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 从石狮子出发(代前言) <一> 狮子总见过吧？ 庙前的石头狮子，咧开的大嘴里含着一粒石球，孩子的小手伸进去可以拨动。母狮子脚爪下玩着一只四脚朝天的乳狮，洋溢着嬉戏欢乐。年节庆典里的狮子，披着一头卷发，睁着一对大眼，在锣鼓阵中且舞且逗，憨态可掬。 少年时曾经和一个天真的西方人经过这样一个庙前。他摸着石狮问道：“这是个什么动物？” 我吃了一惊，“狮子！没见过呀？” 他吃了一惊，“狮子？这是狮子？” 隔着一座安静的石狮，我们惊讶地望着对方，为彼此的惊讶而惊讶。什么地方出了错？“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的道理我已懂得，那么出问题的是“物”，还是给予物“谓之”的“名”？ 多年之后，在德国一个开满了野花的农庄里读晚清文章，读到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描写他所见到的狮子： “丙午夏四月，余偶客于沪，适马戏至，遂往观之。戏所在虹口，结竹为屋……虎犹可见之物，狮则不恒见，其首类犬，色黄微黑，毛蒙茸覆面，颈以下毵毵披拂。后半全类牛，惟尾端稍大，盖与图画相传五色烂斑者，殊不类。” 头像狗，身体象牛；初识真狮子的读书人显然意外极了：这哪是他所熟悉的狮子摸样？如果所见是个石雕，他就有权利怀疑这犬首牛身是否扭曲了狮子原型；或许庙前那卷发大眼的石狮才是写实。但是他见到的是一只活生生的狮子，告诉他那“五色烂斑者”不是真相。 中国没有活生生的狮子，所以庙前画里、锣鼓阵中的狮子是走了样的狮子。然而走了样的狮子并不是谎言，因为它是图腾，既是图腾，当然就无所谓走样不走样，毕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不能以谎言不谎言去衡量、去理解。中国的狮子和龙，和麒麟一样，载满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想像，尤其是对不存在于本土的陌生的事物的想像。而在任何对“他者”的想像里，都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对“自己”的投射。 我不满足于想像，不管那想像多么悲壮美丽、多么大义凛然。古人告诉我：要“读万卷书”，可是，古人不能告诉我那万卷书里有多少是想像、多少是谎言。所以我“行万里路”。到最后，鞋子走破了，头发走自了，也不过是从庙前的石狮子出发，安静地出发，去寻找去认识那活生生的真狮子。看见真狮子之后才知道石狮子是怎么一回事，也才逐渐地明白：图腾、谎言、真象，虽然互为表里，却也有着不容否认不可忽视的差别。 你肯定见过狮子，但是你见到的是哪一层意义上的狮子，我可不知道。 <二> 曾经跟孩子们讲过这样一个童话。一只心高气傲的小狮子听说人是最坏的动物，于是出发去找人，想给人一番教训。 路上碰见的第一动物有长脸大耳短腿——四条腿。“你是人吗？”狮子大声吼着，树林的叶子抖落。 长脸大耳短腿的动物垂下头，满嘴白沫口齿不清地说明自己是一头驴子，一头倒霉的驴子，被人饿了三天之后还差点打断了腿，现在叛逃了出来。“人是最坏的动物，”它控诉。 小狮子要为驴子复仇，于是一前一后结伴同行。紧接着碰到的动物背上有一个巨大的肿块。“你是人吗？”狮子大声吼着，震落了树林的叶子。 背着肿块的动物声泪俱下，它当然不是人，它被人凌虐得奄奄一息。“那儿连撒尿的自由都不给，”骆驼愤愤地说，翻起它的嘴唇，“人是最坏的动物。” 最后终于碰到了一个用两条腿直立而行的动物，吹着口哨。驴子和骆驼已经吓得哆嗦，躲到树林里去了。狮子大吼一声，“你是人吗？”叶子落了一地。 那两条腿的动物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个木匠。” “哦，不是人。”小狮子有点儿泄气了，但还是问了一句，“木匠能追兔子吗？” 木匠说，他不会追兔子，但是能做挡风挡雨的房子，如果狮子愿意，他可以马上做一个送给它。小狮子骄傲地点点头。木匠卸下背上的工具箱，乒乒乓乓敲打起来，不一会儿就制成了一个长方型的大木盒。他对小狮子说，“得量身材，请跳进去试试。” 狮子一跃而入。 木匠说，“趴下来，把尾巴也收进去。我要试试盖子密不密、透不透气。” 狮子趴下，将尾巴收进盒里。 木匠将盖子盖上，四周敲下钉子，敲得乒乒乓乓的，很用力气。 那木盒子里真盖得极严密却又透气；木匠把木盒连同狮子卖给了马戏团。 驴子和骆驼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要决定何去何从了，驴子说，“其实跟人在一起，有水喝有料吃，虽然不自由，日子还是能过的。” 骆驼说，“那些叛逃在外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还是跟人走吧。” 木匠就把工具箱绑在骆驼背上，骑上驴子，得意洋洋地上路了，吹着口哨。 我猜想，那马戏团和狮子后来辗转到了上海。 <三> 有点儿郁悒。每次在中国大陆出书都不得不说明：这本书的文字经过删减，有些文字则根本全篇撤下，不留痕迹。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努力，删得可能更多。也就是说，这书也是个石头做的石狮子，你听不见它的吼声，使叶子震动而统统落下。 但是自己的时代，自己明白。图腾、谎言、真相，如何识破，如何理清，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1998年8月2日 1.辑一 在受难路上 1.辑一 在受难路上 第1节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她隆起的肚子。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 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让自己的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飞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装的警卫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后座牙牙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骑着脚踏车，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到马路上去骑！” 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亲了一下。她正在扯他的裤管。 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是什么气息与瑞士如此不同？椰树的长叶在风里婆婆。天气热，人的穿着就显得随便；穿着汗衫的男人脚上趿着凉鞋，着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夏装裸露着胳膊背脊。出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车在人群里撞来撞去，小孩哭着叫妈妈…… 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 来接我们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都是垃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碧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撞上啦！”话没说完，已经“碰”一声撞上。卡碧回头说：“笨蛋！” 小卡车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碧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你到底走不走？” 那位正在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碧按了按喇叭，卡车才慢慢让了开来。 “我已经付了两百契可，你怎么又算进去？” 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 “两百契可？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为所动。 “一个女人。” “谁？” “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是谁守柜台就是谁。你自己去问——” “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 我们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束的事了。 清晨，还留恋着温软的枕头，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嚣张，不得不起身。从四楼的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是没有人动手。不久，来了一个警察，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晓得说了什么神奇的话。 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撤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 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 “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邻居……” “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往……” 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一把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口，露出浓密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肤大眼、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家东西最便宜——”。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 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 “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 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方了。” “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丈夫吗？” “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来。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放出一只鸽子，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 “五百块美金，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撤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 “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冷的距离。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1987年9月 第2节 在受难路上 阿拉伯人，坏哟！ 卡碧趁着母亲走开的时候对我说： “你知道刚才我妈妈偷偷摸摸说的是什么？” 我当然不知道。卡碧的母亲有七十多岁了，全身关节炎，走路都很费力，却还勉强到旅馆来看我。 “她说，”卡碧忍不住的笑，“她说，你长得很好，不需要什么整容手术嘛！你知道，她一辈子没见过中国人；不久前以色列电视上介绍北京，说有许多中国女人去割双眼皮、隆鼻，把脸弄得西方一点。你不觉得妈妈进来时猛盯着你看吗？” 老母亲又进来了，卡碧扶着她缓缓坐下： “你们真的要去约旦河西岸吗？你劝你的朋友别去吧！危险哪！那些阿拉伯人会往你车子丢石头木棍。阿拉伯人坏得很哟！” “以色列人就不坏吗，妈妈？我们对街那四个阿拉伯人叫谁给打伤的？”卡碧反驳着母亲，回头对我解释：“几个阿拉伯年轻人从西岸到特拉维夫来打工，四个人合租一个房子。那些犹太邻居先是恐吓房主不许把房子租给阿拉伯人，房主不听；上个星期，有人纵火把房子烧了，阿拉伯人逃出来还被人围殴、毒打……” “他们本来就不该来这里！”老母亲插嘴辩论，“他们都是带着仇恨进来的……” 卡碧不理母亲，继续说：“更过分的是，涉嫌纵火伤人的一个犹太人居然被保释了，你说可不可恶？” “女儿！女儿！”老妇人摇摇头，“别让人家说你是个阿拉伯人的伙伴！” 特拉维夫的老市场，就像淡水的菜市场；水果蔬菜一筐一筐的摊开在木架上，鸡鸭猪肉一条一条挂在铁钩上，沾着羽毛的笼子里还塞满了肥胖的来亨鸡。贩夫走卒都是阿拉伯人。男人有着厚实的肩膀、黝黑的皮肤，大声吆喝着，招来顾客。十二三岁的男孩，眼睛又圆又大，守着一篓西瓜，默默的看着攒动的人群。一个脸孔干瘦的女人，穿着拖地的黑色布裙坐在地上，头上罩着白巾，只露出瘦削的鼻梁与漆黑的眼珠。看见一个外国小孩过来，她突然一手抓起篓筐里的鸭子，枯干的手掐着鸭脖子，猛然把鸭头凑到孩子鼻尖上去。鸭子拍着羽毛挣扎，孩子“哇”一声大哭起来；女人“嘎嘎嘎”疯狂的笑起来，像童话里的女巫。 贩夫走卒是巴勒斯坦人，荷着枪的士兵是以色列人。在讨价还价的嘈杂声中，在鸡鸭葡萄青菜的竹篓之间，在妇人的香水与男人的汗臭味之间，士兵荷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清真寺 安静的清真寺，庭院空旷的迎着黄昏的阳光。梁柱的阴影中站着一个人，一个赤脚的人。我见过那样的赤脚，不是经年累月在鞋袜里、只有在游泳池畔才看得见的白皙鲜润的光脚，是那种不知鞋袜为何物、踩在滚烫的纱上也陷进田埂的粘土中的脚，消瘦，露着骨骼的结构。 “我从迦萨来这里朝拜，”赤脚的人说，“你听说过迦萨吗？” 是的，迦萨，本来是个人口近五十万的埃及小城；在1967年的6月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现在，和约旦河西岸一样，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在迦萨找不到工作，活不下去了，所以来特拉维夫试试。跟以色列人……”赤脚的人敏感的看看四周，继续说： “你等着瞧吧！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受气的。” 伯利恒的小兵 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在一个马槽里。原来是马槽的地方现在是一座雄伟厚实的教堂，教堂的对面，是一座清真寺。扩音器拴在寺顶，传出挽歌似的吟咏，以极凄苦悲哀的调子呼唤人们，又是朝拜的时刻了。 在如泣如诉的吟咏声中，从头到脚包着白巾白衣裤的阿拉伯人纷纷走进寺门。一个大眼睛的少年骑着一头灰扑扑的大耳毛驴，“踢踢踏踏”走过教堂与回寺之间的广场，转进一条石板路的小弄，驴的蹄声响满小巷。 以色列士兵在广场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近时，看清是两个年轻而英挺的男孩子，露出洁白的牙齿对路边的小孩笑笑。 较矮的一个长着浓眉黑眼，带点稚气，像株健康的小青树。“我们军人奉命不能对外人发表意见的，”他说，可是又忍不住似的聊起来：“快要期末考了，偏偏轮到入伍，真糟。没办法啦！” “伯利恒还好，你们别到西岸的希伯伦镇去，那儿的巴勒斯坦人对所有的过路车子都丢石块。” 沙漠里的青菜 希伯伦镇，只是灰扑扑的沙漠中一个灰扑扑的小镇。以色列政府鼓励犹太人移民到西岸，试图把西岸逐渐“犹太化”。年轻的犹太人携着妻子、年幼的子女，抱着垦荒的兴奋，进入阿拉伯人的领域中建立小小的犹太区。首都特拉维夫的房租他们或许负担不起，在这里，他们却可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能在贫瘠的沙地上呵护出一小片菜园，看绿芽的抽长。 然而犹太人是占领者，阿拉伯人是被奴役者。沙漠中也许可以长出青菜，仇恨中却长不出和平。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女人被杀了，一岁多的孩子在尸体边哇哇大哭。 然后以色列士兵愤怒的冲进阿拉伯人区逮捕年长的，殴打年轻的，还枪杀了几个人。阿拉伯的少年，长年失业失学，住在贫民窟中，生命中唯一的乐趣与希望就是往以色列的军车丢石头、吐口水。 我们的车子经过灰扑扑的希伯伦镇，停了下来。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站在破旧的木梯上。她转过脸来。啊，那么大的、美丽的眼睛，流着眼泪；她在叫“妈妈”。“妈妈”到哪去了呢？一个幼小的女孩孤单的站在一个木梯上，木梯倚着斑驳的古墙，远处传来炮火隐隐的震动。 有马的嘶叫声。一个白巾白袍的阿拉伯人骑着马从我身边擦过。马走得很慢，阿拉伯人流着汗，一脸焦躁。 走过来一个以色列军人，全副武装把他的背压得垂下来，他问我们是否能让他搭便车；我们要去加利利海，耶稣曾经走在水波上、信徒曾经在那儿捕鱼为生的加利利海，士兵要去北边与黎巴嫩交界的战区。我们可以同行一段。“昨天有两个巴勒斯坦人在边界的河流里冒出来，被干掉了。”士兵一边说，一边解开胸扣，喘了口气，“今天的报纸也登了，所以不算秘密。” “不，我并不觉得我是侵略者，压迫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镇执行任务，我觉得就像一个警察在维护地方治安罢了。” 可是，以色列占领着巴勒斯坦的土地，统治阿拉伯人的生活，把阿拉伯人变成以色列的下等国民，这就是占领，就是压迫；你这个荷枪的士兵就是一个压迫者、统治者的代表，不是吗？ “让我老实告诉你吧！”士兵脸红起来，激动地说：“梅厄夫人已经说过，以色列有两个选择：遵守国际道义来争取国际同情，那是死的以色列；受国际唾骂谴责，是活的以色列。告诉你，为了要活下去，什么压迫不压迫，什么国际舆论，去他娘的！这是个你死我活的世界，你知道吗？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你知道吗？” 怜恤的人有福了 淡淡的天空俯视起伏的山峦，层层叠叠的山峦环抱着一泓清澄的湖水，远看湖水，像一碗凝固了的、珀绿色的爱玉冰，在一个没有风的下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边撒网……” 一个满脸胡须的渔人弯腰扯着鱼网，正要把落在网中一条肥美的“吴郭鱼”抓出来，犹太人称这种鱼是“圣彼得鱼”。就是这样的两条鱼，还有五条面包，耶稣喂饱了几千个人。在加利利海的深水里，雄鱼把卵含在嘴里孵育，小鱼孵化之后，父鱼仍旧把它们含在嘴里抚养。名叫彼得的那个渔夫就在这鱼的嘴中发现了一枚金币。 在湖边一个布满岩石的山丘上，那个济弱扶倾的耶稣曾经面对千百个聚集的渔人、农夫、信他的与不信他的人，用沉重的声音说： 哀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称神的儿子。 为道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断岩残壁处，是耶稣曾经布道的地方；就在湖边，茂盛的油加利树将浓密的叶影投射在平静的湖面上。 离开加利利海的公路上，一辆联合国派遣的军车与我们擦身而过；军车上有一尊闪亮的大炮。 国际新闻如是说 一名巴游分子乘着滑翔翼进入以色列驻军区，用机关枪扫射，杀死六名以军。 一辆以色列军车辗死四名占领区中的阿拉伯工人。军方强调纯属意外车祸，当地居民及目击者却宣称“车祸”系蓄意制造，是有意杀人。 为了调查滑翔翼事件，以色列士兵深入巴勒斯坦难民营搜索嫌疑犯，至今已逮捕了近千名巴人。 阿拉伯人暴动，以石块、水泥砖块攻击士兵，士兵先以催泪弹驱逐，然后回以实弹。陆续已有二十三名阿人死亡。 一名阿拉伯妇女被以色列士兵枪杀。 当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十字路口，一名年仅十五岁的阿拉伯少年将车门拉开，取出小刀欲刺车中士兵，士兵开枪，少年当场死亡。 迦萨地区的阿拉伯律师指称，以色列军方以电击手段，迫使被逮捕的阿拉伯人认罪。一名十七岁的阿人被释放后描述被施电刑经过，但是军方断然否认。 世界人权组织发表去年年度报告，指控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对儿童施以酷刑。以色列监禁不足十二岁儿童，加以毒打，甚至电击。 以色列军事法庭已判决将九名巴人驱逐出境，引起国际哗然。英国外交官批评以政府不人道，奥国总理要求将以色列自“国际社会组织”中除名以为惩罚，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以政府收回成命。但在二十年的占领记录中，以色列从未将已判驱逐令更改。 以色列工党领袖兼外交部长佩雷斯，一向是开放派的发言人，这次也支持强硬政策。他说：“以色列法律废除死刑及驱逐，根本没有重刑可判，所以只好用阿拉伯人自己的法律来处分他们。阿拉伯法律中是有驱逐一刑的。” 马铃薯的味道 我们登上一个小坡，视野却突然展开千里。荒荒大漠，一片干燥的土黄色，只有村落人烟处感觉得到一点绿意。“你们从绿地里来的人，会觉得这儿到处是沙漠，”四十岁的智亚说：“我们生长在沙漠中的人，却觉得这儿好绿——比起从前。每一寸绿都是我们努力出来的。” 智亚，是佩雷斯部长的女儿，一个教育学博士。上午，她很骄傲的展示了她一手建立的儿童教育中心：最新的教材、最完善的设备。卡碧不怀好意的在我旁边耳语：“想想看，西岸难民区的阿拉伯儿童，连自来水都没见过呢！”“劳工党是希望撤出占领区的，把土地还给阿拉伯人。”智亚说，“可是保守派势力太大……” 眺望着沙漠，智亚说：“喏，那就是西岸了。你看那边有一带田地，种的马铃薯好吃极了。” 可是正统犹太教的人并不在乎马铃薯的味道。他们说，圣经上写的，第七年不能耕作，必须休息，所以以色列的农业必须停摆一年。其他的人恐慌了，停一年，吃什么呢？折衷的办法，是把田地租给外国人去耕，那就合乎圣经指示了，皆大欢喜。可是，现在又有正统派人士说，让外人耕是虚伪、欺骗，因为外人种出来的粮食还是让犹太人吃掉，犹太人不应该吃那土地上第七年长出来的东西。 “猜猜看这些白痴在国会建议什么解决办法？”卡碧的眼睛在冒火：“他们建议把以色列出产的麦子卖给美国，然后再向美国买麦子回来吃！你说疯狂不疯狂？” 哭墙通往“受难路” 只有这么一堵白墙残留下来。白墙前立着黑色的人影。一身黑衣墨帽的犹太人面对墙，合掌抚墙；默然低头的片刻，几千年骨肉流离失所的痛苦都融人墙的阴影中。执矛枪的罗马百夫长曾经是犹太人的统治者，按着煤气房开关的日尔曼人曾经是犹太人的迫害者。湿润的哭墙上至今没有青苔，只因为人类的眼泪太咸了。 耶稣当年想必也看过，绕过这堵白墙；一条古道刚刚被发掘出来，古道蜿蜒，可以通到“受难路”，形容枯槁的耶稣走向十字架刑场的小路。 小路仍旧是条石板路，夹在两边庙堂的阴影中，路上往往只偶尔露出细缝似的阳光。 “犹太长老们认为耶稣使死人复活，纯粹是异端邪术的魔法，便召开法议大会来商讨对策……犹太人担心若是救世主风波一再扩展下去，罗马帝国可能派兵前来干预，后果不堪设想；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 “于是他们张贴了四十天布告，通知全体民众，任何人一旦知道耶稣下落，即应通报政府派兵捉拿……” 罗马人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迫害耶稣；日尔曼人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迫害阿拉伯人…… 耶路撒冷吹起了羊角，鸣呜的声音里透着哀伤，是犹太教人在庆祝他们的万圣节；从另一个角落里传来基督教堂的钟声，“噹噹噹”敲醒时间；清真寺那哀切的呼唤声也低回了起来。耶路撤冷笼罩在一片祈求的声音里。 黄昏的颜色越来越暗，我的脚踩在石板路上，觉得这条路越走越长。天已经黑了下来。 1987年8月 第3节 走过疲惫的巴勒斯坦 1993年 9月20日上午11点，法兰克福机场 还不曾踏上以色列的国土、还不曾见到一个以色列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在诺大的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你手里握着往以色列的机票，却找不到划座位的窗口。没有。 前往以色列的旅客，提着行李和机票，必须在机场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先通过护照检查，然后顺着一个专用走廊，走向更隐蔽的角落。沿路全副武装的警察，使你觉得背脊发麻。 长廊尽头，行李经过仪器检查，之后还要打开。每一个皮包中的皮包，每一只塑料袋里的塑料袋。“这个，”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有点尴尬的说，“是死海里的一撮沙。” 进入另一段走廊，没有拥挤的旅客，脚步的回声很响，前面转弯处有一面暗色的玻璃窗，走近了，才看得清楚，面对着你的脸是一架瞄准了的自动机关枪。 回回转转深入地下，走下电梯，有人检视你的机票，在武警的身边。这才到了大厅，行李再搜检一次：盥洗包打开、粉盒打开、电脑盒打开、照相机——请你按下快门一次；小皮包、中皮包、大皮包……然后再进入帘幕后，再度搜身。 这个时候，才开始check-in，划座位。吸烟、不吸烟；靠窗、靠走廊——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候机室里特别的安静，没有一般旅客的喧哗骚动，武警手搭在机关枪上，在角落里徘徊，眼睛在搜寻。一切都很不正常。 和巴勒斯坦人签和平协定，无非是想让以色列人脱离土拨鼠的生存方式，让划机票的窗口明明亮亮的搬到地面上去吧？！ 9月21日上午11点，以色列国会大厦。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以色列自1948年立国以来最重大的议题、最关键的一刻——决定生存的一刻：129位国会议员开始三天的辩论，然后投票决定是否支持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所签的和平协定。 近11点，议员纷纷入座。天气热，多数人穿着短衬衫，露出手臂和胸膛上的毛发。长得粗壮的国会议员那种架势和计程车司机相差不大。总理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倒是西装笔挺，坐在马蹄型会议室的中心，像两个老谋深算的绅士。 11点，全体起立（我的天，要唱国歌吗？）原来是以国总统魏斯曼来了，在二楼记者席的一个角落。坐下。 闹哄哄的。各国记者在楼上走来走去，议员在楼下走来走去。总理拉宾上台了，开讲了，闹哄哄很慢的沉淀下来。 国会外面，反对和谈的团体正在积极准备和拉宾对话的四天群众大示威，就在国会对面的玫瑰山。和阿拉伯人誓不两立的犹太人指控拉宾是卖国贼，置以色列于死地。昨天晚上，拉宾还对记者说： “我是个军人，还是个国防部长。相信我，两万还是四万个示威者的呐喊，还远不如一个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的震撼……我是一个经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知道这是一个机会，虽然也是一个危机” 站在讲台上的拉宾头发银白、举止温驯，让人看不出他曾是1967年那个使万骨枯毁的英雄将军，由浴血将军来谈母亲的眼泪，更凸显一个以色列人心路历程的曲折回转。“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的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了，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我们深深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守卫，他们攻击。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并不会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美丽动人的辞藻，可是拉宾是就着稿纸逐句诵读的，而且是面无表情、声调平坦的和尚念经似的诵读，他显然是个糟糕透顶的演说者。但是当下面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对他叫骂的时候，你就知道，和尚念经也是拉宾的策略：他显然决定不顾一切的把稿子念完。叫骂随他叫骂，他假装没有听见，在此起彼落的叫骂声中，继续面无表情、声调平坦的逐句念下去…… 以色列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手势多的民族。议员对着拉宾挥手顿足的抗议，又引来了立场不同的其他成员挥手顿足摇头晃脑的大声回骂，主席在闹声哄哄中不断呼吁敲着“惊堂木”，像叫骂声的伴奏。拉宾念经式的演说就在一团乱哄哄中结束。 圈在安全玻璃后面的一般民众席上，却突然传来闷闷的敲打声。两个十来岁的阿拉伯少年扯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奋力拉开，展开在玻璃上。警卫三步两步的冲下来，扯下国旗，把少年架走。 “你看吧！你看吧！”反对和谈的议员指着楼上的骚动，证明给拉宾：敌人就在我们背后。 拉宾坐下，反对党的领袖内塔尼亚胡站上讲台。大概反对一般比执政容易些，这家伙就不用讲稿，他语调高昂的指责拉宾政府：和约势必最后导致巴勒斯坦建国，成为以色列心腹大患；和约等于背弃了几十万的犹太垦民，他们将成为阿拉伯人的猎物；耶路撤冷圣城可能被巴勒斯坦人分割……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也在一片抗议叫骂声中进行，只是叫骂声这回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向——执政党工党议员。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超过了拉宾所用的半个小时，长到45分钟的时候，外交部长佩雷斯受不了了，摇摇头，站起来走了出去。工党有人大声说：你怎么可以讲得比总理还长。反对党领袖说：这是他的权利，对不起，拉宾也可以无限制的讲，是他自己决定不那么做。反对党领袖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拉宾摇摇头，站起来走了出去。有人大声骂：人家总统先生还坐在那里，总理怎么可以走了？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 下午一点，一片乱哄哄中，反对党领袖走下了讲台。 这将是一场三天的辩论，够呛的。 9月21日晚上6时。天色已黑。国会大厦外玫瑰山。 《耶路撒冷邮报》上刊出全版广告： “国会将举行三天辩论，我们将举行四天示威。 让人民自己决定！ 以色列已深陷危机！” 6点钟，黑夜已经降临。接近国会大厦的路线全部管制交通，到玫瑰山必须弃车跋涉。 这是一场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示威大会吗？看起来倒像个欧洲的嘉年华会。一个帐篷接着一个帐篷，桌上摆着宣传自己信念的刊物。卖棉花糖的、冷饮的、面包三明治的，忙碌的做着生意。那里传来烤肉香味，和扩音器传出的音乐，在夜空中织出一种祥和的气氛。拥挤的人群（据估计有七八万人），不是面露凶光的光头少年，也不是撑黑旗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面容削瘦的矿工。绝大多数，是拖着长裙的母亲，手里提着食篮，裙边围着五六七八个高高矮矮的小孩，一脸胡须的父亲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婴儿正咕咕的和自己说话。 一家人找到草坪上一个小角落，挤挤靠靠坐下来，开始野餐。 10个犹太男人聚在一起就开始祈祷。 “他们一天要祷告三次。”一个带美国口音的老人说。 他叫约翰，是个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孩童时和父母因逃纳粹到了南美，而后美国，而后以色列。 “我是以色列人，这是我的家。” “你为什么反对以阿和约？” “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在圣经上写着这是神给我们的家园。我们第一次被放逐了70年，第二次被放逐了两千年，现在我们回来了，我们死也不走的。” “那在这儿也生活了好几百年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 老人瞪我一眼，很决断的说：“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个东西。巴勒斯坦是我们的。他们是阿拉伯人！” “好，随你怎么说，你说这些阿拉伯人该到哪里去？” “世界上有20来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他们都是兄弟，让他们去约旦、去叙利亚、去伊拉克、哪里都可以，就是得把这块地给我们留下来。我们是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犹太国家，就是以色列，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可是你不让出你占领的土地——” “没有占领这回事——”老人愤愤打断我，“没有占领，那些地方是神给我们的地方。” “好好好，”我挥挥手，“你宁可继续活在战斗和恐怖手段的阴影下？你的下一代也是？” “对，”他脸向着天，肃穆的说，“我当过兵，知道怎么用枪。必要的时候我不会吝惜一颗子弹。我的下一代也一样。” 随着甜美的音乐，顺着嘻笑的人群，经过一个帐篷，一个年轻人身上背着一管长枪。 “你背这枪干嘛？” “杀阿拉伯人，”年轻人轻快的说，“因为他们要杀我们。” 钻出帐篷，差点撞上一个大牌，大牌上画着阿拉法特和拉宾握手的卡通像；两个人的手掌都淌着鲜红的血——“拉宾是张伯伦、阿拉法特是希特勒！” 什么角落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路透社的机器滴滴哒哒打出此刻发生的事情：迦萨走廊36岁的穆罕莫德·夏马，一个活跃的阿拉法特支持者，在庆祝和约聚会回家的路上，被杀手用机关枪射杀，当场死亡。 大约就在我和老人谈话的同一时刻。 9月22日上午10点，国会大厦 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的镜头使全世界屏息注视。这两个人的握手究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以色列国会马拉松式的三天辩论，人们说是立国以来最重要或是最危险的一刻，原因在哪里？把以色列今天面对的情况，用中国人的理解来看，以色列国会议员面对生死关头的决定，表现算相当收敛而理性。 今天是辩论第三天早上，原来已经开溜的议员——有一度会议席上只剩下七个人和记者，又纷纷涌回来，等待最后的时刻。最后上台的是外交部长佩雷斯，也是以巴协定的幕后主脑，他采取了和拉宾截然不同的策略，演说时慷慨激昂，而且毫不留情的指着前任总理夏米尔（属保守的联合党）的鼻子，指责后者言行不一致，因为夏米尔执政时曾经和巴解组织代表见面，并不曾抗议巴解代表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辩论中许多感情冲动的互骂也使一个中国人觉得熟悉。以色列人常年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在“汉贼不两立”的坚持上与过去的台湾颇为相似。大辩论中从右派角落不断传出“卖国”的叫骂，和在台湾流行的“台奸”、“出卖台湾”的意识形态基础差别也不太大。 此外，四百多万人口的以色列觉得自己被大于自己两百倍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所包围，那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容易令人联想起台湾和大陆的紧张。在许多右派议员的观念中、将耶利哥和迦萨走廊还给阿拉法特，等于给弱小的以色列定下了任人宰割的死刑。有一天，耶路撤冷将被吞掉，以色列人将被阿拉伯人赶入大海。 在激动的叫骂抗议声中，佩雷斯结束演讲。骂声很大，但是没有人敲桌子、丢椅子，没有人冲上讲台，没有人讲脏话。有的只是面红耳赤、比手划脚、大声嚷嚷。 这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投票结果公布了：61票赞同，8票弃权，50票反对。执政党可以松一口气，虽然只是区区61票（其中还有5票来自阿拉伯裔议员，也就是说，投赞成票的犹太人只有56位）。 这个投票过程，也令人产生类似的忧虑：以色列小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运作是透明的，在某个程度上，也就有“敌暗我明”的弱点，庞大的阿拉伯国家却有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包括伊拉克的哈珊、伊朗的宗教执政者，都不会用议会来决定政策。 台湾，应该擦亮了眼睛仔细看看以色列。 9月23日，约旦河西岸 耶路撤冷中央车站斜对面有几个站牌，等车的人不是形色匆匆赶着上班购物的现代都市人群，而是拖着及地长裙、抱着婴儿的女人和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专门开往屯垦区的车站。 巴士来了，看起来像一般的公车，开着冷气，但是你知道，这车有特别的玻璃窗，它是防石头的。犹太人屯垦区深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士要经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巴勒斯坦人的村庄。1987年“因地发打”爆发之后，这些来往屯垦区的汽车就成为石头和子弹投射的目标。 在司机背后的位子坐下；司机正在收听国会辩论的广播。以色列人生活着呼吸着政治，驾驶入倾听的不是轻松的音乐，而是新闻，无时无刻不竖耳听着新闻，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方式。 穿着草绿军服的士兵在我身边坐下，一双手扶着黑色的机关枪。 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有110万的巴勒斯坦人，10万犹太人。这少数犹太人群聚在一个个屯垦区的据点，有的，是为了想远离城市生活方式而来到沙漠里，多数，却是为了一个宗教理想而离群索居，譬如在另一头等候着我的简妮和耶和华。 公车走在寂寥的路上，两旁尽是石砾沙漠，寸草不生的贫瘠沙地。阿拉伯人的村子也毫无绿意，由石头房舍构成，好像是沙漠的一部分。汽车在兵营前停车，让士兵下车，继续单调的行旅。到了第一个屯垦区，女人抱着婴儿下车。屯垦区四周围用铁丝网围着，大门有士兵守卫。这是狼群中的绵羊圈？ 到了kochav hashachar屯垦区，在离开耶利哥20公里的沙漠里，耶和华的两个孩子在车站等着我——三岁的瑞贝可和一岁半的罗丝。瑞贝可领路到了她家，见到她另外6个兄婶。耶和华有8个孩子，他们隔壁那一家有12个，对面那一家有6个；这个屯垦区有130家，总共大约有五、六百人口。 “犹太教鼓励多生孩子，越多越好。”简妮抓着一把生菜，随手甩在桌上，开始切青椒，“而且我觉得，犹太人要壮大，必须先要增加人口。经过纳粹屠杀，我们人少了那么多，所以我们要努力多生……” 简妮是个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性，但是她开口闭口说的是“我们”如何如何，不是“我”。 “为什么离开美国？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土地，这里的人才是我的民族。为什么来到沙漠？因为我觉得都市人口太多对以色列的发展是不好的，我们的国家需要往乡村扩展，求取城乡平衡，我做的是我认为以色列最需要的事……” 一个流鼻涕的孩子正在嚎啕大哭，一个拿着画笔在桌面上涂鸦，一个坐在马桶上喊没有卫生纸了，一个正和另一个抢什么东西扭成一团……简妮将一盘烤焦了的鱼端上桌，10个盘子里分别放进一小片，再丢上一小撮生菜。果汁冲了大量的白水，只有一点点果汁的意思。八个孩子大大小小陆陆续续的入座，有的用爬的，有的用坐的。 现代的女性讲追求自我，简妮，你的“我”在哪里？“在孩子、在信仰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我们只有‘我们’没有‘我’。你知道每个星期五在耶路撤冷街头穿上黑衣服的女人吧？” 知道。参加和平运动的妇女，每个星期五，一身黑衣，立在街头，抗议以色列的占领政策，她们要求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和谈，停止杀戮。 “对，可是这些女人代表的是犹太人的少数；她们多半是大城市的现代妇女，要嘛就是单身，要嘛就只生两个孩子，想想看，”简妮扯来一块抹布擦桌上正打困流下来的果汁，“10个黑衣妇女只代表10个犹太人；10个屯垦区的穿长裙的妇女，譬如我，代表的可是身后80个犹太人——我们才是犹太人的大多数……” 而这个犹太人的“大多数”认为：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是神赋予以色列人的契约，地契白纸黑字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 圣经里的白纸黑字作为二十世纪生活的依据？不是教徒的你睁大眼睛迷惑的看着这个犹太人。 简妮不急着清厨房。“一个有8个孩子的家，必然是脏的，如果作母亲的把精力放在孩子上而不放在打扫上的话。”她在搬盘子；这一叠，是不能沾到任何奶品的，那一叠，是可以沾奶品的。沾过奶品的不能再装肉，装了肉的绝不能碰奶品。因为圣经说的，你不能用牛的奶煮牛的肉……。 她把奶盘子和肉盘子仔细地分开，你突然灵光一闪的大悟：是了，如果连碗盘的分类都得以圣经的白纸黑字为依据，那么土地的归属也以神的意旨为根本定义，实在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她不是狡猾地以圣经来自圆其说，她确实死心塌地地相信圣经里每一个字。 沿着屯垦区的铁丝网走一圈。 “搭铁丝网以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很久。反对搭网的说：把自己圈起来，等于承认，圈里的土地是属于我们的，圈外土地是属于阿拉伯人，这是自打耳光。主张建网的人当然认为这样比较安全，甚至网上应该通电，防止阿拉伯人偷袭。后来，有人说，搭铁丝网只是为了避免阿拉伯人的驴子和山羊闯进来踩坏我们的草地——这么一说，铁丝网案就通过了。” 耶和华从城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他伸出右手；他和我和气地寒喧，对我伸出的右手却视若无睹。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和我握手？不能解释吗？ 夫妇俩顾左右而言他，有点儿尴尬。好，我明白，这又是奶盘子和肉盘子的问题。（第二天，以色列作家葛仁向我解释：传统教派的犹太女人在月经过后一个星期，必须经过一个净身仪式，然后才可以和男人接触。也就是说，传统教派的犹太男人根本就不和女人握手，因为他无从知道这个女人是否已经过那个净身仪式。） “以色列政府背叛了我们！”耶和华和一家九口陪着我到车站，“耶利哥还给阿拉伯人，耶利哥的界线在哪里？我们这个屯垦区究竟属于阿拉法特还是属于以色列？政府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安全？阿拉伯人现在要有他们自己的警察了，你知道吗？他们的警察原来都是恐怖分子，你听过恐怖分子如何保障人权吗？” 只有一套盘子吃奶也吃肉的葛仁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屯垦民可以决定离开垦区，迁回以色列，要继续留下去就得承认自己是巴勒斯坦国的居民，接受巴勒斯坦国的法律。我们以色列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是以色列籍，遵守以色列的国法呀！那些屯垦民如果既决定留下来又不肯接受巴国的法律，那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十三年前，我们在政府的号召下为了以色列的前途来到沙漠中。”简妮抱着一个小的，裙子两边拖着几个大的，“现在政府却将我们抛给狼群。我们撤下种子，让青草在抄漠中长出来，屋前每一根草都是我们用手种出来的，现在，教我们到哪里去呢？” “我们哪里都不去！”耶和华闷闷地说，“这是神许给我们的地方。我们死也死在这里。” 巴士在夜色中驶向耶路撤冷。因为没有任何树遮住视野，所以月光特别亮，照着整片约旦河谷，沙漠在月光下发着白色的光，异常地森冷。 9月24日上午，迦萨走廊 从耶路撤冷到迦萨占领区只是一百公里的路程，但怎么去呢？租辆车开去，但开着以色列牌照的车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地盘，有被乱石打死的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将车开到边界再换当地车。 公路在高高低低的沙砾丘陵上蜿蜒。出发之前，读到《耶路撒冷邮报》：审判节星期五当天清晨二时起关闭所有通往“区域”（以色列人不用“占领”这个词）的关口，因为据说恐怖份子可能在节日中有所行动，抗议以巴协定。瓦立每天早上从占领区出来到耶路撒冷工作，今早就差点不让出来。瓦立是我的翻译。 远远看到关口，瓦立就把“记者用车”的牌子放在车窗，持枪士兵检查别人的证件，挥挥手让我们过去。一过边界，瓦立就把一条头巾——跟阿拉法特头上那一块一模一样的头巾——展开在车窗上，避免那个以色列车牌所可能带来的麻烦。 边界附近有个加油站。我们换车。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将这儿当换车站。迦萨走廊，这块被以色列占领了26年流了不少血的地方，就在眼前。 沙，到处都是沙，建筑、马路、汽车、树，全都是灰扑扑、脏兮兮的。垃圾堆在路上，看得出范围越来越大。臭水沟沿着街道，骡车在沙路上轧出凹凸不平的轨迹。这是一个极端贫穷的都市，这是一个没有人在收垃圾、管理所谓公共设施的都市。 80多万战争难民住在这里，构成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联合国为难民盖了简陋的房子，但是难民营和正常市区的差别不大，都那么残破灰败。路，大多是沙或土路，披着头巾长袍的女人围成一圈聊天，就坐在土上。 前面有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坐着全身武装的以色列士兵。吉普车速度极慢，瓦立把车慢下。 “规定，”他解释，“军车不准超，会被当作挑衅的动作。” 转角，士兵在路检。巴勒斯坦人一一呈上证件。这个镜头，让我想起当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兵检查北平居民的历史。一个士兵看到我们的记者车，挥挥手要我们超车通过。 “他们不希望外人看到这里的情况。”瓦立说。 路上全是泥坑和无处可去的垃圾，家家户户的墙上，全是一种肮脏的五颜六色的涂鸦，政治涂鸦。26年沦陷生涯，壁上涂鸦显然是一种控制不住的“言论自由”。 两个星期前，迦萨人冲上街拥抱自己的邻居：迦萨要还给巴勒斯坦了！家家户户飘着巴勒斯坦人的旗帜。没有旗的人，就把自己家门、围墙、电线杆涂成旗子的颜色。许多旗子显然是赶工制造的，应该是绿色的一道竟然是青色、蓝色。 没有什么树，没有球场、没有电影院、没有市立图书馆、没有百货店、没有公共汽车：……这是一个贫穷的都市，而由于被敌人长期占领，这也是一个没有人在作公共设施和投资的都市。 垃圾的范围不断的扩大、扩大…… 索非第达（33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迦萨支部发言人） 问：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我生在迦萨难民营。后来在贝鲁特阿拉伯大学读社会学的时候，加入了抵抗组织。后来被抓了，被以色列人关了12年，今年四月才放出来。 问：迦萨的巴解组织做些什么事？ 答：现在最忙的是举办各种说明会，帮助老百姓理解阿拉法特（他今天在北京你知道吗？）的和平计划，争取群众的支持。另外，譬如说，我们得赶制国旗，一夜之间需要几千面国旗分发。反正，我们执行阿拉法特从突尼斯交代下的政策。 问：对这个以巴协议，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答：最担心的是以色列两年之后又是大患，新选政府上台不知是否还继续这个和谈政策，这我担心。 问：你自己这边的意见分裂你就不担心吗？ 答：不怎么担心。我们的激进派是少数，支持阿拉法特的是大多数。和约签定那天你看看迦萨的街道，真正是举国欢腾。我们是有民意后盾的。 问：被关了12年，你现在最憧憬的前途是什么？ 答：是建国，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国家，是尽一切力量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巴勒斯坦国。 问：对不起，这是不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因为在现有的20来个阿拉伯人所建的国家里，还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 答：那当然还只是个梦想，但是巴勒斯坦人所受的磨难压迫超过所有其他阿拉伯人——或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更努力的朝容忍、民主的方向走。 阿亚朱义（药剂师，65岁，属激进派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 问：不支持阿拉法特的以巴协定？为什么？ 答：当然反对，绝对反对。我们要全部的巴勒斯坦，不是只有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占领区而已！这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生长的圣地，是我们的，不是犹太人的，每一寸都要争回来！阿拉法特不能说，我们现在较弱，所以就妥协，要一两块地回来就算了。你要知道，眼光要拉远，我们这一代弱，下一代不见得弱，下下一代有可能强。我们这一代争不过以色列，下一代要继续作战，一代之后还有一代，永远战斗下去，一直到我们收复河山。阿拉法特没有权力因为一时权宜就把巴勒斯坦人的祖产给让出去了。 问：好，你反对这个和谈，那么你们hamas有什么提得出来可以取代的主张呢？光反对没有用吧？ 答：阿拉法特根本什么也没赚到。迦萨还给我们，可不是以色列什么善意回报。他可是因为我们的反抗太强烈了，他觉得太头疼，牺牲太大，他早想脱手了，阿拉法特还以为他得了个大奖。 说什么过渡期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自治，我们当然能自己管自己的事，你看看我们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说什么观察、什么过渡！ 问：你还是不曾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提得出什么更好的方案？ 答：唯一的回答，就是“抵抗到底”！这是我们的权利。 问：您的“抵抗”是什么意思？包括恐怖暗杀？ 答：我不称它为“恐怖”。这是我们的国土，为了夺回自己的国土而奋斗，你不能称它为“恐怖”活动。我们拒绝被占领，任何和“占领”有关的人，都是我们抵抗的目标！ 问：你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把犹太人全部赶走？ 答：他们可以留下来，做为巴勒斯坦国的少数民族。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全部的耶路撒冷——都是我们的。他们可以留下来做“巴勒斯坦人”，由我们来保障他们平等的权利。 问：也就是说，在这个土地问题上，你们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答：没有。而且任何妥协都一定会失败，你看着吧！阿拉法特这个妥协命令也不会太长。我们不会让出任何一分一寸的土地。 有人进来买药，药剂师站起身来，我伸出右手想和他道别，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悬空的手。我懂了，这又是一个拒绝和女人握手的人。 他不知道他和他的敌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 9月24日下午一点，迦萨走廊难民营 走出西药房的当时，我当然并不知道，药剂师的哈玛斯伙伴们正把刀插进一个以色列工人的后背。工人的尸体要到这天黄昏才被人发现，扑倒在一棵果树下。 走过几条灰扑扑的路，就到了难民营。 1947年，联合国分割了英国所托管的巴勒斯坦，56％的土地分给犹太人，其余给阿拉伯人。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对全世界宣布以色列的建国。同一个晚上，五国联军——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杀进以色列国界，他们要为巴勒斯坦人夺回土地，那分出去的56％必须全部抢回来。 五国联军败得很惨。当停战协定签下的时候，以色列不只占领那56％的土地，现在它占了77％。 五国联军闯入以色列国界的时候，马他只有18岁；他和所有村子里的人一样，守在家里等候阿拉伯大军赶走了以色列人的捷报。阿军溃败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不可置信，他的一家人只来得及抓取几件身边细软，携老扶小的没头没脑的往南逃，南边，是埃及军队保护下的迦萨走廊。 连夜仓皇逃难。路上听说，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阿拉伯村子里，250个村民被以军冷血屠杀。往迦萨的路上，不断有整村的难民加入。 马他在背后的家乡所留下来的，是一百平方公里大的家产：果园、牲畜、仆人，几百年好几代人建起来的家园。在逃亡的路上，他想：没有关系，仗很快会打完，我们就回去。联合国在迦萨搭起了难民营，几十万男女老少挤在帐篷里等候救济，等候回家。在这等候的过程中，以阿之间爆发过四次血腥战争，每一次战争都燃起重回家园的希望，现实却和梦想相反：每一次战争所带来的，是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一波一波的涌入迦萨。 现在的迦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356个人。躲入迦萨难民营的马他当然做梦也设想到，1967年，连迦萨也被以色列占领。到9月13日之前，他已经45年不曾见过飘扬的巴勒斯坦旗。 四五年之后，他终于知道他再也回不去老家，这难民营就是他埋骨的地方。他的9个孩子，全部在难民营中出生、长大。 “9个孩子，最小的18岁。每天到占领区外以色列那边去做工，今年4月，以色列关闭了占领区，不能去工作，已经5个多月了。赚多少钱？平安无事的时候总共赚大约一个月三千块（一千一百多美元），三千块要养我一家37个人口，不够，当然不够，但是能怎么办呢？我们一家人每个月要吃七麻袋的面粉……” “我能够和您太大谈话吗？” 肥胖胖的太太坐在地上的垫子，一双眼睛显然是瞎了。她看起来有60岁。 “你多大岁数？” “45。” “眼睛怎么回事？” “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以色列士兵闯进来，要抓走我的儿子，我哀求他们放我的孩子，后来很乱，士兵丢了个催泪弹，我的眼睛一黑，以后就看不见了。” 1987年，迦萨人开始了“因地发打”抗暴运动——民众以罢工、罢市、丢石头、丢汽油弹攻击占领区的以色列士兵。拉宾曾说过狠话，对“因地发打”的巴人，要“打碎他们的骨头！” “你有鼓励你的孩子加入“因地发打”吗？” “我是一个母亲，我爱我的孩子，我要他们好好的活着，不，我把他们锁在家里不让他们去闹事。” “您从早到晚做些什么事？” “我坐着。” “坐着？” “坐着！” “不闷吗？” “我闷得要疯了。我要一个正常的、平安的生活，我闷得要疯了。” 马他蹒跚的站起来。清真寺响起呼唤的诵声，他得去祈祷了。旁边这位亲戚还可以多谈谈。 亲戚是个穿着白袍的男人，看起来有50岁。 “你多大岁数。” “36。” “36？” “36。1956年生在这难民营里。有4个孩子。我是迦萨医院里的清洁工，一个月大约赚四五百美金。” “够养家吗？” “这么说吧！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连买面粉的钱都不够。” “哪里是你的家乡？” “这里。迦萨难民营。我的父母还念念不忘他们家乡的橄榄树园，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个难民营，没有可以想念的家。” “对阿拉法特寄以什么样的希望？” “希望孩子们可以有比较好的教育，希望我们会有比较好的医院，我在医院里工作，我知道里面的情形；你刚刚问我下了班做不做什么运动，告诉你，我运动要是受了伤，医院里恐怕连消毒的药水都没有，让你死掉。” 马他回来了，又在墙角坐下。 “让我为你们拍照吗？” 马他那像沙漠石头一样粗糙的脸，黯淡下来，“免了吧！”他说。 我收起相机。不错，这里不是个观光胜地。40年来家园，三千里山河。马他将和他记忆中的橄榄园永远埋葬在一起。 9月24日下午3点，迦萨走廊 在躲避一辆骡车的时候，我一脚踩进水潭，菜市场的腐菜烂果积下来的臭水潭。大眼卷发的十二三岁少年无所事事的坐在沙地上。破烂不堪的难民营旁有个以色列军营，用铁丝网围着，天空飘着一面犹太人的国旗。 就在这条垃圾满天飞的街上，在难民营和兵营之间，1987年12月9日，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抗暴运动。 完全是突发性的。迦萨人刚刚埋葬了三个同胞，三个人死于车祸，但人们彼此耳语：车祸是预谋。从葬礼回来的人群经过兵营铁丝网，和几个以色列士兵擦肩，几个大眼卷发的少年随手捡起石头掷向武装士兵，士兵出于自卫，齐向对空鸣枪，当群众情绪激昂形成暴动时，士兵向群众开枪。 “因地发打”就是这样开始，出乎人的意料。在占领了迦萨整整20年后，似乎一切都逐渐走上正常轨道，迦萨人的生计也依靠以色列人的合作，就在似乎日子可以永远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反抗情绪。各个占领地区都传来石头抗暴的消息，以军以催泪弹、橡皮弹，大量逮捕作为应对。一个月之后，骚动渐渐平静下来。突发性的“因地发打”进入第二个阶段：组织化。 本来已经被打击、驯化的反对组织又重新整合，组成了“因地发打联合总部”，从事地下活动：印发传单、组织罢工罢市，同时迫使与以军合作的“巴奸”下台。更重要的，巴人抗暴活动得到外面世界的注目与同情，巴人得以独立和欧洲共同体签定贸易协定，排除了以色列的干涉。 这个阶段的“因地发打”同时彻底改变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社会。敌忾同仇所激起的民族认同使原本松散的巴人体会到组织的重要；很快的，在占领区所有的城市、村庄、难民营，都成了自治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管理学校（以军关闭了所有学校），商务委员会组织罢工，抚养委员会照顾被以军射杀或监禁的家属。 巴人的种种自立救济手段受到世界瞩目，也给流亡在外的巴解组织带来强大压力。在占领区内抗暴的巴人目标比阿拉法特的政府所要的来得小而明确：他们只要求以色列人退出占领区，让巴人建国。而阿拉法特的目标仍旧是1948年的老调：赶走以色列人，反攻耶路撤冷，收复河山。 1988年9月13日，在“因地发打”开始的10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在欧洲议会发表了破天荒的演说：巴解组织接受联合国对中东问题的裁定，也等于说，巴解组织正式承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奠定了以巴和谈的第一粒种子。 也是9月13日，5年之后的1993年，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全世界的惊愕注目中，签约，握手。 握手？别小看了这个动作。在犹太教徒和回教徒同时拒绝和我握手之后，我才恍然，握手，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还留着最原始的象征意义。阿拉法特和拉宾对彼此伸出手来，那一握，要比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握手沉重得多。 没有六年的“因地发打”抗暴运动，会不会有今天的以巴和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67岁的阿布达拉是迦萨的中学老师，曾经被以军逮捕过44次，前后总共坐过15年的监牢，被刑求昏死过无数次，今天，他坐在家中布置舒适的地毯上，抽着烟。 “15年，一天都没白费。我们要自由、自主、和平。没有人愿意作奴隶。1947年，巴勒斯坦人有机会立国，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昧于现实，与以色列人‘汉贼不两立’，‘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结果是一输再输。这一次如果我们再不把握机会，恐怕要万劫不复。 “15年牢狱和抗暴，我学到两个教训：一个是人要勇于反抗，一个是要同时划清梦想和现实。” “因地发打”使以色列人疲于奔命，更严重挫伤了他的士气。士兵用枪托捣碎丢石头的少年的手，用坦克车夷平游击队藏匿的村庄，流弹射死妇孺老弱，激起外人对巴人的同情，也震动了以色列人自己不安的良心。阿拉法特的手，伸出的正是时候。 横摆在迦萨人眼前最大的障碍，将不再是一个敌人，而是自己。敌人走了，人权就来了吗？ 不见得。 “因地发打”的种种运作之中，有一项是清除“巴奸”。为了便于控制，以军收买巴人或者为它收集情报，或者居间作协调者。在“因地发打”的6年期间，已经有900多个所谓“巴奸”被蒙面人暗杀。典型的运作方式：被指认为“巴奸”的人被绑架，然后刑求——用利刀凌迟，或者用烧溶的塑料滴在皮肤上，然后就地枪毙。去年6月，阿拉法特的一个幕僚阿布何塞在迎萨公开呼吁停止私刑“巴奸”。三天之后，哈玛斯（hamas）将两个五花大绑的“巴奸”丢到阿布何塞家门口台阶上，开枪，呼啸而去。 45岁的阿曼坐在我对面，脸上毫无表情。他是哈玛斯的一员。 “在你眼中，什么样的人叫‘巴奸’？” “所有和占领军合作的人。” “什么样程度的合作？为以军收集情报出卖同胞的人？还是为以军收垃圾扫厕所的人？还是两者？” 阿曼瞪着我，慢慢说：“所有的出卖者，所有的叛徒。” 走出阿曼的杂货店，我还是一直感觉到他黑色的眼光。 1993年9月 第4节 月光笼罩迦南 ——1—— 走之前，翻箱倒柜地寻找，终于在满墙书架上一个手够不到的偏远角落里找到了；踩上梯子，费力抽出来，再用抹布，把书面书背厚厚的灰尘拭掉，封面的烫金又亮了起来。 于是每夜入睡前，就在床上重读这本老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很专心地读。 伴侣狐疑地探过头来，“有毛病呀你？”他说。 我读着读着，读到夜深，读到清晨。 ——2—— 黄昏时分，穿过迦法城门，走进狭长蜿蜒的阿拉伯市场。游客已经稀疏，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人闪着诡谲的眼光靠近来说：“里间还有特别的东西，进去看看？”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转过幽暗深邃的回廊，又是深邃幽暗的回廊；踩过几级石阶，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又是几级石阶。辗转回旋，走在历史的迷宫里，越走越深，越走越困惑，正觉得整个人已经陷在石墙石柱阴影中时，踏脚出去却蓦然发觉头上一片晴空，月光，好像应承某种终身不渝的盟约，倾其所有地瀑泻下来，照亮了整个古城。不知怎么，我竟然立在一片层层叠叠、起伏有致的屋顶上头，放眼纵看，白石砌成的房舍城垣、教堂回寺，在温柔而虚渺的月色中纵横交错成一片惊心动魄的抽象线条。 今夕何夕？我几乎不敢眨眼，用眼光慢慢地、馒慢地描绘着月光所勾勒出来的线条。哭墙在清辉里像一面巨大的舞台布景，黑色的人影幢幢，将灵魂的重量倚在墙上。眼光描过教堂的圆顶，越过城垣，远处沙漠丘陵起伏，白色的沙，映着月光。月光锁着古城，像一种蛊惑。 是7岁那一年吧？我第一次听到的名字。村子里的外国神父让赤脚的跳着叫着的孩子包围着，他摸摸孩子的头，给每一双伸出的小手一张圣诞卡片。卡片上教堂和房舍纵横交错成一片抽象线条，线条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金粉。“多么美丽——”7岁的我心里轻轻地叹息，手指慢慢地慢慢地描绘着微微凸起的线条，“多么美丽……”美丽竟然能使人心疼。 这是耶路撤冷，神父说，耶路撤冷，说说看。 那么多年以后，我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来到一片孤寂的屋顶上，意外地撞见月光笼罩下的耶路撤冷；错落有致的白石在黑暗中被照亮，显得纯洁宁静，好像经过几世几劫，月光仍是月光，白石依旧白石。徐徐夜风袭来，隐然穿梭过无数个时空的回廊，我仰脸闭上眼睛，眼睑仍能感觉夜风和月光的流动。 ——3——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乡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过平静生活，一心只想种下一株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着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一起呼吸……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人们伤痕累累……” 坐着听以色列总理的演讲，拉宾的话哀伤而动人，可是，耶路撤冷的“苦难重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吗？开始，恐怕是五千年前吧！“对阿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创世纪》） 这片土地，就是石砾遍地的巴勒斯坦。阿伯拉罕的子孙，满脸络腮胡的耶舒华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占领区？这是神许给我们的家产！你去读读旧约吧！” 我读着旧约，却发觉问题不像耶舒华说的那么简单，和神有私盟的阿伯拉罕固然是犹太人的始祖，他却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远祖。你看，阿伯拉罕的妻莎拉不能生育，于是要阿伯拉罕以她的婢女为妾，婢女生子伊斯米尔，而伊斯米尔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莎拉得列神的恩宠，以90高龄而生子伊萨克，伊萨克的12个孙辈，就成为以色列12个部族的起源。 这么说起来，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五千年前开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间争夺家产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上缠讼最久的房地产纠纷。耶舒华你同意吗？ ——4—— 三千年前，大胡子耶舒华的祖先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才气纵横的大卫王东征西讨，打下了一个叫“耶布斯”的小城，以此为都，并改其名为“耶路撤冷”；小小土城，在大卫王不可知的未来成为人类三大宗教的圣地、历史的脐带。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大概就在晋国攻下郑国的前后吧，巴比仑的军队打进了耶路撤冷，放火烧城，俘虏了犹太国王和大臣、百姓。数万犹太人流离、迁徒，这是犹太人第一次的大流亡，开始了两千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涯。 而耶路撒冷这个沙漠中的土城，则任它朝代兴亡，高楼建起，高楼垮下。巴比仑人来了又走了，波斯人来了又走了，希腊人、罗马人来了又走了，唯一不走的，大概只有那冷冷的月光。 当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的时候，阿拉伯人的骠马正驰骋沙场，南征北伐。“贞观律令”颁定之后几个月，阿拉伯人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长驱直入耶路撤冷；巴勒斯坦开始成为回教徒的天下。 那是公元638年。 在1993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撤冷郊外山岗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沙砾满布的荒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一代的祖先的足印。 公元691年，那是我们的武则天即位后一年，阿拉伯人在耶路撤冷用巨大的石块建起了清真寺，地点就在默罕穆德升天前留下一个脚印的地方。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徒的“圣地”。月光照耀的时候，白色的巨石闪闪发光。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有一天要死在这里。” 在耶路撤冷一个阴暗的骑楼下，老人抽着水烟筒，七、八个老人一排坐开，各自抽着烟筒，默默地听着。“我的父亲生在这里，我的祖父生在这里，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坟都还找得到。可是犹太人说这是他们的地方。你说这是不是无赖？” 无赖不无赖我不敢说，历史的冷酷无情我却是知道的。“历史的冷酷无情，”老人说，“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更清楚。我在这城里活了一辈子，可是每次到约旦看亲戚回来，我还得办以色列签证才回得来——你听过什么人回家得办签证的吗？” 是的，我听过；当年，持中国护照的台湾人要回台湾那个自己的家，是得向日本人办理签证的。这就叫占领。 ——5——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撤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1099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掳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1516年当耶路撤冷纳入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撤冷不过300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20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抽水烟的老人啊，其实最深刻了解历史的冷酷无情、最能体会寄人篱下的痛苦的人，正是那今日使你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哪！ 1881年，你记得，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下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惫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度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纪，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族、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目的也仅只于向奥斯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第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即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 ——6—— 犹太人一波一波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料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上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祖阿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当中国的青年在闹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巴勒斯坦的沙漠里屯垦。今天你从特拉维夫机场出来，触目所及是这个忙碌的商业都市——谁能想象，在刚过去不久的1908年，几百个垦民，携儿带女的，立在苍穹和荒漠之间，低首祈祷，那就是特拉维夫的开始？ “你眼睛所能看见的，”刚下飞机的眼科医生手指着行驶中的车窗外，“你眼睛所能看见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们亲手种的。” 我们在从特拉维夫往耶路撤冷的公路上。“我们亲手种下的！”她骄傲的语调不能不使我又想起旧约里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 眼科医生是那个子孙，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她目光所及的土地上深深种植，盼望收获。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撤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6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50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10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于75000。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10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把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7——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边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撤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譬如比金，变成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譬如阿拉法特，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窜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fouaz 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级身分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阿拉法特实在一针见血，历史对巴勒斯坦人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谁说历史的规则是公平的呢？ ——8——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色列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1993年。 ——9——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12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谆谆告诫：“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民数记》十三：十七——二十） 12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40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 ——10—— 有点冷。 哭墙边上人影稀疏了，白石屋里晕黄的灯一盏一盏熄灭，远处沙漠和天的交际处出现几点星光，驴子和马都在温暖的槽里歇着。月光笼罩下的耶路撤冷，迦南，宁静得像雪中的鹅毛飘下。 1993年9月 第5节 巨人之死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 “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撤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 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1993年11月 2.辑2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2.辑2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第1节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热带民族。来古巴之前，我已经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古巴。说西班牙语的民族，发明了“伦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爱喝酒唱歌纵情享受的民族——怎么和共产主义结合呢？认识了古巴之后，发觉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 几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坐着喝啤酒。一个说：“共产主义是苏联人搞的东西。他们是冰天雪地里的动物，什么都是硬梆梆的、悲壮严肃的。卡斯特罗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忘了我们是拉美人。” 另一个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逗笑的。” 另一个摸摸肚皮说：“不是逗笑，是饥饿的。” 于是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 3个人同时转过脸来面对着我，异口同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 毕竟还是椰子树下爱跳舞爱音乐的民族。每天照例停电数小时，人们会涌向街上，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廊阶梯大声地笑谈。孩子们打着赤脚在废墟上玩起棒球。球，是个软木头塞；棒，是废铜烂铁堆里捡来的木柴。叫“全垒打”的欢呼响遍街头。老头们凑上4个就在街心摆上一张小方桌，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运货的木盒上，打起牌来。4个老头坐着打，肯定有8个老头坐着看。海滩上，不要付钱的清风吹着，明月亮着，情侣一对一对依傍着散步。一个乐队组合了起来，就在一栋破旧似鬼屋的房子前头，面对着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来。路过的人全扭着身体边舞边走…… 1997年1月 第2节 曼努尔的独白 坐在蓝色加勒比海畔，听一个古巴人谈生活；海鸥不时从头上掠过。 我是印刷厂的会计，38岁，离过婚，有一个5岁的女儿，跟她妈住在城外。 我们用的机器，你看见的，都是一百年的老机器了。在国外听说只有在博物馆里看得见，我们还每天用着。要是坏了，也没有零件，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古巴人每天都在“想办法”。你看我们的“瓜瓜”公车，车头是卡车，车身是巴士。那是因为，卡车的车身坏了，不能修；巴士的引擎坏了，也不能修。那怎么办？把卡车头加上巴士身，就变成新的公车了。也不是不行。 我的工资每个月269比索。一件短裤要25比索。我周末去看看女儿，总想给她带瓶牛奶去，一瓶就要25比索。你说够不够呢？ 我每天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没有早餐可吃。没有牛奶，面包一天只有一个。现在粮食的减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家庭关系。有些人下了工回家——做工的人很消耗的，回家发现他的一块面包已经给别人吃了，或者是兄弟或者子女，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很饿。人快要为争食物而打架了。 我跟我妈和妹妹还有妹妹的女儿住在一起。我妈每天从早到晚就管一件事：怎么样找到吃的东西来喂饱我们。 下了班以后？以前，我都和朋友去小酒馆喝杯酒啊，到露天的舞场听音乐、跳跳舞。每个月也一定会省下一笔钱，和朋友到小夜总会去看表演。古巴人很重视夜生活的。“非常时期”开始以后，这些地方全都不能去了，因为他们只收美金，只对观光客开放。我们这些规规矩矩赚工资的人，一个月的工资等于13块美金，你想我们去得起吗？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朋友逛大街或者逛海滨。你没发现街上游荡的人很多？一是因为政府要节约能源，每天停电，停电只好到外头去。二是因为我们的比索使我们无处可去。 解放前说是贫富不均有两个阶层。现在啊，简直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你住的观光旅馆，我们古巴人是不准入内的。我觉得活得很没有尊严。 卡斯特罗说，全是美国人害的。现在没人相信了。有能力走的人都走了。1994年，多少人淹死在海里，为的去美国？我要能走我也走。 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可是不能结婚。因为我没房子，她也没有。结了婚也不知道要住哪里。我们很多朋友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单位，自谋生路去了。你看前面那个警察拦了一个人在查他证件。警察的权力在这里还是很大的。他如果抓到你离开了工作单位，可以送你去坐牢。 不过现在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工资养不活人，只好走。去给观光客踩三轮车所赚的小费也比我的工资多，怪得了谁？ 你看我侄女的牙齿都烂了，她今年13岁。7岁以上的小孩就喝不到牛奶，牙都烂光了。我们什么维生索都没有。你说你看到一个快饿死的人，告诉你，再这样下去，要饿死的人会越来越多。 1997年1月 第3节 古巴可以说不到何时 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之后，远在南方的古巴突然多了一倍的观光客。观光客涌进古巴，不只因为这个热带岛屿有美丽的椰树海滩，更因为古巴已是西方世界的异物，是个活的冷战博物馆，也因为古巴经济长期停滞，是个活的物质文明博物馆；街上跑的、家里用的、田里耕的、厂里动的种种工具器物，在欧洲只有古董博物馆中当静物陈列，在古巴却是日常用品。 农人推着老黄牛在酷日下犁田。妇人拿着50年前的熨斗烫衣服。男人开着1951年的庞大福特汽车。印刷厂的印模是1900年的机器。所有的器具当然都已经过千修百补。1991年之后，解体了的苏联终止了古巴最仰赖的经贸关系，古巴进入“非常时期”，物资全面冻结。 耕耘机坏的，没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没有汽油可发动，所以黄牛开始耕田。卡车，不是坏了就是用不起汽油，无法运货。于是黄牛种出的豆子和青菜亦无法运到城市出售。古巴赖以维生的蔗田、烟草、镍矿，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粮食也限量配给。每人每月3公斤白米，一天一个比孩子拳头还小的面包。饥饿，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在1994年的夏天投向大侮，带着自制的木盘木盆，想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奔向美国。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海葬。 饥饿之外，人民还有政治的恐惧。有名气的异议分子被流放国外，没名气的异议分子就离奇失踪。不论是真是假，古巴人相信“每5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 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不垮台？从1990年起，所有的旁观者都在问这个问题。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最落后的罗马尼亚，都因为经济破产和政治压迫而遭到人民的反抗。古巴人有长期的反抗历史——反抗西班牙、反抗英国、反抗美国的各时期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10万古巴人走上街头向卡斯特罗伸出呼喊的拳头？墙壁上写了38年的口号“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灭亡”被人涂掉了段首的“不”宇，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仍旧能安然地在今年1月1日庆祝他“38年革命胜利”？ 历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东欧的共产党是苏联强加于各国的具有傀儡性质的政权，代表苏联的殖民势力。而古巴的共产党却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真正革命政党，它驱逐了美利坚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反抗殖民的草根力量，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台湾人可以容易地了解古巴历史，因为古巴也是一个400多年来不断由异族统治的岛屿。在当年台湾汉人逐步将原住民驱入山区使之成为山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经来到古巴屠杀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灭种。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变成了古巴人，开始在岛上种植甘蔗、烟叶、咖啡，以古巴为家。以台湾为家的汉人受过葡萄牙人、明郑、清朝的统治，其中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镇压不断。古巴人则不断地抵御西班牙的控制。英国人也来占领过一年。1868年爆发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与母国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没什么结果。独立领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 在惨烈的激战中，死伤无数，最后赢得战争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渔翁美国。1898年之后，美国势力笼罩古巴达60年。台湾人和清朝统治抗争不断，在1895年落入日本的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没有台湾人在场，1896年将古巴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的签订中，当然也没有古巴人在场。 为了争取独立而打了几十年仗的古巴人，连抗议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带来了一部古巴宪法，完全和美国的一样，但是多了条件书：当美国认为需要的时候，它有权力武力干涉。而在美国人眼中，这“需要”的时候相当多。在1933年，40％的糖业，90％的镍矿，全在美国商人手中。令人想起日本株式会社在同时期如何垄断台湾的糖业，正是杨达的“送报夫”时代。 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艾拉斯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 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 恐惧拉丁美洲的“民主”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可怕的。 强人政权，他只要能成功地让人民相信海峡对岸的大国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稳地掌权，一切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因为那个敌人而合理地压缩。这是典型的以恐吓威胁治国。但是当古巴人真正有一天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时候，恐吓威胁大概也没用了吧？！ 1997年1月 第4节 黄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宇，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　牲醴诘陈慈善会 川流归故国　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　白衣万人　绿波千顷 夏饲供祭礼　青岛一束　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　壮志未酬　遽尔先归地府 阳居昆仲　致诚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　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 杨惠明　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 李国伟　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1997年1月 第5节 一枝白玫瑰 ——1—— 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 ——2——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历史和照片一样：黑白分明。白人残杀土著，地主压迫农民，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而历史的前进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义推动。洒了热血、抛了头颅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顶天立地，自墙头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间一隅，自窗口望向蓝色的加勒比海，深蓝，在阳光下跳跃着万片碎光，切割着我悲哀的情绪。悲哀，因为一点儿也没被墙上的屠杀史抗暴史所感动。 陪伴着切·格瓦拉在穷山恶水里打游击的那只驴子就站在对面，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标本。载着卡斯特罗在翻天大浪里抢上滩头的快艇“老奶奶号”就在右侧，由卫兵守着，像守护一座神殿。 如果没有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只认得这座革命抗暴博物馆，我想我会感动涕零，为那些被欺凌被暴虐的凡人，为那些正义勇敢而纯洁的英雄。可是我知道这博物馆外面的世界。在外面那世界里，曾经正义勇敢而纯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欺凌暴虐的主使。 连最纯洁的革命理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篡写历史的道具。 ——3——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 heras leon说，他找了三位当代古巴最优秀的年轻作家和我见面。晚上7点，在我饭店大厅等候。 7点整，向我迎面走来一个男人，长发披肩，穿黑色衬衫、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长统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属配件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两只手腕各套着一只镶了金属的黑皮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是重金属乐队里，歇斯底里的疯狂歌手，就是嗑药纵欲致力于自我毁灭的叛逆小子，总而言之，是那种如果在暗巷相遇会让我回头就跑的危险少年。（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事后说：我远远看见那么个人向你走近，大吃一惊，心想是否该和你出去保护你，后来看到另外还有两个人，才放心走了。） 这个人虎虎生风走到我面前，一开口，就让人发觉他是只披了狼皮的绵羊：“你是应台吗？我是约斯，yoss！” 声音很轻，眼睛很稚气，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米谢michel较高，明显地有印第安人血统，肤色像烤得恰好的面包，眼睛美丽柔和。一柬黑发扎在后头。 安格angel似乎较老气，块头也大些，不怎么说话。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吗？我问。 三个人都摇头，由会讲英语的约斯回答：那儿太贵，太贵了。 最后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贵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间速食店，除了啤酒就只有玻璃箱里旋转着的一热再热皮都干掉了的炸鸡和汉堡。安格已用过晚餐，米谢叫了半个炸鸡。约斯开始大吃，原来的羞涩被克服了，他笑着说：“好久没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只有他真能说英语，于是一面吃，一面抹嘴，一面说。 我提了几个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个人意见相当一致：“这些流亡作家也许在西方有名，但他们不见得是好作家。西方宠爱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我们并不特别尊敬这些人。 “政治，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种简化的想象：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得有异议作家，而且只有异议作家，才值得他们注意。 “我们三个对于文学表现本身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兴趣。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在古巴，人们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政治以外仍有极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题材：情欲、贫穷、信仰…… “当然我们并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有被查封或没人敢发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写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经验，写得很惨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只能拿到墨西哥去发表。 “但我们都觉得只写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异议分子面貌去赢得西方注意，更不屑为之。 “我爱女人。米谢和安格也是。光写女人就写不完呢。” 有人捧着满怀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惊：玫瑰花？每个人每天限量一个小面包了，还有玫瑰花，这是什么超现实主义？ 米谢把卖花人唤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递给我，说： “请原谅，只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着我将白玫瑰用丝巾细细包扎，静静地说： “我们都很熟悉李白的诗，中国唐诗。我自己特别爱庄子。但是在哈瓦那简直不可能找到中国文学的书，不管是古典或当代的。你有什么办法吗？” 唉，让我想想办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肥皂、卫生纸、别针、鞋带……买一条短裤可以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你想找的却是李白庄子和中国文学，真是彻底的精神贵族啊。 ——4—— 我带着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欧洲。小心地将它插在书架与书架之间。 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假的，其实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凌晨 3.辑三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3.辑三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第1节 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 geht，johnny walker 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竟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8—— 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9——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10——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11——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4年 第2节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1988年 第3节 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 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 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 警总头子 秘密警察，在东德叫“国安”警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保护”，自然表示有个假想的敌人，“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国安”警察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对领导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民要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记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 柏林围墙垮了，昔日权贵一个一个被软禁收押。人民涌进“国安”局的大厦，想把那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来。 莱比锡的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 “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羞耻。” 电视新闻主播 多少年来，她是真理。 在荧光屏上，她以严肃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软弱的声音，以最稳重而笃定的态度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观众。她当然不只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教导人们如何去理解、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发生的事情。 她的声音和形象充满权威，她的话不容置疑。 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 银行总裁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 ‘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 “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齐奥塞斯库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 转机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 第4节 清算与平反，日尔曼式 这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在汹涌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个金发的，紧紧握着自己母亲的手，好像一个怕在百货公司中被人冲走的小孩。摄影记者的灯不断的闪着，金发男子用手掌遮脸，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他们“杀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狱等着他。 旁听席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这毕竟不是个常见的案子，这是一场历史的审判。时间是1991年9月，地点是统一后的柏林，这4个年轻人，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检察官却试图反驳：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许多人反对这个制度吗？ 不知道。施密特说。 东德有许多教会，你不曾去过吗？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难道没有人拒绝当兵吗？ 也许有。但你得坐两年牢。 你难道不知道西德人对围墙的射杀感觉悲愤？ 不知道。 对围墙的自动射击装置——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最有效的设施。 一问一答之间，人们恍惚通过了时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样的地点上聆听相似的问答。这4个东德士兵所面对的是当年纳粹官兵所面对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当年纽伦堡法官所思考的难题：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 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去审判那个国家的人民，公平吗？ 执行命令者和施发命令者同罪，公平吗？ 要求军人把个人良知放在服从军令的原则之上，公平吗？ 如果你说不公平，这4个年轻士兵是无罪无辜的，但你怎么面对克利斯伤心欲绝的母亲——她说，如果杀人的人是无辜的，那被杀的算什么？ 这40年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德有成千上万个克利斯的母亲。你对她们说什么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亲，却也有话说。 她说，你们不去审判昂纳克，却来惩罚几个听命的小兵，这算什么公平？ 许许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辩护。只要昂纳克还躲在莫斯科覆荫中一天，人们就可以愤慨的引用德国谚语：“大头放生，小鬼遭殃。”毕竟始作俑者是昂纳克，他在1974年亲自下令：越墙者一律格杀。现在他逍遥法网之外，在全德电视上还固执的表示绝无侮意，审判4个小兵实在令人觉得荒诞。 可是，40年的家国不幸，是不是追究到这头发稀少的80岁老头，就算完了呢？ 德国“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格斯坦，对各方人马声讨昂纳克的盛况嗤之以鼻： “千千万万的东德人遭到身体和精神的迫害。连死者也要呐喊：复仇！ “然而复仇对象是谁？谁又有权利复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会相信西德情报局不知道围墙那边的真象，可是尽管如此，西德仍旧帮助东德进入联合国，昂纳克还被邀访问西德，当国宾礼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称为“阁下”，西德政府还用防弹车去保护他的生命。 “现在，却要公审他！ “以前为什么不下通缉令？不但不下，基社党主席还要求他在一张菜单上签名留念！” 奥格斯坦对德国的政客说的是，你们这些要通缉逮捕昂纳克的人，正是长年来默许他、支持他的人，你们哪有资格谈“复仇”？说穿了，奥格斯坦认为西德政客也无非是消极“帮凶”罢了，没有权利大张旗鼓的谈正义公理。 奥格斯坦把问题扯得更松宽，也更一团糊涂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许的“帮凶”，那么那1700万忍受独裁统治的东德人民本身难道在某个程度上，不也是默许的“帮凶”？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其间的界线竟是如此模糊！ 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 东德原有18万名教师，其中2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指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一个医院的大门守卫面对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问他是否知道那所医院属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异议者也被关在里面作“精神治疗”？知道，但我只是一个大门守卫。 你身上带有武器？ 有。 那么，当有人从医院想逃走时，你是否必须开枪？ 低头。 这个守卫，也受到解聘的处置。 如果你觉得这种清算太过火（当然，当我们好人在追究坏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清算”这个可怕而难听的字眼），你得了解东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怀。是克利斯的母亲在哀求“还我公理”；是高定的母亲这一辈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经忠于党的老师揪出来！赶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数也数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觉半生已毁的现在，要求亲眼看见罪与罚的实现、看见公理的验证，用来治疗自己或者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觉得这种日尔曼式的清算太过火，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清算呢？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谁有权利对谁报复？谁有权利行使公理？ 我等着看罪与罚的印证、清算与平反的实现，中国式的。 1991年10月8日 第5节 活过底片的世界 ——1—— 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嘛，还不清楚是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2——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3——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么，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么，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么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5——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1991年 第6节 历史的伤口绷开 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强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 第7节 墙，并没有拆掉 路铺过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废弃的样子。古桥上的监视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条石凳，让人浏览休息。桥头立着半堵墙，是当年的围墙了，既然不挡着路，也没人去拆它。水泥墙上涂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宇： “墙，并没有拆掉！”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 第8节 清白 先从两个签名谈起。 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岁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不但是经济部长，还是国家副总理。他是怎么从他的政治巅峰摔下来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采购推车。为了拓开市场，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语气为这神奇推车写好了推荐信，作为广告。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错误。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清白”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清白”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清白”却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忠”是一种错误的“忠”——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 穆勒事件和前两件不同，在于前者是“我们要求清白”，后者却是“我是清白的，你是脏的”。胜利者清白，失败者脏。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清白里有一种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 第9节 患失眠症的民族 喝咖啡的时候打开报纸，1993年10月12日，法兰克福广讯报。 莱茵邦法务部长宣称，纳粹非常法庭在该邦所判33个死刑案，已经全部注 销。大多数案件为鸡鸣狗盗之小事，但皆被判极刑。注销，是一种平反， 法务部长说，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清白。 你说，都50年过去了，人也早绞死了，这种平反有什么意义？ 翻下一版。 波茨坦。专为东德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检察官向波茨坦法庭正式提出告诉， 控告一名52岁的前东德狱长，罪状是从1968年到1980年间利用职权虐待犯 人。波茨坦法庭必须决定：对于东德时期罪行应该继续追究刑责，或者豁 免期的原则应该使这些人迢迢法外？ 翻下一版。 德东萨克森邦法务部长海特曼有篇文章： 德西人说，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一味追究过去的责任使分裂的德国无法 和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追究，是宽恕…… 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面对。我们的国家迫切的需要宽恕，可是那是施暴者 和被害者之间要发生的一个过程——施暴者认罪了吗？在哪里？我见到的 只是自我开脱。 宽恕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和解，清楚地去追究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才能 使真理浮现。 我们的社会现在陷于真相和谎言的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正视这个矛盾，掩 饰矛盾只有使我们再回到原始，四五年我们已经经过一次炼狱。 没完没了的，放下已经凉了的咖啡，你想，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作永无止尽的辩论。 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 “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 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 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1993年 第10节 小城思索 ——1——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4——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换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的魏玛把洪堡街36号从地图上涂掉，“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号的乘客向安全部报告。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 ——5——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 1919年，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了一个新的美术建筑学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很少人料到，bauhaus将影响整个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l klee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 itten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szlomoholy-nagy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年代初的德国人自信心尽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讲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着外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1925年，魏玛已经成为反犹排外的纳粹党的根据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 ——6—— 没有光，只有浓烟滚滚，从大烟囱里呼呼喷出，遮盖了魏玛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艺术家选择了魏玛作为他们美学的乌托邦；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选择了魏玛来开国会，作为民主的乌托邦；是为“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乱局中人心求治，强人一呼百诺，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迹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点，又是魏玛。 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这是哲学家与诗人的国度，这是挣脱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时代。 我在20世纪末见到魏玛，一个安静朴素的小城，商店里卖着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纪念品。没有剑将出匣的隐隐光芒，没有蠢蠢欲动的躁热不安。看不出，它曾经撼动世界。 ——7—— 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当年，如果要公民投票来决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来决定疯子尼采的命运，平庸主义恐怕是最后的胜利者；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但是，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 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精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1998年2月 4.辑四 人道难为 4.辑四 人道难为 第1节 诗人拎起皮箱 ——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 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dimir 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第2节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1986年 第3节 慈善的武器工厂 “美国背弃了我！”刚刚逃离越南的何威在苏黎世机场面对着群集的瑞士记者，很激动的说：“我为美国公司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美国却因为我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而拒绝收容我。这个儿子是被一个在他耳旁炸开的炮弹吓坏的，他是战争的牺牲者，美国却要背弃他，我控诉……” 这是1979年，越南难民还在一波一波往外逃命的时候。瑞士这个小国收留了几千名难民，而且特别接纳老弱妇孺残障等等大国所希望淘汰的“品种”。 八年来，那个被炮弹吓坏的孩子逐渐长大，却仍旧是个不能自己穿衣进食的智障人。抚养他的是瑞士的社会福利制度，免费供给他吃住的生活环境、照料起居的护士、启智的特别教师、学习的教育材料。支持这个福利制度的，当然是六百万纳税的瑞士人。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瑞士的国旗形貌，不知道红十字标志的人却可能很少。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相对照的颜色令人联想红十字的象征意义：人道精神。瑞士，是一个以人道精神自许的国家。 它确实也是的。看看数字吧！瑞士对第三世界贫弱国家的各种外援高达国家总收入的2.35％（1981年）。相对之下，比瑞士强大不知几倍的美国只支出0.9％，西德支出1.09％，英国1.59％，法国2.01％。也就是说，瑞士的人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它用来济弱扶倾的钱却是美国的两倍半（在1978年更是美国外援的五倍半）。当然，凡是数据都有它障眼欺人的一面，所谓外援，也不见得都用在济弱扶倾的目的上，但瑞士小国的外援高居世界第一，其基本精神仍旧充分透露出来。 对它自己的国民，人道精神就表现在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上。一对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夫妇来到瑞士，在苏黎世湖畔看见无数个老人在湖畔小道上倘佯，有的喂天鹅，有的晒太阳，个个显得悠闲安适。听完对于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失业金、医药保险金等的解释之后，老夫妇恍然大悟的说： “我们的报纸老说什么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养父母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居然有理。老头子老太婆每个月都有公家给钱，够吃够住够花，为什么还要子女‘奉养’？根本不需要嘛！靠子女奉养，碰不好还要看小辈脸色，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这简直比孝道还好哪。” 以福利制度来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这是人道精神的切实实践了。 可是每回经过这个工厂，我就觉得不安，好像在我理性的思索里出现了一条紊乱的线。 这是一个著名的武器工厂，制造高度精密武器，卖给外国；这个工厂，也生产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材，也卖给外国。不论是武器或医疗器材，都具有瑞士人引以为傲的条件：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当然，还有最昂贵的价钱。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战火中的国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残杀，品质优秀的医疗设备使战火中苟活的人们获得再生，重新投入残杀的游戏；而这一杀一救之间，负责制造供给的瑞士人更忙碌的数着自己的钞票。 钞票，总不能塞在布鞋盒里藏在床底。美丽的苏黎世有举世知名的银行，向世界上的豪杰巨贾独裁者提供另一种高度精密的产品：保险箱。把钱放在瑞士银行的密码户头中，不管那钱是抢来偷来搜刮来的，不管那钞票是否还浸着寡妇的泪水、沾着人民的血迹，瑞士银行都会帮你妥善的保管。苏黎世的保险箱也有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黑手党的头子、香蕉共和国的国王、华尔街的魔术师，都是买主。苏黎世的街道是用黄金与钞票铺成的。 不安归不安，我并没有谴责的意图，原因极简单，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道德立场一致的呢？我举不出来，那么，何独苛求于小国瑞士？只有当那个志得意满的瑞士佬以天下第一等公民自居的时候，我会谈谈的告诉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视他人为鹬蚌，捡尽便宜算不了什么人道主义！ 连制度化的人道主义都有它讽刺的一面。 一场冰雪，把人行道都覆没了，几天没有人清扫，过路的行人颇受跋涉之苦，我觉得奇怪，问瑞士邻居：“为什么没人清扫？瑞士没有法令规定屋主必须扫门前的雪吗？在美国，要是行人在你屋前行道上摔断了腿，可是屋主要负责赔偿呢。” “当然有法令呀！”邻居带点鄙夷的说，“可是，谁在乎！每个屋主都有保险，摔断了腿自然有保险公司赔偿，扫不扫雪根本无所谓！” 啊，原来是这样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人道主义还不曾制度化，所以灾损理赔全看个人运气。张三在李四家前因冰滑而摔断了腿，李四可能大笑说“张三活该”，也可能诚惶诚恐把心都捧出去赔罪，但是没有钱。张三与李四若开车相撞，两人可能在大街上吵得面红耳赤，为自己争取不赔偿的立场；李四也可能感激涕零，因为慷慨的张三一口答应赠送新车。 在先进国如瑞士，两车相撞之后，肇事车主下车来，互递保险号码及姓名地址，事罢分手。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有人在屋前跌闪了腰，打开窗户看一下，拨个电话叫救护车，再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窗户就可以关上，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 这些当然是最恶劣的假想情况。绝大多数的瑞士人都很尽责的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就好像人人都会买票搭公车，即使公车上没有收票查票的人。一个制度可行与否，要看是否有大多数的人照规则行车。如果许多人试图白搭公车，如果许多人在行道上摔断了腿，公车的荣誉制度势必要停止施行，保险制度势必也要崩溃。瑞士人规规矩矩的维护他们人道的制度；瑞士人，表面亲切礼貌，也以对人冷淡闻名于西方世界。外国人很可能在瑞士寄居数年而从来不曾受邀进入一个本地人的家门（为瑞士辩护的人必须马上说：“可是瑞士人一旦把你当作朋友，那就是一辈子的忠诚友情！”问题是，那个“一旦”很难发生）。令我沉思的是，他们人道的制度化、效率化，与他们人情的冷淡，有没有关联呢？ 是不是因为有制度供养老年人，所以儿女觉得没有承欢膝下的义务，而父母觉得没有要求含饴弄孙的权利？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辅助未婚的妈妈，所以离弃母子的男人不必觉得过分的愧疚？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花大量的钱重建外国难民的生计，所以个人就不需要对言语不通的难民表示特别关切？是不是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极高的外援金额，所以个人对埃塞俄比亚的饿殍不必再动感情？ 是不是因为有红十字会、外援基金、福利设施等等，在有效率、有组织、有制度的实践人道主义的理想，所以个人的心门不需要再敞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倒真觉得惶然了。 1987年 第4节 审判者还是仲裁者? 在一个刮着冷风雨的早上，我们到了法兰克福的法院街，好几栋大建筑，全是司法机构。听说闲来无事的老太大们喜欢来这里听审，法庭上的恩恩怨怨比电视剧还好看。 大楼外有告示地图，告诉“听众”或者说“观众”，该到哪里去。没看到一个警察。大门一推就进去了。无数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里一个门接一个门，门前贴着通告，告诉你今天早上几点钟是什么人的案子，法官是哪一位。通告底下有个大字：“公开”，意思就是说，欢迎旁听。 就从这间开始吧！推开门，坐下。桌椅的安排呈口形，正对着观众席的一面是法官和书记。被告和辩护律师坐左手，面对着检察官。这一场的法官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长发披在黑袍的外面。被告是个中年卡车司机，超速驾驶，拒缴罚金。法官时而问话，时而朗读手中文件，时而与律师交谈；她咳嗽，她笑，当律师要起身交东西给她时，她笑着说，“您坐着吧，传过来就行。”如果不知道这是法庭，光看法官、被告、律师之间的举止神态，我会以为这是个乡公所，以为那个卡车司机是来办户籍誊本的。 既然没有什么刺激性，换个门看看吧。推门进去时，法官看了我们一眼，但是他显然对不速之客相当习惯了，继续说话。这一场，法官席上坐着两位披黑袍的法官，还有两位陪审的外界人士，一位书记。法官脸上表情严肃，显然是个较复杂的案件。一头红发的被告穿着整齐的西装，回答时侃侃而谈。“您已经被判四年九个月；如果获释，您有什么计划？” “我要去美国创业，我父亲是退休的美国警察，他在那里关系良好，我想搞化妆品进出口，我婶婶也在那里……我对化妆品还内行……” 听久一点，就发现这个红头发的家伙是个经济犯，涉嫌欺诈，连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都在通缉他。再听久一点，发现……喔，他从一个亲戚那儿得到了一笔遗产，五万块马克，可是，那个亲戚是被人谋杀的！凶手还没找到。 法官、检察官、被告都坐在一个平面上，没有高低之分。被告，和所有的人，和法官一样，坐着说话。法庭里，没有警察，在场而与本案无关的，只有两个人：我，和我的朋友。 再换个房间，法官是位发鬓泛白的老先生，正拿着被告的护照检视内容。辩护律师说，“还有些资料在这个手提箱里。”被告打开满装文件的箱子，正想站起来，法官已先他而起，说，“不必麻烦，我过来看就好。”他离开了法官席，绕过书记背后，走到被告身边。被告坐着，法官翻动提箱里的文件。检察官说要和助手谈一下，法官点点头，“那么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再继续吧！” 我们都到了走廊，法官点起一支烟抽起来，我们问他，“离婚的案子在哪里看？” 他眼里有着笑意，似乎在说：这两个人还不是老太太，却和老太太一般好奇。“一直过去，”他说，“民事法庭就在那边，任何一间都可以进去。” 已是下午，民事法庭大都已收摊，我们决定下次再来，早点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德国的法庭；惊讶地发现，法院竟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个门禁森严的封建衙门，不论民事或刑事法庭，它只是个处理民众纠纷的“办公室”。法官不是什么“大人”，不是官吏，更不是什么“青天”，他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公务员；他不是高高在上，头上有一圈道德光环的“审判者”，他只是社会授权的“仲裁者”。而被告与法官、检察官平起平坐，拥有正当的公民权，并不低人一等；他不需要卑躬屈膝，将制裁他的，不是法官这些“人”，而是他所属的社会所约定的“法”。 我对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突然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平等可以从法庭的地板开始。当被告、原告、检察官、法官都坐着说话，而且坐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人们才理解，法官不是“官”，只是公务员。真正有见识的法官大概也不需要种种“道具”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毕竟，权威的来源是法，不是法官。 1990年 第5节 清理过去的黑暗 ——我看海牙大审 ——1—— 扬州十日中，有多少平民百姓被杀？旅顺大屠杀中，是哪一个人下的命令，有多少人被害？南京大屠杀，究竟是如中国人所说被杀三十万人，或者如部分日本人说，没有这回事？可有人去把万人冢掘出来，清数尸数，核对遗骨遗物、确定名单？可有什么法庭追究过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士兵残杀了强暴了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市民，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地？ 没有的。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绝对矛盾的双重行为标准，平时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取人一针一线都要受到制裁，战时讲国家至上目标统一，杀戮奸淫掳掠突然都变成老天爷下雨一样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改写了历史：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在战争之后将侵略者的首脑绳之以法，并且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罪名，“戕害人类罪”。可是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心中不平的人说，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 那么，有没有不偏不倚的正义这回事呢？南斯拉夫的战争突然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一个新的难题。战争结束了，老弱妇孺回到残破的家园，从废墟中重新燃起炊烟。但是死了的人尚不瞑目，失踪的人尸骨不见，活着的人悲怨不已。联合国所组织的国际法庭在历经三年的搜证工作之后，今年七月开始了世纪末的大审：十一位国籍不同的法官、三百多位幕僚，每年花三千万美元，试图理清战争期间的罪与罚。 7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正式通缉波斯尼亚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将两人逮捕到案。一个超越国界的法庭对某一国的领袖发出通缉，罪名是“戕害人类罪”，在人类历史上可是石破天惊的第一回。 ——2—— 在法庭上出现的塔第契穿着西装，头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看起来年轻英俊。海牙对他的起诉书里头总共有34项罪行：强暴、凌虐、杀人…… 塔第契本来是小镇上饭馆老板，同时开班教跕拳。战争一起，他就成了民兵，穿上迷彩的野战军服，手里拿着机关枪和铁棒，管理集中营里的俘虏。所谓俘虏，在平常是街坊邻居，有些是他小饭馆的老主顾，有些是他跕拳班的学生。 在海牙的法庭上，有个证人叫塞得，原来做卡车买卖，是穆斯林。在俘虏营中，他一看见熟识的塔第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为什么？”法官问。“因为塔第契第一个就杀他认识的村子里的人。” 一个建筑工人哽咽叙述塔第契怎么拖出一个村子里的人，用跕拳踢打，最后跳上去用力踩断了那个人的脊椎骨。一天晚上，有四个人被塔第契一伙拉了出去，一个还是塔第契好友的哥哥。“先是完全的安静，”一个农民边说边泣不成声，“然后就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痛苦的惨叫。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厕所墙壁上满满是血……我的朋友的一只鞋还落在角落里。” 塔第契一伙人在厕所里对四名俘虏先施行种种性凌虐，然后将四人殴打至死。 ——3—— 瑞伯尼亚是个穆斯林小城，一直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区中，却在1995年7月11日落入塞族手里。塞族士兵进城，将男人女人分开，分别驱赶进几十辆大型巴士中，驶往城郊。那些男人，也许是六千人，也许是八千人，从此失踪。 老农夫在海牙法庭上的代号是a，他知道那几千人的下落。他所挤进的巴士来到了一个篮球场，场上尸体早已堆积如山。老农那一车的人在空地上排成四行，机关枪扫射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压在尸堆里，没被射中。他在半夜里脱逃。 去年7月11日到13日间，小城里有多少穆斯林被杀？没人知道。有人说三千，有人说六千。老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单单那个篮球场，就有两千五百个人被枪毙。 ——4—— 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个一个站上证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园目睹的暴行。有一个塞族士兵问一个穆斯林女人，“婴儿干嘛哭个不停？”女人说，“他饿。”士兵一刀刺进婴儿胸腔，说，“他不会饿了。” 这些残暴的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个“凶嫌”现身说法，就是二十四岁的杜拉胜。 讽刺的是，杜拉胜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个生长在穆斯林区的克罗蒂亚人。战争爆发之后，他有时被召进克罗蒂亚军中，有时被拖进穆斯林部队。后来发现身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于是决定当逃兵，随着妻子到了塞族区。到了塞族区却又变成了塞族士兵，“因为，”他哭着说，“否则就不给我们住房呀。” 杜拉胜的部队驶进一个农场，农场里头停了几十辆巴士，挤满了穆斯林男人。“他们十个人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开枪。我不肯，我的班长就说，你不肯，可以，过去跟他们站一块儿去！”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 ——5—— 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 ——6—— 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程——士兵的集体屠杀俘虏究竟是哪一个个人发出的命令？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正义的执行。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但谁去逮捕他们？联合国现驻波斯尼亚部队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们一有动作，波斯尼亚战火势必立即再度爆发，是正义比较重要？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重要？ 国际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实脆弱极了。所通缉的两名主脑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寻常百姓要继续被侵略者、独裁者屠杀，死狗似地被掩埋。人们屏息注目海牙大审，心中微微紧张。 因为这场世纪末大审“万一”成功了，它的意义多么深远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两族开战为藉口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他知道，在战后，文明的法律仍旧要制裁他。国家的领袖必须面对国际监督，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杀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国家的支持，还得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所逃遁。 这样的正义，对那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是多么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大审来清理它的残骸沉冤，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我们屏息注目这世纪末的大审。清理过去的黑暗，我们知道，不过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1995年 第6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 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 第7节 懵懂的时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1997年 第8节 卖床单的母亲 今天，5月8日，不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欧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军占领了柏林，结束了欧战。 我可以想像，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样：二十几度的气温，天空蓝得干干净净，风轻轻一吹，苹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飘舞下来。小孩大声喊：下雪了！下雪了！细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头发里。 可是孩子脸颊苍白，立在冒烟的废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样狰狞，街头到处是尸体。许多人为了避免羞辱已经在自己的寓所里举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砾间翻找可用的物资。德国战败了。究竟是战败还是解放呢？这个问题，到半个世纪之后仍旧是报纸醒目的大标题。历史，什么叫历史，你说？ 在欧战五十周年前夕，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见调查：结束欧战，谁的功劳最大？69％的德西人说是美国，87％的德东人说是苏联，96％的俄罗斯人说，是我们自己，苏联。这一节的历史究竟该怎么写？难道所谓历史完全看是谁在写史？ 欧战结束，每个民族都忙着重新建国——新的政府与新的权力，新的政治图腾与新的建国神话。曾经被占领、被殖民的国家最热烈拥抱的建国神话就是强调自己的悲情，控诉殖民者的不义，悲情将自己定位为纯被害者。被害者当然是无辜、善良的，而且由于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国人多年来把欧战看作一部光荣史，一边强调自己的被害，一边炫耀自己的抗暴事迹，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认真地探索法国人与占领者合作的关系；尊贵如密特朗总统也不得不从光辉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坠下，变成一个灰色的人物。 对德国最不愿意原谅的，恐怕还是紧邻的荷兰人。多次的意见调查显示：荷兰人比其他欧洲人对德国人更疑惧。更没有好感。即使只是一场球赛，荷兰人最想打败的就是德国队。“是不是因为，”一个德国记者尖锐地问荷兰总理，“把大战的责任全算在德国人头上，荷兰人自己的错误就不明显了？” 荷兰自己有什么“错误”？与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憎恶成正比，荷兰人在被占领期中与德国纳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欧洲人都高。德国记者的意思是说：当年你与纳粹密切勾结，怎么事后如此自许清高？ 荷兰总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兰人喜欢说——那全是德国人干的，以便让他自己良心舒服。结论就是：德国人都是迫害者，我们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当然没有这回事，世界上哪一个殖民势力不是在一部分当地人的合作与支持下而得逞壮大的？荷兰一家报纸因而统计沦陷期间，大约4％的荷兰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数，“什么叫灰色的大多数？”柯克不高兴地说，“……我的父亲躲起来了，我的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照那样算，她也属于那灰色的大多数了？你要她做什么？背着小孩去抗暴？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把家里最后一张床单给卖了，去换半公升牛奶，骑八公里路……你要她在我们村子里去革命抗暴吗？” 荷兰总理的动怒中透着真情：他看见的是一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活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母亲在政治道德上却被划分为灰类，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划成黑类的德国人其实也由百万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存的母亲们组成，她们也要卖床单换半公升的牛奶来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她们是迫害者还是被害者呢？ 只能把国家和人民分开来看吧。德国这个国家战败了，她的人民却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国家”所奴役的，不只是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德国人自己。春秋之笔写忠奸之辨，得穿越识破多少层的所谓真理？ 1995年 5.辑五 我的十年回首 5.辑五 我的十年回首 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1997年1月1日 第2节 台湾素描1987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像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罔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1987年8月 第3节 台北即景1992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概经常下雨，城市里的房子都有骑楼。滂沱大雨时，人们仍旧可以漫步浏览骑楼所遮护的商店。漫步吗？其实不可能，因为走道上一半的面积，被成排成排的机车占掉了，没有机车的空间，就有小贩摊开他成堆的货品，周围就绕着一群或蹲或站的顾客，行人就得躲躲闪闪的钻过一堵一堵的人墙。卖衣服的，把模特儿和满挂新衣的旋转衣架搁在走道中间，人们就穿过衣堆，继续前进。开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骑楼正中一摆，人们就侧身在食客的背后穿梭而过。有一家海产店，干脆用门板将骑楼两边封了，热腾腾、火势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烧着；行路人也就一头栽进那滂沱大雨，绕过海产店的势力范围，再一脚高一脚低的躲进下一段骑楼，继续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行程。 骑楼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铺，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面铺得特别高，高出个三十公分吧！紧接着下面那一家，可能又比这家高出个三十公分，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个六十公分高的悬崖，大人一脚跨下，小孩两脚蹦下，推婴儿车的母亲让小车前轮着地，眼看着车里的婴儿就要被倒出来，像倒掉畚箕里一坨大萝卜。 骑楼地面高低不齐，据城里人说，是因为人人都想垫高自家路面，闹水灾时，水会往别人家里流。 这是个先进的城市？还是个“开发中”的城市？（“开发中”，曾经是“落后”的意思）我说不上来。 城市里有许多低矮的小店，就说转角处那卖汤汤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前捞面，女人把小菜端给客人，客人蹬着塑胶拖鞋，卷着裤管，低头叭哒叭哒喝着汤。一对穿着学校制服、剪着短发的小儿女，在小店的角落里，傍着一张油旧的小桌做功课。十岁不到的大女儿，背上驮着一岁的小弟弟，一条大花毯覆着，正来来去去的张罗盘子碟子，像一个熟练的妇人。 走出这条小巷，转两个弯，又是一个高楼大厦的世界。大饭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织地毯软得像草坪。地毯上站着优雅的人，说着各国的语言。咖啡厅里每个角落都插着花，会开会谢的真花。满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极讲究的品评咖啡和名酒，话题的开头往往是：“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地方：纽约旧金山、伦敦慕尼黑、华沙布拉格，还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里只有两种人：刚刚回来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卖汤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许哪儿也去不成，可是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他们怀着希望：有一天，他们浑身油腻的小儿女也会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乐观的人，那当然是因为，站在柔软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们，有许多许多，曾经是傍着油旧小桌学习写字的孩童。 这城里倒也不尽是乐观进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还郑重的对那样的世界表示唾弃。在城市的南区，有这么一家小吃店，在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木楼上，没有招牌，所以必须有熟人带路，一阶阶踩上狭窄的危楼。油旧的矮桌摆在油旧颓败的木床上，人们盘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划拳。灰扑扑的玻璃窗破了个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风呼呼吹进来。两个神情迷离昏幻的少年，还不到十六岁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过来，惹火了一个裤腰里带着枪的客人，有谁在地板上砸碎了一只酒瓶。 地板沉旧得看不出原来的木色。一幅古时的绣花布帘钉在通往厨房的门楣上，像一块整个干掉的抹布。厨房里有两只煤气炉，炉上搁着两只大黑锅。厚厚的一层油腻黏着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厨房里，蟑螂也活不下去，因为它会被油腻黏得动弹不得。水泥地上，厨师踩脚的地方，已经有点凹陷。黑色的酱色的污水泥泞满布地面。 谁是主人？这人脏得够狠，够彻底！ 你猜得不错。主人，不是那有四个儿女卖汤水的小贩，是个艺术家。他用这个乌七八黑的黑店来表达他对这个城市的价值的抗议。 光顾这家黑店的人，究竟为何而来？来吃好菜吗？黑店连个菜谱都没有，他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吃拉倒。来吃抗议吗？五六年前，这个城市曾经满街都是热血沸腾大声抗议的人群；那时他们刚刚得到抗议的权利，心里激动着对种种理想的狂热。五六年来，有些理想实现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浃背的权力游戏中，被遗忘了；更多的人，对理想和抗议，开始觉得厌倦，因厌倦而冷漠——所以，他们为什么来黑店呢？ 如果大胆一点，你可以说：脏！他们受了脏的吸引而来。脏，经过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也成为一种美，和世纪末的颓废一样。这个城市，对世纪末的逼进，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们的肉体感官在寻找高潮和满足。在鸟儿还在安静沉睡的时辰，往最绚烂最嚣张的霓虹灯丛处走去。那么张牙舞爪的灯火，亮在清晨两点，伦敦没有，纽约没有，慕尼黑更无从想象。你踏进自动滑开的玻璃门，十来个制服整齐的人，对你齐声大喊：“皇家贵族理发厅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好像匍伏在地的宫廷大臣高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有人递上雪白的滚热的毛巾，有人打开烟盒，有人问：“您要几号小姐？”用一种极做作的礼貌。 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六十六号小姐开始按摩，在另一张躺椅上，八八八号小姐也在工作，用坚硬的手指陷进人的肌肉里，因为是“纯”的，所以按摩是隔着衣服。当小姐们认为客人已在昏睡边缘时，她们开始交谈： “五○八号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认识。嫁给一个警察。警察有什么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胆，怕作寡妇。而且哦，靠那个死薪水，有什么用？嫁到那种厉害的还好，他就会刮，碰到那种乖乖牌，不会捞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会捞，要狠，不然哦，靠那个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这年头，没钱什么都别谈，人家社会就是这样……” 清晨四点，宽阔的大街上已经有扫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扫城市的污秽。大楼的小房间里，人们在唱歌，清晨四点。眼睛盯着电视荧光幕上的歌词，随着录好的旋律，对着麦克风唱，唱给小房间里的朋友听，更唱给自己听。唱的歌，总是缠绵的、哀怨的，“等待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着你的感觉好好”。白天的面具卸了下来，缠绵的歌词与旋律好像一条温热的干净的毛巾，柔软了因为戴面具而绷硬的脸。 这个城市里的人自诩世故深沉，看尽了人世险诈，却同时玩着“关在小房间里唱情歌”如此纯洁可爱的游戏，你说是矛盾，我说，这个城市，险险的走在现实和梦想的边缘。情歌的缠绵境界，使人们暂时忘记小房间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脏，使爱脏的人暂时不必去面对那明亮如玻璃的未来。 打开门，走出小房间，就发现自己站在骑楼里，面对一重又一重的阻碍，要低头、要侧身、要缩肩、要淋雨，才能走过那一脚高一脚低的长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说不定还得不轻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人们还有一个小房间能够把不敢说的感情唱出来，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况，人们还有那么一个脏得够狠的黑店（我只是不知道，如果有人当着酒酣耳热的食客，镇静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谁会拿谁怎么样？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颓废的底线？）；只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间，人们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第4节 台湾1997 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 第5节 二十三岁的孩子 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其实亦步亦趋；我们看见大学法的修改，看见教授治校的实践，看见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的发展。1972年，瞿海源和杨国枢两位学者曾经发表他们对“大学生现代化程度与心理需要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学生的“顺服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大学生出生在反对运动汹涌的70年代，成长在街头抗争热烈的80年代，他们的“顺服性”绝对与二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经过解严的政治洗礼，今天的大学生也绝对不再是十二年前国民党专政下的“幼稚园”大学生。 今年四月，在一个以女性解放为议题的讨论会上，我听见身为大学教授的主讲人说：“我开这个会是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完全是传统的上对下的威权口吻，我又为他紧张了：你怎么知道，台下坐着的人懂得不比你还多？ 壮哉斯言。我猜想那身为教授的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年轻人不可小视。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逊的年轻人不只是口出不逊而已；有真正知识作为实力的人，才有挑战权威的资格。 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学生，他们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门门前静坐示威，敢对校务提出异议和抗议，敢公开自己不合于社会主流的性恋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静坐示威的立论所在，知道异议和抗议之后要有建议，知道反社会主流的得失代价。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们得以掌握某个程度的知识以及知识所引伸的自我权利的自觉；知识促成“敢”的行动。 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乐意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最具吊诡的是，教授和学生两方都可能为近年的民主喊过激情的口号——更别忘了，这一代学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们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时”努力争取来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与当权者论政，百姓不惧与衙门兴讼。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如果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时至今日，教授与学生之间仍然以父子、母子关系来彼此认同？ 想来是因为，“幼稚园大学”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纵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没有任何制度是凭空运作的，它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传统的轨迹上行驶。同是代议政治制度，在印度、在意大利、在俄罗斯，有大异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湾的实验，更是意外百出、惊奇不断。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念并没有被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真正动摇。我们的教授和学生可能在公的领域里积极推进现代民主，在私的领域里却延续传统中以权威及顺从为主轴的师生父子观念。其间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释，但充分显示了台湾价值变迁的转型性格。 传统的五伦观念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负面的。行为科学家已经指出，中国社会中信服权威的依赖关系使个人较有安全感，焦虑因而减轻。问题是如果民主是我们今日的共同追求，而且我们理解，民主不仅只是一种选举的政治形式而更是一种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们就不能不审视自己某些隐藏的矛盾。如果民选出来的总统自认是民族救星摩西，如果争取到自由的反对党在党内压制异己，如果行政官员在家中暴虐妻子，如果教授在教室里打大学生的手心——或者倒过来说，如果大学生容许教授打自己的手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仍旧在“幼稚园”阶段？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这样的“孩子”，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吧？ 1997年 第6节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找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1943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见“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1985年 第7节 不会闹事的一代 ——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竞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具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未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1985年 第8节 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 ——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悲哀的台湾人”！ 我绝对尊重您的悲情意识，但是也请您正视，并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于您的亲日情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您身边的人是否会给您适度的警告呢？ 您给日本人特别多接近您的机会，您喜欢和他们用日语交谈，您津津乐道自己在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国民，您习惯性地透过日文去接受思想讯息……您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非常橡我们这一代人和美国的关系。我走在美国的街上，说他们的语言、清楚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当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见一个美国人时，那种知己知彼的亲切感简直就像见到了故乡人一样。 可是这种亲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不看见它背后的颠覆性质。 为什么您所熟悉的是日语而不是印度语？为什么我所熟悉的是英语而不是埃及语或刚果语？因为日本和英美是拥有强权的帝国，帝国为了推展自己的军事和商业利益而入主他国，是为殖民。帝国用武力统治一个地方，那个力量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帝国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渗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从而改变对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该弱势文化会是一个对帝国亲善靠拢而安全的系统。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绪。美国对台湾影响之深，不必我说。到现在，我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播报采取的仍像是美国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断地有人谈到文化自主的问题。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意得的学术论著执意要揭露欧美文化如何腐蚀其他文化的现象，对中国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起了影响。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对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个部分？ 您对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字不提，反而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 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说法招来日本编辑的反应：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编辑的问话，其实等于在问：殖民对你们被殖民者终究是有好处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现点 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对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第一，在访谈中，我并不曾看到您对日本殖民有一个字的批评。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强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您对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个程度的戒慎恐惧？ 您最近还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政权交出去；老实说，我吓了一跳。 这样的话，美国的克林顿和德国的科尔都不敢说的，因为政权交不交出，交给张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后交，根本由不得他们，那是选民的事情。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证明了司马辽太郎说的，台湾的民主还在婴儿时期。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您——如果不是包围着您的人和拥护您的百姓让您觉得政权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会有那样不自觉的帝王遗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总统，台湾的政治体质如此，光批评您个人是见树不见林的。 您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台湾有个“总统”，他的名字怎么写老百姓都会搞错，因为在一个百轮运转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没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扩开您的胸襟，跨出大步离开悲情意识的暗影，做一个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对您的期望高，所以难免苛求。我们互勉吧，为我们的梦。 龙应台 第9节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头有个头戴棉帽的人站在肮脏的残雪中等候买香肠。东柏林一个铜像已被拆走的广场上有个失业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望着商店橱窗。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个人踏出地铁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个人弯腰在地面铺上一张报纸，拉拉裤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东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个人正穿梭着过马路。 这些毫不相关的人之间，在20世纪的尽头，其实联系着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目睹乌托邦的解体、信仰的丧失、理想的幻灭。 五十块！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体验到破产的意义。汽车在雨后尺深的泥泞中陷住了，进退不得。于是我建议，干脆将车锁上，让它在那儿留一夜，等出了太阳，路面硬了，再来取车。 北京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着我，摇头，不行，收音机会被拆掉，轮胎会被卸走，车子会面目全非。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对，”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绳子我有，”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五十块！”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黄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妓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相信’这个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在莫斯科街上那买香肠的人，在东柏林广场上那游手好闲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农村里走着的人，在法兰克福那西装毕挺的人，在忠孝东路转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还有我，程度或许不同，但我们都认识一个词，英文叫the loss of innocence，德文叫das verlieren der unschuld。中文，很别扭的，叫“天真的永远的失去”。一旦看见了国王的新衣，他就无法再回到没看见的状态。人的混沌一开放，就不可复得。 救护车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列宁取代沙皇、斯大林取代列宁、反对党取代执政党）；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神话化”，而“神话化”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乌托邦是一粒不含开花可能的种子，不管人以多浓的热情灌溉。 1930年，亚斯柏斯（karl jaspers）在海德堡演讲，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不断引用的话： “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无甚高论，真做起来却惊天动地。 当高贵的政治理想受到怀疑时。道德的乌托邦也开始动摇。20世纪的人走过性解放、妇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质疑，一次反抗。二十岁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纸上的圣贤教诲。三十岁的我，在怀疑政治神话的同时，发现纸上所印的和我眼见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整个圣贤教诲像一场骗局。四十岁的我——有一天开车，后视镜一辆车紧逼近来，镜中映出鲜明的大字：“救护车”。我赶忙靠边，车经过身边时，我看见了车头上的字：“救护车（镜象）”。 四十岁的我，明白了原来孔孟的道德架构不过是那倒写的字，与镜子配合作出实体的呈现；但是谁将镜中的呈现当作宇宙实体，谁就是傻瓜。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驱车经过河北省一个农村，看见所有的墙上、树干都涂着标语：储蓄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水源、不浪费一滴水，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我连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这村子缺水。 原来先圣先贤的道德教诲也不过是涂在墙上树上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村子离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是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曾经觉得被欺骗的我，顿时觉得释然。 不知道这是不是孔丘所说“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过，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个树干上的标语。 矛盾而危险的钟摆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荡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毛泽东时代、昂纳克时代、苏联帝国时代、国民党专政时代，人们觉得安全，但他们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纳克逃了，苏联帝国垮了，人们突然害怕起来。这新获得的自由有一个普遍的名字，“乱”，乱的时候，人们开始企盼强有力的领导。 台湾的报纸说，从前虽是强人政治，但强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现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比从前要庸俗而堕落。 德国的报纸说，从前有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现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经理，他会把档案分门别类就算称职，根本没有能力在乱局中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这种思维的内在矛盾和危险性难道不清楚吗？矛盾，因为安全和自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品质，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时又掌握强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险，因为枭雄多半蜕变自英雄，对英雄的渴望是产生枭雄的温床。 世纪走向尽头，历史的钟摆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极高，我屏住气，知道那个摆不会停在空中，它会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宝贵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并不明显。和安全不一样，自由除了游戏规则的共同遵守之外，一无所有，它没有强权的保障。建立游戏规则很难，要破坏游戏规则却不费什么力气，譬如德国和瑞士地铁采取的荣誉制，无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严，但是一旦有相当数目的人不守买票上车的规则，查票势必得执行，荣誉和自由则荡然无存。 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强人的机会就来了。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我是谁？ 可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称它为社会共识吧，本身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德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史都默（m.sturmer）写过，一个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要走向内战，而可以发挥凝聚力的共识，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国家认同。历史研究和诠释提供一个团体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学者的难处即在于，当他尽他的政治义务——促成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不能够损害他的学术责任，那就是“解构神话”的工作。在促成国家认同和解构神话之间求取平衡，史都默说，是史学家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初期当帝国主义崩溃时，纷纷独立的殖民小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历史的改写来建立国家认同，把“我是谁”的诠释权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在殖民者的视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是“苏丝黄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个性分明的个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蝼蚁大众。改写历史不过是换个焦距，让背景成为焦点所在，认清自己的面貌。 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历史重释，由于国民党的到来，往后延了四十年才发生。解严之后，认识“我是谁”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史都默（还有谈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书店里触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愤、悲情、悲歌、悲哀、愤怒、出卖……被压抑了四十年，不，应该从1894年算起，被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感情终于得到释放，被残酷的历史活埋的人终于再见阳光…… 可是，怎么出土的全是英雄？怎么殖民史变成抗暴史？怎么连皇民文学都变成抗议文学？治史的人在热情地建立国家认同，尽他们政治义务的同时，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说的作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责任——逼视历史、解构神话的责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却对历史的不可妥协的诚实，唉，这个世纪的许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滚石就要 法文的世纪末（fin de siecle）其实与时间没什么太大关系，指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一种美学风格。把世纪末当时间观念，当然是荒诞的，“世纪”已是假设，“末”则更属虚妄。德国人比较实际，“世纪末”在德文常说是“世纪转”（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转”，活脱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学理解。 世纪或许无所谓“末”，时代却有它结束的时候。眼看着帝国崩溃、围墙倒塌、主义破碎、神话解体，我深刻体验到一个乌托邦时代的结柬。福山大胆地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而他语音末落，欧洲战火已烧上天空，显然历史无所谓终结，只有转折；但历史是前进的或是循环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亚各邦为种族、宗教而彼此屠杀，这个转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时代。数代之后，难免又有新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验过我们的信仰的死亡）以满腔热情试图建立新的乌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家伙来。 世纪末，西西弗斯满头大汗又将滚石推到了，巅峰，你看，那滚石在巅峰上马上就要…… 1994年12月 第10节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未能自己。 ——我把报纸文章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瞒您说，我也想离开台湾。我敢预言中国将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于他人，而是死于自己手中的绳子，真的，真的。 ——“红色恐惧症”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样，人人怕传染。 ——目前您知名度够，“有关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千万要小心：开车，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恶煞杀出来。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们不赞同这个作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 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xxxx，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50年代有“自由中国”，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学杂志”，而80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3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80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80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弥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80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90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90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80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90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80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90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戒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共党政权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威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 6.辑六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6.辑六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第1节 也是95年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94年已过，我甚至还记得65年的事情， 以为世界会永远那样下去 时光荏苒的感觉那样新，也那样旧。上面一句话是布来斯（eva jane priec）在1月1日写的，1895年1月1日，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美国妇女与她的传教士丈夫和孩子住在偏僻的山西乡下，看着94年进入95年。下雪了，中国人的农历年到了，鞭炮声整夜整夜地响。 但是日子并不平静，在1994年9月11日的家书里，她已经告诉远在美国的亲人： ……日本和中国在抢韩国这块骨头……，我们听说每个县得交出大约500块美金的钱，每一省要提供两千个兵……我们住得偏远，很难想象正在打仗，但是，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 她写这封家书的时候，两万日军正包围着平壤，与中国的军队作激烈的战斗。这封信或许还没离开天津港口，黄海水面上一片硝烟炮火，邓世昌和致远号上几百个官兵在火海中下沉。这些，布来斯当然完全不知道；那还不是一n的世界，但是她感觉得到战争。 ……听说日军已经登陆，逼进天津，这里还宁静，本地人对我们还友善，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兵，有兵路过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了，好像空城，他们在担心一旦仗打完，流兵散勇满街抢夺，这些兵没吃没穿的，全要变成强盗。 这封信的日期是1895年3月12日，日军已经击溃了清军在东北战场的主力，占领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在这之前，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消耗了千万两银子的大连旅顺要塞，早已全毁，旅顺大屠杀早已发生。在3月14日，李鸿章父子启程前往马关。 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布来斯不知道上帝为中国安排了什么计划，她所接触的中国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梦想，在1895年9月，她写着： ……有人说一个特别的什么兵团已经消灭了日本人，听说俄国、英国、美国等等在福尔摩沙帮日本人，然后那个什么‘黑族”兵团打过去，毁了他们所有的船舰……” 叙述了这段流传乡间的“谣言”之后，布来斯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过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故事，想煽动本地人对外国人的仇恨罢了。 视角极端狭窄的布来斯完全不能想象福尔摩沙发生了什么事情，“城头蓬蓬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1895年8月下旬，吴彭年所率领的黑旗军在彰化八卦山正和日军进行浴血决斗，平常种田的农民拿起鸟枪、大刀、木棍，与入侵的异族对抗。10月，上帝为中国所定的“计划”浮现出来：抗暴的身躯在鲜血横飞中倒下，台湾被成功镇压，开始了它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还有它的今天，1995年。 布来斯眼见的中国，一百年前的中国，是落后贫穷而又骄傲自大的。她身边的升斗小民都觉得，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是因为羡慕中国的地大物博，文化的宏大精深。布来斯甚至希望小日本能打败中国，让这些傲慢的中国人终于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它大，比它行的国家。布来斯所看见的中国人的面貌令人触目惊心，街头随处可见皮肤溃烂流着脓水的人，大脖子的，肢体变形的，到处是瞎了眼的，到处是乞丐……“你们无法想象街上有多少乞丐，”她的家书里写着。 ……很可怜，看他们背着、挑着柴、树枝、草，任何他们找得到的东西，为了取暖，因为煤太贵了。田野和路边被捡得干干净净，好像被扫把扫过一样，看起来很干净，其实是迫于贫穷。骡马经过时，后面跟着一路的人，想接粪便拿回去当肥料…… ……肮脏，令人作呕，……一群男人就在我们眼前把裤子脱下来大便，然后蹲在那儿抓身上的虱子…… 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这是1895年的中国，贫穷，落后，苟延残喘在一个大帝国的末日而不自知。有趣的是，万物的腐败和新生往往并行不悖。1895年，我们固然看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败涂地，我们也看见“公车上书”的万言书、“万国公报”的创立、“强学会”的组成，一步一步走向维新自强的路。在炮火隆隆的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结合香港、广州一带的反清势力，10月，当台湾的抗暴力量被摧毁时，广州起义刚开始。 1895年，中国是一锅滚水，沸腾着痛苦也燃烧着希望与憧憬。甲午一战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未来变成了我们的现在。布来斯的家书读来历历如新，她其实完全没懂得中国，更没看见真正的中国，但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倒似乎说中了历史的个性。我们走过了这一段路，在世纪转角处驻足小立，总算知道了那“计划”的一部分。 1895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呢！ 第2节 有奖征答 民国二十七年，芦沟桥事变一年之后，日军逼近汉口，战争惨烈地进行着。北京的《新民报》在九月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了“测验国民对于反蒋与拥护新政权之热情”，《新民报》“征求汉口陷落日期大投票”，举办有奖征答游戏。以邮戳为凭，谁猜准了汉口陷落的时间，将得到奖金五百元。汉口陷落日期与时间“以日本军入汉口日本租界之时日”为标准，应征者只限于中国人。 广告刊出四天之内，《新民报》称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应征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还附上一首歌词，《祝汉口陷落歌》： 一、武汉三镇空豪言呀，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汉口陷落蒋府崩呀，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 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浪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第3节 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 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1996年 第4节 苏州美人 日军带着枪和刺刀，在1937年11月进入苏州。古城里，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愿走的，大多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十个月之后，《大公报》的记者报导了苏州沦陷后的面貌。 中央饭店改成了“军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门口外去拉客，门口的招牌写着“苏州美人第一线待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国货和欧美货品的广告全部取下，换上了“仁丹，老笃眼药，味の素”。 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 第5节 外国顾问与土著 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 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 “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 “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 第6节 残酷的年代 迫不及待地等着看《陈立夫回忆录》这本书，因为我想知道大汉奸丁默邨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来是以陈立夫为首的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撤销之后，失业了的丁处长就加入了汪精卫的阵营，在南京政府中历任要职。战争结束前，他是“伪浙江省省长”。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南京市档案馆中所存审讯汉奸的笔录、判决书、种种信件、电报等等，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1941年，陈立夫以旧时长宫的身分与丁氏联络，对他“晓以大义”，指示他若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的“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暗杀当时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被救的情报人员，在公审中，也都具函作证，丁与重庆政府的合作毫无疑义。而在日本战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坐大以及新军阀的趁机而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戴笠在他给“默邨吾兄”的手书中，要求丁氏“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邮也确实一一实行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读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后的间谍。在战争中，默默无闻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他们所冒的危险往往更大。 而当重庆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答应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胜利后杀他的“降将”、“间谍”？尤其在早巳给予不杀的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吗？ 于是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找到了线索。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 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 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他就被枪毙了！ 问题症结果然在“委座”。 难怪法院的判决书读起来令人觉得强辞夺理，完全漠视被告人所提出的有利证据。因为真正的判决者，不是法院，也不是法。 我庆幸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动乱残酷的时代里，可是，即使是动乱的时代，也不一定都是残酷的。唐朝萧华以安庆绪之乱，作了“伪魏州刺史”。王师（就是我们的中央部队吧！）到后，他与王师合作，安定魏州。情节与丁默邨几乎完全相同。结局呢？萧华功过相抵，论罪止于降官。他后来成为一代名臣。 掩卷叹息呢！ 1996年 第7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第8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 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 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1996年 7.辑七 答客问 7.辑七 答客问 第1节 纸上电台二十问 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纪末》及《孩子你慢慢来》两本书，我很想告诉你我好喜欢这两本书的内容，让我有一种贴近生命的感觉。过去，我还看了《美丽的权利》及《野火集》，那时最欣赏你清晰的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但比起来，我更喜欢在《世纪末》与《孩子》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包客与智慧。我是一个老师，一直盼望用宽容的心对待孩子，但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常会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必须在台湾养育安安与飞飞，你会怎么去面对周遭的环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和你一样，《孩子》及《世纪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如果《世纪末》是用脑和心写的书，那么《孩子》是我用身体和感情写的。喜欢这本书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设“如果”我必须在台湾带孩子——我每年带他们回台湾就已有足够的烦恼：哪里有大片青草地让他们奔跑？能不能让他们单独上马路？电视里他们看见些什么？如果我真住台湾，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须成立或者加入各种教育改革运动，耗尽力气去为下一代改变环境；说迫不得已，因为我事实上是个极懒散的人，愿意写文章，不适合搞运动的。但是作为台湾的父母和老师，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必须是个激进者，行动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动者是得付出代价的。我理解你的疲倦，可是你一点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当初不晓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却无损对你《野火集》的迷恋。那时学生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圆神第五版，读起来血脉贲张。多年后《野火》仍立在书架上，不过当时的激情已荡然无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长，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已改善，或是你的观点已不新鲜呢？（宜兰，陈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拥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级了。去年我回国，发现高中生在买《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触。一个社会的共同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接下去的，让我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读罗家伦的《新人生观》的情形。 你对《野火》已无“激情”，应该说是你和台湾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超越一个阶段的显示。《野火》针对80年代的台湾状况发声，要的是你当时的“激情”；你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湾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学生还在《野火》里发现一些东西，表示台湾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于《野火》观点的“新鲜”，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没说过《野火》的观点是新鲜的。《野火》其实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传统。《野火》之所以鼓励风潮，不在它观点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则你要问，为什么《自由中国》杂志和《文星》杂志里的作者不曾煽起火来？李敖不久前说，他是木材商，写《野火》的人只是个卖牙签的！他也没看清楚，《野火》的意义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签一样人手一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胧眉间，几分清醒几分醉。难得片刻缘逢，或许便是生命迷人处……不善浪漫，却落得一身尘埋。感性的您，是否将泛黄的情事掀起，让心灵有铭心的您的他的心跳时分，入戏入味似梦，此刻此处留点心。另一种创作，与之分享。（嘉义，远星） 答：远星，你的文字太“文艺”，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说什么？ 四、从“忠党爱国”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这个政府烧掉。国家愈来愈烂，怎么办？（台中，赖彦呈） 答：本来“忠党爱国”的我，在发现自己被党和国用政治神话欺骗，愚弄了之后，我写了《野火》去烧掉它的神话。你对谁生气，就去对付它吧，用正面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我觉得奇怪的是，第一，国家并没有愈来愈烂，整体来说，今天的台湾比从前的台湾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说“愈来愈烂”，那也绝对不再是“政府”一家的事。民进党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们算不算你“烂”的一部分？还有老百姓自己——卫尔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错吗？公共安全的严重缺失反映我们整体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绝不只是政治问题。你同意吗？ 五、拉丁氏族迁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样，懒散成性不求精进，国民所得瞠乎北美之后，难不成真是“橘逾淮则枳”乎？（同样是欧裔，人家美加两国就令人刮目相看，关键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个民族的前进或后退（让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词的用法），有极复杂的因素。气候，地理，历史和文化交纵错杂，形成一个大环境。通常，海外移民社会和母国性格本来就有所差异，原因之一，会选择飘洋过海的移民在其母国内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走呢？），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不是母国固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适应新环境，他的变是必然，而他变的方向，就难免要受制于他的环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独厚的。 我倒觉得您的价值观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经济力量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唯一的标准吗？南美人当然比北美人穷，但是您敢断言他们因此比北美人不快乐吗？努力精进的德国人就一定比“懒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吗？我觉得不见得。橘逾淮确实变成枳，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枳的味道，也许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六、您“毅然”下嫁白种的日尔曼氏族，可见是毫无种族歧视而天下一家来看。反观吾辈之省籍意识，地域观念，真教人汗颜。究竟是哪根筋不对？毕竟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足为训呀。（台中，龙斌） 答：我嫁给他的时候，只想到我在跟一个男人恋爱，没想到我在跟一个白种的日尔曼人恋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毅然”的美德。我还可以偷偷地告诉您，上大学时我不曾有过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们的国语不好听。您说这是不是歧视？所以说，如果下一代的台湾女孩子一定要找闽南语说得地道的才肯恋爱，那也是历史的公平吧。 地域观念其实是人的本性，他寻求同类来加深自己的安全感，优越感。日尔曼人瞧不起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瞧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瞧不起阿尔巴尼亚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被他轻视的目标来巩固自己容易受伤的自我感觉，像阿q一样。地域观念其实只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并不严重，但是当这种弱点和政治斗争结合，当族群歧视被赋予政治势力而组织化，合理化，它就变成一个吃人怪兽。 台湾的省籍冲突有它的历史成因，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很清楚。一方面，历史郁积的情感发泄出来其实最自然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团体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剧。头脑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民进党的邱义仁就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当他说，已经出头天的本省人应该学习退让，使充满危机感的少数外省族群放松下来，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轻重。与台湾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属台湾的自己人。受过压迫的本省人应该更清楚被压迫的痛苦，更宽以待人。他的宽厚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收获。 七、看“外遇”时，从一开始的笔触，气氛，心理描写，都注重妻子的惊疑不安以及悬疑，我暗暗期待一个“全然令人意外”的结局，怎样意外呢？比如说，完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并没有外遇。当然您的结局也满“意外”的——意外的惊怵。您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一种什么动机？是纯戏剧效果，还是有什么心理成长认知上的转变？和您本……（高雄，林纯瑛） 可惜您的传真只有一半，第二张不知怎么了。 答：您的问题好厉害，马上就要问出究竟这是一篇理论的虚构的“戏剧”，还是我自己的经验与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这样回答吧！这篇小说当然是“戏剧”，虚构的。我的先生有没有过外遇，我自己有没有当过被背弃的妻子或背弃别人的情人，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但是您说“认知上的转变”，却相当地击中要害，对，我有经过认知上的转变。我想说，女人不见得都是所谓弱者，被害者不见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说，女人和男人都有能力做所谓坏人，我们不要在解构的过程中同时不自觉地另构神话…… 让我反问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为什么不去杀她的丈夫，却杀了他的情妇？ 八、我想和你做个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吾虽不属知识分子，却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喜怒哀乐愿与你分享，诚意是向你表明友谊的基础。（高雄，张进光） 答：你以为凡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你太高估知识分子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是非观念，有是非观念的又不见得能言行一致。 谢谢你的友谊，但是欣赏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而不是实际的接触。文字是作家的精华，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九、我觉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读者爱你。当一个人视野逐渐辽阔，便不客易再去欣赏谁、崇拜谁。你曾教给台湾人民勇气与胸襟，然而羽翼丰满的鸟儿渐飞渐远，无视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强了，让人感觉压迫。我已经离开你。（台北，陈玫玲） 答：你之“离开”我，如果是因为你开始欣赏另一种作家、另一类作品，开始关心另一个课题——我祝福你。 你之“离开”我，如果是由于你到达了某一个年龄，根本不再买书、看书，不再有探索心灵的时刻（我们知道，台湾的主要读书人口不超过三十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什么好呢？ 十、泛政治化虽迭遭诟病，不过，却也伴随不少正面效应。女性亟思争取平权，若非透过政治力实难克竟其功。诸如前一阵有前卫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或许龙应台登高一呼远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团体声嘶力竭还够瞧的。嗣因政坛的一席之地影响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龙应台一个人的登高一呼绝对不如许多女性团体的声嘶力竭，更何况龙应台已经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与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在看法上有许多差异，而且向来不加入任何团体，那是因为钟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绝对支持像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等人所做的努力。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达到一步真正前进。 她们很棒。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客否认，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台湾。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第2节 四十年来家国 ——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问：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幕僚完全没预料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吗？ 答：唉，有的！说真的，如果是由于谈判经验不足、前瞻眼光不够而犯下错误，那倒也罢了，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谁都可能犯错，可是产权这个签定，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这才是最令人心痛的！ 问：迫不得已？ 答：对。西德方面非常坚持，几乎不给任何余地。在其他议题上，他们各政党之间还有意见分歧，对这一点，连反对党社民党都和基民党统一阵线。追根究底，我觉得这是因为在西德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常说，私有财产法是西德人的圣经。 问：第二个错误呢？ 答：不该同意东德人的退休金比西德人少那么多。这一点也造成许多人心理的不平衡。第三个错，是当时不曾设法保障当年效忠东德的人不受西德的法律制裁…… 问：您是说当时就该坚持统一后要“赦免”（amnestie）？ 答：对。当时绝对设想到统一后的秋后算帐会来得这么狠。共产党的领导者你治不了他，倒霉的尽是小喽罗，就印证了德国谚语所说的，“吊死小的，走掉大的”。许多小老百姓就由于他过去的政治信念而永远不得任公职，这是极不公平的惩罚。许多学校老师就这样被解聘了。 问：这“秋后算帐”您当时没想到，倒令我觉得意外…… 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地请教西班牙驻德大使，问他当年西班牙进人民主阶段时是如何对待法朗哥时代的“遗民”，我就是试图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激变中，如何能回避仇恨和报复的爆发…… 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在那时不提出“赦免”这个要求？ 答：我们其实没有权利提出，因为一旦统一，法是西德的，“赦免”必须由他们提出，由他们执行。 问：“他们”不但没有提出“赦免”，而且讲究“追究”。譬如东德的情报头子吴尔夫就被判六年徒刑，前公安部长米尔克被以杀人罪起诉；您的感觉是什么？ 答：吴尔夫被判刑，是荒唐可笑的。你说他“叛国”，他叛了哪个国？他效忠的对象是东德！这样说吧，如果有西德公民作为东德的奸细，我觉得判他刑是正确的，因为他背叛了西德自己的国家。可是吴尔夫是东德情报局长，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问您关于《明镜》周刊对您的指控。他们提出各种证据说您当年也是公安部的秘密线民；您个人怎么看？ 答：柏林参议会对所有的律师做过调查，调查报告很清楚地指出我的背景是清白的。当年因为我跟教会关系密切，经常为了救人，也得和公安部打交道。就如同史都培的例子（史都培是现任德东布兰登州州长，被控从前和公安系统“合作”过）：下水道不通，于是有人钻到地面下去修理堵塞的水管，他上来时，水道又通了，可是地面上的人指着他骂他臭！就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理论：骂别人臭的多数是为虎作伥的同路者。改朝换代之后，这些人面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觉得问心有愧，为了得到良心的安宁，他就努力去寻找比他更“黑”更“脏”的人，作为指控的对象……。 问：有一种说法和您现在说的有点关联，说西德人之所以对东德的过去如此严厉，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对纳粹的过去太放松了，心中有愧；基本上是种补偿作用。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可以这么说。人们在追究过往的时候，俨然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把好人（被迫害者）和坏人（迫害者）分成两个阵营；真相其实是，全黑、全白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是灰色的，灰色的普通百姓。这些灰色的普通百姓，在一个控制森严的制度里用自己的方式凿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角落，在里头思想、呼吸。几个观念相近互相信任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就是这样一种小角落。统一之后，这些小角落也就消失了，许多东德人觉得失落…… 问：“小角落”为何消失？ 答：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了，整个社会多元化了，就不再有小角落的需要。可是东德人不习惯新的人际关系——竞争、讲利害——他因此觉得痛苦。 问：您自己的小角落呢？您在1991年10月退出政坛和小角落文化有关吗？ 答：当年敌忾同仇的朋友当然也已各奔东西，小角落不复存在，我也并不惋惜。我会退出政坛，是因为我向来就不是个太享受镁光灯、为群众的掌声着迷的人。我还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每两个星期和朋友聚在一起作室内演奏，那是属于我的小角落。 问：您在今年四月间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星期；台湾的读者势必要问您对台北印象如何？ 答：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台湾在短短二十年内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为经济成长所付出的环境破坏显然相当严重。一路上看到的树都不太健康。 问：如果有一天，台湾和中共也坐上圆桌谈判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答：台湾和大陆大小太不成比例了。西德能拉起东德，台湾不可能拉起大陆。只能希望中国吸收台湾经验，自己内部演变，在稳定中演变。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不只威胁台湾，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想想如果前苏联境内的诸多种族战争在中国爆发，真是不堪设想，那会是人类一大灾难，台湾如何促进中国大陆的稳定发展，我想是极重要的。 1993年 第3节 谁克服谁的过去 ——访问侧记 “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人类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有无限感慨。在访谈中他说，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羡慕我们东德人，有个富而强的老大哥西德在一旁拉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 戴麦哲尔说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二等公民的痛苦。德东人在经济上是德国的二等公民——柏林的超市员工正在罢工，他们说，他们的工资只有西柏林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工作时间却又比西柏林人长——其实是咎由自取。四十年的经济破产，哪能要求在一夕之间与别人同工同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自尊上成为二等公民，恐怕是东德人始料所未及的。革命当时，围墙两边都燃烧着民族感情的酒精，火焰灭沉了之后，人就要面对权力的拉锯，那是赤裸裸的，原始的。 前东德情报头子吴尔夫在去年被判六年徒刑，“叛国”是他的罪名。戴麦哲尔说这样的判决是一场荒唐笑话，更贴切的说，这是一场荒谬悲剧。游戏规则突然改变，使赢家变输家，黑脸变白脸。 游戏规则由谁来定呢？当然是那肌肉强的一方。 今年夏天，被二次大战战胜国占领了四十年的柏林终于要获得真正的“解放”：美英法三国驻军将在游行、烟火、军乐、冠盖云集的热闹庆典中离开西柏林。苏联军——对不起，苏联没有了，俄罗斯军——要怎么离开东柏林呢？统一后的德国说，英美法是友邦，他们的驻军是为了“保护”德国人民，所以欢送要盛大。苏军？苏军代表的是敌国，“占领”了德东，促成了东德共产党的傀儡政权，他们不应该得到和英美法一样的遭遇。 帝国瓦解之后自尊心极端脆弱的俄罗斯非常紧张，唯恐自己柏林的驻军，在做了四十年的霸主之后，屈辱地沉默地离去。莫斯科要求，在9月的欢送大典中，俄军也要被邀，和英美法一样带着德国人的感谢和祝福尊严地撤退。 牵牵绊绊又扯到历史诠释权的问题了。 西德政治人物光火了，不留情面地说：不是你苏联，怎么会有四十年东德的集权统治？你怎么会有脸要求我们把你这个恶霸当英雄来欢送？ 德东政治领袖却有相反的看法。他们给科尔总理上签名信，要求对俄军与英美法军平等对待。德东人说，“我们并非漠视四国占领之下有实质上的不同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苏联在1945年抵抗纳粹确实有所贡献，1990年对两德统一更举足轻重：为了将来的友善关系，对俄国表达我们的敬重、保留他们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德西人强调苏联四十年之恶，德东人则强调苏联的贡献。这是历史的诠释角度问题，而角度的选择，其实又是自我认同的反射。英美法的占领，给西德带来民主和繁荣；苏联的占领，给东德带来极权和破产——这一点，两边的德国人都不能否认。让德东人难过的，恐怕是嘴里说不出的： 为什么“你们”的占领军要得到盛大欢送，“我们”的占领军就得灰头土脸地悄悄溜走？“我们”的占领军再怎么可恨，他都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蔑视他们就是蔑视“我们”的历史。 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上不了台面，于是只好谈历史诠释。谈历史诠释，德东人大概也赢不了这一场的角力，他先天不足。 和戴麦哲尔话别时，我说，“德国人特别爱用‘克服过去’这个名词。”他带点嘲弄地笑着：“是的，每次他们说这个辞，我就说，那你们就专心去克服你们的过去吧！我们的过去让我们自己去克服，不劳驾！” 被吃掉的那一方，我想，是连克服自己过去这个权利都得不到的。 1993年 第4节 看看孩子还那么小 ——两代母亲的心情 龙应台（四十二岁）访问应美君（七十岁） 龙：妈妈，我要访问你。 应：自己母亲，有什么好访问的？ 龙：先谈谈你的家庭。 应：我家是淳安的大户，在镇上有绸缎庄百货店、有房产、有田地。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大多夭折，只有两个哥哥和我活下来。小时候，我很受家里大人疼惜的。 龙：家里送你上学吗？ 应：我小时候，都是祖母作伴，祖母死了，我就孤单了。父亲提前把我送进学校，和二哥同校。我读两年，二哥就开始偷懒，叫我代他作功课，他自己跑出去玩。后来他留级啦，我升级，变成同级同班了。这下我惨了，震动了三姑六婆。她们叽叽喳喳说，家有公鸡不啼，母鸡啼，是不样之兆，而且女儿读书没有用，将来是给人的，儿子才是自己的。我父母就把我休学。每天我看着哥哥们背着书包，走出前门，独我不能，心里真痛呀。 龙：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希望我去读师范，说是不要学费，而且女孩子不需要读高中大学，做小学老师最适合。你记得吗？ 应：当然记得喽！那个时候你说你想读高中，我就坚持让你读高中，因为我自己求学求得好苦呀！休学以后我就生重病，重病昏迷的时候，哭喊着要求去上学，家里大人吓着了，后来又同意我继续。可是因为已经误了一年，我回去要补上一年课，我不太甘愿，结果是我自己在家，用哥哥的课本，拼命地读；年纪还那么小呢，一心一意只觉得要为读书拼命。后来用同等学历去报考高小，一考就上了，直接读高小，然后进淳安师范，拿到老师资格。 龙：来台湾之后为什么没有教书？ 应：那你们四个萝卜头怎么办？那个时候，风雨飘摇呀，头上有个屋顶就不错了。 龙：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在为生活挣扎；你和人合资经营过酱油厂、理发厅——结果总是被人倒了，从来没听说你赚了什么钱；你在茄萣和渔妇一起坐在地上编织渔网，一毛钱一毛钱的赚；你在戏院卖过电影票；你到处起会存钱。我上大学那年，还记得你到隔壁中药店去借钱给我缴学费。茄萣有一位林医师，好像也帮助过你？我的问题是：这么多年这么艰难困苦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一个女人？ 应：你现在自己有了小孩，应该知道了吧？！最困难的时候，觉得筋疲力尽怎么也熬不过去的时候，看看孩子还那么小，只好咬紧牙关硬撑过去，硬撑过去，无论怎么样，要把这四个小孩栽培出来。 像茄萣林医师，他就是看我那样辛苦，借钱从来没催我还过。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龙：爸爸是个乐天派，有一点钱，不是在牌桌上输了，就是慷慨送给比他更穷的人。你不怨叹自己嫁了这样一个男人？ 应：男人嘛，比较不会为孩子想。不过，你爸爸也有他的优点。 龙：你们吵架时，我明知道你是对的他是错的，可是我总还是站在他那一边，因为觉得你这个女人太强悍太凶了，你知道吗？ 应：我不凶悍，你又怎么有今天呢？女儿！ 龙：你觉得我们母女有相似的地方吗？ 应：有。 龙：什么。 应：我们都一样敢做敢当。 龙：讲个例子来听听。 应：中日战争时，淳安县城里住了好几千的伤兵，城里城外的祠庙都给他们占满了。他们打人砸店强买，无所不为，蛮横极了。有一天我到乡下收租回来，发现母亲的头被强上店门的伤兵给打破了，鲜血直流，好可怜啊！我才十七岁吧！一个人单枪匹马跑到宪兵队去找他们队长理论，事情闹得很大，但是我什么都不怕，坚持讲公理。后年还是宪兵带着那个打人的伤兵来家里道歉才算了事。 龙：你女儿在写《野火集》的时候，你怕不怕呢？ 应：怕。一方面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一方面，我怕你失踪。我和你爸爸有认识的人，三更半夜被装在麻袋里丢海了。 龙：嗯，那你怎么看国民党？ 应：有很多不满——可是民进党好到哪里去？ 龙：所以你并不同意“换个执政党试试看”的说法？应：不同意。政治都是讲利害的。共产党开始时不也用新号召，后来呢？国民党又坏到哪里去？你看着吧——民进党上了台，一样的贪污，换个党不会更好。龙：希望统一吗？应：当然希望。可是现在根本没有条件。统一要先有真正的民主；我可不要白色恶霸。龙：辛劳一生，终于把孩子带大了。你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博士；你觉得怎么样？应：很安慰，他们四个的成就远超过我的预期。龙：只是安慰？你不也常抱怨从孩子那里得到的回报不够多吗？跟我说真话吧！应：我抱怨的是时代。我们这一代做孩子的时候，最尊贵的是做长辈的。菜端上桌，第一筷子的肉一定夹给爷爷奶奶。我们一天到晚想着要怎么孝顺父母，求父母欢喜。等到我们自己做长辈了，咦？时代潮流变了方向，菜端上桌第一筷子肉要夹给小孙子小孙女。现在讲究的是什么亲子教育，也就是小孩最大，我们老的要倒过来讨小的欢喜。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倒霉不倒霉呢？我们是两头落空的一代。但这是潮流，谁也不能怪。龙：其实并没有落空，妈妈，你想想，疼爱你的淳安的祖母和父母，并没有受到你的回报，是不是？他们把恩情给了你，你给了我们，我们转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不是一个双向道，这是一个单行道，一直往前递送下去，人类因此也才能繁衍不息，对不对？应：唉，对是对的。龙：妈妈，你马上要过七十生日。想过死亡这回事吗？应：想过。心脏病发是最好的走法。龙：怕吗？应：不怕，反正要来的。龙：我们从来不曾谈过将来的事。应：无所谓。人死了，都是灰。龙：葬在台湾？大陆？应：想葬在我母亲身边。龙：妈妈，我爱你，你知道吗？应：我也爱你，我希望你幸福。 龙应台访问安安（8岁）、飞飞（4岁） 龙：安安，你刚在台湾留了一个月，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安：嗯——台北的百货公司很大很大，玩具很多，漫画特别多，我最喜欢小叮当，还有龙猫。（飞：台湾的儿童游乐区不好玩，没有沙坑。） 龙：简叔叔带你看了场棒球赛，觉得怎样？安：没看过，有点看不懂，大家在喊“全黑打”的时候，我以为打球的是黑人，原来是“全垒打”！观众叫得很大声，有一个人有点三八，他拿着一面鼓，叫“象队加油”，又敲又打的。很好玩。还有，散场了以后，哇，看席上满满是垃圾，没见过那么多垃圾。龙：还有什么特别的？安：在街上捡到一只九官鸟——（飞：九官鸟会吹口哨——）外婆买了个笼子把它装起来。外公说一定要送派出所，可是警察说，我们抓小偷都来不及，还管你的鸟！所以就变成我们的鸟。九官鸟一带回家就说，“买菜去喽！”然后又对我说：“靠妖！”是闽南语。现在我也会说“靠妖”了。妈妈，下次我要在台湾学闽南语。（“靠妖”是诅咒语）龙：好，安安，告诉我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安：你不要问我，我只有坏话可说。龙：说吧！安：她很凶，总是管我，中午一定要吃饭，晚上一定要上床。写功课、刷牙、收拾房间……总是管管管！她以为我还是个baby！她还会打我呢！用梳子打手心，很痛呢！龙：有没有对你好的时候？安：我不说。龙：好吧，谈谈你自己。你将来想做什么？安：恐龙化石专家。（飞：我要做蝙蝠侠。）龙：不想做作家？安：才不要呢！每天都要写字，一点都不好玩。家庭作业都把我写死了。龙：你喜欢你弟弟吗？安：不喜欢，他不好玩。而且他老欺负我。他打我，我打回去的话，妈妈就说大的要让小的。不公平。（飞：妈妈来帮我擦屁股——）龙：你是德国人？中国人？台湾人？安：都是，是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可是不是北京人。北京人讲话儿不一样。龙：愿意永远留在台湾吗？安：才不要呢！台湾小孩每天都在上学上学……都没有在玩。龙：想过如果没有妈妈的话……？安：那就没吃的了，也没人带我们了。（飞：妈妈你老了吗？）龙：安安，你爱我吗？安：我不说。你真烦！kkk 1994年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代后记) 这篇文章在四日二日由德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副刊作特稿发表。文章中至少透露了这样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威权主义，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所谓文化差异已经不能够沿着传统的文化区域分隔去切割。看起来是甲文化与乙文化的差异，往往同时是甲文化或乙文化内部也有的重大分歧，做文化对比时不能不慎重。文章虽是与欧洲人的辩诘对话，或许对中文读者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野。今年三四月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里，欧洲联盟不再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加抨击，是北京的一次外交胜利。我在想，欧洲政治人物是否已经开始接受一种说辞：“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不一样，所以别用你们的标准来批评我们。”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彰显中国人民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博尔赫斯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博尔赫斯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洲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腊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面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被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1997年11月的上海某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中国人深谙兵法，但祟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则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3000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辨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辨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待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从何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引爆毁灭性的仇恨。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