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一滴德国水，杯子便满了 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个的人说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么同这个人交往我会觉得困难。 然而如果一个政客，一个德国的政客说“我们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则会感到一种悚然。有自己的幸福的单个的人总会对那些没有他的幸福也没有自己的幸福的人视而不见。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常常会把那些没有他的幸福也没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踩踏在脚下。 政客的脸在电视屏幕上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抬起，如果不在室内，人们现在应当是可以看到一方天空的。 人们没有看见一方天空，但是看见了政客陶醉在自己的那句话中。 我关上电视机。那张脸消失了。那句话悬浮在房间的半空中。书架上，书脊默默地一个挨着一个。我在用目光找寻，暗自希望，书这会儿要是能开口说话该多好，要是能用它们的话来驳斥悬浮在房间半空中的那句话该多好。但愿它们能不断地这样去做。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去做。 布林克曼，法斯宾德，克鲁格，恩岑贝格，他们过去和将来永远不可能像德国足球队在这些日子中那么重要。 房间里，墙变得太白了。光线太耀眼了。椅子太硬了。我只好站起身，毫无目的地穿过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走过城市的街道，审视所有从我身边经过的行人，看他们是不是符合那句“我们是幸福的人民”。 一个女人提着两个购物袋。一个男人用劲关上车门。四个男人在艾都咖啡店围着咖啡桌站成一圈，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插着螺丝刀和折尺。一个男人独自坐在长凳上看报纸。 也许他们是“幸福”的。 火车站，一个老妇人，她在拉手风琴。鞋尖上放着一张纸：“我的音乐为穷人而演奏。”商场外面有一个乞丐。帽子旁边有一张纸条：“我失业了，我饿。” 他们不“幸福”。他们不属于幸福的人民。 我买了一份报纸。一篇文章，篇幅比伸开的巴掌还要小，但是“德国”这个词出现了十二次。第一句：“这是一个德国年。”最后一句：“世界格局中的德国年。”在头尾之间的句子中，“奥体馆的草皮经过德国绿色大夫的整治，已经焕然一新。”稍后又有一句：“草茎焕然一新。”然后是：“胜利是德国心灵的肥料。” 在同一份报纸上，还有一个这样的标题：“联邦共和国在1989年出生的德国孩子更少了。”这篇文章恪守了它的承诺：“德国”孩子的出生是有别于“外国”孩子的出生的：“据统计，在去年死亡的德国人比新生人口多87000人。而外国居民的新生人口则比死亡人口多71000人。” 我合上报纸。那些句子依然萦绕在我的脑中。我倾听了一下手表，它滴答滴答走得很准。指针一颤一颤地从一个数字走到另外一个数字。有三个孩子在内院里玩耍。他们相互不说德语。一个裹着白头巾的女人朝窗户外面喊着什么。 她如果读了这份报纸，太阳穴不知道会怎么跳呢。 这一天渐渐萎缩了，它潜伏了。我在自言自语着有“德国”的词：“德国的窗户，德国的门把手，德国的毛栗子，德国的云彩。” 晚上，德国足球队的男人们在用身体为人民的幸福做着最大的贡献。香槟酒和焰火发出砰砰的声响。 休闲的勇士们靠国家赚足了钱。德国国旗在今夜泛滥。落下了一场雨。飒飒的雨声。雨把旗子弄得粘嗒嗒的湿。一场由沉重的水滴组成的雨。 这是德国的雨滴。 一滴足够矣。因为杯子满了。 1990年9月 旁边桌子上的国家 在火车已开走和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我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店。为了不去考虑自己的怠倦，我观察游人。独自坐在桌边的人我观察得最久。也许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风景的轮回、车厢里的空气、高速的颠簸和呼啸而产生的怠倦。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撑住自己的脑袋，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额头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着咖啡杯，还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只脚，他的头发，他的耳垂，还有他的衬衣，西服，他脚踝上的短袜。 这个男人身上陌生得让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并不是那一样样东西，令我的太阳穴一阵阵发热的是这一样样东西彼此所产生的关系：手表和短袜，额头上的手掌和衬衣的领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儿，分头的发路和鞋子的后跟。 就在我的太阳穴在耳朵里咚咚作响时，喇叭播报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进站了。那个男人站起身，走了。扩音器里的声音告诉我我看见了什么：那个男人来自罗马尼亚。 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丝微光，如同无数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那人身上维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一个我所熟悉的国家刚才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说不清楚怎么认出来的，靠什么认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心中产生了一种躁动，一个念头，要走到那个男人跟前，对他说上一句话，然后立即离开，再也不回头。这个躁动从何而来，这个念头从何而来。还有那种突然产生的感觉：我不愿再坐在我的躯体中，不愿再从我的躯体向外看，不愿再带着我的躯体继续旅行，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还有那道缝，如同远和近相互扭打，扯出来的缝。 当年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把那次离开形容成是“换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化的词语。我从来没有把“故乡”和“思乡”的概念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当我在街上偶然听到身边有陌生人讲罗马尼亚语时，我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但是这不是思乡，也不是那种受到禁止和压抑的、隐藏的思乡。我找不到形容它的词：这就好比一种恐惧，一个人曾经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却又不认识这个人。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却永远看不见这个人。又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有可能变成这么一个人，只因他和某个其他人完全一样，于是便把那个人消灭掉。 我或许会在某些时候，或者在一次半梦半醒的夜间觉得罗马尼亚生疏了。这是一种恐惧。我知道，这个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如同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害怕在两步之间忘记了怎么走路的那种恐惧实实在在存在着一样。 在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可能笼统的陌生，同样我也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事物陌生。我的陌生，其他人也是这样，是对单个事物的陌生。 人不可能是地方的一部分。不论命运怎么安排，人不可能说自己的家在石头中，在木头中，因为人不是由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如果这是一种不幸的话，只能说陌生是一种不幸。仅此而已。 在商业街房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钟，它有两个指针，一个钟摆，但是没有表盘。钟的后面是空荡荡的天空。我向上望去，每次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喉咙上感受到了时间。 那个钟走的和我的手表不是一个时间。它显示的是早已经过去的时间——已经好几年前的时间。 天上那个钟的时间是地下的时间。 我每次都用这个钟的时间想象那些永无归属的人的时间。 旁边桌子上的国家在我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1990年10月 人质的黑眼眶 外交官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在同独裁的外交官打交道时，在同独裁者本人打交道时，在接近狂妄自大时，在接近犯罪时，外交官的表情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外交官的会晤在一个压抑的背景前进行：沙发，地毯，壁炉上的大幅油画，僵僵的花束。已经显摆得无精打采的贵族嫁妆。内室充满着一种阶级的厌恶。一个国家越是贫穷，缀饰就越加饱满，权力的表现就越加明显。 在权力的表现面前，外交官已经微不足道了。装饰令人窒息。只有在黑色的裤腿上能清楚地看见外交官的手，这是无法回避的。 但是脸不是这样。背景在模仿脸的倾听和窥视的神情。那个微笑，一个有意装出来的偶然：他要达到的效果是“好的”，也就是不出声的声音，掩盖感官，让它们逐渐淡去。 外交官脸上的神情如同水粉画颜料一般。喉头的周围是算计投下的圆圆的小阴影：猫和鼠在不断互换角色。从外交官的半边脸上已经无法辨别谁是猫谁是鼠了。 独裁专权的国家对外交会晤是这样报道的：“会见是在友好、融洽、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安排的文字。它几乎被淹没在僵化的日夜中，僵化的日日夜夜中。 西方民主没有这种文字安排，但是有经过安排的、含义明确的沉默。 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9月初同萨达姆?侯赛因的外交部长阿齐兹的会晤是这样报道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会谈感到“失望”。 “失望”这个词我是在新闻里听到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词。我不明白它的意思。在电视画面上我看到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腿窝。我在他的脸上找寻“失望”这个词。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他说话时嘴角一动不动，手掌上的手指僵硬。 由于外交官的表情即便和独裁者面对面也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裂痕每次出现的总是很突然，而且太迟。齐奥塞斯库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他是独裁者的时候，从来没有被称作过是“独裁者”。在他被推翻之前，“嗜杀成性”这个词从来没有人敢冒险用过。裂痕本应可以挫败独裁的企图，但是却被耽搁了。就连媒体也和政府一样用词谨慎。 凡是受过政治迫害的人，总是期望外交官的表情能表现出破裂。他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用眼角瞄着罪犯。他们也知道，外交官的克制是一种顺受。他们不露声色的表情，他们喉头上那个圆圆的小阴影忽视的是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们。他们将独裁的罪行合法化，将他们变成是可以对外交往的：马科斯，杜瓦利埃，诺列加，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侯赛因。明明知道却装作一无所知，这是一门职业。萨达姆?侯赛因后来会拿外国人当人质，这在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 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作为被释放的人质走下飞机。那个英国妇女说：起诉。德国妇女的话同外交官没有任何变化的表情很相似：“我们可以自由活动。”这是其中一个妇女的话。她说的是德语。这话什么意思。拴在长绳子上的自由。这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睡着的孩子。她用劲在脸上挤出如同水粉画颜料一般的神情。但是她脸上有某样东西拒绝配合：深深的、发黑的眼眶。 面对这个黑眼眶，记者们摆出外交官的没有任何变化的表情。他们不问：“您为什么在伊拉克？”“毒气设施”已经好几天不提了：精心考虑的沉默。但是，我的脑海中还在怀疑那些参与其中的丈夫们。我开始觉得有些悚然。人怎么会那么随便地、那么不经意地变得不讲公正。但是怎么样才能公正，而且不自欺欺人。德国婚姻家庭的生活在伊拉克被颠覆了。德国人质度过的这些天和专制统治下的，也包括伊拉克，被迫害者度过的每一天，二者的不同之处是非常细微的。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采取沉默的态度是一种玩忽职守。 面对人质的黑眼眶，没有一个记者会去想，把正在申请避难的政治受迫害者再交还给迫害他们的人，这意味着什么。 1990年11月 眼睛之间肋骨之间 一片土地和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这片土地可以从这个人身上碾压。这个人必须接受它的重量，尽管他承受不了这个重量。人们在承受这片土地：用脚底，用指尖，用脖子，用喉咙。 承受是相互的。 这片土地也在承受一个人，如果他成年累月地关门、开门、进家、上火车、在头脑里承载东西。他知道，这儿是玉米地，那儿是冷杉林或桦树林，那儿的下面有水和沙子。他知道这里每一年的冬天，每一年的夏天。他知道庄稼什么时候长什么样，甚至也包括杂草。他知道灰尘是什么气味，雪是什么味道。 他质疑一切：也包括这片土地系挂在他身上的重量，也包括他系挂在这片土地上的重量。可以看见一根细细的、承受着双重重量的线。 这片土地的境况越差，这个国家的境况就越好，这片土地就会愈加退缩到国家的身后。每天挪动一点点，可以感觉出来。 在独裁专权的国家，能看见的已经不再是国家下面的这片土地。凡是生长的，或者飒飒流动的，或者盛开的，都有一只眼睛。就连立着的、卧着的，也都有一只眼睛。也包括人行道、房门、火车车厢，也包括云彩。一切都受到了监视。已经不再有人自问为什么了。人们不再自问，因为人们得过且过，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没有指针的表盘上，如同生活在靶子上。 如果眼睛不是从外盯过来，眼睛就会在自己的眼睛后面，朝头脑里面看。 如果监视不是在真实中存在，那就是存在于观念中。它永远都是真实的。这个监视永远不是为了发明而发明出来，为了幻想而幻想出来的，因为它不是没有理由的。来自内部的恐惧是外部威胁的延伸，监视的延伸。它不必像监视那样先行制造恐惧，它由已经存在的，一直在头脑里存在的恐惧组成。一直存在的、在头脑里存在的恐惧有固定的位置，就在两眼之间，如同心脏在肋骨之间。由于它不是来源于外部，因此它是无限的。它是对外部威胁的反射。内心的恐惧在头脑里比因为某种具体的原因而源于外部的恐惧更具啃噬的作用。 在一片在国家面前退缩的土地上，人们因外部的威胁和内心的恐惧而不得不去琢磨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他周围哪怕只存在片刻的人。人们盯着每一张脸，然后下判断。为了保护自己，人们躲进人群中。人们在多重土地上倾听和说话，然后穿透它。人们也在多重土地上沉默。在这些年中，所有相互遇见的人都在内心中发烧，都在生长一种贪婪。一种刀刃一般的对他人的注意。刃口朝外也朝里。它没有节制，人们无法将它排除。一把弹簧刀，可以在衣服口袋里自动弹开，或者在握紧的手中自动弹开。 将人和人牵连在一起的那些细细的线一头连着那些让人心生恐惧的多数人，一头连着人们把自己的恐惧讲给他们听的少数人。人们把自己头脑中的恐惧传递下去，接过这种恐惧的那些少数人，人们称他们为朋友。 由于人们习惯于仔细看，所以发现朋友也犯错误。他们有错误并且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和自己的很相似，很痛苦。人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见和自己相似的错误。人们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那种不快会让人变得无法捉摸。声音经常比演讲时还要大。虽然是在说别人，但是言语却是在抽自己的脸，抓自己的喉管。这些都在扯拽将人和人牵连在一起的那些细细的线。 友谊经常被弄颠倒。于是脚底板跑到了上面。因为恐惧而缩起的手指差不多快要蜷成拳头的形状了。 很奇怪，但是的确如此，这种已经习惯了千难万险的友谊是深厚的，它牢固。这种患难中的诚实，那种肆无忌惮反而把友谊变得谨慎和可靠。 如果人们离开了那片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下早已消亡了的土地，承载在这片土地上的重量便会滑落掉。人们的脚下便没有了所有的承载，而是把所有的承载都放在了额头的后面。具体的东西消失了。人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只带走了自己和系挂在他身上的承载。脑海里，那片土地的画面在以朋友为轴心来回摆动着。 每一个消息都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有收音机里的声音，电视机里滋滋声，报纸上的句子。 那片土地在额头后面的存在无边无际地延续着，因为它抖落掉了全部的具体的东西。不，人们再也不想回去了。人们每天都在这么问自己。对，这是对的。 人们有了新朋友，给他们讲过去的事。看见新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潜在的恐惧，不知道这种恐惧就如同心脏的位置在肋骨之间一样，在头脑里有固定的位置，人们感到欣慰。 马科斯?弗里施在他的文章《洛卡诺药剂师的梦》中借一个被发配到异国他乡的药剂师之口说：“他们在白天都挺友好。撇开冬天阳光很少的土地不谈，能让他们相互凑在一起的只有大伙儿彼此之间的卑鄙和下作。但是只要不是在这儿出生的，就不必操这份心。” 新结下的朋友关系光滑而且软和。患难中的诚实和谨慎的肆无忌惮，这种局面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同新朋友在一起是那么的惬意，于是内心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恐惧：怀疑自己会把一切都不再当回事。 1990年12月 存在的时间——或的的确确这个词 事情的开始是芹菜叶子有的时候不长了。菜园子的绿草、蔬菜和花朵茂密丛生，相互纠缠。到了夜里，一片叶子的颜色会悄悄爬进另一片叶子里，还会横跨路面。唯有种芹菜的那块地是顽固的，光秃秃的。三月份又撒了第二遍、第三遍，一共撒了五遍种子，但是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芹菜地的顽固和光秃秃对家里的人是一种预兆。很快，这个预兆在全村传开了。大家知道，菜园子里芹菜地光秃秃的那家今年要死人。预兆有很多，在罗马尼亚的农村，所有预兆用没有血色的手指指向的都是不幸。这次只是众多预兆中的一个，它是迷信。但是迷信之所以能站得住脚，是因为它总能指点出会有多少不幸发生。恐惧的阴霾笼罩着生活。在信仰上帝和日常生活中对“罪孽”的漠然之间，恐惧的阴霾在吞噬人生。人是渺小的，每一样东西在皮囊之下都会有所隐藏。人已经习惯于因为碰巧而失败，因为小事而死去。 对一个囊中羞涩、干活挣钱、事事从实际出发的人生，死亡只需要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理由：生命的时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在人出生时就已经上好了发条、设定完毕。没人知道是怎么设定的，而且要想延长这个时钟的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 迷信是无邪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普通”人的诗。如果生活在他们中间，你可以接过他们那份感动，但是接不过他们那种恐惧。你在他们中间是优越的，或者自以为是优越的。因为当恐惧在你身上出现时，你可以用“隐喻”来形容事情的程度。恐惧不会直接触及到你，因为你有喻体起保护作用。你知道，这两样东西都不公平，因为它以无法置身度外、虽然极少说出“恐惧”这个词，但是却比你更加赤裸裸地置身于恐惧之中的那类人为代价。你只能微笑，心中却记住了这种无邪状态的隐喻，因为这种隐喻自身所隐含的内容比那些每日给隐喻带来新内容的人更加了解他们自己。因为这种隐喻是诗意的，所以你把它装进脑子里，带出村庄，带出这片土地，带出国界。你自以为已经可以支配它。 你生活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时光过去了数年，很多年。如果去一一历数，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能是几个数字上下。十或十五年吧，你对自己说。原因很简单，谁又能说得清楚，他的童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结束，是和一个你已经离开的村子联系在一起，还是必须用脑子去想。如果这个童年不是突然中断的，也不是一天一天逐渐结束的，那么它会怎么结束呢。带出来的生活有时在头脑里如同矿渣，沉重，但是默默。 接下来发生了不同的事情，相反的事情： 有一天我到一个蔬菜店，一家土耳其的蔬菜店。是的，这很重要，因为只有土耳其蔬菜店的水果和蔬菜才斑斓得还活在包装盒中。因为店铺很小，所以蔬菜还活在店中。很刺激感官。火红的橙子在攻击包菜，榅桲果的个头同营业员的头一般大小，变换了他的脸颊，靠在了他的皮肤上。 那个正在一捆捆芹菜叶中择选的老妇女的皮肤。菜叶在侵蚀她的手。但是她不知道。她一直在择选，迟迟下不了决定。 我想，在这座城市，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位老妇女第一个让我把她和关于光秃秃的芹菜叶的迷信联系在了一起。隐喻掌握住了我，控制住了我。看着老妇人的手，我问自己：这些手指什么时候会死去。然后我把问题引申到她的脸上。然后我看她的鞋子。 然后我整天整天地看着街上的人，看着店铺里的人，每次都是通过光秃秃的芹菜叶，每次都如同是在芹菜叶袭扰了思想之后。 老女人们很快就能表现出同老男人们的区别，她们更贪小。在商场，老女人会用香水偷偷喷自己的大衣领子，手帕，手腕，而且先后用三种不同的小瓶子，三种不同的香味。在理发店，在花店，在洗衣店，她们拿收银处旁边透明钵子里的水果糖。一颗，然后是两颗，还有第三颗。她们一走到街上马上打开糖果的包装纸。糖纸悄悄地发出沙沙声。她们悄悄地把糖纸扔在脚边，她们立刻把糖塞进嘴里，好像东西只有放在舌头上了，才是安全的。 皮肤上有一种不耐烦。它就像那种期望得到最后剩下的东西、最后还能拿到的东西的渴望。那种急匆匆的享受让我心生嫉妒。这是一种容不得半点时间的直接。 我想到了那个据说人人都带在心中的生命的时钟。我想到了我是多么频繁地生活在“也许”和“或许”这两个词之间。 那些贪婪像生命时钟的指针一样一颤一颤的人们，他们能很快进入眼前的时刻。他们能感觉到一个个的眼前的时刻。 因为生命已经垂老，所以他们生活在存在的时间中。或者说在“的的确确”的字眼中。 1991年1月 谈幸福对思想的袭扰 当寒冷在大街上降临，生命就变得透明了：可以看见呼吸。匆匆走过的呼吸使它所属的那个人具有了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化的过程会在路人的陌生上滞留一段时间。 我遇见了一个熟人。在这张熟悉的脸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飘走了。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我觉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么他身上有什么是我熟悉的呢。这个疑问，就在我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令我感到孤独。想象着，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谁也不认识了。 我看见自己的呼吸比看见别人的呼吸晚很多。就连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觉得陌生。如果它能变成一面镜子，那么面对自己的呼吸我会看不见自己的脸。 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大树之间是圣诞集市。香肠摊和土豆摊散发出香味，老远就能闻到。它们有自己的呼吸。它们的呼吸被刀叉切分了。纸盘子上有轻巧的灵活的动物在牵拉，它们在逃避由买和卖组成的笼头，但是却被套在由饥饿和金钱组成的笼头上。 卖甜品的摊子没有呼吸。它们可以像裹在杏仁上的糖稀一样默不做声。像树上的木头。但是爱心甜饼在呼唤。它们身上有字：“你真了不起”，或“你是我的梦中情郎”，或“抱抱我”。女售货员用一把坚硬的铲子在杏仁糖中间铲来铲去。 吃，吃，不停地吃。有些人的生活就长在纸盘子和脸之间的嘴上。 圣诞节，没有题材了，不要拿人不当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如果天不要下雪，或者雪是灰色的，脏兮兮的，在路边，像一种另类的沥青，人们就会用歌曲把它们唱成是白色的。要坚信一点，他们是好的。好人。好孩子。成年人用歌用花钱把自己带回到童年，但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童年，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虚假的童年。 因为这个概念必须尽可能保持抽象：做好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而且没有任何特性。在这些日子，做好人需要它的时刻，作为礼品的时刻。它或可以吃，或可以穿，或摆放在房间里：做好人。 谁不知道做好人的礼物。友谊被打破了。礼物伴随着一生。没人希望有这个礼物，礼物伴随了他们的岁月的那些人不希望有，把礼物送出去的那些人也不希望有。礼物从来没有呼吸，甚至连能令人心生一惊的陌生的呼吸也没有。它们托举着自己的尴尬，如同圣诞集市上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 凡是人们形容为幸福的东西都有很高的要求：幸福实现了，幸福就会袭扰人们的思想。如果节假日为了许诺幸福而向我们提供平庸，这是一种不幸。 一根红绳上挂着那个大大的爱心甜饼。只要售货员从沉默的杏仁糖旁边走开，它就会遮住她的脸。售货员在糖果摊上越往后走，她脸颊上的爱心甜饼就越大。画面有些吓人。如果我把这块甜饼买下来，它就不会吃掉售货员的脸，我想，然后离开。 一段回忆斜斜地躺在我的脑海里：在这段回忆中我是一个孩子。我面前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盘子。桌子中间有一只碗，碗里有一只鸡。我不饿。妈妈把鸡的各个部分指给我看。她用叉子高高叉起一块鸡腿，说：“吃了，你的腿会强壮。”又叉起翅膀说：“吃了，你的胳膊会强壮。”又叉起鸡头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变聪明。”我对她的每句话都摇头。然后她从碗里叉起鸡心。小小的鸡心在叉尖上的形状是尖尖的。妈妈说：“吃了你会成为好人。”我抬起目光，看着妈妈。她知道这句话起作用了。我把鸡心吃了。是的，我知道，后来每次都不饿，但是每次都把鸡心吃了。 我要做个“好人”。作为孩子我想做一个像大人在圣诞节时那样的好人。 爱心甜饼再也迷糊不了我，在歌曲中被唱成白色的雪也迷糊不了我。做好人需要准确的理由。做好人是思想的事。当年妈妈让我看鸡头时，她应当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成为好人。”这样她就可以带着这句话被永久地保存在童话中，而不是被保留在谎言中。 妈妈给我许诺的是没有道德地做好人。这对我没有用处。后来我不得不自己去了解：她的心不是我的心。 但是我的心有时还是会变成一枚硬币，从我张开的手中落在乞丐的帽子里。此时我没有想什么。套在一颗平静的良心的笼头里，我往下走，走过这一天。 晚上，电视机上闪现出呼吁：“给俄罗斯献上一颗爱心。”然后是银行账号：“六个三，”女主持人说。“俄罗斯”对良心的依靠要比“苏联”更服帖。 在电视上看不见饥，也看不见陌生的、长时间积雪的大城市中路人的呼吸。说到了心。心在理智的背后将钱从一个心室递送到另外一个心室。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也分开了我们。有一种饥饿是胃中的空空荡荡和脚底的没有希望。还有一种饥饿是对满足的渴望，在这种满足中，吃成为了家常便饭。 如果圣诞节结束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会在什么地方。在头脑的任何地方做好人都没有了准确的理由。没有了思想。甚至没有一个能让幸福袭扰的思想。 1991年2月 我们两个在分享那头鹿 仿佛头是内衣口袋，皮肤是汗衫——这样就可以把东西藏起来。它们有好一会儿被紧绷在太阳穴之间。人们把眼睛纵着，耳朵伸着。人们动了嘴巴，甚至还握了手。提了一个最短暂仓促的问题：“好吗。”然后就毫无理由地，就像掀一下眼帘那么突然，进入另外一个内容。 对“好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其实在隆隆的汽车和行走的头颅和后背之间，人们也并没真想听什么。现在是最简短的谎言的时代。在握手、提问和回答之间，人们短短地，因为尴尬，看了一眼天空。人们的微笑是从某个地方带来的，尽管人们以前并没有笑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笑。就像拍快照一样，嘴角抖了一下，把微笑挂在了嘴的周围。没有人相信最简短的谎言，也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 有的时候最简短的谎言还会有续集：人们问候妻子，丈夫，孩子，或兄弟——但是对问候的人，人们从来不过问。 在罗马尼亚，人们会做得更复杂一些。人们会说：“向你的太太表示恭维。”接受委托说这句话的人看到他的太太时，并不把这句话全部说完。他说“受……的委托表示恭维”，然后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女人从来不问究竟恭维什么。她从发梢到脚心都感觉受到了表扬。她觉得够了。 我觉得用“好吗”打招呼的形式是对一种所有人一生下来就置身其中的冷漠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也包括我。人们并不是通过告诫的方式教育我养成这种提问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只是对我说：“在街上遇到人，要向人打招呼。”我走进村上的小店，买火柴，或醋，或煤油灯的灯芯，把钱像石头一样攥在手里，拒绝打招呼。 我打定主意，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我遇到几个老头，他们站在路中间，问：“你是谁家的？”我每次都说出爸爸的名字。他们接下来问，好像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几岁啦？”为了保护自己，我说了一个我不可能有的年龄“25”或“76”。他们哈哈笑了，说：“你该学数数了，孩子。”如果是二三个老头在一起，我会听到其中的一个对另外几个说：“我觉得他有点慢。”意思就是：有点笨。 人们在学校学习如何给信开头，也学如何结尾。信的抬头，根据年龄和亲近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结束句中的形容词必须斟酌一下：有“亲爱的、友好的、衷心的”问候。它们可供选择。还有一个规定：给别人写信不允许把“我”，也就是自己，放在信首。 必须忽略自己。不提自己只是短暂的，几个呼吸的瞬间。 由于写信不允许第一个字用“我”，所以我小时候写信总是找不到开头的句子。第一个句子花费的时间比所有其他句子加起来的时间还要多。那个必须用来替代我的空洞的、简洁的开头用语我总是掌握不好。 有一些东西，可以把它们藏起来，仿佛头是内衣口袋，皮肤是汗衫。不过这始终是有些意义的东西和人。没有内容的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一般都会比较讨人欢心。这些东西人们很少会去考虑。如果考虑了，那也是独自一人，而且还是藏着掖着。不会有任何结果。对没有意义的东西的考虑是可以藏起来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是没法藏的。由于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意义，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人们可以绕过它，回来的时候再原路绕回。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来，如果我把所有不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扔掉，那我剩下的就只有和我自己独自在一起了。就连这一点我也不敢完全肯定。即便到了这一步，我还是要克制自己，去做那些附着在我的身上——因为它们不是我本身的东西——我无法去除的思想和表情。 什么是问候。“问候”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是人们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几天前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俩是一对）坐到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前，他们商量怎么在行李架上摆放行李箱、行李包和提兜最好。接下来他们脱下风衣，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各自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做。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那个女的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交替飞驰而过的村庄和树林。那个男的在看书。他们俩只是偶尔会相互碰到肩膀、膝盖和座位之间翻下来的扶手上的手指。 她和他，这是我的感觉，在思想上相隔得那么遥远，身体的紧挨反而成了一种对立。 她和我，我们两个靠得更近一些，因为我们都在看田野上的一头鹿。我们两个在分享这头鹿。她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 我心想，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给这个男人写一张明信片，放在他的膝盖上。明信片上写着：“此致衷心问候。” 苹果蚜虫的路 “请问想买点什么？”每个人走进这家小店时，女店员都会这么问。她辨识每一个顾客，不放过每一个进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帮工是一个铃，形状是一头带着细细的金属铃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门槛，它就会发出响声，将它发出声响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额头上。 我穿过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穿过一扇玻璃门。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样东西，因为女店员在注视我。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有什么愿望。 由于铃的发声部位就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哽喉的愿望。我必须为进店说明原因，否则那个铃就会把这事闹成一个丑闻。 手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手指弯曲时，皮肤变得苍老。我吃不准手是不是干净。店铺很小，女店员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间我在想：“从被毁灭了的小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手不可能是干净的。”这和洗没洗手没有关系。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苦难，而且和周围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样，从中挺了过来的人，肯定会蹭到脏东西。他头上太阳穴后面的那些粘兮兮的东西还没有滴干。他头颅里装的是一条条伤心的和被侵蚀的肮脏。必须把这些肮脏亮出来，就如同一个苹果从中间切成两半后必然会亮出蚜虫啃噬的路径一样。恰恰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在因东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间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脑必须亮出苹果蚜虫的啃噬路径。特别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护却仍然得不到一点保护的地方，特别是在人们必须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的地方，我会因为憋闷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肮脏。 在一个灾难已经发展成举目皆是的土地上，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是不会受到关注的。在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个人什么也不是。若干年后，当眼睛和头脑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就连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么都不是了。 在一片贫穷的土地上，求死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样大。死是小事，频繁得甚至都无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处都有。谁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开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束。谁听到别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谁不会想到时间长了这事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经历那么许多，因此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人们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赤裸裸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沮丧。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脏东西那样垂挂在太阳穴的后面，那么人们也就是它们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贫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债务，始终无法消除。 我在试穿衣服，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在营业员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脱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挂在我旁边的衣架上，不属于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买的外衣。我解开它的扣子，迅速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为这个小小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准备让我去思考眼睛。 女店员的脸出现在我身后的镜子里。“是同胞吧。”她问，“您是法国人。”我答：“我是罗马尼亚人。”她在镜子里撩开耳朵前的一缕头发。“没关系，”她说，“只要您喜欢这儿就好。” 那件带着陌生扣子的外衣重又挂在衣架上了。营业员用轻巧的手竖起自己的衣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门会打开，冷空气会进来。 我是罗马尼亚人，这对她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已经足够让她不要对我有什么指望了。她也是好意。 在街上我想到了超市。我，我知道这是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超市，在敞开的大门前，一箱子拖鞋放在街上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它们的鞋底看上去就像是从拖拉机的轮胎上切下来的。超市里的音乐很吵。 如果在小店人们是因为受到门口那个铃铛的逼迫，不得不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那么在超市，人们则是受到音乐的逼迫，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出现，走走，看看，试试。试衣间的镜子拒绝提供个别人像。保持人们彼此之间距离的是买东西的愿望，而不是必要。 收银员不看任何人的脸。她敲进价格，满足于各个数字，然后钞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好像东西不值钱。客人就是买东西的人。他们的眼睛显示出一种和最便宜的价格不相一致的东西：没有钱的人，就连小钱都会在他的额头里扯下一个大账单。 超市里有些东西我熟悉。在大量的商品中，有一样东西我是通过一个贫穷国家的一无所有认识的：贫困。在禁止美丽的悲哀的堆积中，贫困是一种延伸。它开始于各个面孔的阴影中，用需要取代愿望。这便是富裕社会的边缘。 也许富裕是一个圆圈。边缘就是圆圈的周长。它比圆心大。 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我从来没有像在乌拉尔的五年流放那样，那么经常地梦到吃饭。”那个男人说。他是在二战期间没有加入党卫队的少数罗马尼亚德国人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年因对希特勒的癫狂犯有“集体过错”而被流放到苏联。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饿死或冻死，或饿死或冻死。 “肠胃越是空空，梦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说。“我在梦中吃得撑得要命，醒来时却饿得发抖。” “流放营地有警卫看守，围有铁丝网，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说。“村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会派人来。我们会获准进村去挖坟。由于在我们周围天天都要埋葬饿死的和冻死的人，因此挖坟已经是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尽管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死亡在营地里太寻常了，寻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脱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们脱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后让雪覆盖住死者。” “埋完死者后会有一顿死亡盛宴，我们有东西吃，”男人说，“我们吃，体内能装进多少就吃多少，甚至还要多，再说俄罗斯人自己也没有多少可吃的，”他说，“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饭都停在了舌头下面。回营地前，寡妇把死者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我的万幸，”他说，“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吗，热腾腾的土豆直到今天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最温馨的菜，”他说，“一颗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温馨得如同一张温暖的床，”他说，“如果我用手掰开一颗烧熟的没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泪水会涌上来。不，那个时候不会涌眼泪，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眼睛湿润。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还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饿得半死的时候看过土豆。” 当狭窄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胳膊肘相互撞击，声音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时，我会想起那个男人的那句话：“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和“饿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没人会去寻找说这句话的那个男人的准确的形象。当生命悬于一线的时候，恐怖是不会寻找形象的。它只会寻找自己。对逃脱的人来讲，它永远都会作为死亡的迹象保留在头脑中。 在贫穷的国家，一个人挣多少钱，一样东西什么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我到很晚才发觉，我在德国提出这个问题，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从来没有回答过。熟悉的脸会发生变化：一种由隐私和恼怒组成的混合体开始布满眼眶。我开始时怀疑我提问的音调，心想也许是提问的时间不对。但是，音调和时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对，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问题如同偷窥存折的目光，如同接触到自动取款机上的密码。 在贫穷的国家，脱光衣服是在别人面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国家，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是一种美丽的自信。在富裕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谈论自己的钱是一种赤裸，如同在贫穷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把自己脱成赤裸。 飞机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我旁边的两个位置是空的。另外一侧的窗户边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旁边的两个座位也是空的。这个男人和我之间有四个空座位。男人在哗啦哗啦看报纸。他打开钱包，数钱。他数钱的时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动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我问自己。这个藏的动作不是藏钱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这个人藏起来的动作。这也是一种那个饿得半死的理智。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而是在数自己，在数自己的秘密。 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钱和手和脸，直到能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 “一颗牙齿在德国值多少钱，”夏天我在罗马尼亚时一个男人问我，“一个碾磨机多少钱，”另外一个男人问。“一辆卡车多少钱，”一个出租司机问。汽车开了十五分钟后，我不用问就知道每个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声音是贪婪的，在这种声音中我听到了饿得半死的理智。 赤足的二月 现在是朋友刚刚死去后的时间。 长途的旅行是一根铁轨。政府部门的钢铁。车厢在行驶。玻璃在催赶画面。只有颌骨被打碎了。只有目光在审讯的严寒下冻住了。只有书信和诗歌是赤裸的，被人讥笑。 到达的是冬天。陌生的是国度，不熟悉的是朋友。树木被砍伐，寒冷的二月。 上面是一扇窗户。 我不在那里。只有在夜晚我才能感觉到人们称之为亲近的东西，只有在白天我才能感觉到人们随身携带的犹如遥远的东西。我一步步地倚靠在街道一般高的窗户旁。问鸟儿怎么会如此刚强。 赤足的二月。不过我不知道。脚趾悬垂得比飞翔还要低。我关上窗户。 横穿马路的可能是一天。 没有水没有火没有绳索。思想的细细的白色的嫩芽。不必用手去动。 脚趾容易弯曲，世界是深邃的。 世界躺在一个朋友的死亡上。像时光一样逝去的东西不会变成生命。 大地卧在脚下。我走在上面。 时光会有皱褶。我会变老。 黑色的大轴 井不是窗户不是镜子。往井里看的时间太长了，就会经常往里看。爷爷的脸像从下面长上来似的挨着我的脸长起来了。他的嘴唇之间有水。 通过这眼井可以看见那个黑色的大轴如何在村子下面转动岁月。以前生病一直病到眼睛里的，而且有一只眼睛已经死亡的人都看到过这个轴。爷爷的脸是绿色的、沉重的。 死去的人转动着这个轴，如同在转动马拉的磨坊，为的是让我们也很快死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转这个轴。死去的人越多，村子越空旷，时间过去得就越快。 井沿如同一根由绿色的老鼠组成的皮管。爷爷发出轻声的叹息。一个青蛙跳到他的脸颊上。他的太阳穴划着细细的小圈跳到我的脸上，带来了他的头发，他的额头和他发出叹息的嘴唇。也把我的脸带到了井沿边。 爷爷的衣袖靠在我的手上。树木后面是僵硬的午间时光。树木中间有一阵颤抖但是没有风。午间的钟声在石子路上如同是用石头做成的。 妈妈站在门框里，头上冒着热气，喊吃饭了。爸爸穿过巷口，在沙子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在树下放了一把锤子。我在石子路上追逐我的影子，从我的双腿的影子中捡起我的鞋。 爷爷用衣袖把我推过半开的厨房门。袖子很长，颜色深得像裤腿。在盘子的底上，透过芹菜的叶脉，我想看那个在村子的下面转动岁月的黑色的大轴。妈妈的嘴唇和下巴之间粘着一根变软的芹菜叶。她一边吸溜一边说：“今天村子里的狗叫起来发了疯似的。”爸爸用食指尖在盘边上捞起那只已经被淹死的蚂蚁。妈妈朝他的手指尖看去，对着自己说：“这是一颗胡椒籽。”爸爸把汤吸溜出一个漩涡，轻声说：“吉普赛人进村了，他们来收板油、面粉和鸡蛋。”妈妈挤吧挤吧右眼。“还有孩子。”她说。爸爸不说了。 爷爷低下头，带着长长的深色裤腿和一只夹着一个勺子的赤脚，率先下到盘底。“那些吉普赛人是埃及人，”他说，“他们必须流浪三十年，才能安静下来。”“然后他们就帮着旋转大轴。”我说，但是眼睛看着别处。爸爸把空盘子从面前推开，用舌头砸吧空洞的臼齿：“他们今天晚上演戏。”妈妈把爸爸的空盘子放在我的盘底上。 爷爷的脖子出了一圈汗。衬衣领子里面湿了，脏兮兮的。 窗户玻璃后面是女邻居的脸，看上去如在水下一般。莱尼的脸上有两道褶子，其中一道我熟悉，看上去就像一根线。 半年前，莱尼的爸爸也到村子下面去帮助旋转那个黑色的大轴了。爷爷在他最后的那个星期天，那是妈妈事后的说法，在午间钟声敲响前还去看望过他。 园子的上方是白色的杏子树，菜粉蝶翩翩飞过，爷爷走了，没有穿外套，尽管这是一个星期天。爷爷是穿着白衬衣走的。“免得我回来的时候黑乎乎的。”他说。 我在白色的杏子树下问爷爷，邻居是不是已经病到眼睛里，他是不是看见了井下的大轴。爷爷呆呆地点点头。 我那一时刻很想看那只眼睛。跟在爷爷星期天穿的鞋子后面两步远的地方，我问他：“带我去吧。”爷爷停住脚步：“莱尼周二的夜里生了一个孩子。如果想看孩子，就给她带束花去。” 我顺着我的裙子环顾了一下周围：院子里的生菜在犹犹豫豫地返青；洋葱的叶子从地里长了出来，如同一根根管子；芍药的叶子上方结出了褐色的花苞，有表皮覆盖，看上去如同一个个指节。爷爷在深色的裤腿上擦了擦。“我不去了，什么都没开呢。”我说，眼睛只盯着他的手。 爷爷把手举过头顶，把杏子树最下面的树枝拽了下来。我撇断两根树枝，枝子上的雪飞飞扬扬地落在我的裙子上。“一个是给病人的。”我说。爷爷的目光朝栅栏外望去。“如果你给他送花，就等于把他送进坟墓。”“他的病救不活了吗？”我站在草地里问。我跟在爷爷星期天穿的鞋子后面保持半步的距离。他的鞋底周围是开放的辣根花，气味苦涩，不适合送人。 “去看病人的时候，不能说病得救不活了，应当说病重。”爷爷半闭着眼说，“要记住。” 邻居躺在床上如同睡着了一般。他的嘴也被床单盖住了，床单很白，因为上浆硬邦邦的，如同房间的天花板。病人的额头浸满了水。死亡是潮湿的。 爷爷坐在床前的一把椅子上。他把星期天穿的鞋拖到椅子下面，然后问，声音听上去好像他也病了似的：“怎么样？”在提这个简短的问题时，他闭上了眼睛。 病人瞪着发灰的眼睛。我没有看见那眼井。“格里高，生活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大块儿脏。”病人的声音很大，简直是喊出来的。“年轻的时候，笨得像一根草秸。”他用发灰的眼睛看着莱尼。莱尼用双手捂住嘴，杏子树枝的雪花落在脸颊上。“闭嘴。”她喊叫道。她的脸年轻而枯萎。我的树枝在她的手上光秃秃的。这时莱尼把握着树枝的那只手从嘴上放下来。“医生告诉他不要想问题，不要说话。”她说。她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就把另外一只空着的手也从嘴上放了下来。 爷爷把鞋子移到膝盖下，眼睛没有看莱尼，问道：“孩子怎么样？”莱尼回答：“还好。在长。”“长，长，长得像个虫子。”病人说。“等他长大以后，他会问，谁是他的父亲。那时你在孩子面前就像一头母牛。”爷爷把手插进裤子口袋，对着星期天穿的鞋子说：“没有爸爸他也会长大的。”“如果他问，我会告诉他，你爸爸是一个酒鬼，就知道和女人鬼混。”这话是莱尼说的。爷爷抬起头，两眼直视莱尼的眼睛。“人都有缺点，”他说，“有缺点的人就一定会犯错误。” 莱尼低头看着病人，脸颊和耳垂冲着我，说：“知道吧，鹳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男孩儿，小弗兰茨。”莱尼的额头上有一个皱褶，如同一根线。“他在找爸爸。”莱尼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 爷爷从椅子上站起身，椅子发出吱嘎的声响。病人把一只脚从被单下伸出来，仿佛脚是透过天花板伸出来的。他的脚弓得很厉害，我从下面都能看见他的眼窝。 旁边的房间传出小弗兰茨的喊叫。这不是哭声，而是真真切切的喊叫，声音大得如同房间的隔墙。 莱尼这时站到了窗户玻璃后面。在额头上那两道皱纹之间，皮肤已经绷了有一年多了。 莱尼站在窗户玻璃后面说：“我的那只红鸡昨天晚上丢了。”妈妈打开窗户，头发飘向街道。窗扇在妈妈的肩膀上如同两面镜子。妈妈说：“吉普赛人进村了。” 爷爷把空盘子推开，说：“是今天早上，不是昨天晚上。”莱尼微笑地看着镜子般的窗户，嘴角把脸颊完全拉走样了。“那个年轻的瘦瘦的女人，就是裙子的领口很大的那个，演格诺菲娃。”她说。妈妈没有时间呼吸，嗫嚅道：“谁知道她那条裙子是不是从哪儿偷来的。”她用胳膊肘子在窗台上蹭。莱尼越过妈妈的肩膀，看着镜子般的窗户，如同沉浸在梦中，说：“那条裙子，是的，谁知道。但是她肯定有跳蚤。”妈妈把脸转向爸爸，笑呵呵地说：“上面光鲜下面肮脏。”爸爸咬自己的食指。莱尼嗤嗤地笑道：“她要过一次板油，我把她轰走了。” 莱尼走开了，镜子般的窗户上留下一团云雾。妈妈站在桌旁。“鹳一直在给小弗兰茨找爸爸。”我说，眼睛看着外面的街道。 爸爸走到树下，寻找那把锤子。爷爷拿着一把光亮亮的大镰刀走进三叶草地，寻找夏天。我看见草杆在他脚下倒下，仿佛它们不堪重负，筋疲力尽。 我在看我的书。书中的女王，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妈妈拎着一个水桶去马厩。 妈妈在身后留下一条影子。 女王让人喊来猎人。你必须杀死她，她对他说。 妈妈拿着一根链子从马厩里出来。 但是猎人是个软心肠。他给女王带来一枚小鹿的心脏。 链条在妈妈的手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她在圆圆的小腿肚子旁边把链条像蛇一样盘绕起来。 那颗心脏在滴血。 妈妈把链条扔在自己的赤脚边。“断了，”她说，“拿到铁匠那儿去。这是钱。” 女王把心脏加盐烧，然后吃了。 我一只手握着十个列伊，另一只手拿着链条。妈妈问：“有手绢吧。把眼睛捂起来，不要看火焰。” 妈妈的嘴巴在巷口的后面，喊道：“快点回来，天马上就黑了，母牛就要来了。” 几条狗吠叫着从我身边跑过。太阳有一缕长长的胡子。胡子随风飘动，把太阳顺着玉米杆拽下来，拽到村子下面。这是由火焰组成的胡子。火焰在铁匠的风箱下面。 爷爷和铁匠在战争期间一起当过兵。“第一场战争，那是一次世界大战，”他以前这么说过，“我们，那时是年轻的小伙子，就在这个大战的世界中。” 院子的植物长得很高。影子在变长。院子没有土，院子只有玉米。 “他那只眼不是在打仗的时候弄瞎的，”爷爷以前这么说过，“打仗会死人，如果人死了，那就是彻底死了。”他的小胡子颤悠悠的。“不在村子下面，不，不在，而是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是的，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在很远的世界。谁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转那个黑色的大轴。他的眼睛是在铁匠铺弄瞎的。”爷爷曾经这么说过，“那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一块炭火溅进了铁匠的眼睛。炭火还在燃烧。他的眼睛肿得像一颗洋葱。铁匠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洋葱眼睛了，因为它会吞噬掉他的头，还有他的理智，于是他用针扎穿了这只眼睛。洋葱眼流淌了好几天，有黑的和红的，有绿的和蓝的。所有的人都感到诧异，一个眼睛怎么会有那么多颜色。铁匠躺在床上，满脸是眼睛流淌的溪流。所有的人都去看望过他，直到他的眼睛淌干了。于是眼窝便空了。 街上驶过一辆拖拉机，驶到房子下面，在身后留下一垄尘土飞扬的田地。拖拉机手叫伊沃奈，即便在夏天也戴着一顶挂有粗穗子的编织帽。他手上的粗戒指闪闪发亮。“那个戒指不是金的。”妈妈曾经说过，“能看出来。”她还对姨说过：“这个莱尼笨得像根麦秆，竟然和那个开拖拉机的勾勾搭搭的。他把钱全耗在喝酒上了，对莱尼关心个屁。”叔叔把鞋子擦了擦，往上面吐了几口唾沫，然后用抹布使劲擦了擦，说：“阉马就是阉马，没什么好说的。”边说头边晃来晃去。姨稍稍抬了抬肩，轻声说：“这个莱尼怎么不想想她爸爸，他都病得要死了。” 伊沃奈帽子上的穗子在晃悠。他一边开拖拉机，一边吹口哨。拖拉机把他的歌声搅进尘土中，碾进泥巴里。尘土在啃噬我的脸。伊沃奈用口哨吹的歌始终没有结束，没有被拖拉机碾死。他的歌比街道还要长。 月亮开始只是一个月亮的影子，崭新的，还没有升起来。月光如同在思绪中一般，遥远地悬挂在空中。太阳中的烈焰还在闪烁。 爷爷在一年前的复活节星期日的那一天，拿着一瓶葡萄酒，和铁匠坐在酒馆里。我靠在桌边，挨着他的胳膊肘，因为过会儿必须和他一起去教堂。铁匠喝了一瓶颜色透明的烧酒，在说什么“战俘”和“英雄墓地”。爷爷透过杯边上的一滴红色葡萄酒在说什么“战略”和“莫斯塔尔”。“那个威廉就埋在了莫斯塔尔。”他说。 在横穿村子的路上，铁匠哼着《鸽子》，手在空中舞动，眼睛也跟着在舞动。只有空荡荡的眼窝不能跟着转动。爷爷微笑，出汗，在快乐中沉默着。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他的目光在往回看，在回顾过去的年代。年代相互堆积，因为它们已经尘封在地下。他走路缓慢，腿踏地时，动作如同走高跷一般。 伊沃奈把他的田地抛洒在村庄上，房顶上，驾驶拖拉机从教堂后面朝树林中驶去。 教堂唱诗班队长从我面前走过，她的裙子带着上面的兰花图案一块儿飘舞。曾经有一次在葬礼上，歌唱到一半时，她在神甫身边瘫倒了。她的嘴张得大大的，冒着白沫，顺着脖子滴淌到领子上的是辣根。爷爷当时解开自己的黑色礼服，对着我的耳朵说：“她有羊癫疯，一会儿就好。” 磨坊的那个水轮我看了三遍，头冲下了两次，一次在水塘里，一次在云彩中。女王是一片红色的云彩。她的裙子里有火焰，她在透过灰色头发望着我的链子。 我身后有脚步声。声音穿进石子路下面，然后在我脚跟后面又从路上冒了出来。我没有转身看。脚步不是很密，不过比我的脚步大。那个农学家超过我时，我的链子在裤腿旁像蛇一样绕来绕去。我嘴里嘟哝着什么，像是在打招呼，但是这位竖着高高的白耳朵，鞋子亮锃锃的农学家没有理睬。 农学家身穿一套深灰色图案的浅灰色西服。图案是鱼骨头，鱼的肩骨颜色浅，脊梁骨的颜色深。农学家带着鱼骨头中的黑色脊椎走在唱诗班的队长后面。他的路不在石子路上，而是在地面上膝盖那么高的地方。他的路在唱诗班队长的小腿肚子上。他的路苍白，椭圆，而且在脚跟的地方有点太窄。他在脚跟的地方踉跄了一下，便跟不上前面那件飘舞的裙子。于是他在我前面的路，在石子路上的路便变得宽阔了，变得深了许多。 在马路另一边走的是邮递员，他的帽舌看上去如同屋檐。我能看见脸庞的根部，还能看见小胡子，但是看不见他的嘴。 我的链子在鞋底哗啦哗啦响。我没有去铁匠铺，而是朝铁路路基走去，因为我听到路基后面有歌声。歌在路基的里面，很长，很高，肯定能飘进村子。此外歌声柔软，凄凉，像夏日里落在地面的雨水。 歌是小提琴拉出来的，紧绷的琴弦如同村子上空架设在电线杆上的电报线。一个男人的声音低低地从地里传出来。他在唱马，唱大街上的饥饿。 铁路路基上，黑色的火车行驶的铁轨旁，长了许多草，尽管火车已经开过去了很长时间，草仍然在火车的吸力中颤动着。让草颤动的火车从不在夜间行驶，而是在第二天白天才驶进村子。 仍然在颤动并且随着火车短暂行驶的草丛中，马群在吃草。其中一匹马的鬃毛上有几根红带子。马的脸瘦骨嶙峋。“它们必须流浪三十年，然后才能安静下来。”就连吉普赛人的马都是吉普赛的。 铁路路基后面停着两辆吉普赛人的大篷车，篷子撑得很开，呈圆形。轮子上挂着满是灰尘的油灯，浸泡过的灯芯黑乎乎的。 大篷车旁边站着半圈人。最后一排人有裤腿、小腿、后背和脑袋。倒数第二排的人有肩膀、脖子和脑袋。第一排的人有发梢、帽檐和头巾的角。 人的前方有一道布墙，舞台的幕布。幕布前是舞台。舞台上站着一个猎人。他身穿一套绿色的服装，说“我的大公”，手里捧着一颗又大又红的心。 唱诗班队长把下巴抬得高高的，嘴巴张着，嘴巴在动，手在抓头发。当大公的声音达到最响亮的程度时，她嘴里有一颗牙齿发出一道闪光。 歌手登台。他把下巴压在提琴上，边拉边唱：“黑色的吉普赛人，过来给我们表演一段。”我的姨眼睛湿润，用手指压住嘴唇。我的姨夫把一大团灰色的烟雾吹进她的头发。他的下巴骨在动。 我把链条放进草里，免得哗啦哗啦影响歌声，走到半圆形的人群和幕布旁边。农学家把手插进外衣口袋，我看见这只手就像一只放在布下面的鱼肚子。农学家的目光越过歌手的小提琴，从那个女商贩的脸上滑过，落在唱诗班队长的脖子上。她的小腿被邮递员的裤腿遮挡住了。 格诺菲娃在一个圆铁盆中看自己脸的水中倒影。圆铁盆的外面编了一层绿色的杨树枝，是森林里的一个湖。 格诺菲娃闭上眼睛，从手指上抹下戒指，看着孩子，然后把戒指扔入水中。她躬身在湖边坐了很长时间，在哭泣。 莱尼站在第二排，旁边是我妈妈的裁缝。她穿一件白色花边领的豌豆绿裙子。她给妈妈缝裙子，每次都把胸部位置的贴花缝得太低。因此妈妈的裙子都是枯萎的，裙子里面的rx房也是枯萎的。莱尼盯着格诺菲娃深深的领口。自从父亲去转那个黑色的大轴后，莱尼就一直用黑色把自己包裹在丧服里。她揪了揪丧服上的扣子，对着裁缝的耳朵嘀咕了些什么。她的目光从深深的领口移开，滑向伊沃奈的脸。她的真丝头巾有一个黑色的角。伊沃奈的手在白色花边领上摸过时，真丝头巾的黑角吃了一惊。裁缝撇了撇嘴。伊沃奈帽子上的穗子在铁匠的额头前晃悠来晃悠去。 大公朝那座湖俯下身，手伸进湖水。铁匠用酒瓶口湿润一下嘴唇。邮递员的帽子滑到了脸上。帽舌吞噬了他的脸。小胡子吞噬了他的嘴。 大公手里拿着一条鱼，用一把小刀切开白色的鱼肚。刀柄是白色的。鱼的肚子里是大公夫人的戒指。 我听见铁路路基后面有牛群。它们哞哞的叫声被夜晚拉得很长，而且因为放牧而显得疲惫。我的链子放在一只大鞋子旁边。邮递员把一个烟头扔到链条边。烟头红红的，像一只眼睛。 歌手走到幕布前，把下巴靠在小提琴上，边拉边唱到：“这颗红色的心不是我们的大公夫人的心。这是一条狗的心。” 邮递员把帽子从头上扯下来，拿在空中挥舞。他的头发舔着他的额头，舔着他的后脑。我挥舞我的头巾，看着它舞动出来的风和它白色的翅膀。 歌手的歌在唱美丽的女人。他的嘴在提琴上越变越软。铁匠把酒瓶送到嘴边，闭上他那只还没有流淌干的褐色的眸子。他一边微笑，一边喝酒。在温柔的爱情之歌的歌声中，伊沃奈的帽穗陷入空荡荡的眼窝中，变成了一只全羊毛眼睛。铁匠举起手，喊道：“唱歌的，给我们唱一支《鸽子》。”歌手的阵脚乱了一会儿，不过还是在手指和嘴唇上找到了这支歌。我的姨夫晃动着光秃秃的脑袋，手在噼里啪啦地鼓掌。我的姨用蜷曲的手指拽他的袖子，嘟哝道：“别犯傻了。” 唱诗班队长在独自吟唱。农学家的膝盖在舞动。伊沃奈的手指在舞动。铁匠在用沙哑的嗓音大声唱歌。莱尼的脸颊上挂着一颗圆圆的泪珠。裁缝摆脱了黑色的墓碑和莱尼的眼泪，她一身豌豆绿，带着白色花边领的喜悦喝彩道：“再来一个！” 大公从舞台上走过，身后跟着三个仆人，仆人的后面跟着一匹马。仆人个头比大公小，年纪比大公大。那匹马的鬃毛里有红色的带子。 伊沃奈看着马腿，帽穗抚弄到铁匠的嘴巴。莱尼在咬真丝头巾的一角。 “陛下，”年纪最大的那个仆人说，“猎人承认了，格诺菲娃还活着，没有死。”个子最矮的仆人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手指着一片灌木林。裁缝对着莱尼的耳朵低声说着什么。 “是梦，还是现实。”大公高声说道。格诺菲娃从灌木林中站起身。她的头发又长又黑。她头发的黑色末梢融进黑夜。她的裙子轻薄，没有枯萎。 她朝大公跑去，身后跟着跑的是她的孩子。孩子手中拿着一只大蝴蝶。蝴蝶在跑动中一颤一颤的，彩色的蝴蝶。孩子在格诺菲娃身后停住脚步时，大公高声说道：“我的格诺菲娃。”格诺菲娃高声说道：“我的西格弗里德。”他们紧紧拥抱。蝴蝶不抖了。蝴蝶是死的，是用纸做的。 邮递员紧咬自己的脸根。他有一副嘴唇，还有牙齿。他牙齿有刃。唱诗班队长笑了。她的牙齿是白色的，是辣根，是沫子。她的肩上垂挂着一束蓝色的花朵，朝她的手臂弯曲。 扎着红带子的马在舞台上吃着草。西格弗里德把孩子举向天空。赤裸的小脚在他的嘴边踢来踢去。西格弗里德张着嘴，说：“我的儿子。”他的嘴张得很大，仿佛要把孩子赤裸的脚趾吸进去。西格弗里德对仆人说：“让我们庆祝吧，让我的人民快乐吧，跳舞吧。”他把格诺菲娃和孩子抱上马鞍。马蹄在草丛中踏地。我知道，它在铁路路基上的，一直在颤动并且随着火车短暂行驶的草丛中吃过草。“它很快就要流浪离开这个草。”我心想。 格诺菲娃在挥手。孩子在挥那只死蝴蝶。伊沃奈在挥那个大戒指。邮递员在挥带舌头的帽子。铁匠在挥空酒瓶。莱尼身裹黑色丧服，所以没有挥。裁缝喊道：“再来一个。”农学家在挥带有鱼刺图案的袖子。我的姨夫在喊叫：“德国的吉普赛人是德国人。” 我的链子像草一样黑。我看不见它。它带着它的链尾融进夜色中。我用脚踩在链子上，能听到它的声音。我在挥我的手帕。 歌手走上舞台，挥动小提琴。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唱歌。小提琴的肚子像夜色一样深，他在我的下面低沉地吟唱：“命运时常沉重/但是当你以为走投无路时/不知从何处会冒出一丝光明。” 唱诗班队长用窝成一团的手帕捂住嘴哭泣。一个少女走到歌手身边，手提一盏正在燃烧的灯笼。她的头发里插着一朵枯萎的大玫瑰。她的肩裸露着，被照得通明，她的肩是玻璃的。农学家的目光滑过这个玻璃般的肩膀。他的鱼刺推着他，紧挨着我，靠近舞台。 歌手的歌在唱缺吃少钱的饥贫。少女的手臂皮肤光滑，如同透明一般。她的手臂上有许多粗野的手镯，时而顺着胳膊肘滑上去，时而又下坠到手腕的地方。手镯一闪一闪如同破碎了一般，在灯笼的火焰中又重新回归完整，在火光的照射下，发热起来。 少女的手中拿着一顶帽子，从一张脸走向另一张脸，从一只手走向另一只手。 我的姨夫站在最后一排，脸红通通的，把一捧硬币扔进帽子。唱诗班队长的手中滑落一张窝得皱巴巴的钞票。灯笼把她的脖子照得通透，在黑夜中烘托得十分鲜明，直到钞票沉入帽子。 少女穿着一件白色的紧身小褂。小褂是椭圆的，紧紧得像眼白一样。在灯笼的闪烁下，可以看见rx房那两只褐色的圆形的眼睛在里面游动。邮递员的手举在帽子的上方，他的小胡子在颤抖，他的眼睛像花萼一样环顾在少女肚脐上的那朵枯萎的小玫瑰上。 农学家的手发出哗啦的声响，仿佛鱼骨头干枯了一般。少女的大腿向上延伸，一直延伸到腋下，大腿扭动着臀部，将裙子的须穗分开。农学家的鱼骨头在灰色中颤抖，目光和伊沃奈的目光一道，落在少女大腿间那块细细的真丝三角区内。 莱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角中透露出严厉，眼白如同墓碑。伊沃奈的戒指在黑色帽子上闪亮。他的嘴唇是湿润的，喉咙提到了上颚。 那个真丝三角区在浸润我的眼睛。我把钱顺着那些粗野的手镯丢入帽中。当看见我手旁边有黑色的长毛在白色的三角区周围时，我的手吃了一惊。 莱尼挽着裁缝的胳膊，一块儿向铁路路基走去。她们走路的样子如同空荡荡的连衣裙。莱尼朝周围看了两次。伊沃奈在用口哨吹一只老掉牙的歌，从后面看那个真丝三角少女。唱诗班队长已经走到路基上面，她的裙子稍微闪亮了一下便消失了。农学家把手放进衣服口袋。少女拿着帽子回到幕布后面。伊沃奈吹着口哨朝他的拖拉机走去。 铁路路基黑乎乎的，很高。草丛也是黑乎乎的，很深。我的链子不在我的脚边。我弯下身。脸前有很多泥土。我转了很多圈。草丛是潮湿的。我的手是冰凉的。我的链子不见了，它像蛇一样盘走了，盘到其他无形的、藏匿起来的蛇那儿去了，去流浪了，距离我有三十年之遥，在和吉普赛人一块儿流浪。 我的链条。铁匠。我的妈妈。我的钱。 幕布在风中鼓了起来。吉普赛人的火堆非常红火，热得如同我的脸，如同我的眼睛，如同我自言自语的嘴巴。火堆的烟雾很浓。烟雾遮住了吉普赛人的眼睛，吉普赛人的太阳穴，还有他们的手。烟雾吞噬着头发，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把头发吹得蓬蓬的，如同灰色的发面团。我走进烟雾中。它没有吞噬我，而是飘散进细细的皱褶、凝固的扇子、白色的套装和黑色的鞋子的空气中。它让我停住脚步，让我回家。 歌手在喂马。马鬃中有红带子的那匹马在举头望月亮。 我朝铁路路基走去，如同淌干了一般。月亮空荡荡的。路基前坐着一个女人，她的外衣比夜色还黑暗，她的裙子撇开着。裙子下面发出哗哗的声响。她在用她白皙的手拔草，大声地呻吟，如同死亡呻吟一般。路基上站着一个黑衣男人，在抬头看月亮。“这个时候我们早该在家了。”听声音是我姨夫在说话。 空气中有一股腐肉的味道。我的姨掀起裙子。有亮亮的东西在她的衣服下面，宽宽的，形状相同，比两个月亮放在一起还要相同。我的姨用一把草擦了擦后面。我的姨夫在路基上走上走下。他停了一会儿，叫喊道：“呸！怎么这么臭。” 天空有一股粪便的味道。铁路路基在我身后，黑乎乎的，把天空拽下来，推到自己面前的铁轨上，如同一列黑色的火车。 池塘很小，摆在那儿如同一面镜子。但是它照不出那么多的粪便和那么多的夜色。因此它是盲目的，呆呆地站立在月色的笼罩中。 磨坊前有一个鹳。翅膀因黑暗而腐烂，腿因池塘而发臭。 但是它的脖颈依然雪白。“如果它飞，它会在空气中死去。它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哀诉。”我心想。我一路走一路看见黑暗中到处都是我的链子，我喊叫道：“把你的嘴插到大粪里，到烂泥里去。帮爸爸找一个小弗兰茨。” 街道上种的是密密麻麻的树。它们的花朵在春天开放。到了夏天，它们会长出红色树叶，但是不结果。这些红色的树，它们没有名字。它们轻轻地摇曳，树中没有我的链子。 栅栏后面，一条狗的心在吠叫。上面，在红色的树叶里，一头小鹿的心在冷冻。 铁匠铺的窗户黑灯瞎火的，因为铁匠已经睡了，因为炉火也已经睡了。但是仍然有许多窗户还是亮堂堂的，它们没有睡。 磨坊的水轮静静地矗立着。水井已经睡了，它的链子也睡了。一团云雾在一大团粪便中流浪，在沉睡的天空中忽上忽下，鞋子里有白色的野生辣根，在脖子上扑打，在脖子上同莱尼的红鸡扑打。 一张脸在红鸡的上面叫喊：“你的链子呢？你的钱呢？”我们家房子的窗户充满了炉子的火焰。 村子空荡荡的。格里高，村子空荡荡的。我靠在窗户上倾听。收音机在沉默。妈妈在喊叫。爸爸在沉默。 爷爷睡了。格里高也睡了，梦中看见一只青蛙跳到我的脸颊上。 黑色的大轴在转动。 踩着葡萄藤的头部 卡尔要离开这个国家。 风透过围栏吹进牧场。树叶舒展开了。田野的气息飘进了院子。 雷暴雨过去后，树升腾起烟雾。 胡桃树依旧保持清凉。夜晚，胡桃落在房顶上，打破了头。夜晚，曼陀罗绽开白色的喇叭花，气味和遭遗弃的女人的不幸一般。鸡貂一下子便让鸡断了气。 早晨，在绿色的盘子之间，大脑般的胡桃仁赤裸地散落在石子地上。 百日草每年夏天模样都不一样。卡尔看见它们在夜色中走向别的花。 土豆开出一束束丝巾般的花朵。行列有数。到了夏末，汽车会停在家门口。马儿啃吃青草。一个男人将土豆装上车，供应给国家。 鸡蛋被记录在消费合作社的清单上。 萝卜有绿色的耳朵。萝卜要在秋天供应给糖厂。 梅子树都已经登记造册。它们是镇里的财产。 须子容易折断的扫把属于手工业合作社。 三年前，卡尔想进山。他从村子出来回家时，父亲在粮仓上吊了。卡尔在井边看见了爸爸的鞋子。在上吊前一会儿，他还想着要溺水自杀。 两年前，卡尔想到海边。邮递员每天都把报纸扔过他家的大门。但是不给他送退休金。 去年，税收太高。卡尔的退休金不够用了。加工了二十年的螺丝竟然不够一次度假。 去年，他的园子归人民委员会了。 然后义务劳动委员会的人来了。然后收电费的人来了。然后殡葬委员会的人来了。 卡尔的存折空空的如同白雪。钱都用在了冬天的木柴上了。 雪融化时，有吉普赛人在院子里吆喝。他要用炊具换老式钢笔。他顺带拿走了卡尔的眼镜。 卡尔要离开这个国家。他向当局递交了申请。 卡尔的弟弟在夏天来了，带来了八千马克。有钱的政府为了卡尔向没钱的当局也付了那么多钱。 到了秋末，城市土地局的人来了。他们把房子折成钱，相当于两倍的工资。卡尔点了一遍钱。卡尔的肺把怒气挤进了心室。 卡尔拿了房子折成的钱，买了一件大衣。 卡尔从粮仓里拿出一把斧子。院子里，雪花在犹犹豫豫地落下。卡尔穿着他的这件大衣，把葡萄藤的根一一刨了出来，一直刨到深夜。 在犹犹豫豫的雪中，卡尔把自己也从葡萄藤中刨了出去。 卡尔踩着葡萄藤的头部，离开了这个国家。 鸫鸟的夜晚 如果我说，马丁的死亡是因为那只鸫鸟，有谁会相信我呢。 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我说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村子后面的山岗周围刮起了一阵风，风卷着红色的云团压在树叶上。这天的早晨变成了一个玻璃罐，村子变成了罐底的一堆石头，又小又黑，就像一个屎壳郎，在地上的粪堆里翻来翻去。只有一只鸫鸟从罐子的上方飞过，它的头是红色的，因为是从山岗那边飞过来的，带过来了那边的云团。在它飞行的下方，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院子，我们的村子被一条长长的影子覆盖住了，看不见。我在用我的围裙搬木头。搬的路上，木头差不多要把围裙下面的肚子给拉开一道口子。雅各布拎着一个咖啡色的木质行李箱从阁楼上下来。木箱喀啦喀啦的。雅各布让阁楼的门大敞着。他的背后是一个黑色的大洞。有一股面粉和死耗子的味道。我抱着木头站在阁楼楼梯旁边。我说：雅各布，跟他再说一遍，不要走。雅各布没有说话，拎着箱子从我面前走过。他给我开门。我抱着木头从他的手边走过，走进房间。雅各布把箱子放在桌子上。我把木头扔进炉边的篓子里。雅各布从箱子里取出空马蜂窝。他的手上粘着蜘蛛网和死苍蝇。马丁站在镜子前，在梳头。雅各布说：马丁，妈妈说，要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要走。雅各布在看箱子。马丁在照镜子。他的分头如同一根线，从前额一直延伸到头顶。他的脸是红的，如同鸫鸟的头，如同山岗上的云团。马丁用梳子前后梳理头发。他看着自己在镜子中的脸，大声说道：我要走，就不要拦我。村子里有点本事的，迟早都会走。他的目光在玻璃的深处发光。雅各布在桌子上放了五个大鸡蛋。他说：给他带点煮鸡蛋上路，煮硬点。我用勺子把鸡蛋放进锅里，鸡蛋沉进热水中。我哭了，鸡蛋在锅里打转。马丁用黄油纸包了一块猪油，用旧报纸包了一个圆面包和厚厚的洋葱，把东西全部放进木箱的衣物之间。雅各布递给他一件衬衫，说：带上你的羊毛袜，冬天用。我用围裙捂住脸，说，声音大得差不多是在叫喊：“马丁，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走。”关于那只鸫鸟我一个字也没提。鸡蛋在锅里打转。炉子在闪烁，是红色的。 雅各布和马丁从我身边走过。可以看见他们的脚步间有一个咖啡色的木箱。我不知道是谁在拎箱子，可能是雅各布。因为当年我们的村子都是这样。当儿子们上战场时，父亲们会把箱子一直拎到火车站，上火车，一直到战场的边缘。在马丁之前的那些人，我是在他们那儿看见过的。我看见过父亲们拎着箱子从窗前走过，我还看见过儿子们空着手在走。我看见过走路的样子，紧挨着石子路的边上，几乎是走在草地里。每次我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我都会想：幸好马丁不在房间，幸好他没有看见。我还在想：也许他没发现有多少人走了。但是鸫鸟依然一家一家地飞。飞过村子。飞过年月。 我跟在马丁和雅各布后面。他们走得很快。我和他们之间是街上随风刮来的杂草。他们默默地走，我轻轻地迈步，为的是不让我摇摇晃晃的裙子打扰了他们整齐的步伐。山岗的顶上漂游过树叶。早晨将要过去。罐子变成了一个透明宽边的碗。水冷冷地漫过村子。我边走边寻找着水的边缘，这时我想起小时候妈妈说过：水是一面凶狠的镜子。它会抖动，会把我们弄得冰冷。她当时说这话的时候，脸俯在洗衣台上，辫子垂在洗衣盆里。在想的时候，我看见那两个宽阔的背影在我前面。透过漫过村子的水，我听到了鸫鸟在歌唱。我用眼睛，用太阳穴，用额头寻找鸫鸟。它不在漫过村子的水里。它唱的声音很大，但是唱出来的不是歌。马丁后背的衣服在颤抖。当我不能用眼睛固定住这个颤抖时，我想起来，几年前我曾经听到过马丁的大衣发出过这种歌声，他的后背发出过这种歌声。 我们站在村子后面的山岗上，在无遮无拦的风中，在雪中。路被封住了。马儿连车都不愿意拉了。我们沿着一条黄色的带子朝前走。这是一条河。到达山岗的顶上时，一群狼嚎叫着向我们扑来。狼群很大，黑压压的，雪地都变成了灰色，树木都变得密实了许多，树林都变得昏暗了。我们点燃了一捆秸秆驱赶狼。火烧得很弱，烟是黑色的，烟周围的雪融化了。马的挽具发出喀拉喀拉的声响。马车在呻吟。雅各布用皮鞭在空中甩出几个圈，高声吆喝着。我哭了。只有马丁睁大眼睛站在黑刺李灌木丛后面，灌木丛比他高，也比他在手中摆弄的我的黑雨伞高。狼群已经到了岗顶。带领狼群越过雪地的两只头狼距离非常近，我们甚至能看见它们闪光的眼睛和牙齿中冒出来的白色雾气。马丁撑开黑色的雨伞，朝火把跑去。两只头狼看见撑开的黑雨伞，停住了脚步。雅各布从马丁手中抢过雨伞，迈着不是很自信的小步朝狼群走去。我朝马车跑去，拿过雅各布的雨伞。拿着撑开的雨伞，迈着更小的步子走在雅各布的旁边。狼群掉转头，嚎叫着顺着来时踩踏的雪地，越过河，朝山谷跑去。我们拿着撑开的雨伞坐上马车。我们回村。马车走了一段后，我点燃防风灯笼。灯笼微弱的火光在车轮之间晃动。马丁在后面的座位上脸冲下趴在一捆秸秆上，睡着了。他的身体蜷曲着。我给他的脚盖被子时，他的后背抖动了一下。我听见他的大衣背上传来歌声。声音响亮，但这不是歌。到达村子边绕过磨坊时，大团大团的雪花开始在空中飞舞。我在院子里吹灭防风灯笼，雅各布抖去黑色大伞上的积雪。我把马丁从马车上抱下来，把他睡着抱进他的房间。他没有感觉到我在抱他。我把他和着大衣抱到床上。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躺在床上，醒了。他问我是不是去莱尼姨那儿。我说：不。我脱下他的大衣。他的袜子被雪弄湿了。我把袜子从他脚上脱下来时，他哭了，不让我脱。那天早晨，当雪从房顶上滑落，落在院子地上的雪上时，雅各布给他的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与其说是用手写的，不如说是用脸写的。当他第三次，而且是声音越来越大地朗读那封信，并且用指尖滑过写下的每一行字时，我看着他长长的食指。他朗读道：到了春天我们会过去，现在路都给雪封住了，他的邻居去树林中砍木头时，差点让狼给吃掉。雅各布折起信。我想到了那首歌，在回村的路上，马丁的后背透过大衣唱的那首歌。雅各布把信放进信封，说：如果莱尼在冬天死了，那她就完了，因为她是聋子，没人去看望她，如果她死了，村子里甚至都不会有人发现。 火车站有四个父亲，四个儿子和四件行李。马丁是第五个。火车开动时，他们挥动双手。他们手在挥动着，嘴在唱着。歌声越来越低，直到完全哑然。但是手还在挥动，在火车边上挥动，在烟雾中挥动。 我们很少谈论马丁。如果我们谈到他了，那也不是在谈论他。即便谈到他了，也总是很短的几句，他这会儿有可能在哪儿睡，可能在吃什么，他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在受冻。有一天夜里，雅各布走过漆黑的房间，把他的被子放在椅子上。壁炉里还在闪烁着火光。我看见雅各布没带被子走回自己的床，还看见他没有被子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我听见他在叹气，他睡不着觉。于是我从我的床上坐起身，说：“马丁走的时候，鸫鸟那么大，把院子都遮盖住了。它叫的声音很大。它用它的战争把世界都搞疯狂了。它已经飞了好几个月了，不肯停下来。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马丁的后背在你和我之间唱了鸫鸟的那支歌。”雅各布把脸扭向我，大声嚷道：“你说什么战争和世界。你根本没有见过世界。”我静静地哭了，静得让哭泣变成了一种沉默。雅各布不说话了，他的眼睛在放光。 春天到了。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在园子里。雅各布天天坐在三叶草园子的一个树桩上晒太阳。他经常闭着眼睛，转动手中的镰刀。 有一次已经是夏天了，而且也很热了，他闭着眼睛在树桩上坐了很长时间，我心想：他肯定睡着了，我应当过去叫醒他。我走进园子门，穿过三叶草地，朝树桩走去。我正要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的眼睛睁开了，嚷嚷道：“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他没有睡着。因为他听不见，所以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 秋天是温暖的。山岗上的树叶火红。邮递员隔着栅栏递给雅各布一张军邮明信片。雅各布拿着明信片走进屋子，坐在空桌子边，看信。他把信念了三遍，声音一遍比一遍大，因为看信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在他旁边坐下。我看着床。看着床单上马丁的羊毛袜。袜子被雪弄湿了。我把袜子从马丁的脚上脱下来时，他挣扎不愿意。 莱尼死了十三年了。自从那个鸫鸟的夜晚以后，雅各布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盖过被子。到了冬天，他连白天也躺在床上。他呼吸呼噜呼噜地很艰难，吐出来的是沫子。这一年的冬天他死了，这一年冬天的雪是土，一碰到村子就化了。这一年的冬天，村子又脏又黑，就如同一个在泥巴地上的粪堆里翻来找去的屎壳郎。 这个世界我什么都没有见识过，因此我什么也不懂。每当看见山岗上面有树叶，我都会随便地独自去想，我们的村子那么的小，就如同在一个大罐子里一样。没人会找寻这个村子，没人会发现这个村子。对世界来讲，它只是战争中的一个选项。 云团每天早晨都会飘游过树叶。它们是山岗上的一条血色的带子。 如果我说，马丁的死亡是因为那只鸫鸟，有谁会不相信我呢。 那天 那天——那天学校上学，因为英格从学校回家，用肥皂洗沾满粉笔灰的手。那天，当粉笔灰像往日一样不肯从手上褪去，当手指上的肥皂沫鼓起无数个肿瘤般的肥大的泡泡，破碎，却没有碰到触到皮肤；那天，当厨房变成了一个杂物堆，由盘子、刀子、壶罐、碗、杯子组成的垃圾堆，它们相互碰撞发出声响，有股酸酸的味道；那天，当房间在满是折叠的、缩成一团的、工作用的破旧的裙装中被翻个底朝天；那天，当家具上满是旧得起毛的打开的书和纸片，当英格满脑子都是结构套装的、复杂的句子；就在那天，英格做了一件事，一件她早就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之所以一直没做，是因为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事。 英格从厨房拿出餐具，放到客厅。餐具是中性的，英格自语道。她从储藏间拿出瓶子，放到图书馆。瓶子是阴性的。她从家具上拿下书，放到储藏间。书是中性的。她拿出手提包，放到冰箱里。手提包是阴性的。她把鞋子放到桌子上。鞋子是阳性的。她剪下花盆边上的花，扔进抽水马桶，然后放水。花是阴性的。她咬碎一块花盆里的泥巴。泥巴是阴性的。她用自己的绿色眼影涂抹嘴唇，她用自己的蓝色眼影涂抹脸颊。英格拉开她的房门，坐到客厅地砖上的餐具旁。她坐在铺地砖的地上，看着虚空。虚空是中性的，英格自语道。 当英格的男朋友在那天的那个晚上去她那儿时——那时他还去她那儿，他一动不动地，躬着身站在敞开的门里。 她疯了，他大声自语道。他没有说她变疯了。英格呆呆地盯着他的嘴。他怎么能这么说。他的脸圆圆的，以中间的嘴巴为圆心。 英格坐在他的面前，用手翻刨餐具。 男朋友是阳性的，英格对着空荡荡的门说。 小小的死亡乌托邦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我的身体是空洞洞的。 风给坟墓的上方吹来一丝土地的气息。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我的裙子随着脚步在飘动。田上是没有风的，奶奶说。我走过庄稼地的青青小溪。我的耳朵里有飒飒的声音，我的头脑很沉重，因为面对丈夫的大片土地，我是那么的贫穷，因为我的手指在蜷曲，感觉到手指上只剩下了骨头，因为我是在紧贴着骨头走路。 奶奶的墓碑上有一张她的照片。 我的婚裙是黑色的，我的上衣有黑色的带子。祭台又大又冷，奶奶说。祭钱从蜷曲的手中落下，在盘子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当时我那个无辜的手指上已经戴上了金子做的光戒。离我满十六岁，还有三个星期。爷爷站在我身旁，目光中带着湿润的刚毅，他看着满是人的教堂，仿佛在看着自己的田地。 墓地后面的田地宽阔，平坦。 婚礼队伍走过大街，这个队伍并不是人组成的队伍。爷爷的马夫穿的衣服太小了，手腕都露出来了，奶奶说。他甩着短短的、差不多要撑破的袖子站在我的身后，敲那面厚厚的鼓。爷爷走在我的身旁，领先大概有三步的距离。我们手拉着手走。我静静的手臂那时就已经够不上他的步幅了。他的衣服是黑色的，后背很宽。我心想，爷爷的后背能完全遮住我，能吞噬掉我的两个rx房和脖子。如果它碰到了我，定能吞噬掉我的脸颊。 奶奶让她的蚂蚁抬着一只死虫子到邻家的墓上去。 音乐飞越村子飘向墓地。燕子的家不在空中。它们顺着天空一直向上飞，奶奶说，飞向我们看不见的、不再属于我们村子的云彩。我手拿一束百合花放在小腹前，看见有浅绿色的小蚜虫慢腾腾地在叶子上蠕动。百合的香味沾在了我的下巴上，如同在夜晚，太阳不再露面，人的脸庞只剩下闪亮的眼睛。他们知道，浓重的花香会流淌进死者的棺材。我的后面跟着婚礼的队伍。爷爷用长长的话语谈论约赫、公亩和公顷。马夫的敲鼓声打断了声音。我看见树木间的空气在颤抖。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农宅，房子的窗户对着侧面的街道，因为房子的位置在街角。我看着我的脸从一个窗户的十字形窗格走向另一个窗户的十字形窗格，对光亮的窗户感到惊讶。 在教堂后面的仙鹤草中，水在闪光，在撕扯光线。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句话：回家独自一人，直到蚜虫被鼓声震晕，震麻，从我的手上掉下去，在大大的农宅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奶奶说的。我的影子飘浮在我的身旁。当我给它我的鞋子时，它走到了地上，长长的，黑黑的，让草儿变了色，让绿色的皮毛变了色。 教堂的上方矗立着塔楼，在空中高得没有止境的十字架的周围，环绕着生了锈的、被搅得翻腾起伏的云团。 我们在葡萄架下的阴影中围着长长的台布坐下，一个干瘪的女人把一碗汤放在我的面前。“她从我手中拿走百合花，”奶奶说。她的脸如同一个柳条筐。她在我面前低下这张脸，说：“把花给我，它已经枯萎了，它显得你的眼睛很疲倦。”她没有眼睛，嘴巴细长。就在她打算离开我，走过这片阴影时，她再一次迅速——仿佛脖子折断了一般——冲我低下她的柳条筐，对着我的耳朵说：“你的太阳穴像石头。你不开心。”我看着我的手和手指上的光戒，轻声说：“我想死。”声音轻的甚至感觉不出我有嘴唇。这个正在梦游的干瘪女人在她被冲刷掉的嘴前用百合花扇去水汽，说：“我也想死。”这个女人头发浓密。然后她拿着花束走进阴影中，把百合的香味留在了我黑色的裙子中。 墓碑上的照片是热的。 神甫吃了一只整鸡和沾着厚厚奶油的辣根。爷爷说：“尊贵的阁下，那儿还有猪肉。”神甫用刀和叉吃了一个猪心，红樱桃，还有用糖和血做成的汁。奶奶说：“神甫喝葡萄酒时，袍子里升腾起一个热乎乎的屁，在我坐的椅子周围蔓延，有骨子苦胆的臭味。”爷爷说：“尊贵的阁下，那儿还有烧酒。”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个圆圆的额头。 人们鼓着塞满的嘴大声说话。我看见被嚼碎的肉末还粘在他们的舌头上。马夫拖着一捆草，经过院子，朝马厩走去。女人们呆呆地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嚼着面包圈和浇糖汁的点心。嘴角上的口水是灰色的，如同马路上的灰尘。谷仓前，男人们坐在酒瓶子中间，对着荒凉和黄昏，唱着士兵的歌曲，奶奶说。鸡排成队穿过院子。它们的毛充了气似的蓬起，它们的叫声听上去破碎，公鸡在这一天没有引吭高歌。它们张着嘴，如同在做梦一般。它们用无声的、粗糙的、热乎乎的喉管啜饮下黄昏。鸡冠耷拉在眼睛上。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只白色的手。 爷爷第一天夜里睡在我旁边时，我隔着院子的黑暗听到了他的马在呼吸，奶奶说。呼吸声和他一模一样。有一匹马把它的白鼻子拱到他的衬衣下他的胸脯上。马儿有些害羞，我的手害怕摸到他的身体。我把辫子围着脖子绕了三圈，辫子缠绕在我的脖子上就像一条游蛇，我把辫梢搁在耳朵下，说：“蛇啊，找一根血管，吸吧。我的血能提神，等到白天透过窗户，你也睡不着觉。”爷爷醒了。他骑在了我的身上。我感觉我的肚子里面有一块硬硬的土地。爷爷在他的土地上忙乎，他在耕耘我。当他喘着粗气的时候，我知道：他播撒了他的黄瓜籽。缎子被包裹着我，发出亚光的光彩。在窗户的十字窗格上，第一批苍蝇嗡嗡得要死。公鸡在透着雾气打鸣。新的一天苏醒了。爷爷打着哈欠，把满椅子的衣服全都套在身上。他看着自己金色怀表一颤一颤的指针，在朦胧的清晨进入财产登记簿的阴影，走进账簿，走进雇工的准确的数字。他默默地、渴望丰收地守护着自己在纸头上的田产。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个缩成一团的耳朵。 中午，爷爷清点母鸡。少了三只。它们迷路了，再也回不来了。有一只是我在过了漫长和炎热的三天后在粮仓后面看见的，死了，奶奶说。它的嘴里爬出了蚂蚁。在尾巴那一簇羽毛下面，两条腿之间，有一节肠子拖了出来。肛门周围的肌肉已经扯烂了。我想到了在我的肚子里已经呆了三天的黄瓜籽。我倚在粮仓上。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张黑色的嘴。 我的肚子长了一个夏天和一个枯萎的秋天。我走，我走，不看脚下的土地。多少个死一般的下午，我站在房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奶奶说。我的手指尖划过青色的血管，在乳晕上划着圆圈。站在镜子前，我想起了教堂顶梁那个冰冷的穹拱上面写的东西：来吧，都到我这儿来吧，你们这些辛苦的不堪重负的人，我会让你们振奋。我在水井后面采了一束玫瑰，带着肚子投下的影子走过空荡荡的村子。教堂门敞开着。那段话很高，光辉闪闪，但是下不到我这儿来。教堂门前的椴树下竖着一把梯子。阴影中，神甫站在梯子最上面的横木上，如同一只体型硕大的公鸡。看见我后，他在空中伸展双臂，仿佛要从教堂花园上飘下来。他说：“嘿，年轻的女人，上哪儿去？”我说：“去教堂，尊贵的阁下。”神甫微笑说：“年轻的女人，死人不需要我们看护。”“尊贵的阁下，他们需要我们的祈祷。”我结结巴巴地说。神甫长长地看了我肚子一眼：“他们听不见。死人没有灵魂，年轻的女人。”我看着梯子的空横木：“尊贵的阁下，您这么说，是罪过。”我把玫瑰花放在肚子前。神甫说：“只有云彩才能升天，年轻的女人。” 在新的一年的一个晚上，当雪花像五颜六色的火星和蜡烛在我身上燃烧，马夫在浅浅的睡梦中，从马厩跑了出来，半梦半醒，全身披挂着秸秆，他穿过夜晚的大街，穿过鸡群的呼吸。几条狗追上他，朝他龇出湿乎乎的牙齿。在村边的一座房子门前，马夫停住脚步，用拳头对窗框上的木头一阵猛砸，用冰冷的嘴唇隔着窗玻璃上的冰花一阵猛喊。房顶上有冰凌落在他的肩上，然后又掉在他的鞋子上。老接生婆从床上的羽毛飞絮中抬起长成一团的肥肉，拎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走到窗户的十字形窗格前，头发乱糟糟的，腮帮子鼓鼓的。透过冰花看见马夫后，她大声喊道：“我来了。”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个灰色的下巴。 她肩上披着一个黑色的披巾。一群狗跟在披巾的须子后面，一张嘴吠叫便在雪地上留下一团雾气。狗在房门前汪汪地站住。我在生的过程中，上下嘴唇咬在一起，一声不吭，因为狗的汪汪叫声就是我的疼痛，它从房间里飘出去，进入黑夜，越过附近的雪崩。接生婆摆弄着长长的钩针和歪七扭八的剪刀。我的目光孱弱，停留在她黑色披巾的须子上。接生婆把孩子从我的大腿间举起时，她干瘪的手满是血迹。我看着孩子，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所有在这些小屋中生活的人都有的那种纵横相传的孤独。孤独通过青紫色的血管流经孩子的脸。他的天灵盖上，少女自杀时的孤独在突突地跳动；他的太阳穴上，我半身不遂的姨烤面包时的孤独在突突地抽动；他的脸蛋上，我耳聋的奶奶缝钉扣子时的孤独悄悄地爬了上来；他的嘴唇上，我羞怯的妈妈无休无止的削土豆皮时的孤独在闪着寒光。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个细长的鼻子。 孩子的下巴尖上有一个有生命的、有热度的斑点在闪光。这是在生他的过程中属于我的身体的那份孤独。当这个闪光触及到了我，燃烧了我，又冷却了我之后，这个斑点便成了属于孩子自己的孤独了，孩子虽然在呼吸，却无法发现这个世界。老接生婆在碱水的泡沫和蓝色的烧酒中清洗钩针和歪七扭八的剪刀，然后把它们按照大小依次放进柳条筐。她用海藻一般的眼神看着针鼻儿，将白色的灯芯线缝进我的皮肤。我看着那只死去的母鸡屁股上被撕裂的肌肉。马夫送进来一桶开水。他一边把水桶放在桌边上，一边用微弱的、潮湿的目光看着我满是血迹的大腿。接生婆把针别进黑色的披巾。就在半要走半没走的当口，她把一块大布盖在柳条筐上，说：这孩子有劲儿，很健康，但是今年的雪太深。由于孩子是生在雪天，而且是夜里，并且是新的一年的头几个伤心日，因此孩子注定会是不幸的，终生都会郁郁不振的。到了冬天他会受冻，但他又不属于夏天，他会不停地睡觉，他会做梦，梦到酷暑在叫喊。他会超过所有存在的人去爱已经不存在的人，他会去爱那个当人们陷入沉思时刻画在额头上的世界，那个土地下的世界。 墓碑上的照片有静静的呼吸。 我在这个单调的冬天的夜晚生下的孩子是个姑娘。爷爷大声吵吵地、自言自语地走在冰封的田地上，脸上的表情因愤怒而没了样，奶奶说。他恨那些给牲口喂饲料的雇工。他不吃不喝了，他恨他们，因为他们是男人，在家中有儿子。爷爷说：“你们给她起名勺把子也好，其他什么名字也好，随便你们，不要问我。”说孩子时他对我说的是：你的孩子。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个深沉的声音。 爷爷有一天死了，还很年轻，他没有告诉我，当人们在肋骨里面感觉到死亡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夏日里的一天，他倒下了，脸朝下倒下了。他把自己的重量交给了大地，不再恨，不再看。他扔下了一大片田地。财产登记簿发霉了，数字变成了灰尘，账目变成了石头。土地仍然在顺从地给粮仓带来收获。雇工们辛苦劳作，不再和我说话。他们的儿子们吃着新鲜的面包，一天天长大起来。我的女儿没有取名勺把子，她害羞，胆小，就像把白鼻子藏到爷爷胸脯上的那匹马。晚上，她坐在长凳上，不唱歌，只是在看，在听别人唱歌。马夫的儿子经常站在她的旁边。他的眼神因贫穷而胆怯，声音因劳作而低微。我对女儿说：他性格胆怯，声音小，就像一个人。但是他的胸脯上没有白鼻子的马。他不会耕耘你。 墓碑的照片上有一道裂痕的阴影。 房子后面的毛蕊花开了，它发出了很多新枝，手指般粗细，扭曲着，如同这个世界的破碎的手。它不像太阳那么金黄，奶奶说。我一个夏天都想有一个花坛，不是在田里，而是在家门前，而且是一个坟墓。我插枝种满天星。一遇到下雨，满天星就会像被咬碎的鱼一样，漂过院子，臭烘烘的，像裹尸布一样粘连在小腿肚子上。满天星只生长一个夏天。秋天会把它扯得七零八落。冬天会把它掩埋在暴风雪中。到了开春，花坛里会长出麦子，于是家门口就变成了田地，麦子顽强地催发麦穗，结出麦粒。土地因收获和贪婪而受到惩罚，而扭曲变形。 奶奶的墓碑在生长。青苔像疾病一样改变着它的表面。奶奶缩着头，披着沉重的头发，赤着脚走在世界的尽头。每一只手上都有一只寿鞋，鞋跟因为吸了水而歪斜。她的坟墓如同一块田地，花儿如同在草地上一样，年复一年的开着。白色百合花盛开，凋零，总是把花香先送到我的下巴下，送到我的嘴里，送到我镶有白色墓碑瓷的牙齿里。 云彩一团一团地、低低地聚拢在教堂塔楼的周围，因为我对坟墓的恐惧而黑压压的，因为百合花的花香而明晃晃的。 晚上，奶奶的脸颊在夏日的墙壁上变得红扑扑的。黑刺李子树上，她的脊梁透着树叶在生长，她的小小的死亡乌托邦在盲目的土地的庇护下生长着。 墓碑上的照片没有脸。 夏天在变幻。慰藉的草儿在开花。 奶奶没有墓碑照片。 奶奶有一片云和一块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