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体操》 实用心灵体操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心灵发生着频繁而巨大、急剧又微妙的变化，《心灵体操》意在倡导通过做心灵体操，让心灵保持健康与纯洁。刘心武说，这些随笔首先是为自己写的，“坦率地说，与大家一样，我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大块的灰色地带。比如我在50岁以前，有嫉妒同辈作家之心，害怕他们超过自己；60岁后又羡慕青年一代作家的才情，恐慌他们盖过了我们这代作家的风头。好在我这些年及时‘做操’，才驱散了郁积在心里的阴影，心态变得健康明媚起来。”…… 我的心理保健操 我把自己城内的居处称做“绿叶居”。居室里的巴西木和大叶绿萝都表明了我对绿叶的偏爱。早在1979年，我就写过一个短篇，叫《我爱每一片绿叶》。爱叶之心，至今不变。 我一般在晚上10点开始写作，在优美的古典音乐之中，一直写到次日凌晨四点左右结束。中午起来吃一顿早、午合餐，下午读书、看报、会客，晚餐的菜肴比较丰盛，在温馨的烛光里，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我之所以能够精力充沛地在文学中辛勤耕耘，其重要原因就是加强了心理保健。关于自己的心理保健，我有六套“心理保健操”。 列表化解操：心乱时，在一张纸上先写一行大字“我为什么心乱”。然后列出三栏，分别写出“最烦心的事”、“次之的事”、“小事”，列好后，从“小事”开始逐项化解，凡大体可以化解的，都用红笔划去；剩下的，自然要认真对付，一时虽化解不了，但由于心绪经过一番梳理，也就坦然多了。 自寻小乐趣操：遇无聊提不起神来做正事时，就先找些有趣的小事来做，例如用湿棉花球给所养的盆栽植物洗涤叶面之类。在琐屑的小乐趣中，无聊感便渐渐消失，于是恢复了做正事的兴致。 回忆美景操：心里淤着浊气时，就到沙发或床上取最舒适的姿势，在轻柔的乐曲声中，闭目冥想，让名山大川的美妙镜头重新在脑海中浮现，一幕幕的美景，犹如熨心的拂尘，能将淤积沌塞的浊气涤尽。 无损害宣泄操：心中窝着一团恶气，搞不好会爆发时，可将平时准备好的废纸使劲撕扯，或选择适当地点将已破损的旧瓷盘之类砸碎，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或哼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自嘲操：因洋洋得意而心理状态发生偏斜时，须作一点自嘲，做法多种，有一种叫“对镜自嘲”——“你有什么了不起？升天了么？咦，瞅你乐的!你前头的困难还多着呢……”人在自嘲中，失去的只是虚荣，获得的却是清醒。 走向混沌操：借从维熙大作《走向混沌》的名字，表达非良性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良性的意思。在过分清醒得小肚鸡肠时，便用此操加以调整。有一法为拿起一本唐诗宋词，随手翻开，目过口诵，摇头摆脑，以抹去萦绕于心头的那些过于细腻的算计。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保健，加之日常的散步锻炼，我虽年过花甲，依旧笔耕不辍，在城内的“绿叶居”和郊野的“温榆斋”中，双手敲击键盘嗒嗒有声，怡然自得。 玻璃翠 那次参加一个笔会，费用是一家物料公司赞助的，公司总经理是一位热爱文学的中年妇女，参加活动的作家此前大多不懂何谓物料，她就拿出两只高筒玻璃杯来，举例告诉大家，一家大宾馆落成，投入使用前除了家具等大型用品外，必然还要配备些小东小西，“比如我手里的玻璃杯，一个宾馆需要的数量非常可观，而且要经常更新换代，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向他们成批供应这类日用物品、消耗材料的……”介绍完她的公司，她就宣布将赠送我们每人一匣那样的玻璃杯，每匣八只，是钢化玻璃制品，不怕跌落磕撞的。说完就演示，将左右手 各握的玻璃杯用力相撞，谁知一撞就全破裂了，哄堂大笑中她十分尴尬，忙又拿出几只玻璃杯，连撞带摔，这次确实体现出了钢化玻璃的非凡品质，无一破损，她对大家说：“再怎么钢化，玻璃总还是玻璃，你们使用的时候，还是别跟我似的故意去摔碰显摆吧！” 我头一次见识钢化玻璃杯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位熟人从日本访问归来，带回了一只，他不但自己经常故意松手将其跌落地下，而且还特别乐意将其塞到别人手中，鼓励将其摔碰。记得他命令我将那杯子“完成自由落体运动”时，我真的很心慌，那毕竟是只玻璃杯而不是锰钢杯啊，犹豫了好几分钟，才哆哆嗦嗦地撒了手，杯子落地发出咣当脆响，我闭上眼睛再睁开，还在地上旋转的杯子竟毫发无损！后来熟人们见了他那杯子，有的就会不请自摔地当新奇玩意儿取乐。谁知有一回一位熟人只是轻轻地把那杯子从桌上往地下一拨，杯子一落地便在我们面前碎成了一片玻璃碴儿，大家顿时惊呆了。杯子的主人深呼吸了一下，才解嘲地说：“钢铁战士也还是会衰老、会去世的啊！” 如果把人比作玻璃杯，那么，钢化玻璃杯就好比是具有优势的个体。或者学历高，留过洋；或者地位显，言如鼎；或者名气大，人气旺；或者财富多，生意大；或者竟兼而有之，俨然时代骄子。这样的人士当然比一般人经得起震荡，不会轻易破裂。这些人在钢化自己的过程里，备尝艰辛，弥足自豪，但是钢化所获得的品质，应该用来造福社会、关爱他人、提升自己，而不应该产生高人一等的心理，觉得反正自己具有优势，因此就满不在乎起来，故意地摔碰显摆，恃学历而移花接木，端官架子说官话玩忽职守，守吃老本甚至停耕辍织却自嘘虚名，夸张露富狂妄推行以蛇吞象的计划……这样的“钢化玻璃杯”，就算主观上还不是想背德违纪犯规触法，客观上却难免招至种种尴尬抨击追究惩罚，甚至身败名裂，最终化为一堆不成器的碎玻璃碴。 其实，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性格里都可能有类似钢化玻璃的成分。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脆弱。仔细想来，脆比弱可怕。弱，往往从外在形态上，就让别人和自己多一分戒惕，因此，弱点一旦挑明，也就比较容易注意克服，为人处事能够低调，危害性也就因而变小。脆，好比玻璃，外在形态上是硬而透明的，人心理上多半有这种“脆点”，不少“脆点”还加以自我“钢化”，比如觉得自己是“强人”，“心到必然功成”，“永不言败”，或者觉得自己“反正问心无愧”，“他人其奈我何”。因此该缩手时不缩手，该放弃时不放弃，该妥协时不妥协，该心软时不心软，该求其次时偏硬撑着去拔尖，为人高调苛刻，也就好比总是故意地把钢化玻璃杯往地上扔，以为无论如何自己的“钢铁决心”是可以经受强烈震荡的。结果呢，咣当一声，竟然破裂粉碎了，后悔莫及。其实，早该意识到，自以为是钢铁硬的东西原来是玻璃脆，而且，即使硬如钢铁，也有老化的时候，要居“硬”常思“脆”，自觉地克服“脆点”，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 有一种草花叫玻璃翠，植株叶片半透明很像浅绿色的玻璃，开出的红花如缄默之唇。这花很容易栽养，建议有志于发现、克服自己“脆点”的朋友都养上一盆。不仅是因为玻璃翠这花名谐“玻璃脆”的音，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这花的茎叶一方面真如玻璃般凝实晶莹，一方面又显露将其一掐必断的脆弱特性。它的生长，是把自尊、自强、自傲、自爱，与自戒、自慎、自审、自惕结合在一起的，常常面对这样一盆草花，比常用钢化玻璃杯喝饮料，更能获得人生启迪啊。 皱皮苹果 从郊区书房回到城里的家，总会遭逢一大摞待拆看的邮件，我的习惯是先看熟悉者的，对于那些寄件方不熟悉的，一般是先拆看外表堂皇的，这是否有些个“嫌贫爱富”？但“金玉其外”的诱惑，恐怕是很多人都难以拒绝的，尽管往往会发现“败絮其中”，也只好叹息一声了之。有的来函，信封寒酸，字迹幼稚，右下角的地址是某镇某村，由作协或编辑部贴条转来，根据近年来的经验，这样的信函，很少是读我新作品后告知感想的读者来信，多半是附上他写的并不成熟的习作，希望我能往报刊推荐的。 回到城里，大体浏览一下积存的邮件后，我多半会下楼，到附近绿地遛遛。那天到票友聚集的廊亭，听他们轮番演唱，几位经常炫技的票友，已成为我们那一带的明星，我一见他们那堂皇的架势，就总要坐到廊栏上洗耳恭听，无论是裘派黑头，还是程派青衣，听着那些唱段，真觉得满耳落花，满心沁芳。不仅那些名票脸熟，就连总去旁听的，也有若干熟脸。有位年纪估计跟我相仿的，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他欣赏时，总轻闭双眼，一只手还随那声腔在膝上轻扣，他那满脸的皱纹也微微抖动，令我觉得非常滑稽。 那天傍晚遛弯回家，饭后想吃水果，去阳台取。我家的水果一般都放在阳台的一个大纸匣里，弯腰一看，所储水果不多了，又忽然发现，在角落里，有只不大的苹果，显然是很久以前买来，一直忘了吃的，赶忙取出来，放在手心里一看，它那表皮已经干燥得起皱了。 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首诗，忘了是国人写的还是翻译过来的，里头有几句是以苹果的名义请求：“削我皮，或者用牙啃/之前，能否仔细欣赏一下/我表皮的美丽。”苹果，以及其他水果，确实有权利这样地要求人类。实际上我是一贯比较注意水果外表的，而且经常“以貌取果”，也懂得把比如说苹果的外皮当做专门的审美对象。我曾很小心地将一只大苹果那华丽的外衣削成连续不断的螺丝转，然后将它巧妙地搁放到桌子上，令它望去仍是一只完整的大苹果。 那天我仔细端详那只皱皮苹果，忽然非常感动。它在被遗忘的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让自己沾染霉菌，坚决地不腐烂，因此虽然它的表皮因脱水而发皱，却身无黑斑，并且让那红晕依然具有诱惑力，还散发出一种略带酒味的甜香。它是怎样度过那些寂寞的日子，如何洁身自好、保存实力，甚至还利用那被冷落的时间，尽量把自己的糖分保持住的？ 我把皱皮削掉，那苹果露出的果肉居然鲜若处子，先尝一口，异常香甜！吃完它，还回味了许久。 第二天，我又下楼遛弯，又去听那些票友演唱。那位我觉得颇为滑稽的听众，又在那里闭眼击节。我忽然觉得，他很像是一只皱皮苹果。待那边一曲唱完，我就跟他说，您何不来上一段？他脸倏地红了，更像皱皮苹果了。接着也有其他人注意到了他，跟着劝，或者竟是跟着起哄，后来连操琴的也问，他究竟想露哪段？他呢，站起来，走到人群当中，说了声“让徐州”，清清嗓子，跟拉琴的对了对弦，然后在琴师配合下，居然唱起了言派腔，宛转优雅，吐字如珠，我觉得那一刻他就仿佛削掉皱皮的苹果，因为在落寞中久久地自爱，保存住 了一腔鲜活，一旦得以施展，则散发出沁脾的香甜。一曲终了，掌声里，我悟出更多。 我承认，因为对积存的邮件里那些“皱皮”的一贯轻视，有的启封后潦草一瞥，就马上当作废物丢弃。现在，我提醒自己，也许，那会是一只“皱皮苹果”，虽然其貌不扬，甚至委琐鄙陋，但表皮里面，却会有鲜活的甜汁，我必须慎重对待，不得轻率处置。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好比能唱言派“让徐州”的高手能人，但殷殷期待之心，确是有了。 又想到，悠悠人生，谁能永居中心？谁能永有抢眼而马上被选取、光艳显示的机会？我自己，也颇像滑落到果匣角落的一只苹果，我能否努力避免感染霉菌，在洁身自好中，任凭表皮起皱，而内里仍默默地保持、积蓄着能贡献于他人、社会的精华呢？ 譬如朝露 到了花甲之年，曹操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千古名句不免经常袭上心头。其实比曹操更早的诗人秦嘉已有“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的感慨，而曹操的儿子曹植又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的沉吟，这说明以露喻命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通感。佛教《金刚经》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以前一直觉得梦幻比朝露多彩，泡影比朝露浪漫，电光比朝露壮丽，四种并列的短促命相里，似乎惟有朝露最卑微凡庸。 我是个夜晚写作、上午睡觉的惫懒人物，虽然也写过《仙人承露盘》之类的作品，也跟着古人感叹过“譬如朝露”，其实，究竟朝露是怎么凝结出来的，以往并不曾专门观察过。近两年在京东远郊一个村子辟了一个书房，周围全是田野。那天下午，我到村外画水彩写生，结识了农民小陶，聊天当中，听他说及“接露”，很觉新奇。他种的那一大片地，引进的是香港的一种名称古怪的蔬菜，这种菜在生长期里朝露越旺质量越好，所以他经常天不亮就到地里去等待凝露。据他说，朝露的多寡旺涩取决于黎明时地面与低空的温差是否恰到好处，地面温度太低了不行，低空中的水气太少也不行。他也不光是消极地等待，有时会燃些热烟熏地，或往菜田旁的沟渠里灌水，他说当晨光像灶膛般亮起来，看到菜叶上凝出了浑圆的露珠，心里头的高兴劲儿，跟看到老婆顺利生下胖娃娃一模一样。小陶说得我心痒，于是有一天我就让他天亮前来唤醒我，带我一起到田野里去“接露”。 近年北京气温持续偏高，雨水稀少，小陶边领我往田里去边叹气说，地皮散热虽然势头很旺，但是低空里水气不足，所以露水很难凝出，就像婆娘生孩子难产一样，让人犯愁。又说不光他种的菜需要露水滋润，就是一般的庄稼，在这旱年里头，多点露水也能缓解旱情。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他往前走时，露水的分量在我心上也沉重了起来。 我们来到田里时，东边天空已是蛋青色，小陶在田里游动，我遵他的叮嘱蹲在一株他称为“二胖子”的菜棵前，睁大眼睛观察那肥大的叶片。在朦胧的天光里，初看只觉得那叶片蔫涩乏味，心想这样的蔬菜难道真像小陶所说，是专门供应高档餐馆的“摇钱菜”？稍后觉得脚下氤氲出些温热，而低空中沉旋下些微寒；再后，东边天际仿佛有天女散花，倏忽一扇霞光闪出，那边小陶喊了声“注意”，我忙更专注地盯视那片菜叶，陡然有晶莹微颤的露珠出现，那叶片竟也无风自颤起来，仿佛一觉醒来伸臂舒展打着长长的呵欠，我也不禁喊了声：“看呀！”我更仔细地观察，觉得那几个露珠确实都像刚落生的娃娃，新鲜的生命透着单纯憨戆，有一粒悬在叶尖上，反射出朝霞的虹彩，欲滴未滴，淘气里透着聪慧……很快地，天光大亮，朝阳的射线密集地倾泻到田野里，眨眼之间，叶尖的露珠已然无声坠落，而叶片上的露珠，有的不知是怎么消失的，但有一粒，我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它浸润融汇到叶脉里的那一瞬，确实，非常短暂，然而又非常辉煌——那晦暗中令我觉得萎蔫的叶片，因露珠兄弟姐妹的短暂生命，变得挺秀碧鲜！ “接露”后回到书房，我觉得有满心的香露正在浴灵。怎样看待自己的生命？譬如朝露？是的，即使能活到100岁以上，放到无尽的宇宙坐标里去衡量，实在也短暂得可笑可怜，但是，倘若在我们短暂的生命过程里，哪怕仅有一次，我们真能像露珠一样，奉献自己而浸润了世界，令世上有价值的东西得以兴旺，那么，短暂还构成焦虑吗？我走到音响前，想从cd盘里找一阕最能呼应自己情思的乐曲……您猜，我选择了哪一阕？ 春水浴心 保持你对每一次春天来临的欣悦，以纯净的清水，涤去心上积蓄了一冬的尘垢吧！ 春夜扪心，你自省，坦率地承认：颇长一段时间了，你的生命冲动，时常起伏于虚荣和嫉妒，对财富与纵情消费的渴望，还有更难与人言的大胆性幻想上。那三个令你往往因不可得而陷于焦虑的因素，究竟是来自人性深处的幽暗区域，还是从外部飞落粘黏到你心上的尘垢？ 以春水冲浴，以那还带有春冰碎屑的春水，以那鸭已先知的温渥的春水，以那接受着最初的鲜嫩落英的春水，以那溶溶漾漾越来越活泼的春水，冲浴你那颗焦虑而迷茫的心吧！ 虚荣的渴求，是人生的霉菌，它既来自人性中的恶，更因外界俗世的诱发而上蹿蔓延，以春水将其冲刷驱赶，让朴实的心绪，重新主宰你的心房！你需要的不是暴发，不是侥幸，不是他人艳羡的眼光与肉麻的阿谀。你应以诚实的努力，换取公平前提下的酬劳。信仰平凡吧！惟有在具有尊严的平凡生存中，你的人生才能真如田野里怒放的春花那般美丽芬芳！ 嫉妒肯定是我们人性里本原存在的东西。这东西是善还是恶？如果它不是善，那么，它也未必一定是恶，问题在于，你能否控制住它的量？倘让它膨胀泛滥，那会引爆你的生命，即使不害人，也一定害己；如果你能令它以微量元素般泵进你的血管，那么，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好的东西——促使你在遵守社会“游戏规则”前提下，积极投入竞争，不轻易服气，不随便放弃，不迷信权威，不相信谁能永保第一。这样控制好嫉妒的量，你纵使永不能跻身前列，也一定会持续地朝正前方迈进！以春水涤荡心中那多余的嫉妒量吧！但你要小心——追求美好是对的，却不要追求完美，不要因为你心中总有涤除不掉的嫉妒而痛恨自己，你所需要做的只应是涤除那多余的部分，而不能到头来把人生奋斗中的血性也冲刷得一干二净！ 对财富与纵情消费的渴望，与嫉妒类似，人性里很难不先天地沉淀着这样的成分。问题在于，你能否以春水涤心，使对财富的渴望，端正为对创造财富的渴望，并使纵情消费的渴望，端正为健康的正当消费。在春水的冲刷下，你应当憬悟，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创造，财富、名声、荣誉、地位，不能以偷窃或侵吞的方式获取，惟有充分释放出你的聪明才智，付出汗水乃至精血，先有创造，才有成功和享受。消费的欲望，只要是正当而健康的，不应被人谴责，更不必自我抑制，你需以春水涤除的，是那些不正当的不健康的消费欲望——如个人消费而以公款报销、色情消费、污染环境的消费、暴殄天珍的消费…… 啊，说到漂浮在你潜意识里的性幻想，你脸红了，脸红是应该的，却不要因为我点出了这一层而脖子粗胀起来。在当下的中国，要让所有的成人男女都能理智地认知，即使结了婚，并且夫妻间也确有爱情，有正常的性生活，但无论是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在欣赏明星时，在旅行甚至日常上下班的途中，因某一觉得美丽性感的形象呈现，当时或事后，在潜意识里游动起朦胧而私秘的性幻想，都属于正常的性心理，并不能指斥为堕落，更不必在惊觉后苛刻自责。这肯定是人性里固有的东西。固有的东西也要用春水洗浴冲刷么？是的。要以 洗浴使它永远处于一种幽暗的幻想状态，要以冲刷压抑它的恶性蹿升。 敬畏宇宙，敬畏生命，你我携手同行。在这自然与人生的四季里，我们别错过又一个春天，让我们用一斛又一斛的春水，洗浴我们仍在鲜活跳动的心房吧！ 春从心出 愿乘火车，喜欢那窗外舒卷的田园画面；愿乘轮船，喜欢那船头劈开的浪花飞溅；愿乘飞机，喜欢那舷窗外的云海无边……旅行之乐，在起点，在终点，更在那前往中的沿途浏览。 愿有机会，被准允一个人进入没有演出的剧场，随便选一个适中的座位，静静地坐在那里，凝望那垂闭的大幕，在万籁俱寂中，以回忆，以想象，以对自己钟爱的编剧、导演和演 员的深深感激，以对艺术的敬畏与对审美的忠贞，从心灵里，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话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神秘莫测，难以言喻……啊啊，那是怎样的一种超级享受！ 当近照堆积如山时，我们厌倦了摄影，甚至消褪了清理回味的兴致。可是，我们对旧照片的窥视欲久盛不衰。难道，非得通过人世的纷乱，自我的颠沛，以及痛苦的失落、无奈的损减，当那岁月梳篦过的残照，零星如梳齿上的断发时，我们才能懂得珍惜，生发出琴弦般颤动的情愫么？ 以往，害怕走进书店，是因为总觉得那陈列出的新书，有许许多多都应该抓紧购买，而自己囊中羞涩，欲壑难填——甚至仅仅是站在书店的橱窗前，便有一种受到特殊强刺激的感觉，怦然心动，难以自持；常常是，进去时拼命告诫自己不得癫狂，而出来时却囊中如洗，抱着一大包书，踽踽独行在长街之上，因为连乘公共汽车的钱也没留下，步行抱书回家真乃苦难的历程……及至回到家中，洗手沏茶，仰坐观书，那一份悠哉游哉的劲头，噫，亚赛小神仙！如今呢，害怕走进书店，是因为那些花花绿绿的出版物，虽然呈现着满坑满谷之势，不像以往那么隔着柜台，大半还得有劳售货员取拿，可以随意自选，浏览听便，可是，竟往往很难遇上一两本想买下的书，甚至带去打算购书的费用，竟有花不出去的苦闷；终于淘出购得数种，打的回到家中，照例洗手沏茶，倚在沙发上展读，那纸张没得说是雪白挺刮的，装帧得也颇称“雅皮”，但仅是头一章，便几乎每页都有别字蹦出，如沙石硌牙，好不扫兴！几个人合译之书，选题甚佳，却前面把主人公叫作乔治，后面又称格奥尔基，想必是将原著一撕两半，各译各的，最后为赶快上市抢占市场，“萝卜快了不洗泥”，把贯通一遍的程序都免了，堂皇包装，昂其定价，因请到鼎鼎大名的人物作序，慎重如我，也欣然购回……唉唉，出版业数量大繁荣中的杂芜之弊，何时可减？ 书中毕竟有人生，人生毕竟一部书；书业杂芜，仍要耐心从中淘出善本精品，人生诡谲，仍要坚韧地追求活着的真谛。 冬去春来，朋友打来电话，兴奋地报告，他那窗外的晴空中，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南来雁群，一会儿呈一字，一会儿呈人字，跃然翩飞，引出他心中酽酽的诗意，多年不曾写诗的他，一时竟挥就了五首新作！放下电话，我也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生命都只有一次。生命中的青春也只有一回。我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也只有那么一段。这都很像北国的春天，会飘然而至，绣出万紫千红，却又会匆匆而去，甚至伴随着阵阵沙风，在你不经意时，已然落红满地。现代人里，谁还会像林黛玉那样哀伤地葬花？一时间你会觉得有许多俗众熙熙攘攘、无情地在你眼前践着落花去追名逐利，于是你惆怅，你喟叹……但是，我鼓励自己，也劝告别人，像我那朋友一样，诗意地看待生命，看待青春，看待成败得失，看待生死关劫；需知，有一种春天是永存的，那便是从心灵滋生出来的，大雁跋涉般的豪情…… 心灵百叶窗 你的心灵小木屋，有与外界沟通的窗口，那心灵之窗，你安装百叶帘了吗？ 常常地，你为那从窗口满泻而入的金光，满心欢喜，无比自豪。是的，人生怎能没有光明，心灵怎能任其幽暗？心灵小木屋，必得有大千世界的光和热涌入，才会有生机，有生趣，才能酿出灵感，产生出创造的冲动。所谓幸福与欢乐，与心灵门窗的畅开程度，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 但是，在生命历程的某些时段，外界所射入的光，未必都是纯净的阳光。你取得了某些成绩，获得了某些收益，于是，捧场的光、阿谀的光、嫉妒的光、怀疑的光，都可能灼热刺目地破窗涌入，或许令你兴奋莫名、忘记了自己的实际斤两；或许令你顿生烦恼、不能冷静自持。这时，如果你的心灵之窗安装了操纵自如的百叶帘，那么，你就可以灵活调整那叶片的开合程度，使那些光线恰到好处地透射进来——你需要适度的鼓励之光，以滋润你那在奋进中也许有些疲惫的心灵；你也应该适度地容纳批评挑剔之光，以使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甚至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憬悟——即使你的作为已接近至善完美，但他人仍会严酷地审视你哪怕是一丝的不妥、一毫的疏忽，你要习惯这种人类的心灵碰撞现象——其实，你作为别人的一个“他人”，那审视称量的眼光，又何尝不苛刻？ 不过，当下的中国人，因成功发财而受到强光照射的，毕竟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中间状态的所谓“芸芸众生”，多有“不如意事常八九”之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学生，学业的压力、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压力、家长“望子成龙”的压力、同学间公开竞争与隐性攀比的压力，都不小；从技校或大学毕业出来的青年人，求职的压力、求到职后工作任务的压力、特别是人际交往间怎么也磨合不好的压力，都会使心灵里蓄满焦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开大心灵的窗户，增加进光量，并扩展自己的视野，可作为第一步措施。但天有阴晴风雨，不能总是企盼外光来疗救自我心灵因焦虑而派生出的幽暗低沉；再说，了望外面那精彩的世界，这山望去那山高，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固然有激励自己在这以竞争为发展机制的社会中，胸怀抱负艰苦奋斗，以期能跻身“成功人士”行列的好的一面，但过多地“外望”，欲望膨胀，把心旌弄得噼啪乱卷，也可能会生发出好高骛远、不自量力的浮躁乃至非分之心。这样，就必须采取第二步措施——安装窗帘，使自己和窗外的光线与风景，保持以能变化的互动关系。而一般的窗帘，比如左右开合的布制窗帘，又有着要么遮蔽要么豁然的弊病，还是百叶帘好，它可以使你与窗外的光线与风景的关系随时调整到最佳状态。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不仅卷起百叶帘，而且洞开窗扉，让外界的阳光、气流，挟带着人间的复杂滋味，任其涌入，当然是必要的，也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生命中最直接的快感。但是，在生命的更多时段，还是以心灵之窗的百叶帘，把内心的光线与氛围调节在对自己最恰切的状态吧。如果外界泻入的光线太强，就把百叶合拢一些，保持一派安谧平静；如果外界一时阴雨绵绵，就点燃你的心灯，把你的心灵小木屋照得和平时一样明亮。 你那心灵小木屋的窗户还没有安装百叶帘么？莫迟疑，快动手，赶紧把它装上！ 吉凶不在鸟音中 莲姊来电话，说窗外几只灰喜鹊正落在杨树枝上喳喳欢叫，让她心情非常舒畅，还把话筒举向窗边，然后问我听到了没有。她曾对我说，她要把生活中舒心的事情尽量放大，同时把败兴的事尽量缩小，喜鹊叫她觉得很吉祥，乌鸦叫她却不去往凶兆想。她是利用喜鹊欢叫调节自己的心理呢。 莲姊的闻鹊道吉，可以算是一种“小迷信”。这类的“小迷信”其实是一种自我心理暗 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即使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生命的某些小时段里，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也可能会对卜测吉凶产生些许兴趣，试为占卜，姑妄听之，只要并不真正沉溺其中，不令其把科学理性的思维遮蔽搅乱，一般来说，没什么危害，甚至还能对绷得过紧的心理弦丝，增加些戏谑的弹性。 中国汉族人，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其中很大数量的人士是无宗教信仰的。无宗教信仰，并不等于不能以良性的理念来作为黏合剂，使个体生命与自然、天道、社会、群体融通。我们的历史传统里，有儒家、法家、道家等可以改造利用的思想资源，全盘接受与一棍子打烂都是不对的，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注入外来的营养，综合利用，使其焕发出崭新的光彩。忽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是一个与贾宝玉在冲击封建礼教方面有着同样的反叛情怀，而且有些时候甚至比贾宝玉表现得更勇敢更决绝的杰出女性。她曾对贾宝玉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她引用孔夫子的八个字，听似消极，其实正是取了儒家思想中不信乱力神怪的精华，表现出面对生命逆境的超常冷静，这也成为了她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勇气源泉。这个细节是曹雪芹写的。高鹗的续书总体而言我觉得糟糕，但他为林黛玉设置的两句对话却还可取。一句是林黛玉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句话为毛泽东激赏，用来比喻两条路线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普及为大众语言，还曾出现过《东风吹》那样的歌曲。就林黛玉本身而言，能说出这句话意味着她对封建大家庭里的权力斗争“门儿清”，非常理性。另一句话是听到檐外老鸹呱呱地叫了几声以后说的：“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 科学与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科学仍在继续发展，人类确实还面临着许多当代科学尚未能破译的领域，未破译则产生神秘效应。人类的理性更有待展拓融通，未展拓融通则会令歪理邪说乘虚而入。有人打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旗号，不讲究精密的科学实证而热衷于模糊把握，不实行数字化管理而陷入含混敷衍，那是很危险的。2001年11月5日《深圳特区报》有《春都何以跌入困境？》一篇报道，说本来以专门生产火腿肠的春都集团公司盲目扩张以后，由盈转亏，情急之下，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算命大师”作为智囊团，大到人事任免、投资决策，小到领导出差的方向、办公室门的朝向，全都听命于“大师”的吉凶判断。1997年集团颓势大暴露后，竟安排全体中层以上干部集体聆听“大师”们讲“意念”，结果到如今春都上百条生产线全线告停，亏损达6.7亿元，还欠下13亿债务。据我所知，国外的一些大企业，特别是香港特区的一些企业家，也有请“风水先生”，以“东方神秘主义”补实证科学之不足的，但那都只不过是像莲姊那样的“小迷信”，主要的意义还在平衡心理，以对付世界时局诡谲一面，而并不会像春都集团公司老总那样完全沉溺在了大迷信的旋涡中。看来春都集团实在该多多引进林黛玉那样的，有着“吉凶不在鸟音中”的健康精神的白领——当然，身体应该比林妹妹好——并让其进入领导层；曹雪芹有一回还写到，林黛玉跟贾宝玉私下议论：“咱们家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得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她还是个有统计学头脑的数字化管理人才呢！ 话茬还是回到莲姊那样的最一般的社会存在上，不管是离退休的，还在岗的工薪族，还是下岗的兄弟姊妹，以及一般的白领人士、在校学生，包括仍在农村的和到城市打工的农友，面对着确实有诸多未知数的生活现实，我们的心灵上一定要有理性的乔木，在这前提下可以容纳一点闻鹊生喜的“小迷信”花草，但最好是能够有林黛玉那样的彻底唯物主义信念：“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任凭来自何方的邪种想往我们心灵里栽下大迷信的幡竿，都能自觉地加以抵制。 一把米有多少粒? 新来的小阿姨端着锅问妻子：“我抓的这三把米是不是太多了？要不要数数一共多少粒？”妻子莫名其妙，一旁的我也惊诧不已。原来，她在前一家帮厨，那家的女主人就曾让她数过米粒。吃过晚饭收拾完一切，小阿姨主动跟我们细说端详。那家女主人年事已高，她管她叫姥姥，她一去，姥姥就跟她交代，要用玻璃量杯量米做饭。姥姥说，每次量出的米粒，上下误差不会超出八粒。可是那天玻璃量杯落地碎掉了，是姥姥自己失手砸碎的，小阿姨就只好用手抓米，衡量着两把米差不多，但姥姥非要她把那米一粒粒数过……我和妻子听着都笑了。小阿姨不笑，她认真地告诉我们，其实姥姥是个很好的人，她并不是吝啬刻薄，就那么个脾气，不论事情大小，一概要精细计算，这样做好处也真不少。比如姥姥阳台上养的花，因为换土施肥浇水什么的全都根据书上的规定按量执行，所以总是叶肥花艳；又比如好些人家因为总不能严格按规定配兑消毒液弄得气味熏人，杀菌效果又不好，姥姥却总是量杯量筒来回按说明书细细配兑，结果消毒作用非常充分。当然，依小阿姨的见识，姥姥这样的脾性坏处挺多，首先就是几乎没有哪个阿姨能在她那里长做，姥姥跟邻居们的关系也总是很紧张，甚至跟抽空来看望她的儿孙也总要不欢而散，因为姥姥一天到晚总在那里“合理精确计算”，让再好脾气的人也难以长期忍受。妻子喟叹说，这位姥姥活得多累啊！小阿姨就告诉我们，姥姥前些时候去世了，大家都说是累心累死的。 小阿姨讲述的这位姥姥可能是具有这类心理疾患的人士中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在某些场合面对某些问题时，心理上也会出现算计过细，导致别人心烦自己心累的毛病。 就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言，数字化确实是必要的推动手段。尤其科技的发展，计算得越精微，迈出的步子就越大，像现在大家经常挂在嘴里的纳米技术，就是以超精微计算为基础的新技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他的主要立论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进入数字化管理的社会。“数码”这个词汇现在已经大踏步进入了日常消费领域，数码相机、数码手机、数码彩电、数码冰箱、数码空调……都意味着以精确的数字为代码的新技术正在全面覆盖我们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精确计算的数字心存敬畏，是必要的。 但是，社会生活的意义除了科技进步、经济高速增长，还应该更加人道、更能促进人性中的那些良善因素的丰茂，这方面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是一味地施以数字化手段就能奏效的，应该以熏陶、感化的方式来浸润性地进行，那方式有时甚至可以是十分模糊与暧昧的。就个人而言，在家里准备出许多的度量衡器具，比如供每次从菜市场归来时按品种复验斤两的弹簧秤什么的，固然未为不可，不过千万不能以为人生的任何领域都是可以一律数字化地加以精微计量的，尤其是情感领域、审美领域，还有日常人际相处的微妙境界，都是非数字化、非精微算计，含糊一些，包容多些，伸缩尺度大些，进退余地宽些，才为好、为善、为快乐、为轻松，才既有利于自身延年益寿，也有利于滋润他人，乃至和谐于社会。 不能马虎的事情绝对别马虎，可以马虎的事情则一定要马虎，这才是正常的人生、正常的心态、正常的活法。不该马虎的事却马虎了，多半会危害他人与社会，并到头来自尝苦果；可以马虎的事偏不马虎，也许倒不一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损害，但一定会遭人厌烦，自己则会在多余的焦虑与烦躁中弄得了无乐趣，最后心累而亡却难以被未亡者以温情忆念。 一把米究竟有多少粒？没算计过吗？那么，好，永远也不去探究，便是你一生的福气。 这朵花儿叫喜欢 前些天看电视上转播京剧票友大赛，一位年轻的女士演唱了程派名剧《春闺梦》选段，那游丝腔宛转幽咽，甚有韵味，主持人问她跟谁学的？她说并没有人教她，只是有盘磁带，反复听，来回吟，也就唱下来了。主持人表示吃惊，这样的流派唱腔，如此吃重的唱段，居然靠听磁带便驾驭下来了，问她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她微笑道：“因为喜欢。” 我们生命的意义之一，是审美。这一点常被不少人忽略。不管你发了多大的财，如果始 终不能自觉地享受审美的快乐，那你的人生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而真正的审美境界，是无功利性的。那位演唱《春闺梦》选段的票友，虽然参加了大赛，上了电视，并且能与当红的专业演员同台演唱了另一程派名剧《荒山泪》的选段，得了奖项，博了掌声，但除了她的亲友邻里同事，大概不会有多少看电视的人会记住她的姓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事过境迁之后，她多半还是回到其生活的常态中，继续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去亲近京剧。一位专业京剧演员对我说，她很羡慕这样的票友，因为完全是出于心里喜欢而亲近京剧，她自己呢，当然也喜欢这一行，但面对票房的不景气、评奖评职称的压力、改行去演电视剧的同科者的蹿红、为适宜旅游者猎奇眼光不得不参与的肤浅演出……便往往弄得没了喜欢，只有厌倦与烦怨。 能把自己的本职与喜欢融为一体的人，是大福气人。但一般来说，本职里面总难免功利当头，说高点是社会责任，说低点是养家糊口，即使不名利熏心，总不能不计投入回报，恐怕很难一味地只是审美愉悦。因此，在本职以外，开拓一片无功利因素的业余爱好空间，便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但一般人的业余爱好，还只停留在健体养生、调节心理的层面上，还不懂得通过审美的生命体验，去获得大喜欢、大自在。 我郊区的书房，离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中游不远，趁着秋高气爽，我去那还有些野趣的河边，画了不少水彩写生。我没受过有关的专业训练，谈不上画技，全是率性而为，但画时觉得通体舒泰，仿佛温榆河边那些拂地的柳丝、摇曳的芦花、密集的红蓼……全都在跟我窃窃私语；画完回去把一幅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随意摆放在书房各处，在音响播放的爱曲中仔细欣赏，自得其乐，如翔云霄。 昨天看电视，偶然看到上海卫视的一部记录片，介绍一群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妇女，多半是些退休与下岗的职工，她们组织了一个舞蹈队，请了一位舞蹈教师，是个30多岁的男子，这位舞蹈教师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专业演出经验，原是一家食品店里负责水果专柜的售货员，他因为喜欢舞蹈，自己照着电视里的舞蹈节目和有关录像带，对着家里的穿衣镜模仿揣摩，居然不仅能跳人家演出过的舞蹈，还能编出一些舞蹈，教给那一群妇女，她们都感谢那比她们都年轻的男老师，令她们圆了青少年时代的梦；现在那舞蹈教师就靠她们集资付予的不算多的酬金维持生活，那是一种清贫而有尊严的生活，从镜头上可以看出，他满脸满心喜欢。于是我想，我之于绘画，与他之于舞蹈一样，都没有科班赋予的基本功，但因为实在喜欢，所以也许画出的跳出的毕竟就脱出了匠艺而蕴涵了纯真，与那听录音带而唱下了《春闺梦》的女子的声腔一样，自得其乐而外，也能给别人些许快乐。 于是我决心趁秋色斑斓，再画些温榆河景色，哪天约几位至好到乡村书房小聚，开个私家画展悦己娱人。在河边我遇到一位散步的离休干部，他采了朵银色的小花插在茄克衫胸兜里，我问他：“您采的花儿叫什么名儿？”他笑得脸上的皱纹也仿佛一朵风中的花，回答我说：“这朵花儿么……就管它叫喜欢吧！”难得喜欢！你心上有这么朵花吗？ 云锦满心湖 观赏完昆曲票房的演出，跟几位朋友去茶寮闲话。话题涉及到收藏。我的助手鄂力收藏名家字画，他工篆刻，为名人刻好印章，送去后大多立获青睐，有的就把自己的书画作品钤上他的印章赠送给他，历年来积少成多，蔚为大观。斯先生则收藏细瓷，原来主攻古瓷，近来则兼收艺术新瓷，前些天又从东郊南皋许以祺先生的私家瓷园“乐陶苑”搜集了若干柴烧的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观赏瓷。鄂、斯二位是财富型收藏家，当然，对收藏品的鉴赏还是第一位的，但对求择名家精品以待时移价增这一目的也并不讳言。霍先生则属于兴趣型收藏家。他说是那回迁往新居时，忽然发现家里有三根旧拐杖，都是老一辈留下的，也并非什么名贵的有讲头的拐杖，犹豫了一下，没有淘汰，带往新居了。谁知从那时候起就有了收藏拐杖的兴致，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差、旅游，看到跟家里不一样的拐杖，总要买上一根，甚至在本市逛商场时，眼光也总忍不住往卖拐杖的摊位晃，到头来他家目前已经收藏了几百根用料、形态、色泽、产地、功能不尽相同的拐杖，而且近来他更开始自己设计、制作拐杖。他称自己的这些拐杖统共算起来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拐杖于他而言，已成为支撑人生乐趣的重要事物，不可或缺了。 座中的年轻白领阿姜，笑说他们那些收藏都太传统太物质化太占据空间，称自己的收藏是非物质性的，所亲近的是时间。原来，他居所窗外曾是一片古旧的平房杂院，后来被拆平，眼下是些供居民回迁的经济适用房，他的收藏，就是以两年的时间，在他居所阳台上，架设了一台照相机，用定时自动拍摄的方式，每天在早八时、午后14时、晚八时摄下三张视角完全一样的照片，最后形成一套2000多张的空间变化史料。目前他正从中挑选出200多张，打算编成一本书，问他是否还要配上文字？他说不配文字，因为那些照片的意蕴“尽在不言中”了。 我对面的婷婷一直沉默不语。我对她说：“看来，只有咱们俩是不搞收藏的了。”她竟摇头。她是个自由撰稿人，只撰雅稿不撰俗稿，最近一直在构思新编昆曲《芳官》，我就猜她近来一定是在广泛收藏与《红楼梦》相关的资料，谁知她宣布：“我跟阿姜一个流派，也属于‘非物质性收藏’。”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要核准一些人类文化遗产，分物质性、非物质性两大类，比如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最近就都被核准为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而昆曲在前几年就被核准为了非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我们齐问婷婷究竟收藏的是什么？她从容不迫地闲闲道来：“南京本来还想申请石头城的古城墙作为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实在被破坏得太厉害，残段两旁的临建也一时难以拆除清理，所以现在改为申请非物质性的人类文化遗产，就是云锦工艺。云锦是曹雪芹父辈、祖上曾监制过的御用织品，那工艺是非常独特，产品是非常精美的……”我就拍手道：“阿唷，原来你收藏云锦呢！”婷婷笑了：“您急什么，不对，我没有那个申请里说的云锦，不过，倒也可以比喻成云锦……告诉你们吧，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收藏善意哩！” 原来，独身的婷婷随着岁月的嬗递，在社会人际里遇到的阴暗东西渐多，有时更会遭际赤裸裸的人性恶，弄得她的心理健康状态一度很成问题，以至往往环境还没有那么恶劣，她自己倒先紧张起来，把花影鸟音也当成了刀光咒语。于是，从去年起，她决定要收藏善意，就是每天坚持把社会人际中哪怕是些微的、转瞬即逝的、他人对自己施予的善意，都珍藏起来。她说，这样做不出一个月，她的心境竟开朗、乐观了许多。她略举两例，一例是她有天晚上回公寓，与另两位男士同处电梯中，进去后才发现，一位醉醺醺还斜睨怪笑。他们那是 个小户型的“单身贵族”公寓，电梯24小时运行，业主自开。那晚另一位男士衣履整洁，神态正常，她依稀记得那位男士是住在她那层以下的13层，但电梯停在13层时，两位男士都没下，后来到了她那一层，她出去时，那清醒的男士轻声跟她道了声晚安，电梯门关了，她才恍然大悟，那位绅士是怕她遭到醉汉非礼，才特意没有在13层出梯的。另一例是去年深秋她叫餐进房，送餐的看上去还是个没发育好的少年，她在阳台上种了些喇叭花，藤蔓攀缘到窗顶，几个月里都形成美丽的帘栊，但过季干枯后需要登高收拾拔除，她实在没有精力，就顺便问那送餐少年能否帮忙？那少年登上椅子三下五除二就帮她解决了问题，她非要在餐费外再给那少年10块钱小费，她说至今那少年摇晃身体躲避她的小费并且说“这我坚决不能要”的神情还宛在眼前。后来她得知该少年打工除了管吃管住，每月的工资才250元还经常被拖欠……“这还是最浅显的例子，”婷婷说，“其实你们分别也都给予过我宝贵的善意，那可能是更深刻的，因而也就可能是最不露痕迹的……比如那回看完票房，也是在这里，我因为自己的隐私忽然实在忍不住满眼是泪，你们全都察觉却没一个问我为了什么，只把我当成一个情绪正常的人，跟我继续就《芳官》的人物刻画、遣词造句进行讨论……”婷婷说她收藏这些善意的方式，也并非都是在日记上录下全景，有时会只是一幅写意的线画，或一句联想到的唐诗宋词、一句英文，甚或是一串只有她自己能会意的自创符码……而暇时检视这些记录，回忆起人间那么多的善意，她就觉得自己满心湖里都是华贵的云锦…… 给心房下一场雪 人生途程，难免遭遇干旱，有炎夏的干旱，也有冷冬的干旱，相比而言，冬旱更令人气闷，会导致心房里淤塞着猬刺般的焦虑，这时候，你该自觉地，给自己心房下一场雪。 是的，人们都在说，现在进入了一个竞争的年代，每个人都该不畏竞争，勇于投入竞争，争取在竞争里成为赢家，跻身于所谓“成功人士”行列——这些话并没有说错，但说得并不全面，并不准确。全面而准确的说法，应该在强调竞争、奖励赢家的同时，还必须强调要 建立起保障并非因为违反了竞争规则，而成为弱者、输家的那些社会成员也能获得为人的尊严，并享有社会财富基本配额的权利。这是在竞争的旱季里，整个社会应该落下的透雨、飘飞的瑞雪。 但我们自己，不能只是消极地等待社会的雨雪，我们自己，要在心房里给自己下一场雪。那飘飞的雪花，以自知之明凝成，也就是，不要对自己苛求，不必在竞争中给自己定下那么高难的名次指标，需深深地懂得，冠军、亚军、季军固然可喜可贺，能跻身前八名也相当荣耀，而能在前100名里，亦足可自豪；就是仅仅及格，只要自己尽了心努了力，也无妨为自己干上一杯！ 那心房里的雪花，如自然界的雪花一样，营造出一个洁白的世界，去掉嫉妒，摒弃狭隘，对他人的成功，只要那确是其努力的成果、才智的发挥，即使不必为之鼓掌欢呼，也大可一旁为其高兴。深知这世界不可能人人第一，个个拔尖，不可能一律成功，不可能统统获得等量的财富与名声，差别是永远存在的，层次是难以抹平的，我们所应感到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的，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开跑，是竞争规则的不合理，是竞争过程里的不公平裁决，是暗箱操作、违规乱来，而并不是冲过终点线有先有后，以及社会对先到者的奖励。这样的心房雪花，能使我们化解掉因落后而生出的焦虑，使我们经过一段拼搏后，能接受呈现于前的、不那么令我们满意的现实处境。 人生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个体生命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而群体共存的较佳规则，是公平竞争，这是我们应该认同并投身其中的，人类的文明积累，也因此而日渐丰厚；但我们生存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们还应自觉地享受群体竞争之外的人生乐趣，那是超越名次地位，超越学历职称，超越金钱财富，超越所谓成功与失败的界定，超越他人的评价，并且也超越自我评估的。那至为宝贵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乐趣之一，也便是给自己的心房来一场白蝶飞舞般的瑞雪，那些雪花可能是亲情、友情、爱情的回味，可能是童年往事的追忆，可以是生命历程中许多琐屑却璀璨的闪光点，可以是惟有你自知自明，或者竟暧昧莫名的某些隐秘情愫…… 不要喟叹人生途程中遭逢冬旱，快，快在自己心房里下一场滋润生命的瑞雪吧！ 镟出自己的小木梨 那天听收音机，点歌节目里，一位白领女性说目前又需要再找工作，因此为自己点一首歌，那是一首我这把年纪的人耳生的通俗歌曲，歌名记不住，只听出歌词里把“梨子”跟“离别”谐音，传达出一种惆怅的情绪。我觉得这位白领女性能采取这种公开的方式排遣自己的苦闷很好。我相信，在那惆怅的旋律中，她其实正坚定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听歌以为间歇，再迈步人生途程，朝光亮处而行，必有快乐与幸福。 因那歌里的梨子，忽然联想到安徒生的一个童话，讲到一个人处境很不好，种的梨树根本不结果，只好砍掉，但他没有把那梨木当柴烧，而是用那梨木镟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木梨，看着这些木梨，他很高兴，产生一种感悟，就是不能自弃，生命不止，劳动不息，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做些跟真、善、美亲近的事。他本是一个伞匠，那时候的雨伞收拢后，全用一根连在伞上的带子与一个环子相扣，带子末端钉着纽扣，但那纽扣常会脱落。有一天他手里的雨伞上的纽扣又脱落了，他便顺手拿了一个自己镟出的中间有孔的小木梨，安装在带子末端，用这小木梨替代纽扣后，既牢固，又富装饰趣味，他试着把这样的雨伞供应出去，竟大受欢迎，后来各方都来向他订购小木梨，他就连伞也不做了，专种那不结梨子、但镟出小木梨后纹路特别雅致的梨树，后来不仅发了财，人也变得更快活通达。这是安徒生晚年所写的童话，他那一阶段写的大都是这类其实很真实的人间故事，故事里虽无幻境神仙出现，但那从平凡人生里采撷的香美草叶，却散发出只有用童话二字才能体现出的特殊意蕴。人生多舛，世途多艰，常有些童话意蕴氤氲于心，有利于振作奋进。小木梨其实已渗透到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多种衣服，特别是冬季的羽绒服上，松紧带末端，就缀有小木梨。小木梨应该也能在新一代中国人里引发出悠长的思绪。 抗非典的高xdx潮期里，一些行业受到不小的影响。有些影响是一时的，疫潮过去恢复不难；有些则情况比较复杂，比如空调这一行，且不说销售商和生产厂家，搞这一行的研究者、设计者，就面临很实际的挑战。现在的一般室内机使用说明上都有一条，就是应该关闭门窗开机制冷，这与抗非典的首要诀窍开窗流通空气相悖，目前已经有很多消费者退回到使用电风扇乃至摇蒲扇、折扇消暑的地步。那么，分体空调向何处去？还有中央空调，原来认为是最先进的人造气候系统，现在遭遇sars病毒的威胁，倘不慎有携病毒者进入，那么整个系统所起的作用便是以科技手段将那病毒散布到大厦的许多部分，想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难道现有的空调技术都成了不结好梨子甚至不结梨子乃至结毒梨子的梨树了吗？那天看电视上，有几位空调方面的专家正在接受咨询，努力地提出应变的处方，以使目前大家使用的分体空调和中央空调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给我的感觉，好比系伞的扣子裂落了，教人如何补缝一粒不易裂落的新扣子，这是必要的，应该感谢他们，眼下也只能这样去做，但更重要的，是镟出替代常规扣子的小木梨。我欣喜地知道，一间因故隔离的大学生宿舍里的几位学伴，他们不仅没有在隔离期间失却乐观与旷达，还利用一部分时间热烈地讨论空调今后的发展趋向，一般家用空调机如何达到开窗对流仍能制冷并不过分耗电的效果，中央空调如何增大室外新鲜空气流入量，如何增添消毒机制，如何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化整为零、使大循环变为分开的小循环。正是“重整河山待后生”，我相信，这些活泼的生命不仅能战胜sars病毒，而且，他们那不懈地镟出小木梨的可贵精神，一定能使他们自己以及我们大家，享受到更健康也更快乐的文明生活。 长吻蜂 去年，我远郊书房温榆斋的小院里那株樱桃树只结出一颗樱桃。村友告诉我，树龄短、开花少，加上授粉的蜜蜂没怎么光顾，是结不出更多樱桃的原因。今年，樱桃树已经三岁，入春，几根枝条上开满白色小花，同时能开出花的，只有迎春和玉兰，像丁香、榆叶梅什么的还都只是骨朵，日本樱花则连骨朵也含含混混的，因此，樱桃树的小白花灿烂绽放，确实构成一首风格独异的颂春小诗。今年，它能多结出樱桃吗？纵然花多，却无蜂来，也是枉然。 清明刚过，我给花畦松过土，播下些波斯菊、紫凤仙的种子。在晴阳下伸伸腰，不禁又去细望樱桃花，啊，我欣喜地发现，有一只蜂飞了过来，亲近我的樱桃花。那不是蜜蜂，它很肥大，褐色的身体毛绒绒的，双翼振动频率很高，但振幅很小，不仔细观察，甚至会觉得它那双翼只不过是平张开了而已。它有一根非常长的须吻，大约长于它的身体两倍，那须吻开头一段与它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但后一段却成折角斜下去，吻尖直插花心。显然，它是在用那吻尖吮吸花粉或花蜜，就像我们人类用吸管吮吸饮料或酸奶一样。并非蜜蜂的这只大蜂，也能起到授粉作用，使我的樱桃树结果吗？我自己像影视定格画面里的人物，凝神注视它，它却仿佛影视摇拍画面里舞动的角色，吮吸完这朵花，再移动、定位，去吮吸另一朵花，也并不按我们人类习惯的那种上下左右的次序来做这件事，它一会儿吸这根枝条上的，一会儿吸那根枝条上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或邻近移位，或兜个圈移得颇远，但我摄神细察，发现它每次所光临的绝对是一朵新花，而且，它似乎是发愿要把这株樱桃树上每朵花都随喜一番！ 手持花铲呆立在樱桃树前的我，为一只大蜂而深深感动。当时我就给它命名为长吻蜂。事后我查了《辞海》生物分册，不得要领，那上面似乎没有录入我所看到的这个品种，于是，我在记忆里，更以长吻蜂这符码来嵌定那个可爱的生命。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在生物学知识以外，它给予我的是关于生命的禅悟。 我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温榆斋里不可能产生文豪经典。但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时，我仿佛又置身在清明刚过的那个下午，春阳那么艳丽，樱桃花那么烂漫，那只长吻蜂那么认真地逐朵吮吸花心的粉蜜，它在利己，却又在利他——是的，它确实起到了授粉的作用，前几天我离开温榆斋小院回城时，发现樱桃树上已经至少膨出了二十几粒青豆般的幼果——生命单纯，然而美丽，活着真好，尤其是能与自己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常有人问我为何写作，其实，最根本到一点是：我喜欢。若问那长吻蜂为什么非要来吮吸樱桃树的花粉花蜜？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恐怕也是“我喜欢”三个字。生命能沉浸在自己喜欢、利己也利他的境界里，朴实洒脱，也就是幸运，也就是幸福。 我在电话里把长吻蜂的事讲给一位朋友，他夸我心细如丝，但提醒我其实在清明前后，非典阴影已经笼罩北京，人们现在心上都坠着一根绳，绳上拴着冠状病毒形成的沉重忧虑。我告诉他，惟其如此，我才更要从长吻蜂身上获取更多的启示。以宇宙之大、万物之繁衡量，长吻蜂之微不足道，自不待言，它的天敌，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想必也多，但仅那天它来吮吸樱桃花粉蜜的一派从容淡定，已体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存活发展的勇气，至少于我，已成为临非典而不乱的精神滋养之一。莫道生命高贵却也脆弱，对生命的热爱要体现在与 威胁生命的任何因素——大到触目惊心的邪恶，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冠状病毒——不懈的抗争中。我注意居室通风，每日适度消毒，减少外出，归来用流动水细细洗手……但我还有更独特的抗非典方式，那就是用心灵的长吻，不时从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中吮吸生命的自信与勇气。 埋果核 傍晚散步，不知不觉又走到老祁的小院边，他那农家小院里的杏树，把一大片树冠伸出墙头，春天我不好意思用“红杏出墙”揶揄他，现在嘲他句“无果也狂”倒也无妨，微笑着扣他那并未掩实的朱红门扇，他在院子里大声呼我名字，笑我礼多。我进院就看见他又在那边墙根底下埋果核，不等我评论，迎过来的祁嫂就说：“猜猜他又犯什么傻呢？埋的是那回你从海南带回来的人心果的果核！”我忍不住大笑。 老祁比我大两岁，退休以后迁到这村里常住，我因在村里辟了间书房，渐渐结识了些村里的老村民新住户，老祁是近来走动得比较勤的一位。头回被他邀进院里，坐在杏树阴下闲聊，他告诉我：“初见面人家总免不了问我两句话，一句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再一句是‘您在那儿干什么？’我答出第一句，人家多半是肃然起敬，有的还大惊小怪；可我答出第二句来，人家多半就露出个‘真没想到’的表情，多半也就不言语了。”原来他打从小伙子那阵就入了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工作单位一直没变动过，具体工作么，是当锅炉工。他奇怪我跟他聊了半天，却没提出这两个问题，只是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他好下军棋，感叹现在连小青年都少有下这个棋的了。正好祁嫂端来沏好的香片，跟我笑道：“听他的呢！军棋那不是他的头号爱好，他的爱好呀，怪得谁也想不到猜不着：他爱埋果核！” 确实，老祁最爱埋果核。也许把这说成是癖好甚至怪癖更合适。据他自己说，大概是结婚不久的时候，有回他吃完一个桃子，也没深想，顺手就把那桃核埋在一个光有土的花盆里了，没想到过了些日子，他都忘了这事了，有天爱人忽然问他：“你往这花盆里栽的什么啊？”他过去一看，乐了，赶紧把那桃树苗移栽到窗根底下的花槽里。那桃树一天天长大，也开花，也抽叶，就是没正经结过果子，但看着那果核变出的新生命，心里头透着痛快，从此他就埋果核埋上了瘾。从平房搬到楼房，阳台上总准备着一溜填满土的花盆，家里无论吃什么水果，剩下的果核，他总要挑出肥大茁实的，晾干后，就往花盆里埋，出了苗的，有的留在花盆里长，有的移到宿舍大院旷地上。有棵枣树后来成了大院里的一宝，年年结出青白长圆的大甜枣，秋天孩子们打下装在大盆里，挨家挨户分，哪家也不嫌弃，都说那是“祁公枣”；但大多数他移栽的果树苗不仅结不出果子，也活不长久；他家阳台花盆里更长期有株埋下甜橘籽结出丑酸枳的小树，不用客人笑话，他自己也常对着它咧嘴。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改不了埋果核的“手痒”之癖，特别可笑之处，是他连那些明明知道是不可能在这北方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栽种的果树，绝对出不了苗的，比如荔枝、橄榄乃至人心果的果核，他也还是要挑些往土里埋。 我正在心里琢磨，老祁这怪癖是不是一种心理疾患？祁嫂过来留我吃饭，笑说是请你当个陪客，你干的那行不是最喜欢听人讲故事么，今天的主客可是个“快嘴李翠莲”哩！老祁也强留，我就进屋去吃他们的家常便饭。原来比我先来的客是他们单位一位还在岗上的女会计，“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似乎是过分地讲究卫生，吃饭的时候也戴着白绸手套。那“李翠莲”是特意从城里来看望他们的，席间也未觉得是“快嘴”。后来我和她一起告辞，老祁两口子非要把她送往公共汽车站，我说我顺路就送了她，老祁他们也就没有坚持，只嘱咐 她下回跟爱人孩子一起来玩。我和“李翠莲”一路走，主动说起老祁埋果核的爱好，说你看他们那小院里的杏树，那杏核埋下才五年，居然长得这么高，只是光开花抽叶不正经结杏儿；还有那埋下的葡萄核长出的葡萄秧子，盘在他们屋外菜地篱笆上，好看是真好看，可那些葡萄藤上的果实几年都只有绿豆般大小；这老祁如果真喜好园艺，为什么不买些专业书籍看看，找果农问问，超越这单纯埋果核的幼稚状态呢？ “您说他幼稚？”“李翠莲”很不满意地望望我，然后忽然问，“您知道我为什么大热天也总戴着这手套吗？”我未及吱声，她已经褪掉了手套，啊，她缺失了右手的中指！跟着，她果然“快嘴”，告诉我她对老祁的理解：老祁埋果核，是因为他总觉得每个果核都是一条命啊，他这“惜命”的“癖好”，更体现在他几十年社会风雨里，对身边人们的态度。比如，20年前机关大搬家，她在参与抬办公桌的过程里失手，造成了这样的伤残，那时侯她还是花朵般年龄，这打击该有多大！谁还愿意娶她？正当她情绪低落到不想再活的程度时，有天老祁特意走到她跟前，跟她说：“这不算啥。心里啥也不缺，以后日子准甜！”老祁总是忍不住要凑拢“倒霉”的人跟前，撂下他琢磨好的话，有人听了他这锅炉工的话，没反应；有的听了当时感动，后来也就忘怀；但像她这样的，因为祁师傅埋下善意鼓励的“果核”而度过心理危机、人生困境、永铭心旌的，光单位里就很有一些。一位新近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十几年前被诬陷，在食堂里吃饭都没人理，祁师傅就偏过去跟他坐一处，分香烟抽，跟他说：“黑煤烧红了才好看哩。”例子之多，怕要超过祁师傅埋过的果核…… 送走了“李翠莲”，我没马上回书房，在渠边柳林里徘徊了许久。 别临时摆动舌尖 忽然接到30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电话，他说刚从牙科诊所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就想给我挂一个电话，问询了好大一圈，才得知我的电话号码，听到是我接听，他高兴得不行；我却有点懵懵然，不禁笑问他：“你怎么牙齿有了问题会想起我来？我可不是牙医啊！”他那边笑得更欢，说：“您还记得吗？有一回在课堂上，您出了一个问题后，跟我们说：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 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提醒我，啊，我终于想起来了！ 老实说，对于我在中学的教学生活，“文革”前的一段，比较愿意回忆，遇到教过的学生，也特别地有亲切感，“文革”中的一段，则有不堪回首的感觉，那时教过的学生遇到我多半热情洋溢，有的还真诚地跟我说：“原谅那时候我们不懂事。”我却往往还是宁愿把那些因为他们“不懂事”而造成的对我，以及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从精神到身体的伤害，埋藏在记忆深处轻易不加检视。打电话来的那位，属于所谓的“小三届”，就是在因“文革”突然爆发而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去“改天换地”，以及刚进校门课椅还没坐热就被匆匆打发到“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六九届”离校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进入中学的那几批学生。教“小三届”，一方面在“知识无用”的社会氛围里难以施教，另一方面，毕竟校园里的狂暴局面暂告一段落，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就尽量本着良心，钻些空子，争取多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记得那时上自习课，可温习的知识并不多，我就会去口头出一些问题，游戏似的活跃课堂气氛，或者用蜡纸铁笔刻写、油墨滚子复印——现在的年轻人怕都不认识这样的工具了——印出的篇子上会有一些浅易然而令当时学生觉得无比亲切有趣的问题，这些口头或纸面的问答都是不计分数，而且我跟学生相约“勿与外人道”的。有一回，我就问他们：“谁能准确地说出来，自己嘴里有多少颗牙齿？”一时竟无一人举手，我就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体都缺乏了解，这怎么行呢？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去舔着算牙齿的数目！”同学们全笑了，最后，我允许他们同座之间互相张嘴点数，得出数目，然后又告诉他们门牙、犬牙、前磨牙、臼齿的区别，让他们自己分析每种牙齿的功能。30年后打电话来的学生，在电话里回忆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发给他们的篇子上，印出阴历初一到三十的30个格子，让他们在每个格子里画出当夜月亮的形状；又让他们把从自己家到学校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植物，在“乔木”、“灌木”、“草本”的三个格子里加以填写；还有一回是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10个手指的指纹有几个“箕”、几个“斗”，竟都从未注意过，于是我跟他们讲到群体的共同性和个体的差异性，讲到破案时指纹的重要性，等等。那30年后事业有成的学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感谢您，能在那么个时候，给我们这样的启蒙，这些年老同学碰到一起，聊起来，都觉得那些看起来非常浅显、零碎、细枝末节的小知识，实际上在我们的青春发育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我以为，那就是最原本的人文情怀的熏陶！”他的评价似乎是太高了，但他的电话引出了我更多的回忆与思绪。也是教“小三届”的时候，有一回一个男生干部对几个女生不出操跑步、跨越障碍“学军”非常气愤，对我居然准予她们休息更怒不可遏，有个本也该请假的女生则因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参加了激烈的军训操练，裤腿里流出了经血，那男生干部竟斥责她“军训还揣瓶红药水，真是假革命”！这事情发生后，有天在自习课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有的被叫作男生，有的被叫作女生？”这问题一出口，不啻爆响一声惊雷，后来我自找台阶下台，课后“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还算理解我的动机“并非耍流氓”，但严正指出我那样做的效果是“腐蚀青年”，这就是30年前的世道人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西是开放的空间，到处是革新的足音。但是朴素、浅显、本原而且似乎属于细枝末节的启发性知识，仍然具有魅力，比如洪昭光教授的养生讲座，会把许多人从对宏大的前提、深奥的理论、神秘的功法、玄妙的偏方的盲目迷信中一下子解脱出来，原来要想健康长寿，首先要像少年人先知道自己有多少颗牙齿一样，把自己是怎么回事弄清楚。当然，当前的社会，尤其需要不仅弄懂自己，而且还要弄懂他人，弄懂群体，弄懂时代，而所有的弄懂都必须从最朴素、浅易的起点上自觉地及早入手，“别临时摆动舌尖”。那天一位沾亲的白领丽人来对我喟叹:“原来我算起来自己朋友不下几十个，现在身陷困境，才发现真正的朋友只有一个，而且，她以前被我排在朋友名单的很后面……”我听了回味了许久。是的，比如“谁是我真正靠得住的朋友”这样的问题，也得从最朴素、浅显的基点上，去加以求解。 香槟玫瑰 沙尘天气，心理上的不快超过生理上的不适，给朱大哥打去电话，以一句“找到香槟玫瑰了么”开头，闲聊中舒坦了许多。 朱大哥在阳台上盆养了许多品种的玫瑰。头一回应邀去他家观赏那些玫瑰，我惊叹：“世上最美丽的玫瑰，莫过于此了！”这话本很夸张，朱大哥脸上却并无谦容，只是说：“还差一种香槟玫瑰。”啊，我想起来，多年前报上曾有关于林青霞终于披上非戏装的婚纱的报 道，娶她的美籍华裔富商邢李源从全世界花卉市场预订的香槟玫瑰，在婚礼那天纷纷空运到他们豪宅，堆满了整整一个游泳池！我说起这事，朱大哥淡然一笑：“堆砌无美。我只想得到一株香槟玫瑰。一株足矣。”据朱大哥形容，香槟玫瑰的色彩极其独特，就是香槟酒那样的颜色，而且，其气味也类似香槟酒那般淡雅缥缈。有回我提了两瓶国产“小香槟”去他那里赏花，他笑告我这种酒应该叫作“仿香槟”，真正的香槟酒只产在法国东部一小部分地区，香槟本是地名，离开那块地方酿出的酒怎能充数？2000年我第三次去法国，去了属于香槟地区的兰斯，参观了该处一座历史悠久的酒厂，回来给朱大哥带去一小瓶地道的香槟酒，他非常高兴，马上就让我起出塞子，带气沫的酒液喷出来时，他快活得搓指打榧子，连说：“真像香槟玫瑰开放的一瞬！”我跟他道歉：“本想为您求一段香槟玫瑰的枝条，拿回来供您扦插，可是您也知道，未经检疫的外国植物是不能随便携入国境的……”他引我到那玫瑰花盛开的阳台上共品香槟酒，从漏斗形雕花高脚玻璃杯中啜着酒液，脸上的微笑正如我所想象的香槟玫瑰那般优雅，他对我说：“在国内也有可能找到，过去一些西方传教士带进来过，并且早已本土化了，只是比较稀罕难找罢了。” 这天跟朱大哥电话闲聊，我说：“您一直保持寻觅香槟玫瑰的情怀，这是不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追求的过程比追求的结果更甜美？”他笑答：“这个感悟不算新鲜了。记得你写过一篇《只因缺个杈》，说有位老兄收藏了一把明代太师椅，就缺个杈儿，他寻来寻去，寻到配上了，反倒生活失去动力了……我要是寻到了香槟玫瑰，扦插活了，我的生活会更有动力、更精彩哩！” 我想到朱大哥中年丧妻退休多年，子女漂洋过海奋斗无暇只在节日致电问候，他独守空巢与玫瑰相守，却能保持如此健康的心理状态，必是心中有更深的感悟，便向他求教：“现在窗外昏黄一片，历年来的不顺心事竟接二连三涌上心头，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堵心的杂碎啊？”他先问：“你现在看得见太阳吗？”我说看得见，被沙尘遮蔽得失却了应有面目，他就说：“你一定是不由得要去联想到许多的糟心事，甚至去进入沉重的思考，要不得！你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用最纯朴的眼光看，把你的直觉说出来。我这里看出去的直觉，是太阳活是一只橘子，剥了皮，里头的橘瓣不知道是酸是甜？”这话把我逗笑了，我再朝窗外望，跟他说：“依我看来嘛，倒更像一只柠檬，也不知切成薄片沏杯柠檬茶，味道醇不醇？”两人就在电话里笑成一片。 朱大哥和我都不是只顾个人找乐的人。今年春天，他自愿去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植树活动，我写了一篇畅谈环境保护的文章，但是我们在交谈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以忧国忧民自诩，动辄在心里凝上一个沉重的疙瘩，比如面对这沙尘天气，一味地怨天尤人、闷然悻然，那就把正气也化为戾气了。人生多艰，世道多变，个体生命置身其中，调理好自己的心理、心情、心绪、心态非常重要，而手段之一，就是责任性大思考之余，常给自己一些放松性的小思考甚至暂不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连一家人切西瓜分食的时候也 必得有“列强瓜分我国，凡我同胞奋起抗战”的大思考，那么西瓜是永远无法吃的了。朱大哥的向往香槟玫瑰，与他的社会责任感无关，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的这一私人小情趣，却能使他成为一个更易于与他人、群体、社会乃至人类亲合的活泼生命。香槟玫瑰，你在哪里？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那美酒般的芬芳，已然氤氲在朱大哥胸臆。愿我，还有更多的人，也能在对各自那“香槟玫瑰”的追求中，用朴素、本原的小乐趣，化解掉心中淤积的夸张性焦虑，以健康的心理，面对这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的世界与人生。 淡黄的银杏 拨完他家的电话号码，我禁不住心跳加剧。 是他爱人接的电话，我马上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急切地问：“怎么样？好多了吧？” 他爱人说：“他要自己跟你说话呢！”于是我听见他爱人放下电话，扶他走到电话机旁的声息。他们家为什么不把电话挪到他枕边呢？啊，那会太惊扰他……可他也不必非挪过来 接我的电话啊！ 我跟他是总角之交，并且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滚，我们一起经历了难忘的少年时期，并一起迈进了青春的门槛……以后的30多年里，我们难得地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人生中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至为宝贵的。 他在中学时便是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并且从初一起就能从10米跳台上往下翻着跟斗跳水……上大学时他曾在市级运动会上拿过冠军；而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是个体育上的低能儿；然而，现在他却被查出了骨癌，我呢，却是异常地健康…… 这些年来，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人们已经未必闻癌色变，并且，中年知识分子的早夭，也已成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关于癌症患者的或凄楚或悲壮的故事，关于某某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如无新的特色，人们也多半失去了阅读的兴致。就是我自己所住的这栋高楼里，近年因癌症而逝的或熟或半生不熟或生的人士，便有好几个，我对诸位的逝去只有淡淡的叹息，其实几近于麻木；然而，他不一样，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长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中，有着那么多相同的细节……他的确诊为骨癌，成了我最难承认的事实之一…… 不是他的爱人或其他亲属，而是他本人，半个月前，在电话中把这一消息冷静地报告给了我。他知道我一定恨不得马上去看望他，并且估计我也一定会给他提些人们常给病人提去的东西，诸如水果、罐头、补品什么的，或者还配上一束鲜花……他便告诉我，一般的同事、朋友、老同学，他都不会主动通知，人家知道了，来不来看望他，看望时愿意往医院送些什么礼物，他都悉听尊便；但对于我，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应当去看他，但不要去医院，他现在每周一至周五都在医院里，主要是进行放射性治疗，但周六、周日他回家休息，他要我等到双休日，去相对来说离我住处要比去医院远上一倍的他家去见见；并且他嘱咐我一定要给他带些可以看着解闷的东西。到了周六，我当然马上去了他家。我给他提了一大兜子我认为可以让他开心、解闷的书报杂志，包括我新出不久的小说集。我和爱人一起去的。爱人本来坚持要提一大堆补品去，后来我使她明白,我和他不是一般的交情,所以一定要“免俗”。我们给了他爱人600元钱，让她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依照一般的“看望病人的常例”,来给他买些能辅助治疗、调养身体的食品。他们极爽快地收下了，没出现任何谢辞的客套场面。那天他居然兴致勃勃地倚在床上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爱人说他的精神气色是入院后头一回那么样地好！ 他自己告诉我，查实了那长在骨盆上的骨癌后，他都下决心动手术“卸下四分之一的身体”了!可是医生进一步查实，他骨上的瘤子还并非原发的，而是从他肝部窜移过来的！这样，就并不能动手术，并且还要治肝！他笑着说：“奇怪！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呀！”我当着他的面也只是跟他笑着插科打诨，心里却非常地酸楚；他岂止是没做过坏事！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做了那么多细微繁琐的好事，那在他们单位是有口皆碑的啊! 他说不要我总去看他，但希望我至少每周要往他家打一回电话。中学同学们有时打电话到我这里，议起他的情况，总是些强作乐观其实更令我惊恐的话语。所以这个周六我打通电话后，心里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知道，对别人他和他的家人或许总要强作祥语，但对我却肯定还是直言不讳…… 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哎,你好……我问你呀，银杏树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样子呀？” 我便说：“是有人给你介绍了偏方吗？银杏就是白果呀!外头一层薄薄的壳儿，银白色，所以叫银杏啊……银杏有小毒，所以不能多吃!不过，对于特殊的病人，它也许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吧？……谁给你介绍的偏方？其实你真的无妨试试呢？” 他在那边问我：“你在哪儿看到的银杏？银杏的果实结出来，那果肉是白色的吗？” 我有点糊涂了：“我当然看到过啦!我在小说里不是写到了吗？在《笑星和我》那篇小说里，我不是写到了五塔寺的银杏树吗？那儿有两棵好粗好壮的银杏树，恰好一雄一雌，所以每到秋天，就挂满了银杏，熟透了，还自动往地下掉……怎么，这对你的偏方很重要吗？” 他在那边认真地说：“我记得银杏的果实，跟核桃一样，它外头是有一层果肉包着的，熟透了，应该是淡黄色的，而不是直接显示出银白色……剥去那外果肉以后，才是银白色的果核，剥下果核，里头的果仁儿，是软和的、淡绿色的……对不对？” 我便问：“你那偏方，是不是非要用外头的那层果肉呢？” 他说：“我没说偏方，我说的是你小说里的描写，你行文时说：银杏树上，金黄的叶片中，缀满肥硕的白果……恍若银珠；这是不准确的啊！银杏的果实，熟后应该是淡黄色的呀！你应当准确地描写它才对啊……” 原来他是在给我小说中关于银杏的描写郑重地提出批评意见! 我终于弄明白了以后，一种莫可形容的感动，如热浪般滚过全身…… 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倏地浓缩重叠放射迸星般地涌动在我的魂魄中……一个身患绝症的朋友，他此刻孳孳汲汲所关切着的，竟是我的小说如何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天衣无缝!我一时无语相对，只在心里默祷：具有如此真率与善美心灵的人，是应当享有其天年的！而那淡黄的银杏果，将永远烙嵌在我的心灵中，昭示着我：生命固有终结，而对他人的无私关爱，却通向着永恒! 亲近牛筋草 严格意义的田野已经越来越少，离开城市，沿着公路前进，我们所看到的是无边的农田，或者是人工营造的果园、鱼塘，称为田原或田园很恰当，称为田野就比较勉强——因为几乎没有了野气。 原来在城市里的隙地上，很容易看到野草野花，我上小学的时候，放了学，和同学在胡同院落的墙根下常常停下来玩耍，游戏之一就是从墙根隙地的野草丛里拔起牛筋草，互相拉 钩比赛。牛筋草的主干非常坚韧，其顶端张开着三叉或四叉绿须，那须子其实就是它的花穗，只是那些细小的花体很不显眼。你拿一根牛筋草，我拿一根牛筋草，互相构成十字，然后折弯钩住，双手拽住两头拼命拉扯，谁把对方的牛筋草扯断，谁就赢了。有关的童年回忆，常使我保持着一份对质朴生活的温馨回忆。 世界在迅疾地一体化，其特点也就是以铺天盖地的工业制品包围了我们的生活，凡带点野气的东西都被有意无意地消灭掉，野生动物正面临着数量锐减以至于绝种的局面，野草野花也总是被毫不留情地予以刈除。我们的生活确实富裕了，但我们装修完的住宅里往往久久地发散着化工涂料与粘合剂的刺鼻气息，我们楼下的公共绿地里有树有花有草却都是只能观看不能亲近的，马路把汽车尾气不停地送入我们鼻腔，空调使我们屋子里凉快却同时增高了屋外的热量。在都市的滚滚人流里我们感到孤独，却又不断地被散发小广告的陌生人贴近，我们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态势被商家的华丽广告和促销技巧勾引得朝复杂化发展，刻意追求包装，喜欢争奇斗艳，不断地购买商品，不停地制造垃圾，而外在的虚荣又引发出内心的嫌贫妒富，仿佛走在一道闪着金光却又极其狭窄的独木桥上，心理总是不能平衡，往往是，温饱无虞，杂七杂八的零碎堆满居室，却还是很难快活。 那天我去拜访瑞姐，她是个离休的老编辑，住在一座塔楼的底层，她的居室雅洁清爽，只有必要的，没有多余的东西。我一眼看见她那茶几上的陶瓶里插着些狗尾草和牛筋草，不禁欢叫起来：“呀！您哪儿采来的？好稀奇啊！”她笑说是在公园的角落，绿化工还表扬她帮助他们拔除野草。她对他们说，其实，在公园的某些地段，保留一些这样的野草和多头菊、蒲公英那样的野花，还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保土固坡，也有另一番诗情画意。和她聊了一阵，我赞叹说：“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面对物欲横流、普遍焦虑的社会现状，提出了‘过简单生活’的主张，您这样过日子，可以说是属于简单生活吧？”瑞姐笑着对我说：“也看了几本美国人、日本人写的提倡简单、清贫生活的书，很有趣；但我觉得他们还都说得不透，我以为，简单之美，首先是内心的单纯，我现在最高兴的，是自己恢复了一颗童心。” 我与瑞姐讨论：“儿童的心性虽然纯洁，却不成熟，以那样的心思，怎么能应付如今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复杂社会呢？”瑞姐说：“经历过一番人生磨练，成熟后，再复归于童心，这就仿佛玻璃经熔铸后化为了水晶，透明单纯而又坚实刚强。比如对财富的看法，儿童只要衣食不缺，有父母爱，有学上，那么，在野草丛里发现了一片牛筋草，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世界非常富足辉煌；现在有的成年人已经拥有了必需的财产，甚至也成家有子，却总还是觉得有的人比自己住的房子大而好、赚的钱多而易，欲壑难填，焦虑不堪；倘若能在职业 基本稳定、家庭基本和满的前提下，回归亲近牛筋草那样的童心，就会眼前透亮，胸臆舒畅，会觉得别人再富有那是他的事，和自己实在无关，完全没有攀比的必要，而在结婚纪念日里，接过配偶递上的可能是很简单的礼物，或者当孩子爬在自己膝盖上撒娇时，一家人到小餐馆里点上几个实惠而可口的菜肴时，就仿佛拉扯牛筋草获胜了一样，快乐无涯！所以我说，要过简单生活，先要净化心臆！” 从瑞姐家出来，摆弄着从她那陶瓶里抽出的一根牛筋草，我心里漾涌着纯净欢欣的情思。 候春的秋叶 那是去年深秋，一夜北风吹过，我到乡间书房外的小院里检视，满地落叶，满眼枯枝。四季轮回，秋来叶落，无足怪，亦无可叹。我持帚扫叶，小院在我眼中仿佛一篇经过修改的文章，渐渐清爽起来。处理完落叶，我在小院中徐踱步、细观察，发现那紫玉兰靠下的一个分枝上，还有一片秋叶未落。根据前几年的经验，玉兰树的叶片跟小院里其他树木——核桃、樱桃、丁香相比，数量较少，但叶面较大，质地较厚，秋来即变色，风过易坠落，往往是，其他那些树上的叶片尚未落尽，玉兰枝桠却已全然赤裸。那天的观察虽令我微惊，过后也 就忘记。 回城后忙于俗务，又应邀去了趟澳大利亚，再到乡间书房，已然是隆冬了。澳大利亚此时正入盛夏，在那里满眼绿树繁花，倏忽回到北京的这个乡间小院，竟是地道的冬景，地上有没化尽的残雪，几株三年前自植的树木枯枝横斜，这地球真是奇妙，飞机旅行真是便捷……正这么思忖，忽然，看到玉兰树上的那片秋叶，竟还静静地守着枯枝，再环顾其他树木，一叶不存！于是，凝视那片玉兰叶时，就仿佛在一篇有待修改的文章里，有个跳眼的词汇入眼，它究竟是妨碍文气的赘瘤，还是提神醒心的妙笔？ 整个残冬，到了那小院，我就要去观察——后来不仅是观察，而是欣赏，乃至质询于那片叶子。作为一片秋叶，它久久地保持着鲜润的活力。开始，它虽然变了颜色，从深绿转化为暗红，却还有着蜡光。后来，它边缘有所蜷缩，叶心却依旧明亮。马年腊月底，玉兰枝端悄然膨起，那是正缓缓孕育的花苞的初级阶段。羊年春节过后，大地微微暖气吹，玉兰花苞如套鞘的小楷羊毫。那天，最早的一缕春气似隐似显地游丝般掠过，正在小院里舒展肢体的我，看到玉兰树上的那片秋叶，终于谢幕般地，以极其优美的旋转曲线，袅袅飘落到地下。这又让我吃了一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习惯于它的不落，以为它是贪恋生的享受，拼足力气只为了抗拒自然规律。在它飘落的那几秒钟里，我觉得树上的那些膨得越来越壮的花苞，至少有几个，仿佛在感动地颤动。啊，花苞在吟唱感激那片迟落秋叶的颂歌。那是一片候春的秋叶。尽管它早已不能为树木光合出营养，对新一代的花朵和叶片无法作出实际奉献，但它那为新一轮生命的诞生，努力地守望春天的精神，却仿佛一道强光，照亮了新花新叶的前程！ 每次凌晨回城，总爱预约村里小谢的出租车。今天也不例外。进城一路上，我们爷俩总是言谈甚欢。村里开出租车的还有几户，但人家都是人息车不息，或两口子，或两兄弟，共同承租一辆车，只需上交一笔“车份钱”，就日夜都能有进账。小谢爱人色弱，开不成车，他就一个人开。村子离城约30公里，一早进城的过程往往是空驶，夜里运气好时，恰遇上有顺路的，可以拉客、回家兼顾，但多半也只好是空驶返回。这样的境况，比起一车双人的开法，自然辛苦许多，而收益却比人家要少一半。小谢已过不惑之年，本来在村子附近开发的楼盘里，有份物业公司维修部的工作，每月1000元的工资，养家糊口也不算太困难，但他却有个宏愿，就是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培养为大学生。镇子上当然有中学，但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几率奇低，考上好大学的例子则尚待零的突破。小谢的大女儿和小女儿现在都考进了区里知名度很高的12年制寄宿学校，一个上到初二，一个上到高一。女儿能考进去固然不容易，能为女儿交上那所有的费用，对他那样一个村民来说，则更不容易。据他说，供两个女儿上这样学校，一年至少需3万元。他现在每天进城拉活，平均在14个小时左右。深夜回到家里，爱人总是马上从灶上把热菜热饭端到桌上，跟着就把一盆热水搁到他脚下，伺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烫脚。他365天，只歇车五天，其中四天是去学校开家长会，一天是大年初一，在家跟亲人团聚。有次我包他的车去北京大学开宗璞大姐的长篇小说研讨会，开完出得会场，却只见他的车，好久不见他人影，原来他是第一次进北大，忍不住各处张望一番，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他眼睛跟充了电一样，一再地说：“我要让她们考进去！我要再奋斗10来年！您别再问我累不累了，我值得为她们累！值得！”这天我请他送我回城，话题自然还是他的一双女儿，他说他要一直供到她们读完硕士，他知道，到读博士的时候，就有工资了，那时候他就完成任务了，他要跟她们姐俩说，要好好歇歇了，要跟她们妈妈逛逛风景名胜了……因为实在太熟，跟他交谈也就放言无忌，我脱口问道：“倘若她们哪位，考不上大学呢？”他自信地说：“不会有那样的事。”他告诉我，小女儿最近一次作文，老师出的题目是《出门时刻》，其他同学多半写自己离开家的情绪，她却写的是假期时，目睹父亲一早开车出门进城拉活的感受，老师给了满分，还推荐给一家杂志发表了。大女儿呢，最近一早给家里打电话，跟她妈话儿成串，她妈让她跟爸爸说话，电话是共听状态，她却忽然无声，她妈问怎么啦？又以为电话坏了，他却明白，那边女儿一听他的声音，想到是他不辞劳苦挣钱供她们俩姐妹上这样好的学校，就忍不住流眼泪，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小谢跟我讲到这些琐事时，泪光在眼角闪烁，我也就不言语了。按说，该把小谢比喻为强壮的树干，或碧绿厚实的叶片，那一双懂得用功的小姐妹，则该比喻成破鞘欲放的紫玉兰花，但情感波涌浪卷时，联想就往往逸出一般逻辑，而进入更复杂丰富的境界，正是在这时候，我联想到了小院玉兰树上那片苦苦候春的秋叶，以及那叶片终于徐徐飘落时，那尚未从鞘皮里蹿出，但已膨起的花苞的微微颤动…… 《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流行已久，屡唱不衰。提醒晚辈及时安慰寂寞中的老人，甚至已经成了电视广告中频现的套路。叶子该落时落下并不可惜，秋叶候春竟然不落只是个案。抚养与赡养，应是人生的美丽循环。其实我们受之父母的最重恩德，往往并不是在他们老时，而是在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壮年时期。老了，无实用价值了，但一片玉兰秋叶苦苦候春，直到新一轮花苞膨胀欲放前夕才释然离枝，这一悲壮雅丽的个案，启示着我们，要更深入地去体味天下父母心。我们或许都能“可怜天下（正在作为的）父母心”，我们一定也能“可 怜天下（已无法作为的）父母心”吗？生生不息的人类啊，在你栖息的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细节、这样的个案，值得你以心灵亲近…… 康熙开心果 “牙痛不是病，痛起愁煞人”，这句俗话虽然不科学，但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说明它毕竟传达出了一些中国老百姓的两种认知，一是比起别的绝症来，牙痛并不危及生命，二是牙痛的苦恼，有时甚至比得了其他脏器的险症更加难熬。其实口腔保健极其重要，不但要从幼童抓起，而且应该贯穿终生。人终有一老，人老齿落，乃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是每个人的齿老摇落时间不尽相同，有的早些，有的晚些罢了。现在医学发达，牙科的治疗补救手段越来越先进，人们在平时注重牙齿保健的前提下，一旦牙痛，应及时找牙医检查处理，老年人更 耽误不得。 退回二三百年，那时的中国老年人牙齿痛起来，虽贵为皇族，一般也没有什么立即止痛的妙招。话说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一日去向孝惠皇太后请安，太后向他诉苦，说自己“牙齿动摇，其已脱落者，则痛止，其未脱落者，痛难忍”，因而向康熙打听治牙痛的偏方。康熙是个大孝子，何况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孝行来推行“以孝治国”的方针，对孝惠皇太后的牙痛怎能掉以轻心？那时的太医院也未必没有能提供止痛偏方的太医，何况康熙还很接纳了些西方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都掌握包括牙科医术的西方科学，按说为皇太后提供临床治疗也不是没有条件，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康熙懂得，更有效的止痛方法是马上给予皇太后心理治疗，于是，他给皇太后献上了“开心果”。 康熙对孝惠皇太后说：“太后圣寿已逾七旬，孙及曾孙殆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闱福泽绵长之嘉兆也。”这些话语构成的“开心果”倾倒而出以后，皇太后心理上立即大舒解、大愉悦，心理的安适使生理上的痛苦大为缓解，竟觉得牙齿也不痛了，“欢喜倍常”，她连连称赞皇儿是对症下药，并表示：“皇帝此语，凡我老妪辈，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也就是说，“康熙开心果”不仅对她适用，而且有加以推广普及的必要。 康熙家族的人丁繁盛，有其特殊的原因，满俗讲究“老齿脱落有益儿孙”，也许含有不科学的因素；但筛掉这些成分，“康熙开心果”的富于营养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老年人一要承认自然规律，不要强求自己的生理感觉跟年轻人一样，同时，应该从自己家族乃至民族生命的延续上，汲取慰藉与快乐。 人老病随，就是暂且无病，生理上也总在走向衰竭，有病及时治疗，无病注意保养，当然都很重要，但更重要是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的老年人不是以乐观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衰老病痛，而是整天沉溺在“我有病，我痛苦，我活不了啦”的悲观情绪中，并且特别喜欢唠叨自己的病痛，有的更对年轻一辈的健康欢乐产生嫉妒心理，总拿自己的病痛给晚辈出难题，晚辈怎么着照顾也还是不满意，甚至心理变态，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无端排拒，恨恨然，怅怅然，自己仿佛生活在地狱里，还要拉拽年轻的生命阴着脸叹着气去陪受煎熬。这是很要不得的“老态”。康熙皇帝为皇太后提供的“开心果”，现在也还是治疗这类老年心理疾患的妙方，而孝惠皇太后从中汲取了“知足常乐”以及“老年人应该以儿孙之福为乐”的心理营养后，认为应该再把这一妙方推及到所有“老妪”的见识，也很值得肯定。其实不仅是“老妪”，包括“老叟”，都应该为生命的正常代谢而释怀，为年轻一代活蹦乱跳超越己辈而“欢喜倍常”，从而百病不惧，忘忧享寿。 怒绿 那绿令我震惊。 那是护城河边一株人腿般粗的国槐，因为开往附近建筑工地的一辆吊车行驶不当，将其从分杈处撞断。我每天散步总要经过它身边，它被撞是在冬末，我恰巧远远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一天很冷，我走拢时，看见从那被撞断处渗出的汁液，泪水一般，但没等往下流淌，便冻结在树皮上，令我心悸气闷。我想它一定活不成了。但绿化队后来并没有挖走它 的残株。开春后，周围的树都再度先后放绿，它仍默然枯立。谁知暮春的一天，我忽然发现，它竟从那残株上，蹿出了几根绿枝，令人惊喜。过几天再去看望，呀，它蹿出了更多的新枝，那些新枝和下面的株桩在比例上很不协调，似乎等不及慢慢舒展，所以奋力上扬，细细的，挺挺的，尖端恨不能穿云摩天，两边滋出柔嫩的羽状叶片……到初夏，它的顶枝所达到的高度，几与头年丰茂的树冠齐平，我围绕着它望来望去，只觉得心灵在充电。 这当然并非多么稀罕的景象。记得30多年前，一场大雷雨过后，把什刹海畔的一株古柳劈掉了一半，但它那残存的一半，顽强地抖擞着绿枝，继续它的生命拼搏，曾给住在附近的大苦闷中的我以极大的激励，成为支撑我度过那些难以认知的荒谬岁月的精神滋养之一。后来我曾反复以水彩和油画形式来刻画那半株古柳的英姿，可惜我画技不佳，只能徒现其外表而难传达其神髓。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曾在大型的美术展览会上，看到过取材类似的绘画；再后来有机会到国外的各种美术馆参观，发现从古至今，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各种风格，都曾创作过断株重蹿新枝新芽的作品。这令我坚信，尽管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之间存在着若干难以共约的观念，但整个人类，在某些最基本的情感、思考与诉求上，是心心相通的。 最近常亲近丰子恺的漫画，其中有一幅他作于1938年的，题有四句诗的素墨画：“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画尺寸极小，所用材料极简单，构图更不复杂，但却是我看过的那么多同类题材中，最有神韵、最令我浮想联翩的一幅。是啊，不管是狂风暴雨那样的天灾，还是吊车撞击那类人祸，受到重创的残株却“春来怒抽条”，再现蓬勃的气象，宣谕超越邪恶灾难的善美生命那不可轻易战胜的内在力量；丰子恺那诗中的“怒”字，以及他那墨绘枝条中所体现出的“怒”感，都仿佛画龙点睛，使我原本已经相当丰厚的思绪，倏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散步时，再去瞻仰护城河边那株奋力复苏的槐树，我的眼睛一亮，除了它原有的那些打动我的因素，我发现它那些新枝新叶的绿色，仿佛是些可以独立提炼出来的存在，那绿，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绿，倘若非要对之命名，只能称作怒绿！是的，怒绿！ 那绿令我景仰。 碰头食 那是去秋一天的下午，植被丰茂的温榆河边，我坐在马扎上画水彩写生，老杜走来走去地采集植物叶片，而汪哥儿则坐在他那辆本田雅阁里，把四扇车门全打开，仰着身子，双手枕在脑后，享受穿过车体的“过堂风”。 我们三个是偶然相识于温榆河畔的。我在离河不远的村子里辟了一间书房，写作之余爱到河边画风景；老杜离休不久，他们干休所就座落在河东天竺镇，他喜欢采集植物花叶制作 标本；汪哥儿别人都管他叫汪总，在河畔高档别墅区里有栋欧陆风情的小楼，有时开车路过温榆河就离开公路把车滑到河畔草丛中，他说是“透气补氧”，我却从他那眯眼凝思的神态，判断他多半还是在盘算生意经，因为问起来他比我和老杜小两轮还多，所以我们只叫他汪哥儿，他每回都拉长声音应承，很受听的样子。 我们又遇到一起，热络地互致问候后，便各司己事。忽听“咩咩”之声，一群绵羊约有三四十只，跟随一位羊倌移动了过来。羊倌是个40多岁的汉子，我们都跟他打招呼，他也就站住跟我们拉家常。我、老杜、汪哥儿互相虽说也曾在问答间有些个自我介绍，究竟都留有相当余地，但那羊倌听了几句淡问，在我们并不曾寻根究底的情况下，却把他家乃至他们村的种种情况自动透明。原来放养这样一群羊，一年下来的收入约一万二千元。他说羊爱吃碰头食，所以必须每天轰出圈放养。同样的植物，你去割来放进圈里喂它们，它们不爱吃，必得它们自己边走边觅食，才又香又欢。当然，入冬后，留下的种羊只能圈养，喂储存的饲料，那风险就特别大，甭说染了病，就是厌食，胃口不香，不愿交配，也够人烦的。 羊群欢快地寻觅着香甜的碰头食，渐渐远去，羊倌也就跟我们道别，随着去了。夕阳裹到身上，暖酥酥的，我画好了画，老杜夹妥了标本，汪哥儿下车看画和标本，仨人闲聊起来，都发表了一番从碰头食引出的感慨。 我说作家写作，最好也还是从“碰头食”里获取营养。阿根廷有个著名作家叫博尔赫斯，长期在图书馆里工作，博览群书，浮想联翩，他的小说灵感差不多全来自于“圈食”，虽然奇诡精致，究竟缺乏时代脉搏生活气息。好多年里好多人都说他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前几年他溘然仙逝，仍与该奖无缘，倒是像君特·格拉斯那样的爱吃“碰头食”即乐于追踪现实发展轨迹、撷取鲜活素材的作家，虽争议很大，倒能“蟾宫折桂”。当然奖项也并非评判作家成就高低的圭臬，从读者角度衡量，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自己所钟爱的文学创作，还主要是吃“碰头食”那种路数的产物。 老杜却说哎呀快别提“碰头食”，在位的时候，整天吃“碰头食”，这顿是宴请别人，那顿是别人宴请，该到哪儿吃饭，全听秘书提醒，就是“工作餐”，往往也得司机送拢、秘书引进才知道订在了什么地方，一年到头难得在家里吃顿“圈食”。直到离休以后，这才知道“圈食”比任何生猛海鲜、法式大餐都更可口，那因为连连吃“碰头食”而形成的滚圆“将军肚”，现在凭借“圈食”加步行采集植物标本，才算平复到可以拍侧面照的形态。 汪哥儿听完我们的话呵呵笑，说二位老伯你们怕都猜不出我的心思。他说对他来说，把握事业的关键是既要有充足的“圈食”，更要善于吃“碰头食”。搞经济，无“圈”就成了“皮包公司”，无“圈粮”就只能是整天想着“空手套白狼”，不仅难获成功，还容易酿成大祸。但是光知道“守圈”，只靠“圈粮”那是吃不成“壮汉”的，必须还要善于吃“碰头食”，就是绝不能错过机遇，一定要带露折花，常保鲜活。他说经济活动都带有一定的投机性，吃“碰头食”是一种投机行为不假，但投机要以“游戏规则”厘定的范围为度，羊是天然知道什么能吃什么有毒绝不能沾，搞经济的人吃“碰头食”可没那个“本能”，所以，要在实践中磨练，在岁月中成熟……一顿话，把我和老杜听呆了。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灯下检视自己的水彩写生，画面上有在柳林下蒿草中觅食的羊群，我忍不住在画角题上了“碰头食”三个字。 勇对平淡 一位二十啷当岁的年轻朋友向我怨叹：“哎，太平淡了!” 我十分理解他的心境。年轻人多半喜欢轰轰烈烈，而厌烦平平淡淡。但个体生命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往往非自身可改变或逃逸。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眼光看待历史过程，其实这一原则亦可移用于个人的生命历程。年轻的朋友对我说：“要是生在抗日战争那时候多好呀！我一定参加铁道游击队!”可是他偏生在如 今这样一个和平时期，这几天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连续剧虽是表现当代军人生活的，剧名却叫《和平年代》。我前些时曾为一位从“商海”归岸的作家的长篇小说《午夜阳光》写了篇序，这小说出版后，那位年轻的朋友读后更加怨艾起来：“唉！九二年那时我刚上大学，毕业已经是九六年了，我出校门以后，连想到‘午夜’里去感受一下‘阳光’的机会都没有啦!”他的意思是，九二年前后，什么房地产热呀、原始股呀、期货启动呀、组建民营公司呀，乃至于凭“点子”发家呀，等等，等等，“下海”发财的机会多多；而现在，似乎骇浪已无，水已流平，而且“游戏规则”已趋细密，插针难觅缝隙，任性而为必遭谴罚，甚至于大学毕业后找个差强人意的工作已属不易，只能是暂息浪漫狂想，面对俗世琐务，且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再说。 我不想对年轻的朋友说：平平淡淡才好，轰轰烈烈未必佳。脱离开生命所处的具体时空，妄评人文环境的优劣意义不大。不仅从“大历史”角度来看，社会生活是一张一弛，亦即轰烈一时平淡一时地衍进，就是从一个人一生所逢的“小历史阶段”来看，也往往是惊涛席卷一时、涟漪轻漾一时，甚或其间还有水静如镜的时候。就普通人而言，无论是顺应现实还是挑战现实，前提都应是认知现状。年轻的朋友对眼下的情势指认为平淡，确有他的道理。前几天我们俩曾一起观看在雅典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实况转播，荧屏里所传递出的信息，仿佛是“整个世界趋于平淡”的一大缩影。这次规模盛大的世锦赛上，竟未能破掉哪怕是一项世界纪录，不仅往日的冠军落马者多多，就是未落马的，其成绩也多逊于其前。乌克兰的布勃卡虽创造了一个“六连冠”的例子，但他那撑杆越竿的镜头实在远非潇洒，有一回还握着跳杆从竿下钻了过去，状甚狼狈，而且其拿到金牌的成绩，比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纪录，竟低了13厘米! 既临平淡的世事，也就沐平淡而勇进吧!平淡也有平淡的好处，就是冒险投机一槌子买卖而获取功业的可能性虽减弱了，踏踏实实稳扎稳打谨谨慎慎兢兢业业凭真本事真功夫建功立业的可能性反会提升。而且就整个社会而言，平淡的世道或许更有利于在稳定中渐进，特别是，能得以心平气和地厘定、健全“游戏规则”,使法制严密而推及于社会的细部，却浮躁，化焦虑，少些冒险家的乐园，多些草根人物恬静生息的空间。 我与年轻朋友共勉：勇对平淡，创造实绩! 崇尚平实 一位职业高中的学生跟我说，他很自卑——毕业以后，无非是掌握一门技术，从事一种相应的职业，然后娶妻生子，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我听了，很诚恳地跟他说，我对他很羡慕，真的，确实很羡慕。他很惊讶，以为我是跟他调侃。我告诉他，一般像他那个年龄的人，对未来总是充满了憧憬，有的想成为歌星、影星，或者当个知名作家、画家，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告诉他，这条路很窄、也很险，一般来说，明星式人物，往往是在那条路上拼命追求的成千上万的竞争者里极少数的幸运儿，而且，即使到头来真的获得了名声 ，但能否把这名声保持一世，尤其是，是否最终经得起历史检验，也还难说。有的年轻人所向往的，可能是上大学，一步步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学者、教授、专家，这想法更没有什么不对，甚或还应予以相当的鼓励。但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国力所限，以及每个家庭和个体生命的千差万别，恐怕也不能把这种向往当作普遍适用的人生目标。在目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中，还有不少年轻人向往当商人、实业家，或企盼在官场发展，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公务员，这也都绝不能认为是非分之想，有条件的无妨一试，不过，其成功率，也是很有限的。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发展，看待生活前景，看待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我们便能意识到，落生在这大地上的绝大多数个体生命，恐怕还是应当以掌握一门社会所需要的技术、谋求一份相应的职业，来作为最基本的人生目标。靠手艺吃饭，遵守职业道德，本本分分地做人，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娶妻生子，丰衣足食，享天伦之乐，有闲暇之趣，不好高骛远，不死比硬拼，自得其乐，问心无愧，这样的人生，难道就一定比成为明星、教授、富商、高官逊色么？ 关于人生前景的设计，我崇尚平实之论。跟我交谈的职高生问我：你不是被称为著名作家么？我告诉他，我现在深感自己虚有其名，为这虚名所累的苦楚，非本人难以领会其一二。好在我现在已从文坛中心淡出，越来越边缘化了，得以在平实的日子中使心灵渐远焦虑、渐趋恬静。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理解，我为什么羡慕他们所选定的看似庸常而蕴涵着坚实的生命真谛的技术与职业选择。 从今不怵这只杯 几年前，我的德国朋友福斯特给我带来了一只口杯，是从法兰克福机场商店里买来的，那是一种杯壁上绘有幽默字句的“趣语杯”。这类瓷材料制作的厚壁带把杯，如今在中国商店货架上花色品种也已很多，不过杯壁上大多只绘有卡通人物或西洋风情,而没有“趣语”。我曾在若干西方国家的商店里看到过形形色色的“趣语杯”，有的“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半月形杯口的双杯，当然，那“剖面”已然由竖直的杯壁封住了，两个杯子可以交错合拢摆放,杯把一左一右，一只杯上写着：“唉,我只有半杯的心情!”另一只杯上写着：“咦,谁偷 走了那半杯？”还看到过一只胖若南瓜的杯子，杯壁上写的是“傻人有傻福”；有的杯子像比萨斜塔一样歪向一边，杯壁上写着“别让我垮掉”；有的杯子杯壁上鼓出一个“瘤子”,一个箭头指向它,注明：“别慌!良性。”诸如此类，引人发噱，也折射出生存在商业竞争中的人们心中程度不等的焦虑。 福斯特送给我的那只口杯；杯壁上的德文有两行之多，写的是：“想做的事总没动手做；不想做的事总在勉强做。”他把那意思翻译给我以后，我不大高兴，问他：“为什么选这样的话送我？”他直率地说:“这话说的不是你，是我!送给你，为了你能记住我!”福斯特当时正失业，临时帮旅行社带旅游团来中国，充当导游糊口。听了他的话，我一笑释然。 可是，我使用起这只杯子以后，开始还确实想起福斯特，后来，却不禁频频联想到自己，其实，我不也常常是“想做的事总没动手做；不想做的事总在勉强做”吗？特别是，那原因还往往并不能推诿到客观上，说到底，还是我自己意志薄弱，不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一次，我正打算静下心来开列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的人物表,电话铃响，是要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所研讨的课题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感兴趣的，因此试图婉拒,但对方一连串宣谕出了十多条我“非去不可”的“道理”，如：开拓视野有利于创作；若干大名家都应允出席了，你不去岂非架子太大？赞助者一向仰慕你，你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意义很大；若干朋友可借此聚会，何乐而不为？会上还能领到点“小礼品”和“车马费”，不无小补嘛？你不去，是不是众人皆浊惟你独清了……我还是说考虑考虑，但在那之后又有几个电话，邀请者搬来的“面情”皆难抗拒，再不应允，实在要成为“六国反叛”了，于是，那天只好去了。本来说好“听听，不发言”的，但按“齿序”排下来，轮到我时，又不能不说，说，又只能敷衍成话，送到自己耳内，很不是滋味，而一瞥之中，又发现有并不熟悉的在座者，对我面露鄙夷的冷笑……会议拖得很长，会后的饭局从冷盘到果盘更是悠悠历程，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想列长篇小说的人物表，却已没了精力。这类本不想参与的事体，勉为其难地参与了，还常常会后患无穷，如过两天忽见报上一角有报导，把我没说过的话或并不愿表达的意思，赫然嵌于其中。我这人又最不能“见面便熟过后不忘”,也不善保存活动中别人赠予的名片，所以往往是，又在某场合见到某人时，反应木讷，由此招人嫌厌…… 有一段时间，我见了福斯特送我的杯子便发怵，因为我总是“明知故犯”,惭愧，而又无勇气扭转。 可是近年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履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尽我应尽的义务，承担我应尽的责任，但我有拒绝非我必尽的义务非我必担的责任的权利，我越来越勇于对我不想接受的邀请、要求客气而明确地说“不”。同时，我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议论 与指脊梁骨，只要我觉得那话该说，那文章该写，那意思该表达，那事情该做，我便直率地说，从容地写，痛快地表达，愉快地参与。如今我不怵那只口杯了。那上面的两行“趣语”于我基本上不再具有讽刺意味。我拿它喝茶时会想起福斯特来：这小子现在有份好职业了，可他会不会还要发出这杯壁上的慨叹来呢？ 那边有个大花园 清晨，公共汽车站照例淤满了人。那是个中间站，连始发站那样强迫乘客排队的铁栅栏也没有，人们就仿佛是搅乱了的麻将牌，一些急性子的人站到了慢车道上，个别人甚至不时突进到快车道上，朝来车的方向眺望。失望、烦恼、怨艾的情绪互相感染。尽管这些年公共交通系统在不断地改进，但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地膨胀，上下班时间的公共汽车还只能用沙丁鱼罐头这个老掉牙的比喻来形容。 那天，那时间，那路车，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似乎超出了常态，久久没来。散乱的“麻将牌”自行转动穿插着，望眼欲穿，望穿秋水，跺脚的、骂街的、红眼切齿的多了起来。有的就去改乘月票无效、车票较贵的空调巴士，个别的则叹口气伸出右臂招呼出租车，但大多数本市工薪族和外地打工族成员，仍坚持在那车站守望，那是他们一时无法改变的生活与命运。有个外地来的毛头小伙子跟他的同伴怪叫道：“中它个500万大奖，老子买10辆小轿车自己开！”他的同伴和旁边的陌生人却没有笑，其实那造出的句子相当幽默。 有个头发已然花白却从不染发的妇女，一直在马路牙子上站着，她也烦恼，但她忽然发现，东边天空呈现出一大片彩霞，那些片片缕缕互相浸润的霞云，在不断地变化着，她暂忘等车的事，投入地凝视，越来越觉得那是一个宏阔的花园，花圃里的鲜花正在陆续地开放，这一片像玫瑰，那一片像牡丹，那可是花间的清溪？看呀，有出水的芙蓉在抖擞粉嫩的花瓣；那该是幽静的甬路，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翩翩起舞吗？……不知不觉地，她就把自己的感受道出了口：“看，那边有个大花园！”她身边两个女士也注意到了，指指点点，更有两位男士也呼应起来：“是呀，看，那边真来劲儿！”于是，竟像湖中涟漪一般，观看、欣赏“那边有个大花园”的情绪荡漾开来。每个朝东边眺望的人，心中所联想到的花儿并不一样，有的觉得看到了大片的胡姬花，有的却觉得那是些鸡冠花，有的回忆起以往生活里跟花朵很亲近的秘事，有的向往起将来在自己的园地里撒下精选的花籽……就连那个喊出要中它个500万大奖的民工，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望见了一个可爱的地方，心臆瞬间获得了一种舒张快意…… 那只是几分钟而已。从气象学角度看，“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那边有个大花园”意味着这天下班时可能遭逢阴雨泥泞；以环境保护工作者的眼光看，过分灿烂的彩霞正说明空气污染程度严重；有的社会学家更会指出，以虚幻空洞的东西作为改进社会现实的代偿物，实在不值得肯定……都有道理。 车终于来了。人们并不因为欣赏过“那边的大花园”而立即变得心灵美好，朝车门一拥而上，售票员高声嚷着“先让人家下去”，却改变不了车门那里有足足半分钟下不来也上不去的肉体冲撞。但汽车毕竟还是又开动，朝下一站而去。那位始作俑的女士被挤在车中一隅，她的人生一直平凡，但她心中仍保留着前几分钟欣赏“那边大花园”的怡悦，这是她的心理习惯，恐怕也是她在平凡的人生里维系生趣的重要链条。有的跟她一起登车的乘客本来就没加入对那“花园”的欣赏，有的短暂欣赏过但很快失却了几分钟前有过的情绪，又在为车 内的拥挤烦恼、怨艾。但却有两位年轻女士，在拥挤中还忍不住努力躬身，试图透过车窗再看一眼那“东方大花园”，她们生命中的这一瞬，是否因此多了些福分？ 丢 丢？这和好日子有什么关系？好日子的标志应该是有所搂呀，搂得越多不是越好吗？怎么能丢呢？丢是令人心疼令人惋惜的事情呀！ 且请细想。 好日子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比如温饱，比如健康，比如亲情……但是不是拥有得越多， 日子就越好呢？那可不一定。 过日子，不能一无所有。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所遭遇的烦忧，往往是因为拥有、享受得太多以至过剩造成的。比如肥胖问题，比如“人情债”问题，比如“空调病”问题……以至比如坐在沙发上“煲电视粥”，手握方便至极的遥控器，面对荧屏点来点去而总觉得几十个频道哪个都不好看而又都难以放弃，结果胸臆中滋生出巨大的愤懑…… 因此，对已经进入小康的社会族群来说，善丢者，才是会过日子的人。 丢掉不切实际的暴富幻想，满足衣食无虞的生存现状；丢掉对浮名虚荣的向往，热爱真实质朴的自我；丢掉嫉妒心，建树宽容心。总之，经常进行心理大扫除，丢掉种种患得患失的杂念，使心中永有充足的阳光，照耀一片基本清澈的净水。 丢掉多余的名片，少打无聊的电话，婉谢某些社会活动，严拒生拉硬拽的饭局、牌局，简化人际关系，淡化利害之思，断绝对他人隐私的好奇，不参与街头围观，即使是至爱亲朋，也不在思想、感情上一味依赖。 丢掉家中的赘物。丢掉无用甚至有害的印刷品。丢掉烂磁带烂光盘。丢掉过期药品。丢掉无用的包装箱包装袋。丢掉某些恶俗的小摆设（它们往往来自礼节性的敷衍式馈赠）……尤其要丢掉从街头商家雇佣的散发者手里接过的那些广告、赠券。 丢掉有的东西可能特别困难，比如身上越来越威胁健康的赘肉，但必须痛下决心将其丢掉。 有的方面，不一定非丢掉那东西而是必须丢掉那不良的习惯。比如面对电视，要丢掉没完没了地用遥控器循环点换频道的恶习；在电脑前，也要丢掉上网漫游后一头扎进聊天室里恨不得永不再出来的癫狂。 丢弃庞杂琐碎，拥抱单纯质朴，学会过简单生活。好日子全凭我们自己一手创造，获取必要之物固然不易，而丢掉必弃之物原来更难。能把获取与丢弃都把握得恰到好处，那样的好日子，谁不想拥有？ 顾影自赏 “顾影自怜”是习见的成语，虽有照镜自赏的含义，但人们在大多数场合还用来形容孤独失意的自怜情绪。这里不说顾影自怜而说顾影自赏，为的是突出在镜子前自我肯定的情愫。照镜子是自古以来人们生活中发生频仍的事情。东汉时的辛延年写的《羽林郎》诗里有句：“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那时的男子追求女子，送青铜镜已是重要手段，类似于如今情人节送玫瑰花。辛延年笔下的美女拒绝了那追求者，但一旦接受，则会如三国时期魏国徐干笔下的女子一样：“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在战乱年代动荡不安的生活里，普通 人是没有照镜兴致的，但驱寇得胜，置身和平，则会“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人在镜子前，不仅是照自己的外表，也是照岁月，照前途，照命运，照内心。“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照得花哨，但比较肤浅，近于“臭美”。宋代陆游老迈时写《晨起》诗：“齿豁不可补，发脱无由栽；清晨明镜中，老色苍然来。”这是照岁月。唐朱庆余笔下的那位新妇：“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实是自喻，照的是宦途前程。穷得真正的镜子都没得用，只好“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需怜我我怜卿”，这是照凄凉命运。镜子不仅频频入诗，在小说里也是常见的道具。《金瓶梅》里有一段磨镜老人骗取同情的情节，连一贯狡黠的潘金莲都上了当。《红楼梦》的贾府里使用玻璃镜了，有一回贾宝玉给大丫头麝月篦头，遭到晴雯讥讽，两人在镜中含笑相视，镜子照出的是人际间的亲和默契。在中外美术史上，出现镜子的作品不胜枚举。到上个世纪有了摄影、电影、电视，不仅那里面往往少不了各个时代的镜子，而且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镜子功能的放大与展拓。 虽然现代人几乎没有从未照过镜子的，但有的人照镜子不过是简单地用以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对镜洗脸、刮胡子、描眉、检查粉刺什么的，除此以外对镜子不怎么在意，他们可归入“不爱照镜子”的一类。有些人却对镜子多了一份敏感，甚至眷恋。邵燕祥在《沉船》一书里详尽记述了他在1958年被打入另册的经过，其中有一段写到他在宿舍里伏案写检查写累了，便坐在穿衣镜对面一张软椅里，看着镜里不是自己的自己：“这是我的脸，看不出是疲惫不堪，还是精神振作，但是并不衰老，头发黑蓬蓬的。我望着镜子，想要笑一下，哪怕是苦笑，却笑不出来，脸部的肌肉怠工。然而脑神经没有怠工，这时候不知从哪一道沟回传导来一句古老的信号：‘好头颅，谁当砍之！’”写这些文字时，已是在事发23年后，但他脑中的那道沟回显然仍很康健，丝毫没有损毁。 我年轻时，虽积极争取，却迟迟未能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被指出有“个人主义思想”，对此我是认同的，可我为另一位同学抱不平，她的不能入团，据指出最严重的缺点是“爱照镜子”！我不仅心怀不平，还“不平则鸣”，在“团课学习小组”活动里发言说：罗马尼亚有首民歌《照镜子》，电台里广播过的。说着我还哼了几句：“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几个同学笑了起来，主持活动者却厉声宣布说：“这是黄色歌曲！爱照镜子的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结果那被指斥为 “爱照镜子”的女同学哭了起来。唉，我帮了她多大的一个倒忙呀！ 据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抽样调查，在大百货公司入口处的大镜子前，路过的人流中有百分之六十几会主动自觉地照一下镜子，这些人里面边走边照（或放慢脚步）的多于驻足的，而驻足照镜者里，男性比女性为多，而且多出约三分之一！那驻足照镜者在镜前停留的时间一般都很短暂，平均也就三秒钟，但那三秒钟里会有很微妙的肢体语言，或稍微变换一下脸部、肩部角度，或掠一下发丝，或弹一下西服领子，或拈去衣上一根飞毛……尽管照镜者大多绝非美男帅哥，甚至多半是中年已开始发胖的男子，但他们在照镜的一瞬间里，体现出毫不掩饰的自我欣赏，这是他们对生活、对自己基本满意的一种心态的外化。由此看来，俗世凡人能顾影自赏，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像邵燕祥1958年宿舍照穿衣镜的那种情况心情，以及因“爱照镜子”而被批判排斥的种种事情，在一个越来越正常而健康的太平世道里，是应该不复现的。 在汉语的语境里，照镜子还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比喻，即“借鉴”。这里不把话题扩大到那样的范畴。爱照镜子的邵燕祥——这并非无端给他“恶谥”，我1997年有《镜前邵燕祥》一文详加揭橥，此不赘述——在1995年所出的随笔集序里说得好：“文字有写给别人看的，有写给自己看的，这后者或是跟自己对话，或只是录以备忘而已。”写给自己看的文字，自己有时翻出来看，也是一种照镜子，但这应该不同于翻看老照片，所看到的，应该是从以往存活到这一瞬间的自己，面对镜子里的影像，既看到过去，也可想见将来。但此时此刻的我，应是最有存活理由的，顾影自赏的最大意义，也就是在人生之旅中，对自己基本满意，从而鼓励自己在那剩下的路途上，再以尊严、劳作、哀乐、澄明，留下坚实的足印。 栽棵自己的树 40多年前，随父母住在机关宿舍大院，那个院落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我家所住的厢房门窗外，有株高大的合欢树。一个星期天，忽然来了个面生的老头，绕着那合欢树转悠，又抚摩树皮，拣起落在地上的花，夹在手指缝里，嗅个不停，后来就站在树下发愣。我那时系着红领巾，在院子里玩耍，觉得他十分可疑，就过去问他找谁？他说找的就是这棵树，这树是他父亲带着他，亲自栽下的。我立刻跑回屋，向爸爸报告，说外头有个老头，搞反攻倒算呢！爸爸就走拢窗前朝外望，我催爸爸出去轰他，这时，那老头也就拿着一簇花离去了。爸爸 对我说，他认出那老头，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不熟，但肯定不是坏人，这院子原来是他家故居，对这棵合欢树有感情，忍不住来看望看望，属于人之常情，不必去干涉他。 北京的古都风貌，直到50年前，还可以用“半城宫墙半城树”来概括。人们现在仍津津乐道胡同四合院文化，不过大多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建筑形态上，对胡同四合院的树文化，似乎重视得还不够。胡同里的遮荫树属于公树，这里暂不讨论。四合院里的树木，在过去是属于房主的私树，那些私家树往往是第一代房主亲自挑选树种，并且其中至少有一棵，是其亲自栽下的。四合院里最常见的树种有槐、榆、杨、柳、松、柏、桧、枣、梨、杏、毛桃、核桃、柿子、香椿、丁香、海棠等等。四合院里的树木，不仅用于遮荫、观赏，也不仅是取其花、叶、果食用，往往还同主人形成某种特殊关系，或含有纪念意义，或表达某种祈愿，或切合主人性格、体现出某种刻意追求的文化格调。最近继续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特别注意到曹家的树文化及《红楼梦》里的以树喻人、营造诗意的美学特性。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在南京任上，亲手在花园种下了一棵楝树，后来他祖父曹寅对此树倍加爱惜，还绘图征题，集为四五巨卷，当时的文豪名流，几乎全都襄与其事。楝树既非名贵树种，其花更不华美，而且结子味极涩苦，曹玺手植、曹寅咏叹，其用意均在教诲后人勿忘其作为满人的包衣世奴的苦涩身世。《红楼梦》里没写到楝树，说明它并非曹氏的家史，但却又一再通过书里赖嬷嬷向儿孙辈感叹“你吧哪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等细节，把曹氏的兴衰际遇浓浓地投影在了字里行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贾宝玉住的怡红院里焦棠两植，林黛玉住的潇湘馆翠竹成丛“凤尾森森”，探春住的秋爽斋后廊满植梧桐，妙玉所在的拢翠庵冬日白雪中红梅盛开，包括薛宝钗所住的蘅芜院不植树木只种各色香草，全都关合着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其中的树遗产也是异常丰富的，如清代纪晓岚给我们留下了诗文，留下了足以供今天电视剧戏说的趣闻轶事，也留下了一株至今每春花如瀑布的紫藤，那不仅有观赏价值，更氤氲出一种雅致格调熏陶着后人。 保护四合院文化，其中也应包含保护四合院树文化的内容。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北京的四合院沦为了拥挤不堪的杂居院的情景，其中有个细节是张大民不得不把一棵大树包在了自己加盖的小房子里，那些镜头的语意是十分丰富的。如果我们再不努力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树木，那么，再登到景山顶上眺望全城时，将不复有“半城树”的景观，纵使能望见许多新拔起的“楼林”，恐怕心里也不会舒服。 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栽一棵自己的树，对于北京人——也不仅是北京人，各个发展中的经济区里，人们的处境大体相同——基本上是可向往而难以落实的一桩事了。就城市居民而言，通过纳税，而由有关部门用税款来营造公众共享的绿地，栽种属于大家的树木花草，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我以为，让一个人至少和一棵树建立更私密的关系，这一北京胡同四合院——也不光是北京胡同四合院——在我们民族世代生息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有着手植私树传给后人的文化传统。树比人寿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栽一棵自己的树，寄托志向情思，留给下一代甚至很多代，让他们在树阴下产生严肃的思绪、悠然的诗意，这个传统不能丢弃。报载，有的城市在郊外设置了不同的林场，有的用于新婚夫妇植树纪念，或生下孩子或孩子开始上学时植树纪念；有的用于殡葬，把骨灰埋在树下，死者从树中涅槃，思念者望树生情，这都是很好的变通方式。 参加公益性的植树造林活动，自然应该积极。倘若有一块自己可以支配的园地，就该兴致勃勃地栽棵自己喜欢的树。近年我在远郊有了一间书房，窗外有块隙地可以种树，妻子帮我栽了一棵合欢树，这既是与我童年时光的对接，也意味着我们31年的恩爱应该延续。这树又名马缨花，我的写作，仍是骑马难下的状态，那就再摇马缨，继续向前。北京市民却又把它称为绒线花，我更喜欢那昵称里的平民气息，鼓励自己将文字更竭诚地奉献给平凡的族群。但妻子查了书，又找出了此树花期的特殊气息可以制怒消忿的依据，她批评我近来脾气暴躁，希望我能在这树旁调理好心态情绪，雅意感人，怎能不从？栽一棵自己的树，实际也就是净化一颗自己的心啊！ 装满自己的碗 一位记者来问我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两种提法只有微弱差别，这里不细论）有何看法，我说该说的话早在几年前就说过了，懒得再说了。他讶怪我“何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漠不关心”，我跟他说，这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实在很不重要，而且完全可以漠不关心。 不少中国人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标志。如果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会为他高兴。但那很可能仅是他个人的一项名利双收的喜事，中国文学该怎么样，恐怕还怎么样，其他中国作家该怎么样，恐怕就更还是那么样；尤其是我们别忘了，现在有很不少的中国作家侨居在国外，有的已获得过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权威性的文学奖项，有的已得到过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译为西方语种的数量和获得的好评都远超过留在本土的作家们，更有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这些在“近水楼台”的中国血统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先得月”，而他那获奖作品，根本就还没在内地出版过，你说那跟我们本土作家的写作，以及本土读者的阅读，乃至本土批评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关系？ 我1992年应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文学院——邀请访问过，并且有幸聆听过该年度该奖项得主沃尔科特的获奖演说，我那次访问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有作家为得他们那个奖而写作持笑掉大牙的态度。 作家为什么写作？会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和目的。如果有的为走向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而写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颇为悲壮。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写作。 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中国的古训：“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的碗不仅不大，质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个定居北京、用方块字写作、并且基本上只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支持着、近年来更越来越边缘化的、正从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乐的那么一个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并不企望别人也像我自己一样看重自己。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也不拘泥于文学写作，有了写作冲动，就写起来，或长或短，或可属文学作品，或属非文学文字，写了，很少藏之抽屉，多半觅可容纳的园地发表，发表了，很好，此处发不出，再试彼处，总发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载道”一类的观念影响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内涵，但近年来我越来越自觉，也自如地，只遵命于我自己生命体验与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很好，但这恐怕不是我的一项义务；就我自己写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读者能乐于阅读，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从狭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访问，已然“达标”了，但要我成为所谓“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现在纽约或巴黎的书店里，便会有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涌上来签名，那么，饶了我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国作家整体应为民族荣誉争取到的一种境界，请把那重任，“历史地落在”别的有那志向的作家身上吧。 也是那位记者，逼出了我上面一番话后，尖刻地说：“你是因为自己失去了‘走向’的可能性，所以才取这种姿态。其实你这人野心勃勃，你说你边缘化了，又是什么读者群不大了，可是就拿最近来说，又发表着新的长篇小说，又继续在搞《红楼梦》探佚，写出了《妙玉之死》；还涉足建筑评论；更别说时不时地甩出非文学的随笔，散见于各地报刊……难道这能叫‘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吗？” 我笑辩道，这恰恰说明，我是“守碗派”。北京卖美式比萨饼的“必胜客”连锁店，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花一份钱，可以用他们提供的一样大小的碗，一次性地到“沙拉吧”去自取沙拉。为了在一只规定的碗里，尽可能地多装些沙拉，有的顾客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他们先用青豌豆填入碗底，再把黄瓜片斜贴在碗边，使其上半截露出碗沿，这就无形中扩大了碗的容积，然后再往里面装其他东西，“结实”的放底下，“蓬松”的放最上面，装一层，浇一层沙拉酱，最后装出的一碗，比不会那么装的顾客所取用的，一倍不止。这很不雅么？我问过一位驻京公司的美国人，她的回答是：“只要确实吃得完，没什么不好。”也就是说，只要遵守了“游戏规则”，一份钱只取一次，又真有好胃口，不剩下，不浪费，则究竟你怎么取用，吃多吃少，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别人毋庸置喙。我曾对北京“必胜客”里，用巧思妙法将自己的沙拉碗装得冒尖的食客，很是鄙夷，也曾对那里的经理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改为允许多次取用？只保留不带出店外一条限制就够了嘛，一个食客在店内能吃掉你多少沙拉呢？经理回答我说，不怕食客多吃，怕的是多拿多剩，他们试过，结论是，现在这样“守着一只碗吃”的规矩下，虽也有浪费，但剩弃的毕竟不多。由此想到我自己的写作，其实，也无非是在守着一只碗的情况下，因为胃口确实还不错，把它装得比较满罢了。我想，过些时候，我自己的胃口衰退了，尤其是，阅读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对我的胃口衰退了，那我往碗里装的，该有所减少吧。倏地回忆起幼年时，家乡一位远亲，那时他很精实，每餐吃饭，都要盛成一碗“帽儿头”，上面浇以辣豆花，吃得好香。后来再见到他，已是哮喘的老人，每餐吃饭，盛的饭都不过碗边了——但无论他盛了多少饭，总是吃得粒米不剩。人生也好，食欲也好，写作也好，发表也好，守着一只碗，不逾矩，不浪费，不欺人，不愚己，顺其自然，平平实实地，也许便算有福吧！ 半拉西瓜 搬把小竹椅，坐在书房外，迎着温煦的秋阳，正惬意，村友小甘过来招呼我，关切地建议：“您也活动活动！”我告诉他自己正在活动中，他不解，我就请他坐在一旁小马扎上，给他解释起来：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肢体的活动，一种是精神的活动，两者都不可偏废。如今还没退休的人，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劳动，劳动是最有价值的活动，我们一般都将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基本上都是些技能的操练，脑力劳动者在专业性工作里，往往也只是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发挥。换句话说，就是从深刻的意义上分，劳动 或者说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养灵的，我现在退休了，待遇不错，不必再为谋生而劳动，但却每天都不能休止养灵的活动。 小甘笑，说您这篇话儿跟绕口令似的！别的我也没听明白，不过我觉着您这么着勤用脑子，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效果肯定好！ 我也笑，确实我把一个原本朴素的真理表达得太花哨了。我跟小甘聊起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实节目。讲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大夫们，把一位从临床医学标准上可以界定为死亡的患者，经过三个小时的持续努力，奇迹般地抢救了回来。那位45岁的北京市民突发心肌梗死，在救治过程里又添上肺部的问题，心、肺两衰，以至在心电监测器上出现一条直线，给他注射了溶解血管栓塞的药物以后，几位男女大夫就接力般地轮流给他进行物理性按压，试图让他的心脏恢复自泵能力，半小时、四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全然看不到希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有所恢复，也很可能造成植物人的结果。事后采访大夫的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在已经大大超过法定死亡标准的情况下，你们还要那么固执地尝试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回来？几位大夫回答的措辞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想到患者还那么年轻，是家庭的顶梁柱，从珍惜一个生命的角度，以及关爱一个家庭的角度，只要还有哪怕是游丝般的希望，他们就绝对不能放弃。显然，有一种崇高的、超越医学业绩与其他世俗功利的力量，在支撑和鼓励这些大夫，最后，奇迹果然来临，那位死亡三个小时的男子心脏恢复了搏动，经搭桥手术后，第二天睁开了眼睛，恢复了知觉。 我跟小甘说，这些大夫真太可爱了，从荧屏上的画面可以看到，他们这样的外科大夫，干的是体力、脑力全方位的重劳动，他们既掌握、使用高科技，也全力使用古老的按压法，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患者本身肌体的顽强生命力固然是基础，而他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肯定会有的精神活动或者说养灵习惯，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小甘说是呀，他们平时闲了没事，一定也会像您这样，看着以为什么也没干，实际是在进行精神操练呢！我说所谓精神操练，其实就是作为动词的那个思想。珍惜生命、关爱他人，这是我们都值得反复思来想去，并不断加以稳固、提升的命题。 那位在生死间徘徊逾三小时的男子的亲属，特别是他妻子，在整个抢救期间也表现出超俗的精神境界，配合大夫的每一项医疗措施，不把自己的痛苦甚至绝望朝大夫和医院方面发 泄，也不把自己的企盼甚至幻想施加于大夫让他们感到压力沉重。当她得知采纳注射溶栓剂后有可能造成植物人后果时，她冷静地在使用单上签了字，表示如果丈夫成了植物人，她不怨天，不尤人，愿侍候他一辈子。这说明她是一个不仅有感情也有思想的女性。 从死亡中逃逸出来的那位男子，当他恢复意识以后，第一句话是对妻子说：“买个西瓜，半拉也行。”人们问他心脏停搏后的那三个小时里，有没有什么记忆？他说一片空白。但他恢复的意识，却精确地衔接到发病之前，作为支撑一个不富裕家庭的男子汉，他思想里时刻不忘节俭，即使在非常情况下想吃西瓜，他也还是提出不必奢侈，“半拉也行”。可见这位男子平时除了谋生性劳作，也还有很自觉的养灵操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养。 我和小甘坐在大柳树旁，一时无话。金风送爽，为我们默默的精神操练轻吟着鼓励的诗句。 框住幸福 接到惠姨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得闲，她要给我送些镜框来。惠姨虽是远亲，可是父母在世时，常来我家，待我很好，记得我的头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就是在我12岁生日，她送来的生日礼物。后来我们来往越来越少，最后一次见面，是五年前她老伴去世，接到通知后，我和妻子捧了一篮白菊花去她家，很安慰了她一阵。前年她退休了，倒也过得安闲自在。近年来我们只是在春节时互通电话拜年，没想到这跨世纪后的春节期间，她忽然说要来我家。 惠姨来，当然欢迎。但她不说来拜年，说是送镜框，这却颇费我们猜疑。妻子说，她是长辈，论拜年应该我们去她那儿，她来，自然不说是给咱们拜年，但她来还要带镜框当礼物，这就未免太客气了，干脆，还是再去个电话，咱们提些营养品，去她家吧。我就给惠姨打电话，按妻子的口径说了。惠姨说那不好，因为那天她不止来我们家，还有附近几处亲友，她都要送去镜框，我只好依她。放下电话，我恍然大悟，一定是惠姨退休后手头不甚宽裕，借着身体尚好，揽了哪个公司的活儿——推销镜框。这倒也不足为怪，无可厚非。 约好的那天，惠姨来了。虽有思想准备，还是让我们大吃了好几惊。首先是，她不像是她，倒像她那在武汉安家的闺女，眼角虽有明显的鱼尾纹，脸颊却泛着天然的红润；脱下天蓝色羽绒服，现出一身贴体的玫瑰红保暖运动服，她那腰身不仅不显肥胖，竟比五年前时苗条了许多；乌黑的头发她说是才染过，但依然丰茂，样式也不古板；问她坐什么车来的，竟回答是骑自行车来的，说是既健身，也好驮装镜框的大提包……我不禁笑道：“呀，真不知道来的是阿姨还是表姐了！” 落坐沙发上，呷了几口妻子送上的香茶，惠姨就兴致勃勃地打开提包，掏出若干镜框，让我们挑选，她说：“你们喜欢哪个留哪个！”那些镜框大的可装12寸相片，小的可装四寸相片；所有木制镜框都保持原木颜色，那正是我和妻子都喜欢的雅致格调。她不住地笑问：“怎么样？好吗？喜欢吗？”我和妻子交换了个眼色，连连赞好，有意多挑了一些。看我们真的喜欢，几乎每种尺寸、样式的都至少挑了一个，她爽朗地仰脖笑了：“好！好！我没白来！”妻子搬出更多的零食招待她，我把为她准备好的营养品提到她跟前，对她说：“惠姨，这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至于这些镜框，您也别优惠，该多少是多少……”惠姨的笑容忽然定了格，几秒钟后，她先是敛了笑容，轮流看我和妻子的眼睛，然后，她忽然大笑起来，把拳头砸在了我肩膀上，高喊：“你们呀！想到哪儿去啦……” 误会很快消除。原来这些镜框全是惠姨自己制作的，起初，她只是为了怀念老伴，老伴生前喜欢业余作细木工活，留下了一匣子工具，还有许多的木料；后来，她觉得制作镜框既健脑也强体；再后来，她从中获得了极大乐趣，沉浸在美的境界里；近来，她心里头更翻腾着一种激情，就是要把自己的幸福感和快乐情绪，尽快地与亲朋们分享…… 坐在我们眼前的惠姨，原来是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生命。我原来总觉得，在眼下这样的一 个时空里，持久的幸福感与快乐情绪是可望而不可得的。温饱无虞，却总觉得自己所得还不够多，向往成功形成焦虑，有所成功却又这山望着那山高，焦虑度反倒更深了；凡付出劳动的总想谋求最高的报酬，凡不能上市的事物就都不愿投入；自己的幸福快乐总怕享受不了多久，不但没有与人分享的冲动，而且对别人获得的幸福快乐按捺不住妒火中烧…… 惠姨告别我们，又给别的亲友送镜框去了。妻子立即挑选照片往那些镜框里镶嵌，不住地举起选出的照片问我好不好。我却还坐在沙发上咀嚼品味惠姨来访所馈赠我的心灵营养品。幸福的向往不该是无边的。一位大富豪前些时为什么跳楼自杀？其实即使他的财产大缩水乃至破产，如能甘心回归到一般人的温饱生活，仍可心灵欢畅，但他的欲望只能往无边沿的深邃处膨胀，而完全不能由朴素的健康心智将其框定在适当的弹性范畴里。是的，我们要学会框住幸福，它应该由健康、自足、乐观、与人为善框住。 迈过本命年的坎儿 “本命年”是个“坎儿”吗？人的生命发育，一是生理上的，一是心理上的。以12年为一个生命的大年轮，从心理发育的角度上看，确实往往会成为一个大“坎儿”，构成了一个危险期。 把阴历、阳历结合着算，首先是十二三岁的那个“本命年”。其心理危险，要么表现为早熟，失去应有的童真，导致行为上的越轨；要么心性从此滞留不进，总害怕进入“大人的 社会”。学校老师和家里父母，应引领孩子穿越这个“心理窄门”。 然后就是二十四五岁的心理危险期。这个“本命年”里的心理危机会趋于两个极端，一是成为“愤青”，对社会，特别是对长辈，尤其是对固有的传统、规范，打心窝里喷溢出反叛的激情，特别容易受极端理论蛊惑，追求颠覆性、破坏性的快感；一是成为“懦青”，自卑，懦弱，形不成任何主见，特别地害怕长辈、领导、权威、强人，总是自觉形秽而又找不到提升自己的途径。在这个危险期里，学校老师和家长所能起到的心理辅导作用一般都比较有限，因为当中横亘着一条无可避免的“代沟”。这个心理危险期的平安度过，主要还是靠优秀、健康文化的引领。优秀文化里包括经典，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和鲁迅的著作，健康文化包括通俗的只流行一时的，比如某些校园民谣和某些电视连续剧，凡能在文化接触上自觉不自觉被这些作品滋润的，都可穿越心理骇浪，顺利地驶向“而立”之年。 三十六七岁与四十八九岁这两个“本命年”里的心理危机，一般存在两种危险，一是自我肯定过头，觉得功成名就，前途似锦，欲望膨胀到如就要崩裂的气球而不自知，因而导致行为上的冒进、冒险，甚至会因藐视道德、法律而犯错误乃至触犯法律；一是自我否定过头，觉得老大不小而仍成不了气候，前景暗淡，对自己万念俱灰，对别人尤其是同辈人的成功妒火中烧，因而导致行为上的怯懦、游移、错乱，甚至会酿成厌世轻生或“与汝偕亡”的惨剧。 时下针对以权谋私的社会现象，有所谓“59岁现象”一说。确实有不算太少的公务员在面临退休的前夕“加大贪污力度”，或竟从大体清廉滑落到贪污受贿的深渊。这里不去探究其外在的社会因素，单就59、60这个“本命年”的心理失衡而言，恐怕是当事人没能揽好“人生定位”的缰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置身市场社会，面对富人群体，活到第五个“本命年”的人，容易把自己放到商品的秤盘上，去用酒气财色为砝码，衡一衡自己的“分量”，结果往往是觉得自己“亏大发了”，也就“顾不得许多”，捞取“最后一筐鱼”了！当然，在60岁这个“本命年”的“坎儿”上，也会有一些人心理上会冒出另一种病态，就是再难以适应新事物，沉溺于怀旧，要么愤世嫉俗，要么心灰意懒，这心理危机又转化为生理上的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不行了”，仿佛人生的幕布，也该就此落下。 要迈过上面所说的后三个“本命年”“坎儿”，除了以优秀文化陶冶自己，我以为，亲人朋友的相助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对而言，亲人对自己更大的作用是情感的支撑，而朋友对自己更大的作用则是心理的舒解。这里所说的朋友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等同于工作、生意、创作方面的合作者，更不包括酒肉朋友、麻将牌友，越是跟自己在具体利益上不相关联的朋友越珍贵。能倾听自己吐露焦虑，予以抚慰，已是挚友，倘还能作出分析，该批评处批评，该肯定处肯定，给予忠告，那就是诤友了。我以为，人生的第五个“本命年”基本上可以说 是心理危机的最后一道“坎儿”，这个“坎儿”度过去了，心理上一般就会越来越平静了。消除这“坎儿”上的心理危险，除了“自诊自治”，朋友的不弃非常要紧，越在这样的“讨厌”状态下，越需要朋友的关爱；相对的，我们也要对处在心理危险期的朋友，不待其提出，便主动予以关怀。生理保健靠自己，心理保健靠朋友，要迈过“本命年”的“坎儿”，这个道理是必须懂得的。 我的绿宝石 熏风吹进我的书房，挟来大田上淡淡的粪肥气息。选择京郊温榆河畔一处农村，设置我晚年的书房，意在躲避热闹，特别是虚热闹。在静静的乡野怀抱里，心灵时时浸润在清凉的憬悟中。 村旁有个苗圃，暖房由土坯砌成，钻进去，一股浓冽的沃土气味，里面的花木长得出奇的旺盛，跟城里那些豪华的花卉市场里的景象很不一样，有种简陋而自足的特殊韵味。我从 那苗圃请回了一大盆观叶植物，是蔓生类的喜林芋，已被培养成了高耸的图腾柱，30来片盾形的硕大叶片从中央攀附在柱体上的粗壮藤蔓朝四面八方怒放，妻来书房看我时，笑指着说：“你怎么总喜欢这种张牙舞爪的事物啊！” 张牙舞爪，却并不妨碍他人，应该正名为个性张扬。是的，我喜欢。这种喜林芋，最流行的品种是叶片有紫红色光泽，嫩叶叶鞘呈玫瑰色的，俗称红宝石。我请回的却是叶片浓绿，嫩叶鹅黄的，俗称绿宝石。在除了一墙图书、一台电脑、一套音响、一张床而外，就是一大盆绿宝石的书房里，听着比如说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把手中的《红楼梦》暂且搁下，凝望着那绿宝石的雄姿，想想往昔无悔与有悔的诸事，实在是宝贵的生命时段。 那天，我从城里绿叶居回到村里绿叶居（它又名为温榆斋），发现绿宝石上端藤蔓上，从叶腋生长出了两个形态优美的佛焰苞，啊，难道这种观叶植物也会以花娱人么？正好一位友人来电话，我便把这当作一桩喜事报告给他，没想到他说：“唉呀，那恐怕是不祥之兆吧，就像竹子要开花一样……”放下电话，我赶忙查书，一本专门介绍观叶植物的书上明确写着：“喜林芋一般不开花，如开花说明植株快死了。花由佛焰苞及白色的肉穗花序组成。”我去细看那绿宝石顶端的花，其中一朵已经微张，里面果然露出白色的肉穗。 我的绿宝石，它的生命经历过了青春与高xdx潮，现在正急速地往谷底滑去。想想自己，青春已逝，事业高xdx潮已远，年至花甲，精力大不如前。真是卿需怜我我怜卿，我觉得，应该为绿宝石格外地奉献些什么。虽然它已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还是应该像青春少年那样对待它！我精心地为它修剪，恰到好处地给它浇灌，本来打算以莫扎特的《安魂曲》为背景音乐给它拍照，后来却有意放送了《乡村骑士》间奏曲，在充满青春幻想的乐音里，我和绿宝石对望了很久。 又回城一周，又来到温榆斋，开门锁时，心情紧张，不知蓦地会看见怎样的一盆绿宝石。门开了，我愣住了。绿宝石不仅没有死，它的叶片朝四面八方更狂放地舒张，顶部则蹿出了三簇利剑般尚待展开的鹅黄嫩叶。花呢？仔细观望，呀，那两朵佛焰苞花头萎落在地板上，已经乌焦，拾起来察看，原来那朵已经微张的花苞又闭得紧紧的，把外皮剥开，里面的肉穗花序没有长足，而且软烂如泥。这不是童话，这是真事，我的绿宝石，它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仍然活泼地创造着新的局面。 早有医生指出，也有患者现身说法——有时候乐观的情绪比药物更能化解癌细胞；衰老虽是一种自然规律，但保持旺盛的生存欲望，使自己心理永葆朝气，就会获得二度青春；如果本是年轻的生命，那就更应该懂得：最低潮也就是最高xdx潮的开始，万不可任由“谢幕之花”滋生心头，一旦冒了出来，要当机立断地将其甩掉……我的绿宝石，你是在默默地宣叙这些真谛么？是呀，特别针对我，你在提醒：怎么能把“老了”的意念酿成一片酸涩的乌云，任它遮蔽自己的心灵呢？啊，绿宝石，感谢你！这回，咱俩要一起聆听《春之声》。 忠告自己 1、不可中止对美的追求，但：切忌追求完美！ 2、作家必须写作。任何一种鄙夷作家辛勤写作的论调，都是可鄙的。 3、如果写好了一部作品打算公诸于世，那么，不要被下列种种说法吓退：“现在发出一部作品就像朝河里扔了一颗豌豆，连个水花都溅不出来!”“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出得了好作 品的时代!”“现在再好的作品也会被淹没在平庸的浪潮中!”……其实，一个作品拿出的最好时机，便是你写好了它并且想把它公诸于世的那一刻。作品写完改妥了吗？不要犹豫：赶快与编辑部联系!更要懂得，持那些“不宜发表”论的人，其实他们多半也会忽然令人一惊地发出他们的大作。再有，千万千万要明白：即使你朝“河里”扔的只是“一颗豌豆”，即使“连个水花都溅不出来”，即使你根本没碰上“好时代”，发表出来的不是“好作品”，即使你的作品非常之好却“淹没在平庸的浪潮中”了，那你也用不着战战兢兢，或忧心忡忡，哪个天皇老子规定你非得往“河里”扔“西瓜”甚至“原子弹”了？又是哪个天皇老子限定你所发表的必须是“百年经典”了？又有哪个天皇老子能保证你那确为“杰作”的玩意儿不被“淹没”？你就兴致勃勃地写作，尽你所能把它写好，陆陆续续地投稿吧！作品发表出来，任人评说，也任人不评说吧！ 4、相信别人，主要不是相信自己遭劫难时别人会慨然相助，而是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落井下石。 5、千万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正义感；比如说当一个人在某事上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我的惯技是：尽量避开那不公正和他(或她)的不幸，并且努力调动出他(或她)此事以外的毛病，特别是性格缺陷，然后鼻子里哼出一声：“他(或她)那个人呀……”于是，似乎我既与不公正划清了界限，更凌驾于施予不公正者与遭遇不公正者双方之上，俨然一方神圣！——当然,能随时这样揭揭自己的这类“心灵惯技”，也好。 6、对相当数量的人和事，一定要能以一笑了之！但倘若对任何人与事都一笑了之，那便离堕落不远了! 7、最值得自己反复扪心自问的是：怎么不仅常常地“身不由己”，而且还时不时地“心不由己”呢？ 8、怀念那些旅途上充满友善的旅伴，但不必刻意地寻求与他们的邂逅。 9、凡有幽默感(不是故作“幽默状”)的人，都必有可亲近之处。 10、恭维话是些包装精美而内里发霉的礼品。接过，却不必拆开。 11、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从别人身上感觉出的俗气，是高雅的体现。 12、行动固然比言论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有时不行动既胜过言论也胜过行动。 13、保持对个别人有理由的恨，这与保持对许多人有理由的友爱一样，都是生命尊严的体现，切不可轻易改变。 14、拥有不能或不想在传媒上表达他们阅读兴致的读者越多，于我而言则越觉幸福。 15、鄙夷“时文”是一种心理疾患。能从未曾听说过的作者所发表的“时文”中获得乐 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 16、不接受任何标签，也不必弄清楚每一个贴标签者的用意。 17、不要羞于谈钱，除非是谈来路不正的钱或钱的不正来路。 18、把握现在，切忌把什么都推诿于“历史”。 19、事已如此：我写,故我在。 提个马扎随处坐 现在传媒上时兴刊登排行榜，从世界百富、企业百强，一直排到演艺圈、文学界，乃至各种消费品，热闹非常。排行，实际上也就是个座次问题；而座次，实际上也就是个身价问题。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排行、座次、身价非常重视、非常敏感。首先是津津乐道于排行，我就在地铁车厢里，听到两个小伙子高声争论究竟哪种牌子的跑车是世界第一，又曾在新开张的商厦咖啡馆里，听到两位妙龄女郎对两种欧洲专卖店所卖的名牌服装究竟哪种排序在前有所辩论。其实依我估计，他们起码暂时都还没有消费那些商品的经济能力。还没能 沾上边，已然如数家珍，时时“盘点”，倘能多少沾上点边，那份自豪感、优越感，就更飘飘然，难以收敛了。我认识一位时髦青年，他自称是从北京排名第一的中学毕业，上过全国排名第一的大学，虽然他打算到美国排名第二的大学留学的愿望暂未实现，但他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七的一家跨国公司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里当了白领，其工资收入在同类行业里排行第三。他上班只穿世界排名第四的名牌西服，下班只去世界排名第五的咖啡连锁店里，喝世界排名第六的现磨喷雾咖啡。回到住处，他只读《纽约时报》书评版连续20周以上列在排行榜里的某种图书（他总能搞到），只看美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10名内的vcd（对不起，没办法找到真品，是盗版），只听欧美流行音乐最新排行榜里的歌曲（他从电脑里下载）……他最新的一位女朋友，据说跟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媒大王的那位华裔妻子相貌有些接近，爱读中国文坛最新排出的50强中头三位的小说，只是自身的学历、职业、家庭背景等方面似乎还找不出列在前10名内的因素，所以他们的关系究竟能延续多久，还很难说。这位时髦青年活得很累，光是那回为买由世界排名第三的乐队演奏的音乐会的前排座位票子，没能买到，人家劝他买顶楼侧面的边座，说是能省几倍的钱，而耳朵一样可以获得享受，他就气得满脸溅朱，后来想到毕竟那家演出场所在北京排名第一，才忍住没跟票房吵起来。 这位时髦青年之所以跟我来往，除了别的因素，我也曾有过座次，是他最感兴趣的所在。但有时我对他的过分重视座次发出微词，他便发起“自卫反击”。有一回竟刻薄地说：“您因为现在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排行榜之外了，所以才这么故作潇洒状！对了，也不是完全不在排行榜里，准确地说，是但凡肯定性、揄扬性的排行榜里，您都名落孙山，而某些负面性、揶揄性的排行榜里，您倒大名在焉，怪不得您对排行榜如此排拒！”他说时表情夸张，逗得我大笑起来。 座次、排名、张榜，就全社会而言，是难免之事。现在的社会正朝多元化演进，人们可以活跃其中的空间，不止一种，就文学而言，封了级别的专业作家可以出书，根本没加入作家协会的人也可以出书，而且往往是，封了级别享受待遇的人因为写不出反而没出书，什么头衔待遇也没有的人因为特能写而且受欢迎猛出书；原来作品只有通过纸制印刷一条途径面世，那得通过三级审查才行，现在谁都可以把作品甩到互联网上，出现了网络文学这么一个崭新的品种；官方有官方的文学秩序、文学座次、文学奖榜，民间却又有民间的文学市场、 文学园地、文学排名，而且民间又分成很多种，传媒是一种，俗众口碑又是一种。这些林林总总的座次、排名、张榜，构成了流动的、发展的文学景观，热闹非凡，刺激着文学消费，带动着文学生产，有其可喜之处。但就写作者个人而言，我以为，应该把座次、排名、上榜、得奖、喝彩，包括喝倒彩、入倒数之榜、挨嘘、遭雪藏等等事情，都看得淡些，因为归根结底，你之所以写，是你的心要诉说，既能从心中汩汩流出，就已获得了快乐，敝帚自珍，自得其乐，事情到此为止，亦可无悔。当然，凡从心里自然流淌而出的东西，因为人性相通，就总会在茫茫人海里遇到知己，知己一时多起来，形成轰动，于是有人请你入上座，给你名列前茅，张榜揄扬，这是很大的快乐，但也万万要懂得，座次、排名、上榜，多半是瞬间繁华，究竟时间老人、历史女神到头来给你个什么定位，那就很难说了。有人说得很刻薄，却醍醐灌顶催人清醒：“不要以为你划时代了，其实时代已将你划掉！”另一种情况是，知己寥寥，备极冷清，无座靠边站，排名无份，榜外向隅，但在那一隅能与三两知己心灵相濡，这人生、这文字，不也如凡花小草，自有其尊严、价值，又何必艳羡那熙熙攘攘之处？当然，有时会遇到喝倒彩的情况，那首先应该懂得，倒彩是一种反响，你没有响动，何来倒彩？倒彩能使你反省、修正、调整、提升，当然，如果是既有正彩也有倒彩，正面榜反面榜都予以收录，那就说明，你是取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请再努力吧！ 我和那位时髦青年，渐渐多了些共同语言。我告诉他，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最快乐的境界，是不必到任何“场子”里头去争座位，不必担忧人家会把自己排在什么名次，尤其不必为和任何排行榜都不搭界而焦虑。上面举了文学为例，其实人生中的任何领域里，能“前排就座”、列入“百强”“十佳”、常能榜上题名的情况，都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成功宴席”，而且，往往最终入席者，倒并非苦心孤诣的营求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个规律。青年人问我：难道不要进取心了吗？难道人生就该一直靠边站着不能舒舒服服地坐下吗？我回答说，当然要有进取之心。但进取什么？进取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进取一种温饱无虞的生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属于必要之事，但更重要的呢，则是进取一种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友、朴实清爽的生活境界。我说我努力多年，还不敢说已经进取到了这种境界，可是邻居老裴，他只是个普通的保管员，论座次、排名、上榜，一无所有，但他下班以后，总提着个小马扎——就是没有靠背的可以折叠的简易小凳——自得其乐地消费他的生命。公园里长椅设置不够，绿地里坐凳也常常客满，他就绝无与情侣闲人争座位的焦虑，走到哪儿，树荫下，湖水畔，想坐，就支开马扎，悠哉游哉。今年春节，他回老家，只买到没有座号的硬座车票，可是他提个小马扎，在车厢门洞里一坐，哼着歌，十几个小时很怡然地度过了，丝毫没有去想什么人在软席包厢或者大飞机里头。他老家没有直系亲属了，去看望的，是他捐助的两个希望小学的娃娃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也不求传媒报他的善行，而且论他所作的这点事就是排名也排不到最前列，没有太多的生动情节和刺激性因素。我几次想以他的事情为素材构成一篇小说，却挖掘不出惊心动魄的细节，他就是那么个提个马扎随处坐的生命，但是，他像一道光，比任何排行榜上的英雄杰俊，都更能照亮我的内心。我在自己内心深处，看到了虽然有所蜷缩却并未消弭的焦虑：为什么那些坐席没请我去就座？为什么这回排名把我遗漏？为什么那些张榜者将我剔除？我什么时候才能像老裴那样，真正有一个平静恬淡，只把给予他人当作快乐的灵魂？ 那天傍晚，青年朋友跟我一起下楼，远远地，看到老裴坐在他的小马扎上，那是绿地边上，一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师傅正在给一个车轱辘“拿聋”（将其恢复正圆），老裴似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闲篇，以使那修理的过程，不那么枯燥乏味。我指给年轻的朋友看，他偏头看了一会儿，点头说：“唔，真该画成一幅画！提个马扎随处坐——这幅画如果拿到威尼斯双年展去，排名肯定在前六位之内！”我忍不住嘴角打弯。 春草明年绿 “如果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就在去星巴克咖啡厅的路上。”这是阿铿教给我的一句形容白领一族的话。但是这天阿铿说他现在的状态是“肯定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可能正在路过星巴克咖啡厅的人行道上”。 阿铿是所谓“80年代后”的一员，他本以为大学本科毕业后，能顺利进入京都白领一族，喝星巴克咖啡，吃新款比萨饼，贷款购小户型，开血红qq车，用宜家家具，书架上摆几本 ——今年应该是耶利内克的小说……但是，我也看到了传媒上的消息——是好消息：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去年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不过仍有约百分之二十几的“80年代后”学士不能马上获得他们期望的职位，阿铿即其中一位。 阿铿也曾动考研的念头。据他说，考研更有利于女生，导师大多爱红妆——我不大相信他这一判断，但女生考起试来势若破竹——这个判断我颇认同。一位以极大分数优势取得读博资格的女生就自己笑着对我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女博士生。”想想这话，既忍俊不住，又不寒而栗。 阿铿放弃了考研，去秀水街的美国领事馆外头看了看那阵势，探了探深浅，也放弃了留学。 阿铿来找我，不是为了求职——他知道我无职无权无关系网，只不过来散散闷。他说知道过去有“愤青”，而他现在只是郁闷，他们“80年代后”多属“闷青”。阿铿坦言他面临两种解闷的东西，一种是摇头丸，一种是心灵鸡汤。他当然是拒丸就汤，但交替着喝了洋人和本土作家烹制的若干心灵鸡汤后，他现在见汤生腻。他问我，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供“闷青”们破闷？ 我沉吟良久，心生惭愧。我虽然没有刻意地去炖熬什么心灵鸡汤，但写出的一些文字，也往往只停留在助人化解焦虑、求得心理平衡的层面上。确实应该超越所谓心灵鸡汤，哪怕用最拙朴的话语，来和我们共和国的“80年代后”的青春群体，一起冲决那份郁闷了！ 我对阿铿说，我的想法是，设法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好的职业位置，谋求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这仍然应该是你们这百分之二十几的待业群体的近期目标；拒绝摇头丸为象征的邪恶诱惑，喝心灵鸡汤滋润胸臆，应该是你们永久坚持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已经进入白领阶层的，还是像你这样“晚白”一步的青春生命，在构筑自己的小康人生的时候，都不应该放弃社会关怀，说穿了，只有整个社会不断地朝良性的方向调整，这社会中的成员才有良性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可能。社会关怀最能破一己“郁闷”，建立这种关怀不是喝鸡汤所能奏效的，要给予自己的生命更强有力的驱动。 阿铿告诉我，他目前屈就了一份灰领工作，而且“灰得发蓝”，吃一碗马兰拉面就算“打牙祭”。我并不劝他就此“灰蓝”下去，这于他显然屈才。但我建议他不要放过接触“灰蓝”的机会，无妨就此积累些社会阅历，甚至着手搞一点社会调查。过去的“愤青”那社会关怀往往会滋生出非理性的过激言行，他们“80年代后”则应告别过激，以理性为前导，从小处着手，浸润性地去优化社会环境。我想起了前些时一位艺术家的尝试：邀来许多农民工，与他们同时脱去外衣，链环般牵站在一起，构成一次行为艺术。这件事很小，颇有争议， 但经传媒报道，于受众心灵而言，却仿佛墨水滴在宣纸上，有着难以言传的、浸润性的启迪效果。我以为，像这类力所能及的体现社会关怀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一点。这比炖熬呷饮心灵鸡汤意义大多了。 阿铿跟我告别时说，起码他现在不郁闷了。他说没时间，也没必要老来访我，但明年春天无论他是个什么状况，他会再来跟我交流。 明年春草绿，我心多期盼！ 意识到我是自己 ——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 唱一首自己的歌 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编了一本杂志，虽是“手抄本、非卖品”，却有封面，有扉页，有目录，有插图，而且在封底还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郑重声明”；在扉页上，用很粗的字体，写明主编是我。这说明，到了上中学的阶段，有的少男少女便开始萌发了自我创造的激情。当小学生时，觉得跟着老师唱歌，能唱得令老师表扬，就非常得意了；当了中学生，虽然也还跟着老师唱，老师夸奖固然也高兴，却不满足了，有时候，就试图自己来哼唱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歌。回想当年，我为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勇敢地朝自己喜欢的方 向去展示自己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而自豪、而欣慰。我今天能成为一个作家，跟中学时代就尝试写诗写小说、编刊物画插图、“唱一首自己的歌”大有关系。 在保留至今的一册初中时的自编杂志上，我读到那时在杂志的“简讯”栏里，关于我语文课上作文成绩总提不高的“本刊讯”，那反映出，一方面我豪情万丈，觉得自己俨然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了，一方面，我的语文基本功其实还并不过关。还拿唱歌打比方，想哼唱一首自己独创的歌，这个想法并不错，但是，如果不能扎扎实实地跟着老师学五线谱，学乐理，把五音唱全，把调式唱准，把老师所教的那些歌唱好，并且深入理解了那些歌曲的内涵，对其旋律情调获得了审美愉悦，那么，自己所哼唱的，只能是荒腔野调，也无法将其用五线谱或简谱记录下来。中学时代，毕竟是打基础的阶段，主要精力还应该用在跟老师练基本功上。我那时对语文老师在作文基本功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很重视，在课堂作文实践上很努力，我想，这恐怕是我今天能靠写作在社会上立足的更关键的一个因素。 把这样一点经验奉献给今天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唱好课内的歌，再大胆尝试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 把嘴张圆 很早就看到过挪威画家蒙克(munch)的名画《thescream》的复制品，这画的题目有译为《呐喊》的，有译为《嚎叫》或《哭泣》的。虽然那外文确实包含着“尖叫”、“嚎哭”等复合含义，但作为一个中国观画者，我的意识里，“呐喊”与“哭泣”却是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我对这画最初的印象，是画上那人张圆的嘴。因为他拼命地宣泄，所以那嘴其实已非正圆，而是扯成了一个似乎就要破裂的竖长歪扭的深洞。前几年我有机会到挪威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里，仔细观赏了这幅画的原作。我久久地站立在这幅名画前，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 撼。蒙克出生于1863年，逝于1944年，是欧洲美术史上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幅画便是表现主义最著名的一座纪念碑。我不是美术史研究者，不具有专业性的鉴赏眼光，我只能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来与这幅画所提供的视觉冲击力，达到我个人所独有的灵魂悸动。在我看来，画上那个用双手捧着倒葫芦形瘦脸的人，他究竟是在愤怒地呐喊，还是在悲怆地哭嚎，抑或是在狂放地尖叫，实在都并不重要。我只是被他那拼命张圆的嘴所刺激，而且是强刺激。倘若我能命名这幅，那我一定把它称做《张圆的嘴》！ 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几乎不曾将自己的嘴如此这般地奋力张圆。常提醒自己，应当温柔敦厚，以含蓄蕴藉为美；一定要保持高度理智，控制住情感，压抑住冲动；人前多微笑，自处宜隐忍；即使无惧于“祸从口出”，也还是要尽量地“张口不露齿”……蒙克的这幅“张圆的嘴”所体现的生命力爆发，其文化内蕴离我所受的熏陶训导实在太远。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里，也曾询问过陪我参观的挪威汉学家——他对蒙克的了解当然足以给我解疑——“蒙克这画，是不是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这呐喊或嚎哭者是否在发出革命的呼号？”他说，蒙克的从艺过程算不上坎坷，成名早，寿数高。虽然他在世的80年里有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许多地方——比如中国——可谓多灾多难，但他的祖国挪威远不是那一阶段世上的多舛之地，他个人更并非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介入者，因此，对这幅画固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革命者将其理解为对革命的呼唤也是一种理解角度。然而平心而论，蒙克艺术创作中所关注的并不是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这幅作于1893年的画，那张圆的嘴，所表达的应主要是生命本体因困惑与艰辛所爆发出的大宣泄。听过挪威朋友的解说，我暗想，自己的生命本体也常陷于极度的困惑与憋闷，却不曾如此恣意地把嘴张圆。它所承载的文化，与把我养成的文化之间，那衔接与融通的可能有多大？从那相通的管道上，我能获得多少营养？ 我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购得一本大画册，封面上便是这幅画。回到中国我常常细赏这幅画，我注意到，画上的把嘴张圆者，是站在一座桥上，面朝观画者。因他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声响，桥下的河水仿佛都被感染得竖立了起来。然而，在画的左侧，蒙克有意画出了两个在桥上散步的男人的背影，意态却似乎十分地悠闲，竟对画上拼力将嘴张圆者不闻不问。我以为这是意味深长的。或者是那张圆的嘴里所发出的狂喊，虽天地同应，其音频却已超出了人耳所能直接感受的范畴？个体生命的处境与歌哭，与他人的生命轨迹、心理应答，时常 会如此地两不相干么？要么，蒙克是想以此昭示我们，不要依赖他人的声援、祈盼他人的怜悯，我们应冲决艰难险阻，历经痛苦磨炼，奋力张圆灵魂的嘴巴，在追求真、善、美的狂放宣泄中，得到救赎与升华。 神圣的沉静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 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呕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罗嗦，具有点穴的效果。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秘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楸树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楸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楸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楸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楸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啊！”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蔼然地告诉我们：“牵 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儿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楸树花。很好看，不是吗？” 隆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楸树，也不知捐躯何处。我对那株楸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由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耳”，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儿、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坝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楸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楸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 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么……”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活。”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此点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酽酽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得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楸树花 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 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忆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楸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忆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啊！楸树花楸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美丽的藩篱 1954年春天，我12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南边参加义务劳动，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所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贯。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高兴，生怕落后。 且说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定的集中点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来这地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抢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那儿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们，去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妈妈当时年过半百，相当胖，干起搬运杂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脸涨得通红，可是浑身溢出春风，仿佛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从重庆迁到北京以后，眼见着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刹海、翻修下水道、增敷自来水设施、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公共汽电车线路……爸爸妈妈提起来总是赞不绝口，现在能亲自参加提高首都生活品质的工作，妈妈那种心甘情愿的劲头，自然体现在每一个动作里。 我望见了妈妈，而且，妈妈一定也望见了我，我除了没有大声地呼唤她，整个儿的表情身姿都在拼命地朝她显示：嘿！我在这儿啦！可是，令我非常失望并且惊诧的是，妈妈眼光从我身上掠过时，却仿佛是看到一个她并不认识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脸上分明有着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个参加义务劳动的少先队员时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看到她最心疼的幺娃儿的特殊笑容！我几次试图接近她，并且频频以夸张的肢体语言以期引起她的关注，然而她却依然不给我哪怕只是表情上的一个小小的特殊回报！惶急中，我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磕破了腿，我恨恨地望着那边的妈妈，心想难道你还不来管我吗？可是，她却直起腰来，耐心地跟一位去问她什么事的老大爷解释起来……班主任老师赶过来，扶起我，并且忙带我去找卫生站清洗伤口、涂红药水。 当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义务劳动的工地上不格外地关照我。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厨房里烧我最爱吃的豆瓣鲫鱼……晚饭前，她仔细查看了我腿上磕破的地方，说不要紧的，又嘱咐我先洗个脸再吃饭，晚上要洗个澡……晚上洗了澡，我忙着赶作业，也就没有问妈妈，为什么在那工地上，她对我视而不见。 这事我始终没有追问她。其实越到后来，越用不着问。这类的事后来经常出现，都很细 小，形态不一，含蓄微妙，然而如雪花飘落积累，使我的认知越来越澄澈清明，那就是妈妈一再地在我生命的活动空间中，设置出无形的藩篱，使我懂得，藩篱的一边是我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区域中，我尽可享用亲情，悠游自在，甚或无妨偶尔撒娇使性；而藩篱的另一边，是公众社会以及他人所在，我要从小懂得，在公众社会中不可仗恃或依赖亲情温恤，并且他人一般来说不可能，也无义务给我以“幺娃儿”式的宠溺优待，我必得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应尽早习惯于在公众社会中奉献，学会与他人耐心磨合，艰辛劳作，独立生活！ 当然，爸爸和妈妈是同样的态度，但他总是很忙，我17岁离家独立生活以前，给我以深重影响的是妈妈。她为我设置的藩篱，是无形而美丽的。这是她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我的人生已过中途，回顾往事，我有过许多的错失，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失误，然而，托庇于妈妈给我的教养，我从来没有犯过公私不分，或人我不分的错误，并且，我总是能像她那样，把自家藩篱内的东西贡献给藩篱外的社会和他人时，只觉得欢愉，而视任何将藩篱外的公家或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为奇耻大辱。1988年，电脑在中国还是相当珍奇的东西，一位大款朋友送了我一台电脑以助我写作，我毫不犹豫地将那电脑给了当时我任职的单位。恰在那一年，妈妈不幸在成都仙逝，我在流泪祭奠妈妈时，心中告慰她说：您为我设置的人生藩篱，我要再传给您的孙子，那将是常青的藩篱！ 漱口音与雨丝影 20年前，儿子上高小的时候，有一回忽然问我：“什么叫怀旧？”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家里常来些跟我一样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士，嘴里时会呐出这两个字眼，听得他好奇，故有此一问。当时我试着回答了两遍，可他眼睛里还满是疑惑，于是我叹口气说：“等你长大了，自然明白。” 弹指间儿子已经年逾30，娶妻另过。那天他们小两口来家，儿子一进门就兴奋地说：“ 爸，我买着好盘啦！有张是给你买的呢。”我说：“那些个高科技合成的美国神怪大片我可不爱。”他说：“知道。我这回买的是怀旧片。”先拿出为他们自己买的，是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未及观盘，就随口跟儿媳对出了其中某些台词，甚至还哼起了片头音乐来。我就说：“其实，在世界电影史上，这根本是入不了谱的东西。”儿子就拿出给我买的盘来，未递入我手，笑道：“这个难道就入谱吗？但是您一定喜欢！”我接过一看，天，是久违了半个世纪的《美丽的华喜丽莎》，前苏联拍的一部根据流传久远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拍摄的童话片，我上小学时译制过来的，风靡一时，片名又叫做《三头凶龙》，影片最后是勇士与喷火的有三个脖颈三颗头颅的凶猛恶龙展开搏斗，那场面曾久久萦回在我童年的梦境里，令我恐怖，也激发着我的想像力。 那天饭后，小两口陪我看《美丽的华喜丽莎》，边看边讥笑：“多幼稚呀！”“瞧这特技，好笨啊！”妻忙些别的事，没有完整地坐下来看，但有时会走过来问我：“青蛙变公主了吗？”电影里的华喜丽莎是被巫婆施魔法变成青蛙的，在被搭救前，她只能在夜里变回人样。妻和我是同代人，自然都经受过这部电影的洗礼，其中一些场面于我们来说，虽沉淀在了记忆水潭深处，却是一经搅动，便会极其生动地悬浮到最上面，如莲花开放般鲜艳。 那光盘根据旧电影拷贝制作，配音对话里，有的角色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因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那时候除了一些主要的配音演员，有的配音者还发不准普通话的音。小两口觉得滑稽，我却觉得恰恰是那个味儿的配音，才能勾出我酽酽的童年回忆。拷贝年代太久，对话有时会出现漱口音，画面上有雨丝般的划痕掠过。然而我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小两口看了半部《瓦尔特》，声音画面虽然好许多，但色彩显然褪去不少，整体是变成了褐调子，跟他们当年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效果完全不能相比，但他们却看着眼前这场戏，就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下一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画面呈现、人物登场。 于是悟出，文化史，包括文学史、电影史、戏剧史、美术史、音乐史……高标准，严要求，淘汰第一，取留持重，势在必然，令人敬畏，然而那多半只是学术界和高等学府里的殿堂供奉；而俗人的审美体验，尤其在过了青春期后，多半并不理会“史的定论”，虽然会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却往往更多地固执于生命时空里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与感动，时过境迁，乃至沧桑巨变，筛掉许多，也还会珍藏若干私下里最喜欢的，终生不放弃。所谓怀旧，也就是反刍这些可能早被史家剔除，更与下几代隔膜，却能与同代人交流感想，更包含最隐秘的个人缘由的人与事、景与物，包括现在重温时会有漱口音与雨丝影的老片子。 除了以永恒性、普适性为前提的高标准猛筛汰的文化史，我们还需要追踪一代人、一茬人的文化感受史，还应当提倡那样一种文本，就是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来回顾自己的阅读欣赏史，喜欢过什么、排拒过什么、为什么感动、为什么厌恶、为什么疑惑、为什么憬悟。也许，在后两种文本里，我们能获取到更多的，解读一代人、一茬人和一个人在当下会有如此言行取向及其表达方式的文化遗传基因。 突发绮想 那天，阿梅跟我说她要到卢旺达去，那是阿梅本科即将毕业前夕。她说得很认真。我问她怎么突发此奇想？她说因为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卢旺达的教育状况极其糟糕，那里的小学校破烂不堪，常常是正在上课，忽然一阵风就把屋顶掀起裹走了，学生们甚至连课桌都没有，挤坐在长条凳上，在膝盖上写字，更糟糕的是那里缺少教员，每月的工资才50美元……她说镜头里那些非洲孩子个个都有一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那些眼睛装进她的心里以后，总也淡不下去，没日没夜地眨动在她的心窝，因此她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教那些孩子。 她已经开始在打听去那里教孩子英语的可行途径。我跟她说，中国贫困地区也有许多孩子期待着能关爱他们的教师，电视里有更多表现嘛，甚至其中一位“大眼睛”女孩的形象已经传到海外，对她的追踪性报导不少，你怎么心里头总揣着些非洲孩子的眼睛，却忽略了自己国家那些贫困地区孩子的眼睛呢？再说，卢旺达当地的语言你会吗？你怎么教那些孩子呢……她对我施予的批评非常吃惊，说我所提醒她的这些她都没有想到过，她对自己的辩护非常简单：我的这个想法是美丽的！ 阿梅突发奇想，乍听我很不以为然，她走后我细思，却不禁感叹：确实，她的想法是美丽的。应该把“突发奇想”改写成“突发绮想”才对。人的一生中，尤其青春期里，如果从未有过这种突发绮想的情况，不说是不正常吧，至少是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以及我以上的几茬兄姊的青年时期，处在远比现在单纯的社会心理场里，仅仅因为看了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舞台演出，乃至一篇短文、一张新闻照片、一幅宣传画、一句座右铭，就突发宏愿，把自己的一生，绾定于一个职业、一种取向、一种模式，例子真是不少。我的一位姊辈，就是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又译作《桃李满天下》），那里面的女主角瓦尔瓦拉由当年苏联最红的女星玛列茨卡亚饰演，为这一角色配音的是当年影迷都熟悉的舒绣文。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不止我那姊辈一位，心窝里嵌进了瓦尔瓦拉那双大眼睛就再也摆脱不掉，也不想摆脱，出得电影院就立誓要当一名人民教师，没多久她报考大学，所有志愿填写的都是师范类，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大学。在大学里参加了合唱团，业余经常演出，那时候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团体的合唱队奇缺女低音，她恰是女低音，被看上了，先是借她去演出，后来就要正式调她去，同学们都很羡慕，她表示可以借调一时，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当教师。在那演出团体里她表现非常出色，几次随团到苏联、东欧、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演出，人们都觉得她已经完全适应合唱队队员这一人生角色了。但有一天她到电影院去看了复映的《乡村女教师》，心血复又来热潮，她找到团领导，提出如今已不难从音乐学院分配来女低音，自己应该回到师范大学补完学业，去实现当一名乡村女教师的人生追求。她后来果然回到大学补上文凭，主动争取到一个边远省份的教师岗位。谁想去那里不久就遭逢了“文革”，教师的绮梦被粗暴地撕裂得粉碎。我与这位姊辈邂逅在10年前，她已经退休回到北京定居。回首往事，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因为一部电影就心血来潮，蘧定终身，是否……她安祥地微笑着，真诚地告诉我，她无怨无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她在讲台上、在粉笔灰里，深深地感受到壮志已酬的幸福与快乐。她反过来问我：对人生的设计，完全是在冷静甚至超冷静的精确计算里完成，那就一定好吗？人的心灵之血，完全无潮，难道是好的状态吗？人能被艺术、被纪实信息、被偶然遭遇到的人与事，乃至一个小小的细节所感动，突发奇想，陡立宏愿，难道不是生命最美丽的时刻吗？这美丽的光芒如果能覆盖一生，那不就是幸福吗？ 时代刷新得令人如迁新居，生活变幻得令人如坐过山车，陌生感晕眩感里有甜蜜惊喜也有失态恐慌，谁能再用单纯的表达、简单的道理来感动、感服别人？阿梅毕竟成长于新的时空，她毕业后没有去卢旺达，也没有去祖国边地，没有当教师，而是进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当了白领，因为美声唱法的歌唱爱好，我把她和那位姊辈牵合一起，她们已成忘年交，我有时也会跟她们一起喝英式下午茶，随意闲聊。阿梅在许多问题上，跟我们两位长辈见解大异，但我们很少争论，而是相互倾听。把我们两辈人绾在一起的心绦，不是别的，就是 关于心血来潮、突发绮想的共识。昨天我们品茶谈心，提及非典突然袭来后，有不少年轻人看了电视里的某些镜头，便发愿要学医，要当敢于冲到最前沿的医生和护士，心血起狂潮，突发绮丽想，尽管到头来真正能履现这一宏愿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但所有心灵里有过感动、发过誓愿的生命，都会因此而更加美丽。我们珍惜在自己生命历程里出现过的所有感动、所有绮想，并且也希望社会能珍惜每一个成员生命里哪怕是只闪耀过一刻、后来并没有一一兑现的那些因感动而突发的善念绮想。也许，正是这些美丽的闪光，使人类的良知聚合为了永不熄灭之火。 万事开头易 那一年我14岁，忽然想当作家，怎么个当法呢？给文学类刊物以及报纸副刊投稿呗！我把家里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的凉水瓶推开，铺开了稿纸，写起了小说。我把少先队到香山过队日，发生过的一桩真事加以变化，写当队旗不慎掉到山崖上的松树上时，几个队员的不同表现。一连三天，在做完功课后写它，竟很顺利地写成了。于是装进信封，在右上角写明“邮资总付”，第四天上学的路上，投给了《少年文艺》杂志。这篇小说虽然被退稿，却使我尝到了“开头”的乐趣。把自己的心愿付诸实践，实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艰难。 那一年我17岁，忽然想当话剧导演，怎么个当法呢？去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呗！我大摇大摆地去了，从数百考生中，居然闯进了仅剩10来个人的最后一轮复试，毫不脸红地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演了一个小品。尽管到头来还是被刷了下来，至今并不后悔，毕竟我想做就去做，勇于“开头”。 那一年我19岁，被分配到北京13中（原辅仁中学）那样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去任教，而且一去就教初二。初二的学生一般是15岁，听说我只比他们大四岁，一些亲友同仁都为我捏把汗，怎么压得住阵脚啊！可是我拿脚一迈，也就迈进了教室的门槛，第一堂课居然平平安安地支撑到下课铃响，开头还是并不难。 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万事开头易。至少是，万事开头并不一定都像人们告诫你的那么艰难，关键是你要勇于实践。后来我遇见过不少的人，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向往，也往往具备实现那个心愿的至少是部分的条件，机遇就在他们眼前，障碍也很有限，可是他们总觉得万事开头难，犹犹豫豫，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其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述而不作。他们徒白了少年头，一生总是任由外在的波流挟载而行，甚至到了老年，离退休了，一些积淀多年的欲望上扬起来，比如想弹钢琴、欲粉墨登场、想写小说、欲割双眼皮美容……实现这些欲望的钱也有了，闲也有了，可是，还是开不了头，“这么大年纪学弹琴，不让人笑话吗？”、“七老八十，装扮出来自己照镜子不也得吓一大跳？”、“小说是那么好写的吗？也没经过正规训练！”、“满头白发跨进美容院？纵有那个心，哪来那个胆！”……所剩不多的时日在分分秒秒地消逝，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可就是“开不了那个头”——其实，只要冲决心理上那些多余的堤防，开头有什么难？你只要去做就是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应确立万事开头易的信念。要知道，“万事开头难”的“老人言”，多半只适用于对已然有所发端的事情的回忆，是一种“后怕”式的自我肯定与“给历史定位”的欣喜之言。 实在也并不是想否认凡做事都有难为的一面。开头当然有开头那特定的难为之处。不过，经的事多了，对比之下，就觉得同开过头之后的持续发展中的难处相比较，伸脚迈出第一步，还是容易一些。 改革开放的开头难不难？其实，很多打头阵的人，那时就是凭着一股正义之勇，并没想得那么四角周全，便实践上了。后来遇到种种复杂情况，要坚持下去，实在是更其艰难。 打头搞乡镇企业的、打头搞民间跨国以货换货的、打头搞高科技股分公司的、打头炒股的……一直到打头在文学上写朦胧诗、在小说中引进意识流手法和文本颠覆、打头搞行为艺术和拍摄能在西方a级电影节夺魁的影片、打头使用气声唱法演唱流行歌曲和搞摇滚的……回想起来，那“开头一脚”甚至是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踢出去的。最难的是什么？是往下健康发展，是不畸变、不失足、不沉沦、不被湮灭、不被遗忘、不落伍、不停步，并直到如今还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实力。这就是说，即使开头确实也难，但从战略上把开头想得容易一些，建立一种“开头容易持续艰难”的心理定势，对年轻人来说，有利于心性的成熟；对于成年人来说，有利于在环境的变化中加强自我调适的能力。要时时提醒自己：考取易，学成难；出道易，保旺难；轰动易，常在难；断裂易，建树难；起跑易，夺锦难；转轨易，运行难…… 但我说万事开头易的初衷，倒还不是为了提倡一种逆向思维。2000年是一条新的起跑线，人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开头的局面，我自然不例外。有很熟的人在我耳边念叨这新世纪之新，总而言之，以往的那些经验都不顶事了，仅就文学而言，让他那么一形容，缺乏自信心的人真要吓个半死，尤其是我，无论在年龄、体力、记忆力等方面，都失却了优势，听他那个危言，真是别写了，干脆抱惭跳楼算了！可是我不听他那一套，我心中既然还跃动着饱满的写作欲望，而且也确实还有许多积累下的素材没有写尽，更何况我新的生命体验还在爆出灵感的火花，那么，我就要兴致勃勃地重打鼓、另开张，写将起来——现在我不是拿笔在稿纸上写，是用键盘往电脑里敲，形式不同而心态依旧：万事开头易，不易也当做易。总之要行动，要实践，要述而有作，甚至可以不述而作，作，作，作，只问耕耘，暂忘收获。 当然，一条自设的鞭子在身后叱策——坚守认定的理念、选定的站位、清白的人格，保持创新的锐气和勇进的激情！在这自己生命不可能再将其跨越的新世纪里，除了分秒必争、知难而进，还能指望什么 其中两间都成了书房。到她漂洋过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飘云过海，现在都是坐飞机不乘海轮——去留学时，家里就到处堆满了书。现在回到家里，连原来她住的那间屋里也全是书，她更感觉是进入了一座图书馆。她对母亲说，父亲仙去，您退休多年，为什么不处理掉多余的书报杂志呢？母亲说已经分几批赠给了郊区学校，现在你看到的，哪本也不是多余的了。 蓉娜去翻动父亲的书架，有的书其实很多年都没使用过了，上面有陈年老灰。母亲的藏书也有这种陈灰。她问，为什么不雇小时工来清理清理？母亲说请过的，也很愿出力，但从书里抖落出纸片，见发黄薄脆，立刻扔掉，你父亲从垃圾袋里拣回来，已经无法补救——母亲说出那纸片文字的落款，一个文化史上永远留芳的名字。她说，你们多嘱咐，让小时工处理任何东西前都问一声，不就行了吗？母亲举出更多例子，防不胜防，如用吸尘器吸坏了线装书、用湿抹布擦脏了大画册……她又与母亲对视。母亲看穿她要问“那陈灰下的东西都留 着给谁”，她看穿母亲想说“除却陈灰是金子，都留着等你接收”。母亲叹了口气，仿佛也在替父亲叹，叹的是她虽有了一个那样的可融入西方社会的前程，却很难再接续那些被陈灰覆盖的本土文化遗产。她也叹了口气。她意识到自己心有余力不足，她所供职的跨国公司可以给她带来很不错的物质生活，还有西方一般水平的文化享受，特别是旅游文化的乐趣，但是要想不仅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接收父母欲她接续的那份本土文化却很难——尽管双亲收藏的书籍里也有不少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和一些西文原版书，但就连那书上的陈灰也仿佛在告诉她，那到头来还是中国本土的、在广泛吸纳中发展着的、需要下一代去承传的文化。 蓉娜回那边去了。她没有告诉母亲，也不想告诉任何其他人，她用小首饰盒装去了一些父母藏书上的陈灰。哪一天，谁，会来非常小心而且不出纰漏地扫除那些陈灰，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继承下北京家里的那一份文化遗产？那天她选定了分期付款的单栋小楼，家具都还没有运到，她将那只小盒郑重地搁到壁炉上，望着那只小盒，透过泪水，对面仿佛有父母的眼光射过来。 花车 秦师傅开出租车，不是开那种满街转悠着找活儿的出租车，他开的是要事先预订的车，车型很好，是美国卡迪拉克牌，加长的，车壳有一部分用真正樱桃木镶嵌，车里还带小冰箱、小电视，只不过，这车不算很新，这样也好，租用它的费用按小时算不是贵得让人听而生畏，一般的老百姓偶尔也租得起——当然啦，租它是用于特殊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五的租用者是新婚夫妇。 我管秦师傅的这辆车，叫做花车。它出动时，一般总会披红绸、缀鲜花，是的，它那车头、车顶，还有车里面所点缀的花，不是假花，而是真花，以艳红的玫瑰为主，也会搭配些别的花卉，色香俱全、喜气喷溢。秦师傅开花车时总是西服革履，胡子剃得光光的，扎着条纹鲜明的领带，特别是他那一脸真诚的微笑，简直是把暖心的花，栽进你心里去了。 秦师傅已经48岁，儿子上大学了，他总是说：“我最适合开这花车，夫妻和美，四老康健，儿子有出息，坐我这车，包你幸福快乐！”客户一传十、十传百，打电话到公司订车的，有的竟这么说：“不是秦师傅开，你们把那卡迪拉克送给我们也不稀罕！” 我问秦师傅：“开花车，有些什么故事？给我讲讲！”他说：“‘故事’这两个字你以后再别跟我耳边提——把这两个字反过来，是什么？我们司机最忌讳！”又说：“其实，开了两年多了，坐花车的新人我瞅着都差不多，小伙子都帅，新娘子都美，接亲送亲的都乐乐呵呵，合不拢嘴……没什么稀奇的情节。依我说，这就好，干什么非得有什么……”他笑了，把“故事”两个字，吞进了肚子里。 前天，我又看见秦师傅开的卡迪拉克在街上驶过。那车上虽然装饰得有喜字，但还是缀饰的鲜花最抢眼，我还是坚持不把它称做喜车而唤做花车。一对男女恋爱、结婚，他们会在那个晚上，度过他们人生中的初夜，享受健康性爱的极乐，并且，在某一天，一方的精子会同另一方的卵子融合，大约10个月后，他们又会初尝为父为母之乐……这些人生当中的最普通最正常的情况，难道不是最美的诗、最甜的歌、最值得我们珍惜坚守的吗？是啊，最好不要因为有“故事”而派生出“事故”，愿花常好、月常圆，岁月里纵然会有风雨泥泞、起伏跌宕、波诡云谲、悲欢离合，但乘坐过秦师傅花车的伴侣，最好能终于白头偕老，把“故事”和“事故”从岁月的筛眼里筛落下去，把相敬如宾、矢志不渝、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平凡与正常，永留在人生的轨迹里。 秦师傅不讲故事，却跟我说起过他开车时的心情：“有一回，那新娘子走过来，我猛地一惊——怎么那么像我那口子，当然，我说的是当年的她，而且，加上想象——如果23年前就时兴这种婚纱，她穿上肯定就是那个模样……嘿，那天我开车时候真有点心猿意马，我不停地想，要是我跟我那口子，还跟23年前那么年轻，握着手，坐在那后座上，该多好啊！”我心里想，这不就是故事吗？啊，确实，一有故事，也就真得提防出事故呀！我笑对他说：“你们两口子要坐在后座上，谁给你们开车呀？”他望着我，严肃地说：“应该是你呀！”我？23年前？我跟我那口子是30年前结婚的，哪见过这样的花车……一时不禁百感交集。 飞花时刻 一家中档酒楼门口满地散落的花瓣，其中有真的玫瑰花瓣，更多是彩纸仿裁的各色花瓣，两位酒楼里的杂工正用长柄扫帚清扫那些花瓣，这情景恰好被路过的我和小纪看到，我便笑问小纪：“你什么时候让人撒花瓣啊？”小纪驻足凝望着那些被扫进簸箕的花瓣，表情让我猜不透正滋生着怎样的念头。 在我家，和小纪坐下来茶话，他坦率地跟我说：“那些花瓣，又一次扰乱了我的思绪… …”我问他：“你怎么会被那尘世的俗相乱了心呢？记得你头两年就跟我说，你赞同自愿同居，觉得一辈子不结婚不成家最好；又说即使结婚，也绝不举办俗世流行的那种婚礼，什么婚纱礼服、大宴宾客、花瓣如雨、蜜月旅行……统统一边去；还说最好的家庭是丁克家庭，而即使是丁克家庭，也双方各有自己房间，互相访问也要叩门求许……你这些新潮的见解，很震动了我一时呢！难道你现在改主意啦？” 小纪说：“主意倒还没改，可是不如以前那么坚定了……”已经33岁的小纪遂跟我开启了心扉。他说，大概从25岁开始，他对酒楼饭庄门外往新郎新娘身上抛撒花瓣的场景就开始敏感起来。头一个阶段，他是既羡慕又畏惧。畏惧什么呢？当时懵懂，现在弄清楚了，是自己心性不成熟，害怕进入成年的生命时段，那些花瓣一落到头上身上，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义务、责任压了下来，自己从一个自在人，一下子成了别人的丈夫，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原来的父母以外，又凭空添了岳父岳母，自己这边的亲友而外，还要应付妻子那边的亲友，一加一的结果竟会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第二个阶段，是冷漠而伤感。冷漠意味着不再羡慕那红火的瞬间场面，而伤感，则是意识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很快消逝，比如那些飞舞的花瓣，在它们短暂地营造出喜庆与甜蜜以后，正如今天所再次看到的，它们很快也就被扫归为垃圾。“这种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拥有的冷心肠，是不是一种心理障碍呢？”小纪以这样一个自问——也兼问我——结束了他的自述。 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表示我理解并赞同某些年轻人选择因恋同居以及有生育能力而偏选择丁克家庭等新潮生存方式。但这天小纪的自剖，使我觉得情况不那么简单，在选择非世俗生活方式的年轻群体中，至少有小纪那么一类，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心性的超成熟，而是因为心性的不能成熟，甚至于是有心理障碍，更甚者则可能有心理疾患。这就使我重新思考比如说俗众婚礼上那些飞花的意义。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许多婚礼在进行，而向新郎新娘抛撒花瓣的形式，是极为普遍的。拒俗，有的是因为其心性确实超常成熟，能够平静地特立独行，一雅到底；更多的，则恐怕多多少少是为了媚雅，才随新波逐潮流，结果，他们在俗世最美好、也最具普适性的事物面前，便会因心性不成熟而畏惧，由畏惧而伤感，由伤感而冷漠，由冷漠而孤僻，由孤僻而颓废，甚至最终成为社会畸零人。 我对小纪说，婚礼上的飞花时刻虽然短暂，却能给心灵以长久的滋养。“一片飞花减却春”，但春是可以复来的。我们既生活在四季兼备的社会里，就一定要懂得流动、变换、高低潮轮回、春花夏炎秋风冬雪周转，是命运的常态。总的来说，一个社会里，选择常态生活的人数越多，那样的生活状态越普遍，社会便越稳定。社会生活常态，也即俗世，固然有其应该批评、促其提升的一面，但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维护俗世里那些普适性的乐趣，应是责任之一。我建议小纪再遇到飞花场面，无论是正在飞花，还是满地花瓣正被清扫，都无妨换 个眼光、思路去观察体味。没想到小纪忽然对我说：“明年，也许您会目睹我人生中的飞花时刻！” 拂去浮云 街那边开了个服装专卖店，那品牌算不上多么著名，但提起来也还有人知道。那天我转悠进去，想挑件适合我的长袖恤衫，几种花色的恤衫都折叠成摞，摆放在圆盘状货架上，我连续从几摞里挑出xl号的来，一一抖开在身前比试，都不满意。比试过的恤衫我不能折叠为原样，便只好马虎地撂回原处。店里的售货小姐走过来，把我搞乱的恤衫加以整理，她脸上的表情以及飞快地折叠恤衫的肢体动作，使我觉得是在表达一种不快。我心里立刻响起“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差一点就把那口号吼叫出来。这时小姐问我：“您要什么样的？”她脸 色依然冰霜般寒冷，我气咻咻地问：“有没有竖条纹花样的？”我以为她应该懂得，像我这种没当上将军却鼓出了将军肚的角色，店里普遍存在的横条花纹的恤衫，如穿上都只能使我身躯的缺陷更加凸显，惟有大号竖条花纹的恤衫，穿上庶几可以减却我这身材的不足。小姐懒懒地答了句：“没有。”竟转身离去了。没有也罢，可我从她眼神里，丝毫看不出对横条纹、竖条纹与顾客身材相应关系的领悟，唉，这样的木头，我要是老板，今天就炒她的鱿鱼！ 从那服装店出来，满心堵着不痛快，走到过街天桥当中，扶栏顾望大街上万丈红尘，觉得对不起我的，岂止是那位木头小姐。如今人的素质太低，交流沟通实在困难，除了找钱还懂得什么？从天桥上走下来时，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大有“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气概，悻悻地回到家中。 很多天，再没往街那边去过，对那家服装专卖店的存在，也逐渐淡忘。 秋风起，落叶旋。前两天，转悠到街那边，夜幕不知不觉中已然降临，除了麦当劳快餐店，其余商店大都关了门。信步走着，忽然觉得眼前出现了一幅巨画，那是一家商店的落地大玻璃窗，窗框仿佛现成的画框。画呢，竟是伦勃朗那种风格，整体上暗魅魅的，只有一个区域里有橘色的亮光，光区里，勾勒出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女郎，她把一张西洋古典式的高背椅权当书桌，在那里写信——对，一定是写信，因为可以依稀看出，那权当书桌的椅面上，有铺开的信纸，还有斜放的信封，甚至还能看出信封上有待贴的邮票……女郎的姿势基本上是凝固的，所以像油画上的角色，她似乎是写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把圆珠笔的笔杆顶端，下意识地含进了嘴里，两眼睁得很大，反映着一只射灯的光，却不知聚焦何处，也许，是在幻觉里看到了很远的地方，那里会有人期盼着她即将写完的信…… 我痴痴地站在那幅“巨画”面前，心里旋出一丝比一丝厚重的感动。在这凉意浸人的秋夜，在这静静的角落里，有着如此富于人性、饱蘸人情、渴望沟通、企盼亲和的活生生的画面，魅力四射地呈现！ 可是，我在进一步赏“画”的过程里，忽然从记忆中扯出来一根筋，把我的情绪猛地弹了一下——呀，这不就是那家服装专卖店么？而那写信的女郎，不就是那回引出我不满，以至腹诽她为“木头”的售货小姐么…… 我离开那里，在霓虹灯闪烁的长街上踽踽独行，思绪如抽丝般绵延不断。我心上常有愤世嫉俗的浮云，不惮以恶意揣测他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乃至一个表情一副姿势，即使对方 确实有缺失吧，却从不反躬自问：我又表现得怎么样？在人际交往中，颇擅长疑忌、戒备、还击乃至于主动出击，动辄生出“把他灭掉”的想法，自己没能去灭，看到有人去灭，便一旁拍手称快，偶尔还趁机打出几下太平拳……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多些挑剔、责备，而对他人多些宽容、忍让？在这个需要合力营造公平、富足、文明、祥和的共享家园的艰辛岁月里，应该首先拂去心上那不与人为善的浮云……李白诗曰：“总谓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改三个字：“总谓浮云能蔽心，善意不见使人愁。”平仄虽不对榫，喃喃在口总没坏处。 过几天，我会去那服装专卖店，买下一件外套，以做特殊的纪念。 长袖·短袖 三伏天妻子出差，去的是全国温度最高的城市，他下班回家的路上接到妻子电话，敦促他把家里那棵枯萎无救的小叶榕处理掉，他一边开车一边烦躁地说：“这也值得现在来电话！前头路口有警察，没要紧事，晚上再说！”关掉手机，他打个哈欠。 他们是一对都市白领，这个族群的生存状态，有人概括为“一套房子一辆车，一个孩子一条狗，睡昨天的觉，花明天的钱”，他们的生活却缺了第二句的内容，对于双方父母盼抱 孙辈的期望，持“那是我们自己的事，请勿干涉”的态度，四位老人眼下最怕听到别人提及“丁克家庭”这新概念。 回到家里，起居室窗边的那高及天花板的枯树，确实触目惊心地大破相。头年从花卉市场选中，是人家用卡车送来，一直搬运到指定位置放妥的，曾构成他家一大亮点。两口子总轮流地出差，要么忘了浇水，要么浇水过猛，等到某一天他们同时注视那小叶榕时，不由得一起“哇塞”大叫。 晚上临睡前两口子又通电话，妻子大发牢骚，说要不是舍不得这份工资待遇，她早就会微笑着跟总经理说句“您是个超级混蛋，真的，超级！”炒了他鱿鱼便优雅地转身回家，“沙发上一靠，榕树旁，灯光下，听盘莫扎特，读几行艾赫玛托娃”。他就说：“榕树枯啦，我一个人可搬不到垃圾桶那儿。”妻子就说：“那你可以找那第二垃圾桶呀！” “第二垃圾桶”是他们小两口的私秘称谓，也都知道这样说实在不厚道，更严重地说是不人道。那指的是他们那个楼盘院内收废品的点。楼盘物业管理颇为严格，不准许小贩及收废品的随便进入楼区，但那个点却是被物业批准的，据说条件是每年给物业4000元的管理费。那个设点收废品的是个男人，楼盘里的多数业主欢迎此人的存在，因为处理家中废品方便许多，或自己拿去卖给他，或把他找去让他收走。 第二天是星期六，那白领睡够懒觉，去“第二垃圾桶”那里，跟那收废品的说，要他帮忙把那盆枯树处理掉。那人就跟他去了，进门前问他要不要换鞋，他想了想说不用换啦，就指挥那人搬树。那人弯腰持盆，把那树横向前，没碰着任何东西，迤迤逦逦把树搬到了楼外垃圾桶边，他问：“给你几块钱合适？”那人笑：“帮这点忙，算得了什么？你还有什么要我出力气的，尽管说，帮人搬东西我不要钱！”他这才头一回正视了那收废品的，看上去是个同辈人，很可能同龄，艳阳下，穿着件长袖白衬衫。“怎么，你没短袖的吗？”他不经意地问。那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尽有业主这么问，有好几位好心的都说要送短袖衣服给我，我心领，可我一夏只穿长袖的，穿惯了，我这人一热就出汗……”他纳闷：“爱出汗，那就更该穿短袖呀！”那人用长袖子揩揩脸上的汗，告诉他：“长袖子擦汗，省去了买毛巾啊！”他听了发愣。 妻子出差回来，他把处理枯树的经过说了，从此他们口中再没有“第二垃圾桶”的“戏语”，一个星期天他们还把家里所有该处理掉的瓶罐纸盒之类的给那人送去了一大堆，他们不收钱，那人却笑说：“是呀，你们不在乎这点钱，可我不想白要东西，为的是高高兴兴过日子！”那以后他们路过那收废品点，总禁不住要瞥一眼，对那人“长袖成癖”已经见怪不怪，但“他为什么总那么快活”曾成为他们餐后讨论的题目之一。 那晚妻子开车从飞机场接他回家。天已黑，一轮明月高挂天际。两个人都很疲惫。“咱们都该找心理医生。”“是的，我看都患了职业厌烦症。”他们有房有车有高工资有带薪休假，已经游过了新马泰正酝酿欧洲游，但他们仍然不快活。他们路过楼盘外的村子，对面来了辆三轮车，车上捆扎着高高的一堆废品，是那长袖男人，忽然那三轮车停住了，村边岔道上飞跑出一对小姑娘来，汽车也就停住了，汽车里的两口子清楚地看到，明朗的月光下，两个小姑娘大声地叫着“爸爸”，那长袖爸爸背对汽车，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但他的肢体语言却万分明显地书写着快乐幸福的字样…… “看见了吗？那一对姑娘的短袖裙衫？”不用妻子提醒，他脑子里已经在想：那高耸的短袖样式，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礼服一模一样啊…… 这个圆月之夜以后，也许，这对白领双方的父母，有可能不再怕听到“丁克”二字。 窗外一株银杏树 那一年秋天，因为航班晚点，入夜才抵达外省的一个宾馆，非常疲惫，倒头便睡。香甜一觉醒来，睁开双眼，只觉得满眼金光。原来，窗外一株银杏树，那枝桠上满缀着折扇形的秋叶，被晨光一透，闪烁出那样令人迷醉的光泽。 我倚窗欣赏那银杏树，进来招呼我的同伴却对我说：“啊，那是个单身汉啊——也许，是个单身女士，反正，是单身……” 在乔木里，银杏树确实挺特殊，它们雌雄异体，是乔木中的“单身族”。 北京是个有着很多银杏树的古城。有些银杏树上千年了，比如五塔寺里那金刚宝座塔前面，一东一西，两株古银杏都有四五个人张臂才能合围那么粗，10多层楼房那么高，到了秋天，仿佛两柄顶天立地的巨伞金帐，好有气派！那两株树一雄一雌，既独立，又交欢，深秋时结出累累果实——即银杏，俗称白果。风吹过，熟透的白果噼噼啪啪落在地上，往往形成好大一片。白果有毒，生食极其危险，炒熟或煮软了毒性大减可以吃，但仍有微毒，绝不可多食。 古时候种银杏树，似乎尽量地一雄一雌搭配着种，体现着一种传统的伦理观念。现在银杏树常被选为绿地中的观赏树或街道边的行道树——例如北京那可与日本东京银座媲美的王府井步行街，堂皇富丽的商业建筑群前，就等距地栽种着银杏树——但现在的栽种方式，却是有意地使其在一处场所里单性化，要么全是雄树，要么全是雌树，这从功能性上说，是为了避免秋天结果后落果会增加清扫地面的难度，也避免那有毒的果实被不懂事而又贪口的路人捡食后出问题。此外，我总觉得，这也多少体现出了现代社会比较开明的伦理观念——为什么非得雌雄配对？为什么不可以单身到底？ 单身，依我的理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谢绝性爱，不仅不找对象不考虑结婚，也不找异性或同性的伴侣同居，但却可能比较看重亲情和友情，他或她可能会同父母长期居住在一起，会与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的不少同窗保持较热络的联系，而且往往会和同代人中的若干对夫妻成为很亲密的朋友，成为人家爱巢中经常性的座上客。这样的单身人士除了无性爱不结婚以外，其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怎么单身，甚至于他们在情感上依赖亲友的程度比许多结了婚的人还高，即使一个人独处一室，也很喜欢“煲电话粥”。倘若有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亲友的招待，他们便会悒悒不乐，性格上接近未成年的大孩子，心地多半善良而单纯，容易得到满足，即使心情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出格的表现。另一种呢，有性爱，却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跟异性或同性的朋友建立同居关系。他或她绝对不愿与哪怕是最友善的亲友同住一处，他们单身的标志必得是拥有个人的私秘空间——无论是分配来的还是借来的租来的买来的——而购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不对外人轻易开放的私秘空间，是他们在人生物质追求中列为首位的头等要事。他们的社交活动一般都约在餐厅茶寮等公共空间里进行，那样的活动或许会很多，但他们最感觉愉快的还是在个人私秘空间里独处时的那一份难以言喻的感觉——他们在自己那私秘空间里究竟做些什么？也未必是所谓“见不得人的事”，可能是听音乐，看光盘，上因特网漫游，翻阅报章杂志，品味经典名著，写日记，画架上画，拍摄自己的“行为艺术”，创作不一定拿出去发表的诗歌、小说，制作小玩意，摩挲收藏物，乃至于只是凝望着天花板上闪烁的光影，沉思冥想。 对上述两种单身人士，我都能理解。我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其实，像我这样不仅结了婚，而且目前是“上有老，下有小”，三代同居的典型的非单身人士，有时也需要一个人静处一室，不希望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来打搅，获得一种“我是我自己，我有自己的空间、时间与自由的心灵”那样的尊严与快感。 又想起了那回倚窗欣赏摇曳着金光的银杏树的情景。每一种树都有其独特的生命之美， 包括一贯单身的银杏树…… 免费午餐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流传到我们这边的一句西谚。如今在外企当白领的，往往中午会有似乎免费的盒饭，其实那份开支，是打在了雇佣成本里的，道是免费实不然。午餐无免费，晚餐亦然。总之，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冷森森的商品社会的“游戏规则”。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顶一万句”，因为诸如“买一送一”、“跳楼价、吐血价大甩卖”、“先入住后付款”、“两年后退回全部货款”、“开业让利大酬宾、大派送”、“只收成本费，邮购从速,以免向隅”等等，等等，透过那动人的字面与魅惑的行为模式，其内在的实质，都是并 无“免费午餐”可言——即使那种广告方式与促销手段尚属正当的商业竞争。 不过，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却也真会被邀进免费的饭局。父亲在世时，曾向我讲述过他年轻时所获得过的一次免费午餐。那是20年代初，父亲才十七八岁，因为祖父远行,而后祖母对他极为苛啬，所以他离开了家庭，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那时他的维生手段之一，是代人投考名牌大学，他也实在是有应考的才能与气数，竟每回都能高中。但是他从那些私雇他冒考的少爷手里，每回也得不到几个钱，用不上多久便又一筹莫展。父亲本人何尝不想进入名牌大学，但纵使他让自己考取了头一名，也没钱缴纳学费；就算学校爱才如渴，准许他减免学费，他也无法应付食宿等方面的开支；而勤工俭学，路子也不是那么好找。惟一的办法，便是设法贷到一笔款，毕业后尽早归还。谁能贷给他款呢？想来想去，有这种实力并可能情愿的，应在祖父所交往的伯叔辈中。父亲在那一年的夏天为自己去应考，以优异成绩被协和医学院放榜录取，这令他万分兴奋，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既是祖父对他的期望也是他自己的宿愿，于是筹措入学读书的费用便成了当务之急。他经过一番盘算，决定向一位祖父的老友求助，该人当时在社会上已享有很大的名气，经济状况极佳，并且从小看着父亲长大。 父亲找到了那位名人，是住在一所很堂皇的四合院里。该人见了父亲，不待父亲发话，便感慨万端地说，我祖父这人性格真够特别，竟可抛下家小一个人远走高飞！又说我后祖母实在不像话，祖父寄回的钱居然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父亲，书香门第的后裔沦落成了流浪青年！父亲听了非常感动，原来这位伯伯很了解情况，并关爱着自己，于是便倾诉起自己的具体窘境和企盼来。名人没听完便有电话打来，一连接听打出了几个电话后，名人便蔼然可亲地对父亲说，中午有个饭局，无妨一同去，席间可以继续聊。 父亲跟着那位名人，乘坐当时仍颇时髦的弹簧马车到了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这是当时显贵名流们才有财力与雅兴去消费的一家最著名的西餐馆。 很多年以后，父亲仍能描述出那一顿午餐的种种情景，从餐馆的外观到内部，从厅堂到餐桌以及闪闪发光的杯盘刀叉，从与宴男女的衣着到各个人的作派，从头道汤到色拉、主菜到最后的甜点……祖父在北京时不曾带父亲吃过这么高档的西餐，想到这一点父亲便更加感激那位伯伯的厚待。而这一切都还并不是主要的，更令父亲念念不忘的，是那天在席间出现的几乎都是后来进入历史的人物，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教授。刚进入餐厅时父亲惶恐不安，非常自卑，但那位名人牵着他的手引他入席，并向大家介绍说 他是祖父的公子，显然祖父在这些人心目中也是有相当分量的，父亲发现席间的名流们对他都很友善，于是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那是父亲青年时代所享用到的一次高档、丰美、雅致的免费午餐，令我听来也不禁神往。父亲没有详细地向我讲述这顿免费午餐的结局，但有一点那是交待得很清楚的：他没能从那位名流伯伯那里得到另外的帮助。 我问父亲：“您饭都吃了，为什么不能要求他借给您钱呢？” 父亲说：“他们一直聊得很欢，我简直没有办法插进话去。” 我再问：“吃完饭，您可以单独向他提呀！” 父亲说：“饭局一散，我发现他们都忙极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下一站’，我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单独的机会——人们都纷纷礼貌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爱怜之情地跟我握手告别……” 我还问：“那么，您可以再到他家里找他呀！” 父亲说：“也曾有过那样的念头，不过，没有去……” 我说：“是因为觉得他太虚伪了吧？” 父亲正色道：“不!怎么能怪人家虚伪呢？那顿午餐人家让我一起去，是出于真心真意的!” 我说：“可是，他到头来没有借您钱呀！” 父亲说：“这就是我讲这件事给你听，要你悟出来的：别人不该你、不欠你!在你一生中，你应该尽量去帮助别人，可是却一定不要有依赖别人的想法!别人可能会向你提供一顿免费午餐，但你自己一生的餐饭事业，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挣出来!” 我正琢磨这话，父亲又说：“其实，后来我成家立业以后，也曾无意中这样对待过别人——我可以请他一餐饭，听他诉苦，给他些安慰，可是，要我付出相当的代价帮助他，往往还是下不了决心——也许，除了是你那时不帮他他马上就活不下去，人际之间，还是这样为好——可以给一顿免费午餐，却还是希望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去安身立命!” 父亲作古快20年了。我的年龄已超过父亲讲述那次午餐时的年龄。我的人生途程中，已积累了不少“免费午餐”的经验。有时是别人邀赐我，确实并无直接的功利动机，不是为了约稿、题辞什么的，真的只是为了聚聚；但席间往往会有我原来并不认识，并且以后也不会联络的人。我悟出，这种“免费午餐”的意义，在令邀请者快意；这种人生际会不可全拒，亦不可全应。在这种场合，我常常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将就他人实在是桩辛苦的事。有时却又是我邀人赴餐馆或在家中留饭，这里说的我为别人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当然排除了至爱亲朋间的来往，而专指半生不熟的或求上门来的生人，我会在招待他们的一餐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而正如我父亲所总结的，我往往并不能更多地帮助他们。在这种场合里，我常常又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我”、“你”、“他”到头来都是社会性动物，每一个人要真正解决他所面临的生存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真正靠得牢把得稳的，还不是个别他人的帮助，而是一个好的社会机制、一些好的(尤其是把公平原则放在第一位的)“游戏规则”、一套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种好的道德文化氛围，等等。 商业上的“免费午餐”式促销手段，或许有一时的轰动效应，却到头来不如“一分钱一分货”的以质取胜的老实态度，更能扎扎实实地获取“阳光下的利润”。人际间的和谐，一对一地进行具体帮助，“陌路相逢，肥马轻裘敝之而无憾”，固然是美德，我父母、我与我爱人，也不都仅是给人一次“免费午餐”，也都曾有过以不小份额的钱财助人的作为，但到头来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赞助所有遇到的人的，我想绝大多数人亦然。因此，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比如说把个人根据税则向组织社会生活的政府按时按数纳税，看得比一对一地赞助救援 更加重要，并把监督政府廉洁地将税款用于建立健全社会性保障、救助机制，看得比个人捐善款留芳名更重要，那么，我们自己，他人，乃至整个民族，是不是便能生存得更合理、更惬意呢？ 那天，你丢失了什么? 没有呀，你说，那天参加完派对回家，什么也没丢失呀！钱包、手机、项链、手表……一样也没少，就连以往最容易忘记带走的太阳镜，这回也没落下啊！ 可是，你确实丢东西了。 就在那个派对上，你对阿莽说：“包在我身上！我叔叔就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那 儿正招聘你这样的人才，我去跟他一说，准行！”你并没有那样一位当总经理的亲叔叔，你家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位邻居，倒是个总经理，但你平日只是在楼门前，见他从小轿车里出来，跟他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叔叔，他也就对你笑一笑，那么点交往罢了，你怎么可能介入他公司的人事，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接受你对阿莽的推荐？ 你对阿莽说大话。你丢失了诚恳。 阿莽把你的大话当真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简历用“伊妹儿”发给了你，从附言里看得出，阿莽对你的承诺充满期盼，他焦急地等候你或那公司给他佳音。 面对阿莽的“伊妹儿”，你有些尴尬。 你给阿莽回“伊妹儿”。从实招认，那是酒后大话，这个念头在你胸臆里转悠来转悠去，却最终被你抛弃。你在“伊妹儿”里对阿莽说，嘿，急什么，我叔叔出国了，下个月才回来，下个月包给你喜讯！ 你从贸然吹牛，发展到公然撒谎。你彻底丢失了诚信。 这类的丢失，如果自觉、及时地把它捡拾回来，不仅可以使他人脱离迷雾，更可获得自己内心的慰藉与平静。 你不是一个故意要误人的坏蛋。但从那天起，你的丢失接二连三。阿莽给你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发给一家小公司的简历，有了回复，让他去面试，他问你，你叔叔接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么，他就不去那家小公司面试了。“嗨，你去试试有什么坏处？骑着马找马，岂不更好？”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你却又咽下去了。事后你也曾后悔，倘若阿莽面试成功，去了那家公司，你前面的丢失虽然不能算做找回，但也总算告一段落，不至于越丢越多。但你在电话里回答阿莽的话却是：“去那小公司干什么？多寒酸啊！我叔叔那边的可能性？我让我爸也跟他说啊……我爸是大股东哩……百分之九十？九十九都不止！……”关闭手机以后你有点心慌意乱，但喝了一杯星巴克的卡布基诺咖啡，你竟又把此事忘在脑后。 你的丢失越来越惨重。其中最珍贵的一样，是善良。 绝不能再丢失下去。离那天的派对，渐渐快一个月了。阿莽这些天一定会来问你：你叔叔回来了没有？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去见他？如果正式地面试，该再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你要设法把所有丢失的，都尽力找补回来。 是的，这已经很难。但不能再犹豫，这是生命的必须。 气盛出文 我的文章第一回变成铅字，是1958年，也就是现在“示众”于此的评论《谈〈第四十一〉》。全文大约1700多字，发表在《读书》杂志该年第16期，《读书》当时是半月刊，16开本，该文约占一个页码，颇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岁，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以前，我给若干报刊投过稿，都被退稿，这篇却被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来。现在的读者来读此文，一定会感受到那时中国的文化语境。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阶级敌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但仍不失为 一种严肃的观点。那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接到这篇自发投稿，很快就将它编发了出来，记得封面的提要目录上还用粗黑字体标出，算是那一期的重头文章之一。寄来样刊时，编辑附信，看样子以为我是个成年人，甚至是个学者，希望我“继续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我写得勤着呢，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说明我的真实身分，结果那稿子被客气地退了回来。我后来在经历了“文革”劫难终得复刊的《读书》上发表文章，是过了21年，37岁时，那时我已经正式进入文坛。 以一个16岁的少年，能写出这篇《谈〈第四十一〉》，起码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广泛阅读，涉猎多，视野自然宽；二、掌握了理论以后，能够拿来实践，那时候文艺理论上的主流工具，是马恩列毛文论，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件里所提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用得最多的评论圭臬，这样的理论是大学课堂里才加以讲授的，高中语文课还涉及不到这样高深的内容，我是自己课外去读的，读了就结合具体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成文章；三、16岁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敢投《读书》杂志，当然是“少年气盛”的表现，但也正因为气盛，所以文章自我圆满，一气呵成，编辑没作什么修改，是全文照发。这三点里，气盛尤为重要。写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没有自信，哆哆嗦嗦，下笔如贼。16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只能写些“习作”投给报刊上的“少年园地”。记得17岁时读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两部《文钞》还有《革命戏剧集》，就居然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罗曼·罗兰论》，也曾投寄过，被退稿，但毫不气馁，作家文豪，宁有种乎？想到那时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势必每天也要如厕，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他们来写，书也总只能印他们的。后来把这样的“心得”跟一两个也想当作家的同学说了，他们先是惊诧，后来也哑然失笑，于是大家鼓舞起来，起劲地读，起劲地写，气盛出文，实际上，也出人——出作家，或者别的什么家。中国儒家学说教育我们要谦虚，这里面有精华，但往往弄得我们在权威面前无比谦卑，这就说明其中也有糟粕。我痛感当今的中国，比谦虚更重要的品德是敢为人先，勇于突破。 近来常有传媒记者来问我，对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么看？我羡慕他们。他们现在不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更能出书。我那时候是因为被误会为“非少年”才能在《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难以为继。另外你看我那文本，虽然文通句顺，却只是努力地去进入主流话语，还不大懂得凸现个性以别一般。我那以后憬悟到以我那么年轻的身分，只能先到报纸副刊上去争取发表“豆腐块”的机会，写些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积累经验，静候机遇。到“文革”前，我大约发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杂文、小小说、影评剧评 、儿童文学等等。当然，后来“文革”爆发，只好惊悚地夹起尾巴；“文革”末期，“写瘾”复发，也曾在当时的准许框架内运笔；到“四人帮”覆灭，一个新时期发端，于是抓住机遇，写出、发表了《班主任》，总算从此走上了写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写作者，我要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要自信。展开来说，就是：不要被权威吓倒、不要被名家吓倒、不要被头衔吓倒、不要被辈分吓倒、不要被经典吓倒、不要被理论吓倒、不要被评论吓倒、不要被排行榜吓倒、不要被奖项吓倒、不要被潮流吓倒、不要被广告吓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了真实感受，有了灵感勃发，有了妙思佳构，你就气盛为文，一气呵成吧！ 生命的气根 电视台一位编导来电话，约请我在关于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我欣然同意。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代表作有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电视编导称我是马国馨挚友、知音，其实算不上。我和马国馨在上世纪50年代末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直到近些年，因为我开始尝试建筑评论，才重新有了一点交往，但是我们都很忙，各自忙的领域区别远大于重叠，彼此对对方事业、生活深处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说是朋友都勉强。但是我非常愿意在一个关于他的专题片里发表点议论 ，那直接的动力，出自一位年轻朋友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是：你们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赶上一个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贫乏、僵硬的时期，这是不是大大限制了你们文化素养的积累？我觉得，趁着在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恰好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个体生命无法选择时代，赶上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但是，无论赶上什么情况，个体生命也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间里哪怕是稀薄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身心。 马国馨在高中时品学兼优，课堂内的优异成绩这里略过不谈，要讲的是他善于在课外活动里开阔眼界、丰富认知、提升素养。那时候尽管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但也还有各种科技、文化类的展览存在，我和马国馨都是展览迷，星期天常出入于各种科技、文化展览场所，我们分别去看的时候多，上学时遇到会互相通气，聊一聊各自的见闻。也有约着一起去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当时的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去看齐白石作品回顾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师刚刚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几个大厅里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原来我们以为白石大师作画的题材无非花鸟虫鱼和静物玩具，结果看到了许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风格统一而又变化无穷。我们两个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当中，不知不觉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传达各自的感悟。看话剧、看电影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马国馨似乎更喜欢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资源当然比现在匮乏，也还没有录像带和光盘，主要是些国产电影和译制出来的苏联电影。马国馨和我都最爱看苏联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摄制的文艺片，像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第十二夜》，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上尉的女儿》，根据杰克·伦敦小说改编的《墨西哥人》等等。记得马国馨曾搞到印制得很精美的“苏联电影周”的彩印宣传材料，他拿给我看，并不送给我，但跟我津津有味地议论那些电影的艺术特色，让我心里的嫉妒化为了欣悦。当时我们还常去离学校不远的中苏友协北京分会的礼堂去看苏联原版电影，像《第四十一》、《雁南飞》都是在那里看的，没看懂的地方，俩人讨论争辩，也是一大乐事。那时外文书店里能买到苏联电影杂志，马国馨和我经常去买。虽然我们外语课上学到的俄语完全不够用，我们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一阵翻阅，也果然受到些熏陶。几个月前马国馨跟我通电话，说访问了俄罗斯，去了莫斯科一处公墓，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名人墓碑，其中有罗姆的，言语间很兴奋，现在一般人哪里知道罗姆，这是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其作品《列宁在1918》一度在中国妇孺皆知，但我们都更欣赏他的《但丁街凶杀案》（又译为《第六纵队》）。马国馨父母当时都在济南，他寒暑假都要回家，假期里我们通信，记得我给他寄去过自己写的带自绘插图的小说，他春节前给我寄过自制的贺年卡，像小人书似的，用彩色玻璃丝扎住一角，里面有漫画和打趣我的语句，让我又生气又高兴。高中时我体育方面很差劲，马国馨却很注意体育锻炼，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我介绍出这些情况，不仅是为了回答上面那位青年朋友的问题，也是为了告诉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在青春期里尽可能地吸收文化营养。你看巨大的榕树、盆栽的龟背竹，以及许多别的植物，它们除了以入土的根须（这好比课堂里的主课）吸收营养，还生有若干气根，努力地从空气里（这好比课外广阔的空间）捕捉吮吸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以丰富、提升自己的素质、品格。正是因为有越来越茁壮的生命气根，素质上有坚实的童子功，马国馨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在专业领域里攀到了高峰。你看他的代表作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专业方面的优势且不去说，那体育馆造型上既有西方现代派艺术的韵味，更有齐白石绘画的大写意情趣，整个建筑区域的造型，从空中鸟瞰是一种效果，在地平上绕看又别是一番景象，而半月形水池的配置，以及周遭园林布局的设计，都可谓步移景换，富有戏剧性，能让有的人产生出电影蒙太奇的感觉。若是没有中学时代开始自觉吮吸消化形成的那些素养积累，他后来恐怕是出不来这般精彩设计的。 其实，我和马国馨这一代还是基本幸运的。比我小一代的，赶上过文化的大断裂大荒诞大荒芜，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生命的气根尽可能地滋养自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文化灾难，使自己在改革开放后很快能释放出聪明才智，脱颖而出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我就知道一位，他在那荒谬的岁月里并不随波逐流，从被焚埋未尽的“四旧书”的坑穴里，扒出来几百本残书，藏起来偷偷苦读，结果受益匪浅，现在成了一位学识渊博品位很高的出版家。还知道另一位，他在插队时身边无书无师，但每到休息日，他都不辞翻越三座高岭的辛苦，去找腹有经纶的谈伴，给自己头脑增知、为心灵“充电”，现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 现在也有些人抱怨，说如今倒是书多了信息大爆炸了加上网络厉害文化过剩，弄得反倒很容易上“泡沫文化”的当，他们总希望能身处“恰到好处”的文化环境里，俯拾方便，唾手受益。期盼文化环境日益优化固然有理，社会生活的走向也确实如此，但个体生命不能等待一切都优化后再营养、提升自己，正确的态度应该如马国馨那样，不仅强化自己的入土根须，还能自觉生长、延伸自己的生命气根，在有局限性的成长空间里，捕捉、筛汰、吮吸、消化有益的成分，厚积薄发，潇洒创新，结出艳丽的事业硕果。 话说糟改 在北方话里，“糟改”意味着讽刺挖苦，乃至戏弄。 昨天在地铁月台报摊前，听到有人指着摊上挂出的一张报纸上一位明星的玉照，大声地对她的同伴说：“瞧她那个德性！知道吗？她是工读学校毕业的……那时候，我妈一天到晚拿她当例子吓唬我：可别跟她似的，栽到工读学校去……她回到我们宿舍大院，多少家大人不让孩子跟她玩……”不仅她的同伴听来有滋有味，就是一旁买报等车的陌生人，包括我在 内，都禁不住听进去了。 于是想到，在人性深处，最难承受的事情之一，便是往昔寒微的熟悉者，忽然显露出的成功。 当传媒上赫然出现关于那往昔熟悉者功成名就的信息时，类似的讥评会蝉声般地噪耳： “当年我们班上，就属他不及格的次数最多！” “他呀，当年在我们单位里，人缘儿最次！” “光经我手，就起码退过他10来回稿……实在是没灵气儿啊！就他现在这个……到我手里还得退！” “知道吗？她那时候考哪儿哪儿都不要！” “瞧呀瞧呀，他那双眼就是典型的三角眼！” “……别提了，他当年……要不是我……” 也许，事到临头，“短兵相接”会当面向他或她表示祝贺，但目睹身受其成功意态，心底里总不免冒出“小人得志”、“沐猴而冠”、“能有几时”之类的悻然鄙夷的情绪。 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同性中、同代人中、特别是“同科”中，往往其难以承受的程度最烈。 倘只不过是如上所述，在某些“当口”上，忍不住吐露出些不屑与讥评，甚至于在亲友同事围坐时，或社交饭局席面间，“随手拈来”地讲一两个关于“那位主儿”当年如何委琐狼狈的小故事，说实在的，也还都属于“人之常情”的范畴，算不得人性中多么严重的恶。 倘有时，遇到某个机会，竟当面向那“得意忘形”者，或从牙缝里挤出，或以微笑包装，“奉献”出令其败兴的、特别是揭“老底”或“疮疤”的“妙语”，只要没闹出什么事端，也无非是人际间的一种带酸味的“心灵碰撞”罢了。 倘竟能仅仅把鄙夷不屑存于心中，并不形之于颜色声息，那德行，应当说，是相当地高了。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 言重了！ 但他人的眼光，于成功者，尤其是呈现为“出水芙蓉”状者，确实不会是天堂。在拥趸的“追星族”后面，会有许多双岂止仅是挑剔的眼睛，在探照灯般地盯准、扫描着。 仔细想想，人性大海中那“嫉妒”、“不服”、“不忿”、“看你红得到几时”等永不会止息的波涛，也许，倒是人类群体不可或缺的平衡器。 这世界毕竟不只是为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而存在的，“成功人士”在品尝“成功之果”时，必须付出代价，那代价中就一定要包括进他人——主要还不一定是同一“成功群体”的成员，而是那些并不一定取得了同等成功，或简直还谈不到成功的人们——的讥评与不屑，或用土话说，就是“糟改”。 意识到有人“糟改”,并且不以为怪的成功者，或许会将那“糟改”当作磨刀石，把自己 的心性能耐磨砺得更坚强锋利。 这样说来，“糟改”“出水芙蓉”的人性本能，也许竟该划归于人性善的范畴了。 别怕崴泥 崴泥是北方话，不过南方人从字面上一看也能懂。崴泥就是陷在了烂泥潭里，比喻遇到了麻烦事，不好解决，处境尴尬，颇为狼狈。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途程中，都难以避免遇到的一种状态。有的青年朋友会说，那不就是遇到困难的意思吗？你非说什么崴泥，是不是有“转文”之嫌？遇到困难的情形很多，比如一下子有两个机构都愿意录用你，两个机构对你来说各有长短，使你一时拿不定主意，这类的困难就与崴泥不同。我之所以说崴泥，是专指那种确实让你不慎当中陷入泥潭，滚出了一身泥巴，那种类型的困难。 崴泥时的狼狈，一是难以拔出，二是形象不雅。如何从泥潭中自拔，或求助外力跃出泥潭，这里先不讨论。崴泥时，旁观者当中，多半会有对你嘲笑的，乃至幸灾乐祸的，这是最伤自尊心、最难对付的。性格敏感的人，不要说受不了旁人的拍手称快，就是看见有人转过头去掩嘴嗤笑，心理上也难以承受。有的人崴泥后久久不能从泥潭里挣扎出来，克服具体困难的方法对不对、技巧高不高倒在其次，他主要是觉得丢了面子，痛不欲生，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情感和意识，都用到自怨自艾和怨天尤人上去了。 所以当你崴泥时，除了具体的走出泥潭的方法和技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对待旁人的非良性反应乃至干脆是恶意反应的心理调适问题。法国哲学家萨特，他提倡“存在主义”，那思路是干脆把自己以外的人都“看透”，他有句名言：“他人是地狱。”就是说别的人反正都是对你充满恶意的，你崴泥时是绝不会怜惜你的，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从别人那里去谋求同情和援助。这样去想，倒也能让人心冷如铁，只当没有别人存在，自己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就成。但其实萨特的哲学观也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而且依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还不是那么令人悲观的。我的思路是，崴泥后遇到幸灾乐祸或嘲弄嗤笑者，只要他不是在落井下石（或者说“落潭填泥”），那就无妨参考萨特的说法，抱着“人性中确有恶存在，这种反应不足为奇，不用理他，更无须生气”的态度，一瞥之后，简直连眼珠也不用再朝那些人转过去，并且在拔出泥潭，处境大为好转之后，也不要与之“理论”，更不应施以报复。当然，那时他们当中或许又会有人来给你捧场喝彩、阿谀凑趣，你也绝不要接受，淡淡地应付一下足矣。我还认为，崴泥时，完全没有人对你同情、关心、怜惜乃至为你焦虑，没有人愿意并实际地来多多少少援助你一把的情形，是很少有的，因此你要善于珍惜他人的哪怕只是淡淡的善意，从中汲取力量，并以此来抵消那些恶性反应对你的刺激，以利自己尽快摆脱困境。 别怕崴泥。崴泥以后，自爱，自强，自尊，自立，加上善意待你的人的鼓励，还有整个社会人文环境中所有良性因素所构成的托举力作为后盾，你是一定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关于完美的思考 多次对自己说：一定要追求美，却一定不要追求完美。 那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己的存在，从本原上探究，就已经不完美。比如说，眼睛太小。即使去做割双眼皮的美容手术，恐怕也还是不能人人见了皆以为美。 更何况，在以往的生活道路上，留下了，不说是很多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其中有的 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过失。尽管大体上而言，从外在方面说都已画了句号，从内心方面说都凝结出了教训，可是，一切不能抹掉重来，自己的生命历程已然不完美。怎么办？因为已经不能完美，就爽性沉沦，或干脆把自己毁掉么？ 再往细处推敲，自己的性格就不完美。倘若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所需的道德可以修炼到完美，但自己的生命还有非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性格即为其一，性格是很难改造的，尤其是性格里那最核心的东西，也许是由染色体所命定的，根本改不了，改了也就没有“自己”了。如果说自己意识到性格有明显弱点，从而陷于焦虑，那么，“活着，还是死去？”整个儿不成了个哈姆雷特了，除了在悲剧中死去，别的出路在哪里？ 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美、进入美。契诃夫借《万尼亚舅舅》剧本里一个人物的嘴宣布：“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容、衣裳、心灵、思想。”但那个人物，我记得是个乡村医生，他很有品位，不俗，却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他说那话，恐怕也主要是激励自己和别人，尽可能向往美、融入美，而并非在发表“完美主义宣言”。 可以宣谕美的必要，但不要发表“完美主义宣言”。这是我的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倘若要不要完美，仅仅是针对自己在那里焦虑，倒也罢了。如果是，把必须完美的想法，施之于他人，那可就麻烦了，甚至于会派生出非常可怕的思路。 尤其是先设定自己完美，然后以己度人，结果发现周围的生命存在，用“芸芸众生”形容都太宽容了，必称之为“臭鱼烂虾”，甚至视之为“如蝇”，那思路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光是停留在思路，或将这思路撰成“美文”，或许还不失之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异彩”；倘越过这一步，进入到操作，那可不得了，被判定为“臭鱼烂虾”和“蝇类”的，恐怕只能像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被判定为“劣等人种”的犹太人一样，给送进毒气室“实际解决”掉了！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是容易的。但他人却不一定都承认你完美。承认的，怎么都好办，或奖赏鼓励，或抚慰宽恕，或不动声色，或竟嗤鼻对之：“谁要你来凑趣！”不承认的，可就难办了，尤其是某些不仅不承认，还公然指出自己缺点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完美尊严，那就必须弹压、荡灭！而在当今世界上，把不完美的异己者压服、消灭，竟空前地困难。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还会使自己的心灵陷于极端的偏执。比如，自己在以往的政治运动里，伤害过某些人，本来，那原因是不难分析出来的，有当时特殊的外在影响、有自己当时的错误认知，那年代里的那份不完美，原来是并不怎么严重的，也是不难画句号的。可是，为了坚持自己完美，即一贯正确的信念，即使大多数人们现在都形成了“那样搞是错误的”共识，自己也还是坚持“没有搞错”，那股子坚持的劲儿，倘若仅只是成为一种“个人保留”，倒也罢了，如果自己有些个权力，并使用起来，搞成个超出“个人保留”，造成继续伤 害无辜的局面，那样地“追求完美”，就离美、善、真，不啻是背道而驰，而且驰离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 完美，是一种乌托邦。 乌托邦作为一种向往，能激励我们去接近美。心想乌托邦、书写乌托邦、吟唱乌托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里很必要的成分。乌托邦向往是许多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 但是，把乌托邦付诸实际操作，而且是急于求成的操作，那便会酿成灾难，甚至会形成浩劫。 对此，我们应当警戒。 心上栽棵含羞草 我刚跟小焦说我要写篇这个题目的文章，他就嚷对呀对呀，现在不知羞耻的人太多啦，尤其是贪官污吏……我跟他说这回不是要说那些个意思，他没听我说下去马上脸红脖子粗地抨击起我来，什么一点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呀、光热衷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呀，他两眼瞪着我，甚至骂我良心喂狗吃了，一边叫骂着还一边靠近我。据一本人类行为学的书上说，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对话时如果身体距离缩短到半米以内，那么不是即将亲热地拥抱，便是即将气愤地扭打，眼看小焦与我的距离要突破半米，我赶忙退让开，任他怎么挑衅，只是微笑，不辩护 ，不还击，却也并不拂袖而去，直到他骂痛快了，我才劝他坐下，给他倒杯热茶，他呷了口茶，消了点气，问我：你究竟是要写篇什么文章呢？我笑着说，其实，你已经读到了。 小焦是我家的常客，他对我的写作取向与实践其实是了解的。我一贯主张作家关注现实体恤民情，认同知识分子应该充当社会良心的观念，针对目前老百姓最挂心的反贪官污吏的问题，觉得无论是以报告文学、小说、影视、舞台剧等形式揭露剖析也好，以杂文、随笔、诗歌等形式抨击讽刺也好，都不仅必要，而且从中也可能结晶出得以长期保留乃至传世的佳作，如清末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自己的长篇小说《风过耳》、《栖凤楼》里就都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也有一些随笔、杂文专刺贪官污吏与社会不良风气。我对小焦的阅读欣赏倾向其实也是清楚的。他何尝只读反贪题材的文字，对于都市言情小说和报纸上的宠物专版，他就都很爱读。但是，小焦却会在来找我闲聊时，只因为一句甚至是还没说完的话，就忽然暴躁起来，想跟我大吵一番。你说他是蓄意寻衅滋事，还是故意装傻充愣？都不是。他把平时对社会关注所产生的焦虑，跟自身在单位里、家庭里所遇到的不快，在下意识里煮成了一锅粥。由于心理火焰的忽旺忽衰，这锅粥要么是糊了要么是夹生，于是，便会在某种外因的诱发下，突然喷泻为无名怒火，轻则跟人抬杠，重则找茬吵架。而无论在抬杠还是吵架的过程中，他都会把具体的私秘性的不快掩盖起来，而高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懑抨击，无论如何也要把对方妖魔化为良心喂了狗的败类，争个上风。 小焦跟我的碰撞，是朋友之间的龃龉，家庭成员间也常有这类情形出现。有时在单位里，熟人或半熟人也会忽然表现出意外的进攻性，邻里间也难避免。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大街、公交车等公众共享空间里，有时也会遭遇陌生人的无名怒火。顾客与售货员之间更不乏这类互相从社会正义角度“上纲上线”的唇枪舌战。有时这类纠纷还会由语言暴力演化为身体暴力，酿成不小的乱子，以悲剧告终。 我不是说一切人与人的纷争都无是无非。但无论如何，抬杠、吵架、谩骂、恐吓、纠缠不休，将自己正义化并将对方妖魔化，让本来就浮躁的心理状态更加混沌亢奋，即使真是面对着贪官污吏或者社会渣子，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情况复杂化，甚至造成亲者痛仇者快、气头过后后悔不迭的后果。既然认识到动辄无名火起是当前普通人心理上的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我们除了应该特别注意调理自己的心理状态，维护心理健康外，就还应该在心上栽棵含羞草。当别人无名火起，燎到你身上时，心上的含羞草马上闭叶垂株，不应战， 不还口，最好是反而心平气和，报以微笑，予以宽容，待对方的急风暴雨自动平息之后，心上的含羞草再重伸枝条，张开叶片，如果那时可以沟通，再摇曳多姿，娓娓交谈，或者因为本非什么关乎原则的大事，则一笑了之，礼貌离开，未为不可。 倘若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在心上栽一棵专司人际交往的含羞草，每当一方心理上的无名火袭来时，另一方都能收敛退让，不把生命力内耗在无谓的争端上，那么，无论在家庭、单位还是公众共享空间里，都会减少许多大嗓门的詈骂吵闹声，而且，也只有由这样的心理健康的群体所构成的合力，才能对贪官污吏与社会颓风真正击中要害，从深层解决问题。 布波裙 苏珊来电话，久未闻其声，不免对她自报的姓名多了两声“哪位”，她就在那边大笑起来：“不是‘苏三起解’的那个苏三，是苏珊啊！”我眼前马上就浮现出她的……老实说，不是面容，而是她身上的那些名牌服装。我说：“嗨，你呀，找我约稿吗？你又跳槽到哪家新创刊的地方啦？”她笑说：“这回是想去您家借用一样东西！”我正觉得奇怪，她说：“您让阿姨接听吧，我是问她借呢！”只好把移动机头拿进里屋递给正看报的老伴，她俩说笑起来，我便退回书房敲自己电脑去了。 下午苏珊应老伴之约飘然而至。她的相貌我还是捉摸不定，两年间跟她见过几次面，每次发型都不一样，头回见她嘴角下有颗黑痣，再遇上却又没有了，记得问过是不是动手术拿掉了，她笑告那痣本是粘上去的，而且是法国的一种名牌假痣，弄得我自叹孤陋寡闻。但她每次的服装都很讲究，有的不用她自己说出，我也懂得那是名牌。这天她头发剪得齐耳短，蓬松而不乱，素面素唇，看上去格外大方；身上照例穿着休闲服，我问又是什么名牌？她头一回没道那牌子而是晃晃头说：“管它！” 老伴跟她说笑中，我才闹明白，苏珊带来了一块绸料，是要借我们家的脚踏缝纫机，请老伴当指导，自制一条裙子。我不禁问她，何来此雅兴？她一边跟老伴剪裁缝制，一边嘻嘻哈哈跟我“从实招来”。 苏珊说，灵感来自电影《周渔的火车》，巩俐那一角时时在银幕上飘动的蓝花绸裙，真让人醉倒！我说，是呀，孙周用了些特写来表现那裙裾的飘逸灵动，很美！轮到苏珊惊讶：“您也去电影院看它？”老伴说：“我们一起去的，只是没买情侣座，怎么，我们这把年纪，就欣赏不来了么？”苏珊乐得拍手：“呀呀呀，原来知音处处有！”于是她接着说，周渔的形象征服了她，也不仅是那条蓝花绸裙，她本来就具有周渔的潜质，今后要更自觉地过诗意生活！ 我问苏珊，因为看了这么一部电影，就非要自制一条蓝花绸裙，岂不又太幼稚了吗？苏珊说如果单是模仿，也确实无非追星族而已，但她这样做又是有理论指导的，她认为那电影实际上也是那一理论的派生物，什么理论呢？就是“这个族那个族全都不如布波族”！布波族啊，我说也看过传媒上一些介绍，敢问那跟这裙子有何关系？苏珊便一边踏缝纫机一边侃侃而谈：“布尔乔亚，就是小康人士，衣食无虞，体面大方，在这前提下，不去追求物质上的符码价值，而是追求诗意生存，这裙子就是诗意生存的一种符码。现在我顿悟了，名牌不必排斥，但小康胜大富，按自己心意挑选，以至亲手缝制的非名牌服装，胜过仙衣华裳！波希米亚，其实可以理解为自由择业，钱是要挣的，规则是要遵守的，但何必一天到晚地为名利奔忙？合不来，就离开，跳槽不仅给自己带来更多机会，也使社会如流水般活泼生动，而且在所谓事业之余，找些空闲，自己做一条绸裙，或其他什么喜欢的东西，岂不一大乐事？”她伶牙俐齿一番抒发，听得我和老伴忍俊不住。 缝纫机久未使用，临时注了些油，那轧裙的声音不像蜜蜂嗡嗡倒像小鸟嘤嘤，看着这么一个青春焕发的女郎缝制“布波裙”，我思绪万千。“布波”一说，是新的摩登话语。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摩登话语自西接踵而来，并且被本土化过？来时电闪雷鸣，走时如风远去，但几乎全都留痕此处人间。我书房存的近20多年的国产电影光盘，其中一些就构成着一道可以循踪索骥的轨迹，直到2003年公映的这部《周渔的火车》。“火车”没多久便会开远么？那飘逸的蓝花绸裙没多久也便会被别的符码夺眼么？但从这最新留痕上前瞻，我心中漾 出许多的欣喜。不是评论电影，我知道孙周的这部新电影也引出了尖锐的批评；更不是讨论“布波”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我也知道这方面有不少尖刻的回应。那么我在写些什么？写一种心绪吧，这心绪里最浓酽的成分，好比一块方糖，溶解在时代与世界的咖啡杯里，将苦涩与甜蜜加以中和。 烟灰缸 她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我本来根本不在乎，可是，这也太离谱了……”接到报告“最新前沿消息”的电话后，她摔掉听筒，冲出房间，仿佛一片蓄满雷电的乌云，随时会毫不顾忌地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倾泻下狂怒的雨鞭…… 事关明天就要公布结果的评奖。她不仅列在提名单子上，而且经过几轮淘汰依然入围，名列前茅。是的，亲朋好友的那些忠告：“关键是你的作品是否拥有爱好者，而不在奖杯能 否到手。”“别把这场游戏看得那么重要，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奖杯。”“奖杯确实能够带来实惠，可是如今毕竟跟以前大不一样，也可以跟评奖一类事情了无关系，凭自己努力创造出实惠来——那样的实惠享受起来更心安理得！”当然，说得都很对，直到昨天自己也都点头称是，甚至还对来采访的记者说：“任何评奖其实都是一场游戏，获奖跟中了彩票也没多大区别！”记者马上进逼诘问：“你的意思是评奖很无聊啦？”她知道这种情况下万不可流露出烦躁，于是笑吟吟地回答：“游戏有益健康，博彩只要前提正大——比如为的是繁荣某些事业——那就是抱着无妨一试的想法投入，玩一把，也没坏处呀！”记者寸进刺探：“那你觉得在这场游戏里自己能中彩吗？”她满脸天真：“呀，你也帮我添点运气吧！”这访谈马上刊登在了今天的晨报上，配了她好大一张头像，标题是《不玩白不玩》，还好，比半年前那个《深居何尝简出》的报道，算是客气多了。 应该说，直到中午接到那个该死的报信电话之前，她的心态大体上都没有失衡。尽管流布着个别入围者变相贿赂个别评委的传言，那可能确实会多多少少渗入些不公正的因素，她听了只好比眼里吹进了一粒沙子，揉揉也就罢了。但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在“社会群众参与”的环节里，从昨天半夜开始，有关的网页上突然发生异动，“舆情”对她竟大大不利起来，这显然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难道，她竟会因为这一因素被彻底排除？她觉得是一枚大头钉已经楔进了心尖…… 她这片“乌云”迅疾穿过街上稠密的人群，连她自己也搞不懂，怎么突然刹住在地铁口旁的一个商亭前，她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对住一双因为她出现而睁大的眼睛，里面溢出惊喜，接着听见那卖东西的中年妇女呼出她的名字，问：“是您吧？”她抖擞了一下，没有甩出“雨珠”——无论如何，总不能向这样一位表示崇敬的人倾泻愤懑——于是本能地说：“给我来包香烟！” 也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地铁，迈进了车厢。车厢里有人指点她，窃议她，她都浑然不觉。但忽然在诸多似有如无的噪音里，有些声音清晰起来并且构成这样明确的意义：“……她原来排在前头，现在是倒数第二了！”正好车停，她冲出了车厢，疾跑出站，一阵冷风扑了过来，她激灵了一下，不禁双臂抱肩。猛抬头，前边是高楼的剪影，无数千篇一律的楼窗——啊，不，有扇窗户很特别，大开着，里面长长的窗帘被风卷了出来，那窗帘是奇怪的紫颜色…… 她进了那座楼，乘电梯到了有紫色窗帘的那一层，按响了一个单元的门铃。门开了，她叫了声：“耘姐！”耘姐穿着一身宽松的休闲服，头发刚洗过，大概其地挽在脑后，见了她并无惊异的表情，让她进屋，随她坐不坐，就像她们每天住在一处似的，平淡地说：“水刚开，我冲冻顶茶去。”耘姐端来茶，她已经坐在了沙发上，耘姐坐到她对面，自己先喝，满足地闭上眼睛。她冷静多了，已经不是“乌云”，但还是云，算愁云吧。耘姐是资深名家，前些时刚访问过台湾，所以有台湾著名的冻顶茶。她是不速之客，耘姐以香茗迎客，却根本 不问她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耘姐分明还在名利场上，属于一个圈里的，作品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推，褒贬之声杂陈，并非金盆洗手者应该最知道她目前的处境。但耘姐只是问她些不相干的话题，又建议她看一本什么新翻译过来的书，还建议她去看一个什么法国摄影家在上世纪初拍的关于北京风貌的展览……她实在是不耐烦了，掏出买来不久的那包烟，打开抖出两支，递耘姐一支，自己夹起一支。耘姐应该知道她是从不抽烟的，怎么也不问一声，她究竟是怎么了？她就主动问耘姐：“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么？”耘姐只是淡笑，她就说：“别以为我是专门找你来的！这不过是鬼使神差。当然啦……哼，你反正以前得过了……你不知道那些家伙有多龌龊……”耘姐用打火机点燃了烟，把打火机递给她，她还没点，只见耘姐顺手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高高的烟灰缸来，搁到茶几上面。那烟灰缸又眼熟却又眼生。耘姐往那烟灰缸里抖烟灰，那缸底里已经积蓄了不少烟灰……呀，她不禁把眼睛睁得溜圆，那哪里是烟灰缸，那分明是当年耘姐得到的那只奖杯啊！ 她觉得心弦先是猛地一紧，跟着渐渐松弛。她仰脖大笑起来，忽然又停住笑，盯住耘姐问：“你这样……也太不尊重人家的好意了吧？”耘姐缓缓吐出一个烟圈，淡淡地说：“怎么能不尊重？有个机构专门收藏这种东西，我捐给了他们，他们就复制了一个给我，呐，就是它……”说着，又往里弹烟灰。她便点燃烟，微笑着跟耘姐闲聊起来，不时往那烟灰缸里弹些烟灰。 环心剧场 夏末傍晚在我家楼下护城河边散步，迎面遇上了赶秋。这精壮的小伙子是外地来的民工，在附近那栋高级商住楼的工地干活，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说父母给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生在立秋那天。我说：“依我想，这名字除了赶上秋天的意思，还有个快点把秋天赶掉，好让春天快来的意思！”他咧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后来有天我看见他跟一个姑娘走在一起，暮色中那姑娘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啊，这小子有女朋友啦！这个傍晚他既又迎面而来，我无妨问问他有了女朋友的事儿。我们相距只几步了，我给他一个笑容，表示招呼， 每回遇上，他也是总先以诚挚的笑容招呼我。但这回赶秋招呼我的笑容竟有点勉强。我正纳闷，忽然有人从我身边跑过，几步抢到赶秋身边，大声向他报警说：“……别呆在这僻静地方了，快躲躲吧，人家要收拾你呢！”我先吃了一惊，不禁收住了脚步，赶秋倒极镇定，走到我跟前唤了声“刘叔”，再扭头跟那同一工棚里住的伙伴说：“他们敢怎么样？我才不怕！你先回去吧，我要跟刘叔找个亮堂地方说话。” 在老城隍庙通宵快餐店，我请赶秋喝啤酒，他把自己的恋爱故事讲给我听。与他相爱的姑娘名叫春棠，跟他不是一个省的，也来自穷乡僻壤，刚来时到一家灯具店打工，后来转到他们工地食堂。春棠是头年由她一个姑妈带到北京来的，姑妈在北京混了10多年，见多识广，如今在一个大富人家当管家，那家人客厅里的水晶吊灯就值10万元，一个宅子里有五个卫生间；春棠打过工的那家灯具店，是那大户人家的无数买卖之一，店主是大富豪的一个堂侄。姑妈的意思是京城里充满了机会，要春棠瞅准了千万别错过，对此，家乡的父母也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春棠半年前没跟姑妈打招呼，就自己辞了灯具店的工，转到了建筑工地的食堂。这当中的原因，在春棠跟赶秋相好之后，详细地说了。赶秋那天对此点到为止，没有给我转述。我可以想象。现在姑妈把春棠父母也招到了北京，三个长辈，加上大富豪的太太，当晚正把春棠叫过去，为那灯具店老板的打算，给她做工作呢。而刚才就有几个嘴里喷着酒气的陌生人到工棚里，气势汹汹地吆喝着找赶秋，所以同伴好心地跑来报警。 那晚回到家，我在廉价的日光灯下，把赶秋讲给我的事情默默回味了很久。这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么？或者，可以据之编一出电视连续剧？对于赶秋和春棠，那是他们生命史上惊心动魄的大篇章，但是对于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和观众，这样的人物、故事、冲突以及结局——不管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有钱人果然厉害——都可能招来“不过尔尔”的讥评。如今世道下的观赏者，真的只一味追求新奇刺激而绝对漠视朴素的永恒么？ 思绪忽然从北京的护城河驰往了伦敦的泰晤士河。去年访英回来，一直有编辑约我写关于莎士比亚故居和伦敦环球剧场的文章，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实在是因为如今出国访问旅游不再是稀罕之事，而凡到英国访问的，一般总不免要到莎士比亚故居一游，进入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看一场莎翁名剧的演出也属家常便饭，有关的游记时见刊载，我又能道出什么新意？但那一晚在伦敦环球剧场观看一个葡萄牙剧团用葡语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景，却被赶秋春棠的事情激活，艳丽生动地复现在心头。演出的前三分之一，我与其说是看 演出，不如说是观剧场——那木结构且保持原木色调的环形剧场是刻意按莎士比亚时代的原状建造的，拙朴到简陋的地步，楼座的座椅就是长条凳，池座里的看客竟多半要站着。演出的当中那三分之一，我则为该剧导演与舞台设计的新奇手法而不断地发出惊呼、惊叹，其他观众也如是——看戏的大多是外国游客，能听懂葡语的大约很少，反正莎翁的这个戏大家熟悉到极点，听不懂却绝对看得懂。到戏的后三分之一，我的心被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淳朴而真挚的爱情牵动着，再不能平静，当悲剧高xdx潮来临，由舞台上的配角组成的小乐队与合唱组奏出令人心碎的旋律、哼出如梦如幻的曲调，我眼眶一下子发热——而我思绪又跳回现在进行时，在楼下护城河的朦胧背景里，凸现出了赶秋和春棠牵手的剪影，我的眼眶也热了。 附近那栋高级商住楼落成了，晚上试灯，整栋楼像一座熠熠闪光的钻石山。那晚我刚巧从浙江回来，略事休息，忙跑过去找赶秋。哪里还找得到？工棚拆除，食堂解散，都在一夜之间。盖楼人照例是楼成免入，另赴新的工地。但我总算找到一张熟面孔，就是那个傍晚给赶秋报警的民工，他被雇为了新楼停车场的看守。我跟他打听，他死活不告诉我赶秋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末了我问：“赶秋一个人走的吗？”他瞪圆了眼睛，生气地说：“为什么一个人？他们远走高飞了！” 我微笑着回家，且不进楼，到护城河边徘徊。我想，莎士比亚绝不过时，他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永恒不朽的情愫；曹雪芹当然也绝不过时，他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完全可以超越，而什么又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宇宙不停地膨胀旋转，世界不断地沧海桑田，人类不住地生死歌哭，艺术不懈地标新立异，而人心却有可能创造出恒定的价值。是啊，社会、人生是个比伦敦环球剧场更精彩的舞台，这是个环心剧场，我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演出，如何突破心之阴翳，获得心之光明呢？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艺术万变而不能离弃之宗吧。 莫失亮 我们身后，就是高耸的双塔摩天楼，刚从严冬的北京来到炎热的吉隆坡，我真不适应在烈日下跟人交谈，然而她不容我退到棕榈树的阴影下，紧追着我提问。我被她的诚恳与执拗感动，于是驻足凝望着她的眼睛，决心有问必答。 我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除了早在北京已经投出一票，参评全球华文文学大奖外，还应邀在抵马后临时评定马华小说奖，并且上台担任揭晓嘉宾还 即席发表参评感想。全球大奖这一届的得主是中国台湾的陈映真，对此各方面都不觉得惊奇。但马华文学创作中的小说奖究竟谁能夺冠，对各方面来说却都是一个地道的悬念。马来西亚华族中有那么多爱好用中文写作的人士，这是令人欣喜的事，但这一届经过前期筛选最后送达终评者手中的10篇小说，我在北京读复印件时就觉得有些失望。它们有着两个共同的缺点，一是不知为什么都写得那么阴暗低沉，二是多篇都采取了片断镶嵌的朦胧写法，缺少讲清一个完整故事的动机或者信心。为了评奖的公正，这一奖项的作者署名是一律隐去的，10篇小说应该是出自10位不同作者的手笔，但我读来却觉得有几篇似乎是同一人之作。也许这是世界小说创作的新潮流？也许是我这人的小说观太陈旧？当我坐到《星洲日报》会议室，与另两位评审作家会聚时，不免心情忐忑。 两位名家都非让我先表态，性格使然吧，事到临头，还是不能圆滑过去，少不得直言10篇都不够精彩，特别是都缺乏亮光，如果非要拔出一个头筹，那么《夜雾》一篇差强人意……没想到二位名家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其中当地的老作家姚拓先生更说，我们越是坦率地批评，才越对马华小说的进步有推动作用。于是我就到颁奖台上去宣布了我们评审的结果，并且说，也许当下的世界确实有着太多的混乱与失落，也许人性中确实存在着那么惊人的阴鸷酽黑，而且阴暗的文本低沉的调式也属于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流派，但入围的10篇小说都呈现着这样的倾向，却使我不得不在这里呼吁：还是不要对世界、人类和人性的光亮失去寻觅与表达的热情，如果原来所向往的光明不那么耀眼了，甚至觉得那并非真的光明，也应该坚忍不拔地另寻光明。给人心灵以亮，以希望，以勇气，那样的文字，是最应该提倡的！我说完，听到了掌声，不甚热烈，但已足以支撑我在文学观上的自信。 于是就有了散场后被追着询问的一幕。年轻的女士问：“《夜雾》的题目就够阴暗低沉，您为什么肯定它？”我告诉她，这篇小说写一位农村底层女性饱受丈夫虐待，尤其是精神虐待，那丈夫竟至于当着她的面跟未成年的女儿乱伦，这位村妇忍无可忍，最后在丈夫命令其准备洗澡水时，在澡盆里放入了毒蛇，当丈夫被蛇咬后要去医院时，她冷冷地说：“晚了。”小说也就在夜雾升腾中结束。我对它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作者在冷静的叙述中，体现出了对弱者尊严的肯定，对男权世界的沉痛抗议，小说本身没有光亮，但多少能启发读者去拨开厚重的夜雾思索光明所在。年轻女士又问：“光明如何体现？难道必须像鲁迅先生写《药》那样，非在结尾写到的烈士坟头上添一个小小的花圈吗？”我说那当然不是上策，但有深度的小说总是应该保持着引导读者向真向善向美的亲和力，鼓励读者无论如何还是要热爱生命与生活，这也就是文本的亮度。年轻女士笑了，她告诉我：“其实我们那样写，并不是真觉得世道人心已经黑暗得谁都不想活了，主要的用意是觉得惟有颠覆才酷得过瘾，也包括故意地不把故事讲清楚，让文本像撕碎的纸屑……刘先生，难道小说不可以这样写来玩吗？”于是我也笑了：“真没想到，到了外国，我还是这么样地认真得过了头。”我猜出她是入围的10篇小说的作者之一，于是顺便问她的名字，她马上告诉我：“莫失亮！”我从她眼里看到狡黠的闪光，正感到受到揶揄，她爽朗地说：“您别在意，您也年轻过！我真地非常感谢您，我以后真会用这个笔名写作的，毕竟我也会成熟起来，对不？”她告别后快速跑开了，我仰头望着那摩天双塔，心想仅此对话，已不虚此行了。 捆妥诚信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1696年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对留守京城的皇太子送往军中奉他的物品，一一亲自检验，发现那些包裹存在捆绑不严实的问题，为此他在奏折的朱批中郑重指出：“所有送到朕处之物品，须谨敬包裹后，经皇太子亲自验视才好，所送鹿尾包裹松散，想是发送前并未经皇太子验看，送到时均已残破。凡朕送往京城物品，俱经朕亲自看视包裹。将此情形告知负责包裹之饭上人，无脸小人，甚属不敬！”虽然那时康熙对皇太子十分溺爱，最后把板子打到了“饭上人”即奴仆身上，但他因皇太子在这个似乎是细节问题上的失 误而产生的不快，显然是难以消除的。皇太子对父皇的这一批评竟不重视，一再地掉以轻心。1697年康熙第三次出塞亲征噶尔丹，他送去的包裹依然多有松散，以至康熙在朱批中干脆这样写道：“若完好送到则已，若又有破损，嗣后勿得再送！”1708年皇太子被康熙废掉（后来虽一度复立终于还是被彻底废掉，终生禁锢），原因很多，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给父王寄送包裹时一再地不能捆绑包扎严紧这件事情，或者就是那“青萍之末”。 1718年，康熙派十四王子挂帅远征准噶尔，十四王子可不像当年皇太子那样，把捆绑包裹一事看为“细枝末节”，他深知所捆绑的其实是诚信，他所驻扎的西宁离京城极其遥远，那时的驿路哪比得了现在的国道，运输工具落后，但他却能做到捆绑包扎时一个一个地仔细检验，送抵京城后竟绝无一例松散，里面所装的东西也绝无一例破损变质。1719年他在西宁亲自监制了用当地撒尔鲁克牛奶制成的奶皮子连同其他土特产，赶在中秋前送到了康熙面前。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满文档案里看到康熙喜形于色的朱批：“尔遣人送来的东西都很洁净，送到时完好无损。朕原先就闻知撒尔鲁克奶油，其xx子、奶皮、乳饼等，从未吃过，今日品尝，确是出类拔萃的好xx子！”康熙晚年属意于这个十四王子，只是吸取了公开立储遭致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秘密立储的做法，打算在自己百年后传位于这个王子，除了其他种种因素，这个有关能够妥善捆绑包裹的优点，显然是在对其做出价值评估时，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砝码。后来由于康熙在1722年猝死，四王子趁隙登上王位，是为雍正皇帝，康熙的十四王子以及其他多个王子最后成为悲剧人物，那是一段至今令人们议论不休的历史，这里就不赘言了。 康熙是个封建皇帝，他对包裹捆绑是否严实的细节重视，特别是从这样的小事里去考察接班人的缜密用心，当然是出于皇权永固的目的。现在时代已经大有不同。但这样的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人们也还是能有所启迪。我们现在常说要“改善投资环境”，一位外商先后到了两处地方，两处决策人士对其都热情接待，但最后他舍甲而取乙，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甲处对项目的设想粗疏，而接待中却泼撒花费，正如捆绑包扎包裹十分马虎，今后必定散落破损，而乙处在项目上论证严谨，接待上礼数周到而注重节约，正如捆绑包扎得严实细密的包裹，可运行万里而绝不变形。现代市场经济尤其讲求交易、合作各方的诚信，各种契约要经得起反复推敲，达于滴水不漏般细密，执行中各方绝不能松散变质，俾使最后成果“洁净”而“出类拔萃”。当代社会生活里，考察干部、招聘人员，康熙式关注捆绑包裹态度效果的眼光，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在恢弘的系统工程里，注意把握好每一个细节，把捆绑包裹般的小事，视为捆妥诚信，应成为我们的习惯。 蓝色铃铛 飞机就要降落悉尼国际机场，大家开始填写入境卡，我见上面有一问是鞋底有没有土？觉得有点奇怪，哪位旅客的鞋底会是毫无尘土的呢？我左边一位中年男士跟我说，那一串问题你就都填没有就是啦，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我右边一位小伙子则跟我说，还是要如实申报，澳大利亚海关对入境者的诚信度，比美国等海关更重视，我们既然觉得自己鞋底有土，那就申报吧。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哥们儿，已经有了澳大利亚绿卡，去年从国内返澳，身上带的澳元超过了5000，按澳国海关规定，带超过这个数目的澳元入境必须 申报，但那哥们儿觉得麻烦，就没申报，结果不知怎么被查问了出来，最后竟弄得给取消了绿卡。其实海关只是要携币过5000者申报而已，带进去并不犯法，更不会没收，往往也并不点验，人家只是要记录在案，加以统计，大概是为了细密掌握其货币的流通量吧。那哥们儿事后怎么也想不通，苦苦哀求移民局，但人家的回答是，诚实是成为新移民的绝对前提。听了小伙子一席话，我就在“鞋底有没有土”和“是否携带了含有动物和植物成分的药品”两项后面都做了肯定性标记。 进关验护照签证时，我主动把鞋底抬起来请验证女士看，她微笑点头，说了声“没关系”，很快给我盖章放行。后来我弄清楚，所谓鞋上有土，是特指从某些特殊地区到来，鞋上严重粘携了野土或农土，澳大利亚严防有碍于其固有生态环境的生物或含有生物成分的载体入境，但对我把一般城市尘土也加申报，人家也不见怪，反而多了几分对我诚实的尊敬。到了出口前，我主动走向红色通道，到了行李检查台前，我想从提包里把所带的速效救心丸取出给他们看并加以解释，海关职员只问了句：“药？自己（用）？”我答是，也就微笑摆手让我出闸，还说了句“欢迎来澳大利亚”，让我心里挺舒服。尽管我什么也不申报大摇大摆走绿色通道也能过关，但我丝毫不为自己“谨小慎微”的诚实申报后悔。 12月的澳大利亚开始进入盛夏，北京是草木凋零、寒流阵阵，悉尼却是绿树成荫、熏风劲吹，许多春花虽然谢了，一些花期长的植物还在烂漫开花，更有不少四季都开花的植物点缀各处，不过，像“姹紫嫣红”这样的形容词，似乎很难用来描述悉尼的花卉色彩。我注意到，悉尼栽种得最多的草本植物，是能从条形叶丛里挺出一米多高的花柱，顶端绽开绣球般形态的蓝色花，问了好多朋友，这花叫什么名字？或者说不晓得，或者只能说出一长串英文名称，而无法意译为中文。但这实在是悉尼最常见的草花，街边、公园、宅前、滩头，到处开放，仿佛给这座城市绣出了一张蓝色的网络。另外，特别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一种树木，从那羽状叶片上看，很像合欢，但它开出来的却不是我在北京看惯了的那种金红色的马缨花，而是比蔚蓝浓重、比深蓝明快的那么一种穗状花，盛开时满树看不出叶子，蓝盈盈的全是花，非常壮观。这种树我问出了名字，英文两个单词，译出来就是蓝色铃铛，或者可以就简称它蓝铃树吧，它的花色好别致啊！ 澳大利亚的圣诞节景象让我觉得有些怪异，以往在西方国家也都赶上过圣诞节，圣诞老人的装扮与雪花纷飞的季节非常协调，扮演圣诞老人该是件非常惬意的事，可是这里的圣诞老人按规矩也必须裹上大红冬装戴上软尖冬帽，所置身的环境却是盛夏气候，围着圣诞老人讨糖果礼品的女孩子们只穿着薄薄的连衣裙，男孩有的干脆光着上身，你说扮演起来苦不苦！我还注意到，澳大利亚各处的大小圣诞树上所悬挂的装饰物品，多以蓝色为主，比如大铃铛，也是蔚蓝色的。这是不是因为蓝是冷色，可以多少化解些炎夏带来的燥热呢？后来与一 位白人珊德娜女士攀谈，她告诉我，澳大利亚人喜欢蓝色，因为蓝色是诚实色，在人类的优秀品质里，诚实应该排在第一位，诚实令每个人自己能睡安稳觉，做任何事时都能克服困难，自信心十足地去获取受之无愧的利益，而人际间也只有诚实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诚实可以避免世界破碎、人类遭劫…… 各民族自有其爱好的色彩，每个人更有选择自爱色的权利，倒不一定都得去喜欢蓝色，或者都去跟珊德娜那样的解释认同，但珊德娜的颂蓝之词，毕竟令人心动。在悉尼，有一天我在朋友庭院的蓝色铃铛树下，静静地坐了好久，到后来，闭眼冥想中，只觉得树枝上那无数的蓝色铃铛，嘤嘤地把其鸣声送进了我的心窝…… 暂字里面禅意浓 “暂时领先”、“暂居榜首”、“暂无变化”、“暂时落后”……这些天观奥运赛事，耳边常灌入带“暂”字的解说，眼里常吸入带“暂”字的字幕，赛事紧张，瞬息万变，有“暂时领先”甚至是“一路领先”者到最后定格时，竟名落孙山，有“暂时落后”甚至到最后一搏前仍然落后者，却在尘埃落地时金牌到手。正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到头来对手一笑泯恩仇，共襄盛事，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细思“暂”字，能生敬畏之心，而终于遍体清凉者，方是真正的斗士、强者。宇宙在不断地运动、变化，斗转星移，花谢花开，河东河西，沧海桑田，此乃人间正道。蝉连多届的冠军，也终于会由新的骁将取代；保持多年的纪录，也终究会被新的冲击者打破。而今天的失败，也许就是明天摘冠的起点，胜负乃兵家常事，“常胜将军”也不过是跟别的将军比起来，胜仗打得多些罢了。 人在拼搏过程里，应该把握好每一个“暂时”，却又绝不能胶着于某一个“暂时”。越过每一“暂时”而终于夺冠者，暂时的狂喜、暂时的忘形，乃至暂时显露出王者的霸气、赢家的倨傲，只要那毕竟只是“暂时”，就都无大碍，但我们可以从荧屏上看到，个别的摘金者，那忘形与失态实在是延续得太久了，结果竟敷衍地或干脆忘记了履行奥林匹克运动那约定俗成的重要礼节：向裁判握手表达谢意，向同站奖台的亚军、季军以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同喜互贺，向全场观众，包括那些只给对手加油、喝彩的异国外族观众挥手乃至鞠躬致谢。奖牌确实是一种荣誉，但又应该不仅仅是象征荣誉，荣誉毕竟是“暂时”的东西，除了专家、资料员和体育迷，谁能总牢记得前几届奥运会每一项目的金牌得主？奖牌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记住那通向大同的路径——人类和平竞赛，各民族亲如手足。 雅典奥运会赛事未过半，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们的体育健儿金牌数暂时领先，我为之欣悦。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田径的各类项目展开，我们就很可能被美国、俄罗斯赶超。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体育水平，到头来还应该主要体现到体育运动在国民中的普及以及平均健康状况，切莫被暂时的“金光”迷了眼。奥运会赛事如此，其实我们在人生跋涉中的得失宠辱莫不如此，我们的生命与事业，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暂时”链环中向前发展的，我们应该把握好每一个“暂时”，不以“暂时”的成功荣誉而忘形失态止步滑坡，不因“暂时”的挫折失利而沮丧灰心消极放弃，始终能超越每一个“暂时”，奋力奔向充分展现自我而又利人益世的人生终点，融入永恒。到此我暂时停笔，在静默中，再深味“暂”字的浓酽禅意。 柳藏鹦鹉语方知 玫瑰残了。老枪艳了。随着雅典奥运的竞赛波环，我们心中的涟漪也悲喜交错地荡漾开来。 前两个月，还有传媒报道雅典对奥运似乎抓得不紧，场馆尚未最后封顶，到处还是工地的杂乱景象；对开幕式，也不怎么看好，总觉得希腊虽然有灿烂的历史，但现在属于欧洲比较落伍的地方，前几届奥运会开幕式的万紫千红、莺歌燕舞似乎还在眼前耳边展现萦回，希 腊人能把开幕式搞得更上一层楼么？希腊方面对种种露骨或含蓄的质疑并不怎么正面从语言上回应，他们就是不停顿地、有条不紊地抓紧做实事，临到会期，人们来到雅典，体育场馆锃光发亮，奥运村色色精细，新闻中心设备齐全……甚至连交通也并未形成堵塞，等到开幕式，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全被震住了！既有古典文明的史诗画卷，又有当代高科技的画龙点睛，观赏性令人目迷神眩，而又具有令人憬悟回味的思想深度，一气呵成，毫无纰漏。哗，这才知道，人家是不把大话说前头。力与美、思与歌，全以务实的态度埋头厚积，仿佛雅典卫城的华殿，基石坚固，雍容淡定。 记得直到与德国队对垒的前半小时，还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对“玫瑰”们的采访，记者问她们每位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除了个别的，绝大多数都铿锵地宣称“要拿冠军”，注意，不是说“争取冠军”、“冲击金牌”，而是把话说得满满的，简直都溢出来了，真不知她们怎么给自己定的位。依我想来，前些时的一场热身赛德国队曾在主场败给她们一球，大概就是那盲目自信的主要来源吧。“玫瑰”们这样的错位心态，教练及主管人员怎么不加调整、疏导？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自己就这样地定位。“谦受益，满招损”，即使自己真有实力，要冲击金牌，也大可不必脚未动而言已满啊。当然，“玫瑰”们也不必因零比八的伤痕而心血滴沥不止，心理状态不要又从巅峰跌入幽谷，找准自己真实的位置，少说多练，祛虚浮，添真功，花儿谢了下春还会烂漫地开！ 女足姑娘们应该学学王义夫，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学。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清醒地找准自己位置的人。自己多大年龄、多长射龄、几多成功、几多遗憾、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少、争取的余地有多大、人生于自己意义何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样样清楚，说出的话尺寸恰到点上，赛前赛后全是这样风范，相信他一生都会如此。而更可贵的是，他能不说时就不说，甚至表情也总那么平淡，波澜不惊，无语自从容。他那最后一枪，真可谓“柳藏鹦鹉语方知”。 人的心灵修养成一株蓊翳的垂柳后，那真知识真本事真功夫真水平就仿佛一只掩蔽在柳丝中的鹦鹉，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突有一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继续看吧，这回的奥运竞赛中，定然还会有“柳藏鹦鹉语方知”的妙境呈现。 山外青山天外天 虽说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中国男羽头把拍意外失利，以及中国男篮、女篮也都“飞花片片减却春”，男子体操等项目成绩也不理想，但是中国奥运军团的夺金势头仍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看到自己民族的体育健儿一个接一个登上冠军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挂金牌、戴橄榄枝冠，确实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感慨。 不过，细看荧屏上的场景，详搜网上的报导，也就发现了一些值得戒惕的表现。比如， 心中眼中只认金牌，视银牌、铜牌竟若粪土。某举重冠军登台领奖时竟连对获亚军的队友也只是敷衍地握了下手，对获季军的他国运动员连眼球也不转过去一下；某记者对获银牌的运动员的劈头一问竟是“你是否感到沮丧”，就算原来是瞄准金牌而去，壮志未酬，问句“是否遗憾”也罢，先就设定为“沮丧”，这是什么心态？一个人参加世界业余运动竞赛的盛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一个项目中获世界第二，这是多么荣耀的人生履痕。你从电视镜头里可以看到，一些外国运动员获得了冠军，他会主动去和亚军、季军握手甚至拥抱祝贺，而只获得银牌、铜牌的运动员也都欣悦异常，满脸春花，浑身春风，或举牌自豪地展示，或亲吻那银牌、铜牌，为自己在作为银行职员、生意人或大学生的人生跋涉中，还能从业余爱好出发，通过集训，获得赞助，参与此世界盛会，得此奖牌，而无比自豪。 我们必须认识到，实在还有比挂在脖子上更珍贵的金牌，那就是心中的金牌，那金牌容纳民族自尊和爱国之心，但主要的成分是对他民族的亲和友善，对世界大同的推进，其中包括对他人的欣赏，对其优点的学习，对暂时落后、一时失利的同情与体谅。这回卢旺达的游泳运动员的成绩大大落后于其他选手，可谓是创造了一项世界最慢纪录，但许多世界游泳名将都站在泳池边为她鼓掌，她游完后高兴地告诉大家，她是他们国家游得最快的人！结果组委会决定把原来发给冠军的一对吉祥物奖给她，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幕！ 世界很大，人类具有多样性，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超越惟金牌的狭隘价值观，多一些对奥林匹克运动精髓的认知与思考，不但对我们的体育官员、教练、运动员、传媒人士是必要的，就是我们一般民众，也该修炼出这样的情怀。 因忧伤而高贵 ——读王刚《英格力士》，致青年读者 读王刚的这本新长篇，享受忧伤。 我很少在读了一位未谋面的作家的书后，产生去认识其人的冲动。钱钟书先生说过，你觉得鸡蛋好吃尽管吃，有什么必要非见那只下蛋的鸡呢？诚哉斯言。 但我也偶有例外，一次是在书店立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后，不但觉得非同寻常地好，而且想跟他认识、侃谈，后来他果然应我之邀到我家来，相聚甚欢，以后又在我家楼下小饭馆餐聚过两次，可惜那不久以后他竟溘然仙去，令我神伤许久。另一次，是读了王刚的《月亮背面》，也是托人知会，问能不能来聊聊。他来了，当我由衷夸赞他写得好时，他竟突然失态，眼里涌出泪花来。我跟王小波和王刚约会时，早已是去职赋闲的边缘人物，他们不弃，而且还很重视我对他们作品的反应，这多少令我有些意外。 我欣赏王刚的《月亮背面》，主要是觉得他对所描写的人与事，不仅是熟稔，而且根本就是打那舞台和人堆里滚过来的，因此也就不仅是一般的生动、深刻，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我没有写关于《月亮背面》的文章，但我口荐给不少人，其中不乏比王刚还小一两茬的年轻人，他们的反应是一致认为过瘾有趣，听到他们发出“投机活，投资死”这类言过其实的读后感慨，我就觉得作为写书的，王刚至少是已经在种豆得豆了。 后来很少听到王刚写小说的消息，也跟他相忘于江湖。 忽然眼前来了本他的新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我所期望的是《月亮背面》的续篇，一读，竟不是。可王刚为什么非得照顾不管是来自任何方面的期望呢？他只根据自己内心的冲动来写。这样的写作出发点，使作品一开始便具有了成功的可能。 就人物、故事、细节、对话而言，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稀奇。“文革”以及那前后极左当道的大背景里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不说境外的写作者，就是本土的作家，已经都积累了不少的文本。《英格力士》里写到的婚外恋或者说是婚外的性关系，以及少年从性懵懂到性开窍，实在都太常态，整本书里完全没有性变态，人性恶也都只能算是些小恶，所有的人物都平庸得那么可爱，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可能是王刚只想把这本书写成一部隐去实名的回忆录或者是忏悔录吧，他并没有张开自己本来具有的想像力双翅，我不用拘泥这个词，我宁愿用恪守这个语汇——他在把握文本时，是在力图恪守少年的鲜活记忆，他像罗丹从事雕刻一样，在这部书里只是去掉那些他认为是多余的东西，让那记忆中的原生态准确地显现出来。这些素材如果让另外的作家处理，或者王刚本人在另一种心境和写作状态下书写，是很容易通过想象与虚构，将人物、情节原型变化得更丰富，更诡谲，也更具前卫性和刺激力的。比如，那位仁慈的英语教师在深重的性苦闷泥潭里挣扎时，他是完全可能在求欢失败、偷窥失算、意淫难补的绝望中，转而从那同性的忘年交方面去真诚而惶恐地寻求代偿的。曹雪芹早借《红楼梦》里贾母之口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现在书里的英语老师完全是被冤枉的，他站在“我”的肩上并没能窥视到那位美女的胴体，其实，就是他完全看清楚了，并在窥视中禁不住自慰，又怎么着？如果是莫泊桑或者是列夫·托尔斯泰，会对笔下的这一人物这一情节，持怎样的心怀？如果我们对此的猜测结果还会有所分歧，那么，如果是放在大江健三郎或者奈保尔笔下，我们的答案恐怕就很容易趋于一致了。而在所有这些作家的笔下，这位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仍然能保持其令读者心悸的超常仁慈。 作为笼罩全书的意象，那本厚大的词典，以及“英格力士”这个作为书名的符码的意蕴，表达力度都还欠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对这一在当时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内心反应，应该有更细化的揭示。这是我未能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我对整部作品的叙述策略，或者说叙述语调，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设定，而 是从内心里汩汩流淌出的叙述情调，非常地满足。 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读者推荐的。 那贯穿全书的情调，就是忧伤。 有评论家指出，书中英语教师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怀里，仁慈是高贵的品质，而高贵的品质常需借助忧伤的情绪加以提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忧伤，那么或者大赦政敌，或者暂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忧伤为何，也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事情来。 来来来，来读《英格力士》，享受忧伤。在这本书的第53页，作者，也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我”，叙述到那位英语教师时这样写道：“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能够忧伤，这人就有福了。 当今世道里，许多人忧而不伤，愁而不伤，恨而不伤，怒而不伤，伤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绪，正因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个世纪德国史托姆《茵梦湖》那样的适时出现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国人：你为什么不懂得忧伤？ 忧伤催人忏悔，忧伤促人宽容。忧伤如果不能洁净世界，起码可以洁净自我。 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辈陈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几位能知道他是谁，但他在上个世纪曾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对我说过：“我最不喜欢‘淡淡的哀愁’那样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谁的提法，但我听到这个提法一点也不反感。陈荒煤年轻时候是位小说家，其《长江上》一篇曾产生影响。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后新印的小说集，读《长江上》，我读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后一篇小说题目叫《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尽管他努力地从其文本里剔除忧伤的因子，令其弥漫着豪迈的革命强音，但他那题目就仍然还是引出了我这个读者的淡淡哀愁——就写小说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没有“身后有余忘缩手”，随着革命的进程，他缩手不再弄小说，成为了主管电影的一位文化官员，但还没等到“文革”正式开始，他就因支持拍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后来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帮”倒台才恢复自由并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结识时，他一定是已经深谙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道理”——就人类诸般情绪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断，则忧伤绝非革命所能容纳的情绪，“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莫与“淡淡的哀愁”为伍——危险！止步！ 但我却改不了喜欢忧伤的脾性。这句话你也可以视为自我表扬。当然，忧伤并不能都归结为“淡淡的哀愁”，忧伤情绪也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相当诡谲。现在谁也不至于因为忧伤、因为追求“淡淡的哀愁”而挨批受罚了，但这一脉情绪因子却成为了稀有，像王刚这样整本地以忧伤述之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很稀缺。 《月亮背面》现在来看仍不过时，但那个文本里没什么忧伤。《英格力士》能够忧伤， 我以为是成熟的表现。读这本书而能欣赏忧伤，我以为能接近或进入高贵的心灵境界。 或许会有人问：倘若作家们都忧伤起来，以至影响得社会上也忧伤过甚，那时候你还会激赏忧伤吗？我也会的。因为一种东西忽然变成了一窝蜂、一股潮，那也未见得就是供应过甚，那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伪劣品，而从大量伪劣忧伤的乱象中识别出真忧伤来，再进行深度鉴赏，其审美愉悦一定会更加浓酽。 世道真有可能会发展到连真忧伤也过多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从不回答预言性问题，我对《英格力士》的感想也就说到这里为止。goodbye! 跟陌生人说话 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在大街、火车等公共场所，这条嘱咐在他常常重复的诸如还有千万不要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面等训诫里，一直高居首位。母亲就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太，对父亲给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和。但是母亲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一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某些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火车上，最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回我和父母亲同乘火车回四川老家探亲，去的一路上，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了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絮絮作答，父亲望望她，又望望我，表情很尴尬，没听多久就走到车厢衔接处抽烟去了。我听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我直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乐乐呵呵一路跟人家聊下去；她也回问那妇女，那妇女跟她一个脾性，也絮絮作答，两人说到共鸣处，你叹息我摇头，或我抿嘴笑你拍膝盖。探亲回来的路上也如是，母亲跟两个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去的女青年言谈极欢，虽说医学院的毕业生品质可靠，你也犯不上连我们家窗外有几棵什么树也形容给人家听呀。 母亲的嘴不设防。后来我细想过，也许是像我们这种家庭，上不去够天，下未堕进坑里，无饥寒之虞，亦无暴发之欲，母亲觉得自家无碍于人，而人亦不至于要特意碍我，所以心态十分松弛，总以善意揣测别人，对哪怕是旅途中的陌生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善意。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往张家口。那时我已经工作，自己觉得成熟多了。坐的是硬座，座位没满，但车厢里充满人身上散发出的秽气。有两个年轻人坐到我们对面，脸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出些灰色的絮丝。母亲竟去跟对面的那个小伙子攀谈，问他手上的冻疮怎么也不想办法治治，又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的另一个小伙子对了对眼。我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里，摸出里面一盒如意膏，那盒子比火柴盒大，是三角形的，不过每个角都做成圆的，肉色，打开盖子，里面的药膏也是肉色的，发散出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她就用手指剜出一些，给那小伙子放在座位当中那张小桌上的手在有冻疮的地方抹那药膏。那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抹完了，又抹了另一只。另外那个青年后来也被母亲劝说得抹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也能顶事；又笑说自己实在是落后了，只认这样的老药，如今新药品种很多，更科学更可靠，可惜难得熟悉了……末了，她竟把那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给冻疮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治好抓破感染了会得上大病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些别的，那两人却不怎么领情，含混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所，一去不返了。火车到了张家口站，下车时，站台上有些个骚动，只见警察押着几个抢劫犯往站外去。我眼尖，认出里面有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又听有人议论说，他们这个团伙原是要在三号车厢动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什么后来跑到七号车厢去了，结果败露被逮……我和母亲乘坐的恰是三号车厢。母亲问我那边乱哄哄怎么回事？我说咱们管不了那么多，我扶您慢慢出站吧，火车晚点一个钟头，父亲在外头一定等急了。 母亲晚年，一度从二哥家到我家来住。她虽然体胖，却每天都能上下五层楼，到附近街上活动。她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不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后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一定请她坐到小凳上聊，结果从那师傅摊上的一个古旧的顶针，俩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恰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就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邻居们惊讶不止，我和爱人孩子开始也觉得母亲多 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的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母亲84岁谢世，算得高寿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验的人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出麻烦、纠缠、纠纷、骚扰乃至于悲剧、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多太多。但母亲84年的人生经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陌生人说话而遭致的损失，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还是证明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会被煽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世，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迅速在我心里结出一张蛛网，把我平时隐藏在心底的忧郁像小虫般捕粘在了上面，瑟瑟抖动。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人各有痣 艺术家阿宽给我画了张像，放在我温榆斋里几天，访客看了都说除了鼻子左侧尽上头那颗痣，全不像。萧宽听了不服气，说："你去动美容手术把那颗痣除了，我再画，一定更像！" 鼻上左侧的这颗痣，几年前还没有。开始不过是淡淡地有个灰点，后来渐次凸起，并且不知不觉地长大，现在呈浅黑色，装点在面孔左边那卧蚕眉、丹凤眼与狮子鼻间的三角地带，俨若天成，成为他人的一大看点。 去请教过医生朋友，他说你这痣不痒不痛，边缘整齐，更无溃烂，属良性疣，没关系，别去管它。我说它跟我的脾气一样，见长啊。医生笑说你每天吃进那么多营养，餐后还吞复合维生素片，身体各处都吸收，它怎么就不能也跟花儿似的，吸收营养把自己胀圆？最后嘱咐我，如果发现它让你不舒服了，或者边缘不齐整、出汤儿了，那才是病，你赶紧来，我给你处理。 想想也是，人各有痣，实在不必大惊小怪。银幕荧屏上的不少明星，都有痣，有的痣还挺大，有长脑门上的，有长下巴上的，有长脖颈上的，这并没有影响人们津津有味地看他们扮演各种角色，甚至对卸妆后的本人，不仅不嫌那痣，还更觉形象有味。从事让人观看的演艺职业，尚且不怕有痣，其他行业的人士更该无所谓了。何况，按某些相术的说法，长在人某些部位的痣，有的还特别吉利，意味着他或她会在某种领域里飞腾发达。另外我们都熟悉"美人痣"一说，有的女士那部位本来并无那么个痣，会去购买价钱不菲的人工痣，小心翼翼地粘贴到特别能产生迷人效果的望点上。 但是有的人就是要追求完美，容不得自己身体上特别是面庞上的痣，明明良性，也非要去动手术去除。医生朋友告诉我，有位女士一定要把嘴角上的一颗小痣电灼掉，她称那是"媒婆痣"，是"贱痣"而非"贵痣"，自己照镜子怎么瞧怎么别扭。医生就跟她说，你把心理状态调整一下，改个称呼，叫它"红娘痣"不就快乐了吗？那女士还是非要电灼，术后效果不错，但复查时叹气，说："怎么痣都除掉了，人家还说我一张媒婆嘴，总好管别人对象婚嫁的事？"医生就问："人家更讨厌你了吗？"她说："那倒没有，都知道我媒婆嘴、红娘心，完全是一腔好意。"医生说："人的性格弱点跟良性疣一样，不妨碍生存，扭不过来也无所谓，不必自觉其丑，自怨自艾，跟自己过不去。" 包容自己身上的良性疣，更包容他人那些暴露于你眼前的正常痣；包容自己性格中那些一般性的弱点，更包容他人那些并不危害社会和你的人性软肋；追求美好，却绝不妄想拥有完美。持这样的人生态度，也许对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就更有益处，也能更怡然自得，更宽厚仁慈。 我的脾气，确实跟鼻上的痣一样，见长。但那也并非什么跟别人过不去的戾气，只不过是愈加直率，比如来电话问能不能去"光临"某个活动，立即答曰"不能"。有的听了就觉得这脾气或者说架子实在太大。其实无论我绕多大弯子，比如先鸣谢，再解释，甚至撒点"无伤大雅"的"美丽谎言"，最后也还是不去，当然"婉谢"有其好处，就是让对方感觉不是碰钉子而是碰天鹅绒墙壁，但直率拒绝也并不意味着不尊重人家，依我想来，彼此时间精力都很宝贵，还是干脆利落为好。这见长的"直脾气"，也渐渐得到了部分机构与人士的包容，有的仍打电话来，听到"可以"的干脆回答，也就不跟我道谢道乏，就立即敲定有关细节，我既应允，也就一定带痣出席，最后两下里都会觉得事情不那么完美，却也毕竟都有收获都还愉快。 医生朋友说有回他觉得恐怖极了，就是在给一个单位的人士做身体普查时，发现有个人身上竟找不出一个哪怕是小小的浅浅的平平的痣来……惊叫中，他醒过来，原来是个梦。让我们都来细细琢磨这个怪梦吧。 人在风中 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我想起她的祖父，当年待我极好，却已去世八九年了，心中不禁泛起阵阵追思与惆怅。和她交谈中，我注意到她装扮十分时髦，发型是"男孩不哭"式，短而乱；上衫是"阿妹心情"式，紧而露脐；特别令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她脚上所穿的"姐妹贝贝"式松糕鞋。她来，是为了征集纪念祖父的文章，以便收进就要出版的她祖父的一种文集里作为附录。她的谈吐，倒颇得体。但跟她谈话时，总不能不望着她，就算不去推敲她的服装，她那涂着淡蓝眼影、灰晶唇膏的面容，也使我越来越感到别扭。事情谈得差不多了，她随便问到我的健康，我忍不住借题发挥说："生理上没大问题，心理上问题多多。也许是我老了吧，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打扮，是为了俏，还是为了酷？总欣赏不来。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时尚。可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呢？" 少女听了我的批评，依然微笑着，客气地说："时尚是风。无论迎风还是逆风，人总免不了在风中生活。"少女告辞而去，剩下我独自倚在沙发上出神。本想"三娘教子"，没想到却成了"子教三娘"。 前些天，也是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她的装束打扮倒颇清纯。但她说起最近生发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想尝试性解放，乃至毒品，以便"丰富人生体验"，跻身"新新人类"，等等。我便竭诚地给她提出了几条忠告，包括要珍惜自己童贞、无论如何不能去"尝尝"哪怕是所谓最"轻微"的如大麻那样的毒品……都是我认定的在世为人的基本道德与行为底线。她后来给我来电话，说感谢我对她的爱护。 妙龄少女很多，即使同是城市白领型的，看来差异也很大。那看去清纯的，却正处在可能失纯的边缘。那望去扮"酷"的，倒心里透亮，不但并不需要我的忠告，反过来还给我以哲理启示。 几天后整理衣橱，忽然在最底下，发现了几条旧裤子。一条毛蓝布的裤子，是40年前我最心爱的，那种蓝颜色与那种质地的裤子现在已经绝迹；它的裤腿中前部已经磨得灰白，腰围也绝对不能容下当下的我，可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遗弃它？它使我回想起羞涩的初恋，同时，它也见证着我生命在那一阶段里所沐浴过的世俗之风。一条还是八成新的军绿裤，腰围很肥，并不符合30年前我那还很苗条的身材，我回想起，那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讨到手的。那时"国防绿"的军帽、军服、军裤乃至军用水壶，都强劲风行，我怎能置身于那审美潮流之外？还有两条喇叭口裤，是20年前，在一种昂奋的心情里置备的，那时我已经38岁，却沉浸在"青年作家"的美谥里，记得还曾穿着裤口喇叭敞开度极为夸张的那一条，大摇大摆地去拜访过那位提携我的前辈，也就是，如今穿松糕鞋来我家，征集我对他的感念的那位妙龄女郎的祖父。仔细回忆时，那前辈望着我的喇叭裤腿的眼神，凸显着诧异与不快，重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只是，当时他大概忍住了涌到嘴边的批评，没有就此吱声。 人在风中。风来不可抗拒，有时也毋庸抗拒。风有成因。风既起，风便有风的道理。有时也无所谓道理。风就是风，它来了，也就预示着它将去。凝固的东西就不是风。风总是多变的。风既看得见，也看不见。预报要来的风，可能总也没来。没预料到的风，却会突然降临。遥远的地球那边一只蝴蝶翅膀的微颤，可能在我们这里刮起一阵劲风。费很大力气扇起的风，却可能只有相当于蝴蝶翅膀一颤的效应。风是单纯的、轻飘的，却又是诡谲的、沉重的。人有时应该顺风而行，有时应该逆风而抗。像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兴趣爱好，在这些俗世生活的一般范畴里，顺风追风，不但无可责备，甚或还有助于提升生活情趣，对年轻的生命来说，更可能是多余精力的良性宣泄。有的风，属于刚升起的太阳；有的风，专与夕阳作伴。好风，给人生带来活力；恶风，给人生带来灾难。像我这样经风多多的人，对妙龄人提出些警惕恶风的忠告，是一种关爱，也算是一种责任吧。但不能有那样的盲目自信，即认定自己的眼光判断总是对的。有的风，其实无所谓好或恶，只不过是一阵风，让它吹过去就是了。于是又想起了我衣柜底层的喇叭口裤，我后来为什么再不穿它？接着又想起了那老前辈的眼光，以及他的终于并没有为喇叭裤吱声。无论前辈，还是妙龄青年，他们对风的态度，都有值得我一再深思体味的地方。 山溪听蝉 书法家萧宽先后接到两位大姐电话，都跟他要字。先说孟大姐，她要的是"山溪听蝉"四个字。萧宽知道她住的那个楼盘内外并无河渠溪流，夏天虽有蝉鸣，在她那15层的高度恐怕也难听见。因为欠缺，所以向往，乃人之常情。再说邝大姐，要的是"在于争取"四个字。乍听真不知何所立意。两位丧偶大姐都退休数年了，都搬进了那新楼盘的宽敞新居里，儿女均有成，虽另居自过，也都能像那歌里唱的一样，开着小车"常回家看看"。难道是邝大姐欲开二度梅花？也不好意思细问。萧宽就认真地给二位挥起毫来。 写好了，分别送上门去。两位老大姐楼号楼层不同。先去的孟大姐家，开门就看见两个人，一位自然是孟大姐，另一位富态谢顶的男士，孟大姐大方地介绍："我对象，叫他许先生吧。"萧宽展开裱好的横幅，两位退休者歪头欣赏，都赞好道谢。坐下喝茶，萧宽问："敢情是你们俩合要这四个字呀，是不是跟你们的恋爱史有关，要留个纪念呀？是在哪儿的山溪听的蝉鸣？樱桃沟？白龙潭？"孟大姐笑，说："你再猜不到！你知道，自从住进这楼，别的都满意，只有一样，这起居室和卧室的阳台窗户，全对着楼下那边的小学跟幼儿园，年轻的业主反正一早就进城上班做生意，晚上才开车回来，双休日学校幼儿园也放假，所以他们无所谓，可我们老年人呢，且不说那小学课间的喧哗，每天10来点钟的课间操，放送的音乐声，还有体育老师的口令声，我有一阵真烦透了，那段时间得把所有窗户全关严实，要么就用那段时间下楼出门去超市买东西，可人家还有体育课呀，也掌握不好人家的课程表，以为能安静会儿，窗户一开，一、二、三、四……人家正跑步吼号呢！学校还经常在下午把全体学生集中到操场上开大会，搞活动，要么是麦克风里呜哇呜哇地传送校长老师讲话的声音，要么是学生在念什么发言稿，有时候更搞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什么的，也听不真切，只觉得呜哩哇啦锯耳膜！好不容易小学生入课堂了，那幼儿园老师却带着孩子到院子里玩滑梯转椅做游戏了，嘻嘻哈哈闹嚷嚷！就算我把所有窗玻璃都换成特别贵的高级隔音玻璃，那我也不能不开窗透气呀！你知道我心肺没什么大毛病，但是需氧量比一般人大很多，就拿坐车子来说，越是高级的小轿车，我越觉着闷，倒是大面包车坐着觉得挺舒服……"许先生两眼弯成翘角豆荚，说："离题了不是？"孟大姐就说："那你切入正题！"许先生却又摆手："我那是无意栽花，你是有心绽放，还得你来说。"萧宽觉得他俩挺有趣，然而一时还是不得要领。 忽然电话铃响。是邝大姐打来的，措辞虽客气，其实是催萧宽快些去她那里。孟大姐就说："你赶紧去吧。我们是真退休，凡事喜欢退一步，而且现在觉得人生忙碌了半辈子，难得如今能休息、休养。"许先生一旁颔首。 萧宽就告辞孟家赶往邝家。一进去吃了一惊，哪里像个退休老人的居所，那客堂简直就是个办公室。长桌上有电脑、电话、传真机，连茶几以至沙发上都搁着些卷宗、报纸、刊物、打印的纸张什么的。邝大姐可不像孟大姐那样穿宽松的休闲服，而是一身中规中矩的白领妇女的套装，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再挽起盘住，仿佛正在上班。萧宽展开写好的字请她验收，不禁问："您究竟是要争取什么呢？"邝大姐就推开一扇窗户，外面幼儿园孩子嬉闹的声音飘了进来。邝大姐指指楼下说："这还算小打小闹。等一会儿小学在操场开会，那就足能让人太阳筋疼！"萧宽小心翼翼地劝道："一个楼区嘛，有幼儿园、小学那不是好事吗？倘若您的孩子现在还小，那对您不是挺方便吗？"邝大姐说："第一，以既成事实而论，这样的配套设施，不应该离居民楼如此之近；第二，经查明，我们这几栋楼的地皮上，原来在规划上是建会所和带池塘的花园，但是开发商捣了鬼，会所、花园全没建，却造了公寓楼往外卖；第三，我们这些业主，在购房时全上了广告的当，按那广告上画的比例，这几栋楼与那学校、幼儿园之间，有80米的绿地，而且学校操场是在尽那边，学校、幼儿园是我们搬进一年后才盖起来的嘛，现在你看，这跟广告上的宣传差得有多远……"大概邝大姐还要列举第四、第五以至更多的道理，但电话铃响了，从旁听来，那仿佛公务电话，邝大姐严肃地"唔""唔"接听，又威严地回应："那不行。如果那样，也不怕，咱们奉陪到底！"又指示："发个电子邮件来，我要详细资料。"萧宽后来终于明白，这几年里，邝大姐联合一些业主，先是跟开发商直接对阵，闹僵后，到有关部门投诉，又向媒体反映，光电视台就来录过几次像，最近发展到对簿公堂，她全身心地投入，乐此不疲。但听那要求，开始竟要求学校和幼儿园搬迁，后来又提出改建学校，将操场移到教学楼后面，再后来综合各业主的总体利益，提出所有被噪音干扰的业主家的窗户一律由开发商出资改装高级隔音玻璃，并给予这些业主一定额度的房价赔偿和精神赔偿。萧宽这才理解"在于争取"四个字的分量。邝大姐听说孟大姐要的四个字竟是"山溪听蝉"，冷笑道："逃避主义，在咱们中国也算个老传统了。应该懂得自己的公民权益，不能等待恩赐，必须行动起来，据理立争！跟你求这四个字，正是为了挂在这面墙上，激励我自己以及联名起诉的业主们，挺起脊梁做真正的公民！" 回到自己书房不久，萧宽接到孟大姐电话，再次感谢他的字，又告诉他，并不是因为跟许先生在什么山溪的流水声与蝉声里定的情，是头一回约许先生来家，过了约定时间竟还没门铃响，不禁往楼下望，只见人家坐在那幼儿园的栅栏外的长椅上，也不靠着椅背，双手放在膝盖上，出神地看那些闹麻了的娃娃们嬉戏呢！后来大概猛然想起，看了下手表，才赶快往楼里来，来了问起他，他的感想是："你这居室太好了，时不时地就能听见活泼的山溪水在潺潺流动，这可都是些最稚嫩最鲜活的生命之声啊！"孟大姐就跟他说："你听见那小学里的喧哗，就不这么形容了，有时候那可是瀑布一样吵人！"正好小学操场上有一堂体育课，跑步的吼号声一阵阵传来，许先生居然不烦，还走到阳台窗户那里俯身观望倾听，还说："这好比夏日蝉鸣，是生命成长的天籁，为什么要烦他们呢？"又让孟大姐跟他一起侧耳细听，竟隐约听见了音乐教室里的风琴声和孩子们的合唱声，在许先生的启发下，孟大姐渐渐也就不觉得那些声音全是噪音，甚至还渐渐喜欢起其中的许多声音来。"是的，有时我听着，就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又想起了当年到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情景……人们就是在相互容忍、相互磨合的过程里，凝结出被叫做生活的露珠的啊……"萧宽问孟大姐参与邝大姐带头的争取权益的官司没有，回答是，非常钦佩邝大姐，希望他们能胜诉，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联名，萧宽就以自己的身分提出质疑："您这是不是逃避主义呢？"孟大姐说："不是逃避，而是化解。解除焦虑大体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我和许先生的性格比较适合于取第二种。"萧宽默然。 萧宽在书案前，一边回想着孟、邝二位大姐的神情言谈，一边不知不觉地又提笔在宣纸上顺手写起那两组字来，当然不是写大横幅，而是中楷游动，或直或竖，或左起或右行，也不知那么沉吟了几多时，等到他回过神来，忽见那八个字在纸上一处竟连缀成了"取蝉在山于溪争听"，他一个激灵，落身沙发，心中仿佛亮了一盏灯，那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一种禅悟。 望林石 年轻画家在那块山顶的大岩石上，遇见了那位老人。画家支着画架子，正在写生。老人爬上山顶，就在大岩石上的一块自然凸起的地方坐了下来。老的问少的："我妨碍你吗？"少的说："您来得正好，尽管坐在那儿赏景吧，我这画面上正好缺个有意思的近景，我把您画上去，您不介意吧？"老少二人后来就都不作声，各自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周围全是青山。山底下是翠谷。翠谷里有闪着光斑的小河蜿蜒。鸟雀声声，却不见它们飞翔。惟独这块山顶岩石，除了缝隙里蹿出些杂草，是蓝天与绿山之间的一片赭色。虫鸣山更幽，是什么虫躲在石缝里断续地吟唱？它们也有喜乐忧伤吗？ 老人把拐杖放在双腿当中，双手叠放在拐杖头上，望着远近满山的树木，眼里闪出了泪光。画家在画面一角勾勒着他的轮廓，不禁问道："您为什么难过？"老人缓缓地说："是难过，也是高兴。难过，是我在这个地方做过很多错事。高兴，是我在这地方做对过一件事情。"年轻画家问："您是个老干部吧？"老人点头："算是吧。不过这里的人，包括今天的干部，都不认识我了。这回我是从千里以外来。""看朋友？""看这周围满山的树林。"两个人就都暂停交谈。一片云柔柔地飘过，山林明暗转换，很高的天际，现出鹰的剪影。 老人在那望林石上，回顾自己的生涯。他当年曾有过许多光彩，现在除了履历表上留有痕迹，连对儿孙也绝不提起的褪色乃至可疑的职衔，如"反右"运动简报组副组长、"四清"工作组代组长、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现在依然属于光彩范畴的职衔。往事究竟如烟，还是并不如烟？在他来说，是仿佛水幕电影，似烟如雾而又分明呈现出某些清晰的画面。真诚地做过错事，半信半疑地跟着做过错事，违心地将错就错过……但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就只专心做一件事，那就是狠抓实干地在全县开展植树造林，也曾阻力重重，甚至被指斥为"以种树干扰批林批孔"。进入80年代，又出现另外的困难，没同僚说他是干扰政治大方向了，却有大量村民入林盗树只为换点现钱。他以权谋树，以超前于上面即将出台的土政策稳住了局面……他从调至这个县到离开这个县，正好30年，做对的一件事，就是种树。现在他坐在那望林石上，觉得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坚持去做一件对的事情。社会的复杂因素会让一个人做错许多的事，却很难完全断绝一个人做一件对事的机会，关键在于你究竟能不能在某一天认定不放、排除万难、锲而不舍地去做那一件事。 老人的心思，是在年轻画家画完那幅画，拿过去给他看，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闲聊起来，才让对方大体上理解的。年轻人说他很少使用对和错的概念来思考问题。他没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事需要懊悔，也没觉得一定要做对什么事情来获得心理满足。不光是对错，像美丑、善恶、雅俗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也都很少进入。他对老人说，不要因此就以为我们这些年轻人荒唐，我们懂事后社会就已经多元化了，两极的事物当然好辨其是非、美丑、善恶、雅俗、高低……但在两极之间还有非常广阔的中间地带，那里面的事物都是复杂甚至暧昧的，我徜徉其中，凭借直觉，依着个性，撷取能让自己快乐的因素，当然，我要注意，自己快乐，不能令别人痛苦，所以要遵守公共契约。年轻人对老人说，感谢您为这地方出现这么壮观秀美的山林谿谷，付出过那么多心血，我爱这些山林，我也会亲身参与植树与护林，但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别做错事要做好事的问题，这是我生命存在的必然逻辑。画家就又让老人看他画的画。老人原来很不习惯他那带有印象派特点的画风，看不出好来，听了他一番言论，拿起那画仔细端详，尽管仍有些隔膜，却也渐渐生出一些憬悟，最后胸臆里旋出许多的欣慰。年轻画家呢，歪头对画自我欣赏，只觉得画里画外的人物都是天赐的精灵，令他本已摇曳多姿的人生平添了许多的意趣。 风吹过来，山林轻柔地起伏，把那一派翠绿的波澜直浸入两个偶然相逢的一老一少的心中。 青柿子 每到深秋时分，总要到远郊山区去探访老赵。老赵原是进城为铺电缆挖沟的民工，后来年纪接近花甲，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开了爿杂货店。他家在村口边上，打开南屋后墙就是店面，村里人和路过的司机都是他的常客。他家有棵柿子树，位置很奇特，不在院子里，而在院门外一侧，开店以后，每逢盛夏，那树就成了天然凉棚。那树是他岳父给他媳妇的陪嫁之一，树龄总有30多岁了。为什么这份陪嫁没栽进院里而戳在了院门外？我问过他们两口子多次，谁也不给我解释，只是笑。连续几年，我深秋去他那儿，名义都是"采摘"，主要就是从那株长得比房屋高半倍的柿子树上摘又大又黄的熟柿子。那棵柿子树树型美，结果多，最奇特的是，柿子一旦黄熟，不用漤，摘下来用手掌擦擦，立刻可以吃，一点也不涩，香脆可口。那树虽然长在院门外，却很少有人偷果子，果熟时节，村里贪嘴的孩子来到树下，老赵会主动发给他们柿子；有路过的人，多半是汽车司机，要买那柿子，老赵就说小店里的东西随便买，这柿子却不是卖的，喜欢，揪几个下来，甚至连带一点枝叶，您拿走，随便！ 今年我去得早点，沿途的树叶该黄的刚半脱绿装，该红的羞答答并没红透。长途汽车在老赵他们村前头有一站，下了车，我就朝老赵的小店张望，顿觉眼里少了什么。每回秋天从那里一望，总有把高耸的绛红点金的大伞，竖在那厢似在迎候，今天怎么没啦？我讶怪得"咦"出声来，难道老赵把它伐了？ 我快步朝前去，只见老赵也快步朝我来。我俩手刚一握住，我就气喘吁吁地问他："柿子呢？"他忙答："柿子还有，还有——你晚来，我就不留了！"我跟他往他家门口走去，猛地看见，柿子树还在，只不过匍匐在了地下，是从主干离地一米左右的地方折断的，那倒地的树冠卧成浑圆的一团，枝杈还有润泽气息，叶片繁茂，大部分叶片还是青色，最骇人眼目揪人心旌的，是那些枝杈上树叶旁满缀着累累青果，果皮还都光亮地膨胀着，仿佛还在努力地把自己撑黄变红…… 晌午和老赵坐在他家炕上喝二锅头，他给我细说端详。是头几天傍晚，突然来了阵怪风，那柿子树便"呀"地叫喊了一声，轰隆从底下折断了。村里还有几棵高树也折断了，都是没墙没屋子挡着，让西北旋来的急风劈断的。他媳妇端炒鸡蛋来，插话说真不吉利，还不整个儿处理了，愣留在那儿好多天，就为等老刘来看稀奇吗？他冲媳妇说去去，你迷信个啥？又对我说，留一阵是舍不得它，这些天村里人、路过的，围观、议论这柿子树的不少。有路过的司机和车里的人说，这都是因为西北边的防风林有大漏洞，叫生态破坏，沙漠在南移，所以起这邪风，把好端端的树给吹折了。镇上管计划生育的另有解释，说是今年这树结果太多了。也是，你刚才看见了，今年它怎么挂了那么多果子？比往年密得多，数量怕多出一倍，树冠太沉了，遇风可不就容易折？合算我这树可以当个宣传计划生育的活教材！也有说这树到岁数了，命该如此，我不服，树老了，该不再结果，我这树你看折断的茬口，皮跟瓤都还筋筋道道的，树汁子酽酽的，香味儿还呛鼻子…… 我从老赵那儿带回了一整杈的青柿子，它们在我书房里氤氲出阵阵特异的气息。搁在以往，我用这青柿子写随笔，会把感慨集中在一点上，比如警惕生态恶化，比如任何一种生产都不应贪多以致超过承受能力，比如老龄莫强学少年狂，比如生命脆弱、命运诡谲……但现在我望着这一簇青柿子，闻着它们的体臭，却觉得平静地叙述出事实，把联想的空间留给读者，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人间有味是清欢 如今带"高"字的语汇在报刊上的出现频率很高：高科技、高标准、高档次、高级人才、高考状元、高学历、高级白领、高年薪、高收入、高待遇、高尚住宅区、高品位装修、高档家具、高贵风格、高雅品位、高奖、高走、高扬、高回报、高期望……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们向往自己的生活"更上一层楼"，是合理的心态，而且，这也是整个社会赖以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后，更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从中有不同程度的受益。水涨船高，人们眼界大开，欲望释放，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品质拟定的标准，也便迅疾攀升。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者，但有很不少的人，"这山望着那山高"，好高骛远，本来是挺美好的向往，由于欲速而不达，于是心理上焦虑，行为上失常，把自己人生"剧本"上所设定的喜剧，反倒演成了悲剧。 我以前的两位学生，在"上山下乡"那个历史阶段产生爱情，10多年前结为伉俪，如今他们的爱子，已经上到高中。我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偶尔也到他们家里小坐，他们仍像当年一样，有了什么烦恼，都愿跟我倾诉。前几天夜里，差不多已近子时，我正像往常一样在电脑前写作，忽然电话铃响，拿起接听，是那对伉俪里的男士，气喘吁吁地说："刘老师，您现在能不能接待我？"我当然应允了他，原来，他家出事了！那天晚上，他发现儿子虚报了考试成绩，一时大怒，把正吃着的一碗面朝儿子身上摔去，妻子本来也在生儿子的气，见他失常又同他冲突起来，两口子冲突时，儿子负气出走，两口子发现后又赶紧外出寻觅，后来总算通过打一系列电话，知道儿子去了姨姥姥家……他在街上用投币电话求我接待时，妻子去姨妈家与儿子会合，却不许他也去。据妻子说，儿子在跟他顶嘴时，喊了一句："我跟你拼了！"他当时满脑子飘火苗，并没听清……他坐在我面前时，失神落魄地喃喃自语："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他真会跟我拼命么？她会跟我离婚么？" 我细细询问那已过不惑之年的父亲，才搞清楚这场家庭纠纷的症结何在——仅仅为了儿子物理考试中的一分之差！他们自己因为青春期没得到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目前所从事的职业都很一般，所以把获得高学历、高职位的人生理想，一股脑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应该说也相当地努力。他们要求儿子在考试中无论哪科都绝不能低于90分，儿子居然基本上也都能达标，最近一次物理考试，儿子偏只得了89分，因为怕受责备，谎报为90分。他对儿子的要求比妻子更苛刻，必须每回考试要比上回分数更高才行，他记得上回儿子物理考试是得了91分，这回少一分，已应责备，在与物理老师电话联系后，得知儿子其实仅得89分，撒了谎，这还了得！结果，这一回弄得天翻地覆，好好的一个家，似乎濒临爆裂的边缘。 静夜里，跟他细谈，竟很难一下子令他心平气和。他如瀑布直挂似的向我诉苦。他说，现在学校里开始实行"减负"，可是不少老师，特别是他这样的家长，心理上很难减除焦虑，因为就在报纸上宣传"减负"的同时，却又似乎在加大对高科技高学历高级人才高薪高聘以及"成功人士"的宣传。近来又有"知本家"一说，意思是如今靠资本发家已经落伍，要靠"知本"才能出人头地。他和妻子那一代既不可能成为"资本家"也无望成为"知本家"，错过了以"成家"确立人生价值的机会，那么，现在说什么也得让儿子登上成为"知本家"、跻身"成功人士"的"时代快车"啊…… 对谈中，我也不时梳理着自己的思绪。我是坚决主张学校给学生"减负"的。我以为，要真正做到"减负"，关键在于必须确定"平凡人士"的人生价值。高考今后恐怕还得"以分取士"，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固然有若干弊病，却总比离开分数诸如"推荐"、"综合评定"之类，听来非常理想、施行起来弊病一定更多的方式，更能保障无权无势无靠山无背景的普通人的权益。但即使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尤其在我们国家，上大学的人会在很长的时期里，都只是同龄人中的少数，而且即使是上大学，也并非都去学习最尖端的科技，不会都成为微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不可能都成为硕士、博士，都成为"知本家"去创业谋利，更不可能都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物。我们的传媒在这方面的宣传引导可能有些问题，至少在"减负"和"知本家"的宣传上还没有圆成一个统一的逻辑。我劝我那过去的学生且不要太重视传媒上应时应景的响锣重鼓，自己先把人生价值的标准从高不可攀的尺度上，降到一个更合乎自家实际的位置，尤其是对儿子的期望值，不必定得那么高。人世间哪有只能一步高过一步，不许回落不许起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道理呢？比尔·盖茨的事业也会盛极而衰，眼下他就麻烦一大堆嘛！我们不要贫穷，拒绝没有尊严的生活，不放弃任何提升自我生活品质的机会，但我们如能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物质上达到小康，精神上健康快乐，即使算不得"成功人士"，当不成"知本家"，只不过是社会上平凡的一分子，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甚至于，上班只是为老板打工，下班后能有个温馨的小家，钱不多而够用，社会知名度为零却有爱自己的亲人和不必太多的几个好友，也就算得上满不错的人生嘛！ 我过去的学生渐渐平静下来。我念了一首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浣溪沙》给他听，那最后一句是"人间有味是清欢"，我劝他仔细体味。苏轼填这首词的时候正被贬官，离开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不可能过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他却从平常的春茶与素淡的青菜中发现了生活的诗意，得出了"人间最有味道的东西是清幽的生活情趣"这一结论。 一周后我去他们家，进门就见到他们新买来的一盆巴西木。迎进我之前，女士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丈夫和儿子则在儿子那间小屋里下五子棋。我落座后，儿子关上门钻研他的功课，两口子关上电视，跟我茶话。我们都没再提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夜。他谈及已经攒够了钱，今年夏天要安装空调，她笑说还打算一家人去逛一趟香山植物园。俩人提及正和儿子一起商讨明年究竟报考哪种大学，儿子表现出了对植物的兴趣，也许学了那专业并不能成为"知本家"，发不了财，可是一个人若能把自己的职业跟爱好结合起来，岂不是更有名利以外的幸福感？他们还都在企盼着生活的提升，却少了盲目攀比的焦躁，添了"有多大的园子种多少菜"的务实精神，回归平凡，享受小康……在他们那温暖的小巢里，我心里如歌般地萦回着那千古名句：人间有味是清欢…… 依偎 小秦比我整小两轮，因为一度喜好文学，所以一度跟我算得上忘年之交。近十几年他对文学越来越疏远，跟我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冷淡，但我们毕竟藕断丝连，有时候他会忽然来个电话，显然是用"全球通"打来的，又显然因为使用频繁，电池总是处在能量即将耗尽的状态，吱吱呀呀没说上几句话，还没等我问清他是漫游在哪里，便戛然中断。我也会偶尔想起他来，自言自语道："小秦现在是不是又在飞机上打盹呢？" 前些天小秦竟飘然而至，我惊而不喜，问："哪阵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他闷闷地说："哎，哪阵风我都觉得没劲了，所以就又来你这儿了。"我问起他这些年的状况，他说无非就是飞来飞去，谈生意，吃海鲜，桑那，按摩……腻味死了。他说忽然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他侃侃文学，如今又出了些什么新锐人物、新潮作品。我说："去你的吧！我是你的清客么？没那个陪聊的义务！"想了想又说："你的车停在我们楼下吧？还是那辆大宇么？正好，我早想去看看那个海洋世界，七七八八杂事缠身，总逮不着个空子，现在你来了，反正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好吧，你拉我去，陪我看！"他说："呀，看那个干吗？那是哄小孩的！要不，我带你去桑那、按摩，完了到夜总会喝人头马……"我说："少废话，海洋世界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打的去。"他仿佛要跟我上断头台似的，站起来，一跺脚，一仰脖："走！" 到了工人体育馆南门的富国海洋世界，那天下午那段时间里，居然仅有我们两位看客。我们在那号称亚洲第一长度的人造海底隧道中，站在自动滑轨上，观览那人造海洋中众多的真鱼。这海底世界设计得很好，从许多角度望进去，景深都相当阔远。里面布置的珊瑚礁、沉船骸骨恰到好处，只见扇面大的鲷鱼结队游弋，磨盘大的鳐鱼从头顶掠过，颟顸的巨鳗趴伏在礁洞里……而具有环绕立体声效果的设备，把海浪声、鸥鸣声和淡淡的乐音，轻柔地传送到我们耳中，我是很快便陶醉了，身心大畅，飘飘欲仙，几乎忘记了小秦的存在。忽然，耳边传来小秦"呀，呀"的惊叹声，我扭头一看，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顺他眼光朝那"海底"寻觅，啊，是里面的一条大鲨鱼，使得他的面容目光，多少恢复了一些昔日的"文学味儿"。我问："怎么，鲨鱼利齿，让你联想到弱肉强食了么？"他说："你这人！这时候别噎我好不好？"又指着那里头说："看呀，看呀，大鲨鱼身旁，有几条小鲨鱼。"我仔细看，那条大鲨鱼雍容地漫游着，它的腹下、身旁、背上，一共依偎着七条小鲨鱼，仿佛与它粘连在了一起，由它慈爱地携带着，一起享受着生之乐趣…… 我们竟一连在那自动环绕滑轨上，观览了整三圈，才退出到休息厅喝冷饮。小秦一再地感叹："依偎，依偎在一起……哎，哎，又想写诗了……"我说："那算得多么奇特的景象呢？到北京动物园去，你会到处看见依偎的镜头，尤其是哺乳类动物，老小之间，配偶之间，甚至同性之间，互相依偎，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生命现象……"他只是沉思，不理我，我就又说："你的生活里难道就那么缺乏依偎么？你那宅子，虽说未必能称豪宅，但装修得跟五星级宾馆不相上下，你那金屋所藏之娇，难道不跟你依偎么？再说，你那桑那、按摩、卡拉ok，还有夜总会里的声光色电里，呷着人头马、x·o什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什么光景么？哪回不跟妈咪逗贫嘴，不找小姐瞎腻咕？别说依偎，就是搂抱，乃至更进一步的肌肤接触……什么事你们做不出来？……"小秦抬起原本下垂的眼睑，把双眼对着了我，我立刻闭住了嘴，心中暗暗吃惊——那双露出的瞳仁里，显露出久违了的、一度令我们得以建立忘年之交的、梦幻般的、充溢着渴求的、纯真的光芒。 小秦只把冰茶当作了醇酒，仿佛微醺般地，向我倾吐起来。他说，表面上，他似乎已是电视广告里所鼓吹的，那种标准的"成功人士"，一般俗众所追求的东西，他都拥有了。可是，今天在那大小鲨鱼依偎的情景前，他仿佛遭到雷轰电击——他发现，他现在实际上是自己无所依偎，也无有依偎自己之物……他说，不错，他经常能享受到"皮肤滥淫"，但每次总是"事情"一完，立刻索然寡味，那完全不是一种生命互相信任、互相保护、互相滋润的相依相偎……他捶着桌子，痛苦而沮丧地说："最要命的是，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用什么法子，才能找到那我可以依偎他，或他可以依偎我，我们互相依偎着，从中并不一定会获得什么现实功利，可是，却真能享受到爱情、友情、亲情……那样的对象了！"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算什么难题！我听了，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说："好办好办——回到文学，对，你回头是岸，岸就是文学！"这显然不是他所企盼的回答，他望着我发呆。我就进一步跟他说，我所说的文学，是那些年里我们一起议论过多次的、在多元格局里我们所选定的那种文学。那不是拒绝物质丰裕、诅咒成功人士、禁绝俗世俗念的文学，却又是澄澈心灵、同情穷弱、向往高尚慷慨的文学。那不也就是，以超越时代、地域、民族、文字的篱藩，体现出人类依偎亲合之美的、一种富有久远生命力的文学吗？不管你现在有多忙，抽出一些个时间，如同今天到这海洋世界一般，重返我们钟爱的文学中，徜徉、吟哦，你就不仅能在精神上，而且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获得一份依偎的甜蜜…… 我以为我挺了不起，说动了那在苦海中迷惘的小秦，以为我真恢复了与他的忘年交，似乎从此他就又会经常来跟我讨论"我们的文学"了……谁知在"大宇"奔向我家时，开车的小秦却当头给了我一棒："哈，现在回想那大鲨鱼和小鲨鱼，我觉得其实那也可能并不是依偎，而是傍（bàng）……现在凡想发达的人，不都在傍吗？小姐傍大款，大款傍赃官，赃官他也有一傍……就是所谓的文学家。不也有傍企业家、傍书商、傍传媒的吗？……大家齐努力，找个大个儿傍啊！……"他偏头朝我龇牙笑，我一望他的瞳仁，呀，又十足的"成功人士"味儿了！ 小秦把我丢在了家门口。我且把他丢往"爪哇国"，从此再不来往也罢。只是，忘不了那海洋世界里，大小鲨鱼依偎回游的景象。寂寞中，哪天再去瞻拜？ 再给妈咪看那件衫 暑期为一本书签约事短期赴港，住在弥顿道新乐酒店，出酒店往南不远就是九龙公园，公园门外有著名的佰丽购物走廊，一字排开着若干中档服装精品店。因为去香港次数多了，加以对购物了无兴致，所以那天经过时脚步匆匆，目不斜视。就在我刚要把那段路走完时，迎面遇上了三个游人，看模样是两位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那儿子透着营养充足，该是高中生吧，虽说人高马大，满脸却溢出稚气。本来我们可以擦身而过，那父亲却突然站住，问儿子："还去那家店做什么？"儿子以一个强烈的肢体语言带出一句话来："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于是母亲脸上放出光来。这短暂的场景被我无意中撞见。我暂停数秒后，绕过他们往前走，没有回头，却久久回味着这熙攘人世中最平凡的一幕。 那家游客来自内地南方何省？反正，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吧。大概是，他们兴致勃勃地逛过了许多商店以后，货比三家，最后，那儿子觉得还是该促进母亲返回佰丽廊的某家专卖店，把那件非常中意却当时嫌贵的华衫买下。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做派、情调，是否太庸俗、琐屑、渺小？本来，他们自己一家人之间，有这些微渺的情愫表露，是很自然的，但被我这么个冷眼人从旁看到听见，仿佛不仅窥视了别家的钥匙孔，还要把那锁孔里的情景显微放映，即使他们自己不难为情，我也为他们难为情。 记得以前读过叶圣陶的一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具体情节忘光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也不能复述，只是留下个印象，那潘先生的小资产阶级做派，非常地卑微，令读者为他难为情。现在不是"潘先生在难中"，而是"潘先生在福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利用暑假游香港。香港的零售业是否有些萎缩？其"购物天堂"的地位是否仍旧稳固？如何使香港持续繁荣……还有一些更其严肃宏大的话题，但"潘先生"一家却没进入那些话题，他们只是享受着当下，逛街，观光，购物，下饭馆……以至于那位"小潘"当街摇晃着已经发育得很足的身子，顿脚撒娇说："再给妈咪看看那件衫啊！"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受到严格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教育。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每逢暑假，我所在的那个班级的班干部总是要发动全班同学搞活动，不是集中在教室学政治，就是到工地义务劳动，要么就搞军事游戏。这些活动当然很有意义，我也尽量积极参加，但是，暑假毕竟是暑假呀，我姐姐在哈尔滨上大学，暑假回北京，我总想跟姐姐一起单独地玩玩，就是姐姐在家里用缝纫机给她自己做布拉吉（苏式连衣裙），我守在一旁说笑，也觉得特别惬意。有几回我就没参加那说是"自愿参加"的集体活动，留在家里跟姐姐玩，结果就被某班干部猛批："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你是要姐姐还是要革命？"我心想姐姐和革命我都要，不行么？ 革命不是要让人死，而是要让人活；不是要让人活得难受，而是要让人活得舒服；革命不是要轻视生产蔑视消费，而是要发展生产促进消费。如今革命的代名词是改革开放，在其途程中，巨富应当受到抑制，贫困应当逐步解脱，而小资产阶级的"潘先生"，亦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牢靠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有不可随意侵犯的休假期，比如说暑期就举家到香港旅游购物，而其没有过饥饿记忆的儿子会对母亲买一件价值不菲的衣衫大表孝心。那样的社会族群，应该得到扩展，他们的思维与情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理解，包括他们那看似卑微的哀乐，那溶解在日常存在之中的琐屑的人生乐趣。 说到底，究竟谁应该感到难为情？究竟应该为什么感到难为情？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有时还在回味佰丽购物廊前的一幕，还在往深里思索。 冰箱贴下 我是一个恋家的人。在那个被称作"家"的空间里，什么东西最让我顾念？是冰箱——别着急，别马上责备我贪吃，听我把话讲全：是冰箱贴子，就是那种底盘是个吸铁石，表面则是某种造型，把它往冰箱外壳上一放，便会被吸住的玩意儿。我家的第一个冰箱贴是十几年前从美国带回来的，造型是旧金山的有轨电车。后来我每次旅游回来总喜欢带几个冰箱贴，造型多姿多彩，有巴黎铁塔、布鲁塞尔小尿童、新加坡狮身鱼尾兽、日本富士山……渐渐的，也不一定搜集风景名胜造型的，像一只打翻的酒杯、咬掉一角的汉堡包什么的，也往家里带——附带说一下，现在国产冰箱又多又好，但是很少看到国产的以中国特色为造型的冰箱贴，比如我一直想买到北京天坛或北海白塔造型的冰箱贴，竟总没见到过。你会问：恋家，就恋那些个冰箱贴子，岂不是太"小儿科"了？你听我细说端详：冰箱贴的第一功能并不是装饰冰箱、供人赏玩，它的第一功能是压纸条子，家里有些一时不能或不必马上扔掉的纸条子，比如某些通知、刚缴纳过的电话费收据、过几天要去欣赏的音乐会入场券，等等，都可以往冰箱贴子下随便一压，但这些功能在我家还都不是最主要的，它的最主要功能，是家里人相互留言。 我家的温馨，往往并不体现在全家人欢坐一处。我的作息时间很古怪，每晚10点到凌晨四点写作，凌晨四点到中午12点睡大觉，中午起床后才吃东西、翻报刊杂志、读书、听音乐、会客或外出；妻子是正常作息，上午外出购物、遛弯儿，往往中午在外面吃点快餐，下午一两点才回来，回来时我正活跃，她却要午休一阵了。我中午起床洗漱后，一定会去冰箱前，于是我便会看到那个比别的冰箱贴都大的旧金山电车下压着妻子留的纸条，上面可能写着："汉堡包已经搁到微波炉里了。注意：冰箱里的西红柿也必须洗过再吃！""厨房蒸锅里有冬菜包子，只需加热三分钟，万勿一翻报纸又忘了关火，弄得一整天屋里全是糊锅的气味！""别找那盘色拉了，已经变味儿，扔掉了！热完炒饭吃过后，请吃一个苹果——别又偷懒不削皮，把削掉的果皮留在案板上！"……当然，有时我要出去她却还没回来，我也会给她往冰箱贴下面压纸条，我的留言可举几例："音响里已放妥cd盘，是我昨天为你买的新版《月光》，你只需按一下y键即可。""《文汇报》笔会版上李子云文章甚好，已放你枕边。""千万不要因为买回的东西忽然又不中意，匆匆转回去退换！身体要紧！" 儿子在外企工作，自己已贷款买了房，但目前尚未娶妻，常回我们这里住，他在冰箱贴下会压上诸如此类的纸条："晚上回来睡，会较晚，是去酒吧一条街，别担心，绝不胡闹。""我回那边去了。橱柜里有我给你们留下的东西，希望喜欢。""没什么事，只是想写：保重！" 虽然打电话很方便，尤其儿子，他总随身带着手机，但在冰箱贴下"广而告之"、交流感情，仍是我家成员一致的首选。 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冰箱贴下竟没有妻儿给我的片纸只言，心里顿觉空缺一块，仿佛天空上没有了日月星辰。一低头，才发现那旧金山电车和纸片都落在了地下——后来悟出是我家猫咪所为。冰箱贴下家人间的相互关爱，是世界上任何衡器也难测出其吨位的啊！ 补慈有方 一位老大哥给我来电话，说最近很烦，我问他烦什么，他说孙子辈跟他们老两口闹别扭，说他们不慈爱。"清官难断家务事"，究竟是这位老兄对孙辈严有余而慈不足，还是其孙辈无端苛求，乃至无理取闹，我不敢率言。不过，老辈与小辈发生龃龉，从老辈这方面来说，"缺慈"确是因素之一。 我交往的一位年轻人，最近杀青了一部自传体小说，那名字就很吓了我一跳：《不良父母》，据说很快就能上市，出版者并有畅销的预测。他把那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情节给我讲了足有一个钟头，我的印象是，源于其生命体验，非瞎编乱造者可望其项背，而且从那一派生活细节的生动描摹中，确有可能引出读者长足的思考：为什么有的父母、长辈，那么样地缺乏亲子之爱，而且，特别"缺慈"，不仅使自己的儿孙的生命体验中少却了可贵的受哺之忆，也徒令自己的暮年怀旧中空缺了舐犊之乐。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孝"的弘扬是不遗余力的，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其中精华自然要继承；相对而言，对人伦中"慈"的强调，似乎力度就差多了。所谓"严父慈母"一说，就把"慈"单推给了母方，似乎为人父者，只要"严足"，"缺慈"无妨。对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缺憾，实有填补的必要。 什么是"孝"？凡进入老年的人几乎都能讲解个八九不离十，概而言之，就是儿孙晚辈应该对自己好，这好既要体现在物质赡养方面，更要体现在精神安慰方面。那么，什么是"慈"呢？是不是凡进入老年的人，都能自觉地琢磨这个事儿呢？ 我把那打电话来的老哥约来我家，品茗闲话，讨论了一番"慈"的问题。我再过三年也便花甲，扪心自问，也有个"缺慈"的问题。现在市面上有许多产品是瞄准了老年人的，如种种"补钙"的玩意儿，我就很买了一些，胡乱地吃了一通，究竟自己骨骼里的钙质增加了几许，实在还是一个疑问——这且不去管它。市面上似乎还没有"补慈"的产品，我指的是专门启发老年人与儿孙辈更和谐更愉快地相处的书籍，因此，我们无妨先自己开方子抓药吃。 单对着一个"慈"字，我们也许还很难解析它的内涵。但只要加上一个字，比如说"慈蔼"，立刻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对儿孙，往往是因为看不惯他们，甚至仅仅是因为一个发型、一件衣衫、一个做派、一句话儿，让我们觉得心烦意乱，于是便严词责问，甚至大加批评，这样相处，难怪他们要视我们为"老厌物"了。其实，即使儿孙那发型、衣衫、做派、言辞真的"很不得体"，我们也完全可以和和蔼蔼地跟他们相处。他们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啊！ 能做到"慈蔼"，进一步便可以力求自己在儿孙面前"慈祥"。作为长辈，自然有教导儿孙晚辈的义务、责任，但"身教胜于言教"，而身教的精髓，更在于"尽在不言中"的熏陶。如果自己为人正派，行事正直，那么，不必在儿孙晚辈面前絮絮叨叨，应自信"正光之下无长影"。应使儿孙晚辈觉得，虽然隔代有膜，但那膜是透光的，跟你相处时，周围洋溢着祥和的气息，乃是人生享受中不可或缺之一种。 人间有善，而"慈善"一词，更意味着成熟的善意，来自"慈爱"之心。老年人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化在了心灵中，积淀为真知灼见，而真、善、美、诚，应是所憬悟的核心。善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老年人最忌向儿孙索报的心态，尤其不能有嫉妒晚辈的阴暗心理。老年人不应放松与儿孙晚辈相联系的纽带，但纽带两边，毕竟是属于两个时代阶段的生命，所以，要通达，要深深地懂得，新一代毕竟有他们新的天地、新的观念、新的兴趣、新的标准、新的追求、新的前景，自己可以努力了解，也可以不必深究，无妨背负着因循的闸门，自己不再前冲，而喜悦地望着他们，跑向更光明更宽阔的所在，并且在心里祝祷：孩子，我爱你，你去吧，舍下我，去吧…… 我们俩的讨论卓有成效。那位仁兄建议："咱们不能全是形而上。也该有些具体的，可以进入操作的abcd。"有理有理。于是我俩立时凑成了如下的若干"补慈丸"：（1）只要儿孙晚辈总体对自己不错，就不要"挑礼儿"；（2）在生活小节上，如发型、衣着、做派、爱好、习惯……方面，对其绝不干预，偶然评论，也出语幽默，无改变对方之想；（3）把训诫尽量改为忠告；（4）戒除吹胡子瞪眼，如果原来缺乏，现在立即学会慈眉善眼、蔼然可亲——这对自己也是养生之道；（5）不要强行将其纳入自己的怀旧举措中；（6）乐于响应"您们那时候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提问，努力向其提供生动的细节，但尽量让其自主引出感叹与评议；（7）不怕在其面前适度自嘲；（8）不必有问必答，但对最不喜欢的提问也不必生气，可以蔼然地告诉对方"现在不想说这个"；（9）放下"架子"，同其一起开怀畅笑；（10）珍惜类似一起品尝瓜果那样的、琐屑的天伦乐趣…… 相信别的老年朋友，或渐入老年的朋友，或对之亦有所感有所得的年轻朋友，能更准确地号出"慈"脉，开出"补慈"妙方来，我长揖以待。 记雷不记雨 有记者问我和爱人吵没吵过架？我觉得她问得很奇怪，多年夫妻，常年相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拌个嘴吵个架，纯属自然而然的事体，不用问就应估计出必有；更何况我这人脾气从小就比较急躁倔犟，家门以外，应付方方面面，少不得克服收敛，回家把门一关，一任天性倾流，有时便不免引出一场争吵来，甚至于闹得好几个小时，乃至一夜都全家败兴。当然，事后多半是我后悔不迭，冷静下来，主动道歉，爱人稍责几句，大家也就一笑了之，和好如初。 那记者是专跑家庭婚姻一类课题的，遂穷追不舍地问，你坦然承认夫妻间有时吵架，并自己的性格弱点是主要的起因，可是听起来，这些争吵似乎并未伤及你们的根本感情，一家人至今总体而言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那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说，那恐怕是对于家庭争吵，我们都是记雷不记雨的。 吵架必然声高，甚至于狂吼乱嚷，如阵阵轰雷，实在不雅，所以虽事过多时，回忆起来仍有印象。比如说，去年秋天，大概是吃肉粽子那天，有过一回争吵，因吵架没吃完的半个粽子，后来只好扔进垃圾桶，可惜了的。这个细节回想起来，还栩栩如生。但是，你要问是怎么吵起来的？究竟吵些个什么？我和爱人却都实在想不起来了。吵架时的话语，如骤雨倾泻，但我们终究都不往心里去，这便是记雷不记雨。当然，这也说明，我与爱人，以及家庭其他成员，虽性格有差异，见解有分歧，但我们的思想感情，总体而言是相契合的，我们之间不但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就是非根本性的实质性冲突也很少，我们之间的争吵，究其根源，大都是性格冲突，而且因为彼此磨合多年，对彼此的性格越来越了然于心，于是自动避让，主动尊重，待对方心理状态较佳时再提意见，见对方心态烦乱时格外给予温柔呵护，都约定俗成为家中常规，所以争吵也便渐次减少，当然，我们也并不追求一味地压抑、克制，都愿做直爽的性情中人，因此也难保家中不会再有雷声雨鞭。 与家中人相处，宜记雷不记雨，推及与家外的人相处，我以为也最好记雷不记雨。我看到过不少篇这类的文章，事隔多年，有人来道歉，为"反右"时或"文革"中，参与过"无限上纲"的批判、贴过标题骇人的大字报这一类的事。文章作者说，他根本不记得该人批判过他什么，或者虽记得该人贴过大字报，但具体揭发了些什么了无印象，因此他简直觉得该人不必道歉，尤其不必内疚。这便是只记政治运动之雷，而不记政治运动中一般人朝自己下的雨，也就是对雷的起因及弊端要反思、防止再次炸响，而对一般的雨丝雨点宽容不究，我以为这种大度是很好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说政治运动中多少批斗过他的人他都不记恨，因为虽然声色俱厉、牵强附会，但大体都属那个阶段的时尚，雷声中倾泻的无非是些个彼时报纸广播里的陈辞滥调，事过境迁，已然随风而散，何必计较？但他却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一位批斗会上的发言者，至今耿耿于怀，不愿理他，甚至于想起来还要痛骂几声！那么，那人究竟在批斗会上说了些什么呢？那人我也认识，性格属懦弱一类，批斗会上既非主持人，亦非重点发言人，在雷声中所下的，应当说只是极小的雨点。那人事后曾对我诉苦说，当时也是实在不得已，想不出别的来，只好那么发言，在会议主持者看来甚至于只能算是避重就轻，他怎么竟这么多年还记恨在心呢？原来，那人的发言涉及到我那朋友的隐私，说二人同宿舍时，见他每晚临睡时要拿出女朋友的照片亲吻一下再睡；又说在一起洗澡时，指着自己小肚子上的一片黑痣说，也不知将来结了婚，她会不会感到恶心？真叫揪心……发言者对此上的纲也不算高，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灵魂中充满了低级趣味云云。可是，别的人大声呵斥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暴风骤雨他都事过撂开，惟独这位"仁兄"往他心上下的这两滴"脏雨"，他没齿不忘！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与人相处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及其自尊心，尤其不能拿人家隐私来"说事儿"。 阴霾风雪，雷声雨声，是人生无可逭逃的事物，但愿人与人之间，尽量雨过天晴，记雷不记雨，尤其是家人间、夫妻间，何事值得梗心窝？相依相护到永久！ 人生不能缺此情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眼圈黑如熊猫，天一亮我忙去倒尿罐，天黑净我要倒洗脚水，是谁病了，要我陪床么？不，是我小哥来京小住，我每晚跟他一个屋睡，12年不见，俩人躺下后，有聊不完的天；他大我11岁，前几年摔坏了左腿股骨，手术后行动不便，伺候他，我心甘情愿！ 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三哥都过世了，现在二哥、四哥——也就是小哥——定居成都，我和姐姐定居北京，我们从小就手足情深，父母过世后，我们的心似乎贴得更近了。 我上高中时，有一回在教室里谈笑，我提到奥勃洛莫夫，语文老师恰巧进来，听见吃了一惊。如果我提到的是叶甫根尼·奥涅金，他大概不会那样吃惊，那时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高中生阅读过普希金的著作不能算太稀奇，可是阅读过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并且拿那小说里的主人公当谈资，这确实让他想不到。那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没有什么有趣的情节，好几百页过去，那从第一页就在床上的奥勃洛莫夫竟还没有起床！老师问我是怎么读到这本小说的，我告诉他，是我小哥介绍给我的。我们家小哥学历最光彩，他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没想到他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俄语人才过剩，把他分配到湖南一所县级中学去了。小哥虽然没能从事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但他把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那特殊韵味的领悟传递给了我。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第一回投稿成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评论苏联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的，不消说，这跟小哥对我的熏陶分不开。 小哥在北大是京剧社的活跃分子，他专攻梅派青衣，在北大礼堂粉墨登场，出演过《玉堂春》、《大登殿》、《二堂舍子》，高腔遏云，低吟宛转，身段飘逸，表情细腻，常常博得满堂喝彩。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和许多著名的教授，都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观看北大京剧社的假日演出。小哥那时发愿要排出梅派名剧《宇宙锋》的"装疯"一场，以飨厚爱他的观众。那出戏里的赵艳容唱段吃重，还有大量复杂的身段，许多身段必须是与哑奴一起配合着完成。于是，在家里，小哥就拉我权充哑奴，与他一起排练，我不断地笑场，还故意捣乱，未必对他有多少帮助，但在那样的嬉戏中，我对京剧艺术多了一分理解与爱好，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难得的营养。 我们全家都热爱《红楼梦》，小哥对金陵十二钗常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一回他从湖南回北京，那时我已经在北京13中任教，他借住在我宿舍里，晚上我们俩聊《红楼梦》，开始低声细气，后来不知怎么地争执起来，声音都变粗了，结果第二天隔壁宿舍的同事善意地把我们的争执学舌一番，闹得我脸上发烧。近年来我撰写《红楼三钗之谜》，小哥提供了若干很好的建议。 我走上文坛以后，小哥是我最热心的读者，他对我的每一本书都细读详批，尤其是对《四牌楼》，他把"批注本"从成都寄给我，我读到他那些认真的批评，心弦颤个不停。我告诉他《四牌楼》虽然得了上海的一个奖，但离轰动、畅销距离不小，他鼓励我说："莫求一时灿烂，丝从心里吐，线从魂里拈，才能织出耐久的锦缎——能有一批人欣赏，你也就该知足了！" 小哥从成都一所大学退休后，生活虽然清贫，却情趣盎然、自得其乐，他陆续撰写出一些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京剧》等杂志上，我们通信、通电话，大多是交流对文学艺术的看法。 现在城市里2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对所谓"手足之情"，越来越陌生了。我以为即使是几世单传的独生子女，他们的人生里也不该缺失掉手足之情，没有生理意义上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把那份情感寄托到若干同学、邻居里的同龄人身上。北京有"发小"一说，就是指小时候一块儿玩耍亲若兄弟。人生需要坚实的情感支撑，除了爱情、友情，家族成员间的相濡以沫、砥砺鼓舞也是很重要的。更何况，我们常用"同胞"一词，来涵括所有血管里流淌着跟我们一个源头的血液、那样具体的一个个、而又非常庞大的一个集群。 静夜里写着这篇文章，心儿插上翅膀飞向了成都，小哥啊，你在睡梦里，可还在与我排练那赵艳容和哑奴的身段？ 新月与市灯的微光 把《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寄给马国馨后，他很快给我来信，称"首先翻阅你自己画的插图，看来中学时的爱好到这时候有了发挥的机会，我看你那些黑白线条既有丰子恺先生的韵味，也有毕加索的劲头，不知所言确否？" "中学时的爱好"，这淡淡的六个字，引出我许多的回忆。我和马国馨在北京65中三年同窗，那所学校在当时算得相当独特——它只有高中而无初中，校舍是一座工字楼，顶楼上是两处漂亮的空间，一处是铺有高级木地板的体育馆，面积约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一处是设有阔大阅览室的图书馆，里厢的书库藏书量相当可观。我和马国馨有着共同的爱好，正如他在上述来信中所说："想想当年时分，虽然外面政治运动不断，但在高中三年里，还是有许多逍遥自在之处，如到中苏友协去听报告、看电影，东安市场书摊上站着把古典小说都读遍，校尉营中央美院展馆几乎逢展必到，以及记得你和师洁琦参加图书馆小组，在帮助整理图书过程里看了不少书……" 是的，那时候学校开设了多种课外活动小组，不记得马国馨报名参加的是什么小组，他看古典小说居然要跑到东安市场的书摊前头立读。我们参加了图书馆小组的，看书可比他方便多了。他提到另一位同窗师洁琦，是一位女生，我们那个时代的北京中学，大多数是男、女分别设校的，像65中那样男女同校同班甚至同桌的学校是罕见的。师洁琦和我都喜爱文学，一起报名参加图书馆小组，为的就是多读些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候出版界的出书种类和速度都远比现在少、慢，拿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状况来说，一个爱好者是完全可以出一种读一种，全盘吸收的。 图书馆小组的成员，参与新购图书的登记、贴签、上架，同时有优先借阅的便利。记得有次来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翻译小说，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完成上架程序后，师洁琦和我都想先睹为快，别的组员也不跟我们争，因为他们连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也没读过呢。我和师洁琦正争着借那新书，旁边响起了一个蔼然的声音："先让师洁琦看吧，她有塑料护书膜。"说话的是图书馆的靳老师，我们图书馆小组的辅导员。那个时代塑料制品算是非常先进稀罕的东西，师洁琦不知怎么有那样的物件，我嫉妒，但也无可奈何。 靳老师让师洁琦先看那书，实际上是向全体图书馆小组组员进行爱书的教育，但他的这种教诲从不是端架子的、讲大道理的、罗嗦絮叨的。四十六七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颀长的身材，皮肤黝黑，薄薄的嘴唇，修长的手指，脸上总浮着淡淡的微笑。他的整个做派透着两个字：安详。 有一天他见我和师洁琦又争着抢先借阅一本很厚的新书，就走过来，笑吟吟地问："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大厚本呢？"我和师洁琦一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心里只是觉得，大厚本里才有大学问呀！靳老师就从书架上取下两册薄薄的小书，分别递到我们手里，建议说："读吧，如果喜欢，无妨背诵几段，很润心的。"递到我手里的是印度泰戈尔的《新月集》，给师洁琦的则是同一文豪的《吉檀迦利》。 那《新月集》是郑振铎译的，连同他的短序，全书只有39000字、64个页码。当晚灯下就读了一遍，只觉得满眼满口满心全溢出田园花草的芳菲，灵魂里汲入了若干莫可名状的感动、难以言说的感悟。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周之内，竟温习了许多遍，并且完全不用费力，就可以背诵出若干句子，比如："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夜深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的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后来师洁琦告诉我，《吉檀迦利》仿佛用栀子花熏了她的心。 真的非常感激靳老师。也是他，知道我还喜欢画画，就找出丰子恺的人生漫画给我看。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抵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但因为定居巴黎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政治上左倾，一度还加入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阵营主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绘制了和平鸽会徽，因此，他的一些抽象画也能在我国得到印行，靳老师也找出来让我观摩。马国馨只知我受到丰子恺、毕加索的画风影响，却不清楚这里面还有靳老师的一份恩惠。 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里说，他是在"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中初读泰戈尔的这些散文诗的，我不想夸大当年65中靳老师对我的启迪，比如硬说他给予了我华灯与火炬，但靳老师所给予我的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闪动在我心头吗？那时的靳老师大约已经有40来岁，现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想问一声：您在哪里？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正在给您朗诵："当雨雷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的跳着舞……" [注：所引郑振铎译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时还没有将"的"、"地"、"得"严格分开使用的规定。] 荷包蛋 在田野里画水彩写生，画完时夕阳斜铺过来，各种植物的综合气息氤氲入鼻，身心大畅。携着画具，慢慢往我书房所在的村子移步。忽然觉得口渴，带来的一瓶茶早已喝完，四周全是绿野，一时也买不到饮料。忽见百米外大片藕田一侧，有间小砖房，坡顶上的烟囱逸出白烟，便朝那里拐去。小屋里是位50来岁的藕农，问他讨水喝，他笑道："别说水，饭也有得你吃哩！"我边喝他递来的热茶，边跟他聊天。他从南方来，承包了这北京顺义区的百亩湿地。他说原没想到北方也有这样适合种藕的地块，他不仅种藕，还种茭白，夏末秋初挖取出来，城里批发商用大卡车一趟趟运走，经济效益很好。我把画夹子里的画拿给他看，他说："荷花荷叶，其实都没有藕好看！"说着顺手举起一根带嫩芽的五节肥藕让我欣赏。我去时他已在灶上烧好饭准备吃，大钵的白米饭上盖浇清炒藕丁茭白，闻着好馋！他问我要不要吃一碗？我说买一碗吧。他说卖是不卖的，信得过你就吃，我说想吃，他就给我舀了一碗，又到锅上去煎荷包蛋。我说饭吃不了那许多，这菜已经很香，何必再煎蛋？他说藕和茭白吃腻了，只有荷包蛋百吃不厌，你不来我也还是要煎的。他把煎好的蛋往我那碗盖浇好菜的饭上一搁，真像一只荷包，热腾腾，吱吱响，被蛋白裹住的蛋黄微微跳动着，仿佛是他把自己那一颗好客的心，揣在荷包里，奉献给我了。 鸡蛋是全球性食物，到处都有人煎蛋吃，但是，荷包蛋这个称谓，似乎只是我们中国才有。在出国访问时，吃过典型的西式早餐，一份煎蛋端上来，蛋白铺得很开，蛋黄跟没受过火似的裸露着，完全产生不了荷包的联想，吃起来感到半生不熟。中国各地饮食上差异很大，但荷包蛋似乎东西南北，都确实从形象上往荷包上靠。记得小时候看母亲煎蛋，总要用锅铲把边上已经凝固的蛋白，轻轻往当中卷铺过来，把蛋黄裹上。后来自己成家立业，煎蛋时也这样处理。荷包蛋似乎是最稳定的家常食品，又似乎在饭馆菜单上永难出现。记得我头一回离家住校读书，临行前母亲往我的榨菜肉丝面上，又搁了一个热乎乎的荷包蛋，咬开那蛋白形成的"荷包"，里面的蛋黄刚好脱生，不过嫩更不老硬，那味道真是妙极了！还记得我头一回出国访问归来，妻子也是煎荷包蛋给我吃，她最后的定型不是母亲那种"菱形荷包"，而是"半月形荷包"。传统民俗文化中荷包款式的多样性，也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普通中国人煎荷包蛋的定型方式里，吃着那香喷喷的荷包蛋，回国回家的感觉，浓酽到眼睛发热的程度。有一回在外地饭馆，我非要点他们菜单上没有的荷包蛋，人家服务态度很好，给我端上来了，但一看吓了一跳，油汪汪的，不像荷包倒像个拳头。也不能怪人家，荷包蛋原是家里小锅小灶的产物，它满溢着太平岁月里小康生活中的温馨亲情，那是所谓仕宦情、商海情、江湖情以至如今颇时髦的网络情、露水情都绝对不可与之相比的。 藕农兄弟跟我说，他儿子去年考上了本省的大学，前些时暑假里还来这里帮他罱泥，他也是常煎荷包蛋给儿子吃，儿子说这荷包蛋真香死人了。他呵呵笑："到底大学生，也不忌讳什么，香么该香得人更活泼，怎么嘴里死呀死的哩！"我就说："等你儿子成了博士，当上ceo，在这边买栋别墅，把你老伴也从家乡接来，你们住小楼，坐小车到处玩，那可就苦尽甘来啦！"他挑起眉头："苦？改革开放以前苦过，哪舍得用油煎蛋！现在我真是一点不觉得苦！家里盖的楼没有这边的楼神气，上下也有六七间，足够了！老婆守在家里，种果树；我冬天回去，春尽过来，我在这边种这些东西好快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煎自己喜欢的荷包蛋吃，我觉得成了活神仙呢！儿子已经扶他上了路，以后他就是成了你说的那样，或者更加地大富大贵起来，我也不想去沾他的光，他能知道我心里喜欢什么才叫真孝顺！" 从藕农兄弟那小屋道谢出来，消化着那美味的荷包蛋盖浇饭，漫步在田野里，晚风爱抚着我整个身心，引出我缕缕不绝的感悟。莫道藕农不起眼，人微言深耐寻味。小康胜大富，难得是怡然。西边绿野尽头晚霞裹护着落日，恰似一份足够天下百姓共享的荷包蛋，试问熙熙攘攘人世中，有几多能心怀对平凡的敬畏、对纯情的依恋？ 承接倾诉 爱唠叨当然不是什么优点，有时还会令人厌烦。可是，人有时候就是想找人说话，倒并不一定要对方给予多么深切的同情，或提供多么深刻的忠告——只要能静静地倾听，也就感激莫名了。大体而言，女性在这方面的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 于是想到鲁迅先生的《祝福》，倘从人性辨析的角度分析，则鲁迅先生这篇名著的最可贵之处，可能就正在于表达了人性中这种强烈的需求——倾诉。 祥林嫂当然极其不幸，尤其是她和贺老六的爱子被狼叼走以后，命运出现了最大的危机。贺老六死去后，无奈中她又投奔了鲁四老爷家。按小说里的描写，四老爷和鲁家太太也还勉强能容纳她，只是忌讳她的"不祥"，不让她参与年关的祭祀仪式罢了。他们最后解雇祥林嫂，主要是因为她变得神经质地唠叨，总想跟人倾诉关于她爱子在冬天里竟被狼叼走了一事是如何的"真没想到"，他们不但不愿承接这一倾诉，而且觉得那是一个人完全不中用了的症状，所以导致祥林嫂沦为乞丐，并在寒冬里，以"天问"式的自言自语，倒毙在了荒街野巷。 人生的大悲苦，在于其倾诉的欲望竟不能获得哪怕仅仅一个"他者"的承接。 不承接祥林嫂倾诉的，岂止是鲁四老爷和太太，就是跟祥林嫂社会地位差不多的那些人，也无人愿善意、持久地承接。 更恐怖的是，有时一些人以假意承接来戏弄倾诉者，以为消遣，那在倾诉者心上划下的伤痕，更深更痛。 倾诉是一种有尊严的人生行为。任何亵渎、玩弄、压制、禁绝倾诉行为与倾诉者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即使是"病态的倾诉"也要尊重，医生难道可以不尊重患者吗？ 祥林嫂是在"倾诉欲望"不能有任何哪怕是轻微的承接者的大苦闷中，结束她凄惨一生的。 我以为，《祝福》的最可贵之处，不仅体现于"反封建"、"反礼教"或"控诉旧社会"等层面上，它深刻地将人性中的倾诉欲望加以了揭橥，并沉痛地呼吁：人类应当懂得承接他人的倾诉，在相互承接倾诉中，逐步地达到人类大同。 依我的思路，所谓友情，其实主要就是互相承接倾诉的一种人际关系。 爱情呢？性爱或许可以越过相互的倾诉与承接达到"皮肤滥淫"的短暂快感，但情爱，则一定还要加上这一因素。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爱，就贯穿着一条倾诉——承接——不满意承接度——赌气不倾诉——恳求倾诉——终于又倾诉——在倾诉与承接中获得大欢喜——新一轮的倾诉欲望——新一轮的承接需求——新一轮的倾诉与承接的契合度的矛盾…… 一个好的社会群体，必能提供多样化的倾诉渠道，并具有多层次的、相互承接倾诉的良好机制。 或许会有人问：那么，沉默的价值呢？ 答曰：还是鲁迅先生，他不是说了吗？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又说，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一再把鲁迅先生《祝福》的意蕴和这些配伍的话融会起来细加体味，只觉得有许多以往未品出的新意，如血滴如水，丝丝缕缕地，在灵魂中浸散开去。 必要时出现 虽然是邻居，甚至在单元楼里住在同一层，往往很多天不照面，偶尔在电梯口遇上了，也不过点点头，笑一笑罢了。邻里之交淡如水。淡有淡的好处，现代社会给个体生命提供了凸显个性的可能，也提供了更充裕的隐私空间多数人不愿意他人，尤其是邻居，过多地介入自己的生活，不分时候、状态、氛围，随意闯入自己的私密空间，哪怕那是出于好意，喷溢着热情。人们越来越愿意"关起门来做皇帝"，自己主宰自己的个人生活。 但是，哪怕是独立性极强的人，也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是关键的时刻，平时淡然相处的邻居，出现在了眼前，及时伸出了援手，使眼前的困厄，开始有所化解。那也许只不过是叫来了一辆急救车打通了一个必要的电话，或仅仅是道出了几句在那特定情况下至为宝贵的忠告……而你的处境一旦稍为缓解，那在必要时出现的人，却又飘然隐去，并不希求丝毫感激，更遑论企盼回报。 人际间，有些认识的人只在必要时出现，在关键时刻才与你有一度的亲合。总体而言，他们与你，若即若离，若亲若疏，似友非友，以礼相待，你不能期望他们跟你心心相映，不可将你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与他们相钩连，但你却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举目无亲时，在自己实在无法独立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非常放心地向他们求助。而他们当中有的人，也可能在你认为是必要时，主动应召，甚至不请自到，使你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甚或只是一瞬间，感受到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善意与诚信。 在人际间，在只关乎自我的事项上，他人的自觉回避，是我们生活里的福分；而他人在必要时的及时出现，则是我们生命中的亮点。 反躬自问，作为他人意识中的他人，比如，作为邻居的邻居，同事的同事，路人的路人，能不去多余地介入、干涉、纠缠吗？尤其是，能在其最需要援助时，必要地也是及时地，出现在其眼前吗？ 当然，多余地介入与必要地出现，那界限往往很难划分。恐怕是既需要理性，更需要凭借心灵中善诚积淀而成的感悟，在一瞬间做出决定，并迅疾付诸行动。比如，忽然听见邻居的怪异惊呼，模糊地想起，那家只剩他一人居住，而此人平时绝无高声大气的响动，于是，先去按那门铃，久不开启，而隔门尚闻怪异呻吟，便果断地回到自己家，拨打110报警……警察来了，从阳台进入那邻居家，证实是疝气症急性发作，一时竟不能挪动身体……再叫急救车，陪同送往医院，垫付钱款，代办手续，直到其侄子赶到。在医生与其侄子商讨手术事宜时，便如同必要时出现一样，又在不再必要时悄然离去……邻居手术后痊愈归宅，与侄子一起来道谢，留坐一时，也收下那表达感激的、不算离谱的礼物——一套雀巢咖啡，送出时再祝其今后康健。但此后也便不再过从，更不去探究：怎么平时就一个人独居？侄子是什么职业？侄子的父母又是做什么的……像这样，进退裕如，分寸得当，能做到么？ 自己，他人，那接触点上的火花，最好是多余的不起，而必要时，灿烂如星。 关起门来 老朋友搬进干休所了。我知道，他们那个大院里，也住着某些跟他有"过节"的人。他从新居打来电话，我直率地对他说："要是能离那几位合不来的家伙远点就好了！"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这里住房和配套服务设施都不错，我关起门来做皇帝……" 朋友所说的"关起门来做皇帝"，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这绝不意味着他有"皇权思想"，或打算在家里跟家人摆"皇帝架子"，作威作福。他想表达的，只是对在自己家里可以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的那份欣悦之情。 家是一个私秘空间。关起门来，划出了一个与社会其他人员和群体相对独立的活动天地。倘若所住的是自己买下的房产，那么，从墙体本身，到里面的物质实体，都属于私有财产，而以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这些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自己可以随意享用，那毕竟也是一份人生的乐趣。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家里一般的生活用品自然齐备，大体而言，也绝不落后。比如，他迁入新居后，书房里有了更大的画案——他已经算得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所新置备的那些书法绘画的工具，在我看来未免过奢，但他却仍不改一度寒微时的生活作派，比如，他那客厅和书房里的各种物品，就都撂放得相当地凌乱。他说，他的家不是拿来向人展示的——时下有的人很注意把自己的家里装修、布置得堂皇富丽，而且还特别把邻居、同事乃至并不怎么亲近的人，邀到自己家里"参观游览"，希望从"来访者"嘴里听到赞赏羡慕之词——也正因为如此，其装修布置的风格，也便尽量向"公众共享空间"，如饭店、酒吧、ktv包房等处所看齐。那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居家风格，却为我的这位老朋友所不取。他是除了我这样极熟极好的朋友，轻易不请人到他家去的，而且，即便我这样的朋友到了他家，活动区域也仅只是客厅、书房等处，有的区域，特别是卧室，那是总关起门来，不对外客的。他也从不征询来客对他家设施和布置的"观览意见"，从他有时坐在藤制摇椅上微微晃动着、那怡然自得的神情上看，他显然对自己关起门来的这片"皇土"非常地满意，对我和别的什么朋友印象如何，简直一点也不在乎。他邀我们去只是为了交流心情与感悟。 当然，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他老伴我们也很熟，但我毕竟还算不得他们两位共同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朋友来时，他们会基本上采取共同接待的方式，尤其是聊天时，他们双方都会参与。我只能算是他的好朋友、他爱人的一位熟人。我去后，他爱人会出来招呼，会倒来茶水，会同我寒暄或开几句玩笑，但我们开聊后，便会很自然地消失在别的房间里，直到我告辞时，才再一次露面，一同送客。他爱人也有自己的朋友，那也只能算是他的熟人，那样的客人来访时，他也只是迎、送时露面。可见他们家"关起门来做皇帝"，其实是一扇大门里有两个皇帝，或者说是两个平等的"执政官"。我很欣赏他家的这种格局。 有一回我们两个闲聊，他回忆起"文革"里的事情，说："那时候，不管社会上多乱，自己在社会上的遭遇有多惨，只要还有一扇家门可进，到晚上这扇门还能关上，一家骨肉还能在关起的门里相聚，并且至少还能用低语、眼神和身体接触来表达相互的慰藉，那就好比一个王国遭到了侵略却还没有灭亡……"又说，"文革"里，他所知道的几个自杀的人，那外在的浩劫当然是主要的因素，但他们的家门里面，都出现了家人给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并有家人不管是出于真诚入魔还是畏惧自保所施予的批斗、呵斥与讥讽，他以为那是个体生命最后一块"独立王国"的覆灭，个体生命真正是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绝境，难怪活不下去。他没有细说那时他爱人所给予他的濡沫之情的细节，但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确实，一方面，"将就是夫妻"，谁和谁真正能像一片叶子的两面那样连为一体呢？再相亲相爱的夫妻，至多也只是并蒂花罢了，各自还是有各自的独立性。即使在关起门进的一个家里，也应还能有各自的物质与精神"领地"，比如各自的日记本。所以，夫妻必有相矛盾乃至相冲突的时候，争吵、呕气，恐怕都常态地存在，这就必须到头来互相将就，逐渐磨合，以容忍、协商、通融、妥协来达于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夫妻又确实是一扇门里的"联合王国"的"双执政"，只要这扇门里不发生内乱，不仅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不会崩溃，夫妻各自的生命力，也可望在这里获得最坚实的支撑。 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是空间阔大的豪宅，有的家庭，直到今天从社会上所获得的空间甚至还相当地狭湫。但一个家庭的是否幸福，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那关起门来所享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空间里的温馨度究竟是否浓酽。近20年来，我自己的家庭随着社会进步，所享用的空间不断得到扩大，这当然是幸运的事，但回忆起来，当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条小街的一所杂院的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东屋时，竟也有着那么多的快乐！而最大的快乐，是沐浴着温馨的亲情——春天，窗外的洋槐花开了，用铁钩子扭下一些，洗干净，夫妻齐动手，和上面粉，炸来吃，其乐融融；夏天，没有电扇，更不知空调者为何物，家里也还买不起电视机，摇着大蒲扇，听妻子讲些小时跳荷花舞的往事，闭眼悬想；秋风吹来，中秋节到，商量如何给一对往昔的邻居——身边没有儿女，且生活较我们拮据的徐大爷和王姨，送去贺节月饼；窗外雪花纷飞，稚子把一只在煤炉上烘热的红橘扣到大碗下面，好让妈妈归家时能吃到温度恰到好处的橘瓣……家啊，家啊，关起的门里，没有什么经国济世的宏大叙事，但那些琐琐屑屑的零篇短简，构成了我们生命史中珠串般的小诗，宁不珍惜？ 同仁心距 接到一张落款为某机构"全体同仁敬贺"的豪华拜年卡，不禁莞尔。该单位一位年轻人曾在我家跟我坦言："同仁，就是那些每天身体离得很近，而心却往往离得很远的人。"当时我跟他辩论起来，因为我这一代人，本是笃信虽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故尔团结如一人的。他笑道，您说的，是当年单位里人际间的政治关系，现在就公务员而言，也确实应维系那样一种以同志相称的关系。可是现在已然出现了无数非公务的工商实体，这些机构中的人为什么走到了一起？应是法律所允许下的个人经济利益驱动，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所以给您寄贺卡，落款不称"全体同志"而称"全体同仁"。您也别去查词典，"同志"、"同仁"的区别，咱们"尽在不言中"吧!我乍听他言心中耿耿，质问道：面合心不合，你们能合作出个什么名堂来？他笑道，如果心完全不合，甚至冲突起来，那当然就分手了，也不仅是老板炒你"鱿鱼",你也可以主动炒老板的"鱿鱼"；但情形往往是，心与心的"圆心"虽不合，但"半径"的扫描，却形成大面积的重叠，有时这重叠部分会缩小为叶子瓣般的"相割"，那也还可以在"相割"的区域中"同仁",即使再进一步退化为两圆仅只是圆周"相切"于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上也还可能维系颇久。他说,这种"各有圆心"的"游动性合作关系",已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处世的常态，他不明白我何以对之大惊小怪。 这位年轻人对我的谆谆教诲，后来我渐渐消化，并且悟到，同仁间存在着心距，其实中外古今皆然。既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步入多元状态，每个人选择人际组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那么，只要合法，并且不违基本道德，寻求"游动性合作"的"同仁关系"，应视为平常之事吧。 谁知前两天那位年轻人又来，说起他们机构的同仁，在这暖冬中有一次野餐之聚，他们在半冰半水的小河边吃完烧烤，喝尽啤酒，不知哪一位带的头，讲起童年往事来，结果如磁铁传磁，竟形成了一个挨一个，乃至抢着倾诉各自童年的欢欣、苦恼、恐惧、忧伤、幻想、狂喜……的局面，"忽然间，"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在互望中，有一种眼光通心、击出火花的感觉……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想，作为同仁，我们要能总是这样，该多好啊！"偏偏又是他，向我提示着新的思路。是啊，难道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某些特殊的群体中，并且也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才可能形成一种同仁"圆心"全都叠聚在一点上的状态么？我们在这攘攘人世度过艰辛一生，究竟该以谋求"合理合法的自我利益"为重，还是该以寻求与他人心灵的相通相谐为重呢？ 快把好话说出口 妻子梳妆完毕，转过身来时，你感觉她很鲜丽，你想赞美一句，可是你怕显得肉麻，你怕妻子不领情，于是你用诸如"老夫老妻了,不必再来这个"、"我就是不说，她也不会不高兴"等等"逻辑"把你的喉咙栓塞上，你终于没说…… 同事获得了一项荣誉，你深知那确实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你想对他说："这是实至名归……"可是你怕别人认为你是虚伪的奉承，于是话都涌到喉咙口，你竟又吞了下去…… 在楼门口遇上了邻居全家，老少三辈，全体出动，是去附近的小饭馆聚餐。看到他们那和谐喜悦的情形，你想跟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可是你想到人家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家说过什么吉利话，又觉得此时此刻人家也许并不会珍视你的友好表示，于是你只是侧身让他们一家走过，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在商场购物，你遇上了一位服务态度确实非常好的售货员，当她将你购妥的商品装进漂亮的塑料袋，亲切地递到你手中时，你本想不仅说一声"谢谢",而且再加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是到头来你还是没说，因为你想着"我是上帝，她本应如此"…… 你错了！当你面对他人，心头涌现了非自我功利目的、自然亲切、朴素厚实的好话时，你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不要退却，不要扭曲，你要快把好话说出口！只要你确实由衷而发，确实不求回报，确实充满善意，确实扪心无愧，你就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地把你那好话说出来。即使遇上了"狗咬吕洞宾"的情形，"好心换了个驴肝肺"，你也并无所失，因你焕发着人性善的光辉，你把好话给予别人，即使是你的亲人，那也是必要的播种。善意、爱意、亲合意向的种子，一般来说，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这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多半会生出根，发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想想你自己吧，即使你是那样地坚强，那样地能甘寂寞，那样地不惧怕恶言恶语，到头来，你也还是需要来自他人的好言好语…… 人际之间需要好话。非自我功利目的的好话，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乏。现在那清爽自然如同甘泉的好话涌上了你的心头吗？请你快快说出口！ 给心花以和风 一位白领小姐，大清早上班时在电梯前遇到同事樊姐，点头问好毕，樊姐立即望着她尖声评论说："呦，你今天的发型怎么瞅着这么别扭！你这种尖下巴颏的脸盘千万别这么折腾！"说完拊掌大笑。樊大姐的两句"酷评"，弄得她一整天心里发堵。 一位退休工程师，在路上遇到参加某项活动回来的邻居，互打招呼后，邻居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看电影，那邻居听了电影名字以后立刻"酷评"："嗨，那种小市民趣味！不看也罢！"分手后，工程师虽然还是朝电影院而去，但心头一直梗着"小市民趣味"五个字，到了售票窗口前，心里竟出现类似罪感的情绪，到头来没买那票，改为逛商场，却始终再难恢复原先的怡然心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心理角度看，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而好的情绪，或者说兴致、情趣，则仿佛心情树上开放的花，这样的心花无论是蓓蕾状态，还是已然灿烂地张开，对于生命存在来说，都弥足珍贵，自己要多多培育，加倍爱惜。别人呢，对之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很难要求他人对你的好情绪花上添香，但如果是看出了你的好情绪，不但不予和风吹拂，反而给你败兴，犹如妒花风雨，摧蕊折瓣，那就有失厚道，不足为训了。换个位置，别人有好兴致，我们不是助兴而是败兴，细想想，有的事情似乎极小，但我们施以"酷评"给别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用"惨无人道"形容，也不过分。 当然，蓄意败人兴致的恶意劣行，在生活中并不多见。像上面所举的两例，那位樊大姐之所以那样，多半是所谓"心直口快"的性格使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在败别人的兴，反会在"有话直说"的宣泄中获得瞬间的快感，弄得人家一天不痛快，她是浑然不觉的。那位直言别人想看的电影是"小市民趣味"的主儿，"酷评"的自觉性比较强，显然他一直对同楼的退休工程师心存贬抑，也就是不怎么看得起人家，总以为自己层次高、别人没水平，所以在那邂逅中，他的讥词一触即发，但你要说他有多恶毒，也未必，两人分手后，他也就把这事抛诸脑后，并不存有处处、事事要贬损那退休工程师之心。 私下里，背靠背，我们发表点对他人的讥评訾议，在所难免，亦无大碍，但切不可对他人的好兴致"迎头痛击"。一次在公园里，我和妻子看见对面走来一对牵手的恋人，那男的比女的矮了一头，面目似乎也没女的顺眼，我和妻子回到家里谈起，都觉得不大般配，但当时我们没有交换看法；没想到，另外几个小伙子，却在公园甬路上，当着那一对恋人的面怪笑起来，有的还故意嚷："嗬，武大郎潘金莲啊！"那对恋人原像盛开的花朵，在这种摧花邪风袭来时，顿时气恼色变，所幸没有发作，隐忍住没与恶谑者争吵，但他们生命中的快乐心花，在那时惨遭砍折，败兴后的灰暗情绪，不知会延续多久。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不仅选择什么恋人是神圣的稳私，就是改变发型，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耳饰别针，在书店里选购一本什么图书，喜欢吹一种什么零食……特别是由于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小乐趣，而使得一个人心花张开蕊瓣，瑟瑟放香时，那生命的尊严是不能予以亵渎的。不仅给自己的心花，也给他人的心花以和风吧。这种修养，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 给你一顶小丑帽 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为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成了商品社会，法律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利双收者就觉得自己所获得的名声与财富都神圣到不容别人质疑置喙取笑糟改的地步。如今的各路明星们务必须知，虽说是时代有别，法律有进，但是你所面对的人性则大体还是那么个恒定的存在。社会的安定，一方面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出气孔"。一些尚未或无望成为明星的普通人拿名利双收的明星开涮，甚至准备好一些高挑的小丑帽，给他们"缺席加冕"，就是一种"出气孔"，起着对"气不忿"的心理加以代偿的功能。 前不久，一家网站把演艺界一些明星评为了"十大丑星"，其实那些在网上投票的网民，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抒发了一下对已属于"公众人物"的诸明星们的揶揄罢了。有的被评为"丑星"的演艺圈人士就总没想清楚，众人仰望的"星"，其实并非"万民之神"，而是"大众玩偶"。比如一个儿童得到一个洋娃娃，开始他或她会搂着抱着，给换漂亮衣服，让其陪自己睡觉，但时间长了，他或她就会摔洋娃娃，甚至挖眼拆腿，劈成两半，要看看它肚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这从头到尾的行为，都是"玩"，而洋娃娃的遭遇，也便是它作为玩偶的宿命。 如今也有把是否被糟改作为自己是否真成了明星的试金石的，听说被报纸娱乐版开了涮，也就是有人制作了小丑帽请其"入帽"，竟高兴极了。我认识一位演艺圈的人士，有一天就拿着那样一份报纸来向我展示，笑眯了，笑麻了，笑酥了，笑泥了，仿佛中了六合彩的特等奖，那原因很简单，如果那报纸不把其当成明星，怎么能不吝宝贵篇幅，在糟改其他明星时把该人捎带上，以取悦读者、增加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如今更有"自作自受"小丑帽，以图把自己加冕为名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不可不用的配方则是拿真正的大名人来陪衬，比如，无妨把自己与辜鸿铭、钱钟书、张爱玲、余秋雨等并列为"中国文化界百年来十个最讨人嫌的人物"。但这样做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至今真因此被俗众记住，果然也成为"大众玩偶"者，似尚无一例——人们或许能记住那"十讨嫌"事件，却绝对记不得制帽者本身的名字。这倒也反过来说明了世道与人性的残酷一面。 如今我们都置身在不会有人以暴力手段真把高帽子扣到你头上的现实情境里，就算有人非要给你制作一顶语言构成的小丑帽，甚至那真是专门为你制作的，并加以展览、宣谕，只要你不主动去认戴，毕竟他也还是其奈你何。当然，有时候，针对你的小丑帽，或者其他什么丑怪的东西，并非恶意，倒是出于幽默，或不过是开个低级玩笑罢了，你大可不必认真应对。但也应该提醒小丑帽及其他丑怪物的制作者，即使并无恶意，也别强加于人，且要防止引发副作用。报载，2001年蛇年春节，天津一位女婿到丈母娘家拜年，他头戴"爆炸发"（一种火红的冲天型假发，应比一般小丑帽更丑怪），鼻架化装舞会上所戴的蓝色卡通眼镜，敲开门后，开门的丈母娘在昏暗的楼道背景下猛瞅见那么个魑魅对着自己龇牙怪笑，顿时晕菜，险些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那位去拜年的女婿始料未及的。 由此想到我们当下的文化批评。小丑帽式的批评，也是颇为时兴的一种，尤其在"文化庙会"的空间里，很畅销。应该有这样一种批评存在。"文化庙会"与"文化小丑帽"的存在令我们感受到多元并存下的轻松、谐趣、嬉戏、欢快，不必总有深度，不必总那么叫真……像美国的"文化庙会"就很发达，除了评"十佳"，一定还要评"十差"，不是只有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草莓奖专门糟改某些影片影人，可以说是"小丑帽子满天飞"，但即使被人准备了小丑帽，那影片也很可能仍有票房，那影人也可能仍在持续走红。金草莓奖还真的准备了些草莓形状的奖座，但评奖者不会强迫获奖者去认领，也不会强行把那奖座送到人家家里，因此就不会发生类似天津女婿把丈母娘吓个半死那样的事件。 话说回来，倘若整个的文化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全都"庙会化"了，全成了"小丑帽子满天飞"了，那也不是好局面。摆脱了"文革"的高帽子噩梦，学到了"庙会式"小丑帽的幽默，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空间调理得更加地生态平衡、葳蕤多姿。 美瓷不碎 朋友许君热爱陶艺，他在经营一家业务兴旺的企业之余，在京郊开办了一所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乐陶园，常常约些同好在那里弄埴烧陶，烧出来的陶瓷作品时有神来之笔，他就得意地举办内部展览，实际上也就是高雅的私人派对，他和来宾们在那场合交流陶艺心得，也兼山南海北地神侃，每每尽欢而散时，已月成金钩，蛙声一片。 许君和他朋友们烧制陶瓷作品追求的是自得其乐，出炉后如果觉得不满意，一定马上捣碎，而如果凸显个性、灵气四射，则先自己浮一大白，再招呼他人一起转着圈儿欣赏点评。虽说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派对中展示时，也时有来宾提出实在喜欢，要付款买下，有的作品也就那样被请走。付款的原则据说是随意，但我目睹了几次那样的"随意"，买方是企业家，或演艺界大腕，那付出的数目，像我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随意"不起的。 那天许君又来电话约我去他那乐陶园，我说实在是有事去不了，他说什么事那么要紧，还是希望我去。因为他们几个陶艺发烧友新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实在不必谦虚，可以用"美奂美伦"来形容，我若不去先睹为快，会是很大的"审美损失"。我就告诉他，是我捐助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来我家了，现在家里就我跟他，难道我带他去？他可是一点陶艺的概念也没有啊。许君说没概念那更好，他来，对我们来说，多一双特别的眼睛，对他来说，则眼睛里会多装一些东西，岂不两下里都有趣？就这样，我带那叫泼娃的小学生到医院检查完身体，就直奔远郊许君的乐陶园而去。 到了乐陶园，许君和一群熟朋友都对我和泼娃表示欢迎，许君拍着泼娃肩膀笑说："你怎么一点也不泼辣？还是等一会儿才暴露你的真面目？"我就帮着解释："他先天不足，当地风俗，怕是养不活的孩子，就故意给他取个活不活无所谓的名字，舍娃、丢娃、泼娃，一个村里总有几个。"许君就给他一块巧克力，让他别客气，可乐、雪碧随便喝，可以到处走动观看，但嘱咐他千万不能动手摩挲任何东西。 我细细观览完许君他们的杰作，就跟他们一起到院子里大杨树下，坐到休闲椅上喝咖啡，神侃起来。正当我们言谈甚欢时，忽听那边屋子里咣当当一阵刺耳的声响，我立刻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冲进屋里。果不其然，是泼娃把展示桌上一件作品弄到地下摔得粉碎！许君和别的朋友也都进了屋，一瞬间，我看见泼娃的脸红得像团火，而许君的脸白得像块冰。我不知该用什么话重责泼娃，泼娃却两眼噙着厚泪，跟我说："那……实在太奇了，就像我们村里老得动弹不得、求人别杀它的黄牛的眼睛……我心里不落忍，就伸手摸它，让它别怕，有人疼它……"我们一群大人全都愣住了，那件作品的外在形态并非黄牛，我们刚才哄然叫妙，这个说有米开朗琪罗般的悲剧情调，那个说大有令人遍体清凉的禅意……但谁也没能像泼娃那样进入到审美的最高层次！许君一把将泼娃揽进了怀里，我和别的朋友不由得鼓起了掌来。 那件美瓷没有碎，它永存于泼娃心中，而且连同泼娃那出自淳朴胸臆的审美评语，将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许君及在场的朋友们心里。 轻抱 紧紧拥抱，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是很平常的示爱方式，城市街头已随处可见。拥抱这种肢体语言，化解着心灵深处由孤独而生的焦虑，化合出因为生命间的依偎而涌的快感。但并非所有的拥抱都是越紧越好，有的拥抱只能是轻柔的，必须非常地适度，那是一种安谧、娴雅的生命态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抱猫。 猫是与狗并列的，人类宠物的首选品种。相比而言，猫比狗更依赖于人类，猫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依赖人类供养当做了自己这一物种延续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方式？从古埃及的文物可以推测出，那至少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现在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野猫，几乎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中，城镇、乡村中的野猫，实际是家养猫中派生出的弃猫，它们所依赖的食物，仍然主要是人类的唾余。像现在我们常见到的，其体积与人居宅所恰能相配的猫咪，在远离人居的田野山林里是几乎没有的。猫虽然有许多品种，体态间也存在许多差别，但跟狗一比，还是单纯多了，狗与狗之间的体态差别可以悬殊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所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限养大型狗的法规出台。 田野山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狗存在。狗也不仅只是宠物，在极地雪原中拉雪橇，在草原上充当牧羊犬，在人类狩猎时充当猎犬……狗是为人类服役的牲畜之一。马戏团节目单里必有驯狗这一项，而且狗的表演花样繁多、难度大、持续时间也可以比较长，驯猫则只有少数马戏团能够展示，而且猫的节目一般比较简单短促。猫捉老鼠算是为人类养育繁衍它这一物种的报答。但越来越多的现象是，当代宠物猫只吃猫饼干和猫罐头，有的见了老鼠甚感陌生，有的竟与老鼠嬉戏，视为玩伴。狗对主人竭力表忠，狗喜欢主人紧紧拥抱。猫却非常之傲慢，高兴了，或许会主动来亲热你，跟你玩一会儿；不高兴了，对不起，它一副对任何事物都不屑的表情，主人想抱一抱都不行，会狠命挣脱。猫有时会允许，甚至表示出喜欢主人抱抱它，但是你断不能紧紧拥抱，只能是轻轻地将它揽在怀中，柔柔地给它一个欲沾不沾的温吻。 宠物概念的确立、普及，宠物行业的兴起、繁荣，是社会走向小康重要标志之一，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报纸副刊上开过"抱猫闲话"的随笔专栏，那样的文字延伸到今天，可以说是"布波族"即布尔乔亚加波希米亚情调的一种浸润，就是让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生活氛围里，为都市小资布下些轻柔抚慰心灵的语丝。我以为，市场时代的不公平确实仍需黄钟大吕的警示，激昂的呼喊、紧紧的拥抱，也就是强烈的爱憎，仍应流动于为文者的血脉，但毕竟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多几幅笔墨，既能紧紧拥抱，也会轻柔依偎，不是更好吗？我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在生活里、心灵中都感受到轻抱的甜美。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索菲对我说，你先去远处转转，不要回头看我。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墓深处走去。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河畔，不闻市声，只有鸟鸣。彳亍在排列大体整齐的墓位间，观看着墓碑上那些宠物的照片或雕像，还有扫墓者留下的鲜花与祭物，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埋人的拉雪兹、蒙玛特、蒙巴那斯等墓地景象相比，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整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亲情流溢，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继续心灵间的沟通。 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时而云开光泄，时而细雨霏霏。那时墓园里除了我和索菲，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依稀看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本想用望远镜头拍张情景照，想到老友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怎能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我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一座猫狗合葬墓，猫名琵琪，逝于1992活了12年，狗名尼可拉，逝于1997享年15，可知主人事先就买下了足能葬下它们的穴位，顶部呈波浪型的黑大理石碑体上，两位的玉照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 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12年里/我们共同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六公斤的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谥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 索菲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1899年由马尔格利特·杜朗侯爵夫人捐建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坐很高的大狗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生雪崩，这条名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绮丽动人的诗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说着带我到那两个墓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我的悲愁/都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疚刺痛我的心/我曾那样粗暴地将他训斥/想起那时他脆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现在我多么孤凄/想对他说我再也不会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他/正是因为相信他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也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么？ 何处在涌泉?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事"，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里聆听，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德，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春草如针 1 问路时，那应答的陌生人眼中闪出生怕指错的神情…… 心领了，您那份自然流露的善意！ 2 那位老人站在树下，仰着头，在凝望什么？ 是一片有了秋斑的叶子。 生命的映照中，都闪动着哀乐的虹彩。 3 还牢牢地记得，村舍中一碗麦饭的清香。 能让这碗麦饭的香气伴随一世，您的灵魂有福了。 4 在老同学聚会时，你不是自然而然地直驱"成功人士"身前，哄然地捧场或打趣…… 你是自然而然地先握住那"未成功人士"的手，并以当年那样的眼光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真诚地微笑着…… 你的生命历程里，又开放了一朵花！ 5 你在打架吗？为了在公交车上，把你得到的座位让给偶然遇上的熟人……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散步路过大花坛，有人唤我："刘老师！" 扭过头，认不出，但能猜到——果然，是我教过的学生。 命运安排我非常年轻时就到北京一所中学任教，那算得一所名校，当时是男校，我头一次走到讲台，班长喊"起立"，我和学生们实实在在是"面面相觑"，他们发现我太小，而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未免太大，我们的磨合难度可想而知。 我只比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大七岁。他们全是跟五星红旗同龄的人。 唤我的学生说出他的名字，又报出几位当年同窗的名字，倏地，若干41年前的花瓣青果从记忆库里飞舞而出…… 还用算吗？他和他的同届学子们55岁了。这也正是我们身旁大花坛所庆贺的那个寿数。如果能让他们那一届的学子，包括当时女校的成员，找一批来站在这花坛当中，或者竟完全由他们的生命之花构筑成瑰丽的礼坛，该更能引人高歌长吟吧？ 55，这是个多么凝重的生命数码。我面前挺立着一棵成材大树。 "沙场秋点兵"，当年同窗逐个数。他知道很多，我也略知一二。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有的经商发财，有的定居海外，有一位现在是知名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局级干部……但大多数，还都属于托举着上述成功人士的普通社会存在。 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位高级工程师。他说，他们这一茬人，自身生命的年轮，比任何其他茬的，都更鲜明地记录着五星红旗的飘扬轨迹。我望着他，经过风雨后的成熟，戒除戾气后的澄明，摸石过河历练出的睿智，以及在良性突破中永不后退的勇气，都细微而又蕴藉地体现于他明亮的眸子、眼角的鱼尾、灿烂的微笑、挺拔的脊梁与浑身喷溢的旺盛生命力中。因此，是不是也可以说，五星红旗那猎猎飘扬的风采，也更多地体现出他们这个同龄群体的生命律动，似乎在为他们传输着更多的祝福与激励。 他身旁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给我介绍："我命运的转折点，几乎恰好在55年生命的一半处。我们这一茬人大都如此。就在那个转折之后，我的生命也开花结果，现在这果实就在您的眼前……"原来那是他正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小伙子谦和地对我点头微笑，与我紧紧握手。我望着这父子俩，思绪绵厚。是啊，单个的生命会渐渐老去，最后会消失，但是生命的群体会生气勃勃地延续。5，10，15，20……40，50，55……健康的生命不仅会在每一个衔接点上闪光，即使是在普通的日日夜夜，也会积极地储留记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长啸欢歌，跋涉不息。 我们一起朝前散步。不知不觉来到北海公园，进去继续边走边聊。年轻人告诉我，他目前所钻研的，是建立和发展最后达到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课题。尽管我平时也经常思考这一问题，知悉不少相关观点与论争，但他的许多零散的随机的议论，还是令我感到惊奇与欣喜。构建五星红旗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多么迫切而神圣的事业。我深知谈何容易，但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些有益于推动这一功业的小事，如愚公移山，如精卫填海，那么，共同小康就不会只是歌中词、画中景，而会演化为神州大地上的活生生的存在。 当我们一起倚栏望水时，我的老学生打断儿子的高谈阔论，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好好地欣赏一下那默默不语的白塔，还有那似乎总在喁喁低唱的湖波，他哼起了那首几代人都唱过，并且还有往下传唱可能的歌曲。他停下哼唱发表意见："这首歌里最具警句意味的，是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迎面果然吹来了凉爽的风。55年，多种多样的风吹动过我们的旗。55岁，企盼今后会有更稳健的凉爽之风，迎面给热切地从事良性变革的生命——单个的与群体的——以抚慰，以鼓励。 克服病态审美心理 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起，并列为一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那里的人文景观本已相当饱满，完全没必要去画蛇添足。可是乐山市却将景区承包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赢利，而且想赢大利，觉得光靠祖传的大佛还不足以满碗满钵地赚，于是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其最得意的一笔，就是凿山破石，复制阿富汗那被塔利班轰毁了的巴米扬大佛。且不追问他们对佛教历史究竟有多少研究，把阿富汗的大佛与乐山大佛搞在一起是否合适，也且不追问所谓"东方佛都"究竟是个什么"都"，光从乐山大佛景区的地质结构、自然生态与人文内涵来说，他们此举的破坏性，已经骇人听闻。 峨眉山呢，提出了"打造天下第一名山"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口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收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并非是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名山"，而是冲着它固有的个性而去的，如果把它"打造"——其实也就是脱胎换骨地改造，搞过度到疯狂地步的旅游开发——为"天下第一名山"，峨眉山也就不成其为峨眉山了。搞"天下第一"，也就是要自动把峨眉山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删除。 乐山和峨眉山文化与自然景观被粗暴破坏，吃"景"发财是恶劣的动机，此外值得一说的，是病态的审美观。病态审美观，一个表现是以堆砌为美，完全不懂得真正的美感全在于适度。这种毛病也不是现在才有，比如明代的家具，线条明快，装饰趣味点到为止，雅致优美，可是到了清代，就渐渐变得构件烦琐，装饰性细节重叠堆砌，只有匠艺感而无灵气可言了。病态审美观的另一表现，是误以为越大越美，"第一"才美，其实巨大和"第一"，未必就美，倒往往是并不那么巨大的事物，并非"天下第一"的山川房屋，更具骄人的美感。把本来以适度展现而显得挺美的事物，愣往大了拉扯，硬去争"天下第一"，那无异于自杀。 再说张家界，原来默默无闻，上世纪80年代初被一位著名画家发现，叹为人间仙境，于是引发出越来越热的旅游开发。一处奇景，不令其为少数艺术家、探险者专享，而让一般的平头百姓也能分享其美，这本来是桩好事，但把审美性的事情，搞成了"吃景"，结果是在最优美的天子山核心景区，修造出了别墅群，还有密集的住宿餐饮区，自以为是地傲称形成了"天上的街市"，实际是十足的佛头着粪，以致在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后，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警告，勒令悉数拆毁。目前虽然执行着这一决定，却仍然运行着所谓的"观景天梯"，也就是倚山而建的大电梯，望去活像侵入自然山林的外星怪物。这类以"方便游客极顶观览"为由建造的电梯、索道、缆车，近年来普遍出现在中国各个景区，首批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泰山，就有既破相又危害地质结构、自然植被、生态和谐的索道，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妥善解决。 在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地方，有的官员一味地想以"旅游开发"的"硕果"为政绩，有的开发商则敲骨吸髓地去榨尽"遗产"的"金汁"。他们那有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初衷的作为，当然必须首先予以批判、矫正。但一般民众中，也有糊涂人，在病态审美观作怪下，不是首先心存敬畏，而是亟欲先睹为快、染指留痕，去遗产地还非要大吃大喝，"玩"字当头，俗趣横溢。那些遗产地的宾馆酒肆、娱乐中心、登山电梯、跨涧索道等事物，也正是在病态审美的买方推动下派生出来的。吉林的高句丽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刚见诸媒体，游客便蜂拥而至，保管机构门票印制不及倒还事小，只为好奇，甚至只为满足"捷足先登"虚荣心而去的某些游客，这里抠点东西"以作留念"，那边刻上"到此一游"还署上大名，不知文化为何物，离去却津津乐道"玩过了"，针对这样的行为，特别是这种卑劣的病态审美心理，我大声疾呼：国人，请努力克服！ 蝴蝶·松鼠·电池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有两次心灵的震撼，都是小小的事情引起的。 一次是在乘船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游客们都在甲板上观看风景，忽然有一对拳头大的蝴蝶飞到了甲板上方。这时，不少中国游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就都本能地去捕捉那对蝴蝶，顿时乱作一团，或者也可以形容为欢声雷动。他也有伸臂捞取的动作。这时他旁边正好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夫妇，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蝴蝶，也许是因为那些捉蝴蝶的人把蝴蝶吓坏了，它们不知该怎么逃逸，惊恐中竟落到了那英国妇女的肩头，于是有人朝她丈夫嚷："嘿，你怎么不赶紧抓住它？"那丈夫当然没有去抓，蝴蝶在吵嚷中也就飞到江面上去了。等人声寥落下来时，那会说中国话的英国男子对旁边我那朋友说："你们不是把它们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朋友听了，没回应，可是心里久久地不是滋味。 另一次是他到美国探亲，看他女儿一家。头一回去西方国家，头一回走进单栋"号司"的花园，头一回看到松鼠若无其事地在花园的树木与草坪上跑动叼食，他就本能地朝女儿女婿开玩笑说："哈，你们吃松鼠肉不用花钱呀！"当时女儿愣愣地瞪着他的表情，让他至今想起来还心悸。女儿没说反驳他的话，只是脸红得像樱桃。女婿是美国种，懂中文不多，直问女儿爸爸说什么呢，女儿忙用英语告诉他没什么没什么。 朋友对我忏悔说，他的文化心理中，有很糟糕的一种"本能意识"，那就是看到活物就想捕捉，就想占有，乃至想把它吃掉。这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心理上都有的缺陷，他不敢断定，但他愿意从自己开始，就此时常地搞搞"心理卫生"。由此引申，对文物的态度，往往也是并不知审美的乐趣，比如拥有一张名家书画、一件古代好瓷，或者一套多年前的特种邮票，竟很少摆脱掉其"值钱几何"的意识，难得平心静气地对其做纯粹的艺术鉴赏，所热衷的，只是"又升值到了什么价位"的讨论。那么，如果他主持一处地方的事务，那地方恰好有被收录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里的景点，他一定也就会充满占有的欢喜，然后津津有味地将其"连皮带骨地吃掉"。也不是把那经济上的收益都据为己有，但一定会把那遗产交给报价最高的商家去承包，然后敲骨吸髓地，以短、平、快方式，掠取自己这一任上的"经济政绩"。他说还好这只是一种假想，倘若真让没有克服、消弭掉那卑劣文化心理的他去管理文化与自然遗产，后果不堪设想。 朋友讲这两件事，有美化洋人和洋文化之嫌。但我觉得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对比反思之处。他的自我忏悔意识，我很赞赏。许多中国人还都不能具有这种自觉的忏悔意识，一事当前，还没等人家说出话来，就马上推卸责任，或者总觉得责任比自己大，而且直接、具体的人士尚未忏悔，自己却先忏悔了，岂不吃亏，岂不是成了"傻b"？更有认为"罪不罚众"的，明知不对，也去参与，那就更不知忏悔为何意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识清明的中国人，我就知道一位同龄人，他儿子和一群朋友开车去郊区某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单的地方游玩回来，跟他讲到野餐的快乐。在他追问下，儿子道出他们未将那些餐后的遗弃物带出景区投入垃圾箱，就那么任由它们散落在草丛里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不仅严肃地批评了儿子，还在第二天儿子上班后，自己坐出租车去了那地方，深入到那野餐区域，也不管是他儿子还是别的什么游客遗弃的垃圾，尽行拾取，带到有垃圾桶的地方装了进去。虽然累得够呛，但心里才觉得舒服。他还特意把两节被遗弃在那地方的五号电池带回了家，见到儿子后，他把那两节电池交给儿子，命令儿子将废电池扔到附近百货公司里专设的回收桶里去，儿子照办了，并将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们，这些年轻人无不愧悔，从此再无污染环境之举。 疏浚与藤鞭 我所居住的高楼下，有一段残存的护城河，这段护城河15年前疏浚过，两岸镶筑起水泥护墙，又营造出了由两排乔木和两排灌木交错形成的绿化带，堪称北京一景。这道护城河不仅构成我日常生活的实际背景，也经常进入我的小说，生发为我艺术想象的歌哭空间。我以外地民工进京遭际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民工老何》，其中都有这道护城河的影子。 最近，我们楼下的这道护城河先是抽干了水，然后河边支起了几个帐篷，一些民工扎下营盘，接着更有许多的卡车、铲车来来往往，从河底掏走淤污，往平整后的河床里垫入运来的新土，还兼带修整破损的岸墙。这疏浚护城河的工程，日夜不停，尽管深夜里卡车、铲车来往的声响很大，影响楼里人们的睡眠，更影响我这样的"夜猫子"的劳作，但邻居们和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都毫无怨言。两周过去，河道平整，帐篷拆除，民工撤走，只等放清水观碧波，真是身心大畅！ 但是，水还没来，从我家窗子朝下一望，不禁吃了一惊——那拆除帐篷、进行撤退的民工，把他们认为是已经无用的东西、种种垃圾，包括一只"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红色的塑料桶，尽悉抛扫进了由他们亲手修整好的河道里！我跑到楼下，到得河边，看到一位似乎是尚未离去的民工，问他："好不容易疏浚干净的河道，怎么能往里头抛扫垃圾呢？"他满不在乎地说："马上就要放水啦，水一淹，就什么也看不见啦。"当时我确有一种冲动，就是跳进那河槽里去捡脏，但那些遗弃物既多，分布又达十几二十米，没有工具和容器，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心中闷闷然，叹息着回到家中，决心写一篇文章，多多少少，对此负起一点责任。 我细究那些抛扫垃圾的民工的心理，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故意破坏什么亵渎什么的意思。由此联想到前些年在长江三峡乘轮船游览时，目睹船上的清洁工，很认真地清扫甲板，那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都堪称敬业的典范、辛勤的标本，但她那最终的一招，是把所有的垃圾，其中最多的是一次性使用的塑料饭盒，扫到江水之中。往自己疏浚过的河床里抛扫垃圾的民工，大概和那江轮上的清洁工一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多么地悖理。 我于是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题为《疏浚观念》。是的，江轮上的清洁工应该首先意识到，保持长江河道的清洁，其重要性远胜过保持一艘江轮甲板的清洁；疏浚我楼下护城河的民工们，他们不应该只是为挣些劳务费而干那些活，他们应该懂得环保的意义！当然，还可以追究到江轮上那清洁工的领导，以及护城河疏浚工程管理者，他们首先应该树立大环保意识，并应该对所领导所雇用的人员，疏浚出良好的环保观念。 文章写到这里，正好一位朋友来访，说起此事，他竟对我的思路，颇不以为然。他说，观念观念，你总迷信观念，拿环保这事来说，光疏浚观念，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起码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绝大部分民众里牢树起某种观念，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性努力；而且，现在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比如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那边还没竣工，这边就有人撬砖毁路；再比如紫禁城筒子河修整工程，刚砌好的围墙，愣给你掀掉上盖；中山公园的郁金香展览，非踩到花丛里去拍"纪念照"……许多这号人并不是不知道环保、公德等方面的道理、规矩，但他就是满不在乎。我行我素！他举出的事例，我在最近的报纸上都见到过，自己目睹的也很不少。拿楼下的护城河来说，现在已然放了半腰水，那只红塑料桶以及其他一些垃圾确实被掩盖住了，但我就眼睁睁看到一位从桥上走过的、衣着时髦、描眉涂唇的女士，毫不犹豫地把吸饮完的软包装盒，很"酷"地朝刚疏浚完的护城河里一抛，倘截住她诘问有无环保观念，她也未必是懵然无知……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啊？我求教于朋友，他反问我，你忘啦，咱们在新加坡听说的藤鞭的事儿？我一时哑然。新加坡在环保——也不仅是环保——等公益事项方面，都以峻法加以维护，违者不仅可能罚款坐牢，而且还有鞭刑"伺候"。那施刑的鞭子以当地一种野生的长藤制成，本身已十分坚韧刚劲，还要在马尿里浸泡多日。施刑的印度族狱卒身高体壮，一鞭抽到犯科者屁股上，往往便皮开肉绽、当场晕死。但倘若法庭判的是三鞭，则会将犯人送往设备极优良的医院，加以极认真的医治，一旦屁股养好，则再带往受刑处接茬儿挨鞭……不要说挨鞭者此生此世再不敢重触法规，就是闻此"藤鞭无情"的一般民众，谁还敢于孟浪放肆？新加坡因此成为一个花园国度，处处草绿花红，水清气爽，不要说没人敢往河湖溪海里乱抛废弃物，就是往垃圾桶里扔东西，扔得不准掉在外面，转身走开的事，也几乎不会发生。前几年有个美国小伙子在新加坡乱涂了别人汽车，新加坡法庭判他鞭刑，克林顿出面求情，还是没能让那美国小伙子免于屁股开花。新加坡为了环境进一步优化，甚至还立法禁止销售、食用口香糖，因此一些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讥称新加坡为"美丽的监狱"。新加坡是一个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又在经济上完全加入了国际大循环的、许多方面很西方化的国家，我虽去过那里不只一次，印象鲜明，却不敢说对其真有理解。难道在华族聚居的地方，就非得疏浚观念与藤鞭峻刑并行，甚或因为藤鞭的震慑更具可操作性，所以也就更能规范一般俗众的行为吗？ 朋友走了，文章需要收尾，心情很沉重。文字怎抵藤鞭？心火不熄，仍要祈呼：国人啊，若要美丽而非"监狱"，请自珍自爱！这份自珍自爱，不能仅体现为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富裕舒适，也不一定以宏大响亮因而往往也就缺乏可操作性的那些概念来衡量。我以为，无妨从爱我们身边具体的树木花草、大小水域，以及我们共享空间里的那些具体而微的设施做起！ 笑离绝论 绝论，就是把话说绝的宏论高论。绝论处处有，常常有，年轻的时候，不仅爱听，而且会为之倾倒，也曾以之为圭臬，规范自己的作为，结果吃了亏。后来经的事多了，懂得持平之论才是真能引领自己前行的指南，绝论可以听来过过耳瘾，却万不可真往心里去，尤其不能照办。笑离绝论，已成为我目前的习惯性反应。 在吉隆坡参加《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艺营"，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学者与参加文艺营的文学爱好者自由分组座谈，我也选择了一组。讨论中，一位在美国攻得比较文学博士头衔的先生说，要写好华文小说，必须至少先精通一门西文，只有能比较出中、西文字间的微妙差别，才有希望写出杰出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绝论。当场就有一位马来西亚华族小伙子生出惶恐，他说像他们这一代马来西亚华族人，从小都会受到三语教育，一是马来文，即使上的是私立华族学校，马来文也是国文必修课；再就是英文，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也属于必修；华文是自己祖辈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当然更亲切，学起来更努力，由于从小口语就是华语，所以往往学得也最好。他现在写文学作品，是用华文来写，马来文和英文只达到写一般公文或说明书的水平，他很难对其达到精通的地步，也很少感受到三种文字间的微妙区别。那么，他怎么办呢？继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没有希望呢？他一副如聆佛音而竟难照办的虔诚而灰心的表情。比较文学博士耐心答疑，继续发挥他的绝论，他举"被"这个动词为例，对中、英、法、德四种文字在使用上的区别做了分析，结论是只有以这样的学识为前提，才有希望写出好的中文小说。听到这里我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当时又有文学爱好者提出别的问题，那位博士也没注意到我的反应。我对绝论一般不去争论，而且深知发绝论者多半是些自信心超常的偏执人士，与其争论只会是浪费双方与旁听者的时间。但分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那位听了绝论而惶惑的年轻人，跟他到屋外一株凤凰木下闲聊，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供他参考：会一种或数种华文以外的语言文字，当然会对华文创作起到好的作用，比如中国上世纪的作家里，鲁迅、巴金等就既能翻译又能创作，译、创互补互促。但也有沈从文、赵树理那样不通外文的作家，用中文写出了非常好的小说。因此就写华文小说而言，精通外文不是先决条件，你如果对世道人心有丰富的华文思维，阅读优秀的华文小说时能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一旦灵感爆发，驾驭华文写出好小说是很有希望的！ 绝论的魅惑力，在于干脆利落，掷地有金石声，富有刺激性乃至爆炸性。人们在常态中呆久了，会觉得沉闷，会企盼突破，乍听到如雷贯耳、酣畅淋漓的绝论，会立刻激动，不及细思细想，便将其紧紧拥入怀中。时下的商业广告，就经常采用绝论方式来先声夺人、迷人心臆，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xxx"。发绝论者往往并无恶意，多半是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与几位文学爱好者小聚，议论到近年来听到的关于文学的绝论，大家一时举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没发表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难道应该把从安东·契诃夫到林斤澜的一大串名字从文学史里删去？）"不懂哲学写什么小说！"（这与"不懂文学搞什么哲学"同样是把话说绝）"现在中国没有诗！"（愤激并不能催生好诗）"除了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值得再收入别的女性写作者！"（张爱玲如仍在世，会对立论者莞尔一笑吗？）……议论时大家不时发出哄笑。 笑离绝论，而不是恨离绝论，这是因为绝论跟谬论还有区别，谬论是地道的非，绝论里往往还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只要不被其迷惑住，弃其乖戾，赏其执著，姑妄听之，倒也有趣。 快乐何必无穷大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把所开发的商品房品牌确定为"快乐无穷大"，想来是为了摆脱动辄号称"花园"、"广场"的命名风气，别出心裁，颇为有趣。 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究竟以什么为衡量的标准？名声？地位？财富？健康？各人取舍不同，当然，也有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把"安康"作为普适性标准——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有一桩自己喜欢的事业更好），身体健康，人际和谐，则幸哉福哉，这是从总体上说。从人的心理角度看，人的生命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甚至于在睡眠时，潜意识里的情绪也依然在螃蟹吐泡般地生灭着。因此，有人提出，快乐便是幸福，"快乐无穷大"商品房名称，由此推衍，无可厚非。 快乐无价。快乐是人的心理情绪中的黄金，笑一笑，十年少（"少年"之"少"），笑口常开，安康福泰。追求快乐，享受快乐，是天赋人权。但是，人对快乐的追求，是否有必要推至无穷大的地步？无数前人、旁人的车鉴，都昭示着我们，乐极生悲，纵欢致祸，倘若一个人除了快乐而没有了其余的情绪，那他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疯子，在那种情况下，笑笑笑，至少会导致十年少（"减少"健康生命的"少"）。 我们常在文章里看到"打破心头五味瓶"的说法。一个生命活体，就其所装载的心理情绪而言，确实很像一个"五味瓶"。哪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是以味觉打比方，直接说情绪，则是喜、怒、哀、乐、怨。其实，"五味"的"五"，是言其多的意思，人的心理情绪，岂止五种而已。我们常用的词汇里，把人生际遇和心理情绪合起来说的很多：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苦乐忧喜、愁怨嗔怒、愉悦舒畅、生死歌哭……一个健康的生命，他的心理情绪应该是"五味俱全"而又不会"打破瓶子"。难道只保留一味——快乐，或者只保留一类——喜、乐、悦、畅，不是更好吗？我以为，那并不好，因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有正义感，而正义感常常是与对贪污腐败、邪恶堕落的愤怒、鄙夷、痛心等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歌词曲都很激昂，却不是由快乐的情绪构成，那里头主要是宣叙着民族忧患意识。一个人如果只知自己快乐，而罔顾他人的不幸，对自己所置身的群体漠不关心，特别是缺乏一份对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的忧患情绪，那至少是"缺心眼儿"，不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好"瓶子"。以上是从大处说。从小处，自己对自己，毫无愧悔内疚，不能体味怀旧的苦涩，不能氤氲出淡淡的哀愁，不知离别或邂逅时的酸辣，缺乏清夜扪心时的惊悚……那么，人生很难说是完整的，而没有全方位的人生体验，人生滋味不全，也就很难说获得了多大的幸福。 人这个"瓶子"里的"五味"情绪，不应该是均等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僵在那里不波动不翻腾，不互相渗透乃至转化。人的心理情绪的健康，其实也就是把"人生五味"阴阳调燮得恰到好处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标志，常常是快乐，特别是"知足常乐"，但也不尽然，也可能是"难得糊涂"，也可能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还可能是"时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式的喟叹，或者是对"同桌的你"的惆怅咏唱……总之，快乐是幸福的必需品，但快乐何必无穷大，因为幸福的滋味不能仅仅是快乐这一种。 一位富翁，他刚从美国拉斯维加斯那边豪赌回来，便到高级俱乐部约朋友先吃鲍翅燕窝，又在夜总会看巴黎"红磨房"式的艳舞，然后是泡药浴、洗桑拿，再全身泰式按摩，再吃港式宵夜，凌晨才驾着名车回到他郊区的豪宅。天亮时，人们发现他淹死在宅后的游泳池里了——经警方调查并非他杀，是否自杀呢？难以判断。而当他还没火化时，与他有关系的一群人已经在为分割其财产而撕破脸争斗了。他仿佛一只气球，把里面的快乐气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就陡然崩溃了。这究竟是快乐死，还是痛苦死？ 相比之下，小康人家、知足人士的快乐，比较扎实，也容易持久。那快乐基本上属于"琐屑的生活小乐趣"，比如全家人共享一只刚熟的沙瓤大西瓜。鲁迅先生是最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伟人，但他反对在切西瓜时牵强附会地去联想到"列强瓜分中国"。能把自己的心理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该在什么情况下深刻沉重，该在什么情况下轻松幽默，融入性情，自自然然，那状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吧！ 登山何必非极顶 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 慎言取代 一位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旦电脑网络取代了纸制书籍，我会是个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首先认为电脑网络不会取代书籍，他问是不是我觉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所以不加考虑？我说，在我看来，是无论多久，纸制书籍都还会存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落后得太久了，特别是跟外部世界的沟通联系脱节了颇长的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世界上人类所发明的新事物，在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有时就不免把某些科技上生产上的某些工具性的进步，夸大为了衡量文明程度及富裕程度的标准。十几年前，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也曾有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一旦电视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娱乐方式，我会是什么心情？那时我也是回答，我不大相信电视会取代一切的娱乐方式，电影、舞台演出、广播、阅读书籍报刊等等娱乐方式，仍会并存。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视大普及以后，电影和舞台演出确实受到影响。而且，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机，至今仍是中国一般俗众衡量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主要尺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问及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90年代会问及是否已换成29英寸以上、是否纯平屏幕……这当然有其可喜的一面，不过，一出现某种新科技产品，便闹哄哄地出现"取代"的声浪，我以为，那是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的反映。 电脑在美国最发达，有关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都可谓日新月异，但进电影院看电影，仍是美国一般俗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我前年在美国从东部跑到中部再到西部，接触到不少一般美国人，他们家里自然都有电脑，但远不是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干什么都由电脑取代了，他们不仅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常到专门的商店借录像带来看——我注意到，不仅美国，我大前年在日本，也是许多一般民众都并不用光盘机将放像机取代，到处有租录像带的商店，而租光盘的地方还并不多——在美国加州硅谷，我就逛过好多家卖纸制书的书店，里面生意毫无清淡之感。说到购物，一方面，确实，从网上购物已是他们那边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因特网上选好中意的商品，按规定输入自己信用卡的密码，商家就会在约定时限内把货物送到家里；但另一方面，他们到商店购物也依然是频繁的，并且许多人仍认为逛商店乃是生活里一大乐事。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绝不以家里有无电视机，以及电视机尺寸什么的，来衡量文明与富裕的程度。对电脑就像我们看待电灯一样，不过当成一种方便的工具，并不以是否上了网什么的，来确定自身及他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我发现，正是那最高雅的家庭，倒是尽量标榜他家拥有哪些人工的、低科技的制作物。比如那样的一个人家的起居室里根本没有电视音响之类的东西，晚餐后也不开电灯，使用枝形蜡烛照明，妻子弹钢琴，丈夫拉大提琴，大女儿操中谱提琴，二女儿和小儿子则拉小提琴，人家是以进行一番西方古典式的室内乐演奏，来显示其文明格调与富裕程度，若跟他们谈"取代"，肯定会引得他们齿冷。 电子琴的出现，并不会取代钢琴；电视的出现，并没有使广播业倒闭；行为艺术的时兴，也不会搞得没有人创作架上画了；录音带和激光盘会并存下去；舞台演出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会有些萎缩，但就像真人的演出不会彻底灭绝掉木偶戏一样，那是一定会久远存在并发展下去的；钢笔没有完全取代毛笔，油性签字笔没有完全取代钢笔；通过电脑发"伊妹儿"固然很好，但电话、传真、电报、书信仍会与其并存……也许，某些事物确实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掉，但我们需要懂得，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以兼容为其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再"一根筋"了，与其询问对"取代"的感想，不如引导对"兼容"的感悟。 其实电脑发展本身，最要命的一条就是走兼容之路。美国有家本来很强大的电脑公司，因为开发的产品只想着"取代"而忽略了"兼容"，结果破产倒闭。在这文明的发展以兼容为特征的时代，朋友，请慎言取代！ 高处的果子最甜美 1999年10月29日，被认为是历届中最强的中国国奥队，主场以1：1与韩国队踢平。虽然从逻辑上说，下面的赛事还有可能出现导致中国国奥队出线的结果，但其实那希望已十分渺茫。从10月29日那场比赛终场哨声响起，电视台的直播刚一结束，我就接到约稿电话，要我就此写篇文章。以后几天这样的约稿电话接连不断，令我欲拒不能，欲写却又一时无辞。 是的，让人说什么好呢？ 我在几年前，就曾写过一篇题为《消除误会》的文章，大意是说我其实算不得球迷，离足球评论家的资格更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切盼各方人士消除误会，莫再拉我侃球。但误会却很难消除，来邀我侃球的人士总是说："你那篇《5·19长镜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 那是1985年5月19日，中国国家队因"意外"地在主场负于被普遍视为弱队的香港队，失去了似乎已近在咫尺的世界杯入场券。终场后一些心理上难以承受的观赛者有若干过激的行为，少数"闹事者"被指认为"害群之马"，受到拘捕惩罚。我在那以后迅捷地写出并发表了《5·19长镜头》，从个案入手，对这一事件做出了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的剖析，没想到竟引出了轰动。后来此文被多种关于足球的文集收入，更有趣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连续几年将其收入课本，列为正式教材。这篇文章成为我个人写作史上的"当年勇"之一。 岁月悠悠，从1985年到1999年，我从四十啷当岁已迫近花甲，"好汉不提当年勇"，《5·19长镜头》不仅我个人不该再提，社会各方也早该将其忘怀。若说是关注我的创作，则在那以后我发表的作品甚丰，完全可以提出我的新作加以讨论。 但人们却还记得《5·19长镜头》。我想，那倒并非是我那文章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说来真令人不得不长太息，乃至于热泪横流——中国男子足球队在进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赛事中，竟15年仍毫无建树，不仅屡战屡败，而且每次败落的情况都与当年"5·19"极其类似，似乎是在一个怪圈里转来转去，怎么也转不出来了！ 这种对《5·19长镜头》的"看重"，是痛苦记忆的延伸。我能引以为荣么？ 细想起来，1985年5月19日的那场球赛的观看者，他们与80年代以前的球赛观看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80年代以前，体育比赛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外交意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双方加油、鼓掌"，观看者多为有组织地进场，零散购票入场者往往不占多数。而到1985年那个时候，体育比赛的观看者对输赢的关注已经升至了第一位，自由购票的观看者在看台上已成为主流，所以，突发的"5·19事件"虽然记录着若干观看者的粗暴过激行为，但我们可以说，也就在那个夜晚，中国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球迷"——虽然就整个球迷群体而言，是文明水平较低的球迷。15年过去，我们发现，中国的球迷渐渐成熟起来。尽管不理智的非文明表现还常在赛场内外出现，但就主流而言，球迷们已经创造出了相当璀璨丰满的"球迷文化"，不但能与世界球迷们的"球迷文化"接轨，而且还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在各地都有健康的球迷群体，其中不乏"专业球迷"。有"球迷餐厅"之类的特殊活动空间；有拥趸某足球队的后援组织；在赛场内外，球迷有自己的旗帜、横幅竖标，有各种各样的"道具"，从带有喻意的造型物，到能发声、发光的"助威器"；看台上，球迷们会把自己"符码化"，有的彩扮的复杂程度已经可以媲美为戏曲舞台上的花面武将，有的则近乎"赤裸裸"，似乎是以"苦肉"来倾诉其对心爱球队的一腔切盼；开赛后，球迷们的肢体语言往往比赛场上的球员们更丰富多彩，除了个人的自由发挥外，也会以群体方式掀动"人浪"……近年来球迷包机飞赴海外观球助威的热情越来越高。总而言之，中国的球迷群体可以说是已然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悲剧也就在此。球迷成熟了，与世界沟通了，可是，中国男子足球呢？"15年一觉足球梦，只赢得赛场屡败名"，一位超级球迷在10月29日中国国奥队未能赢得关键的三分后，沮丧地来电话对我说："你看，我连到悉尼观战助威的机票钱都攒好了……" 现在对中国足球评说的浪潮仍很高涨，说什么的都有，互相争论也很激烈。只因为我曾写过《5·19长镜头》，并且曾在前年参加过一次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足球夜话"，发表过一番"体育（包括足球）比赛是人类的游戏，不必过分在乎输赢名次"的引出若干反驳的议论，于是乎人们希望我在中国足球队再次无望冲出亚洲——并且是在20世纪里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后，再来说说我的看法。 我能有什么高见呢? 我只是忽然想到，少年时代所居住的那个大院里，有一株百年以上的大枣树，每到秋天，它的树枝上总是结满累累的大白枣。每年总有那么一天，院里孩子们集合起来，用竹竿打枣，那真是欢乐无比的时刻！大白枣噼里啪啦纷纷坠地，我们激动地把枣子捡到大笸箩里，然后分给各家，这其间当然也可以把拾到的大枣在衣袖上擦擦，立即品尝，哎，真是又甜又香！但是，那大枣树最高一根枝桠上的那几嘟噜大白枣，却总是无论如何也弄不下来。用最长的竹竿打，打不到；让最大胆的伙伴爬上树，坐到能经住身子的分杈处抱住有那枝杈的树干摇晃，也还是不奏效；让爬上树的伙伴再用递过去的竹竿打吧，身体重心难以掌握，几回险些出事，也就不敢再试。就这样，年年打枣，年年吃不到拔尖的枣。院里的老人们说，高处的果子最甜美，但那些最甜美的果子，我们竟总不能领略其味。也曾盼望秋末的西北风将那些高处最甜美的果子吹落在地，让我们白捡来吃，但西北风真刮来时，大家都躲在屋子里，再出来仰望时，那些大甜枣都没有了，俯视地下，也不见踪影，据说是地鼠及时地将它们搬进窝里当冬粮了。 对于高处的果子，不是像西方《伊索寓言》里那只狐狸一样，因为吃不到，便断言是酸的，而坚信"高处的果子最甜美"，这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之一。我想，中国男足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好比是"高处的果子"，我们不能因为十几年里总未能尝到，便以"那是酸的，本不值得品尝"而成了没出息的狐狸，我们应该在下一个世纪初，想方设法去摘取那高处的甜果。回想少年时代，我们大院的孩子们其实还是没有竭尽全力，更没有发挥出全部智慧，否则，那大枣树高处甜果的滋味，早已成为我们成长过程里足资骄傲的记忆了！ 这就是我能侃出的一点意思。愿人们能忘掉《5·19长镜头》那篇文章，而记住"高处的果子最甜美"的箴言。 20世纪末《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会议的"90秒发言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努力锻炼自己向他人、特别是向公众精炼地表达观点的能力。这首先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独特鲜明的观点，倘尚未形成一个独特鲜明的观点，那么，就不忙向他人、公众表达；待观点形成后，则在表达上要力求言简意赅，扫荡掉一切浮言赘语，开门见山，直指论题，不给"思维杂质"与"语言垃圾"任何储留的间隙；倘能使用具有个性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更精彩动听了！ 笔者曾参加过某些访谈性的电视节目的拍摄。在摄影棚里，一个播出时不过才一刻钟的"版块"，往往要录制一个小时以上。到那节目播出时，我在家中观看，会发现我所说的许多话，都被编导者剪掉了，留下来的，也就两三分钟，甚至于，加起来也不过90秒而已。我心里就不怎么高兴，辛辛苦苦去说了半天，怎么到头来只剩下这么一丢丢儿？当然，平心而论，有时编导者所删去的，确实可惜，而所留下的，又未必精彩。但在多数情况下，节目播出后，我便会接到熟人的电话，告诉我从电视里看到我了，有的还引用着我在电视节目里的某些论点，或表共鸣，或与我争论。这使我悟到，其实我所想借媒体表达的，90秒其实也就足够了，而在90秒里，一个人真是可以表达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观点。 在新世纪里，人们一定会逐步习惯"90秒发言制"，这不仅是一个节约时间的问题，也是令新世纪的人际交往更有利于展示个性尊严，更具沟通快感美感的一种新文明的标志。 给你90秒，你试试，能否将你现在最想表达的意思和盘托出？ 摘青果 画家老常在农村租了一个小院居住，我见他院门外有块高台，石砌帮沿，内中土肥，却只长着些野酸模什么的，遂问他何不种点正经花草？他说头年曾种了些向日葵，但不等花盘中籽粒饱满，便被一些孩子偷得徒剩秆叶。他频频叹息说，村里你迈进家家大门，里头的花草树木都很不错，然而在门外的公共区域，只能种些个高蹿而花果含混不能食用的树木。有几棵桃杏树长在巷子里，总是那青果子还只比蚕豆略大，便不断有人去采摘，低处的糟塌完了，高处的够不着，便抱着树干狂摇，所以这些树木都呈现一种半死不活的模样。我听他讲毁青果的多是些村中少年，便问村中大人们为何不好好教育，立下一个爱惜共用区花草树木的规矩？他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一度大家都挺穷，吃不大饱吧，所以见了树上挂果，等不得长熟，还是青豆般模样便恨不能将其塞入嘴中；还有便是，这些年虽没人吃不饱了，孩子们甚至同城里的娇宝贝们一样，还时常能买零食吃，可是出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陋习吧，见到树上挂有青果，便止不住那摇将下来将其占有的欲望。 在村里漫步时，我寻思：这潜移默化的陋习，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不是自己家的，便可以随意占有？既然想占有，何不等到那青果变熟，再加享用？也许是认为自己固然可以待其熟了再摘，可是别的人可能会摘在前头，所以到头来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摘拾的只是青涩的生果，吃到嘴里哪有什么好味，却为何还要将其占有？或者也并不真吃，只是捞到手中，"我有了"，不过是得到那么一个短暂的快感……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少城镇中。也不都是幼童或少年人做这种蠢事，我就亲眼看到过在公园的僻角，个别的成年人非要把挂在高处的青柿子弄下来的丑态。损坏公物那不消说是可耻的行为了，问题是，明明知道那青涩的果子即使到手，也是不好吃甚至会吃出毛病来的，却还是忍不住一种摘取青果的心理冲动。幼稚的确实不只是孩子。不成熟的社会性行为本身便是夭折的青涩果。 摘青果是一种可鄙的短期行为,于社会他人有害，于己也未必有利。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里，"摘青果"式的行为模式，呈现在了许多的领域里。联想下去，心情是沉重的。 这里面，是否有人性中恶的因素在作怪？排除了到生产性果园偷果子的事例，再排除了到别人私宅私院里偷果子的事例，也将在公园中偷观赏性树木上果子的事例排除吧，我们光来讨论一下那些向无主的甚至于也结不出甜果子的树木下手狂摇乱打，摘拾青果的人们的行为——他们究竟是图个什么，或竟自己也并不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图个什么？ 也曾在自思自想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这算得是多大的事？果子长出来，本是供人摘食的么，何况这些野生野长的树上的果子即使成熟了也未必好吃，那么，是青豆般大便被人占有，还是由青变红变黄变紫再被人占有，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左思右想，总觉得还是有区别。 曾在某风景区的野山上，看见有个别游客拼命摇晃山梨树，为的只不过是摘拾点还很青很小的幼梨，便心中很不是滋味。也曾试图劝说，谁想他们弄清我并非管理人员后，便狠狠地给了我一番嘲讽。 也曾在江南某镇，见到一棵很粗很高仿佛一把大伞的李子树，长在某寺院墙外，其时正当李子成熟，那棵老树上挂满了紫红的李子，却并不见往来的贩夫走卒去摘取，而且，有些个熟透的李子自动落在了地下，砸烂了，形成一团红浆……面对那淳朴自在的情景，我心中充溢着大感动、大欢喜。 曾信奉"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的最准确无误的标志是其厕所状况"的说法，倒也不是想改变这一"信仰"，只是想补充：哪里的人们不乱摘青果，其总体的文明程度必高。 只结一颗樱桃 去年在乡村书房窗外种了一棵樱桃树，今年初春开出了一些白中泛红的小花，回城多日，仲春时节去到那里，头一桩事就是看结没结出樱桃。我凑近细细检视了好一阵，才在枝腋间找到了豌豆般大的一颗青果，不禁大失所望。 虽说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但今年只结出一颗樱桃这个事实，还是很让我伤感。记得去年栽这棵樱桃树时，我心中一直充溢着宏大而飘忽的思绪。想到华盛顿小时候乱砍樱桃树，受到训诫后发奋建立功业，后来终于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还有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那里面的年轻人在砍伐樱桃树的叮锵声中告别了泛着霉味的旧生活。是宋人蒋捷的句子吧："年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桃成为春逝的标准符号。还有齐白石的画，画上是一盘鲜丽的樱桃。中国自古以女子的"樱桃小口"为美，记不清是清代谁的句子了："满巷人抛果，羊车欲去迟。"那所抛的果子就是红樱桃。这里面暗喻着许多的女子在对一位潘安式的男子飞吻。还有前些年叶大鹰拍的那部电影《红樱桃》，镜头里的红樱桃又成为了对一个特殊时空的情感载体。近年在国际影坛走红的一位伊朗导演还拍了一部《樱桃的滋味》，把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樱桃真能引出非常丰富的联想。种下樱桃树以后我曾有过绮丽的梦，梦里有我面对满树肥硕的红樱桃搓手赞叹，以及将许多艳红的樱桃馈赠别人的镜头。 面对及眉的树上的那惟一的青樱桃，我有万念俱灰的念头从心底旋生。这是我步入老年、创造力萎缩的征兆么？这颗青果，过些时候能膨鼓红艳地成熟么？记得《红楼梦》里有"御园却被鸟衔出"的句子，一只小鸟通过叼走树上的一颗樱桃，即可减却皇家花园的春色，许多的小鸟都来衔果，则可以终结整个园林的生命力。我该如何守护这树上惟一的樱桃呢？倘若有一只鸟来把它衔走，那么，我今年岂不是粒果无收？ 因为我的樱桃树只结了一颗樱桃，心烦意乱的我不能在书房里平静地读书写作，我走出村子，穿过田野，走了老远，最后不知怎么地走到了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的边上，那里有个超市，我曾骑车去那里买过日用品的。因为并不想买什么东西，那天我没进超市里面，只是在它周围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于是我发现超市一侧新设立了三个颜色不同的并列的新垃圾桶。忽然有招呼我的声音，定睛一看，是平时在温榆河边散步时常碰见的离休干部老乔。我们互问："您到这儿做什么？"我忍不住就抢着把自己因为树上只结了一颗樱桃而沮丧的事情说了。这时来了个扔垃圾的中年男子，老乔迎上去，蔼然地指导那人按分类规则往桶里扔，那人并不领情，嫌老乔多事，老乔也不生气，还是耐心地跟他讲垃圾分类的意义。后来又有两位妇女来，她们问为什么废电池还要另扔一处？老乔就跟她们讲明道理。等没人来扔垃圾了，老乔对我说："能结一颗樱桃，那很好呀！我原来也是满腔的雄心壮志，恨不能拼力做下一万件事，而且都是大事，而且还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我却觉得，无妨从最小的事情做起，而且要非常耐心地去做，也不指望一做就有终极性的效果。我就好比是只结一颗樱桃的老树，今年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这么一个：在小区里义务为垃圾分类回收做宣传监督工作。如果到今年年底，小区的垃圾分类回收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养成分类抛扔习惯的人数有所增多，那我的这颗樱桃就算红熟甜美了啊……"我正沉吟，老乔拍拍我肩膀说："干吗那么满脸愁云？你那樱桃树还年轻，只要你好好养护，樱桃只会是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的呀！" 返回书房的路上，我脸上的愁云一定在迅疾地消散，我感觉到春阳泻落到了心湖，思绪的波纹玫瑰开绽般漾动。我走到自己的樱桃树前，弯下腰细看那颗还是青色的小果子，琢磨着，我该怎样从浮躁中警醒过来，从小事做起，为自己所置身的社区，哪怕只是兢兢业业地结出一颗红润鲜丽的樱桃来…… 人眼可畏 见到台湾来的几位文化人，闲聊中提及前些时岛上轰动一时的白冰冰之女白晓燕被绑匪撕票一案，内地这边对这一恶性大案也有若干报道，我们也都注意到此事引起了岛上民众对李登辉当局不能保障治安的群情激愤。先是有10万人的大游行，人们高呼"给我们一个住得下去的台湾"的口号；到5月11日"母亲节"这一天，台北市许多市民又自发参加了白晓燕的送葬仪式，人们唱着白冰冰的成名曲《燕仔,你是飞去了》，在一片哭声中将岛上这幕悲剧推向了极致。然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仍未得到台湾警方将绑匪捉拿归案的消息。这不能不让人深忧远虑"金钱至上"的风气在台湾再如此这般推衍下去，因金钱而丧天良到残暴程度的恶性犯罪事件是否有望被遏制？白冰冰白晓燕母女式的悲剧是否还要重演（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已在重演）？ 台湾来的文化人提及在整个白冰冰案件的爆发过程中，台湾的一些传媒实际上起着很恶劣的作用，他们"闻风而动"，完全置白冰冰与白晓燕母女的安危于不顾，24小时守候在白冰冰家门外，并时时处处跟踪，用"武装到牙齿"的高科技手段，恨不能将绑匪向白冰冰勒索的每一细节都"尽收眼底"。绑匪几次电话里跟白冰冰约定，于某时到某处见面，交钱还人——如果能尽量满足绑匪的要求，起码绑匪是不会轻易撕票的。绑匪本来顾忌的是白冰冰与警方的"勾结",而白冰冰为女儿生命计，是会宁愿先把钱凑齐换回女儿来再说的。可是白冰冰与绑匪双方所遇到的"麻烦"竟都首先不是警方，而是众传媒，他们见缝插针、有孔泄水，互相之间为了竞争"独家报导",机关算尽，把事做绝。这样，使得绑匪感到"躲得过警方躲不过记者",于是气急败坏，疯狂撕票。一个17岁芳龄且多才多艺的青春少女，便香销玉殒！白冰冰在此期间多次恳请、哀求传媒莫来干扰，但哪家听得进去！及至发现了白晓燕那触目惊心的尸体，一些传媒又大幅刊出，生怕在刺激读者的感官上"落后半分"！讲到这些情况，台湾来的文化人对我说：某些传媒其实是与绑匪共同作案，白晓燕惨遭撕票他们难辞其咎！ 台湾一些传媒为何如此残忍？他们真的是刻意要害死白晓燕么？当然，他们本意不会是这样的，然而他们却如此这般地做了！那么，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为了以广招睐，为了扩大发行量。许多报刊倒不是多卖一份便多赚一点钱，而且恰恰相反，宁愿每多卖一份便多赔一点，即售价是低于甚至大大低于其印制成本的——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发行量？因为报刊(包括其他传媒),用以捞钱的是广告，特别是大财团大企业的广告，而商家之所以要花钱在你那上面做广告，他是很看重你的发行量(覆盖面)的，倘若广告多了，那么形同"赠阅"的报款上的亏损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传媒为了拉广告而拼命追求发行量(覆盖面)本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倘若这种追求发展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说遇到白冰冰一案，为了夺得独家"追踪报导"的轰动而富于"悬念"的效应，竟把当事人的安危置诸于脑后，惟求所"及时"刊出的"隐情秘况"能赢得大大的"卖点",使自己的发行量、收视率提升，这确实便是"见利忘义"、为虎作伥了！30年代的上海，一代名伶阮玲玉迫于"人言可畏"而悲愤自尽，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事。究竟当时有几家报馆的几位记者非要"以言杀人"呢？恐怕阮的自尽也令他们"始料未及"吧！他们的初衷，多半还是以"名人纠纷"、"幕后秘闻"来广招睐罢了。 和台湾几位文化人议论到最后，引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传媒在"炒""爆炸性"新闻时固然是为了"臭铜"而丧失了理性，然而如果一般的市民对这种炒作都不怎么买账，那么传媒的"疯狂性"也许还不至于发展到"形同与绑匪合谋撕票"的程度。可是非常非常地遗憾，也不独在一个台湾岛，在全世界，并且无庸讳言——内地也不例外，若干读者看客的眼睛，偏是追求强刺激性的报道的，他那一双"有热闹不看白不看"的眼睛，就特别地喜欢对白冰冰与绑匪的交涉细节等类信息"先睹为快"。如果他或她走到报摊前，有的报上没有"现在进行时"的关于绑票案的报道，有的虽有却"语焉不详",有的不仅详尽而且"图文并茂"，那他或她多半还是要买那第三种报的！因此，所谓"传媒形同与绑匪合谋"，其实也是有对第三种传媒特别热衷的众多"看热闹"的看客参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人言可畏",也"人眼可畏"！ 一桩关于台岛白冰冰母女所遭的绑票案，不仅引出了台岛民众对当局治安无能的抗议，引出了关于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所带来的恶人恣肆残暴而普通百姓失却安全生存可能的忧虑，引出了对商业机制下大众传媒在追求最大利益时甚至不惜"形同与罪犯合谋杀人"的愤懑，也引出了这样的思考：面对引诱消费者"上钩"的传媒，我们一般读者观众如何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弱点，切切不要无形中也成了冷血看客，甚至也在间接地"以眼害善"! 非量化因素 电子技术使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也就是量化。似乎一切事物都可以最终地解构为数字。故去不久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反复强调数字化管理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之所以有百多年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长期缺乏量化思维与管理手段。现在我们中国进步极大，数字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用光盘听音乐看电影，那些曼妙的声音绮丽的画面其实全是一连串数字记录的回放，量化的程度越高越细，则效果就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更可以用一系列数字来形容：建筑面积多少，使用面积多少，每平方米值多少钱，装修花费多少，物业管理费多少……甚至连四季阳光射入窗内的总时数也可以估算出来。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自身生活品质的提升，进入到自觉、严格、细致、准确的量化程序，得以用数字化体现出来，当然都是可喜的事。 但是，我们生命中仍有着值得珍惜的非量化因素。一位微电子专家说过，不要以为精微的数字化手段能够模拟表达一切。比如说，一对夫妇站在摇篮边，当他们都默默注视了摇篮里的爱子后，又抬头相视的那一瞬间，他们的表情，尤其是洋溢在内心的情感，那是无法量化而又坚实存在的因素，这一因素比其他所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可量化因素，包括他们的年龄、学历、收入、住房条件等等，更为紧要，是无价的——所谓无价，也就是无法以数字衡量价值，因而尤其珍贵。 再举一例，我到过许多人的书房，哪一位的书房给我印象最深，最令我羡慕呢？那是在挪威奥斯陆郊区，一位汉学家何莫邪的书房。若问我他那书房怎么个好法，是面积大、藏书多、装潢雅致？还是光照足、设备全、舒适恬静？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像装潢，可以从投资额上量化；恬静，可以从外来声音的分贝值上量化。而他那书房以可量化因素而言，其实并不能占到上风，不仅面积并不怎么阔大，窗户朝向欠佳，全年进光的烛光值总量不高，如果用仪器测量其空气流动的日平均值，其数值恐怕也未必令人欣喜；但他那书房里的非量化因素，比如说那样一种不身临其境绝对感受不到的氛围情调，却是令人留连陶醉的。近年我在北京东郊农村找了一间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较近，将其命名为温榆斋，我就特别注意将其非量化因素营造好，在那里面写作，我有一种身心融入了温榆河周边大自然的彻底舒张的感觉，这感觉无法用数字表达，甚至也很难用文字描述形容，是一种情感的涟漪在推衍，一种诗意的云霓在闪现，构成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要素。 我们常有焦虑，仔细检验便会发现，所焦虑的几乎全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且焦虑的具体思维模式，也是十分数字化的。也不能说以数字化手段焦虑可量化事物就不好，就做事的社会效益与自身合法权益而言，重视可量化因素不仅必要而且务需认真。但必须消弭焦虑中的不良成分，关键在于要把那些多余的数字剔除。一位熟人跟我说，他一度曾为自己住宅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而昔日有的同窗家里却享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卫生间而陷入自觉形秽的焦虑。但一次他却在仍住在胡同杂院、入厕还需出院的一位同窗家里，目睹身受了其家人间无法用数字量化的那种温馨亲情，竟如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再不让几个卫生间之类的量化焦虑败坏自己的心情。 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一个人在精神上能自觉地保持些不必也不可量化的、与数字无关的情愫，那真是一种福气，而且，这样的人多起来，人际间也就不必将一切都加以量化了。那么，在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步伐中，氤氲出以情感和诗意交织的非量化因素，也便构成了整个社会愈加祥和的吉兆吧。 旅途小憩 1 不要太过匆忙。 你说，实在急迫，简直没有时间停下来做些别的事。想？夜里失眠，也只想着那一件事。 怎样的事？ 如何赚到更多的票子，如何把票子转换为房子车子…… 只要你想的是在规则中的运作与收益，当然无可厚非。 但，我对你，虽不厚非却要薄非。 是的。在这静谧的夜晚，当你把头颅安放在柔软的枕头上时，你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白天缠住你的那一件事以外的，另一些事…… 还记得吗，那一年，我们光着脚，在池塘边，在蛙鸣与虫瑟交织的夜曲中，伸出还没有长大的手掌，捞捕萤火虫的情景……月牙儿细细的那晚，阿胖的小玻璃瓶里，装进的萤火虫最多！是的，是的，你想起来了，当然还生动地记得，回家的路上，偏阿胖跌了一跤，把玻璃瓶摔破了，哈！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可阿胖歪着嘴哭了，呀，他的手指被玻璃碎片割破了！我捉住他的胖指头，给他吮血，你掏出手帕，给他包扎伤口……我们也都把自己捉到的萤火虫放了，我们跳跳蹦蹦，在弯弯细细的月牙儿底下，一起回家了…… 对，疲惫的你，为什么不在这静静的夜晚，朝往事里撒一只潇洒的网，捞一网童真的鱼、青春的虾？哪怕只捞到些细小的菱角、飘零的荷瓣，那无邪的清香、超功利的情趣，岂不是你人生艰辛跋涉中途，一次宝贵的小憩？ 不要累坏自己，不要太过匆忙！ 2 啊，你说，想起来了，阿胖呀！好多年失去联系啦……于是你问我：他现在混得怎么样呀？住几室几厅？现在时兴大起居室，他那厅多少平米？够40平米吗？不到30？……他那单元几卫？几卫都听不懂？现在只有一卫叫寒酸，起码两卫才及格！……装修得怎么样？搞没搞红外线壁炉？……有没有家庭影院？还是只有彩电？多少寸？才29？有没有画中画功能？……车呢？富康？桑塔那？谅他买的还不是本田雅阁吧？……孩子定居哪儿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我脸上为什么敛去了微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你那一连串问题，散发出一种令我气闷的味道。 我怎能责备你？我们都置身在流动的世道变迁中，都被时兴的价值标准所笼罩，都在那无形的鞭策下如螺旋般匆忙运转…… 总体而言，我并不例外。明夏要给居所每一间屋子都安上空调，这是最近经常萦怀我心的计划，为此，我也必须匆匆赶路，以便更快更多地有所积累。 但是，忽然想起了阿胖…… 能不能这样来想象他：他那小眼睛上的两弯浓眉还是那么黑吗？他那永远像在吹喇叭的左腮帮上，还总衔着一个酒窝吗？他唱起那首关于家乡黄檞树的民谣时，每到第三句，是不是还总要跑调？他还总喜怒哀乐都形于色么？他父亲传给他的那把二胡，他还一直保留着吗？他自己削制的那管箫，是否还在常吹…… 我只是希望，一个小小的希望——在这人生的中途，让我们一起来一次短暂的小憩。 3 也许，在正当的物质追求的间隙里，那些超越世俗价值标尺的，偶然的、随机的、转瞬即逝的、难与人言、也不必与人言、隐秘的、细琐的心灵小憩的断片，才是能以证明我们生命真实价值的隐形标尺。 听见了吗，这静夜里，远处有如歌如叹的声息？松弛下来，你在生命旅途中，又一次酸涩而甜蜜地小憩吧。 山溪秋叶 1 阅世的树，飘落下憬悟的思想之叶，叶片闪动着金色光泽。 但那晚悟的秋叶，究竟还能在蜿蜒于世道山谷的命运溪流中，旋转漂流多久呢？ 2 在人性深处，最难承受的，是往昔寒微的熟悉者，忽然显露出的成功。 当传媒上赫然出现关于那往昔熟悉者功成名就的信息时，会忍不住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 "当年我们班上，就属他不及格的次数最多！" "他呀，当年在我们单位里，人缘儿最次！" "光经我手，就起码退过他十来回稿……实在是没灵气儿啊！就他现在这个……到我手里还得退！" "知道吗？她那时候考哪儿哪儿都不要！" "瞧呀瞧呀，他那双眼就是典型的三角眼！" "……别提了，他当年……要不是我……" 也许，事到临头，"短兵相接"，会当面向他或她表示祝贺，但目睹身受其成功意态，心底里总不免冒出"小人得志"、"沐猴而冠"、"能有几时"之类的悻然鄙夷的情绪。 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同性中、同代人中、特别是"同科"中，往往其难以承受的程度最烈。 倘只不过是如上所述，在某些"当口"上，忍不住吐露出些不屑与讥评，甚至于，在亲友同事围坐时，或社交饭局席面间，"随手拈来"地讲一两个关于"那位主儿"当年如何猥琐狼狈的小故事，说实在的，也还都属于"人之常情"的范畴，算不得人性中多么严重的恶。 倘有时，遇到某个机会，竟当面向那"得意忘形"者，或从牙缝里挤出，或以微笑包装，"奉献"出令其败兴的、特别是揭"老底"或"疮疤"的"妙语"，只要没闹出什么事端，也无非是人际间的一种带酸味的"心灵碰撞"罢了。 倘竟能仅仅把鄙夷不屑存于心中，并不形之于颜色声息，那，德行应当说是相当地高了。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 言重了！ 但他人的眼光，于成功者，尤其是呈现为"出水芙蓉"状者，确实不会是天堂。在拥趸的"追星族"后面，会有许多双岂止仅是挑剔的眼睛在探照灯般地盯准、扫描着。 仔细想想，人性大海中那"嫉妒"、"不服"、"不忿"、"看你红得到几时"……永不会止息的波涛，也许，倒是人类群体不可或缺的平衡器。 这世界毕竟不只是为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而存在的，"成功人士"在品尝"成功之果"时，必须付出代价，那代价中就一定要包括进他人——主要还不一定是同一"成功群体"的成员，而是那些并不一定取得了同等成功，或简直还谈不到成功的人们的——讥评与不屑，或用土话说，就是"糟改"。 意识到有人"糟改",并且不以为怪的成功者，或许会将那"糟改"当做磨刀石，把自己的心性能耐，磨砺得更坚强锋利。 这样说来，"糟改""出水芙蓉"的人性本能，也许竟该划归于人性善的范畴了。 3 多次对自己说：一定要追求美，却一定不要追求完美。 那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己的存在，从本原上探究，就已经不完美。比如说，眼睛太小，即使去做割双眼皮的美容手术，恐怕也还是不能"人人见了皆以为美"。 更何况，在以往的生活道路上，留下了，不说是很多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其中有的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过失。尽管大体上而言，从外在方面说都已画了句号，从内心方面说都凝结出了教训，可是，一切不能抹掉重来，自己的生命历程已然不完美，怎么办？因为已经不能完美，就爽性沉沦，或干脆把自己毁掉么？ 再往细处推敲，自己的性格就不完美。倘若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所需的道德可以修炼到完美，但自己的生命还有非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性格即为其一，性格是很难改造的，尤其是，性格里那最核心的东西，也许是由染色体所命定的，根本改不了，改了也就没有"自己"了。如果说自己意识到，性格有明显弱点，从而陷于焦虑，那么，"活着，还是死去？"整个儿不成了个哈姆雷特了，除了在悲剧中死去，别的出路在哪里？ 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美、进入美。契诃夫借《万尼亚舅舅》剧本里一个人物的嘴宣布："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容、衣裳、心灵、思想。"但那个人物，我记得是个乡村医生，他很有品位，不俗，却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他说那话，恐怕也主要是激励自己和别人，尽可能向往美、融入美，而并非在发表"完美主义宣言"。 可以宣谕美的必要，但不要发表"完美主义宣言"，这是我的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倘若要不要完美仅仅是针对自己，在那里焦虑，倒也罢了。如果是把必须完美的想法，施之于他人，那可就麻烦了，甚至于，会派生出非常可怕的思路。 尤其是，先设定自己完美，然后以己度人，结果发现周围的生命存在，用"芸芸众生"形容都太宽容了，必称之为"臭鱼烂虾"，甚至视之为"如蝇"，那思路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光是停留在思路，或将这思路撰成"美文"，或许还不失之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异彩";倘越过这一步，进入到操作，那可不得了，被判定为"臭鱼烂虾"和"蝇类"的，恐怕只能像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被判定为"劣等人种"的犹太人一样，给送进毒气室"实际解决"掉了！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是容易的，但他人却不一定都承认你完美。承认的，怎么都好办，或奖赏鼓励，或抚慰宽恕，或不动声色，或竟嗤鼻对之："谁要你来凑趣！"不承认的，可就难办了。 尤其是某些不仅不承认，还公然指出自己缺点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完美尊严，那就必须弹压、荡灭！而在当今世界上，把不完美的异己者压服、消灭，竟空前地困难。 自己设定自己完美，还会使自己的心灵陷于极端的偏执。比如，自己在以往的政治运动里，伤害过某些人，本来那原因是不难分析出来的，有当时特殊的外在影响，有自己当时的错误认知，那年代里的那份不完美，原来是并不怎么严重的，也是不难画句号的。可是，为了坚持自己完美，即一贯正确的信念，即使大多数人们现在都形成了"那样搞是错误的"的共识，自己也还是坚持"没有搞错"，那股子坚持的劲儿，倘若仅止是成为一种"个人保留"，倒也罢了，如果自己有些个权力，并使用起来，搞成个超出"个人保留"、造成继续伤害无辜的局面，那样的"追求完美"，就离美、离善、离真，不啻是背道而驰，而且驰离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 完美，是一种乌托邦。 乌托邦作为一种向往，能激励我们去接近美。心想乌托邦，书写乌托邦，吟唱乌托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里很必要的成分。乌托邦向往是许多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 但是，把乌托邦付诸实际操作，而且是急于求成的操作，那便会酿成灾难，甚至会形成浩劫。 人类的悲苦，也许正凝结于此。 个体生命对此，应有相应的憬悟。 4 俗话说："男子55，胜过下山虎。" 到世纪末，我已经58岁了，还虎虎有生气么？不敢那样自诩。但生命的树，年轮确实积蓄已粗，而且秋意浓酽，开始飘落憬悟的叶片了。那有着锈斑的叶片，顺着命运的溪流，蜿蜒地漂行。这些叶片，本不完美，更会终于腐烂，但会有世道山谷中的朋友，偶然地看到，并捡起么？惟愿在检视后，能略微一笑，或一愣，然后，再将其抛掉。 我生命的秋叶，你默默地飘落……而命运的溪流，一时还望不见尽头。 山溪秋叶，你渐远渐去，却又似乎依旧摇曳在我生命的树上…… 还是不想马上说出来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 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会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道。"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贵的停顿 报载北京、上海的几个演出团体都将演出安东·契诃夫的剧作。我觉得这是一道福音。浮躁的世风需要清新的艺术帮助廓清。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剧作，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反庸俗。在庸俗招摇过市、膨胀无度的当下，契诃夫作品绝对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契诃夫的作品大体上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剧作设定的舞台节奏就是生活本身的自然节奏，但他那现实主义又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拿他剧作的设定节奏来说，有点像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把马桶搬到展览厅里，实际上已经具有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骨子里是相当前卫的。 契诃夫的剧本文字优美，仿佛散文诗，可读性很强；可演性呢，稍微知道一点他那个时代戏剧史的就都记得，因为缺乏他以前那些舞台演出中惯有的"戏剧性冲突"，又没有什么怪异的场景、角色，表现的就是最常态的生活和人物，因此，他的剧作首演往往都是大失败。像《海鸥》的首演，还没演完观众就不耐烦地发出嘘声，躲在剧院角落里观看的契诃夫溜出剧院后，在冷风里沿着河岸悻悻地踽踽独行许久，从此加重了肺部疾患。有史家说他的英年早逝，与此次失败的打击有直接关系。 其实排演他剧作的都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丹钦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但总得是经过一次甚至两三次失败后，最后才能让观众接受他的剧作。可是一旦成功，那就不是一般的成功，观众会在感到耳目一新、润心沁肺之后，起立鼓掌欢呼，令演员多次谢幕，久久不愿离座散去。 契诃夫剧本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舞台提示：停顿。这停顿多半设置在内心丰富、人格高贵的角色的台词中间或结尾。丹钦柯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曾说过，导演契诃夫剧作的成败，关键的关键，就是处理好那停顿；对于演员来说，在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后，顺其心理流程，自然停顿，则是演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观众来说，在那样的停顿中感受到一种难言的诗韵，则是消魂的享受。 要说庸俗与高雅的分界，在于懂不懂得、能不能进入诗境，这一点人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高雅之上还有高贵，这个贵不是指物质上的富有，而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精神贵族的贵，是否进入了这个贵的范畴，其分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其心灵是否会有自觉停顿的生命节奏——这一点，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了。 心灵的自觉停顿，会形成语言的暂时中止、交流的临时切断。在那停顿中，不仅是咀嚼自然与人生中的诗意，可能还会对社会与人生中的悲惨不公沉吟深思，对庸俗噬人的深切戒惕，对美好向往沉沦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中的悲愤，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惊悚喟叹，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再一次执拗叩问…… 以《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用好几年的时间实行"文学罢工"，对此我一度大惑不解：写作是天赋人权，又不是为雇主打工，如果是为表达政治抗议，那么，你罢笔不写不正中你敌人的下怀么？但是我后来理解了，这罢工其实就是他高贵的停顿，在这样自觉的心灵调整中，他把对社会、人生、宇宙、真理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更富诗意的境界，一旦中止停顿，重新启动语言与行为的枢机，那么，所呈现出的文本与状态，肯定令人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少去酒吧。那天一对青年朋友动员我无妨跟他们到酒吧坐一坐，他们有小车，移动方便，我就说这样吧，你们把我拉到几处有名的地段，多进几个酒吧看看，也算展拓我的视野吧。后来他们就带我去了三处地方，前后进了七八家酒吧。每到一处，他们都热心地提醒我注意观察其装潢特色，以及总体情调，我当然也就依他们指点一一领略，但他们总觉得我有点心不在焉。我们又坐进车里以后，他们说难道这么多家里头，就没有一家您愿意多坐一会儿的吗？我说比较后，觉得有一家不错，无妨再去多坐坐。他们问是哪一家？为什么我喜欢？ 我说出那名字，他们不解，说那家装潢很一般，情调也未见多么幽雅。我告诉他们，我每去一家，观察最仔细的是里面的客人，有的全是豪客，欢声笑语，浪谑嬉皮；有的多是恋人，甚至同志汇聚，甜蜜有余，诗意欠缺；有的多是扎堆谈交易；有的只见抑郁独酌者……而我喜欢的那一家，虽然当时只在那里坐了约20分钟，发现左近大都是两三人小桌喁喁对谈。而最妙的是，我发现好几组对谈者，都有自然的停顿，那停顿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但他们的面容望去都格外平和，恬淡中自有一种难喻的韵味，估计他们是那家酒吧的常客，能长期吸引懂停顿的客人来聚，可见其品位在一般之上……后来那对青年朋友不辞来回奔波，又开车找到那家酒吧，我们进去在恬静的氛围里，进行有停顿的交谈，那段时光里，不知不觉地，都成为契诃夫剧里的角色了吧。 醋栗的滋味 那天跟一位老相识在街上相遇，互问"哪去"？自然都不过是"遛遛弯儿"，但他跟我说了没两句话，就急着往公共报栏那边凑。我有点好奇，他家里赠报很多，何必还要到街上来读报？不免也就去那报栏浏览，这才发现是那报纸上刊发了一篇他的文章。不用问，我理解，这张报一般是不赠阅的，报亭也无零售，大概编辑通知了他这天发表，但样报要过些天才寄得到，所以他是来先睹为快。他也算著作等身的人物了，对自己新发表一篇文章仍充满了孩子游戏中胜出的喜悦，满脸幸福的波纹，这令我始而惊奇，继而感动。 我感动，是因为忽然悟出：幸福是一。 当然，这感悟也是集中了其他若干浮上心头的旧事新例。有回一位同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真是幸福极了——一本他久想找出的旧书，终于在这天从他万册藏书中"浮出水面"，仅仅为这样一件事，他就幸福到必欲给朋友打电话报喜的地步。还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寄来一张书法，上面只有一个繁体的"飞"字，附信说她得意之极，因为终于写出了这样一个好字，要我与她分享幸福与快乐。孩子辈也曾跟我表露过为当天的一件小事而深感幸福，比如用最简捷的巧法排除了电脑的故障；在本以为必然是大堵车的时间和路径上居然一路畅通提前到达目的地；在生日那天收到平时最合不来的同事的一件自制的小工艺品；在出差的飞机上旁边恰巧是位新西兰小姐，双方用英语聊天忘却疲倦…… 把幸福的感觉锁定在一天里的一件事上，没有大事锁小事，连小事都没有那就锁定在美好的一瞥一闻里，的确是一种维系好心情的妙方。针对时下人们容易焦虑多半浮躁的心理状态，提供对症的心灵鸡汤，已经成为一种写作与阅读的时尚。仅从与老相识报栏附近邂逅一事，联想开去，我不也就能烹制出一锅心灵鸡汤吗？《幸福是一》难道不是绝好的题目？想想也是，倘若一天到晚总把幸福的目标设定在将来，设定得非常宏大，似乎只有在久远的未来实现了"一万"甚至于"一亿"才能产生出幸福感来，那岂不是将自己浸泡在了永难消退的沉重与愁闷之中？ 常饮鸡汤，无论肠胃的还是心灵的，是小康人士的习俗。小康人士的焦虑，多出于"比上不足"，以及因还贷、人际、家庭建设、子女教育投资与期望等方面的压力，还有情感方面的不满足或不确定，提醒他们"幸福是一"，抓住每天至少一件开心事，立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放眼未来，满心彩霞，的确是非常香美的一锅心灵鸡汤。 但是忽然想起了安东·契诃夫的那篇《醋栗》，找来重读。契诃夫不炖鸡汤，他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漂油星的营养液，而是在惊悚中提升的鞭策。这篇小说里写到一位当时社会里的小康人士，他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巢，有胖厨娘和大肥狗，有不小的花园，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在花园里栽下的醋栗终于有了头茬果实。"幸福是一"，他的"一"就是那醋栗，面对厨娘送到他眼前的一盘醋栗，他"笑着，对着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里含着一泡眼泪"，在一颗颗地往嘴里送那些果实时，不住地喟叹："啊！多好吃啊！"契诃夫通过小说里另一人物这样批判："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到手，对他的命运，对他自己都很满意。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种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这篇小说写于1898年。七年后圣彼得堡的工人大请愿沙皇命令开枪镇压，史称"黑色星期日"，19年后接连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那以后《醋栗》所写的那种小康人士该面临怎样的处境？在那连串的社会大动荡大颠覆前夕，契诃夫于1904年去世，他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以这样的作品警示人们，特别是沉迷于小我世界的"一盘醋栗"的小康人士：幸福不能只是自己的"一"，一个自己温饱或者说已经超温饱的小康人士，应该有社会关怀。他在此后的《新娘》等作品里，更为小康者指出了投向改造社会使其达到公平合理的历史潮流的人生方向。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他的思想也还不是激烈的革命观，但他那吁请人们突破"己一"的幸福观，而去寻求群体"万福"的人道情怀，至今仍闪烁着神圣的光芒，那是任何鸡汤的色香味都无法企及的。 感谢契诃夫，贯穿在他所有作品里的反庸俗主题，跟爱与死一样，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我们曾经历过一段严厉压抑甚至试图消灭自我意识的年月，在那阶段的极左思潮冲击下，任何"己一"的幸福感都只能是一种罪感，似乎我在这边喝了一碗鸡汤，都会立即延缓比如说非洲那边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苦大众的解放日程。改革开放奔小康，使我们从极左的桎梏中获得了身心解放，像我这篇文章开头所引述的种种"己一"幸福感，都是时代进步催生出的健康心理花朵。放心地饮用滋养身体和心灵的鸡汤吧。但应该把"幸福是一"和"幸福更是万"的意识融合起来。"幸福是万"的意思就是应当有社会关怀，自己先富了，别忘了那些还等着后富一步的人，自己小康达标了，要懂得如果小康群体只是大富和贫穷之间的一个瘦细脆弱的衔接颈，那么，就会有一朝断裂的可能。构建一种把"己一"和"万福"统一起来的幸福观，也许不像呷鸡汤那么便当，却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而在这种努力中，记住契诃夫笔下那饱含自私庸俗成分的醋栗滋味是有醒脑作用的："那些醋栗又硬又酸。" 落下脚跟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20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100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性，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做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 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忍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性吧。 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插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激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 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缠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连合不拢口的圆圈也不是，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乱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乱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露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性之中。 文学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满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 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远看皆风景 1 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 4 进入21世纪，整个20世纪，包括那最后的10年，也一下子离得远了。 我想我的心态应该趋于成熟。那种在当时当境下形成的某些不容争辩的"定论"，并不是说要一律加以推翻。正如那位大学生对待《二十四孝》一样，他丝毫没有想否定鲁迅先生反封建礼教的历史性功绩，也并没有想亵渎鲁迅先生那篇激烈抨击《二十四孝》的文章的文本价值，但是他在远处看风景，结果看出《二十四孝》也并非一味地腐丑，从中还能提取出有利于现代"亚高龄社会"里，代间亲合的"可利用资源"。 因此，如果我在21世纪里遇到这样的"观景者"，提出一些类似的"观感"，即使我不能跟其达成共识，我至少不会再惊诧莫名。 记得我曾在外地从宾馆去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不少乱扔的垃圾，还有被风吹挂到行道树上的塑料袋，搞得情绪非常地坏，那时觉得这片土地真是没治了！但是当我乘坐的客机升空以后，我从舷窗下望，映入眼里的是翠绿的田地、青黛的林带、齐整的公路、蜻蜓翅膀般的立体交叉桥、反射着天光的蜿蜒河流，以及簇簇彩色积木般的房舍、塔楼，都在说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毕竟不懈地创造着新的文明…… 远看皆风景，不是说要在历史的疮疤和现实的问题面前闭上眼睛。 是要竭力从彼时彼境的局限性里跳出来，获得更宽宏因而也更大量的历史眼光，尽可能撷取一切可利用的传统资源。 是要在观察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时，获得更全局因而也更本质的景观，以保持应有的乐观信心与锐进气魄。 给平凡以价值 1999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美国丽人》，"美国丽人"是美国一种常见的玫瑰花品种，那电影海报就突出着那样的一枝玫瑰花。影片里的玫瑰花，特别是飘飞与堆砌的玫瑰花瓣，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这部影片给予了我很强的冲击力。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曾是美国人引为自豪的，"冷战"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间曾发生过著名的"厨房辩论"。美方的"杀手锏"就是美国人大都拥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并有丰裕的食品，可以享受到幸福生活；苏联呢，虽说卫星上天、军备强大，一般老百姓的厨房里却"盘中羞涩"。赫鲁晓夫当时恼羞成怒，他怎么驳斥对方的，我已不记得，但我却记得自那以后，赫鲁晓夫也就把苏联所要实行的共产主义，定位于彼时所有人都可以在餐桌上享用一盘土豆烧牛肉。而这也成为了后来中苏两党论战中，中方狠批他搞修正主义的一大恶例，像我这样岁数的中国人，那时一提起"土豆烧牛肉"，就觉得是可耻的象征。 到20世纪末，美国人拍出了《美国丽人》，影片里表现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有单栋的带草坪的住宅，家庭成员各有各的汽车，厨房里各种设备与食物一应俱全；影片里的一家人在雅致的餐厅里就餐时，在餐桌上摆放鲜花、点上蜡烛，还放送柔美的古典音乐，这虽并非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必有景象，却也绝非奇特罕见。但就是这部《美国丽人》，却无情地撕开了掩盖着那表面温柔富裕生活的面纱，把美国一般中产阶级人士生存的内在窘境与心理危机，予以锋利地解剖，狰狞凄厉地展现出来，真可谓惊心动魄，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完这部影片的心得之一，就是对美国电影界人士能对世界上许多人仍艳羡不止的"美国生活方式"，持如此严峻的批判态度大为佩服；该片在美国放映后好评如潮，票房奇佳，后来又在奥斯卡评奖活动中大获全胜，这是否证明着美国电影人以及观众们对自己的民族、社会，有着不怕揭丑、剖析的健康心理呢？ 2000年初，报纸上一度刊登消息，说《美国丽人》将作为"大片"引进，在中国影院中正式公映。但后来所引进的年度10部"大片"里并没有它，是否负责引进审批的人士仔细研究后，觉得这部影片并不适宜向正"大步迈小康"的一般中国人推广？ 的确，以中国目前一般情况而论，像《美国丽人》所表现的那种家庭的物质生活，应该是已经超出小康，而达于大富了。美、中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国，两口子只要其中一方有份稳定的工作，贷款买一栋两层楼带地下室和车库草坪的住宅，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然，同样大小质量的这种住宅，在不同的地点价位会有甚至是很大的区别，我们这里且把诸如加州湾区、纽约长岛海滨地区那类地方的住宅排除在议论的范围以外。那么，眼界越来越开阔的中国人应该懂得了，以住房而论，那种单栋房子就是一般美国人居家的常态，也有住联体而单门进出的小楼的，也有单栋却不起楼而往平面上铺开的，有的房后有游泳池，有的草坪很大兼有高树花圃，但一般来说，虽有某些差别，其价位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都还是"小康人家"而已，与真正美国的大富人家的豪宅，如电影《保镖》、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里所呈现的那种景象相比，还得说是寒酸。 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中国人对一般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不太了解，那时听说美国人住的小楼后面有游泳池，真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何其富贵。后来不少中国青年人到美国留学，读了学士读硕士再读博士，而且两个这样的男女结为伉俪，谋得了体面稳定的职业，于是也就贷款买了那样的洋房，双方的父母轮流去探亲时，发现那样的住法实在稀松平常，满眼皆然，房后的小游泳池也算不得什么富贵的象征。 接着还会发现儿女那样的"高级打工仔"其实很苦，周一至周五要来回开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的车去城里公司，周六照例要闷睡以弥补透支的精、气、神，睡足后可能还得花不少的时间操起电动锄草机修理草坪，倘若未及时修剪草坪而呈现疯长状态，那社区邻里们是会予以谴责的，面子也就因此丢净，万不可等闲视之。周日则必须再开车到一处大的购物中心去采购一番，以充实业已开始空虚的厨房冰箱，及补充种种日常用品，而在那购物中心的餐馆里吃一次饭，便属难得的享受，点菜时"胆敢"点一客甜点，更是"放肆欢乐"，及至回到家中，往往又已筋疲力尽。房后的泳池，一年里难得使用几回，但池水却要破费安装蛇形电动吸秽器来保洁，这项开支又进一步督促他们到周一再去奋斗，惟一的盼头也无非是年假，那时也无非像其他美国白领一样，钱少时自己开车去拉斯维加斯赌场一类场所"小试手气"，钱多时往欧洲等处一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在此种"美国生活方式"中耗散掉各自的生命。 按说，已定居美国、并进入上面所描述的生活状态的中国血统人士，他们应该比《美国丽人》里的主人公有更多更深的心理危机，因为他们除了一般美国中产阶级的苦闷外，还无可避免地要遭遇种族与文化方面或显或隐的冲突，于是也有表现这种心路历程的影视作品出现，如美国华人拍摄的电影《喜福会》和中国内地冯小刚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等。但我就知道，因为美、中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已定居美国、并已稳定地跻身中产阶级阶层的，原中国内地的人士，在回到中国内地以后，就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似的，明明在美国不过是一般人物，回到中国内地却总摆出来自富国的"贵人"姿态。 我就遭遇过生动的一例：某女士在美国留学后嫁给了一位美国教授（现已退休），她操持家政之余有兴致写些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我的地址电话，于是从美国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即将回中国探亲，路过北京时要我把看过她作品后的意见告诉她，并将把她的作品打印稿以快邮方式寄到我家。我与她和她的丈夫素昧平生，也没得到我在美国的友人的举荐，这样一个电话过来我感到突然，于是试图委婉拒绝，她那边却一声"北京见"把电话挂断了。大约一周后，某日午夜，我书桌上的电话忽然大响，一接电话，那边是一位女士报出姓名后劈头便说："我到了！我后天见你！"我吃了一惊，好一会儿才悟出她是谁。就算她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有深夜写作的习惯，这样地午夜来电，似欠礼貌，至少接通电话后也该道声打搅吧。噫，她却没把我放在跟她平等的地位上，仿佛我按她的旅行计划帮她看稿提供意见属天经地义，如此倨傲，真令我大吃一惊。我们接下来的通话，双方语气上倒都不露棱角，那心理冲突却相当地尖锐： "我在北京的时间很紧，明天一整天没工夫，后天晚上可以见你……"她这样宣布。 我心想，您怎么就不先打听一下，我哪天哪段时间有工夫呢？再说，我就是有工夫，凭什么就非得见您呢？ 我正考虑如何回答她，她那边又兴冲冲地说："我后天晚上大概八点半回到住处（她住在一位亲友家里），你可以那时候来……" 我于是客气地回答她："对不起，我从不到陌生人家里去的。" 她显然没预料到会听见这样的答辞。稍停顿了一下，她客气地说："那……不要紧，我可以到你家里去。" 我又客气地回答她："对不起，我从不在家里接待陌生人。" 这肯定更令她吃惊，她问："咦，那你怎么把对我作品的意见讲给我听呢？" 我说："自从我不再当编辑，我就再不读任何人的未经发表的东西，无论是手稿还是打印稿，一来是忙，二来，因为我自己也写东西，看了别人未经发表的东西，自己发表出东西来，万一别人说取用了他的构思、细节什么的，解释不清……" 这当然是她更想不到的，她便说："那么，你收到了我的作品，难道就一点也没过目吗？" 我说："我并没有收到您寄来的作品。" 她说："咦，奇怪，我寄的是快邮，怎么你们中国的邮政这么耽误事儿？" "你们中国"的说法在她来说也许非常自然，却令我大不快。我确实没收到，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怎么能断定不是美国方面而是中国方面耽误了那个邮件？ 我们的通话可想而知是"不欢而散"。第二天中午起床后，我把这场通话学舌给妻子听，妻子说："这位女士看来就是这么种性格的人，人家请你看稿是看得起你，你何必做出那样的反应。"而就在那天中午，她寄的快邮恰好到了。 后来，那把我地址电话告诉她的人，见到我时告诉我，该女士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表现，是因为每次她回到家乡，那里的亲友都围着她转，这个想把儿子去认她个干妈，那个想求她出经济担保把女儿办往美国，个个都竭诚地愿为她效劳，争着陪她游览名胜古迹。听到她的住宅里有三个卫生间、两个汽车库，后院有凉亭泳池，无不啧啧称奇艳羡。她在这种氛围里浸润久了，把自己看得比留在中国内地的人贵重，而无形中表现出优越感，凡事优先考虑自己需求方便，也就不足为奇。 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也有另外的例子。一位15年前去美国，现在也定居那里、最近回来的朋友跟我说："没想到国内变化这么大！记得10年前回来，拿些在美国买来的化妆品送人，个个都高兴，显得很高级；这次又带了些回来，却简直拿不出手了，且不说在北京等处的大商厦一楼里，比这些品牌更高级的进口化妆品都能买到，就是合资的、国产的这类东西，也质量都很不错，满坑满谷不说，价钱也不贵！还有家用电器，我的印象，是比美国的还先进、还俏丽，而且便宜！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也在用影碟机看vcd光盘，这在美国却并非一般家庭的享受，像我们家和附近社区的家庭就都还在看录像带……" 中国内地的经济在高速而稳定地持续增长，带动着一般中国人，特别是城市里，包括东部许多农村里的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提升着。正当的物欲在朝满足的境界推进，横流的物欲也在恣肆地起泡沸腾。中国就要正式加入wto了。这就引出了对跨国资本和全球一体化究竟是好还是坏的思考，当然，对此殚精竭虑的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美国丽人》那样的美国电影，大概是受到在美国大学里盛行的新左派理念的影响吧，它把建筑在因跨国资本的运作与全球一体化基础上而变成了人类"小康标本"的"美国生活方式"，亦即中产阶级的"雅皮"生活，给予了近乎毁灭性的批判。这是一种对当下世界经济发展与生活方式演进趋势的道义上的制衡。 但世界上的事情实在复杂。事情复杂，人心更复杂。事情往往是因地因时而异的，比如"土豆烧牛肉"，40年前，"修正主义"曾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反"修"防"修"者则以为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可耻符号。事到如今，就我所定居的北京而言，那算得什么佳肴呢？无论是作为向往之物还是奢侈之物的符号，它都完全没有资格，只不过是最平凡的一道家常菜罢了。人心更往往是因地因时而异的，比如上面写到的那位女士，作为退休大学教授之妻，在美国过的也不过是一般中产阶级（而且还要偏下）的生活，但她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国内亲友相比，就觉得自己很不平凡。 事情与人心如果大错位，那呈现的局面就更复杂。比如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内地时观点颇右，但真到西方去呆了下来，经受到种族、文化的冲撞，加以那边时髦的学问大都是新左派之类的左倾理论，观点也就左了起来，对跨国资本、全球一体化不说是恨之入骨，也是批判有加；更有中国、西方两边跑的人士，那就更显得奇突，他被邀请到西方是跨国资本为背景的机构给的钱，以此从那边取了新左派之经，在中国宣传"新左"观点，著书立说，大批跨国资本，呼吁重新树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进行制度创新，而且得了大奖，但那奖金却又是直接从跨国财团那里要来、并以那财团的名称命名的，实在令人目眩费解。 现在我要说到另一部美国电影，就是2000年年尾推出的《家居男人》（香港又译做《缘分交叉点》），这部影片似乎算不得什么大制作，内容也不复杂，讲的是圣诞节晚上，纽约某大金融公司老板，也就是资本家兼"知本家"的那么一位成功人士，在有的下属们急着想回家与亲人们共进圣诞晚餐的时刻，还在摩天楼的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布置资产并购、股票上市之类的辉煌大业，直到兴尽，才终于宣布休息。他一个人在圣诞节的街头游逛时，与一个黑人流浪汉发生了纠葛。回到他自己那豪华的公寓楼，在床上酣睡一番后，忽然醒来，却骇然发现身上趴着一个老婆，而且有一个女儿跑来叫他爸爸，举目一望，竟置身在了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这令他费解，万难接受，他冲了出去，不见自己的豪华轿车，只好开上一辆廉价面包车回自己的豪华公寓楼，但那门房竟说不认识他，邻居也说没见过他，不让他进去，他再冲到公司大楼，那里也不认他，无奈他只好又回到那个本不属于他的家里，但那里面的妇女和女儿还有摇篮里的儿子都只把他当成家里人，仿佛只是觉得那一天他有些个暴躁而已……原来，他是被那个黑人流浪汉施了魔法。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至少就纽约的居民而言，在郊区拥有一栋两层带地下室与车库的小楼是很平凡的生活状态，而影片的主人公原来是超平凡的，他在曼哈顿富人街豪华公寓里拥有两个大单元，他不想结婚过"小日子"，但有妖艳的情妇自动上门，性生活方面很能满足，连平时穿的西服上衣也都是2400美元一件的大名牌。陷入到尴尬的"小日子"里，要养家糊口，开源节流，过远离"大事业"的平凡生活，这令他苦恼不堪。但有一天，他发现了一盘旧录像带，放出来看，是他为妻子凯的生日在庭院里搞派对的种种景象，他为庆贺妻子生日五音不全地唱了歌，妻子和来宾们都欣喜若狂。这些画面令他吃惊：难道这会是我吗？也令他感动：这要真是我该多么好啊！从此他发生了转变，他喜欢上了这种平凡的家庭、庸常的"小日子"。但"好景不常"，那魔法的时限到了，他又还原到了本来状态，他竟反而不能忍受那"成功人士"的高级生活，他跑到那栋房子去，那里面的人说不认识他，他千方百计要找到凯，竟然找到了，但凯一点也不知道在魔法期间里曾充任过他的妻子，而是一位与他相近的追求非凡的女强人，正要搬迁到法国巴黎去谋求更大发展。 正当凯要登机飞往巴黎时，他冲到了登机口，恳求凯留下来，一起喝一杯咖啡，他对感到莫名其妙的凯说，人生有比"大事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他们曾是平凡的夫妻，有两个可爱的宝宝，虽然结婚已经13年，也经常争吵怄气，但却始终相爱，在她过生日时他曾为她引吭高歌，互相常常会以一些并不昂贵却细心准备的礼物让对方惊喜不止……凯终于被他说动，留下来和他喝咖啡，影片最后的场面是机场咖啡厅一角，他们相坐欢谈，落地大玻璃窗外雪花纷飞…… 这部影片是对《美国丽人》的一个反动，还是一个补充？前者试图告诉我们，常态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玫瑰花里隐藏着深深的失落与严重的危机；后者却努力地说明，恰恰是在最平凡的"美国生活方式"里，才包孕着人生的真价值与真乐趣。如果《美国丽人》不适宜引进到中国内地，那么，《家居男人》是否就适宜向一般中国观众推荐呢？ 中国内地的民众正在奔小康，小康的官方标准是以人均享有的美元数目来厘定的，而美元后面则至少在物质方面体现着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方式，只不过那更多地是一种方向、一种象征。以中国的底子薄、人口多，以及东西部和城乡间的不平衡，中国一般民众在住宅水平上普遍达到上述两部美国影片里所展现的那种状态，至少在新世纪的前半叶内，恐怕还是不可能的。 看了《美国丽人》再看了《家居男人》，我觉得美国的文化艺术真是多元并存、各放光彩的局面。我想他们理论上也该不止有"新左"一种，举凡"后现代"、"后殖民"、"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似乎都属于左倾的一类，这些理论当然应该向中国人介绍，中国人也确实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如对跨国资本进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负面因素加强必要的戒惕。但美国思想文化界里另类的东西，不说是右的，或中间的吧——那样太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家居男人》及其背后的理论，看来也该介绍、研究。 近一年多来，中国报刊上掀起了一股鼓吹"知本家"的劲风，树立起来一个价值标准，就是必须成为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吃香的科技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算"当代英雄"。搞经济似乎就必须搞"知识经济"，不懂电脑简直无异于文盲，不上网成为"网民"差不多也就成了"愚氓"。许多报刊热衷于刊登世界或中国的富人榜，"首富"、"富姐"、"富婆"都绝非讥称而是美赞。电视上的许多广告都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的那个品牌是"成功人士，自当拥有"。对真文凭的崇拜达于极致，弄得假文凭的生意也便兴旺起来。还有记者报导，说是北京大学一位考古专业的博士，去到一所小学应聘，因为试讲拼音课失败，惨被刷下，写这消息的用意大概是用"一粒米"来照亮"不掌握最先进的科技管理知识成为知本家者，那就虽有博士学位也可能被淘汰"的"大千世界"。但很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发表正式声明，说他们那里绝无任何已获博士学位或正攻学位的博士生有过这类的遭遇。 宣传知识的重要性，突出尖端科技与管理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年轻的学人在实践中学习，像比尔·盖茨那样创建高科技公司，以及尊重在守法前提下的个人财富，重视学历，在内地开辟发展美国硅谷那样的新、高、尖的科技开发区，为有更多的成功人士鼓呼……这当然都是对的。然而，我以为要适可而止，要把握好分寸尺度，不要把奔小康演化成了奔大富，这有使富者更富、而使未达小康的俗众败兴、乃至其中很大一部分反而变穷的危险，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另样的声音出来制衡。 《家居男人》这块"他山石"，就对"成功人士"的价值标准予以了置疑，而把黄金般的价值判断，给予了平凡的人士、庸常的"小日子"，发出了与《美国丽人》完全不同的声音——《美国丽人》固然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生存与内心危机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但它隐含的价值观，还是普通人应该更有"出息"，能努力再向上登攀达到"成功"才好——《家居男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颂赞里也许有并不适合我们的成分，但它对疏离了所谓"成功"的平凡人生里那些优美人性的肯定，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营养，值得我们吮吸。 1998年我第二次去美国，2000年第二次去法国，又去了英国，在那边，我发现——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发现，那本是依靠合理想象也可以明白的——那些西方国家并不是到处是"硅谷"，也有许许多多从事非高科技的俗众，过着远非天天要上网漫游聊天的凡庸生活。那边的一般人，包括大学生，崇拜比尔·盖茨的似乎并没有中国这么多，有的提起他来甚至觉得是个很无聊的人，不过是赚了大钱，发了财罢了，哪里算得什么民族英雄、青年楷模、人类精英！一个法国知名的文科教授坦言他的电脑只不过用来做文字处理，对上网毫无兴趣，更不觉得应该去学会编程什么的；一位美国诗人更是坚持手写，他没有电脑，而绝无"文盲"的自卑感。大学生辍学去开公司，他们觉得那只是辍学者个人的私事，哪里够得上什么"新生事物"？一般人都还是觉得学业应该坚持修完再去创业才好。 那边固然重视文凭，却并没有达到矫情的地步，还是以实际的能力为第一位的舍取标准。经济管理固然是相当热门的学科，但也没有人人争而学之的氛围。想想也是，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都是善于"科学管理"的人士，那么，谁又来充当被管理的一线工作人员呢？我在西方到处看到普通的加油站工人、集装箱卡车司机、旅馆清洁工、商店店员、公园里的花木修剪工……也并非都是些少数民族、外来移民，还是白种青年人居多，大都面无愠色羞赧，神色自若地从事他们的职业，安度他们的人生，哪里是世界人类进入"纳米时代"，当不成"资本家"也当不成"知本家"就"必然落伍"的痛不欲生景象？他们许多家庭之所以还在使用录放机放录像带看，并不另换影碟机去看光盘，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观念上并不以使用的东西的高新科技成果含量为取舍标准；而相反的，返朴归真，过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倒成为了一种时尚。 因此，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目前的时势下，应该有多种声音供人们选择，或综合加以思考，其中的一种声音，就应该是——给平凡以价值。这样的"声源"，既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挖掘，也可以从西方的文化（古典的、当代的、前卫的、通俗的）里借鉴。这回我从美国两部好莱坞电影谈开，算是一次尝试，这样的声音，我还将进一步使其浑厚、洪亮，并企盼得到合鸣与回应。 你有淡淡的哀愁吗? 那天，与一位白领女士聊天，她职位稳定，收入颇丰，夫君更称得上"成功人士"，早已过上"一套房子一辆车，一个孩子一条狗"的优裕生活。而且，她颇得意地告诉我，上面那句概括小康人士的俗语里的四个"一"，于她家而言都已属于"前史"，他们正在着手买第二套更大更好的房子、第二辆小轿车，并且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又都是高学历，根据相关政策也还可生第二胎，目前她已有喜，而宠物，他们也计划在第二个宝宝会跑动时，增养一只名贵的斑点犬。我听了很为她高兴。 这位跟我沾亲带故的白领女士，算得打小看着她长大，时光流逝，她犹如小小嫩芽，挺拔为一棵秀丽的白杨。她似乎所有该有的都拥有了。她发现我摇椅边总放着一本丰子恺漫画选，随手翻看，嗤嗤地笑。问她是否觉得有趣？她坦言："笑的是您，总抱着这样的东西怀旧，如今世界都是什么样子了，漫画也不是这么个画法啦！"我知道她和她夫君平时常看的是台湾的几位漫画家的连环画，那确实跟丰子恺的画儿完全异趣。时代的变化促成着画风的更新，但艺术这东西既然是人性的渗出或喷涌，那么只要人性还是那样，古典的、老旧的、时过境迁的艺术作品里，总会有一些把人性某方面表达得准确生动的，也就一定能具有长久而充沛的生命力，能跟新增添的艺术作品一起，成为现世欣赏者多元选择中稳定的一元。 丰子恺有一幅作品画的是年轻母亲灯下为婴儿喂奶，一边翻着本旧书，里面赫然出现几枚花瓣，画题就叫《三年前的花瓣》。白领女士看着还嗤嗤地笑，我就问她："你的书里，能找到旧时的花瓣吗？"她摇头："怎么会有？我的任何一个可以夹东西的物件里，都没有花瓣。"说完，她若有所思，竟破例地似乎凝视起那幅画儿来了。 后来我们一起喝下午茶。那天她来找我，本是很功利的目的，为的是把我强拉到两天后的一个名为研讨实际是推销的场合去。没想到我出了两本关于建筑的书以后，会惹来这类的麻烦。这天尽管我没能让她完成使命，她告辞时连说遗憾，但我们的交谈还是让我觉得很有收获，她也有同样的表示，但愿那是她的真心话。 她走后，我在摇椅上闭目摇晃了很久。我不敢说当今的白领一族多是她那样的情况，她自己倒跟我说她和她夫君都很有代表性，可供我作为"模特儿"剖析一番。概言之，他们虽然已经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小康人士，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里，却很缺乏传统小资产阶级的那种调式，这是为什么？ 茶话间，我曾问她："你可有过淡淡的哀愁？"头一遍她甚至没听懂，还得我再问，并且把"淡淡的哀愁"几个字的写法详细道明。 她真的没有过那样的情绪，这跟她的书或任何可夹东西的私人物件里都从未夹存过花瓣是统一的。她自称也曾有过失败的初恋，是她"快刀斩乱麻"地跟那个大男孩道了"拜拜"，因为她忽然"清醒"——那大男孩"毫无实力"。后来她终于攫住现在的夫君，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她在私室灯下，拿两张大白纸，当心都画一条竖线分为两栏，一栏列"利"，一栏列"弊"，把两位候补夫君的种种信息分别填进两张纸后，加以比较，大体相同的"利"与"弊"用红笔勾掉，然后看留下"利"多"弊"少的是哪位。最后她"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果然很有实力，并且很有潜力"，"实力与潜力"是她向还未决定嫁谁的女友的"永远的忠告"。 夫妻间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呢？她告诉我："那很简单：谈判。" 后来我也翻了一本那女士所喜欢的台湾漫画。把夫妻关系定位为战争状态，画得麻辣烫，很好玩。确实，人性中有那类的存在，将其揭橥，或引人戒惕，或劝人隐忍，或竟令人在一笑后反觉"王致和豆腐最最香"，自有其功德。这样的漫画可以说是与丰子恺的漫画互为补充，旧的不过时，新的不多余，人性从两面甚至多面流溢出来，都算得是小康一族的灵魂写照吧。 但是，为什么丰子恺式的哀愁，不能在若干新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灵魂中氤氲呢？那真是一种过时的情愫吗？ 我这一代人，青年时代所受到的告诫之一，就是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而"淡淡的哀愁"即其中经常会被点到的"不健康情绪"。到"文革"起来之时，那"小资产阶级"也就跟"大资产阶级"画了等号，"淡淡的哀愁"也被上纲为"反动情绪"了。"文革"中上海率先被揪出的"反动文人"就是丰子恺，这事很让当时才24岁的我暗暗（哪敢公开）吃惊，因为我一直喜欢看他那些"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漫画，以及他的《缘缘堂随笔》，觉得他真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散淡文人，充其量不过是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不革命"的中间人物罢了。这样的人物你可以督促他加强思想改造，以进入革命行列，何必大张旗鼓地将其当做那么大的一场政治风暴的大靶子呢？作为"文革"大风暴前奏的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人际温情、对"淡淡的哀愁"的残暴鞭笞，《舞台姐妹》被当做"反面教材"放映时，银幕上伴随着凄美的画面，响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唱词，我拼命警告自己"这可是五彩斑斓的大毒蛇"，却还是忍不住从心底旋出丝丝缕缕"淡淡的哀愁"。 "文革"后有幸与陈荒煤前辈相识，他正是上述几部"大毒草"电影的"罪责人"。那些电影虽然各有编导演员等参与创作的人员，但他当时是文化部负责电影生产的副部长，也确实为这些"毒草"的"出笼"煞费苦心（草是植物，何以要用"出笼"喻其凶险，我至今茫然，但"毒草出笼"一度是最流行的正规政治语汇，故仍沿用），为此他不仅饱受批斗之苦，还身陷囹圄数年。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曾是位小说家，第一个集子题名《忧郁的歌》，可见那时他是颇有小资情调的。但他后来投奔延安，努力地改造自己，名字改成了陈荒煤。他最后一篇小说题为《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刻意断绝忧郁，但可能是觉得小说这形式还是容易让自己陷于"软情绪"，就此"红盆洗手"，一心一意当起了"文艺战线的组织工作者"，也就是革命的文化官员，在"文革"前一直当到全国电影生产的总管。他自以为思想感情已经改造得相当地"布尔什维克化"了，并且在工作中也否决了若干认为是"思想感情不健康"的电影，可是，没想到他批准拍摄的上述电影，有的根据烈士作品改编，有的根据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改编，有的编剧是老革命，有的素材取自左翼戏剧运动，按说就是有些抒情成分，含有些人情味儿，也该都不姓"资"，却一朝全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被指斥为是反革命的特大毒草。 陈荒煤"文革"后平反复出，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洪流，他支持"伤痕文学"，对我的小说《如意》改编为电影，他不仅支持，还为编剧和导演提供了细致而内行的指导。当有人怀疑拍摄《如意》是"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张目"时，他站出来为我们年轻一代撑腰，这都令人感动。但就是他，有一天对我说："我最见不得淡淡的哀愁。"当时我想，他的确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淡淡的哀愁即使算不得什么良好的思绪，也确实不必人人时时都有，更不必在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里含有，但又有什么"见不得"的呢？后来我进一步深想，他的一辈子处在不间断的思想感情的改造中，小资产阶级感情，特别是其中那最易暴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这只"马脚"，让他吃尽了苦头，也终于让他意识到那是与革命事业格格不入、必须像战胜病毒一样加以消灭的。 荒煤前辈在上世纪末因病去世。可惜不能与他详细探讨关于"淡淡的哀愁"这一人类共有的情愫了。 说是人类共有，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前些天传来的消息，法国女作家萨冈仙去。萨冈的成名作就是《别了，哀愁》。哀愁，无论是拥抱它还是告别它，那肯定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绪。哀愁与人类的总体生存状态有关，更与人性有关。革命家尽管为了社会公正去进行革命，却大可不必将哀愁、特别是淡淡的哀愁，这人类的固有情愫，当做革命的对象，大加挞伐，加以杜绝。 我20年来一直珍藏着一本小书《中国散文44篇》，是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83年编的，封底上印着"内部学习资料"，后来不知道是否正式出版了。这本选集所选的44篇散文确实都是精品，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选到80年代，当然，前半世纪的所占比例很大。编选者强调，那只是因为那些文章"不好找"，我读这些篇什，却感觉到，编选者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助读者去找回那些被极左、特别是"文革"所荼毒、抛弃、遮蔽的美文，这些美文题材各异、手法多样，作者的理念与情趣多元，但是，我一再细读之中，却发现这些不同的作者的不同文章里，却常常氤氲出一种相通的情愫，比如：1923年宗白华在《我和诗》里说之所以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因为"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俞平伯在《清河坊》里写道："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的花花自己去响着。 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夏丏尊的《猫》写家中爱猫失踪死亡后，"在昏黄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沈从文的《箱子岩》写到一群与自然融合生存的船民，"听到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了"，意识到"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卞之琳在《尺八夜》里写自己幼时读了苏蔓殊那"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诗句，"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了不得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而经历与陈荒煤很相近的何其芳以文句艳丽雕琢的少作《秋海棠》入选，更明白地写出"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从上述"只取一瓢饮"的小选集已不难看出，上世纪的许多美文，都含有"淡淡哀愁"的成分，鲁迅先生的小说有《狂人日记》那样的呐喊调式，有《阿q正传》那样的调侃文体，但《伤逝》这题目和开篇第一句，以及文末"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等抒情句式，不知别人读来是何感觉，我反正是咀嚼出了淡淡哀愁的滋味，还有他那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等篇，也都有同样韵味。 淡淡的哀愁，也就是忧郁、惆怅、伤感的情绪。致力革命的革命者和致力扑灭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处在激昂的亢奋的生死搏斗的情绪中，那的确是容不得半点哀愁、忧郁、惆怅、伤感的，任何那样的星火情绪，都可能导致心慈手软，从而一着错、满盘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大决战的情势下，也会考虑到对付中间势力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凡不公开反对我的都可视为朋友"，一种策略是"凡不站到我一边的均视为敌人"，也往往两种策略交替或交融使用。 在尘埃落定后，革命者所解放的领域里，革命领袖的情绪一旦软化，则社会春风融融，而一旦超常坚硬，则会导致席卷全社会的狂风暴雨。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盘上呢，也会有因掌权者心硬而放大"格杀勿论"圈，以及心软而解除大禁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对社会、历史起关键作用的大人物，还是在其硬心肠里掺合进一些软心肠，忽而忧郁一下、惆怅一点、伤感一点，也就是偶有点淡淡的哀愁，对芸芸众生较为有利。这种想法是否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上不去探讨，我只知道，大概是1973年，忽然上面传下急令，要解放上海的"反革命黑线人物"贺绿汀。负责监管贺的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传达是真的，贺是"文革"一开始就揪出来示众的典型坏蛋，铁案铸定，岂能翻案？但也容不得监管人员细问，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立即放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发动"文革"的领袖忽有一天哼了几句《游击队歌》，这歌子很不错么！作歌子的人在哪里呢？ 你看，人性中的软东西起了救人一命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人和一家人获救，比他更心软或者说一直是软心肠的重要人物，也就趁势以此为例，为一大批类似贺绿汀那样的人物落实了政策。人性也在书写历史，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人性里的软和成分，比如体现于虽然鲁迅视其为死敌，但因为你曾经给过大洋鼓励我们留学，那就即使在"破四旧"的腥风血雨里，也下指示要给你精印线装本的《柳文指要》，这类的人情味儿；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喟叹；比如在睡衣外面套上大衣匆匆赶到八宝山出现于追悼会，并慈蔼地慰励遗孀；比如忽然忆及当年同案被整，顿生赦免之心而大赞"人才难得"……以至于还有"我到哪里去离婚啊"的悲叹，凡此种种，即使还算不得淡淡的哀愁，其实离得也不远了。这样的情绪，因其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由此辐射出后多有良性效应，说一句弥足珍贵，不过分吧。 但真正将淡淡哀愁作为自己基本情愫构成的，还是社会上的中间人群，从政治上说是中间人物，从经济上说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从文化上说基本属于精神贵族。 1988年，我在当时《文艺报》上开了个"一叶之见"的专栏，大体上每周发表一篇，其中有篇是《淡淡哀愁今何价》。我那时这样分析：淡淡的哀愁情怀系由下列因素构成：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小悲欢中的小失落，使人生出一种惆怅和悲凉；二，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对变故和冲击无法承受，因而期望着温情和怜悯；三，个人在群体中的迷失，认同中的窘境，希求以一种自慰来取得心理平衡。今天看来，这个分析如果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还是适用的，但缺陷是没有把这种情愫作为人性深处的普遍存在加以揭橥。从上一段我斗胆对大人物的分析即可知道，我对软性情绪的认知目前已经超越了16年前。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淡淡哀愁之类的情愫是每一个体生命的人性深处都有的，只不过在所有的人里面，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人士最容易将其自觉地释放出来。而既然是人皆有之的情愫，有关它的描述也就需要再加修正，至少需要在上面三点之外加以补充，比如指出从中可以生发为一种怜悯之心，或者说是宽恕之心。 在16年前那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淡淡的哀愁"作为一种情愫虽然从政治上已经不再是罪衍，但在社会上却价位不高，并不怎么招人待见，我还试图解释其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但我在文末却有这样的猜测："淡淡的哀愁眼下是行情自然下跌，但谁又敢于断言，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绝不会又大为风行呢？" 很遗憾的是，16年过去，我期待的"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并没怎么冒头更没有大为风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已经将"四个一"的生活状态朝"四个二"提升的白领女士，她的自言"典型"，就说明着这种情愫即使在最应该具有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又或者说是小康人士或成功人士或先富一步的人群里，仍颇稀缺，行情并未看涨，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过去在我们社会里，包括"淡淡的哀愁"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感情"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情调"之所以贬值甚至被判定为负面的毒物，是来自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反右"、"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而现在这方面的压抑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人性深处的这一潜流，不能坦然地涌溢到表层，并在社会文化情绪的总构成里，获得足够的份额呢？ 我想到的因素，首先是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我们在市场经济方面有补课的情势，而且有点恶补的味道，当然我们是在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谁也不愿意把西方历史上和时下的市场竞争的那些弊端引进。我们都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论，他们一方面指出这位作家政治立场的反动——他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反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但同时又激赏这位作家对资本主义积累初期那种乱象的揭露入木三分——他写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人际间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如何被一一粗暴地撕破、人性的黑暗面如何汹涌地奔流出来。是否我们虽尽力避免，而且也确实避免了若干市场经济的弊端，但在维系人际的温情、特别是维系人心的软和度上，却还是很遗憾地留下了不小的疏漏？ 我的调查研究毕竟不够，抽样做个案分析也难，即如那位能跟我喝下午茶聊天的白领女士，尽管最近也还跟我通过电话，态度十分友善，甚至表示愿意再跟我探讨淡淡的哀愁问题，但她和夫君以及他们那个社会群体的人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睡的是昨天的觉，花的是明天的钱，视生活为明争，视人际为暗斗，事事讲究的是可量化的"效益"，哪里真能拨宝贵时间和论价出让的精力，来配合我做这种"难以上市"的"高雅研究"？ 但无论如何，我心中却总还是有一种企盼，那就是向所有愿意听我提问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你有淡淡的哀愁吗？并期待着有所反应。对于实在没有工夫跟我细讨论的人士，那我恳请他们至少能以画勾方式，来简答以下问题，我想我总有办法回收这些答卷，并把我早已开始的关于"淡淡的哀愁"的研究进行到底。 下面就是我的问题： 你听说过或读到过"淡淡的哀愁"这个提法吗？ □听到过□读到过□以前从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曾有过淡淡的哀愁吗？ □似乎有过□肯定有过□从未有过 你对淡淡的哀愁的直感是： □感到肉麻、起鸡皮疙瘩□觉得有种诗意在里面□陌生、可疑□是精神贵族的奢侈品、无病呻吟□没反应 你对淡淡的哀愁的理性判断是： □很可笑□很无聊□很糟糕□莫名其妙□能理解□可包容□很美好不可或缺 以下的哪些文艺作品里，你认为有淡淡的哀愁： □鲁迅的小说《祝福》□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电影《红高粱》□电影《霸王别姬》□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校园歌曲《同桌的你》□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昆曲《牡丹亭》□芭蕾舞剧《天鹅湖》 你觉得那些一定程度上能掌握你命运的人士，他们能有淡淡的哀愁（不一定让你直接感知到），对你而言是： □有好处的□有坏处的□无所谓的 你觉得你的配偶，以及其他最亲近的人，如果一点也没有淡淡的哀愁这一情愫，你会： □失望□庆幸□无所谓 你认为人性深处都会有软和的情愫吗？ □不□是的□无法确定 以下这些与淡淡哀愁接近或相联的情绪，哪些你曾产生过： □惆怅□伤感□忧郁□怀旧□喟叹 如果时下的中国淡淡的哀愁这一情愫在中产阶级里面首先风行起来，然后多少影响、渗透到强势与弱势的两头群体里，你认为是： □有利于促进社会亲合□无利于促进社会亲合□有害于促进社会亲合□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认为在以下哪种情况下，应该自觉地将淡淡的哀愁一类情绪压抑收敛： □外敌侵入国土□面对贪官污吏□置身激烈的竞争、面对竞争对手□想到背叛自己的人时 你认为对淡淡的哀愁做一番探讨是： □必要的□吃饱了撑的□有害的□不可能有解的□可笑的□可耻的 好，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谢谢你耐心地读它。 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的絮语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 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 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 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 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 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 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