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事物和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它们同行，也没有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尽然。冬天室外无事可做的时候，看着父亲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为什么外婆总这样劝母亲：“如果感觉难受，就整理一下衣柜吧。”收拾衣物能让脑子平静下来。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重新叠好，摞起来，或一件件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


    只有众人一起干活，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语言才会伴随劳动。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扛麻袋、挖沟、砍伐、收割，所有这些重体力活，都是沉默的课堂。体力消耗过度，没有力气用来讲话了。二、三十人能够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干活，一言不发。有时我待在一边想，我就这么看着，看你们如何在劳动中荒废了话语的能力，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会忘掉所有的词语。


    人的行为无须言语重复，词语会妨碍手的动作，横亘在身体之路上。这一点我早已明了。然而，外在的双手和内在的大脑出现不一致时，就会知道：你此时的所想超越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只有在你感到恐慌时才会来到。我并不比别人更胆小，也许只是和他们一样，为着无来由的、大脑中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这遐想出来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像，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有效。正因为植根于大脑，我们可以称之为没头没脑的恐惧。之所以没头没脑，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因而无从消除。爱弥儿·齐奥兰（emilm.cioran）曾说过，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人们在瞬间对意义的追寻，精神的发烧，情绪的冷颤，都发生在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专横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过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还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荷嘉·诺瓦克（helgam.novak）美丽的诗句：“水塔周围的野葡萄，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去”，我在那时还未能真正领略。本应让人安然步入梦乡的祷文，在我脑海中却掀起层层波澜。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信仰为什么能够帮助别人平抑恐惧，平衡心理，平静思绪。而在我眼中，每一句经文，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最终只能成为范式，需要我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诠释。双脚的位置在地面，往上是小腹，然后是肋骨，头，最高处是头发。我们如何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厚的屋顶，到达上帝的住所。外婆的愿望无法达成，为什么总对我唱着这些陈词滥调？


    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墨水葡萄”，因为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沁入皮肤，几天都洗不掉。床边的水塔，它上面野葡萄的黑色一如深沉的睡眠。我知道，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我也知道，睡不着的人，良心不安宁，脑子里装着坏东西。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无一例外只有弹丸之地可以立足。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以防有人从阴间折返，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和所有孩子一样，我也曾被带到死者身边。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最漂亮的房间，进入墓穴之前，我们去做最后一次拜访。棺木的盖子开着，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鞋底冲着门的方向。人们走进门，从他脚的位置环绕一周，凝望死者。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在夜里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把他们的脑子搅乱。我尽量屏住呼吸，想听个明白，却忍不住换气。我很想弄懂它们的语言，但不愿为此丢掉脑袋，踏上不归路。我想，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双脚会被捆住，离开地面。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让周围吃掉的感觉，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在山谷放牛时也会袭上心头。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路程：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可以上路回家。这时，天空开始啃噬青草，把山谷拉向自己。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快离开。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我把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是什么材料做的，上帝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嚼着叶子和花，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乳飞廉”（milchdistel），是一种花茎有乳浆叶子带刺的植物，但它不中意自己的名字，不愿听从。我试着重新给它起名，叫“刺肋”或“针颈”，不出现“乳”和“飞廉”的字眼。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出现了。自己大声独语而不和植物对话，对我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四列驶过的火车上，窗户会猛然打开。旅客们穿着短袖站在车厢里。我向他们挥手，尽量靠近铁轨，希望能看清一点他们的脸。旅客都是干净的城里人，一些女人身上的首饰和红指甲熠熠发光。列车驶过之后，我飘起的裙子重又贴在身上，头被突然中断的气流搅得发昏，像旋转木马骤然停下后，眼睛涨痛，眼球仿佛从额头拉开，被气流冷却后，大得眼眶几乎无法将它们包住。我呼吸无力，胳膊和腿上的皮肤脏污，到处是划痕，指甲也被染成绿色和褐色。每次列车驶过之后，我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厌恶自己，更清晰地看着自己。此时，山谷的天空是一块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片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着像“wenig(少)”。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玉米地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花序是老人的白发，可以用来编辫子。玉米粒是破碎的黄色牙齿。我的身体簌簌作响，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嗓子干渴，头顶一个陌生的太阳，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直到今天，长长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汽车里，每每驶过玉米地，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我闭上眼睛，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绕整个地球。


    我讨厌执拗的田地，它们吃掉野草和野物，只为了喂饱蔬菜和家禽。每一块耕地都是无边无际的死亡形式的陈列馆，是绽放的尸体盛宴。每一片风景都在执行着死亡。花效仿着人类的脖颈、鼻子、眼睛、嘴唇、舌头、手指、肚脐、乳头，纠缠着借来蜡黄、灰白、血红或灰蓝的器官，在绿的陪衬下，挥霍着不属于它们的一切。缤纷的色彩随意从死者皮肤中穿过，愚昧的生者虽乞求却不得，它们只愿傍在亡者身边，在凋零的肉体上盛开。我在看望死者时认识了蓝色的指甲和淡绿耳垂上的黄色软骨，植物已在那里露出牙齿，等不到走进墓穴，迫不及待地在宅中最美丽的房间开始了它们的分解工作。走在村庄的街道上，在房屋、水井和树木之间，我心想：村庄只是世界的花边，人应当在柏油马路的地毯上生活，地毯只在城里才有。我不想被这盛开的、铺张着所有颜色的陈列馆俘虏，我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贪婪的、用鲜花伪装的燃烧的夏天。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

    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虽然我只了解农民，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我很失败，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缝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让它将我打磨，将我损耗，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行为近乎乱伦。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却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但头脑中的“迷失”则须掩饰。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当时没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还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认为，说话能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乳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热”（liebkosen）。


    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五六爪印如合欢豆荚印上台阶。当年村里我们大嚼歪杏，猫咪竖着鼻子板凳上团团围坐，一双双眼睛玻璃杯一样转动，梦乡里头发呼吸起伏。杏枝张开手臂发烧般冰冷，杏甜甜地伤害着，让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们问候着。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子，并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满诗意惊怵的句子帮了我的忙：“我想象那飞速的记忆迷宫，它如此包罗万象，却只需要分秒，不论是持续一整天的内容，或甚是已被压缩的记忆??问题原本很简单：时间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需要的，仅只是再次体验它为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东西？”


    我在事物面前曾无缘无故认生的地方，总会折返回来。事物在自我重复中找到我。亚历山大·沃纳写道：“事物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出场，我不明了其意图。”帽子具有一种无目的的潜伏性，在主人不经意间，秘密悄悄溜进头发和丝绸衬里之间。人们戴着帽子干活的时候，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能感觉出那里面藏着秘密。因此，“脱帽”并不一定表示行礼致意，它更可能意味着“亮出前额”。帽子摘下时，里面的白色丝绸衬里会露出来——帽子可以是带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一次，两个秘密警察来工厂找我，两人同时摘下毛皮帽子，脑袋中间，头发乱蓬蓬地向上着——大脑使头发立起来，想让它们离开头颅，我看见它就蹲伏在衬里上。两人傲慢无礼，行为粗鄙，只有白色衬里使他们显得可怜无助。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让我在内心能够摆脱他们，生出许多大胆的想法，他们却无从得知是什么在保护我。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小诗，我在心里默念，仿佛从丝绸衬里中读出。两人的脖子一副老相，面部沧桑。他们自认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且不自知。我的小诗在白色衬里站立的地方，就是他们头颅的灵位。


    我喜欢戴帽子的人，因为帽子一旦摘下，大脑就得亮出来。一直以来，我在人们脱帽的瞬间都会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则看到的东西太多。我永远不会给自己买一个有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否则我的太阳穴会跳个不停，因为它会立刻让我想到，在帽子的衬里面前，头无所隐瞒，它在每一顶帽子面前都没有秘密。


    我可以说出这一切：杏树也好，帽子的白色衬里也罢，但我无法用词语解释它们在大脑中的作为。词语被裁剪过，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确，用于说话。它们只为说话而存在。对于我，它们也为写作而存在。但杏树的螺丝刀枝条和大脑帽子，是词语无法理解的，它们没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


    读书或写作也都于事无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来，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大家总是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没有区别。散文同样要遵循这个密度，只不过它因篇幅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经常举办诗歌朗读会的布鲁诺·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是的，诗歌中每一个句子都能展开一片广阔的空间，并超越词汇赋予它的意义。每句诗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叠加，如此不断构造出新的空间。线性的散文则以论证方式出现，经常需要运用换位、垂直和异常独特的移位。在我看来，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更能打动人。”布鲁诺·甘茨非常贴切地描绘出读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过它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散文有时也会像玻璃一样清晰走来，汉娜·克拉尔（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她从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带到奥斯维辛，隔离起来。三个月后，因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只好放她出来。她在月台上找到门格勒医生，希望能允许她在列车上做护理??门格勒医生优雅、有礼，在站台上简单地做了个测试：‘你知道怎么区别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吗？’他问，这个她知道，她曾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伤寒诊所学过。门格勒又问，‘人一分钟呼吸几次？’这个问题难住了她，‘心脏一分钟跳几下？’医生像个通情达理的教授，不愿看到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看情况，’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门格勒医生大笑起来。这时她看见他门牙上有个缝，她记起护理课上讲过，这样一个牙缝叫做先天性牙体间隙。”汉娜·克拉尔的记录保留了口述语气，其笔触饱含冷峻的精准和敏锐的平静。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3)

    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汉娜·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脑海中开始回响。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汉娜·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她无须虚构，仅仅通过对词语、词序、剪裁的敏锐感觉，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则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他这样描写“在家的感觉”：“??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认出了凳子。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有，“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或者，“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而我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纳的文字中，迷失在简洁中发生，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扩展为范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不会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像安东尼奥·罗伯·安图尼施（antonioloboantunes）的作品，将文字拼成画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摞在一起，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这是他的小说《鸟儿归来》中的句子。


    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将我深深吸引，令人赞叹。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人们在赞美散文时喜欢说，这句话很有诗意，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不论在哪里，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当鸟儿死去，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然而，我又离开花边，走上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我十五岁进城，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很吃力，尽管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是什么都听不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却迷失了自己。走过城市，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我只好尽量少说话。半年以后，一切突然变了，我似乎没做什么，所有人行横道、机关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物，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倾听。日子久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就为你学会了语言，这和大脑没什么关系。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来。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地——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罗语词汇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


    百合（lilie），在罗语中是阳性，crin。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拥有两种视角的人，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荡进对方的身体里去。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骚乱，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一只白手套，还是白色衣领？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相比，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需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地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和我经历类似的人，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之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说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它仅仅意味着“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4)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我第一本书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他们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惩罚她，只为她有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不想对我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了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是不用回村了，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在办公室整整关了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他们说，他们也不问，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也被牵连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乔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话上，这句话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别》。塞姆朗曾被关在集中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塞姆朗说：“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内心需要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塞姆朗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有多少人依然会因为一句话锒铛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汇。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也就更无从谈起。


    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经对罗马尼亚友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诅咒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怒气。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子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自然独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门下属的中学短期任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做“??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信差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文件。有个信使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再有吉卜赛人的例子，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是钳工，被戏称为“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xdx潮，只有不留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许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把歧视他人当消遣。我观察过工厂的一些同事，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笑话，谈笑风生的同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围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中隐藏的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顺口溜的调子也非常便于记忆，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很容易在坊间口口相传。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语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横穿房间落到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外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这让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这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再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想起过去，在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应提升产品的声誉，但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着婴儿车经过，或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颇具反讽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担心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而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坏的一面，他们不会反感，还有可能成为客户。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后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和粘在皮肤上的脏东西。我小时候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而且沾在皮肤上夏凉冬热。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描写，提到他们纪律如何严明，靴子必须保持光亮时，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的几个大学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同样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子弹可供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年匈牙利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灵了。匈牙利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在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父亲（或母亲）脸上吐出来的一样。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种奇怪的天然关系，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这里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最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人更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赛人从远处看是人”，还有，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一只鸡脚”。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每次在商店购买或者央求大人时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卖炮的人从来也没有纠正过他。等了解了它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耻。这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为什么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她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1)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中总出现国王，却很少看到独裁者？那是因为“国王”听起来比较柔和。还有人问，为什么理发师会经常现身？那是因为理发师丈量着头发，而头发丈量着生活。


    在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中，孩子问理发师：“那个把猫扔了的男人什么时候会死啊？”理发师往孩子嘴里塞了一把糖果，说道：“等他的头发能塞满一只夯实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样重的时候，他就会死的。我把所有人的头发都装进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实被填满。”理发师说：“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称头发的重量。”


    在我还不知道独裁者，在我还未开始写作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发师、头发和国王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国王在世时像一只狗像一只小牛，死后皇冠粘在头上一半是胆一半是瓜。发丝下所有夏雨让它们悄无声息的天使潜入玉米秸，它们都曾是国王身边的卫士。我长大的那个偏远乡村，没有柏油马路，只有颠簸的土路。但国王认识这条路，否则我们不会相遇。他和童话里的国王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他来自现实的世界，来自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头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祖父当过兵，曾被关在战俘营，在战俘营里刻过象棋子。


    祖父的头发一绺一绺落下。营地理发师把树叶揉碎，用它的汁液涂抹头皮。理发师有个下象棋的嗜好，无论在哪儿，只要有机会就来一盘。他从老家带了一副棋，有七颗棋子儿在前线的混战中丢了，下棋时只好用面包块、羽毛、小树棍儿或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代替。几个星期后，新生的头发又厚又密，祖父开始琢磨带点什么东西去见理发师。他在营地发现了两棵树，一棵浅蜡，一棵深红。于是他用两棵树的树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给理发师。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祖父说。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离，让他觉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盘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于是祖父开始学下象棋。下棋不仅缩短了漫长等待时的乏味，也给生活带来些许依靠。下棋时，大脑和手指虽然没有进入真正的生活，却也是生活的一种变奏。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断片，坐在里面可以回首张望记忆中的故乡，同时翘首企盼着早日回家。人们逃进棋子，遁入游戏时光，不必再忍受时间的空乏。从战俘营回到村子后，和理发师一样，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个象棋子的训练，加上回村后漫长从容的时光，让祖父能够把刻棋子的手艺继续下去。木料在树上随时可得，他给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颗棋子是兵，他说，因为打仗以前自己是农民，回家后还要继续当农民。


    给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祖父已经拥有了一副商店里买来的正规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制的、缺了四颗子的棋。这里面我最喜爱的是两颗（国）王，那蜡白和暗红的。棋子经年累月已经陈旧肮脏，变成灰白和深褐，像阳光下干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湿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缝，摇摇晃晃，雕刻时新鲜的木质在里面随意干枯，使得每颗棋子最终的样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两只，腆着肚子弓着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的，就是两个王。他们脑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过大，跌跌撞撞的。几十年来，祖父每周末都会下象棋。后来，下棋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人世，为了凑热闹，他只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过他还算运气好。每年，他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望嫁到邻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儿遇到一个用他的话说是“真正的”棋手。此后，他每周三都坐火车去邻村下棋，而且经常把我带上。我们村住的都是德国人，他们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个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时可以尽情享受他的两个爱好，因为他也喜欢讲匈牙利语。每次去他都带着我，这样他在下棋时我也能学点匈牙利语。


    祖父的木匠姐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头戴木屑巴斯克帽，头上是木屑太阳穴和木屑耳朵，浓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做家具、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道。这些词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高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处，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慰藉注入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做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进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乱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触角。在衣柜、床头柜、床、凳子和桌子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眼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头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裸露，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部是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黄到深褐覆盖下的清澈。色彩在这里不再游荡，只为各自浓浓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处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种沉静的特质，一种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触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身体弥漫。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缝纫机，用来给棺材做枕头的。“这白色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子幽灵。”那长长的、从刨子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灵”。我喜欢这个词，那时就喜欢，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做死者的枕头。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道：“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中找到那些和我们相关的。”“刨子幽灵”就是一个和我相关的词。


    刨子幽灵沙沙作响，闻起来一股苦味。祖父在阳台上下棋的时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花做假发，用长刨花做腰带、裙边和围巾。一个大盒子里装着金色的字母，油漆的气味辛辣刺鼻，木匠用这些字母拼出死者的名字，粘到棺木上。我用它们做戒指、项链和耳环。如果是现在，这些刨花和烫金的字母会让我感到害怕，但那时我见过太多的死人，他们活着时都是我熟悉的，我记得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走路的样子，常年看着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饭，如何在地里干活，怎样跳舞。有一天，他们躺进棺材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只是不会动了，渴望别人最后再来看他们一眼。他们还想再重要一次，躺在雕刻精美的马车里，像躺在行走的阳台，在音乐的陪伴下，在村中招摇一番。上帝从他们身上拿回了他的物质，周边地区连同四季把他们一起吃掉。我把金色字母挂满一身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死者，我只是佩服木匠姑爷爷，在死人被抬走的时候，为他们准备了金色的名字有盖的床，还准备了刨子幽灵做的锦缎枕头。有的棺材像栅栏一样垂立着，一个挨一个，有的装满刨子幽灵横躺在地上。我在他那儿从来没看见棺木上有金色的字母，没看见他缝过枕头，往里面装刨子幽灵，也没见他卖过一副棺材。姑奶奶在中午送饭时，怕饭菜凉了，会把它们放进棺材的刨子幽灵里。


    木工房里是刨子幽灵和国王用度一样的白色锦缎枕头。棋盘上方，祖父蹙着额头，摩挲着颧骨。有时是他，有时是他的对手，用王将死对方。坐夜车回家的短暂路途上，耀眼的夜色从天空倾泻而下，无与伦比。月亮有时像马蹄铁有时像一颗杏挂在空中，屋顶上的风信鸡像吵吵闹闹的象棋子，朝火车相反的方向跑去。有的风信鸡像王。第二天，草地上的公鸡，头上也顶着皇冠而不是鸡冠。我每周三和六都要杀一只鸡，这活儿和削土豆皮、抹灰没什么两样，我做起来老道而麻木，仿佛是一辈子注定要做的家务。村里，杀鸡是女人的活儿，不能看鸡的痛苦、不能见血的女人，是没用的女人。最多是男人刮胡子的时候不应该见血，很少听说女人——人们常说的没用的女人——不能见血。也许我是后来才没用的。


    在我的梦境中，各种东西总是纠缠在一起：我剪开鸡的肚子，里面装满棋子，黑的白的棋子变成了红的蓝的，棋子又干又硬。如果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一定能听到棋子在它肚子里哗哗作响。我从鸡肚子里取出棋子，按颜色把它们排成两行。只有一只王。他晃晃悠悠，像在鞠躬。王是绿色的，鞠躬时变成红色。我把他握在手中，感觉他的心跳。他害怕起来。于是我咬开他，里面是柔软的黄色，他的肉是甜的，像杏一样。我把他吃了。


    所有事物都有它们自己的（国）王。每个王出场时，都会向别的王点头示意。王们不会离开自己的物体，但他们彼此认识，在我脑子里相遇后合为一体。他们其实是一个王，被散到各处去挑选可以生存的新物质：象棋里的是木王，风信鸡里的是铁王，公鸡里的是肉王。组成这些事物的物质，在观望时发现大脑中发生迷失的起点。事物中平凡的东西暴露出来，物质成为人。同类事物中出现了不同等级，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差更大。我必须应对自己展开的对比，却败下阵来。和木头、铁皮或羽毛相比，皮肤是最脆弱的物质。我只得依赖国王时好时坏的权力。公鸡住在羽毛屋。树叶屋里林荫道。兔子住在毛皮屋。水屋住着一片湖。巡逻队在拐角屋，碰到某男从阳台，纵身越过接骨木。又是一个自杀者，纸屋住着确认书。发髻住着某女郎。这首剪报诗是我后来对拼凑起来的村庄国王思考的结果。不过，角屋的巡逻队，在纸上被伪造成自杀的谋杀，都是城市国王的作为。他是国家的王，在河界将生与死玩弄于股掌之间：悄悄地把他讨厌的人扔出窗外，扔进火车或汽车的车轮下，从桥上扔进河里，或者把他们吊死，用药毒死??，然后把杀戮伪装成自杀。他让训练有素的猎犬撕咬那些企图越境的逃亡者，让他们暴尸荒野，当农人在收获时发现的已是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他命令手下沿多瑙河追捕逃跑者，让船桨把他们碾碎，去喂鱼和海鸥。都知道这一切天天发生，但谁都没有证据。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2)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我的王不会随便说说，我爱你们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绿华美制服，佩戴波纹的铁项圈。夜晚提灯下雪花飘扬，犬的跳跃与呼吸一样，像某人尽失人间之爱，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庄国王“微微鞠躬”，他摇晃着，仿佛周边的一切都在摇晃。我们生活的地方自我蚕食，直到连人一起吃掉，直到人们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国王践约着“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后半部分。城市国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与生俱来的害怕，而是有计划的、贯穿神经的、冷酷地强加于我们的恐惧。我从村庄花边来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这里虽然没有死亡之日的陈列馆，但国家制造的死亡却爬上脚踝。头几年，这些恐怖的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的是不看见，远远躲开，想搞明白它针对谁。本能的同情一时攫住我的神经，然后又离我远去。我站在那儿，看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踩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为止。然后我继续前行，上腭干燥，喉咙冒火，步伐僵硬，仿佛胃和双腿充满腐臭的气体。内心充满因无力阻止而带来的软弱的犯罪感，夹杂着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个围观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呼吸，没有什么还被允许。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几年后，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踪，被审问，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没收，被大学开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隐约感到的压抑气氛，这时变成了具体的恐惧。朋友们在什么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在诙谐与恐惧之间，鲁莽而烦乱地寻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变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这样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几年后终于落到我自己身上——他们让我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被我拒绝了。于是，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审问、搜家、死亡威胁，我开始逐一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致能判断出，下一次审问时，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街角，会有什么样的陷阱在等待着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对于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乳飞廉找名字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因为害怕，埃德加、库尔特、乔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边，恐惧依旧和我们来时一样，在每人心中独立存在着。为了掩饰，我们不停地笑，但恐惧还是会离开预定轨道。控制了表情，它会溜进声音，将表情和声音牢牢掌控，它又会离开手指，冲出皮肤。它附着在周围所有的物品，我们能看见各自的恐惧停在了哪里。深刻的了解和依赖让我们彼此常常难以忍受。”


    审我的人轻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这不是问句，正因为不是问句，我更要抓住机会：“我是和你一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跋扈得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在暴风骤雨般的审问中，他骂我狗屎、垃圾、寄生虫、母狗，平静点的时候叫我妓女或敌人。在审问间隙，他需要我填补他当班的时间，我像一块被揉来揉去的破抹布，只为展示他的敬业和权力而存在。离下班还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劳实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反刍着他已经咆哮了无数遍的废话。我不能走，否则钟表的滴答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对象。每次咆哮过后，他会在我身上玩猎“人”游戏。练习不能中断，这是他惬意的休闲方式。审问者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时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此显得陈腐，这样的问题只能发自内心，摆到桌面上，会给人逆反的感觉。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它，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它。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来。厂房屋顶倒映在河里的，是两只反穿的鞋，早早就闪烁着霓虹的惨白。一只鞋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将我们的肋骨踢软。霓虹鞋在清晨熄灭，野苹果诙谐槭树羞红了脸，天边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独自—少—国王），我在山谷放牛时就开始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对它们很认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的岁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中，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地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还有，“雷诺蕾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像头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忍的韵律恶心。


    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尔·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学习，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说话，能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过于钟爱这些诗，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何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这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我开始从报纸上剪下需要的词语，起初并没想到拼成诗歌，只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往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一起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起初我为报纸上松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感到诧异，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随意把它们铺在桌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彼此相识，因为它们必须共同分享一小块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就这样渐次浓厚起来。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地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


    “国王”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必须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可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所以我不要铸铅。还有——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到我内心的残破，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


    在弗里茨·朗格（fritng）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译名：《绿窗艳影》；德语译名：《危险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词：“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3)

    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弱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要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与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喜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喜悦。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会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翻译后的文字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要持续半天，直到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了。审讯终于结束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致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翻成罗语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性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审问者认为已将死我的时候，总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事物总是相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头脑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违背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写字台前，而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在我就已经是一种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留下的。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看，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他裤角和袜边之间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没有，闪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脑子里，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别的东西：如象棋子中站着一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中的一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刨子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光环爬上他的裤腿。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进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头发。我们俩的桌子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要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子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根头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头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头，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着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头发插曲没有思想准备。他从马鞍上被甩得太远，落得个出丑。我感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毁训练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他只会按部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


    头发与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柜子把手上，抽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这是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精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的用法，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道：“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皮毛扔到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予以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根头发，埃德加说，如果头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根根头发，就这样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塞特，准备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的时候，家里被秘密警察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其实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都会被剃光头，比如士兵、囚犯、孤儿院的孩子，和犯了错误的学生。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子们头发的长度——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能留头发，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不只小学生如此，在中学甚至大学，头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理发馆按性别分开，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国王要求男女有别，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