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恶魔》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1)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1987年我到德国后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当时柏林还是一座有一堵“移动的”墙的城市。有些日子这堵墙就立在街的尽头，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墙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动物驮在背上游走。兔子和乌鸦，这些被射杀的动物就像枪管一样令我感到恐惧。墙消失了，被射杀的动物逃到乡下去了。可能它们逃亡时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许多遭追杀者那样。当时正值严冬，墙的后方一片荒凉犹如不毛之地。


    外国人，这个词直截了当，它既中立同时又有倾向性，就像说出这个词的每个嗓音的声调所表露的那样。不同的人嘴中说出的这个词会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们使用它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来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这么称呼的人。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作为陌生人他寻找的补偿则是他的国家从未给过他的或是早就从他那儿剥夺走的。


    德国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称自己是外国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鲍里斯·贝克尔前一阵说过：我是外国人。在德国他们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在粉丝的关注下他们把小小的网球打过网。他们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比赛过后不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特权。获得名次登上领奖台与在难民登记簿中的登记号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变成了调侃。对外他们代表德国，与其说是代表政体国家，不如说是代表民族国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起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战士。这样每次失败都被咒骂为未能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而每次胜利都被当做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来庆祝，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被滥用。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民主德国也是这样。


    罗马尼亚划手伊万·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划艇世界冠军。尽管他挫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外国他却是带着独裁的阴影坐进赛船的。而他的另一个与生俱来的阴影就是他的童年。因为他来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边木桩上的茅屋，迈过门槛就进入水中了。由于目力所及到处是水，所以他就像这一带的所有孩子一样必须同时学会在窝棚里走路和划小船。


    一望无际的水在这一带也意味着饥饿：吃的东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东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静止不动，蚌和鱼人们得去捕捉。帕扎伊金带着父母的饥饿坐进小船，为了去捕捉可吃的东西。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坐在船里，以致他划船时脑袋都露不出船帮。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无人驾驭，自己划往芦苇荡，然后是淤泥地段。人们拼命划船，顾不上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惊奇自己还活着。帕扎伊金就是从这种环境走出来的：即使划到窝棚前，仍旧只是暂时逃离了那一片汪洋。


    帕扎伊金所创造的体育成就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拼命划船的绝对体现，这样的划船是停不下来的。他的划船在能够成为体育运动——为了划船而划船，而不是出于贫困——前一直是饥饿所迫。作为划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划船成为一种奢侈。


    罗马尼亚体操世界冠军纳迪娅·


    科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罗马尼亚名字，并上了独裁者小儿子的床，为的是能在国外站在平衡木上。独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动。她在外国的体育馆成为胜出者，但在自己国家她仍旧是个臣仆。赢得世界冠军赛的欢呼声一结束，她在“家里”就去独裁者那里表示感谢。她说，她在平衡木上获得的胜利全要归功于他的领导和智慧。齐奥塞斯库微笑着吻了她。当独裁者的儿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后，她去了美国。后来人们听说她在那儿给内衣做广告。


    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路德维希·哈里希如此写道。说到昂纳克，对其扭曲的家乡观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只能出自某人手笔，这个人不必生活在其独裁统治下。这种微妙的表述把独裁者想象中的痛处风格化，却忽略了相关国家中的现实痛苦。如果说铁丝网和枪管是渴望回家的物质，那么齐奥塞斯库也是萨尔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和米洛舍维奇都是萨尔人和这类渴望回家者。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唯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而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那位长期担任昂纳克保镖的人的耳聋是因为狩猎。昂纳克利用这位保镖的肩膀当枪托，他送给这个耳朵变聋的人一个西方的助听器。但他仍旧在每次狩猎时把被枪声震聋的耳朵下面的肩膀当枪托。


    万德利茨那里房子各处所挂的鹿角让我想起，小鹿的角上面长着一层皮，看上去就像伸开的手指。只有当鹿角不再继续长的时候那层皮才脱去。只要鹿还在蹭这层皮，它们就血淋淋地挂在鹿头上，如同碎布片。如果人们需要画面来展示独裁者在人身上造成了哪些永久性的破坏，那么正是这幅画面而不是萨尔能够暴露无遗，在专制下会发生什么事。而这些事到处发生在每一个貌似人道的社会。每个独裁者都能把保镖的耳朵射聋，但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圆渴望回家的梦。独裁者们在他们的国家不是幻想中的外国人，即使是流亡的独裁者们都不是外国人。谁收留了独裁者，都把他们当贵宾来对待。而且他们反正也不会有负罪感。他们自责时总是后悔他们的手段还不够狠，对他们已经做过的事，他们从不追悔。通过被剥夺权力，他们更是认识到自己对权力的那种疯狂渴望是多么必要。昂纳克的反思僵硬得如同他那老年人的拳头，被推翻后他多次把自己的拳头高举过头。只有他的拳头做到了，让他衰老身躯上的脸再次绽放亮光，看上去好像年轻了四十岁。


    一个外国人在各种官方办事机构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再次出于信任把履历交付出去，也不是讲述，而是公开。这与讲述截然相反。鉴于公开之后或者能获得机会，或者将失去机会，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置疑。我回忆自己在难民营度过的时光。新来的人得手里拿着一张纸穿过一扇扇门去办手续，先去哪里后去哪里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最初要进的两扇门是联邦情报局的办事处，不，门上当然没有这么写，门上写着：测试机构a和测试机构b。手里那张纸叫检验单，这名字起码还诚实。当时有的门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我德语无懂。德国办事员觉得这句语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许他们明着说，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表达。


    政治上受迫害者知道他们选择逃跑的代价。在独裁体制下，道德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德国并不想对受迫害者的道德给予关注。所以德国官员在他们事先印好的表格中没有设置这一栏。在政治避难者公开他们的履历时，没有人会对道德问题感兴趣。追求道德完美其实正是避难者选择逃离的原因，这种追求把政治上受迫害者与其原来所在国的政治上随波逐流者和罪犯区分开来。道德与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截然相反，而且往往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把生活物化到表格里去时，道德却得不到体现。在德国没人谈论这一点，甚至媒体对此都不感兴趣，在私人谈话中更是很少涉及这个话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逃亡拯救了自己的人，在德国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从此不会有人询问他逃亡的原因了。相反，一位德国女记者询问一名波黑士兵：您是否开枪打死过塞尔维亚人？在提这个问题之前幸存者曾经讲述了，他如何在自己藏身的地方目睹了那些寻找他的塞尔维亚人如何把他的祖父母折磨致死。夜间他把他们偷偷埋葬了，两天以后祖父母的尸首又被刨出，后来被狗吃掉了。那位幸存者说，他大概打死过塞尔维亚人。但他开枪时有四五个人同时开枪，他不知道是谁的子弹打中的。


    这位德国女记者的伪善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意义呢？面对凶手放弃自卫吗？


    避难者们的履历不外乎是所经历的无数细节。想要理解这些，无须从数千人那里一一了解，人们只要知道为数不多的一些履历中都饱含了些什么。细节意味着准确性。只有这些细节才能让人将它们和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只有它们才能面对局外人的不切实际的欣赏和不切实际的蔑视站住脚。因为这两种态度都是偏见，它们彼此诋毁、势不两立，又互相依存。


    1987年我在公开自己的履历时谈到了罗马尼亚的独裁，这让德国官员很烦。我出于政治原因离开了一个独裁体制，而德国官员想知道我的德国侨民身份。当那位公务员问我，如果我是罗马尼亚人的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仍旧会导致迫害，我回答说是的。结果他打发我去外事警察局，他断言说：或者是德裔、或者是政治迫害，既是德裔，又受政治迫害，没有印好的表格供这种情况填写。我讲述的事情打乱了他抽屉的秩序。也许人们在德国从来就不习惯提有关个人道德的问题，因为这会越界涉及到提问者的生活。而即使是这里，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的——国家，道德和生命安全往往也是难以协调的。当那些公务员无法循规蹈矩地处理我的避难申请，只能把我的表格推来推去的时候，我在脑子里给自己提了个问题，他们要是处在我的情况下会怎样呢？对这个问题我只回答了一半，另一半我禁止自己去回答。但结果都一样，他们的表现在被禁止回答的那一半比我回答了的那一半也强不到哪儿去。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2)

    许多人将重新出现的纳粹狂热称作青年抗议。他们把这个词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因为年轻的纳粹分子呼吁的不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改进，他们喊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以优秀种族的名义行拦路抢劫之事。他们追逐和杀害别人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是事出有因的。在外国人和有辱种族形象的德国人（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搞同性恋或是有残障）那里搞暗杀、放火以及斗殴，这不能被称为青年抗议。


    但就连批判性的——即那些人们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模式用来形容德国人特点的——相关词汇也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了。因此这些特点——在一种尚未寻找就已经终结了的逻辑下——就被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竭力宣称，每个具体的德国人无论在何时作为可供使用的行为规范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残暴行径。即使是双目圆睁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在严格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时有人却像国家社会主义本身一样，宿命地认为个人不过是整个“民族性”的组成部分。有关德意志民族特点的模式仅仅是从国家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的，这种模式觉得能够自圆其说，但临摹法西斯主义自然是行不通的。区别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打破模式。模式是想保持封闭的，它让每个重复者都能获得发明者的满足感。最糟糕的是：这种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达到了躁狂程度。它霸占着话语权，并阻止人们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确定地——试图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然而社会，或者说被我们称为社会的，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也就是人却是活的。他们每天都说话，在两种分歧的意见间穿梭，即处于中间地带。


    再加上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并非无条件的，否则东西德在经历了四十年分裂为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后就不会有这么大差别了。


    1970年乌韦·约翰逊在《试图解释一种心态：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类东德公民》的文章中写道：


    谁离开，不需要一种具体的当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他与东德断绝了关系，他不再相信她的话，他不能再继续和她过下去了，听到她的声音他就受不了，他对她不再信任，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人们用来描述私人关系解体时的状况的。因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话说是他遗弃了她，就像一位太颐指气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该让她尝尝受伤害的滋味……


    西德难民营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它让人不再憧憬国家的统一。那些人们想与其统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对待。没有想到的是统一的代价令人如此厌恶。这种伤害被遮掩了，但这并不能帮助伤口更快地愈合。此外，这些人也不是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们要离开东德……


    东德人和西德人相互对待的态度并不是统一带来的后果，这种态度就像最早东边人对西边人的诅咒一样源远流长。东边的人爱诉苦，西边的人傲慢，这种被认为是典型德意志做派的东西，在别处可以被看成是典型匈牙利做派，如果想成为匈牙利人的七座城市的人和“正宗的”来自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相遇的话。如果来自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相遇的话，那就是典型的罗马尼亚做派。东德人和西德人打交道的方式并非典型德意志做派，而是和世界各地在同一语言区域内有文化落差的群组间交往一样典型。


    我在罗马住过一年，常去一家小菜店买菜。我第一次去那家店买东西时，售货员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德国来。那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他经历过法西斯时代。我用意大利语问候他，也用意大利语说出我想买的东西。但那位售货员与我打招呼时只用德语，而且那声调像狗吠，每个字都断裂成好几个音节。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对他来说都是希特勒。每次我离开店时，他都在我身后迈着正步把我送到门口并说：是，一切正常。


    在这家店里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不是一个个人，而仅仅是引起他对糟糕往事回忆的契机。我是德国人生的，他说话的声调让我无法给予任何反驳。为了能承受这一切，我必须在脑子里想出点儿什么，以证明受伤害者有权这样做。我想到普里·莫莱维，脑子里想着他我总能再次走进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儿买东西我都想带上赫尔穆特·科尔，以便他不会再说：战后的历史已经结束了。科尔这么说是想抹去战争受害者那不断涌现的回忆。德国人没有权利宣布战争造成的伤害已经结束。


    这就像今天没有人有权利宣布有关原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争论已经结束一样。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独裁体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独裁体制下却侥幸未受迫害者。那种认为事情的核心已经不存在，投降主义与抵抗往往难以区分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只有已经陷进去的人才想把水搅浑。他们说什么煽动和运动，因为有阴影落到他们身上。他们怕来自外部的阴影要胜过自己脑袋里的阴影。其实人们更愿意看到的局面是：他们怕自己脑袋里的阴影要胜过来自外部的阴影。


    国家安全部的牺牲品之所以成为牺牲品，是因为他们——不言而喻与陷进去的人处于同样的困境——拒绝陷进去。对他们而言事情的核心仍旧存在：告密与拒绝告密二者之间的区别。对牺牲者来说，事情不是关系到公开供大家解释的意见，而是关系到事实，经过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些事实必须成为每次讨论的尺度，不容更改。谁要是无视这一尺度，那他就没有尺度了。


    幸好有一个人，他叫乌韦·约翰逊。有一个人叫罗伯特·哈费曼。有一个人叫萨拉·基尔施。还有一位沃尔夫·比尔曼和一位于尔根·富克斯。还有一位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库纳特、瓦尔特·肯波夫斯基、埃里希·勒斯特和赖纳·孔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人，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论点，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长大的人不应该进行批判。在以下情况下有关国家安全部的辩论就无法结束：只要受伤害者还在寻找他们那遭到窃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还在对此进行思索，而且他们和受害者一样拥有这种权利。谁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那他就无论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评判。


    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位艺术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后果中？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这样做，就像我们期待其他人这样做一样。


    如果没有这一尺度，如果梅尔克说：我爱过你们大家;


    如果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死前说：我爱过你们如同爱我的孩子；如果1945年因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灭绝集中营中一事对安东内斯库进行审判时他说：我们家连鸡都没有宰过，我们就会毫无选择地相信他们。


    如果我试图理解德国，我只好靠我自己。我与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时面对生活在这里的我和那个离开了某个国家的我。但这两个国家是如此格格不入，它们和（过去与现在的）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安无事地相遇。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因此关于德国人我说不出什么确定的话，我在德国从未有过从属感，但我也无法离开德国。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我的眼光，哪怕是观察同样的事，也与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的眼光不一样，我得指出一些对这儿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而对我来说是过去的东西。要说强求自己的目光与这里人的目光一致，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我的书在德国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写德国的事。另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德国。第一个问题认为我看德国的角度不对，因为它与众人习惯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视角刺激了某些人，让人嗅到一种非法的干涉。第二个问题给我明确规定了写作范围：我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写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种较好的生活中，我虽然有权利啃一角德国面包并咽下去，但我这张从前空着、现在塞满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应做到食而不语。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3)

    在东欧国家到处可以看见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离开地面一点点，有的凌空而设，高过桥梁。它们呈现的是一幅力不胜任的工业化景象。顺着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缝处都在往外冒气，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这种气体，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如果感觉受到威胁了，把这种气体当做威胁的鬼怪显身，这不是隐喻，而几乎就是现实。德国的公路上没有这种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德国公路平坦，交通标示牌上画着蹦跳的鹿，标示牌上的鹿甚至还长着角。我有时问自己，这些鹿角是带着皮的还是不带皮？沿途都有电话设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还在路上开着车的人还不需要它们。开着车我觉得不能让这些电话设施发现自己，它们代表着那些数不胜数的已经不再在路上的人——死于车祸者。他们在这里与仍旧在路上的活人打电话。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这些，但我却总是这样想，就像是一种强迫症。这只是有关我那看不见的行囊，也就是我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的更深含义的一个例子。


    后来我在报纸中读到：


    “金克尔在他的讲话中使用了航海学隐喻。他说，自由民主党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为兰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离开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头聚会是自由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大本营举行的阅兵式。


    ‘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有我的根，我愿意与这里息息相关。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


    ……自我批评和公开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后必须航向明确地重新起航。’天气好的时候做到思想自由并不难，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贡献力量，让自由民主党在艰难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长虽然说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实际上他却是在应用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把昂纳克归入萨尔州。人们很难反驳金克尔的地方主义，金克尔在德国确实很有根基。尽管如此，为了谈论家乡，他还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隐喻，这样他的语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园的方向。航海的画面给了他诗意的感动，因为他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过。


    罗马尼亚对这个国家刚刚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来说意味着更深含义。德语是我的母语，但与这里的语言相比，它是我带来的语言。在我学会它的地方，政治上隐喻的乏味是类似的。那里和这里一样，这类词汇同样经过人为的过度牵强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滑稽，从而词不达意。虽然这样还是有区别：那边的意图更阴暗，目标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词如商店、街道、理发师、警察，在日常使用时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为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本身就不同。人们无法两次学习同一门语言：我说的是从前说话时使用的相同的词，但现在我要赋予它们一些新的内涵。


    我们的脑袋里没有电影中的快动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东西，人们也无法更快地理解。因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细节。一个陌生的地点使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也变得迟缓，因为母语对我的嘴和耳朵来说都是熟悉的，这就让人觉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下大雪时房主没有义务扫雪和撒石头子防滑。雪下得不那么急时才需要拿起雪铲和沙石桶。鉴于这一理由，纽伦堡-菲尔特地区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驳回了一名过路人的赔偿诉讼。这位妇女要求房主赔偿5000马克，因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们却认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体到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时’，才有义务铲雪和撒防滑石子。”


    谁要是来自独裁体制和一贫如洗的国家，他就很难想象这种对公正的追求。我读这则消息时无意间觉得像模仿式的讽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却出于害怕笑了起来。就像我看到以下场面会害怕得笑起来一样：有两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们要去人民公园，在路过某后排房屋的篱笆墙前她们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个小池塘，像扇门那么大，上面游着三只鸭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那是人民公园的鸭子。另一位说：那我们得报告。


    在德语中可以用报告这个词来婉转地表达那个直白的词：告密。在这个语言中告密这个词可以文雅化，大概是通过经常被使用。只有在做某件事的同时把相应的词弱化，做这件事的人才能摆脱良心的不安。一个经过弱化的词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不是也可以说与朋友们联系，或是说给他们打电话，那边没人接听嘛。但是在居民登记处一词中这个词让人听起来就两样了。


    到达德国让我第一次觉得有一种定局的感觉。我想不是因为两国在空间上的距离，这种感觉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产生。我痛恨乡思这个词，我拒绝如此来命名那份痛。我可以一直不使用这个词，但那种状况却无可否认。想起过去总觉得悲哀。我知道自己是自愿离开那里的。但如果自愿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他人的威胁的话，又何从谈起自愿呢？被安全局逼入绝境，最后我自己不得不远走他乡。没有什么是结束了，仅仅是中止，因为被打断了。


    在我到达德国后的最初几周，德国房间中的那种空空荡荡让我十分害怕。在罗马尼亚住房都是塞得满满的，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地毯和壁毯，桌子总是放在屋子当中。无论往哪儿看都是拥塞的生活。这里房间中空着的地方让我害怕，它们给人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我的眼睛看到这种空着的地方就会眩晕。无论我坐在哪儿或站在哪儿都觉得不牢靠，无论我吃什么、喝什么、手里拿着什么或是嘴里嚼着什么，味道都不错，对我来说却是生疏的。无论我说什么，只能表达出一半意思，我觉得自己正在自我消失。在罗马尼亚恐惧让人无法忍受房子里有空的地方。东西越少的地方，人们想要的越多。让身边充满各种物件给人一种安全感。什么都摸一摸，确实能触碰到立在那里的东西，这让人产生信任感，因为在外面大街上每个个人的特点都被抹煞了。仅仅那些人们费力搞到的物品才肯定能保证人们拥有自己的历史。人们让生活有个固定的形式，为的是不失去自我。


    那时我对柏林的朋友们说，为了能在这么空荡荡的住房里生活，人的内心得特别坚强。


    我在罗马尼亚的房间——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们也在那里进进出出——里的冰箱上多年贴着一首诗。这首诗是萨拉·基尔施在东德写的，当我把它贴到冰箱上的时候，基尔施早已被从东德赶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贝蒂娜，我们的心依旧孤寂


    笔尖滑落信笺，为他们


    威严的国王们，和令人


    无比心动的王子们


    今夜，一如往日


    贝蒂娜，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是灰暗的房，寂静的街


    是忽然的


    一声凄凉的车鸣


    这首诗向我保证，日子会一天天过下去，这种龌龊的生活不会突然结束和消失。我每天都预计着，我的朋友们和我会遇上什么事，生命从而就会终止。这首诗也预计到这一点，所以它既让人恐惧，又让人不再害怕。如果我在脑子里默诵这首诗，它会被自己的诗行吓住。我坦然面对危险，因为我无法通过自己去减少它。要是有一天情报部门所威胁的干掉我的事被付诸实施的话，我想，那么危险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因为它结束了。我知道危险愿意活着。我们的心仍旧战栗成为一种保证，死亡还没有成为已经决定了的事。这首诗中也写道，人们如何在住宅里或是在外面的光天化日下走动，如何从窗户往外看。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4)

    还有离开家时锁门为什么最好只锁一圈，这样安全局的先生们光顾时就省得撬门了。因为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心所欲。即使房间里的地板长了眼睛，即使我能把门放进手提包，能把手提包藏在皮肤下面，他们照来不误。即使我自己就是房间，抬腿走了，他们也照来不误。即使我的住房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能找到他们天天都想知道的东西。


    这首诗知道，我在大街上会看停在路边的每辆车，我得记住它的颜色、车牌号、驾驶者和时间。为什么？仅仅是为了与和我同样命运的朋友们说说。恐惧就这样被迫与事实越贴越紧，它不能告终在头脑中。


    这首诗囊括了很长时间的恐惧——诗中的贝蒂娜指的是贝蒂娜岱脶阿尼姆——从下两分钟直到今后十年。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东欧人对抒情诗的热爱不是什么美好的神话，这种爱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货真价实的实用抒情诗。这里没有贬义，因为恐惧是一种可靠的标准。用话语来打情骂俏是徒劳的，恐惧完全能够感觉到每个词是如何被说出来的。真情与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他们会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而且自己会沉醉于所背诵的诗。不信上帝的人这么背诗时会让人想到祷告。


    恐惧这个词两种语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语中是一个音节，在罗马尼亚语中是两个音节：frica.


    我知道，按照东正教的信仰孩子受洗时要脱光，脑袋要三次被浸入水中。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位安全局的军官对我说：我们把你按下水。还说：幸福会整死你。这样我才第一次懂得了，幸福和不幸会在何处相遇。恐惧把我驱入语言的深层，母语和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它们彼此之间是如此陌生。因为对对方的恐惧没有停止，所以它们就一直彼此观望：


    根据德国的迷信说法，谁要是看见流星就应该许个愿，因为这个愿望接下来就可以实现。而罗马尼亚的迷信说法却认为，有流星滑落的时候意味着有人在这一刻死去。在这两种语言中都用野鸡这一画面来比喻人，在德语中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爱吹牛的人，在罗马尼亚语中则指失败者。一种语言用这种禽的外表作为隐喻，另一种语言用它在猎人面前的无助性。因为野鸡不能飞，它得跑。而子弹却能飞，从而打中了它。德国的童话总是这么开篇：从前；而罗马尼亚的童话则这么开头：从前有一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


    这种对比无处不在，每天可见，数不胜数。它们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标准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尼亚语提供的画面更加直白，也就是说更大胆，诗意中并不掺杂安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母语那么亲近，但我却更喜欢罗马尼亚语中的比喻。


    新年时我在报纸中读到：新年时的祝贺语“新年好！”源自意第绪语，却没有一本德国的字典中标明这一点。我问自己，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早晚会琢磨一下，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有哪些词汇是外来语。是不是永远和到处都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些借用的词，而且他们看的时候是偷偷地用眼角一扫，就好像没有一种语言会受到什么馈赠似的。


    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这么看来德语在罗马尼亚还算运气不错，比在东德走运，比在第三帝国也走运。我被迫看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我的母语，尽管二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亲身经历了，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其进展会多么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们在谈话时也会谈到德国的排外主义。他们会说：在别的国家也存在排外主义。是的，但我们生活在德国这里。还没有一个这里的德国人对我说过：我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也认识很多别的不排外的人。


    令我恼火的是：他们，那些本身行为无可指摘的人，顾左右而言他地提什么别的国家。他们如此不理直气壮，作为德国人不敢挺身而出。这也让我想起那行诗：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会这样吗？


    鼠药味道如何？


    “我的梯子丢了，那梯子在园子里用正好，现在它丢了。让人偷走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说，“他们什么都偷，自从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人们就不能有什么好东西了。”她指的是申请避难的人。


    以这种方式骂人在村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说出“寻求避难者”或“外国人”这类字眼。这女人等待着别人附和她。


    那位陪着我走到村边的六十来岁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见了他，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和她一样住在下面村子里，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园。他们以前聊过天，她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站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我会愤怒地反驳的。他选择沉默，因为他不愿让当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见。这自然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个外国人。


    几个星期前他试图让我明白，我作为在罗马尼亚生活过的德国人与外国人是有区别的。这次尝试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对他这种区别对待和他那别有用心的伪善不买账。


    他弯腰去拿苹果，那女人不满地继续往前走去。那女人走远了之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仍旧不进行任何评论。他装成好像根本没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过那个村子。那村子与西德上千个别的村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好像天上既没刮过风、也没下过雨、没有一次霜冻或是酷暑损害过房屋的颜色似的。就好像时间仅仅在人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对房屋却高抬贵手了。与贫穷国家相比，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够想象，谁住在有桁架房屋、观赏性灌木丛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愿意听贫穷这个词的。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战后他们贫穷，人口也锐减了一半。因为他们知道，是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


    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房屋和家园，他们的民歌和习俗也被用来为这场战争服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们的名义蹂躏过的世界各地，人们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拼命做苦工，为了逃避这满目疮痍的一切。


    年轻人知道，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贫穷国家永远是许多人的梦想和极少数人的奢侈。仅仅是看见穷人的贫穷，这个村里的居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老少都很夸张，想象出来的恐惧转变成仇恨。他们认为贫穷是有失身份的，特别是陌生人的贫穷不可理喻。他们脱离了贫穷，贫穷的是陌生人。他们太高贵，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优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当他们出于仇恨想在贫困面前保卫自己的村子时，他们才觉得有家的感觉。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5)

    谁在这类村子的街道上说出“外国人”这个字眼，都带着仇恨。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过路者就这个题目聊起来，这样的谈话总是以同一种形式自动展开的。有了对陌生人的偏见作布景，人们能聊个没完没了，能够无嫌疑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这种原因人们永远都不会承认或说出）。


    几天前，当地报纸印了一本有关外国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堪称是充斥了所有偏见的德国“民间文学”，语调是调侃性的，充满了对人的蔑视。编辑部那假惺惺的评论就是一种伪善，说什么这只是对当前大众看法的反映，这本小册子在这一带已经作为传单被散发了上百份。对小册子的内容编辑部则三缄其口。


    接下来几天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谢的，现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表示愤怒的信寥寥无几，这一点编辑部大概在印刷这本小册子前就估计到了。


    那位在苹果树下愤怒开骂的老妇人指的不是一个寻求避难者，她指的是所有寻求避难者。她怎么能指一个人呢，那个小偷她又没看见。她知道一个寻求避难者是没有房子、没有屋顶、没有果树的，因而他要她那破旧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见。


    这位本地人的指责和诽谤是笼统的，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因为她不需要为自己所说的提供证据。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偷了东西，那么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从这个村子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带屡见不鲜。只要有机会，她天天都诽谤陌生人。她更换谈话对象，但谈话主题永远不变。这能让她和她那个小村子保持活力。


    这种带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共同的敌人形象从来不需要予以更正，因为敌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过共同的敌人形象使参与谈话的人得到认同，而且他们还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能让人上瘾。对外国人的仇恨就变成了社会舆论。这种仇恨能让人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这一感觉很重要，因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妒忌、阴谋和竞争。谁要是不加入这种统一战线就值得怀疑，就会被社区问及理由。


    三年前我还说过：这样做的人是一些“老纳粹分子”。他们口出狂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他们得沉默，因为他们周围的人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只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还这样说过。三年前我还没有料到，充满仇恨的话可以多么快地传播，优越感思想可以多么迅速地重新传布，怯懦可以多么天衣无缝地以能应付生活的面貌出现。我更没有料到的是：优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获青年人，因为它可以一气呵成地把自我怜悯与傲慢自大连接起来。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军事自训小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处乱闯的新纳粹小组。我也知道共和党和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么“捣乱选民”。尽管如此，我想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所说的话恰恰让他们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能让我安心的是对1968年出现的代沟作用的信任，我想终于一劳永逸地出现了重大转折。大多数1968年后出生的人不会再背离当年的反省原则。那时儿女们考察自己的父母们是不是希特勒的帮凶和沉默者，许多人也找到了相应证据。他们提出了罪责问题，特别是个人罪责，我想在这个国家以后应该一直这样做。


    一位汉堡的儿科医生告诉过我，恰恰是年轻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疗时往往会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与外国孩子住在一间病房里。”那位医生说，这些父母的孩子经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们为孩子担惊受怕的同时脑子里还有这么一句话，而且他们一点儿都不羞于把它说出口。


    那些扔石头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韦达和罗斯托克的杀人犯，他们在社会中都不属于边缘群组。他们活动于社会中心。他们不光可以获得街边的掌声，而且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些人从外表看不出是光头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头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点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硬拳头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出各种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点闹事。他们不必进行伪装或是进入地下，他们在我们眼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做合法的事来进行，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体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做。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种挑衅。


    政治家们竭力声称感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出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点，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口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身都带着鸡皮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坚固设防，成为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交部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做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部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出一辙，丑陋不堪：


    “挽起袖子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锻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出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


    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头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眼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种族意识很强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出门时应该做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戴个标志什么的。


    少数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流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马上，这匹马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头褐色的骡子。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点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年以后，罗马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卜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子点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管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政治体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种体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器，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6)

    前东德人不是“二等德国人”，从外表看他们是德国人，然而脑子里却还是东欧人。这不是要把他们从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练出的求同的虚伪中这听上去如同亵渎。


    因为罗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个寻求避难者身上重新认出了许多细节，因为这些难民就是他们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所以产生了仇恨。统一应该保障他们与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离。统一做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是对外。统一无法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岁月，也无力消除东德与东欧的相似之处，东欧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年前东德的情况。再加上人们期待着通过统一过上富裕的日子，想彻底告别匮乏（并非贫穷）。现在贫穷的外国人就住在自己家门外不远的地方。脱离了专制桎梏的东德人不愿陌生人的贫穷踏上他们的路面。此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贫穷的陌生人面前要比在西德人面前容易得多。


    来自前东德的本地人在对待来自东欧的外国人时分外刻毒，这隐藏着一种否认自己的东欧人身份的情结。他们的表现就像暴发户，在人群中令人厌恶、在道德上毫无操守，类似某些吹牛皮的，只是比后者更危险。新的仇恨也没有放过历史。作为一种被滥用的可恨的意识形态支柱，反法西斯主义被摒弃了，现在人们感到“自由了”。愤怒没有发泄到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滥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的墓上被画上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遭到纵火破坏。


    政治家们吞吞吐吐地说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为了与上面提到的罪行划清界限，他们提议通过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旧的法律——反恐吓、勒索、人身伤害、纵火和谋杀——已经失效。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做出反应。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政治庇护权据说“在本质”上会予以保留，但何为“本质”？要列出一个没有政治迫害的国家的名单，这意味着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罗马尼亚会在这个名单上，即使罗马尼亚人有朝一日又会像在特尔古穆列什那样，坐着国家提供的大巴、拿着棍子去驱赶匈牙利人，即使新老情报人员会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随意出入工厂、邮局和办公室，即使反对党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窥探和威胁。


    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出生和死亡的，这一平庸现象适合成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政治家们想不到这一点，很多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会想到国家。


    谈论政治迫害对真正受迫害的人来说是毫无前景的，就像那些经济避难者一样。因为现在人们决定不再相信他的陈述。政治家们现在等着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国为这些人出具书面证明。


    “政治庇护”这个概念由于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虚设。它成了经济避难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谎。受到指控的应该是立法者，而不是难民。


    在“政治庇护”这个概念已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苦难和必须用于这些苦难后，如今已经很难区分经济难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铭是：闭上眼睛，我们会找到出路。


    谁今天向民众许愿，说今后经济避难的人会减少，那是在有意误导，因为出逃的原因贫穷并未消失。穷人是不会让自己被挡在富国外面的。


    即使在他们所出生的国家那些人也没有家的感觉，在那里他们拥有的只是些贫瘠的破烂和因无出路及厌恶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那些破烂牵绊不住他们，而毫无出路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迫使他们背井离乡。


    优越感意识，德国的平庸想通过这种意识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也毫无收敛，而这些人二十多年来就生活在德国。歌德学院在国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国东部的投资打算，因为他们害怕当地居民的排外行为。


    在汉堡一位妇女在集市上手里拿着个条乞讨。人们无论老幼，一见她把纸条递过来，脸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还有人把她推开。一个卖菜的对一个卖火腿的叫道：“给她点儿吃的，干脆给她一整条火腿。”这两个男人笑了起来，在他们的货摊上买东西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在柏林的街上边走边吃“卡巴”，在纪念教堂前一个年轻小伙子拽住我的袖子问：“鼠药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药不在我的嘴里，而是在你脑壳子里。”他伸出舌头，伴着鬼脸发出了一声恶心得要呕吐的声音。


    感知是如何产生的


    有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根食指，它指着过往的事情。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说的、讲的、想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是过往的。


    我们并不需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只是在做。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同时还要说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便什么都做不了。通常，做与说是不能并存的。


    我们常常是在事后才说。当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我们才说。然后，我们说：事情是这样的缮就在不久之前。或者，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事情是这样的缮这听起来像事情已经了结了，其实才刚开始。不仅仅叙述，我们本身也如此。


    当我们好久没听到一个人的消息时，我们会去向那些与此无关的人打听他的情况。我们问：他怎么样了。这个问题精细得让人有点儿害怕。当我们独处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会很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那便不是问题了。那么，答案就已经隐藏在问题本身中了，因为这样的问答无法继续：我自己怎么样了。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而这很局促。


    人们在事后回想事前东西，往往又找寻不出来。在两个太阳穴之间和额头后面能互相照面的选项是不存在的。


    我从自己身上感觉到，外部的被人称为事实的东西并没有在记忆中根深蒂固。与外部，与事实相反，人的记忆中更加深刻的是那些当时就是在脑海中留存的来自内部的东西。


    因为，来自内部的东西，在肋下挤动，将咽喉束紧，把脉搏追踪。它走自己的路，留下了它的痕迹。


    谈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有的人用“伤口”或“疤痕”这样的词。我认为这些词并不恰当。现在我说是“恐惧”，也可以说“快乐”。我只是谈论，再也不会生活在其中。当我在内心去理解领会的时候，我便重拾回忆。我可以说出来，可以同时理解领会和叙述。


    孩提时，我经常听到伊莲娜用她那深沉的声音说，爱是红的，忠诚是蓝的，嫉妒是黄的。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了这个世界。施特凡问道，是什么东西阻止我继续下去的呢。伊莲娜把手顶到工人施特凡的腹部上，说：岁月，就是岁月！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7)

    当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了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就去寻找最粗大的伎俩。而且，正因为这些伎俩是最粗劣的，所以也是最精致的。这就是一切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标尺的东西的缩略。一种惊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把这个世界变成了在我们额头后面发生的东西。而人们后来只是很少或很有限地拥有这种本性。


    我的祖父母的床边挂着一幅圣像油画。它颜色很暗淡，同时却不乏一种光亮，于是画上的树木在摇晃，云朵被翻卷，那座狭窄的小桥也摇摇欲坠。那是画上的风景给人的一种威胁感。那也仅仅是一种认真严肃。画面上的一切都和实际上的没有差别。只是，超出颜色之外，房屋之间的那些树木、云朵和桥梁都更加栩栩如生。画面上的有些东西在现实中显示不出丝毫生气：石头，棕色的大石头。这些石头本身并不严肃，它们会变得很有威胁，因为它们已经越过了石头的界限。我看到这些石头里有棕色的熟透了的黄瓜。只是这些黄瓜让我感到害怕。我每天晚上都担心这些熟透的黄瓜会在夜里炸开，担心当它们炸开的时候会飞溅到整个房屋，于是，担心我们都会被它们毒死。


    我的祖母每天都要在我面前做晚祷。她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因为我说得比她慢，也因为我还在进行一种与祷告无关的沉思。在这些年里，祖母和我做的祷告并不一样。我祷告是为了免去那些黄瓜带来的威胁。因为我们祷告的原因不同，于是我们的祷文从来没有相同过。就如同平时一样：外面没有人察觉得到。


    我长大了十岁，我在那些长着黄瓜的石头之间又看到了石头。我想起了那些黄瓜，每次我都做好了再次看到它们的准备，也不害怕它们会炸开。也正是因为我不再害怕黄瓜会炸开并且毒死我们，于是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它们。这是一些在我的感知中消失了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让这种感知以它们当初产生的方式再重新产生。当时是另一种眼光，它把我制造了出来，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眼光，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粗劣的也是最精致的伎俩。将危险缩略，是它的本性。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许吧。


    对于童年的这种有魔力的一面，我没想过太多，这魔力的一面恰恰是成长的最早的形式，如果真成长真的存在的话。


    黄瓜的炸开也恰恰正是那些“正常”的东西所应得的幻想。如果人们不回避这种敏感的话，人们就通过这种敏感从一时到另一时离开了被随意标上木桩的正常之路。


    后来，我想清楚了，我当时害怕的不是这种产生的感知，而是别人知晓此事，而这正是让我退缩的原因。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把我脑子里的东西隐藏起来。欺骗是我童年时的工作。我也很清楚，这样的人会被别人说成“病态”。这些念头一闪而过。当它落到某个人身上时，又将是怎样一种尘埃落定。如果他们还有点儿同情心，他们会说“精神病”。然而他们常常感觉不到任何同情心，于是说“疯子”。我还知道，在标准后面没有任何让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村落里。可我还是想找到这种归属感。归属于何处呢。因为这种归属对我很重要，于是我就变成了自己的大怪物。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欺骗。这样一来，一切都证明是错的，除了这种表面上的归属之外，别无他物。我把这种表象来回推搡。不论这种欺骗有多快，我都精确地将它放到感知产生的地方。有的时候，欺骗的办法姗姗来迟。而人们也没有将目光正好投向那里，因为人们还没有预计到这种欺骗。或者，因为我现在相信，在别人面前时，人们都是为自己经营着自身的骗术的。


    通过这种欺骗，我当时成功地融入了他们和他们无欲无求的生活中。是的，那是对于所有人，对于这种想法本身，对于精心钻营的伎俩的一种奴才式的想法。这也是一瞬间从卑躬屈膝到趾高气扬的精妙过渡。对于感知和别人的麻木的一场把戏。一切都是利用诡计和危险想象出来的。


    只要这种欺骗可以达到目的，我都会高兴。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挣不来的东西，可以骗来。我拥有他们无言的爱，他们从来不说。我利用这种爱并且任凭自己受其折磨。之后我煎熬着自己，它也煎熬着我。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圣像画上的黄瓜是从哪里来的。来自花园，来自与那些花园中的熟透的、腐烂的、被践踏坏的、臭气熏天的黄瓜打交道的过程中么？黄瓜存在么，我存在么，那幅圣像画存在么？如果这些足够，那我就有了答案。如果这些不够，那我就被问得哑口无言。


    也许，对于感知的产生，不言而喻的东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有多种原因的恐惧，我们并不能说得很透彻。然而，即使是能够说清楚的地方，也只能是一部分。往往是对于痛苦的恐惧。人们可以确定这种痛苦是在身体上的，是关于与人类的交往的，也是关于与事物的交往的。然而，当我们将这种想法进行到最后时，这种恐惧就成了对于一些对我们来说很成问题的东西的恐惧，关于生命的恐惧，对于死亡的恐惧。


    我的步态与被祖母上过浆的被褥有某些共同特点。我第一次睡在里面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动作，都会发出的声音，我相信这种声音是皮肤发出的。有的时候，我静静地躺在那里，可还是会有声音。我害怕起来，我怕那个身材高大而且瘦骨嶙峋的男子也在房间里，这个人在村子边上买了一处房子，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可人们又都知道他不需要工作，因为他把自己那幅硕大的骨架卖给了博物馆并为此每个月都能领到钱。这个男子整夜整夜地在我的房间里待着。我经常看到他藏在窗帘后面，床底下，柜子后面，或是壁炉里面。当我晚上被恐惧从睡梦里惊起时，当我起床去试探着黑暗中的家具却找不到他时，我还是相信，他就在那里。天亮了，只有那些棕色的荡满灰尘的夜蛾，在撞击了灯罩一夜之后，此时都静静伏在天花板上。


    恐惧与童年的魔幻一面无关，如果童年根本没有魔幻。那也只是这个年纪中的对于一种清楚明了的结构的恐惧，而且是处于这种结构中的恐惧。也就是社会恐惧。为了能言说，这种恐惧只在普遍意义上存在，只作为概念，作为总数存在。这种恐惧是单个人的单个恐惧的总和。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产生的感知。我们看到的，是超越了自身界限的。


    风吹进了牧场的篱笆。叶子都翻转了过来。原野好像来到了庭院里。暴风雨从边上掠过时，树木散发着烟雾。胡桃木依旧清凉。夜间，坚果落到房顶上，头部也被敲了进去。晚上，曼陀罗将留声机缠绕起来，散发着的味道有如不幸被遗弃的女子。鸡貂迅速地扼住了母鸡的脖子。早上，散落的绿色外壳之间，坚果的果实裸露在小径上。每个夏天，百日草都会呈现出一幅不同的景象。卡尔看见它们晚上向其他的花朵进发。


    我还在罗马尼亚的时候，会有朋友，也有陌生人来访。我生活在一个处在城市边缘的由混凝土预制构件建成的住宅区里，整个住宅区倾向一边，看上去灰蒙蒙的。他们想看我家乡的那个村子。他们还告诉了我原因：他们读过我写的关于那个村子的文章。这个要求让我很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想看我家乡的那个村子。他们想看的是那个村子里的“洼地”。他们想像访问者一样扫一眼，想亲眼看到我笔下的那个村子究竟是什么模样。实际上，只有从有着顶尖山墙的构造相同的房屋之间逸出的光线照射到他们的面颊上，下午的那种空洞的喑哑的光线。这光线就如同这座村庄：对称，以及渗透到最后一个角落里的平庸。于是，参观者的眼神迷茫了。这几条太宽又太直的街道上就会经常落下这样的评论：这和我想的一点儿都不一样。我就不得不再三地对他们解释，对朋友的解释和对陌生人的解释一样多。后来我便拒绝再带着那些好奇的人来到这个村庄。我说，这个村子全都处在洼地上。可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这茂盛地生长着的感知是来自乡下。只有乡下的村落才在表皮下有着这样的内脏。


    我对这些风景、村庄和无人居住的地方的魔力并不感冒。城市，机动车道和桥梁，机场和火车站在它们的表皮下也有着同样漆黑的内脏。


    沿着街道会突然出现数以千计的狍子，构成一幅超越自身界限的画面。为了满足需求，为了使旅途更加安全，本来没有想到它们的交通设计者们让它们出现在每一张标牌上。它们使自己产生，构成一幅诗意的画面。


    小女孩比小男孩还高，他被她领过来的。小女孩的辫子边走边甩。那也只是一个指示人们可以横穿马路的地点的标牌。在学校前面，这幅小男孩小女孩的图景消失在被人们称为学校的地方。这突破了与“学校”这个词的实质性交往。如果这种迷惘可以被预计得到，如果交通规划者知道，感知是如何在这些交通标牌前产生的，他们会犹豫不决，再也找不到应该设置交通标牌的地点。我害怕，我也放心：交通规划者并不知道这。他们提醒。他们想要我把我看到的与我正在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不是与那个更长的时间，也不是与我的生命联系起来。要与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不是与他们的生命联系起来。


    那不是童年。那不是村庄。表皮下的内脏到处都是。即便有一个空荡荡的地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里也充溢着内脏。这个地点不会被局限，也会无穷无尽，这样的一个地点，人们将对它不堪容忍。表皮下的内脏也出现在城市里。


    沥青路的长度和宽度都被缩小了。当沥青路有自己的特性的时候，这便是城市的静止状态。于是，城市就只成为了人行道，或是墙壁，或是桥梁。当沥青路有自己的特性的时候，城市便被限制起来。这让伊莲娜感觉到了一种外部的安全感。她自己的内部的安全感就被发现了，被冲到她的脑子里去。她不让自己被限制起来。城市和脑袋是静止和运动的交替。当脑袋静止的时候，脑袋里面的空洞便滋长开来。有时候，城市侵袭着伊莲娜的思维。有时候，伊莲娜的思维侵袭着城市。


    不论在哪里，人们所在的地方，或是人们遥望的地方，人们本身，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都会成为一种不可预见的东西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常常会越来越深刻，当本来整天充满着距离和方向或纯粹只是事物的地方现在除了黑暗之外另无他物。在睡眠面前，有的只是我们自己。每个结构都被吞没了。我们感觉到，我们想着那一天，然后我们头脑里就出现了一些东西，扩展又抑制着自己。有时候人们听任于抽象的睡眠，听任于虚无。有时候又听任于梦境里的图景的无常。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8)

    自生的感知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在自己坚守的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它是不可预见的，它指向的都是不确定的东西。它会被偶然所摇曳。当它将自己选出时，它的无常会与唯一的可能性相关联。头脑里的食指不停地侵入。我们期待着这种侵入，却从未准备好接受这种侵入。这是自己产生的不安。一种机械般精确的不安。它知道它将和我们去向哪里。我们，只有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它是那个辫子边走边甩的小姑娘。我们是那个一直被拉在她身后亦步亦趋的小男孩。


    这不安是在感知的静谧中的一种侵袭。当人们尝试着在文字中与不安的袭来相遇的时候，借助一种旋转一下子跃到无常之处，人们必须要以极其短促的节奏写下他的句子，这些从各个方面看都开放的句子，为了能够进行转换。那是穿越空间的跳跃。那些掉下来的，开启的或是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的，人们没有写下来的东西，会被人们在写下来的东西中被感觉到。说出来的，在对待那些没被说出来的，必须战战兢兢。


    我是从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是从那些书里感觉到的。那些在我读书时包围着我，循着自己的轨迹的东西，是从字里行间掉落并被开启的或是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的东西。是那些被省略的东西。


    从被故意倾斜的，背靠背或头并头挤在一起的段落的次序中交错地落下了许多片段，这个段落是应该享有优先权的。外部发生的东西会被那些肆意妄为的其他东西所冲破，它是来自内部的。然而，从内部而来的，片刻之后又会从外部涌进。


    自传，亲身的经历。是的，这很重要。写作的时候，头脑中的那根食指也在从经历中寻找自生的感知。外部的环境会烙上印记。村民和市民是不一样的。就算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做这件事的地点如此相异，以致他们做事情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了。这是处于边缘上的异质。然而这边缘还是在努力侵入，向中心进军。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一个写作层面是那个巴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我搬到城市以后的那些来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是那个极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来自洼地的那只德意志蛙象征着对一种表达方式的寻找，为了一种感觉，一种被监视着的感觉。那只德意志蛙在乡下是一个看护者，是民族中心主义，是公众的看法。那只德意志蛙在一个托词下将对于个人的控制合法化，这个托词是：保留本性。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叫做“德意志民族特性”。然而这只德意志蛙的眼睛一如既往地什么都没有成功地保留下来，因为这只眼睛是强权的眼睛。本性经常会成为排斥，因为它是被强制地进行的。那只德意志蛙把一切都变成了虚荣和禁止。它知道，当每个人都个性十足的时候，是不可能组成团体的。它手里攥着它的不成文的法则。它以公众意见的名义进行着评价和审判。对于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它评价为“耻辱”。对于个人对外做的事情，它评价为“罪过”。


    那只德意志蛙把每个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过各种联系，暗涌着伤害、剥夺权利，还有细小的肮脏的报复和仇恨。那只德意志蛙把亲戚和邻居都束缚在冰冷的附近，人们躲避和寻找着的附近。那只德意志蛙把整个颤抖着的村子紧紧绑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着，从脑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愤愤不平构成的坡度上滋长着。


    那只德意志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幼儿园，在学校里，它就已经开始从村子里向外乜视了。它的瞳孔从那里就转向了那些还将保持一阵子抽象但后来又变得具体的东西：那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那个因为不在人的头脑里而把每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觉意识”。于是欺骗的工作继续完美地进行着，带着表象的劳作。


    或许一切都起自那个无害的甚至听起来充满诗意的镜子前的禁令。“魔鬼坐在镜子里”，当我小时候往镜子里看的时候，祖母会这么说。当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有些为自己而高兴的时候，谁会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不会持续呢，当我站在镜子前时，祖母的声音可能会悄悄地响起“早起唱歌的鸟儿被猫吃”。祖父当时也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什么。


    祖母的那些格言有时知道，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知道什么。


    我唱着民歌，我不会其他的歌。人们也一起咏唱那些忧郁的赞美诗。当一个人用半高的音调自吟自唱时，那些歌就已经走了样。


    我的父亲从冲锋队里学了一首歌：“假期证，你是所有证件里最美的证”。当父亲醉醺醺地自顾自地哼起这首歌时，它在某些地方就变得非常有力而又无助。当他的脑袋因为喝醉而摇晃成两个的时候。他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哼唱着这首歌。在他的双眼里还闪烁着那个冲锋队员。醉态使这首歌变得比它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厌。这歌是关于从前线回来的休假。在这些平坦的田野之间，在那个偏远的村落，在那把油腻的刀子后面，在他那长着老茧饱经沧桑的双手后面，这首歌听起来含着另一种方式的威胁。自从和平以来，我的父亲还没有休过假。他和战争之间已经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唱起了这首关于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歌。


    他脑子里的食指自然地将这首歌从醉意中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个音符，没有忘记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母，这说明，他还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如同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他也从来没后悔唱过这首歌，就像他从来没后悔过参加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赢了，这里现在就是德国了”，我的祖父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在草丛间，在石灰质的鸡粪中。祖父用他那过于沉重的斧头劈木柴，或是将用来当做饲料的萝卜弄碎。他呻吟着，极目远眺，我的视线甚至可能会掠过一座座花园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寻找他口中的“德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我问他，“即使这里成了德国，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你是个成年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他只是摇着头，“幸好你的叔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而且听不到你的话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的叔叔在城里上了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村里的理论家，他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能够为元首效劳的荣幸通知给了大家。他当时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大酒桶上口若悬河。那天是村里教堂落成典礼的纪念日，纳粹旗也悬挂到了电线杆上。那时还拍了很多照片。


    对我来说，那个村子就像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的档案。一个尘封已久的装满了当时的记忆的抽屉。


    就这样，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这些人民的节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泽。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进行曲。


    当母亲在冬季的夜里织毛衣时，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为我知道，当她还是个姑娘时，在那些打仗的冬天里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哼唱着“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乡之夜”。在哼唱的时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摆动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绿或黄或光秃秃地立在花园里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离开村子奔向战场的和她同样年纪的男子们。在这样的夜里，毛衣针成了她的步枪。编织，棉线上的行军。


    这是一种行为，群体的行为。当她们独处时，是另一种行为：她们认真地遵守着那个告诫“魔鬼坐在镜子里”。


    当她们走向柜子时，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体，她们就朝天花板上看，因为每个房间里都可能会发生一些被人们称为“耻辱”和“不贞”的事情。人们必须得裸着身子朝镜子里看或是在穿长筒袜的时候想，别人触碰到自己的皮肤。穿着衣服的时候，是个人，不穿的时候就不是。那张庞大的皮肤啊。


    镜子是有毁灭性的。祖母的告诫和格言都知晓这一点。


    关于感知自己的禁令在与物品打交道时也起了作用：木头摸起来很舒服。我在上面来回摩挲着，可当我发现我摩挲的是一扇门时，便不寒而栗。


    那只德意志蛙的禁令盘桓在那些让人感觉亲近的行为方式之间：


    父亲允许我给他分头路，扎领结，金属的压发扣紧紧贴到头皮上。父亲允许我解开他的头巾，给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项链。他只是不允许我把手伸到他的脸上。如果我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了，他会把领结和压发扣还有头巾和项链统统扯下来，用胳膊肘儿把我推开，大声喊道：走开！通过一次，我便永远地记住了，他不能忍受别人把手伸到他脸上去。


    我们总是手足无措地站在这些东西面前。每当我们做点儿什么事情，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把我们分开。只是这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当我们比折磨着我们的东西更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不停地在改变自己，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改变了自己。我们在无数次重复后依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9)

    仔细的观察意味着毁灭，这个印象变得越来越深刻。“魔鬼坐在镜子里”，这句话也知道这种印象。当人们去接近去关注别人的时候，人们便肆无忌惮起来。人们把他们肢解开来。细节会比整体更加庞大。人们洞察着他们。人们什么都没看到，但感觉到了里面有什么。因为只能停留在感觉上，感觉就成了完全自生的看见。那么，必定是自生的感知就会比当人们朝里张望时更加残酷无情。


    照片同样也是镜子。在照片上的我们的面孔，很少与我们想要的效果相同。我们好像都受了惊被吓走了。脸上的每一个部分都保持了原貌。可整体来看的时候，脸上的每个部分又都像临时拼凑起来的。有着自己的面孔的照片仿佛一只别人摁在自己脸上的手。有着自己面孔的照片好像在对我说，就像当我无意间把手伸向父亲脸上的时候他说的话：“那是我的大限”。


    当我们在照片上看到别人的脸的时候，魔鬼也坐在镜子里。我们越是分解那张脸，我们就越是滑向自己的脸，直到面颊颤动起来，直到我们不经意地开始提防自己。


    照片自己并不动。然而看照片却带来了不安。我们把目光投向被静止下来的动作。对我来说，凝固的动作常常等同于追赶。不安渐渐产生。这不安是被“制造”出来的。凝固的东西不能动，不安也就不能一同出现，也不能被一同唤起。不安互相交错着，因为它们碰到了凝固，而且处在了同样的位置上。于是，就像静止可以呼喊那样，凝固可以追赶。


    静物这个概念听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很有威胁。当人们仔细，当人们足够长时间地凝视的时候，在凝固下面就会涌动着些什么。


    我把静物这个词用到了那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面孔上。他的画像遍及罗马尼亚乡村的各个角落。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如果需要更换一张画像，那所有的画像都不会被保留。在一段时间内，常常是好几十年内，只允许有一张独裁者的画像存在。永远都是相同的一幅画像被无数次地在乡间流传，这让人们记忆深刻。这幅画像永远都表现着同一张脸。这幅画像引起了人们的烦厌。我经常感觉到，彻底的监视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不满中的恐惧会比普通的恐惧持续得更长久更深刻。


    那只德意志蛙，那只已经在小村子里乜视着后来应该成为我的国家的一切的德意志蛙后来成了独裁者的蛙。


    当人们对于社会现状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生存空间并热衷于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不满的情绪就压过了恐惧。人们把独裁者的蛙肢解开来，它在挑衅。人们把手伸向它的脑袋，而且能意识到后果是什么。


    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朋友闲坐时，他从独裁者的照片上剪下了一只眼睛，把这只眼睛粘到了一张包装纸上，在下面写上：“独裁者的眼睛”。我们哄堂大笑，因为这只眼睛再也不能威胁我们了。利用这只被剪下的眼睛，他用监视给了监视本身狠狠一击。我们每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也不比一只眼睛大。它是最粗劣也是最细致的伎俩。那只眼睛如此之小，监视可以如此自戕，以致我们再也逃脱不掉。一个好冷的笑话。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停止大笑的。不是很突然。我们尝试着保持笑声的自主性。我们那些零碎的声响已经蒙上了一层忧伤。我们已经意识到，在沉默之前，我们把自己摆到了一个怎样的境地。像平常那样，气氛变得很讽刺，同时也昏厥起来。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故事。脑袋里的那根食指常常在许多其他故事中挑出这一个。我想做出其他的选择。我总是拒绝在这个故事的附近写下哪怕一句话。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没有提到那只眼睛。然而，文章里的每句话都是从独裁者的那只眼睛里生发出来的：


    蓝眼睛的小姑娘，这么一大早你皱着眉头走在沥青路上，你要去哪。这么多年来总是穿过那个黑的公园。你说夏天来了，可是之前根本没想到过夏天。现在你觉得秋天怎么样呢，好像这个城市不是由石头构成的，好像城市里的每一片叶子都枯黄了。你朋友们的头发里藏着影子，他们看到你多么的悲伤，他们习惯了你这样，也学会了忍受你这样。你就是你。不论人们谈到什么，就算人们谈论你走丢了也好，人们能做些什么呢。当酒杯中的恐惧能够抵御恐惧，而瓶子越来越空的时候，这还有什么用呢。当笑声回荡，当他们捧腹大笑，当他们笑到发狂，这有什么用呢。我们尚且年轻。


    那是那只蛙的年代，在罗马尼亚的年代。除了那只德意志蛙，后来又来了独裁者蛙。也许在这只蛙统治下的三十二年已经足够使自己在所有方面上适应那种监视着的目光。恐惧层层叠加，就像从受了惊吓的小狗的一只只眼睛里闪过的恐惧，怯于去咬人，也怯于被咬。


    也许，在被那只蛙统治的年代里，感知的产生是唯一可以改变环境的可能。可这感知越来越难以忍受，越来越有威胁性。然而这种附加至少是和我自己有关联的。


    在街道两边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幅脸孔。那是竞选海报。也可能是广告，邮政的广告，户头的广告，一家经营啤酒或奶酪的商店的广告。海报上的面孔如此之大，如此做作。这些面孔总是与我在它们下面做的思考的事情背道而驰。它们汹涌而来，在小吃铺间，在篱笆边，在地下通道里，在树木下。我开始怀疑自己，慢慢地不能忍受。我把那些脸孔和其他人做比较，那些活着的人，那些路人。他们同样也不堪忍受。


    这些脸孔同样也是静物，它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攥在它们那优美而冰冷的手里。那是自由之蛙，它察看着那些渺小的活着的路人是不是配得上享受这个国家的富裕。然后，每个人都会被自由之蛙遣送回他该在的地方。自由之蛙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它不去探寻事物，它使人陷于窘境。


    通缉令上的脸孔同样也无处不在。那上面的主角是走上歧途的人们。我总是可以感觉到，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那种情况不是我自己的情况。那不是我应得的。


    静止在通缉令上咆哮。凝固在追踪，也在被追踪。机场里也有通缉令，悬挂在窗口边，旁边的警察会检查旅客们的证件。每当一个人接受检查，我都会想：他现在会做出另一张脸。现在人们在搜寻他，而他身上没有东西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


    是的，对于赫尔豪森的谋杀。有那些被印在通缉令上的人们。然后自由之蛙还是会怀疑所有的人。


    可是独裁者的蛙依然存在。它有时会抓住我，对我说，它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那些躲藏在威胁后面的人，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有人委托他们来针对我。当我想到印有他们脸孔的通缉令时，我不希望会有这样的通缉令。我也不能用钉子把这些通缉令钉到墙上去。尽管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会让我得到保护。


    那只蛙的怀疑最大的地方，屏幕在闪烁着。它展示着那些并不存在的照片。这些电子版叫做“幻影图片”，它是“静物”这个词的加强形式。这里的确定性最微弱，而感觉最强烈。当“幻影图片”出现的时候，又是那样的匆忙：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城，这个小城的居民天天乘车上下班。到火车站的路要经过坡地上的那个葡萄园。黄昏的时候，从大城市下班回来的年轻姑娘们从火车站出来穿过那片葡萄园回家去。有八个人在葡萄园里被强暴了。凶手是两个男子。播音员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姓。他还展示了那把刀。那两个男子就是用这把刀胁迫被害者的。播音员还说了一个数字，那是赏金的数目。屏幕上呈现着两张幻影图片。就算伊莲娜认得那两个凶手，由于赏金的原因她也不可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比犯罪行为更加折磨伊莲娜的是对于葡萄园的信任。这信任对于凶手和受害者来说，都是无边无垠的。

 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1)

    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


    对句子的恐惧，对写作的不满，甚至几乎是憎恶，是我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写作总是我最后一件仍能做应该说必须做的事，当我不能再做其他事时。当我写作时，总会到达一个点，使我无法对待自己，或者说无法对待自己的周遭。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感官了，我再也没法忍受我的思考了。一切事物如此纠结，我再也分不清外面的事物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它们是否在我的内部，或者我在它们之中。一片片世界被拆分出来，仿佛我吞下了不能承受的所有。


    因此我觉得写作不仅是生活的反面，也是思想的反面。一次大的撤退，我不知道去往何处，也不明白关于什么。不在任何地方，无关乎自己。完美的非现实仿佛仍然收容了我。什么也没发生，从外面看完全没有。从内部也没有发生什么，因为一个人即使寻找自己，也绝不会碰见自己。连关联也没有，甚至寻找自己和寻找的关联感也不存在。后来就出现了这些句子。白纸黑字，宛如一件衣服，人却没有装在里面。然后人们可以穿上它，感受每一处，最好是感觉出所有不合身的地方。


    人们最清晰地感觉到不舒适之处自然是词与句。因为整件衣服由句子组成。每一词每一句都有自己的要求。每个词联系到自身和整个句子就有自己的要求，同样每个句子联系到自身和前后句也有自己的要求。人们不能因此就撒谎。即使一个小小的谎也会因为忽略而毁掉整个自己。我想只有在现实中才存在欺骗吧，非现实中是没有谎言的。


    我整日整周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和自身。我不清楚，我是否从里面将自己剖开，或者它们在我内部，直到我撤退到完美的非现实中。在我写下这个句子之前，这个句子观察着我。当我已知它是怎样的，我才开始写它。然而每次我很久都不知道它应该是怎样的，当我以为知道的时候。我必须不停地找啊找，不断寻找新的词语，新的组词顺序，组成适合的句子，使整个句子看起来宛若天成。


    如果我不这样写句子，那就是说谎。这个谎不会是悄悄的。这是个写着的谎，就像人们看见什么，或者看到出示的什么。人们察觉了，首先是句子本身察觉了，然后把它展示给我和所有读者看，这个句子是如何不像它原有的那样。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会发现。从前后相关的句子也能看出。因为一个句子是与前后句相互支撑的。它必须在感情色彩等细微处与其他句子相衔接。它必须承前启后。


    承前启后对所有句子都适用。因为所有句子原是一个句子，所有文章也是一个句子，所有书还是一个句子。即使一个人在不同的岁月写下不同的书，他依然写的是一个句子。也许每个作家有一个句子，也许每个作家都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句子。


    在许多沉默的句子中，写下的句子是一个具有证明能力的句子。只有它的可证明性能将它与沉默的句子区别开来。因为它具有证明性，人们可以认为，它比沉默的句子来得重要。然而它并非更重要些。它只是能够证明，因为它通过承前启后包含了沉默的句子。写下的句子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与沉默句子的关系。沉默句子或者说使其安静的句子必须有和写下的句子一样的音量。如果写下的句子比沉默的句子要响亮，那它就尖锐刺耳了，会盖过沉默句子的声音。它也会因为太刺耳而破碎。它的音量成为赝品，而真实就不存在了。它的整个真实不复存在。写下的句子的真实总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是非现实的。


    只有当写下的句子保留了它的真实，只有当它谨慎地对待沉默句子时，它才能创造出下一个句子。


    在每篇文章开始时情况有所不同。每篇文章都需要第一个句子，人们称之为“引入”。我认为这种说法和写作状态是相符合的，因为第一句也是开始引入非现实中。但第一句却常常并不是第一句话，它被放在文章中偏后的位置。但即使它不是第一句话，它依然是文章的引入，而且使人记忆深刻。当我多年后再读自己的文章，我依然知道哪句话是那篇文章引入。而所有其他的表达，讽刺，推动寻找线索或关联感的东西我很久之前就忘了。当我读多年前的文章时，只有作为引入的第一句提醒我进入文章之中了。


    第一句如果不是文章的第一句话，也并非总是出现在文章后面，或是一定要出现在文章中。第一句常常不会出现，而被归于沉默句子中。但即使它是沉默句，也依然是文章的引入，我在多年后重读文章时，也能分辨出引入不是一个能证明的句子，不是写下的句子，而是一个沉默句子。引入和它的非现实会因为它是沉默句而变得更重要。后来会发现仿佛整个可证明的文章产生于引入的这种情况。


    但有时第一句是一个错误的句子，一个错误的引入。而错误的引入就不能算是引入了。错误的引入通常会导致整篇文章是错误的，因而也不再是文章了。


    文章和书籍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别的作家写的，只要被写出来，就同样存在。我并不是说封皮之间有页数就是书。我是指书页中存在着真实。这种真实人们称之为内容。它是如此的真实，就像纸是真实的，而它被印在上面。一篇写出来的文章就像一口钟，一个房间，一条街，一片树林或是一座城市那般真实。文章产生于完美的非现实中，因而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完美的现实。它是感知，虚构的感知，在回顾时被感知出来。


    伊莲娜说，我知道，人们会忘记整本书，只有一些单个的勇敢的句子还残存在记忆中。它们属于那种，仿佛在火车站将亲身经历低声告诉了某人。又像是那种，人们不希望却会想起的。人们改变这些句子，把它们变得和人们自己一样。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靠这些句子生存，因为它们是勇敢的。数年后这些句子成为了相片，上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人类。那它们的勇敢也消失殆尽。


    当人们把一本很久之前读过的书几乎全忘了，而只记得一些单独的勇敢的句子时，其实只拥有表达，而忘了整本书。我想，人们通过记忆这些单独的勇敢的句子而把所有书记住。勇敢的句子就像食指以限制的形式指向所有的书。因为它们是勇敢的，它们承载着人们不再记得的所有其他的句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毫无觉察地将这些勇敢的句子改变了，它们也改变了我们。它们变得和我们自己一样，正巧，它们也改变了我们。它们用它们的不安改变了我们，碰上我们自己的不安。


    不安是我们唯一的基本特征。不安不只反映在不安上面，它伴随着我们所有的特征。只有当不安击中了我们潜在的前提，它才会从外部显现出来。它被表现了出来。不安只有在运动中，或者处于僵直时，才会被我们所领会。不安意味着从这一瞬间到下一瞬间。眼睑一开一合也就是不安了。


    这一瞬间，人们想要抓住的它，却已经是下一瞬间，另一瞬间。为了我们依赖性的代价，我们被剥夺行为能力的代价，为了我们对整个人冷酷无情的代价，眼睛变得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变得成年而能对自己负责。那一瞥剥夺我们行为能力的那只眼睛掠过我们的整个人。


    一瞥不是指时间，而是最短时间的目光。一瞥只能指向内心的隐喻。因此我们的目光总是从内产生的。即使我们与内心联系，也只能领会到边缘，因为我们把边缘与外部连在一起。即使我们思考自己，也会把自己和外部环境联系起来想。


    我们的目光总是投向与我们眼睛的位置相反的方向。目光的反向是我们所看见的，也称为我们所感知的。反方向不仅指目光的移动，也指我们尝试去理解和明白所见。形成一幅图像意味着从反向去解释。


    虚构的感知显露的不是感知。它走向更低的一层。虚构的感知是完美地下陷入感知。一个双面，三面，多面的地面形成，不属于任何人，也许就像线索的感觉，地面的感觉。思想的多面土地不是脚下的地面，它不确定，它不会接住东西。

 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2)

    思想的多面地是脚下的地面的反面，它毫无根据。思想的土地变多了，表示它有一个深度，却无法确定界限，无法测量。思想的土地和脚下的深渊是一样的。它的深度从不会走过一个人而进入事物中。当人们进入这深渊时，他们自己已融入这事物之中。因而深渊穿过人自身，无法测量。人们可以用极端或过度来形容。


    过度将虚构的感知与真实的感知区分开来。它属于它完美的非现实和自己的完美的现实中。现实不断地跳过自己，那么它的边界早在开始就被超越了。


    过度与不安一样，对自己无效。只有存在于事物中的过度被触动，它才会从外部显现出来。我认为过度和不安一样，是事物、人类和情况值得一提的前提，不，是能够提及的前提。


    每句我想写的话，我想要知道它本来是怎样的，并运用自如。为了知道它本来是如何的，我不能只从外面打量它，而必须向它里面观察。我只能寻找过度，通过过度找到它的词汇。写下的句子和沉默的句子具有同样的过度。


    写作是将思想从一个句子分支成另一个句子且没有路线可循，因为这不是流于表面的。调整句子是将思想掏空。人们想找到联系和路线，因而称之为中断和弯路。在文章中连成一体的东西显得偏僻而不重要。它是表象，从所有情感色彩的细微处汇集起来便形成反面。它不在我们的手臂之间，不能触摸，而在我们的太阳穴之间，用颅盖下的大脑去领会。它清晰地存在于它完美的非现实中，掩盖着或用其他方式显现着我们能用手去碰触的具体的现实。


    文学中常表达“事业心”这个概念。当人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抱负或者表达得更谨慎一点儿，就会说“请求”。是的，每篇文章都必有一个请求，就像我们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会有一个请求。从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愿承认或不知道，每篇文章和我们的所为所不为都有一个请求。因为人们总是赋予所写的东西一个意义，它本身的意义。


    调整会掏空思想，成为弯路，偏僻的和所谓不重要的，写作会这样运作，因此在写作时请求必须彻底消失。它必须被肢解，还原到最小的原来的部分，再组装实现自己。


    当这种分散完美地发生后，能够从文章里，从每个角落把请求重新组装起来。对每个句子都很必要的过度将请求炸开，均匀地驱赶到文章中单个的词里。


    在写作时插入的完美的非现实，随着引入进入文章，只有通过与过度的完美对抗来实现。人们并没有和句子靠得更近，就像它本身那样。


    即使我描绘真实的感知，我也必须处理好真实感知和虚构感知之间的差距。在我曾经的经验上，把诗意的偏离导入过度。因此狭义上来说，自传性的自己的东西被介绍，广义上来说与我的自传有关。当我写到自己时，我介绍关于自己的东西。


    电影导演大卫·黑尔在一次关于写作和传记的采访中说：“写作与经验的关系是如此的复杂，没人能将它识破。而经验从被转换成文字或电影的那刻起，就再也分辨不出了……我不是写作的人。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夏洛特·兰普林在‘夜巴黎’里40分钟一直穿着一件红色大衣……”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就已经不是平日里读报，购物，逛公园，与熟人或陌生人交谈，乘坐地铁和从站台上火车的那个人了。在上述情况中的那个人因为没有进行写作，是一个能够达到自己，能够估量自己的人。而写作时他却是一个无法达到自己的人。人们可以说，写作中的人是一个虚构的人，对自己也是虚构的。


    为什么呢？当这个问题与写作和文章有关时是无法解答的。如果读者以为作者与完成的结局是对峙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作者什么都无法隐藏。没有一篇文章允许如此。读者在阅读时也能看到写作的过程：弯路，中断。他也能感受到作者思想的多面地。他读着白纸黑字，看寻找是如何进行的。他看出了诗意的偏离，感知中的虚构。他还看到这些是用什么方法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展现出了一切。它没有展现的也不会隐藏。“为什么”也不会存在。即使一篇文章返回到出发点也与这个问题无关。即使有一个起因，也会隐藏起来。就像我所说的，我把写作理解为思考的反面，生活的对立面。每个句子从不可能开始被写下。


    写作中还有一些东西：对句子的惊恐和句子的诱惑。总是害怕找不到句子本身的样子，或者是当写下的句子接近句子本身的样子时产生的惊慌感。这种惊恐来自于不安和过度。作者需要用这种惊恐去调整想法，为承上启下，支撑前后的写下的句子及沉默句。对句子的惊恐变成句子的惊恐即是句子的诱惑。写作的人把对句子的惊恐带入到句子中就形成了句子的诱惑。句子的惊恐和句子的诱惑是调整思考的冲动，也是写作的冲动。


    文章有引入也有出口。出口由文章确定，思考调整多久，句子的惊恐和对句子的惊恐作用多久，句子的诱惑效果多久，写作的状态持续多长时间。


    通常我在后来读一篇自己写出的文章时发现我不能再次实现它。我无法达到当时写作中的那个自己。我不曾是我，当我写完那篇东西以后，我就与那个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广义上我也曾是我。我觉得自己被句子所利用。因为当文章完成时，我就被排除在外了。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能更强地进入其中，也许，一个仔细的读者。


    我被免职了，我感到自己是被赶出去了，然后站在自己面前。句子近处的东西却并非是其中一部分。我与其他人不同在于我的距离更近，而这却阻碍了我，使我不能与句子保持距离。写完后马上去评估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一种徒劳的尝试。这种努力使一切成为了问题。第一种评估的试图随着知道不能写出句子而结束。这些瞬间，在哪里产生了不安，在哪里过度占领我扭曲我。这些瞬间，我无法读文章，除了更加远离这些句子，我别无所求。我决心从此以后只要生活不再写作。这个心愿如此强大，我将手稿朝下放，让它不再打扰我今后的生活。我不在时它也不会再指向自己。它不会在房间里裂开。它不会发现自己存在，自己测量屋子里的东西。


    因为我不能再写这些句子，我在它们中寻找一个具体的不存在的东西。我碰不到也嗅不到这些句子，它们不热也不冷。相对于屋里的东西它们是无效的。我试图这样对待它们，仿佛我不确定它们是否存在。但我还是有被欺骗的感觉，句子对我的欺骗。


    我站在街上，回味着恐惧，仿佛在逃亡。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却仿佛突然看见它出现，树和橱窗也突然冒出来。这一刻，去买东西的愿望如此强大，犹如生存的愿望。买东西在此时是写东西的反面。快乐很简单便来临。不安和过度就在那些可以摸到可以闻到热的或冷的东西上。就像快乐来得如此容易，它很快就消失了，迅速让我再次沦陷。


    我买的东西也许是一个苹果。我咬进去，很深，咬到了核儿。当我吞第二口时，它卡在喉咙里。我想，我吃不完这个苹果了。我想把它扔掉，又知道不能扔。


    垃圾篓又脏又高。我多想要这个苹果，可以为此花费一整天或是半天的时间。我把苹果咬过的那面朝下，小心翼翼地放在长椅上，有时如果没人瞧见我，还会放在外窗台上。我把苹果咬过的那面朝下放，就像把手稿有字的那面朝下放一样。是偶然吗？现在没有想起比较咬过的苹果和写了字的稿纸。我头脑里已经开始作这个比较了，当我把苹果咬过的那面朝下放时。如果我不把纸的脸朝下放，又会让我想起这些句子来，就如我不把苹果的脸朝下放，又会想起它。很显然，我把稿纸有字的那一面称为它的脸，也把苹果被咬过的那面叫做脸。我作用的那一部分通过不安和过度改变了事物。就这点而言，它是脸，也可以说给了它们另外的表达。给脸总也意味着破坏。

 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3)

    给苹果脸的惊恐和魅力也是遥远的句子的惊恐和魅力，或者是类似的。然后我称生活是写作的反面。但苹果的脸是从苹果变出来的。我知道，无论何时当我看见咬的地方时或过一会儿，就会不由得想起苹果的脸。一次，我不知是何时，食指在头脑中会指向那里。这是恶性循环：我试图生活，以不用写作，正因为我试图生活，我必须写。


    大多数东西向远处指自己。边界并不是它所在之地，也不是它停止的地方。这个东西在它的末尾并没有停止，或者在它停止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


    虚构的感知在完全不同的关系中或完全不同的地方感知自己。真实得像现实一样。临近眼前，突然出现了人们虚构的同样的画面。那是不可捉摸的偶然。自己导致的？那么在哪里怎样的偶然。不，我不迷信。我不相信命运，甚至连上帝也不完全相信。我只看见有事情后来从我写下的句子走出来，走进现实。我不相信表面的事实。


    我该怎么解释，我写完《低地》三年后，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到农村去参加一个葬礼。我的祖父去世了。我从外部，从事情发生的外部观看了整个仪式的过程。我观察一个仪式如何接替上一个仪式。在这个村庄这些同样的事情是如何重复了上千遍的。一个死去的人，是不同的人，单个的人，不同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和还活着的人。而为这些，为每一个，与两百年来做着同样的事相比，不同地活着，不一样地死去。我受不了这样的想法了。


    整个上午都下着大雨。葬礼在下午举行。街像镜中的倒影。整个村的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水洼上。灵车和托着灵车的马匹也在水洼上。细纱巾翩翩飞舞。我走在棺木之后，好像走过一部电影，看见自己的倒影在脚下的小水洼里跟着自己走。我听见地下水的汩汩声，仿佛托着棺木的人将棺木扔进了墓穴。掘墓人挖着墓穴，土一铲一铲落下来。土已经是泥浆了。泥浆是唯一打破仪式的东西。当土块从牧师的手中落向棺木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拿走泥土吧，那是属于你的。上帝拿走属于他的。”土块落下的声音刚好配合这话的节奏。如果少了这声音，牧师的话将显得好笑。泥土仿佛拒绝合作，土块总是呈一撮泥浆。我为这样的拒绝而开心。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去了火车站，要回市里去。天漆黑，狗汪汪叫着，好像这个村子就是一个贼。候车室里点着灯。壁报上独裁者的脸望着我。脸上沾满了苍蝇屎。他有太阳斑。从夏天开始壁报就没换过了。我坐在一条长凳上。我有段时间停在独裁者的雀斑前，也曾穿过这房间。现在我坐在长凳上，看见地上有好多好多青蛙。它们不是安安静静地蹲着，而是淫荡地把后腿摆在身后。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青蛙。在我的记忆中差不多有数百只。数目肯定是很多的，我坐在长凳上都感到恶心。我看见青蛙从我自己写的句子中钻出来。我听到这些话：“每个移民来的人都带了青蛙”、“我听到妈妈的德国青蛙。它在我睡着后呱呱叫着”。我想虚构已经追赶上了我。现在青蛙从我的句子中钻出来，在我的生活中缓缓爬动。我的恐惧大过了我自己，因为我确信我所虚构的都是真实的，会变成现实，会堵死我的生活。我写下的每句话会给我画上条纹。我知道我无法忍受。


    我从候车厅出来，进入黑暗中。我不知道再去哪里。也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是否发出汽笛声。我也不知道我会如何登上火车，因为我在行驶的火车的厕所里又看见自己。我在厕所里呕吐，直到车到达市区。从小小的窗户里我看到了几乎全是光秃秃的田地。


    青蛙的事情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告诉过别人。为什么呢？我怀疑人们不会相信我所说的。几周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朋友们。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没有错。朋友们笑了。他们说，他们知道我不是有意撒谎的。他们相信我是在葬礼后产生了幻觉。也许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有一只、两只或三只青蛙。而其他的全是我的想象。


    我详细地阐述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我所说的虚构的感知在回想时会觉得是真实的，现实的。在很多这样的事情里，句子在岁月下面就像是在人行道下面一样。而某次，在我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它们突然跑到路面上。每次我都有这样的印象，通过这些句子启动了某些事情，我既不能影响它，也不能对它负责。然后我有这样的印象，我被这些句子利用了，就像我在写作以后。是的，我让自己辛劳了。就像智者所说：“人必须让自己辛劳。”智者也说，那是不够的。我使自己辛劳，为抓住偶然。偶然的规则是它们确定有因。而我的辛劳不够。它只是，只停留在偶然。


    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它在这个关系中证实是无意义的，正如在文章中一样。如果有原因，也会是一个秘密。


    不仅是自己文章中的句子走入事物中，其他作家文章中的句子也会。人们读过的书中的句子也意味着什么。而具体感知的图像通常表现为所阅读的虚构的感知在头脑中的复制。具体在偶然并列的情况下并没有优先权。提示来自于头脑。人们读到的虚构的感知延长了，变强了。它占领了。不是头脑中的图像变成像这个地方，而是这个地方变得像头脑中的图像。所以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人只能看见自己知道的东西。


    因为虚构的感知在回忆中觉得是真实和现实的，所有时代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当权者对此感到害怕。他们害怕这种在回忆中觉得真实和现实的虚构感知的影响，害怕书籍、电影、绘画和音乐。


    因为虚构的感知在回忆中会感到是真实的，它被当权者划分为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和另一种不为权力服务的虚构感知。后一种虚构感知不为权力服务，所以不存在于极权社会中。不赞成的便是反对的。


    当权者没有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象总是对其他人想象的反应，是一种恐惧的想象。


    当权者也没有虚构感知的感觉，代替其的是嗅觉。当权者对危险有灵敏的嗅觉，他们很快就能觉察出可能的危险，而且反应迅速。他们通过采取措施进行反应。这些因害怕虚构感知而产生的措施叫做审查。


    对最不理解的地方当权者是最为恼怒的。他们认为自己看穿了虚构的感知，因为这些感知开始于当权者灭亡的地平线。他们在一切有怀疑的地方关上门。他们将自我怀疑隐藏，因为那看起来就像是毁灭。对自我怀疑的保护就是窥伺着他人的怀疑。窥伺和禁止。


    我祖母的话也就是当权者的话：“魔鬼坐在镜子里。”


    是的，魔鬼坐在虚构感知的不可揣摩中，坐在回忆时感到真实和现实的弯路上。


    镜子中的魔鬼只有认识的人才会容忍，因为常常看到。他逃开魔鬼并带走镜子，为了再次遇见它。


    一个从来没遇见过自己的人，一个放着镜子的人，害怕这样，就像他在别人的感知中被看见和虚构一样。


    对于当权者最糟糕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它不冷不热，无法触摸。


    放镜子的人几天后没有镜子会很显眼，就像看着他的眼睛在发光。在逃亡时没有带上对自己的惊恐的人，在别人眼中就像一个小偷。


    权力的不幸在于对公众的强迫。当权力想要实行时，必须展现自己。


    当权者因为他们的权力必须总是处于他人的目光下。他们多想把别人的眼球和目光也剥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