的狡猾编成了动人的故事。在不能以暴力取胜的时候，狼会化装成为善良的老婆婆，用亲热的声调哄岂不更事的小孩子。人民智慧之结晶的民间文学就这样形象化了狼的狡猾，所以现在即使是不更事的小孩子也都知道狼是十分狡猾的了。 法西斯狼正也打算依靠它的狡猾来逃避死亡。法西斯狼的狡计着眼在明天，也着眼在今天，它正在忙忙碌碌把"狼种"伪装成无数式样，千方百计地偷运到那些国外的"法西斯温床"，或者掩藏在德国内部。法西斯狼也使用苦肉计，将一些政治上的老狐狸，工业上的大亨，"搁浅"在盟军的占领区，希望保存它搏噬的爪牙；而最后一计则竟是法西斯特务头子希姆莱出面表演了向英美求和的滑稽戏（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这一出戏还没收场呢！）。 法西斯狼是狡猾的，然而它的万一的希冀与其说是依靠在这些狡计的本身，倒不如说是依靠在世界上也还有人装作不懂得狼也是十分狡猾似的。可惜今天是一九四五年，不是一九三八年了，经过了六年的地狱生活而且终于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解放的欧洲人民，再不是那么容易欺骗了！ 老狼是只好剥皮揎草了，小狼们还来得及伪装罢？赶快丢开《我的奋斗》，捧起《圣经》，喃喃地念起"民主，民主"来。自然，念"民主"的嘴巴上，人血还没干呢，但在一心想找看家狗的人们看来，岂不十分可爱？ 这些"可敬的绅士们"似乎忘记了老狼本是小狼长大的，而且在反噬豢养者之前，岂不也怪像一条看家狗么？ 上文云云，还是四月底看报所感，写完以后，本想寄给一个朋友所办的刊物，了却一笔文债；不料老天连下了两天雨，小河水涨，石梁淹没，而要寄信则非过河不可。待及水退，欧洲局势则已有变。希姆莱的"滑稽戏"终于在"伯纳杜特伯爵"扭扭捏捏姿态中闭了幕，跟着上场的是什么海军1上将邓尼兹了。这也是一条老狼，开场白便是"希特勒业已战死"，而且公然命令德军道：“对西方盟军放下武器，对东方苏军拼命作战！"接着又是"单独向英美盟军投降"的一出戏。阴险毒辣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卑劣无耻也不是人们想象得到的。 1伯纳杜特伯爵（1895-1948）当时的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希姆莱曾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与之秘密会面，企图通过他与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接触，实现单独向英美投降的阴谋。 当然，法西斯狼这最后一计，也不是毫无所见。目无民众的人看到别人国家里也只见有那一批"同气相投"的大亨，而大亨们确也颇能心心相印，开始相顾而笑，并且努力想造成一种印象，好像那继承希特勒的邓尼兹确是一向专管念佛，他那馋吻的人血早已干的连痕迹也没有了。可惜天下事未能尽如"狼"意。民主国家里有民众，而民众也不糊涂；反苏这法宝今天祭起来已经不灵了。“东拚西让"阴谋的收获如何，只看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在柏林签字，也就可以明白。 但法西斯狼狡计的精彩部分，我以为尚不在此。"东拚西让"政策并不自邓尼兹一文告开始，早在莱因之战就已"忠实"地执行了。而所以终无结果者，原因在于今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红军的雷霆万钧的打击！自从斯大林城战役以后，法西斯狼在东线天天在拚，然而始终拚不过，这有什么办法？所以"东拚西让"政策的作用，表面上是军事的，骨子里却是政治的。鲁尔区的工业是保下来了，自然，克里米亚会议所决定的分区共管（占领）德国，大概是一定会被执行的，但在法西斯看来，这还不是"寄之外府"么？法西斯政治的军事的金融的工业的巨头们都陆续在"西让"地带中被发现，被"俘"了；当然这些法西斯头目们有理由自信这就完全保险了。西方盟军有些将领用"友好敌人"的态度对待降将降卒，大罪犯戈林1被"俘"时还和捕他的将军握手，艾帅不得不发文告指斥这些行为与他意旨相反，希姆莱的躲藏地点据说在英第二军防区之内，这特务头子据说还带着不少党卫军，而报上又传"停战"后投降的二三百万德军将被释放回他们的"祖国"；——这一切，难道不是"西让"政策政治上的收获？而这，不过仅是今天透漏出来的一个开端而已！ 1戈林：曾任德国空军部长，二次大战中罪行累累，战后被判处绞刑，执行前自杀。 可见今日之下甚至也还有人想把老狼们也保留下来。这些"可敬的人们"想得一条看家狗实在想得快发疯了。而昨日还在啃人骨头的狼们也在指天发誓，从此改心做乖乖的看家狗。一个要，一个情愿，事情大可圆满，所可惜者，并不需要看家狗而且创痛犹深的欧洲的被蹂躏国家的人民，不肯再做血祭的牺牲品了！路透社报告最近法国市选举的结果，劈头一句话就是"法国在向左转"！惊讶之情，跃然纸面。法西斯狼们当然指望这是他们再被纵容的政治资本，而一心想得看家狗者当然更觉得看家狗之物色实不容缓。可怜这些短视的先生们竟始终不悟：只因你们一心想把狼们当作看家狗，所以欧洲人民不得不"左倾"起来！六年来血淋淋的事实教训了欧洲人民，防止狼祸的方法，只有左一点，在有人存着幻想豢养狼的时候，更只有左一点。欧洲人民大概也看得明白：即使"左"到像苏联似的，又有什么坏处呢？当希特勒疯狂乱噬，不可一世的时候，能够给以迎头痛击的，就只有苏联呵！ 如果以为上面的话不免有左袒之处，那还可以请看一个小小的记载。这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罗拔·雷特所描写的一个德国挺进队上校的"优美"生活： 这一个德国家庭，墙上挂的，有俾士麦，兴登堡，和 希特勒的照片，还有德国装甲部队在法国公路上辗过法 国士兵尸体的画片，还有挪威、苏联、波兰的风景人物 油画；这位上校显然旅行过许多地方了。 他的书架上，非常普鲁士化，有非常多的军事书籍。 书架边上的装饰品是一个臼炮弹。还有一个飞机炮弹，上 校拿来当作镇纸的。 而上校显然又是一位纨绔子；有一口大衣橱，好几 只衣箱，有最漂亮的制服，大衣，镶银的皮带和羊皮手 套。 在一个孩子们的卧室里，墙上贴的全是德国的空军 英雄的相片，每有空隙的地方，便挂着一柄纳粹的宝剑。 孩子们的玩具实在巧妙，大都是德国坦克，装甲车和大 炮。这些大炮是可以射击的，正和他们的爸爸以及爸爸 的朋友们所用的真炮一样。还有孩子们玩的棋，棋子是 飞机和军舰，棋盘上的边界就是英吉利海峡，名之曰 “向英国进攻"。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没有渡过海峡，而 这将是他们将来的责任。 这就是法西斯恶棍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 这就是法西斯小孩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念念不忘英吉利海峡，而也还有发昏了的人痴心妄想收养这些小孩们连同他们的爸爸们做看家狗呢！ 1945年6月。重庆。 森林中的绅士 据说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野兽，这就是豪猪，这是"森林中的绅士"！ 这是在头部，背部，尾巴上，都长着钢针似的刺毛的四足兽，所谓"绅士相处，应如豪猪与豪猪，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就因为太靠近了彼此都没有好处。不过豪猪的刺还是有形的，绅士之刺则无形，有形则长短有定，要保持相当的距离总比无形者好办些，而这也是摹仿豪猪的绅士们"青出于蓝"的地方。 但豪猪的"绅士风度"之可贵，尚不在那一身的钢针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张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潇洒悠闲，实在也到了殊堪钦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坏的灌木丛中玩上一个整天，很有教养似的边走边哼，逍遥自得，无所用心，宛然是一位乐天派。它不喜群的生活，但也并非完全孤独，由此可见它在"待人接物"上多么有分寸。 若非万不得已，它决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动范围不出三四里地。一连几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树上爬来爬去；它躺在树枝间，从容自在地啃着树皮，啃得倦了，就打个瞌睡；要是睡中一个不小心倒栽下来，那也不要紧，它那件特别的长毛大衣会保护它的尊躯。 它也不怕跌落水里去，它全身的二万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里，自会浮起来的。 而这些空心针似的刺毛又是绝妙的自卫武器，别的野兽身上要是刺进了几十枚这样的空心针，当然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这些空心针是角质的，刺进了温湿的肌肉，立刻就会发胀，而且针上又遍布了倒钩，倒钩也跟着胀大，倒钩的斜度会使得那针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来的攻击时，豪猪的战术是等在那里"挨打"，让敌人自己碰伤，知难而退。因为它那些刺毛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进皮肉的。 然而具有这样头等的自卫武器的它，却有老大的弱点：肚皮底下没刺毛，这是不设防地带，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够设法钻到豪猪的肚皮底下，就是胜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猪的鼻子。一根棍子在这鼻尖上轻轻敲一下，就是致命的。这些弱点，豪猪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敌人的时候，它就把脑袋塞在一根木头下面，这样先保护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后四脚收拢，仆伏地面，掩蔽它那不设防的腹部，末了，就耸起浑身的刺毛，摆好了"挨打"的姿势。当然，它还有一根不太长然而也还强壮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长比较，约为五与一之比），真是一根狼牙棒，它可以左右挥动，敌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这根尾巴的挥动因为缺乏一双眼睛来指示目标，也只是守势防御而已。 敌人也许很狡猾，并不进攻，却悄悄地守在旁边静候机会，那时候，豪猪不能不改变战术了。它从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拼命低着头（还是为的保护鼻子），倒退着走，同时猛烈挥动尾巴，这样"背进"到了最近一棵树，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当高度，自觉已无危险，便又安安逸逸躺在那里啃起嫩枝来，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这真是典型的绅士式的"镇静"。的的确确，它的一切生活方式——连它的战术在内，都是典型的绅士式的。但正像我们的可敬的绅士们尽管"得天独厚"，优游自在，却也常常要无病呻吟一样，豪猪也喜欢这调门。好好地它会忽然发出了声音摇曳而凄凉的哀号，单听那声音，你以为这位"森林中的绅士"一定是碰到绝大的危险，性命就在顷刻间了；然而不然。它这时安安逸逸坐在树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脸部照常一点表情也没有，可是它独自在哀啼，往往持续至一小时之久，它这样无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据说向来盛产豪猪的安地郎达克山脉，现在也很少看见豪猪了，以至美国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法令来保护它了。为什么这样"得天独厚"，具有这样巧妙自卫武器的豪猪会渐有绝种之忧呢？是不是它那种太懒散而悠闲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还是因为它那"得天独厚"之处存在着绝大的矛盾，—-几乎无敌的刺毛以及毫无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结果仍然于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这里来下结论，可是我因此更觉得豪猪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1945年5月21日。 上杂谈一则，昨日从一堆旧信件中检了出来。看篇末所记年月日，方才想起写这一则时的心情，惘然若有所失。当时写完以后何以又搁起来的原因，可再也追忆不得了。重读一过，觉得也还可以发表一下，姑以付《新文学》。 1945年12月14日记于无阳光室，重庆。 偶然记下来的 这些空话，本来没有印出来给人看的必要，大都非 闲谈即是胡思乱想的"杂感"。如今因为要填填《文学旬 刊》的空白，拿出来见见"世面"。 一中国的电影事业 这一天，我们一共三个人闲谈。因为《申报》上有一段“地方新闻"说南通要创办一个中国电影公司，专采中国材料，请几个大文豪编排，把圣经贤传的大道理放进去，不要像西洋电影片子专门映照"偎抱”“接吻"，刺戟起青年的肉欲，我们的闲谈就此侧在电影上了。 我们对于中国自办电影公司这件事，当然一致的赞成，没有异议；可是一讲到电影的"目的"，就议论纷起起来了。 a君以为电影纯然是娱乐片，只要含有高尚的娱乐性，便行了；君以为电影是"社会教育"的一种，仿佛上海的某b学校把他们的新剧团题名为"化妆演讲团"一样，电影也要它可以代替"宣讲员"的工作方好；我呢，对于电影实在并无成见，本来不配发言，但因我零零碎碎的还记得些关于电影的话，所以居然也说了许多空话。ab二君的议论，自然是极有价值的，只可惜他们俩都是一派的主张，在如今厌听鲜明主张而喜毫无成见八面玲珑的空气里，非常不相宜，所以我竟大胆搁压迫来，单表我的空话罢。这或者是类于"自炫"，极不应该的，但我自思这倒也算得是尚能迎合社会心理，不敢标榜主义，也许主持"论坛"的人，给我一个将功赎罪。 我所说的都是可供谈助的笑话。 第一，我记得是：不识抬举的爱因斯坦（einsteni）反怪美国制造电影片子的大老板替他宣传相对论。原来今年春，美国的资本家一片好心，特制了一套片子，演放爱因斯坦的深妙的——所谓全球真能懂的亦不过半打人的——相对论的学理，定名为"爱因斯坦影片"。说来奇怪，全球不到半打人能真懂的相对论，一放在影片上映出来，就有千万人欢迎；结果是哄动一时，生意很好。这种速成的教育法，爱老先生应当感谢的，那知他倒不以为然，登个告白，说这套影片与他毫无关系；材料的编制，映照的手续，他一概未曾参预。这明明是拆台了。 第二，是电影资本家上了伊本讷兹的当。伊本讷兹极流行的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被改排为电影后，生意大好，所以影片制造公司特请伊本讷兹亲到美国，做一本专为电影用的小说。伊老先生自然答应了，受了厚聘，精心的做了一本小说；那知结果竟等于废物，不能演映。美国的老板只好自认个晦气。 第三，哈姆生（hamsun）的倒楣。哈姆生这么一个大作家，却直到今年方承电影制造家光顾，把他的杰作《土之长成》——听说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就是靠这本书弄来的——做成了影片。他们倒也很把细，特到挪威北部的海尔以兰（helgnd）去扮演摄影——因为《土之长成》里的背景就是海尔以兰地方。但是可惜，哈姆生的著作原来不以情节见长，却以分析心理见长，电影只能映照粗疏的情节，决不能传达哈先生佳处之万一。所以那本《土之长成》的影片竟成了中国林琴南翻译的西洋小说。 二上海的电影馆 阎瑞生的案子出后，偏有几个"西人"归罪于电影馆；说本埠的影戏院天天演杀人劫货的侦探片子，所以"华人"也就学着闹起这等把戏来，这一番话，说得我们"华人"好象竟连谋杀人的本能都没有，直待电影片来作教师，真承他太恭维了。这一席"公论"当然惹人听而且发生效力的；近来上海的影戏院虽然好象仍就演杀人放火的侦探片，可是那张“华文说明书"却之乎者也——本来也是满纸之乎者也——装着些劝善惩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头了。这也许是有益社会风化的好事。 可是他们逢到演《复活》——托尔斯泰的杰作，演《青岛》，演《三个火枪手》等等真有些意义的片子，却又说不出话了。他们并不能乘着演《复活》的机会大施其教训主义，也不能在演《青岛》的时候，做他们的代圣贤说话的好文章。他们却一言以蔽之，曰爱情。 最近来了伊本讷兹的《启示录的四骑士》，竟做差了文章，做到反面去了。这本原书是非战的文学书，影片虽然删减了许多，可是还保留着这一点精神。偏料到了中国，被译为《儿女英雄》，硬生生替他罩上了"好战"的帽子，并有华文说明书中一唱三叹的赞扬那位吉丽亚终于去从了戎。这是我们料不到的。那位译中文说明书的先生，或许不曾看过原书，难道连影其中穿插的说明也不曾看完全么？ 杂谈 我们姑不论"新”“旧"之争和"文”“白"之争在客观方面的是非；我们姑且退一步说，对于"新”“旧”“文”“白"都无成见，只要是好的文艺作品，我们都一样的珍视；我们姑且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标准看法去评量文艺作品；那么，我们鉴赏文艺作品时，至少当以下列数条为原则。 （一）文字的组织愈精密愈好。 （二）描写的方法愈"独创"愈好。 （三）人物的个性和背景的空气愈显明愈好。 凡是好的作品，上面的三个条件一定具备。我们试依这三个条件去衡量市面上充塞的"小说"，便见市面上充塞的“所谓小说"，不但不能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一二分，并且一一与之相反。 现在市面上充塞的所谓"小说"都是些粗制的流水帐式的事实的集合物。他们自以为他们的文字浅易，看起来不费力，而其实这就是疏浅粗劣的供词。人类如果万事都求浅易而不费力，就应该毁弃一切文化，复归于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所以要艺术品，就为的要满足他的复杂的情绪的要求；文艺作品的小说而以浅易不费力为目的，岂不是笑话！ 粗制的流水帐式的事实的集合物本来无所谓"描写"的。我们姑且放低了眼光，假定他们那些作品中也有一二段算得是"描写"，那么，这种描写方法完全是因袭的抄来的。《水浒》描写鲁智深的"莽和尚腔"以禅杖戒刀为衬托，这在他是"创造的"，就是有价值的；旧章回体小说写一个英雄出场总是用"只见得"三字吊起一大段脸面身段和服絅的描写，现在我们看了总觉得讨厌，但在第一个应用这种描写法的人，便也是有创造天才的小说家。所以描写法诚然也有高下，只要他能创造就好。不料现市面充塞的恶劣小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不但描写的"方法"是抄袭的，甚至于描写的字句也是抄袭的。自从前人创造了"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两个句子来形容都市的繁华，他们现在还是抄用着。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文艺作品里的"描写"竟至于此，无怪愤世者要说民族精神已经堕落了。 人物的个性和背景的空气，在艺术上自然是更深一步的工夫，当然不是"小说匠"所敢望的。而且在流水帐式的事实的集合物里，本说不到"人物的个性"和"背景的空气"。然而小说的骨干却在有"人物的个性"和"背景的空气"。没有这两者，该篇小说的著作是多事。换一面讲，要一起小说出色，专在情节布局上着想是难得成功的，应该在人物与背景上着想。"情节"的方式是有限的，凡恋爱的悲剧无非是一男一女或数男数女恋爱终之以悲或欢：这是无往而不如此的。两篇好的恋爱小说所以各有其面目，各能动人，就因为他们中间的人物的个性是不同的，背景的空气是不同的；读者所欣赏于他们的，是灵魂的搏战与人格的发展，决不是忽离忽合象做梦似的"情节"。 以上三层，原不过是"常识"范围以内的话，但是市面上的所谓"小说家"似乎完全不曾懂得，一般读者也是不曾懂得，所以去年居然有一时盛行着恶劣的流水帐式的事实的集合物，而这些集合物的作者亦靦然是"小说家"了！友人某君以为他们应取尊号为"小说匠"，但我以为小说二字给那些作物冒用，实在也是万分的不该！ 杂感(一) 自从三月九日以来，《民国日报》的《觉悟》登载了十几篇关于"文言白话之争"的文章。这是春季国内文坛上一件极可喜的事；这也是宣传"白话"的一个好机会。因此，我们不但感谢那几位替"白话"作辩护人的同志，并且也感谢那几位"白话反对者"（或可说是怀疑者，因为其中几位并非绝对的反对白话）给大家一个考虑的机会：使我们的同志能够畅快的答辩一次，使反对者多一次的反省。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孰丑孰美，文言与白话的美丑，美是怎样说……等等问题，已经讲得多了，我也没有另外新的意见说给读者听，我今天只想请读者看看现代别的民族里将要解决或已解决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日前《觉悟》讨论"文白问题"的通信里，也曾论到“文言"的定义。有一位先生因见现在的白话文内也有文言文里用过的"词"，便断定这些白话文就是文言，可知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于"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弄不清楚。 我们现在简单的说：凡一种发表思想情感的工具，只用在纸面，而不用在口头的，叫做文言；反之，只能说在口头，而不许写到纸上的，叫做白话。他们的区别就在：一个单用在纸面，一个单用在口头。除此以外，一切异点，都不必提起。如果现在中国竟有一处地方，会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把我们所目为"文言文"的东西（自然我们不就指君子国内酒保嘴里说的是"文言"，并且也不竟以为主张文言文者目中之文言就是君子国酒保嘴里的东西）挂在嘴头，那么，我们愿意说他们的"白话"，就是"文言"，或我们目为文言的东西，在他们就是"白话"。但现在中国境内既然没有《镜花缘》上的君子国，所以到底只好把用在纸面的东西呼作"文言"了。所以即使有人说现在的白话不过把"的了罢呢"换代"之乎者也"，其他还是和文言一样；但现在既没有人把"之乎者也"挂在嘴头，我们还是要把"的了罢呢"式的文言作为白话的！ 这是我们眼中的"文白之分"，先要请读者认清。 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发表思想、宣泄情感，须得学习两种“工具"：一是文言，一是白话。这是我们的重大的负担；除掉哑巴与自愿剥夺天生权利之一部分的人。 但这种"特别国情"，在地球上，也还找得出第二第三个来。举普通的例，就是犹太民族和希腊民族。 在今世纪初，犹太著作家写在纸面上的，是希伯莱文；但是他们口里说的，却是德国中部的一种古代的方言，叫做yid－dish。所以希伯莱文是犹太人用的"文言"，而yiddish是他们的"白话"。犹太族中善用希伯莱文的老宿，常把yiddish看作村俗不堪入文，正像我们的文言忠臣对于"白话"的态度。当二十年前，犹太新文人如潘莱士等，提倡"白话文"，把“白话"写在纸面，作文，作小说，作诗，那时候，希伯莱文的忠臣极力反对，也不亚于我们今日的"文白之争"；然而现在如何？现在是伧俗的yiddish战胜了有古老历史的希伯莱文了。由于宾斯奇和考伯林等人的努力，犹太人的"文白之争"是解决了。 希腊的"文白之争"更是我们眼前的好例。希腊古代文学是西欧文学的源泉，这是谁也承认的。（甚至有人说希腊古文可以算是欧洲各民族文字的古文；有一位文言忠臣曾据此驳难主张白话者。）希腊古文学在他本国以及在世界文学史上有怎样重大的价值，是可以想见的了。然而古希腊文到了现在，也成为纸面上的东西。现代的希腊人口里说的，另是一种东西，据说有四五种方言。（我这里不多举，请把大英百科全书"希腊文学"一条翻出来一看就得了。）所以希腊人也和我国一样，有"文言"与"白话"这个问题，横在他们面前。因为自从前世纪后半期希腊得到政治独立以来，兴起了一种“文学复兴"运动，青年的作者竟激烈到要用"白话"来写在纸面，代替那有极光荣极悠久的历史的古文了！希腊的国粹家的努力反抗，自不必说；听说在四五年前，两派还是对峙；常常见杂志上并排列着他们的"文言"论文，和"白话"论文。一个懂得古希腊文的外国人只能看懂文言文的一排，那些白话文是不懂的！倒不如我们中国的白话文，到底还有几分可懂。现在他们的"文白之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我的参考书是旧的，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现代大作家都用"白话"著书（如思想家诗人的kostespmas），可知他们的"白话"的前途了！ 我们现在常听得有人说：中国文言文中有过许多杰作，文言文已有成绩，所以改用未著成效的白话，是不值得的。在反对白话的许多理由中，这是一个较动人听的。但不知他们看了希腊人的"文白之争"，作何感想？或者他们要说：原来迷新的疯人不但是中国有之，西洋也有的！ 是呀！在人类进化史上，疯人是不绝地出现的！而且这种疯平原也是普遍的，非一民族所得专；且幸而不为一民族所专有。 杂感(二) 半年来国内文坛最可喜的现象是自动的文艺刊物之增多。 据我们所知，新文学的定期刊物凡有十七八种，其中有十五种是自动的刊物。在此十五种内，旬刊有三类： 一、《文学旬刊》（上海《时事新报》附刊）已出至第七十九期，文学研究会编辑。 二、《文学旬刊》（北京《晨报》附刊）已出至第五期，文学研究会编辑。 三、《文艺旬刊》（上海《民国日报》附刊）已出至第二期，浅草社编辑。 周刊有二种： 四、《创造周报》已出至第十七，创造社编辑。 五、《文学周刊》（北京《京报》附送）已出至第五期，星星文学社编辑。 月刊有二种： 六、《诗》（文学研究会定期刊之一）已出至第二卷第二号，中国新诗社编辑。 七、《弥洒》现出至第四期，弥洒社编辑。 季刊有四种： 八、《虹纹季刊》已出一期，虹纹社编辑。 九、《浅草季刊》已出二期，浅草社编辑。 十、《创造季刊》已出六期，创造社编辑。 十一、《绿湖季刊》将出，由民智书局发行。 半月或不定期刊物有四种： 十二、《草堂》已出三期，成都草堂文学研究会编辑。 十三、《心潮》已出一期，南京玫瑰社编辑。 十四、《诗学》已出七期，北京平民大学出版。 十五、《诗坛》（天津《民意报》附刊）绿波社出版。 以上十五种内，一二三四五多登评论，六以下多登创作；惟《弥洒》、《草堂》、《浅草》等数种则全为创作，不登论文。 半年的短时期内竟增加了十几种的文艺定期刊物，实在是新文学日益发展的证据。有人诟病"量虽多而质不佳"，因以为新文学前途的隐忧；可是在我看来，这种话可称为"杞忧"。文艺的花园，如今正在百卉发芽时代，还不曾到异花挺秀的时期，故此时没有伟大的杰作出现，乃当然之事，我们所希望于目前的文艺花园者，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百花的嫩芽。我们相信只要假之以时日，这一大片绿油油的嫩芽自然会各自发荣滋长，成为各色的花卉。从那许多花中间，自然会挺出色香双绝的奇花。如果我们的文艺的园里，多是些黄渗渗的泥土，只有少数的几茎嫩芽儿，那么，我们怎么敢相信将来这花园里会成为锦绣的世界呢？所以"量"多是可喜的事，“质"不佳是不必忧虑的。中国有句俗语：“多中取长"。我们眼前应做的事体就是自由地努力地多产！ 一年多前，国内文学定期刊物还只有《小说月报》一种；那时的《小说月报》孤独地在那里攻击中国旧有的"文以载道"思想，提倡创作，想其它微弱的力量，在广大的沙漠似的中国，播一些种子，在那时候，文艺界真不胜寂寞之感。而且《小说月报》又因为是商务印书馆办的，要受营业上的拘束，篇幅有定，不能多登作品，——因此被人骂为"包办"。把那时的文坛情形，和现在一比，我想谁亦不能说现在的气象不算是好的气象罢。 有人诟骂近来创作的多产，本"否定一切"的精神，抹煞一切的作品——这种论调也有专对新诗发的，这也未免太“理想的"了。我们所有的新诗、小说、戏剧，或者诚如其者所称，都算不得十二分伟大；但是十二分伟大的作品又何尝别有在呢！我们自然不说眼前所有的文学作品就是合于我们理想的作品，但是我们承认他们是嫩芽，是好花异草的前身。因为一时看不见理想中的好花，而遂要举斧斫去一切嫩芽：这怕不是有理性的人所肯做的。批评家自然不能仅仅替天才作赞，抨击也是他的任务；但是可惜我们的批评家的抨击却不免于乱击。 对于泰戈尔的希望 印度诗哲泰戈尔终于到了！当这位大诗人戴着他底红帽子，曳着他底黄长袍，踏上这十里洋场的西方帝国主义入口的上海的埠头时，欢迎声象春雷似的爆起来了！我们细听这一片的欢迎声，该觉得那里头至少包含着下列的两种音调：“好了！抨击西方文化，表扬东方文化的大师到了！他一定会替我们指出迷途；中华民族有了出路了！"这是玄学家和东方文化者底欢迎词。 而爱好文学的正在烦闷的青年们底话却是：“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他们则柔和地安慰我；我们怀疑，他们便能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信仰大路来；我们失望，他们便能为我们重燃起希望的火炬来。" 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 所以我们也相对地欢迎泰戈尔。但是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底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之泰戈尔的理由。 我们又以为中国青年底思想本就太蹈空，行为本就太不切实，意志本就太脆弱，他们本就只想闭了眼睛任起身坐荆棘而专求其所谓灵的乐园，希望躲在里头陶醉一会；我们极不赞成再从而变本加厉，把青年思想引到"空灵"一方面，再玩起什么"无所为而为"的把戏。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专造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去陶醉之泰戈尔的理由。 因为我们是这么确信的，所以我们希望于泰戈尔者是下列二事： 一、希望泰戈尔认知中国青年目前的弱点正是倦于注视现实而想逃入虚空，正想身坐涂炭而神游灵境；中国的青年正在这种病的状态，须得有人给他们力量，拉他们回到现实社会里来，切实地奋斗。 二、希望泰戈尔本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精神，本其爱国主义的精神，痛砭中国一部分人底"洋奴性"。 我们因为确信诗人底力量是伟大的，因为确信泰戈尔一生奋斗的生涯是可敬佩的，所以乘此时一片欢迎声里提出我们所希望于这位大诗人者，如上。我们更要普告全国的青年，我们应该欢迎的泰戈尔是实行农民运动的泰戈尔，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我们更要普告全国的青年，我们所望于泰戈尔带来的礼物不是神幻的"生之实现"，不是那空灵的"迦椟吉利"，却是那悲壮的“跟随着光明"！ 这位年高的诗人究竟将给我们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洗耳以听。现在，我们请为全国爱好文艺的青年一歌他底有名的"跟随光明"：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底呼声，那么你独自地独自地走 去罢；如果大家都害怕，没有人愿和你说话，那么你这 不幸者呀，且对你自己诉说你底忧愁罢；如果你在荒野 中走，而大家都蹂躏你，反对你，且不要去理会他们，你 尽管踏在荆棘上，以你自己底血洗你底脚，尽自走呀。如 果在风雨之后，你仍旧找不到人替你提灯，而他们仍旧 闭了门不容你，请不要在意，颠沛艰苦的爱国呀，你且 从你底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电的火将它点亮了，然后 跟随了那光明，跟随着那光明呀。 4月12日夜 进一步退两步 “文学界的反动运动"虽然是旧势力的反攻，但是假使新文学界本身巩固，没有裂缝，反动运动就极难蔓延，不幸新文学界在这两三年来，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 什么是进一步？就是大家都承认白话也可以作为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工具；大家也用白话来做论文，做小说，编剧本，做诗歌。 什么是退两步呢？就是（一）在白话文的势力尚未十分巩固的时候，忽然做白话文的朋友自己谦逊起来，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力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甚至于怀疑到白话文要"做通"，是否先要文言文有根基——先做通文言文打底子；（二）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攘夺了专家的所事，放弃了自己眼前能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一步的退让，遂引起了旧势力“到底还是文言好！"的嚷声；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二步的退让，遂引起了复古运动；于是乃有目前的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 我也知道新文学运动不是单纯的白话运动，但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一定要是白话运动；当白话运动的工作尚未完成，就是当白话还没有夺取文言的"政权"，还没有在社会中树立深厚的根柢的时候，我们应该目不旁瞬地专做白话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工具去试做各种的工作：我们宁可被人家骂一声"执而不化"，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无论表现什么思想什么情绪，白话决不至于技穷，决不要文言来帮助。 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 然而这三五年来，多数新文学的朋友们忘记了他们的历史的使命，竟要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结果弄成了事实上的"进一步退两步"，促成这一年来旧势力反攻的局面，爆发为反动运动。 在这反动运动的严重的形势下面，三五年来新文学运动出死力以争而仅得的结果，都在动摇中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事——也就是第一成功，是"说什么，写什么"；现在反动派却令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成功，是把词曲歌谣白话小说升作文学正宗，请经史子另寻靠山自立门户——简括一句话，就是改正中国数千年"文以载道"的观念；现在反动派却又提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牌，叫人到经书里寻求文章的正宗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三事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研究西洋文艺作品；但是反动派却不问牛头不对马嘴，借了整理国故的光，大言西洋人的文艺思想乃中国古书里所固有，我们只要到自己家里去寻，不该求诸于邻。 这种反动运动的势力究竟将扩张到如何程度，它的运命有多久，全视新文学界怎样应付这反动的攻势，新文学界近年来为了文艺主义上的不同，显然有了许多派别，也是使得自身力量薄弱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以为要应付这种反动的攻势，第一，新文学界须成立一个扑灭反动势力的联合战线，第二，新文学界不可忘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白话运动的普遍的宣传与根基的巩固。 现成的希望 曾经在《小说月报》上和诸君见过面，曾经在大达码头的轮船上和水手打过架，曾经在上海跑马场里做过工、拔过草——这些事，他曾经作一篇小说来描写的——顾仲起君，两月前到广东黄埔陆军教导团里去当兵去了。仲起君因为考教导团先须有二人介绍，曾拉我做个凑数的介绍人；我那时听他说着，不住把眼瞅着他那瘦削的面庞和那一双曾经拔过跑马厅里的绿草的粗手；照他那双手看来，他是有资格拿枪的，但是我一看他的面庞，不禁怕他担当不了军营中的铁也似的生涯。 他一去有两个月了，正当广东东江战云弥漫的时候。前两星期接到他来信，说他的一班，也要开到前敌，尝尝沙场的滋味了；他并且说，"幸而生还，还要把亲身经历做几篇小说"。我知道他一定是"生还"的，因为他们虽然开赴前敌，大约不过担任后方警备，未必上火线罢？我很庆幸我大概准可以看见他所应许我的几篇小说了。 我由是想起来，在这半年内，战争小说——他们所谓“非战"的小说，不是很多么？二个月前，我热心的搜集这一类的作品来看，但是多看一篇总多一次失望。并不是这一类的小说全做得不好，却是因为他们十之九不是亲身经历的记录。或者是从逃难人口头得来的材料，或者是病院里伤兵嘴里落下的断片，或者竟全出想象，或者是抄袭电影里战争的景象！我不客气的说，这就是本年来战争小说的材料的来源了。我并不承认"此实事也"的小说方为可贵，但是我想来战争小说既以描写人们在战争中所起的心情变幻为主要目的，那么作者的曾经身列戎行就算是唯一重要的条件了。那么，听来的，想象的，从电影上抄来的战争小说，只好算是僭称了战争小说的名儿了。 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文学，自近代俄国诸作家——特别是高尔基——而确立。可是英国的狄更斯，早就做了许多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小说。批评家把两者不同之点指给我们看道：读了狄更斯的小说，只觉得作者原来不是无产阶级中人，是站在旁边高声唱道：“你们看，无产阶级是这般这般呀！"但是读了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们读者却象走进了平民窟，眼看着他们的污秽褴褛，耳听着他们的呻吟怨恨。为什么呢？因为狄更斯自身确不是无产阶级中人，而高尔基等则自己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曾经历过无产阶级的生活。 战争文学恰巧也好援用这个例。站在旁边——或不如说站得远远地，高声吆喝，"看呀，这是战争！"这位作家是善心的，热心的，我们要感谢他，但是可惜他的呼声引不起我们心灵的颤动，可惜他所供给的，不是我们渴要的物事。我们所要求于战争小说的，并不是什么"开火"、"壕沟"、"冲锋"等等名词，也不是什么"抢劫"、"奸淫"等等我们想象得熟烂的战争的罪恶，也不是什么受伤流血等等的纸上的哭声；我们所要求于一篇战争小说的，应该是一个人类面对枪弹时的心理变幻，他卧伏在战壕里静听上面枪弹飞过嗤嗤作声时的默想，他瞄准敌人射击，他挺刀陷入敌人胸膛时所起的一种半意识的感觉。由此，我们乃得亲切的认识每一个战争的特殊的意义。由此，我们然后看见的不是一幅一幅死的不动的战事画起，而是活动的战争的再现。由此，我们所见的，方不是几个兵士的形象在几幅战场的画片前移过，而是几个人类深入战云里的动作。 曾有一个朋友动手要做一篇战争小说，把他以为然的兵士们临阵时的心理和我讨论；我一方面自然极佩服这位朋友的惨澹经营，但一方面却记起了批评家批评狄更斯的话来，不禁心里自语道：哈！这不是他（作者）站在旁边，高声喊：“看呀！兵士们临阵的心理"么？ 但是我想，象这位朋友似的提笔作战争小说之前竟先揣摩揣摩兵士们临阵的心理的作家，恐怕现在还是不多罢？ 我常想：在能做小说的人去当兵打仗以前，我们大概没有合意的战争小说可读，正如在无产阶级（工农）不能执笔做小说以前，我们将没有合意的无产阶级小说可读一样。曾有一个朋友对我大发创作界的牢骚，说是现在只有些皮里阳秋，聊可使人一笑的书房小说，却不见轰轰烈烈有全社会人心在跃动的伟大作品出现，然而屈指算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却未尝没有轰轰烈烈的小说材料。我想感觉到这缺陷的，未必只是这位朋友。或者奇怪这个缺点的，只有这位朋友罢了。他不知道我们的小说家离开现实的大社会有多少远呀！有一个朋友，在京汉路沿线住过一年多，在哈尔滨住过半年多，他和那两处的劳动社会十分相熟；他有一次对我说，现在许多描写劳工状况的小说都不曾抓着痒处，他倒有许多材料，自问比已发表的小说里所说的，要好得多，对于劳动者的生活更明白，对于劳动者的思想更了解，就可惜无暇写出来。这位朋友，虽然是一个极会谈天的北边人，却是从未做过小说，所以他即使有暇把他的材料写出来，未必准是一部好小说。但由此我们可见我们的创作坛的不好现象，正是有暇写的人偏偏缺乏实际的经历，而有实际的经历的人品没有工夫写。尤其是在战争文学与劳动文学这两个特类里，这种现象特为显露。我想，中国前途假说是有希望的话，他们那班在社会上作实际活动的人，大概是终于无暇做小说了，我们要看合意的劳动文学，只好耐心多等几天了；或者反是合意的战争文学能够早一日出现，慰我们的渴念罢？我的现成的希望，便是顾仲起君了。 作家和批评家 我们这里有一卷"卡通"，题目是"作家和批评家"。 这是在狭狭的高低不平的路上，这是在月儿已坠星儿已隐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光，这是牛鬼蛇神诪张为幻的最后一刹那。时代的巨轮飞快地向前进，进，人家一世纪的行程，在我们是要十年八年（或者还不到）就得赶上。我们这"卡通"的人物在此地此时登场。 作者之群和批评家之群中间有点小小口角！ 作家们抱怨批评家们"不负责任"，只会唱高调，可是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叫作家佩服。作家方面有一个声音——这是惟一听得见的声音，这样愤愤然说： “我们都是朝前走，朝光明走的人呀！可是你们只说我们落伍，却从没教给我们赶快跑上去，或者怎样跑的方法！老实说，你们这态度欠坦白！" “从没教给么？没有的事！你自己畏首畏尾不肯下决心罢了。” 批评家也是同样的抱怨着。 “然而你说的路，我们看来走不通；你说的走路、赶路的方法，我们没有法子学，学了要跌交！" “要是你不存主观地看一看，就知道路是原来通的；要是你学着我们说的步法试走一下，就知道原来不会跌交！" “那么，不能单怪我们主观，不能单怪我们不学步法，实在是你们说得不明不白，——你们从没很具体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呀！" “既然说明了还是一条路上走，那就好办了！我们来平心静气的讨论一下罢。" 朋友，恕我不能把那些字幕都抄出来了。总之，互相抱怨是无聊的，要互相帮助。但是（这个"但是"合于辩证法否，将来我们知道），因为作家大都是感情的，所以当一位批起家举出例来具体地批评时，作家又有点不愿意了。为的捏住了鼻子灌药，总也有点不舒服；被灌者即使知道明明是好药，总也不肯承认自己先有了毛病。 再来一点废话—— 东家的李四阿爹说：做批评家，是蛮惬意的；人家辛辛苦苦写成了作品，他舒舒服服的读，读过了说短论长，就是指导，——这还不惬意么？ 西家的张三先生另是一种话：批评家应该在前引路，不在前引而在后而鞭策，那就不好；且不说那是太不客气，是消极的办法，假使那鞭子下去的方向稍稍错了一点，作家一窜就上了岔路，那岂不是糟糕？ 批评家听了只好苦笑。当然他不是"圣人"，哪能没有点点儿错！ 所以，朋友，眼前实在难乎起为批评家。有人冤他蛮惬意，有人责备他不应该也有时说错；抱怨他说话不具体，又嗔怪他说得太有着落；要他指引路径，又嫌他引人往岔路上跑；有时怪他营养不足，有时又要他代作家想出题材来了。 这，仿佛是说：“既然你会指摘这不是，那又不对，就请你自己来动手罢！" 厨子要请吃客自己来做菜了！虽然批评家确不是吃客。真正的吃客是读者。 其实厨子应该引以为忧的，是做出菜来没有人领教而不是有人品评好坏。现在许多厨子望着人家开出来的菜单发怔，颠倒要请开单人自己动手，实在也难乎其为厨子了！ 文艺上的菜单应该有哪些气色，——即所谓理想中的全席，好象大家也没说过不对；所以菜单早已定了，只待厨子们用心去做，不过厨子们单是用心也不够，还得配足原料。没有充足的原料，单用油盐酱，是一定不行的罢？批评家们只能指示原料的出产地，找当然还要厨子自己去找。 厨子因为在油锅边站得久了熏得够了，所以自家做出来的菜，究竟太甜呢或者太酸，未必能够清清楚楚辨味道。在这里，就不能不说那些在客厅拿着筷子等吃的人们的舌头比较灵些了。所以真正要菜好，还得厨子和吃客通力合作。 孩子们要求新鲜 本月十日的报上有儿童书局的告白，声明有人以"新儿童书局"的名义"影戤侵害法益"云云。这件事的法律解释，非本文所要置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书业中人对儿童读物的推销也是竞争得非常厉害。 营业竞争的结果，理应是出品改良，然而我们往往只看见影戤，只看见粗制滥造。三十年前中国的儿童读物仅只有《无猫国》等数册，现在除了专门出版儿童读物有书局外，大大小小的书店都印行大批的儿童读物，在"量"的一方面说，不为不进步，但是"质"的一方面能够叫人满意么？从前仅有《大拇指》《无猫国》等等童话的时候，倒还没有"连环图画小说"，因此那少数的童话倒是"独占"的；现在儿童读物的数量多上几千倍，却反不能防止"连环图画小说"的无孔不入，在这点上，新书业以及儿童读物的作者应该痛自反省！ 现在程度不等的儿童读物光景也有一万种罢，而"连环图画小说"至多不过百数十种，可是后者流通之广，吸引力之大，远非前者所能及；这种现象是可怕的。现在的儿童读物，十之九是文艺性的；约可分为三类：一是猫哥哥狗弟弟的简单故事，或译或著或取中国民间故事稍加改换；读者对象是七八岁的儿童。二是较为复杂的了，但题材大部分还是属于第一类，偶有历史传说和神话。三是西洋文学名著的译本，例如《宝岛》之类。依这分类，我们就知道第一第二类虽有繁简之别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第三类则突然跳高，特别在文字上；如果第一二类适合于八岁乃至十岁的儿童，则第三类是适合于十四五岁的初中一二年生，因而十二三岁的儿童便简直无书可读。我以为这是"连环图画小说"风魔了高小五六年生的原因之一。 其次，上述第一二类的读物数量虽多，而质料却很单薄；不论是西洋故事或本国故事，同是那么一点来源，大家采用，结果就成为内容雷同。所以即使是七八岁的孩子也感到读物的缺乏。"抄来抄去的几只故事啊！”七八岁的孩子对于新书不满意了。于是他也学他哥哥的样，看起"连环图画小说"来了。 所以就初级儿童读物而言，现在的毛病不在书少而在书的内容辗转抄袭，缺乏新鲜的题材。这是和高级儿童读物的毛病恰恰相反的！ 话再回到那儿童书局罢。儿童书局出书不多，可是以我看来，它有一个特色：一百零一册的《儿童科学丛书》。在文艺性儿童读物充斥市场的现今，区区一百零一册的《儿童科学丛书》可算是九牛一毛，如果有人学样，也从这方面来竞争，未始不是好事；只要他肯认真请人编撰，而不是粗制滥造，影射渔利。 力的表现 记得我们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名词：“力的文学"。 详细解释并没有，然推其意，当系谓文艺作品者不但题材应为斗争的，而文字亦须有刺激性。所谓"尖锐"，所谓“积极"，所谓"富于革命情绪"，光景就是所谓"力的文学"的形容词。 文艺作品本以感动人为使命。然而感人的力量并不在文字表面上的"剑拔弩张"。譬如酒，有上口极猛的，也有上口温醇的。上口极猛者，当时若甚有"力"，可是后来亦不过如此。上口温醇者，则不然；喝时不觉得它的"力"，过后发作起来，真正醉得死人！ 真正有力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上口温醇的酒。题材只是平易的故事，然而蕴含着充实的内容；是从不知不觉中去感动了人，去教训了人。文字只是流利显明，没有"惊人之笔"，也没有转弯抹角的结构，然而给了读者很深而且持久的印象。 这样作品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即是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挚深湛的感情。 但并不是说上口极猛的文艺作品就要不得。不过作家应该不以"上口猛"为满足。 中国现在不乏咄咄逼人的作品，然而温醇的愈咀嚼愈有力的作品，还是少见。这原因也许是中国新文学到底还没脱离"青年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时也和个人相仿，“青年时代"虽然光彩惊人，却是要到"火候成熟"的程度，就必须走过长长的艰辛的创作经验的道路。 花与叶 看了《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第二十六（这是访问《铁板红泪录》导演洪深先生的），稍稍明白了当代前进的"电影艺人"正有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即"花与叶"的问题。《访问记》中借了"友人某君"的嘴巴说： ……所以我总这样想，我画了这朵花，我自己以为 很象了，我的个性也表现出来了，可是别人说还得加几 笔叶子，而我却不想加上去，因为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 的。 这是一个主张：不要叶。被访问的洪深先生以为"我们的作品就是太少了叶子"。这是倾向于"要叶"的。而《访问记》的作者沙基先生的意见则是"折中"的。他说： 不消说我并非同意以无谓的噱头来趣味化，可是技 术上生动化的成就，仍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因太顾全生 动以致毒害主题，那自然是再愚笨不过的事了。然而在 花之外多加上两笔绿叶，使真实生动化而更加真实起来， 这便是艺术的真价。 “花与叶"这一问题概要具如此。本来中国有句老古话：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光是一朵牡丹花，并不好看，必待带叶，然后完成了牡丹之美。所以"叶子"在这里并不是帮衬，而是完成"牡丹之美"的必要条件。花与叶是对立的，相成的，而不是一个为主体，一个为附属。 艺术上的"花与叶"的问题，也应该如此去理解。问题不在"要不要加几笔叶子"或"多加上两笔叶子"，问题是在那些叶子画得对不对。倘使一朵牡丹花旁边加上了菊花的叶子，弄得既不象牡丹，又不象菊花，这才真正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花是牡丹花，叶也确是牡丹叶，那么，即使叶子太多了些，也不至于"毒害主题"。因为一朵牡丹两张叶固然是牡丹，四五张乃至七八张叶，也仍然是牡丹，不会变做了芍药的。"叶子"而至于"毒害"了花（主题），一定是这些“叶子"和"花"本非同类。所以文艺上的"花叶问题"，第一要认明花与叶是相需相成的，叶子不处于帮衬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是否配错了叶子。质诸洪深先生等三位，以为何如？ 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提起了"儿童年"，弄文学的朋友不免要想起儿童文学；想起了儿童文学，第一个扑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当然是怎样使儿童容易懂得。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一般文学的作者都应该注意；又不但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是凡要把文章做出来给别人读的人们都应该注意。无论我们写的是什么，我们都得先问一问：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从事实的证据看来，要文章写得好懂，和要文章写得难懂是同样不容易的。在思想简单的人们，恐怕写出文章来别人要嫌浅薄，硬梆梆从字句上去用功夫，想要别人看起来好象难懂，结果却不是难懂，是不通。近来有所谓神秘派的诗，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那里高叫"大众化"或"通俗化"，也有很多刊物在那里标榜"大众读物"，或至少"中间读物"，结果却也完全不是那回事。这倒并非因为那些人和刊物没有诚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力不从心，要这么做做不到。 比如文艺青年要求指导家们指示他一些创作的方法，指导家们就给了他一大套"上层建筑"或是"经济机构"。文艺青年将这套名词背熟了，明知对于自己的创作没有多大帮助，但觉做起批评来是大有用处的，于是他就先做起批评家来了。实际上是做批评的和受批评的同样的不很了然；在前者觉得把这套名词搬弄一番，也就起琳琅可诵，在后者受了几次这样的搬弄之后，渐渐弄出一条轨道来，从此按部就班，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于是乎他就一辈子不得超生。 适应着这种倾向而产生的就有在有些杂志上占着一栏的“新名词释义"，乃至新名词的专门辞典。这种辞典大都以这套新名词收得越多越新鲜为越可自豪，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间铸造的新名词，二月间出版的字典已经收进去，那当然就成了那部辞典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特色了。但我们的意思，以为一部辞典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各个词的解释的易懂性。这当中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凡解释中所用的词，都必须是不必再查字典也可以懂得的，否则无论那部辞典所收的条数怎么多，都不能算是好辞典。譬如我们买到一本文学辞典，翻到了"文学"这个词，一看定义是：“在社会的下层基础——经济——上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的一种。"这在读过了三年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们看来，原不会觉得怎样困难，但在普通的读者，却就觉得他那本辞典是白买了。但会觉得白买，还算是运气的，坏就坏在那人象从前士子读《四书》朱注一般，将白文和注解囫囵地吞在肚里，便自以为已经懂得！ 我们觉得现在所急需的辞典并不是这一种，却是象《牛津英文辞典》那样concise的一部用极浅近的释义来解释已流行的普通用词的词典。因为现在在不算文盲的群众中，连“发明"和"发见"一类普通用语都还辨别不清的人们还是占着大多数，你用"建筑”“机构"一类的字眼去和他们解说，他们是包管不敢明说自己不懂的。 但这里不是讨论辞典的问题。我们觉得这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的问题，是现在凡从事写作的人们都得时时向自己问着的，而在理论家和批评家尤其重要。 原因是，无论属于什么学问部门的理论都自然要产生一套专门术语出来，所以从艺术学社会学和哲学等等借用术语的文学理论也自然不在例外。但求普遍易懂起见，将这套术语尽量避免或冲淡，却决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创作，本来就没有用术语的必要，那末易懂与否就不完全在这上面了。据笔者自己的经验，这是和作品的内容有密切关系的。你拿起笔来觉得有许多话可说，有许多话要说，你当然巴不得别人容易懂得。要不然，你觉得本来没有多话可说，那你就觉得象抽丝一般在那里抽，因而总难免要有点支吾，也就难免要叫人难懂。 但风格的关系也很重要。从前的风格论家有一句名言，说“风格就是人"。天生口吃的你不能勉强他说得流利；天生说话噜苏的你不能叫他说得斩截。因而所谓"沈博奥衍"的龚自珍断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的"妇孺能解"。不过这也未尝不可用习惯来矫正。第一要作者先祛除了自私心，把炫博炫奇一类的动机完全去掉，要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时时刻刻抱着一种服务的精神。其次要有勇气，因为多数人做的文章难懂，是因怕别人嫌他浅薄，其实浅薄不浅薄是内容的关系，和文字的难易全不相干。你只要相信得过自己的意思值得发表出来，就尽量向浅近方面做去好了。最后，就是修辞方面的注意。寻常都把修辞学当作一种研究怎样文饰词句的学问看，甚至曾听人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玩的一种把戏"，其实是错误的。修辞学明明叫我们多用活字，少用死字；活字就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字。爱默生说：“生活就是我们的字典。"关于语法和句法，修辞学也明明叫我们竭力保持日常语言的自然。所以真正的修辞学决不会教我们做难懂的文字，却教我们做易懂的文字。而凡自知文字有难懂之病的，倒都非晓得一点修辞学不可。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要文字做得好懂，似乎是大家都存心了的，但是好懂的文字仍旧还不很多，可见得说虽容易，要办到却不容易，那末现在把这点意思着重的提一提，也许不算多余吧。 我们希望以后每个作家都把求文字好懂认作他的目标之一，也希望每个批评家都把这点作为他的评价标准的一部分。 想到 夜间十一二时，便想到北平近郊的日军大概又在向我军进攻了；同时也想到在这儿上海，在什么外滩公园之类的草地上，大概又有唱《救亡歌》的青年被捕被打；在白俄之类所开的舞场里，大概歌舞正酣，或者在选举什么"上海小姐"；同时我又想到了在各大游戏场中一定也有"独脚戏"在奏演，而一定也有鼎鼎大名的刘春山。 “独脚戏"，一般地说来，是所谓"低级趣味"的。即使是刘春山君的"作品"罢，亦未能尽免。然而刘春山君的“戏"，并不是常常只有"低级趣味"。被捕房禁止的《一二八沪战》，正是刘君的作品；这样充满了热情的作品，谁也不该以其尚有"噱头"或"意识不大正确"而加以苛责。我看他的"戏"次数不多，然而每次在观众们的哄堂笑声中，我感得了兴奋和悲凉。我从刘君那些"噱头"中，辨味了这位民间艺人的含意欲吐而又不敢放言的苦心。他有热情，有正义感；他不是我们所谓"知识分子"，因而你和他作个人谈话时，也许会觉得他毫不出奇，有些地方或者好象糊涂似的，然而他的"戏"，却往往在"噱头"中有骨头。 自然人的刘春山和艺人的刘春山，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即使你对于自然人的刘春山的印象不能多过一个"俗"字，但你对于艺人的刘春山却总觉得他的"噱头"的表面下闪烁着可贵的——义愤和深刻。 在比较自由些的场合，他这特点显露得更明白。有一次，我在一位亲戚家老太太做寿的堂会上听到了刘君的"独脚戏"，便觉得和游戏场中所听的岂不相同了。因为是祝寿，他开头是"寿比南山"，此后即从"山"字发挥，把万宝山、马占山、阎锡山，乃至孙中山，都"组织"进去，连珠炮似的发挥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警句。一位陶冶于"高级趣味"中的小姐本来不听他的，但到后来也啧啧赞美起来。 最近，上海市集训学生开学典礼那天，也有刘君的节目；因为是特殊的环境，他更可放言。那天他的"戏"可说是“无题"，然而中心在"中国人要硬梆起来"，他的随口而来的“唱词"实在是热烈的演说，他的手势，他的音调，就是最好的煽动家，也不过如此罢？ 在这一次，我感得自然人的刘春山和艺人的刘春山中间距离之大。为什么呢？我暂时得了这样一个解释：刘君不是我辈知识分子，你同他谈"现阶段文艺之使命"，他是不懂的，然而他是一个民间艺人，他是一个真能摄收民众的思想情感而艺术的地表现出来的艺人，他一上台，拿起檀板，他就不是刘春山，而是民众思想情绪的结晶体了；他对于一般民众的魔力就在这里！ 然而他的奏艺是在不自由的中国，尤其是租界，因此他的艺术就自然而然披上了浓厚的保护色，——就是近于低级趣味。可是他之所以值得赞美，就在并不以迎合低级趣味为目的。而且即使是不自意识罢，但他确很知道他应得怎样做。 我又想到最近二十五团体的撤废租界电影戏剧歌曲的检查权运动来了。我盼望这运动的能够成功。而这成功，对于民间艺人象刘春山君的工作，一定也是莫大的鼓励。在日军进攻华北的炮声中，我们希望刘君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特殊的能力！ 七月十四日 谨严第一 艺术巨匠的天禀，固非人人所能有，然而艺术巨匠的谨严，却是人人应当效法；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一句成语，最足以说明艺术巨匠们之无往而不谨严，丝毫不肯随便。“学习鲁迅"，首先而且必要的，是学习他的谨严。从心细如发，产生笔大如椽，这是鲁迅先生每一篇文章的"创作过程"。 从文句上去学习他的谨严，尚可能；然而所得仅属皮毛。即使能有其犀利，必不能有其深湛。即或深湛近似矣，亦必不能有其隽永。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犀利深湛隽永是对事对物观察得极透彻，剖解得极精微的结果；他无论什么不肯轻轻放过。 为了一种植物的译名，鲁迅先生肯费几天的功夫去查许多的书；要查的一本书手头没有，近处也借不到，他就写信给远地的朋友请他代查。他是这么"认真"！ 有一位年青木刻家把人物的手刻反了，另一位画家（也许是木刻家）把浴在河里的牛弄成了黄牛；都是鲁迅先生给指了出来。无论对什么，他都"细心"！ 认真与细心见于艺术形象的，是犀利，猛鸷，深湛，隽永；见于思想行事的，是嫉恶如仇，是"一口咬住了不放"的韧性，是深入敌垒再杀出来的无畏的精神，是"打叭儿狗"的那种彻底，是教育青年从不倦怠那种热心。 治学，创作，治事，私生活，——鲁迅先生给我们取法的，首先是"谨严"二字。这是人人应当学习而且能够学习的，只要他发心去学习。革命家、战士的德性，无非是认真而又细心。艺术家的德性，也无非是认真而又细心。才能的大小，固由天赋，然而从认真与细心，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才能。 “学习鲁迅"这句话如果实践起来，首先而且必要的，是在治学，治事，私生活，——各方面，都认真而细心！这两句话，似乎平凡得很，然而要能严格能彻底，却需要不断的惕励与反省。 致中共中央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期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二十七日手书敬悉，尊体已大好否，敬念。（中略）先生论翻译古典文学的话，我很赞同。系统介绍这个办法，在科学和哲学方面，诚然是天经地义，而在文学方面，似乎应当别论；我现在仔细想来，觉得研究是非从系统不可，介绍却不必定从系统（单就文学讲），若定照系统介绍的办法办去，则古典的著作又如许其浩瀚，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不做个落伍者！思想方面的弊害，姑尚不说呢。而且古典文学的介绍，所需时日人力，定比介绍近代文学为多，先生所说现在人手不够，这是我们现在实在的情形，……（中略）。 先生说我们应该有个分别：分别那些是不可不读的及供研究的两项，不可不读的，大抵以近代为主。我以为这个办法，虽然又欲被某派人骂为包办，然而确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很可找几个人合编定这门一个目录。而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不可不读中，还是少取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多取全面表现的，普通呼吁的作品。我目下很不大相信文学作品要分什么主义不主义，但是有些文学作品，能叫读者起一种相反的（与作家本意相反）感动，那是确有几分可信，不是无稽的事。似乎讽刺体及主观极浓的作品，都有向这个弊害的倾向。安得列夫的著作，我是倾倒的，然而其中如“souoo”1如“theckmasks”2如“thewall”3如“thegovernor”4等，我都以为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否定一切。新成英译之“satansdiary”5我亦佩服他做的好极，然而不愿译他出来；萧伯纳的讽刺体我先前极欢喜的，现在也有些不愿多译。以我个人的见解说来，萧的著作愈好的愈有安得列夫的面目，反是他的少作，极端提倡反其社会主义6时的著作，能振兴人精神。《人及超人》第三幕遍批各种社会主义，文章是绝好的，然我也嫌太蹈入虚空；和《人及超人》相象的罗兰之“liluli”7我也不很满意，虽然我是极欢喜罗兰著作的。此外如阿支拔绥夫的著作，自然是绝好的文章；但我很恭维他的革命短篇小说和 1《萨瓦》。 2《黑面人》。 3《墙》。 4《省长》。 5《魔鬼日记》。 6通译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在英国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这个流派的创始人便是悉尼。韦伯夫妇和乔治。 萧伯纳等人。 7《利露莉》。 “theworkingmanthevyrev”1［鲁迅先生已译的长（短）篇小说工人是否即为此篇？想来必是的］和“themillionairs－”2等短篇，又如“thewomenthatstoodbetween”3我也喜欢，并主张翻译的；但如“sanin”4，我就不以为然，《沙宁》内肉的唯我主义唱得那么高，恐在从来不知有社会有人类的中国社会中，要发生极大的不意的反动。自然这种思想也是代表人类某时期的自然的倾向，平原因——发源——是在社会的背景，我们不能怪安得列夫和阿支拔绥夫，然而我们若把来翻译，未免欲和翻译古典一样，使人迷惑，我们中国社会现状如竟欲发生这种的思想，我们诚然无力阻制，但在这观念未明了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该说他出来，反使人明了。我相信：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自然早在斯丁纳做“theegoandhisown”5之前，一片一段地在人类生活中存伏着；但自从斯丁纳把这一片一段的归束拢来，写成一本书，这可把不明了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变成明了的主义，就是素来不感着这思想的人们，见了这本书，自然而然要深深地印下一个痕；而且欲随时发出来了。我因为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曾说新浪漫主义的十分好，这话完全肯定的弊端，我也时时觉着；现在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文学上分 1《工人绥惠略夫》。 2《百万富翁》。 3《站在中间的女人》。 4《沙宁》。 5现译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前驱，此处指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什么主义，实是多事，我们定目录的时候，自然更可不分了，唠唠叨叨说得很多，而且是极杂乱的，请先生莫笑他稚气的利害！ 沈雁冰一九二○年最末日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今日得振铎兄信，始知先生患肋膜炎，卧病；听了这话，好生焦忧，深望先生的病能早一日痊好！ 医生说须得将息一个月，我一面很望医生的话不中，先生的病立刻就会好，但一面又深望先生能休息一个月多，免得什么的肋膜炎再来讨厌。2号《小说月报》少了先生的一篇《日本的诗》，真是我们和读者的大不幸；第3号俄国文学号相差只有一月，想来先生那时精神未必就能大好，而且我也深望先生能多将息些日子，不过一个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了的事；所以我再三想，还是把这专号移到第4号中，再把来分为上下两期——本来稿子加倍，差不多有二期多的稿子——如此一本，既可多有一月的间隔而且先生五文之中尽可移三篇登在专号的下期，便可有两个月的间隔。先生在4期的稿子，三月中寄不迟，五月的稿四月寄，不知那时成否，然我总是深信医生的话往前。先生不久即健，敢以此慰先生，并以自慰。 我又不顾先生在病中，多说话了，请恕稚气。此请痊安。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元月七日 致郑振铎 振铎先生：（上略）此外弟尚有一些对于创作文学的意见，为兄陈之。 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的严格主义。差不多非可为人模范者不登。这才可以表见我们创作一栏的精神。 一面，我们要辟一栏《国内新作汇观》批评别人的创作；则自己所登的创作，更不可以随便。朋友中我们相识的，乃至极熟的，大家开诚相见，批评批评，弟敢信都是互助的精神，批评和艺术的进步，相激励相攻错而成，苟其完全脱离感情作用而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的，虽其评为失当，我们亦应认其有价值，极愿闻之。所以弟意对于创作，应经三四人之商量推敲，而后决定启发表与否，决非弟一人之见，可以决之；兄来信谓委弟一人选择，弟实不敢苟同，窃以为此言非也。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人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菊农、剑三、冰心、绍虞诸兄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如此办法自然磨烦，但弟以为如欲求创作之真为创作，并为发挥我们会里的真精神气见，应得如此办。 况文学会既经成立，则至少二星期一次会是必有的，创作在此常会内提出决定，似亦极便也。弟之意见如此，请兄与诸兄商之。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顷奉七月二号手书。先生已译出之波兰小说拟在《新青年》发表欤，抑尚未寄，可就与《小说月报》发表否？第8篇只有犹太宾斯奇的短剧一篇，如先生译的波兰小说能惠下，更好了。 捷克小说，我尚未得到，三月前见告白，立即写信去买，但至今未到：2号《小说月报》的介绍短短的，是抄了纽约《太晤士书报周刊》上的介绍话的。想来不久总可以得到这部书了。据同书坊所出的《新希腊短篇小说》上后面的告白说续拟出者还有巨哥、斯拉夫小说等，然至今未见广告，想来还没有出。至于捷克童话集两本则去年秋就已买到，可惜代不了。德国介绍外国文学似乎无论什么地方都比英美多些。我非常想学德文，但为工作所梗，年来屡试而不成功；下半年舍弟泽民要进上海同济的德文预备科去，专攻一年德文；据说一年本可以通的，但到底也欲到将来看哩。说了许多空话，好笑。顺颂健康 弟沈雁冰（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二十五日手示敬悉。先生的意见：（一）加入保加利亚文学作品一篇，（二）新希腊小说；我都很赞成。保加利亚因弟一时想不出何处有短篇，故不入；如今鲁迅先生有，再好也没有。新希腊当就该集中选一二篇译出。 论文务请先生担任波兰与捷克；鲁迅先生来信说新犹太论文打算不做，我去信又申前请，一面请先生再帮着一句。 巴尔干小说集的目录遵命开上，其中哥罗的亚的一位作家想来鲁迅先生必知道。我不知此位作家。 乌克兰短篇小说没有，但在一本fiverussianis上中附有一篇乌克兰人的短剧，（剧名及作者名都记不得了） 或者也译出来凑数。《日本诗人乙茶的诗》收到，（已由鲁迅先生寄来了）即在9号中发表。 梅德林的《玛兰绮公主》稿本《小说月报》需用，且亦未经人译过，即请先生寄下。波兰小说全收到了。 转译之本不尽可靠，诚如先生所言，但benecke女士译1本，以弟观之，总还是好的。她的文章很美妙动人。我觉得只要不失原作者精意，只要能如原作一样的能够动人，字句上有点出入，倒不妨。我从前空着没事，把手头寻得到的两译对看，总觉不很能同。便是字句不改，语气及句子构造也不能同。又如鲁迅先生之《工人绥惠略夫》据德文本译，英国percypinkerton的英译和他对起来，直可称吻合无间，2不漏一字，但句子组织却不同，分段也有不同处。主张定要从原文直译者若观此，便一定更振振有词，但我以为却可以反证重译不妨，只要译得好。因为德与英两译本之句构，既不同，二者必有一不合原文的，或两者都不合。今两者在英德都被读书界承认，便见得这译本两都有力。译本有力，读者能感动，如读原本时一样的感动，能推想，如读原本后一样的推想，那这译本便尽了责任了。我的意见如此，先生以为对否？ 要和先生借《小学校里的文学》的，问过振铎，就是他写给先生的信。借者恐是他的朋友了。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1贝内克。 2泊西。平克敦。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顷得三十日手示敬悉。刘半农先生稿件即请先生寄下王尔德的散文诗。不知此外还有何项佳作可以给《说报》，请先生酌寄。刘先生法国常住否？ 落华生即许地山先生别字，他这篇比其余的好，因为这就是写他自己的事。他的妻去年亡故，现留一女，在沪上其兄寓中，不过仅只三四岁，比承欢1等小得多了。但因全篇的情绪总是真实的，所以就好了。 《说报》每月收到外间投稿（大抵不相识者）总在五十份以上，长篇短制都有。但好的竟很难得：觉得他们都有几个缺点是共同的：（一）是描写的事境，本身初未尝有过经验，（二）是要创作然后创作，并不是印象深了有不能不言之概，然后写出来，（三）是不能用客观的观察法做底子，（四）是只注重了人物便忽略了境地，只注重了境地便忽略了人物，一其中的境地和人物生关系的很少，不能使读者看后想到：这 1落华生的小说《黄昏后》中的小孩的名字。 境地才会生出这种人。虽然有些先生们偶然投一二篇来，却写得实在很好，但大多数创作先生们是不很好的。弟觉得这些普遍的毛病惟有自然主义可以疗之，近来我觉得自然主义在中国应有一年以上的提倡和研究，庶几将来的创作不至于复回旧日“风花雪月”的老调里去。先生对于这意见以为对否？ 《说报》中长篇都有结束，惟《妇人镇》一篇之第二幕至今未续，一则无此一大片幅，二则泽民尚未译出，但今年内总想登他出来。 新希腊小说已请人译出一篇，其余尚有多篇，拟择短者译之，今附上目录，先生已译的ephtaliotis短篇请即寄下1备10号用如何？因新希腊短篇集内的几篇，大概寓意不很好也。 欧化国语讨论拟在9号上辑集各方议论，先生的信便于此时一并登出。 三十日寄上一信言十月号筹备事，想已寄到，捷克与波兰两评论文，务请先生担任。余后白，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 再有一事渎神：舍弟本拟于下半年进上海之同济预科，现 1葛夫达利阿谛思（1849-1923），希腊著名小说家。 在听说此科并非专为预备德文而设，乃为预备入同济本科而设，故其中有物理化学算术等科，仍很注重。泽民只在读文字，进去不上算。故拟改入北大的德文班。不知此班能否旁听？每星期科目如何？敢请先生便示一二，至为感激。 又顿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前日快信亮〔谅〕蒙鉴矣。今得平日手书，敬悉一是。舍弟德文一无程度，大概不能入德文系旁听，只可先入英文系，随后再到德文系旁听（如此办法，应否先向顾孟余先生一说否，请先生酌示）。唯文凭一层颇为难，因舍弟从未正式读完一个学校，河海工程只差三个月，故亦没有毕业文凭；不知能否通融。大概下半年总得进个学堂，强制的振振精神。 刘半农先生所云勃洛克的《十二个》，想系俄国诗人alexanderblock1的《十二个》一篇。此篇长诗英译有《自由人》杂志（freeman）去年九月号载过，虽有三页之多，但不算甚长，刘先生之书价六先令，想来所载不止此书，或有一长序也。《自由人》上所载，不著译者姓名，后记得于他处见此诗单印本之广告，下有译者名，但已记不起，且并此广告亦无法觅矣。《十二个》刘先生译得如寄来时，也请先生寄下。 1勃洛克，苏联俄罗斯诗人。 文学研究会分子只限对于文学有研究者，实际似狭一点；先生拟设一会之办法，极端赞成；财力不怕不足，就只怕少人。我想北京一定可以先举办一个讲演会（北京人也多些），就把讲演稿作为讲义，分发远处，似尚易行。《小说月报》投稿者亦常便问种种文学上的常识话头，又有特写信来问有什么中文本书可看者，弟本思于七号起提出一段工夫来专写这些信，即在《说报》通讯栏中答复。现在工夫既没有，《说报》篇幅亦不够，已成泡影了。如北京能成立文学讲演会，则讲义印刷一事，商务定可办到。上海举行此会，很不容易，因上海谩骂之报纸太多，《晶报》常与《小说月报》开玩笑，我们要办他事，更成功少而笑骂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 捷克材料缺乏，只好付缺。先生所云mijatovitch之书乃塞尔维亚。我前信误写，前日记起，急函先生说明，故有“仍请先生任之”一语；今当从先生之说不如缺乏。鲁迅先生说“象文学史上的一页，未必有益于国人”，真痛快，彻底讲来，自是小说有影响于人心，文学史仅仅为研究者参考，但总觉这“聋子的耳朵”，不能忍得舍去。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他们来信骂的亦骂论文，说不能供他们消遣了！） 祝先生健康 雁冰〔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致张维祺 批评创作的意思只是把创作介绍给读者罢了，并没有象考官一样分定等第的意思；照理自然要把凡所批评的创作一一撮叙大要，只因为《小说月报》篇幅有限，所以将就一些，只能照4号上的样子。《小说月报》上登的创作所以不齐，就因为读《小说月报》者都已看过，不用再去指出来了。并非是“熟面孔”不便。来信说：“被批评者也不该以熟面生面发生一种特殊之情感”，这自然是应当的，不过现在国内人对于批评两字总觉得是“不友意”的，批评者虽然自身态度公平得很，譬如不能使人谅解何？“生面孔”的话，正非得已呵！ 郎损1〔一九二一年八月〕 1郎损是茅盾的笔名之一。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前信想已达览矣。仲甫先生已出，并闻法公堂有19日公讯之说，大概什么事都可用律师来解决了。 《新时代丛书》已交两稿，一为高臬素之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为堺利彦的《女性中心说》，此外没有了。先生的两部不知已着手否？何日可以望成？启函示知。建人先生已当面和他说了。 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梦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对于新很信，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但明年体例，究竟如何，我没了主意。 请先生开示一些意见！前天见仲甫先生，他说可以放得普通（通俗）一些，望道劝我仿《文章俱乐部》办法，多收创作而别以“读者文艺”一栏收容之。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应当的。先生意见以为怎样？译件自然不可无，我以为译剧或者不妨少些。一切都盼先生尽情指教。 雁冰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均此 再者：李石曾君明年接办《教育杂志》，他想弄一篇教育小说或剧本登一登。我想译wedekind的《春醒》，但此书没有，不知先生有否？想和一借。再此剧尚嫌弃长，先生想得其有其他短篇可译，尚望指示。 又顿1922年 致汪敬熙 敬熙先生：来信及“短文”均悉。因要早些发表，以便大家研究讨论，故擅自排入通信栏里了。这一点，万望原谅。 我对于尊论各条有点不同的意见。简单陈说于下。 一、“心心念念在一种主义”，未曾下笔，先已打定腹稿，定要做一篇“新浪漫”作品：象这样子，诚然不免先生“新镣铐”之讥。但如果为要打破“旧镣铐”，因而向慕新的某种主义，把新主义的精神融会了自己的心情，创造他自己的作品，这新主义便不是镣铐了。譬如自然主义的本家是法国，俄国、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明明是受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然而法国的自然主义并不变成“新镣铐”，俄、德的作家也产出不朽的作品来了。这不是眼前现成的例么？ 二、“为人生的艺术”云云本关系于各作家本性之所近；人道主义是从真心里发出来的，不是“慈善”可以假做。怀抱人道主义者的小说或得〔许〕做得不好——成了“劝善书”——这只是艺术手段有高低的缘故，决不是人道主义害他。先生以人道主义为“新镣铐”，我以为未免太过分了。 三、近来多短篇，很有人不满意，（请参看本刊上普通信谭国棠君的话）；然而这恐怕也是时机未成熟的缘故，不见得是自要“自设一个专做短篇的桎梏”。再者，做长篇小说也须得相当的闲暇时间；据我个人所知，现在的创作者大都忙于生活问题，并不能专心去做长篇。先生说他们自要新镣铐，太冤屈他们了。 “扶得东来西又倒”，误会新思想的人很多，我们都已看见的了；文学上的主义……人道主义……短篇小说……三者本不是不可学的，但是给人一误会，象汪先生所说的，把他们做成了“新镣铐”，自然要有多少的流弊了。汪先生既然见到这层，想必终有些原委，只是我的见闻有限，觉得这三样的新镣铐，远不如旧的那样实在而坚牢！ 记者雁冰〔一九二二年三月〕 致周赞襄 赞襄先生：我从你信上“我至少也照例哭得二小时，一声也不断地哭得二小时”的自述，很钦仰你纯良浩白的心；但是你因此而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理由，却似未足！敬申说如下：一、你说“现在的青年，谁不有时代的深沉悲哀在心头呢？自然主义的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人间的悲哀，来掉换人间的苦泪，是应当的吗？”你这一段话的意思，隐然指自然派的如实描写人类弱点为不应该，这也是从前一般反对自然主义的丑恶描写者所说过的；但是我们先要问：“人间世是不是真有这些丑恶存在着？”既存在着，而不肯自己直说，是否等于自欺？再者，人间世既有这些丑恶存在着，那便是人性的缺点；缺点该不该改正？要改正缺点，是否先该睁开眼把这缺点认识个清楚？人类不愿暴露自己弱点，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怙恶——即是从人类的夸大狂来的，所以《进化论》出版后大受僧侣的攻讦，以期把“人为万物之灵”的尊严取消了；二是怕痛，因为没有勇气忍受精神上的痛苦，便甘自假装痴聋，宁愿麻木而睡，不愿醒。中国现代的青年，不愿看丑恶，原因大半为此；就他们的心中有“理想的善”这点上看，我极敬重他们的居心，然而“掩恶”等于“长过”，我极不赞成这种态度。这是单就“该不该描写丑恶”一点讨论。 二、其次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仅仅抉露人生丑恶而不开个希望之门”是否应该了。来信说“自然主义者描写了人间的悲哀，不会给人间解决悲哀……”，以及下面一大段仿佛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从前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理由，我从前也有一时因此而不赞成自然主义文学。但是试问专一夸大地描写人间英雄起的浪漫文学，何以会在十九世纪后半倒楣呢？是不是因为自然先生开了“现实”之门，把人类从甜美的理想梦中惊醒了的结果？莫泊三小说《人生》里的女英雄，幼时心里装满了对于恋爱的理想的美，出嫁后方认识乃是丑恶；对于母亲纯洁的理想的敬爱，直到母亲死时发见母亲的情书；又化为乌有。《人生》当然是写实小说，但是在这写“幻灭的悲哀”一点上，我以为颇有象征的意思；象征近代人极力想以理想美化人生而终不免失败！近代的自然主义文学所以能竟夺旧浪漫主义文学的威势，原因即在理想美化了的表面，终有一日要拉破，绣花枕里的败絮终有一日要露出来，事实如此，无法否认；旧浪漫文学描写人间的英雄气概的处所，徒然使人觉得虚伪罢了。自然主义专一揭破丑相而不开个希望之门给青年，在理论上诚然难免有意外之恶果，——青年的悲观；但是在实际上，生当“世纪末”的已觉悟的青年，一双眼睛本是明亮的，人间的丑恶，他自己总会看见，就没有自然主义文学，难道他真能不知人间有丑恶么？既然他总能自己去看见丑恶的，而文学者还强要以掩丑而夸善的浪漫文学作品去给他，实在是哄小孩子了。须知最使人心痛苦的，不是丑恶的可怖，而是理想的失败；——理想以为怎样怎样好的，一旦见其真相，乃是绝丑，这幻灭的悲哀，对于人心的打击，比什么都利害些！如果竟有人先看旧浪漫派小说而兴奋，继看了自然派文学而颓唐，这只能归过于浪漫派小说的太夸张，太会说慌，不能埋怨自然派文学的如实地描写丑恶为不应当！而况进一层说，人看过丑恶而不失望而不颓丧的，方是大勇者，方是真能奋斗的人；若徒然靠甜蜜蜜的引人的希望之光而方能有些勇气去奋斗，我敢说他一遇困难，就退下来了。如果并未在实际上遇见困厄，不过在纸上看见，遂尔“谈虎色变”，意气大大消沉起来，这样的青年，处于现在的风浪险恶的时代，恐怕只有被风浪冲退的分儿了！即使天天把鼓人兴致的文学给他看，中用么？这都是就“仅仅抉露人生丑恶而不开个希望之门是否应当”一点而说。 三、尊信末后有“末世纪的灰色自然主义啊，你让可怜的我见一丝儿艺术的光罢！”这么一句话；从这话看来，你是不认自然主义文学是艺术品了！不知据何理由，何所见而云然？从来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人对于“自然派文学也是艺术品”这句却总是承认的；除非是对《镜花缘》里“君子国”的酒保表同情的文言家，也该没有人竟至于骂自然派文学算不得艺术品罢！ 此外对于尊信附白嘱我“不要在文字上非难”一句，我也觉得有些诧异，不得其解；不过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就遵命不多嘴了。祝尊体速愈。 雁冰〔一九二二年五月〕 致陈德征 德征先生：你的两个意见，我都非常赞成，并且想竭力做去。郑振铎君去年亦曾提议及此，我那时赞成人名地名应有人审查统一，文学上用语则不赞成用“人工”方法“烘”出来。说来自己也好笑，我翻译时遇到地名人名，往往前后译做两个样子，当时亦不觉得；至于译音不对，更多至不可胜数。所以有法统一，我是极赞成的。 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亦极想做，可是这件事不能逼出来的。我的篇见，以为现在这种时局，是出产悲壮慷慨或是颓丧失望的创作的适宜时候，有热血的并且受生活压迫的人，谁又耐烦坐下来翻旧书呵，我是一个迷信“文学者社会之反影”的人；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佯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不幸中国旧文学里充满了这些声音。我的自私心很强，一想到绉〔皱〕着眉头去到那充满行尸走肉的旧籍里觅求“人”的声音，便觉得是太苦了；或者我是旧书读得太少，所以分外觉得无味。去年年底曾也有一时想读读旧书，但现在竟全然不想了。不过这都是我个人的偏见，并不敢以此希望别人；照现在“假古董”盛行的情势而论，我反极盼望懂得真古董的朋友出来登个“谨防假冒”的广告呢！ 雁冰〔一九二二年六月〕 致周志伊 志伊先生：我们这两个月来，接到几封反对自然派文学的信，都不如先生的议论使我们动心。自然派文学大都描写个人被环境压迫无力抵抗而至于悲惨结果，这诚然常能生出许多不良的影响，自然派最近在西方受人诟病，即在此点。我于此亦尝怀疑，几乎不敢自信。周启明先生去年秋给我一信，曾说“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但周先生亦赞成以自然主义的技术药中国现代创作界的毛病。 我自己目前的见解，以为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我颇想把我的意见，较系统的写出来请大家批评，只是现在时间不够了，只能俟之下期，那时请不要吝于赐教呢。 雁冰〔一九二二年六月〕 致王锴鸣 我以为“罗曼主义作品的价值”和“罗曼主义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两件事，应当分开来讲。 罗曼主义的作品当然自有评价值，它们终究是“佳品”；我们固然也欣赏自然派以及新浪漫派的作品，并且我们或许自己也做自然派以及新浪漫派的作品，但是我们见了那几部好的罗曼派作品，一样的也欣赏，这犹之欣赏立体派、表现派绘画的人们同时也可以欣赏文西、卢本兹等人的作品。犹之爱菊爱莲的人同时也可以爱兰花爱牡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始终是件完美的艺术品。推而至于古典主义的作品，亦莫不然。所以我们若问步曼派作品的价值，不妨肯定的说：凡是好的罗曼派作品都有永久的真价。 罗曼主义作品是些艺术品，我们从这些艺术品里固然可以抽出共同的几点来派它们是罗曼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这些共同的特点被我们加以专名曰“罗曼主义”；但是我们究竟不能从罗曼主义的定义里想象罗曼派作譬如何如何的美，就是不能从定义里得到欣赏。我们问“罗曼主义有何价值”时，心里想的，一定不是空洞洞的一个专名，而是包括在这专名里的那些作品；如果我们定要离开作品，单问这专名所涵的意义有何等价值，那我们的问题一定就是“罗曼主义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此两点既明，然后能定“浪漫主义运动于我国现在文坛有无需要？”这一问题；同时亦能决定“我国现在是否需要大宗的西洋浪漫派文学的译品？”这一个问题了。谢君1所说，我都同意，就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意见不同。 雁冰附志〔一九二二年六月〕 1指谢六逸。 致黄绍衡 绍衡先生：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意见，并不人人能同；有时因为读者主观的关系，有甚相反的意见，亦是常有之事。在中国，因为传统的观念和习俗的熏染，人道主义的作品，几乎完全不能得人了解。颇有些人很简单的描写一个乞丐在富家窗下冻毙而窗内尚在作乐等事算是人道主义的作品，这或者也可以说“是”，但我总觉得装载象这一类的浮面而简单的情绪的东西算不得精制的人道主义的艺术品。周先生的《西山小品》第一篇借迷信事写人对人的同情心，第二篇写被压迫的卖汽水人的孤寂而强自宽慰的心情，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而我因此觉得那个卖汽水人是个可爱的人，是一个“人”，有一个“气质”的心。这两件事是平淡无奇的，然而在这两件事下跳跃的情绪却真是光怪陆离的。这些见解都出我的主观，或许是看错了，但我觉得既于此得了欣赏，亦就要没口的称许他是艺术品，有艺术上的价值。 《被残的萌芽》一篇描写粗率处，确如来书所云，但是若离开表面而寻求内心，应该觉得这篇东西是真情绪的热烈地流露，比无病呻吟摇头作态的东西，至少要好十倍。 这是我对于该两篇的意见，不知你以为有当否？ 至于“批评创作”，我们极欢迎，不知为何缘故，竟少人赐教，我们正觉得寂寞呢！上期本刊“最后一页”内亦曾提及，以后望大家多多赐教！ 雁冰〔一九二二年六月〕 致陈友荀 友荀先生：尊见亦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你说短篇好，长篇无味，我们却又接希望有长篇的读者来信呢。近代小说都取极平淡的“人生断片”以为题材，原也有过于平淡之处，例如《旅路的伴侣》；但题材尽管平淡，如若做得好，无碍其为艺术品。我不好意思说我朋友的作品《旅路的伴侣》简直就是杰作；不过我敢说：这篇东西并非仅有一点“家庭的黑暗”，未必都是“浮泛的描写”，“不切实”。我敢说：珠儿父母的灰色生活至少也是一段值得研究的灰色人生。珠儿的父亲是好是坏，决不是一言两语可以断定。如果让世上所有的思想家来批评珠儿父亲的人生观，我猜想必有许多全然相反的议论呢。我常以为一篇小说，各随读者性格情感之不同而生各别的印象：自己烦闷，最喜欢看描写青年烦闷的小说；常与自然界接近的人便喜欢看赞美自然的作品。叶君此篇，似乎太平淡了些，对之不满意的，大概不止你一人咧。我们极愿听外界的批评，尚望时时赐教。 雁冰〔一九二二年六月〕 致汪敬熙 敬熙先生：尊函对于“近日吾国所谓人道主义的作者”的批评，痛快极了！我所处的地位，偏得我天天要看几篇象先生所说的那样浅薄的作品的“来稿”，我也常常看了不满意，却从未看出他们所“蔽”何在，今读来信所举三点，真把我欲说而又说不出的话，给统统说出来了，畅快何如？这种“新镣铐”当然非打破不可，只是国内青年容易误会，希望他们不误会到连人道主义都遗弃。 先生说“在文学一方面我们应抛去一切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而忠诚的描写自己对于生活的感触”，这句话简直可说是“天经地义”；我以为旧毒极深的中国文学界现在要办到这步，先应该经过自然主义的淘洗，尊意以为是否？自然主义在一方看来，自然也是桎梏，但在今日而要一般人养成客观描写的习惯，似乎可以先学学自然主义。对于这一点，极盼先生发抒高见。 雁冰〔一九二二年七月〕 致邵立人 立人先生：这一二年来，新诗出产的最多，不能尽满人意，自难讳言。作家为尊重自己的个性与摆脱精神好婺于外的圈套起见，原可以说“做诗，原来为我要做而做的，人家的批评，和诗及做诗的人，全无关系”。如或因之以为自己的作品的辩解，以为才短者的遁逃所，却也不对。至于不能民众化，倒不要紧。 大大主义的原动力，有人说是欧战时破坏一切的精神与人生虚空——连文明也是虚空——的感觉混合而成；所以他们要破坏一切艺术上的规条，要极力的表示虚空与无意识。意大利现代大小说家郭泰（salratorgotta1887）在他的《三个芒第》里借一个被大炮声震坏了神经系的伤兵，解释大大主义道：“什么是大大主义？就是反文学的，反音乐的，反绘画的，反情感的，反一切的。这是怀疑的宗教，非智慧的宗教，我们这时代崩坏之源的怀疑与非智慧的宗教。”就是取这意思。又有人说大大主义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大大主义者爱酒，爱妇人；他的文化，以肉体文化为主。又有人说大大主义是要努力再造一种原始人的艺术，或小儿的艺术；他们要以现代人冥摸着原始人的心情，创作出艺术品来。他们取大大（dada）这字为主义，意取这字乃小儿初学语时“呀呀”的声音，可想而知他们的命意了。所以照此说来，大大主义决非毫无意识，可笑的东西！现在不独法国院派批评家不敢以梦呓目之，其他各国亦对于大大主义者表示相当的注意了。美国宣传大大主义的，有著名的elsevonfuytazloringhoven，很早就在努力（不过我看他的诗尚没有法国大大主义者之难懂，之全无意义），在俄国有alexanderkrutchenich，那更著名了。所以大大主义运动已有普遍之势。 中国一般社会的心理，见了稍为新奇的议论，每以“疯狂”“好奇心”目之，实在不对！我们对于一桩事，只有懂不懂，只有赞成不赞成，决没有既不求懂，又不反对，而单施以讥笑的！ 《一阵狂病》里的意大利语大意是“晚安，先生；咏舞，走罢！”“哈伐那——该死的——手枪！” 雁冰〔一九二二年九月〕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十二日手书奉悉。《冥土旅行》因《东方》的日本小说已经印就，故已取回，在《说报》11号发表。对于《创造》及郁、郭二君，我本无敌意，唯其语言太逼人，一时不耐，故亦反骂。新派不应自相争，郁君在发起《女神》出版周年纪念时，似亦有此意，不解剖何以一面如此说，而又一面又谩骂也。 《中国文学变迁史》一事，已作一启事在《文学旬刊》上声明；该书亦已看见，后面附录实非捏名。说到这件，其话甚长，而且是我自己不是。大前年郭虞裳君编《学灯》时，约我投稿，我那时正开始研究文学，买了几本书读，随时译些出来作为札记，就把那些札记送给虞裳看看。其中曾有一节译chandler1那本书中的象征主义一章的，登在大前年《时事新报》《学灯》新年增刊上。后来虞裳说有个小书店想出“新文化”书，托他代找着稿子；并说他们想出一部《文学变 1即钱德勒。 迁史》，分人撰述，中国的一部做得还好，介绍我去做外国一部，我说不能，然而虞裳尚劝，后来并和闻野鹤见过一次，始知他们那部书实在是注重本国，不过要以外国眼光来看本国材料，而苦于并无此等中文书云云。所以他们要的外国材料只是做参考，不是要登。当时说了极客气的话恭维我，我因为实在不行，就转荐愈之；愈之后来和他们见过，晓得是供材料，觉得不伦不类，也就辞却。虞裳于此时也要到英国去了，和宗由〔白〕华同走，东荪替他们送行，在兴华川请客，我也去的，虞裳又提起这话，并说就把前次送在他处的札记给他们如何，并说那札记就有点连贯的。我以为是给他们看一看，当时就答应了。虞裳走后，那书坊又有人来找我，可是没有碰到，后来又寄了三十块钱来。我收下了，算是一件事了结。这一收是不该的，因为如此就算卖稿子了；我一向因见商务买稿有契约，以为他们并无契约，即是卖，其实太呆气了。现在看他们所出的，大概是以前的计划不成，而又不舍得已化的三十元，故此胡乱一来，并且替我的原稿修饰，把他首尾凑结起来。其实他们何不早对我说一声，我可以付回三十元，岂不都便。因有此等周折，故而我反不能不承认。 现在我写信质问他们：（一）为何如此合订出版，（二）与从前的说法不同，未出版时为何不先关照。但曾见一面的闻野鹤据说早已不在上海，我这“抗议”，或者竟至无效。总之，这件事在我个人，简直是只好不认真，因为实在是自己不是。 总算得了个教训，以后倒要随处谨慎些了。《说报》今年销数比去年减些，我觉得非常惭愧。尚有三篇，未必即能有多大影响，挽回些什么。我想不出今年的报要比去年的坏，坏在那里。先生有所见，请不客气的指教。噜哩噜苏太多了。即颂健康 沈雁冰启〔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二十四日来信敬悉。青社现在出版了一种《长青》，不知先生亦见过否？他们发卖方法极好，凡小烟纸店、卖报人、乃至本埠各学校的门房里都有寄售。近又闻今夏新开的一个滑头学校“上海专科大学”亦和他们勾结起来了。该“专科大学”创办人是一个青年，在上海专科师范毕业的学生陈织云，完全是骗人上当的，不知怎么，一招生就有二百多人上当，听说是外省人居多，学费收有八千余元，大概那位陈先生还想捞几个，所以未曾走。但是事机不密，早被学生看出破绽，就把他私押起来。曾被关在一个空房子里一日，后来放他出来，可是派人跟他，防他逃走。陈到此时换了手段，一面离间学生的团体，一面向外找人“顶”这个学校（因为学生只要有教员，有书读，就成）。恰巧就碰在胡寄尘他们一般人身上了。 他们在这学校里愚弄许多外省青年，其恶影响比出版几本《礼拜六》还要大。此等学校，理应勒令停办，但上海“租界当局”在此等事上，真是宽之又宽，那就没法。昨见《晨报附刊》中有先生一篇杂感，讲中学国文教员之缺乏。我在上月还有一个朋友是广东琼州托代介绍一个新的国文教员，没有替他找到。似乎新的方面人才缺乏，各地皆然。只要有人，发展的机会不患没有。就是出版物亦是如此。杭州新开张几种报纸，大都也来鼓吹新思潮的——其用心如何，只好不问，不过他们的确热心鼓吹——亦苦的没人去帮忙替他们做些好点的文章。此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日 致施蛰存 蛰存兄：来示敬悉。《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均在调孚处，弟已嘱奉还，未知收到了否？生活近日糟极了，妻病拖着不见痊可，反而越来越复杂。我是不懂医学的，病人品实也不懂，而常自以为“懂”，一会儿说是腰子病了，一会儿说是肺病急性复发了，一会儿说是子宫病了，腹膜炎了，自惊自疑。若不是我还冷静，医生早换了八九个，病也更加不得了了。现在却也换过三个医生，病人都不相信那些医生有本领；因为医生都说她压根儿没有腰子病，等等！从来有讳疾忌医者，却不道现在有闻疾而喜者，真是奇事！在这情形下，我就闹得发昏。一个字也写不出。允兄之文债，只好搁到下月里还清了。 森堡的译论既然九月号中插不进去，只好放在十月号中了。但兄最好直接问他本人一声！他住在何处，我也不知，请问起应。我这里有沙汀及何谷天小说各一篇，尚好，如《现代》要小说，弟可以送给兄一看，可用则用，不可用还他们。 匆复即颂日祺。 弟玄1〔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1茅盾的又一笔名。 致伊罗生 伊罗生先生：来信收到了。关于小说集选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1、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2、龚冰庐的《炭矿夫》，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好。这一篇，我们已介绍给您。 3、由一九三○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近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候姚女士和您的好！ 茅盾鲁迅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 再：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载在《二心集》内。 又及 致伊罗生 伊罗生先生：您的七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对于您这最后的意见，我们可以赞成。 至于张天翼的小说，或者用《最后列车》，或者用《二十一个》，——《二十一个》是短短的，——都可以。 天气太热，不多写了。祝您同姚女士的好！ 鲁迅茅盾〔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致伊罗生 伊罗生先生：八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您翻译的鲁迅序文，还有您自己做的引言，我们都看过了，很好。您说要我们修改您的引言，那是您太客气了。引言内有您注明问我们对不对那一节，我们只知道事实是不错的，可是那年份是不是一九三二，我们也查不出来，只记得那newchinayouthmagazine是“中国少共”的机关报。这报当时是恽代英编的，他已经死了。 至于楼适夷的生年，我们也不大明白，只知他今年还不过三十岁。蒋光慈死于一九三一年秋（或者一九三二年春），死时大约三十四五岁；他不会比楼适夷年青，那是一定的。 这本小说集您打算取名为“草鞋脚”，我们也很赞成。鲁迅用墨笔写的三个中国字，就此附上。 您问茅盾《喜剧》中那山东士兵和西牢这一点，这是茅盾疏忽弄错了，请您把“西牢”改作“监牢”（照《茅盾自选集》的页数算，就是108页第11行中那“西牢”二字）就行了。茅盾很感谢您指出了这个漏洞。 您说以后打算再译些中国作品，这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消息。我们觉得象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再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闲工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著，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罢！顺候您和姚女士的好！ 茅盾鲁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我的短篇集，现只有已发表的《残冬》等三篇，我自己希望在年内能再写成三篇，合共六七，也许有七八万字了。虽然到年底尚有三个月，然我近来意兴阑珊，什么文章都不大愿意写（真正被逼岂不过的，勉强写一点，其痛苦比什么都厉害），这原因是一班仗义家天天大喊文坛被老作家把持，所以我想休息一下，等候恭读青年作家的佳品。因此恐怕要直到本年年尾，我才能凑成这七万多字已〔以〕践前诺。书在贵公司出版，因而必在明年了。匆此奉复，即颂日祺 玄〔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致郑振铎 铎兄：前寄一信，想已收到。荒唐得很，说要附上小报的一段话，却竟忘记封在信里了。现在再附上，聊供一笑。 闻圣陶说，王统照兄有一本单篇集，《号声》，出版很早，现已绝版。弟现因编良友那《新文学大系》里的《小说集》，拟找得这本书。不知兄在北平能借到一本否？上海方面圣陶本来有的，可是“一二八”之役丢了。 兄对于弟所担任之《小说集》有何意见？望见告。此集所收，大体是“文学研究会”中人，但有些散见于《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上的作品也将收进。兄意以为如何？ 兄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拟选二篇，一为最初期，一为一九二六年所作者；此为弟之计划，尚未定为何篇。现在也请你告诉我，你自以为当选哪二篇？ 此间并无新闻，弟亦如常过去。惟胃病总时时小小发作，不能不时常“休息”，因此事情愈积愈多，对付不开。但也成了习惯，不复愁矣。匆此顺颂日祺。 弟方保宗1〔一九三四年〕x月十日 1茅盾的别名之一。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顷见本月二日《社会日报》之“十字街头”一栏有“四马路来”一篇；内谓良友出版之《新文学大系》第二集由茅盾负责编，然“茅盾忘记年代”，因“当然不能没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而“一九二五年以前实在自己和丁玲的作品决没有被选的可能，于是不得不变通办法，将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作品亦都选进去了，”此一段话不合事实：一、茅盾所编为小说一集，非二集，二、一集中并没有茅盾自己和丁玲的作品。 此虽细事，但事实不容错乱，弟以为贵处似可用公司名义去一更正信，但若兄以为小报消息本来不尽不实者居多，拟置之不理，则弟亦赞成也。 匆此即颂日祺。 弟玄〔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致马子华 子华先生：对不起，直到今天方才写这封信。我早已读完了你的十个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还读了两遍；可是直到今天我方才有整段的时间把读后的感想整理一下，写成这封信。请恕我的迟延。 我从你这十七小说里看出了三种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作风。第一类是《沉重的脚步》、《路线》、《陷落》，以及《螳螂山的火焰》这四篇，大致和你的中篇《他的子民们》意境仿佛；然而这四其中间，《陷落》里的被压迫者（哑巴皮匠）的反抗情绪被笼罩于全篇的感伤的气分所掩没了，而且因为你没有从集团的利害关系上把捉这题材，所以结果此篇虽有相当的暴露作用，可是沉重与愤怒还嫌不够。我以为此篇在你那十七的第一类中，不能不说是最薄弱的一篇。《路线》呢，比《陷落》就好多了，这里展示了农民的土地如何被在建筑公路的好听名目下诈取豪夺了去，并且展示着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又如何被迫而作路工，因而更惨酷地被奴役被榨取，结果更展示了被压迫得无路可走的奴隶们如何奋起挣断了身上的铁链；这一串的事件的发展，你处理得很好，只可惜全篇的气势还不够壮烈。你开头的tempo比较缓慢，这是适合于故事的情调的，但是你到了结尾处应当有粗豪的笔触，悲壮的节奏，雷震电掣似的气势。然而我对于你这草草的结束的原因，是了解的；大概是检查制度使你不得不轻轻一笔带过罢？ 《螳螂山的火焰》在题材上比《路线》差些；你想：失去了生活资源的“螳螂山”的人们的“命运”比失去了土地又被迫出卖劳力而被榨取的人们的“命运”，何者更为深刻地暴露了现社会的不合理？前者只是一般的封建社会的“现实”，而后者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而后者所表现的是我们这时代更具典型的“现实”。再就技术方面讲，这《螳螂山的火焰》也不比《路线》好些。我以为你这一篇最好改写一遍。 第一类中最成功的一篇自然是《沉重的脚步》；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集中最好的一篇。老海虽然死了，然而他的“使命”是部分地完成了的。这是悲剧的结局，然而是胜利的，是悲壮的！ 现在，且说十七中的第二类。我要把《火烧天》、《月琴》、《街邻》、《绿玉酒杯》等四篇归为第二类。这大都是sketch式，被描写的人物不象第一类的人物似的属于普遍的大众的典型，而是特殊的人物。这在社会意义上是差得多了，不过这中间也有很优美的诗样的作品，如《月琴》。这一篇的异域情调，以及其艳的色采是很象一些巴尔干的作品的。 第三类的两篇就是《酵》和《你跟了他去罢》在十七中，只有这二篇描写都市生活，然而我觉得这二篇写得最失败。 《酵》的题材是采取了上海发生过的实事，不过我记得当时新闻纸上登的是两件事，一是用白纸代钞票，卷逃到香港，还带着一个妓女，又一是因为挪移款项接济家用，无法弥补，一逃了事。你把前者作为《酵》的主要故事；而将后者插入，作为“犯罪”的动机，原是很好的办法。但《酵》的失败却在于你对于银行的小行员生活不大熟悉，所以心理描写不够深刻。至于《你跟了他去罢》是一件“平常的悲剧”。愈是“平常”的事，愈难写得出色。你的缺点还是在没有深刻明白这一类人的生活实际，所以写来不免浮光掠影。这一篇，我也认为是失败的。 我以为你最好把这二篇改作，或简直删去。 你对于我这些意见觉得如何？我极愿听听你自家的甘苦之谈。 祝好！ 茅盾〔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致蔡元培 平民先生：阅报知，先生已经返沪，亟思走谒，因有译稿未完，书店催促甚急，未能抽身，至以为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事情，公告二则，业已登报，前此所收捐款，亦已存入中国银行。至于坟上初步布置，十九日为鲁迅先生周月忌，许广平女士暨其他亲友及雁冰等，同去拜祭，顺便督率树匠，已将草坪及所购龙柏种好，并立一临时之碑，字为海婴公子所写；因是临时性质，故文字横行，碑石亦非竖立而平卧，又制一烧瓷遗像，立于碑后，此皆出许女士设计，而同人赞助之，惜先生因事留京，同人等未及请示指导。除此而外，筹备会事务尚无显著进展，盖公告登报不久（因接洽银行收款事，稍费时日），而国处接洽尚未有回信也。兹另有琐事上渎，敝戚孔令俊君曾以半年之时力，编为《五卅运动史料》一书，搜采当时报章记载及官私文件，尚属完备，师古人长编之意，于事实而外不下论断，盖将以保存史实，备研究者减少搜检之劳，虽非立言之论，然疲劳足嘉。现在材料整理就绪，行将觅梓，不敢自信，挽雁冰先容，敬祈教诲。先生倘以为孔君搜采之劳不无可取，则拜求赐一序文，以示提掖而寓嘉奖，感戴无既。原稿约五十万字，分订数册，因太笨重，兹由孔君送呈首册及末册，如蒙拨冗赐览，俯允所请，不胜感祷。专肃即请公安！ 沈雁冰谨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回示请交开明书店编译所夏丏尊转 致许广平 许先生：昨天胡风来，因烈文不在家，将华罗琛女士之件放在我处。后来和烈文说了，请他写一封法文信，可是这两天内烈文很忙，又知罗琛女士的丈夫是中国人，罗琛女士虽属法人，但象中国人已有一二十年，一口中国话，且也能看报，故不如就写中国文信去，现在将原件附上，请告知胡风，写中文信去就得了。 匆上顺颂日祺 明上〔一九三七年〕x月十三日 致戈宝权 宝权先生：从仲实先生信中，得知先生业已返国在汉，可惜弟离汉早了几天，未得会见，快聆雅教。同时并悉先生对于《文阵》尽力赞助，已在写稿，尤深感谢。现《文阵》出版期，展至四月十六（不过可以提前出版），专候大作寄到，即便付排。 因须在广州排印，届时弟当赴广州，动身有期，专当函告，惟大作仍请直寄香港，因弟须待稿齐后方动身也。 前此耿济之先生返国时，带来先生一信及惠赠俄译《动摇》一册，并承指示，拙译《文凭》之附录——原作者小传，中有错误，高谊厚爱，铭感无已。但当时耿先生匆匆过沪，未能询得弟之寓处，尊函及惠赠之书，均交在郑振铎先生处，而郑先生事务繁冗，收下后忽竟忘记，迨及“八一三”后，他整理积稿与旧信，始复发见，急以交弟，然已时逾半载（或竟一年罢），彼时弟又适有湘中之行，百事丛杂，未遑即答。 上月在汉，寒松先生说起此事，并谓先生即将返国，因此弟亦不再驰书莫京，然无时不以此事为念，深觉太对不起先生。 今得乘机告罪，私衷稍安，并平原谅。《文凭》绝板已久（因出版该书之书店已关门），但如他日仍有书店盘出底货（因弟此书系售稿），要再印行，弟若事先得知，定当遵示改正。原出《文凭》之书店为“现代书局”，后盘与别人，店名似乎也换了，但不久亦告停闭。旧“现代书局”之底货，目下正不知在何人手中，而该书既系售与“现代书局”，弟即无权过问彼等之转相授受，除非弟得消息，不然，彼等决不告此书现在下落，事亦甚滑稽也。 《文阵》编辑计画，乃弟仓卒拟就，疏漏必多，请不客气批评指教。印有预告一纸，想先生亦已见到。弟感得抗战以来，文艺理论活动太少，实为缺点，《文阵》思在此方面多加提倡，同时介绍欧洲前进的文艺理论；先生研究有素，请于此点多发伟论，以饷国人。余如抗战以来，苏联及西欧各国前进作家对我国之观感，如有材料，亦平先生采撷整理，为文绍介。匆匆未及多陈，余俟后白；有暇尚平时赐教言，不胜盼祷。 此颂健康！ 弟沈雁冰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戈宝权 宝权先生：接奉二十二日手示及大稿《苏联剧坛近讯》时，适值弟将赴广州校对《文阵》第一期之排样。但先生二十二日信上竟未提起弟于十四日在香港发之飞机信，似乎尚未收到。该信由仲实先生转（同时另有他人之信，亦请他转，同入一信封中），以日子计，先生发二十二日之信时，应该早已寄到了。 如果此时尚未收到，请询之仲实先生。香港邮局，极为腐败；航空信由港寄出，弟实在常不放心也。弟于二十四日来广州，现已居留了四天；打算到月底再回香港。《文阵》第一期稿已发齐，弟此来专为校对等事务。印刷局方面材料不起，工人技术亦不甚高，因此担误日子，弟虽天天催，亦不见快。大稿已经读过，甚好；弟前在十四日寄上之信中曾谓拟待大稿到后编入《文阵》第一其中，后因广州排工技术较差，手脚较慢，不能不早日发稿，故于二十一日即将稿全部发出。此时抽换，自必更多担误日子，只好将大稿排在第2期了。至于《高尔基博物馆》等二文（即仲实先生与先生谈过，请先生写者），《文阵》亦甚需要，乞即命笔，陆续寄下。《文阵》发稿岂不能不早（因排工不能排得快），大约每月一号出版者，在前月十日以前即发稿；第2期是五月一日出版，本月五日即发大部分，十日完全发齐。第二期已有大作《苏联剧坛近讯》，3期稿齐在下月（四月）十日前寄出，至为盼感。十四日寄上之信中，曾言及前次先生托耿济之兄带来之手示及俄译《动摇》，因在振铎兄抽屉里睡了半年多，直至“八一三”后炮火逼迫振铎清理书桌，始发见而交与弟，当时弟尚以为耿济之兄又返了国，新近带来也。此事滑稽，然弟对先生实深抱歉。《文凭》原作者之小传，弟弄一大错，幸承指示，甚感。弟撰那小传，是根据英文译本《文凭》前之《引言》及另一英文书；此时追忆，英文书大概并没有错，乃弟心粗见浅，误以二人为一人也，惭愧之至。《文凭》之出版书店倘印重版时，弟必加以更正。 十四日信中又曾询及先生身边有无苏联木刻，拟借数幅，印于《文阵》。不知先生行骯e中亦有此否？《文阵》第1其中大概没有插图了，因为虽有中国木刻家投来二、三张作品，然不甚佳。 《文阵》可于下月五日在此间印出。原定武汉所售者亦由此间印好寄去，但近闻货运甚为拥挤，恐不能赶在下月十五日前寄到（出版期是定了下月十六日），或者须将纸版飞寄汉日，在汉口另印；此事正由此间生活书店与徐伯昕先生函商中也。但出版后当先飞寄数册与仲实先生，可以早几天看到。 先生见了第1期《文阵》后，务请不客气批评。弟在香港，无人可以相商，文字取舍，都凭个人之见，深觉不能妥善，故甚盼各地友人，常赐批评，以免弟如“闭门造车”，常多乖误。 承示《子夜》已有俄译，并有代序之批评文《茅盾的创作之路》，甚感。弟于俄文，完全无知，不能得读那批评，甚为怅怅。然甚愿知其大意——特别是对弟有益之指摘；不过暂时大概无法得闻了。俄译弟尚未见过，先生谓当飞函济之兄请他寄一本来，厚意甚感；但弟不能读，得之亦徒供纪念，在此时期，似为不急之务，请不必专为此事费力。弟所有求于先生者，即俄文长序之重要数点倘先生尚能记得，乞便中告知，使弟能得教益，则惠我实多多也。 以后惠书或稿请由“香港皇后大道中175号立报馆转”，或用快邮寄广州永汉北路生活书店转亦可。弟在九龙所住之屋，嫌太小（因为只一间，一家四人住，有时使弟不能工作），天天在觅屋，觅得即迁，故尚不便用为寄信处；至于弥敦道49号则为友人之居，平信或航空信可以转，快信或挂号（包括航空挂号），则不能；因香港邮局对于凡有回单之邮件须有铺保盖章，而49号则未有也。匆复即颂日祺 弟雁冰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一信乞转交仲实、伯昕先生。 致戈宝权 宝权先生：前得仲实先生信，知前上各函，均已收到。大作《苏联剧坛近讯》一文，虽已排来，然洋文无一字不误，且r与v二字因印刷店中不够，全给填了空铅。如此一片糊涂帐而要校清，势必有误《文阵》2期出版。其实尊稿是本月四日弟在广州时即已发排，迟至二十日始行排来，尚错误至此。因此弟权宜办理，将尊稿移到3期，不胜抱歉。再者，承印店根本无排洋文之人，所有格之“”，弟校出三次而三次不改。问s之，则谓无此字！（终于他们不肯改正）。在印刷方面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弟敢向先生作一不情之情，即先生正在动手之稿千祈少用洋文。盖一用洋文，承印店即谓因有洋文而不能快，振振有词；而且慢了也还是错得不堪入目，校改出来了也还是不改正，如此顽皮，似乎只有不注洋文是有效的对付之道，说来可气可笑。 匆上即颂撰祺弟 雁冰启〔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致孔另境 若君：信收到，1期十九日也到了。但因华南战事既作，两广各地货运不通，无法运出。目下此间只能发往云南及南洋，为数不多。华中华北本由汉口翻印再发，然迄至现今，汉口仅翻印至6期，而印数亦不多，仅汉口长沙可见，重庆、成都、西北各地，至今未见4、5等期。今两广又受影响，以后能否继续出版，殊成问题。盖销路太小，亦觉乏味，而稿件来源亦将稀少，因内地交通，日益困难也。现在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随时可以停刊。上海方面销路如何？倘能在上海销去四、五千，则尚有可为，否则化偌大力气，只有香港、云南、南洋三地可去，余地皆得不到书，亦太无谓也。 今日广州已去，汉口退出度为亦不久之事。交通困难，书业受影响最大，出书计划，由大而小，由小而无。你想编什么书，目下是谈不到的。 此间情势将日趋严紧，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帝国对日大概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一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匆复即颂日祺 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楼适夷 ……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加以初到时旅途劳顿，心绪纷乱，且未得兄来信，亦无要事相告，合此数因，遂以迁延。四月下旬及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复。……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转辗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2卷7、8两期，但此两期似系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寄〕也。 前数日始接3〔卷〕之7-12〔期〕共六册，并五月十一日信，大喜过望。《文阵》事弟未有帮忙，累兄独力支撑，常抱不安，然亦有故；在此“打杂”之忙，甚于在港；第二，与内地文艺家隔绝，即欲作文，恨无题目；第三，此间本地风光，无可写寄。至于由港动身后的沿途印象，亦因无暇，迄未写成。总之出乎意外者太多，故寄稿之诺，遂不能践，且久久懒于握管矣。…… ……2卷7期至12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 《文艺战线》尚未见到。因内地刊物，此间十不见一，老刊物尚可于三个月后见到，新刊物则因不为此间所知，所以根本不知道世间有此物也。 至于弟在此间生活，约略可述如下：来后成立一文化协会，弟与张仲实，现即主持此会工作。此会为半官办、半民众团体的性质，各民族文化会之负责人为此会委员，人数颇多；然日常事务则由三数人负之，弟与张仲实即为三数人中之二人。然此间民族既甚复杂，而社会情形亦颇复杂，新来者茫无头绪，此等工作，其实非弟等所宜，今惟在编书方面（小学教科书），略尽其力耳，水土不服，身体日感衰弱，是个人方面的困难。两儿常念及江南风物，又以此间无适当学校可进，闲居在家，亦甚无聊。新疆学院弟担任功课每周十七小时，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济系功课，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学生不多，约百二三十人，其中尚有五六十人为高中。内地一般青年，不知实际情形，以为新疆学院如何如何，要求进去。此辈青年幻想太大，来亦无益也。……弟饱经忧患，所见稍多，既未有幻想，自亦无所谓失望与否，个人生活则从前享受已多，所谓从绚烂中过来，今在中年，已归平淡，故无所谓，唯独与世隔绝，深恐久居则将成为文化上之愚蒙者耳。此间虽与苏联接近，然苏联书报亦殊少来，无现购之书店，唯有订阅，然在3月杪订购之书报，至今未见到来，此则殊出意外，深觉闷闷者也。 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篇”则常有更妙。…… 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书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茅盾〔一九三九年x月x日〕 致孔罗荪 罗荪吾兄：忆自迪寄奉一信，忽又半载。顷得读《文学月报》第5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兄等之努力，殊为钦佩。而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尤感兴趣。光未然之长文及座谈会诸公之高论，大部分皆与鄙见相合。以群兄之见解，弟尤有同感。盖据弟见闻所及而言“民族形式”之前途，可能有错误之倾向发生而滋长，——此即强调了旧形式在民族形式上之比重，而以今日民族形式之提出，视为五四新文艺运动之否定，从而流于褊狭的“自力更生”主义；此其一。或者，又以为新文艺之不能深入大众，主要在于形式，而不知内容亦与有关；中国大众文化水准之低无可讳言，而在生活重压之下，凡非与其切身的生活问题有直接关系者，大众是不感兴趣的，是故昔在提出“大众化”之时，就已再三指出，“要向大众学习”，—-即要了解大众以何者为生命攸关，非争不可；大众之了解一事物，乃通过物质的关系，而非精神的（从具体的行动，而非从抽象的说理），等等一切，然后写成的作品，能为大众所接受也。不然，《红楼梦》、《儒林外史》，是旧形式之佼佼者；然而有几许大众对之有兴趣耶？今日言民族形式，倘拘执于问题之表面，而误以为形式是大众所熟悉，内容便无论怎样都行，则亦不免背谬；此其二。以上二者，已颇有人论及，但尚嫌弃声浪不高，易为一般青年作家所忽略。盖欲吸收世界文艺之精华及向大众学习，其事甚难；而欲“学习”旧形式，并作换面改形式之所谓“扬弃”，则似颇易为力耳。平心言之，单纯之“旧瓶新酒”论，固已受多方面之驳难，然鄙见以为倘能真正做到在旧瓶子里装进了大众所喜爱的新酒，既易上口，又于卫生有益，则瓶虽旧，在今天还是比半新不旧的瓶子装进了酸酒好得多了。但此非即说不必再努力创造民族形式之谓。 光未然之长文，殊见用力之够，亦颇多警辟之论。惟于指陈旧形式句法之巧妙，语汇之丰富处，其中有数点，鄙见有与不同。如所举《蝉宫曲》之连用“一声”，“一会”…… 以及“宝玉问病”之连用“一阵”，“一面”……等之“一字格”，我觉得并不可爱。昔在江南听说书，见听者对于排句式之铺叙未表兴趣，然则此种单调的近于文字游戏之“一字阵”，恐亦未必娱于大众之耳。又叠字格，恰当好处用一二，颇觉可爱，多用则成为文字游戏。凡文学游戏，于形式上虽似新奇，实则有伤于表情之真挚也；至于双声叠韵，则以南方之吴语系语言而论，似乎并不多；双声叠韵似乎还是在文言文字较多，故此点上值得再讨论。偶因有便，托带此信，率陈偶感，草草不工，不足为外人道也。 顺颂时祺宝权兄及诸友均此，恕不另柬。 茅盾〔一九四○年〕八月五日于东山 致许广平 广平先生：去年八月以来，即欲上书问候，并叙多年阔别情况，不幸忽遭小女之丧，而小儿亦因盲肠炎来渝就医，私事丛杂，心绪恶劣，屡屡裁笺，不能成书。疏懒之罪，敬平原谅。常从友人口中得悉府上近况，月前复见报载近作，既遥为祝福，亦钦敬无已。此间一切，想有所闻，兹不赘述。雁拟过旧历年关，再作归计，盖八年之间，老母弃养，复丧一女，东望家园，无复欢畅，故不欲早归耳。昨日胡风兄来，曾就鲁迅先生遗著版税保管情形，告知种种。版税保管，三年前同人集议，曾委托沈钧儒先生，复恐渠事冗，言明渠可就应办各事，分请各友代任奔走。至于如何运用已收之款，保存币值，使在物价高涨之下，不至吃亏，则请沈老随时斟酌办理。此中经过，想胡风兄亦有所报告。雁因居乡间，各事多不接头；其实亦不仅雁为然，各友皆未尽了了。沈老事忙，亦未以告各友，仅至上月，因须托便人带奉，始知有美钞及黄金存款各若干耳。至于经收各帐，其在沈老处者，已催询数次，皆因沈老事忙，无暇检出，乃至“峨嵋”应付及已付帐单亦不能找觅。此事恐有大家至沪后再行清理矣。鄙意“峨嵋”出书百种，历年都未清结，似应照作家书屋付款办法，曾以询沈老，未有结果。总之，办理不周之处，雁自不能卸除从前偷懒不过问之责，但事亦有难以多问者，此种情形，胡风兄实亦身经之矣。其余多项，函中未便详言，将来当以面告。匆上并颂日祺 雁冰上〔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 致戈宝权 宝权兄：在海参崴托“斯摩尔纳”带上之文稿及信件，想都收到。 现在再寄上十二日十三——二十五之日记及短文一篇（记红军战胜品展览会）。日记发表办法照上次信中所说，至于短文亦请交以群兄请他分配，我暂时并无指定地方必须发表。我来莫斯科已将两周，参观过八、九个地方，但因无暇整理笔记，尚只能将日记一部分及参观记事一篇（即此信所提者）先行抄奉。兄所托各事，也都转告；k.西蒙诺夫在南俄（？）养病，尚未会到。兄为翻译《高尔基全集》需要材料（高氏全集及有关高氏之著作等），那天我去苏作家协会访问法捷耶夫时，当面对他说了，他答允找来给你，但不知何时可得耳。 《苏联文艺》需要材料，亦对voks1人说过。此外，儿童文 1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学作家marshak1希望得到中国的民间故事及童话，请与叶圣陶兄商量弄些来。我另有信与圣陶兄，亦附上请转交。又致靖华兄一信，亦请转。 见以群时，请让他弄点国内杂志（政治的与文学的）托人带来。此外，我又向法捷耶夫要了些苏联最近关于作家任务之理论文章，则请voks另行送上。 我们身体还好，请勿念。有暇请寄信来。匆匆即颂健康。 茅盾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1马尔夏克。 致戈宝权 宝权兄：本月八日寄上文稿一批（内为去年十二月十三——二十五之日记，及《红军战利品展览会》一文），又信三封（兄及靖华、圣陶各一），不知都收到否？这是我来此后所寄第二次文稿。以前亦寄过一次（在海参崴交轮船带沪者），则为十二月五日——十二〔日〕之日记及文两篇，又附信四封，这两批都收到没有？来此将近一月，未得国内友人只字，甚为盼念。 现在又寄上日记（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十一），十三页，文稿两篇（记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收到后请按前定办法，将日记先交以群抄录一份，发上海以外之报刊，然后在时代日报发表。至于《列博》及《红博》两文亦请交以群兄转发其他刊物，——而在时间不相冲突之条件下，自然也可在时代周报或时代日报发表，一切请兄等决定可也。 后日将赴南俄，游历乔其亚1及阿美尼亚两共和国，在 1乔其亚现通译格鲁吉亚。 回莫斯科前，恐不能寄稿了。大约两星期至三星期回莫斯科。 今日匆匆，不能多谈，亦不及写信与其他朋友们。遇到郭先生及其他朋友们时请代问候。匆此即颂日祺。 弟雁冰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 1.已为兄代索《高尔基全集》及有关高氏之最近著作；但不知何日可以拿到。2.已为靖华兄转询过去数年内苏作家赠给他的书（寄放在voks的），亦未有回音。3.到后即为高士奇〔其〕病情探询，我这方面可办的都办过了，但亦未有回音。以上三项，前信都曾提到，特再简略奉告。倘前信未到，关于靖华兄部分，乞为转告为荷。 又及 致戈宝权 宝权兄：一月十五日寄上第三批稿，内为十二月二十六——三十一日之日记及“列博”、“红博”参观记，不知已收到否？弟于本月〔上月〕十六日到乔其亚及阿尔美尼亚两共和国的京城游了一趟，昨始返莫斯科。因为参观忙，笔记无暇整理，兹先将今年元旦至十九日之日记寄上，共十七页；本拟将日记截至一段落再寄上，然竟不能。前此寄上之三批稿子，都附有信，请转交。兹又有信附上，仍请转交为祷。 在乔其亚时，他们知道rustavili的《虎骑士》已译为1中国文，甚盼一读。在阿尔美尼亚时，我告诉他们，伊萨克扬的三首诗已由兄译出，他们很高兴。他们还知道《大卫。 沙松》也译了，都盼得中文本。请兄即为物色，觅便寄来。又弟忆乔、阿两国文学零零星星译为中文发表者甚多，兄如有可能，请为收集。或者，请“文联”代为收集。附一信致以群兄，请为转交是荷， 1罗斯泰维列，是苏联格鲁吉亚的民族诗人。 匆上即颂日祺 弟雁冰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晨 致张帆 张帆先生：四月十六日来信收到了。感谢您不怕麻烦，把萧逸1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吧？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您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您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 1萧逸是茅盾的女婿，沈霞的丈夫，当时是新华社华北野战军前线记者。 安慰的！我和您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象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赍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日来事冗，恕不多谈。顺祝健康。 茅盾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北平 致吕剑 吕剑同志：谢谢您送来的剪报材料。 今天是星期日，我把这些资料看了差不多一整天，越看越发没有勇气来写那篇文章了。光是剪报材料，就有几十万字罢，而您还说这是不完全的；何况还有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其字数想亦有数十万罢？如果不把这些材料看过（有的还须看两遍、三遍），而贸然动笔，那是太大的冒险，而且也不应当如此草率。看罢，我实在时间不够。 我想，要是平常就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章，随时读作品，随时札记，而今把札记整理，那就可以动笔。然而我不是这样，我这是“一锅冷水着底烧”，如何行呢？再三考虑，只好知难而退。剪报材料随函奉还（我另写一篇拥护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的“杂文”，以表微忱）。 敬礼沈雁冰〔一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夜 致吴奔星 奔星同志：三月三日来信收到。关于《林家铺子》中间几个人物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寿生是店员，因而他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把寿生的劝林老板出走解释为工人阶级的远见（如来信所述贵校同学们的意见），那又未免有点牵强附会；这，只能解释为寿生对于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幻想，故劝林以出走表示起微弱的“反抗”。至于出走后怎么办，寿生那时并无“远见”。——也就是说，他并无长远的计划。在当时，一个小镇上的店员，他的认识水平只不过如此，这是由于客观环境及其本人生活的限制。 二、来信又说“有些人说林大娘将女儿许配给寿生，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合的表现”；我以为这是更加牵强附会的说法。林大娘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女人，她憎恶卜局长那样的坏人，而正因为她不是趋财奉势的人，所以坚决不肯把女儿送给卜局长当三姨太，以求免目前的灾祸（当然她也很明白，把女儿给了卜，就是葬送了女儿）。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林老板不得不出走避祸，则此女儿必须有个安排，林大娘的计划是安排好了丈夫与女儿以后，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跟那些敌人“拼命”。所以必须先使女儿有托，于是就决定了把女儿嫁给寿生（在林家那样小铺子里，一个店员成为老板的知心人，那是常见的）。林大娘的这一个行动正表现了旧社会中妇女的“宁愿粗食布衣为人品，不愿锦衣玉食做人品”的高贵的传统心理。林大娘比她丈夫刚强，有决断。 三、林老板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他的出走是没有积极计划的，但他不肯去乞怜，任凭人家来宰割，而终于采纳了寿生的这一计，这“出走”的行动就成为对于那伙坏蛋的反抗。 四、林小姐，虽然有点娇惯，但本质是好的；她对于黑麻子之类就有一种几乎可说是发于本能的憎恶。 以上所说，不知您觉得如何？至于您那油印的“学习小结”，大体上我都同意，恕我无暇细谈。 匆复，并颂健康 茅盾〔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致麦硕 麦硕同志：为工农兵服务是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方针，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精神。但是，照我看来，帮助你撰写令尊的遗嘱和碑文，恐怕不能用“为工农兵服务”来解释的。再说，立碑纪念，非对人民国家有极大功勋者，是不配的。为子者给父亲立碑，是封建社会的所谓“孝”与新时代的精神完全不符。因此，恕不能效劳。请原谅。兹将来信时所附材料退还，请查收。 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四年二月 致聂继三 聂继三同志：你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部《期望》，这种刻苦钻研精神是好的。但这部小说有三个缺点：（一）通篇的故事和人物，凌乱模糊，对话和口语有颇大距离，以致缺乏生动活泼的气氛；（二）基本写作水平太差，应当注意文句的通顺，少写别字，这是起码的条件；（三）看不出什么是主题思想，这样便失去了写小说的目的和意义。虽然你自己以为是有主题思想，但没有形象化，读者就看不出来，就失去效用。兹将原稿退回，请查收。 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四年三月 致魏斯可普夫 魏斯可普夫同志请转《新德意志文学》杂志社：值此捷克优秀的散文家吉希（egonerwinkisch）七十岁诞辰之际，我们在这里遥申祝念之忱。 吉希是中国人民喜爱和钦敬的捷克作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就用有力的笔调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描写了殖民地人民的悲苦。在文学上，他创立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发展了报告文学，使它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新文学，一种短小精悍的战斗武器。 吉希的报告集子《秘密的中国》，不但在形式上是别致的，在内容上也是丰富的。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了深刻的描画，对中国人民寄与了无限的同情。现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翻身了，已经作了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吉希描绘的旧中国根本变样了。但我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过去任何亲切的朋友们，吉希是我们怀念的朋友中间的一个。 吉希的逝世，捷克人民和德国人民都表示了哀悼，中国人民也有这同样的情感，并且认为，他的去世是文学事业上的一个损失。 吉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将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心里。 专此敬礼！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签名） 一九五五年 致《文艺报》编辑部 《文艺报》编辑部：十四日来信及所附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均已读悉。因为事忙，直到今日作复，十分抱歉。强立同志对我的发表于《文艺报》14期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的关于“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一语，提出反对意见，——他这样的讨论精神，使人佩服。我欢迎他提意见，但是，他对于我那篇文章中的那句话（如上引）的论断，是不能使我佩服的。 首先，我那篇文章的那句话——“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 是施耐庵起人……“——主要是讲”写定“水浒这件事，而…… 不是讲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是一回事，而写定水浒之果真是否施耐庵，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 谈。强立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我那文章中的这一句话得到了我是认为施耐庵并无起人的结论，又从此结论而得出了我的议论与胡适的见解一般的结论，——这是不能使人佩服的。 其次，我那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强立同志摘出了“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这一句话的那一段），全段文字的论点是从假定施耐庵是“写定”水浒出发的，因而，如…… 果强立同志是贯通全段文学的意义，而不是断章取义来作结论的话，便不会看不出我不但没有象胡适那样否认了施耐庵之实有其人，而且我是倾向于承认施耐庵是《水浒》的写定…… 者。 又次，最后“写定”水浒的（这就是说，现今所存的那些旧刻本的祖本），到底是施耐庵呢？抑是罗贯中呢？这个问题，不但在我为《文艺报》14期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定论，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有足够的可靠的证据来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结论（在这封信中，不可能就这一点多作论证）。因此，我以为就这问题不作硬性的肯定的说法，而用“如果写定水浒的…… 果真是施耐庵其人“，并没有什么不对（就强立同志的《没有…… 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看来，似乎他就没有想到《水浒》由口头文学发展到“写定”的书面文学的一大段过程，因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一句话中的最关重要的“写定”二字）。 最后，我以为强立同志的稿中引鲁迅的话，以及将“鲁迅”是笔名来比拟施耐庵之可能为笔名（他是注鲁迅原文的“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一句的“托名”二字发挥这样的议论的）等等，立论都不科学。强立同志倘把鲁迅的原文（见中国小说史略）全面地（不是断章取义地）仔细研究一番，便可知道他在这稿子中发挥鲁迅的话是和鲁迅原意有出入的。 我很欢迎任何人对于我所写的任何文字提意见，如果是我错了，我决不怕检讨。但是，对于强立同志所提的批评，则我以为他是歪曲了我的原文，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他的批评近于无的放矢（如果说得直爽些，便是无的放矢，而不是“近于”了），因此，恕我不能如他所愿地来检讨一番，却反而要自辩一番。 兹将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吗？》一稿奉还。 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致赫德利奇卡和赫德利奇柯娃 亲爱的朋友们赫德利奇卡和赫德利奇柯娃：我很高兴，收到你们于三月二十日从布拉格发出的信。我并且知道你们为了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交流而作的努力，正在一天一天发生更多更大的效果；我为此敬向你们祝贺。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腐蚀》，有些小小的排印上的错误。 现在我送上这部小说的最近版本一册，请查收。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选，我对于你们拟定要选译的那几篇，没有什么意见。 敬爱的朋友们，请再容许我对于你们的有意义的工作表示敬意，并请把我的敬意转致贵国的文化界的朋友们。 请代向我们的朋友其实克教授致意。在中捷文化交流方面，他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是我们所经常纪念而且十分钦佩的。 匆此奉复，并致崇高的敬意 沈雁冰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致教育部干部文化教育局语文编研组 教育部干部文化教育局语文编研组：来信收到了，你们提出的问题，简单答复如下：（一）我自己不记得《雷雨前》的写作年代，但确实记得不是一九二四年以前的作品。李广田同志以为大约写于一九三四年，是比较近似的推断。你们如果要确定此篇写作年代，可以查一九三○——三五年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因为我记得此篇是在上海刊物上发表的。 （二）一篇带着暗示性的散文，它的政治意义只能从全篇要旨上去推求，而不能从其中一字一句去“索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李广田同志的解释是基本上正确的。因此，我不能答复你们所提的问题，即关于“太阳、巨人……”等等的寓意。并且我认为你们也要在解释这篇的意义时指出，有些人喜欢猜度“蚊子”指什么，“苍蝇”指什么，而且觉得这些词儿如果得不到解答，那么，这篇东西就说不清楚——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或注释家）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丁的《神曲》开头写到狼、狮、豹，后来的注释家对于这三种野兽究何所指，争论了几百年，还是没有结论。我们不理睬那些繁重的注释，一样可以欣赏《神曲》。我举这个例，并非把《雷雨前》和《神曲》相比，《雷雨前》是篇小品文，而且实在并不太好，何敢与《神曲》相比？我举这个例，不过说明“索隐”式的研究方法只能钻牛角尖，无补于认识作品的基本意义。因为我自己也接到一些读者就“蚊子”等的寓意提出询问，觉得把一篇散文当作政策性的文章来读，好象已成为风气，而这“风气”是有害于欣赏、理解文艺作品的。所以乘此机会向你们陈述，希望你们能有所纠正。 专此奉复。致以敬礼！ 茅盾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 致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 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同志：来函敬悉。《战争》是根据英文译文转译的。英文译本发表于英文《国际文学》（莫斯科出版），即今日之《苏联文学》之前身，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处已没有登载该英文译本的《国际文学》，故无法与英译校对。但该英译本也是缩节的，故该书现在如果重版，最好和俄文原本校对。 我的意见是：《战争》似非吉洪诺夫的代表作，现在在苏联，也不大听人讲到，因而，现在若费大力来根据俄文原本校订补译重版，似乎是不需要的。请你们先弄清《战争》现在是否仍在苏联印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重印我这译本。如果苏联仍在印行《战争》，则我建议你们找一本俄文的来，和我的译本对照一番，只要没有大出入，则删节处不补，仍以节本形式重版也可以（当然要说明，这是根据莫斯科出版的英文节译本转译的）。如果苏联现已不印行《战争》，那么，我们也不必再版这个节译本了。 特此奉复，顺颂编安 茅盾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安烈 安烈同学：您的诗稿《永定河的歌声》我读过了。现在把我的意见简单写在下面：一，你的这部稿子包括二十首诗，企图把官厅水库工程来个全面反映，作这企图是好的；但是二，这些诗，严格说来，都不能说是诗，而是分行写的散文；因为三，这组诗中的抒情诗性质的那些诗句是干巴巴的，而那些叙事诗性质的诗，也缺乏形象的描写，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较起来，《开闸的时候》一首稍稍有点形象描写，可是也还不够；四，你是在官厅水库工地干过，你有生活，但是，显然你还没有能够把这些生活用形象思维表现出来，即把生活的感受写成诗。所以然之故，恐怕你还不能发挥想象力，并且你的词汇也疲乏。你的诗句一般都缺乏节奏感。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我因事忙，这封信只能这样简短，请你原谅，并祝你进步。原稿奉还。 茅盾一九五六年三月 致陈吉辉 陈吉辉同志：你的来信和业余自修计划都看过了，你能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和尝试着文学写作是很好的，但是从你的自修计划看，计划既是长期，则阅读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也应当是长期的。你的计划只在第一、二、三月有上述的阅读计划，而以后就是投稿计划，是不对的。 最好你先拟订一年的计划。而此一年的计划可以把阅读和习作交错进行。习作也可包括对于阅读的心得。照来信看，你的写作能力还必须提高；而且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需提高，来信空话多，就是你的弱点。学习写作，首先是少说空话，使文字简炼。匆复。祝你健康！ 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三月 致毛丹、黄治正、施大鹏 毛丹、黄治正、施大鹏等同学：四月五日来信收到了，对于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只能简单答复如下：一、我的长篇和中篇作品按写作先后来说，是：《蚀》（《幻灭》、《动摇》、《追求》）、《虹》、《路》、《三人行》、《子夜》、《多角关系》、《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剧本）。 二、短篇小说及散文，从前印过《茅盾短篇小说集》、《速写与随笔》等等，现在印有《茅盾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是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年月，除偶或记在各篇末尾的，其它的都记不起来了。 三、从“五四”后，我也写过不少论文，但从来没有出过论文集；而且也不是全用“茅盾”这个笔名，曾有人做过关于我所用过的临时笔名的“索引”，可是现在我这里没有这个表（因为这是解放前十年光景有人这样做的），恐怕也找不到了。有些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期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会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对于那些杂文，向来不剪存，也从未想起过出单行本，因为我觉得这些杂文都是因时因事而讽刺，事过境迁，未必有再印的价值。所以，这一部分是除了找旧的（十年、二十年前的）报刊，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四、以上是对于你们第一个问题（如何读到我的旧作以及这些旧作发表的年月日）的回答。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我的“创作道路的发展”。抱歉得很，我过去没有多讲自己，因此，没法告诉你们找什么来看。只在《茅盾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版）上有一篇后记，是一九五二年写的，可以看看。 十年前写过一篇《回顾》（刊于重庆《新华日报》）也是谈到自己写作过程的，但这一篇我自己也没有留底，所以找不到了。现在，我还不想多谈自己。有些作家爱写自己的写作经验，而且也真有一套经验；我呢，不然，不爱谈到自己，也谈不出一套经验。能够谈的，有几句话就可以谈完的一点“甘苦”（你当它是经验吧），那就是《短篇小说选集》后记所包括了的。因此，恕我在这一点上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五、我觉得你们打算成立小组叫做“茅盾小说散文研究小组”，未免是小题大作。更重要的待研究的东西多得很呢，何必来研究叫做“茅盾”这么一个作家呢？我劝你们不必如此小题大做，因此，恕我也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指导你们的研究。至于你们想要知道曾有些什么文章批评、分析过我？那么，你们如果要简便一点，可以找丁易所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及还有别人所写的同类的书（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如果要多知道一点，那就得找十年、二十年前出版的书和杂志了。抱歉的是，我自己也没有保存这些批评文章，甚至连目录也没有。 六、研究一个作家是属于文学批评范围的，和学习写作不同。你们来信末尾又说到学习写作的问题。如果你们是为了学习写作而研究茅盾的作品，那就另是一回事，可是你们来信的前部——大部分都是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提出问题的。 看完了全信，我不能不反问一声：诸位同学的意图是学习写作呢，或是学习文学批评？如果是前者，我劝你们不可专看一人的作品，即使这一个人是伟大的作家，例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杜甫、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要看各种风格不同的作品，要自己反问：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作品？是不是人云亦云，而自己并无所得？我向来是什么书都看，看得有味，多看一遍，看得无味，就放手。所谓向前人学习，以我看来，无非是“博览群书”，贵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人云亦云而已。 我这封信，一定使你们失望，但没有办法，只能这样草率，因为写信的时间也要挤的。 匆此奉复，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 致刘或 刘或同志：六月十日的来信收到了。你想以你县合作化初期为背景写一小说，很好。你考虑到这题材已经过时，因而你问写这样一起小说是否会有用？我认为这就要看你写出来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当然这里包括了艺术的概括）。如果把写作和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看得太机械，那就缩小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所以“过时”的题材也可以写。 我想提出一点来请你注意：就是关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如果人物写不好，弄成概念化，那么小说就可能变成政策的图解，那就没有意义了。 至于从何写起，这是没有定规的；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开始。 匆复，顺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六年六月 致郭殿兴 郭殿兴同志：六月十七日来信和《麦收之夜》稿都收到了。现在把我读后的意见写出来，供你参考。 你的这篇小说，企图通过抢收麦子的事实，来表现农民为了生产连自己孩子在生病也不顾了，并通过王兴甲的母亲怎么样照顾仲明的有病的孩子，来表现新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王兴甲的母亲，可是你对于这个人物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没有很好的刻画。其次，在情节的安排上，也有问题。你在小说开始时只写兴甲的母亲为了仲明的孩子生病而心神不宁，然后写她和儿子一同到仲明家里，然后又写暴风雨来了，人们都去抢收麦子，剩下老太太一人看守孩子；你这样的平铺直叙，就不能把事情写得紧张，而且那场暴风雨在文章里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一开始就写那位老太太正在怀念仲明的生病的孩子中而暴风雨来了，于是她想到仲明这时一定更为难，于是她和儿子冒雨到仲明家去，那就会紧张得多。 人物描写是要从人物的行动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你这篇小说，只给读者看了一个故事——而且是粗糙的故事，说不上有人物描写，这是最大的毛病。 再说故事的细节方面，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你写老太太先是看守孩子，后来又忍不住出来看收麦子，但最后发现她是找医生去了，而从她看守孩子到离开孩子的期间，孩子的病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老太太会突然想到去请医生呢？ 这就是说，情节的发展是突然的，脱了节的。 有的地方交待得不明白：例如“……向仲明夫妻俩人说………仲明跑进屋里说……”前面仲明还在听老太太说话，并没有出去，怎么突然又跑进屋里来说呢？又说“……兴甲跑来对仲明说……”兴甲不是也在屋里吗？怎么又跑来呢？他从哪里跑来呢？ 整齐的文句不够生动。只有“大风骑着麦浪奔来了………”三句还富于形象性，但这里的“骑”字是不妥当的，不如用“卷”字。你问我，你能不能致力于文学，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你现在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还很差，因而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看你怎样努力的问题。我劝你在业余时间多看些作品，在生活中有些感受就作些习作，慢慢地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原稿附还。 祝健康！ 茅盾一九五六年六月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恕我不另写信，只在您原信上注了一些就寄还给您了。 茅盾〔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录〕茅盾在叶子铭二月十八日信上的批注：（一）我根据孔另境《怀茅盾》的记述，问茅盾同志当年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否教《小说研究》与《神话研究》，他批道：“没有教《神话研究》。”1（二）我引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里的话：“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 1叶子铭注：茅盾后来在《回忆录（六）。文学与政治的交错》里说：“我在上大中国文学系教《小说研究》，也在英国文学系讲希腊神话，钟点不多。” 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并就这段话问了几个问题，他作了如下四条批注：（1）在”职业“两字下面划了红杠，注道：”此处职业指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工作，非指上海大学；因为在上海大学教书是尽义务的。那时上大经济极端困难，教书一小时只发一元薪水，而且常常欠薪，另有职业的人就应尽义务教书了。“”在上大教书约一年，从它开办起（即瞿秋白当上大教务长时），那时我主要时间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那时也参加社会活动。“（2）就我所问”先生所指的朋友，是否即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批道：”有他们，但不光是他们几个，还有不少，今天健在者也尚多。“（3）就我所问”先生后来参加五卅运动是否与当时在上大的活动有关“，批道：”不是上大的影响，而是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和另一些同志在搞工人运动。“ 致郭小川 郭小川同志：苏联《文化与生活》约我写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稿子，我是觉得这样的应景文章很难写。但不写也不好。同时我又觉得苏联朋友征文的方式也很呆板，不够活泼。我还不知道他们约中国作家写这样文章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仅我一人，也太嫌单调。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组织三四人，我也在内，每人各写一段（长短不拘），一总送去，也显得热闹一点。而且，这已组织好的三四人的文章也可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这样是一举两得。 如何之处，请速复。即颂健康！ 雁冰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来信及论文收到了。您的论文，是化了工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评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1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说来好笑，我自己也不记得四十年前我在《小说月报》十一卷写过那些文章，2也不记得一九二七年以前我在《文学周报》上写过《论无产阶级艺术》。您是否可以告诉我：《论无产阶级艺术》发表时 1叶子铭注（下同）：当时我把论文寄给茅盾同志，主要是想听取他的批评指数，还没有想到要出版，茅盾同志以为我是希望他推荐去出版。但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他律己之严。后来，由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其中先生，将这篇约六万多字的论文初稿连同茅盾同志的这封信，一篇推荐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2指《〈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 署的是什么名字？如果是个笔名，而且不是外边熟悉的那几1个（一定不是“茅盾”二字，因为这个笔名是在写《幻灭》时开始用的），那就有可能是把别人的文章（例如我的弟弟，他在出国前也是弄弄文学的），算到我头上来了。那会闹笑话的。 因此，请您便中告诉我那篇文章的署名，让我自己来回忆一番。对于您这评论文，我觉得太长了点，还可精简些。我的2有些作品可以一笔带过，不必详细述起。兹将原稿挂号奉还。3匆此并颂近安 茅盾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 1这篇文章发表时署名沈雁冰。 2后来我没有遵照茅盾同志的这个意见办。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约请以群同志审阅这评论文时，以群同志从如何全面地评价茅盾的文学道路及其代表作品这一角度出发，对论文中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并鼓励我修改充实，结果文章又从六万字扩展到十一万多字。由于自己水平的限制，在修改过程中仍然未能克服茅盾同志所指出的行文不够精炼的毛病。 3在茅盾同志寄还的论文原稿上，他用毛笔加了许多批注，对若干史实做了订正与补充，可惜这些批注连同论文原稿一起丢失了。 其中有一些批注，我在拙作1959年出版时，曾以“茅盾自己说”的方式收入注中，因而得以保存下来。 致拉。古尔巴扎尔 敬爱的拉。古尔巴扎尔同志：接到您的五月七日寄出的信，感到非常荣幸。十分抱歉，由于工作太忙，直到今天才来答复您，请您原谅。 《子夜》蒙您翻译，能与蒙古人民见面，甚感光荣。现在写了短短的几句话，作为《子夜》蒙文译本的序文，随函附上，请查收为荷。匆此奉复，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致沙战 沙战同志：来信和《天桥》稿均收到。我以为从一篇文章来学习写作方法，应该注意人家如何通过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何描写景物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何安排层次，如何使用语言，等等。而不在于模仿文章的形式，用不用反问句，等等。 这样才能从人家的作品中学到“方法”，而不仅是形式的模仿。 因此我不想接受你的建议，把这篇文章加以修改、说明，发表出去，叫别的学生也来这么学习写作方法。也没有必要把你这起文章做个例子，叫别人不要这么做。因为，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做这种事（您还是把这问题提到您的语文老师的面前吧）。抛开模仿问题不谈，就事论事，这篇稿子有下列的缺点：一、因为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从报上取材料，所以描绘长江大桥不生动，不能感动读者。二、后面一段议论与前面的描写不衔接，不知你主要的是描写长江大桥的雄伟，还是驳斥右派分子的谰言。这两点是我对你这篇文章的简单意见，供你参考。 匆复，顺致 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致袁宗铣 袁宗铣同志：你请老舍先生转给我的信收到了。和你怎么说好呢？你现在被“作家”这个称号迷住了。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理想不对，但是你所提出来的具体作法却大成问题，简直是荒唐的。 写作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一个作家必须具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观察、分析、概括生活的能力，还要具有写作的技巧等等。但主要是生活经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就需要从劳动锻炼中去获得。你今年十九岁，写一封信，不通的句子和错别字还不少，你不想在农村劳动锻炼，同时刻苦自学提高文化，而想到北京。到北京来干什么？ 你现在应当在农村劳动锻炼。你只有十九岁，应当好好地劳动锻炼七、八年，然后再谈做什么“作家”。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准备长期在农村落户。可是你这么一个十九岁青年，想做“作家”，却要到城里来，这真是荒唐的想法。我劝你赶快丢掉这些荒唐的想法，安心在农村劳动。 匆此，即祝健康！ 沈雁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1958年 致朱身荣 朱身荣同志：因为到外地去了一趟，今天才给你回信。《白杨礼赞》是我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走过西北各地回到重庆后写的。当时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大部分的中国，但是解放区的光明景象已给我深深的印象。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这篇文章，不可能公开的表示我对解放区的赞美，所以只好用这种隐蔽的、象征的笔法来表示我的情感。这就是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处境。 匆复，即颂健康！ 茅盾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 致徐静昌 徐静昌同志：你来信问《动摇》中的一些问题，现在我简单的答复如后。这个答复也许你不满意，但我只能这么告诉你。 我想看小说应该注意的是这本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而不是书中所叙述的一些故事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小说是作者根据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感受，通过书中人物的经历和互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动摇》也就是说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某个小县城里，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情况。并且是企图借这小县城所发生的故事（当然这是虚构的），来概括当时的更大范围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小说不是历史，他所描述的人物、情节，都是根据作者为了反映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编造出来的。这些人物也就是他平常观察很多人的综合和提炼的结果；书中的情节也许是他平常耳闻、目见，或者完全是因为故事的发展的需要而设想或编造出来的。只要这种设想或编造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是那时的社会可能发生的事件就行。所以不能当成学历史一样的，考证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你看小说去注意这方面是徒劳的，而且影响你对一本书的主题思想的体会。 《动摇》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秋，地点是湖北的一个小县城。书中所谓县党部是国民党的县党部。 此复，并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 致王西彦 西彦同志：大函并大作均已收到，谢谢。去秋以来，先为出国忙，后又为病忙，迄今仍未痊愈，每日用脑二、三小时而已，过此即头晕，夜间一定失眠，服药亦无效。说这些废话，无非想向您解释，您的小说没有读，至于评《子夜》的长文，在杂志上发表时读过，只因近来记忆力大不如前，读后强半忘却，仅留这样一个印象：您把《子夜》太恭维了。出版社要出作家的“文集”，把我算一个，我本来不赞成，可是他们说，不全印，不能看到我是怎样发展来的，因此，只好同意了，但总觉得这是浪费。为了校订旧作，我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重读“推出去算了”的东西，真是一读一把汗。所有的长篇，都写坏了，都是小醇不掩大疵的；短篇只有一、二篇还无瑕可击。 散文中亦仅有三数篇可说是意境笔调还过得去而已。偶然谈到这些，非以文过，盖亦自忏也。 匆复，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 致延泽民 延部长：1我读了您的原稿2了，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就基本上证明了您这原稿是有吸引力的。您要我提意见，我就把不成熟的意见供您参考。 一、原稿前半部（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还可以简缩些。本来，中篇小说开头调子慢些是可以的（假定这原稿可以作为中篇单独发表），但原稿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紧凑些，就更好，这几节中，歌子很多；引用歌子，有好处，但太多了也会使结构松散。 二、您信中说的准备修改的几处，我因不熟悉书中背景生活，就没有资格判断该不该那样改。我仅就小说的结构来说，照现在的样子，比较紧凑，是一步紧一步，线索单纯，如果照您信中说的那样一改，就得提防分散线索（这是指来信所说拟议的修改方案的第一、二条）。其次，我也不知道您这 1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2指延泽民著《红格丹丹的桃花岭》。 平原稿在您计划的长其中占多少地位？除已写者尚有多少没有写；如果还有大半尚未写到，则尽有机会再描写小凤和牛柱子的性格。因为以我看来，如果让牛柱子留在后方担任赤卫队游击小组的工作，其目的不光是交待情节，而且也有描写牛的性格的任务。所以，应不应当，请您从这点上来判断罢。关于小凤被捕前动员群众转移活动这一点，也可以作同样的考虑：即不是仅仅为了交待事情而是为了表现小凤的性格。小说不是历史，也不是工作报告，因而不必一定要把应当有的动员群众转移工作实写出来，虚带一两笔也可以的。至于（三），把当时总的政治形势交待几句，把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交待一下，我认为有此必要。因为，我看了原稿，虽然知道这是在陕北的故事，可不知道发生于何年何月，不知道这场斗争对于当时总的敌我形势起了怎样的作用。如果补上这些交待，那是很必要的。 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我认为您这原稿，基本上是能站住的。如果把这场斗争的重要政治意义（即破坏了敌人想在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前先把这个当时全国仅有的根据地消灭掉的企图）很显明地在书中表现出来，那就加强了小说的政治性和教育意义，也就是，把这小说提高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水平了。因此我认为吴平、老高在向游击队讲话时，不妨简略地提到敌人的企图，借以加强这场游击队战争的全国性的政治意义。 匆此，顺颂健康 雁冰〔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上午 我以为可以考虑改为“第三人称”。 致b.特路静 敬爱的b.特路静同志：我荣幸地收到了您在早些时候寄给我的信。现在我已经照您信上的意图，写了一篇关于亚非作家大会的政论性的文章，特此随函寄奉。如果您以为这篇文章适合于你们的需要，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为了时间关系，我这篇文章只能用汉文原稿寄给您。翻译工作，请苏联同志担任。） 请接受我对于您和《文学报》的崇高的敬意。 您的忠诚的 茅盾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致特米脱莱夫斯基 敬爱的特米脱莱夫斯基同志：十一月四日您的来信收到了。在塔什干时，已经收到了您的信及《涅瓦》杂志一册；由于事忙，没有马上写回信，十分抱歉。 知道你们打算翻译我的小说《腐蚀》，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也愿意为这本小说的俄文译本写一篇序文；可是，由于我在本年十二月和明年正月将很忙，这篇序文可能要在明年一月尾，方能寄给你们。希望这不会打乱你们的计划罢？如何之处，请给我一个回信。 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 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文艺组同志：来信都收到了，迟复为歉。 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年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情（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的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也十分抱歉。 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 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的，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切，不敢不实告耳。 匆此，并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 致马尔兹 亲爱的阿尔伯特：幸亏沙博理1提醒我，使我补救一个不小的过失。我十分抱歉，因为忙和病，我竟至于忘记回答您在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长信。 事情是这样的：您那封长信到我手上时，我正要到东北各省视察工作。因为信中并没有立即要答复的事情，那时我打算等视察完了再写回信，不料一个月后从东北回到北京，我就病了，接着又忙于别的工作，这样就把写回信这件事耽误下去，而且，实在万分抱歉，竟连有这封信需要回答这样一件事也忘记了。 现在我写回信，已经相隔一年，这一年内，世界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也有了重大的变化；正因为变化多，我们都感觉到日子过的太快，虽然相隔一年，好象只有一个月。 您的长信，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1沙博理外文局翻译家。 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尤其复杂。有些作品当启发表时，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后来不久就被遗忘了，另外有些作品的命运则相反。如果结合着作启发表的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两者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我们不讳言，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首先是从作品对于当时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但是，我们也反对只看到眼前的效果而忘记了长远的利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当地既产生了社会影响而且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也仍然能感动读者。不过，这样的作品，在短时期内不会大量产生。在一个变动得很快的社会内，短时期内能够大量产生的，是对于当时当地会发生影响但不一定能够长久受到注意的作品。这也许是新社会的新文学艺术在发展中不能避免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责任在于创造条件使这过程缩短。我们既不应当满足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应当低估目前成就的价值；自满使我们不求进步，而低估成就也会打击新生力量的积极性。 我想，我和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您不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条重要原则吧？我相信您是不反对的。但是，原则上的意见一致，并不要求我们对于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要意见一致。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果强求一致，那就会束缚了作家们的活泼、自由的创造力，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诬蔑。亲爱的阿尔伯特，您一定同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从事于这两条战线的斗争。 我感谢您对于《子夜》的细致而深刻的分析。您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上的缺点，完全正确。书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够鲜明清晰，这也是重大的缺点。这几个共产党员（做工人运动的中级干部），其中有教条主义者，也有托洛斯基分子。这是一九三○年中国上海的一种情况。因为写得隐晦（当时不得不如此），今天的中国青年也不会一看就明白，无怪乎一个外国读者会弄不清了。但主要还应当归咎于我没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故而不能把这几个党员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生动。 我听说您已经获得出国护照，将于最近游历欧洲，我为您和您的夫人庆贺。我希望您和您夫人能够借此机会到中国来。您和您的夫人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客人，到中国各处去看看。我希望您能够及时接到这封信，并且希望您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随时和我联系。（妥当一点，请把信写给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而不写给我个人。因为四月后我也许要到外省去视察，不一定常在北京。）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盼望在不久将来能在北京欢迎您和您的夫人。 您的忠诚的茅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 h附录i《关于茅盾与马尔兹的交往》美国进步作家、短篇小说和电影剧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是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的好莱坞十人之一。他上了黑名单，失了业，被迫移居到墨西哥城。 一九五六年，马尔兹读了我译的茅盾的《春蚕》。他给我写信对茅盾的文学天才深表钦佩。我把他的话告诉茅盾。茅盾让我转达对马尔兹的问候和对他的著作的赞赏。 马尔兹通过我把他的一些新作送给茅盾。茅盾推荐了其中部分作品给某些同志译成中文。 我为两位作家传递信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文化革命才被迫中断的。 沙博理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 致延泽民 泽民部长同志：宁安一别，倏忽十有余月。缅怀光仪，恍如昨日。常从刊物得读大作，尤深钦佩。顷接大札并惠赠近作集《千里雷声万里闪》，谢谢。别来既病且忙，并无新作，偶写短论，亦缺新的见解。而出国任务又来，周内既须起程，以此栗六，未能拜读尊作，无任歉仄。旅途中当携以相随，读后倘有浅见，再当奉告。匆此顺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因为在庐山养病，此信迟复为歉。《学生杂志》所载各文1我无底稿，且我久已忘之。这些都是“为稻粱谋”的滥制品，不值再提。只有那篇《理工学生在校记》是有意译出来，给2那时中学生一点实用科学的知识。匆此并颂健康雁冰〔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原目录附还。 1叶子铭注（下同）：指我随信附上的一份茅盾在1917-1920年间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译作与文章的目录，如《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翻译）、《学生与社会》、《1918年之学生》等。 2这是茅盾同他弟弟沈泽民合译的作品，连载于《学生杂志》第7卷第7-12期和第8卷第2-3期上（1920年7月-1921年3月）。 h附录i茅盾在叶子铭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信上的批注：（一）我在信中提出，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我的信里说，他进商务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一七年，（或许还要早一年”），从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已在商务出版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三百年孵化之卵》看，我推断他进商务的时间应是一九一六年。对此，他批道：“这是对的。我记得是袁世凯死的那年的夏季进商务的。”（二）从一九一八年后茅盾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显著增多与地位突出的情况，我猜测当时他已参加《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此，他批道：“当时我是半天帮忙编《学生杂志》。”（三）茅盾在《学生杂志》第8卷第4号（一九二一年四月）。发表译作《七个被缢死的人》（俄。安特列夫著），署名雁冰、泽民译。但该刊8卷5-6期连载这篇译作时，又改署明心译。为此，我问为何换译名？明心究竟是谁？（类似情况还有）对此，他批道：“我也记不起为何换人，也不记得明心为谁？可能是由泽民一人续译，他故弄玄虚，换用明心的笔名。” 致普实克 敬爱的普实克同志：我愉快地收到您九月二十三日寄自布拉格的信，谢谢您对我国建国十周年的祝贺和寄给我拙作《腐蚀》的捷克文译本。 您为介绍中国文学所作的努力，对中捷文化交流有巨大的贡献，我谨趁此机会对您的宝贵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请代我向吴何。jvoch同志致意，由于他辛勤的劳动，使我的作品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们见面。 加立克同志早已会见，惟因我事忙，且年来常病，未能经常和他畅谈，深以为憾。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 您的忠诚的 茅盾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致楚马克 敬爱的楚马克同志：感谢您寄给我《虹》的乌克兰文译本和对我国国庆十周年的祝贺。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之际，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致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沈雁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 致人民文学编辑部 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关于为作家出版社编《一九五九年短篇小说选》一书的初选工作，我有几点意见和你们谈谈。 一、初选作品的字数约为出书字数的一倍。例如本书准备出五十万字，则初选作品的字数可以在一百万字左右。 二、题材应尽量求其广泛，各方面都有。其中比较薄弱的方面，初选时的艺术标准要放宽些，例如少数民族方面的就要比工业农业等方面的放宽些（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写的和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 三、应尽量包括各种各样的风格。 四、你们认为可选可不选的，也集中起来送给我看。 五、除中央各刊物外，要尽可能广泛地选辑各地方刊物的优秀作品。请催促各地方把推荐的目录早日寄来。 我想，根据以上五点来做初选工作，就可以避免把应该选入的作品遗漏了的现象。不知你们以为如何？你们有何意见亦盼函告。匆此，顺颂编安！ 茅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致阮文梅 敬爱的阮文梅同志：我愉快地收到您的来信和《春蚕》越文译本。这本书装帧、印刷都很漂亮，料想译文也一定漂亮。我的这些作品能和越南读者见面，使我深感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对您为增强中越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祝您工作胜利，祝您和您的全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茅盾一九六○年十月十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来信早收到，事冗迟复为歉。现将您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简复如下：一、我进商务编译所不是蔡元培介绍的，他们说的没有根据。 二、他们说我在北大时就同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接触，这也不确。我离北大预科时，蔡元培尚未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陈独秀、李大钊亦未到校。我是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在上海认识陈独秀，平时李来上海住过一个短时期，我因事同他1见过几面。 1叶子铭注：据茅盾同志后来的回忆，1920年年初，陈独秀从北京迁到上海，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曾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茅盾等人，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谈话。这是茅盾第一次会见陈独秀。此信在这件事上记忆有误。 三、当时有一个平民女子学校，是掩护党的活动的公开机构之一，刘少奇好象没有在平民教过书，邓中夏等教过，我也教过英文。当时学英文的只有三个学生，夜课，教了个把月，就不教了。这三个学生一个是丁玲（那时叫冰之）；一个是王剑虹，后来是瞿秋白的爱人；另一个姓名忘记了。 四、在武汉编《民国日报》事。当时我在《民国日报》写短篇和社论，有的具书（用一、二代号），有的不署名。 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 致胡万春 万春同志：三月二十九日来信早已读过，因开会事忙，未及答复，深以为歉。您寄来的三本书，也都收到。正象来信所说，您的作品我读过一部分，但没有系统地读，也没读全；因此您寄来的书，我十分珍视的，有工夫时，一定要从头读一遍。您在十一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半文盲达到今天的水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是受了党的培养而致此，但是，您自己的努力该是主要的因素。十二年来，党对于工农子弟的培养，其数量当以万计，但能够有所成就而且巩固下来，发展下去的，却为数不多，而您是其中之一，这中间就有个自己努力或不努力的问题。我常说，今天的年青一代的作家比我（或者同我同辈的作家们）年青时代要强得多；我在您那样年龄的时候，写不出您所写的那些作品。在这一点上，就因为我那时是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用说得不到党的培养，那时连党也还没有成立呢！那时候，我们摸索着追求着真理，努力想求得生活何以如此、又应当怎样的答案——当然只凭借自己的有限的思想水平，但确实是遇事都动了脑筋。这样做，就常常走弯路，但也有好处，即磨砺了思索能力，而当若有所得时，可说确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对于写作，有平方便之处。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如前所述，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将结论教导你们；这是你们在写作前的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利之处亦在于此，——因为不是自己碰了多少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此在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因此，作协帮助年青作家的经验值得总结一下，方法上应当更灵活，更多种多样。我还没读过您修改后的《在时代的洪流中》，将来读了其他作品时当一并以鄙见奉告，今天恕不多谈。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敖德斯尔 亲爱的敖德斯尔同志：大函敬悉，如果我的不成熟的感想对您有点儿帮助，那是我很大的荣誉。您在您这样年纪所作的成就，超出了上一辈人的同样年纪所作的，这是我们祖国、也是蒙古族弟兄值得骄傲的，我以为您此后在创作上还有一个高地必须攻下来，这个高地就是文学语言的个人风格。攻这高地，首先从作品人物的对话使有个性开始。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一开口便自不同，——所谓如闻其声。王汶石、李准的作品所以引人注目，此为其重要因素。若论结构、人物描写，您和其他内蒙古作家实无多让。我给乌兰巴干的信里，也讲到这一点。 我的评论只是个人感想，我没有就您的作品和别人交换过意见；因为大家都忙，很少闲谈的机会，而且我读过的，他们未必读过，评论方面百家争鸣的空气还不太浓，我们有责任使它浓厚起来，活跃起来。我希望听听你们那里对我的评论的意见，也希望我的不成熟的评论会抛砖引玉，在《草原》上激起一点波动来。 不多写了，祝您更大的成功，祝您身体健康！ 茅盾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致中学语文编辑室1 大函送来时，我尚在国外；本月十七日回国后始得拜读，又因忙碌，直到今天作复，幸恕怠慢。您信中所提出的几点疑问，我都尽我所知作了简单的答复。为了省事，就在原信上加了注，这也要请您原谅的。 各条中，“塘路”及“官河”二词如求详释，则应如此解答：一、“塘路”即旧时期站的路线，嘉湖一带俗称“官塘大路”者即指此，称“塘路”者是一般通用的简称。此种“塘路”为旧时嘉湖一带主要的陆地交通的“干线”，前清时初办电报，即沿“塘路”敷线。 二、“官河”为嘉湖一带水上交通的干线。被称为“官河”的水道，并非全是“运河支流”，但几乎全部是和“运河支流”通航的。所谓“运河支流”，是指清代为了漕运而疏浚 1刊于《中学语文教学》，1982年第4期。据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注：此信系“1963年，我们给《春蚕》作注时，写信向茅盾请教。茅盾同志回了这封信。”原信发表时就无台头。 的接通着大运河（即直贯南北的大运河）的内河。 三、因为嘉湖一带地形关系，“塘路”和“官河”常常是并行的。故如谓“官河岸上的路即塘路”，可通，常不尽然。 四、为了简便起见，我以为“塘路”即可注为“嘉、湖一带陆地交通的干线，清代的驿路即以此为基础”。“官河”可注为嘉湖一带水上交通的干线。 写得杂乱，目的是使您有一个整的概念，至于如何提要钩玄写成注，请您斟酌罢。 匆复，顺期健康 沈雁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致夏衍 夏衍同志：昨看《早春二月》后，曾述鄙见，归途在车中又反复思之，兹走笔再渎，供诸同志参考。 一、如何看待萧涧秋、陶岚两个人物？我以为萧与陶有同又有不同。两人都有反抗旧社会的气骨，是其相同处；但萧则湖海飘零多年，有徘徊莫知所从之概，陶则与世隔绝、骤接新思潮，故多勇往直前之气。萧之追求真理，已有年所，故托尔斯泰主义已先入为主，当票与陶岚相遇时（亦即与文嫂相遇时），表面上或主观上虽似一徘徊歧途者，然而潜意识中，托尔斯泰主义实占上风。陶则猛一觉醒，正值大革命前夜，风云澎湃，陶只有被卷入之可能，而无彷徨徘徊之余地。然而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还不到能侃侃而谈，折服萧之地步。现在我没时间取柔石原作分析此两个人物之精神状态，或许原作对萧、陶之性格描写，未如此明朗，然我们不妨在影譬如此发展他们。何则？因为如此发展了他们，虽与原作有出入，但对当时现实，固无抵牾也。 二、如果我们肯定了上面的论点，于是：a、强调萧之思以个人力量挽救人间苦难之思想而又自怀疑（择一适当镜头加几句简炼的话语，或对陶倾诉，或独白）；b、如何处理文嫂？文嫂是一个善良的家庭妇女，负着旧礼教的包袱。镇中的谣言使她痛苦，然而温顺的性格和生活的穷困又使她不忍也不能毅然拒绝萧的照顾和温情。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文嫂，则在阿宝病死，萧来探望时的一段对话，可以略加修改为：萧劝文嫂再嫁，而且暗示有人会牺牲自行接受她，文嫂暗示“此人”另有意中人，她何必损人（破坏了陶岚的恋爱）而不利己？（怀疑萧未必能终爱，而自己将为社会所笑骂）文嫂表示了将一死结束漫长的苦痛，嘱萧善视采莲，并谓陶小姐一定也能善视采莲。c、然而文嫂此种适合于她本人境遇的暗示并未能使萧正视现实，却反而激起了他潜意识中的托尔斯泰主义，故在昏夜彷徨时，对陶小姐直白了自己的打算，（此可用影平原来对话，但可稍稍修改，于激昂中带阴悒，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可考虑萧独吟此句，以加强气氛）。陶始而惊愕，继而沉默深思，终乃平静，谓之曰：“此乃从井救人，她将来不会幸福，你也不会幸福，而我……没有说完，她就跑走了。d、文嫂自杀后，原有镜头，大体可以保留，但萧之留书出走，似可改为萧正在写信，未完，而陶至，陶夺书读之，冷冷地问萧欲往何处去，萧不答，表示绝望的困惑。陶以坚决声调说：我也要走。萧惊问：何处？陶答：革命风暴的中心。萧睁大了眼睛，陶厉声说：你现在还是徘徊么？还是幻想个人力量可以使不幸者幸福么？陶说完，奋然即走，萧似大梦初醒，大呼追之。全剧结束。 以上的想法，在批判了萧，同时又不至于离原作太远。把萧处理为逃避斗争的人，似乎也不妥；萧只是受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毒害较深，误认为此乃反抗旧势力、感动人心的法门，故对于共产党指示的道路，长时期徘徊不决而已。 昨日大家曾谈剪去萧拟娶文嫂一段，但我后来反复考虑，觉得如此一剪，则后面的镜头有不少都得改动，补拍太多而且剧情也缺少回荡曲折之势，所以我现在作如上之设想。请你们参考。 顺颂健康 雁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日上午 致曾广灿 曾广灿同志：十一月七日来信敬悉。事忙迟复为歉。瞿秋白当年称《子夜》为受了左拉《金钱》的影响云云，我亦茫然不解剖所指。在写《子夜》之前的十年，我曾阅读左拉之作品及其文学理论，并赞同其自然主义之主张，但彼时中国文坛实未尝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当时文坛上，尚未见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时创造社尚在提倡唯美主义也。一九二七年我写《幻灭》时，自然主义之影响，或尚存留于我脑海，但写《子夜》时确已有意识地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有意识地与自然主义决绝。但作家之主观愿望为一事，其客观表现又为一事，客观表现（作品）往往不能尽如主观所希冀。《子夜》在客观上未能如作者之所期，此为事实，但此则可以说是自然主义尚未全然摆脱，而不能说它受了某一具体作品（如《金钱》）之影响也。如谓题材有相似之处，乃从表面看事物；因《子夜》所写者为半殖民地之中国之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斗争，决与法国之资产阶级之内部斗争有期本质上之不同也。此即我对于瞿秋白云云茫然不解剖所指之故。但四十年来，我未有一言自辩，此因我对于凡评我作品之言论，都不作自辩，不欲对瞿例外也。 今承明问，本想缄默，继而想一想，还是说几句罢，故略述如上。但您写论文时，请勿引用我此信。您如同意我的看法，可阐明之，但不必引用我此信曾如何云云。 其次，来信第二问，非事实。第三问，吴荪甫其人，并无原型，至于有人说原型为章伯钧（来信所述），尤属荒谬。 章乃一政客，如果欲把他写进《子夜》，他当与屠夜壶并列，还攀不上吴荪甫的一行也。匆复，顺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敖德斯尔 亲爱的敖德斯尔同志：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了，迟复为歉。谢谢您赠给我的《遥远的戈壁》。我刚刚把七月间读《花的草原》后所作笔记整理好，此后打算把《遥远的戈壁》及其它两篇读一遍，写点感想，供您参考，并以供《草原》的需要。我写的评论，只是直感而已，未必中肯，聊供大家参考。我很盼望您能对我这些直感提意见，也盼望《草原》编辑部同志们提意见，以便我能认识到自己批评与不足。匆上，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致鼎生 鼎生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大札敬悉。大作土地诗篇早已收到，事冗未能即刻拜读。月前始抽空读之，敢以读后感奉告，未知有当否？ 一、此书写闽西老区在抗战初期之英雄斗争史实，对读者进行阶级斗争之教育，作用极大；二、我读时要一气读完，不能释手，（但事实上只能每天早上读一小时至二小时），读后深受感动；其所以然之故，在于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英雄形象，非常吸引人；二铁、春花、春花娘、亚桂、银仙，等都写得有血有肉；三、全书布局，极见匠心；开头以“看嫁妆”揭开二铁与春花过去之革命历史，同时反映了此一地区之革命斗争之剧烈、民众力量之雄厚，这一篇，就非常有力，气势蓬勃，以后各章，分写各个方面，疏密相间，波澜壮阔。 四、环境描写，也大都能衬托故事与人物；写紧张场〔面〕和写幽静场面，同样动人。但是，五、鄙见以为环境描写时夹文言，时或稍多，有损于全书文学语言之统一。（《红楼梦》之环境描写，常用二、三偶句，此点或起赞赏，或以为病，所见不同；但我们今天则似以少有文言偶句为妥，尊意以为如何？）又，人物对话，龙岩方言既无法用，而使人物操北方语亦不合式，故不得不用五四时所谓白话，此使对话部分稍稍减色，乃不得已之事，但如能设法使其变化，俾聆其言如见其人，则更好。我不谙闽西语，不知有什么方法使书中人物之对话带有地方色彩而又不至于对读者不便。姑提出此问题，请您考虑。至于全书内容，则因我全无此方面之生活经验，不能赞一辞。我盼望续稿能迅速出版，以满足凡读此第一部者之热望。以上所谈，都甚肤浅，既承下问，聊充芹献而已。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北京 致李西亭 李西亭同志：由文化部转来九月十七日大函敬悉。《白杨礼赞》中“纵横x荡”四字，本应作“纵横决荡”，“纵横”字义易明，至于“决荡”，出晋书刘曜载记《壮士之歌》。《壮士之歌》陇上人为陈安所作，颂陈安之战绩。其词有云：“……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的注释虽未举出处，而实获正解。《小学教师进修用书》语文第一册注释“纵横泱荡”为直决横扫，原自不误，但以“决”为“泱”，却又弄出新的问题。查“泱”字本义有翁郁、尔广、宏大等等。“泱荡”连用，义亦犹是，而又随文小异。苏舜卿（宋人）城南感怀呈永叔：“……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天岂意如此？泱荡莫可知！”此处“泱荡”二字有渺茫难测之义。 故“泱荡”连用，虽有出处，但不合《白杨礼赞》原句上下文义，自应以作“决荡”为是。 您又问：词律。卜算子条下小注，“骆义乌诗用数名，人谓为卜算子”，“诗用数名”何解？按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杜甫亦表示钦仰。但后人对骆，评价不一。“诗用数名”盖讥骆诗《帝京篇》中迭见“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等句故也。向来诗起家推重《帝京篇》为骆之代表作，以《帝京》概余作，遂谓骆“诗用数名”。其实骆其它作品，“用数”不若是其多且滥也。故“诗用数名”一语亦含片面性。鄙见如此，谨提供参考。 匆此，顺期健康。 茅盾〔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致臧克家 克家兄：前后两信均敬悉。程光锐同志的诗曾见过，抄示之词则第一次见，很好，微嫌结句稍弱。这是瞎评，不足以当大雅也。雪垠兄亦有长信谈《李自成》长篇小说一部分内容。尊作三首，均拜读；诗以写怀，本贵天籁，镂章琢句，已落下乘，据此以论，尊诗固不失天然风韵，胜于徐娘半面也。妄论如此，以为何如？徐迟兄何事久不得解，弟一无所知，今知其已解决，喜与兄同。便中乞为代致意。目疾依然，腿脚软，手指麻木，亦依然；参加追悼会之类不费目力、指力与脚力，尚能为之，苟此而不能，则将偃卧床榻，不能起立矣。 匆复，顺祝健康 雁冰〔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 臧克家注：信中提到的“尊作三首”，是我听到徐迟同志问题得到解决，即兴挥泪而成的三首小诗，抄录于下： 寄徐迟同志 （一）（二） 函简拆开喜欲狂，心如大海浪掀天，急展彩笺道情长，顿觉江皋在身边，提笔不能书一字，会晤有期心先乐：只任眼下泪成行。二三好友话灯前。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 附记：欣闻徐迟同志问题得到解决，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息，和泪草成八句。 （三） 开怀话前程，门掩人已去，怜子脚未停，空余怅惘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附记：老友徐迟，为经营归宿地，争取继续工作，南奔北走，其未有定。今得半日谈，中午皆小休。及其送行，而人已杳，斗室空空，满怀惆怅。盖体我病情，不忍打扰。明日，徐迟又将向江南奔波去矣。 克家 致沈楚 如璋侄女：八月二十九日函悉。你总以为为我治病的医生们不小心，这是太冤枉他们了。为了节省目力，此信不谈这些废话。 有人说马寅初解放前不走路，家中雇轿夫，但我亲见则完全不是。他解放初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时，不顾政府供给他的别墅与小轿车，住在二十四层楼的第十层，上下不用电梯，喜步行；同出国数次，在国外参观，健步如飞，少壮者追尘莫及，此非耳闻，皆目睹也。为欲替他辨诬，故写了那么多字。 你问《子夜》内那几个领导工人运动的党员似乎“盲动蛮干”，你不知那时正是立三路线时期，“盲动者”不但此数个搞工人运动的人也。吴荪甫、赵伯韬，同样是否定人物，吴荪甫以民族资产阶级一分子而堕落到买办阶级，善读书者当能看到，正怒其不争气，何得而同情。至于赵胜而吴败（在公债市场方面），乃当然之事，因为赵是最大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写他胜利是合于当时历史的。当时确有丽娃丽达村，这不是什么“白俄的桃花源”，而是当时一般颓废的青年男女消遣光阴、谈情说爱之地。 《第一阶段故事》是失败的作品，说来话长，也可不说，为了节省目力。匆复，顺颂健康。 愚伯雁手书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 致锡培 锡培同志：十五日长函敬悉。枸杞尚存不少，京中近亦易得。令妹患食道癌，甚为忧念。但愿平方奏效。十多年前，叶圣陶夫人亦因此病去世，病时甚痛苦，当时他们百方求药，但未闻曾服坟墓中之五谷水，想来此为川省独传之秘方，然而都市中早通行火葬，没有坟墓，不知偏远农村有之否？但愿有，且服之有效。我之目疾，如前函所云，只能如此；京中同病者有五、六人，其中有五十余之中年人，他们也曾南奔北走，中西药并用，但结论是：最有效之药为尽力节约目力，阴天及灯光下连大字书也绝对不看。否则，一边仍然用目，一边服药，是南辕而北辙也。 您信中所说传抄的坏小说《少女的心》，京中据云有五个抄本，青年抢着看。谋财害命，打群架而杀人，为了男女关系而杀人等等犯罪行为，仍以青少年为多。京中也不免，至于扒手，司空见惯，而且尤其可虑者，第三者看见了也不敢当面抓住；据云，扒手有党，你如当面抓破，不旋踵就会受到报复，那就轻则被毒打，重则有性命之忧。此非危言耸听，有人身经其事。凡此，皆为阶级斗争剧烈之反映之一角。犯罪之青少年，各色人都有，不少高干子弟，比来函所举之厂长要高得多的干部的子弟。父辈为革命不惜掷头颅，洒热血，谁又料到子弟会堕落。来函说的那个厂长，则是教子不严，纵容为恶；大部分则是身为高干的父母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子女的行为，以至进了坏人集团，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不多写了，但希望您有工夫时常以社会情况见告，即颂健康！ 雁冰〔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致臧克家 克家兄：十五日手教敬悉。闻新添气管炎，请及早诊治；若变为慢性，尤其麻烦。萧涤非先生等新作，弟因目病不能阅小字，未曾拜读。《文史哲》及《历史研究》，家中亦有，但几辈工作较忙，早出晚归，不能为弟朗诵，俾以耳代目也。雪峰病可忧，科学虽云发达，遇此等症亦毫无办法。冯至旧体诗十起首能抄示否？年前承抄示程光锐之《沁园春。咏出土铜马》，昨理旧信，竟找不到，倘承再抄示则感何如之。他有新作否？也很期盼。李卓吾之《史纲起要》从前我读过；一半钦佩，一半略觉不够味。时代限制，阶级限制，历史上批孔崇法之古人，大抵如此，不能苛求也。即如王荆公，也不能彻底。自汉以后封建统治集团以儒家为愚民工具，除了农民起义领袖，文人之批孔崇法最好者不过李卓吾亚流耳。姚雪垠兄谓李自成后来亦不免倒退问道于孔孟，此谓失败之一因。 汉武雄才大略，但董仲舒毕竟是他抬举起来的。李世民为秦王时与为唐太宗时好象是两个人。信笔胡扯，不值一笑。匆此顺颂健康。 雁冰〔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致臧克家 克家兄：五月二十八日及二十六日大札敬悉。承抄示程光锐新词甚感谢。我日来在赶阅《李自成》第二卷原稿（此为二次读）以便应雪垠兄嘱，写些不成熟的读后感，因此迟迟始作复，期谅。兄验血、肺部摄影，结果如何？仍有低烧否？甚念，祝一切顺利，没有难治的怪病。 吴世昌弟素识，薛宝钗后嫁贾雨村一事的考证，我早读过。确如尊论，言之成理，但红学家们未必都赞成此说也。内蒙王府旧藏《红楼梦》抄本早闻起事，未见起书。译起一小册，现已译为汉文出版，不知何处可以买得；倘有所知，乞示为幸。匆此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 致冯乃超 乃超同志：日前承枉顾晤谈甚快。《中山大学学报》第三期鲁迅杂文昨已读过，并读了注释、编者附记、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等。我也认为鲁迅这篇杂文的发见，甚为重要，可以补正向来对于鲁迅思想发展阶段的说法——即认为鲁迅之从进化论转到阶级论乃在一九二八年初。尊意以为如何？ 鲁迅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越两日乃发生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但鲁迅此文却已预见此政变之必将发生。至于此文何以直到五月五日发表，猜想是《国民新闻》的编辑将发此文付排而忽得政变消息，深恐惹祸，于是临时扣住了。 但《全集》未收此文，想因鲁迅后来离穗经港返沪时，行色匆促，未将发表此文之副刊收存，故后来《在钟楼上》一文中提到的“给一处做文章……”显指此文，而又云“然而终于没有印出……”是误记。尊见如何？ 日来秋老虎施虐，为近年所未有，尊体及尊夫人哮喘受影响否？深为系念，千万珍摄。匆此，并请俪安！ 沈雁冰〔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致锡培 锡培同志：四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五一”前有过几天天气很热，可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却忽然天天刮西北风，最高温度只有摄式十八度，室内比冬天更觉寒冷。气候之变化与你们成都是一样的。 艾芜同志已经来信了，是四月十八日的。现在我写封回信附在此信中请你便中交给他。 你来信说我身体很好，认为我可以活到九十岁甚至还要多。可实际上，我虽然还能在屋内走动一下，走出院子去就非人扶不可了。而且动辄气喘，所以还是以躺在床上的时间居多。“五一”节游园，看焰火，这是不用费什么精神的，也不用走什么路，倒不累。如果连这种小活动也不能参加，那么既便不马上就死，也倒如马寅初和刘文辉了。当然也有上午还参加活动，晚上突然死去的（如丁西林）了。所以我也不把死生放在心上。 花生、黄豆北京还可以买到，请你千万不要费心。 此信由家里人代笔，只写了这几句。倒是盼望你时时来信。 关于鲁迅旧体诗《莲蓬人》，艾芜信中也谈及。鲁迅的旧体诗我统统看过，以后你不必费心再抄给我了。好，匆此祝安！ 沈雁冰〔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 致陈漱渝 陈漱渝同志：来信收到已久，因事迟复为歉。承询“新犹太……”，是指当时流行的用yiddish（伊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和“希伯来语”大不相同）写成的文学作品。当时美国的犹太人曾用伊第绪语出版了一个刊物，上面登有文学作品，但不多。想请鲁迅或译一、二短篇小说（从德文译本转译）或介绍新犹太文学的简史。 但来函以为此事可作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关系的一种材料，则恐未妥。当时我接编小说月报，来了个彻底改革，将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鲁迅虽非文学研究会会员或发起人，但他对文研会事业是支持的，所以我请他为它撰、译文稿也。匆此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 称“新犹太”者，以别于用希伯来文写作之作品。希伯来为古犹太语文，今仍流行。 致陈瑜清 瑜清表弟：信及照片都收到了。西湖苏小墓对联下联是“风月其人可铸金”，非“花月”，来信误。我欣赏此联因其简赅，胜于其它长联。尤其是下联，点出苏小身份及其可贵处。铸金用勾践铸范蠡金像说。我当时不知孙为杭大教授，我是应杭大校长林淡秋之约，去讲了一次，乱谈而已。 赵朴初的《永难忘》，迟日当抄给你。因为我自己目疾，不耐多作字，而家中人又太忙也。匆此即颂健康！地震似乎说得如何如何而已。 雁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 致王亚平 亚平同志：大函敬悉。迟复为歉。近来严寒，我亦气管炎发作，三天两头大咳，甚至引起低烧，因此常服消炎之药，则又有消化不良之副作用，十分困顿，以至友人嘱写之件，都未如命。 为兄写小幅，同样耽搁。甚愿春节以后，气温回升，气管炎可少发作，那时将可报命。 大作新诗，将在何处发表？甚愿早读为快，回忆鲁迅拙文乃应日文版《人民中国》鲁迅专号而作，《人民文学》编辑部刊出原作；友人们或谓我将写回忆鲁迅成一小册，其实非也。 匆此即颂俪福！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致孔罗荪 罗荪同志：多年未通讯，忽得四月五日来函，欣慰何如。关于王杏根同志所询各问题答复如另纸。我年来各种老年性慢性病应有尽有，但最严重的是气喘，服药无效。人老了一切都在衰退，是治不好慢性病的根本原因。左目已失明，这也是现在尚无办法医治的所谓黄斑盘状变形，周建老两目都患此症。我的右目虽无此病，只有0.3的视力，小字根本无法阅读。例如写这封信，只有在光线强的情况下为之。但亦不能持久，记忆力也差了。巴金近况早有所闻，亦曾同他通过信，但愿他译的赫尔岑文集能告成。杜宣来京已见过。匆复顺颂健康！ 附纸请转交。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 关于鲁迅电贺长征胜利事，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一、史沫特莱把长征胜利事告鲁迅，（平时国民党封锁消息，一般人都不知道），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 二、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当时我有别约，时间已到，未及详谈，只说：电报如何拍出去。鲁迅说，这就要史沫特莱办了。（要知道，那时，在国内，根本不能打电报到陕北，在国外，除了第三国际——即苏联，大概也不能与陕北通电，而苏联之能通电，也只是我们当时的猜想而已。） 三、此后，因为那时忙于别事，跟鲁迅相见时都谈这些事，（这些事有对付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有关左联内部纠纷的等等），就没有再问鲁迅电贺的事；鲁迅也未提。遇见史沫特莱时，也没有谈及此事。 四、进入一九三六年，当前要做的事更多了，我把电贺事完全忘了，鲁迅似乎也忘了，都没有再提（请注意，当时我虽然常到鲁迅家，但每次都有事而去，谈完了那件事就走了，根本不能长时间聊天。） 五、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预展时我看到有一幅画是我与鲁迅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大为惊异，当即告诉他们，事实不是两人合拟而是鲁迅一人拟的，且我那时未见电文原稿，也不知有那些人（除鲁迅外）在电尾署名。 六、当时鲁迅博物馆拿不出电文全稿或其抄件，只说是解放前某根据地的报上（似是晋冀察日报）载的一条消息有此一句——即一九七六年版鲁迅书信集上所载的。 七、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史沫特莱回忆录（早有英文版）未谈及，且根本未提及她建议鲁迅发电事。所谓从巴黎转云云，都是解放后知有此事者的猜想。所谓“从巴黎再拍到陕北”这一猜想是不合理的；只能猜想史把电文弄到巴黎（不是从上海拍电而是把电稿寄往巴黎法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然后由巴黎法共转到莫斯科，然后再转到陕北。 我能回忆的如此而已，过去有过许多人问我，都是这样回答。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 致王德厚 王德厚同志：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悉，我未曾看过一九四七年重庆文光书店印行的《鲁迅旧诗新论》，亦不知编著者司空无忌为何许人，或许竟是文怀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怀沙曾见过，但我确未看过该稿。“引”中所谓“此诗〔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至于画家王姓一节，我记得其事，曾与人语及，或为文怀沙辗转得知。然我当时谓王君将赴苏区（当时称瑞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为苏区），非谓苏联也。文怀沙说是苏联想是传误，又加以“深造”二字，则可见其捕风捉影。鲁迅日记之赠画家一诗是否即为赠王君，我不敢必。记得当时言及王君，非为诠释鲁迅诗（平时约为抗战时在重庆），实亦未见此诗。 日本人赴苏联者有之，但恐非画师望月玉成，至于赴苏区，则敢断言是没有的。望月先生肯定没有到过苏区，或想去；鲁迅赠诗时，他正要回日本。诗中“春山”似可泛指，不要指定为革命根据地也。 雁冰〔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致王德厚 王德厚同志：七月二日来信及《鲁迅旧诗新论》均收到。简答如下：一、看了《新诠》的《引》及各诗的“按”语，想不出这个自称司空无忌者究竟是谁，但《教授杂咏》按语谓一九四三年，洪深在复旦大学教书，则似非事实。 二、“豪〔华〕灯照宴敞豪门”诗后按语谓我说鲁迅之友某曾作一画云云，全非事实。我不记得曾对谁说过这样的话，鲁迅之友中亦无画家；且此诗所刺之豪门，显然不是日本军人。 三、《引》中说他在四川白沙教书时曾晤魏建功；又说何其芳很欣赏他这《新论》，两人皆在北京，不妨问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个司空无忌是何许人。 我看了此诗每条按语，觉得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片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论》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匆复即颂健康！书邮寄不便，请来取。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 致周而复 而复同志：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以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不多写了，即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 致臧克家 克家兄：一月二十五日示悉。迟复为歉。在《光明〔日报〕》刊出的《满江红》，内行见了是要笑掉牙齿的。碧野有信来，言将去成都，而重庆，而沿江直抵武汉。雪垠是为看看地形而去山海关还要去松山，以便《李自成》第三卷写作时在地形方面不出错。他这认真的精神实可佩服。那一带，与明末相比，大概山川依旧，虽然城郭全非。至于碧野今天走的那个大圈子，则连山川也变换了，好在他不是写历史小说。 您早该出个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始找您，总算受了碧野那件事的教训。《丹凤朝阳》之出版，“人文”实犯迟疑之病。碧野自然不能久等。匆上，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 致刘英 刘英同志：大示敬悉。您要那张照片的复制品，现随函奉上一帧，请查收。 至于湖南人民出版社拟出闻天同志纪念册，要写回忆事，当勉力为之。容稍缓数日，写好奉致。我能回忆的，一是抗战时我到延安，二是解放后闻天同志任驻苏大使时，我到莫斯科有事曾到大使馆见过他。可惜那时的谈话现在只能记个大概。 匆此，即致敬礼！ 我住在交道口南三条十三号。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来信迟复为歉。有些事，我也记不清了，只能简单回答。 一、当时社会史论战，可查当时的刊物，我也记不起是1什么刊物。论战的参与者不光是托派，也有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他们的论点相似，即中国正进入资本时代，那就是说，当时的一点民族资本主义可以发展而摆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当时左翼社联的人驳斥之，论战由此而起。 二、多头、空头，其实看小说中所写，可知其意义。简言之，吸进公债者谓之多头，卖出者（其实大多数做公债交易的人，手头并没有债券）谓之空头，因其手头并无债券而 1叶子铭注（下同）：指1930年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里曾经说过，《子夜》的酝酿、构思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密切的关系。解放以来，关于这场论战的资料未曾收过集子，不易查找，我因此写信请教他。就在给我写这封信后没几天，茅盾于10月9日为《子夜》新版写了《再来补充几句》一文，文中对当时论战中各派的主要论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详见《子夜》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卖出，故谓之“卖空”。月底结帐时，他可补进以抵卖出之数。 他的盈亏，那时就见分晓。1三、一九二五年底到广州，一九二六年四月尾离开。当时，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我任中宣部秘书，做毛主席的助手。中山舰事变后，汪精卫出国，毛主席也不担任代理部长，我遂回上海。 四、商务印书馆当时有个罢工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 即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 1当时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说《子夜》里关于交易所的描写，有不少专门术语如多头、空头、标金、花纱等等，弄不清其含义，希望将来《子夜》再版时能加些注释。我把这些意见和希望写信告诉了沈老，因此他在复信中对多头、空头作了解释。 致袁良骏 袁良骏同志：大函敬悉。承指出拙作（刊于《世界文学》之《向鲁迅学习》）论鲁迅对尼采之评价时有片面性，极为感佩。其余论一般关于鲁迅思想发展之提法有不妥处等，具见精审。我年来老病文迫，左目失明，右目亦仅0.3视力，且有白内障，阅读困难；写该文时未能细读鲁迅当时论文，致有此误。建议您将尊函中论点写成一文寄给《世界文学》以正视听，不知有意否？至此〔于〕我自己，荒疏已久，值此……粉碎“四人帮”，文学艺术得解放之盛世，敢不竭尽绵力，追随文艺界同志们的后面。亦盼指数，互相切磋，匆此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信及书1均收到。兹就书中有关事实方面之小小错误，另纸书呈，供参考。至于全书论点，我无意见。又，书中引陈伯达语，似乎可删。匆此即颂2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 h附录i茅盾同志对《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一九六三年 1叶子铭注（下同）：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 2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和1963年版第92页所引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里的一段话，内容是转述上海外文报纸记载鲁迅、茅盾受国民党法西斯通缉的情况。这段话在1978年的修订本第96页里仍然保留，但删去了出处。 版）的审阅意见（以下均为原文）：页4：“在上海任国民通讯社的主编”，误。我从未任此职，中山舰事变后我回上海，仍在党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 页6：底页末一行“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应为一九四八年底，党中央布置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离香港到大连，转沈阳暂住。 北京和起解收后党派一列专车请所有在沈阳的民主人士到北京筹备政协会议。“页7：”主要是从事国家最高文化行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下，可加”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后编辑为《鼓吹集》，《鼓吹续集》。“页9：”算学“均应改为”数学“。 页9：“八岁时……”，“体操”二字应删。当时该校无此课。又“教员是懂新学的”句应改为“由于教员不懂新学，故茅盾虽入学，却不经常上课，而由他母亲教他”。又此句中说该校课程有历史、地理，亦误。当时该校并无此两门课程；我父亲当时卧病在床，由母亲教我历史、地理。又此下一大段“同时，在进小学之前……”到页10“不近”为止，都不合事实，应删。 我的父亲因自修数学，从来没有工夫教我读书，在我十岁以前，都是母亲教我。 页10：《新民丛报》外，还有《浙江潮》。 页10：关于我母亲的一段，应有如下内容：母亲姓陈，是乌镇名医陈我如的唯一女儿，我如先生名驰杭、嘉、湖三府，白手起家，积资较多，把这女儿从四岁起就请人教古典文学。茅盾的父亲在订婚后 1中山舰事变后，茅盾曾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沪筹办国民党左派的报纸《国民日报》并被内定为正主笔，但这张报纸后来并未办成，详见茅盾的回忆录（八）《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拙作旧版曾根据孔另境的《怀茅盾》一文，误认茅盾回沪后任国民通讯社的主编，孔另境系据传闻将这两件事混合起来了。 到丈人家学医，茅盾的母亲十九岁出嫁，受丈夫影响，改学当时所谓经邦济世之学，先习中国史、地，后习世界史、地等等，但不学声光化电。茅盾的父亲除数学外，也习声光化电，《格致汇编》是当时上海出版的起刊性的介绍西洋声光化电的书。 页12：页底末行“……陶焕卿、范古农”均删。当时二中（即嘉兴府中）无此二人任教，二中的校长方青箱是同盟会中人，教员中有数人（如教几何的计仰先）也是同盟会中人。辛亥革命时，计仰先带学生军（其中有二中的高年级学生）进攻杭州巡抚衙门。方青箱作为光复后的嘉兴军政分府主席，二中校长换了人。校中民主空气没有了。 页12：我进北大是十七岁（虚岁十八）。上面的“十五岁”应是实岁。书中讲到我的岁数时或虚或实，不一致。 页25：我不编《小说月报》原因如此：当时礼拜六派攻击《小说月报》，我在《小说月报》上作文反击，商务内的顽固派怕起来了，说商务向来不得罪任何人，要我停止反击，我不肯，就辞职。商务怕我出去后另办刊物与之竞争，于是坚留我仍在商务任编辑（归入“学生国学丛书”的《庄子》等书，即在此后编的），而以已在商务编《儿童世界》的郑振铎继编《小说月报》，表示《小说月报》方针不变。郑振铎于一九二二年来上海，初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后入商务编《儿童世界》。 页48-49事实是：一九二五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勾结帝国主义占夺了上海环龙路44号的房子（这所房子本为孙中山私宅，是辛亥革命后华侨送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时，这所房子就成为“上海执行部”的办公大楼，平时尚未建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的国民党左派党员失去了领导机构，于是党命令恽代英和我筹组左派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成立，另租房子为办公室1。此时，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左派的国民 1据茅盾后来在《中山舰事件前后》一文里的回忆，当时党指令恽代英同他筹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81号。 党上海市党部选派代表六人去广州开会1，恽代英与我是代表。到广州已为十二月下旬2，大会后，恽与我被留在广州工作，恽进黄埔。我进中宣部。二次大会选汪精卫为中宣部部长，汪因已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能兼顾，当场推荐毛主席为代理部长。我进中宣部即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同时进中宣部的还有萧楚女及二、三个广东左派国民党年轻党员，后又从浙江调来了张秋人（也是共产党员）。中山舰事变后，毛主席辞去代理部长（汪精卫出国，中宣部长实际上无人，蒋介石请顾孟余——北大教授——担任中宣部长），我和萧、张都退出中宣部，萧留广州，在农讲所工作，又兼黄埔政治教官，张秋人（他原是浙江地下党省委委员）专编《政治周报》，我回上海。我是在中山舰事变后一星期方回上海，原文谓“中山舰事变后第二天我即回上海”，与事实不符3。 又原文（页48）“那时的部长是汪精卫，后来代理部长是毛主席”，亦与事实有出入。可照我上面所述事实酌改。 1据茅盾后来的回忆，当时选派的代表共五人，除恽代英、沈雁冰外，还有张廷灏、吴开先等人。详见《中山舰事变前后》。 2据茅盾后来的回忆，抵广州的时间应为1926年元月初旬。 3据茅盾后来在《中山舰事变前后》里的回忆，他是在中山舰事变后四、五天，根据党的指示离开广州返沪的。拙作旧版曾根据孔另境的《怀茅盾》一文的记载，误作事变后第二天回上海。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来信悉。政协常委会开了三天，昨天刚结束，二十四开五届政协，五届人大二十四日报到。所以将有十来天的开会忙。趁今天有时间，作复如下：一、瞿秋白的一句话，可以不删1。因为对瞿的评价，从大前年起就不同了。详情将来再奉告。 二、东渡日本是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在日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如姚韵漪同志等所忆2。一九二二年到松江景贤中学讲演有其事，时间约为秋天。 1叶子铭注（下同）：指拙作《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1963年版所引瞿秋白评茅盾创作的几段话。1978年修订这本书时，这几段引文均保留，后出版社领导考虑到当时瞿秋白同志的问题尚未有结论，主张暂时删去。 2指翟同泰同志1962年10月间访问姚韵漪（杨贤江爱人）、高尔松时，姚、高对茅盾避难日本情况的回忆。当时，姚韵漪、高尔松也在日本。 三、离新疆时间应为六月间1。因为我得沪电，知母亲逝世，借机向盛世才请假回沪料理家事，并在迪化设祭；事在四月尾。但盛世才表面上让我和张仲实回乡探亲，还设宴饯行，但事实上却以没有交通工具（指飞机，那时迪化——兰州并无班机，只有不定期的便机），拖延一月余，后来我们从苏联总领事处知有苏联大使馆专机将经迪化赴渝，我们就经总领事同意，搭此便机，盛无可如何。 四、在西安遇见朱总司令，他要回延安，我们就搭上他的车队，时在六月尾。在延安住约半年，住鲁艺，沈霞沈霜2都留延安学习，沈霞于一九四五年牺牲。 五、抗战胜利后，约于一九四五年冬经广州到香港转上海。在港候船约一个月，期间曾往澳门，住表侄女家（其夫为医生，在澳极有名，共产党员），二十来天。一九四六年二、三月到上海3。访苏回上海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杪再去香港。 六、《走上岗位》，在重庆写（内容大概是民营工业由沿海城市迁往大后方），未写完。登于何处，记不清了。我对此稿不满意，未留底。 我父名永锡，字伯蕃。 七、《几句旧话》上所说往广州时间，不一定对。其实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尾。您可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何时开会，便可确定。因为我和恽代英等是去开会的。 八、新疆学院当时没有文学院，张仲实回忆属实，但我所教是《社会教育》，讲义自编，并不教《创作基本知识》或《语文》。我在新 1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茅盾一家离开新疆的时间是5月初，到达延安的时间是1940年5月26日。这里所说的离新疆与赴延安的时间均有误，茅盾后来在给柳尚彭的信里曾作过更正。 2沈霞，茅盾的长女，1945年在延安时为了上前方工作，做人工流产手术而感染发炎，不幸牺牲。沈霜，即韦韬，茅盾的儿子。 3据《上海文化》月刊第5期载，茅盾是1946年5月26日抵沪的。 疆还有其他杂务，如“新疆各族文协联合会”主席（新疆各民族——包括汉族——各有一个文协，我去后，盛世才即谓我的主要工作不是教书，而是办这个联合会，联合会是我到新后方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会长，这也是我到新后成立的。还任“文化训练班”主任。每周去讲话一次，等等。 大概如此，供参考。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九日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三月二十八日来信及本月五日来信均悉，二十八日信收到后刚碰上一些事情，（将来可面谈），又因信中所问各点，（如《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成份问题，不该我来回答），所以且搁一下，至于我说的“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我因事奔丧回乌镇一次，《林》、《春蚕》、《当票前》即此时所写，那是当时写文时的“托”词；回家奔丧（祖母撤灵），乃二十年代事，《林》、《春蚕》等写作时，我已无回乌镇之自由。这些短篇1是凭我在上海定居（那是在进商务后的第三年）前期过去所见所闻而写的。《春蚕》是因我祖母喜养蚕，（那是我未进中学），亲身所体验而写的。抗战时（大概在重庆），我写过一篇《我怎样写〈春蚕〉》（那时被逼写的，因为要支持当时的一刊物《青年知识》）。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一个月刊《文萃》（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刊行）转载了《青年知识》这篇 1叶子铭注（下同）：后来经韦韬同志帮助沈老回忆，确认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沈老一家回过老家乌镇奔丧，时间约一个多星期。 文章。至于《文萃》何人编辑，该刊不载，看它内容，一大半是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昆明、成都所出报刊上登过的文字，内容庞杂。我早已忘记有这《文萃》，新近有人拿来给我看，才知道我写过怎样写《春蚕》。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图书馆（专藏抗战前后的一些旧报刊的特种图书馆）或者有之。 吴老太爷之死是一种隐喻，查我在新疆演说时未有此言。 只是《子夜》开头吴老太爷死后，范博文（或别人）说：封建的古老僵尸到半殖民地买办阶级银行家、工业家的上海自然要风化了。（未查对原文，此是起记忆写的）。“经济杰作”云云，我当时未说。当时我只说一九三○年中国经济问题之论战，此在新版《子夜》原后记之后的《再补充几句》中说得比较明白。关于您所说涉及党史（大革命时期我的活动），上海出版社编辑部拟删，那就随它删罢。其实，自从五、六年前，就有各地的革命图书馆派人持函访问我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见闻及工作，他们都说是备参考的。今年起，来者更多，应接不暇，前言“碰上一些事情”，此为其中之一。瞿秋白仍未有明确结论。许广平回忆解放后写，可能有记忆不真，前后矛盾，而且鲁迅与朋友长谈或短谈，许不一定都在场，事后，鲁迅好象也不会向许详细复述。我前信说瞿的问题有时间我可多说一点，这也待面见时说罢，因为牵涉多人，而主要的周建人又极力否认当时外间所传他对外宾说的话。以上回答您二月二十八日来信。 本月四日来信，谓您将力争保留以群原序，其实不必力争；以群问题未有结论，因需要平反的事，各地都很多，上海亦多。现在先期反曾被“四人帮”囚禁、迫害至死，或残废的人。自杀，在党看来是反抗，罪同叛逆；要平反，得放在稍后了。在您的书上登了以群的序，未必即算恢复名誉，但出版社自然在未得上级明白指示前不敢贸然为之。瞿秋白事，前已谈到。此不再谈。您听说的主席逝世前对瞿的问题曾说过一句话，我未有所闻，此间亦从无人说起，想来是谣传。 《光明》已登其《子夜》尊作。其《林》文如果也是《光1明》约写，怕未必登而将转交其它刊物。《光明》今后将作2为科技、教育专刊，此已见《光明》改革宣言。 匆复即颂撰祺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 近二个月的忙、乱，前所未有。而本月中旬又将召集文联、作协恢复会议，各省都派人来，那又得忙一阵了。 1指1978年4月15日《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所载拙作《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画卷——重读茅盾的〈子夜〉》。 2指拙作《评〈林家铺子〉》，这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约写的，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六月三日来信收到，因事忙不能即复。《林家铺子》写作时间，与我《故乡杂记》无关。《故乡杂记》中所写的，大部分（或竟全部）是回忆，非回家一次的所见所闻。例如《春1蚕》，我有《怎样写〈春蚕〉》（大概如此）被抗战胜利后（约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上海出版的《文萃》转载，近始见之，原来发表于何处，我也记不得了。我于一九二七年前，即从我进商务到大革命失败蒋介石通缉“要犯”数十人之后，这大约十年内，最初每年回家两三次至四五次，后移家上海 1叶子铭注（下同）：我接到沈老1978年5月7日信后，曾再次写信给沈老，提出他所写的《故乡杂记》一文，记述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后回故乡乌镇的沿途见闻，甚为具体详细，似乎不可能纯属虚构，目的是想借此证明沈老“一。二八”后似乎回过乌镇，而《林家铺子》、《春蚕》、《当票前》等短篇的创作，同他这次的故乡之行有关。这里的一段话以及全信的内容，都是针对我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请参见沈老1978年5月7日信注2（本书第419页）。 （大约是进商务后的第四年），即不常去。“奔丧”在一九二1七年以前。一九二七年以后，偶尔去一、二天（因我母亲有时回乡我送她去，或她要来沪寓，我去接）。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因母病回家，自己也发痔疮，故未能参加鲁迅丧事。《林家铺子》决非回家一次所写，正如《阿q正传》不是鲁迅回家一次所写而根据回忆也。还可以告诉你，《林》原应《申报月刊》创刊号之请（他们只要一篇小说，不出题目，但又怕内容太激烈），题名曰《倒闭》，主编《申报月刊》之俞颂华（此为我老友，是个进步人士）以为创刊号上登《倒闭》，似乎不吉利，商我同意改为《林家铺子》。你如能查得《申报月刊》创刊号，即可知与《故乡杂记》无关也。匆此即复；顺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1沈老在1932年12月所写的《我的回顾》一文里说：“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争，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弃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我曾就这段话里所说的“奔丧”，写信询问沈老“当年是奔谁的丧？”由此就引出了关于沈老“一。二八”后是否回过乌镇的问题。 致孙中田 孙中田同志：九月一日信敬悉，《文艺论丛》一册书收到了。 《腐蚀》是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大众生活》周刊上的，当时《大众生活》是香港一资本家向香港政府登记准备出版的一个刊物的名称，但尚未找到主编人。韬奋到香港后听到这消息，觉得这名字不错，“生活”二字又与生活书店吻合，因此就接编了这个刊物。我不知道有《大众文粹》旬刊这样一个刊物。 我在延安时曾应周扬同志之约在鲁艺讲过三、四次课，题目大概是：关于市民文学，并未举办“文艺讲座”讲“中国文学运动史”。讲稿当时曾油印成一册。 您写的《茅盾译著年表》连载在吉林师大学报上的，我只见到了头一期，以后各岂不知是否已出版？ 我身体不好，信由别人代笔。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致鲍祖宣 鲍祖宣先生：手悉。叶紫兄谈及鲁迅与我联名电贺长征胜利一事，您当时是听他口说，而您编的《女子月刊》大概并没记载。当时，这件事谁也没形之于笔墨，因为这将冒砍头的危险。《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载有我的《我与鲁迅的接触》一文，是根据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在鲁迅博物馆的座谈记录稿整理成的，其中第五节《关于贺长征电》，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但只说到鲁迅同我谈起此事，那时他尚没把电文起草，所以我未见电稿，亦未谈及署名，后来没有再询此事，鲁迅亦未再言及。好象陕北方面亦没有电文原稿，且亦无人知道贺电全文，至今只剩了一句话。我以为此事无关重要，应以鲁迅发电为要，不必再牵连到我了。此颂健康。 茅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致柳尚彭 柳尚彭同志：来信悉，简答如下：《白杨礼赞》写作时间大概是一九四一年，于重庆。 赴延安是一九四○年六月于西安遇见朱总司令，搭他的车到延安的。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乃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即赴新疆，离新疆赴延安，又离延安至重庆）以后在重庆写的。 此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致陈铁健 铁健同志：《历史研究》及大函均收到，重评《多余的话》读过了。 我以为您的持论极公平。秋白同志无论如何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早期的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之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总结屡次失败的经验而后找到正轨的。秋白同志假如能活到现在，决定不是当年那个样子。 我对于《多余的话》中他自谓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深有体会。我告诉您一件轶事。三十年代他与鲁迅来往时，写信有时署名犬耕，鲁迅不解剖意，问他，他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他当时靠边，但此语并非发牢骚而是自我解剖。我和他相识多年，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且为邻居，感到他是诗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人，对他以犬耕自喻，只能认为是冷静的自我解剖。匆此，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 致陈铁健 陈铁健同志：五月三十日大函敬悉。 你们想发表我那封信，我同意。 至于有关瞿秋白幼年情况，记得他自己或别人记载过，他的父亲喜书画篆刻，家中落后，他到北方，寄食在他的一个朋友处。他的母亲知书识字，好象也能写点诗词，但因借债度日，终因债台高筑，无法支持，自缢死。在上海大学及后来与鲁迅交往等，虽知道一些，但此时我杂务甚多，没有时间写出来。将来我回忆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此十年的经历，写出回忆录，打算发表。但此时实在顾不到。匆复，顺颂大安 沈雁冰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致钱钟书 钟书先生左右：七月十五日大札及时女士信敬悉，因事迟复为歉。时女士能译《桃花扇》，想必于中国诗词甚有修养，不胜钦佩。她拟于今年九月间访北京时与弟相见，甚为欢迎。请先生转函为致鄙忱为荷！ 忆有《宋诗选注》，似出先生手笔。近来有何著作？幸逢明时，想必精神畅快。弟老病纠缠，常与药炉为伍，乏善可陈。匆上即候暑安！ 弟沈雁冰上〔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致沙汀 沙汀同志：两信均悉，立波同志一病至此，深为概叹，可惜十二年工夫被四人帮糟塌了，不然，他定能多写出几部作品来。李白纪念馆索字，下星期写好即便寄去，目力日差，大概明年不能写字了，今年所写已比去年差，此亦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匆上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周红兴 周红兴同志：来信及附件收到。我以为当年《热血日报》上那几平时事新调，都是瞿秋白写的。原因是当时我们（此指商务方面的党员）以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都不注意民间小调。当时负责工运的刘华似乎也没有写过。但有可能。未找到确证以前，只能存疑。是否有工人投稿之可能？好象那时的工人，文化程度还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泗州调。 承告以我在五卅运动作过讲演，甚感谢。我自己都记不得了。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致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 教材编写组同志：近几个月来，茅盾同志收到几封中学教员的来信，谈到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中《风景谈》一文的一个注解“调朱弄粉的手”。他们认为应该释作女人的手，不应注解为“绘画工作者的手”。 查这个注解是前年茅盾同志答复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的，当时茅盾同志没有细看原文，是根据回忆认为那一段是写的延安鲁艺的一群青年文艺工作者。现在收到各地来信后，茅盾同志又重新看了原文，认为教员们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是指“女同志的手”，但是这些做饭的女同志也同时是文艺工作者。请你们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茅盾同志因身体不好，此信由我代笔。此致敬礼 韦韬二月二日茅盾（签字） 一九八○年二月二日 致赵朴初 朴初同志：尊恙已见痊否？念念。拙作承斧削，甚感甚佩。近日又读一次，觉其中尚有平仄不调之处。拟改原“建筑神妙中心藏”为“建筑神奇细端详”，原“复为利人学岐黄”为“利人又复学岐黄”原“焚香顶礼莲台下”为“顶礼焚香莲座下”。 不知您以为可否？如以为可，请令您的秘书与承印小册子之印刷所联系如何？匆此，顺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八○年〕二月十日 致冯其庸 其庸同志：邓遂夫同志寄来的《曹雪芹续弦妻考》一文，我已看过。 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提不出什么意见。不过看到他的文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提倡百家争鸣的时候，我看是可以发表的，作者自称抛砖引玉，也许发表后引起大家注意作新的探索，会有新的发现。 尊意如何？匆匆不一。近来因患角膜炎，此信请人代笔。 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八○年〕七月四日 致聂华苓 华苓女士：来信及照片收到，谢谢。 您的信，太使我感动了。能够为祖国做一点事，是我毕生的愿望，可惜我现在老了，只能写写回忆录。 欣悉艾青与刘宾雁将于今年九月参与爱荷华的作家聚会，预祝此次作家聚会将取得更大的成功！请代问候安格尔教授健康并蓝蓝愉快成长！ 我也盼望在八二年能再次看到你们。匆此，即祝工作胜利，精神快乐。 沈雁冰〔一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来信读悉。我将勉力为您的短篇集写一篇序，并题书名。 来信所列各篇所发表的刊物名单，我想我这里大概都有。 让我查一下，如有缺少，再请您补寄。 因为要读十几篇作品，然后能下笔写序，恐怕今年内写不成了。手头有回忆录写开了头，预计本月可以写完，然后再读您的作品，再写序（那倒一、二天可成，主要是读作品化的时间多），大概要到明年一月内做完这些事。预先奉告，请勿着急。匆匆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致方纪 方纪同志：来示敬悉。委写之书名兹写好附上。其实我写的字不好，不及您以左腕所写之毛笔字。左腕写毛笔字而能如此圆妙，实深钦佩。窃谓您当自写书名而题曰：左腕自书，那就更好了。 匆匆，即颂撰祺！ 茅盾〔一九八○年〕十二月七日 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委写之序，已经写成，奉上，请斟酌能不能用。至于取其中一篇之名为书名，我以为《冰灯》或《红外曲》都可以。 两篇都是散文式的短篇小说，《冰灯》寓意深远，《红外曲》则指四化，尤其是老干部钻研科学。究用哪一个，请您自己斟酌罢。匆匆，即颂撰祺！ 沈雁冰〔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致湖州中学 校长及各位湖州中学老师：来函敬悉。母校建校八十周年拟成立校庆委员会并推举我为名誉主席一事，在情谊为难推辞，惟在理则居之有愧耳。 敢不拜嘉宠命。昔年校友，不知尚有健在者否？现在党中央提倡凡事节约，母校校庆似不宜铺张浪费。想早在诸位考虑之中。 匆此即颂春祺！ 沈雁冰一九八一年元月五日于北京 致姚雪垠 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 一 雪垠兄：十一月二日大函及后寄的较为清晰的油印《〈李自成〉内容概要》，均已收到。《概要》已读完，第一卷上下册亦均读过。正想写点感想以供参考，不料中央统战部组织人大、政协部分在京人士（约一百五十人）集体参观京内外人民公社、工厂、大学；从明日期到二十日止，为第一篇，以后还要有第二、三篇。每日半天到一天。因此，写点感想这愿望不得不暂时搁起来了。而我又因目疾，夜间灯光下不能写字，连许多不很紧要的信件都不得不暂时搁起来。恐劳盼念，特此走笔，敬希察察，匆此，并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 雪垠兄：十一月十九日手示及《〈李自成〉内容概要》最后一部分誊抄稿亦收到。因有集体参观农村、工厂、学校等事，致迟迟奉答，深以为歉。 现在先略谈读完第一卷后的不成熟的意见，聊供参考。 一、一部大书从崇祯十一年冬清兵深入京畿，崇祯、杨嗣昌等阴谋对清妥协，而以全力“剿贼”开始，把这以前的农民起义军的纵横南北及李自成的功勋等等都不作正面叙写，只在以后各章随时点补，这样的剪裁是极妙的。写崇祯君臣对卢象升虽似重用而又以高起潜掣其肘，便将崇祯的“朕非亡国之君”一语完全驳倒，此为刻画崇祯形象的第一笔，便已十分有力。既写卢出师，却又突然放下，画面转入潼关战场，从此进入李自成本传，这个笔力也是惊人的。 二、第一卷中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官军方面人马虽多，兵力部署虽似周密，然而各将领并不能协调配合。此又浓重写出了没落王朝的臣工们离心离德，各有自己打算。结合第一章所暴露的崇祯之刚愎自用而猜刻多疑，貌似有为而实则无能到极点，首辅、权宦之自私贪婪，已将明王朝之必然覆灭暗示无遗了。 三、人物描写，在义军方面，李自成思想之逐渐进步，是结合事变来表现而不是作抽象的叙述，这是主要的成功的一点；张献忠的性格也写得有声有色，而仍然还他个本色，自是低于李自成的人物。此外各将领，刘宗敏最有特色，是作者重笔写的第三个人物。老神仙是作者重笔写的又一人物。高夫人的作用及其性格本来是比较难以写得有声有色的，然而作者指挥如意，使这一个女英雄跃然纸上。至于在明王朝方面，崇祯等都以反面人物出现，独卢象升是例外，写他的战死十分悲壮，这是因为卢象升不是为“讨贼”而死，是为抵抗外族侵略而死的。卢与后来孙传庭之死，事颇近似，但卢慷慨赴义，死重于泰山；孙传庭为“讨贼”而进退失据，虽死于战场，他这死却轻如鸿毛。独怪吴梅村写了《雁门尚书行》歌颂传庭，而对象升好象只在《临江参军》中从侧面寄其慨叹，可见清初文人虽有爱国心如吴梅村者，顾忌畏缩之深，对反抗清兵的英雄人物还是不敢正面歌咏。（也许吴梅村在别处还有类似的侧面寄意，不过我就记忆所及，只举咏杨廷麟此一首而已）但梅村此诗还是悲壮的。 四、第一卷稍长，兄云当加改削，并征求鄙见。但我断断续续读完后，竟举不出何处应当改削。年来健忘，新读之书，只记大概，不能记细节，此情想蒙亮照也。 五、此书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参半，您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的；这不光做到合情合理，多样化，而且加浓了其时期事的氛围气，比之死板板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 六、第二、三、四、五卷概要，就其重要史实而言，我提不出可供参考的意见。但看出来您对于过去的各家的纷纭起见，有取有舍，确有制断，并非随便拣来就算，这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好坚持己见，将来全书问世，一定有不同意见，但此书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而小说也是一家言，亦非官书，不同意见，听之可也。我想您是有这勇气与毅力，会坚定不移地照原定计划完此巨著的。 七、（写到此处，忽因迁居而搁笔，匆匆即逾二旬，今诸事稍定，始能续写）最后一卷之尾声，总结李自成失败之原因，甚为巧妙；至于总结各条，重在首三条，似乎是不可辩驳的。 贡献意见，暂时到此为止。匆此顺颂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三 雪垠兄：十二月二十九日长函敬悉。不成熟之见，过蒙重视，不胜惭感。欣悉第二卷已打印完成，并承允惠示以快先睹，至为兴奋。读时有感当随时记下，以供参考。但明、清之季的史实，我的知识极为浅薄，在这方面恐不能赞一辞；所可能略贡刍见者，大概是艺术构思及人物描写方面。 目疾依然如故，左目之老年性黄斑盘洑变形，据云国际上尚无治疗之术；右目之老年性初发起白内障则可使其稳定，不再恶化，现正中、西药并进。知注特闻。匆此即颂健康，并祝新的一年中尊著胜利进行！ 沈雁冰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 四 雪垠兄：三月十四日奉复一信，想已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将尊稿第二卷各单元送来。上月二十日前，我已读完一遍，正拟再读一遍，然后写下感想，以供参考，不料二十二日忽患感冒，体温三十九度，不得不住院疗治，虽二十四小时后烧退，但医生谓尚须继续注射以期巩固，接着又检查身体，直至本月三日出院，期间参加了两个活动，实皆在住院时为之。 出院后逢董老之丧，又积信待复，至今未能再读尊稿。 “五一”后日长，气候可望温和，届时将仔细把尊稿读第二遍，写下感想。眼下不能预计何日可以毕事，但我希望能在一个半月内做完。以期及时寄还尊稿，不误您再修改之计划。不知妥当否？盼示复。 京中虽已春色满城，但间日必有五、六级西北风，而且干旱。西北风过后，春寒仍然逼人。不知武汉气候如何？武汉夏季甚热，而秋老虎也甚厉害，想来彼时将妨碍您的写作。 希望且祝愿如来信所云，在春天闯过第三卷的几道关口，在本年底完成第三卷初稿。 匆匆恕不多及。即颂工作胜利，身体健康！ 沈雁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 从牯岭到东京 一 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 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岂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尔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这位俄国大作家也并没几分的相象；我的意思只是：虽然人家认定我是自然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许久不谈自然主义了，也还有那样的话，——然而实在我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岂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岭养病；同去的本有五六个人，但后来他们都陆续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访名胜去了，只剩我一个病体在牯岭，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响，我捧着发胀的脑袋读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论文集“theburiedtemple” 短促的夏夜便总是这般不合眼的过去。白天里也许翻译小说，但也时时找尚留在牯岭或新近来的几个相识的人谈话。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云小姐。“肺病第二期”对于这位云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为的“病”确已损害她的健康，而是为的这“病”的黑影的威胁使得云小姐发生了时而消极时而兴奋的动摇的心情。她又谈起她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在我听来，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太好。对于这位“多愁多病”的云小姐，——人家这样称咱她，——我发生了研究的兴味；她说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说。那当然是。但我不得不声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中间，绝对没有云小姐在内；或许有象她那样性格的人，但没有她本人。因为许多人早在那里猜度小说中的女子谁是云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负责的声明，然而也是多么无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说的意思，是在牯岭的时候就有了。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时候，写好了《幻灭》的前半部。以后，妻的病好了，我独自住在三层楼，自己禁闭起来，这结果是完成了《幻灭》和其后的两篇——《动摇》和《追求》。前后十个月，我没有出过自家的大门；尤其是写《幻灭》和《动摇》的时候，来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那时除了四五个家里人，我和世间是完全隔绝的。我是用了“追忆‘”的气氛去写《幻灭》和《动摇》；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 三 在写《幻灭》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动摇》和《追求》的大意，有两个主意在我心头活动：一是作成二十余万字的长篇，二是作成七万字左右的三个中篇。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如果将这三时期作一篇写，固然可以；分为三篇，也未始不可以。因为不敢自信我的创作力，终于分作三篇写了；但尚拟写第二篇时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三篇成为断而能续。这企图在开始写《动摇》的时候，也就放弃了；因为《幻灭》后半部的时间正是《动摇》全部的时间，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结果只有史俊和李克是《幻灭》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动摇》中则居于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详细的计划，使这三篇用同样的人物，使事实衔接，成为可离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人物的个性是我最用心描写的；其中几个特异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有人以为她们都有“模特儿”，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为象这一类的女子现在是没有的，不过是作者的想象。我不打算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声辩，请读者自己下断语罢。并且《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静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许有人要骂她们不彻底，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 四 《幻灭》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写的，《动摇》是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写的，《追求》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至六月间。所以从《幻灭》至《追求》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作者当然有许多新感触，没有法子不流露出来。 我也知道，如果我嘴上说得勇敢些，象一个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赞美者还要多些罢；但是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并且想到自己只能躲在房里做文章，已经是可鄙的懦怯，何必再不自惭的偏要嘴硬呢？我就觉得躲在房里写在纸面的勇敢话是可笑的。想以此欺世盗名，博人家说一声“毕竟还是革命的”，我并不反对别人去这么做，但我自己却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愿意。所以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我诚实的自白：《幻灭》和《动摇》中间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观的描写；《追求》中间却有我最近的——便是作这篇小说的那一段时间——思想和情绪。《追求》的基调是极端的悲观；书中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或大或小，都一样的不能如愿。我甚至于写一个怀疑派的自杀——最低限度的追求——也是失败了的。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 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给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有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 所以《幻灭》等三篇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说它们是革命小说，那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不能积极的指引一些什么——姑且说是出路罢！ 因为我的描写是多注于侧面，又因为读者自己主观的关系，我就听得，看见，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我认为不能不略加声辩者，姑且也写下来罢。 五 先讲《幻灭》。有人说这是描写恋爱与革命之冲突，又有人说这是写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动摇。我现在真诚的说：两者都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很老实的，我还有在中学校时做国文的习气总是粘住了题目做文章的；题目是“幻灭”，描写的主要点也就是幻灭。主人公静女士当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则每遇顿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要寻求光明，然后又幻灭；她是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她在中学校时代热心社会活动，后来幻灭，则以专心读书为逋逃薮，然而又不耐寂寞，终于跌入了恋爱，不料恋爱的幻灭更快，于是她逃进了医院；在医院中渐渐的将恋爱的幻灭的创伤平复了，她的理智又指引她再去追求，乃要投身革命事业。革命事业不是一方面，静女士是每处都感受了幻灭；她先想做政治工作，她做成了，但是幻灭；她又于妇女运动，她又在总工会办事，一切都幻灭。最后她逃进了后方病院，想做一件“问心无愧”的事，然而实在是逃避，是退休了。然而她也不能退休寂寞到底，她的追求憧憬的本能再复活时，她又走进了恋爱。而这恋爱的结果又是幻灭——她的恋人强连长终于要去打仗，前途一片灰色。 《幻灭》就是这么老实写下来的。我并不想嘲笑小资产阶级，也不想以静女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只写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对于革命的幻灭；在以前，一般人对于革命多少存点幻想，但在那时却幻灭了；革命未到的时候，是多少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可是明天来了，并且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不禁叹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来了幻灭。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热望着革命的人们都曾在那时候有过这样一度的幻灭；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且也有贫苦的工农。这是幻灭，不是动摇！幻灭以后，也许消极，也许更积极，然而动摇是没有的。幻灭的人对于当前的骗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它一脚踢开；踢开以后怎样呢？或者从此不管这些事；或者是另寻一条路来干。只是尚执着于那事物而不能将它看个彻底的，然后会动摇起来。所以在《幻灭》中，我只写“幻灭”；静女士在革命上也感得了一般人所感得的幻灭，不是动摇！ 同样的，《动摇》所描写的就是动摇，革命斗争剧烈时从事革命工作者的动摇。这篇小说里没有主人公；把胡国光当作主人公而以为这篇小说是对于机会主义的攻击，在我听来是极诧异的。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机会主义这四个字在我脑膜上闪过。《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篇，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这动摇，也不是主观的，而有客观的背景；我在《动摇》里只好用了侧面的写法。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哪一个县，那就更不会弄得明白。人物自然是虚构，事实也不尽是真实：可是其中有几段重要的事实是根据了当时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闻访稿的。象胡国光那样的投机分子，当时很多；他们比什么人都要左些，许多惹人议论的左倾幼稚病就是他们干的。因为这也是“动摇”中一现象，所以我描写了一个胡国光，既没有专注意他，更没半分意思想攻击机会主义。自然不是说机会主义不必攻击，而是我那时却只想写“动摇”。本来可以写一个比他更大更凶恶的投机派，但小县城里只配胡国光那样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样小小的，却也残忍得可怕：捉得了剪发女子用铁丝贯乳游街然后打死。小说的功效原来在借部分以暗示全体，既不是新闻纸的有闻必录，也不同于历史的不能放过巨奸大憝。 所以《动摇》内只有一个胡国光；只这一个，我觉得也很够了。 方罗兰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我当时的用意确要将他作为《动摇》中的一个代表。他和他和太太不同。方太太对于目前的太大的变动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才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这动乱的新局面内包孕着若干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灭而消沉，她完全没有走进这新局面新时代，她无所谓动摇与否。方罗兰则相反；他和太太同样的认不清这时代的性质，然而他现充着党部里的要人，他不能不对付着过去，于是他的思想行动就显得很动摇了。不但在党务在民众运动上，并且在恋爱上，他也是动摇的。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的政治态度，不必象屠格涅夫那样要用恋爱来暗示；但描写《动摇》中的代表的方罗兰之无往而不动摇，那么，他和孙舞阳恋爱这一段描写大概不是闲文了。再如果想到《动摇》所写的是“动摇”，而方罗兰是代表，胡国光不过是现象中间一个应有的配角，那么，胡国光之不再见于篇末，大概也是不足为病罢！ 我对于《幻灭》和《动摇》的本意只是如此；我是依这意思做去的，并且还时时注意不要离开了题旨，时时顾到要使其中每一动作都朝着一个方向，都为促成这总目的之有机的结构。如果读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写的失败了。 六 《追求》刚在发表中，还没听得什么意见。但据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说，是太沉闷。他们都是爱我的，他们都希望我有震慑一时的杰作出来，他们不大愿意我有这缠绵幽怨的调子。我感谢他们的厚爱。然而同时我仍旧要固执地说，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上面已经说过，《追求》的著作时间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个月；这并不比《动摇》长，然而费时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搁起来的日子，两个月是十足有的。所以不能进行得快，就因为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人有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 这也是没有主人公的。书中的人物是四类：王仲昭是一类，张曼青又一类，史循又一类，章秋柳、曹志方等又为一类。他们都不甘昏昏沉沉过去，都要追求一些什么，然而结果都失败；甚至于史循要自杀也是失败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我决计改换一下环境，把我的精神苏醒过来。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 七 最后，说一说我对于国内文坛的意见，或者不会引起读者的讨厌罢。 从今年起，烦闷的青年渐多读文艺作品了；文坛上也起了“革命文艺”的呼声。革命文艺当然是一个广泛的名词，于是有更进一步直捷说出明日的新的文艺应该是无产阶级文艺。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呢？似乎还不见有极明确的介绍或讨论；因为一则是不便说，二则是难得说。我惭愧得很，不曾仔细阅读国内的一切新的文艺定期刊，只就朋友们的谈话中听来，好象下列的几个观点是提倡革命文艺的朋友们所共通而且说过了的：（1）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闲暇态义，个人主义；（2）集体主义；（3）反抗的精神；（4）技术上有倾向于新写实主义的模样。（虽然尚未见有可说是近于新写实主义的作品） 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表现于作品上时，却亦不免未能适如所期许。就过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虽然有一部分人欢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么？如果有人一定要拿这句话来闭塞一切自己检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对。但假如还觉得这么办是类乎掩耳盗铃的自欺，那么，虚心的自己批评是必要的。我敢严正的说，许多对于目下的“新作品”摇头的人们，实在是诚意地赞成革命文艺的，他们并没有你们所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惰性或执拗，他们最初对于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热烈的期望的，然而他们终于摇头，就因为“新作品”终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摆脱“标语口号文学”的拘囿。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标语口号文学”——注意，这里所谓“文学”二字是文义的，犹之socialistliterature一语内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艺的价值。我们空口议论，不如引一个外国来为例。一九一八年至二二年顷，俄国的未来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语口号文学”，他们向苏俄的无产阶级说是为了他们而创造的，然而无产阶级不领这个情，农民是更不客气的不睬他们；反欢迎那在未来派看来是多少有些腐朽气味的倍特尼和皮尔涅克。不但苏俄的群众，莫斯科的领袖们如布哈林，卢那却尔斯基，托洛茨基，也觉得“标语口号文学”已经使人讨厌到不能忍耐了。为什么呢？难道未来派的“标语口号文学”还缺少着革命的热情么？当然不是的。要点是在人家来看文学的时候所希望的，并非仅仅是“革命情绪”。 我们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至少也是无意的撞了上去了。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似乎始终不曾预防到一着。因而也就发生了可痛心的现象：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了。“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后竟受到摇头，这便是一个解释，不能专怪别人不革命。这是一个真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承认这真实，承认这失败的原因，承认改进的必要！ 这都是关于革命文艺本身上的话，其次有一个客观问题，即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的对象。或者觉得我这问题太奇怪。但实在这不是奇怪的问题，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问题。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 什么是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或许有人要说：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的，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能够”做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但是事实上怎样？请恕我又要说不中听的话了。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他们有他们真心欣赏的“文艺读物”，便是滩簧小调花鼓戏等一类你所视为含有毒质的东西。说是因此须得更努力作些新东西来给他们么？理由何尝不正确，但事实总是事实，他们还是不能懂得你的话，你的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话。如果先要使他们听不懂，惟有用方言来做小说，编戏曲，但不幸“方言文学”是极难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尝试。所以结果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是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也许有人说，“这也好，比没有人看好些。”但这样的自解嘲是不应该有的罢！你所要唤醒而提高他们革命情绪的，明明是甲，而你的为此目的而作的作起却又明明不能到达甲的面前，这至少也该说是能力的误费罢？自然我不说竟可不作此类的文学，但我总觉得我们也该有些作品是为了我们现在事实上的读者对象而作的。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所以对他们说话是徒劳，那便是很大的武断。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的神圣的笔尖呢？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这仿佛证明了我们的作家一向只忙于追逐世界文艺的新潮，几乎成为东施效颦，而对于自己家内有什么主要材料这问题，好象是从未有过一度的考量。 我们应该承认：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现在的“革命文艺”则地盘更小，只成为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读物，离群众更远。所以然的缘故，即在新文艺忘记了描写它的天然的读者对象。你所描写的都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你的用语也不是他们的用语，他们不能懂得你，而你却怪他们为什么专看《施公案》、《双珠凤》等等无聊东西，硬说他们是思想太旧，没有办法；你这主观的错误，不也太厉害了一点儿么？如果你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那即使你的事实中包孕着绝多的新思想，也许受他们骂，然而他们会喜欢看你，不会象现在那样掉头不顾了。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 说到这里，就牵连了另一问题，即文艺描写的技巧这问题。关于此点，有人在提倡新写实主义。曾在广告上看见《太阳》七月号上有一篇详论《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但未见全文，所以无从知道究属什么主张。我自己有两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艺杂志，不知道新写实主义近来有怎样的发展；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经在《小说月报》上有过一点介绍，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坛消息》，文题名《俄国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气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驰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炼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现在我们已有此类作品的译本，例如塞门诺夫的《饥饿）。虽然是转译，损失原来神韵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新写实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要对无阶级说法，所以要简炼些。然而是文艺技巧上的一种新型，却是确定了的。我们现在移植过来，怎样呢？这是个待试验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先来考虑一下的。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炼是很困难的；求简便入于文言化。这大概是许多人自己经验过来的事。第二是社会活用语的性质这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所要描写的那个社会阶级口头活用的语言是属于繁复拖沓的呢，或是属于简洁的。我觉得小商人说话是习惯于繁复拖沓的。几乎可说是小资产阶级全属如此。所以简炼了的描写是否在使他们了解上发生困难，也还是一个疑问。至于紧张的精神律奏，现在又显然的没有。 最为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了解的中国旧有的民间文学，又大都是繁复缓慢的。姑以“说书”为例。你如果到过“书场”，就知道小资产阶级市民所最欢迎的“说书人”是能够把张飞下马——比方的说——描写至一二小时之久的那样繁重细腻的描写。 所以为要使我们的新文艺走到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去，我们的描写技术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写实主义的路”，则尚待多方的试验。 就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虽然我是这么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却就全犯了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说只有知识分子看看的。 八 已经说得很多，现在来一个短短的结束罢。 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情热。 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条新路；新写实主义也好，新什么也好，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了解不厌倦。 悲观颓丧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没有把文坛推进一个新基础那样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的信念，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见对大家说出来，等候大家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1928年7月16日，东京 我的回顾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开始做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时并没生病，却也不做小说；那时，我写了些学术的（说来自己觉得惭愧）小本子，例如《中国神话研究》之类；那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专心做小说，不要弄那些“杂著”，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欢东拉西扯的我并不能严守朋友们的规劝，后来我又写过一些神话方面的杂著，甚至于大胆地论述西洋文学的源流变迁等等。 现在来算这五年工夫的总帐，回头看看，我不免“汗流浃背”了。虽则朋友们对于我的期望是写小说，而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现在总算写了一百万字了，其中有七十万字是长篇小说。 我的创作才能毕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来；但在我自己，却觉得我的创作活动还只不过开了一个头。人家问我：哪几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虽则无论长篇短篇，我从构思到成篇，从来不敢草率，但是过后再看，没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全部当作我努力上进的“里程碑”来看时，那我倒有几句话可说。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 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岂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个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的时期作为背景的，但刚刚写到“五卅”运动爆发就因为生病而停顿了）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回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期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弃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而我也就以这几篇作为一个选集，应了朋友介绍的书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 几句旧话 一九二六，也许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从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泼了小小的波澜。那一天，我是开往广州去的醒狮轮船的搭客，同伴有五个。 离开学校后，我在某书馆充当编辑。我这职业，使我和文学发生了关系。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的关系”就此割断；在轮船上，我写了一篇《南行日记》，到汕头时寄给上海的朋友，我还预备再写，还预计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可以多写，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 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这洪炉，这旋涡，来了一个“爆发”。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没有职业，可是很忙。那时我的身体比现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象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 同时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偏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扑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和她们并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 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罢？ 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 就那样既和文学断绝了“职业”的关系以后，我又“非职业”的再度和文学发生了来往。 那时计划下了的小说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大纲”写了后就没有工夫再修改，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汉后就连这“大纲”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就连我曾经有那样的“创作冲动”也忘记得干干净净。 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而我在上海所见的那样思想意识的女性也在武汉发现了。并且因为是在紧张的大旋涡中，她们的性格便更加显露。 那时我的工作使我每天一定要接触许多人，而且一定要有许多时间化在路上，——轮渡或洋车，而且有时也要等候人，那时候，我偶然也有“写点小说罢”那样的念头闪过，但是只不过一闪而已。从没继续到十多分钟。因为不但忙，我的身体也不象半年前那么健康。非到午夜二时不能睡觉，第二天十点多起身后又得会客，又要跑机关，又要开会，什么不急之务的“写小说”自然断了念头。 终于那“大矛盾”又“暴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我离开武汉，到牯岭去养病。 襄阳丸的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这用意也许是遮隔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我才是在这“人海”的三等舱里又发见了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两位女性。她们也是要到九江。从她们嘴里，我知道了这下水船上有我的许多熟人。于是那一年前写下而且搁在上海寓所里的所谓小说大纲突又浮上了我的意识。这次因为是闲身子了，就让这“大纲”在我意识上闪动，闪动。 九江住了半天，就上牯岭。找定了旅舍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弹“老调”，好象题目就是《牯岭通信》。 虽然是养病，幸而我的病不过是神经衰弱和失眠，我总得弄点事来度日子。尤其是到了山上不满四天，从汉口一同来的两个朋友都就走了，我独个儿便想游山也提不起兴致。 那么正可以试试写小说了，可不是么？然而据说写了字的纸平常常会闯祸，特别在那时候客中。我简单的行李中却还带着一本书：英译的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作品。光景这是不会闯祸的，我就翻译其中的一篇：《他们的儿子》。这无非因为在山上没事做，而又不肯离开这样空气好的地方。 刚到山上的时候，熟人很多；一个庐山大旅社几乎全是武汉下来的逋客。七月杪，他们都分批走了。后来又来了三位，只住一天，就到白云深处的什么洞去避嚣。热闹过一时的牯岭，暂时又冷静了。人在那里只看见云雾，外面的世界闹得怎样，可不大明白。那时还有两位相识者留在山上。都是女子，一位住在医院里，我去访过她一次，只谈了不多几句，她就低声说：“这里不便说话”。又一位住在“管理局”，权充了那边的林太太的“清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山上世界一个大概。 秋风起后，我就回上海。从乱纸堆里翻出一年前所记的“大纲”来看，我觉得这大纲不能不大加改削了。 那时候，我坐定下来写；结果便是《幻灭》和《动摇》。 所以《幻灭》中把三个女性做了主角，不是偶然的。稍稍知道我的生气，但和我并不相识的人们，便要猜想那三位女性到底是谁，甚至想做“索隐”。然而假使他们和我熟识并且也认识我的男女朋友，恐怕他们就会明白那三个女主角绝对不是三个人，而是许多人，—－就是三种典型。 并且这三种典型，我写来也有轻重之分。我注意写的，是静女士这一典型；其他两位，只是陪衬，只是对照。而况我又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应该挨骂的。 五一节，一九三三年，上海 答国际文学社问 大概是一九二○年罢，我开始叩“文学”的门。那时候，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可是我们中国方面对于这件创造人类历史纪元的大事业的真相，知道得很少，特别是关于文化方面。 然而对于俄国文学的热情却普遍地提起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文学接触，我们还只阅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 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开始写小说。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可是我知道这些旧理论不能指导我的工作，我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起文学收获中学习；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 我这工作精神以及工作方向，是“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收获给我的！ 在中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没开过一朵花。中国的统治阶级目前正用了强暴的手段压迫萌芽中的无产阶级文学；甚至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学作品也被禁止。他们又嗾使他们的御用文人施行无耻的欺骗。然而这一切都不会有效力。中国青年已经从“十月革命”认识了自己的使命，从苏联的伟大丰富的文学收获认识了文学工作的方向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 谈我的研究 十一二岁时，也读《七侠五义》一类的书。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我不知道侠客们的“袖箭”是怎样一个制法。但是因为也把几本有图，线装，绝大的板匡（有《二十五史》那样大），连史纸印的什么《格致汇编》，时常翻翻，我就断定要制造“袖箭”，大概得用“弹簧”。于是买了铜丝，绕在铜笔套上，成功了一种“弹簧”。 “箭”是竹筷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节的小竹管，先装进“弹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头，－—放。 您自然想的到，结果并不好。箭是从竹管口吐出来的，不是“射”。于是想法改良。铜丝换粗，再换用铁丝，“箭”的重量减少，“弹簧”加长，……总之，很费了一番心血，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过后两三年，我的热心转到了“化学”。并不是因为那时我的学校课程中有了“化学”了，而是因为读了一些侦探小说，看见犯人和侦探都用什么奇怪的毒药。那时我的动机或者是想学犯人多于想做侦探，因为那时我觉得我的仇人很多。 然而“化学”不象“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钱就能够实验的，所以我那时只能“纸上谈兵”，从什么《西药大全》或者别的那时候的“新法”书籍里去找满足。因为只是“纸上谈兵”，不久就丢开了。 我的儿童时代就点缀过这么两件事，——说得上是被我真真热心“研究”过。这以后，离开了学校，又进了社会，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没有那样热心地“研究”过什么。再后，因为职业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时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项，——或者说是某一种“学问”罢，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过因为需要，万万不及小时对于“袖箭”和“化学”是真的热心。 最近七八年来，我在没有职业的状态下把写小说作为一种自由职业了。这一个“行业”，没有一点“研究”好象是难以继续干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人”！ 第一次写了《幻灭》，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时因为一则“有闲”，二则并无别事可做，而适宜于造为小说的原料又积蓄得颇多。我应该说是“无意中”积蓄得颇多。因为那些原料之获得，并不是为了存心要写小说。事实上，当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职业的需要而置备的一些书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的时候，我对他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但也许再没有我来用它们；此时谁也不知道。”那是我没有写小说的意思，就是以前有过，那时也丢得干干净净了。然而后来那些“无意中”积聚起来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的小说还不得不写，于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于是带了“要写小说”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不过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余的“人”分隔开来单独“研究”，不能象研究一张树叶子似的，可以从枝头摘下来带到书桌上，照样的描。“人”和“人”的关系，因而便成为研究“人”的时候的第一义了。 于是单有了“人”还不够，必得有“人”和“人”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由此生发出“人”。而这些生发出来的“人”当然不能是平空的想。 我以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话，就应是研究“人”。应不是“小说作法”之类。 “人”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了，问题就落到实际的写作。我想仍旧讲我自己罢。最初，我并不觉得这方面也不能单在书桌上研究。但是许多文学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我；如果要借书中“人”的嘴巴里很简单的两三句话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写出来，或是要使书中“人”嘴巴里说的确实是活人的话，那也仍得抛开了书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没有读过若干的前人的名著，——并且是读得很入迷，而忽然写篇小说来，并且又写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并不多罢。劳动阶级或农民出身的作家，虽然并没受过学校教育，可是在他从事文艺创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过接触的。自然，世间也有未尝读过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够写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没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响，他大概总受到过民间的口头文学的影响；他从民间故事、歌谣等等民间的无各作家的集体作品，（而这些作品经过长久时代的锻炼和增饰，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一定受到过很多的好处。赤手空拳毫无凭借的作家，事实上是不会有的。所以写小说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还有什么应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传的民间文学。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最多读的，是迭更斯和司各特；法国的是大仲马和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这几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开多少时后拿来再读一遍。除了英国，其余各国的作品我都从英文的译本读的。记得我的《幻灭》发表了后，有一位批评家说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惊异，因为屠格涅夫我最读得少，他是不在我爱读之列。 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尔基以及新俄诸作家是最近才读起来的。高尔基的中篇《起码人》（prcman）我读了译为“outcast”的一个英译本，也读了译为“creaturesonceweremen”的一个英译本，我觉得倘使我能直接读原文，我一定还能读得入迷些罢。 就这两个英译本而言，我觉得前者胜于后者，但究竟何者为近于原文的风格，我不知道。 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相信旧小说对于我们完全无用。但是我仍旧怀疑于这些旧小说对于我们的写作技术究竟有多少帮助。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荐《海上花》——但这决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写跳舞场之类。 自然写的东西写过出版后就不愿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时，心里总发生了“这是我写的么？”的感想。刚脱稿不久的小说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夜里睡不着时回想起来，便想出毛病来了；但特别是夜里读着西洋名著读出了味的时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来。我以为一个人开始新写一篇的时候，最好能把他的旧作统统忘记；最好是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动笔，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势力摆脱。 回顾 写作者到一定的时期，多半会感到一种烦恼，这便是所谓“眼高手低”，特别是在意想中的什么写作计划太多的时候。 因为想要写的太多了，就更加感到生活经验太不够，更加感到自己的一枝笔跳不出自己从前所钻进的那个狭小而硬化了的圈子。这时候，如果有人提醒一句：体已经写作了相当久的年月了，你的岁数也相当大了，——那一股滋味当真可以说是有点近于悲哀的。 人在希望中长大。假如五十而不死，还是要带着希望走完那所剩不多的生命的旅程。站在五十的记数点上，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会吃惊，也会懊恼，自然更多惭愧。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曾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索而碰壁，跌倒了又爬起，迂回而再进，这却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经验；我也有我的，可只是平凡的一种。平凡的经验只能产生平凡的故事，我所懊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 也常有人问起哪些是我自认为得意的作品。这时候，我总是窘得很。我生怕我的回答被认为不诚恳。一篇作品在写作的当儿，自然是自信有一点把握，不然，便写不下去了；及至脱稿，自然也自觉得还能满意，不然，就不会拿出去发表了。可是，经过若干时候，找出来再读一遍，每每不禁惘然自失，乃至面红耳赤。刚写成的时候，偏偏都自以为不太坏，日后再看起来，没有一篇自己满意。这就是我的自白。因此，我如果回答说，没有一篇自己认为满意，倒并不是客套。 而这一种由“得意”到“懊丧”的距离，近来确是愈来愈短了。这是退步，但或许也算得是进步；可不是，眼光是愈来愈高了？近来写稿，当真只好极没出息地抱着“出门不认货”的心理。动笔以前，虽然颇用一番心，但脱稿以后却连复看一遍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明明知道再看一遍就不想拿出去了。一种霉热天气的压迫，老缠住你不放；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支吾其词，象在存心扯谎。笔下也愈来愈慢，但亦几乎无可删改。这都是变态。从前兴会所至，可以一篇写下一大段，——尽管这一大段后来又删得只剩几句。这才是写。 现在这样情形，便不是“写”，而是“编造”，更赤裸地说，简直象是“对口供”了，——这当然“对”完以后，即使想删改也有无从下手之感，只好硬着头皮送出去完蛋。 自己想来，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生活圈子实在比今天要狭小得多，对于人情世态之了解，也大不如今天。然而那时候胆壮气旺，写之不已，略无踌躇。这自然是幼稚妄为，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会吃惊那时的勇气可真不小呢，然而不懊悔。因为那一点狭小的生活经验，确是我那时生活的全部——至少是那时生活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也因为圈子小，所见所感反倒亲切而具体些；这亲切而具体，便壮起了我的写作的胆量来了。及至阅历渐多，一方面固然明白了昨日之可笑的幼稚，同时却也痛感得今日之生活经验还不够得很。人生如大海，出海愈远，然后愈感得其浩淼无边。昨日仅窥见了复杂世相之一角，则瞿然自以为得之，今日既由一角而几几及见全面，这才嗒然自失，觉得终究还是井底之蛙。 倘不肯即此自满，又不甘到此止步，那么，如何由此更进，使我之认识，自平面而进于立体，这是紧要的一关。能不能胜利地过这一关呢？不敢说一定能够，但也不甘愿说一定无望。 事在人为。幼时在故乡进小学，因为那是一个书院改成的，大门上雕刻一副对联，是这样十个字：“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我想我们从事写作，这十个字极有用处。我们写作的范围决不是包罗了三百六十行的，然而三百六十行的事儿我们不能不都晓得一点。表现在我们笔下的，只是现实的一局部。 然而没有先理解全面，那你对于这一局部也不会真正认识得透彻。所以我自觉得，严肃的工作此时正当开始呢，要认真用功起来。 我怎样开始写第一篇小说的？事极平凡。因为那时适当生活“动”极而“静”，许多新的印象，新的感想，萦回心头，驱之不去，于是好比寂寞深夜失眠想找个人谈谈而不得，便喃喃自语起来了。如果我以前不曾和文学有过一点关系，那末，这“喃喃自语”怕也不会取了小说这形式罢？那时只觉得倘不倾吐心头这一点东西便会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自己似的。至于这一点东西浅薄到如何程度，错误到如何程度，一概都不管了，自然，更不会考虑到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投合世俗之所好了。后来我写长篇小说大都先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大纲，可是写《幻灭》的当儿还不曾想到应该如此这般先布置一下。那时简单得很，我要倾吐的这一点东西既表现在几个人物的身上，那就把这几个人物作为间架，拍上了现成的故事就算了。认真来考虑结构，分析人物，而且先写比较详细（那时的也还是比较详细而已）的大纲，是从《动摇》开始的。 通常以为《幻灭》等三部小说里的人物大概都是我极熟的一些朋友们的“化身”。自然，中间有一点熟人的影子。但这所谓“熟人”并不是“我的朋友”的意思，而是说，我的生活曾和他们的生活有过接触；这接触的时间或久或暂，范围或广或仄，大多数我只看到在工作中的他们的面目，能够也看到他们私生活的角落的只是少数。我对于他们的知识，说不上是完全的。然而也许正因为不全，那时我倒有胆量去描写他们了。这好象理之所无。可实在又是事所常有。这当然不足为训。但由此证明了这一点：凡使我们沾沾自喜，奋然提笔，若不可耐的第一印象，通常是应当加以严格的检讨的。 观察人物，我以为常常得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有所见而不全，此时倒有胆子提笔就写，其次是续有所见然而愈看愈不敢说已有把握，此时就不敢贸然下笔，最后方是渐觉认识清楚，这才自信力又回复过来。能在第一阶段上缩住发痒的手，也不被第二阶段所吓倒，则到达最后一阶段也不是怎样困难的。写作之事，是一种劳作，写作的用心之外好象跟解答代数难题没有什么两样。不少这样的题目：上手看时很简单，解起来却遇到困难；更多的是这样的人：初看单纯，愈看愈觉得不那么简单。 事实上各人的写作习惯各人不同。因为相信写作之事是一种劳作，所以我的惯用的方法也就跟，比方说，制造一架机器什么的相差不多。 材料应当是道地货，代用品和“第二手的”货，尽可能要避免。检验材料是第一义。以后的工夫便上打图样了。我的习惯，图样不厌求详，倘可能，详尽到等于作品的一个节本那样，也就更好。打图样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材料还有不尽合式之处，或者，更重要的，思想上还有未成熟之处。我想加重说，打图样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检查思想有没有未尽成熟，或材料有没有未尽合式。我所以十分看重打图样这过程，理由便是这一点。这一步功夫做过以后，剩下来的事情，我以为便很简单了。要是还会碰到困难，那光景是打图样的时候太疏忽，不曾发见还有未成熟和未尽合式。 图样打到一半，再也弄不下去，不得不歇手的，也是常有的事。这显然也还是生活经验不够，认识不清之故，这不是技术问题。我以为写作上遇到的任何难关，任何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思想问题。 乙酉，端阳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 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ae餦f1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卒，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老太爷好象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 再来补充几句 出版社要求我写个新的后记。我以为四十五年前此书初版的《后记》已经说明了写作经过以及此书之所以成为“半肢瘫痪”的原因；那么，“新”的后记又将说些什么呢？但是出版社却提出具体的要求：说说此书的写作意图。 无可奈何，只好勉力试为之。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乌鲁木齐，曾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讲演。当时的讲演记录后来登载在《新疆日报》的副刊，加了个题目：《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解放后，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子夜》把这个讲演记录的一部分译为英文，用《关于子夜》的题目登在本文的前页，算是代序。 但是那次的讲演只是以《子夜》为引线，泛论了小说写作的如何必须有生活经验作基础，如何分析社会现象，确定主题思想，然后把握典型环境，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说《子夜》的写作意图，无非如此这般。但意图同实践，总有距离。就《子夜》而言，它能完成意图的百分之几呢？那么，具体地简要地说来，不过如下：《子夜》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末夏初。这短短的时间内，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爆发为内战。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平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大，战争的激烈，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记录。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业也受到阻碍。第二，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罢工浪潮一时高涨。第四，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原。 《子夜》原来的计划是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小说的第四章就是伏笔。但这样大的计划，非当时作者的能力所能胜任，写到后来，只好放弃。而又舍不得已写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同时，单写城市工人运动，既已不能表现当时的革命主流，而当时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之下，虽然声势浩大，敌人惊惶失措，而革命力量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就使小说的气氛，虽有悲壮之处，而大体仍然暗淡，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 对于立三路线，小说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没有描写到当时地下党员中间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以上种种，都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有关。 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 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剩下一个问题不可以不说几句：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期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点。《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的谬论。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 当然，《子夜》的缺点和错误还很多，读者自知，这里就不噜苏了。 1977年10月9日茅盾记于北京 我怎样写《春蚕》 《青年知识》的主持人写信给我，希望我写一点所谓创作经验，并出了一个题目：“我怎样写《春蚕》”。老实说，在什么创作经验一类的题目上，如果我还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那就早已写过了，除此而外，委实别无新的经验。可是《青年知识》既然叫到了我，看来是不能够交白卷的了。一时之间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题目，那就来谈谈“我怎样写《春蚕》”罢。 我不敢冒充是农家子。从我能所会说的时候起，见闻范围确也相当复杂，但从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幼时的大家庭是在一个十万人口的大镇（据一九三五年庐氏新修镇志），我家（自曾祖以来）并不务农，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见的乡下人不出下列二类：家中的佣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爷”。我家有几代的“丫姑爷”常来走动，直到我们的大家庭告终。童年时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乡下去一趟：这就是清明上坟。老实说，我那时并不喜欢乡下：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样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 我的母亲也是镇上长大的，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情形也不会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讲农村的情形。常和我家来往的亲戚世交也没有来自农村的，当然也不会讲到农村了。我幼年的环境就是这样与农村无缘的。十五岁以后，我离开故乡，进中学，二十以后，为了职业之故，长住上海，那自然和农村更加离开得远了。 这些生活环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写农村，而只敢试试写《春蚕》，——这只是太湖流域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农村中一个季节。而为什么竟敢写《春蚕》呢？亦自有故。 童年时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长辈），只有一位是和农村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我的祖母。她是地主的女儿。祖母常常讲起她出阁以前的一个笑话：那时她家有个什么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礼去，礼单上有一项是“楮一千担”，照我们镇上的风俗，“楮”是冥纸一类的东西，普通以十担为单位，约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担”者亦不过一百包火柴那么大小一堆而已。但祖母的家乡（离我家乡约五十里）没有这风俗，所以当时她家的管家一看礼单上有一千担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几个长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欢讲这笑话的。当她向我讲这笑话时，她娘家的侄儿们（我的表叔们）虽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学法政去了，其“洋气之足”实远过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记忆中的，依然是太平军以前的农村风光。 而对于养蚕，她尤其有兴趣。当我童年之时，接连有两三年，祖母自家养蚕，只不过十来斤“出火”而已，当然是玩玩的性质；但因家里人都不在行，到底也临时找专门女工来帮忙。 我对于养蚕的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家对于蚕特别有好感。我的母亲也喜欢养蚕玩儿，大概因为母亲的外祖父家是丝商，女人们也常以养蚕为一消遣，母亲是从小看惯了的缘故。直到后来我们住在上海了，母亲还象作实验似的每年养百把条蚕，而我的孩子们则在香烟盒内养十几条蚕，居然每条都作了茧子。 养蚕离不了桑叶，我对于桑的知识却由来已久。上面说过，我的故乡虽然是十万人口的大镇，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我幼年在故乡进高等小学，那高等小学的围墙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须走过一段两旁全是桑林的街道。每年蚕季，在我们镇上就有“叶市”；这是一种投机市场，多头空头，跟做公债相差无几。而我家的亲戚世交有不少人是“叶市”的要角。一年一度的紧张悲乐，我是耳闻目睹的。 这种操纵桑叶价格，剥削农民的“叶市”，到我写《春蚕》的时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种新的东西却早又发生而且业已过了全盛时期，正跟着“厂经”（机器缫的细丝）外销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这就是茧行。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带的茧行是有组织的：它们成为若干集团，每集团有其势力范围（呈准官厅，二十里内不得有新茧行开设），而这些集团又订有互相协定，操纵茧价，一致行动。茧行是剥削农民的第二关，因为这它资本雄厚，组织严密，比“叶市”更可怕些。我认识不少干“茧行”的，其中也有若干是亲戚故旧。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获得，就引起了我写《春蚕》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当时浙江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 太湖区域（或者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村文化水准相当高。 文盲的数目，当然还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他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常的看法总以为这一带的农民比较懒，爱舒服，而人秉性柔弱。但我的看法却不然。蚕忙、农忙的时期，水旱年成，这一带农民的战斗精神和组织力，谁看了能不佩服？（我写过一篇“速写”，讲到他们如何有组织地和旱魃斗争的，这完全是事实）。抗战初年，上海报上登过一段小新闻，讲到北方某地农民看到了一个日本俘虏就大为惊奇，说：“原来鬼子的面目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可是在我们家乡一带的农民们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惊异。 他们早就熟知“东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样的面目，何等样的人。一九三○年顷，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高xdx潮。农民的觉悟性已起可惊人。诚然，在军阀部队“吃粮”的，很少这一带的农民，向来以为他们“秉性柔弱”的偏见，大概由此造成。可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带的工业能吸收他们。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 这是我对于我们家乡一带农民的看法。根据这一理解，我写出了《春蚕》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写那些角色的个性时期作用的，也还有我比较熟悉的若干个别农民。上面说过，我未曾在农村生活过，我所按近的农民只是常来我家的一些“乡亲”，包括了几代的“丫姑爷”；但因为“丫姑爷”，他们倒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能倾听他们坦白直率地诉说自身的痛苦，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对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质疑和反应，一句话，我能看到他们的内心，并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 总结起来说，《春蚕》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杂捐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 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写小说，大都是这样一个构思的过程。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有利亦有弊，不过习惯已成自然，到现在还是如此。 《青年知识》既然出了这个题目，我就拉拉杂杂写完交了卷。这或者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敢说这就是正当的唯一的法门。生活经验的限制，使我不能不这样在构思过程中老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 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我们试把一部二十四史翻开来，查查它的文苑列传，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不受传统主义束缚的——要有什么感想？我们试把古来大文学家的文集翻开来，查查他们的文学定义（就是当文学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有什么感想？ 第一，我们查文苑列传时，一定会看见文学者——词赋之臣——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奢侈品，所谓“待诏金马之门”，名称是很好听的，实际上只是帝王的“弄臣”，所以东方朔要忿忿不平，扬雄也要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达官贵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钱雇买几个文学之士来装点门面，混充风雅。吕不韦一个赵贾，得志后也要招收文人来做部《吕氏春秋》，淮南王梁王等莫不广收文人，撑撑场面，还欲妄想身后之名；这一类的例，真是不胜枚举。然而尚算两汉之时，文人有些褥节，帝王诸侯达官土豪也知道相当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说了。所以，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文学之士在此等空气底下，除掉少数有骨气的人不肯“为王门筝人”，其余的大多数，居然自己辱没，自认是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附属品！岂但肯辱没肯自认而已，他们还以为“际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岂但文学之士自己庆幸而已，便是比文学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执笔大书特书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奖文士呢！这样的态度便是我国自来对待文学者的态度了；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分了！这种样的感想，我们看中国史时每每要感触着的啊！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文人把文学当做一件什么东西？这也是不待深思便说得出来的。我们随便翻那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品的人也一定要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作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这便是我们翻开各家集子搜寻他们文学定义时常常要触着的感想了！这是第二了。 从这两种感想便又带着来了第三个感想：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为什么至今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为什么不能发达的和西洋诸国一样？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这都因我们一向不知道文学和人的关系，一向不明白文学者在一国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啊！ 且慢讲什么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先看一看世界文学的进化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来的。我们应晓得以上所述的一二两个感想倒也不是专限于中国，我们读任何国的文学史时都不免有这个感想。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我国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们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和我国大不相同。他们不曾把文学当做圣贤的留声机，不知道“文以载道”“有为而作”，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作“个性”，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 文学进化已见的阶段是：（太古）（中世）（现代） 个人的——帝王贵阀的——民众的这上两阶段，他们都曾经过，和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是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时期，我们未始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去，我们安得自己菲薄？ 文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可以几句话直截了当回答的。文学属于人（即著作家）的观念，现在是成过去的了；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 剧本（drama）说部（ficton）。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这样的文学，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这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这样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才是世界语言文字未能划一以前底一国文字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改正古人对于之学的见解，如上面所说的，这是现在研究文学者的责任了；提高文学者的身分，觉悟自己的使命，这更是我们所决不可忘的啊！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服务，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这是最新的福音。我国文学的不发达，其患即在没有听到这个福音，错了路子；并非因为我们文学家没有创造力，不曾应用创造力！文学家对于文学本意的误认及社会上对于文学家责任的误认，尤是错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而在我们中国的文学者呢，更有一个先决的重大责任，就是创造我们的国民文学！ 社会背景与代创作 中国有几句古话：“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便会产出什么样的文学来；这几句话的观察本来是不错的，但一向的人都以为“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的“音”，是“治世”“乱世”“亡国”之“兆”，却未免错了！我们可说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学的色调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怨以怒的文学，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怨以怒的社会背景！我们又该知道：在乱世的文学作品而能怨以怒的，正是极合理的事，正证明当时的文学家能够尽他的职务！ 上面说的那段理由如果用批评文学上的话头来做注解，就是：凡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多表现残酷怨怒等等病理的思想。这也不是没有证据的，只看俄国匈牙利波兰犹太的现代文学便可以明白。俄国文人自果戈里（gogol）以至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描写黑暗专制，同情于被损害者的文学；波兰和犹太因为处境更不如俄国人，连祖国都没有了，天天受强民族的鱼肉，所以他的文学更有一种特别的色彩。显克微支的著作里表现本国人的愚鲁正直，他国人的横暴狡诈，于同情于被损害者外，把人类共同的弱点也抉露出来了。犹太作家如潘莱士（perez）和林奈士基（lzki） 的作品都于失望中还作希望；宾斯奇（pinski）的作品里的意思更为广阔，他把全人类的弱点表暴出来，所著短篇剧本《一块钱》讽刺人类全体的兽性的行为，真是深刻极了。短篇集《诱惑》也是同一的色彩。阿胥（asch）的《复仇之神》和《摩西老人》把宗教上果报的意思用写实主义的方法描写，对于为恶的人们的怜悯，使读者得起异样的同情。匈牙利似乎是例外不同一点，怀念祖国的古代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充满在孚洛斯麦底（m.voros.marty）裴多菲（a.petofi） 亚拉奈（j.arany）的诗歌里，盖过了同情于被损害者的思想；然而这也是匈牙利的特别国情有以致之。匈牙利自从受土耳其侵掠以至现代，没有一天不在他民族侵害之下，保存宗教，保存祖国，保存国风，是匈牙利人全部精神之所寄，他们的仇敌，只是一个——来征服他们的强民族；他们不象俄国人，要在国内向自己的暴君争自由，也不象波兰和犹太，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祖国主义的思想，特别占优势。这也是从社会背景自然产生的结果，正可作“文学是时代反映”的强硬证据了。 上面说了那许多废话，只想表明“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而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我们现在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社会背景？应该产生怎样的创作？由浅处看来，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如再进一层观察，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思想上冲突极厉害，应该有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样的作品来表现它；迟缓而惰性的国民性应该有冈察洛夫（a.contcharov）的《奥勃洛摩夫》一般的小说来表现它；教育界的蠹虫就应该有像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披雷道诺夫来描写它；乡民的愚拙正直可怜和“坏秀才”的舞文横霸，就应该有象显克微支的《炭画》一样的小说来描写；……这样的反映时代的创作现在还不能看见。 不特大成功的没有，便连试作这企图的作品也少看见；在这一点上看来，似乎现在创作家太忽略了眼前的社会背景了。中国新文学只在酝酿时代，在势不能便有怎样成功的创作，这时期的关系，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创作家自身的环境。国内创作小说的人大都是念书研究学问的人，未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象高尔基之做过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流过西伯利亚。印象既然不深，描写如何能真？ 所以反映痛苦的社会背景的小说不能出现了。此外尚有一个原因——虽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中国古来文人对于文学作品只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这历史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余威，虽然近年来创作家力矫斯弊，到底还不能完全泯灭痕迹，无形之中，也把创作家的才能束缚了不少呢。 话虽如此说了，到底不便一笔抹杀，说现在创作界内竟完全没有表现生活的作品；描写社会生活之一角的小说，现在见过很多，只不过没有描写广阔气魄深厚的作品罢了。在那些描写社会生活一角的小说中，最多见的是恋爱小说；而描写婚姻不自由的小说，又占了一大部分。婚姻问题的确是青年们目前的一大问题，文学上多描写，岂得谓过？但这样的把看作全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不嫌轻重失当么？而且许多的婚姻描写创作中又只是一般面目，——就是：甲男乙女，由父母作主自小订婚，甲男长大后别有恋爱，向父母要求取消婚约……——不也嫌无味么？这也是我所不满意的啊。 总之，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所以提出一点浅近的意见，以备创作家参考。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一中国现代的小说 中国现代的小说，就他们的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结构看来，大约可以分作新旧两派，而旧派中又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旧式章回体的长篇小说。章回体的旧小说里头，原也有好几部杰作，如《石头记》、《水浒》之类。章回的格式，本来颇嫌束缚呆板，使作者不能自由纵横发展，《石头记》、《水浒》的作者靠着一副天才，总算克胜了难关，此外天才以下的人受死板的章回体的束缚，把好材料好思想白白糟蹋了的，从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现代的小说勉强沿用这章回体的，因为作者本非天才，更不象样了。 此派小说大概是用白话做的，描写的也是现代的人事，只可惜他们的作者大都不是有思想的人，而且亦不能观察人生入其堂奥；凭着他们肤浅的想象力，不过把那些可怜的胆怯的自私的中国人的盲动生活填满了他的书罢了，再加上作者誓死尽忠，牢不可破的两个观念，就把全书涂满了灰色。这两个观念是相反的，然而同样的有毒：一是“文以载道”的观念，一是“游戏”的观念。中了前一个毒的中国小说家，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只知把圣经贤传上朽腐了的格言作为全凭“柱意”，平空去想象出些人事，来附会他“因文以见道”的大作。中了后一个毒的小说家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所以现代的章回体小说，在思想方面说来，毫无价值。 那么艺术方面，即描写手段，如何呢？我上面已经说过，章回的格式太呆板，本足以束缚作者的自由发挥；天才的作者尚可借他们超绝的才华补救一些过来，一遇下才，补救不能，圈子愈钻愈紧，就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 中国现代这派的作者就是很好的代表。他们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每回开首必用“话说”“却说”等字样，每回的尾必用“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并附两句诗；处处呆板牵强，叫人看了，实在起不起什么美感。他们书中描写一个人物第一次登场，必用数十字乃至数百字写零用帐似的细细地把那个人物的面貌，身材，服装，举止，一一登记出来，或做一首“西江月”，一篇“古风”以为代替。全书的叙述，完全用商家“四柱帐”的办法，笔笔从头到底，一老一实叙述，并且以能“交代”清楚书中一切人物（注意：一切人物！）的“结局”为难能可贵，称之日一笔不苟，一丝不漏。他们描写书中的并行的几件事，往往又学劣手下围棋的方法，老老实实从每个角做起，棋子一排一排向外扩展，直到再不能向前时方才歇手，换一个角来，再同样努力向前，直到和前一角外扩的边缘相遇；他们就用这种样呆板的手段，造成他们的所谓“穿插”的章法。他们又摹仿旧章回体小说每回末尾的“惊人之笔”。旧章回体小说每当一回的结尾往往故意翻一笔，说几句险话，使读者不意的吃了一惊，急要到下一回里去跟究底细；这种办法，天才的作者能够做得不显露刻画的痕迹，尚可去得，但现代的章回体小说作者以为这是小说的“义法”，不自量力定要模仿，以至丑态百出。他们又喜欢详详细细叙述一件事的每个动作，而不喜——恐怕实在亦即是不能——分析一个动作而描写之；譬如写一个人从床上起身，往往是“……某甲开眼向窗外一看，只见天已大明，即忙推开枕头，掀开被窝，坐起身来，披上了一件小棉袄，随即穿了白丝袜，又穿了裤子，扎了裤脚管，方才下床，就床边套上那双拖鞋……”一大段，都是直记连续的动作，并没有一些描写。我们看了这种“记帐”式的叙述，只觉得眼前有的是个木人，不是活人，是一个无思想的木人，不是个有头脑能思想的活人；如果是个活人，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全身总该有表情，由这些表情，我们乃间接的窥见他内心的活动。须知真艺术家的本领即在能够从许多动作中拣出一个紧要的来描写一下，以表见那人的内心活动；这样写在纸上的一段人生，才有艺术的价值，才算是艺术品！须知文学作品重在描写，并非记述，尤不取“记帐式”的记述；人类的头脑能联想，能受暗示，对于日常的生活有许多地方都能闻甲而联想及乙，并不待“记帐式”的一笔不漏，方能使人觉得亲切有味。现代的章回体派小说，根本错误即在把能受暗示能联想的人类的头脑看作只是拨一拨方动一动的算盘珠。 总而言之，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报帐似的报得清楚。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尚为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一题目之下，现在再看同属于旧派的第二种是怎样的一种东西。 第二种又可分为（甲）（乙）两系，他们同源出于旧章回体小说，然而面目略有不同。甲系完全剿袭了旧章回体小说的腔调和意境，又完全摹仿旧章回体小说的描写法；不过把对子的回目，每回末尾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套调废去；他们异于旧式章回体小说之处，只是没有章回，所以我们姑称之为“不分章回的旧式小说”。这一类小说，也有用文言写的，也有用白话写的，也有长篇，也有短篇；除却承受了旧章回体小说描写上一切弱点而外，又加上些滥调的四六句子，和《水浒》腔《红楼》腔混合的白话。思想方面自然也是卑陋不足道，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乙系是一方剿袭旧章回体小说的腔调和结构法，他方又剿袭西洋小说的腔调和结构法，两者杂凑而成的混合品；我们姑称之为“中西混合的旧式小说”。中国自与西洋文物制度接触以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处处显出这种华洋杂凑，不中不西的状态，不独小说为然；既然有朝外挂一张油画布景而仍演摇鞭以代骑马，脸皮以寓褒贬的旧戏，当然也可以有不中不西的旧式小说。这派小说也有白话，有文言，有长篇，有短篇，其特点即在略采西洋小说的布局法而全用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法与描写法。这派小说的作者大都不能直接读西洋原文的小说，只能读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洋小说，不幸二十年前的译本西洋小说，大都只能译出原书的情节（布局），而不能传出原书的描写方法，因此，即使他们有意摹仿西洋小说，也只能摹仿西洋小说的布局了。他们也知废去旧章回体小说开卷即叙“话说某省某县有个某某人家……”的老调，也知用倒叙方法，先把吃紧的场面提前叙述，然后补明各位人物的身世；他们也知收束全书的时候，不必定要把书中提及的一切人物都有个“交代”，竟可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戛然的收住；他们描写一个人物初次上场，也知废去“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样的描写法；这种种对于旧章回体小说布局法的革命的方法，都是从译本西洋小说里看出来的；只就这一点说，我们原也可以承认此派小说差强人意。但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不单靠布局，描写也是很要紧的。他们的描写怎样？能够脱离“记帐式”描写的老套么？当然不能的。即以他们的布局而言，除少有改变外，大关节尚不脱离合悲欢终至于大团圆的旧格式，仍旧局促于旧镣锁之下，没有什么创作的精神。所以此派小说毕竟不过与前两派相伯仲罢了。他们不但离我们的理想甚远，即与旧章回体小说中的名作相较，亦很不及；称之为小说，其实亦是勉强得很。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是短篇居多，文言白话都有。单就体裁上说，此派作品勉强可当“小说”两字。上面说过的甲乙两系中，固然也有短篇，但是那些短篇只不过是字数上的短篇小说，不是体裁上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人；书中情节可以简至仅是一段回忆。这些办法，中国旧小说里本来不行，也不是“第三种”小说的作者所能创造，当然是从西洋短篇小说学来的，能够学到这一层的，比起一头死钻在旧章回体小说的圈子里的人，自然要高出几倍；只可惜他们既然会看原文的西洋小说，却不去看研究小说作法与原理的西文书籍，仅凭着遗传下来的一点中国的小说旧观念，只往粗处摸索，采取西洋短篇小说里显而易见的一点特别布局法而已。短篇小说——不独短篇——最重要的采取题材的问题，他们却从来不想借镜于人，只在枯肠里乱索。至于描写方法，更不行了，完全逃不出《红楼梦》、《水浒》、《三国志》等几部老小说的范围。所谓“记帐式”的描写法，此派作者，尚未能免去。我可以举一篇名为《留声机器》（见《礼拜六》百○八期）的短篇为例。这篇小说的“造意”如何，姑且不论，只就他的描写看来，实在粗疏已极。这篇小说是讲一个“中华民国的情场失意人”名叫“情劫生”的，到了一个“各国失意情场的人”聚居的“恨岛”上，过他那“无聊”的生活。 “情劫生”已过的极平常然而作者以为了不得的失恋历史，作者只以二百余字写零用帐似的直记了出来；一句“才貌双全的好女儿”就“交代”过背景里极重要的“情劫生”恋爱的对象，几句“他就一往情深，把清高诚实的爱情全个儿用在这女郎身上，一连十多年没有变心……”就“交代”过他们的恋爱史。然而这犹可说是追叙前事，不妨从略，岂知“叙”到最紧要的一幕，“情劫生”因病而将死，也只是聊聊二三百字，那就不能不佩服作者应用“记帐式”描写法之“到家”了。我且抄这一段在下面：情劫生本是个多病之身，又兼着多愁，自然支持不住了。他的心好似被十七八把铁锁紧紧锁着，永没有开的日子。抑郁过度，就害了心病。他并不请医生诊治，听他自然，临了儿又吐起血来。他见了血，象见唾涎一般，毫不在意，把一枝破笔蘸了，在纸上写了无数的林倩玉字样；他还给一个好朋友瞧，说他的笔致，很象是颜鲁公呢。那朋友见了这许多血字，大吃一惊，即忙去请医生来；情劫生却关上了门，拒绝他进去，医生没法，便长叹而去……。 我们只看了这一段，必定疑是什么“报告”，决不肯信是一篇短篇小说里的一段：“报告”只要“记帐”似的说得明白就算数，小说却重在描写。描写的好歹姑且不管，而连描写都没有的，也算得是小说么？诸如此类的短篇，现在触目皆是，其中固然稍有“上下床之别”，然而他们的错误是相同；——不是描写，只是“记帐”式的报告。 再看他们小说里的思想，也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作者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所以他们虽然也做人道主义的小说，也做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而其结果，人道主义反成了浅薄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的穷困的小说反成了讪笑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了。并且他们大概缺乏对于艺术的忠诚。 我记得有位作者在几年前做过一篇小说，讲一位“多情的小说家”的“文字生涯，岂不冷落”，遂尔“资产”也有了，“画中人般的爱妻”也有了，结果是大团圆，大得意；近来他又把这层意思敷衍了一篇，光景这就是他的“艺术观”了。这种的“艺术观”，替他说得好些，是中了中国成语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毒，若要老实不客气说，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对于艺术不忠诚的态度，再没有比这厉害些的了。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这两个观念，是摧残文艺萌芽的浓霜，而这两个观念实又是上述三种小说作者所共具的“精神”；有了这一层，就连迂腐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名士派的“游戏”观念也都不要了。这可说是现代国内旧派“小说匠”的全体一致的观念。 总括上面所说，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在技术方面有最大的共同的错误二，在思想方面有最大的共同的错误一。那技术上共同的错误是：（一）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帐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以至连篇累牍所载无非是“动作”的“清帐”，给现代感觉锐敏的人看了，只觉味同嚼蜡。 （二）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以至名为“此实事也”的作品，亦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而“实事”不能再现于读者的“心眼”之前。 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这三层错误，十余年来给与社会的暗示，不论在读者方面在作者方面，无形中已经养成一股极大的势力，我们若要从根本上铲除这股黑暗势力，必先排去这三层错误观念，而要排去这三层错误观念，我以为须得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所以然的理由，请在下面详论，现在我们且先看一看现代的新派小说。 我们晓得现代的新派小说在技术方面和思想方面都和旧派小说（上面讲过的那三种）立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尤其是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凡抱了这种严正的观念而作出来的小说，我以为无论好歹，总比那些以游戏消闲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但是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固可一旦觉悟，便立刻改变，而描写的技术却不能在短时间内精妙了许多。所以除了几位成功的作者而外，大多数正在创作道上努力的人，技术方面颇有犯了和旧派相同的毛病的。一言以蔽之，不能客观的描写。现在热心于新文学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他们照办了，他们要把这种精神灌到创作中了，然而他们对于第四阶级的生活状况素不熟悉；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随你手段怎样高强，总是不对的，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最容易招岂不真切之感的，便是对话。大凡一阶级人和别阶级人相异之点最显见的，一是容貌举止，二是说话的腔调。描容貌举止还容易些，要口吻逼肖却是极难，现在的青年作者所作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大都是犯了对话不逼肖的毛病。其次，因为作者自身并非第四阶级里的人，而且不曾和他们相处日久，当然对于第四阶级中人的心理也是很隔膜的，所以叙及他们的心理的时候，往往渗杂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第三，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平空想象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虽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这三项缺憾，我以为都由于作者忽视客观的描写所致；因为不把客观的描写看得重要，所以不曾实地观察就贸然描写了。 除此而外，题材上也很有许多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内容单薄，用意浅显。譬如一起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所讲无非一男一女互相爱恋而因家属不许，“好事多磨”，终于不谐，如此而已。在这篇小说里应该是重要部分的男和女的个性，却置之不写；两方家属的环境亦置之不写；各派思潮怎样影响于他们的恋爱观，亦置之不写。描写青年烦闷的小说，只能写些某青年志向如何纯洁，而现社会却处处黑暗可为悲观等等话头；描写“父”与“子”的冲突，只能写些拘守旧礼教的父怎样不许儿子自由结婚；总而言之，内容欠浓厚，欠复杂，用意太简单，太表面。这或许和作者的观察力锐敏与否，有点关系，但是最大的原因，还在作者采取题材没有目的。我们要晓得：小说家选取一段人生来描写，其目的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内在的根本问题。批评家说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写青年的恋爱不是只写恋爱，是写青年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不过借恋爱来具体表现一下而已；正是这意思。我以为现代新派小说的试作者若不从此方努力，他们的作品将终不足观。 二自然主义何以能担当这个重任？ 从上面的粗疏的陈述看来，我们可以得个结论：不论新派旧派小说，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了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缺了目的。这两句话光景可以包括尽了有弱点的现代小说的弱点。我觉得自然主义恰巧可以补救这两个弱点。请仍就描写方法与采取题材两点分而论之。 自然主义气于何时，代表作者是谁，这些想来大家都知，本刊亦屡已说过，不用我再饶舌。我们都知道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算善。 他们以为文学的作用，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他们以为宇宙间森罗万象都受一个原则的支配，然而宇宙万物却又莫有二物绝对相同。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匹蝇，所以若求严格的“真”，必须事事实地观察。这事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实地观察后以怎样的态度去描写呢？左拉等人主张把所观察的照实描写出来，龚古尔兄弟等人主张把经过主观再反射出的印象描写出来；前者是纯客观的态度，后者是加入些主观的。我们现在说自然主义是指前者。左拉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这恰巧和上面说过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描写法正相反对。专记连续的许多动作的“记帐式”的作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写法，只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法方能慢慢校正。其次，自然主义者事事必先实地观察的精神也是我们所当引为“南针”的。从前旧浪漫派的作者只描写他们自己理想天国中的人物，当然不考究实地观察的工夫，但是浪漫派大家雨果的《哀史》的描写却已起有实地观察的精神；《哀史》的主人公冉阿让是个理想人物，而《哀史》的背景却根据实状描写，很是真切。自然派的先驱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人，更注意于实地观察，描写的社会至少是亲身经历过的，描写的人物一定是实有其人（有model）的。这种实地观察的精神，到自然派便达到极点。 他们不但对于全书的大背景，一个社会，要实地观察一下，即使是讲到一爿巴黎城里的小咖啡馆，他们也要亲身观察全巴黎城的咖啡馆，比较起房屋的建筑，内部的陈设，及其空气（就是馆内一般的情状），取其最普通的可为代表的，描写入书里。这种工夫，不但自然派讲究，新浪漫派的梅特林克等人也极讲究；可说是现代世界作家人人遵守的原则。然而中国旧派的小说家对于此点，简直完全忽视，新派作者中亦有大半不能严格遵守。旧派中竟有生气从未到过北方而做描写关东三省生活的小说，从未见过一个喇嘛，而竟大做其活佛秘史；这种徒凭传说向壁虚造的背景，能有什么“真”的价值？此外如描写“响马”生活，蜑户生活等等特殊的人生，没有一起是出于实地观察的，大家在几本旧书上乱抄，再加了些“杜撰”，结果自然要千篇一律。试问这种抄自书上的人生能有什么价值？中国做小说的人，和看小说的人，对于这种不实不尽的描实，几乎视为当然，要想校正他，非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不能成功。这又是自然主义确能针对现代小说病根下药的一证。此外还有关于作者的心理一端，我以为亦有待于自然主义的校正。中国旧派小说家作小说的动机不是发牢骚，就是风流自赏。恋爱是人间何等样的神圣事，然而一到“风流自赏”的文士的笔下，便满纸是轻薄口吻，肉麻态度，成了“诲淫”的东西；言社会言政治又是何等样的正经事。然而一到“发牢骚”的“墨客”的笔下，便成了攻讦隐私，借文字以报私怨的东西。这都因作者对于一桩人生，始终未用纯然客观心理去看，始终不曾为表现人生而描写人生。中国的淫书，大概总自称“苦口气心意在劝世”，而其实不免于诲淫，就因为“劝世”的话头是挂在嘴上的，而“风流自赏”的心理却是生根在心里的。自然派作者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他们也描写性欲，但是他们对于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悌义行一样看待，不以为秽亵，亦不涉轻薄，使读者只见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写的是性欲。这是自然主义的一个特点，对于专以小说为“发牢骚”，“自解嘲”，“风流自赏”的工具的中国小说家，真是清毒药：对于浸在旧文学观念里而不能自拔的读者，也是绝妙的兴奋剂。 以上是就描写方法上立说，以下再就采取题材上略说一说。 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左拉的巨著《卢贡。玛卡尔》，就是描写卢贡。玛卡尔一家的遗传，是以进化论为目的。 莫泊桑的《一生》，则于写遗传而外又描写环境支配个人。意大利自然派的女小说家塞拉哇（serao）的《病的心》（cuoreinfermo）是解剖意志薄弱的妇人的心理的。进化论，心理学，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男女问题，……都是自然派的题材：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霍普德曼在作自然主义戏曲以前，曾经热烈地读过达尔文的著作，马克思和圣西门的著作，就是一个现成的例。现在国内有志于新文学的人，都努力想作社会小说，想描写青年思想与老年思想的冲突，想描写社会的黑暗方面，然而仍不免于浅薄之讥，我以为都因作者未曾学自然派作者先事研究的缘故。作社会小说的未曾研究过社会问题，只凭一点“直觉”，难怪他用意不免浅薄了。想描写社会黑暗方面的人，很执着的只在“社会黑暗”四个字上做文章，一定不会做出好文章来的。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否则，恐怕没法免去内容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即使是天才的作者，这些预备似乎也是必要的。 三有没有疑义？ 我所见到的中国现代小说界应起一种自然主义运动的理由，不过是这一点而已，都是极浅近的，并没有什么特见；而且有好多地方许是我的偏见，甚望读者不吝赐教，加以讨论。 我还有一点意见也想乘便贡给于自然主义的怀疑者。 就我所听到的怀疑论，约百分为二派：一是对于自然主义本身有不满意的，一是对于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有疑意的；而这两派里又可再分为就艺术上立论与就思想上立论的二组。所以可说一共有四种的怀疑论。 第一是就艺术上立论对于自然主义本身不满意的。他们大都引用新浪漫派攻击自然主义的理论为据，所持理由，约分二点：（一）自然主义者所主张的纯粹的客观描写法是不对的，因为文学上的描写，客观与主观—－就是观察与想象——常常相辅为用，犹如车之两轮。太平于主观，容易流于虚幻，诚如自然派所指摘，但是太平于客观，便是把人生弄成死板的僵硬的了。文学的作用，一方是社会人生的表现，一方也是个人生命力的表现，若照自然派的主张，那就是取消了后者了。 （二）自然主义者所主张的客观的观察法实在是蔽于主观的偏见，所以也是不对的。自然主义者主观的偏见先自肯定人生是丑恶的，从而去搜求客观丑恶相，结果只把人生看了一半；须知人生中是有丑有美的，自然派立意去寻丑，却不知道所见的只是一半。自然派虽自称为客观的观察，不涉一毫主见，其实完全是主观的观察，正与旧浪漫派同陷一失。 这两条理由当然是强有力的；但只是两条理论而已，和我们讨论的实际问题不生关系。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怎样补救我们的弱点，自然主义能应这要求，就可以提倡自然主义。参茸虽是大补之品，却不是和每个病人都相宜的。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但是给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叨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现代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采色虽然甚美，瞽者却一毫受用不得。 第二是就思想上立论对于自然主义本身不满意的。这种怀疑论，大体也是根据了新浪漫派攻击自然主义的话。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自然派所迷信的机械的物质的命运论不是健全的思想。这理由当然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也要明白，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仅仅是自然派作品里所含的一种思想，决不能代表全体，尤不能谓即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一事，自然派作品内所含的思想又是一事，不能相混。采用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并非即是采用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况且定命论的思想也不是自然主义者所能创造的，必社会中先有了发生这定命论的可能，然后文学中乃有这思想。如果社会中有这可能，我们防它也是枉然，它自己总会发生的，否则，无论如何，不会发生。所以这一派的怀疑论亦不足以非难我们。 第三是就艺术上立论对于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有疑义的。这中间又分甲乙两组。甲组，大抵说中国新文艺正当萌芽时代，极该放宽道路，任凭天才自由创造，若用什么主义束缚，那是自走绝路。这种论调我觉得是浅见的。艺术当然要尊重自由创造的精神，一种有历史的有权威的主义当然不能束缚新艺术的创造，人类过去的艺术发展史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们了；但是过去的艺术发展史同时又告诉我们：民族的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了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如乱丝的局面暂时的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当纷如乱丝的局面，连什么是文艺都不能人尽知之，连象些文艺品的东西尚很少，大部分作者在盲目乱动，于此而提倡自由创造，实即是自由盲动罢咧！中国现在“青黄未发”，市面上最多的是自由盲动的不研究文学而专以做小说为业的作者，和那些“逐臭”的专以看小说为消遣的读者，当这种时代，我以为惟有先找个药方赶快医治作者读者共有的毛病，领他们共上了一条正路；否则，空呼“自由创造”，结果所得，不是东西。所以我觉得甲组所见颇浅。乙组的见解比较的深湛些，他们比较的着眼于实际情形，不徒作空论。他们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大抵尚屈伏于古典主义之下，什么章回体，什么“文以载道”的思想，都是束缚作者的情绪的；中国文学里自来就很少真情流露的作品，热烈的情绪的颤动，中国文学里简直百不遇一出于真情的文学才是有生气的文学，中国文人一向就缺少真挚的情感；所以此时应该提倡那以情绪为主的浪漫主义。这一说未尝不见到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情形的一面，可惜忽略了那比较的更重要的一面。我以为热烈的情绪在中国文学里不是全然没有的，“发牢骚”的小说，其中何尝没有热烈的情绪？然而反因他主观的忿激的情绪过分了，以至生出意外的不好影响；这岂非也是实在的么？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最关重要的，是游戏消闲的观念，和不忠实的描写；这两者实非旧浪漫主义所能疗效。虽然西洋各国大都以次演过古典，浪漫，而后自然，并且也有人说在文艺新生的国里，当自然主义发生以前，大概是有个小小的浪漫运动的，然而我终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对于纯任情感的旧浪漫主义，终竟不能满意；而况事实上中国现代小说的弱点，旧浪漫主义未必是对症药呢。 第四是就思想上立论对于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有疑义的。他们大概说自然主义描写个人受环境压迫而无反抗之余地，迷信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等等，都是使人消失奋斗的勇气，使人悲观失望的，给中国现代青年看了，恐有流弊。这当然是极可注意的怀疑论；但我们要晓得，意志薄弱的个人受环境压迫以及定命论等等，本是人生中存在的现象，自然主义者不过取出来描写一下而已，并非人间本无此现象，而自然主义者始创出来的。既然本有这现象，作小说的人见得到，旁人也见得到，小说家不描写，旁人也会感到的。所以专怪自然主义者泄漏恶消息，是不对的（请参看《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五号我与周君赞襄的通信所言）。况且我们要从自然主义者学的，并不是定命论等等，乃是他们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自然主义者带了这两件法宝——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在西方大都市里找求小说材料，所得的结果是受人诟病的定命论等等的不健全思想。但是如今我们用了这两件工具在中国社会里找小说材料，恐未必所得定与西方自然主义者找得的相同罢。万一相同，那只能怪社会不好，和那两件工具毫不相干。忘了该诟骂的实在人生，却专去诅咒那该诟骂的实在人生的写真，并且诅咒及于写真的器具（那就是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两法），未免太无聊了。西洋的自然派小说固然是只看见人间的兽性的，固然是迷信定命论的，固然是充满了绝望的悲哀的，但这都因为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最普遍的人生就是多丑恶的，屈伏于物质的机械的命运下面的；我们的社会里最普遍的人生，如果不是和他们相同，则虽用了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去找材料，其必定是巴黎的“酒店”；如果相同，我们难道还假装痴聋，想自讳么？所以我觉得就思想上立论对于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怀疑的，也是过虑。 我的话都完了。除希望大家严格的批评外，更有二点要申明：（一）本文仓卒写成，因而第一段批评旧派小说本想多举例，也不克如愿，只随手举了一个；（二）凡我所说意见，都以广博的作者界及读者界为对象，并非拿几个已有所成就的新派作者做对象，因为我虽然反对那类乎鼓吹盲动的“自由创造”说，而对于真有天才并研究了文学的作者的真正“自由创造”却是十二分的钦敬和欢迎。 左拉主义的危险性 一听到“自然主义”不免就联想到“左拉主义”，又不免想到左拉的那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的偏见；于是不免要厌恶自然主义了。 我请他们且慢着厌恶，我请他们且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有几位批评家把自然主义加个绰号叫做“左拉主义”，把左拉所做的自然主义的作品称为“自然派”，却把其他各国文学家的自然主义作品称为“写实派”。为便于区别彼此的特殊面目偏见，这样的分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然而有行不去的时候，因为严格的说来，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特殊面目，谁也不能和谁完全相同，非至一个人独为一派不止。所以我们若要把许多作家分起类来，还是依着他们的荦荦大端的共通精神以为标准，而略去小小的不同，似乎较为妥当些。 这么看来，法国的福楼拜、左拉等人和德国的霍普特曼，西班牙的柴玛萨斯，意大利的塞拉哇，俄国的契诃夫，英国的华滋华斯，美国的德莱塞等人，究竟还是可以拉在一起的。请他们同住在“自然主义”——或者称它是写实主义也可以，但只能有一，不能同时有二——的大厅里，我想他们未必竟不高兴吧。 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这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不但毫无可厌，并且有恒久的价值；不论将来艺术界里要有多少新说出来，这一点终该被敬视的。虽则“将来之主义无穷”，虽则“光明之处与到光明之路都是很多”，然而这一点真精神至少也是文学者的abc，走远路人的一双腿。 我们若说自然主义有注意的价值，当然是说自然主义之科学的描写法一点有注意的价值；至于左拉的偏见是什么，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大赞扬左拉的人生观，大吹大擂介绍他的小说，那自然又当别论。）左拉那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 的偏见，似乎是他个人所处的特殊环境的结果，设若我们的根本观念不同，即使想勉强“效颦”，未必竟能象他那样能够从处处视出兽性来。 文学与人生 今天讲的是文学与人生。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因此，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没有清楚的界限。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更没有说起。所以要讲本题，在中国向来的书里，差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参考。现在只能先讲些西洋人对于文学的议论，再来讲中国向来的文学，与人生有没有关系。 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可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背景”就是所从发的地方。譬如有一篇小说，讲一家人家先富后衰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要问讲的是那一朝。如说是清朝乾隆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他讲的话，究竟象乾隆时候的样子不象？ 要是象的，才算不错。上面的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从这两句话上，大概可以知道文学是什么。固然，文学也有超乎人生的，也有讲理想世界的，那种文学，有的确也很好，不过都不是社会的。现在我们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单是说明“社会的”，还是不够，可以分下列的四项来说一说。 （一）人种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那一种人，有那一种的文学，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头发、眼睛等一样。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条顿人刻苦耐劳，并且有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说到苦痛的结果，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烈。法国作家描写人物，写他们的感情，非常热烈。假如一个人心里烦闷，要喝些酒，在英人只稍饮一些啤酒，法人却必须饮烈性的白兰地。这英法两国人的譬喻，恰可以拿来当作比较。文学上这种不同之点是显然的。 （二）环境我们住在这里，四面是什么。假设我们是松江人，松江的社会就是我的环境。我有怎样的家庭，有怎样的几个朋友……都是我的环境。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 在上海的人，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从事革命的人，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生在富贵人家的，虽热心于平民主义，有时不其然而然的有种公子气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 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他的作品里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就是并不提其他的环境，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即使是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仍旧是有关系因为他的“反”，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戟，决不是平空跳出来的。至于正面的例子，在文学史上简直不胜枚举。 例如法国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申特虽为了他的革命思想，逃到外国，可是他的作品，总离不掉法国那时代的色彩。举眼前的例：我们在上海，见的是电车、汽车，接触的可算大都是知识阶级，如写小说，断不能离了环境，去写山里或乡间的生活。英国诗人勃恩斯（burns）的田园风景诗，现在人说他怎样好，怎样美丽，平静；十九世纪末，作家都写都会状况，有人说他们堕落；这都是环境使然。又如十九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厌了城市生活，去描写田园，但是他们的望乡心，一看便知。这就是反面的例。可见环境和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有人说，中国近来的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样能写别的？ （三）时代这字或是译得不好。英文叫epoch，连时代的思潮，社会情形等都包括在内。或者说时势，比较近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时代精神”这一句话。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之与形。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自然也有例外，但大体总是如此的。我们常听人说，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起人。这是近世时代精神表见于文艺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学里，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大文学家的作品，那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法国法朗士（anatolefrance）说，“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 ……“就是这个意思了。 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也拿这四项做根据。第一，中国文学，都表示中国人的性情：不喜现实，谈玄，凡事折中。中国的小说，无论好的坏的，末后必有个大团圆：这是不走极端的证据。关于人种一条，可以说没有违背。第二，环境更当然。中国文学的环境，自然都是中国的家庭社会。第三，时代的关系在中国似乎不很分明。但仔细看，也有的。讲旧文学的人说：同是赋，两汉的与魏晋的不同；同是诗，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李义山的无论那一首诗，必不能放在初唐四杰的诗中。他们的诗，同是几个字缀成，同讲格律，只因时代不同，作品就迥然两样。《世说新语》的文字，在句法与文气上都与他书不同，《宋人语录》亦如此，与《水浒》不同，与《宣和遗事》又不同。这都可以说因为时代空岂不同。非但思想不同，文气、格律也有不同。可见时代的影响，也很厉害。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盗名的，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在中国也不是例外了。 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不过如此。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凡要研究文学，至少要有人种学的常识，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且要懂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文学与政治社会 醉心于“艺术独立”的人们，常常诟病文学上的功利主义；可是不幸也竟有和那些误解政治上功利主义的人一样，以为“功利”云者就是“金钱”或“利用”的代名词。这种误会已经很可怕了，尚有尤其可怕者：那就是因为误会的结果而把凡带些政治意味社会色彩的作品统统视为下品，视为毫无足取，甚至斥为有害于艺术的独立。 把艺术当作全然为某种目的而设，这一说大概现在也很少人坚信罢？文艺上的功利主义，初不待“艺术派”来作孤军的反对。再换一方面讲，功利的艺术观，诚然不对；要把带些政治意味与社会色彩的作品都起出艺术之宫的门外，恐亦未为全对。更说不上能否阻碍艺术的独立。因为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意见，搁在创作家或批评家手里，各自用法不同，效果亦不同，创作家愈坚执己见，愈有益于艺术之多方面的发展，批评家愈坚执己见，愈弄狭了艺术的领域。 而且文学作品之所以要趋向于政治的或社会的，也不是漫无原因的；空言不如实证，我们且举几个现成的例。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岂不几乎都是政治的或社会的么？为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说得好：第一，因为十九世纪的俄国人民是没有公开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他们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意见，除却表现在文学里，便没有第二条路给他们走。第二，因为十九世纪俄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达到了极点，俄国的作家大都身受其苦；因为亲身就受着腐败政治和黑暗社会的痛苦，所以更加要诅咒这政治这社会。所以浪漫的诗人普希金有时也要愤慨，而他的著作不能全然没有政治意义和社会色彩。这说的是俄国。 李特尔说全部的匈牙利文学史就是匈牙利的政治史；除了政治的社会的背景，匈牙利文学就没有背景。匈牙利文学这样畸形的——或许有人要说是畸形的呢！——发展，就是它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形造成的。我们晓得，直到最近，匈牙利的政治史就是力争独立力争自由的血战史。政治独立是他们的知识阶级中人脑子里惟一的观念；政治上不独立的痛苦，使匈牙利人宁愿牺牲一切以购求独立。他们又和俄国的作家不同；俄国作家是受制于自己国内的政府，他们却是受制于异族。俄国作家不能畅所欲言，匈牙利作家很可以畅畅快快的说。所以匈牙利文学简直是借文学来作宣传民族革命的工具了。 我们再看近代的挪威文学；挪威自一八一四年从丹麦手中转到瑞典手中，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他们的知识阶级无日不在要求政治上的独立。英国的哥斯说：“挪威稍有价值的诗人，都是政论家。”即使大艺术家如易卜生和比昂游亦永不能忘情于政治，比昂游且是个著名的自由党。十九世纪末挪威的文人没有一个不热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就因为那时代的挪威人的全心灵都沉浸在政治独立这个问题里。然而一到一九○五年挪威建为独立国，一九○七年得到英法德各国的承认，文学的指针也就转移方向了；这不是更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文学之趋向于政治的，并非漫无原因的么。 我们再举近十年内的波希米亚文学为例；但凡略为看过近代波希米亚文学的人，一定觉得惊异，波希米亚的戏剧家何以如此之多？但是我们若再进一步，看看这个被损害的小民族所处的地位，便当恍然于“戏剧家甚多”的缘故了。因为处在奥国政府强压力之下，只有戏院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喉舌。波希米亚文人不但把政治思想放在文学作品里，并且还拣取了一种最宜于宣传政治思想的文学的体式咧！ 我们再举一个可以代表一民族之全灵感的国民诗人为例；这就是保加利亚的伐佐夫了。伐佐夫是个梦想的诗人——据保加利亚现存批评家度茄诺伐所说，——是个赞叹自然的诗人，然而他一生所著，以历史小说为最多，顶顶大名的《轭下》就是一部保加利亚争自由史；他把赞美自然的笔来描写革命军的战争，就因为他自己是热心于革命的人，是参预一八七五年革命战争的人。由此可知即使是梦想的赞叹自然的诗人，因了环境的影响，他的作品会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的与政治的。 我们上面说的，都以证明文学之趋于政治的与社会的，不是漫无原因的；我们已经从事实上证明环境对于作家有极大的影响了，我们也从学理上承认人是社会的生物罢，那么，中国此后将兴的新文学果将何趋，自然是不言可喻咧。若有人以为这就是文艺的“堕落”，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胆，佩服他的师心自用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自由创作与尊重个性 俄国的万雷萨夫作了一篇《甚么是作文艺家必须的条件》，主张尊重自己的个性；中间有一段话： 还在不久的时候，俄国艺术界里有两种潮流互相争斗——就是“民众的艺术”和“纯粹的艺术”的争斗。有些人以为艺术应该服务当代的生活，描写它的缺点和窘状，着手向这个目的奋斗。有些人却反对，说这是政论家的事情，艺术是自己独立的，可以与“永远的珍贵”有关系，各种临时的现代的事情，可以舍岂不顾。 涅克拉索夫说，诗人引为羞的，是在忧愁的时代，盛唱海天的美，和恋人的亲昵。 自然，如果你正被周围的忧愁所包围，使你不能想起自然和恋人，——你也不应该加以盛唱，——即使你自己愿意，也有所不能呢。但是如果你在喜悦的时候溜望着海景，如果和你的情人面颊相偎，而你不愿意用艺术的手段宣泄自己的情感，只因为“羞”的缘故，那么你必不是诗人了。 普希金却相反，他在诗里说：不为着生活的惊扰，不为着利欲，更不为着战斗，我们生来为着灵化，为着甜蜜的声音和祷词。 但是如果“生活的惊扰”或“战斗”激动你创作的反响，那么诗人怎么能够拒绝这种反响，只因为他仿佛不为着这个而生存的缘故呢？并且谁能知道他是为着什么生的呢？千古不磨的艺术的教师，古代的希腊人，完全没有这种艺术的限制……。 万雷萨夫这段话，公允之至。我想凡是“真真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必不反对他这一番议论。所谓自由创作，所谓尊重个性，其精义不外乎此！ 依据这段议论，我们也可以知道若创作家明明看见“生活的惊扰”，明明被“周围的忧愁所包围”，而却欺骗说世界是太平，便也是自己欺骗自己，并想欺骗别人。没有勇气去正视“生活的惊扰”而自愿逃到“云里”的人们，我们当然不讥，但若这个人讳饰他自己的“逃”，反而“不食烟火气” 似的混说些高至无极的话，表示非此不足以见自己品格之清超，那也大可不必罢？ 我相信创造的自由该得尊重；但我尤其相信要尊重自己的创造自由，先须尊重别人的创造自由。所以在我看来，万雷萨夫的话，真是国内文学家的金箴！ 论无产阶级艺术 （一） 从文学发展的史迹上看来，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由全民众的而渐渐缩小至于特殊阶级的。中古时代的韵文的与散文的“罗曼司”必用帝王贵人为题材，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其后所谓“小说”（novel）者出世，李却特生（richardson）、菲尔定（fielding）等人始以平凡的人物，琐屑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但是专写无产阶级——所谓“下级社会”的生活的文学，却还是没有。 十九世纪初，英国小说家爱甘（egan）作一部专写下级社会生活的小说《伦敦的人生》（lifeinlondon） 可算是最早的描写下级社会的文学；然而这部书在当时的文坛上，占的地位，是小到不堪言。以描写华贵生活为中心点的浪漫派文学，那时正蓬蓬勃勃的兴盛起来，一般民众的平凡生活是被迫斥的。 十九世纪后半，因着自然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生活乃始成为多数作者汲取题材的泉源。自然主义的创始者，法国的左拉（z），作了一巨册的《劳动者》，分明就是无产阶级生活描写的“圣书”。可是此时尚没有人将这种显然异于往者的文艺题一个名——一个便于号召的口号。据我所知，那是法国的批评家罗曼罗兰（r.rond）首先题了一个名字叫做“民众艺术”。他批评法国画家弥爱（millet）的田家风物的作品，就说这是民众艺术——艺术上的新运动。 然而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后半，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真正杰作——就是能够表现无产阶级的灵魂，确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喊声的，究竟并不多见。最值得我们称赞的，大概只有俄国的小说家高尔基（gorky）罢。这位小说家，这位曾在伏尔加河轮船上做过侍役，曾在各处做过苦工的小说家，是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受的痛苦真切地写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灵魂的伟大无伪饰无夸张地表现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负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来给全世界人看！我们仔细地无误会地考察过高尔基的作品之后，总该觉得象高尔基那样的无产阶级生活描写的文学，其理论，其目的，都有些不同于罗兰所呼号的“民众艺术”。原来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究其极不过是有产阶级知识界的一种乌托邦思想而已。他空洞的说“为民众的，是民众的”，才是民众艺术，岂不是刚和民治主义者所欣欣乐道的forthepeopleofthepeople，的政治为同一徒有美名么？在我们这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我们如果承认过去及现在的世界是由所谓资产阶级支配统治的，我们如果没有方法否认过去及现在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独尊的社会里的孵化器，是为了拥护他们治者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我们如果也承认那一向被捧着而认为尊严神圣自由独立的艺术，实际上也不过是治者阶级保持其权威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该也想到所谓艺术上的新运动——如罗曼罗兰所称道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性质了！我们不能不说“民众艺术”这个名词是欠妥的，是不明了的，是乌托邦式的。我们要为高尔基一派的文艺起一个名儿，我们要明白指出这一派文艺的特性，倾向，乃至迫使命，我们便不能不抛弃了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所谓“无产阶级艺术”。 无产阶级艺术这个名词正式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简直是最近最近的事！如上所述，本世纪初，高尔基的作品风行全世界时，批评家还不曾提起这个名儿。七年前俄国的社会革命成功，无产阶级由被治者地位，一变而为治者，于是一向被视作愚昧无识污贱的无产阶级突然发展了潜伏的伟大的创造力，对于人类文化克尽其新贡献。俄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创造，已经到了怎样完美的地步，有成立七年的苏联与人以共见；至于他们在艺术上的创造，则因革命后最初三四年的内乱外患以及物质上的缺乏，使他们的力量不能专注，故而还没有充分的表现。然即使如此，我们已可举出一打左右的作家。在诗歌方面，有特米扬。勃特尼（demjanbednij）的《大路》、《火焰中间》、《苏维埃哨兵》等作品；有亚历山大。勃梭曼斯基（alexanderbesujmensky） 的《彼得司摩洛丁》、《小帽》、《小镇集》、《青年共产党生活》、《雪鞋》、《列宁日》、《党证第二二四三三二号》、《青年的列宁战士》、《春之先引曲》等；有伊凡。道列宁（ivandorinin）的《汽机犁的机手》、《田野对于春之爱恋》等；有亚历山大。削洛乌（alexanderscharow）的《约伯先生》、《酣眠》、《乞福尼之歌》、《漂浮的冰块》、《我们看好我们的国》等。在小说方面，有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tch）的《铁流》（讲库班区及黑海沿岸内乱时一群平民带了小孩子和女人偷过反革命的叛军的防地而投奔红军的事）；有勃莱苏夫斯基（f.beresovskij）的《母亲》（讲科尔却克占据西伯利亚时一个女工人——就是那母亲——炸毁白党的一列军火车的事）、《在空旷的草原中》（讲叙利息亚的内乱）、《共产社》、《红十月》等等；有李勃定斯基（j.libedinskij）的《一周间》（亦描写反革命的内乱）；有塔拉苏夫。鲁迭哇诺夫（tarassov－rodionov－）的《吕南夫》（讲西伯利亚的反革命内乱）；有柏拉托西根（m.toshkin）的《新生活》（讲苏联的工人生活）；有富尔曼诺夫（d.furmanov）的《恰巴耶夫》（言伏尔加区之内乱，描写著名的红军大将起有特色）、《红军》等等；有尼克福洛夫（g.nikiforov）的《两个时代》、《小机师》（言一火车机师的幼子救一红军的火车免为白党所炸）；有科洛苏夫（m.kollosov）的《十三》（言少年共产党及青年工人的生活）、《斯坦茄司》（亦言少年共产党的生活）；有伊凡诺夫（vsevolodivanov）的《铁甲列车》；有法捷耶夫（fadejev）的《泛滥》（言共产党第一次在农民中间和远东得了同情的胜利）；有萨罘列那（l.seifulina）的《破坏法律者》；有伏尔珊克（a.volsekki）的反宗教的短篇小说《钟楼守者唐尼》、《绿色》、《村中通信》等等；有曼斯奇（em.maisky.）的描写苏俄妇女的社会地位之重要的《三个父亲》。 在戏曲方面，有卢那却尔斯基（a.lunatcharsky）的《托玛。康巴纳洛》（描写这位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有柏莱忒诺夫（v.plctnov）的《利娜》（写一九一二年利娜区的屠杀事件）；有勃伊洛塞尔考夫斯基（bjelozerkovsky）的《应声》（写美国劳工反对列强暗助反苏俄的白党）。 我想读者对于上面的一大串人名书名多半是极讨厌的，——如果信然，我先对读者道歉。我觉得上面的一串人名书名有介绍的必要——虽然只不过是人名和书名；而所以要讨厌地在此处列举，并非替苏联卖弄已有这许多无产阶级作家，却是想借此告诉读者，无产阶级艺术实在只是正在萌芽；就现在已有的作品而言，虽不能说是太少，却实在不够说一声：“已经多了”。我们知道文学的作品与批评常相生相成的，某一派文学之完成与发展，固需要批评以为指导；但是反过来，亦必先有了多了某一派的文学作品，然后该派的文学批评方才建设得起来。譬如好手的厨子果然应该常听吃客的批评以改良他的肴馔，但是吃客先须有好肴馔来尝，方才能够做出一本“食谱”来。方今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既寥寥可数如上所述，我们对于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论便也不能存了太大的希望，妄冀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论已经怎样的丰富圆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批评材料缺乏，虽天才的批评家恐亦难以见好，何况浅陋如我呢！我所以列举一打多的人名书名，亦无非想让读者知道，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实在是“可屈指而数”，大批的佳制尚在未来，而我则可希图读者对于此点了解，乃竟宽恕了我此文的肤浅拙劣。1 （二） 我要再说一句，我们列举了一串人名和书名，不是全无意义的。这些作家全是苏联的，自不用说；并且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各国并非没有可称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例如美国的辛克莱（uptonsinir），已故的龙东（jacklondon），德国的土勒（ernsttoller）和洛郎特（henrietternd），荷兰的方特削尔克（holstvanderschalk） 和奈苏（martinnexoa）；然而总以苏联为最多，亦是很显然的。我们若问为什么苏联出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独多？这就触着了本问题的一个重要点了。 这便是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 艺术的产生有没有条件呢？我想是应该有的。用方程式来表示，便是：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的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 新而活的意象，在吾人的意识里是不断的在创造，然而随时受着自己的合理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取缔或约束，只把那些美的和谐的高贵的保存下来，然后或借文字或借线条或借音浪以表现之；但是既已借文字线条音浪而表现后，社会的大环境又加以选择，把适合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都保存了或提 1此节文后有作者的注：“本月二日应艺术师范学校之招，就无产阶级艺术一题，略有陈说；适《文学》需稿，因举所言笔于篇——此为第一节。” 倡起来，把不适合的消灭于无形。此种社会的鼓励或抵拒，实有极大的力量，能够左右文艺新潮的发达。有许多文艺上的新潮，早了几十年发生便不能存在与扩大，非等到若干年后社会生活变到能和它（文艺思潮）适应的时候不可：便是这个道理了。有许多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行程的文艺思潮，因为不能与当前的社会生活适应，便不得不让贤路，虽有许多人出死力拥护，仍是不中用：也便是这个道理了。故骑士文学盛行于中古，乃因它正能适应中古的封建制度的社会生活之故；浪漫派文学盛行于十九世纪前半，乃因它正能适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社会生活之故。在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社会，其对于文艺的选择，自然也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那些不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开放得大早的艺术之花，一定要被资产阶级的社会选择力所制裁，至于萎死；即不萎死，亦仅能生存，决无发荣传播之可能。无产阶级艺术对资产阶级——即现有的艺术而言，是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新艺术是需要新土地和新空气来培养。如果不但泥土空气是陈腐的，甚至还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新的艺术之花难望能茂盛了。资产阶级支配一切的社会里的无产阶级艺术正处在土地不良空气陈腐而又有压迫的不利条件之下。这便是现今世界惟有苏联独多无产阶级文艺的缘故了。 但是艺术的产生于上文所举方程式中的“社会的选择”而外，又受到一个“人为的选择”，便是文艺的批评论。批评论对于艺术发展的关系，或把它看得太重要，或把它看得毫不相干，以我想来都不中肯。批评论也象“社会的选择”，常能生杀新艺术运动，不过它的权威不是绝对的。自来文学家对于批评论的本体及功用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在功用这一点，他们有一个比较的通行的说头，乃谓批评论的职能有两方面：一为抉出艺术的真相而加以疏解，使人知道怎样去鉴赏；一为指出艺术的趋向与范畴，使作家从无意的创造进至有意的创造。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同意。但在解释批评论的本体这一点，我们应该提供一个新的说法。我们要说批评论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选择”之系统的艺术化的表现；而所谓“社会选择”又不过是该社会的治者阶级所认为稳健（或合理）思想之集体；所以批评论是站在一阶级的立点上为本阶级的利益而立论的。虽然自来的文艺批评家常常发“艺术超然独立”的高论，其实何尝办到真正的超然独立？这种高调，不过是间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阶级的艺术之发生罢了。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甜蜜好听的高调所麻醉，如果不愿意被巧妙的遮眼法所迷惑；我们应该承认文艺批评论确是站在一阶级的立点上为本阶级的利益而立论的；所以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论将自居于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位而尽起批评的职能，是当然无疑的。 （三） 如上所述，无产阶级艺术既然对于资产阶级艺术而言是一种新的艺术，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它（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确定下来，免得和旧世界的艺术混淆不分。 第一，无产阶级艺术并非即是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艺术之谓，所以和旧有的农民艺术是有极大的分别的。农民艺术这个名词成立已久，例如弥爱的表现农家生活的图画，范尔冷（veine）的田园诗，克鲁衣夫（kluyev） 的农民诗，都是表现农民的痛苦极为透彻，至于为老实的资产阶级艺术拥护者所憎恶，因而此等农民艺术常被认为无产阶级艺术—－这是错误的。无产阶级艺术决非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生活即算了事，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治者地位的世界）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反家族主义的，非宗教的。然而农民的思想刚正相反。农民中的佃户虽然也是无产阶级，而最大多数的自耕农也是被压迫者，过的生活极困难，但是实际上农民的思想多倾向于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宗教迷信的。所以然之故，半因农民的经济条件与劳工不同，半亦因落后的农业生产方法使他们不懂得合作，没有阶级意识。旧有的农民艺术里便充满了农民的此等个人主义的家族主义的和宗教迷信的思想。弥爱的农家生活画和范尔冷的田园诗自不必论，即如俄国革命前许多平民诗人所作的农民诗，甚至如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天才诗人克鲁衣夫和爱散宁（essenin，）的杰作《红声》等等诗里，也随处可见那种反无产阶级精神的思想。那些诗里，有农民们所奉祀的神，如圣母玛丽亚，勇敢的乔治，施惠者尼古拉；并且在赞扬传说的绿林侠客司丹喀。拉辛（stenkarasin）的话语里，又可以看出农民们之怀慕过去时代的浪漫的狙击主义的无组织的原始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动决不能摇撼资产阶级的基础。象这一类诗，虽然描写了无产阶级生活，但非是无产阶级艺术。 第二，无产阶级艺术非即所谓革命的艺术，故凡对于资产阶级表示极端之憎恨者，未必准是无产阶级艺术。怎么叫做革命文学呢？浅言之，即凡含有反抗传统思想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革命文学。所以它的性质是单纯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艺术的目的并不是仅仅的破坏。在描写劳动者如何勇敢奋斗的时候，或者也得描写到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极端憎恨的心理，但是只可作为衬托；如果不然，把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恨作为描写的中心点，那就难免要失却了阶级斗争的高贵的理想，而流入狭的对于资产阶级代表者人身的憎恨了。如果这种描写更进一步而成为对于被打败的敌人的恶谑，成为复仇时愉快的欢呼，则更不妙。因为此等心理全然不合于无产阶级的精神。无产阶级所坚决反对的，是居于此世界中治者地位并且成为世界战争的主动人的资产阶级，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个人——他只是他所属的社会环境内的一个身不由己的工具；无产阶级为求自由，为求发展，为求达到自己历史的使命，为求永久和平，便不得不诉之武力，很勇敢的战争，但是非为复仇，并且是坚决的反对那些可免避的杀戮的。俄国革命后的诗歌有许多是描写红军如何痛快的杀敌，果然很能够提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而依上述的理由，这弥诗歌究竟不能视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正宗，是无疑的。 第三，无产阶级艺术又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表同情于社会主义或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 这类作品和无产阶级艺术相混，是极自然的事，因为二者的理想相距甚近。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作者大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阶级，他们生长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之下，为这种文化所培养，并且给这种文化尽力的。他们的主义是个人主义。 他们是各自活动，没有团体的行动的。所以虽然有些知识阶级的作家对于劳动阶级极抱同情，对于社会主义有信仰，但是“过去”象一根无形的线，永久牵掣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观。 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大都有的是一副个人主义的骨骼。例如范尔海仑（verhaeren）的戏曲《晓光》，是一篇极好的社会主义文学，常常被认作无产阶级文学——但这是错误的。这一篇戏曲，只可称是无产阶级所受于旧时代的一份好遗产，却不能算作他们“自己的”。并且遗产总不过是遗产，总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因为这篇戏曲是把社会主义的轻纱，披在领袖的个人主义的骨架上的。这篇戏曲描写工人罢工的终于胜利，但是全赖有一个好首领，故得了胜利；罢工的群众是无知识的盲目的，没有那领袖，群众就不晓得他们应该怎么办。此便是旧时代对于一个首领的看法。这是把首领当作一个特出的超人；他是牧者，而群众是羊。然而依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的首领不过是群众的集合的力量之人格化，是集合的意志之表现，是群众理想的启示者！又如比利时的雕刻家墨尼埃（meunier）所作的表现劳动者生活的雕刻也只是无产阶级艺术家的一份极好的遗产，而不能即视为无产阶级艺术。 因为无论墨尼埃是怎样了解劳动者的生活，他的作品的根本精神总不是集体主义的。 故依上述三项而观，无产阶级的艺术意识须是纯粹自己的，不能渗有外来的杂质；无产阶级艺术至少须是：（1）没有农民所有的家族主义与宗教思想；（2）没有兵士所有的憎恨资产阶级个人的心理；（3）没有知识阶级所有的个人自由主义。 （四）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 一个年龄幼稚而处境艰难的阶级之初生的艺术，当然不免有内容浅狭的毛病。而所以不免于浅狭之故，因缺乏经验，二因供给题材的范围太小。这种情形，只看现代俄国无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和戏曲便可了然。我们就上文（本文第一节）所举示的小说和戏曲而言，总觉得他们的题材只偏于一方面—－劳动者生活及农民憎恨反革命的军队，实在很单调；因而引起许多人误会，以为无产阶级艺术的题材只限于劳动者生活，甚至有“无产阶级文艺即劳动文艺”之语：这是极错误的观念。我们要知道现今无产阶级艺术内容之起于一方面，乃是初期的不得已，并非以此自限；无产阶级艺术之必将如过去的艺术以全社会及全自然界的现象为汲取题材之泉源，实在是理之固然，不容怀疑的。 所以，如何充实或增丰内容，便是无产阶级艺术批评论所应首先注意的事。我们自然不能代作家去找题材，并且也不能搜集了许多我们所认为适当的题材专候作家来采取，但是我们可以随时提出这个问题，促起作家的注意；可以随时指出内容单调的毛病，促作家扩大他们的寻觅题材的范围；我们并且应该注意每个例外（即于劳动者生活之外觅得了题材）的企图，而详加研究；如果这新企图是失败的，我们应搜求其失败之故，如果是成功的——即使是极小的成功，我们便应指明其成功之可能性究何在，并且要研究它的可能的最大限度。只要有机会，我们还应该把无产阶级艺术与旧艺术之同一目的者（这就是说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加以比较，从而指出虽然他们的题材似一，目的相同，但是因为观点不同，解决方法不同，故一则成为无产阶级艺术，而一则只是旧艺术：这便是间接的指导无产阶级作家如何去大胆的扩大他们采取题材的范围，而又不至误成了旧艺术。例如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人心中善念与恶念之交战，等等，都是旧艺术中常见的，而新艺术中亦不乏其例，我们便可加以比较的研究，以显示无产阶级艺术所大异于旧艺术者安在。 作者缺乏经验，除劳动者生活外便没有题材，这果然是无产阶级艺术现今内容浅狭的缘故了，但是无产阶级作者观念的褊狭——即对于经验的材料所取的态度之褊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等褊狭态度之显而易见者，即是作者每喜取阶级斗争中的流血的经验做题材，把艺术的内容限制在无产阶级“作战”这一方面。此事原不足怪。一个方始打断了镣链而解放了自己的阶级，怎能忘记“作战”呢？一个尚受四周敌人的恐吓而时时需要自卫的阶级，又怎能不把“作战”视为全心灵的主体呢？所以此时的无产阶级作家把本阶级作战的勇敢视为描写的唯一对象，正是自然的事，或者竟是无产阶级艺术初期必然的现象。可是以后，这个观点一定嫌太狭小；无产阶级作家一定要抛弃了这个狭小的观念，而后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乃得丰富充实。 无产阶级必须力战而后能达到他们的理想，但这理想并不是破坏，却是建设——要建设全新的人类生活。这新生活不但是“全”新的，并且要是无量的复杂，异常的和谐。象这样的理想大概不是单纯的作战的勇敢所可达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理论是必要的。无产阶级艺术也应当向此方面努力，以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级的理想。 因为观念的褊狭和经验的缺乏，而弄成无产阶级艺术内容的浅狭，既如上述；我们还应该知道现今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除浅狭而外，还有一点毛病：就是误以刺激和煽动作为艺术的全目的。 我们可说现今所有的无产阶级的诗歌和小说总有十分之九是激励阶级斗争的精神，欢呼阶级斗争的胜利的。这原是现时应有的现象，并且在或一意义上，此种刺激和鼓励也是需要的。不过决不能永久这样。刺激和鼓动只是艺术所有目的之一，不是全体；我们不可把部分误认作全体。在作者和读者两方，自然觉得富有刺激煽动性的作品方能快意；但是我们也不可不知过分的刺激常能麻痹读者的同情心，并且能够损害作品艺术上的美丽。 然而最大的弊病却在失却了阶级斗争的高贵的意义。有许多富于刺激性的诗歌和小说，往往把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知识者描写成天生的坏人，残忍，不忠实。这是不对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利刃所指向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而是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不是对于个人品性的问题，而是他在阶级的地位的问题。无产阶级所要努力铲除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关连的并且出死力拥护的集体。一个资本家也许竟是个品性高贵的好人，但他既为他一阶级的代表并且他的行动和思想是被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则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缘故，不能不反对这个代表人。故即在争斗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士并不把这个资本家当作自己个人的仇敌，而把他看作历史锻成的铁链上的一个盲目的铁圈子。 赞成无产阶级艺术须沉浸于刺激与鼓动的人们，又常把“提高革命精神”、“激发勇ae”等等话头，来作辩护。自然我们也承认亢热的革命精神与勇敢无畏的气概，是需要的，是可宝贵的。但是由于历史的信念与刚毅的意志而发生的革命精神与作战的勇气，方是可宝贵的，可靠的；如果象打吗啡针似的去刺激出来的，或是用了玫瑰色的镜子去鼓舞出来的，那就是靠不住的，假的。无产阶级的战争精神是从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而生长的，是受了艰苦的现实的压迫而迸发的，不是为了一时刺激与鼓动，所以能够打死仗，只有进，没有退！ （五） 讲到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我们先须有一个“形式与内容必相和谐”的目的来作努力的方针。 有人以为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并无必须谐合的必要与可能；有人以为只要注意内容，形式可以随随便便——那就是说，艺术家只须注意他所作的艺术品的内容，形式则随手拈来，无往而不可。由前之说，是把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看作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尚非否认艺术品之形式的重要；由后之说，简直是根本否认历来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理论。无产阶级艺术既是一种崭新的革命的艺术，普通的见解以为无产阶级艺术论一定是推翻以前的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理论：此所谓“力反前人之所为”。然而此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须知无产阶级的思想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旧物，并不是盲目的破坏。在艺术上的内容与形式一问题，无产阶级作家应该承认形式与内容须得谐合；形式与内容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不可分离的。 无产阶级艺术的完成，有待于内容之充实，亦有待于形式之创造。 但因艺术的形式，自来是在“机体进化”的法则的支配之下，所以比较的不能象内容一样突然翻新；虽然文艺史上尽有突然翻新的例子，然而究竟是变态的病象，而非健全的进化。形式是技巧堆累的结果，是过去无数大天才心血的结晶，在后人看来，实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虽然普通有“新思想必须有新形式为体附”之说，但是无理由的不肯利用前人的遗产，而想硬生生的凭赤手空拳去干创造，也是一般论者所不赞成的。所以在近代文艺史上，我们可以看见，除了几个带著立异炫奇的心理的新派如未来派立体派而外，余者都是抱了“先去利用已有的遗产，不足则加以新创”的态度的。 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对于形式问题，也抱的这种态度。老实说，无产阶级首先须从他的前辈学习形式的技术。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权利，也是对于前辈大天才的心血结晶所应表示的相当的敬意，并不辱没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身份！ 但是这里有一条歧路须得我们来谨防。 这条歧路便是一方虽则承认前人的遗产应该利用，而他方又本着左倾的幼稚病的指向，误以为凡去自己时代愈远者即愈陈旧朽腐，不合于自己的用途，反之，离自己时代愈近者即愈新鲜，较和自己的思想接近，因而误认最近代的新派艺术的形式便是最合于被采用的遗产。 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现派等等，都是旧社会——传统的社会内所生的最新派；他们有极新的形式，也有鲜明的破坏旧制度的思想，当然是容易被认作无产阶级作家所应留用的遗产了。但是我们要认明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如果无产阶级作家误以此等新派为可宝贵的遗产，那便是误入歧途了。 为什么我们要说未来派等等不足称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呢？因为他们只是旧的社会阶级在衰落时所产生的变态心理的反映。凡一个社会阶级在已经完成它的历史的前进的使命而到了末期并且渐趋衰落的时候，它的艺术的内容一定也要渐趋衰落，所谓“灵思既竭”是也；跟着内容的衰落的，便是艺术的形式了。社会阶级的渐趋衰落于何征之？征之于其渐为坐食的或掠夺他阶级劳动结果以自肥的时期。进了这个时期，该阶级是过饱了，俗所谓肠肥脑满了，它的生命感觉力便迟钝起来。生活呈枯燥虚空的病态，艺术的泉源将要枯竭了。于是这个将死的社会阶级里的分子努力想填补产生的虚空，润泽生活的枯燥，希冀从此可以再品艺术的泉源。他们的补救枯燥虚空的方法便是找觅一些新的享乐和肉感的刺激。这个，果然一方可作艺术的新泉源，而他方又可借此等表现新的享乐与肉感的刺激之新艺术来促起将死的社会阶级之已停滞的生命感觉。此时的所谓新艺术运动，大概分两方面，一是渴求新享乐与肉感的刺激以自觉平生存意识的颓废思想，一是勉强修改艺术的理论，借小巧的手法以掩饰败落的痕迹。人类的历史上，早已有过此种现象，如罗马颓废时代和封建制度破坏时代即是；而在近四十年内欧洲中产阶级文化渐趋衰落的时期中，尤其表现得清晰。最近的所谓新艺术，都是这一类的产物。社会阶级愈失起支搘的能力，此种奇形怪状的“新派”愈滋生得多；一九一○年左右的俄国文坛便是一个最好的例。 所以无产阶级如果要利用前人的成绩，极不该到近代的所谓“新派”中间去寻找，这些变态的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不配作新兴阶级的精神上的滋补品的。换句话说，近代的所谓“新派”不足为无产阶级所应承受的文艺的遗产。 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文艺的遗产，反是近代新派所詈为过时的旧派文学，例如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各时代的不朽名著。为什么呢？因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鼎盛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健全的心灵的产物；我们要健全的来作模范，不要腐烂的变态的。 如以俄国文学为例，则过去的大文豪，如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rmontov）、果戈里（gogol）、涅克拉索夫（nekrassov） 和托尔斯泰（tolstoy），他们在文学形式上的成绩是值得宝贵的，可以留用的；但是最近的蔓草般的新派，什么未来主义，意象主义等等，便是一无所用的。 我们自然极端相信新内容必然要自创新形式；但是从利用旧有的以为开始，也是必要的。 如以诗式而言，现在有许多号为解放的新诗式，正和旧诗式争夺地盘；而无产阶级的作家一则因为歆于“解放”的好招牌，二则表面上是那些新诗式要比旧的自由些容易做，所以就争相效作。究竟这个风气该不该鼓励，是很值得讨论的。 就艺术上讲老实话，新诗式实在是难做得多，（请注意：这里所谓诗式，并非指中国的。）所以拥护旧诗式的人们讥新诗式为浅薄无聊，是不对的；而主张新诗式者以“不习而能”或“更自由地表现情思”为主张的理由，也是错误的。我们如果承认文艺作品的形式是和作者的生活环境有多少连带关系或能多少互相影响的，则我们不能不说新诗式确不宜于无产阶级作者。无产阶级作者的生活环境是工厂，而工厂中大小机轮的繁音却显然是有整齐的节奏的；此种机轮所发的旋律，与其说是近于新诗式，无宁说是近于旧诗式。无产阶级作者天天听惯了这种节奏，精神上的影响该是怎样大。如果他们本凭所观感以创诗式，大概是近于旧诗式的。然而他们却撇了这一条顺路不走，反觅崎岖小径，这岂不是浪费心力？就艺术的价值而言，各种新派艺术的诗式当然有其立足点，未便一概抹煞；然而就其出发点而言，我们不能不说新诗式是一个社会阶级将死时的知识分子所有的矛盾思想与矛盾生活的矛盾的产物。而旧社会阶级的矛盾生活与矛盾思想正是无产阶级所极反对的。 从纯形式方面转到形式与内容的交点——就是艺术的象征（artisticsymbols）一方面，也有应该注意的。我们知道，在无产阶级的军政时代，有许多作者喜欢用粗酷的象征，以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气焰。譬如有一位诗人，因要表现他决意和旧世界奋斗到底的精神，表现他宁愿牺牲一切而不退缩的精神，高声的喊道：“为了将来，我们要焚毁拉斐尔的作品；我们要毁灭那些博物馆，践碎那些艺术之花！”这当然只是感情热烈的象征，并非这位诗人真想如此办。但是不能不说这象征选得太粗酷。一个炮队兵官为的要取射击目标，不惜轰击一个古教堂；但是一个诗人对于这些事总该惋惜，不该快活。人类所遗下的艺术品都是应该宝贵的；此与阶级斗争并无关系。无产阶级作家应该了解各时代的著作，应该承认前代艺术是一份可贵的遗产。果然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发挥他的艺术创造天才，但最好是从前人已走到的一级再往前进，无理由地不必要地赤手空拳去干叫独创，大可不必。在艺术的形式上，这个主张是应该被承认的。1 1此节开头有作者的一段说明：“本刊第一期二、一期三、一期五篇上，登过此论四章；不意作者因事一搁，直到现在方想起要把它续完。这种类乎开玩笑的办法，是作者所极抱歉的。但还能赶上在头二十六七的汇订本中登出，作者便又觉得似乎还可以减轻一半的罪戾了。——十月十六日，雁冰。”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一 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世界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这句话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性欲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欲文学，我是要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的状态象中国所有者直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我诚然浅学，未尝多读西洋的小说，尤起是专写性欲的小说见的很少，但是赤裸裸地描写性欲的西洋小说为世所称者，如莫泊桑（maupassant）的《bel－ami》（《漂亮朋友》）之类，其中虽有极碍目的篇章，（此已为译者所不愿照译），然而方之中国小说内的性欲描写，尚不免类于小巫见大巫。莫泊桑的《一生》中也有几段性欲描写岂不雅驯，然而总还在情理之中，不如中国的性欲描写出乎情理之外。左拉（z）的小说内尝说浪子荡妇喜观“黄皮书”，意即为淫书；可是朋友告诉我，法国秘密发售的低等淫书，亦未有象中国的淫书专述性交状态。莫泊桑有许多短篇，淫荡已极，但对于性交却还是虚写，不象中国小说之实写。故就实写性交，甚至绘声绘影，仪态万方，如中国小说之所有者，浅陋如我，实未于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中见过；这便是我们谈到中国性欲文学时首先觉得是奇怪的一件事。 为什么中国的性欲描写会进了这种“魔道”，自然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本篇所要论列的主要点，此亦其一，不过现在我们姑且搁开这一点，先来谈一谈中国性欲文学的大概面目。 就通例而观，性欲描写的文学大都是变态性欲的研究。但中国的性欲文学竟是例外。中国有许多写平常的才子佳人恋爱的故事里往往要嵌进一段性交的实写；其余以变态性欲为描写主题的小说，更是无往而非实写性交。所以若问中国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是什么？有两句话可以包括净尽：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所有中国小说内实写的性交，几乎无非性交方法。这些性交方法的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不过在变态性欲的病理的研究上，却也有些用处。至于可称为文学的性欲描写，则除伪称伶玄作之《飞燕外传》与《西厢》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所以着着实实讲来，我们没有性欲文学可供研究材料，我们只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 二 现在所传的性欲小说——淫书，大都是明以后的作品；故中国性欲描写始盛于明代，是无疑的。但是我很疑西汉末已有许多描写性欲的文学出现，不过多不传于后世罢了。西汉诸王，大都淫乱，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妇，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菑川王终古甚且使所爱奴与八子（妾号）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臝（裸体也）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前汉书》三十八）这简直是很厉害的色情狂了。而成帝宫闱秽乱，亦复不能讳言。在此种环境内，性欲描写的作品的发生是可能的。今所传，有《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赵后遗事》（旧题宋秦醇，言得自同里李生与《飞燕外传》大同小异），《飞燕遗事》（阙名，共琐闻五则），而尤以《飞燕外传》一篇为最著名，且文词亦较胜。此篇叙赵飞燕姊妹出身，得幸之原因，至成帝纵欲丧身而止。末有伶玄自叙，谓字子于，潞水人，由小吏，渐至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嬺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妹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序末又称玄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 （按今通行本无此序，此据《四库提要》所引）两段文岂不接，且亦不类自序口吻。所以很多人疑心序既假造，文亦伪作。然古来通人如晁公武器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但又云通德拥髻等事（见自序中），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见本文中），司马公载之《通鉴》，则又为回护。平心而论，我们自然不能说伶玄之必有是人，与必作是文，但后世作伪者不拿别人作题材，而偏偏挑了一个正史上不算十分荒淫的汉成帝为题材（按《汉书。成帝纪》仅有沉湎酒色轻轻一句，《外起传》亦唯记赵后姊妹妒杀后宫子而已），则大有可疑；如果当时毫无关于飞燕姊妹淫佚的传说，则作伪者为何无中生有拉上个成帝与飞燕姊妹呢？因此，我们不妨假定西汉末年或许有不少的描写性欲的文章都是以飞燕姊妹作题材的，（按《西京杂记》载飞燕事凡三则，皆见《外传》；《西京杂记》旧题葛洪撰，有洪跋称得刘歆《汉书》一百卷，取校班作，有小异同，其为班固所不取者，不过二万言，抄出为《西京杂记》云云。然《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于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酉阳杂俎广动植物》篇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始言是葛洪撰，《杂俎语资》篇又载庾信语，谓是吴均所作。总而观之，此书传自晋世，出于里巷，盖传说之碎断者，云为葛洪作，或吴均作，皆依托也。然据此可见汉晋之间正多此种流传之故事。飞燕姊妹之事仅其题材之一。）后来有人纂集而成《飞燕外传》乃加以伶玄一名托为撰者。故《飞燕外传》一文虽在汉家历史上毫无价值，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未便过于抹煞。又据晁公武语，及通德拥髻之事文士多用，二者而观，也可想见此文流传已久，恐系唐以前人所作。若问西汉末既有不少描写性欲的作品，何以今仅传飞燕故事，则解答亦甚易易。第一，因性欲描写究是禁书，在雕版术已发明后，流传尚极困难，何况汉代并未有印刷，仅恃手抄。第二，中国小说自唐以前，皆为romance体，凡百故事，皆假托一二历史人物以为主体；又因题材既集中，便生出（a）后人合并诸故事而加改作，与（b）趣味较浅的故事渐归消灭，两个结果。所以我们不便以今日所存之少而致疑于古时——当时——之未必多。 再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泉源，换言之，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的。《外传》言飞燕居家时与羽林射鸟者私通，既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嬺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恐成帝窥破飞燕之已为妇人。及后既幸，流丹浃藉，嬺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耶？”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这是后代性欲小说侈谈“采补术”的托始。《外传》又言“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飞燕妹合德）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嬺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人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这又是后代性欲小说的种种春方淫器及脱阳而死的托始了。而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脱阳而死的一节，竟仿佛是《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外传》写成帝窥昭仪浴，赂侍迫使无得言；又谓后（飞燕）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蕴香，昭仪仅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然帝私谓樊嬺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赵后遗事》写此事更为淫艳：“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后知昭仪以浴益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裸体而立，以水沃之。后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幸而去”。这一段简单的描写，显然也给了后人许多暗示。《赵后遗事》一书，据《说郛》本，题宋秦醇传，有小序曰：“余里中有李生，世习儒术而业甚贫。余尝过其家，墙角一破筐藏古抄书数十册，中有赵氏琐事，虽纸墨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气之以归，补正编次成篇，传诸好事者”。这些话自然未便遽认作真，恐此《遗事》即为秦醇所作而假托李生所有旧钞；果真如此，则《遗事》当亦为摹仿《外传》而作，或竟为根据另一种关于飞燕的传说；并可证明古老的《外传》正堪称为性欲文学的始祖了。 三 《晋书》谓惠帝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放恣。洛南有小吏端丽美容止，一日忽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卜师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痣；见留数夕，临赠以衣饰甚多。后小吏稍衒其衣饰，众疑是盗窃，小吏具言其遇。闻者多知妇人即贾后也。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据这段记述，可见贾后的荒淫又别开生面。然而后世性欲文学内竟不见描写贾后的淫艳故事。此层似乎可怪。最简便的说明即因叠遭丧乱而亡佚，但根本的原因，决不在此。我以为根本的原因乃在后世文人不喜欢将短黑有痣的贾南风作为香艳的性欲小说的主人公。“淫书”里的女主人必为美人，几乎已成中国性欲文学的定例。贾后丑黑，故不能感发许多文人为她特造故事；不然，设密室，猎取美男子，以恣淫乐，正是性欲文学的好材料，后世的性欲描写者安肯割爱？ 反之，因为隋炀帝后宫多佳丽，武则天，杨太真乃绝世美人，于是后世就流传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据历史看来，武则天的淫佚未必过于吕雉，然而后人不把吕雉来做性欲描写的材料，而独取武曌（袁枚所传的《控鹤监记》乃出枚伪造），大概也为的吕雉不是个绝色美人罢。 至于隋炀的故事，旧有《大业拾遗记》，《迷楼记》，《海山记》等。《大业拾遗记》一名《南部烟花录》，旧题唐颜师古撰，末有跋语，称会昌中僧志彻得之瓦棺寺阁，本各《南部烟花录》云云。姚宽以为《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西溪丛话》）《迷楼记》及《海山记》不著撰人名氏，明人妄增为韩偓撰。然刘斧《青琐高议》并载此二文，可信为北宋人作。《海山记》述炀帝西苑事，所录炀帝诸歌——《望江南调》，乃唐李德裕所始作，大业中无此体；是其作伪之迹，已显然可见。《迷楼记》谓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又谓稠复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又谓炀帝得乌铜起，环于寝所，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鉴中。又谓“大业八年，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凡此七段，皆写极端的色情狂，虽甚简略，已足为此后作《隋炀艳史》者的暗示。 我们如果假定《飞燕外传》一类的性欲小说出在前，而《迷楼记》在后，则二者不同之点，亦颇堪注意。《飞燕外传》有两个根本思想，一为采补术，一为春方壮阳而至丧身。 至于描写性交本身，未有特异之处。但《迷楼记》中所记，如御童女车，转关车，乌铜器取影等，都是新颖的性交本身的描写。盖因仅仅采补术与春方二事，在描写上颇嫌单薄，故进而描写“房术”。此在性交描写上不能不说是进步，但从此转入恶魔道，完全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了。 唐人创作言情的传奇小说，极委宛动人，而描写性欲的作品却很少。现代人叶德辉所刊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是白行简所撰，得之燉煌县鸣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赋专写性交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写新婚之夕，次写夫妇四时之乐，后则杂写“婉娩姝姬，轻盈爱妾”，“明窗之下，白昼迁延”，及偷情野合，甚至变态性欲的“男风”，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类《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赋若真出白行简手，倒是研究唐代性欲描写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叶氏的话，未必可靠。而叶氏跋谓“注（原注）引《洞玄子》《素女经》，皆唐以前古书，……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专以此赋证明《洞玄子》《素女经》（按此二书，本刻在叶氏《观古堂丛书》中，近又辑刊于《医心方》中，虽托古籍，实为伪作）。之非伪，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说郛》，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应试，游于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父侦知，挞之几死而弃于路旁。既而创伤溃烂，同辈患之，复弃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见而怜之，乃回心相受，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其中毫无性欲描写，事迹曲折而动人同情，极缠绵可观，足称为言情佳作。所以，要说作《李娃传》的人同时会忽然色情狂起来，作一篇《大乐赋》，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三梦记》述三人之梦，幻异可喜，非但没有一毫色情狂的气味，更与性欲无关。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四 据上所述，足知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romance（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一六一○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故世人拟为王世贞；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性欲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金莲，鸩死武大，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寻西门庆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者，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家资富有；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而自与李瓶儿私通。 后花子虚以虚症死，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淫心益炽；家奴颇有姿色者，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尤得宠。一夕，西门庆醉归，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狂荡竟夕，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婿陈敬济私通，事发被斥卖；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欲奔济南，路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则托为因果报应，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性欲，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气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性交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性交，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性欲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亵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 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性欲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性欲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性欲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性欲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性欲描写——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术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 又如绘声绘影的性交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描写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全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致文学青年 做这篇文章的人，也是常常欢喜就文学方面发表些意见，并且常常自以为血管中尚留存着青年的情热，常常还有些“狂戆”的举动。以这“资格”，——如果你说这也算是“资格”，敢对青年们之爱好文艺或志愿文艺者说几句话。 任何人都有爱好文艺的性习。一个推小车的苦力，如果他的经济情形许可，在劳役之后到茶馆里去听《水浒》，或是到游戏场内去看“笃笃班”，便是他的爱好文艺的性习的表现。 乡间社戏，草台前挤满了焦脸黄泥腿的农村劳动者，在他们的额上皱纹的一舒展间，也便表现出他们的爱好文艺的性习。 自然，你很可以说茶馆里的说书者，游戏场内的绍兴“笃笃班”，乡间农忙后的神戏一台，都是趣味低劣，都不合于咱们现在所谓“文艺”的条件，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推小车的苦力，乡村的劳农，等等）天生成了只有低劣趣味的爱好文艺的性习，而是因为他们并不象你和我一样是少爷出身，受过文化的教养，生活在“高贵的”趣味中，并且社会所供给的能够适合于他们经济状况的娱乐（就是他们还能够勉强负担的娱乐费），也只有那样趣味低劣的货色。除了这因为经济条件而生的差别以外，他们在听《水浒》，看“笃笃班”时所表现的爱好文艺的性习并不和你们看“高贵”趣味的文艺作品时的爱好文艺的性习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再进一层言，他们是一般的对于文艺作品（你不要笑，请暂时为说述方便计，把文艺作品这头衔借给茶馆的说书，游戏场内的“笃笃班”等等一类罢）的态度很严肃。他们上书场，听“笃笃班”，看社戏，并非完全为了娱乐，为了消遣，他们是下意识地怀着一个目的——要理解他们所感得奇怪的人生及其究极，他们常常有勇敢的批评的精神。（再请你不要笑，我们把庄严的“批评”这术语，也慷慨一下罢）从前有一本笔记小说记述扮演曹操的戏子被看戏的农民当场用斧砍杀，便可以说明他们有勇敢的批评的精神，他们把戏文当作真实的人生来认识，他们看戏时的态度异常严肃。这种严肃的态度，勇敢的批评的精神，便是爱好文艺的性习之最健全的活动。反之，把文艺作品当作消遣，当作“借酒浇愁”，当作只是舞台上纸面上的离合悲欢，那便是爱好文艺的性习之十足的病态的表现，那也只有少爷出身，受过文化的教养，生活在高贵的趣味中的人们才会有这病态。 所以，我再说一遍，任何人都有爱好文艺的性习。青年的你们，在这危疑震撼的时代，社会层处处露出罅裂，人生观要求改造的时代，爱好文艺，自是理之必然。我并不以为青年爱好文艺，便是青年感情浮动的征象，我更不以为青年爱好文艺便是青年缺乏科学头脑的征象。是的，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青年们之爱好文学，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青年们中间尚犹不免的对于文学的病态，——没有严肃的态度和批起的精神。我们尤岂不能不反对的，是把“爱好文艺”当作个人的“志向”！曾听说某地中学入学试验中有“试各言尔志”那样意义的题目，结果有许多答案是“爱好文艺”。这显然是把“爱好文艺”的意义误解了。爱好文艺是人类的本能，（这里所用文艺二字是广义的），自原始人即已然。如里说一个人“志在文艺”，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我们自然不赞成现代青年都“志在文艺”，同时我们也反对抑制人类的爱好文艺的本能。问题是：第一，千万不要把“爱好文艺”误为个人的“立志”；第二，即使是意识地要“立志”在文艺，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立”。 这里，就到了又一句常常接触着我们的耳朵的青年们常有的问话：怎样研究文学？这问句的意义就表示问者已经“立志”研究文艺，故而来询问方法了。“立志”总是可嘉的，但“志”在某事件的先决条件是对于某事件先须有一个充分的知识，不然，就是随随便便的“立”，不幸我们在“怎样研究文学”的发问中很可以嗅得出随随便便的“立”。 “研究文学”一语，现在常被含糊地使用。这结果便是青年们对于文学的“志”随随便便地“立”。应该把“研究文学”一语先有基本的分析。必须先得认明“研究文学”这一语至少含有两方面不同的工作：一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科学而研究，又一便是写撰文艺作品，普通所谓“创作”。前者是探讨文艺之史的发展，文艺之社会的意义，文艺之时代的构成的因素。就是把文艺当作社会现象之一，因而文艺这特殊学科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之一。由这样的理解来研究文学也就和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现象之各个特殊部门）一样，可以是一个人终身攻治的事业。这样的终身事业，不但需要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并且还需要有利的环境，例如学习必要知识时的经济的支持（换一句具体的话，就是进大学校文学史科的经济能力），以及研究时期的材料的供给，（譬如在没有公共的完备的图书馆的中国，你就不能不自己设法去弄到各种旧有的或新出的书籍）。因而这个“研究文学”的“志”也就不能随随便便地“立”起来。其次，写撰文艺作品，做“创作家”；我觉得一般青年所谓“研究文艺”大概是指这方面而言。粗看起来，这个“志”不难“立”。只要有笔，有墨，有纸，有时间，你就可以写作。并且在这知识分子失业恐慌极严重的现在中国，青年知识者当然觉得还是选择这项“没本钱的生意”，较胜于奴颜ae？膝的求职业以及暮夜苞苴的谋差使了。这样“立志”在写作文艺作品以为谋生之道，谁也不能非难他的，可是我们不能不说他这计划必将失败，他将饿死了结。如果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点社会意义的作者，那么他的饿死更快！因为中国的社会还没有从“低劣趣味”中完全挣扎出来，因为中国的文坛还没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因为中国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如果你的“志”在文艺创作并不是谋生之道，你有你所专门攻研的学业，你有养活你身体的职业，你只是固有的创造欲要求发泄，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原则上我很赞成这样的“志”在文艺。但也不是说你有了养活你的职业，你又有时间，你在茶余酒后创作本能要求发泄的时候，你有笔有墨有纸，你就可以写作了。不是的！ 如果你并没把文艺作品当作消遣，当作个人的愁垒牢块笑影啼痕的影片，而是很严肃地认识了文艺的意义的，那么事情就不该这样办。自然我们并不以为文艺是什么艺术之神的神庙里的神秘的东西，我们也不承认什么创作家一定有他的天才或灵感一类的鬼话，我们承认一个推小车的苦力在休息时对他的伙伴们所说述的一个故事，也可以有文艺的价值；但是我们很反对那些没有深切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个人情感的产物，我们更反对那些彻头彻尾以游戏的态度去观察人生而且写作成的文艺品。认真想使自己的作品对于社会有贡献的态度正确的有志文艺者在动手创作之前，必须有充分的修养。首先他应该认明社会这机构的发展的方向；如果他已经能够在社会现象中看到矛盾或不平衡，那么他应该认明白这矛盾或不平衡正是旧的社会机构经过烂熟而达于崩溃这阶段时必然的现象，并且他应该了解唯有新机构的产生才能造成新的和谐与平衡。是的，他应得从深处去分析人生，去理解人生；他应得认明人类历史的进化的路线，并且了解自己对于人类和社会的使命。具体说，他一定得努力探求人们每一行动之隐伏的背景，探索到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的基础。 仅仅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是不够的，主要的是他对于他的经验有怎样的理解，因而他在动手创作之前不能不先有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就是他不能不先有那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的知识。除这而外，自然还有艺术上的修养；他可以从古代的作家学习描写的艺术，但应该记好，这该是气质有力明快的描写手法，而不是那些以诡奇的形式掩盖了疲乏的内容的作品。 如果青年们的“怎样研究文艺”的发问是“怎样准备创作”的代用语，那么，我的回答便如上述。充分的修养。慎勿轻率！慎勿认为作家的一篇作品是产于一时的“灵感”！绝对不是的！没有什么神妙的灵感，只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深湛的理解和精密的分析！慎勿认为一切的所见所闻都有文艺作品材料的价值！绝对不是的！只有那些能够表现出社会动乱之隐伏的背景的人生材料才有价值！最后，我再说一遍，打算以撰写文艺作品为谋生之道，在现代恰就是饿死之道，而且直到死时也不会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再说一遍，任何人都有爱好文学的性习，所以任何人应该养成正确地理解文艺作品的能力（关于这点，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只有老顽固才反对青年看小说看戏曲；但并不是就说每个青年都应该以文学为事业。如果现代大多数青年当真在打算做文学家，那就不折不扣是混乱的现中国的严重的病态！如果我们只认为是青年本身之过失，那就和浅薄的小说家一样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罢了！ 我没有看见写信给《中学生》杂志社询问“怎样研究文学”的打算做文学家的青年是怎样措词。因而我无从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可能的动机是两个：一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知识青年既无祖遗的财产又感到求职的困难，因而转念及此“不要本钱的生意”。这是一个经济的动机，我们上面已经论及，此处可以不必再说了。其二是并没生活的恐慌，徒因“爱好”文艺而要为文学家，在人各有其所好这一点上，我们亦未便厚非。这两种可能的动机都还是情理之常。可是只此二动机，决不会是大多数青年都想做文学家。如果当真是大多数青年想做文学家，那一定另有平原因了。于是我们的猜测也就不能不转到不大名誉的一方面，就是所说“浮而不实”。本来做文艺作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上文所述，一个文艺作家的修养很要费些苦心。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直到现在还缺乏普遍的严肃的文学观念，一般人尚认为只要有笔，有墨，有纸，有时间，能写，就可以创作，于是同样地染着这种错误观念的一部分青年便觉得世间事无若文学家之轻而易举而且名利双收了。这种观念便是“浮而不实”的注脚。我们毋须讳言，志在文艺的青年中间不免有一部分是染有这样的错误观念而且这样错误地想做文学家。在这种错误观念之下，一定不能产生真正的有价值的文学家。反过来说，非待社会里已经普遍地有了正确的严肃的文学观，这种错误地想做文学家的观念一定不能在青年中绝灭。所以如果忧虑着这种“浮而不实”的想做文学家的动机之蔓延为有害于青年，只有更加努力于正确的严肃的文学观念之传布深入，才是对症的良药！如果想用大家不谈文学的方法来阻止这弊害，那也是很错误的见解。 人们也还有这样一个猜测：中国是产业不发达，自然科学不发达，政治是乱糟糟，因而有才智的青年便感觉到如果学习他种学科将有学成而无所施其巧的痛苦，因而都选择了文学这一条路了。这个猜测，原亦有相当的理由，可是仅仅相当的理由而已，并且事实上并不如此。事实上是近十年来头脑清楚才智卓越的青年都干政治运动去了，而且殉身于政治运动的，亦已经很多很多了。即使有感得他无可为而要献身于文艺的青年，大概只是青年中之缺乏刚毅猛鸷的气质而不适宜于政治运动的一流罢。然而这样的人大概亦不会是很多的罢！ 所以我们把好为文学家的青年之可惊的多，当作一个社会现象来看，我们粗可分析为如上述的四个原因。而此四原因中，一三两原因都表示了混乱的现代中国的严重的病态。特别是第三原因是牵连到文学界本身之尚未健全。我们不愿认为青年本身的过失，但是也不能不说对于文学的错误的认识（认为世间事无若做文学家之轻而易举而且名利双收），应该由迫切地追问着“怎样研究文学”的青年来共同努力矫正才好！ 1931年3月16日 关于小品文 今年文坛上小品文大为流行。小品文的刊物一时风起云涌，于是“论战”就来了，有人戏呼为“宇宙和苍蝇之争”，文献足征，此姑不赘。 小品文本身只是文学上一种体裁，小品文之利弊如何，全看人们用它来装载怎样的内容。飞机可以带了炸弹去轰炸乡下人，但也可以播种，可以杀蝗虫。小品文在“高人雅士”手里是一种小玩意儿，但在“志士”手里，未始不可以成为“标枪”，为“匕首”。 小品文本身是不应该反对的。 我们以为应该提倡小品文，积极批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发展到光明灿烂的大路。我们应该创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摆脱名士气味，成为新时代的工具；我们应该把“五四”时代开始的“随感录”“杂感”一类的文章作为新小品文的基础，继续发展下去。 要是我们不满于专论苍蝇之微的小品文，那么，我们就应该写出包括宇宙之大的小品文来跟它比赛，让读者来决定两者的命运。因为小品文的流行不是偶然的，有它的社会的要求，惟有创造新的小品文然后能使这社会的要求趋于光明。 如果我们以为小品文将成为某些人的避世的桃源，那么我们就应该使这“避世桃源”变为热蓬蓬的铁工场，站在这“桃源”外边咒骂是无用的。 我们也要写游记。我们要用满洲游记，长城游记，闸北战墟游记等等来振发读者的精神。我们要写铁工场，码头矿穴……等等的sketch来照明“小品国”的每一个角落的幽秘。 我们应该提倡小品文，创造新的小品文；让我们来喊一声：小品文万岁！ 论入迷 有多种多样的“入迷”。 吉诃德先生看武侠小说把一份家产几乎看光，还嫌不够，还要出去行侠，终于把一条老命也赔上。这是“入迷”的一种。 《红楼梦》上香菱学诗，弄得茶饭无心，梦里也做诗。这也是“入迷”。但据说香菱居然把诗做好了。 乡间有伧夫读《封神榜》，搔头抓耳，心花大放，忽开窗俯瞩，窗下停有釧e饨担，开了锅盖，热气蓬蓬直上；伧夫见了，遽大叫道：“吾神驾祥云去也！”跨窗而出，把釧e饨担踹翻了。这又是一种的“入迷”，然而程度远在吉诃德先生之下。 吉诃德先生的“入迷”，结果是悲剧。乡间伧夫的“入迷”，结果是喜剧。香菱的“入迷”，结果不悲不喜，只成了一篇平凡的故事。 就“入迷”而论，吉诃德先生实在是伟大的；你看他始终不动摇。乡间伧夫那一幕喜剧，叫做一时发昏，也许他赔偿了釧e饨担以后就发誓不再看《封神榜》了。但当他高叫“吾神驾祥云去也”，而且撩衣跳窗的时候，他那态度倒也是“严肃”的，他确实“走进了《封神榜》”，不自知其非书中人了！至于香菱，她茶饭无心地读杜工部温飞卿的时候，她唯一目的是自己也做个诗人。使她着了“迷”的，不是杜工部他们的作品，而是她自己想做诗人这一念的“虚荣”。故就“入迷”而论，香菱的，便是最下乘！ 有些人一拿篇小说来读，便在心里说：“小说家言，岂能当真”。于是他带着怀疑的微笑，被动地看下去了。有些人进了戏园，就自己提醒自己道：“这是做戏呀！”于是他让戏拉着，坐到终场。他们自视为绝顶聪明的人，视吉诃德先生为天字第一号笨伯。可是我们说，真正含有严肃的人生意义的小说或戏曲，原来不是给此等人看的！此等人看小说进戏园只是糟蹋时间罢了！读小说或观剧，一定得有几分“入迷”，——就是走入作品中，和书中人一同笑一同哭，这才算不负那小说或戏曲，而小说或戏曲也没有白糟蹋了他的光阴。 一位作家写作品的时候，也非“入迷”不可。他的感情要和他笔下人物的感情合一。他写的人物不止一个，然而他所憧憬的，或拈出来使人景仰或认识的人物，却只有一个或一群；作家就要恨此人物所憎恨的对象，拥护此人物所拥护的一切！作家必须自己先这么“入迷”，然后可望读者也“入迷”。然后他的作品不是消遣品，他的力岂不算白费。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假使存了“我是在做戏”的念头，他的戏一定做不好。 现在常听得人说：“多读杰作，学取技巧。”这话是不错的，但假使象香菱似的一面读杰作，一面心里想：“我读完了这些，我就是文学家了。”那他还是白读。他读杰作的时候，应当毫无杂念，应该只是走进书去，笑时就笑，哭时就哭，——他应该“入迷”！所谓技巧的学得这一步，是在他几次“入迷”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他把杰作咀嚼消化，成为他自己的力量了。倘使他读杰作的时候心里总惦记着“快学技巧呀！”他在杰作的字里行间时时都发生“这是不是技巧” 的问号，那他决学不到什么技巧。要是他自以为“学到”了一点什么，那也不是真正的学到，而是生吞活剥的模仿，甚至是剽窃！ 归根一句话，人与文学的关系，“入迷”是必要的！ 谈题材的选择 大概我们总见过三十年前的照相罢。那些照相中的“主角”自然是被“照”的人。现在我们通行的个人照相大都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或坐在那里，他背后倘使是雪白一片，那么“照”的时候一定用白布幔做“背景”，倘使是黑的，那么是黑布幔的“背景”；也有用折纹极显明的深色的布幔的，那么“照”出来时就象站在或坐在什么“幔”前面了。 但是三十年前的人身照相却不作兴这么简单地只照了一个人。“人”虽是主角，可需要陪衬。他背后的那幅“背景” 一定是画着园林楼阁，而且大多数画得有一个洞门；被“照”的人通常是坐的，他的坐位通常是靠近那“背景”上的月洞门；他的椅子旁边大概有一个茶几，茶几上摆着茶碗，水烟袋，自鸣钟，帽筒，——更讲究的，还有一套线装书。三十年前，人们觉得非如此便不成其为一帧“造像”。 我并不赞成这样“公式主义”的“布景”，但是我以为倘使“照”一个人而要把这个人的生活环境、身分连带“照”出来，那么，在被“照”的人身边加些什么配搭的物件，就是一种“方法”。在这意义上说来，三十年前的人身“照相”就不象我们现在那样目的只在留一个面相了，三十年前的人身照相除给人看了面相外，还企图给人看这人的“个性”。 不过这种企图一被“公式主义”所限制，结果就适得其反了。大概中国最早“照照”个人相片的，不外是达官贵人绅鏏e巨商之流罢，大概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选定了要有怎样的“布景”罢，——从他们这些选定中，自然也透露了他们的思想意识的，然而后来营业性质的照相馆却将这样的选定施之于人人，不问是阿猫阿狗都叫在这套“选定”前留下“面影”，那结果就只有可笑而已（这也是我的推想，以为当时照相馆那一套公式主义的茶碗，水烟袋，帽筒，自鸣钟之类，是从他们最早的主顾——达官贵人绅鏏e巨商那边学来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公式主义”破坏了原来的颇有艺术意味的“企图”，——给人看了面相以外，还给人看“个性”。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讨论什么“公式主义”。我只想指出：一位照相师如果想把人面和个性一同照出来，那么，他一定要很细心地“选择”他的“布景”，他在那被照者身边所摆的配搭物件一定得适合于那人的“身分”。 如果照的不是人而是“风景”呢？“选择”是同样重要的！ 在我们眼前的一片“风景”也许是广袤数里以至十数里，有山，有水，有树木，有房子；如果我们要照的不是这一片“风景”的“鸟瞰”，而是艺术意味的“风景画”，那我们就只能摄取这一大片“风景”的一角。高明的美术照相手就会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一角才能把这“风景”的精彩摄取了来。哦！说是“精彩”还嫌不够，应当说那“风景”的“个性”。一处的“风景”是有它的“个性”的。这“个性”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于一处“风景”的形容词，例如“苍凉”，“明媚”，“雄壮”，“幽逸”……。这“个性”不一定显露在那一片“风景”的全面，而往往是集中地表现在它的某一角或某一点。高明的美术摄影家就能够“选择”了最能表现那“风景”的“个性”的一角收入他的摄影片！ “选择”是必要的！就摄影艺术而言，一大片“风景”只是一种素材，必须经过了摄影家的艺术眼光的“选择”，然后那拍出来的照不单是一幅地形加房子树木，而是一件艺术品了！ 然而摄影家“选择”的时候并不是“纯客观”的态度。他的“选择”的结果就是他主观的思想意识所决定的。自然呀，摄影家跟创作家不同。创作家把某一现象通过了他的意识，分析过，整理，而使之再现；摄影家不过把某一现象经过了他的“选择”而“拍了下来”（copy）。但是既已经过他的“选择”了，则那艺术品的“照相”片上就也含有了摄影家的主观的意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来说明这一点。 假定这里有一片“风景”，它的“个性”是光明和黑暗的交错。第一个摄影家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是黑暗多于光明。第二个摄影家取了另一角度，结果他的“作品”所表现的，乃是黑暗和光明对半。第三个摄影家给我们看的却又不同了，他这一张照片表现了黑暗面虽象颇大，然而那到处在闪烁着的光明正将驱走那黑暗。 这就说明了同一“现象”会因各人“选择”时主观意识的不同而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三张照相片——艺术品。 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的过程。社会现象是创作家工作的对象，是一种素材。社会现象是形形色色的，然而这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个个都能表现（或代表）了该特定社会的“个性”的。正象一处大风景有许多树木，许多山石水泉，然而并不是任何一树一石一涧就能代表了那大风景的独特的“个性”。因此，一位创作家在他创作过程的第一步就必须从那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中“选择”出最能表现那社会的特殊“个性”——动态及平方向的材料来作为他作起的题材。他“选择”的结果是否确当，乃是另一问题，然而他必须“选择”！世间当然也有不耐烦去“选择”而碰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作家。但这样的作家结果将成为“小说匠”，他和真正“艺术家”之分别就好象是照相馆的老板跟美术的摄影家之分别。 因此，我们对于一篇作品的“题材”可以给它个“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评语。所谓“有意义”就是说那作品的“题材”是作家精细选择的结果，是最能表现一社会的特殊“个性”的。这原不是怎样高深的理论，可是最近还有人在怀疑。例如施蛰存先生在他的近作——一篇题名为《题材》的随笔里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他这随笔是读了本刊三卷四号书评《东流及其他》而作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在这里解释几句的必要。 第一，施先生以为“题材”无所谓“有意义”或“无意义”，“问题乃是‘这是不是一个题材？’”对于这一点，我们上文已经有过说明了，此处不再赘述。但是第二施先生又以为“批评一篇描写乡村动态的小说而称赞它的题材重要，批评一篇描写儿童心理而指摘它的题材没有多大意义，这篇批评就已经越出了他的文艺批评的责任了”；因为照施先生的意见，如果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专家”说“研究农村问题比儿童问题更为切要，更为有意义”，那也许是不错的，但“出之于文艺批评家之口，这乃是一个错误”。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文艺批评家的所谓“责任”的范围。 想来施先生也不反对文艺是社会现象的反映。正确地说，应该是社会现象通过了作家的意识经过分析整理的再现；但我们觉得倘使这样敲钉转脚地和施先生说也许是多余的，我们还是用了最粗浅的说法，说是“反映”罢。既然是“反映”了，那么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必然也要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了。因此，一位文艺批评家假使没有一点社会科学的知识，则他的批评便不能胜任愉快。我们正觉得我们的“文艺批评家”尚未有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素养，真不料施先生倒反嫌他们越出了“责任”呵！其次，本刊三卷四号那篇书评只说《好调伯》这一篇的题材是两个儿童的心想，没有多大意义，并没说是“儿童问题”。儿童心理和“儿童问题”完全是两件事！然而施先生把“儿童心理”混到“儿童问题”身上去了！我们再说得详细点：一篇小说写“儿童心理”也可以“有意义”的，然而有一条件，即此所写的“儿童心理”是跟现实的最大的动态有连带的关系。张天翼先生的许多儿童心理描写的作品就属于此类。但是《好调伯》里的“儿童心理”的描写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第三，施先生又说：“能够把某一‘乡村的动态全面的地表现在一篇里，固然是好的，但要知道文学作品毕竟不是一个档案记录，有的时候是只能截取其一个平面来写的。”在这里，我们——抱歉得很，不得不指出施先生有点欠缺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施先生好象根本不了解文艺作品的最高的实践是所写者虽属片段的人生，然而所表现者却是普遍的全般的；正惟譬如此，所以一篇好的文艺作品能引起无数人的感应。所谓“需要全面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并不象施先生所说的“档案记录式”的有见必记，有闻必录。在这里，我们又得提到前面说过的所谓“选择”了。一个有眼光的作家他会“选择”出那些最能集中地表现了一社会动态的材料来作为小说或别的什么，于是他就达到了“全般的地表现”的目的了。施先生如果不能理解“选择”的话，那他始终会不明白“全般的地表现”是什么。 最后，施先生大发感慨说：“从这情形里，（按是指上面施先生对于我们的指摘——笔者），我们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也看出了文艺上的婴儿杀戮‘的现象。”哈哈！我们也早就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我们曾经屡次指出来，在这“黑暗的一隅”，有人是化了名写“批评”夸赞自己的作品，有人是杜撰出一个什么派的名目而称自己是这“派”的顽固的支持者，……一时也说不完这种“黑暗的一隅”的把戏。然而我们就不懂为什么批评了某一篇小说的题材有意义而某一篇则没有多大意义，就算犯了罪，就惹得施先生“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而且也“看出了文艺上的婴儿杀戮’的现象”？恐怕只有象施先生那样“神经衰弱”的人这才看见我们轻轻那样几句话就跳起来大叫是“黑暗”，是“婴儿杀戮”罢？照施先生的论调，岂不是只有化了名夸赞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杜撰出一个什么派的名目而称自己是这派的顽固的支持者——这样的批评才不是“黑暗”不是，“婴儿杀戮”么？ 要是施先生的高见果真如此？那我们今回这番话真是白说。 关于出题目 雨果的《克林威尔》（cromwell）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然而雨果的《克林威尔》的序言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文字；雨果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写了《浮士德》的歌德是作家，但写了“propena”杂志的“导言”的歌德却是文艺理论家；歌德也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左拉是《罗贡。马惹》的作者，然而同时又是《实验小说》这理论文字的作者；他也是作家而又同时是理论家的。 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却也写了《我怎么写铁流》；革拉特珂夫写了《士敏土》，却也写了《我怎么写士敏土》。这两位又是作家而同时是理论家的。 文艺理论家和创作家可以是一个人，亦可以是两个人，有不写创作的理论家，亦有不读文艺理论的创作家；有以自己的理论去反对别的理论家的理论的作家，然而很少见自己并没有什么一定理论的作家仅仅以“创作的自由”一语去反对理论家的理论的。 近年来，我们常听得有人说：“在西方，一种文艺理论之成立，必先有包孕此理论之作品；所以是从作品产生理论，而不是由理论烘逼出作品来。”持此说者，倘使是作家，那就是不愿人家出题目给他的作家；倘使不是创作家，那么，因为他自己并没提出“理论”，所以大概只能称之为理论以外的理论家。他们是不喜欢有不作而理论的家们唠叨多嘴的；他们的“作品产生理论”的明证就是我们上举的雨果、左拉诸位先生。 不错，从西方文艺发展的史迹看来，到欧洲大战以前为止，大概可说是先有作品后有理论的；第一部文艺理论书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如此，本文上举的雨果以至左拉的理论亦复如此；但是这只是大战以前为然。现在是文艺理论成为文艺领域中一个专门独立的部门了，以辩证的唯物论为武起的文艺理论家本质上是和雨果他们不相同的，雨果他们是自出题目自做，而现代的文艺理论家自己不做而单出题目，未必就是不该；问题不在他有没有出题目之权而在他的题目出的对不对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题目出来以后不许人置喙；但我们以为作家方面所应讨论者是那题目的对不对，而不是出题目者之有没有出题目的权力，至于也是理论家那方面呢，应当依他自己的理论（如果他有的话）来和那出题目的理论家展开严肃的论辩。仅仅用“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不要别人来出题目”以为反对的理由，似乎太嫌不够。因为倘使讲到“自由”的话，则作家固然有创作的自由，文艺理论家也应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只有一个场合能摇动文艺理论家的“自由”；即他的题目是背时的，不合理的。然而这只有也由理论路径去论辩方始能够达到。 作家若坚持他的“创作的自由”，那自然任何坚实的理论都奈何他不得的；然而也有一个场合能摇动他这坚持的“自由”；这就是他的“自由的创作”在广大读者面前受起判的时候。读者是最后最有力的批判人。如果一部作品不是“藏之名山”而要公世的话，这一关的批判是逃不过的！ 近年来，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变动既快而又复杂，因而我们的文艺落在现实之后。这是使得文艺理论家常常出题目之原因。事实是如此：一个题目出来了，还没有收得几本好卷子，台上却又挂出了另一题目。于是有些（我想来不过是有些而已）“考生”的作家大叫起文艺理论家太会换题目，太会出题目，而有些观场的第三者也大叫起“考官”尽会——只会出题目。本来文艺理论家和作家是应当亲密合作的，然而现在却弄成文艺理论家故意和作家为难似的，——反对出题目的心理大概是有这一项的；这是很不小的“误会”！我们上面举出雨果他们都是自己出题目的，雨果他们决不是什么“性之所至，流露为文章”，而是确确实实自定了一定范围的题目而终身为之的；他们并不是无条件的“创作自由论者”。 我们的作家倘使象雨果他们似的抢在文艺理论家之前自己先来出题目，那么，就要轮到理论家来做“应声虫”了。我觉得以做“应声虫”为失却创作家的尊严也许是反对出题目的心理之又一端罢！ 归结起来说：出题目人与做题目人应当亲密合作，不应视为敌体；出题目人出了题目以后应当有详细的解释，——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作透辟的研究；而做题目人应当来讨论题目的出得对不对，与“解释”之是否空泛不切实用。如果做题目人看了题目就质问出题目人有何权力来出题目，而出题目人荒弃了他应有的“解释”题目研究作法的义务而只反唇相稽，单在他有权力出题目而且作家们非要人来出题目不可——这一点上来辩论，那就都是口舌的浪费！ 叙事诗的前途 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 这在一方面说来，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尽管有些看不起新诗的人们以为这是新诗人们的“好大喜功”，然而我们很明白，这是新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主观的生活的体验和客观的社会的要求，都迫使新诗人们觉得抒情的短章不够适应时代的节奏，不能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了。而同时，近年来新诗本身之病态，——一部分诗人因求形式之完美而竞尚雕琢，复以形式至上主义来掩饰内容的空虚纤弱，乃至有所谓以人家看不懂为妙的象征派，——也是使得几乎钻进牛角尖去的新诗不能不生反动的。 因此，我觉得“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虽然表面上好象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就我所知，过去的一年半，长篇叙事诗出版者，已有四五部。我大略都读过。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我觉得需要我们的新诗人苦心研究的，还很多，但我读的时候很兴奋，读罢以后希望也很大。 我以为最可注意的，是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和蒲风的《六月流火》。这三位诗人的三部长篇叙事诗，各有各的作风。我的第一个印象如此：田间——起风——臧克家。我觉得田间和臧克家的作风最不相同，可以表示现有的长篇叙事诗的两极，而蒲风则是两极以外的又一作风的代表。我并没有就此三者来评判它们的高低的意思，但是田间和臧克家这两极却久萦于我的脑膜，我想要说几句话。 让我先说《中国。农村底故事》罢。这长篇，严格说起来，也许不能称为叙事诗，因为它没有一般叙事诗的特性，——一件故事（作者本亦没有自题为叙事诗）。但是这诗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正是叙事诗所应有，我们不妨把它归入叙事诗这一类。田间先已发表过诗集《中国牧歌》。这是一共六辑三十多首诗，其中有不少佳作。飞进的热情，新鲜的感觉，奔放的想象，熔铸在他的独创的风格，这是可贵的；他的完全摆脱新诗已有的形式的大胆，想采取民谣的长处，而又不为民谣的形式所束缚（民谣的造句虽然简直，可是字数却颇整齐），这又是很可喜的。然而田间的《中国牧歌》俏劲有余而深奥醇厚不够，有象木炭画那样浑篇的佳作，但也有只见勾勒未成间架的败笔。这是伏在他的可喜的特点后面的危险（看《中国牧歌》胡风的序），从《中国牧歌》的短章而开拓为《农村底故事》这长平时，可就加倍地凸现了，这是很可惜的。 《农村底故事》分三部。第一部《饥饿》，第二部《扬子江上》，第三部《去》。每部分段，少者七十余，多者九十许。 段亦有长短，最短二行，最长十多行。全诗约计一千四五百行。每行的字数大都是三字至五字，有很多一行一字。全诗没有形式上的“故事”，然而并不是没有跳动着的生活的图画，特别在第一部《饥饿》。打一个比喻，读了这部长诗，我觉得好象看了一部剪去了全部的“动作”而只留下几个“特写”几个“画面”接连着演映起来的电影。换句话说，假使我们不是读而是用眼光扫过，——我们一目千行地（说句笑话，一目百行还是不够的）作一鸟瞰时，那么这部长诗也还有些浩浩荡荡的气魄；但是不能近瞩，倘若就一页或一段来近瞩，那你会叫苦的。这里姑举数行为例： 去！ 扬子江的水流； 去！ 芦笛，言语； 去！ 火焰，诉说； 去！ 奴隶的叫号； 这样的“去！xx，xx：”接连有百余，而同样的手法，全书里别处还有的是，我以为不好；并且一字二字成行，多数是不必要的。自然，内容决定形式，目今的长篇叙事诗都是充满了斗争的热情，因而刚劲雄浑的风格是自然的结果，短句，叠句，章法的叠奏，都是可以达到这目的的手法，但是过犹不足，结果得到的只是“负”。同样的理由，我认为叙事诗并非一定要有形式上的故事，——有了太严整的故事形式将使那作品成为“韵文写的小说”（novelinverse），因此我觉得《农村的故事》那种没有人物也没有对话和动作的办法是可以用的；然而生活的图画也应该确是图画，不能只有勾勒。 我们再看“另一极”的《自己的写照》。《烙印》的作者臧克家是一方面反对没有内容的技巧，另一方面又不赞同标语口号式的革命“六言告示”。他所取这条路，当然很正确。 几年来他是朝这方向努力的，《自己的写照》是例证。 这部长诗共计千行，分八章，章又分段，段有短长，但以四句者为多。句字数大都相若，十字左右。这有故事，以“我”为中心，贯串了一九二七年前后社会的政治的大变动。 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可是他要写的，是这时代，“我”不过是天造地设的一根线索，所以诗篇题名虽是“自己的写照”，但全部内“我”的分析几乎找不到。 叠句，这里是没有的；也没有章法上的叠奏。作者用他的谨严而苦心的手法从容展开他的“长江万里图”似的大时代的手卷，从作为“序曲”的幼年时代起，唱出“我”之经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如何在武汉入军校，如何西征，又如何东下而被缴械，如何回到北方的家乡，又如何从张宗昌的虎口脱险，变姓名亡命于东北，……除了最后一章“因为事实不许把故事放开，只好把许多具体的事实抽象的说了”而外，作者那种谨慎地避免观念化与说教，而努力求形象化的苦功，到处可以见到，诚如他自己所说，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管子而去窥天大的三个不同的时代。”（此句及上所引一句皆见《自序》） 我读了，我也喜欢，然而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随手翻出一页或一段来读着，很好，铸词练句，没有什么败笔，然而就全部来吟味时，总觉得缺少些什么。 这缺少的，我以为是壮阔的波澜和浩浩荡荡的气魄。 这是一幅“长江万里图”，这里有和风丽日，但也有惊波骇浪，更有震雷闪电黑潮。这一些，作者并没忽略，然而作者的情绪太冷静一点，写军校入伍与征西缺乏了激昂，写东下被缴械缺乏了悲壮，写回到北方以后的险阻缺乏了沉痛。而谨严地从容地展开这大手卷的手法也就使这长诗全部缺少了浩浩荡荡的气魄。 第一章是作为大时代的“序曲”的，所以庄严地缓缓而来，很好；可是进入了大时代以后，读者的要求是调门提高，拍子加快，作者在这里应当变换一副笔墨才好。 作者在布局剪裁方面很费过心血的，然而我还觉得有些材料他大概舍不得剪去，一并放着，以致抽不出手来把紧要场面抓住用全力对付而在全书中形成几个大章法。没有了大章法，全书就好象一片连山，没有几座点睛的主峰了。 在这上头，我以为《中国。农村的故事》之所以能保有一种浩荡的气势者，大半赖有那三部的大章法。 我又觉得田间太不注意的地方就是臧克家太注意的地方，因而这两部长诗在我看来竟是处处相反的了。铸词练句等等技巧问题暂时搁开不谈，单就作家注意的范围来说，我嫌田间太把眼光望远了而臧克家又太管到近处。把两位的两个长篇来同时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妨说，长篇叙事诗的前途就在两者的调和。我从没写过诗，不过我想大胆上一个条陈：先布置好全篇的章法，一气呵成，然后再推敲字句，章法不轻动，而一段一行却不轻轻放过，——这样来试验一下如何？ 一月二十日 质的提高与通俗 眼前摆着争执之点：要做到通俗，就会“降低标准”，要达到质的提高，就得牺牲通俗。 但这个争执是把通俗误解为庸俗而来的。通俗并非庸俗。 《水浒》在中国民间是通俗的读物，但何尝庸俗？反之，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庸俗已极，可是一点也不通俗。《文武香球》之类的东西，只有旧式大户人家的书僮和新式公馆的汽车夫喜欢看看，人民大众连书名也不大知道。《吉诃德先生》在欧洲也算是通俗的读物了，但无碍起为杰作。 “通俗”这两个汉字，也许最初就是雅人们恶意的创造，但作诗而力求“妇孺能解”的诗人何尝自居于雅而与人以庸俗？ “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解”，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和新术语“大众化”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自然，“大众化”的意义要广博深湛得多。 对于“质的提高”又往往有些误解。最大的误解是以为“高”者，“高深”之谓也，须得有教养的人方能懂得其中的妙处，而此所谓“高深”又往往兼指文字与思想。由此误解而来的结论，便是质的提高与通俗不能两全了。 但“质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奥妙，这只是（一）人物须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蜡制模型，也不是脸谱，（二）写什么得象什么，写农村风光就要是真正农村风光，不要弄成了影片场上假装的农村，（三）字眼用得确当，句子安排得妥贴，意义明白，笔墨简劲。这三点如果都能办到，自然“通俗”，而“质”亦“高”了！ 青年的文艺工作者力求上进之心，实在可敬；批评家们一说应当求“质的提高”，青年们就赶快照办，但可惜批评家们没有详细说明，而误解却如影随形，于是“提高”变成为不易懂。 文学不能再停在狭小的圈子里了，“通俗”是必要的，但同时须求“质的提高”，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决不冲突。 杂谈文艺现象 如果百年以后，文献不足，只剩得若干断烂朝报，那时的学者来研究我们这时代，将有怎样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两派罢：尽信书者自然觉得“这一个可敬的时代”，除了少数“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顽不灵，就是蠢如鹿；怀疑论（或疑古）者，也许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有夸大狂者，有低能儿，有白痴，——自然也有人工的哑子。 这当然是说笑话罢哩，事实上，可征的文献不至于散佚毁灭到那样的地步，百年以后——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学者一定能够正确地为我们这时代画一副真实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们同时代的人，只要见闻有所拘囿，倒会越看越糊涂，结果便会觉得在“尽信书”与怀疑论二者之间是起难自处的了。 对于现实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对于将来也不会失却信心；可是苦闷大概是难免的罢，这苦闷之味倘有成语可资描绘，我以为可用“啼笑皆非”这四个字。 不用多拉扯，我们只谈谈出版现象之一，——文艺书籍的供求情况。 文艺之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这在今日是没有人反对的了，至少公开的反对是不大听见了。一方面，摆起俨然的嘴脸，申斥着文艺作家之未能善尽厥职，把社会的人心麻痹的责任归之于文艺作家，这样的论调，也听得过了。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却正式给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励着它们的滋长，而“不合抗战要求”的鞭笞，却常常落在那些绝不会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来一下刺激的作品的头上，——这样的事，实在也见过不少。所谓“写作的自由”，就表现在这样的天气上。 这是“供”“求”情况的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言不顾行”。 然而供求情况尚有其另一方面。这却是直接牵涉到所谓麻痹的人心了。书店老板谓之为“生意经”。书店老板可以给你看确凿的“统计”，他们的“生意眼”是从“铁面无私”的“现实”来的。“色情”的作品有销路；戴抗战之羊头，卖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销。包括清谈、扯淡、胡说八道、大言不惭、牛鬼蛇神、风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谓“风字型”的作品，其可销、能销与易销，有时且胜于前二者。独至于板起面孔写来的抗战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顾者大概仅是些满腔热血、傻而穷的青年，而关卡驿站每多留难，则推销亦属不易。老板的结论是：将本求利，他说不上有成见，无奈“社会”是喜欢那种调调儿，他有什么办法？ 当然，这是“现实”，但只是“现实”的一面。“社会”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钱而又“精力过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识的饥渴，转侧于感情的枯燥，不惜节衣缩食求读好书的人。因而书店老板的“统计”却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要真是好书，即使是百分之百严肃的抗战作品，销路还是有的。 一方面，抗战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却也在找抗战作品：这是供求情况的第三方面。换言之，抗战作品在找读者，而读者也在找抗战作品。 有制造叶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画的人；也有制造锄头、斧头、镰刀、锯子的人，现社会上充满了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谓“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会上先有麻痹现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产生后也反过来助长麻痹的），而消除社会上的麻痹现象需要政治上的强心针和清泻剂，文艺作品呢，可比作这针和剂的药引子。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艺，而同时又不许文艺作品带着强心和清泻的药品，这何异南辕而北辙？这一个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作者，也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读者。 我们相信，现在有绝对多数（比起那些有钱有闲以消遣及官能刺激为目的之读者的总数来还是绝对多数的）态度严肃的读者，在渴求确能表现抗战现实的作品。他们是文艺书籍读者的绝对多数。这绝对多数的意义，并不表现他们的购买力，也就是并不从书店老板的帐簿上表现出来；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里就转辗传观以至于字迹磨灭，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们手里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论，非把它从里翻转向外是不过瘾的。 这样的好书必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它不能不讲到大多数人所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数人最痛心疾首的现象；第三，它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绕圈子，它必须直捣问题的核心；第四，它必须在现实的复杂错综中间指出必然的历史的动向。至于文字技巧倒是第二义的。 这样条件的一部书，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时代准备着这样的书何止十部二十部，时势培育出堪当这样责任的作者亦何止三个五个；然而至今，产生这样书的政治的条件尚未获得，反显得这时代的作家们未能善尽厥职。 三年半以前，检讨过“初期”抗战文艺的成绩，一般的意见认为“初期”作品热情蓬勃而认识不够深刻，题材范围尚嫌单调狭隘，未能多方面展开，作品形式则短小精悍有余而规模气魄都觉不够，这意见是对的。现在过了三年半了，我们回顾这三年又半的时期内，文坛的动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来，又复如何？长篇巨著之出现，题材范围之由其重于前方而转到后方，乃至于采取历史的题材，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点。认识是较为深刻了，感情是较为沉着了，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读者觉得还不够味，作者自己也何尝不觉得乏？下笔之时，左顾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种小偷儿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语，原文忘了，意义如此，相信没有弄错，）哪一个作家不曾经验过？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早就料到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被许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现实不过是读者所耳闻目击者百分之一二，至于在现实的总体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几乎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的产品。旧时乡下佬捱了板子，还得称老爷圣明；作家们光吃了几下板子，还算是万幸。厨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制，即使手段高明，也不会做出叫人满意的好菜。现在的作家和这样不幸的厨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近年来，材料受了限制的厨子们也只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问题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作品光有思想而无技巧，当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只在下列的条件下方为进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内容已经产生了新的形式，为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的完善，于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贫血的女人不能乞灵于脂粉。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抹脂粉的骷髅。当然我们近年来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观上不是不要思想内容；我们的提高技巧不同于世纪末的欧洲文坛。我们仿佛是一支军队在进攻不可能的时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阵法，所以本意决不是想以技巧掩饰内容的疲乏。在这意义上，提高技巧即使成为风气，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可是看近来的情形，这一点本意渐被忘记；至少是被一部分作者忘记了。若干讲述（或研究）写作方法的文章，把技巧放在第一位；而讲到如何锻炼技巧的时候又往往把技巧当作一个纯粹手艺的问题，认为这是可以从思想的修养分离开来，是和生活的体验各不相关的。这样的看法，自然会（即使并非有意）引导到“技巧至上”的歧途。有些青年作家往往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就是技巧没有把握，所以要学习技巧！”这是表示他谦虚。但言外之意，除技巧外，都有点把握了，即思想是有把握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说这话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确的，或者只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光是有了方向或方向正确，而要从纷纭错综的现实中得到透视和理解并进而以文学形式表现之，则显然是太大的奢望。所谓思想有把握，决不是能背几条公式，死记若干教条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终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谓真有把握者。所以强调思想问题，永久是必要的。不幸近年来提高技巧的风起却把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冲淡了。 世界的潮流逼着中国不能不前进，我们的文坛不能不负平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我们要争取最广大的反映现实的自由，我们要校正技巧主义的倾向。也只有如此，方能使麻痹人心的色情的消遣的作品不再能作书店老板“生意眼”的对象！ 有意为之 ——谈如何收集题材 各人有各人自己惯用的一套手法。但大概不外乎（1）尽量采集凡与题目有关的材料，（2）又十二分严格——几乎吹毛求疵般地选用这些原料。采集之时，贪多务得，要跟奸商一般，只消风闻得何处有门路，有货，便千方百计钻挖，弄到手方肯死心，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可称为“货”的，便囤积，不厌其多。选用的时候，可就要象关卡的税吏似的百般挑剔了；整整一卡车的“货”，全要翻过身来，硬的要敲一敲，软的要扪一把，薄而成起的，还得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一句话，用尽心力，总想找个把柄，便扣下来，不让过卡。有些老牌子的国药品，它那仿单上每每大书特书这样一套话：本品到名山大川采办道地原料，并请“专家”按照“古方”或“家传秘方”精心炮制……如是云云。这一套话，不妨移用到文艺作品的写作，但“古方”与“家传秘方”之类，虽然也可认为有之，却未必如法炮制之后一定见效罢了。 贪多务得，说来容易，做去却有不少困难。譬如只会写点稿子被书贾剥削的文化人，给他资本，他也不能买到“货”，因为他不懂其中的窍脉，摸不着其中的黑门黑路；或许买到了，却又上当，全是冷货（不过抗战时期据说已经凡货必热了），或者是用不得搁不得的烂货。得尚不易，又何以而贪多。收集写作的材料，亦复如是，不能不有方法。以我想来，第一要会拉拉扯扯，第二要会小题大做。怎样才算会得拉拉扯扯呢？比方题目是青年店员生活，当然首先要就这题目的范围内采集材料，但这范围也就不小：青年店员不但服务于各种不同性质的店起，而且他们本身的家庭情况（出身）和做店员以前的生活环境（教养）亦复千差万殊。如果我们光看见了一两种，那即使能将这一两种观察得钜细无遗，甚至深入腠理，也只是一篇而已，也还不够；尽管我们只打算写某一行的青年店员，但在采集材料的时候，必须由甲这一行拉扯到乙，由乙再拉扯到丙……如此以至囤积逾量，无奇不有。其次，可要拉扯到题目范围以外了：各种商业的情形，不能毫无所知；各种老板剥削店员的大同小异的法门，尤岂不能一知半解；各种残余的商业上的陋规，也得明白；各种赚钱发财的新兴法门，也要知道。我们是写店员，但收采材料的时候，一定不能自划界限；店员生活是主，但从主这一边，我们要拉扯到老板，他是宾，还要拉扯到宾外之宾。 怎样叫做小题大做呢？仍以写青年店员生活为例罢，首先你要是对于所谓现阶段的中国一般青年问题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一个鸟瞰式的理解，请问如何能确定你对于这所要写的青年店员应取的态度？请问又如何来解释这青年店员的苦闷与颓唐的根源？其次，因为这青年是在所谓商业机关（不论它大小如何）服务的，我们虽然是要写“店员”而不是写“店”，但“店”这东西作为一种生活环境来看，对于这青年的意识情绪不能不有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店”这东西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细胞来看，可就不能将它游离起来而皮相视之，从这一个细胞可以反映出社会经济生活之为健全或为病态，从这一个细胞在它所属的商业部门中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这商业部门在整个社会经济组织中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又可以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性质。这样说来，如果你不打算把这“店”降低到只成为作品中的一个摆样的东西，而要使它作为那青年店员的生活环境，那你对于这“店”的了解也不能不相当深刻了。如果你对于所谓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以及中国一般的社会问题没有这么一个理解，请问又如何能相当深刻地了解那“店”？自然，你在作品中并不一定要这样理论式的去分析那个“店”，甚至完全不需要从“店”本身上去显示你这些理解，可是在你的笔墨的形象的背后，在你持毫吮墨以前，你却不能不有这样深厚博大的知识基础来支持你这小小一批店员生活的描写。所谓像座大于本身，就是这意思。我叫做小题大做，也是这意思。不过这里的“做”字，不是通常那样着实；这“做”是指准备工夫，是指材料的采集。这里你所花的工夫，在你那作品的“量”上，绝对看不见，可是在你那作品的“质”上，它可要起作用了。通常我们说某一作品写得深刻，但深刻到如何程度呢？要看它暗示的辐射有多少广阔，要看它透视的深度有多少深远。但何以能这么深刻呢？我以为是因为它曾经这样“小题大做”，在准备时期所花的工夫是那么“深刻”之故。 于是有个技术问题来了。尽管你有超等的记忆力，最好不要太自负，还是“勤笔免思”为佳。你要写札记，象个用功的学生那样勤于写札记。这也许有点辱没了作家的潇洒不羁的风度，然而对于作品却不是没有益处的。十九世纪法国有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大仲马，他的采集、编次材料的规模，俨然有点近代工业的味儿了，他雇用了若干书记，替他抄写剪贴，编次，整理，所以人家说他是开办了个小说工场。我们不一定要学他，也未必有此财力。但是旧俄有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契诃夫，他死后人家发表了他的札记，才知道这位“笑中带泪”的作家也曾如何苦心采集材料而且辛勤手记了下来。 契诃夫的是手工业的方式，可是请不要看轻手工业的方式，这倒是切实易举的。 贪多务得以后，就要百般挑剔了，这是矛盾，然而也在这矛盾的统一中，方见功力。凡是挑剔，被挑剔者认为“毫无理由”的，挑剔者一定说得出理由，而且光明正大，例如：与抗战无关。一个作家对于他自己所采集来的材料，一定要用税吏的精神去检查：好在材料是哑口，你就苛刻一点，它也不会诉冤。毛病都出在作家自身。材料这东西，虽非作家的亲骨肉，但是多少等于螟蛉子的地位，作家对之总有几分偏心，明明是一块不成器的材料，却往往不舍得丢掉，左看右看，怀着希望败子回头的心理，总想找出百分之几的好处来，以便借口收留，这种妇人之仁，最最要不得。 不过我们的挑剔，绝对要有原则。一、主题至上，一切服从主题。二、小巧之处，从严取缔。一篇作品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无论怎样复杂，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从“事”这方面看，它是负有透过了现象而说明本质的任务的；从“人”这一方面看，它是表现着某一宇宙观，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宇宙观的冲突，决斗。但此两者，“事”与“人”的关系，不是平行的：“事”由“人”生，故二者又在“人事关系”中统一起来。作者最大的苦心，就是要在他所采集的丰富材料中间拣选出那些最能表现某一特定的“人事关系”的性质的东西；凡不合此用者，都在摒弃之列。可是同样足以达成此目的之材料，从材料本身上看，又有个讲究；比方说，铜、铁、锡等等材料，都可以造成水壶，其为水壶则一，其为“用”则不一样。这个比喻当然太粗浅，但慧心人由此当可明白通常所谓“要在典型的环境中写典型的人”这句话的意义了。因此，凡是小巧材料，骤看之时，好象满能完成特定的写作目的者，一定要从严审察。作家要慎防迷了眼。又如一些可以称为“噱头”的小巧的东西，即使是有之亦无伤“大雅”者，也要从严取缔，因为这些“助兴”的东西常常会将一篇的主题弄模糊了的。 上面所述，都是假定你所采集的材料已经等于砖瓦木料铜铁等等；然而事实上，很少有那样便宜的。事实上，一般的材料只是一种生料，比如矿石。要想从这中间得到合用的原料，还须提炼；而这“提炼”的过程，又是在你造意写如何一个作品之前，不自觉地在进行的。蜜蜂采百花之精英以酿蜜，这种本能是天赋的，造物未给我们这种本能，要靠我们自己去学得这种能力。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教科书教人怎样学习从生料提炼原料的方法。但是要养成这种能力该具备什么条件，那就早已不是一个秘密。条件是哪些呢？ 广博的人生经验与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一个作家的“修养”，应当不限于写作的技巧之类，因为在选材之时，他就需要“眼光”，这“眼光”决不是天生，而是靠自力养成的。 1942年5月26日警报声中写完 对于文坛的一种风气的看法 ——谈长篇小说需要之多及其写作 和朋友们闲谈，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见：抗战初期，“报告”盛行一时，火线上士兵的英勇壮烈，战地民众的见义勇为，敌人的野蛮凶暴，这都是当时最主要的描写对象；然而不久，更高的要求跟着来了，这就是当时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如何产生伟大的作品？”既然对于那时的似乎已经太多的（实在尚嫌弃少）表现了抗战现实一鳞一爪的短篇“报告”觉得不满足，那自然，当时大家心目中的“伟大作品”，在内容方面一定是要反映了抗战现实的全面，抉示出那些随着抗战的进展而逐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问题，以及人民大众的迫切的需要和政治的觉醒，而在形式方面当然非长岂不可了。今天，在抗战的第八年，长篇作品已经有了好几部，而且写长篇好象也成了一时的风尚，但是回顾昔年的要求，我们又该下怎样的一个转语呢？ 书商们会告诉你：长篇小说好销些。为什么好销呢？读者对于长篇的需要比对于短篇强些。“读者对于短篇不感兴趣，尤其对于抗战初期曾盛行一时的报告，不感兴趣。”书商们从他们的营业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为什么读者对于长起特有兴趣呢？出版家们的流水帐簿上是找不到回答的。依我想来，这是因为读者们对于认识现实人生之要求是增强了，读者们从生活中接触的问题是多而且杂了，读者们渴求明了此一时代社会各方面动态的心理是更加强烈而且迫切了，读者们一天一天更加感觉到周围所进行的一切和他们的生活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而最后，读者们今天更加渴望了解抗战是在怎样行进，将如何继续进行，在抗战中暴露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弱点必如何才可以克服，这些弱点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从这方面去看，则读者对于长篇小说特感兴趣的缘故是不难了解的。这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因而长篇小说的需要之增加，自然也是好的现象了。作家也接受了这社会的要求。近年来长篇小说之多出，我以为应作如是观。然而我们的长篇曾经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没有呢？曾使读者由此认识了抗战现实的主要面目没有呢？曾对读者的一肚子疑问给了解答没有呢？读者要求长篇小说，我们接受了这要求，供给了长篇的作品了，但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对这一点，我们又该下怎样的一个转语呢？ 每逢谈到这里，个人的感触是很多的，一面是惭愧，而另一面，懊恼的心情也不是没有。自己也是在这方面用过一点力，而且，“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及乎篇成，半折心始” 的滋味，也不止一次体味到的，这，如果也算得是什么甘苦自知，愿借“青文”一角，以求切磋，以求印证。 八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差不多读过十之七八，使我心折而欢喜者，凡三四部，至若瑕瑜互见，而作者心力弥可钦佩者，亦十之九。然而独坐深思，每每以为凡取材于抗战前生活的作品同描写抗战现实的作品比较起来，那味儿总象有点不同。这所谓“不同”，倒也不是思想深度够不够的问题，也不是技巧圆熟与否的问题，而是伴着作者下笔时的心情以俱来的或踌躇满志、气沛神旺，或趑趄狼顾、欲吐复茹，——这两样的情境所给予的影响。我每每觉得同一作者的作譬如果取材于战前的生活，往往要比他取材于战时者较为舒展自如，起伏中度，比较的尚能畅所欲言，可是企图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就不免常常有点儿躲闪，含糊，有时若余意未尽，实则格格不吐。 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一则下笔时心情轻松，精神解放，而一则如荷重负，跋涉岖崎，虽力竭声嘶，而百不自在，一无是处？尝试就个人的经验而作研究，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它的所以然之故。 造成作家们此种忐忑不安，狼狈周章的心情，其直接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外来的束缚。抗战时期，忌讳特多，暴露黑暗在所不许自不待言，而赞颂光明亦有因时因地因事而相应免登。加以审查标准之所谓四大原则，实太笼统而抽象，作家们每苦于无从捉摸。在如此严厉的桎梏之下，作家们倘必要本良心之所安，为了抗战的利益而表现抗战的现实，势必感觉得无一事得免于触犯忌讳。而又不愿搁笔，或不能搁笔，写起来以后又不得不谋发表，于是下笔之顷，不能不小心检点，结果只落得手足如缚，意兴索然了。如果所写的是短篇，则此种窘状或尚可掩饰；如果是长篇，那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流露在笔墨之间。近来常听到的批评谓某一作品缺乏热情，乃由于作者对于生活没有热情云云；在我看来，世间虽然不乏对于生活缺少热情的作者，可是我们这里今天的索然无活力的作品恐怕大半还是由于外界的桎梏紧压了作家使他不得不抑制热情，痛快写作之故。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客观条件身上，我们也当检讨自身主观的力量是否用得充分？我们也要问我们有没有尽其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现在有不少的长篇小说是暴露了作者的只图省力取巧，时时想以偏锋取胜。这样的作品往往只图一个形式上的“长”，不暇计及内容的单薄，譬如贪小利者卖豆浆，搀水漫无限制，终于成为白水。这样的作品，其上焉者也还想以技巧的粉黛来装饰它那瘦骨伶仃的内容，希望取媚于俗世；其下焉者可就连技巧也顾不到了，或者可以说实在还未尝研究如何才算是技巧，信笔所之，东拉西扯，说不上有所谓有机性的结构，至于人物的描写则又误以施粉涂朱，刻眉画眼为足以表现个性，虽复五彩斑斓，其实如搬弄面具。这样的作品，其病根在于作者对于生活既不求广博周知，又不耐深刻体念，仅掇拾浮面的印象，遂以为牛溲马勃皆可化为神奇，不暇剪裁，不事组织，信手拈来，都付毛锥，以多为贵，以长为务。这样的作品在“长篇有销路”的书商生意眼的引诱之下，近年来也隐隐然成了一种倾向，这是可为忧虑的。这样的作品，如果也有躲闪，含糊，格格不吐之处（事实上它们大部分倒是颇为条鬯而且淋漓尽致的）那倒不是象我们上面所说的因为下笔之时多所顾忌，而是因为作者把稀薄的材料拉得太长，所以弄到左支右绌，拢不来头了。这样的作品，本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们只说到这里为止。 应当详细说一说的，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得多，但在构思之时犯了轻率和性急的毛病，以至成篇以后所可称道者唯一“长”字的作品。有一句常常听到的话：抗战题材，俯拾皆是。诚然，题材是多得很的，但也不能不有所抉择；尽管在理论上不妨说任何题材只要处理得当都能通到抗战现实的若干根本问题，然而我们实未便毫无保留地认为“条条大路都通到罗马”。有些题材虽似琐细，却能使人见微知著。有些题材看似颇有斤两，其实却往往会导出错误的感觉，弄成了离开问题的核心，甚至使读者的认识反而模糊起来。如果认真以为“俯拾皆是”，不分主从，不加抉择，纷纭万象，尽收笔底，那么“长”是不成问题了，但读者所得，仅一“万花筒”而已。文艺作品不能仅是“万花筒”，文艺作品是要能起“分光镜”的作用的。扼要地说来：搜集材料务求其多，而运用之时则切忌太滥。这便是抉择。 但是，仅能抉择，也还不够。为了彻底明了某一现象的本质，有时必须考察研究与此现象有关的其他现象。比方说，我们打算取现象甲为题材，当其下笔时，固然觉得头头是道，一目了然，可是在写作之中却愈来愈感困难，方知“尚未成熟”。此时若无搁笔重写的勇气，便只有敷衍完篇了。为什么本来觉得头头是道的会在写作中途发生困难呢？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最初只就要写的现象甲下了功夫，而未尝就一切与甲有关的乙丙丁各现象乃至与乙丙丁有关的戊己庚诸现象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我们应知：所谓题材成熟，决非易事。题目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出来了，但还未便即此自满，立刻下笔。应当以此题材为中心，搜集一切直接间接有关的材料，而这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材料都不是打算写出来以增加作品之“量”的，倒是为了使得自己对于所要写的题材认识得更清楚而充分，乃所以改进作品之“质”的。所以，“构思”的功夫应当比写作的时间多，——不止一倍，二倍三四倍也是必要的。有了这样踏实的功夫，则下笔之后，大概可以没有困难；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和严格的抉择，则篇幅之长短是无所容心的，——“长”是不得不长，“短”是适可而止。也只有这样的长篇小说才是质量相称的。 不草率，不性急了，然而也并不能说就此可以保证产生满意的作品。今天生活变化之多而且快，即使是最能努力且颇有才具经验的作家也不敢说一定赶得上。当作家用过一番功夫，谨慎取材而从事写作，往往写作未半而所写的生活又已有了变化，此时作家抬头回顾，或许会惘然自失，觉得有把未完成的稿子再加检讨之必要了。但也许检讨既毕，有所修改，而生活又已起了变化。这样下去，那不是始终没有完起的可能了么？事实上不会这样。求其不如此而又能不悖于现实，不但不悖而又能合于现实之趋向，那就得有深刻透视的眼力，这里，就要提起一句常常听到的话：要有进步的宇宙观。有了进步的宇宙观，然后能有深刻透视的眼力。换言之，从事写作者倒也并非定要奔波四方，干它三百六十行，倒也不在乎死抱住若干世界名著钻研所谓技巧，而应当稳固自己的思想基础，广泛研读哲学和社会科学。生活经验的丰富是必要的（当然此非干它三百六十行之谓），向名著学习是必要的，但据我看来，思想基础，进步的宇宙观，尤为必要。没有了这，其他皆不足贵，或且适足以产生误人的东西罢了。 至于进步宇宙观之不能专从书本而得，这已是常识，不烦多言。走进人民中间，走进战斗的生活，这在一个作家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个已经有了进步宇宙观的作家同样是必要的。世间不乏这样的人：言论是进步的，“思想”是进步的，然而一碰到实际问题，不免迷乱自失，不能站稳在前进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了。这是因为他只以前进的知识分子的姿态站在人民之外，站在战斗生活的旁边。作家而如此，则他的作品虽有思想的骨架，恐亦无补于形象之欠缺。这其实也已是常识，不过知之者未必遂能为之且坚决为之而已。反过来说，另一个常识便是虽在战斗生活中也应当从先哲的遗教中不倦探研以加强自己思想上的基础，故意放开指路标视而不见，定要绕着圈子摸索，似乎也大可不必。 以上云云，敢信凡是态度严肃的作者早已习闻而在力行；如果未尽如意，客观环境的恶劣当是主因，然而打开恶劣环境仍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最后再回到原题，我以为目前大家都愿意写长篇小说的风气，尤其青年的朋友们都有这样远大的写作计划，对于新文艺的将来必将产生伟大的影响。固然也有人是无意中受了书商的生意眼的要求，但是无论什么事都有好坏的两面，正不足怪。我们不可不看明白的，仍是我们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即使还没把工作做到十分圆满，可是在目前物质生活那样艰难以及写作不自由的现状还未改善之境遇下，我们的作者们这一种的抱负和勇气是非常可贵而足以自傲的。这充分表示了虽在重重压迫之下，我们从事写作的人还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高远的理想。这就是新文艺必将蓬勃发展的有力的保证。世界在前进，民主必得最后的胜利，与人民大众并肩奋斗的文艺战士在他本位工作上，目前也正是紧迫的时期，不容稍怠，必及时加强主观的力量，然而始能适应即将展开的新局面。这一篇小文，陈义肤浅，不过表示个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意见和愿望罢了。 1945年1月10日 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谈短篇小说之不短及其他 我们是有短篇小说的光荣的传统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也有不少卓特的短篇小说的作家，沙汀，张天翼，艾芜，以及其他的名字可以有一长串。我们也并不缺少观摩世界短篇杰作的机会，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早就大量介绍过的。然而看近来的情形，短篇都写得长了，年青朋友们的作品，五六千字的极难得见，万余字的已经算是短的了。短篇的拉长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把字数之多寡作为长短篇的标准，象旧时的某一种说法，以超过十万字者作为长篇，而以五六万字者为中篇，万字左右者始称为短篇：这虽是简便的办法，然而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它。今天提到我们面前来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字数的多寡而外，长短篇小说在写作方法上究有如何的不同？换一句话说，倘不为贪多而务得，一个作家真心愿意写一个短篇，可是下笔以后，“不能自止”，结果勉强收住，计字数在中短之间，论体制则既似长篇之缩紧，又如短幅之拉长：这原因在哪里？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旧时的又一种说法，这是从取材的方法之不同来立论的。依这一说，长篇是纵的发展，短篇则是横的考察；长篇小说写人生之纵剖面，短篇所写则为人生之横断面，譬如横断一木，察其年轮，可知木之岁数，短篇小说虽写人生一角之断面，而由此片段之现象仍得以窥见前因后果之必然，盖亦犹此。我们如果承认了此一说法，则长短篇写作方法上之不同，自然可以说得了一个解决了。 不过问题也还可以更进一步。随便举几本外国古典作品为例，试加考察。所谓“欧洲文学之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论篇幅其长相等，论作法则其不相同。《奥德赛》写十年内的事，但《伊利亚特》故事所占的时间首尾不过数日；这不是宛然一则是纵剖面而又一则是横断面么？我们如果拿《伊利亚特》和近代之典型的短篇小说相较，将可得到怎样的结论？又如司各特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巨制，然而故事所占时间亦仅数日，且集中于一事，这和近代典型的短篇小说比较起来，又将得怎样的结论？但我们还可以说，《伊利亚特》是史诗，《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成书之日，所谓“近代的短篇小说”尚未出世，文学各部门各体制的发展有其历史性，《伊利亚特》倘可视为近代短篇小说之始祖，那么，《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当亦应是列祖之一罢？近代短篇小说是从它们发展出来的。我们再举一个例。这就是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这也是二十余万字的巨制，这十足是横断面的东西，这不但故事时间仅二十四小时，从种种笔法看来，也不是长篇小说那种从容起伏，一板三眼的味儿。这是现代的作品，在有了契诃夫、莫泊桑等等光辉的典范作品以后的所作。然而《时间呀，前进！》之不能视为短篇，自亦不待多论。 说到这里，似乎越弄越糊涂了。长短之分既不在字数之多寡，而又不全在写法之纵剖或横断，然则究当何所取准呢？ 我想：字数多寡是一个条件，纵剖或横断也是一个条件，但不能说尽于此二者，也还应当有别的条件。试仍以外国作品为例而加研究。我们看一看莫泊桑的一个并不怎样短的短篇小说《羊脂球》。这是莫泊桑的代表作之一，可并不能算是他的短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因为实在不短。然而正因为岂不短，倒给我们一个考察其写作法的方便之处。《羊脂球》写的是一个横断面，故事集中于一点，——一个线索，有波澜，有顶点，人物可也不算少，那一辆马车里的十个人一笔不漏地都被描写到。我们可以说，短篇《羊脂球》所有的材料倘用来写一个十多万字的长篇，光景也不会觉得薄弱。然而莫泊桑把它们写成一个短篇；虽然是二万字左右的长的短篇，但无可争论地是一个短篇。莫泊桑用怎样的手法来写的呢？首先，他使那些不同阶层的人物同坐一辆“逃难”的马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其次，他用一件事实上百分之百可能的小事，——马车迟到，车中人皆饥寒交迫，而独那诨名“羊脂球”的女人（一个妓女）带有丰富的食物，——来描写同车的其他“高贵”人士的“雅量”与“和善”，最后，他用又一件百分之百可能的小事，——车到驿站后，占领军的德国军官想在“羊脂球”身上“抽税”，“羊脂球”坚决不肯，而同车的其他“高贵”人士则用尽了种种方法“说服”她，——把那些“高贵”人士的本相完全暴露了。故事至此就到达了顶点，但还有尾声：“羊脂球”为了同车人的利益而牺牲以后，并未得到感谢，反倒招来了那些“高贵”人们的“过河拆桥”的侮辱，而这，莫泊桑仍以在车中进食一事表现出来（这回是“羊脂球”忘带了食物而其他各人则皆备的很充足），和开篇所写者作一呼应，作一对照。 这就是“羊脂球”的写法。故事很简单，然而写成二万字左右我们并不觉得它拉的太长。人物相当众多与复杂，然而只写成二万字左右我们也并不觉得它草率而枯燥，每个人物都被写得淋漓尽致了。从这一篇，我以为我们多少可以领悟一点短篇小说的写法罢，——在字数多寡及纵剖或横断以外的写法。 因为短篇之好拉长，在今天似已成为一种风气，所以我在这里拈取了长及二万多字的《羊脂球》来研究。我的意思是想说明：如果写长了，那决不是拉长，写短了，也决不是硬缩短，这还不是会不会剪裁的问题而是作者从怎样的角度去取材，以怎样的手法去处理。短篇小说似乎自有其法规。当然世界上决无一成不变的法规，也没有万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什么法规，但我们总得承认是有法规的。 至于万字以下的短篇小说，我们只要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该可以领悟到个中三昧。 或曰：现今的短篇小说之不能短，有时是表示了作者虽有材料而消化力不够，所以拉拉杂杂，糟粕未去。如果在个别的例子上，这也是事实的话，那么，把字数多寡的条件看得重要些，先求能短，也许是对症发药的。至于描写上求其能洗炼，则是技巧上之余事，写作之abc，兹姑不赘。 194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