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兽》 第一章(1) 第一章 每朵云里有一个朋友 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 连我母亲都说这很正常 别提什么朋友 想想正经事吧 ——盖鲁徼? 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埃德加说，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面对照片在地上坐得太久。我的双腿坐麻木了。 我们用口中的词就像用草中的脚那样乱踩。用沉默也一样。 埃德加默然。 今天我无法想象一座坟墓。只能想象一根腰带，一扇窗，一个瘤子和一条绳子。我觉得，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 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埃德加说，准以为你疯了。 在我看来，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因为死人不再需要。还有，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埃德加说。 他们有证据，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行走、吃、睡、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埃德加说，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一个主宰一切的错。 脑中长草。我们开口说话，草就被割。我们沉默，也一样。一茬又一茬，想长就长。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 萝拉从南边来，从她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脱贫的地域。我不知道从哪里，或许从颧骨上、嘴边、眼睛里。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明，一个地域也罢，一张脸也罢。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没有脱贫，每张脸上也一样。可是萝拉来的地方，一如人们从她的颧骨、嘴边和眼里所看到的，也许更穷一些。地域多于风景。 贫瘠吞噬了一切，萝拉写道，除了羊、瓜和桑树。 但不是贫瘠驱使萝拉进城来的。我学什么，贫瘠无所谓，萝拉在本子里写道。贫瘠察觉不到，我知道多少。只知道我是什么人，也就是说我是谁。在城里一定要有所作为，萝拉写道，四年后返乡。但不是走在下面尘土飞扬的路上，而是在上面，穿行于桑树的枝间。 城里也有桑树。但是外边街上没有。桑树在内院里。在少数内院里。只有老人的院子里有桑树。树下搁着一把原是屋里坐的椅子。丝绒软垫的椅座。可那丝绒上斑斑点点的，撕破了口子。一束干草从下面将破洞堵住。草被坐扁了。椅座下面像是拖着一条辫子。 走近这把被淘汰的椅子，辫子上一根一根的草茎依稀可见。而且它们曾经绿过。 在种着桑树的院子里，阴影如同一片闲静，罩在椅子上坐着的那张苍老的脸上。说如同闲静，是因为我不期而至来到这些个院落，而且难得再来。难得的是一缕阳光从树梢笔直地照在那张苍老的脸上，一个遥远的地域。我的目光沿着那束光移下又移上。一阵寒意袭上脊背，因为这份闲静并非源于桑树的枝条，而是来自脸上眼睛里的寂寞。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在这些院子里。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干的不比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多。我久久凝视着桑树。然后，在我离开前，又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脸。脸上写着一个地域。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或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那个地域，扛着一棵装在袋子里的桑树。我在城里的院落中见过不少带出来的桑树。 后来我在萝拉的本子里读到：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 萝拉想学四年俄语。入学考试不难，因为名额足够，大学里的名额跟全国学校里的一样多。俄语是少数人的志愿。志愿很难，萝拉写道，目的比较容易。一个上大学的男人，萝拉写道，指甲干净。四年后他跟我同行，因为这样的人明白，到了村里他就是个人物。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永别了，羊，萝拉写道，永别了，瓜，只要桑树，因为我们都有树叶。 一个小小的四角形作为房间，一扇窗，六个女孩，六张床，每张床下一个箱子。门边有个壁橱，一个扩音器安在门上方的天花板上。工人合唱队从天花板唱到墙，从墙唱到床，直至夜幕降临。然后他们安静下来，就像窗前这条街以及外边那个无人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每个宿舍里像这样小小的四角形房间有四十个。 有人说，扩音器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 六个女孩的衣裙紧紧地挤挂在壁橱里。萝拉的最少。她穿大家的衣服。女孩们的长筒袜躺在床下的箱子里。 有人唱道： 妈妈说 如果我嫁人 她就给我 二十个大枕头 统统装满蚊子 二十个小枕头 统统装满蚂蚁 二十个软枕头 统统装满败叶 而萝拉正坐在床边地上开箱子。在长筒袜子堆里翻寻着，把搅作一团的大腿、脚趾和脚踵举到面前，一松手，任其散落在地上。萝拉的手颤抖着，眼睛不止脸上那两个。两手空空，手也不止空中这一双。空中林立的手几乎和地上躺着的长筒袜子一样多。 眼睛、手和长筒袜无法在一首隔着两张床的歌声中相容。一个前额上有一道愁纹的小脑袋，轻晃着站在当地唱歌。愁纹顷刻间又从歌中消失了。 每张床下面立着一个箱子，里面是乱成一团的长筒棉袜。全国都管这叫专利长筒袜。这种专利长筒袜是给那些想要光滑、薄雾般的连袜裤的女孩们穿的。女孩们还想要发蜡、睫毛膏和指甲油。 床上枕头底下放着六个睫毛膏盒子。六个女孩子各自吐一口唾沫到盒子里，拿牙签搅一搅，搅到烟炱糊糊粘到牙签上为止。然后她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签在眼帘上摩刮着，睫毛变得又黑又粗。可是一个小时后，睫毛上就显现灰色的缝隙。唾液干了，烟炱落到了颊上。 女孩们要颊上的烟炱、脸上的睫毛烟炱，可是再也不要工厂的烟炱了。只想要很多很多薄雾连袜裤，因为这种袜子太容易抽丝了，女孩们不得不在脚踝和腿部将漏针捉住。用指甲油将漏针捉住，粘住。 一位先生的衬衫要保持洁白不容易。如果他四年后跟我回贫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穿着白衬衫在村里行走有本事让路人艳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那就是我的爱了。在跳蚤跳来跳去的脏地方保持衬衫的白净不容易，萝拉写道。 萝拉说，连树皮上都有跳蚤。有人说，那不是跳蚤，是虱子，蚜虫。萝拉写入本子：木虱更可怕。有人说，它们不犯人，因为人没有叶子。萝拉写道，它们什么都犯，太阳热辣辣一晒，连风也犯。而叶子我们都有。如果人不再长个子了，就掉叶子，因为童年过去了。如果人干瘪了，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叶子想长就长，萝拉写道，像深草。村里有两三个孩子没有叶子，他们有一个大童年。他们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念过书。木虱让大孩子变成小孩子，让四岁的变成三岁的，三岁的变成一岁的。还有一个半岁的，萝拉写道，还有一个新生儿。木虱造的兄弟姐妹越多，童年就越小。 有位祖父说：我的葡萄剪子。我会越来越老，一天天变矮变瘦。可我的指甲越长越快，越长越厚。他用葡萄剪子铰指甲。 有个孩子不让铰自己的指甲。疼啊，孩子说。母亲用裙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孩子目光阴郁，大喊大叫。指甲剪一再从母亲手中跌落。每剪一个手指，剪刀就掉一次，孩子想。 血滴落到一条腰带上，草绿色的那条。孩子明白：流血，人会死。孩子的眼睛湿了，母亲的样子模糊起来。母亲爱孩子。她爱孩子爱得上瘾，爱得没有节制，因为她的理智绑在了爱上，就像孩子绑在椅子上一样。孩子知道，母亲因这份被捆绑的爱必须剪碎孩子的手。她得把剪下来的手指塞进居家服的口袋里，走到院子里，假装去扔手指。然后在别人看不到她的院子里，把孩子的手指吃掉。 孩子料想，到了晚上，祖父如果问她：手指扔了吗？母亲会撒谎会点头。 而孩子也已料到自己晚上将干什么。她会说，她拿了手指，然后将一切和盘托出： 她带着手指出门上了石子路。她到过草地。也到过园子、小径和菜畦。她沿着墙走，在墙背后走。她到过存放螺丝钉的工具柜旁。还有衣橱边。她向橱里哭泣。她一手拭脸，一手从居家服口袋里掏出手指塞进嘴巴。一次又一次。 祖父把手搁到嘴上。他大概想在屋子里表演一下在外头院子里吃手指的样子吧，孩子推想着。可是祖父的手没有动。 第一章(2) 孩子继续往下说。说的时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舌头上。孩子心想，那只能是真相，躺在舌头上像一颗樱桃核，不愿掉进喉咙里。说话的声音一旦爬上耳朵，它就等待着真相。可是沉默之后，孩子想，一切都是谎言，因为真相掉进了喉咙。因为嘴巴没有说出吃了这个词。 这词孩子说不出口。只说： 她到过李子树边。在园中小路上她没有踩烂毛毛虫，她的鞋绕开了。 祖父的眼睛耷拉下来。 母亲转移方向，这时候从橱里取出针线来。她坐到椅子上，把居家服抚了又抚，直到看得见口袋为止。她把线打了个结。母亲在搞鬼，孩子想。 母亲缝着一个纽扣。新针迹盖住了旧针迹。母亲搞鬼并非全无由头，她衣服上的纽扣松了。纽扣缝上了最粗的线。电灯泡的光也有一根根的线。 孩子闭上眼睛。在紧闭的眼睛后面，母亲和祖父高高挂在桌子上方一条由光和线拧成的绳子上。 用最粗的线缝的纽扣最结实。母亲永远不会丢掉这扣子，孩子想，除非它碎了。 母亲把剪刀扔进衣橱。第二天及此后每个星期三祖父的理发师都上门来。 祖父说：我的理发师。 理发师说：我的剪刀。 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掉过头发，祖父说。头全秃了，连队理发师就在我那头皮上抹叶汁。头发又长出来了。比先前还漂亮哩，连队理发师冲我说。他爱下棋。连队理发师想到抹叶汁这个主意，是因为我弄了不少叶子茂密的树枝来雕刻棋子。那是同一棵树上的灰叶子和红叶子。木头和叶子一样，颜色也不大相同。我刻的棋子一半深色，一半浅色。浅色的叶子到了深秋才会变暗。树有这两种颜色，那是因为灰色树枝生长每年要晚很多。这两种颜色做我的棋子很不错，祖父说。 理发师先给祖父剪头发。祖父坐在椅子上，头一动也不动。理发师说：不剪头发，头就成了乱草丛。这时候，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说，不剪指甲，指头就成了铲子。只有死人才有这种指甲。 松绑，松绑。 住在四角中的六个女孩，数萝拉的薄雾连袜裤最少。而仅有的这几双在脚踝和腿部粘着指甲油。还有小腿肚那儿。要是萝拉没有及时逮住，破了的针脚还会一路抽丝，因为她自己也得走路呢，走在人行道上或者穿过那个乱蓬蓬的公园。 怀揣着白衬衫的梦想，萝拉得追逐，得逃跑。这梦想即或在最幸福的时刻也还是和她脸上的地域一样贫瘠。 有时候萝拉没能逮住抽丝的针脚，因为她在开会。在教席那边，萝拉说，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这个词。 晚上，萝拉把带脚的连袜裤都挂到窗外。它们不会滴水，因为从来不洗。连袜裤挂在窗外，萝拉的脚和腿就像在里面似的，还有脚踝和硬邦邦的脚后跟，鼓出来的小腿肚和膝盖。它们仿佛能自个儿穿越乱蓬蓬的公园，去那黑漆漆的城里。 四角里有人问：我那指甲剪在哪儿。萝拉说，在大衣口袋里。有人问，哪个大衣口袋。你的。你怎么昨天又拿走了。萝拉说，坐电车了，说着把指甲剪放到床上。 萝拉总是在电车里修指甲。她经常漫无目的地乘车。在行驶的车内剪剪锉锉，用牙齿把指甲根的皮顶回去，直到每个指甲上出现豆大的白圈圈为止。 电车靠站，如有人上车，萝拉就把指甲剪放进口袋，望着车门。因为大白天里总是有人这样上车来，好像是相识，萝拉写入本子。可是到了夜里，同一个人这样子上车来，就像是来找我的。 夜里，当外面路上已无人迹，也没有人再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时，当风声飕飕，夜空除了响声再无动静时，萝拉就穿上她的薄雾连袜裤。她从外边关上门之前，四角的灯影里只见萝拉有两双脚。有人问，你去哪里。而此时萝拉噔噔噔的脚步声已在长而空荡的走廊里响起。 也许，头三年我在四角的名字叫做有人。当时除了萝拉都可能叫做有人。在敞亮的四角里，有人不喜欢萝拉。大家全是有人。 有人走到窗口，看不见下面的路，也看不见萝拉经过。只看到一个一跳一跳的小点。 萝拉去坐电车。下一站要是有人上车，她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夜三更只有男人上车，他们刚下中班，从洗衣粉厂和屠宰场回家。他们从黑夜走进车厢的灯光里，萝拉写道，而我看见一个男人，累了一天，他只是他衣衫里的一个影子。他的脑袋里早已没有爱，口袋里早已没有钱。只有偷来的洗衣粉或动物杂碎：牛舌、猪腰或牛犊肝。 萝拉的男人们在前排椅子上坐下。他们在灯光中打盹，垂着头，铁轨咯吱吱一响，就抽搐一下。间或，他们拉一拉包，贴近自己的身子，萝拉写道，我看见他们脏兮兮的手。为了包的缘故，他们在我脸上瞟一眼。 就这么短短的一瞥，萝拉便在一个困倦的脑袋中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不再合眼，萝拉写道。 下一站，有个男人跟着萝拉下车。他的眼睛里带着这座城市的黑暗。以及一条瘦狗的贪婪，萝拉写道。萝拉没有回头，疾步而行。她离开大街，抄近路进入乱蓬蓬的公园，以此招引那些男人。一句话都没有，萝拉写道，我躺到草地上，他把包搁在最长最低的树枝下。没什么好说的。 夜追逐着风，萝拉一声不吭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头上的叶子簌簌响着，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半岁大的孩子头上的叶子。那个除了贫穷谁都不想要的第六个孩子。像当年一样，萝拉的腿给树枝划破了。可她的脸从没被划破过。 几个月来，萝拉每周换一次学生宿舍玻璃展窗中的墙报。她站在大门旁边，在玻璃罩里扭动着屁股。她把死苍蝇吹掉，拿着两只她箱子里的专利长筒袜擦拭玻璃。用一只袜子打湿，用另一只擦干。然后换上新的剪报，将独裁者前一次的讲话揉了，贴上这一次的。完了，萝拉把袜子扔掉。 为擦玻璃罩，萝拉差不多用完了箱子里全部的专利长筒袜，然后就用别人箱子里的。有人说，这不是你的袜子。萝拉说，你们反正不穿了。 有个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孩子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它们锄掉。刚才孩子还在暗暗希望那些最蠢的草逃离锄头，活过夏天。可是它们逃不掉，因为要等到秋天才会长出白色的羽毛。然后才学飞舞。 父亲从来用不着逃跑。他是唱着歌一路行进到世上来的。他在世上造了很多坟墓，造完立马走人。一场打输的战争，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一件新熨好的夏季衬衫放在橱里，父亲的头上还没有长白发。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他爱躺在草地上。躺着看迎来白天的红云。由于清晨跟夜一样寒冷，红云只好将天撕开。白天在上面的天边显现，孤独便潜入下面草地上父亲的脑中。孤独将父亲迅速赶到一个女人温暖的肌肤旁边。他取着暖。他造了坟墓，又很快给女人造了一个孩子。 父亲将坟墓截在喉咙口，那是衬衫领子和下巴之间喉结的所在。喉结尖尖，闩住了出口。这样坟墓永远也上不来，走不出两片唇。他的嘴喝着乌黑的李子酿的烈酒，他的歌沉甸甸、醉醺醺，赞美着元首。 锄头在菜畦里有个影子，不跟着锄头一块儿动，影子静静的，望着园中小径。那里有个孩子正在摘青涩的李子，摘满所有的口袋。 父亲站在锄掉的最蠢的草中间说：青李子吃不得，核还软，会咬到死亡。谁都救不了你，要死人的。高烧会把你身子里面的心烧没了。 父亲的眼睛模糊了，孩子发现，父亲爱她爱得上瘾，爱得没有节制，曾经造过坟墓的他盼着孩子死去。 为此，孩子后来吃空了装李子的口袋。每天，只要父亲不注意，孩子就往肚子里塞半树的李子。孩子一边吃一边想，这是在找死。 然而父亲没注意，孩子也就命不该死。 最蠢的草就是白乳飞廉。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好比每个念叨死亡的人懂得如何活下去。 有时我看见萝拉在淋浴室里站着，是下午时分，洗昼浴吧，太晚了点；洗夜浴吧，又太早了点。我看见萝拉背上有一道绳状的痂，股沟上方有一圈圆形的痂。绳子和圆圈活像一个钟摆。 萝拉迅速转过身来，我看见了镜中的钟摆。它该当当敲响才对啊，因为我进入淋浴间时，萝拉吓了一大跳。 我心里想，萝拉有擦伤的皮肤，却从来没有爱。有的只是公园地上腹部的撞击。还有身上那些男人的狗眼。他们整天听着洗衣粉从粗管子里往下泻的声音，听着动物的残喘。他们的眼睛一整天都熄着火，只有在萝拉身上的时候才燃烧。 宿舍里，一个楼层的房间一个挨着一个，住在小四角中的女孩们把自己的吃食都存放在餐室的冰箱里。羊奶酪和香肠，是从家里带来的，还有鸡蛋和芥末。 我打开冰箱，格子内侧放着一个舌头或一个腰子。舌头都冻干了，腰子裂着褐色的缝。三天之后，格子内侧又空了。 我观察着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看不出她是把那些舌头和腰子吃了还是扔了，从颧骨上、嘴角和眼睛里都看不出来。 无论在食堂还是在运动房，我都没看出萝拉是吃了还是扔了那些屠宰场的杂碎。我很想知道个究竟。我好奇心炽，想羞辱一下萝拉。我左看右看，看得目盲。不管是久久端详还是匆匆一瞥，在她的脸蛋上我总是只见那个地域。当萝拉在烧热的熨斗上煎鸡蛋，用刀刮下来吃的时候，偏让我撞见。萝拉却把刀尖递过来让我尝。可好吃了，萝拉说，不像煎锅里做的那么油腻。吃完，萝拉把熨斗搁在角落里。 有人说：你吃完把熨斗弄弄干净。萝拉说：反正不能再熨了。 这种眼光折磨着我。每当我跟萝拉中午在食堂一起排队，继而同桌吃饭，我就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我们吃饭只得到一把汤匙。从来没有叉子，也从来没有刀。所以我们只能用汤匙戳压盘中的肉，再用嘴撕咬成一块一块吃。我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从不让我们用刀切、用叉子扎着吃。在于我们像动物一样进食。 食堂里大家都饥肠辘辘，萝拉写入本子，一大堆人压抑地、咂吧咂吧地吃着。原本是一只只执拗的羊。在一起就是一群贪吃的狗。 第一章(3) 我在运动房里想，我的这种眼光与萝拉跳不过山羊有关。她的胳膊在肚子下面本该撑直的时候偏偏打了弯，她的膝盖本该像剪刀般叉开的时候却软软向上提起。萝拉勾住了，屁股擦着山羊滑跌下去。她一次也没有飞跃过山羊。不是双脚着地而是脸朝下摔倒在垫子上。她躺在那儿，直到体育老师大叫起来。 萝拉知道，体育老师会触摸着她的肩、臀部和胯部，扶她站起来。待他的怒气消了，会来扶她一把的，该碰哪儿就碰哪儿。萝拉佯装跌得很重，可以让他抓得紧一些。 女孩们站在山羊后面，没有人跳，也没有人能飞跃过去，因为萝拉得到了老师给的一杯凉水。他从更衣室拿来水送到她的嘴边。萝拉明白，她喝得越慢，他扶着她头的时间就越长。 下课后，女孩们站在更衣室窄窄的衣橱前穿衣服。有人说，你穿了我的衬衫。萝拉说，我又不会吃了它，只是今天用一用，我有事儿。 每天，小四角里有人说，明白吗，这些衣服不是你的。可萝拉还是穿了进城去。日复一日，萝拉穿着这些衣服。衣服弄皱了，让汗水或雨雪打湿了。萝拉又把它们挂回到拥挤的壁橱里。 壁橱里有跳蚤，因为床上有跳蚤。放专利长筒袜的箱子里有，长长的走廊上有。连餐室和淋浴间、食堂里都有跳蚤。电车、店铺和电影院也有。 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在挠痒痒，萝拉写入本子。她每个星期天早上去教堂。神甫也在挠痒。主啊，你在天上，萝拉写道，跳蚤，在全城。 薄暮中的小四角，时间还早。扩音器唱着工人之歌，外面街上还有鞋子在走动，乱蓬蓬的公园还有人声，叶子还是灰色的，不黑。 萝拉躺在床上，除了一双厚厚的长筒袜什么也没穿。晚上我弟弟赶着羊群回家，萝拉写道，得穿过一片瓜地。离开牧场晚了一步，天色已黑，羊的细腿踩烂了瓜。我弟弟睡在羊圈里，羊一整夜红着蹄子。 萝拉将一个空瓶子塞进两腿之间，她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女孩们都围着她的床。有人拽她的头发。有人大笑。有人把手塞进嘴里观望。有人开始哭泣。我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是她们中的哪一个。 可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在窗前伫立良久，感到阵阵晕眩。房间在窗户玻璃上摇晃着。我看到我们围着萝拉的床十分渺小。而我们头顶上的萝拉很大很大，正凌空破窗前往乱蓬蓬的公园。萝拉的男人们正在车站等候。一列电车从我的太阳穴中呼啸而过。它像一个火柴盒子。车里的灯光明灭闪烁，宛如外面用手挡着的风中火苗。萝拉的男人们互相挤撞着。包里的洗衣粉和动物杂碎洒落到铁轨旁边。这时候，灯啪的一声关了，玻璃上的图像消失了，唯见街对面依次悬着一排昏黄的路灯。随后我又站到萝拉床周围的女孩子中间去了。我听见萝拉背下的床上发出一种响声，我永远忘不了，也不会跟世上其他声响混淆。我听见萝拉在割除爱情，那从来没有成长的爱情，割除脏白床单上每根长长的草茎。 那天，正当萝拉喘息失态时，结痂的钟摆敲响了，在我的脑中。 萝拉的男人中，只有一个我没有在窗户玻璃的镜像中见到。 萝拉去教席那边越来越勤，而她还是那么喜欢教席那边这个词。常挂在嘴边的词，却不知自己有多么喜欢。她越来越频繁地说起意识和消弭城乡差别。萝拉一周前入了党并向人展示她的红色党证。扉页上是萝拉的照片。党证传过女孩们的手。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从照片上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相纸发光。有人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啊。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 党的手册堆在萝拉的床边。小四角中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默不做声。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只要萝拉人在四角。 萝拉写入本子：母亲带我去教堂。很冷，有神甫烧的香似乎就有了暖意。大家脱掉手套。合在手心里。我坐在小孩的凳子上。靠边坐着，这样可以看到母亲。 自从萝拉擦拭玻璃展窗起，女孩们凡有什么话不愿当着她的面说，就递眼神做手势。 母亲说，她也为我祈祷，萝拉写道。我的手套拇指上有个破洞，洞上有一圈翘起的漏针。我觉得这是耶稣的荆冠。 萝拉坐在床上读一本手册，是关于如何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我扯着线，萝拉写道，荆冠向下盘旋。母亲在唱主怜悯你，我在拆手套上的拇指。 萝拉在薄薄的手册里画了很多条杠杠，似乎她的手握着纲要。她床边堆积的手册往上长，就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床头柜。画杠杠的时候，萝拉在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之间久久地沉思。 我不扔羊毛，萝拉写道，即使乱糟糟的也不扔。 萝拉在手册里打括号。在每个括号那行的边上画一个粗十字。 母亲又给我织拇指了，萝拉写道，用新羊毛织拇指尖。 萝拉念大四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女孩们将所有的衣服都摊放在床上。萝拉的箱子敞着搁在打开的窗户下，里面放着几件衣服和手册。 我那天下午得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窗户镜子里看不到萝拉其中的一个男人。他有别于所有午夜和上中班的男人。他在党校进餐，他不上电车，他从不尾随萝拉进乱蓬蓬的公园，他有车有司机。 萝拉写入本子：他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 萝拉已经在念大四，几乎就要如愿以偿了，而那天下午近三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孩们的衣服和萝拉的分开摊放在床上。太阳热辣辣地射进四角，灰尘附在地毡上宛如一张灰毛皮。萝拉床边，手册缺席的地方，是一块光秃秃的暗斑。萝拉吊在壁橱里我的腰带上。 来了三个男人。给橱中的萝拉拍照。然后解开腰带，把它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子像女孩们的连袜裤一样薄。他们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三个小盒子。然后啪地盖上萝拉的箱子，打开小盒子。每个盒子里装着毒绿色的粉末。他们把粉末撒在箱子上，然后又撒到壁橱门上。粉末跟没沾唾沫的睫毛膏一样干燥。我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旁观着。我很诧异，竟有这等毒绿色的烟炱。 男人们不问我们什么。他们知道个中原因。 五个女孩站在学生宿舍大门口。玻璃展窗内贴着萝拉的照片，跟党证里的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有人读出声来： 该女生自杀了。我们憎恶她的行为，鄙视她。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萝拉的本子。在拿走我的腰带之前，她把它藏在了我的那些长筒袜子下面。 我把本子放进手袋，向车站走去。我上了电车读起来。我从最后一页开始读。萝拉写道：晚上体育老师把我叫到运动房，从里面锁上了门。只有厚厚的皮球观望着。他只要一次就够了。可我悄悄地跟踪了他，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想要让他的衬衫保持洁白，是不可能的了。他到教席那边告了我一状。我再也甩不掉贫瘠了。上帝不会原谅我不得已去做的事。但我的孩子绝不能再去赶那些红蹄子羊。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 昨天晚上，风儿 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 风吹得再猛一点儿 我就会被吹断 还好，风儿停了 第一章(4) 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 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 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 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 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 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 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 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 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 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 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 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 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 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 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 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 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 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 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灰白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 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 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 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 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 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 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 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工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贴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 第二章(1) 第二章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脱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工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滴嘟滴嘟，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 我认识图拉真广场上的那个小矮人。她头发少头皮多，又聋又哑，拖着一条草辫子，就像老人们的桑树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让萝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来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来不及逃跑，因为有人走近时她听不见。况且她也喊不出声来。 在火车站一带游来荡去的是那个哲学家。他把电话线杆和树干误当做人。他冲着铁家伙和木头宣讲关于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馆里，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喝杯中的残酒，用长长的白胡子拂干酒杯。 集市广场前坐着那个老妇，头上戴着顶报纸和大头针做成的帽子。多年来，每逢冬夏两季，她沿着街拉雪橇，雪橇上放着袋子。一个袋子里是叠起来的报纸。老妇每天给自己做一顶新帽子。另一个袋子里是戴过的帽子。 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不会在大礼堂里举手。他们将恐惧换成了疯狂。 而我可以继续在大街上数人头，把我自己也一块儿数进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对我说：嘿，你某某人。或者说：嘿，你第一千个。只是我疯不了。我脑子没坏。 为了充饥，我买一点能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的东西。我宁愿在大街上用嘴啃肉吃，也不愿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卖掉就餐卡，给自己买了三双薄雾连袜裤。 我只是为了睡觉才进女孩们的四角，可我睡不着。在漆黑的房间里，我的头一着枕，脑袋就变成透明的了。窗户被路灯照得雪亮。我看见我的头在窗玻璃上，发根像一个个小洋葱，种在头皮上。翻身的话，我心想，头发会掉下来。为了不去看窗户，我不得不翻身。 然后我看见门。即使当时那个拎着萝拉箱子和装着我腰带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死亡也还是会留在这里。关上的门，在夜间路灯的微光中，成了萝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听见我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干枯的物件在簌簌作响，那是疯子的东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辫子，雪橇老妇的纸帽子，哲学家的白胡子。 吃午饭时，祖父吃到最后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从饭桌旁站起来，说：一百步。他边走边数脚步。从桌子走到门，跨过门槛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现在走开了，孩子想，他现在要到林子里去了。 数完了一百步。祖父回来了，他不再数步，从草地到石子路，跨过门槛，走到桌子边。他坐下来，摆上棋子，最后摆上王后。他下棋。他张开两臂搁在桌子上，他手抓头发，他踢蹬着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节拍，他把舌头从这边面颊顶到另一边，他收拢两臂。祖父越发固执和落寞。房间消失了，因为祖父既代表浅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对弈。中午吃进去的饭一路下行，越接近肠子，他的脸就越皱。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只好借助深浅两王后排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回忆。 祖父从一战归来，如同走完百步归来。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样粗细，他说。盘起来就跟车轮子似的。它们躺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石头上睡觉。我就坐在这么个车轮子上，连队理发师给我头上秃发的地方涂抹叶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王后像他中指那么大。她们左肩下有一小块黑石头。我问：为什么她们只有一个rx房。祖父说：小石头是她们的心。我把王后留到后面，祖父说，她们是我最后雕刻的。为她们费了很多时间。连队理发师曾对我说：你头上还没掉的头发，已经没救了。它们完蛋了，必须离开你的脑袋。只有对秃斑我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在那里，叶汁会强迫脑袋长出新发来。 王后刻好时，我的头发全掉了，祖父说。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谈起我们各自离开家的经历，一边看着制造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来自乡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来自小城。 我讲了那些从乡下带来的装着桑树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萝拉的本子：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埃德加点了点头，格奥尔格说：大家在这里也还都是乡巴佬。我们头离开家，而脚却站在另一个村子里。独裁者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城市，因为监视着，什么都大不起来。 从一个城市坐车到另一个，格奥尔格说，然后由一个乡巴佬变成另一个乡巴佬。个人完全可以删掉，库尔特说，上了火车，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坐到另一个村庄。 第二章(2) 我乘车走的时候，埃德加说，田野离开了大地，从村庄一路旋转着到了城市。玉米还是绿油油的，拂着扇子。我心想，是家里的园子拉长了，追着火车在跑。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对我而言，旅途显得漫长而遥远，我说。向日葵没了叶子，黑的茎秆儿隔开了视线。葵花子那么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车厢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灰鹅。她睡着了，鹅在她怀中还嘎嘎叫唤了一会儿。然后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搁，也睡了。 森林一直挡着车窗，库尔特说，蓦地看见一线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条河。森林把整个地区都抹掉了。这跟我父亲的脑筋差不多。告别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为他儿子要上战场呢。他边笑边拍着我母亲的肩膀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上前线。母亲一听这话就大叫起来。叫着叫着又开始哭泣。怎么可以醉成这个样子呢，她嚷道。不过，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在我和他之间推着一辆自行车，格奥尔格说。我自己提着箱子。火车出站时，我看见父亲傍着自行车走回城里去。一条长线，一条短线。 我父亲很迷信，我母亲老给他缝制绿色的夹克。谁要是回避绿色，森林就埋葬谁，他说。他的保护色不是来自动物界，库尔特说，它来自战争。 我父亲，格奥尔格说，带着自行车去火车站，这样，去的路上就不必紧挨着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于手里空落落的，感觉踽踽独行的滋味。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母亲都是裁缝。她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跟亚麻布、衬里、剪刀、针线、纽扣和熨斗打交道。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聊起他们母亲的疾病时，我觉得像是熨斗的蒸气将她们身上的什么给化软了。她们身体内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亲是胆，库尔特的母亲是胃，格奥尔格的母亲是脾。 只有我的母亲是农民，田间劳作将她身上的什么给硬化了。她身体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谈起我们那些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父亲，而是谈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惊异地发现，母亲们彼此虽然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却寄给我们相同的信，诉说她们的疾病。 她们委托那些我们不再乘坐的火车，捎给我们关于胆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里装着从母亲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病痛，如同那些从屠宰场偷出来的放在冰箱格子里的杂碎。 病痛，母亲们想，是绑住孩子们的绳索。系着身在远方的他们。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寻找回家的火车，穿过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脸。 看见一张脸，母亲们想，脸上的面颊或前额就是绑住的爱。看见这儿和那儿出现的第一波皱纹，这些皱纹告诉她们，我们的日子过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们忘了，这张脸她们再也不能抚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亲们的病痛觉察到，对我们而言，松绑是一个美丽的词。 我们完全属于携带桑树进城的那一族，而谈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归入这一族。我们寻找着差别，因为我们读书。当我们找到纤毫的差别时，就像别人那样把带出来的袋子置于门后。 可是从书里面可以读到，门不是藏匿之处。我们可以虚掩，猛地拉开或砰地关上的，唯前额而已。前额后面就是我们自己和父母，母亲们把她们的病痛随信寄给我们，父亲们将他们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里的书是偷运到国内来的。它们是用风会躺下睡觉的母语写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国语。但也不是乡村孩子的床边话。书里写着母语，不过那种禁止思考的、乡村式的沉寂，书里并没有。我们猜想，那里，书的来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们嗅着书页，却逮到自己正习惯性地嗅着手。我们很惊讶，看书的时候，手不会像看国内书报那样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带着地域特征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着自己的手。他们对夏屋的书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想去那个地方。书的来源地，那里有牛仔裤和橙子，有给孩子们的柔软的玩具，有给父亲们的便携式电视机，有给母亲们的薄雾连袜裤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头过活。他们想畅游多瑙河，一路游到外国的水域。想尾随玉米一路跑到外国的地界。从他们眼睛里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买下土地测量员的地形图。盼望着哪天田野里和河面上升起迷雾，躲过边防人员的子弹和警犬，跑掉或游离此地。从他们手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制作气球，用床单和小树制成易碎的飞鸟。盼着风儿不要停下来，好让他们飞离此地。从他们嘴唇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跟一个巡道工交头接耳。会攀上货车，驶离此地。 第二章(3) 只有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不想逃跑。从他们的眼睛、手上和嘴唇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不仅今天要，而且明天还要制造坟墓，用警犬和子弹。也用腰带、瘤子、窗和绳子。 可以觉察到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正高高地站在一切逃离计划的秘密之上，觉察到他们在窥伺，在散播恐惧。 傍晚，最后的天光在每条路的尽头又转了一圈。光线咄咄逼人。夜幕降临前，它向周遭发出警告。房舍变得比路过的行人还小。桥变得比桥上驶过的电车还小。树变得比树下走过的脸还小。 到处是回家的路和莽撞的行色匆匆。街上不多的几张面孔没有边。当它们向我走来时，我看见面孔上悬着一片云。几乎已经站在我跟前了，再跨一步，面孔就萎缩了。只有路面的石头很大，保持着原样。再跨一步，悬在额前的云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两只白色的眼球。再跨一步，在面孔走到我身后去之前，两只眼球合二为一。 我紧紧抓住街道尽头不放，那里亮一些。云朵，无非是团皱了的一堆衣裳。还想再磨蹭一会儿，因为只有在四角里女孩那边放着一张我的床。还想再等一等，等到四角里的女孩们睡下了再回去。然而，在这直愣愣的光线中，我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越走越快。两边的街道无心等待夜的来临。它们开始收拾行李箱了。 埃德加和格奥尔格写诗，把诗藏在夏屋里。库尔特躲在角落和灌木后面拍摄那些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车队早晚把囚犯从监狱拉到田野后面的建筑工地上。真叫人毛骨悚然啊，库尔特说，让人觉得在照片上都听得见狗叫。要是照片上的狗真会叫，埃德加说，我们就不能把照片藏在夏屋里了。 我心想，这一切会对那些制造坟墓的人不利。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写诗，拍照，时不时哼一支歌，这会在造墓者心中点燃仇恨。而这种仇恨会对卫兵们不利。渐渐地，所有的卫兵，最后连独裁者也会因这种仇恨而失去理智。 当时我还不知道，卫兵们其实需要这种仇恨，以便日复一日精确地完成一项血腥的工作。他们需要这种仇恨来下判断，以换取薪水。判决只能给敌人下。卫兵们用敌人的数字来证明自己可靠。 埃德加说，秘密警察自己散布独裁者患病的谣言，驱使人们逃跑，然后将其捉拿归案。驱使人们交头接耳，然后将其捉拿归案。他们并不满足捉拿偷肉或偷火柴的、偷玉米或偷洗衣粉的、偷蜡烛或偷螺丝的、偷发卡或偷钉子或偷木板的人。 游荡的时候，我不仅看见疯子和他们那些干枯的东西。我也看见卫兵在街上走来走去。牙齿黄白的青年男子守在大楼前、广场上、店铺前、车站旁、乱蓬蓬的公园里、学生宿舍前、酒馆里、火车站前。他们的制服不合身，不是松松垮垮就是紧绷绷的。在每个辖区，他们都知道李子树在哪里。为了经过那些李子树，他们也绕道而行。树枝低垂。卫兵们采摘满口袋满口袋的青涩李子。他们摘得飞快，装满夹克里的口袋。他们只想摘一次，吃久一点。夹克口袋满了，便迅速离开那些树。因为“李子桶”是一个骂人的词儿。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个发迹者、见风使舵的软骨头、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的没良知的东西以及踩着尸体走的恶魔。独裁者也被人们称之为李子桶。 这些青年男子踱过来又踱过去，手伸进夹克口袋里。一下就抓出一把李子来，这样，掏摸动作就不怎么惹眼。等到嘴巴填满了，手指才能并起来。 由于手里一下子抓了那么多李子，吃的时候有几个滚落到了地上，有几个掉进了夹克袖筒里。滚落到地上的，卫兵们用脚尖踢入草丛中，跟踢小球似的。袖筒中的，他们从肘窝里掏出来，塞进已经鼓起的腮帮子里。 我看见他们牙齿边上的泡沫，心里想，青李子吃不得，核还软，会咬到死亡。 李子桶本是农民。青李子令他们痴迷。吃得将公务抛到了脑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乡下树底下贪嘴偷吃的孩子。不是因为饿才吃，他们不过是馋那贫穷的酸味罢了，就在一年以前，他们还穷得垂下眼睛，缩起脖子，就像在父亲挥动的手掌下。 他们吃空了口袋，然后将口袋抚平，拖着胃中的李子走。他们没有发烧。他们是放大了的孩子。远离了家乡，内心的火气就恣意宣泄到了职务中。 他们冲着一个人大声呵斥，是因为日晒，因为风吹，或因为下雨。他们扭住第二个，然后又放了他。他们将第三个打翻在地。有时候，李子的火气静静地躺在他们的脑袋里，他们把第四个带走，果断利索，不发火。一刻钟后，他们又站在辖区里了。 有年轻女人走过，他们就两眼发直，若有所思地盯着她们的大腿。放行还是抓起来，到最后一瞬才定。要知道，面对这样的腿，不需要什么理由，就看心情了。 行人从他们身边轻轻地疾步走过。他们以前见过，彼此认出了对方。于是男男女女的脚步变得如此之轻。教堂塔顶的钟敲响了，将晴天或雨天分割成上午和下午。天变换着光线，柏油变换着颜色，风变换着方向，树变换着簌簌的响声。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小的时候也吃青李子。他们脑子里没有留下李子的图像，是因为吃的时候没有父亲打搅。当我说，要死人的，谁都救不了你，高烧会把你身子里面的心烧没了，他们就嘲笑我。当我说，我命不该咬到死亡，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吃，他们就摇头。卫兵们当众大嚼，我说。他们咬不到死亡，是因为行人对采摘时树枝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以及贫穷泛起的胃酸并不陌生。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住在同一宿舍不同的房间里：埃德加住五楼，库尔特三楼，格奥尔格四楼。每个房间有五个男孩，五张床，床下五个箱子。一扇窗，门上方一个扩音器，一个壁橱。每个箱子里放着袜子，袜子下面是剃须膏和剃须刀。 当埃德加进房间时，有人把埃德加的鞋子往窗外扔，一边喊：跟着跳下去啊，边飞边穿。三楼有人把库尔特推到橱门上，叫着：别在这里干你那档子烂事。四楼，一本手册飞到格奥尔格的脸上，有人喊：你拉狗屎，就自个儿吃掉。 男孩们扬言要揍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有三个男人刚刚离去。他们搜查了房间，临了对男孩们说：你们要是不喜欢这次造访，就去找那个不在场的人谈谈。谈谈，男人们边说边扬了扬拳头。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走进四角时，预订的愤怒爆发了。埃德加笑起来，抄起一只箱子就往窗外扔。库尔特说：小心点，你这条虫。格奥尔格说：你提狗屎，烂了你嘴里的牙。 每间寝室四个男孩中只有一个在大闹，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说。算是白愤怒了一场，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回去以后，另外三个不约而同把那闹事的主儿撂在一边。他们站在当地像熄了火似的。 埃德加房间里那个发火的人，砰的一声从外头甩上门。他跑下楼，把自己的箱子拎了回来，他还带回了埃德加的鞋。 小四角里没有多少可搜查的。埃德加说：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格奥尔格说：他们惊动了跳蚤，床单上全是黑色的圆点子。男孩们睡不安宁，半夜蹑手蹑脚在寝室里走来走去。 在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父母那里可搜查的东西倒是不少。格奥尔格的母亲寄来一封装着脾痛的信，她的脾脏因惊吓变大了。库尔特的母亲寄来一封装着胃痛的信，她的胃在咆哮。在这些信里面父亲们头一回在边上写了一行字：你不许再这样伤害你娘。 埃德加的父亲坐火车来到城里，然后转乘电车。从电车站绕道去学生宿舍，避开那个乱蓬蓬的公园。他请一个男孩去叫埃德加到大门口来。 第二章(4) 我走下楼梯，从上面看到我父亲时，有个小男生正在展窗前看布告，埃德加说。有什么可看的，我说，父亲给了我一袋家里新摘的核桃。他从衣服暗袋里抽出我母亲的信说：公园乱糟糟的，没人爱走。埃德加点了点头，只见信里写着：胆疼得难以忍受。 埃德加和他父亲穿过公园来到车站后面的一家酒馆。 三个男人是坐着小汽车来的，父亲说。一个留在外面街上。在水沟桥上坐下来等着，他只是个司机。两个来到家中。年轻的是个光头，年纪大的已经有了白头发。埃德加的母亲想把房里的百叶窗拉起来，光头说：别拉，开灯。老头掀开床，把枕头、被子、床垫查了个遍。他要了一把螺丝刀。光头将床架拆开了。 埃德加走得很慢，身旁的父亲像踩高跷似的走在公园的路上。他边说边朝灌木丛中瞧，好像非得数那些叶子不可。埃德加问：你找什么。父亲说：他们拉掉了地毯，清空了橱柜，我不找什么，我又没丢东西。 埃德加指着父亲的夹克。刚才父亲从暗袋里掏信时，夹克上就缺一个纽扣。埃德加笑道：你在找你那扣子吧。父亲说：它肯定落在火车上了。 他们看不懂埃德加的两个舅舅从奥地利和巴西写来的信，父亲说，因为是用德语写的。他们把信带走了。还有信里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舅舅的房子、舅舅的亲属以及亲属的房子。房子造得都一样。他们在奥地利住几间房子，老头问道。光头问：这是什么树。他指着从巴西寄过来的照片。埃德加的父亲耸了耸肩。写给你儿子的信呢，老头问，就是他表妹写来的。她从来没有写过，埃德加的母亲说。他问：你确定吗。埃德加的母亲说：不确定，也许她写，可他没有收到。 老头把盒子里的纽扣和拉链倒在桌子上。光头将衣料、亚麻布、衬垫扔得一团糟。埃德加的父亲说：你妈搞不清哪个东西是哪个顾客的了。时装杂志是谁给你们的，他们问。埃德加的母亲指了指他们那个装着信和照片的公文包说：我那个住在奥地利的弟弟给的。知道条纹是怎么回事吗，老头说，用不了多久你们就有条纹衣服穿了。 酒馆里，埃德加的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仿佛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光头在埃德加的房间里把窗帘撕开来，把旧书从橱里扔出去，抓着书脊朝下直抖。埃德加的父亲摊开手掌，压住桌面，免得手颤个不停。他说：旧书里又能有什么呢，掉下来的只有灰。他吞咽的时候，烧酒从杯子里洒了出来。 他们把窗台上的花从花盆里拔出来，把土搓碎，埃德加的父亲说。土掉到饭桌上，根须吊在他们的手指上。光头打开一本食谱费力地拼读起来：巴西肝，面拖鸡肝。埃德加的母亲还得给他翻译。你们会有汤喝的，他说，喝漂着两只牛眼睛的汤。老头进院子找去了。还有花园。 埃德加给父亲添上酒，说：不着急，你慢慢喝。那司机站起来朝水沟里撒了泡尿，埃德加的父亲说。他把空杯子放回到桌子上，干吗着急，他说，我又不赶时间。司机撒尿，埃德加的父亲说，那些个鸭子都跑过去瞧。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会有新鲜水喝哩。司机笑起来，扣住裤子，然后从桥栏边掰下一块烂木头。拿在手里捻碎了，丢到草丛里。鸭子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有丢过来的麦粒吃哩，于是就吃那些捻碎的烂木头。 搜查过后，床头柜上不见了埃德加那个定居巴西的舅舅小时候刻的小木人。 埃德加那些舅舅是远走他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那场打输的战争驱使他们前往异地。他们在骷髅部队造过坟墓，战后分开了。他们脑袋瓜里装着同样的货色。打那以后，谁也没有再找过谁。他们就地弄了个女人，跟她一起在奥地利和巴西造了一个尖屋顶、一个尖山墙、四扇带草绿色十字梃架的窗、一个草绿色木条篱笆。他们应付着陌生的环境，盖起了两幢施瓦本式的房子。简直跟他们的脑筋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子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子。 只有屋子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出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乱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核桃。埃德加说：味道像胆。他脱掉鞋子，用鞋跟敲开核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头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我从鞋子里取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根火柴。水泵立在那儿，高高瘦瘦，像个独臂人。水泵管子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水壶。锄头、铲子、耙、葡萄剪子、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深洞上方摇晃。我从钩子上取下袋子，把书塞进去，又重新挂好。出来，从身后关上门。按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毛地黄般花朵的紫色锦葵，还有毛蕊花，戳向空中。田旋花晚间闻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根草扎着我的腿肚子。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鸡出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子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鸡高出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鸡在这花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出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鸡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露我。每一株植物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皮肤从额头到肚子都在跳动。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格奥尔格垂下头，他的下巴底下还有第二个下巴。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金丝雀儿黄又黄 黄得来哟像蛋黄 羽毛软绵绵 眼睛没有光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喉咙里的歌和着啤酒流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身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子的事，做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子啊，他们的孩子也爱玩。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 第二章(5) 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我走进餐室，拉开冰箱。灯亮了，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 自萝拉死后，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不过我还是看得见，闻得着。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透明的男人。这个透明人有病，为了多苟活些时日，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 我看到了他的心兽。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蜷缩着，很疲乏。我关上冰箱，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 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着葡萄和面包，没有开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准备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关灯。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我似乎看得见呼吸。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但不是夜。 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人应该怎样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街上那些东西，虽然是有人遗失的，路人却熟视无睹，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父亲死了。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医生说。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我说：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却是元首。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没救了。他指的是父亲，而我想到了独裁者。 父亲出了医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傻乐呢。医生不行，他说，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父亲说。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龈萎缩了。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因为不合嘴了。 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只有肝变大了，还有眼睛和鼻子。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 我们去另一家医院，父亲说。我拎着他的小箱子。那里的医生好，父亲说。 街角，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我们对视了一下。父亲趁机说：我还得去理发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还把头发当桩事儿。我们俩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点了点头。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死前三天，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箱子里有一个手表、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我想，属于父亲的一切，都应该进棺材。 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在脚踝处有个翻领。翻领中间交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毛。自从有了孩子，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他的脚钻进鞋子里，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父亲就寝前，孩子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许的，即使赤脚也不行。 父亲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听着壁钟摆动，一边顺着节拍摸毛穗。母亲已经睡着了。孩子一边摸一边说：嘀嗒嘀嗒。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夹在鞋子中间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声不响。 当父亲抬起脚来时，手已经压伤了。父亲说：别烦我，不然缮随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两掌间说：不然，就没事了。 有人说，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这话不对。 父亲死后，我拎着小箱子进城，天开始下起雪来。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石头、铁篱笆的涡卷形花饰、花园门把和信箱盖子上都留不住雪。唯独男男女女的头发上留着一片白。 父亲不关心死亡，我想，反倒去找了理发师。他就近在街角随便找了个理发师，这事儿就透着错，这跟他对待死亡一样透着错。他没跟理发师提到死亡。虽然父亲觉察到了死亡，但他期待着生。 我真傻，因为雪花飘落，只在男男女女的头发上驻足，我就必须做一件正确的事。我必须拎着小箱子在父亲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发师那儿，跟他谈谈关于死亡的事。 我在理发师那儿延宕了半天，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生平的一切。 谈到死亡，我对于父亲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知，大多是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书中得来的，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微乎其微：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造过坟墓，造完了马上走人，我对理发师说。一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子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赞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肿胀的肝脏时，理发师给我烫完了出席他葬礼的卷发。 走之前，理发师说：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车，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去看腰痛的母亲。田野白褐相间。 我站在灵柩旁。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子进屋来。她绕到棺边，将被子放在纱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鹅嘴鼻。她照顾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子，无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现在她又认出了父亲，因为她疯了，也是因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身上了。 她对母亲说：让被子盖在棺材上吧，雪鹅会来。母亲一只手按住腰痛，另一只手将被子从纱幔上扯了下来。 搜查以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身带着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夹克口袋里。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 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们在箱子上放两根头发。晚上头发就不见了。 库尔特说：每天晚上一躺下来，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我只好侧过身来睡，把腿蜷缩到腹部。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块石头沉到水里面。 我做梦了，埃德加说，我想去看电影。我新刮了胡子，因为大门口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只有新刮了胡子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我走到电车站。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我读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员说：今天不是这些日子。售票员说：所以大家必须站着。人们挤在后门口。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们正在合唱。唱得整齐划一，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 第二章(6)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所住的四角以及他们父母家里又被搜查了三遍。每搜查一次，母亲们就寄过来夹带着她们病痛的信。埃德加的父亲不来城里了，他母亲的信由邮局寄过来。埃德加的父亲在边上写了一句话：你伤透了你娘的心。 我的房间也被搜了。我走进四角的时候，女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我的床单、床垫和睫毛烟炱丢在地上。我的箱子打开了放在窗下。专利长筒袜到了箱子盖上。袜子上面搁着一封我母亲的来信。 有人大叫：是你逼死了萝拉。我撕开信，用脚合上箱子盖，说：你们把我和体育老师搞混了吧。有人压低嗓门说：恰恰没有。萝拉是用你的腰带上的吊。我捡起睫毛烟炱，朝屋里扔去。击中了桌子上的玻璃罐，里面插着几枝冷杉枝条。枝条的尖尖触到了墙上。 我开始读信。母亲的腰痛后面写着： 有三位先生开着车到过这里。两位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第三位只是个司机。他跟祖母说话，这样她就不会去打搅另外两位了。司机讲的是德语，不仅讲高地德语，还讲施瓦本方言。他是邻村人，不肯说是哪个村子的。祖母误以为他是你父亲，要给他梳头。他拿走了她的梳子，然后她就唱起歌来。他很吃惊她唱得那么动听。有一支歌他还跟着一起唱： 孩子们快快回家 妈妈已经吹灭灯啦 他说，他熟悉的调子跟这有点不一样。他唱得跟祖母差不多，只是唱错了。 自打这些男人走后，祖父就不得安宁。浅色的王后不见了。他哪儿都找过了也没有找到。他心疼极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无法下棋了。他一直都小心看管着这些棋子。它们躲过了战争还有战俘营，幸存到今天。如今却偏偏在自个儿家里丢了王后。 祖父让我写信告诉你，别人去鼓掌赚钱。你可不能再伤你祖父的心了。 下雪了。飘落到脸上的雪，到了柏油路上就成了水。我们的脚冰冷。夜晚令街面的光亮飞升到树上。街灯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漂浮、交融。 喷泉前，戴黑色领结的男人还站在脚下的倒影里。他仰望着监狱街。雪滞留在干枯的花束上和他的头发上。时间不早了，载囚犯的巴士早已回到监狱。 尽管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走的是另一个方向，风还是卷着雪花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我们想找个暖和的去处。可是酒馆里吵得太厉害。我们一行去了电影院，那里正上映当天的最后一场。电影已经开始了。 银幕上是一个嘈杂的工厂车间。当我们适应了黑暗后，埃德加开始数座位上的黑影子。放映厅里除了我们还有九个人。我们在最后一排落座。库尔特说：这里可以说说话。 银幕上的工厂黑沉沉的，我们谁也看不见谁。埃德加笑了起来，说：我们清楚自己在亮光下是副什么模样。格奥尔格说：有的人并不清楚。他从衣兜里摸出牙刷，塞进嘴巴里。银幕上面无产者肩扛铁钎穿过车间。开炉放铁。熔铁发出的光投向放映厅。我们互相瞧着对方的脸笑。库尔特说：拿走嘴里的牙刷吧。格奥尔格将它放进兜里。你这个施瓦本鸟人，他说。 库尔特说：我梦见我去了我们理发师那儿。只见一些女人坐在理发店里织毛线。我问：她们在这里干什么。理发师说：等她们的男人。他向我伸过手来说：我不认识您。我以为他指的是那些女人，可他却看着我。我说：您可是认识我的呀。那些女人哧哧地笑起来。我说我是大学生。没见过，理发师说，刚才我还琢磨呢。我认识一个像您这样的，可您我就是不认识。 观众在放映厅里吹起口哨来，大叫：野狼，操她，野狼，操她呀。一转眼又是白天，工厂大门口，被吻的女工带着一个小孩。 我正要在镜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库尔特说，理发师摇了摇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用手指敲了敲镜子。我看见自己脸上有xx毛。 格奥尔格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将夏屋的钥匙搁到我手中。该放到哪里去呢，我问。 银幕上，一群孩子从校门口涌出来，跑到街上。父亲野狼在学校前迎接被吻女工的孩子。他亲了亲孩子的前额，帮他拿书包。 格奥尔格说：我学校里成绩很差。我父亲说：是给校长缝件衣服的时候了，最好做一条裤子。第二天我母亲买了料子、贴边带、口袋布料和纽扣，还有裤裆开口处的扣子，因为店里只有红颜色的拉链。我父亲到学校叫校长来量尺寸。他已期待多时，一叫就来了。 校长站在缝纫机旁边。我母亲从他的鞋跟量起。腿放松一些，校长先生，她说。她问：多长，再长一点儿。多宽，再窄一点儿。要翻边吗，校长先生。她顺着他身上穿的裤子仰脸问：裤兜呢，校长先生。量到裤裆开口处，她深深吸一口气问：您那个东西一般吊在哪一边，校长先生。他说：一直在右边。那么前门呢，她问，您要纽扣还是拉链。您说呢，校长问。拉链方便，不过纽扣更显个性，我父亲说。校长说：纽扣。 从电影院出来，我去找我的裁缝。她的孩子已经睡了。我们待在厨房。我头一回这么晚上门。她并不诧异。我们吃了煎苹果。她抽着烟，腮帮子吸进去的时候，脸像祖父的王后棋子。那个混账东西现在到了加拿大，她说，今天我碰到他妹妹了。裁缝的丈夫是游多瑙河逃走的，走前一句话都没有。我给裁缝讲了深浅王后，讲了祖父的连队理发师，也讲了祈祷、唱歌的祖母。还讲了父亲的蠢草、母亲的腰痛。 在我看来，你的两个祖母就像你祖父的两个王后，她说。祈祷的那个像深色的王后，唱歌的那个像浅色的王后。祈祷永远是深色的。 我没有反驳，可我认为恰好相反。 唱歌的祖母是深色的。她知道，人人都有一个心兽。她抢走了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这个男人爱的是另一个女人，不爱唱歌的祖母。但她得到了他，因为她想得到他。不是他，而是他的田产。她霸占着他。他不爱她，然而当她说你的心兽是一只老鼠时，就能够把他制得服服帖帖。 后来，一切都成枉然，因为战后土地收归国有了。 惊骇之余，祖母开始唱歌。 裁缝并没有觉察到，她对我知之甚少。知道我是大学生，不系腰带，这对她来说似乎就足够了。 我把夏屋的钥匙放在裁缝的窗台上，把它忘在那里。心想，谁也不会扔掉钥匙的。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认为裁缝不可靠。我说：你们之所以起疑心，是因为你们的母亲是裁缝。我得答应他们，绝不把裁缝扯到跟我们相关的事情中来。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容许钥匙忘在窗台上的。他们要是起了疑心，常常会念一首诗： 每朵云里有一个朋友 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 连我母亲都说这很正常 别提什么朋友 想想正经事吧 第二章(7) 我深夜步行回学生宿舍。路上碰到三个卫兵，他们不想为难我。他们在忙自己的事，像白天一样吃着青李子。 城里如此静寂，我听得见他们的咀嚼声。我轻手轻脚地走着，不想打搅他们吃东西。真想踮起脚尖来走路，不过这样会引起他们注意的。我让自己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像个影子，谁也抓不住我。我走得不缓不急。卫兵手中的青李子乌黑如夜空。 过了两周，我下午早早去了裁缝那里。她马上说：你忘了钥匙，我第二天才发现的。整整一天我都在想，深更半夜的，你进不了宿舍。 裁缝的脖子上挂着皮尺。不是宿舍的钥匙，是家里的，我说。心想：她挂着皮尺就像脖子上系着一根腰带。 壶里的茶开了。她说：我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长大，希望他们以后用家里的钥匙用得比你们多。她把糖洒到了我的茶杯外。你能理解吗，她问。我点点头。 因为恐惧，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每天都在一块儿。我们一块儿坐在桌边，可恐惧还是独自滞留在各人的脑子里，这跟先前我们携着它来碰头时一模一样。为了在别人面前掩饰恐惧，我们没少笑。可是恐惧会脱轨乱跑。你管住了你的表情，它就溜到声音里去了。你成功地将表情和声音都死死控制住了，它甚至会离你的手指而去。它高卧在你的身外。无拘无束地盘踞在你的周围，你可以在近旁的物件上看见它。 由于我们相识已久，我们看得见，谁的恐惧在什么地方。我们时常无法忍受对方，因为我们互相依赖。我们只有互相伤害。 瞧你这施瓦本的忘记性。瞧你这施瓦本的猴急相或慢性子。你这施瓦本的数钱瘾。施瓦本粗胚。打施瓦本嗝或施瓦本喷嚏，施瓦本袜子或施瓦本衬衫，我们如是说。 你这个施瓦本讨厌鬼，你这个施瓦本怪胎，你这个龌龊的施瓦本梳子袋。我们需要由令人生分的长长的词语合成的愤怒。我们发明了这些类似咒语的词，以便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笑声很硬，我们在痛苦上面钻洞。这一切来得很快，因为我们了解彼此的内心。我们知道，什么会伤到另一个人。他痛苦，我们觉得很刺激。必须让他在这种粗野的爱之下崩溃，体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有多差。伤害一个连着一个，直到当事者不再吭声为止。过一会儿再来那么一下子。过一会儿言词又向他沉默的面孔砸落，犹如一群蝗虫飞落到被啃得光光的农田里。 我们在恐惧中，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本来这是不可以的。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信赖，我们需要意想不到的转折。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一声原谅就能立刻收回伤害，好比嘴里留不住空气。 找人斗嘴总是有意为之，只有伤害属于失误。每次发完火就说爱，也不创什么新词儿。爱是永远都在的。不过爱在争执之际有一副利爪。 一次，埃德加给我夏屋的钥匙时说：瞧你这副施瓦本傻笑的德性。我感到了利爪，可我不知道当时何以哑巴了，没有回敬他一句。在准备以牙还牙的那些天里我倍感冷落，以致想不出反驳的话来。或许是我的嘴巴变成了一个秋熟的豌豆荚。我想象着我的嘴唇又干又窄，是我所不愿有的样子。一副施瓦本傻笑的德性，就像我无法选择的父亲，就像我不愿拥有的母亲。 当时我们也是在电影院里，坐在最后一排。当时银幕上也是一个工厂。一个女工正把毛线夹到针织机上。另一名女工手里拿着一个红苹果走过来，站在一旁观看。女工把针织机上的毛线抚平了说：我想，我爱上了一个人。她从另一个女工手中拿走苹果，咬进去。 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库尔特把他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当时他也讲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伙男人在理发店里。一面墙的上方挂着一块石板，上面可以做填字游戏。所有男人手里都拿着衣架子指向空格并报出自己想填的字母。理发师站在梯子上填字母。库尔特坐到镜子前面。那些男人说：解开字谜前，没得理发。我们是先来的。当库尔特站起来要走时，理发师冲着他的背影喊道：明天把您家里的刀带过来。 我怎么会梦见这把刀的呢，库尔特在我耳朵边上问，虽然他明明知道为什么。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没有刮胡刀了。它们从上了锁的箱子里不翼而飞。 我和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河边耽搁的时间太长了。再逛一圈吧，他们说，仿佛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河边漫步。慢走和疾行、蹑手蹑脚或拼命追赶，我们都还会。闲逛，我们荒疏了。 母亲想采摘园中最后的一拨李子。可是梯子上的一根横木松了。祖父买钉子去了。母亲在树下等着。她穿着一件有大口袋的围裙。天渐渐暗了下来。 祖父从衣袋里摸出棋子摆到桌子上，唱歌的祖母说：李子等着呢，你倒是跑到理发师那边下棋去了。祖父说：理发师不在家，我这才去了田里。明天一早我就去买钉子，今天我也就四下里随便逛了逛。 库尔特走路时鞋子朝里歪着，他把一根棍子扔进水里，说： 每朵云里有一个朋友 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 连我母亲都说这很正常 别提什么朋友 想想正经事吧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时不时地吟诵这首诗。在酒馆，在乱蓬蓬的公园，在电车或电影院里。也在去理发店的路上。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常常一块儿去理发店。走进店门，理发师就说：一个一个地来，两个红头发，一个黑头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比埃德加先理。 这首诗来自夏屋的某一本书。我也会背。但只是在脑子里背，为的是给自己提个醒，倘若不得不跟四角里的女孩们在一起的话。当着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面，我羞于背诵。 有一次，我在乱蓬蓬的公园里试着背了一下，只背了两行就背不下去了。埃德加故意卷着舌头背完，我从湿漉漉的地上捡起一条蚯蚓，拉开埃德加的后领，把这条冰冷的红虫扔进他的衬衫里。 城里总是有一朵云或空空的天空。总有我的、你的或他的母亲写来的没话找话的家信。这首诗暗藏着带笑的冷。这跟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说话的声音挺配。机械地背诵比较容易。然而每天要留住这种带笑的冷却很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常常吟诵这首诗。 不要轻信虚假的友情，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警告我说。寝室里的女孩无孔不入，他们说，寝室里的男孩也一样。他们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意思是：你要外出多长时间。 皮埃勒上尉，他和他的狗同名，第一次审讯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就是为了这首诗。皮埃勒上尉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这首诗。他把纸揉作一团，皮埃勒狗汪汪叫了起来。库尔特被迫张开嘴巴，上尉把纸团塞了进去。库尔特必须把诗吃下去。吃的时候他哽住了。皮埃勒狗一跃而起，向他扑过来两次。它撕破了他的裤子，抓伤了他的腿。第三次扑过来的话，皮埃勒狗肯定就咬人了，库尔特认为。不过，这时候皮埃勒上尉懒洋洋地说了一句：皮埃勒，够了。皮埃勒上尉抱怨腰子痛，他说：遇到我算你走运。 埃德加不得不在角落里站一个小时，一动都不能动。皮埃勒狗就蹲坐在他面前，盯着他看。还吐着舌头。我心想，让我在这狗嘴上猛踹一脚，把它踹倒在地，埃德加说。狗感觉到了我在想什么。埃德加哪怕只是动一根手指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站得稳一点，皮埃勒狗就从喉咙里发出咕噜噜的威胁声。稍微动一动它就会跳将起来，埃德加说。那我就没命啦，我一定管不住我自己。那将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杀。 放埃德加之前，皮埃勒上尉抱怨腰子痛，皮埃勒狗把埃德加的鞋子舔得干干净净。皮埃勒上尉说：遇到我算你走运。 格奥尔格必须将肚皮贴在地上，胳膊交叠在背上。皮埃勒狗嗅他的鬓角和后颈。然后又舔他的手。格奥尔格不知道这样持续了有多久。皮埃勒上尉的桌子上放着一盆仙客来，格奥尔格说。格奥尔格进门时，仙客来只开了一朵花。放他走时，开了两朵花。皮埃勒上尉抱怨腰子痛，他说：遇到我算你走运。 第二章(8) 皮埃勒上尉对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说，这首诗煽动逃亡。他们说：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皮埃勒上尉说：如果这是你们当中某个自己写的，还好一些。虽然也够糟的，但现在更加糟糕。过去，这类歌可能是民歌，但时代不同嘛。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权早已被推翻了。今天我们的人民唱的是另外一些歌。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在河边走着，顺着那些树，顺着我们的谈话。埃德加把夏屋的钥匙还给了那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书、照片和本子我们几个人分了。 呼吸从每个人的嘴巴里爬到冷空气中。一群动物纷纷从我们面前逃跑。我对格奥尔格说：瞧，你的心兽跑出来了。 格奥尔格拿拇指顶起我的下巴：又是你的施瓦本心兽。他笑了起来。唾沫星子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垂下目光，看见下巴底下格奥尔格竖起的手指。他的指关节发白，手指冻得发紫。我擦掉颊上的唾沫星子。萝拉管睫毛烟炱里的唾沫叫猴油。为了给自己解围，我说：你是木头做的。 我们的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一边纷纷向后甩掉身上的毛皮，逃得踪影全无。如果我们接连说很多话，它们在空气中就待得久一些。 写信的时候别忘了写日期，每次都要夹一根头发，埃德加说。要是头发不见了，就知道信被拆过。 一根根的发丝，我心里想，坐着火车周游全国。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红色的是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他俩被学生们称作金童。一句话里出现指甲剪表示审讯，库尔特说，鞋子表示搜查，感冒表示监视。称谓后面永远用感叹号，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只写一个逗号。 岸边的树一直垂到水里。是头柳和沼泽柳。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植物名称知道我做的那些事的原因。这些树却不知道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为什么在河边行走。四周的一切都散发出离别的气息。我们谁也没有说出这个词来。 有个孩子很怕死，还在拼命吃青李子，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站在园子里，在植物中寻找着原因。植物和茎叶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要动用手和嘴巴吃着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的东西。只有植物的名称知道为什么：水生三叶草、羊胡子草、白乳飞廉、公鸡脚、手指草、黑色苏珊娜、国王蜡烛、懒惰树、刺苹果、铁帽子。 我是最后一个撤离学生宿舍的。当我从河边回来，四角中女孩子们的床已经光了。她们的箱子不在了，壁橱里只挂着我的衣服。扩音器哑了。我开始收拾床铺。没有枕头的枕套是个装头颅的袋子。我把它叠好。装睫毛膏的盒子放进大衣袋里。没有被子的被套是个装尸袋，我把它叠起来。 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我看见针脚和黑线穿过发蓝的软骨。我连恶心的力气也没有。比猪耳朵更让我害怕的是壁橱。我把衣服一股脑儿全抱出来扔进箱子里。眼影、眼线笔、粉饼和唇膏躺在箱底。 我不知道四年是什么。不知道这四年是挂在我心里还是衣服上。最后一年是挂在壁橱里。我这一年里每天早上都化妆。越不想活就越爱化妆。 我叠好床单，耳朵在里面。 走廊尽头，枕套、被单、床单堆积如山。一个穿着浅蓝大褂的女人站在前边。她正在数枕套。我把床上用物递给她时，她停了下来。她用铅笔搔着痒，我报上自己的姓名。她从褂子口袋里抽出一份名单，找了一会儿，在上面打了个叉。她说：你是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我说，倒数第二个死了。 那天萝拉原本会穿着薄雾连袜裤上火车。第二天，那个从雪地里赶着羊群回家的人，会以为他姐姐大冷天是光着脚丫子下火车的呢。 我拎着箱子走出四角前，肯定在空落落的壁橱前又伫立了一回。稍前，我又一次打开了窗户。天边的云宛如犁过的地里一摊摊的积雪。冬天的太阳有牙齿。我在窗玻璃中看到自己的脸，等待着太阳将城市从它的光亮中抛出去，因为天上已有足够的雪和泥。 当我拎着箱子走到街上，那心情就像是要立刻反身回去关上橱门。窗户大开着。橱门也许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