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刘心武》


 我是刘心武

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浮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


    刘心武的一生颇具传奇，他出身名门，却有着颠沛流离的幼年；他淡泊名利，却因《班主任》一举走上中国文坛的中心；他执著于文学创作，却在文学之路上屡遭挫折；他热爱《红楼梦》，热爱红楼研究，却因此在耄耋之年，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和批评。在《我是刘心武》书中，刘心武首次公开自己用文字纪录的不平凡一生中，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无悔少年时

    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但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敲开我门的那个学生是一个我曾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话：“看看热闹”的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经历着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童年:火的记忆

    1949年时，我已七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一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渠水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四。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布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嵌在我记忆里很深的画面是，山城腰部的火舌连成了一片，不能说是红舌头，而是滚动的红龙了，火焰上的烟尘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蓝天这块大纸上恣意地浸润开去。可是，虽然在对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脚屋”里的人，却全然不知，还在继续他们原有的活动，一个房子前面的小坝子上，有个人悠闲地躺在凉椅上，摇着把大蒲扇……


    妈妈和彭娘终于在我的大喊声中来到了阳台，她们朝对岸一望，便知不妙，连说：“造孽啊，造孽!”然而，她们摇着头离开时，也还没有惊慌，因为重庆常有火灾，她们那时只不过以为又来了一场较大的火灾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烧越邪。几个小时后，从我家阳台所能望见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半个山城，已然几乎全被火与烟所笼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层燃烧的房屋如何带着火焰塌下来，使下层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个躺在凉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坝子已堆满滚下的燃烧物。最惨的是沿江的“吊脚屋”，它们几乎在一瞬间便带着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两艘被飞下的燃烧物引燃，于是其余的又赶紧驶离。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我看见当燃烧物飞滚溅落到江边甚至江水中时，一些“蚂蚁”只好拼命往江水里涌，最后一些人在江水里只露出了蚕种般的黑头发……后来听说，有些人不愿被烤死，终于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热!


    一个七岁的儿童，亲眼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并不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复述，使用了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术，努力想回复当时的印象与感受，可是，很难。只能向读者保证：确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储存在了记忆之中。


    妈妈和彭娘是怎样惶急起来的，我不太清楚，总之，当我发现妈妈眼里有了泪水，并且一贯总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颤起来时，我才明白，对岸的大火不仅烧死了无数的“蚂蚁”，而且，也危及到爸爸，还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里刚明白，便“哇”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七岁儿童唯一采取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从和爸爸他们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当晚爸爸没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没消息。妈妈和彭娘彻夜未睡。对岸的大火在夜空中显得更加狰狞恐怖。火焰的热气顺风逼过来，火星也越江飘散，楼下的人家开始朝楼墙上泼水，以防万一。妈妈和彭娘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终于酣睡于妈妈怀抱中，她搂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终于露了面，后来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瘫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子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物资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是两种因素交织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进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后的余烟。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欢，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紧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高高举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无比高兴、无比自豪!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吸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这样，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轮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个年头了。

 祖父、父亲和我

    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杂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上看到萧萸老人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此文回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里的反蒋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观点与他们相合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从武汉、四川流亡到上海，寻求一个落脚点。他们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刘云门先生（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刘先生是四川安岳人（杂志上误为广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进过两所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痛诉“四一二”后的愤懑与悲怀。不仅抨击了蒋、汪，也对政治诡变中的各种屠夫、孱头、肖小，以及“卖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批判。气势磅礴，正义凛然，艺术上也相当成功。曾用“唯物社”名义自印散发，后又有“神州国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办赵铁桥（亦是老同盟会成员），于是赵把招商公学交给他，由他出任校长，以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萧萸老当时二十来岁，也被庇护于此。1929年萧萸等自发组织了一个共产党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0年赵铁桥被刺身亡，南京派来的新督办下令关闭招商公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萧萸老文章中写到的刘云门，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难十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着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如今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我只是在年过半百之后，才在比如说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一个万籁俱静的清夜，忽然痛心疾首，忆及我竟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地伤害过父亲，并把伤痕一直延伸到母亲的心上。


    我不知道父亲对我发怒时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暴怒时一定视我为“弑父弑君”的大逆不道之徒。其实，仔细想来，我并不是真要妨碍他的继续存在，我只不过是想换一种跟他有区别的活法罢了。


    当我翻看着母亲那已成为遗物的日记时，我才发现，其实这世上为我付出感情最多而且最浓又最持久以至能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不止是亲子之爱，也不仅有“不成钢”之恨，还有许许多多超过语言文字表达限度的复杂因素。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物。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道德观，因为兴趣爱好分流，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感情波动，因为性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潮流所推动，有时迫于具体处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出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性而终于非理性……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闹的活剧。


    我不是宗教徒。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觉得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之上，而我们都面对着他，因此要对他负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使大多数西方人觉得在人与人之上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间的差异冲突和个体生命与上帝的差异和冲突相比，因有质的不同，所以简直微不足道。人与人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族人，其绝大多数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一个人，只是这链中的一环。比如我，我没有上帝，我只能这样来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以及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对头、谁谁谁的邻居，等等。我需对以上种种人际关系负责。现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这个字拆开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没有单独的个人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是建筑在起码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上的。而在我们所置身的人际链环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感。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子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性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


    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的与蒋玉菡交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但事过境迁，虽然父子间的心灵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贾政也并不坚持“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十三回写了“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到第七十八回，却又有“老学士闲征词”：贾政要宝玉写一首诗歌颂抵御“流寇”的林四娘，宝玉不但遵从，还积极到主动写出“长篇一首”的地步，而贾政此时对宝玉的看法，已修正为：“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作为人际链环中直接相衔的两环，他们不管如何冲突，到头来，也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按曹雪芹原来的构思，贾家遭劫，那贾政和贾宝玉是一起被“链拿”的，在那时，他们父子难道会互相“幸灾乐祸”吗?


    没有宗教，我们只能格外重视亲情。儒家学说有时被尊为“儒教”，但那其实不是宗教，因为那教义里没有上帝。孔夫子是“圣人”，不是神。“打倒孔老二”曾给予“五四”时的新青年们以革新乃至革命的激情，但中华古老的“族链”还是把中国人组织在了人际链环中。“单个的人”，还是难以存在，无论在哪样的阵营中。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是为了“批林”，都说“文革”是造神，其实它的效应仍是圣人崇拜。20世纪80年代就有“单个的人”在中国出现吗?我们看不清楚，20世纪90年代呢?我们看到了许多脱离链环的无序现象，同时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清理修复链条”的社会性呼吁。其实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排斥混乱无序的，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允许一盘散沙的状况长期存在，乃至短期的存在也不允许。


    无论哪儿的人类都需要良性共处的“游戏规则”，我不是根据理性而是凭着直觉，宣布中国人的社会到头来还是要用“理顺链环”来达到民族亲和，而第一步，可能就是祖、父、子三代间在冲突后的和解与妥协。


    忽然想到王朔，不少人说他是“痞子作家”，没正形儿，把一切化为笑谈，可是他也写了《我是你爸爸》。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宿命的忧伤，我读的时候常常想到其作品以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儿子、孙子，或反过来，我是谁爸爸，我是谁的儿孙，实在是太重要了!以王朔为主策划出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充满对上一代、老规矩的揶揄，有时甚至达到刻薄的程度。可它那主题歌，却又高唱“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识，只有汉字里的“人”才能引发这样的联想。我想这也未必是电视剧合作者们的“狡猾策略”，很可能恰是他们心灵深处无可逃逸的文化基因使然。又忽然想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这是一部让许多中国人败兴的戏。有人就问：纽约既然是那么可怕的一个“战场”，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去了那儿的人在“坚持战斗”?可见他们到头来还是舍不得什么。那究竟是什么?他们坚持战斗就能如数得到么?那些企图挣脱中国链环的中国人，他们到头来还是脱不掉，或他们自以为脱掉了，却并不能成为西式“平行线”，或终于成为“平行线”了，却又并不那么舒服。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往往构成个别人乃至一定群体的大悲剧。


    这类悲剧的底蕴恐怕是一个永远的谜。我没有猜谜的能力，但我却无端地由此想到那牵着我们中国一代代祖、父、孙的神秘之链。这不是一个什么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种超出政治、经济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范畴的无形力量。


    我读了萧萸老人忆念我祖父的文章，竟浮想联翩。我心中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大悲悯，为祖父、为父亲，并且为我自己。50岁前，我也曾充满“审父”的激情，我珍惜那份情怀，我并不是要为此忏悔。我现在面对着我的儿子，我努力去做他的朋友，但我经常不能容忍他的忤逆，我和他有过多次相当惊心动魄的冲突。我认为我对他的训斥乃至于暴怒大体上都是对我，并且对他有益。我并不期待他年过半百时对我悲悯。但我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正如我与祖父、父亲是紧紧相衔的链环一样，儿子也是和我紧紧相衔的一个链环。这链环应当延续下去，链中一环——这是我们中国人无可回避也毋庸逃遁的命运。

 祖父之死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复刊，易名《今日东方》，向我约稿。在《今日东方》第二期上，有《旷世大劫难——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不读此文则已，读了此文，我思绪万千，竟一夜不能入睡。这段史实大家都是知道的：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本陆战队突然进犯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著名的“一·二八事件”。日本轰炸机于次日凌晨从停泊在黄浦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先到闸北地区盘旋示威，到天亮后，约10时许，竟特意选中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近的医院投弹，商务印书馆被六颗炸弹击中，引发大火，卷起的纸灰飞达数十里以外，所有库存图书和待印书稿全部在劫火中焚毁。而附近的医院，亦被炸成一片废墟，所有未及躲避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被炸死。把炸弹有意投向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并投向两国交兵中最应得到战火豁免的医疗机构，日本军国主义那反文明反人类的法西斯气焰，其穷凶极恶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至今思之，还令人不禁眦裂发竖!


    这段史实，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忘怀的国恨，而且也是刻骨铭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刘云门，就在那一天，被日机炸死在医院里。他是因中风而住院的，身体已基本上瘫痪，不可能在日机肆虐的一刹那设法躲避。轰炸过后，只有我姑妈在上海，她急忙赶赴医院，只见一片冒着余火浓烟的废墟，蒸腾出枯焦炽热的气浪，她和若干也是寻访亲人的男女哭喊着去那废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亲人的尸体。也不时有寻访者忽然发出凄厉的号哭声——那是终于翻出了尚可辨认的亲人遗骸。但我姑妈直翻检到双手冒血，硬是没能找到祖父遗体。后来有轰炸时


    侥幸从医院里逃出的人士来扶持劝慰我姑妈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难属，他们证实，直到飞机的声音在头顶喧嚣时，他们还以为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向医院投弹，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疏散，但进度缓慢，后来突然有炸弹投向医院，他们因为恰好不在楼体内，故而能够逃出。据他们证实，凡在楼里的，没有生还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弹正面击中，人体和家具成为齑粉，加以大火燃烧，使寻找遗骸成为不可能之事……姑妈听了，当场晕死在劝慰者怀里。


    祖父大约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最后一届举人。那一次中举的举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等候分派一个官职，一是公费留洋，祖父选择了第二种。他到日本留学，据说曾进过早稻田大学，又进过东京帝大，最后确定的专业是医疗，这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民族“东亚病夫”的面貌。在日本时祖父与廖仲恺、何香凝过从颇密，也见过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趋向激进。回国后，祖父先在家乡(四川安岳县)开辟新学，自任体育教师，编制新式体操，还自写歌词自谱曲调，带领学生们边唱新歌边做新操，一时轰动乡里。后来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佥事(清末是否有这个官职，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后他仍在蒙藏院，职务为佥事，则应无误)。在清末，他曾与汪精卫、黄复生等合谋在银锭桥预置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败后汪被捕，还曾有“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语传世。那次谋刺，祖父以在鼓楼前大街开设的“真光照相馆”为掩护，事泄后汪、黄都没有说出他来，清廷也未侦查出他，他以后对此事也就讳莫如深，但某些最亲近的朋友，如李贞白、孙炳文等是知道的。


    共和后，孙中山在南方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而假意拥护共和的袁世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称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闷，曾多次作诗抒发其郁闷的情思，我在他遗留的极少墨迹中看到几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东下国中分，


    北南悲歌南尚文。


    金粉六朝余艳氛，


    貂冠一代慕浮云。


    未经爨釜鱼游底，


    不待烧兵鹊散群。


    占有吴山人立马，


    男儿若个愿从军。


    可见他很害怕南方一些共和派成为“貂冠一代”，沉溺于“六朝金粉”，表示如果有人能领导北伐，他愿投军从战。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但北方更呈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发动国民革命，祖父立即奔赴广州，投身其中。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共产党员毕磊过从甚密。后来北伐军挺进，他以军医身份一直在战地医院忘我救治伤员，一直跟随大部队打到武汉。没想到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以“清党”名义杀害共产党员的事变，祖父的挚友孙炳文和年轻的友人毕磊等都遇害，这使祖父陷入了更大的苦闷，他作成长诗《哀江南》，倾泻出一腔悲愤。1928年他来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公学”。进入30年代，祖父埋头整理自己历年来的著作，从一份他遗留下来的墨迹中，开列着他整理好的著作书目：


    鱼山丛书种类目鱼山刘正雅著译


    文学部附政治经济


    《孔子墨子的国学新知验今录》一部共四卷(白话稿已失)


    《大道循环说》一卷(文言)


    《礼乐论》一卷(文言)


    《鬼神论》一卷(白话)


    《人类生活论》一部二卷(白话)


    《中华现代经济的农忙》一卷(白话)


    《鱼山杂著》一卷(诗文集)


    理学部


    《宇宙大观》一部共三卷(文言)


    《物理新编》一部(白话)


    《化学新编》一部(白话)


    医学部


    《汉医汇究》一部共六卷(文言)


    工学部


    《分析化学》一部共二卷(文言·译)


    《植物分析化学》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制药化学》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工业药品制造法》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新药编》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这些译著，他在1931年都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受到欢迎。商务印书馆拟首先出版《人类生活论》，这也是祖父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那来自个人生命体验和经历民族忧患后的深刻思索。本来，这些著作，会以《人类生活论》打头，在1932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相信这些著作一旦面世，起码会有一部分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迹。而且，“上海公学”由于其支持者赵铁桥遭到暗杀，不得不解散，祖父自己又中风偏瘫，经济上亦陷入了困境，也等待着商务印书馆出书获得生活与治疗的费用。万没想到，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个人专著样书，而是日寇轰炸机掷下的炸弹!


    祖父所住的医院被炸成了废墟，日寇消灭了他的肉体。更令我们后人思之愤然怆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务印书馆而尚未及印制的译著原稿，也在日寇弹火下化为了灰烬!


    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毁灭时，父亲是海关的一个职员，他和我姑妈等的悲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嗣后的岁月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里。1934年，母亲生下姐姐刘心莲后，因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个男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父母都觉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面抗战后，父亲供职地重庆经常有日机去轰炸，为安全计，父亲自己留在重庆，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区，后又进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岳。这期间父亲当然也时来探望母亲和孩子。那时候避孕的办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亲感觉到自己又怀孕了，父亲知道后，坚决要她设法打掉。那时父母都是近四十岁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儿)也已经快八岁，又正当国难时期，经济拮据，精神焦虑，不想再要多余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亲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遍寻偏方，积极服用，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服了那打胎药后，没多久便会感觉到仿佛有一双小手在抓挠她的肠胃，只有尽情呕出方能松快。急切中她甚至设想过从桌柜上跳下的恶性堕胎法。后来她感觉实在无法摆脱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便转而经常抚摩着隆起的肚子，产生出了一种异常珍爱的情感。她把决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据说父亲正是在日本飞机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们炸出了一个来!一个抗日的小战士!”就这样，我于1942年6月4日凌晨，诞生在成都育婴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亲在我出生后，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


    从小时候能懂事起，父亲就经常给我讲祖父的事。他希望我们孩子里能有人当医生，因为祖父首先是一个医生，而且一度是革命军的军医；其次就是鼓励我们有所著述，能出版个人专著。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医生，却毕竟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有国内若干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著作，但商务印书馆跟我约稿，还是第一次，虽然这只是《今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但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意义很不一般。这证明有些生命的链环是炸不断的，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更不是把老一辈的著作化为纸灰，就可以截斩的。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在1981年、1997年两次应邀访问了日本。当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时，心情可能比一般访问者复杂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辈的许多人，曾把日本作为一个理想的地方，以为可以从那里获得使自己民族富强的能力。据父亲回忆，从日本归国后的祖父曾常在家里穿日本和服。但是后来日本却一步紧逼一步地欺负中国，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里，掷下炸弹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译著，使他未能在中国的那个发展阶段留下他本来可能产生出甚至是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痕迹。而我这个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重庆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里诞生的——如父亲所说，是炸出来的——可是我却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进行所谓的文学访问。更令人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坛后，虽说若干作品被译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却以日本的译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灵在有一点上尤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难容忍军国主义，哪怕只是一点点那样的“气味”。无论是试图为曾经存在过的军国主义巧为辩护，还是企图为现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声张助威，都会激起我满腔的义愤。我也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那个文本或许确实与军国主义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不能冷静地“就事论事”，去欣赏那“美丽的文本”，因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又不能不令我忆念起我那肉体与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军国主义炸成齑粉的祖父。当我在东京，有人远远指给我靖国神社时，我不仅咬牙切齿，而且恶心欲呕。但是两次访问日本，又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文化人，还有从东京到广岛到北海道札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农民，我曾同他们讲到“一·二八事件”，讲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灭，讲到我这生命与名字的来历，我从听者眼睛里闪动的湿润的光影里，获得的不仅是抚慰，更是一种坚定的誓言：


    不能让那已经发生过的罪恶重演!

 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我五岁时，本已同父母分床而睡，可是那时我不仅已能做梦，而且还常做噩梦。梦的内容，往往醒时还记得，所以惊醒以后，便跳下床，光脚跑到父母的床上，硬挤在他们身边一起睡。开头几次，被我搅醒的父母不仅像赶小猫似的发出呵斥我的声响，父亲还叹着气把我抱回到我那张小床上。后来屡屡如此，父母实在疲乏得连呵斥的力气也没有了，便只好在半醒状态下很不高兴地翻个身，把我容纳下来。而我，虽挤到了父母的床上，却依然心中充满恐怖。于是我便常常把我的身子，尤其是我的小脸，紧贴到父亲的脊背上，在终于获得一种扎实的安全感以后，我才能昏沉入睡。


    我做的是些什么样的噩梦?现在仍残留在我记忆里，大体是被“拍花子”拐走的一些场景。


    那时，母亲和来我家借东西兼拉家常的邻家妇人，她们所摆谈的内容，绝大部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她们所讲到的“拍花子”拐小孩的种种传闻，却总是仿佛忽然令我的耳朵打开了接收的闸门——尽管我本来可能是在玩胶泥，并在倾听院子里几只大鹅的叫声——她们讲到，“拍花子”会在像我这样的小孩不听大人的话，偷跑到院子外面去看热闹时，忽然走到小孩身边，用巴掌一拍小孩脑袋，小孩就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单只能听见“拍花子”说：“走，走，跟我走啊跟我走……”也单只能看见“拍花子”身后的窄窄的一条路，于是便傻呆呆地跟着那“拍花子”的走了。当然就再看不到爸爸妈妈，再回不到家了……这些话语嵌进我的小脑袋瓜，使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每当这时我往妈妈她们那边一〖cm(110mm〗望，便会发现妈妈她们也正在望我。妈妈的眼光倒没什么，可那女邻居的一双眼睛，却让我觉得仿佛她已经看见“拍花子”在拍我了。我就往往歪嘴哭起来，用泥手抹眼泪，便急得妈妈赶快抓我的手……


    我在关于“拍花子”拍我的种种梦境——一个比一个更离奇恐怖——中惊醒后，直奔父母那里，并习惯性地将脸和身子紧贴父亲的脊背，蜷成一团，很快使父亲的脊背上，捂出一大片痱子，并无望消失。开始，父亲只是在起床后烦躁地伸手去挠痒，但挠不到，于是便用“老头乐”使劲地抓挠。但那时父亲不过四十来岁，还不老，更不以此为乐，他当然很快就发现了那片痱子的来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愤怒，更没有打我。只记得他对我有一个颇为滑稽的表情，说：“嘿嘿嘿，原来是你兴的怪!”母亲对此好像也并不怎么在意，记得还一边往爸爸脊背上扑痱子粉，一边忍俊不禁地说：“你看你看，他这么个细娃儿，他就发起梦铳来啦!”“发梦铳”就是因做梦而呈现古怪的表现，但母亲似乎从未问过我，究竟都做过些什么梦。


    弗洛伊德，当然很了不起，但他那关于儿子多有“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的潜意识等论述，于我的个人经验，实在是对不上号。尤其是对父亲的感情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在极端恐怖时，得到了他脊背的庇护，且给他长期造成了一片难息的痱子，他又并未因此给我以责罚。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会生“弑父”之心?父亲的脊背，并不怎样宽阔雄厚，我现在回忆起来，也并无更丰富的联想，比如后来他又如何以“无形的脊背”，给我以呵护和力量等等。而且，情形还恰恰相反，他年过半百之后，对我的亲子之情虽依旧，对我的学业、前程、着落等大事，竟懒得过问，甚至撒手不管。记得我上中学以后，班主任来找家长，他招呼一下，便自己看报，母亲跟班主任谈完后跟他说，老师要走了，他便站起来点头送客。这时老师话语中提及了我们学校的名字，他竟脱口而出地说：“怎么，心武是在二十一中上学么?”我上到高中，换了学校，他还是闹不清，递给他成绩单，他草草拿眼一浏，好坏都不感兴趣。据说我大哥小的时候，常因成绩不佳，被他打屁股，打得很认真。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是因为管孩子“管伤了”(腻烦了)，所以到我这老五，便听之由之，全权交由母亲来管教。1960年，父亲由贸易部调到一所部队院校任教，他和母亲去了张家口。当时哥哥都在外地，姐姐已出嫁，我还在上学，父亲却把北京的宿舍全部交出，让我去住校，不给我留房——那时贸易部是完全可以给家属留房的，另外同时调去的就给家里人留了房。但父亲觉得我应该过住校的生活，并完全独立，那时，我还未满18周岁。


    父亲在73岁那年过世(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他那曾被我捂出痱子的脊背，自然连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化作了骨灰。父亲不是名人，一生不曾真正发达过，他的坎坷比起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来，也远不足以令人长太息，他的同辈友人，几乎也都谢世，现在能忆念的，也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大哥先他而逝)。而我对他的忆念，竟越来越集中在他那脊背因我而炸出的一片痱子上。在人类漫漫的历史中，在无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世事中，这对我父亲脊背上那片赤红鼓凸的痱子的忆念，是否极卑微、极琐屑，而且过分地私密了?不，我不这样看。在这静静的秋夜里，我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痱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太多太多，甚至于把话说绝：“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世界、人类，一定要同时存在着与母爱同样的浓酽的父爱，我指的是那种最本原的父爱，还暂不论及养和教，不论及熏陶和人格影响。


    所谓“阴盛阳衰”，是时下人们对我们中国体育竞赛状况常有的叹息，其实，就母爱和父爱的外化状况、揄扬程度、研究探讨，特别是内在的自觉性和力度上，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度，浓酽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


    我自己现在已年过半百，比背上捂出一片痱子的父亲那时，还老许多。我的儿子，也已经很大，扪心自问，我对儿子，是有那最本原的父爱的。我常常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他和


    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链环关系——他是我一粒精子同他母亲一粒卵子的共同作品。他的基因里，有我的遗传，我不能不给予他一种特别的感情，并企盼这种感情能够穿越我们生命，穿越世事，并穿越我们的代间冲突(那是一定会有的)，而融铸于使整个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因果之中。


    直到这个静静的秋夜，我还没有把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讲给儿子听，不讲了，既然写下了这篇文章。儿子现在不读我的文章，虽然他以我写文章而谋生暗暗自豪。儿子说过，不着急，我的书就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坐下来，专门读我的书，我希望他会在这本书里发现这篇文章。那时，也许他已经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他心里会涌出一股柔情，想到：你看，父亲从爷爷那里得到过，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过，我还要给予我的孩子，那是很朴素很本原的东西，一种天然的情感磁场，而这连环般的连续“磁化”，也便永恒。

 母亲放飞的手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


    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母亲的爱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


    雾都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设想过“将来”。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

 留洋姑妈

    在1991年4月份的《团结报》头版上看见了一张专发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的姑妈刘天素，文字说明中提及她早年追随何香凝先生，解放后一直在民革山东省委会工作。见到这张照片我既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姑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难过的是报社发表这张照片时，并不知道我姑妈已于1990年底在济南去世，享年82岁。


    我曾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叫做《私人照相簿》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由旧照片引发出的纪实性作品，其中有一篇题为《留洋姑妈》，里面就写到天素姑妈，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公布出她的名字来。


    天素姑妈留洋，去的是法国，学的是教育学，时间约在1929年夏。她是公费留学，拿的是国民党的钱。乍一听，似乎很不光彩，其实，却是很值得自豪的。


    天素姑妈1908年出生在四川，一小就随我祖父来到了北京。1925年后，祖父放弃北京政府蒙藏院佥事的职务，到广州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1926年天素妈姑才18岁，她也同女友张邦珍、罗稀等结伴去往革命圣地广州。天素姑妈去后即考取由何香凝先生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由于她活泼热情，积极肯干，兼以伶牙俐齿，敢于冒尖，很快就成为何香凝先生的爱徒。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锐进，妇女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经过短训后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或到工厂街巷演讲募捐，或到野战医院救护伤员。1926年深秋武汉光复，天素姑妈赶到武汉向先期抵达的何先生报到，何先生握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许许多多年之后，天素姑妈讲起那一情景，似乎仍感受到何先生慈蔼的目光与不退的手温。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个大转折。天素姑妈当时才19岁，事后她承认，她那时并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及还会发生什么事。她被拘禁在宿舍中数天，有人出面要她写一纸“悔过启事”，说登了报即可放她一条生路。她当时只牢记住何先生关于坚持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教诲，觉得何先生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学生违背这基本信条的，因而拒不写所谓的“悔过启事”。数十个小时里有人被拉出去带走，很快听说被处决；有人出于怯懦勉强按照指定格式写了“悔过启事”，因而也果然被释放。天素姑妈以19岁的活泼生命，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正当命如危卵之时，何先生派人来救出了她，那人把她一直带到上海，一径送到了何先生面前。何先生便把她留在了身边。


    国共合作破裂后，何先生对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基本路线，非常气愤，异常痛心。她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不屑与蒋、汪等为伍。毕竟何先生是孙中山一辈的元老，论革命资历，连廖仲恺的加入同盟会，还是她当的介绍人呢，所以蒋介石等对她还是不得不尊重几分。1928年夏，蒋介石托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出面，请何先生到南京小住。何先生去了，带了两个随员，一个是罗衡，一个便是我姑妈刘天素。据天素姑妈回忆，当时住在南京牛皮巷国民党军委招待所里。这是一所很敞亮的中西合璧式住房，中间是客厅，一侧何先生自住，一侧是姑妈与罗衡合住。姑妈她们住的屋门旁，还由招待所的人郑重其事地挂上了书写着“随员”二字的牌子。


    那时候何先生已年近50岁，姑妈才刚刚20岁，罗衡比姑妈略大一点，师生间的年龄差距，是相当悬殊的。但据天素姑妈回忆，何先生同她们玩笑起来，不像是年长的前辈，倒像是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很随和，也很诙谐。姑妈早于1926年在广州时，就同青梅竹马的伙伴曾庆集订了婚，当时何先生和刘清扬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订婚茶会。姑妈不会打扮，何先生是画家，便指点姑妈说：“国事紊乱，浓妆淡抹总没心思也是自然的，不过你穿旗袍，浅颜色的就不要配穿深色袜，深颜色的却又可配穿浅色袜。”当时罗衡已显露出爱作男装的倾向，总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旗袍不要腰身向大褂靠拢，何先生便提醒她说：“总是自自然然才真正像个样儿，强拗不好。”但总的来说那时候何先生还是心事重重、面色严肃，乃至忧虑的时候为多。


    天素姑妈回忆起宋美龄和蒋介石来拜望何先生的情况，总引发出我丰富的想象与许多的感慨。这对夫妇没有一起来，先是宋美龄来到牛皮巷，姑妈回忆说，是她把宋引到客厅中的。那天宋美龄打扮得很仔细，确实光艳照人，还提了一盒非常精致的点心算是礼品，完全是世交晚辈对长辈进行非政治性的家常看望的姿态。姑妈进到何先生住室通报后，传何先生话请宋美龄进去坐，宋美龄笑吟吟地款步走了进去。姑妈倒茶时她们二人似乎颇为融洽，宋美龄问候何先生身体，何先生也同她拉几句家常。但姑妈退出房间没多久，就听见里面何先生一声比一声高地质问、训斥起宋美龄来，宋美龄却一点声息也没有。又没多久，宋美龄也就退出来了，脸上红红的，但并没有失却其固有的光度，当着天素姑妈，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边叮嘱天素姑妈要“好好照顾何先生，一早好好烧皮蛋瘦肉粥劝她喝”，一边从容地走了出去。隔了几天蒋介石才来，是一身戎装。姑妈回忆起那一幕时，顺便批评时下电影、电视剧，说里面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或许演技确实不错，但往往身材过于高大，却又不如真实的蒋介石英俊。那一年的蒋介石刚刚40岁，容光焕发，步履矫健。但他进入何先生居室后，遭际大不如宋美龄。天素姑妈和罗衡两人在客厅里不仅听见何先生不客气地用广东官话大声地训斥蒋介石，还因激动而砰砰地拍起了桌子。蒋介石还有些辩解和劝说的声音，后来也不再开腔。蒋介石告辞出来后，何先生追出屋来继续训斥他，天素姑妈和罗衡站起来目睹着那场景，只觉得气氛紧张。蒋介石却一转身，两只靴子跟一碰，腰板挺得笔直，中规中矩地甩起胳膊并起五指，给何先生来了个举手礼，一脸逆来顺受、尊敬前贤的表情，倒让何先生身后的两位年轻随员忍不住抿嘴发笑。而何先生却仍在气头上，蒋介石已经走远，她还站在门槛里数落了他好一串话。


    何先生对蒋氏夫妇彻底失望后，对天素姑妈和罗衡说：“国民党现在被搞得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出洋留学的好，等以后再回国发挥作用。”


    这样何先生就亲自为天素姑妈要了一个国民党官派留学的名额，并且对天素姑妈说：“你去打前站，我过些时候也要离开这些污七八糟的名堂，到国外去生活一段。”


    天素姑妈1929年夏天去法国后，当年深秋果然迎来了何先生。姑妈的遗物中有当时何先生题赠她的画册，上面写道：“民国十九年以国事紊乱寄迹巴黎，晤故人天素于法京车站，异地相逢，悲喜交集，天素留学于法，赠此以留纪念。”


    从1930年至1931年，天素姑妈一直同何先生住在一起。何先生抵达巴黎后，先去了一趟德国，在德京柏林会晤了宋庆龄，并设法营救当时因参加反帝同盟会而被德国拘禁于汉堡监狱的爱子廖承志。回巴黎前，她来信给天素姑妈嘱代租房，当时我祖父的义女李洁民正自费留学巴黎攻读生物化学专业，何先生早知其人并觉可靠，天素姑妈便同李洁民姑妈租下了桑特·米切尔大街公寓楼中的一个小单元。这里除厨房卫生间外只有三间屋子，何先生来后住一间，我的两位“留洋姑妈”住一间，当中一间作饭厅，饭后便将餐桌收拾干净，变为何先生的画案。何先生的一系列绘画名作，如《红梅菊花》、《红叶雪景》、《月虎》、《雪虎》，便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时有去那里探望何先生的，当时罗衡和张邦珍也在巴黎留学，自然更常出现。罗衡不仅完全男装，而且自我感觉也全盘男性化了，张邦珍是全盘西化的巴黎小姐时装打扮，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香水气味，留学生中都传播着她俩同性热恋的绯闻。这两个人1949年都飞往台湾，据说均已作古。天素姑妈回忆起那时侨寓巴黎的生活和后来的人事变迁，总不免百感交集。


    后来曾庆集来巴黎与天素姑妈商议婚事，廖承志也终于出狱到了巴黎，李洁民则转往里昂就学，姑妈他们就迁往巴黎郊区红山威尔乃街一处公寓四楼居住。那套公寓房共四间，何先生住东头一间，曾庆集住西头一间，廖承志住北面一间，中间一间则天素姑妈住，他们母子、师生四人构成了一个有趣而和谐的家庭。他们自制四川泡菜和广东卤菜，保持中国式的饮食习惯，何先生分工煮饭，廖承志分工切菜，天素姑妈分工炒菜，而曾庆集即后来我的姑爹则负责餐后洗涮碗盘。


    他们自己洗衣服、搞卫生，生活简朴而快乐。


    岁月悠悠，何先生和廖承志后来有着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天素姑妈和曾庆集在巴黎结婚后，因姑爹曾庆集后来在美国学军事取得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姑妈也就回到中国，断断续续地搞了些教育工作，其间生育了四女二子。解放战争时，姑爹在成都起义，作为起义有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后来以山东省政协委员身份病逝于济南。1949年后姑妈几次到北京拜见昔日情同母女的何先生，何先生总是嘱咐她要好好发挥一技之长，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文革”中天素姑妈去何先生家，发现前面廖承志居住的房间门都上了锁，隔窗可望见里面一些坐椅都倒放到了桌子上，显然廖承志已不知被移到了何处。但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廖承志一边切牛肉一边将刀子敲击肉块发出砰砰的节拍，并辅之以谐谑的口哨声那一类的情景，也就觉得以廖承志乐观的天性和旷达的胸怀，兼以早经风雨浪涛的历练，眼下的处境不管多么诡谲，总能突破化解的。那一回何先生见到天素姑妈格外激动，坐在轮椅里，双手拍了几次膝盖，连连地说：“天素来了!


    天素你来了!好啊!”她们坐在一处回忆起侨寓巴黎时的一些生活场景，天素姑妈有意没提廖承志，何先生也没提起，就仿佛她儿子还住在前院一样。


    1972年何香凝先生逝世，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天素姑妈没有来北京参加追悼会。1982年何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廖承志把姑妈请到北京，嘱姑妈撰写关于何先生的回忆录，后姑妈写成一万余字长文，收入北京出版社《回忆与怀念》一书。在北京时，廖承志几次询问姑妈的情况，嘱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写成材料，好给予解决。当时姑妈生活上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晚辈都劝她趁这难得的机会递上材料，顺理成章地获得迅速解决。她却认为我们晚辈太不懂事，她告诉廖承志自己一切都好，无所要求。


    天素姑妈多少年来从不向外人道及曾与何香凝先生有过一段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我发表《留洋姑妈》一文，她颇有微辞，不过文中并未提及她的名字，也并非专门写她，涉及到她的事比这篇文章还少，所以她总算没生我的大气。现在天素姑妈已然仙逝，我把从她那里零碎听到的关于她追随何先生的一些事情(远非全部)写了出来，恳请她在天之灵原谅。我想有些闪现于历史流程中的雨丝花片是不应任其湮灭，而是应该留下记录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那些历史的大关节永志不忘，也更能丰富我们的历史想象力。

 妻子晓歌

    妻子晓歌是一所印刷厂的装订工人。她技术娴熟，掌握全套精装书的工艺流程，经她手装订出的书，我想已足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妻生下我们唯一的爱子不到一年，便去参加当时“深挖洞”的“战备劳动”，结果身体受损，至今仍显瘦弱。但妻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少失眠，我因系“爬格子的动物”，又属“夜猫子”型，所以妻入睡后，我常仍在灯下伏案疾书，这时妻平稳的鼻息，便成为我心灵中的一种无形伴奏。我很羡慕妻的不受失眠折磨，她说：“我一天为书累，为你和孩子累，上床的时候心里坦坦然，为什么要失眠?”我想这世上无数平凡的“上班族”，无数的普通劳动者，都同她一样，诚实劳动，默默奉献，他们带着一颗无愧的心上床，上帝也确实不该罚他们失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失眠者便都是为上帝所罚，即如我，因选择了作家这一职业，又养成了昼夜不分随兴而动的习惯，所以夜间失眠是常有的事，但我自知并非做了什么亏心事，清夜扪心，于失眠中还是很坦然的。


    在诚实劳动、竭诚奉献的前提下，自自然然地享受单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这启示，还是来自于妻的。


    妻爱逛商店，穗港人称之为“行公司”。我原来最惧怕的，便是妻要我陪她“行公司”，我常常惊异于她的兴致何以那么浓厚——比如对我们家根本不需要的货物，或以我们的消费水平根本不能问津的货物，她也能细细检阅、观览一番，似乎当中有许多的乐趣。倘若她决定购买某种物品，那么，好，售货员是必得接受《服务公约》上那“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的考验了，我就常在柜台外为售货员鸣不平，催她快下决心。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略能领会她那认真挑选中的乐趣——那是一种于女性特别有诱惑力的琐屑的人生乐趣。是的，琐屑，然而绝对无害甚至有益的人生乐趣——我现在懂得，妻那样认真地用纤纤十指装订了无数的书，奉献于社会，那么，她用纤纤十指细心地在社会设置的商品交换场所里挑选洗面奶或羊毛衫，并以为快乐，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妻喜欢弄菜。在饭馆吃过某种菜，觉得味道不错，妻就常回家凭着印象试验起来，倒并不依仗《菜谱》。妻一方面常对我毫不留余地地倾泻她的牢骚：“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你哪里知道从采购原料到洗涮碗盘这当中有多少辛苦!”这时候我觉得她就是“三闾大夫屈原”。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一个人在那里琢磨：“这个星期天该弄点什么来吃呢?”我和儿子出自真心地向她表态：“简单点，能填饱肚皮就行!”而她却常常令我们惊异地弄出一些似乎只有在饭馆里才能见到的汤菜来——除了中式的，也有西餐菜。当我和儿子咂嘴舐舌地赞好时，她得意地笑着，这时我又觉得她就是刚填完一阕好词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当然太频密是受不了的，但隔两三个月请一些友人来我家，由她精心设计出一桌“中西合璧”的饭菜，享受平凡人的吃喝之乐，亦是她及我们全家的生活乐趣之一。我出差在外，人问我想不想家，我总坦率承认当然是想的，倘再问最想念的是什么?我总答曰：“家中开饭前，厨房里油锅热了，菜叶子猛倒进锅里所发出的那一片响声!”婚前，是母亲使然，婚后，便是妻的“拿手好音”。这当然更属琐屑到极点的人生乐趣，然而，如今我不但珍惜，并能比以往更深切地享受。


    妻喜欢弹钢琴。她虽是个平凡到极点的装订工，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亦绝不例外。美的极致，有人认为一即音乐，一即高等数学。高等数学之美，少有人能领略，音乐之美，却相当普及。妻上小学时，家境不好，而邻居家里，就有钢琴，叮咚琴声，引她遐想，特别是一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她在少女时代的梦，就频有自己竟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旋律的幻境。因此当我们手头有了买下一架钢琴的钱币时，她一议及，我便呼应，两人兴冲冲地去买了一架钢琴。钢琴抬进家门时，我俩都已年近四十，然而妻竟在工余饭后，只凭着邻居中一位并不精于琴艺的老合唱队队员的指点，练起了钢琴来，并且不待弹完整本“拜厄”，便尝试起《牧童短笛》。也许是精诚所至吧，一阕连专业钢琴手也认为是难以驾驭的《牧童短笛》，经过一年的努力，硬被她“啃”了下来，后来又练会了《致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曲目。自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乐趣，又大有增添。在妻的鼓励下，我以笨拙的双手，也练会了半阕《致爱丽丝》。当春风透入窗隙，或夏阳铺上键盘，或秋光泻入室中，或窗外雪片纷飞，我和妻抚琴自娱时，真如驾着自在之舟，驶入忘忧之境。感谢生活，给了我们一架钢琴。感谢妻子，使我能更细腻地品味生活。

 看儿子慢慢长大

    我爱我的儿子。


    儿子从小戴着眼镜，初次到我家做客的人见了总不免要问：“近视眼吗？多少度?”


    总作出如下的回答：“不是近视，是远视，很难矫正哩!”


    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左眼有内斜的毛病，因内斜而远视，由于久经矫正而收效甚微，现在已成弱视。一直说实在矫正不过来就去同仁医院动手术，但那只有美容的意义，左眼可不再略显偏斜，却无法改变弱视，甚至还会导致近盲效应，所以，至今也就还没有去动手术。


    儿子的左眼为何斜？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若说先天的，他两岁以前，我们只觉得他一对黝黑的瞳仁葡萄珠般美丽，从未感到左眼略向内偏。若说后天的，可回忆出两岁多刚会唤人时，被邻居中一位鲁莽的小伙子——他当时尚未成婚，却极喜欢小娃娃——抱到他家去玩耍，后忽然听到儿子大哭，随即他抱着儿子来我家连连道歉——在他没抱稳的情况下，儿子一下子摔向了他家饭桌，正好磕着了眉骨，且幸没有伤着眼珠，当时心中大为不快。但人家绝非故意，而看去也确乎只是左眉棱起，红肿一块，眼珠依然黑白分明，只觉得是“不幸中之万幸”，便敷上一些药膏，渐渐也就平复。但后来又过了不知多久，忽觉儿子左眼球内斜起来!那绝无恶意的邻居莽小伙儿，怕就是导致儿子左眼出现问题的祸首吧?不过后来医院里医生细细检查之后，却又说很难断定是后天摔碰所致，有的先天缺陷，是要到孩子渐大以后，才由隐而显的——于是，后来我就对妻说：“你也这样想好了，都是我那精子里潜伏的遗传密码，导致了这一后果。”她颇不以为然，我却从这一自我定性中，获得了很大的心理满足。我满足于：儿子毕竟是我这一个体生命的延续，我愿我生命中的种种优势遗传给他，我也承认我必有显性或隐性的弱点乃至劣势，延续到了他的个体生命之中，我坦然地承担我对他先天素质的全部责任。同时，我相信就如同我从不怨责我的父母给我遗传着某些弊病似的，儿子将来也不会怨责我没有把他生成得更完美，更具有在这人世上的生存竞争优势。


    我从没觉得儿子如何超常地可爱，超群地聪明，然而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我的亲子。


    因为我有浓酽的父爱，我常常把他抱在怀中，除了亲吻他那结实的脸蛋，又总不住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的胳膊和小手，双腿和脚丫，脊背和肚皮……


    十几年以后，儿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当年邻居中他的一位同龄人，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那小伙子有一天到我家新住处来玩时，对我这样说：“刘叔叔，我真羡慕他——”他说着指着儿子：“您从小就总抚摸着他，我小时候可没人抚摸过我，稍大点以后，我渐渐懂事了，看见您把他揽在怀里，轻轻抚摸，心里就痒痒。到后来，再看见这种情形，我就浑身的皮肤，全都麻躁起来!”啊，他所说的，即“皮肤饥渴症”，他生母早逝，生父娶了后妻之后，两人都对他非常不好，尤其是后母又生下个弟弟后，他简直就成了“多余的角色”。


    当然还没有发展到打骂或不管温饱的虐待程度，但从未给予他轻抚柔摩的父爱和母爱，令他成人后回忆起来，再加对比时，铭心刻骨地感到哀痛的!


    爱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做父亲的，也如母亲般地乐于抱着他，把他拥在怀中，亲吻他的脸蛋，抚摸他裸露的皮肤和头发，挠他的胳肢窝而逗他欢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责任和人生乐趣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子女温饱，教他们知识，予他们训诫，驱他们读书劳作……都还不足以体现出父母对他们的亲子之爱。轻轻地抚摸他们吧，给他们以温柔的摩挲吧，这应是他们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最重要的身心滋补剂，这也应是初为人父人母的你我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快乐之一!


    爱幼子，同爱一切新生的、幼小的生命、事物的心态，是相通的。


    即使是狮虎狼豹那样的猛兽，其幼兽只令我们觉得活泼生动，绝不致产生恐惧之感。


    即使是犀牛、河马那样的丑兽，只要一缩小为稚嫩的小兽，乃至缩小为仿制的玩偶，我们也就消除了丑感而生出欣赏之心。


    甚至小鳄鱼也有种娇媚之态，刚从破裂的蛋壳里爬出来的小蛇也有种令人怜惜的憨像。更不用说幼小的孩子，无论黑、白、黄哪种肤色的，也无论他们的眉眼如何，只要显现着一派稚嫩的情态，我们就忍不住心生爱意，想去摩摩他们的头发，拉拉他们的小手，乃至吻吻他们的脸蛋……


    不能爱好幼小的生命，起码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生命的历程有其两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贯崇尚尊老，这其中有着值得永远发扬的精华，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也有过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有过褒扬“郭巨埋儿”那种古怪做法的文字。生命的两端本来都值得格外重视。爱幼与尊老本应成为相辅相成的旺健民族的生命力的驱动轴，然而“郭巨埋儿”那样的故事偏把新生命与老生命人为地对立起来。对立的结果，是肯定了老生命的无比崇高的价值，而主张以鲜活的新生命的彻底牺牲，来成全老生命的有限延缓——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先贤鲁迅先生提及此“孝行”时，便愤懑地发誓，要用世界上最黑最黑的咒语来诅咒“郭巨埋儿”一类的文化心态，那真是传统文化中地地道道的糟粕!


    小说家钟阿城在一篇纪念其父钟惦的文章中所忆说，他18岁那年，父亲坐到他对面，郑重地对他说：“阿城，我们从此是朋友了!”我不记得我父亲是从哪一天里哪一句话开始把我当作平辈朋友的，但“成年父子如兄弟”的人生感受，在我也如钟阿城一般浓酽。记得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里，父亲所任教的那所军事院校武斗炽烈，他只好带着母亲弃家逃到我姐姐姐夫家暂住。我那时尚未成家，只是不时地从单位里跑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只有我和父亲独处时，父亲就同我谈起了他朦胧的初恋，那种绵绵倾吐和絮絮交谈，完全是成人式的，


    如兄弟，更似朋友。几十年前，父亲还是个翩翩少年郎时，上学放学总要从湖畔走过，临湖的一座房屋，有着一扇矮窗。白天，罩在窗外的遮板向上撑起，晚上，遮板放下，密密掩住全窗。经过得多了，便发现白天那扇玻璃不能推移的窗内，有一娟秀的少女，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朝外张望。父亲自同她对过一次眼后，便总感觉她是在忧郁地朝他投去渴慕的目光，后来父亲每次走过那扇窗前时，便放慢脚步，而窗内的少女，也便几乎把脸贴到玻璃之上。渐渐的，父亲发现，那少女每看到他时，脸上便现出一个淡淡的，然而蜜酿般的微笑。有一回，更把一件刺绣出的东西，向父亲得意地展示……父亲呢，每当再走近那扇矮窗时，也不禁嗓子发涩、心跳急促起来……后来呢?父亲没有再详细向我讲述，只交代：后来听说那家的那位少女患有“女儿痨”，并且不久后便去世了。那扇临湖的窗呢?据父亲的印象，是永远罩上了木遮板，连白天也不再撑起——我怀疑那是父亲心灵上的一种回避，而非真实。也许，父亲从此便不再从那窗前走过，而改换了别的行路取向……


    对父亲朦胧的初恋，我做儿子的怎能加以评说!然而我很感念父亲，在那“文攻武卫”闹得乱麻麻的世道中，觅一个小小的空隙，向我倾吐这隐秘的情愫，以平衡他那受创后偏斜的灵魂!


    也许，就从那天起，我同父亲成了挚友。


    如今父亲已仙逝多年，我自己的儿子也已成人，当我同儿子对坐时，我和他都感到我们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再需求我的物理性爱抚，我也不再需求他的童稚气嬉闹，我们开始娓娓谈心……


    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生享受。

 我的平民朋友

    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于是我们便浮一大白。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进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却到处撂着些“破书烂纸”!


    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层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结识一些平头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点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出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


    作，尚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点，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点花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点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爱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水中，我喜欢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拔。其中一位为了拔蒲草，索性脱光了跳进水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水里长满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水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水草纠缠，还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体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体语言却常常表现在头颈部的摇动上。我就很喜欢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处，把他那颗大头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趣全在读其文章，而“读”平民朋友，那乐趣往往在有声的话语之外，在其生动的肢体语言之中。比如我一位当过消防队员的朋友，他说到不平事，或仅仅是听到我说起委屈，便每隔几分钟重系一次腰带，每次胸臂肌肉都块块饱胀，他言简语罕，这肢体符码的表达，却含意丰富。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交叉点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户只有3/10回住此处，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点上去了，哪儿查得出!我只好怅怅而还。当然，我为那位朋友高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或者会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交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认真地对我说：“总听你说，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好像你就那么趁(意为拥有很多)朋友。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时候，你再转脑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几个朋友!”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体都还依旧。


    当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补阙而处之欣欣然为标准，则我的所谓平民朋友，说到底也并没几个。


    友情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朋友之称实不应谬安。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长流淌，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盈着善意，这便是友谊的象征。

 我与新时期文学

    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第613页，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在第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


    (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


    (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从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关于《红楼梦》的问答


    ［按］这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访谈节目，已于2006年7月10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和10频道播出四次。现将节目中我对主持人及现场观众提问的回答摘录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多大岁数？


    刘心武：我想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发现父亲睡觉的床的枕头特别高，我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书里面还有绣像，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他怎么看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觉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发现我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我。所以我最早看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12岁这个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红楼梦》的时候，您爱挑着什么看？


    刘心武：爱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就是肢体语言比较少的人，我读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书里面的人替我发泄了。还有那个醉金刚倪二那段我喜欢看，这些都是配角，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隆福寺附近，什么东廊下、西廊下，《红楼梦》里面有这个地名，有这个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兴趣。


    主持人：后来到多大的时候，您觉得开始能懂一点《红楼梦》这本书的味道了？


    刘心武：我觉得那还是在青年时期了，应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时候看《红楼梦》就很安全了，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他的一些意见，后来评红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红楼梦》又重印了，所以那个时候读《红楼梦》。读《红楼梦》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种沧桑感。过去读，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林红玉，小红，她说“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原来哪能被这种话打动啊？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很年轻，不是很老，可是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人情，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出味儿了。


    主持人：那您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懂得《红楼梦》了？可以出来说说《红楼梦》了？


    刘心武：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就已经读通《红楼梦》了，敢出来说了。我再强调一下，是《百家讲坛》一而再、再而三地非把我拉到这儿来讲，我一再跟他们说我不讲，因为我没有自信。录的时候我很认真，我这个人是这样，要不我就不答应，答应以后我就挺认真。比如说今天这个节目，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在这儿老老实实，你问我什么我能说我就都说。效果怎么样，我既没有预期，也没有预料到，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行。有人说你想出名，其实说句难听的话，我早就出过名了，我不需要再出名了。（掌声）所以应该说是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仍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说把《红楼梦》就读懂读通了。我觉得越这样倒越好，因为我如果都觉得自己完全都读懂读通了，完全正确了，在这儿讲《红楼梦》，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了，那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不会再去读了，因为我就会觉得还读它干吗？我还要读，还是仍然充满了新鲜感，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


    主持人：《红楼梦》这本小说中，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呀？


    刘心武：这个在我录的节目里面我已经说了，我说我最喜欢妙玉，这使很多人大吃一惊。王蒙，我的一个同行，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通电话，他就曾经说，你怎么会选妙玉啊，妙玉最讨人嫌了，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


    主持人：清高、孤僻。


    刘心武：是啊，很多人就这么理解，特别是被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给糟蹋了，连起来形成那样一个形象，其实我就觉得妙玉她是很不容易的。每个人喜欢什么都有自己的个人原因，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孤僻，不合群，我为自己的个性问题在人生当中遭受到好多挫折。其实说到底的话，外包装可能是觉得政治性或者是社会性的，其实就是性格悲剧!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恶意，也挺好的，但是人家就觉得你，德行，是吧？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从妙玉这面镜子里能看到自己。我喜欢她并不等于说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正面形象或者是一个应该去学习的楷模，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曹雪芹对这个生命的解释，让我觉得最能接受。她的全部的优点、缺点、弱点，就像那个邢岫烟批评她，“男不男，女不女，僧不僧，尼不尼”，这是很尖刻的批评。但是妙玉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因此我对自己也有一份自尊，一份自信，一份自爱。


    主持人：我想问的就是，妙玉身上的什么东西让您如此喜欢和敬重？


    刘心武：因为从书里描写她具体的出身、后来的生存状态来说的话，她保持一种个人尊严是很困难的，可是她保持下来了。比如说她已经到京城了，师父圆寂了，师父又不让她回南方，贾府要请她，她要求你下帖子，你可以说她拿架子，你不下帖子，你这个权贵之门以势压人，我不去。再比如说她接待贾母，贾母第一句就说“我不吃六安茶”，她是老祖宗嘛，她说话就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最慈祥的话和最专制的话，她想说她就说，妙玉就敢软顶她。而且妙玉早就防着她这点，这是妙玉聪明之处，我觉得很厉害。另外像林黛玉，谁敢说林黛玉俗呢？你说林黛玉小心眼、体弱多病，你敢说林黛玉俗？她还俗？但妙玉就不客气，点一句，“你是个大俗人”，不是一般的俗。这就是直来直去的语言，在社会交往中敢使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直抒心臆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妙玉的为人处事，她有一个前提，她在维护自尊和自爱的前提下，她并不去妨碍别人。她对别人没有进攻性，没有侵略性，甚至于根据我的探佚，她后来还能够去救助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存在应该容纳。我呼吁我们社会要容纳怪人，要容纳社会边缘人，要容纳性格孤僻的人，要容纳内向的人，要容纳说话难听的人。


    主持人：我先代表您的反对者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进行的这种原型研究，在历史中去找寻人物来跟小说中的人物做对比，这样就使得您整个的研究带有了一种侦探小说的色彩，所以有些人质疑您，说您是不是在编故事？您是不是把您当作家的、写小说的才能给用在了学术研究上？对此您怎么看？


    刘心武：我觉得他产生这样的想法，作出这样的评论是他的事，我不一定非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再去寻找一个答案，因为我这个事已经做成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所有《红楼梦》研究者都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欠缺。这是我们大家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包括曹雪芹究竟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起码最近出了两本书，其中一本书的作者他就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但是曹?是不是曹雪芹的父亲，也仍然没有过硬的史料能够鉴定这一点。还有一个人士，他主动把书寄给了我，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洪〖fjf〗澳〖fjj〗，就是写《长生殿》的那个作者，都能够举出不少的旁证。所以我觉得都应该尊重，虽然我是站在《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样一个立场上，从这点出发来研究的，但是我很尊重人家的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有人认为就是说我这个跟他不一样，我属于编故事，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他可以有这种看法，就好像我觉得，那个人说是洪〖fjf〗澳〖fjj〗，他也找些根据，我觉得他可以有他的看法。在一个社会上，对一个事物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供大家去选择，这个社会不才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主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会把《红楼梦》中的秦可卿这个人物，当成一个解读《红楼梦》的钥匙？


    刘心武：这有两个原因，有一个是非常私密的原因。我呢，你看我坐在这儿，基本上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个北京人，因为我八岁到北京的，然后我就没离开过这个城市，短期出去访问不算，我就定居在这儿了。但是我的诞生地是四川成都，四川成都什么街呢？育婴堂街，什么叫育婴堂？育婴堂就是养生堂。我不是养生堂的弃婴啊，我不是。（笑声）但是在抗战时期，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差，那条街房子租起来比较便宜，我母亲当时很艰苦地在那儿，都不是到医院把我生下来的，是在家里面，请一个人把我接生出来的，所以我生在育婴堂街。因此我阅读《红楼梦》文本的时候，发现秦可卿是养生堂抱来的，我就跟别的读者不太一样，我就比较敏感，这当然是一个太私密的原因了。所以，从小我读到这儿就有一个心理反应，哎哟，养生堂，因为我母亲多次跟我说，育婴堂就是养生堂，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她引起我的疑问最多。其他的角色当然都会有疑问，因为我是认为前八十回基本上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高鹗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拿十二钗来说，除了秦可卿以外，那些人的结局怎么样也都是一些疑问，但是那些疑问不那么尖锐，秦可卿是一个在前八十回里面就已经死掉的一个人，而且在十三回就死了，可是她却留下那么多的疑问，所以引起我探秘的兴趣。


    主持人：把秦可卿跟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找寻原型做研究，这种原型研究的方式是您发明的方式，还是自古就有的一种研究方法？


    刘心武：这种研究方式自古就有，古到什么时候我不敢说。其实我的研究方法是两个，一个方法是原型研究。原型研究起码是从上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界很常见的一种研究模式，比如说英国，一般认为《简?爱》这个作品就是作者自己带有自传性的作品；再比如说《大卫?科波菲尔》，一般就认为是狄更斯的自传性作品；比如像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复活》里面那个聂赫留朵夫就是以他自己作为原型，里面那个妓女马斯洛娃也有一个原型；像巴金的《家》，巴金去世前后有很多关于巴金的文章，都指出来，他的《家》群体原型就是他自己成都的那个家族，其中大哥觉新就是他的亲哥哥。所以这个原型研究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古典的研究方式。我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就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是上个世纪在西方出现的一个文学研究的流派，就是主张文本细读。你作为一般的读者，你可以粗读，而现在有一种叫作对角线的读法，更可怕，就是很大的一版文章，溜一下，就是划一个叉子，他就算知道内容是什么了。因为现在社会信息量很大，这也是一种读法。但是你要研究《红楼梦》的话就得文本细读，我是用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结合起来以后我觉得有成果，我很愉快，我就继续往下走。


    主持人：既然原型研究是早已有之的一种研究方式，为什么这次在这儿，咱们遇到了这么大的风波呢？


    刘心武：我觉得这是因为一些现在的被人称为是主流红学家的人，他们思想僵化了，当然这样批评人家，我挺不好意思的，可是没办法，因为他先批评我。（笑声）你看我的那个讲座，从头到尾有一句批评别人的地方吗？没有，是吧？而且我一再说我的不一定对，我说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我也很尊重。我记得还有一次我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说我给你作揖了什么的，好像都保留在剪辑出来的节目里面了。


    主持人：我们在节目里看见了，您一直在承认错误，说我说得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刘心武：可是他们那么生气，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僵化，他们僵化就是他们把《红楼梦》的研究模式，认为是一种规范，把它凝固住了，不能流动了。比如说他们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阶级斗争教科书，你就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就行了，研究的办法就是，比如说以第四回为总纲，四大家族怎么压迫奴隶。


    主持人：护官符。


    刘心武：护官符，这个是很值得尊重的一种研究的角度，而且观点也自成其说，也非常有参考价值，但是你得容许别的人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们经营那么多年，是吧？他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觉得你怎么一下子闹腾这么欢，影响这么大，可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主持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整个揭秘《红楼梦》又引起巨大反响之后，在这个事件中，您觉得会让您感觉比较欣慰的事情是什么？让您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刘心武：比较欣慰的就是我觉得好像确实引起了一些原来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的、特别是年轻人，对《红楼梦》产生兴趣，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原来是写《班主任》，你关注社会现实，现在你为什么不关注社会现实，你去关注《红楼梦》了？我就觉得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这种涌入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的年轻一代，他的时间完全用来看美国大片，看韩剧，或者看翻译小说，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就比较轻视，或者没有轻视的前提，他们就没工夫，没有兴趣。


    所以我通过这样一个讲座和两本书，起到了我作为一个退休金领取者所能发挥的余热。《班主任》的时候我三十多岁，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我还能够引起一个轰动。这个轰动的效应之一使我欣慰，就是说有些年轻人原来不知道中国还有《红楼梦》这么有趣的书，先不说它多伟大，你可以先说它不伟大，就是说它怎样的有趣，我需要引起他们的兴趣。


    主持人：其实刘老师也已经间接地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他有点儿“不务正业”，他现在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他的正业是颐养天年。在这种情况下，他干什么都可以算正业，是吧？您继续。


    刘心武：我不是专业作家，我也不是有工作任务的人，我现在完全可以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可是你看我还介入社会，而且介入到这种程度，引起大的争议，所以我自己感到挺欣慰。不欣慰的、不开心的，就是我不太愿意再抛头露面，不太愿意再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说良心话，咱们说真格的，我也不太愿意在招人喜欢的同时，又那么招一些人恨。可是这次就出现这个情况，喜欢的，确实喜欢得要命；不喜欢的，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这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实际上《百家讲坛》开头请我来讲的时候，我是很勉强的。因为我当然跟像你这样的大明星还两回事，可是，你先别摇头，我也沾了点上电视的光。我到百货商场，人家说，哎呀，你是不是讲《红楼梦》的那个老头啊？是吧，我也能被人认出来，所以别光以为能认出你来，他现在也能认出我来，可是就特别难为情。有一次的表现，我现在挺后悔的，因为我到一家餐馆去吃饭，马上大堂经理就过来，刘老师，欢迎你，你是刘老师吗？我当时因为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就特不愿意让人知道，我说对不起我不姓刘。当时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我也没法?纠正。


    主持人：那您在面对其他的听众、观众的时候，您期待的是哪种态度不管对方是同意您的看法，还是不同意您的看法，您愿意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您愿意跟他们做什么样的交流？


    刘心武：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态度，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预设一个前提，你必须得对我什么态度，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什么态度你都得承受。比如说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签名售书，有人背上贴着一个大红心，“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看了吓我一跳，什么意思？是不是咒我呢？人说不是，现在流行，年轻人，这是最铁杆的，叫“骨灰级”。还有一个，我看了以后不说吓一跳，但也很吃惊，就是“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这种我也得接受、承受，因为人家支持你。还有比如说网上，就是一种谩骂，或者是一种有点“文革”大字报气息的文章，人格侮辱或者是人身攻击什么的，那你也得承受。因为人家就有这个想法，是不是？你没道理禁止人家，所以我现在的态度就是说我都承受，因为这个事是我做的，我讲了，播了，书出了，好像那个钢琴的键，从高音到低音，那你就都得承受。


    主持人：其实来我们的节目讲《红楼梦》的学者不仅您一个，但是引起反响最大的是您一个，所以我就想除了您的研究的内容之外，其实它还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您的表达方式。您的表达方式比较利于观众接受，所以大家听懂了，有兴趣了，我想跟您聊聊您的表达方式，比如您专门学过吗？演讲啊？训练过自己吗？


    刘心武：我在接受这个节目的录制之前，跟编导接触，跟制片人接触，我很同意他们的一个定位，就是咱们电视，不是一个电视大学，它就是一个为普通老百姓，为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服务的。上了班挺累的，上着学作业好不容易弄完的，是给这些人，某种意义上来说看着玩儿的。就是讲学问，也是以一种消遣、消闲的形式，去激发他们对学问的兴趣。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您是有意识地把这些学术研究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刘心武：对，有人说我编故事，其实我所讲的都有依据。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依据讲出来呢？这是很麻烦的，比如说我讲到秦可卿，她的原型，跟胤〖fjf〗恶〖fjj〗家族有关，胤〖fjf〗恶〖fjj〗他开头呢，为什么叫胤〖fjf〗恶〖fjj〗？后来为什么叫允〖fjf〗恶〖fjj〗？我一一说明出处，是哪部书的第几页，或者我参考了哪些人的有关的著作，那你想这个节目能播出来吗？播出来以后能有人看吗？是吧？毕竟这是《百家讲坛》，我不是要完成一个我的学术成果，也不是说听了我的人以后就纷纷做《红楼梦》的学问，他能够对《红楼梦》感兴趣，目的就达到了。


    主持人：我想可能学者们是担心怕观众如果听说过很多其他版本的东西之后，他把各种各样的版本混为一谈，把文学作品、把戏曲、把电影、电视剧跟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比方说你问一个小孩说，你讲讲清朝历史，康熙皇帝是什么样的人，小孩会跟你说，他是韦小宝的哥们儿，韦小宝有七个老婆，其中有一个是他妹妹，这就毁了，大概学者是担心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观众有足够的识别的能力，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这种问题。


    好，现在我们要给一点时间，给现场的观众，关于刘老师的红学研究，有愿意提问的，现在可以提问。


    观众：刘老师到《百家讲坛》来，揭秘《红楼梦》，揭秘秦可卿，在《红楼梦》红学当中又创了一个分支――秦学，对他这种钻研精神和研究态度，我是很佩服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刘老师怎么创意或者是当时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人物的原型？作为我这么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讲，我一下子搞不清这个关系，知道了《红楼梦》人物的原型，对我们理解《红楼梦》、阅读《红楼梦》这本书，或者是研究《红楼梦》，有什么关系


    刘心武：他问得非常好。他这个问题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的研究动机，是否有不良动机。现在我就跟大家说，我觉得我的动机是良好的。因为我自己写小说，在写作当中就碰到一个问题，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的翻译越来越旺盛，外国文学的新潮传到中国来了，那个时候作家之间言必及比如马奎斯、福克纳什么的，你见面不谈的话你就落伍了。很多作家也是进行揣摩，他们怎么写的，怎么魔幻的，怎么变形，或者怎么意识流等等。我自己也很热心，也参与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从中也获得很多营养。但是我一想，我还是用母语写作的一个人，在中国我也还是坚持用自己的母语来写比较传统的写实性的作品。这样我就觉得，我首先还是要向咱们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学里面的经典作品来借鉴，首选就是《红楼梦》。特别是那个时候我正在构思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叫作《四牌楼》，这个小说构思的总体来说，它是具有自传性、自叙性、家族史的性质，而《红楼梦》正好是这样一部书。怎么把自己掌握的生活素材，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把他转化为艺术形象，就是从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这是我要完成的一个事，这是我的动机了。当然研究《红楼梦》就要反过来了，因为它是一个成品，它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曹雪芹写完的东西，我就要看看它这个人物形象从哪里来的，这样对我的创作有好处，所以这是我的动机。


    第二个问题刚才问得特别好。你要写小说，你这么去探索，你去搞秦可卿原型研究，从秦可卿入手，把所有那些你感兴趣的人物都研究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听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呢，我在这儿还要再次声明，就是我的研究是很个性化的，是一个个案，绝对不要觉得我的研究就是一个标准，一个正确的东西，一个你必须接受的东西。我到电视台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一再声明这一点，没有这个意思。那你没这个意思，你又不保证正确，你讲给我们听干吗呢？我要引起你对《红楼梦》的兴趣。


    主持人：那您目前的工作，您称之为很边缘的工作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刘心武：我的工作是四部分组成：


    第一，我当年是以写小说引起大家注意的，所以我继续写小说。最近我还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六千字的小说，六千字小说是很典型的短篇小说了，是我从美国访问回来以后写的，所以我不断发表新的小说作品。


    第二项工作，我写大量随笔。我这些随笔多数都是排解我自己心中的郁闷的，因为现在社会压力太大，得忧郁症的人很多，心理问题很多，我经常对自己清理，自己进行心理卫生，所以我首先是写给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以及那些跟我境遇相同的人，然后大家共同地做心灵体操。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叫作《五十自戒》，这篇文章当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一定影响。我觉得我五十岁了，我会不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突然坐在客厅沙发上，想到自己已经不那么有名了，现在出名的作品都是别人写的了，特别是年轻的，开始叨唠年轻人如何不对，我说我要警告自己，不要这样生活。我觉得十几年来我现在可以很欣慰地给自己一个评价，我没有那样生活，我不嫉妒年轻人，我不嫉妒那些现在销量比我大的小说作家，不嫉妒那些排行榜上的作家，不嫉妒那些新获奖的作家，我继续做自己的事。这个当中我也通过随笔不断调解自己的心理。这是第二个工作。


    第三个，我写建筑评论，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算文学吗？这个东西就是跨领域的一种书写，我已经出过两本书。


    第四，《红楼梦》研究。我研究的大的方向其实主要是私淑一个红学大家，就是周汝昌先生，我是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我的秦学研究的。我们这个研究是有两个最根本的出发点，说起来非常简单，一个是我们坚持让大家注意，《红楼梦》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是一回事，高鹗是一个续书者，他的后四十回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人不认识，生活的年龄段也不一样，没有过交往，因此就是说高鹗你说他续得好那也是他一个续书好，所以我们研究就是研究前八十回。第二个，我们的前提就是认为前八十回、现在流行的版本也不好，所以你看我在我的讲座里面一再提到古本《红楼梦》。现在我就要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我就打算把周先生，他和他的哥哥，已经去世了，叫周祜昌，还有他们的女儿，用了半个多世纪所完成的，把十三种古本《红楼梦》，一句一句地加以比较，然后选出认为是最接近曹雪芹或者符合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的那一句，构成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版本已经正式出版了，但是很寂寞。我打算向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推荐这个版本，我作为一个评点或者导读，我要做这件事。并不是说我们最后这个版本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努力地把我们这一个共同观点的这些研究者或者爱好者，把我们的成果奉献给这个社会，奉献给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


    主持人：这是您的边缘工作的四项，您的边缘人生主要包括些什么内容？


    刘心武：我边缘人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到田野里面画水彩写生画，这构成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乐趣。我为什么在农村画，我农村有一些村友，有的村友跟我特别好，他们知道哪儿有野景、野地。在我选择的书房附近还有残余的湿地，还有一些具有野趣的田园，我去到那儿画水彩画，是我生活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乐趣。


    主持人：就是说也许某一天，我们也会看到您的画册。


    刘心武：这个不敢说，这个主要是自娱。

 在美国讲红楼

    抱养女婴


    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到纽约去讲《红楼梦》。他们提供的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2006年4月12日登机那天，到登机口一看，几乎全是洋人。坐下来环顾，发现不少洋人全带着孩子。再细看，呀，那些孩子怎么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国娃娃。更仔细地看，那些婴孩应该全是女娃儿。携带她们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两口子，更多的则是单身的妇女或先生。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就能看出他们对自己携带的女娃非常疼爱，有的紧搂怀中，有的给坐在折叠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则弯腰扶着小胳臂让其试步……


    原来，跟我同机的，有一个不小的美国领养中国被遗弃女婴的团体，他们已经在中国办理完所有相关手续，正带着自己选中的爱婴，返回美国。


    美国人从中国领养女婴，始于1992年。首批被领回去的，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目前这种从中国福利院领养去的弃婴，据说在美国已经累计达到六万多名。被领养的弃婴几乎全是女娃，有“中国妹妹”?之称。?


    飞往纽约的航程里，我一直在琢磨，怎么那么巧我揭秘《红楼梦》，是从书里的秦可卿入手，而书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说，秦可卿本是一个小官吏从养生堂里抱养出来的女婴。当年的养生堂，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当然，旧时代的养生堂(又叫育婴堂)黑幕重重，现在的福利院应该是一个健全的民政机构。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类机构所收养的弃婴，总不能长期留存在那里面，根据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让社会上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从中领养，是中外古今这类机构惯常的行为方式。


    看过英国19世纪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旧时代，西方的孤儿院(也就是育婴堂、养生堂)里的弃童过着怎样非人的悲惨生活。而他们被领养出去后，多半又会被当作童工驱使盘剥，只有希冀偶然的运气，才能终于脱离樊笼，回归到正常(实际上也就是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养生堂也是暗无天日的地方，从那里抱养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当作学徒，女的往往成为丫头，命运稍微好些的，也不过是成为小户人家的养子养女。对于他们的来历，父母讳莫如深，他们长大后有所疑惑、察觉，都会非常地痛苦。就因为他们“来历不纯”，所以会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婚姻、就业等方面，遭遇障碍，形成坎坷。


    美国19世纪小说家霍桑的《红字》，虽然讲的不是养生堂的故事，但是书里的那个女孩珠儿，就因为她“不知其父”，“来历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说出她父亲是谁的母亲一样，每天身上必须挂出屈辱性的红a字，被示众、被歧视。这说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统问题仍是一个能制人于死命的严重问题。所以《红楼梦》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说秦可卿是宦囊羞涩的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出的女婴，却仅仅因为跟贾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双富贵眼睛的贾氏家族，成为宁国府三世单传的贵族公子贾蓉的正妻，确实是有悖那个时代常理的，不仅有悖那时中国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笔下描绘过的，以往西方社会的常理。那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症结”。


    飞机上邻座的一位美籍华人女士，跟我谈起美国领养团，她说这些白种美国人会为所领养的“中国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们入名校，最后将她们输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估计再过十年，这些女孩中长大成人的，会组成“中国姊妹会”，她们会意识到她们在美国社会里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她们会返回中国寻根(实际上现在已经有1992年抱养去的回来寻求“我究竟是谁”的答案)，会在美中各方面交流中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


    飞机开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现出纽瓦克国际机场的鲜明轮廓……?


    大娃娃心态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白人组成领养团，到中国福利院里抱养被遗弃的女婴到了纽约以后，我还经常跟那边的人士讨论。总的来说，每一位领养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体而言，他们有其共同点，就是出于朴素的人道考虑，觉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应该做这种珍惜生命的事情。这跟一般美国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怀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50年代，曾有很多美国人自愿领养韩国孤儿，六七十年代，积极抱养越南孤儿又形成一种风气。现在，尽管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生产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国的各大商场，中国的家用电器也令美国人觉得物美价廉，但是，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严重，抛弃女婴仍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婴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中国本土人士抱养这些女婴又并不踊跃，于是，一些知道了此种情况的美国人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自愿组合成了一批批的领养团，来中国抱养被遗弃的女婴。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国领养团，其中诸多镜头令我久久难忘。比如一位独身男士还为自己和女婴购买了头等舱的座位，进入机舱后立即布置成一个小小的游乐区，全身心地逗那女婴咯咯欢笑，他自己也高兴得像一个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触许多美国人以后形成的一个总体印象。比如这次赴美“弘红”――就是弘扬中国的《红楼梦》――本来就是到华美协进社二楼的演讲厅里去讲一番我的《揭秘》，后来却通知我他们要与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而且要把演讲的那一天命名为“刘心武日”。乍得知他们这个决定我真吓了一跳，毕竟我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识里的积淀都很深，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好，在哥大举办某某某日，怎么说也不应该轮到我头上，而且，我若接受下来，岂止是不谦虚，简直就是狂妄!但到头来4月15日还是搞成了“刘心武日”。上午我讲《秦可卿与贾元春之谜》，下午讲《贾宝玉和情榜之谜》，两讲前分别播放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刘心武抚摸北京》上下集，设台面展示出售我的若干著作，散发关于我的创作简历和有关我《揭秘红楼梦》引发大争论的材料，张贴了一些跟我有关的中英文报道及照片。我发现，美国人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我们既然请来了刘心武，手中又有若干资源，而事前报名订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兴一番呢他们并不把“刘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么郑重，融注进那么多的内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过一个跟刘心武有关的周末，在嘉年华式的活泼气氛里，顺便地了解到一点关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关于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相关信息。


    美国式大娃娃的心态，感染了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叮嘱我：“你可是负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国，我会见了华美协进社的社长、副社?长――?两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机构人文学会的双主席，来自内地的何勇和来自台湾的汪班二位先生。轻松交谈中，我就明白了，在纽约这个大都会，每个周末都会有无数的文化活动，且不说大都会博物馆和林肯中心里面，也且不说百老汇长街上的无数剧场和分布在各区的图书馆里，就是许多小型的文化场所，也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安排。某处可能有关于柬埔寨吴哥窟的研讨，另一处可能有某部东欧作品英译本的首发式。华美协进社本身，也开展着多种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一楼的展厅里就正举办中国青花瓷精品展。来一个刘心武，讲两场《揭秘红楼梦》，而且只是用中文讲，不过是一滴雨水，落进浩瀚的大海里罢了。认真对待是应该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讲座看得那么重要，动辄视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传播于周末消闲，“刘心武日”无非是个小小的周末游戏。进入这样的心态后，我那天的演讲，意态轻松，挥洒自如，反而获得了异常热烈的反响。


    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处学生宿舍休息，路经大学绿地，看见一些从新泽西州开车来听我演讲的人士，在草坪上铺开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讲，很是感动，也更有返老还童的欣悦。


    夏志清捧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数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纽约也是不少的文化界旧友新雨举办餐会，欢迎我和妻子晓歌。记得那回来的人甚多，以至餐馆包间的玻璃拉门都关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斗级人物有唐德刚先生，夏先生却仍不来“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显得十分硬朗，谈笑时声如洪钟。但这回再赴纽约，要把周汝昌先生嘱交的《我与胡适先生》面呈唐先生时，接待方告诉我，唐先生竟已中风，行动语言不便，我只好惆怅地把周先生大作和两册拙著给华美协进社的何勇先生，烦他转递致慰。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刚先生小一岁，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携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个85岁的耄耋老翁。他不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英文写作在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眼中也属一流，我感觉他已经具有熟练的英语思维，也具有了“美国大娃娃”的特点。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美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道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还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更加重要的是――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钟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90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待别人。


    石破天惊少一门


    我在哥大的讲座结束后，邀请方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双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总结发言。汪先生来自台湾，在美国多年，是华美协进社的资深教师，他中、英文都好，能够双语教学，而且对中国的琴棋书画都有研究，在京剧昆曲方面更是通家，能粉墨登场，唱腔做功，可与专业演员媲美。


    汪班先生说我的两场四小时演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石破天惊。对这样的评价，我是否应该立即谦辞我自己把这样的赞扬报道出来是否狂妄冷静下来回想，我觉得就那天演讲赢得的反响而言，确实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用北京土话概括，两个字就够：震了!


    这当然会引出反对我赴美揭红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忧虑，这岂不是明摆着我把美国那边的听众误导了吗我只好再次告诉大家，那边的听众没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导。对《红楼梦》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许会通过听我的演讲，去调整他的思路，或许仅仅是觉得多了一种参照；对《红楼梦》原来不甚了解的人，他也不会得出“《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结论，他会产生去聆听更多种解析的愿望。而最根本的是，人们听后会产生去找《红楼梦》来读的冲动，而绝不会出现“啊，那就用不着去读原著了”的想法。


    总体而言，美国的学术气氛，是特别欢迎个性化的研究，鼓励出新，宽容颠覆的。如果你宣布你的观点“正确”、“稳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讲是要“正导”他们，并且充满对异己“邪说”的批判与“警惕被某人误导”的劝谕，那么，他们去聆听的兴趣一定大减。我去后问邀请方：“是谁向你们推荐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他们说，本来也不清楚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多少频道，10频道是不对国外的，他们看不到，《百家讲坛》节目更无从知晓，但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引出的“围殴”、“口水战”被广泛报道，特别是境外一些传媒不但报道还对这件事予以评论，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个《揭秘》系列。反对者竟气愤到宣布我“不能到电视台去讲”、“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这就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设法找到光盘和书，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个性化，而且富于趣味性，觉得很适合他们的讲座。因为他们举办的讲座不是针对学界的，是一种向普通美国人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性周末活动。目的也并不是向美国人宣传“如何正确无误地理解《红楼梦》”，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动的演讲内容，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


    “石破天惊”只不过是形容我的演讲角度奇特、内容新颖、表达富于刺激性罢了。我只能用中文演讲，因此那天来听的论身份虽然基本上全是美国籍或绿卡持有者，却满场一片黑发黑眼，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只有寥寥几位，而且其中一个小伙子还中途悄然退场。这就说明，我的“石破天惊”尚缺一门，那就是外语门。如果我能不依赖翻译，自己同时用流利的中文和同样流利的英文把要讲的内容生动呈现，那效果才会是满局的“石破天惊”。华美协进社社长江芷若、副社长贾楠女士都是白人妇女，我写出的是她们为自己取的汉名。她们能说一点中文，但跟我进行深度交谈，就感到困难，也无法阅读我的两本《揭秘》。她们表示，华美协进社亟待开办那样的讲座，就是演讲者在中、英文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能够兼顾母语为中文和母语为英文的两种听众，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介绍出来。


    像夏志清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后继有人。原来是台湾、香港地区赴美的学者在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系里占据不少教席，担任系主任，现在，内地过去的学者渐渐脱颖而出，双语人才越来越多，有的已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担当系主任的工作也驾轻就熟。内地这边能过去以双语推介中国文化的人才，也在逐步涌现。我深知自己仅仅是一个在美国弘扬《红楼梦》的过渡性人物，仿佛一滴雨水，落入大海，微不足道。真正能使中国文化让更多美国人，特别是那边主流族群感到“石破天惊”的演讲者，快准备出发吧!


    维基基海滩赏诗


    和l君同往夏威夷一游，老友梅兄送我们到机场，领登机牌前，他把一个纸袋递给我，脸上现出顽皮的微笑，嘱咐我：“到了那边再看，在海滩上慢慢看。”


    从纽约先飞洛杉矶，再转机飞往檀香山，行程要十个小时，飞行中阅读是最佳消磨方式，我要读那纸袋里的东西，l君递给我一本书，劝我还是遵梅兄之嘱，到海滩再探究竟。我就捧读他给我的那本法国小说《幽灵》，据说在法国是畅销小说，译文也颇流利，但我读来只觉得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昏昏然，也好，迷迷瞪瞪地，不知不觉，飞机已降落到跑道上。


    夏威夷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以为那里很热，带了不少恤衫，谁知平均气温多在25度上下，时有小阵雨，外套还是少不了的。我以为可以用“天然金沙滩，翻飞银海鸥”来形容那里的海滨风光，却发现原来那是火山岛，海滩本来全是被岩浆烧焦过的黑石头、黑沙子，现在所看到的金色白色沙滩，全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沙子铺敷的。因为全境长期禁止捕鱼，近海生态特殊，并无海鸥飞翔，所看到的鸟类，大多是鸽子。我以为它已接近南太平洋，热带植被中必然多蛇，我最怕的就是蛇，自备了蛇药，但导游告诉我们：“这些火山岛全无蛇，如果说有，那只有两条，一条在动物园里，一条就在你们眼前――我，地头蛇啊!”我原以为夏威夷州花必是一种很特殊的热带花卉，没想到却是北京常见到的木芙蓉，或者叫朱锦牡丹……


    但夏威夷确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风韵。那里的土著以黑为贵，以胖为美，人们见面互道“阿罗哈”，无论是柔曼的吉他旋律，还是豪放的草裙舞，都传递给你充沛的善意与天真。


    我们下榻的宾馆离著名的维基基海滩很近，散步过去，租两把躺椅、一把遮阳伞，在免费的冰桶里放两瓶饮料，一身泳装，日光浴、海水浴交替进行，真是神仙般快活。我带去了梅兄给我的纸袋，靠在躺椅上，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册纽约出版的中文《今周刊》，于是发现，有一整页刊登着与我有关的古体诗。


    我赴美前，《北京晚报》已经刊载了周汝昌先生的《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今周刊》将其刊出，重读仍很感动。但让我惊讶和更加感动的，是在周老的诗后面，《今周刊》一连刊登了四首步周韵的和诗。第一首就是梅兄振才的：“百载探研似火红，喜看秦学掀旋风。轻摇扇轴千疑释，绽放百花四海崇。冷对群攻犹磊落，难为自说总圆通。问君可有三春梦，幻入金陵情榜中。”还有刘邦禄先生的：“锲而不舍探芹红，当代宗师德可风。十杰文坛登榜首，一番秦论踞高崇。揭穿幻像真容貌，点破玄关障路通。三十六篇纾梦惑，薪传精髓出其中。”陈奕然先生的和诗则是：“劫后文坛一炮红，长街轻拂鼓楼风。坚冰打破神碑倒，传统回归儒学崇。真事隐身凭揭秘，太虚幻境费穷通。阿瞒梦话能瞒众，还赖高人点醒中。”罗子觉先生和诗：“忽闻美协艺花红，纽约重吹讲学风。芹老锦心千载耀，刘郎绣口万侨崇。红楼梦觉云烟散，碧血书成警幻通。嗟我息迟无耳福，不惭敬和佩胸中。”


    除了步周老韵的和诗外，还有七首诗也是鼓励我的，其中周荣先生《聆“红楼揭秘”感呈刘心武先生》：“别开生面上层楼，秘揭兴衰话石头。百载繁华皆是梦，一朝零落不胜愁。独特扇轴论人物，妙析玄机证壑丘。文海千波红学浪，新帆风满正争流。”赵振新先生《无题》：“早有才名动九州，伤痕文学创潮流。红楼今又开生面，攀向层楼最上头。”


    我在演讲中说，秦可卿于我来说好比是折扇的扇轴，从她入手，甩开后便可见《红楼梦》全扇。几位鼓励者诗中都引用了此意，实乃知音。


    当然，我深知，这些人士，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识，有的尚未谋面，都属于我的“粉丝”，有的更取一特称叫“柳丝”。人做事需要扶持，出成果需要鼓励，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人至少需要三个人帮，国内海外皆有我揭秘《红楼梦》的“柳丝”，是我的福分。但我也知道，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国内见识过，海外未遇到，却未必没有。对于他们，我要说，难为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强烈的情感来对待我，凡他们抨击里的含有学术价值的那些成分，我都会认真考虑，但凡那些属于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话语，我就只能是付之一笑，我祝他们健康快乐，不要因为对我生气而伤身废事。


    赏完那些诗，朝海上望去，只见翻卷的海涛里，冲浪健儿正在灵活而刚强地上下旋跃，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永不退缩的弄潮儿!?

 我看《金瓶梅》

    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的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猎一些。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毋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睐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金瓶梅》的构思十分巧妙，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西门庆通过王婆拉纤勾引了潘金莲，潘金莲用药毒死了亲夫武大，武松得知后追杀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上杀死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是错杀了他人，并被发配，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当了第五房小老婆，于是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恶霸的全方位描写。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仅周旋于六房妻妾之间，还勾引仆妇奶妈，养外遇，宿青楼，乃至于潜入贵妇人卧房尽兴淫乐。有人统计，西门庆在书中几乎与20个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而细腻的描写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这书名里概括着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肉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潘金莲的形象，作为无时无刻不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是刻画得最活灵活现，凸现纸面，令人难忘的。庞春梅是在全书后五分之一的篇幅里，才升为“重头人物”的，这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更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间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越过了一县一府，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行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涨、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感念茅盾

    又到落花时节，郊区书房窗外草地上，粉白的樱桃花瓣仿佛许多个句号。生活总是分成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里我们总会遭逢新的境况，随之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心绪。窗外继续有花瓣谢落，窗内我整理着橱架上的图书。当我触摸到装帧极为朴素的上、中、下三册《我走过的道路》时，忽然心潮难平。


    那是茅盾的回忆录。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他生前开列的名单，盖上他的印章，分寄各人，我因此有幸得到。我细读过这三册回忆录，有过很多感慨，但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尽管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但近二十年来除了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常被人们关注外，茅盾的作品，对他的研究，都已经很不热闹。“茅学”始终没有形成，他的后人也很低调，不见出来撰文回忆、接受采访、促成昭显，以至在上面所提及的排序名单里，他几乎成了最寂寞的一位。


    二十几年前按照茅盾意愿，并且以他捐献的稿费为本金创建的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内地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究竟茅盾的文学理念是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究竟要不要符合这一理念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若干人觉得多余，甚至可笑。实际上无论是操办这一奖项的人士，还是争取这一奖项的人士，以及传媒的诸多记者，都已经完全把以茅盾命名的这个奖项，当作了一个可以容纳不同理念的作家与不同追求的作品的“荣誉筐”，其间的争论、调整及最后的宣布，都与我提出的问题了无关系。


    毋庸讳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又被别人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史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根本没有地位，被禁锢、压抑了许久的中国内地学人与读者，忽然读到沈、钱、张的作品，吃了一惊。原来被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家否定、冷淡甚至根本不转过眼球去看的这些作家，竟写出了具有那么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精品。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沈、钱、张热持续升温，而茅盾却简直是被雪藏的状态。其实在夏志清那本书里，也为茅盾列出了专章，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党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茅盾的小说主题先行，他按照主题要求设置人物、情节与细节，并且有据此开列详细提纲的习惯，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么个状况的情势下，这些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致命的缺点。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这也许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这还不是指1979年3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了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文坛的新手，进行了亲切而具体的讨论。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四人帮”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说：“就是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


    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撰著的原动力。《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


    茅盾在25年前的暮春谢世。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

 我与古典文学

    我不想正襟危坐地写一篇《我与中国古典文学》。我想坦白我在这个领域里的好恶，也许这可以帮助批评家和读者更理解我的创作。


    我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评论电影导演黄建中的新片《良家妇女》，题目作《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篇是评论前辈冯亦代的形式主义集《龙套集》，题目作《池塘生春草》。选用这样的诗句作文章题目，实在是因为我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自然而然地与记忆中枢中的这两个诗句碰撞在了一起。


    这就说明，古典诗歌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我曾经在一个笔记本上，译过数十首《国风》，那些被圣贤指认为有着微言大义的爱情诗，对我来说并不存在着少男少女热恋以外的情愫，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一首，我便毫不犹豫地翻译为：


    你为什么还不来?


    我的心，我的心，?


    我的心里只有你，?


    只有你那着青衣的身影，?


    就算我不能去找你，?


    可你为什么就不通个音信


    那时候，我大概17岁。


    《诗经》读过，《楚辞》啃过，乐府诗诵过，最后目光停留在唐诗和宋词上。早就听说领袖喜欢“三李”，也随着一种无形的潮流把三李的诗找来读了。李白自然是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令我心醉，但李贺能让我喜欢的不多。他的想象力自然是丰富的，但我不乐于接受艰涩的东西，比如《杨生青花紫古砚歌》，后来被采入中学语文课本，我当中学教师时，费了老大劲，也还是没有让所有同学弄懂“〖fjf〗佣〖fjj〗〖fjf〗丛〖fjj〗抢水含满唇，蝉酒苌弘冷血痕”的意思。就算终于弄明白了，也搞得意趣全无，所以，我还是喜欢平实、流畅、豁朗的风格。比如白居易的《村居苦寒》，在写过“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之后，他能有这样的自省：“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疲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我以为这便是人道主义精神，是深可感佩的，也是我应当勉力汲取的。


    宋词在精神内涵上对我没有太多的启示，但经常诵读的效应，是使我对中国文字的节奏感和遣词布局的奥秘有所领悟。


    “文革”中我手边只剩下三册印造得很粗糙的《韦苏州集》，我把它们压在枕头底下，夜深人静，一灯如拳，我便偷偷地取出来，随便翻翻。于是那些表现空灵和静穆的诗句，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竟仿佛一汪甘泉，深深地抚慰着我那颗被煎熬的心：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现在时过境迁，再读这样的诗，感受又不一样了，但韦苏州却几乎成了我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古代诗人。


    据说一般人读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总不免是先醉心于《水浒》，再热衷于《三国演义》，最后才是《红楼梦》。“少读《水浒》”尤其被认为是规律性现象。我少时也翻过《水浒》，但不知怎么搞的，感受似乎与同辈少年不同。我忍受不了卖人肉包子的行为，即使是英雄豪杰所为。李逵劫法场时，挥舞板斧一路砍下去，不仅砍了坏蛋，更砍了许多仅仅是看热闹或偶然路过的人，这类场面也刺痛着我的良知。还有若干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冷静下来，我觉得一百单八位好汉中，唯有浪子燕青完全符合我的内心取向。这种对《水浒》的态度大概是令许多人惊诧的吧!《三国演义》我不能耐心地一行行看下去，常常要把许多枯燥的段落跳过去，专拣那些有兴味的地方看。而《红楼梦》，是我所钟爱的。早在家长仍宣布那是我的禁书的时候，我便偷读了它，后来我不知又读了多少遍，常常不是逐回地读，而是翻到某一回，便读某一回。小红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曹雪芹未及塑造完这个人物，而高鹗的续书简直把这个人物写丢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话作者不让林黛玉说，不让晴雯说，不让平儿说，不让其他任何人说，而偏让小红来说，我以为绝非涉笔成趣。唯有小红看透了人情世态，她不随那一窝蜂似的少女们去追逐或幻想贾宝玉的爱情，而实事求是地衡量客观环境所能给予自己的幸福的最大限度。她既不是一味地“春困发幽情”，也不是徒然地“俏语谑娇音”，而是精心地设计，果敢地行动，稳扎稳打地迎向自己的目标。就前八十回的描写，小红所追求的贾芸也并不是那么不值得追求。高鹗后来把贾芸写得那么不堪，我想断非曹雪芹原意。另外，对《红楼梦》中的赵姨娘这个人物，我的感受也许更与众不同。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写其他人物时都能够平心静气地采取“性格二重组合”的方式，比如写作恶多端的凤姐，写淫荡无度的贾珍和贾赦，写荒唐霸道的薛蟠，都不仅“笔下留情”，而且细致地刻画出他们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又交融又拒斥的性格特征，如凤姐的机智爽朗、妩媚妖娆，贾珍的真情实意和贾赦的怨而不怒，薛蟠的天真憨厚、孝母怜妹，等等。但作者写到赵姨娘和贾环这一对母子时，下笔便不那么冷静蕴藉了，尤其对赵姨娘，简直是只写她的一面，让读者见而生厌，所以后来的评注者如“护花主人”之类，都用“蛇蝎”一类词语来给赵姨娘定性。但我通读《红楼梦》后，却不知怎么搞的，竟对赵姨娘生出了许多的同情。请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倘若说连晴雯，连司棋，以及那十二官们，生活中都毕竟有着乐趣，那么，对比一下吧，赵姨娘的生活状况，不是连她们都不如吗她那些在作者笔下被描绘得十分可恶可厌的行为，难道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和一种郁愤的发泄么她实在是极其不幸的。曹雪芹对她的同情和谅解何以几达于零，这真是一个谜。


    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采取一种很特别的攒花式的结构方式，小说里出现了几十个人物，却没有主要人物，这惹得一位外国汉学家问我：“你采取这种写法，是不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儒林外史》写一组人物，丢弃一组人物，贯串到底的人物不多，而我的《钟鼓楼》，作为众多人物组成的群像是贯串始终的。我读《儒林外史》时大约才二十岁，我不喜欢这部小说，当然那是因为我社会经验太匮乏，对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后来我没有再重读过这部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这个范畴是极其宽泛的。诸子百家的著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也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东西，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历史、地理著作，才跟文学明显地剥离呢我不知道。反正我读古书有时目的也不甚明确，比如读《洛阳伽蓝记》，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想了解当时的佛教盛况，还是为了欣赏那生动的文笔。读《西湖游览志》大半只是为了对照我在西湖足迹所至之处，得到一种联想的乐趣。读《虞初新志》纯粹是为了?猎奇。?


    也读过曲，读过传奇。不那么喜欢《牡丹亭》，尽管它的反封建礼教意识达到了一个令人敬佩的高度。《长生殿》竟未能卒读，太冷峭了。最喜欢的是《桃花扇》，读过许多遍。我特别喜爱《桃花扇》中第二十七出《逢舟》，人世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令人无法抑制种种切肤之想。不知为什么后来的昆剧并无这出折子戏的演出


    汗漫地扯了一通，总觉得挂一漏万。比如，《聊斋志异》所给予我的滋养，竟险些忘了提及。除了对蒲老先生关于女人小脚的一再赞赏不以为然而外，他的全部爱情故事，都给我一种超俗的美感，而且他把文言文写得那么明白晓畅，读起来简直不觉得是在读文言文，也真够令人惊异的。


    近年来，深感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之中，该吸收的信息实在太多了。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读得都不多了，主要是读中、外当代的文学作品，但偶尔也还是免不了要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李贺诗集》之类的书来，随便一翻，权作调剂：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很好嘛!说不尽其中的丰盈意味!这样看起来，前面所说到的对李贺的印象，也终究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没有水平的印象，看来许多过去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应在阅世渐多之后，一一重新体味，而许多以前未及读到的古典文学作品，实在应及时补课。只是人寿有限，时间无多，怎么办呢兹引陶渊明《杂诗》其一最后四句自勉：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