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第一章(1) 第一章 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 我总是经常被传讯：周二上午十点整，周六上午十点整，周三或者周一。几年就像一周似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夏末一过，冬天又即将来临了。 在去有轨电车的路上，结着白色浆果的灌木丛又从篱笆上垂挂下来了。像下面被缝上的珠光纽扣，也许一直长到地里，或者就像小馒头。对转动鸟嘴的白色鸟头来说，这些浆果太小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到白色鸟头。想得人直犯晕。我宁愿去想草地上那点点积雪，可一想到积雪，人就无望了，粉笔让人昏昏欲睡。 有轨电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刻表。 有轨电车尽管不是叶子质地很硬的杨树，但我还是觉得它在呼呼作响。车子已经启动了，今天它会马上将我带走。我本来打算让戴草帽的老人先上车。我到达车站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谁知道他究竟等了多久。虽然他并不显得老弱，但像影子一样瘦长，驼背而且有气无力。他的裤子里没有屁股，没有髋部，只有鼓起来的膝盖。既然他偏偏在车门打开时往地上吐唾沫，我只好在他前面上车了。车里的座位差不多都空着，他眼睛在车厢里扫视了一遍，然后站住不动了。年龄这么大，却不觉得累，不是因为无法坐下来而站在那里。有时候人们听到老人们说道：到了墓地，有你躺着的时候呢。他们对此根本没有想到过死亡，他们说得也对。这种事永远不会跟着顺序走，也有小小年纪说走就走了的。只要不必站着，我总是会坐着。在座位上行驶，仿佛坐着走路一样。那个人打量了我一下，车厢空荡荡的，人们顿时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没有闲聊时间，否则我倒想问问，我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才不会去想，是否他的观瞻打搅了我。外面，半座城市从我身旁走过，在树林和房屋之间不断地交替。人们说，老年人的感觉要比年轻人的更多。或许我也有一种感觉吧，所以今天我的手提包里放上了一条小毛巾、牙膏和牙刷。但我没带上手绢，因为我不想哭。保罗没有察觉到，当阿布今天有可能将我带到他办公室下面那个小房间时，我有多担心。我什么话也不跟他说，如果果真如此，恐怕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有轨电车开得很慢。老人草帽的带子脏兮兮的，可能是被汗渍或是雨水弄成这样的吧。阿布每次和我打招呼，总是用唾沫吻我的手。 阿布少校将我的手举到他的指尖处，压住我的指甲，差点儿让我叫出声来。他用下唇吻我的手指，留出上唇和我说话。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吻我的手，但说话时却总是说不同的话： 啊哟，你的眼睛今天发炎了。 我觉得你长胡子了，在你这个年龄有点早了。 嘿，你的小手今天冰凉，但愿不是循环系统出毛病吧。 哎呀，你牙龈萎缩，好像你是你奶奶一样。 我奶奶没有活到很老，我说，她还没到掉牙的年龄就走了。阿布想知道我奶奶的牙齿，所以才提及这个问题。 女人知道自己今天该有怎样的外表。而且行吻手礼的时候，第一不能痛，第二不能湿，第三应该吻在手背上。至于吻手礼如何做，男人比女人知道得更清楚，阿布当然也是。他的整个身体散发出“艾薇儿”牌香水的味道，这是一种法国香水，我的公公，那个香水共产党员也使用这种香水。可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并不购买这种香水。这种香水在黑市上的价格比商店里的一套西装还贵。或许这叫“九月”香水吧，这种树叶燃烧后带苦涩的有烟熏味的气味我可是不会搞混的。 我坐在小桌子旁的时候，阿布注意到我在裙子上擦手指，我不仅是为了重新感受这些手指，而且也是为了擦掉上面的唾沫。他转动他的印章戒指，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我也无所谓，唾沫是可以擦掉的，它们甚至还会自动晾干，而且没有毒。每个人的嘴里都有唾沫。其他人在人行道上吐唾沫，然后用鞋子踩掉，因为唾沫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人行道上。阿布当然不会往人行道上吐唾沫，在这个人们不认识他的城市里，他扮演的是谦谦君子的角色。我的指甲很疼，但他还从没有把它们压到发紫的程度。它们重新活跃起来了，好像冰冷的双手突然有了温暖一样。我觉得如果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脑子晕乎乎的，那才叫惨呢。假如感觉全身赤条条的，那就是耻辱啊，难道还能以别的言辞描述吗？只是，倘若这句话没什么好说的，倘若最好的话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 从今天凌晨三点开始，我就听到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厖保罗在睡梦中横踩整张床，突然抽搐了一下，动作迅猛至极，尽管没醒来，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这是一种不良习惯。经他这么一折腾，我也睡不着觉了。我醒着，知道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重新入睡。可我没有闭眼。我常常荒废了我的睡眠，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入睡。这个做起来轻而易举，或者根本做不到。到了凌晨，万物都已沉睡，连猫狗也只是在垃圾周围溜达到半夜就歇脚了。要是知道自己睡不着觉，那么与其徒劳地闭着眼睛，还不如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想着那些亮堂堂的事情更轻松些呢。想到大雪纷飞，白雪皑皑的树干，白色的屋子，许多的风沙——我喜欢想到天明，常常就这样将时间消磨掉了。今天早上，我照例可以想到向日葵，并且也如愿以偿了，可是忘记我十点整被传讯，对此我无能为力。自从闹钟响起“传讯”、“传讯”、“传讯”的嘀嗒声以来，我不得不首先想到阿布少校，之后才会想到保罗和我自己。今天，保罗抽搐的时候，我已经醒来。当窗户灰暗的时候，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阿布的大嘴巴，和下面那排牙齿后面的粉红色舌尖，听见了那个挖苦的声音：为什么你要失去控制能力呢，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只有当我两三周不被传讯的时候，我才会被保罗的大腿弄醒。然后我就很高兴，证明我重新学会如何睡觉了。 我重新学会睡觉后，每天早上都要问保罗：你做过什么梦了，可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给他比画，他如何叉开脚趾乱踢乱蹬，迅速收回大腿，弯曲脚趾。我把桌子跟前的椅子拖到厨房间中央，坐下来，两条腿腾空，把整个动作演示了一遍。保罗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说： 你在笑你自己呢？！ 哦，是啊，可能我在梦中开着摩托车带你呢，他说。 抽搐像是在向前飞奔的中途逃跑一样，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喝酒的缘故。但我不这么说。我也不说黑夜带走了保罗大腿的摇摇晃晃。一定是这样的吧，它抓住他的膝盖，首先拉住他的脚趾，然后走进漆黑的房间里。而且是在凌晨，那时城市开始为自己沉睡，并且踏进外面大街那黑的夜色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醒来的时候不可能笔直站着的。如果夜夺走了每个人的酒瘾，那么到凌晨时分，它肯定会酩酊大醉了。城里喝酒的人太多了。 刚过四点，下面商业大街的送货车已经到了。它们打破了宁静，发出隆隆声响，这种小卡车装货不多，几个箱子里装着面包、牛奶和蔬菜，很多箱子里装着白酒。如果下面的饭菜没有，女人和孩子们还能够勉强接受，排的长队顿时散去，人们纷纷回家。可是，如果没有了酒，男人们便开始诅咒生活，拔出匕首。店员尽管在劝说他们，可只有到了酒馆外，他们才肯罢手。他们四处寻找着，在城里游荡。由于找不到白酒喝，第一拨人开始斗殴起来，第二拨人因为烂醉如泥，也开始斗殴了。 这种白酒生长在喀尔巴阡山和干燥的丘陵地带之间。那里因为有李子树生长，那些小村庄几近被隐没了。森林葱茏，到了夏末成了一片蓝色，枝丫弯曲。白酒的名字和丘陵的名字相近，可没有人使用标签上的名字。它根本不需要名字，国内就这一种白酒，大家都根据标签上的图片给它取名：两棵李子树。男人们对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的熟悉程度，正如女人们之于圣母马利亚和圣子耶稣一样。据说李子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在我的眼里，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更多地像是结婚照，而不是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在教堂的任何照片中，孩子的头不可能和母亲的头一样高。孩子额头靠在圣母的脸颊上，他的脸颊靠在她的脖子上，他的下巴靠在她的胸脯上。此外，酒鬼和酒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结婚照上的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 和保罗的结婚照上，我既没有佩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爱情在我的眼里重新闪闪发光，可我是第二次在照片上结婚。我们的脸颊就像两棵李子树一样相依相偎。自从保罗开始酗酒以来，我们的结婚照就是预言。保罗在城里的各个酒馆里喝酒至深夜，我总是担心他再也回不了家了，我长久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直至目光开始迷离。我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们脸颊的位置变了，我们的脸颊之间有了一点儿缝隙。绝大多数情况下，保罗的脸颊和我的分隔开了，仿佛他是深夜回家的。可他回来了，保罗还依然回家，甚至在发生那次事故后同样如此。 有时候，送货车送来了波兰的野牛草伏特加，那种甜酸相加的黄色伏特加。这种酒总是最先被卖掉。每只酒瓶里都有一根长长的禾秆淹没在酒里，倒酒的时候禾秆会抖动不停，但从不会倒出来。酒鬼们说： 野牛草在酒瓶里，就像灵魂在身体里，所以它保护灵魂。 嘴巴里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和脑子里那种蠢蠢欲动的酒瘾，都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仰。酒鬼打开酒瓶，杯子里听到倒酒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第一口酒流进脖子里。灵魂始终在颤抖，它从不会倒下，也从不会离开身体，它开始受到保护。保罗也在保护着自己的灵魂，随便哪一天都不必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法抓住的。或许没有我他会很好，可我们喜欢在一起。白酒夺走白天的光阴，夜晚赶走酒瘾。当我每天大清早还不得不去服装厂的时候，我就知道工人们说的话了：人通过那些小轮子给缝纫机的传动装置加润滑油，通过脖子给人的大腿加润滑油。 那时，我和保罗每天五点整开着摩托车上班。我们看到商店前面的送货车，那些司机、搬运箱子的人、店员和月亮。此刻，我听到的只有嘈杂的声响，我没有到窗口去看，也没有去看月亮。我还知道，月亮就像一只鹅蛋离开城市到天的一边去了，而在天的另外一边，太阳正冉冉升起。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认识保罗以及步行到有轨电车之前，也是如此。天上有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地上有没有禁止人们仰望的法律，我在人行道上不好说。应该允许人们从日子中找点乐子，免得日子在厂里变得讨厌。因为我总是看不厌，我冻得够呛，并非因为我穿得太单薄。月亮这时候不见踪影了，到了城市的尽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天亮的时候，天空必须放开大地。大街在地面上陡峭地跑上跑下。有轨电车车厢宛如灯火通明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行驶。 第一章(2) 我对有轨电车车厢里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这时候上车的人，如果穿着短袖衣裳，带着一只破旧的皮包，两只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懒散的目光受到了指责。那是我们自己人，工人阶级。上档次的人都开着小车去上班。于是人们可以彼此比较了：这个上档次的，那个不上档次的。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是没有的。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工矿企业马上就到了，被打量的人依次下车。鞋子很干净或者有灰尘，鞋跟笔直或者磨斜了，领子刚熨烫过或者皱巴巴，指甲、表带、腰带的搭扣、头发的头路，一切印证的是妒忌或者蔑视。什么都逃不过那些睡眼惺忪的眼神，哪怕是在拥挤的人群中。工人阶级寻找差异，早上没有平等。太阳在车里和我们同行，外面正是午热时分，红白相间的云彩挂在天空的高处。没有人穿夹克衫，早上寒冷意味着空气清新，因为到了中午，就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时候。 如果我不被传讯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睡上几小时。白日觉是平淡而黄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我们不安地睡觉，太阳落到我们的枕头上。但人们也可以缩短白天的时间。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被人观察了，白天不会离我们而去。就算我们差不多一直睡到中午时分，也总有被人指责的东西。人们反正可以一直指责我们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人在睡觉，但日子在等待，一张床也不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只有躺在莉莉身边时，他们才会放过我们。 当然保罗也必须通过睡眠醒酒。一直到了中午，他的脑袋才能固定在脖子上，他的嘴巴才能重新说话，不是以一种酒醉的声音说话。只有他的呼吸还散发出味道，当保罗进厨房时，好像我不得不从下面敞开着的酒吧门口路过一样。从春天开始，法律对饮酒时间作了调整，过了十一点才允许饮酒。但酒吧总是在六点就开门迎客了，而到十一点前白酒放在咖啡杯里，过了十一点就用酒杯喝酒了。 保罗一喝酒，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用睡眠醒酒，醒来后又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大约中午时分，一切恢复正常，然后重新开始堕落。保罗保护自己的灵魂，直至酒瓶里只剩下野牛草，我也在苦思冥想，我们是谁，我和他，直至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们中午时分坐在厨房间的餐桌上，那么谈论昨天的酗酒问题是错误的。然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说上一两句话： 白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你为何要让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呢。 昨天你的醉意比这里的厨房间还大。 是啊，房间太小，我也不想躲开保罗，但如果待在家里，白天我们往往就会坐在厨房间里。他到了下午就已经醉了，晚上醉得还要凶。他因为会生气，我推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我通宵达旦地等待他重新清醒地坐在厨房间里，他的额头下面长着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然后我说过的话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我希望保罗会承认我说的话是对的。可酒鬼们是不会坦白的，不会默默地为他们自己坦白，也早已不会为等待的他人强作坦白了。保罗一醒来就会想到喝酒，但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每当不是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他就会一整天地和我说道： 别担心，我喝酒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这酒对我的胃口。 可能是这样，我说，你用舌头思考。 保罗透过厨房间的窗子朝天空仰望，或者往杯子看去。他将桌上咖啡渍轻轻擦掉，好像必须确认滴出的咖啡很湿，一旦往上一涂抹，痕迹就会变得更大。他拿起我的手，我透过厨房间的窗子朝天空仰望，往杯子看去，我也把桌上的所有咖啡渍轻轻擦掉。那只红色瓷釉盒看着我，我报以回望。保罗没有去看，否则他今天必须做些不同于昨天的事了。他此刻很强大还是很软弱呢，如果他沉默不语，就不会说今天我不喝酒之类的话了。昨天保罗又说： 别担心，你老公喝酒，是因为这酒对他的胃口。 他拖着两条腿走过过道，声音时而太沉，时而太轻，仿佛泥沙和间隙混杂其间似的。我搂住他的脖子，抚摸他的短胡子，每天早上我最喜欢碰碰他的胡子，因为它们在睡梦中长长了。他将我的手拉到他的眼睛下面，我的手滑到他的脸颊直至下巴。我没有将我的手指移走，我只是想到了这一句话： 如果看到过两棵李子树的图片，人就不该相依相偎了。 我喜欢上午晚些时候听到保罗这么说，但这句话我不喜欢。如果我恰好挪动身子离开他，他就会把他的爱情虚掩着，它如此赤裸裸地出现，他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了。他用不着等待任何东西。我的赞同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嘴里再也不会冒出指责的话来。他的脑袋也马上变形了。挺好，我没有看到，我想我的脸将会沉默而明亮。昨天早上，由于酩酊大醉后难受，一只猫鼻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保罗脸上，并以柔软的爪子潜行。你的人，他只是如此说道，他脑子贫乏，唇角露出自豪的神色。尽管中午的温柔可以为夜晚的醉酒铺平道路，但我还是指望这一点，而且我不喜欢自己利用这种温柔。 阿布少校说：人们看得到你在想什么，你想要否认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失去的只是时间。我，不是我们，他反正是在上班呢。他捋起袖子，瞧瞧表几点了。时间，它在表上面，但我的所思所想并不在上面。如果保罗看不到我的所思所想，他才不会去看时间呢。 保罗睡在床里面靠墙那一侧，我睡在外侧，因为我常常睡不着觉。可是，他醒来后老是这么说： 你躺在床的中间，把我挤到墙上去了。 我于是说： 这个不可能，我外侧睡觉的地方像晾衣服的绳子那么细长，睡在中间的是你。 我们可以一个人睡在床上，另一个人睡在沙发上。我们试过这么睡。一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晚上保罗睡在沙发上。两个晚上我只是不停地辗转反侧。我在不断地思考问题，到了早上在半睡半醒之间做了很多噩梦。两个晚上全是噩梦，整个白天我的脑子里还是被噩梦缠绕着。我一躺到沙发上，我的第一任丈夫就把行李箱放在一座大桥上，然后抓住我的脖子哈哈大笑。接着，他朝河水望去，吹一首为爱心碎的小调，河水漆黑一片。还不是漆黑一片时，我看到过河水，看到过他的脸在水里，垂直倒置在砾石遍布的河底。然后，在茂密的树林之间，一匹白马在吃杏子。每吃一口杏，白马都抬起头来，像人一样将石子吐出。当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有人从背后抓住我的肩膀说： 别往后看，我不在。 我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斜视。莉莉的手指抓住我，她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不是她的声音。我举起手来碰她。这时那个声音说： 你既然看不见，也就无法碰到。 手指我看到了，那是她的手指，只是另有一个人抓住了她的手。但我看不到那个人。而在第二个梦里，我爷爷在给一棵被大雪覆盖的绣球花树修剪枝叶，对我嚷道：你快过来，我这里有一只绵羊。 雪花落在我的裤子上，爷爷那把刀将那些上面冻成棕色斑点的花朵剪下了。我说： 这又不是绵羊。 第一章(3) 这也不是人呀，他说。 他的手指冻僵了，只能缓慢地打开和关上那把剪刀。我不敢肯定，究竟是那把刀还是他的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将刀扔到了雪地里。刀淹没了，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到了哪里。他满院子地搜寻，鼻子上全是厚厚的雪花。我在院门旁边踩到他的手了，于是他耸起鼻子，但并没有走出院门外，到白茫茫的整条大街上搜寻。我说： 你该住手了吧，那只绵羊被冻死了，羊毛都被冻僵了。 院子的篱笆边上还有一棵绣球花树，上面的枝叶已经被剪得光秃秃的了。我朝那边一指： 那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糟的，他说，它春天就生孩子了，这可不行啊。 第二个晚上一过，保罗大清早就说： 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我们夜里应该一起睡觉。谁知道他做过什么梦呢，可他马上又会忘记得一干二净。 他说这是睡觉，不是做梦。今天凌晨四点半，我看到保罗在灰蒙蒙的光线下睡觉，一张脸走样了，还有一只双下巴。下面的商业大街上有人在骂骂咧咧，大清早地发出大笑声。莉莉曾经说过： 咒骂把恶鬼驱除。 傻瓜，把脚拿走。把身子弯下来，难道你鞋子里有大粪吗？张开你的狗耳朵吧，你听听，不过不要在起风的时候飞走。发型随它去吧，我们还在卸货呢。有一个女人像母鸡一样发出短促而嘶哑的咯咯声。车门发出砰砰声。抓住，蠢猪，如果你想偷懒不干活儿，去疗养院好了。 保罗的衣服在地上。橱门的镜子里贴着今天的日子，是我被传讯的日子。我站在那里，右脚先着地，每次我被传讯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否我相信这一点，但肯定不会颠倒过来。 我很想知道的是，在其他人那里，他们的脑子是否负责理智和幸福。在我这里，脑子只够用来创造幸福。用来创造生活是不够的。无论如何不够用来创造我的生活。我已经满足于这种幸福了，尽管保罗说过，幸福是没有的。每隔几天我说： 我过得挺好。 保罗的脑袋无声而笔直地出现在我面前，并且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们拥有彼此不再有效一样。他说： 你过得挺好，因为你忘记这在其他人那里意味着什么。 其他人说他们过得挺好时，或许他们指的是生活。我指的只是幸福。保罗知道我并没有满足于生活，我也不想说，还不想这么说。 瞧瞧我们吧，保罗说，别妄谈什么幸福。 浴室的灯光将一张脸投向镜子。一把面粉飞到玻璃上，竟然如此迅疾。然后，那块玻璃就成了一幅充满青蛙皱褶的画面，就是在青蛙眼睛所在的位置上，那就和我很相像了。水温暖地流到我的手上，我的脸是冷的。我刷牙的时候，牙膏的泡沫从眼里冒出来，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身体不舒服，使劲吐唾沫，可还是中断了下来。自从我被传讯以来，我将生活和幸福分隔开了。去接受审讯的时候，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幸福放在家里。我把幸福放在保罗的脸上，他的眼睛周围，他的嘴巴周围，放在他的胡子上。要是人们真能看到，那么保罗的脸上一定笼罩上了某些透明的东西。每当我必须离开的时候，我就想待在家里，就像恐惧待着一样，我是无法夺走保罗的恐惧的。就像我离开的时候，将自己的幸福留下来一样。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完全无法忍受我的幸福依赖于他的恐惧。但他知道一个人看到什么。在我被传讯的时候，我总是穿着那件绿色衬衣，吃着胡桃。那件衬衣是莉莉的遗物，它的名字是我给起的：这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如果我带走了幸福，我的神经就会脆弱得受不了。阿布说： 你的神经干吗受不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我真的没有失去自制力，我的神经真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所有的人都像行驶着的有轨电车那样发出轰鸣声。 在空荡荡的车里，胡桃对神经和理智是有好处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一点，可我却忘了个精光。不是因为我经常被传讯才会想起这一点，而只是出于偶然。就像今天，我应该在十点整到阿布那里，七点半就准备好出发了。整个路途顶多需要一个半小时。我准备用上两个小时，一旦早到，我宁可在附近溜达一下。我还从没有迟到过，我难以设想，谁能容忍这种懒散的行为呢。 我过来吃胡桃，因为我七点半就已经准备好了。以前轮到我被传讯时也总是如此，可那天早上一只胡桃放在厨房间的桌子上。保罗前一天在电梯里发现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胡桃不可能是有人放在那里的。这是刚摘下的胡桃，来自绿色果壳的潮湿纤维还黏附在上面。我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对一只新的胡桃来说，它是太轻了，好像它里面是空的没有果实一样。我找不到锤子，用石头把它敲开，石头本来在过道里，但从此以后就放在厨房间的角落里了。胡桃肉很松软。吃起来有股酸酸的奶油味。那天审讯比平时更短，我保持镇静，重新走到大街时，我想到： 我要把它归功于这只胡桃。 自此以后，我相信胡桃是有作用的。我并不是真的相信，但我喜欢做所有可能的一切，凡是有用的我都要做。因此，我把石头作为工具，把上午作为钟表时间。如果胡桃一夜之间启动了四处乱放的程序，那么它们的用处就算走到尽头了。不仅对保罗和邻居，对我而言夜里敲门也更容易忍受一些，可我无法去干涉时间。 这块石头是我从喀尔巴阡山上带回来的。从三月起，我的第一任丈夫去当兵了。他每周给我写一封痛哭流涕的信，我就用一张安慰性的明信片回复他。现在已是夏天了，可以精确地计算一下，等到他回来，我们来来去去的信件和明信片还有多少了。因为我公公想接替他和我睡觉，所以我对待在院子里和家里感到厌倦了。我收拾好自己的旅行背包，等到他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之后，就把背包放在篱笆有一个缺口的矮树丛中。快近中午的时候，我两手空空地走到大街上。我的婆婆在晾衣服，没有注意到我在干什么。我没说一句话，从篱笆那里拿起背包去了车站。我坐车到山里，向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团组求助。我们每天跌跌撞撞地走到天黑，从一个冰川湖走到另一个冰川湖。在每个岸边，在那些碎石之间竖立着一块块木十字架，上面写着每一个淹死者的死亡日期。水下坟墓和周围的十字架，是对世人的警示。仿佛那些圆圆的大湖很饥渴，每年到了那些写在十字架上的日子里就需要肉一样。自从有了这些死者，再也没有人到这儿来潜水，水一切断了生命，人立马就心凉了。大学生们一起唱着歌，湖泊能够映出他们站立时头朝下的倒影，可以证明他们是不是合适的尸体。他们在走路、中途歇脚或者吃饭时齐声合唱。即便就像在最裸露的高处一样，天在那里吹到一个人的嘴里，他们夜里在睡梦中开始多声部唱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团组，因为死神不会把任何孤身迷路的漫游者交出来。在湖畔，他们的眼睛每天变得越来越大，他们早就抓住了脸颊，我在每一张脸上看到了这一点，而每一天他们的大腿变得越来越短。可在最后一天，我想带点儿东西回家，于是在所有的卵石中捡了一块和儿童脚相似的石头。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寻找可以放在手里的小巧平整的石头——忧愁石。这些小石头和我在服装厂每天可以随便拿到的大衣纽扣相似。可大学生们当时相信这些忧愁石，正如我现在相信胡桃一样。 第一章(4) 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穿着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用石头敲击了胡桃两次，厨房里的餐具摇晃着，胡桃就打开了。我吃胡桃的时候，保罗过来了，被敲击声吓住了，他穿着睡衣裤，喝上一两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两杯水。我不用听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知道他喝水的时候说什么：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么作用吧。我当然不会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养成习惯的东西。我是越来越顽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这样，你就让我相信吧。 保罗不会再作任何补充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审讯前脑袋里必须有空间，不应该去争吵。尽管我有胡桃，但绝大多数审讯还是漫长得折磨人。只是我从哪儿知道，如果没有胡桃，审讯不会变得更糟呢。保罗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赖于我养成习惯的东西，而他则以自己湿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对它们表示蔑视，然后将杯子放好。 一个人被传讯的时候，会对那些有用的东西养成习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却对那些东西养成了习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过来了。 保罗说： 你就不用搭理它们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传讯时那些等待我回答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而我做的，那是疯了。要是他给我准备的问题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 说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对我有用，那是要求过高了。它们有用，但不是对我有用。一些东西，它顶多就是过日子的那种生活。人们对此不应该指望自己获得脑袋里的幸福。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连人们错过的幸福，也是经受不住谈论的。在那些我所养成习惯的东西那里，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罗无疑说得对，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只是在额外地制造恐惧。那又能怎样，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静静地为此忙碌着，不像其他人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也不会渴望由另一个人制造的恐惧。对于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这不是好的目标，不适用于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纽扣，是我从厂里众多的纽扣中特地为莉莉找出来的。 审讯时，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转动那粒纽扣，即便所有的神经在我的心里发出轰鸣声，我也会平心静气地回答。阿布在来回踱步，他必须正确地提问，这使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必须正确地回答同样使我心烦意乱一样。只要我处之泰然，他就会把一些东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错误处理了。当审讯结束回家时，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衬衣。它意味着：这件衬衣，它还在等待。它是保罗的。当然，因为这些名字我常常怀疑。可它们还没有什么坏处，连我不被传讯的时候也没有。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帮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衬衣可能帮了保罗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担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间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里四处酗酒，我也同样心急如焚地担心他。如果一个人必须自己离开，将恐惧带走，让幸福留下来，由另一个人等待着，那么他的日子就要轻松得多。坐在家里等待，就会把时间拉长直至断裂，恐惧将升至极点。 至于我相信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这些东西吻合了。 我转动我衬衣上的那粒大纽扣，说道：在您那里是，在我这里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的时候，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现在，有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过道上。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将食指塞到父亲的鼻孔里。弯曲手指，寻找鼻屎，这是一个人早就学会的事。到了后来，人家会告诉他，一个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寻找鼻屎，而且只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对这位父亲来说，这个还不晚，他微笑着，或许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了。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现在还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下，不让人看到是他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中央不闻不问了。他摆出一副架子来，好像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无聊，出去溜达一下晒晒太阳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话，那但愿是站着喝。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他也是不允许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有权闻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装出完全相反的样子。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关于白酒这件事，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我倒宁可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才放弃购买白酒的。谁知道他何时回来呢。 自从我把幸福放在家里之后，有人行吻手礼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了。我把手关节弯曲到上面，阿布说话就不再毫无阻碍了。我和保罗练习过吻手礼的动作。因为我们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对行吻手礼时压伤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块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在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有时候，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于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声大笑的。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可以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个折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他边上，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 第一章(5) 为什么每天上午和每天中午那个酒鬼要到某些地方去呢？保罗问道，他只是在某一天上午和某一天中午偷偷尾随在他身后。一切可能是巧合吧，不是习惯。阿布在这些事上是受过培训的。在长短不一的间隔中，为了迷惑我，他对同样的问题至少问我三遍，直至他对回答感到满意为止。然后他说： 你瞧，这些东西现在吻合了。 保罗说，如果我对他查明的事实真相不满意的话，我应该亲自跟踪这个酒鬼。最好不要，手里拿着一只袋子，或者腋下夹着一个面包，那是不会看不到的，一个人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尽管我每天上午都会想起酒鬼在下面走着，而且伸出长长的脖子仰望，但我七点五十分的时候还是不再站到窗台上去了。我也不再说一句话，因为保罗太固执己见了，好像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是酒鬼，而不是我。好像当这个男人在他的孩子和他的酒瘾之间只是一个痛苦的父亲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我说，他只是顺便刺探情报吧。 驾驶员将第二个小面包上的盐粒刮去。厚厚的盐粒弄得他的舌头发疼，也划破了牙齿的珐琅层。另外，盐会让人生渴，因为无法在路途中上厕所，也许他不愿意经常喝水，而如果水喝得多，出汗会更厉害。我爷爷说过，在劳改营里的人用蒸发水中的盐清洁牙齿。他们将盐放进嘴里，用舌尖在牙齿中间磨碎。但这种盐细如尘埃。司机吃完了第一个小面包，拿出瓶子喝起来，但愿喝的是水。一辆敞开式卡车穿过十字路口，里面装的是绵羊。它们一个个挤在挂车里，车即便再摇晃，它们也不会倒下来。没有脑袋，没有肚子，只是黑白相间的羊毛。直至到了拐弯的地方，我才想起它们中间还有一只狗脑袋。在前面的司机旁边还有一名男子，戴着一顶冷杉绿的山里牧羊人小帽子。这群绵羊可能是到不同的草地上去吃草吧，因为屠宰场里是不需要狗的。 有些东西，一旦说出口，就变糟了。我已养成及时沉默的习惯，可这大多又太晚了，因为我想坚持一会儿。每当我和保罗不明白让其他人烦恼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会让我们绞尽脑汁。这样的争吵与日俱增，每一句话都需要吵闹不停。我想我们从酒鬼中看到过这一点，那种大多让我们自己烦恼的东西。这和我们相爱不相爱并不是一码事。喝酒比我被传讯更折磨保罗。在那些日子里，他大多在喝酒，恰恰这时候我就没有权利去责备他了，即便他喝酒的时候更多地是在折磨我，而不是厖 我的第一任丈夫身上也有刺青。他从部队回家，胸上有一朵穿过一颗心的玫瑰。在玫瑰花茎的下面写着我的名字。尽管如此，我还是离开了他。 你干吗要弄伤你的皮肤，这朵心形玫瑰顶多放到你的墓碑上才合适。 因为日子漫长，我想你，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干。胆小鬼除外，这种人总是到处都有。 我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只是想离开他而已。他也希望我给他一张发票，上面写着所有的理由。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是你把我看错了，他说，还是我变了？ 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俩就是如此。爱情不是原地踏步，我们的爱情两年半前就结束了。他注视着我，因为我没出声，他说道： 你是到处要求棍棒的那种人，我对此无能为力。 他是当真说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对我举起手来。我也这么认为。一直到那天发生大桥事件之前，他没有因为愤怒而把门关上过。 那是晚上七点半。他要我趁商店关门打烊前，赶紧和他一起去买只箱子。他想第二天上午到山里去待上两个星期。他说这段时间里我会想他的。两星期算什么，就是我们两年半时间不见面也不多啊。 我们从商店里出来，默不做声地在城里走着。他扛着那只新箱子。商店快关门了，那名女售货员并没有把箱子清空，因此箱子里塞满了废纸，把手上挂着价码牌。就在前一天，整座城市下起了骤雨，夹杂着泥沙的洪水从河里蔓延到了草地上。他在大桥中央站住了，他的手指压住我的手臂，一直捏到了我的骨头上，说道： 你看看下面有多少水呀。如果我从山里回来，你离开了我，我就跳下去。 那只箱子横在我们中间，他的肩膀后面是河水，水里枝丫丛生，溅起污浊的泡沫。我吼道： 那你立马在我面前跳呀，你就不用到山里去了。 我作了一次深呼吸，头朝他倾斜过去。如果他以为我想亲他，那不是我的错。他张开嘴唇，可我重复道： 跳吧，我来负责。 于是，我挣脱开自己的手臂，让他的双手有了自由，他想跳就可以跳了，可我又吓得差点儿晕过去，怕他真的跳下去。我迈着细步没有回头就离开了，他不必感到拘束，我离开这个被淹死的人也已经够远了。我差不多到达了大桥的尽头，他气喘吁吁地跟在我后面，把我推到桥栏杆边上，压到了我的肚子。他抓住我的脖子，尽可能伸展他的手臂，深深地压低我的脸，使我面对着下面的河水。我的整个重量都压在了栏杆上，我的脚从地上抬起，他将我的小腿肚紧紧压在他的膝盖之间。我闭上眼睛，等着在我掉下去之前他能给我一句话。他简短地说道： 是这样。 谁知道，为什么他不是松开我的膝盖，他的手却是松开了我的脖子呢？我跌倒在地上，他后退了一步。我睁开眼睛，它们慢慢从我的额头回到了我的脸上。天空蓝中带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河水旋转出棕色水圈。趁他还没注意到我是否还活着的时候，我开始跑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恐惧在我的腭下突突地跳着，我打了个嗝儿。一名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从我身旁走过，打着铃声，叫道： 嗨，宝贝，闭嘴，否则你的心都要凉了。 我跌跌撞撞地停住脚步，腿感到疲软，手感到沉重。我身子感到发烫，又感到寒冷，根本没有走多远，几乎才走了一段路，只是心里觉得已经走了大半个地球了。钳柄弄疼了我的脖子，那名男子将自行车推到公园里，两根波纹软槽慢慢地移动到他后面的沙地上，我前面的沥青地面还没有铺设。天空被树林包围着，那座墨绿色的公园陡峭向上。大桥没有给我安宁，于是我不得不回头张望。在这期间，那只箱子依然放在我离开时的那个位置上。而就在我面对死亡而离开的地方，他的脸正对着河水。在我打嗝儿的节奏之间，我听到他在吹口哨。充满旋律感，毫不停顿，他吹着一首从我那里学来的歌曲。我不再打嗝儿，被一个接一个的恐惧冻住了。我抓住脖子，感到咽喉在手中凸出来了。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神速地糟蹋另一个人啊。他在大桥上吹起了口哨： 那棵树上有一片叶子 茶里有水 钱里有纸 那颗心上有一片错掉落的雪花 今天我想到，还算幸运，他抓住了我的脖子。于是，我并没有成为主谋，反倒他差不多成了杀人犯。这就是他不会揍我，自己鄙视自己的原因。 那名父亲在打瞌睡，没有抱紧孩子，我以为孩子就要掉下来了。这时候，孩子用鞋子朝他的肚子上碰了一下。父亲吓了一跳，将孩子拉到怀里。那双微型凉鞋在不停地晃动，就好像父母今天早上从他的玩具里拿出一双给他穿上一样。鞋底是崭新的，还没有在大街上迈过一步。父亲给孩子一块手绢，让他自己玩去。手绢上打了个结儿，结头里面肯定有什么硬物，孩子拿着手绢往车窗上敲击。或许是硬币、钥匙、钉子或者父亲不想丢掉的螺栓。驾驶员早已听到了敲击声，他朝四下看看，嚷道：你弄好了，弄坏玻璃是要赔钱的。我不担心，父亲说，我们又不会弄坏玻璃的。他在玻璃上轻轻拍了拍，指着外面的大街，说道：你瞧，那边有一个婴儿，比你还小呢。孩子丢掉手绢，说：妈咪。他看到一个推婴儿车的女人。父亲说：我们的妈咪不戴墨镜，否则她看不到你的眼睛有多蓝了。 保罗问起我的第一任丈夫，我说： 我全忘记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我在保罗面前的秘密要比保罗在我面前的更多。莉莉有次说过，如果人们谈论秘密，那么秘密不会消失，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在她那里或许就是，如果我什么都隐瞒不说，那么我可就处在核心了。 你把它称为表皮，我说，如果某些东西就像在大桥上走得那么远的话。 可你是在谈论适合你的东西，莉莉说。 怎么能适合我呢，根本不适合我呀。 这当然是针对你的，也是针对他的，莉莉说，可它真的适合你，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它。 它本来就不是我希望的那种。你不相信我和你说的就是你想对我隐瞒的东西，因此你说这是表皮。 可它涉及的是，这个秘密始终和我的继父有关，即使我每天随心所欲地谈论它。 我也不想再去费尽心机地琢磨垃圾桶旁的那个酒鬼了。再说，谁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真的已经在上面的窗台上观察我好几天了。我们始终无法和酒鬼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我和保罗也已经放弃对下面的人们进行猜测了。他们究竟是正方形行走、圆形行走，还是笔直行走？人们不认识他们，在下面的大街上从他们旁边行走，会看到什么呢。他们从旁边走过，就好像他们后面有脚趾，前面有脚后跟，这个和他们的脚无关，只和我有关。当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向窗外望去。有一辆小车毫无意义地停放在商店的那些后门旁边，或者有一半空间停放在居住小区前的人行道上了。这里的人行道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停放车辆的。对这辆小汽车，可没有什么好猜测的。不过我们已经够忙忙碌碌的了。 我宁愿向厨房窗口外面张望。燕子沿着自己的弧线在空中飞行了一大圈。今天早上，它们在低空飞行，而我已经咀嚼过胡桃，看到了燕子我就知道，外面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因为被传讯，今天只能看到窗口了，尽管我在少校桌子的旁边可以看到半棵树。从我被传讯至今，它肯定长了一臂长的宽度了。在冬天，时间消逝看树干，而在夏天，时间消逝看树叶。树叶根据风向点点头或者摇摇头。我对此给不出任何东西。如果阿布向我提出一个简短的问题，他希望我马上给出回答。简短的问题并不是最简单的问题。 第一章(6) 我必须反复思考。 酝酿谎言，他说，如此快速地编造谎言，必须很聪明才是，恐怕你还不行。 那好吧，我很笨，但并不是我说过或许对我很不利的话。阿布若是想以我的脸来估计我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我还没有笨到让别人如此欺负我的地步。有时候，他的眼睛很冷漠，有时候它们又对我产生渴望厖 有时候，莉莉在我心里，盯着阿布的眼睛看了太久。 我的鞋子在桌子下摸索，房间里就不觉得太悄无声息了。 那棵树上有一片叶子 茶里有水 钱里有纸 那颗心上有一片错掉落的雪花 一首冬季和夏季之歌，但这是外面的世界。人们头上有树叶和雪花，就会马上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不知道这种树的名字，否则我不会为这棵树歌唱，而一定会为白蜡树、金合欢树、杨树歌唱。我转动仍在生长的衬衣的纽扣。从那张小桌子那儿看去，我还从没有像那位少校一样，如此靠近那些树枝。我们同时注视着那棵树，我很想问： 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这可能就是一种消遣吧。他肯定不愿意回答，而是将椅子挪到前面，而且就在裤腿在踝骨旁边来回滑动的时候，或许转动他的印章戒指，或者用他的铅笔头玩，然后反问道： 你为什么必须知道呢？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同样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穿同样的衬衣，正如他戴着那只印章戒指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转动那粒大纽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桌子上总是放着火柴那么短的已经咬烂了的铅笔。男人们戴着印章戒指，女人们戴着耳环。人们迷信结婚戒指，直到老死都不会从手里脱下。如果男人去世了，那名寡妇就拿下他的戒指，日夜戴在她的中指上。和所有已婚人士一样，阿布上班时一直戴着那只细小的结婚戒指。我觉得，只有那只印章戒指和他的工作不相配，既折磨首饰，也折磨人。他长得一点儿也不丑，如果这不是他的戒指，那么他是很英俊的。就连他的眼睛、脸颊以及脑袋边上的耳垂，也很漂亮。无疑地，莉莉一定很喜欢伸出自己的手来，去抚摩他，有朝一日把他作为恋人介绍给我。 他多好看呀，我一定这么说。 人们可以对莉莉的漂亮置之不理，肉眼所见真叫人蠢蠢欲动，但这不是罪过。她的鼻子、弯脖、耳朵、膝盖，人们在蠢蠢欲动之余，真有种突然想去保护它们的冲动，用手去遮住它们，人们忧心忡忡，想到了死亡。可我从没有想到，这样的皮肤将来会起皱。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阿布的皮肤看起来好像不是来自肉体一样。这是因为他工作出色而授予他的级别。这个年龄之后他已经没有升迁的可能，他的优势不变，因为缺少的是死亡。我希望他这样。阿布的英俊是为审讯而备，他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即便他的唾沫粘到了我的手上，他的外表也不希望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也许恰恰就是这种差别，才不允许他提到莉莉。他桌上那支削短了的铅笔不适合他，不适合他这种年龄的任何人。而阿布也肯定不必为铅笔省钱的。或许他很自豪，自己的孙子长牙齿了。孙子的照片完全可以代替书桌上的铅笔头，只是和所有的办公室一样，这里也禁止摆放家庭照片。或许这是他用来书写垂直字体的铅笔头吧，或者说，一支长长的铅笔可以将印章戒指磨得很锋利。或者，那支铅笔头应该向我展示，像我这样的人已经被写了有多少。我们什么都知道，阿布说。有可能吧，我赞同莉莉的意见，或许是知道死者的表皮吧。可是对她的秘密，对莉莉的一切一无所知，阿布也未曾提及过。不知道幸福和理智，明天要做什么，我今天连自己都不清楚。而且，也不知道后天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我真的还活着厖 我和阿布一起注视那棵树，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连我自己的或者他的桌子，一堵墙，那扇门，或者地板，我们也同时注视着。或者他注视他的铅笔，我注视我的手指。或者他注视自己的戒指，我注视自己的大纽扣。或者他注视我的脸，我注视那堵墙。或者我注视他的脸，他注视那扇门。彼此不停地看对方的脸，让人疲惫不堪，尤其让我疲惫不堪。我只相信那些不变的物体。但树在生长，那件衬衣的名字也是由它而来。尽管我把我的幸福放在家里了，但这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在这里。 如果不被传讯的话，我就穿过几条小巷步行到城里的商业街去。在金合欢树下，白色的花朵或者黄色的树叶纷纷落下。如果没有什么落下的话，那么只有风落下了。当我还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我一年顶多两次在中午时间去城里。我根本不知道，这段时间竟会有那么多人不在上班。和我不同的是，所有的人闲逛的时候是有工资的，他们在上班时间杜撰了管道破裂、疾病、葬礼，在出门散步前还得到了上司和同事深感遗憾的话语。我只有一次杜撰过我爷爷的去世，因为我想在上午九点商店开门时购买一双灰色高跟儿鞋。前一天傍晚，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那双鞋子。我撒了谎，去了城里，买好鞋子后，谎言变成真的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电报一早抵达的时候，我把我那双买来才三天的灰色鞋子放到水管下，让它浸泡膨胀。我穿上鞋子，到了办公室，说我必须再请假两天，因为我家厨房进水了。如果我撒恶毒的谎，就会弄假成真了。我坐车去参加葬礼。车子沿着几个小车站行驶，我脚上的鞋子渐渐干了，到了第十一站，我才下车。这世界颠倒了，我将我谎言中的葬礼放到了小城里，然后在厨房进水时却站在墓地。土块在棺材盖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如那双灰色高跟鞋在棺材后面的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样。 那时候，我还挺会撒谎。没有人逮住过我。可是，这种谎言出于不得已的情况，这种不得已要求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自此以后，如果不是出于不得已，我宁愿撒谎时被人逮住。阿布是例外，我在他那里很会撒谎。 我漫无目的地去了城里。到工厂里去是毫无意义的。简直难以相信的是，这种毫无意义在后面的几天里被悄悄地隐藏起来了。当我像昨天一样，坐在咖啡馆的一张街头桌旁，点上自己要的冰淇淋，我马上就想再来一块蛋糕。本来我只想坐一会儿，不用点上任何东西，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不用走路而已。为了舒服起见，我把椅子推到桌子跟前。如果椅子合适，我想一骨碌跳起来，一走了之，但不是马上又去走路。从老远看，这些街头桌子就是目标，可以提供坐下来的机会，那些桌布在街角随风飘动。只有当我舒舒服服地坐下之后，我才开始有点不耐烦起来。然后，当我的嘴巴和我的脸孔不再相称的时候，冰淇淋上来了。桌子是圆的，冰淇淋杯子、冰淇淋也是圆的。然后马蜂来了，它们急切地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它们的头是圆鼓鼓的。尽管我每花一分钱都要掂三掂，可我还是无法吃掉我花钱买的东西。 这种毫无意义比漫无目的更容易对付，比之在工厂里的撒谎，我现在开始杜撰城里的目标。我尾随在和我同龄的女人后面。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地待在服装店里，试穿她们喜欢的衣服。就在昨天，我穿了一件条纹连衣裙，故意背对着前面，来回拉扯着，将手作为领子搁在开领处，手指遮在上面当饰带。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件连衣裙。有一点我没有考虑到，我感觉我要离开自己了。这件连衣裙看起来好像我必须马上要和自己告别似的。那时我的嘴里酸酸的，在我拥有的极短时间里，对该和自己说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我在离开之前不想认输，我说道：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呢，没有我的脚，你无法走远。 因为这些人彼此在大声地说话，我的说话声音很大，我的脸都红起来了，我不希望自己是那种看上去形容丑陋的人。有人在唱歌。我不希望有人在我旁边摇头，因为我把思考和说话混淆在一起了。被完全陌生的人听见，要比没有被看到和被撞倒更叫人丢脸。尽管一个女人肯定听见我在说话，但她趁我不在的时候，拉开了我那小房间的窗帘，不假思索地将她的包放在椅子上，说道： 这里有人吗？ 您瞧，您是在和我说话，可不是和空气。 情急之中，我已经不知道尾随在身后的这个女人的下落了。为了尽量让自己变得漂亮，我去试穿连衣裙。我在其他女人想要购买的连衣裙中，实在没什么好找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些连衣裙在惩罚我，如果我们穿同样的连衣裙，我要比其他女人更难看。我在工厂里穿着最漂亮的连衣裙，像一只珍珠鸡一样走过包装车间，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再回来。如果连衣裙是为西方人缝制的话，那么每次交货前我都会到楼上的莉莉那里去。我依次穿上两三套时装。 现在挺不错，莉莉说。 因为这是严格禁止的。穿裙子、裤子和夹克衫不如穿衬衣和连衣裙那么严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还有一次在八月法西斯主义奴役解放日之前，我们可以从厂里买下那些连衣裙来。大多数连衣裙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购买的。这些连衣裙更有风度，也不比店里的更贵，遗憾的是，衣服上面全是编织上的毛病，而且被缝纫机弄得油渍斑斑。否则的话，它们和我们的皮肤是很般配的。很多人都买上一大包衣服。我宁愿要这些编织毛病永远无法清除的和油渍斑斑的衣服，也不要店里那些灰不溜秋的难看的衣服。我无法忍受那些编织毛病和斑斑油渍，我也知道那些我们无法买到的衣服有多么漂亮。意大利人、加拿大人、瑞典人、法国人，他们每一个季节都穿得漂漂亮亮，过着简单的日子，裁剪、缝合、上浆、熨烫、包装，于是知道，人们不值得买那些现成的东西。当然很多人想到了这一点： 与其什么也没有，不如有几个粗糙的编织毛病和黑色油斑。 因为有编织毛病和油斑，也因为我不希望把整天度过的工厂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所以我也不买那些衣服。每逢周日，我的同事们穿着工厂的劣等品在公园里散步，在咖啡馆里吃冰淇淋。人们用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连衣裙，人们会想到，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哪儿上班，从哪儿弄来的衣服。 我和莉莉下班后到那条商业街去，当我到商店里溜达而不去散步时，她就在外面等我。我不必急匆匆地逛商店，如果很快回来，反而不中莉莉的意了。她背对橱窗站着，看着天空、树木、沥青，肯定也看老男人。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臂，好像是我在等她，而不是她在等我。我说： 嗯，来吧。 你那么急吗？她问，我们不是在散步吗？ 我们可以慢慢走，只是要离开这里。 你不喜欢那些衣服吗？ 那你喜欢这儿什么？ 她咂咂舌头： 迈着碎步，稍稍弯着身子，我喜欢这个。 那么。 什么那么？ 你看到多少？我问道。 莉莉对商店不感兴趣，这和工厂无关。莉莉以前就对衣服无动于衷。尽管如此，那些男人仍盯着她看。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不会让莉莉逃过我的目光的。莉莉穿得越是难看，她的漂亮就越是显眼。她挺走运的，我小时候就是个爱虚荣的人。五岁那年，我发觉新大衣太大时，不禁痛哭流涕。我爷爷说： 你还会长的，你多穿一点，这衣服正好合身。从前，如果还算不错的话，那一个人一辈子也就是两三件大衣，而且这还是在有钱人家里。 我一下子套上大衣，因为我必须套上。而就在面包厂边上第一个角落后面，我脱下了衣服。有两个冬天，我更多地是将大衣放在胳膊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与其穿着难看，还不如着凉。在下下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大衣终于合我身了，我还是把它脱了下来，因为它已经太老太难看了。 我若是想去理发，现在就得在大学生宿舍中间下车。我最想烫个发，或者那种老秘书的肉圆发型。啊呀，最好剃个光头，当我十点整敲阿布办公室门的时候，最好我认不出自己来才好。失去理智，在吻我手的时候脑子完全糊涂了。阳光将驾驶员的脸颊晒得暖暖的，他旁边的窗玻璃开着，外面没有风。他从自己的座位上擦去盐粒，第二个小面包他还没动。他为什么要买三个面包呢，如果吃一个面包就饱了的话？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上，急匆匆地赶到商店里，等回来的时候向所有等待的人显示他肚子很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孩子手里拿着手绢睡着了。父亲将头倚靠在玻璃上，尽管他的头发好几天没有洗过，黏糊糊的毫无光泽，但还是发着光。太阳焕发出光芒。他难道没发觉，窗玻璃要比外面的太阳更热吗？在有轨电车拐弯之前，太阳并没有打搅我。也许它还在另一边玻璃窗那里吧，我不希望自己到达阿布那里时汗流浃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调换一下位置，乘客那么少，他们一定会盯着我看的。人们需要一个理由。那个父亲可以在任何时候坐到背阴的地方，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理由。孩子一旦哭起来，父亲就可以换位置了，看看孩子是不是因为太阳而哭。车里如果装满了人，那绝对不行。只要有一个空座位就很好了，孩子爱怎么哭就让他怎么哭，谁也不会想到是太阳的缘故，而是会问，是否这个傻瓜父亲没有给这个爱哭爱叫的孩子准备橡皮xx头。 第二章(1) 第二章 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和面包厂门卫的儿子在林荫大道后面那条宽阔的道路上玩耍，那里的泥土堆积如山。那男孩天生就是瘸腿的，他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们坐在坑坑洼洼最深的地方，他弯曲右腿，将那条细小的左腿僵硬地伸展开。他坐下来的时候乐呵呵的。他双手敏捷，头发鬈曲，脸色淡黄。我们沉浸在游戏中，将泥土堆积成叠在一起爬行的蛇。 那些蜥蜴就这样爬到面粉里面，他说，所以面包上才有洞眼。 不是，那些洞眼是因为酵母。 是蛇弄出来的，问我父亲好了。 等到他父亲带着包从面包厂回家，有这大半天工夫，其他蛇肯定爬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去了。可是如果我的连衣裙弄脏了，我就不乐意了，要跑回家去。我就让男孩一个人和那些蜥蜴待着。有两周时间，另外一个门卫坐在面包厂的大门口。然后父亲回来了，没有把男孩一起带过来。有人给他那条僵硬的大腿做了手术，并给他进行了深度麻醉。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林荫大道上的树木一起在那里站立着，我开始怕生起来，像似它们承诺说，男孩虽然已经死在家里，但还是到这里来玩耍了。我坐在泥土上，堆成了一条蛇，很细很长，像他那条伸展开的大腿。路旁的草地松松散散的，我的眼泪顺着下巴滴落到蛇上，于是蛇变成了标本。有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这个男孩，也许他从天上看得到，我现在还想和他一起玩耍呢。每当我上午在城里溜达的时候，有人已经从我手里夺走了莉莉。我觉得自己被传讯的那些日子很短暂。即便我不知道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还是对我有所打算的。我需要我衬衣上的大纽扣，需要聪明的谎言，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四处溜达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我知道的要比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更少。 我真傻，既然阿布十点整要等我，我今天早上八点前还看什么燕子呢。我不愿意去想燕子的事。我根本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因为除了被传讯，我什么也不是。我有时会想，燕子不是在飞，它们是在行走或者游泳。去年夏天，保罗还拥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这是一辆捷克产的“雅娃”牌摩托车。我们每周一两次开车到城外的河边。驱车经过大豆地，真是幸运啊。我们经过的天空越多，我就越发轻松。道路两旁繁花似锦，车子经过的时候花朵在颤动不已。人们没注意到，每一个花朵都有两只圆耳朵和张开的嘴唇，可我知道这个。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攀缘豆田，就像在玉米地里一样，人们看不到它们有序的排列。就算每一根茎都已经干枯，叶子被风吹折断，但到了夏末，玉米地看起来始终就像刚刚梳理过一样。在玉米地里，即便天空在飞翔，我的脑子也从不会感到轻松。只有在大豆地里，我才因为高兴而傻傻的，会慢慢闭上眼睛。而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我已经错过了很多东西，燕子早已在另外一个轨迹上飞翔了。 我抓住保罗的肋骨，吹起了那首树叶和雪花之歌，可我只听见摩托车的声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平时从不吹口哨，因为这是小时候就必须学会的东西，可我小时候从没有吹过口哨。我根本不会吹口哨。而且自从我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桥上吹过口哨之后，每当有人吹口哨，我总是会缩起脖子来。可就在大豆地里，我竟然自个儿地吹起口哨来了。因此，这真是幸运啊，因为凡是我能做的，就像在大豆地里吹口哨一样，仅仅是成功了一半而已。我在攀缘豆地里的运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在河边从没有交过好运，河水平静无波，即使让我想起大桥，也会让我镇静下来。镇静带来好运是不可能的。我们来到河边，我感到很尴尬，保罗感到很烦躁。他对期待看到大河感到高兴，我则是对回头经过大豆地感到高兴。他踝骨没入水中，指给我看一只黑色蜻蜓。蜻蜓的翅膀之间长着肚子，就像一只玻璃做的螺栓。我指着我身旁河岸上的黑莓，这些成团的黑莓发出黑色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边，黑色椋鸟蹲伏在庄稼收割后布满茬儿的一捆捆灰白色四角形秸秆上。这个景象我没有指给保罗看，因为我想起燕子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这些黑点在这个被晒成黄色的夏天是怎么分布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从草地中捡起一块树皮，扔到保罗的脚趾边。然后我说：你听着，看来这些燕子是不可能很快飞走的，它们在耍诡计呢。 保罗用脚尖捞起树皮，随即踢入水中。他的脚一离开水，树皮马上又浮出水面，发出黑色的光芒。他说： 啊哈。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眼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色斑点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子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种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水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缝制的女外套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巴上忘记刮掉的胡子。我抬起眼神，盼望着他的眼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啊哈。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做的白色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出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裤兜里塞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性为在工作场所卖淫。莉莉告诉我，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可他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这也是我的初犯，于是人们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没有被解雇，这对内罗来说是一次失败。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将两份书面警告带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必须在原件上签字画押，复印件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装在镜框里，我说。 这对内罗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削铅笔。 你想和意大利人做什么，他们过来操你，送你一些紧身连裤袜和除臭剂，然后回到他们有喷水池的家里。如果舔他，他还额外送给你香水。 看着那些波浪形木屑和黑粉从他的铅笔头上掉下来，我站了起来。我将那份警告举过他的头顶扔了出去。那张纸在空中飞过，从他的下巴下面掉到桌上时，没有发出声响。内罗将头转向我，企图微笑，可露出了苍白的脸色。然后，他肘关节不小心碰到了刚削尖的铅笔。铅笔从桌子上滚下来，我们看着它，听见它着地时发出响声。内罗弯下身子，我看不到他颧骨磨动的样子了。铅笔尖断了。他说：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花板上。 我也感到很惊讶，我说，在像你这种人那里，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审讯了三天后，又回到了厂里。内罗没有问起任何问题。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后来人们在为瑞典人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上面写着：来自独裁国家的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一模一样，但不是出于我的纸条。我被解雇了。 即便弥漫大雪封锁大地，我们照常开着“雅娃”牌摩托车去上班。保罗开摩托车有十一个年头了，尽管他喝酒，但从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他就像熟悉手的内部结构一样熟悉大街小巷，保罗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们工厂。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路灯和窗口灯光在闪烁着，严寒刺骨，冻得脸生疼，嘴唇像冻硬了的面包皮，脸颊冷冰冰的像瓷器。天空和道路被大雪遮没了，我们开进了一只雪球中。我倚靠在保罗的背上，下巴紧贴在他的肩膀上，雪球可以钻入我的两只眼睛里。我目瞪口呆地睁大眼球，街道是最长的，树林是最高的，天空是最近的。我真希望没有尽头地开下去，不敢眯着眼睛。耳朵、手指和脚趾针扎般地发痛。寒冷战胜了一切，只有眼睛和嘴巴感觉是冷的。好运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在冻死之前到达，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赶到服装厂大门口。保罗让我下车。我用一只红中带紫的手指将保罗的帽子推高，像吻瓷器狗一样吻他的额头，然后将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于是他就继续骑车到市郊的摩托车厂去。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层白霜，我想到： 现在我们老了。 纸条事件发生之后，我彻彻底底忘记了意大利的计划。人们无法通过出口服装得到马塞洛，人们需要关系、信使和经纪人，不是后裤兜。我有了那个少校，而不是一个意大利人。我的愚笨从内心深处向我吼叫，我的自责就像耳光一样，我的脑子里塞满了稻草。我讨厌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每天继续和内罗一起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那些表格，并把它们填写完整，直至第二批便条出现。我仍然对自己好，只有这样我才会喜欢乘坐有轨电车，我把头发剪短，购置新衣服。我也感到很抱歉，只有这样我才能分秒不差地准时出现在阿布面前。而且我也无所谓，我觉得，好像为了惩罚我的愚笨，我理应接受审讯似的。但不是出于阿布提出的理由。 由于你的行为，我国的所有女人在国外都成了妓女。 为什么都成了妓女呢，那些纸条又没传到意大利那里去。 那是在你同事的帮助下，他说。 为什么是妓女呢，我只想要一个意大利人，我是想嫁给他，妓女需要钱，不是去嫁人。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只有爱情，你不是知道这是什么吗？你就像垃圾一样，想把自己出卖给那些马塞洛。 怎么会是垃圾呢，我完全可以爱上他呀。 丑闻发生之后，我重新在大街上走着。夏日，阳光明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稻草在我的心里发出沙沙作响声。或许我根本没有爱上这个意大利人，但他可以把我带到意大利去呀。我可以努力去爱上他。如果不能，那么我可以在路上遇到另一个人，意大利人在那里有的是。只要你去寻找，你总能找到一个人，你可以爱上他。可内罗点名叫我去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名我。在工作的时候，内罗盯着我的手指看。我劝自己放弃所有的男人。恰恰之后不久，当我坚持拒绝的时候，我在保罗那里耽搁住了。我想，这种拒绝在我这里类似于一种要求，它不仅仅是寻找。一定是这么回事，于是我紧紧抓住。不是每一个人，但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保罗，他可以向我证明，防守是如何变成渴望的。尽管厌倦，但我没有停下脚步，于是不得不到处闲逛，因为在某一个星期日，我认识了保罗，并且在星期一在他那里停下了。而到了星期二，我带着全部家当搬到了他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 我对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感到越来越痛苦。保罗两只手握住他的“雅娃”牌摩托车站在厂门口，出于习惯微笑地等待我吻他的额头，然后说道： 你必须做得像内罗不在你身边一样。 不错，这话迅速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八个小时这么做，就像两根胡子尖儿悬空在写字台后面，这怎么可能呢。 内罗内心太脏了，我说，人家看不出来。 摩托车发出隆隆响声，弄得轮子周围雪花飘舞，或者尘土飞扬。我真想用眼睛把保罗从半条街远的地方拉回到厂门口，每天早上还想和他说几句话，可以一整天把它们带到机器旁。但我们总是说同样的话。 第二章(2) 他说：你必须做得像内罗不在你身边一样。 我说：我想你。如果有人偷你的衣服，你别激动。 他一溜烟地离开了，如果大风在街道拐角处将他的夹克衫吹得鼓起来，他就弓着背。每天早上，我违心地走进工厂。一看到内罗，我的理智就快要崩溃了。每天早上我们不打招呼。可是，一两个小时之后，内罗觉得既然八小时坐在一起，就得说上几句话。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只是他无法忍受这种沉默，他谈到有个计划，我说： 啊哈。 嗯，哟，啊哈。 如果一切无济于事的话，我会变得越来越健谈。我举起他桌上的那只小花瓶，看到红绿色玫瑰花茎没入了厚厚的瓶底的水中，说道： 妈呀，你想从这个计划中得到什么呀，人们根本无法实现这个计划的。如果有朝一日这个计划实现了，那么第二天第二个更高的计划又会提出来。你的计划是一种国家疾病。 内罗扯自己的胡子，擦拭着手指之间一根已经拔出的胡子。胡子都已经成波浪形了。他说： 你喜欢这个吗？ 如果你每天拔出一根胡子，你的脸马上就像一根黄瓜了，我说。 别激动，看你的外表，以为你在想xx毛呢。 但不是想你的，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人要随身带上一把小梳子吗？是因为他们想尿尿的时候，在xx毛里找不到自己的xx巴。 你随身不也带着一把了吗，不过一切都是徒劳。你本来就没有意大利人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看到过，和你不同的是，我去过意大利。 啊哈。你也在那儿从事过间谍活动吗？我问。 是的，我想到了xx毛，他谈到那项计划时，迫使我想到了他的xx毛。内罗把那根胡子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放在桌子中央，那儿的木头上有一块凹痕，那不是我弄出来的。他可能量过桌子的长度，寻找到达桌沿最长的距离有多少。我不想触摸他那波浪形胡子，手里又没有那把直尺，可以从桌上迅速移走它。于是，我又做起了他最想看到的一幕，我把这根胡子吹掉。他一定要哈哈大笑了，因为我撅起了嘴。我吹了三四次，胡子才从桌上掉下去。他把我变成了猥亵女人了。 有一次，清洁女工下班后来到办公室里，用她的抹布擦掉血迹而不是灰尘，我跟莉莉说，用不了多久，我就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会打死这个人类的渣滓。 莉莉摆动手臂，扔出手来，说道： 你敢。我把他的刀放在桌上，说道，放在他的脖子上多带劲呀，那不疼的。于是我出去一会儿，就像在大桥上，他就不会感到拘束了。他会叫你愤怒，你也要激发他的愤怒，你真的在等待着。如果一个人控制自己，他就不会忘乎所以。他可以学会这一点。 莉莉那副黑刺李子的目光钻入我的眼睛，并且坚持住了。再下面是她那滑溜的脖子。我了解自己，了解在大桥上的我丈夫，一个人可以马上动怒，如果对一个人太依依不舍，他可能马上将那个人置于死地。对内罗也是同样的情况。 当莉莉摆动手臂对我表示嗤之以鼻的时候，她的脸颊开始绯红。她的鼻子在颤动，显得冷漠而明晃晃的。当我讨厌莉莉整个人，看到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不得不想： 这只鼻子就像烟草花一样漂亮。 对莉莉来说，我成了挑唆者，我让她害怕了，她拿那起大桥事件逼迫我。我真的永远不想知道，莉莉恨起来和她的母亲很相似。在葬礼上，人们听到棺材上的泥土发出响声。莉莉被埋在地里了，她母亲训斥我，她和莉莉的嘴很容易搞混。 不错，人们控制自己，莉莉想，人们可以学会这一点。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她比我更能够看清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我本来以为，在她的乱七八糟中我能看得更清楚。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我和她，我们完全可以相互交换位置。可她和她母亲互换了位置。人不能发起怒来没有限度，她想。控制自己，在逃难中子弹只是击中了可怕的皮肤。她想学会这一点。当时，当莉莉命令我在内罗面前克制自己的时候，她正好开始和一个六十六岁的军官睡觉。几周后，他们想起逃亡到匈牙利边境去。他被逮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 有一次，莉莉将我带到军官食堂的避暑花园里，把我介绍给那位军官。他穿着便服，上身穿一件细条纹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灰色夏季裤子，没有肋骨，没有臀部。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很荣幸见到您，我的小姐。 他亲吻我的手。这种完全训练有素的亲吻盛行在古老的宫廷时代。他的嘴干燥而柔软，吻在我的手心里。桌子周围坐着身穿制服的年轻男子。莉莉在这里当然注意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对美女们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向莉莉投去火柴头。他们感觉到，这个老人已经对她而不是对我施过暴。 那时候，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爆发战争了，军事培训在懒懒散散中大打折扣。这种懒懒散散不得不被那种精巧手工耽搁住了，这种手工可以让每个人胆大妄为：征服美女。漂亮度可以从人的脸蛋、屁股的波浪、彼此的小腿肚、rx房看出来。rx房叫苹果、生梨和落地水果，视乳头的情况而定。征服女人取代了军事演习，人们对士兵们说。与此有关的一切必须在脖子和大腿之间确定。大腿要分开，如果事情开始了，要闭上双眼，不必看脸蛋。大腿和脸蛋不是一切，但rx房至关重要。苹果是值得可喜可贺的，生梨也还凑合。落地水果是士兵们不予考虑的了。征服嘛，有人说，那是给身体的铰链和内心的平衡加了润滑油。这也可以改善婚姻的和谐。那位老军官向莉莉讲述如何在平和中战胜懒散的方法。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前，莉莉说，他也经常进行军事演习。她五十岁，他比她大六岁。人们再也用不着向其他人隐瞒，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她去世以后，他每天到墓地去，走到女人后面真是太无聊了。 我认识的所有女人，突然间发出叽叽啾啾的声音，并且有了酸葡萄的口味，他说，尤其是那些妙龄女人。人生就在食堂和营房之间的沥青地上，在高跟鞋的小腿肚上小步奔跑。他们在床单上，赤着脚，假惺惺地，叹息几声。每分每秒都快乐得死去活来，他担心她们会在他眼皮底下死去。 总的说来，在这个避暑花园里，甚至面对生梨和落地水果，穿制服的每一个人也都是生手。可莉莉有着小巧而坚硬的夏季苹果。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莉莉或许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发了。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团里所有的人一起训练如何征服莉莉。他们认为莉莉那位军官不必再给他的铰链加润滑油了，已经过了精巧手工的时间，是他到了该换班的时候了。他们逼迫他离开莉莉的漂亮肉体。在他们扔出火柴头的手指上，结婚戒指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他们的眼睛透过自己的手指看出去，目光就像湿漉漉的子弹在闪耀。老人将烟灰缸放在他的手旁边，说道： 他们病了，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 他将桌上的火柴头收集起来扔进烟灰缸里。他的双手像药剂师的手一样白皙。他和莉莉都没有激动，他们没有伪装出平静的样子，他们有耐心。我什么都不明白，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不再需要她的时候，是否还能有那么多的耐心。可他的脸依然光鲜，他的太阳穴像一张有污渍的纸一样，在遮阳伞的阴影下跳动。莉莉看着他，没有收回一句话，这个我不知道。她的目光和他的目光，正如黑刺李子掉进平静的河水中，原本就是如此。他握住莉莉的手，坐着时肚子前倾。我原以为，因为还有两根火柴飞到了桌上，他此刻一定会大动肝火了。他空着的手将火柴收集起来，另一只手依然坚定地握住莉莉的手，他突然轻轻地开始为莉莉唱起歌来了： 一匹马来到劳改营的院子里 它的头上有一扇窗 你可看到那里有淡青色的望塔厖 他自个儿地唱起来，如此旁若无人，又根本不是那种串会儿门的架势，真是让我受够了。他知道这首歌曲，让我的心很受伤。我爷爷也唱过这首歌，但那是他在劳改营里学来的。我和莉莉都还太年轻，他可以相信这一点。噢耶，如果我跟着他一起唱，那他的舌头将如何停留呢。可只是因为我坐在莉莉和他中间，一起听他唱歌，所以在桌旁感觉这首歌不中听。我看到遮阳伞的伞骨旁边有些地方磨破了。我们坐在阳伞下，于是我搅和了一桩秘密。莉莉不是那名军官的玩物，他爱她。他中断歌声，我让莉莉在他的军官食堂里待着，自己昏昏沉沉地在城里走着。当时，他们脑子里肯定有过逃跑的念头。他两个儿子在加拿大长大成人，他想和她一起到那儿去。 太阳很刺眼，菩提树上绿叶和黄叶随风摇曳，只有黄叶掉落在地上。不管我愿不愿意，绿叶暗指莉莉，黄叶暗指他。 这个男人对莉莉来说是太老了。 我和行人相撞，看到他们已经为时晚矣。那天下午，我独自一身，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到了厂里才算结束，莉莉叫我到她那里去，和我谈一谈军官的事。 自从纸条事件发生后，我再也不允许到楼上的包装车间去了。我上楼的时候，莉莉在过道里等着。我们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她坐在脚后跟上，我倚靠在墙上，说： 尽管他的脸很年轻，但他的肚子里早已是落日余晖了。 第二章(3) 听到这话，莉莉抬起头来，将指尖放在地上，睁大眼睛。我伤害到她了。她脖子上面的青筋都露出来了，她的嘴巴已经为叫喊做好了准备。可这时，莉莉将我的手拉了下来，直至我同样跪在她前面，抓住她的臀部。因为正好有一名男子一只手里拿着衣架，从我们身旁走过，装出没看到我们的样子，莉莉低声说： 如果他躺下来，那么落日就像一个枕头一样平坦。 我看到莉莉的脚了。如果第二只脚趾比第一只脚趾长，那么这个人就叫鳏夫脚趾。莉莉就是这么叫的。她说： 他叫我樱桃。 这种叫法和她的蓝色眼睛不相称。当那名拿着衣架的男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并关上包装车间大门时，莉莉说： 风可以刮走树枝上的樱桃，这不是很好吗，你有一双黑眼睛，我叫樱桃。 阳光落到过道里，天花板上的霓虹灯还在亮着。我们就这么坐着，像两个疲惫的孩子。 他在劳改营里待过吗？我问。 莉莉不知道。 你问问他。 莉莉点点头。 奇怪的是，厂区里面没有一丝声响，此刻过道里也是鸦雀无声，连霓虹灯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都能听得见。 今天我想到，那名老军官一定要寻找莉莉了，因为在认识她之前，他和她的死亡达成了协议。他第一次认识莉莉的时候，他像一只马表一样停了：现在我有了意中人。作为退休老人，他总是被吸引到军官食堂的那些制服那里。他的制服被脱下了，他被脱了个精光。他在渴望中成了士兵。他想和莉莉一起到那儿去，那个像从前一样人们看到他穿着制服的地方，尽管他穿的是细条纹夏季衬衫。在士兵花园里展示他的征服，如果他和莉莉独自待在一起，他把迟来的对爱的渴望做到了极致，莉莉的漂亮都难以与之媲美。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对边境线上的士兵、狗和子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担心，也就是死亡在追求她，犹如他追求她一样，竟敢成了信仰：莉莉在吓唬死亡，也在为他吓唬死亡。他看得太多，于是成了盲人，他拿莉莉孤注一掷，她可以令他失去理智。 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光。枪杀莉莉的那个野小子，如果回想一下的话，那么他和那位老人相似。边防哨兵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或者工人。或者几个月之后他将成为一名大学生，以后将是教师、医生、牧师、工程师，成为他成为的那个人。他开枪的时候是一个痛苦地在天空下巡逻的人，大风日日夜夜地在吹着孤独之歌。莉莉的肉体使他在地上颤动不止，她的尸体是老天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为此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和我的第一任丈夫一样，他写了不快乐的信。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尽管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她在等待，直至他像一个人一样自以为了不起。他在一瞬间或许是以幸福的名义开枪射击的，然后砰的一声枪响了。犬吠声从远处传来，然后是叫喊声。莉莉那位军官被捆住了手脚，被带到了铁屋中，由那位开枪的渴望幸福的人看守着。莉莉躺在地上。那间铁屋没有前墙壁。地上有一个蓄水池，墙边有一张长凳，角落里有一副担架。那名看守喝了很多水，给自己洗了脸，将衬衫从裤子下面抽出，擦干净，坐下来。那个被捆绑的人不允许坐下来，但他可以望得到莉莉躺着的那块草地。五条狗过来了，青草没到了它们的脖子那里，它们的大腿在草地上面飞奔。在它们后面更远的地方，穷追不舍的士兵奔了过来。等到他们到了莉莉那里，不仅是她的衣服被撕成了破布，那几条狗淘空了她的身体。在它们的狗嘴下面，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士兵们把那些狗赶走了，站成一圈。然后，有两个人到了铁屋里，喝了水，将担架带走了。 这是莉莉的继父告诉我的。就像一畦虞美人，他说，我此刻想到了樱桃。 孩子在太阳下睡着了。父亲拿走了他的手绢，他的手指松开了，尽管父亲将他的手臂朝后面弯曲，将手绢塞进他的夹克衫里，他依然在睡觉。尽管父亲将大腿分开很大，给孩子转了个身让他和自己面对面，还站起来让孩子张开的嘴巴靠在他的肩膀上。有轨电车马上就要到达邮政局前面的车站了。他抱着孩子到门口。有轨电车停下了，没有了呼啸声，车子里显得更空荡荡的了。驾驶员抓住第二个小面包，然后迟疑了一下，从瓶子里拿出水喝。为什么他要在吃东西之前喝水呢。邮局门口有一只很大的蓝色信箱，里面能放多少封信呢。如果我往里面放信，那里就永远不会空置了。自从意大利便条事件发生后，我没有再给任何一个人写过信。有时候人们谈论什么，必须说，但不用写。驾驶员在吃第二个小面包，吃完面包屑后他一定会口干舌燥了。车外面，那名父亲抱着那个睡着的孩子在大街上走着，那街上没有斑马线。如果过来一辆小汽车，他走过去就太慢了。 谁能抱着一个仍在睡觉的孩子奔跑呢？或许在横穿马路之前，他必须弄明白不会有车辆开过来。但他必须向右越过孩子的脑袋看过去，他可能自己搞错了。如果出什么倒霉的事，那他是有责任的。他难道在小孩睡之前没有和他说过吗：妈妈没戴太阳眼镜，否则就看不到你的眼睛有多蓝了。他去邮局了。他抱着孩子就像抱着一个包裹一样，如果他不醒，他就把他寄走了。一个老太透过敞开的车门口问道：这个车到集市广场去吗？你看看，那上面写着呢，驾驶员说。我没戴眼镜，她说。笔直朝前走，他说，如果集市广场在那儿，我们就到那儿去。老太上了车，驾驶员开车出发了。有一名年轻男子奔跑着跳上了车。他的呼吸声多大呀，把我的空气夺走了。 我在咖啡馆前面的桌旁看到了莉莉的继父。他不希望认出我来，但趁他还没把头转过去，我给他打了声招呼。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沿街的桌子旁没有什么客人，我坐在他旁边。既然坐在沿街的桌旁，大家就可以互相闲扯了。他点了杯咖啡，沉默无语。我也点了杯咖啡，沉默无语。这一次，我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他看上去和莉莉葬礼时不一样。因为他将桌布上已经干瘪的金合欢树叶扔进烟灰缸，这和莉莉那位军官很相似。但他双手粗笨。等到我们的咖啡放在桌子上，女服务员离开时，他用拇指抓住把儿转动杯子，杯子随即发出刺耳的声音。糖粒粘在了他的拇指上，他用食指把糖粒擦干净，举起杯子出声地喝了起来。 薄得就像女人的袜子，他说。他希望我想到他的厨房爱情吗？我说：也有厚的。 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抬起眼睛，仿佛他已经开始接受我了： 莉莉肯定告诉过您，我也是一名军官，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在监狱里看望过莉莉那位军官，这事我做成了。我不认识他，只是以前听说过他的名字。您认识他吗？ 见过，我说。 他要比莉莉幸运的多，他说，或者也不是这样，看你怎么看了。他的情况不妙。 说完话，他用食指将一片有皱褶的金合欢叶子弄平整，叶子在中间那里断裂了，他将叶子扔在地上，喉咙里呛了一下，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注视着那只烟灰缸，说道： 秋天快要到了。 这个话题我可以和任何人谈论，我想，然后说： 快了。 您在葬礼那天问过我，莉莉看起来什么样子。您肯定您想了解这事吗？ 我握住杯子，让他看不到我的手在颤抖。越来越多的咖啡滴落到桌布上，他将草帽推到额头上，不动声色地说： 那名军官支付了一大笔钱。在匈牙利的一侧，有一个人骑着带侧车的摩托车等着。他也在等他的钱，不过是在一周前。然后，他冲进警察局，为此还赚得了一只漂亮的小包。您瞧，莉莉的继父说，在公园后面那儿，天又开始亮了。 莉莉爱过一个宾馆门卫、一个医生、一个皮货销售商、一个摄影师。对我来说，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她不对任何人说他老之类的话，她说： 他已经不再年轻。 老军官之前的所有男人并不是我和莉莉关注的目标，他们对我是无所谓的。只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受到冷落，正如那时在食堂外面的院子里一样，我第一次形单影只，并且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一个拖着脚走路的人，一个吃光了自己人生的人，将莉莉拉到了自己的餐具里。悲伤的妒忌在我脑子里生长，但颠倒了过来。我不是妒忌这个老人，而是妒忌在他身边的莉莉。尽管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老人。他很有个性，这也正是很遗憾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他的原因。甚至这也是很遗憾为什么他不喜欢别人的原因。这事发生在老军官身上，它的发生既不是我希望的，也不是我容许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很可惜。他是一个不激起人任何愿望、也不会给人安宁的人。因此，我不得不谈起了那个落日余晖，它瞄准的是莉莉，不是他。所以我今天也牵涉到了他和她达成的死亡协议中了。 莉莉喜欢老年男子，首当其冲的是她的继父。她是个纠缠不休的人，她想和他睡觉，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让她等着，她没有顺从。一天，莉莉的母亲去理发了，莉莉问他还想磨蹭多久。他打发她去买面包。店里没有排长队，她手里拿着面包，转眼就回来了。 我现在还要去哪儿，你才能控制住自己呢，她问。 可他反问道，她是否肯定能保守一个沉重的秘密？ 第二章(4) 孩子的心里也不是空荡荡的，莉莉对我说，我很恼火。我把面包放在厨房间的桌子上，迅速将连衣裙从脑袋中抽出，就像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一样。一切就此开始了。两年时间，除星期日之外几乎天天如此，总是急匆匆的，只在厨房间里，我们没有碰过床铺。我打发我的母亲去商店，有时排着长队，有时排着短队，她从没有逮住过我们。 除了我，厂里只有三个人敢参加莉莉的葬礼。说两个人过来也行，是包装车间的姑娘。所有其他人都不想和逃跑的结局有关联。第三个人是内罗，他是受托过来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指给我看莉莉的继父。他手里拿着一把黑色雨伞。那一天看不出天要下雨，碧空如洗，墓地鲜花随风飘出芳香味，不像雨前那么刺鼻了。苍蝇们飞到鲜花丛中，不像雷雨前那么纠缠不休地飞到一个人的头上。在这样的天气中带把雨伞，究竟使一个人变得高贵还是伪善，我无法做出决定。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让自己变得陌生了。他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很相像，也很像一个善走歪门邪道的骗子，每天的散步可以在同一时间将他带到墓地，但他不是过来看鲜花的。 内罗带来了一束野豌豆花，那是一束弄乱了的白花。他手中的花茎上有雪，和那把黑色雨伞一样显得不伦不类。我走到莉莉的继父跟前，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感觉到我是谁了。 您很熟悉莉莉吧？ 我点点头。或许他在我额前的空气中看出，我想到了他的厨房间爱情。他感觉和我很亲近，甚于我对他的亲近感觉，他俯身准备拥抱我。我木然站立着，他只好重新站直身子。他的雨伞在后退时晃动着，这时他伸手向前打招呼，他的胳膊弯曲着。他的手硬邦邦的。我问： 莉莉看起来什么样子？ 他忘记了雨伞，结果雨伞滑落到他的手关节处。到最后一刻，他拇指抓住了它。 那具木棺材下面是一具锌做的棺材，他说，它已经被焊接好了。 他只是抬起下巴，眼皮一动不动地低语道： 您瞧那儿，右边过来第四个，是莉莉的母亲，您过去好了。 我走到黑衣女子那里，他把她称作莉莉的母亲，而不是称作我的妻子，这一点和厨房间爱情相称。她和莉莉共享了三年。她马上依次伸出她两边黄色脸颊，我嘴吻得很外面，几乎吻到她那件黑色头巾上了。她也发觉我是谁了。 真的吗，您也知道了。一名军官，她就没有理智了。 我想到了厨房间。那么她想到什么了呢。趁哀悼者绕地一圈的时候，内罗将他的白色野豌豆花扔进了棺材和事后的一团泥土中。在他碰到那具棺材之前，我至少可以将那团泥土砸到他的身上，至少是那团泥土。他朝我点点头。我不知道，莉莉的母亲后来感觉到了什么。 莉莉应该听到您的话了。您最好现在走吧。 她的恨没有了。他打发我到她那里去，我就去了。她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打发我走，我就走了。这两个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说： 您听着，我想待多久就多久。 地上可以看到很多莉莉乡下亲戚穿着丝绒鞋，鞋子上绣上了叶子图案，白色袜子在脚趾和脚后跟的地方被泥土弄得很脏。在他们后面是内罗，他嗫嚅道： 嘘，您有火吗？ 他握着的手里有一支烟，过滤嘴从拇指旁露出来。 这里不是抽烟的地方，我说。 为什么？他问。 我觉得，你很容易激动。 你不激动吗？ 不。 别说了，碰到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放声大哭。 哪些事情？我问。 哦，面对死亡。 你不是负责意大利的吗，可莉莉只想到加拿大去。 你疯了吗？ 你说，你脑子里可以容忍一切，甚至一新土吗？ 我们俩就这样唇枪舌战，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一根拐杖碰到了我的踝骨，那个穿着丝绒鞋的老人说： 该死的，竟有此事，如果你们想吵架，那不是在这里。 我的心在脑海里跳动。我作了一次深呼吸，改变自己的语调说话，好像我自己很平静： 我们感到很抱歉。 我让内罗在老地方待着，自己却离开了。莉莉那一排有一个墓地，上面的泥土还没有凝固。一个崭新的木十字架，后面是一个黏糊糊的盘子，我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为了内罗还说什么抱歉的话。 为了制服恶魔，人们在死者去天堂的路上给他们送上吃的。在第一个夜里，灵魂从背后途经地狱悄悄地来到天堂。莉莉的母亲也给了莉莉一只盘子。在一堆长方形泥土中，墓地猫在夜里找东西吃。在石块铺设的主道上发出的回声要比墓地旁铲子挖掘声更大。我用手捂住耳朵，步行一段路来到门口。我不想明白莉莉对老男人的爱情，这是因为厖墓地门口停着一辆巴士车。我的爸爸在把着方向盘，他手遮住脸睡觉。只是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多年。自此以后，我无数次地碰到他把着方向盘，巴士车或行驶着，或停泊着。他死了，是为了不受干扰地开车，是为了在大街小巷里逃脱我和母亲的手掌，他就用不着躲避我们了。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昏倒死去的。我们摇动他，他的手臂晃动着，可马上就僵硬了。他的脸颊和骨头粘在一起了，他的额头像是用冷塑料薄膜做的，这种寒冷是人类不可能有的，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我不断地抚摸他的额头，翻开他那双神志糊涂的眼睛，让光线进入他的眼睛里，迫使他活下来。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伤风化。我还拉扯着他，妈妈已经放弃了他，仿佛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一样。他的跌倒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将救命搁置一旁，毫不顾忌地冷若冰霜。我和妈妈马上被撇下了。然后，大夫来了。他将爸爸放在长沙发上，问道： 老先生在哪儿？ 我爷爷在他乡下弟弟那里，我说，那里没有电话，邮差也只是一星期来一次。我爷爷要到后天才过来。 大夫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脑溢血”的字样，盖章签字后走了。他在门口说道： 这怎么理解呢，您丈夫身体很好，但他的脑子就像一盏白炽灯一样熄灭了。 那一杯水，是大夫要的，没有喝，放在桌子上，在冒气泡。跌倒的时候，爸爸拉住了椅子，扶手倒在了地上，座椅套上了椅套，那是一种红中带灰的锯齿形图案。妈妈将那杯水带到厨房间，踮起脚尖走路，越过肩头朝长沙发看去，仿佛她的丈夫在睡午觉似的。她没有泼出一滴水来。杯子放下来时，厨房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噪音。然后她回到了房间里，坐在刚才放着杯子的那张桌旁。这时候，在这个房间里，两个人不怎么灵活，一个人已经死去。这三个人自欺欺人了好长时间，他们用“我们”谈论自己，他们对一只喝水的杯子、一把椅子或者庭院里的一棵树说“我们的”。 自此以后，我在大街上遇到过爸爸，感觉就像当时在长沙发上那样陌生。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他来，在墓地前也是。“运输”这个词在国内所有的汽车上都能看得到。在所有的汽车上，台阶是弯曲的，挡泥板是锈迹斑斑的，车顶上布满了细如粉末的灰尘，这些汽车连续行驶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当我注视那些行人的时候，玻璃窗后面那些空荡荡的座椅扶手马上成了行人。那些雀斑也同样紧贴在这辆巴士车的挡风玻璃上，正如爸爸对那些炸裂的晒成红色和黄色的昆虫所说的那样。那些女人穿着白色袜子和刺绣鞋子，那些男人板着脸孔、手持拐杖，他们都是莉莉的亲戚。她的父亲来自丘陵地区的一个山谷，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这个时候那里李子树湛蓝湛蓝的，枝丫低垂着。司机必须等到莉莉被埋到地里。倘若墓地猫们关心莉莉的灵魂，他必须深更半夜带着他那些满脸倦容的农民开车到李子树那里去。 当我上了女中，且住在那座小城我父母家里时，我喜欢晚上和我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车里开最后一圈到停车库去。在半明半暗的大街上我们不用说什么话，汽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座椅、车门、把手、台阶，一切都松动了，但汽车还是没有摔碎。在多次旅行之后，爸爸每天晚上拧紧最至关紧要的螺丝，再去修理马达，为第二天出车做准备。到了最后一圈，他在拐角的地方鸣响喇叭的嘟嘟声，在红灯的时候穿越十字路口。每当碰到很仓促的场面，卡车在回避时灯光出现得太近，我们就会哈哈大笑起来。到了停车库，他让我在铁门口下车。我回家，他开车到停车场，还有事要做，过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家。 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林荫大道，一只苍蝇飞到我的眼睛里。我在路灯下停住脚步，将眼皮翻下来，在睫毛边上抓住了苍蝇。然后我擤了下鼻涕。我爷爷从劳改营里学会了这个方法。我做得很到位，一擤鼻涕，苍蝇黏附在眼角处，我把苍蝇擦掉了。眼角在流泪，我需要手绢。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手提包掉在汽车里了。爸爸的脑子里只有他的马达，他没有看到我的手提包。我掉转头去。 我从一侧向停车场走去，尽管对这儿的场地了然于胸，但摸黑就不行了。因此，我朝大楼方向走去，那儿阳台的楼梯旁边有一盏电灯亮着，是带花饰的有灯罩的那种。我很快就找到了那辆汽车，前轮旁边的草坪上放着两只空柳篮。副驾驶座上有一根辫子在晃动。然后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和一只脖子。我的爸爸在亲吻那只脖子，女人坐在他身上。她抬起头来，如同要把脖子伸到车顶上去似的。她的背弓成了枝条。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她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我上女中的最后三年，她在集市上卖菜。她的辫子来回敲击着，直至爸爸将她的嘴压到他的嘴上。我真想一阵风一样溜走，可同时又想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群蚊子像一块有洞眼的布，在那盏有灯罩的电灯周围旋转不停。那棵白杨树，当高耸至屋顶边缘时，它是一棵树；而在屋檐水槽将灯光截断的屋顶边缘上面，它就像是一座黑色钟楼，在晃动并发出沙沙作响声。可是蟋蟀的声音更大，从草地一直到空中，以至于我只看到爸爸在张开嘴巴，可就是听不到声音。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儿的，这种罪恶将持续多久。我想准时回家，在恰如其分的时间内先于他赶回家中。在大楼后面的篱笆里有一个洞眼，这是一条捷径。 大街上，林荫大道边的楼房隐没在灯火中。粗大的树干用石灰粉刷过，在微光中摇曳不停，我不用马上就走吧。在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之后，我却在树林之间害怕起黑夜来了。此外，我知道的是，在显眼的白天，在墓地的儿童区，那些白色墓碑在太阳下，和那些被粉刷过的树干夜里在月光下，同样摇曳不停。因为面包厂后面的墓地里躺着那个制作泥土蛇的男孩。如果那些狗正处在发情期，不适合孩子们在外面闲逛，那么他的墓碑和夜里的林荫大道一样会烂醉如泥。他周围的那些墓碑在摇摆着，尤其是墓碑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嘴里含着橡皮xx头，手里拿着布质动物玩具。这个拥有最大墓碑的男孩坐在雪人的脖子上。 在我出世前，我父母亲有过一个儿子，他笑起来身上发青。他算不上真正的儿子，受洗前就去世了。两年后，我父母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他的坟墓。直到我八岁那一年，在有轨电车上，一个膝盖擦破了的男孩坐在我们前面，我妈妈在我耳旁低语道： 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 那个男孩嘴里含着一块鸭子糖，那块糖在他的嘴里含进含出。那些房子在玻璃窗后面走了样地向前。我，取代了我哥，坐在有轨电车我母亲旁边一张滚烫的绿颜色木凳上。 第二章(5) 我有两张妇产科医院的照片，我哥哥的照片连一张都没有。其中一张照片，我躺在母亲耳畔的枕头上。另外一张照片，我坐在桌子中间。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父母亲打算给自己留一张照片，另一张是给墓碑准备的。 从停车库回家途中，我已过了害怕粉刷的树干的年龄了，可和当时和母亲在有轨电车上相比，我感觉自己更多的是被爸爸轻视了。我比那个留辫子的女人更聪明伶俐，我想，为什么爸爸不要我呢？她脏兮兮的，她的双手被蔬菜弄成了绿色。他和她要做什么呢，她有一个好丈夫。每当早上我到女中去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他很年轻，他从汽车站将沉甸甸的篮子提到集市的桌子上，而她手里只拿着一只塑料袋。她还有一个很有耐心的孩子，他在混凝土屋顶下面，坐在她桌子后面一只翻倒了的木箱上，和一只脏兮兮的布质玩具小狗玩耍，以此消磨时间。我真是太笨了，我前天从她那里买了一大把的辣根。她一边将钱塞进肚子旁边一只很大的围裙袋里，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她知道我是谁，肯定想到了那桩罪恶。我从她的上唇边看到了刚生出来的红红的疱疹，没有想到她的疱疹是从我爸爸这里传染上的。他嘴边的疱疹是两星期前得的，现在已经渐渐消退。可是，从她的外表中看不出，为了在夜晚来临之后和我爸爸享乐，她竟然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和他那只脏兮兮的布质玩具小狗玩耍。 爸爸肩上背着我的手提包回家，将包放到我面前，问道： 你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鲁莽了？ 谁鲁莽了？我反问道。 他装作充耳不闻，坐在桌旁明亮的灯光下等吃饭。他将意大利香肠切成手指粗，吃了四根火辣的尖头辣椒。辣椒是他带来的，或许是从她那里弄来的。很可能他也付过钱了。他另外还吃了六片面包和一把盐。那个长辫子女人真的把他摧残得疲惫不堪。也许是因为汽车里的汽油味，血过快地流入他的心脏，强使他有了勇气，就像当时在战场上一样。我爷爷给我看过一张小照片，说道： 那是他的装甲车。 那么这是谁？我问道。 爸爸旁边的草地上躺着一个年轻女人，她赤着脚，鞋子就在灌木丛旁边，鞋子之间分开很远，蒲公英在她的小腿肚之间开花，她两肘支着抬起头来。 一个有着音乐天赋的姑娘，爷爷说，她用他的笛子吹奏起来。战争时你爸爸什么人都敢下手，只要是身上长着卵巢的，和不吃草的。此后，经常有信件寄到家里来。我把所有的信都撕掉了，不让你妈妈看到。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很快将你母亲带走了。她不显山露水，但她使他失去了勇气，马上将他抓在手心了。 我晚上还和他一起到停车库去过十次，我用手指数着圈数。我抓住爸爸的胳膊，抓住他的膝盖，他只是朝大路看。我抓住他的耳朵，他微笑着往我这里看，然后仍然朝大路看去。我将手搁在他的方向盘上。他说： 这样就没法开车了。 最后一次，我让他咬一口梨，这只梨我已经啃过很久了。他不必劳心费神地去咬很厚的黄皮。他咀嚼着，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牙齿边上露出泡沫状汁液，目光呆呆地吞咽着。爸爸感到这梨味道不错，我吃梨，只是为了去引诱他。当我的梨没什么可吃了，他把嘴巴凑过来，想再咬一口时，我说： 你拿着吧，我不吃了。 他可以问一下，我为什么不要吃了。到了拐角的地方，他的汽车发出嘟嘟声，因为他很高兴又要见到那个长辫子女人了。他的汽车闯过红灯疾驶而过，因为他很急，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为此仰天大笑。 到了第十圈，他在停车库的大门口迅速打开车门，这都可以归入他的罪恶之列。他把梨核也吃下去了，在我下车之前将梨茎扔出车门外。他在等待着陌生肉体。 以后，我每天晚上待在家里。他可以问一下，我为什么不想再坐他的车了。十只手指已经数遍，但还可以重新开始数数。或许香烟的作用比我的双手或者一只咬过的梨更有效吧。我可以教教他怎样将香烟吸进肺里。他将嘴里的烟吹出。他抽烟只是为了吹大牛，自己抽外国烟了。爸爸是买不起这种烟的，他很少抽烟，但他这样挺好的。趁他独自一个人开最后一圈时，我从篱笆旁边黑的树林里摘了一个桃子，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蟋蟀唧唧地哼唱着汽车之歌，这辆汽车在四只眼睛和罪恶的肉体之下变成了一张床。实际上是在六只眼睛之下。我开始吃桃子，把它吞咽下去，好让它成为一桩秘密。 上一次坐车，那只梨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回到家里时，母亲问： 你哭了吗？ 是的，我哭了。 一只狗，在垃圾桶那里转来转去，从林荫大道一直跟着我到面包厂，我说。 妈妈说： 它在发情，你吓住它了。 你只是想到发情，我嚷道，它很瘦弱，饿得变傻了。 我的心变得如此坚硬，如果撒手扔出去，完全可以把她砸死，我口干舌燥，我是那么讨厌她，当她没有任何害臊地补充说： 哦，怪不得我在外面听到汪汪叫的声音了。 外面，在干燥的夏季，每当暮色四合，从地上到空中总是不断传来蟋蟀唧唧的叫声。但没有一只狗发出汪汪叫的声音。她用一只发情的狗被吓住了来圆我的谎言。她在撒谎，以让我在迫不得已时不用再说是我的爸爸在发情，是我可能吓住他了，如果我愿意说的话。 我必须撒谎或者闭上我的嘴巴多少次，才能让我最亲爱的人儿不会遭遇到不幸，即便我恰恰无法喜欢他们？如果我希望保留我永远的恨，那么这种讨厌会把它瓦解。我接下来的恨已经在一点儿爱和一大堆自怨自艾之间出现了。我的理智已经足以让我去保护其他人了。但绝不是当我自己遭遇不幸的时候。 一天晚上，妈妈穿着夏装，衣服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珠光纽扣，屁股上有一道很大胆的开口。她将头发梳成斜三角墙状，塞上了细铁丝发夹。她将一粒焦糖放进嘴里。每当她打扮时嘴里含着糖果，她的心里就怀着甜蜜的念头。她穿上了白色凉鞋，说道： 炎热的一天过后，现在外面冷了。我到林荫大道去一会儿。 我不知道，她穿着这套紧身连衣裙是否能够钻进篱笆洞眼。她到达停车库场地时，她的丈夫正在修理电机的冷凝器。正如莉莉表达的那样，看到那道大胆的开口、她的发型以及白色凉鞋时，他一定会控制住自己的。他或许会让她待在方向盘后面，让她等他修理完冷凝器。他们在白色树干和白色凉鞋的微光中手挽着手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说： 你每天上班那么长时间，到了晚上还得去修理东西，没人会付你钱的。 怎么会呢，绝大多数路程都是我在开，他说，这样过了新年我就可以拿到奖金，否则我为了什么呢。 妈妈扬起眉毛，甚至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为他和自己切面包，尽管面包和刀放在他的盘子旁边。我们不得不自己切面包，我和我爷爷。 爸爸去世后，我妈妈理所当然地在桌子上少放了一只盘子。她的胃口还是老样子，而且看起来她的睡眠更好了。她的黑眼圈消失了。她并没有显得更年轻，但时间在流逝，她却停止了衰老的脚步。无所谓通常会使人的外表变得不修边幅，但她不是这样的人。更确切地说，她的内心变得荒芜起来，要么是因为寂寞而感到自豪，要么是因为解脱而不再有理智。不快乐，不悲伤，在变化无常的脸部表情稍远的地方。一杯水要比她更有生命力。如果她将毛巾擦干净，她就和毛巾相似；如果她收拾桌子，她就和桌子相似；如果她坐在椅子上，她就和椅子相似。我爸爸去世一年后，爷爷说： 你不是有的是时间吗，多到城里去逛逛，或许就会碰到你中意的男人。院子里的活儿可以让比我更年轻的人去做。 我要是果真这么去做，你肯定不允许的，妈妈说，我的丈夫可是你的孩子啊。 可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也是没再结婚吗？ 我没有结婚，可你的丈夫不是死在劳改营里，爷爷说。 说也是白说，妈妈不再梳三角墙头发，把屁股上有一道开口的紧身连衣裙永远挂在了衣橱里。她不想使任何人失去勇气。她将所有的好奇隐藏起来，包括对她孩子的好奇，孩子离开了家，很少回来。 爷爷去世时，我只在她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大城市。她完全可以说，我应该再多待点儿时间，我请了两天假。我的床上放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的冬季衣服，我就睡在长沙发上，她什么都没有想到。在我去车站之前，她在桌子上摆好了餐具。她在桌上放了两只盘子，一个人在吃饭，没有觉察到我只是装作不要吃饭的样子。她以前说过，如果我不饿，我就会醉心于那些我喜欢的美食。现在她也无所谓了。 四只盘子在桌上放了多年。这似乎很正常，因为我们四个人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直至妈妈向我坦白说，因为我哥哥死了，所以才有了我。自此以后，我们是五个人，我们中有一个人是从哥哥的盘子里吃东西。我不知道是谁。哥哥从没有从盘子里吃过东西。 他嘴里含着xx头，但他不再吃了，我爷爷说，我们根本没有马上意识到他不是在睡觉，他厖第五只盘子从没有放到桌上，结果连这四只盘子也没有放多久。随着爸爸的去世，第一只盘子成为多余。我离家到大城市以后，第二只盘子也从桌上撤下了。我爷爷去世以后，第三只盘子也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