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发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站在玻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损的，只供观赏；让孩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可是，如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丰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的孩子上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 "哇，有够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 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声觉醒的呐喊，使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娃。中国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 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赶往法兰克福机场。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厚一层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却是一段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离了小镇，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从红绿灯处一直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点钟开始工作的呢？ 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序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却追求自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辆撞进一辆。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近乎平行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车熬到了与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罢视 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台湾的电视观众在咒骂之余，有没有这一万四千个人的果决呢？ 番薯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 "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 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着一只番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 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自然愈缩愈小……" 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我看到的湖，清得可以数水中的水草石头，雪白的天鹅、黑色的野鸭在雾中若隐若现，栗子落进湖里几声滴答。我看到一里又一里的草原，草原边有郁郁的森林，林中有潮湿长着果莓的小径。苹果树扎根在草坡上，熟透的红苹果滚下坡来，被花白的乳牛蹄子踩碎。牛脖子上的铃铛在风里叮当叮当传得老远。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 "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 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如何地与天地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来，中国大陆的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两千多万亩，更不知道台湾的人日日在呼吸污染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年年闹水灾…… "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有了钱要赚更多的钱，有了大房子要买更大的房子。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对不对？" 对不对？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肯定地回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挤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角下，害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地给你各种优待，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使你不挂号可以看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会员等等。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一定会想念中国的。"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想念草地郎 如果闭着靥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就在市集中让你降落；睁开眼，你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已开发先进国，还是个所谓的"开发中"国家？ 很简单，你说。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以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用这两亿美元在你面前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方便他在政变时顺利出国。制服英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每个人都努力把手肘往外顶着，像一只蚱蜢，保护自己眼前一点点地盘；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黏了二十张两时半身脱帽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起……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我每天早晨搭车到苏黎世的市中心，每天早晨在车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看不出阶级的、彬彬有礼的人——我发觉自己对他们有说不出的厌倦，厌倦他们有教养的微笑、有教养的低声说话、有教养地说"对不起"、"谢谢"、"再见"。我渴望见到一个不知"教养"为何物的草地郎，赤着粗大的脚，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腋下挟着一只咯咯挣扎的肥母鸡；看到街上的熟人忙不迭地伸出半个身子快活地大声叫唤，笑的时候，露出闪亮亮的金牙；打了哈欠之后，一歪头就呼呼大睡，发出很没有教养的鼾声。 如果在一车彬彬有礼的人群中你发觉几十个这样的草地郎，那个国度大概就不是所谓的先进国了。他所暗示的是城乡的距离——经济上、教育上、生活水准上的种种差异。我对草地郎的眷恋，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念旧情怀，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要保有这样的乡土人物，意味着保有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意味着保有泥泞的道路、积水的市区、拥挤的衙门、浪费生命的繁文缛节。而落后，真正生活在其中，就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高度开发却又不失人的原始气息的社会吧？是不是只有天方夜谭里才有呢？ 烧死一只大螃蟹 来到雾气浮动的湖边，对岸的白桦树林浓雾覆盖，整个都不见了。隐隐约约中似乎有一个白点破雾而来，无声的，渐行渐近，向湖滨飘来。 从浓雾里冒出来的，原来是一只天鹅，一身雪白丰润的羽毛，上了岸来，用黑色的眼珠瞄了我们一眼；修长优美的脖子往后一伸，将粉红色的嘴巴塞进翅膀羽毛里，像盖了被子一样；这只天鹅，两只蹼插进沙里，就在湖边打起盹来。 十个月大的儿子满脸惊诧，圆圆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这个比自己还高大的会动的东西；好像呼吸都停止了，然后用肥肥的手指着在打磕睡的天鹅，回头对我说："妈妈，鸡！" 我点点头，说："对，鸡！"小小的脑袋，认得出眼前这个东西有一对翅膀、两只脚、一身毛，而把它归类为"鸡"，实在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我不需要急着纠正他；反正天鹅也只是一种鹅，鹅，也不过是比较优雅的鸡吧？！我不急，因为这个湖会一直在那，每天清晨在雾中醒来；这只天鹅，也会一直在那，涉水而来，在沙上小睡。我可以每天牵着孩子的手来看天鹅。 台北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新动物园去"课外教学"。记者报导说，孩子们恣意玩弄小动物，追逐孔雀、丢石头等等，缺少爱生观念，呼吁学校加强教育。我不禁叹息：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最早的记忆，是邻家毛毛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就生在畚箕里头。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兴奋地挤去观看，皱皱软软的乳狗还闭着眼睛，努力地在吸母狗的奶头；那一向凶悍的母狗居然温柔得像蜜糖似的，伸着舌头舐怀里的小把戏。我们每几个小时就摸进去偷看一下。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毛毛的父亲正在诅咒；母狗讨厌，老是生狗仔。他用手把乳狗狠狠地从母狗奶头上扯下来，一手一只，像丢石头一样，往高高的墙外扔出去。扔了一只又一只。我们跑到墙外去找，石头堆上几条摔烂了的小狗，血肉模糊的。 有一天，家里开杂货店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讲故事："有一只猫，好肥哦，常到我家来偷吃鱼；我们每次拿扫把打他，都被它逃跑。昨天晚上，我阿爸把它抓到了，四只脚用麻绳绑起来，然后塞进饲料袋里面……"女孩儿眼睛发亮，尤其得意她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然后我阿母和我和我弟妹四个人，一人抓着麻袋的一角，把猫按在地上，那猫咪呜咪呜叫个不停——然后我阿爸用力坐下去，坐在猫身上——就像这样——" 她从桌上跳下来表演，翘着屁股，重重地摔坐在椅子上，把全班的小孩都逗笑了。 "那只猫，没坐几下，就没声音了……" 长大一点，去参观同学家的养猪场。同学的父亲，一脸慈眉善目，很热情地为我们作课外教学：这是肉猪，这是公猪，这是母猪。到了母猪寮，一笼一笼的初生小猪正叽呱叽呱地吸奶，庞大的母猪心满意足地横躺着。主人指着一笼猪，说："这十四个小猪昨天半夜才出生——啊，这个有病！" 他捡起一个瘸脚的仔猪，皱着眉端详了一刻，然后高高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那只小猪往水泥地上摔去；我匆匆跑出去，不敢再往地上看。不是因为我怕看死猪，而是因为那只小猪并没有被摔死，只是拖着流出来的肚肠在地上抽搐、蠕动，慢慢地在血水中爬。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气定神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念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狠狠地一脚踢过去，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三年前回国，欢天喜地地赶到夜市，想享受一下人挤人的热闹。活的蛇，钩在架子上，小贩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插入蛇的喉咙，丝地一声划下，沿着蛇的身体，把肉与皮剥开。剥了皮的蛇，还是活的，钩在架子上蠕动。 蛇贩的旁边，是卖烤虾的。担子上几个大字："生猛活虾，活烤活吃。"炭火烧得红通通的，连铁丝架子都烫得发红。小贩捞起几只正在游泳的草虾，放在火上，扑滋扑滋，好像触了电一样，虾在火网上颤动，不一会儿，透明带点青绿的虾也变得和火一样红了。 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猴子，满眼惊惧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细细的手紧抓着铁栏杆。一个小孩仰头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他跟人长得好像哦！"话没说完，一个嘴上叼着烟的少年郎抽出嘴里的烟，用烧红的一头伸进笼里去烧猴子的屁股，小猴子痛得吱吱叫，惊慌地想躲，可是笼子太小，他只能在原地打转，一手捂着被烧痛的地方，很像个跌了一跤的小男孩。 旁观的人轰出一阵笑声。 在淡水的海边游泳。几个年轻的男女在沙滩上嬉戏，大概是专科的学生吧！女孩子娇娇地笑着说："你好残忍哟！你要下地狱呢！" 我突然发觉了他们在做什么：男孩子抓到一只螃蟹，丢在一个纸杯子里，然后点燃打火机，把杯子烧起来；四个男女围坐在沙滩上，快乐地看着一只螃蟹在火里挣扎，慢慢地死亡。 我的心很痛，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只螃蟹是属于这个海滩，属于大家的，你们怎么可以破坏？" 年轻人讪讪的，觉得没趣。正在找另一只螃蟹的女孩假装在玩水。我匆匆收拾了东西，匆匆地离开了海滩。不，我没有说出百分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说：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难道不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摔得肚破肠流，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稚气。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市场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寻寻觅觅找东西吃，找水喝。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地上，圆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过头说："妈妈，鸡！"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 篮子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里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斜坡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狭窄的入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婴儿车推过去。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 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孩子放进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连设想的"有心"都不太可能。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看作罪恶。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知道他与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法解决感情的困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逼问： "你是否曾与人通奸？" 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事与他的竞选公事扯在一起？ 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家里的鸡和狗都升天成了仙。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除了自己"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 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卡特出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估计"自首"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服于媒体的操纵？自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想了。不为功利计算，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娘个蛋！go to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校长加以批判。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尼加拉瓜政府倾左，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行道，所以里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屠杀妇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国就觉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认为美国人比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手八脚地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录的人。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律不比美国的法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苏联法律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世界。不论反对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作伴，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的头衔。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于台湾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人，加拿大人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瑞士人 市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女买菜的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 "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掌心中有几个钱币。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从-玩-中得来。" ※※※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那么它至少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当翻译。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 "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饭的亚洲人呢？ "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语，说话给自己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宫价十二倍的价钱，她没有钱。" 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我心一动，问他："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 阿敏潇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 "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分钟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的计程车？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他即便有钱，也该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 "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们用礼盒包装？"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 "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一点。" 飞机降落了，机轮碰触瑞典的土地。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华贵。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在揉眼睛。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还让我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 阿敏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等过了海关，到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欧陆大饭店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调"…… 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他的证件，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 还没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隔着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璃门，那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她隆起的肚子。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 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让自己的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飞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装的警卫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后座牙牙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骑着脚踏车，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到马路上去骑！" 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亲了一下。她正在扯他的裤管。 ※※※ 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是什么气息与瑞士如此不同？椰树的长叶在风里婆婆。天气热，人的穿着就显得随便；穿着汗衫的男人脚上趿着凉鞋，着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夏装裸露着胳膊背脊。出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车在人群里撞来撞去，小孩哭着叫妈妈…… 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 来接我们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都是垃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碧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撞上啦！"话没说完，已经"碰"一声撞上。卡碧回头说："笨蛋！" 小卡车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碧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你到底走不走？" 那位正在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碧按了按喇叭，卡车才慢慢让了开来。 ※※※ "我已经付了两百契可，你怎么又算进去？" 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 "两百契可？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为所动。 "一个女人。" "谁？" "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是谁守柜台就是谁。你自己去问——" "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 我们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柬的事了。 清晨，还留恋着温软的枕头，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嚣张，不得不起身。从四楼的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是没有人动手。不久，来了一个警察，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晓得说了什么神奇的话。 ※※※ 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 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 "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邻居……" "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往……" 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 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一把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口，露出浓密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肤大眼、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家东西最便宜——"。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 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 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方了。" "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丈夫吗？" "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 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来。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你瞧，对面那栋公寓就是我儿子住的，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放出一只鸽子，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 "五百块美金，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 "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 ※※※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我们带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九八页） ※※※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强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强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人的心念强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干，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众的归大众吧。 莫斯科有条街 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诗人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情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黄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潮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情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情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春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复仇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 啊！阿贝特的儿女！ 在一条泥土路上 公路边无端立着一株苹果树，野生的，谁也不多看一眼。我们多看了一眼，就发现树后那条荒僻的泥土小径。 九月的风浸着凉意，簌簌吹过满树累累的红艳。迟迟阳光穿过叶隙，浅浅地照着一地滚落的苹果，风吹落，鸟啄落，还有那熟透了、忍不住坠落的苹果。 枝芽饱满得撑不住了，沉沉地垂下来。 在一粒粒苹果间找寻踩脚的空隙，跨过去，就是凹凸的泥土路了。两旁带刺的蔓藤野蛮地窜向路心，蔓藤上挤着圆鼓鼓的莓果，一球一球地肿胀油亮，好像汁液随时要炸溅出来。裙角拂到蔓藤；马上被固执地勾住，布裙上已经晕染开一片嫣红。 低头解开刺的时候，听见"噗"的一声，一个熟得发胀的黄梨正滚进草丛深处。 弥弥漫漫的玉米田，宽阔的叶子在风动中摩擦；驻足倾听，听得见每一刀叶缘轻轻刮过另一刀叶缘的声响。行过玉米田，是一片牧场，抽长着油青青的草。两匹马，是情侣吧？正以长颈厮磨，身上的毛灿灿发光。 转角的苹果园里似乎有人在用劲拔草。狠狠地拔着，告诉我们那草根扎得极深，那拔的劲道因而极大。似乎有很多、很多只手在拔那柔嫩又强劲的青草。 转角了，不见人，却见苹果树下一团一团毛花花的白绵羊，低头啮草，专心一致地啮草。一两只羊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球球卷卷的白毛村托着黑晶晶的眼睛。 羊蹄踩破了很多苹果，酸酸的果香飘在暮晚的空气里。 三岁的华安跨坐在爸爸肩头，短短肥肥的手紧紧搂住爸爸的头，不时发出忍不住的呐喊欢呼。他抚摸了马的背脊，细看了玉米顶上的穗花，低头闪过了果实累累的枝桠，又抬头寻找了在云后忽隐忽现的初月。 现在，他把小手放在爸爸巨大的拳头里，蹲在草丛边，迫切地等待刚刚那只神秘的蟋蟀再度鸣叫。 我斜倚着虬结的苹果树干，看见朦胧月光忽明忽暗地照着我心爱的人，在这条生命丰满圆熟的泥土路上，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幸福。 然而我的幸福感并不曾满得溢了出来，因为我也些微知道，什么是忧伤。 ※※※ 乔治·史坦纳（georgesteiner）在谈"语言及沉默"时，曾经为"平行时序"的问题感到震动、困惑。他说： "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集体谋杀的那同一时刻，不管是两里外的波兰农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纽约，人们在睡着、吃着、看着电影、作爱，或者在为看牙医的事伤透脑筋。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经验包含着两套完全不能相容的价值观在内。两者同时进行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吊诡——集中营的存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难道说，真如科幻小说所写，这世间同时存在着平行时序，好的时序和灭绝人性的堕落时序？"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早上九点，有人在吃早点喝咖啡，有人蜷在床上宿醉难醒，有人在挑选领带与西装的颜色，有人——一个德国工程师，正走向一个三十米长、三米深的大坑。他看见几辆卡车停在坑旁，全身武装的士兵正把车上的犹太人赶下来。 "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在军官的命令下脱光衣服，鞋子归鞋子、内衣归内衣，还要排列整齐。我看到一个大鞋堆，起码有八百到一千双鞋子在那。 这些人不哭不闹的，赤裸着身子，和家人一一吻别，等着大坑旁另一个黑衫队的士兵下命令。 我注意到一家人，大约有八个吧；一男一女，五十岁左右，还有五个孩子，一岁的、八岁、十岁的，和两个廿岁模样的女儿。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手里搂着那个一岁大的婴儿，轻轻唱着歌，逗着孩子玩。孩子咕咕地笑着。孩子的父母一旁望着，眼里全是泪。 那个爸爸紧握着十岁男孩的手，轻声在对他说话；男孩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爸爸指指天空，摸摸男孩的头，好像在对他解释什么事情。 坑边的黑衫军官对他的同志呼喊了一声，后者数好了廿个人，命令这些人走到土坟后面去。那一家八口也在里头。有一个瘦瘦的黑发女孩走过我身边时指了指她自己，说："廿三岁。" 我也经过土堆，赫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坟穴。躺着的人一个叠在一个上头，塞在一起，只有头还看得清楚。每个头上都有血流到肩上，有的人还在蠕动，有的人抬抬手，表示他们还没死。大坑已经满了三分之二，里头起码躺了一千个人。 开枪的黑衫军人坐在坑缘，两只脚荡在坑里，枪搁在腿上，他正在抽烟。 坑缘有一节土梯。全身赤裸的人走下梯子，踩在人头上走到坑中间，趴在还在流血的人身上，有些还侧头抚慰未死的人。然后我就听到一排枪声。 坑里有些身体在抽搐，血从颈子上流下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赶我走开，可是在附近还有两三个穿制服的邮差。 下一批人已经接着来到。 绕回土堆时，又来了一辆卡车。这一车都是老的病的。一个又老又干的女人，看样子半身不遂，由两个已经剥得精光的人挽着，把她的衣服脱光，然后把她抬到人坑里去。" 啊，那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旧事了，时光淘净一切罪孽，何况我根本不在那时序之中。 可是十年前呢？我在恋爱，和情人开着旧卡车到沙漠里去眺望星辰；我在结婚，用白茉莉和紫罗兰为自己编织新娘的头纱；我在考博士、在牙疼、在品尝新酿的酒、在衡量自己的重要…… 棉共的士兵正把一个个蒙了眼睛的农民、奶上吊着婴儿的女人、黝黑干瘦的小孩，拖到土坑上，面坑跪下，士兵举起沾血的木棍自后脑击下，人，"噗"的一声翻到坑里。 两年以后，占领高棉的越南政府已经将无数的大坑部署成博物馆，展示在观光客和记者的眼前，头骨归头骨，一颗一颗叠起，破烂的布条还半遮着曾是眼睛的两个大窟窿；手骨归手骨，一条架着一条，曾经噬陷进肉里的绑绳现在只是松松的套着头骨。是保存完善的博物馆。 而此刻呢？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我看见千万片的桦木叶子在风中翻动，听见邻居在小径上彼此道好。肥硕的松树枝刮着我的玻璃，一架飞机，大概载满了度假的旅客，在天空划出一道白线，发出那种闷闷的、懒洋洋的声音。 望出长窗看不见的是伊拉克的军机低飞过少数民族库德人的村落，施放化学毒剂，使整个村子里的人——赤脚的农人、奶上吊着婴儿的女人——手脚溃烂、双目失明、在死亡之前先行腐臭。侧耳长窗听不见的是非洲蒲隆地国里的小孩被柴刀劈成两半时没有喊出来的叫声。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可是，你说，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世界的苦难！所以有神话，所以有宗教、有哲学的探索、美学的提升，甚至文学的种种企图…… 我知道人的渺小，也无心承担地球的负重，只是当我立在一条生命浑圆熟透的泥土路上，倚着苹果树干看月光朦胧的一刻，我不得不想起那另一个平行的时序。眼前这玉米田边的父亲正在轻声对三岁的儿子解释那蟋蟀的前因后果，曾经有一个父亲对他十岁的孩子轻声解释那充满血腥尸臭的大坑的前因后果，也有那头围白巾的阿拉伯父亲细看孩子被以色列枪托击碎手骨的小手，轻声解释生与死、自由与奴役、爱与仇恨的前因后果…… 酸酸的苹果清香使我心里荡漾着幸福的流动，但我的幸福感不曾满得溢了出来。 即或不去想那阴暗的平行时序，我在万千翻起的白桦叶上看见秋色一日浓似一日。行走在漠漠穹苍与莽莽草原之间，感觉到凋零肃杀之气一日寒似一日。阳光渐渐淡薄下来。拉长了苹果树的影子。一切酝酿、一切期盼、一切成熟、一切丰润，都向虚无与幻灭滑落。在极致的完美、深沉的幸福中隐藏着巨大的、黑色的忧伤。 我的幸福感难得满得溢了出来，因为我也些微知道一点忧伤。 一九八八年九月 都是过客 1 空旷的长街上站着一个老妇人，朝着我招手。隔着摇下的车窗，她问： "请问您知不知道玫瑰老人公寓在哪里？" 枯白的头发、干瘪的皱纹，这老人起码有八十岁了吧！怎么两手提着沉重的旧皮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心问路？这条街车马稀少，她已等了多久呢？ 老妇人脸上淌着汗，在冰霜封冻的十二月天里。她的声音苍老而沙哑，好像在绝望的边缘。 "请上车来，"我将车门打开，"我载您去，并不太远，但走起来挺累的！" 她却踯躅着，半晌，低低地说： "实在很感谢您，但是，我没有钱付您车费……我是东德来探亲的，第一次到西方……" 我熄了火，跳出车来。一边将她的皮箱塞进车厢，一边安抚她： "我不要钱，您放心。真的不远，五分钟就到，而且我顺路。" 车子滑动之后，她的不安、惶恐，都化成了感激： "您实在是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下了火车之后，我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可是越绕越不对。我也不敢叫计程车。您知道，我们出来有外汇限制，总共也只能带个十五马克出来。十五马克能做什么用呢？" 十五马克，我知道，刚好够我买一本精装本的《列宁传》。 "我来看看姊姊的，可是出来一趟心里觉得很痛苦，像乞丐一样，要依靠别人资助……" 玫瑰公寓到了，一方方窗子透着温暖晕黄的灯光。 老妇人紧紧握着我的手，好像从来不曾感受过人间温暖似的，怆然而感动地说："实在、实在太感谢您了，太感谢了……" 2 火车贴着莱茵河走，打着节奏。 小房间似的车厢里除了我就只有一对夫妇，嗯，年纪看起来有五十岁了，怀里却搂着个吃奶的婴儿，睁着蓝澄澄的眼睛。 忍不住摸摸孩子粉嫩的脸颊，妇人得意又害羞地说： "女儿，三个月。" 男人坐在一旁看着，眼睛透着温柔。他的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像个课堂里的学童。那手粗糙黝黑，是劳动者的手。 "我们是捷克人，你，你知道捷克吗？"男人用断断续续的德语说话。 "我们申请移民，到美国去，美国有亲戚。你去过美国吗？那儿的人友不友善？" 婴儿哭了，妇人抱着她到走道去，边走边哼着歌。 男人望着母女的背影，说： "这么老了还生这一个，也是给自己留点希望吧！我们其他两个孩子都近廿岁了，政府不放他们出来。我们大概是永别了！我自己嘛，一九六八年之后被关了五次——你知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吧？" 查票员拉开了厢门，唱歌似地拉长了声音："女士先生们，看看票好吗？" 男人恭谨地将票双手奉上。 "谢谢！祝你们旅途愉快！" 门关上了。 "我是个木匠。苏联坦克车进城来的时候，我到街上跟着别人举着拳头咒骂了几声，被人照了像。那个记录就跟着我半辈子。我申请移民已经申请十七年了，今年总算准了。美国收容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他自嘲地笑笑，举手摸摸头，那儿没有头发，却有一道长长的疤。 站在火车站的大厅中，好像卷在人潮的漩涡里，一不小心就会没顶。女人紧紧搂着婴儿，茫然地望着渐渐离开的火车。男人一手提一只庞大的皮箱，向前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犹豫地说： "对不起，我们的飞机明天才起飞，你知不知道法兰克福有什么便宜的旅馆可以过夜？" 3 我在等朋友介绍的清洁妇，快两点了。 有人按铃，两点整。 可是站在门外的，是个衣冠楚楚、气质优雅的妇人。她走错门了吗？ "您好，我是艾格丝，可以进来吗？" 艾格丝，正是朋友匆匆留下的名字，没错。 艾格丝从小房间里出来时，已经褪下了羊毛衫、丝巾和玻璃丝袜，穿上了塑胶拖鞋与长裤，头发上扎着条挡尘的头巾。 我请她喝杯咖啡，先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做得不好，要请您包容，我不曾做过清洁工作，夫人。" 不，请不要叫我"夫人"，叫名字吧！ "我今年五十二岁，在华沙出生。在华沙大学取得波兰文学硕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就在华沙一家报纸当文教记者，这一当就当了廿五年……" 艾格丝啜着咖啡，笑的时候特别流露出成熟女性的韵味。 我不安地说："艾格丝，清洁工作薪资是很低的——" "我知道，"她微笑着，"但是我在这里赚的一个马克，等于波兰一天的生活费用。我来这儿-观光-三个月，打一打工，回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您不要为我觉得可惜，反正清洁工作也是劳力。" 喝完咖啡，艾格丝就开始打扫起来。从客厅地板开始，吸尘之后揩拭，揩拭之后打蜡，打蜡之后再铺回地毯。客厅清完了，轮到厨房，碗筷洗清了，再拖地板。厨房清完了，就烫衣服。 她一边听萧邦的音乐，一边烫衣服。 与莫斯科通电话的时候，浪费了不少时间。对方的英语、德语、中国语都不行。沮丧地对着电话愣了两分钟，跳起来冲下楼去——艾格丝正在洗马桶。 "亲爱的艾格丝，你懂俄语吗？"我气喘着问。厕所里有刺鼻的消毒味。 艾格丝回过脸来嫣然一笑，"从小就学的，当然会呀，怎么？我还读了原文的《战争与和平》呢！" 4 "德国是天堂我也不要留在这里！"德瑞莎愤愤地说，"那些有钱的女人，脑袋里空空、口袋里有钱，就不把你当人看。一副嘴脸！" 德瑞莎双手叉腰.两眼翻白，作出势利的表情来。 "我来西德一年多了，每天帮人家打扫，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一年多来，您还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主妇——而您偏不是德国人！" 德瑞莎一边工作，一边讲话。讲的德语文法支离破碎，却又流利得很。手脚犀利地清洗，和慢条斯理的艾格丝完全两样作风。 "难道波兰人就不是人？我们只是倒楣罢了。政府不会办事，把个国家拖得大破产。要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谁来这里受气？" 经过德瑞莎的手，厨柜干净得发亮起来。 "我还有个女儿哪，只有四岁。把她丢在波兰，我来这儿做苦工，女儿不在身边，我心里难过呢，那么小、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离得开妈妈……说真的，每次看到您的孩子撒娇，我心都酸—— "我是美容学校毕业的，会化妆、按摩、做头发，可是这年头，人连吃的用的都买不到了，店铺里只剩空空的架子，谁还美容？这半年来，连咖啡都看不到了。不出来谋生怎么办呢？您看！" 她突然把橡皮手套褪下来，露出秃秃的手指，十个手指肿肿烂烂的，有些还有很深的裂痕。 "上星期有一天忘了带手套，不得不光着手做。十来个小时双手泡在强力清洁剂里，指头都腐烂了。我是非法工作，没有保险，看一回医生要去掉好几天的工资，舍不得呀！" 帮她上了药之后，她戴回手套，继续工作。一边说着一边摇头： "苦倒也罢了，赚活本来就该苦，可是受气呀，真难忍，给人看得这么低贱。华沙一个天学教授，我认识的，也到了西德，给人当园丁，扫落叶。前几天遇到他，他说他受不了了，宁可回波兰去过苦日子……" 德瑞莎用力地刷着锅子，用力地说： "我也要回去的，您瞧吧！" 5 每一盏路灯都挂着彩带，每一家商店都流荡着隐约的圣曲，每一扇窗子后面都闪着烛光，每一个逛街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期待的神色，圣诞节在夜空里酝酿。 不断地和人们擦肩而过，有个人，却对着我们迎面而来。 一个很年轻的亚洲女子，头发费事地结成一条一条小辫子，眼睑画得很蓝，脚上蹬着时髦的高跟皮靴。 她说： "给我两马克好吗？我肚子饿了。" 我的伴侣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马克，放在她摊齐的手掌心，微笑着说： "饿？考虑过用工作来换钱吗？" 女郎闪避着他的眼光，却盯着我看。亚洲女子看亚洲女子，一点仿佛相识的感觉在眼光的接触中流动。 "你来自哪里？"我问。 "泰国！" "不工作吗？" 她无所谓地耸耸肩："有时候，想做的时候就做，不想做也没必要。" 她淹没在人潮里。 转出另一条街，又看见她，对另一个路人摊开了手心。 6 窗外微雪，教堂传来午夜的钟声。余音渐渐隐没，门铃却响了，是来自东欧的远客。 捻亮了大门的灯，看见呢帽下一张仓皇的脸："我被抢了！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一个女人假装和我说话，另一个人抢了提箱就跑。要不要报警？" "你先进门再说。" 从罗马尼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西德，踏上新国界第一件事就是被抢——那两个从事不劳而获的家伙可知道他们猎击剥削的对象比他们自己还更一无所有？ 天亮了。下楼来，客人早已在餐桌等候，他努力克制自己迫切的情绪。 第一通电话打给警察局： "我从东欧来的访客昨晚十点半在法兰克福总站被抢——没有，没有打斗，遗失的皮箱里头有五百马克、博士文凭、罗马尼亚居留证等等重要证件……访客本人是中国人，不会德语" 早餐桌上摆着牛奶、面包、荷包蛋、乳酪和果汁。客人一副食不知味的样子。我说： "至少把蛋给吃了吧：你需要精力。" 他嚼着蛋。想想，说："感谢你收留我。" "王先生，"我喝了一口咖啡，滚烫的，"真的下了决心了？" "真的。"他嚼着蛋。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人关心你，语言又不通，将来有的工作，也可能根本大才小用。这等于是一种放逐，你真的不回头了？" "真的不回头。"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 "我绝对不愿意再回到中国。" ※※※ 在德文课里我们分析德文报章的新闻句构。这星期的教材样本是《明星》杂志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六日的一篇文章："目前西德有十二万五千已被接纳的政治难民，十五万五千人正在申请庇护，另外约有三十万人的申请已经被拒，但依旧无限期地居留在德国。西德政府不能将这三十万人递解出境，因为-基本法-第十六条规定——一个外国人，如果他的生命或者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政治信仰而受到威胁，西德不可以迫他离境。" 《明星》的语言要比《明镜》周刊简单多了。 ※※※ "究竟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我追问着，想起刷锅子的德瑞莎，想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的中国俗语。一个年近五十的人拎着两只皮箱来到一个言语不通的国度从头活起，是什么东西在逼迫他？ "一切的一切，"他说，那只蛋还没有嚼完，"个人婚姻的不愉快，工作环境的不顺遂，最重要的是我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讲话……" "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下了决心了。" ※※※ "几天前，在法兰克福机场有一家土耳其人要求庇护。爸爸、妈妈，十二个小孩（第十三个随后就到，还有老祖母）。边境警察问妇人为何来德，妇人告诉通译：-我听说德国政府给很多小孩养助金。警察问男人是否曾受土耳其警察殴打，男人说-没有。第二天，男人主动告诉警察：-昨天我头疼，讲错了。现在我记起来了，有有，警察有打我。" ※※※ "那我就真打电话了？"我站起来，再度征询他的意思。 "麻烦你了。"他急切地说。 这是今晨第二通电话，法兰克福难民局。 "我这儿有位访客想求政府庇护，请问他应该到您那儿找谁谈话？" "找二栋楼五室，施密特太大。今天是狂欢节，十二点就下班了，要快来哦！" "有没有中文翻译？" "没问题，我们什么翻译都有。快来吧！" ※※※ 下面这些句子用了许多第一类型连接动词，得特别勾出来："据报道，处理这些庇护案件，每年用掉西德纳税人三亿马克。单单只是通译费用，法兰克福一年就付出一百一十万马克。八八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的两星期中，法兰克福机场有六百多成人、两百四十多小孩申请政治庇护。有许多小孩甚至单枪匹马来到。在锡兰，许多父母把小小孩子送上飞机，到法兰克福下机。" ※※※ 计程车司机在按门铃了。 我将难民局地址交给他，叮嘱他一定要将客人送到大门口。 计程车发动了。客人在进车门之前，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实在太感谢你了！" 原来的不安与矜持消失了，他的声音里流露着谦卑和感情："实在太感谢你了！"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从来不曾感受过人间温暖似的。 当国家统一的时候 跑车 我们的旧跑车要折价卖掉。porsche，形状古怪，像一只凶狠的牛头犬但长着腊肠狗的腿；声音野蛮，像豹欲怒不怒的咆哮。在我眼中，这不过又是一堆钢铁配在轮子上，但是行家告诉我，这种车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尤其是男人，平常也许唯唯诺诺、自卑自憎，一旦在porsche的驾驶座上坐稳，敞开宽大的天窗，戴上深黑的墨镜，人，就变了。他潇洒自信，浑身充满个性的魅力，整个世界都在他掌握之中。车子优雅地在红绿灯前停下，他觉得四边八方的人们都以挑逗爱慕的眼光看着他。 我们的车不贵，八○年份的，只要一万两千马克，大约是廿万台币吧！ 广告刊出的第一天，电话来得特别早。一个年轻的男人，德语口音很特殊，迫切的心情更特殊： "我明天一早就来看车，请您无论如何保留给我……" 是东柏林的口音，这是墙那边的同胞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年轻人在门口出现。夜里两点从东柏林出发，赶了六个小时的路，眼睛透着红丝。 进来喝杯咖啡吧，东德的同胞！ 年轻人拘谨地坐着。他是一个农化工厂的工人，今年廿岁。月薪八百东马克，从前，等于两百多块西马克。七月一日两德货币统一后，八百东马克就换成八百西马克。但是，他要工作几年才能储蓄一万两千马克？这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哪来的钱？ "不稀奇，"华德说，"很多人在西德有亲戚，很可能他分到了遗产什么的。以前东德人分到了遗产也不能享用，政府不准出来，现在统一了，钱都可以领出来用了。" 距离七月一日还有两个星期，年轻人说，现在没有办法付您车款.您可不可以等我到七月一日？这里有一封我父亲的信。 年轻人的父亲，竟然是东德一个着名的神学家，我们肃然起敬。神学家写着： 我个人并不乐见东德的青年如此急切地抢搭西方的汽车文化和商业市场，我们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但既然卡尔意愿如此，我也尊重。 在货币统一之前，卡尔将无法付您车款，我愿意以我的信誉为他作保——如果我的信誉对您有一点意义的话。由于两德的特殊情况，希望您给予卡尔额外的时间，让他在七月后付款…… 抬眼看看卡尔，他睁着稚气的眼睛，似乎有一点尴尬。当神学家父亲在书房里写这封信的时候，卡尔是不是背着手站在一旁不安地等候呢？东德的路况不好，又有时速限制，开这样一辆跑车，就好像把大白鲨养在池塘里头，而这个年轻人却以一个神学家一整年的薪资来购买，他昏了头吧？ 神学家父亲或许也这样质问过儿子，然而转念想想，由于这样一个父亲，这孩子受过多少苦呢？有着知识分子和宗教信仰者的双重背景，神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家乡是个"黑五类"，他的儿子因此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主义所亏欠于他的，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来偿还。神学家也别无选择。 樱桃 爸爸妈妈要到湖南去修祖坟，先绕远路来看女儿。来到六月的欧洲，苹果还青涩地挂在枝上，樱桃却已沉沉地垂下，红艳艳地满树招摇。 似乎家家院落里都有株樱桃树，只有我们没有。其实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邻居，送来不同株树上的樱桃，用篮子、陶碗、盆子、袋子装着。 樱桃得饱满丰润，得红里透着熟黑，摘了就得吃；过了水，隔了夜，就要烂掉。上午，爸妈就着邻居的篮子吃樱桃，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没地方了，"我说，"院子里已经有苹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妈手中捧着邻居送来的陶碗，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一棵樱桃！" 晚餐后，爸妈托着邻居送来的木盆，边吃边说："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我懂了。和对面的海蒂商量好，爸妈可以到他们的院子里自己去采樱桃。 "真的吗？"爸爸兴奋起来，就要夺门而出，被妈妈喝住："慢点慢点！你不是说要带樱桃去给湖南的亲戚吃吗？我们应该等要上飞机的当天早上去摘才对呀，现在摘，过两天都烂了。"爸爸想想，"对，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还新鲜……" 他不安地踱来踱去，从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温水池游泳吧？好，可是别忘了星期六要采樱桃呀！ 爸妈，我们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来之后要采樱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树上的樱桃会不会被雨水打坏？ 你说，邮差来了，他说，对，他知道我们要去采樱桃吗？你说，吃晚饭了，他说，星期六要早点起床。你说，看看电视新闻吧！他说，还要带个梯子去，就怕钩不着。你说爸爸，马桶盖一定要盖上，因为你九个月大的孙子喜欢把脑袋塞进马桶里看水，他说，我知道，一定要带个大桶子去装樱桃。 不管怎么样，星期六还是到了。好像还是正常人都该在床上的时辰，听见楼下窸窸窣窣的窃窃私语： "梯子在哪里？篮子呢？你拿的是什么？" "不必叫醒他们，我们自己去吧！" 总是爸爸的声音，很沉着地指挥着，妈妈却不怎么说话，只是不断发出叹息和呻吟。她显然不太情愿.不知为什么。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虽不情愿，却不能不从命。 大门碰地一声关上。 我披上层楼，赶到窗边往街上看。 空荡荡的街上，七十三岁的老爸爸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大木梯，膀子上还吊着一个小木凳；六十五岁的妈妈左手提个菜篮，右手挽着个大木桶。 他们在街心站着，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说是哪一家呢？"爸爸问。 "我不知道，"妈妈说，"同你讲等到女儿起来再问，你不肯，你——" "她说对面，就是对面嘛。我知道对面那一家有棵樱桃树。" "我的天哪，真是，这里哪一家没有一棵樱桃树啦.我问你，对面对面，是左手边的对面还是右手边的对面，你怎么知道？我问你。"妈妈的声调越来越高。 "不会错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随手一指，开始向前移动脚步，"不会错啦！" "万一错了——"妈妈气急败坏起来，干脆开始往回走，"人家把你当贼看，看你怎么办！我不去，不去了！" 抱着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犹豫起来。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我把身子伸出窗外，"就是那家白房子，从后门进去，不要把人家吵醒了，他们院子里有长梯。" 两老的背影没入树丛。这一去就是两个小时，怕是在樱桃树上边采边吃边聊天吧？我去瞧瞧。 院子里两株樱桃树，老人家一人霸占一株，攀在梯子上，全神贯注在采果子；桶子和篮子已经盛满了，只是我不知道，桶子里还有大塑胶袋，大塑胶袋里还有小塑胶袋。爸爸显得意志坚定，一定要把每一个袋子都装满。 "这么多，怎么带得动？" "你不知道啊，"老人头也不回，"湖南亲人多。上次我们回去，看那边只有一种水果，就是西瓜。这次带点自己亲手采的、新鲜的德国樱桃，让大家都分享一点，也是人情。我们不能老带几大件、几小件回乡，一点樱桃也是一番心意，懂不懂？" 帮两老搂着、抱着、提着、背着樱桃回来，樱桃树的主人海蒂也跟着闪进门来。她手里有两个硬纸盒，纸盒里有一大捆细麻绳，附带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检视樱桃，把坏的一个一个挑出来："有一个烂的都不行，会把好的也传染烂掉。" "海蒂，"我问她，"你找到新的清洁妇了吗？" "还没有。"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上次那个——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个波兰人又不彻底，真头痛！" "现在东德开放了，那边失业问题又严重，或许你可以雇个东德女人，想过吗？" "当然想过，"海蒂捧着好的樱桃，小心地放进纸盒里，"不过，你知道吗？用一个东德人，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我有点惊讶。 "总觉得好像，好像——"海蒂捡起一个坏了半边的樱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剥削他们似的。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们低薪资和失业问题来廉价雇用他们，总觉得心里有愧似的——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 "你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不是吗？海蒂，"我说，嘴里吃到一颗极涩的樱桃，"东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一样，并不特别尊贵。如果自由市场经济使一个东德人觉得打扫一小时赚十五马克是个好工作的话，他就可以做，你只是雇主，没什么亏欠或剥削的，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感觉不安……"海蒂把纸盒封起来，"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爸妈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站在一旁惊异地赞赏海蒂使用麻绳的技术。麻绳在纸盒四围绕来绕去。海蒂打了个漂亮的牢结之后，一反手又编了个顺当的提手。老人家发出不可置信的赞叹。 两箱红艳樱桃，扎得稳当结实，"一路到中国故乡，绝对没问题！"海蒂得意地说，"知道吗？这扎绳的技巧是我从小跟母亲学的。小时候，妈妈三天两头地把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一盒一盒装起来，寄给波兰和东德那许多无法探望的亲戚。从咖啡到小孩牛仔裤，样样都寄。小时候看妈妈结绳，大起来就轮到我自己打包裹、寄东西了。一直到柏林围墙塌了，我们才停止。你看，扎了几十年这样的包裹，怎么能不熟练？" 爸爸从海带手中接过樱桃箱子，提在手里，很沉，他握得很紧。 从西德到湖南衡山，两老有很长的路要走。 边境 把护照从皮包里取出来，拿在手上，边境就要到了。 "报上说，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边境检查，今天已经七月十五！"华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从东柏林来付车款的卡尔也说，边境已无警察，可是，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护照；这种犹疑不安的感觉，就好像被漏电的烫斗惊电过一次之后，人家告诉你，别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迟疑伸出的手，会发抖。 边境。 岗亭在，铁丝网在，电眼监视塔在，穿着制服的警察不在了。我们的车就这样流过去。 这已经是一个国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车，喘一口气，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畏缩而谨慎地双手捧上文件，让警察过目；警察像喜怒无常而权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让你惊退一步。你心里诅咒他，但你作出谄媚而顺从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让你过境。恐惧使你卑微，使他蛮横。 一个月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把文件递出车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说："欢迎：一路顺风！再见！"他很热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没有，警察并没有换，前后是完全同样的人。 今天，岗亭里只有一张空荡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 站在路边，往天空眺看高耸的监视塔。我不知道烫斗为什么漏电，也不十分明白它现在又怎么不漏了。但手心里那被电麻过的感觉却犹深刻。 华德从公路休息站里出来，两手空空的，他摇摇头： "边境没有了，东德可还是东德！餐厅早关门了，厕所也是坏的，不能用。走吧！" 酒馆 黄昏温柔的阳光笼罩着麦田，绵延不尽的淡黄色的麦田。风吹着起伏的麦浪，好一片静谧富饶的乡野风光，可是麦浪传来叹息的声音。这黄澄澄的小麦不同于往年，或许不会转变成香喷喷的面包，而在麦地里让一把火烧掉。围墙拆掉了，受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四十年的集体农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和西德的农场竞争——竞争什么呢？西方的东西价廉物美，包装精致，没有人要任何东方的产品，甚至于鸡蛋，人们只买西边的蛋，虽然明明知道，东德的鸡还是在土地上游走啄食的自然动物，西德的鸡却近乎技术控制的生产机器。 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欲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黄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射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廿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粒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什么结婚纪念的一个东西——她就再回不来了。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快乐四号 沿着加州的海岸行走，放眼望去，左手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右手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和沙漠；漠地上开满了野花，一丛又一丛，五颜六色一直开到天际。 美国人多么受苍天宠爱，独占这伟壮辽阔的土地！从欧洲来的人，没有不嫉妒的吧？ 离开美国八年了。以现在习惯了欧洲的眼光回头来看住过多年的美国，会有新的惊讶吗？我问自己。 迎面而来的女人对我嫣然一笑，挥手招呼： "happyfourth！" 我愣了一下——这可是祝福什么？祝你四号快乐？ 然后领悟过来，不错，七月四号，明天是美国国庆。这个女人说"快乐四号"的神态就和说"祝你圣诞愉快"和"新年快乐"一样的理所当然。 听在我这寄身德国的异乡人耳中，"快乐四号"却像不提防在耳后突然炸开的爆竹，教人大吃一惊：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好像要为我解谜似的，接下来的两天，电视节目充满了爱国歌曲、爱国演讲、爱国游行、烟火、音乐……一片普天同庆的风光。 在迪斯尼乐园里，我把儿子放在肩头，引颈瞻仰米老鼠和唐老鸭——唐老鸭被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给遮住了，星条旗后面紧跟着跳舞的队伍，节奏明快、动感强烈，震天的喇叭唱着："美国！美国！美国2" 头重脚轻的米老鼠终于也出现了，头戴高顶帽，脚踩大皮鞋，全身穿着星条国旗的图案，手里挥舞着国旗，脚踩着节拍."美国！美国！美国！" 碎纸和彩条从空中撒下来，像落花缤纷，撒在快乐的人群头上，就像纽约大游行的镜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夹道欢呼；穿着野战军服的士兵，肩上扛着枪，脸上露着英雄的微笑……"美国！美国！美国！"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歌手在电视上演唱国歌，唱得热泪盈眶——你说他做秀也无妨，那表示他知道观众喜欢他的眼泪和眼泪后的爱国激情；男女老少在各个小镇大街上敲锣打鼓，完全出乎自愿；对陌生人欢呼"快乐四号"的妇人更是把国庆日和宗教节日齐观，由衷地庆祝。 两百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好像仍旧沉浸在新婚蜜月的昂奋情绪中。从德国来，对这种激越的恋国情绪特别感受深刻，因为德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就如一场饱受折磨、不堪回首的婚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信任堕落为背弃，理想幻灭为恶梦，在毁灭的边缘偏又长出新的愈合，新的希望。对"国家"这个可爱又可怕的情人，德国人显得戒慎恐惧，不敢猖狂，不敢亲狎。即使在两德统一的大日子里，所谓庆典，也不过是一场音乐会和一面国旗的默默升起，没有演讲，没有敬礼。 因为若是超过了这个尺度，就有很多人——包括德国人自己，要觉得坐立不安了。 美国出兵波斯湾，要求德国以盟友身分支持战争，德国街头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风潮。经过两次大战的重伤，德国人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不肯打仗，即使是"正义"之仗。士兵把铁盔挂在骷髅头上，走出营区，不再回头。他们说：战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法西斯，是一码事，不干就是不干。 如果四十年来德国人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大概是，竭尽一切能力去防止"国家"的膨胀，一切能力，小至不对国旗行礼，大至不以国家的旗帜和任何人交战。 热情的美国人对德国人反战觉得非常困惑——这场战争的是非黑白不是很明显吗？更何况哪，布什是两德统一最忠实的支持者，德国人反战实在有那么点忘恩负义的味道。 德国人浑身不自在，自我解嘲地说，四十多年来你们最想培养的，不就是一个酷爱和平、没有侵略狂的德国吗？现在你们终于见到了成功的培养结果——一个六亲不认、义无反顾的反战德国，怎么又不对了。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 所以南辕北辙，其实都牵扯到两者对"国家"这个亲密伴侣的基本态度：美国人还恋爱着"国家"，为她，可以杀进丛林也可以长驱沙漠；德国人对"国家"满怀疑忌，就怕她又歇斯底里起来，对她既冷淡又防备。 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两情相悦，德国人和国家却已沧桑历尽。 从超级市场回来，赫然发现购物纸袋上印着几行字： "向五四一○○○位参与海湾战争的将士致谢！ 我们真高兴你们无恙归来！" 放下沉沉的纸袋，忍不住喟叹：是嘛！这五十四万美国人都平安地回到了妻女的怀抱，真好！ 可是，那横尸在沙漠中的十万伊拉克人呢？ 读着纸袋上的字，想到纽约战胜者大游行的狂欢和爱国激情，我实在觉得不舒服：战胜者的哀矜之情在哪里？ 纸袋上的字，无宁是在庆贺那十万人的死。 只有一个解释能使人原谅那些狂欢的人吧！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新婚燕尔，爱国激情自然容易淹没其他的考虑。"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一个傲慢的欧洲人会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柏林来的亲戚 柏林围墙垮了之后，我们在东边一个小镇刊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我们家有两只小老鼠，安安和飞飞，一只五岁，一只一岁，谁能协助我照顾他们？供吃供住还有薪水，应征者必须有五分爱心、三分耐心、两分童心。" 隔邻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 "东德的人不会做事的！他们吃了四十年的大锅饭，一切责任由公家承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工作！" 太太的丈夫摇头摇得更厉害： "你错啦！人家那边的人不像我们倚赖机器，还是习惯动手，说不定比咱们西德人还要勤快呢！" "哈——"太大眼睛鼓起来，"你就不记得他们上班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了！你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跟别人去排队买香肠，那售货员让几十个人等着，自己去聊天了？"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是为公家做事，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起劲嘛，现在不一样——""可是——" 两个人就在我家门口老松树下口角起来。 然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是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来自那个东边的小镇。应征的信，成把成把地，塞进我们的信箱。电话却很少，因为东西线路缺乏。 每一份电报，每一封信，都有一种急切： "我的父亲失业了，母亲被遣散了，哥哥现在只上半天班，我则根本找不到工作，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年四十多岁，马上要面临遣散。公司要关门了。这里是毫无前途，一片灰黯……" 还有一些企图雄伟的要求：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丈夫也失业，他是否可能一并迁去，为府上工作？我育有二子，分别是十五及十八岁，可以都住您府上吗？" ※※※ 我很兴奋。一则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广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回，大概真可以找到好的管家了。唉，希望东德的失业问题越严重越好。 信件筛选之后，挑了几个人写回信，信中注明条件：吃住之外，我们还负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她的净收入，大概有一千马克，很好的条件了。 我们等着。 那被我们选中的人，却没有一个愿意要这份工作： "哈哈哈哈……"从德东来访的亲戚纵声大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个可厌的亲戚，四十年来互不相识，围墙垮了之后，他常来，而且每次都是三更半夜闯来，事前毫无预兆，每次来都搞得家中鸡飞狗跳。 马丁第一次出现时，是八九年底，围墙刚垮吧，他开着一辆典型东德同胞开的"拖笨"车——你也知道关于东德制"拖笨"车的故事吗？ 灰扑扑的十字路口，在西德，一只大耳短腿的驴子和一辆小"拖笨"碰上了。驴子惊奇地看了一眼"拖笨"，问道："你是什么动物？" "拖笨"回道："我是汽车！" 驴子仔细地看看对方，抬起头说："如果你是汽车的话，那我就是一头马！" 这个故事，在越来越多的小拖笨来到西边之后，就流传成另一番遭遇： 小拖笨在西德乡道上碰到了一团已经干扁得像个小碟似的牛粪；干牛粪惊奇地问： "你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拖笨忸怩地说："是汽车。" 干牛粪哈哈大笑："别闹了！如果你算汽车的话，那我——那我就是个披萨饼。" ※※※ 大胡子马丁开的就是这么一辆小小拖笨。可是，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围墙垮了半年之后吧，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西德制audi，刚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 这一回，他和全家到埃及度假。半夜来到我们这里。驶进我们车库的，是宾士560。 华德是表弟，在灯下，骇然问他： "马丁，你杀人了是不是？抢劫了是不是？哪来这么多钱？" 马丁摸着胡子，得意地大笑： "亲爱的表弟，听我说，人无横财不富！时机到了，不能错过！" 这个曾经是集体农场小队长、忠诚共产党员的表哥，很诚恳地为我们解释他成功的途径："是这样的。我向西方进口，譬如说，值一百万马克的香烟吧！我把这些香烟出口到匈牙利去——匈牙利还属于华沙集团，香烟属于优惠品，我用马克和卢布兑换来、兑换去，一转手就可以净赚个五十万，单靠卢布和马克的兑换就行。" 他眯着眼睛，做作出小心翼翼的样子："可是，关键是在，那香烟根本就没到匈牙利，我只需要布达佩斯那边有人打通关节，作点纸上工夫，证明货到了就行。" "那香烟到哪去了呢？"我问，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呆。 "香烟？"马丁咕噜灌下啤酒，胡须上沾着泡沫，"香烟我留在德东卖呀，供不胜求呢！" 我终于懂了。 这位表兄是个新德国的"倒爷"。柏林围墙一倒，社会主义大厦也开始四壁龟裂，他就趁着大家手忙脚乱补破屋的时候，在漏洞里钻来钻去，比任何人都机灵。 现在，他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你知道为什么东德人看不上你所提供的条件吗？" 我不知道。 "因为呀，"他大刺刺地对着灯罩吐烟圈，"因为他们如果根本不工作，成天躺在床上吧，政府——从前是西德政府，现在是德国政府了——会给他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育儿辅助费等等，七七八八凑起来，和你给的薪水也就差不多了。住房，他反正本来就有，大锅饭时代保证给他的。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谁这么傻还去做工呀？" 马丁的手指上，有一个粗大的金戒指，在我的第凡内灯下闪着光。 有些亲戚，我想，还是四十年不见较好。 一九九一年九月 帮手 "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衔接的段落。 ※※※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干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黄色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奶贵了、面包贵了——" "肉贵了！"玛格插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毛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毛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带来乱，乱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党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弄懂了维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弄一副西方的汽车安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哇，伸手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交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迎人。五十多岁的肥满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床头小柜上搁着两颗包装精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党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 "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效率就是等待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 "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情经过四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情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定情日的热情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不胜烦。"排队、排队、排队！"一个女秘书说，"买火车票要排队，在超级市场要排队，上邮局要排队。柏林已经变成第三世界的大杂院了。" 东德人，穿着典型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挤满了所有西柏林廉价的超级市场，排队的长龙蜿蜒到街上。夹在队伍里的西柏林人，又怨又怒，脸色难看。一个胖妇人忍不住开骂： "那边的人全过来了，真不堪忍受！我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东边来的，早也就学会了如何忍受难看的脸色，但是这天早上这个清瘦的中年人似乎也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回过头来对妇人大声说："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很不安的安静。 ※※※ 问西柏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准备参与十月三日的统一大庆，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庆祝的，日子以后可难过呢！十月三日开始，那边的计程车就可以过来载客了，和我们抢生意。你当然不能怪他们，换了我，我也要过来。西边叫车的人多，钱赚得多，可是我们怎么办？" "柏林不再是以前的柏林了。"在大学教书的施密特说，"柏林有文化气质，有广大的绿地，有葱茏的森林；统一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三四百万人的大都会，变成像巴黎、伦敦那种面貌的大城，生活品质一定降低，我考虑搬家。" 最令西边的人忧心的，是统一的代价。在雪球刚刚开始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统一需要多少钱。西德政府信誓旦旦地安抚百姓：绝对不会以加税来负担统一。现在雪球越滚越庞大，"拯救苦难同胞"的需求资金也渐渐清楚： 一九九○年西德必须付出约一千亿马克来纾解东德的失业、工业破产、社会福利等等问题，九一年的费用将更庞大，而一千亿马克已经是全国生产所得的百分之四。 付给苏联一百八十亿马克。包括无息贷款和苏联自东德撤军所需费用。 除了这些和统一直接有关的巨大消耗之外，还有为数不小的间接开支，譬如西德给波兰和匈牙利的十亿贷款，以及三十亿马克对中东危机的捐款。 在统一大庆的前夕，西柏林人没有欢欣鼓舞的情绪，倒是有点沉重地等着婚礼帐单的来临。 ※※※ 东边的心情更是悒郁。 表面上，东柏林已经解放了。不曾见过围墙的人来到今天的柏林，很可能过了边境都还不自觉。围墙已经拆了，街和街又衔接上了。细心的人会诧异怎么在繁忙的马路旁会有那么大片荒弃的空地——那是不久前还埋着地雷、装着电线、立着监视塔的危险地带。现在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空地上行走，还感觉一点毛骨悚然。 东柏林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曾经是单调而沉闷的一片空旷，现在变成了人头攒动、色彩斑烂的市集。"个体户"小摊贩成百地集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群，热闹的气氛有如台湾的夜市。在纽约、巴黎街头常见的骗子，也来到这里，在空纸盒上排出三张牌，要路人押注。印度人兜售手里印着柏林围墙的汗衫，他以一件七块马克的价钱卖给摊贩，摊贩转手以二十马克一件的高价卖给顾客。 以前看不见的，满脸胡髭、一身脏腻的流浪汉，伸手向路人："给我一杯咖啡的钱吧，兄弟？" 广场上放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歌颂着生命，阳光普照，统一大典之前的东柏林看起来有大雪初溶之后的轻松和温煦。一切都活了过来。 但这只是表面。轻松的表面之下，人心惶惶。 农人把鸡蛋和番茄丢向农业部长，因为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西方产品霸占了全部的市场。工人不是已经被解雇，就是等待被解雇，因为落后的工厂无法和西方竞争，一家追着一家倒闭。被解雇的工人的妻子，可能早已失业，因为她所服务的餐厅已从国营转为私人企业，大幅裁员。广场上流连的士兵，虽然还穿着制服，他却不知道十月三日之后自己是否还有工作：只有少数东德"人民军"会被纳入全德军队。记者、教师、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政府公务员……在统一之后，据估计，今年大约会有五十万人失业。 东柏林一个电视记者说："物价涨了，房租贵了，我太太失业了，下个月，电视台开始变成独立企业，我也要失业。这就是我们统一的代价！" 西边的同胞抱怨，东边的同胞惶恐，一点也不是庆典前该有的喜悦气氛。当然，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都不否认统一的价值和必要，"谁教我们是一个民族嘛！本来就该统一！"只是在这婚礼大典之前，即将踏上红毯的两个人都有面对柴米油盐现实的忧虑。 一九九○年十月一日 双城记 从今天开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正式"灭亡"。在短短的三百多天之内，一个控制严密、令人惧怕的国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去年十一月，当人们发觉统一的念头并不可笑时，许多人，尤其是领导东德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为统一会是一个缓慢的，双边各为自己利益谈判协调的过程。等到统一的轮子加速滚动起来，这些人猛然发觉加速已成失速，不可挽回。东德早就失去任何谈判的筹码。有人说，这不是统一，是吞并。 有人说，东西德的结合过程有如蝗虫的燕好：肥大的雌蝗虫在满足之后热情如火地将瘦小的雄虫逐段咀嚼，吞咽，是为"统一"。 十月三日起，东德的国歌作废，由西德国歌取代。从前西德国歌词中有"德国德国凌驾一切"的句子，被希特勒用作扩张主义的工具，早已不唱。现有的国歌词称颂"统一、正义、自由"，倒颇符合新德国今日的理想。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德法律作废，由西德法律取代。少数"暂时"保留的东德法律中，最重要的，应是堕胎法。西德由于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天主教徒，堕胎限制极为严格，东德则较为宽松。有一度，两边各持己见，几乎就要为了堕胎法而搁浅了统一条约的签定。最后的结论：东德可以在两年至五年内保留自己的堕胎法，两年或是五年则在十二月大选之后再决定。荒谬的是，这段期间"西德"妇女若溜到"东德"去堕胎，要受法律制裁。 统一之日，"东德"将有大赦，减轻三分之一的徒刑。不在大赦范围之内的重刑犯，命运也在一夜之间改变。譬如说，原来被东德法庭判无期徒刑的人，现在改由西德法律管辖，他在服刑十五年之后就可假释出狱。 一位东柏林的大学教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并不全是笨蛋，有些法律是我们的好，譬如在这边，红灯可以右转，西边就不行，汽车停在路口排出废气，只是徒然污染空气罢了！还有，西边的商店营业时间比这边短，买东西极不方便……" 不以为然又待如何？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统一之后，东德的"人民军"就解体了。百分之六十的军人，自知即将失业，早已求去，另谋发展，剩下的九万军人中，大约有五万人可纳入西德编制（在两年试用的条件下），其他的也得加入失业或转业的行列。东德军人已经卸下人民军的制服，穿上了西德军装。 十月一日，西柏林的警察局长已经被任命为全柏林的警察局长，指挥东西柏林的警备。 东德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由西方的媒体接收，东柏林有一万一千名电视、电台记者，接收后大约有三分之二要失业。 "为什么东边有那么多得惊人的记者？"你问。 "因为写一篇稿子要有一个人采访、一个人写稿、一个人打字、一个人念稿，还有一个人向安全局报备……"西边的人笑着说。 走一趟东柏林市政府，你就处处感觉到统一的脚步。 东柏林市政府是一栋辉煌的古典建筑，也是将来统一后大柏林的市政府所在地。现任市长是东柏林四十多年来空前也是绝后的民选市长，在今年五月选出，十二月大选之后，他想必又要搬出，把位子让给新市长——据估计，不外乎现任的西柏林市长。 东柏林电话线路极少，电话十打九不通，打给市长的电话倒是一拔即通，原来西政府早已为东政府特别装了所谓"西线"，否则电话永远不通，统一也要"短路"。 代表东柏林市长前来迎接的人竟然操一口流利英语，令你惊讶，因为东边的人一向学习俄文，讲英语的人极少。过了一会，你恍然大悟，在东柏林市长身边工作的人是西边派来的人。 "最荒谬的是，"西柏林市政府派调过来的新闻官笑说，"我的薪水远超过东柏林市长的薪水，因为我还领西边的工资。" 统一了，当然也就无所谓西边或东边的工资了，唯一的差异将在于，谁有工作谁失业。柏林在年底之前大概会有五十万人失业，占总工作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东柏林人将占很大的比例，但又能怨怪谁呢？共产党留下来的破烂摊子要西方来收拾。 "你知道柏林政府得为统一花多少钱吗？"西柏林市议会发言人科贺夫说，"废弃四十年的道路、桥梁要修建、中断的铁轨要重铺、柏林围墙拆除后的废地要重建……你说东柏林市政府金碧辉煌，那纯粹是虚有其表！那栋建筑里竟然没有中央系统的暖气设备。你知道东柏林市长冬天怎么取暖吗？他们从市政府底下的地下铁接一条管子到他办公室……光是修护那栋市政府就是好几百万的钱，全是西边纳税人的钱——东边的人不纳所得税呀……" ※※※ 德国统一了。总是相信理想比现实好的精英知识分子摇头说： "这不是统一，是兼并。" 西柏林一位市议员说： "我们并不曾用武力，是他们自愿的，这怎么能叫兼并？" 一个二十年前逃出东柏林的神学家说： "除了目前这个方式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方式。你如果慢慢谈判、慢慢讨论，恐怕不到年底全东德的人都逃到西德来了。为了终止移民浪潮。统一不得不闪电进行。" 在布兰登堡边的大街上漫步，发现两个穿蓝布工作服的工人白头相靠，盯着手中的纸张细看、交头接耳地讨论。两人手中捧着的，竟然是尘封四十年的地下铁电气蓝图。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两个白了头的工人，手指在蓝图上追索。他们合力扳开地面上的铁盖，一先一后下去。一条截断的线路，又活通了过来。 这就是统一。 一九九○年十月二日 历史的一刻 夜幕垂下，柏林又沸腾起来。象征分裂也象征统一的布兰登堡广场，被灯光照得像白昼一样。东边和西边的人潮混在一起流动。爆火向夜空中冲射，香槟酒夹在腋下，金红黑三色德国国旗飘在人潮的头上。 百姓在大街上以摩肩擦踵的喜悦来庆祝，名流政要则聚集在传统的柏林剧院里听莱比锡和柏林的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奏音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大合唱好像埋伏了多少年，就等待这历史的一刻，为德国的民族表达心声。乐团指挥马素尔曾经勇敢地领导群众和强权对抗；一年前，当他和百万的来比锡市民在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大概做梦也不敢想象，今晚，在世界眼光的焦点，他为日尔曼民族的统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 历史的一刻。 教堂钟声响起，一面巨大的国旗在国歌声中缓缓上升，在一九九○年十月二日的子夜，十月三日的零时。 没有冗长的演讲，没有繁复的仪式，整个德国统一的典礼，就只是一面国旗的上升，在教堂的钟声和贝多芬及海顿的音乐声中。前后不过五分钟。极为隆重。极其简单。 在这历史的一刻之前，已经有许多令人喟叹深思的时刻。 十月二日，英、美、法、苏四国，在柏林的占领区上，各自降下自己的国旗。战后四十五年之后的今日，列强把国家主权还给了德国；从今天开始，柏林市民不再是二等公民。 十月二日，东柏林的警察局大楼墙上的标徽被卸了下来，换上联邦的新牌。警察，褪下原有的制服、警帽，穿上西德警察的绿色制服。 十月二日，几个月来历经惊涛骇浪的东德国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今年三月他们被选出来，就是为了此刻被解散掉。 十月二日，东德"人民军"举行了"收旗"礼，对效忠了四十年的东德国旗告别。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面对历史的转换点，人的心情总是复杂的。一手运作统一的"西德"总理科尔——第一任新德国总理——在子夜前对全国发表谈话，他说："这是我个人一生中最喜悦的一天"，在喜悦的同时，他充满感谢——盟国的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前导、戈尔巴乔夫的开创新局。科尔更提醒人们不要遗忘那些为了自由死在墙下的同胞。喜悦、感谢、哀悼，科尔以这样错杂的心情迎接十月三日的到来。 德国的官员、百姓，也各有各的感触。 东柏林市长史维纳 围墙拆除之后，西柏林市民抱怨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人口爆炸等等。我们要了解，以前柏林是个孤岛，它的安静是人为的；现在东西复合，柏林回复到它原来的面目——一个大都会，大都会就有大都会的缺点：脏、乱、拥挤。这些缺点，我们只能力求改善，但是和统一比较起来，这些缺点都变成次要的了。 至于说统一步调太快、太仓猝——今年三月东德大选时，我们都以为统一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完成，可是，统一就像一个已经发动的机器，自己开始加速，人在后面追赶，要挡也挡不住，慢也慢不下来。 在这样的快速中，难免多所忽失，顾此失彼，更何况无前例可寻，一切凭实验，边订边修，边错边学。这个过程对许多人是很"残酷"的，有些人会被牺牲，被打击，但是长痛又不如短痛，这个过程越快过去越好。 在"东德"经济上了新轨道之前，情况会更坏，但长程来看，一步一步走，终会变好的。 是统一还是兼并，我觉得说兼并是错误的。东西两个制度并行了四十年，很清楚地可以比较。结合的时候，理所当然是较好的制度取代较差的制度，更何况，这是一千六百万人意愿所趋，怎么能称"兼并"？ 西柏林议会发言人科贺夫 兼并？我们并没有"征服"他们，是他们自愿的。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柏林的前途。统一签定条约认定柏林是"首都"，但是联邦政府和国会又不搬过来，这只是政客搞的花样。你知道柏林负担有多大吗？ 战前，柏林是政治和经济、金融的中心，战后，首都西迁，银行和工业这两大支柱立即撤走，使柏林一下子失去了经济骨架。我们是文化大城不错，四十年来联邦政府一直给我们大量补贴，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现在东德没有了，战后柏林的命运在东柏林重演——东柏林不再是个首都，它整个中央机构要解体，工业也垮了。东柏林一下子失去了经济骨架。 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新的工业投资又并没有进来，因为东柏林的产权还不清楚，投资者不敢投入。 一方面没有新的收入，一方面经济负担加倍，修桥、补路、连接地铁、加设交通标志、重建东柏林倒塌荒废的建筑……今年，会有五十万人失业，是柏林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你想想看，街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的人，领失业金、福利金，这钱从哪里来？ 失业还会造成社会问题。东柏林有廿万人为共党中央政府工作，现在中央政府没了，这些人何去何从？十二月大选之后的新柏林市政府也只能容纳一小部分的人罢了。这其实是联邦的问题，但头痛的是柏林，柏林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 东柏林女作家艾瑞卡·罗撒 统一快得令我头昏。我觉得"东德"人们的自我认同被这快速的统一过程给压碎了。我们什么都没留下，四十年的人生经验一笔勾消，不管好的坏的，完全消灭。有些"东德"的法制，譬如我们的家庭法，我觉得就比"西德"的优越；我们的成年妇女有一半以上是职业妇女，"西德"还不到三分之一，我们有很好的托儿所、幼稚园来支援职业妇女，比"西德"的好得多……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留下。我觉得非常遗憾。 人民军上校赖斯特 到今天你都不能要我承认：三十年来我所效忠的对象都是坏蛋。我需要一点时间调适自己的心理。 我们是历史的败方，但我不认为我错了。我生在这个国家，我效忠这个国家，你问我：上级若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我只能说：人民军绝不会把枪口对着自己的人民。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是，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在统一的大轮子下面，我们是要被牺牲的一群，人民军解散了，只有少数会纳入联邦军，其他的人做什么？我今年近五十岁了，作了一辈子军人，只懂得如何作一个尽责的军人，要我怎么在新的德国里去找一个新生活？重新学电脑吗？学机器吗？做生意吗？ 我不知道。老实说，我觉得失落，无所适从。 西柏林计程车司机考夫曼 我觉得统一就统一了，没什么好大张旗鼓，大事庆祝的。我尤其害怕爱国主义的高涨，想想看，我们的邻居会怎么想？要是别的民族一天到晚摇旗呐喊，喊爱国口号、唱爱国歌曲，我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所以推己及人，德国人尤其不要煽动爱国情绪。 统一会跑得这么快，还不是政客的把戏。科尔想作大德国第一任总理，基民党想要为十二月大选累积竞选筹码……要不然，何必这么赶死赶活？人家"东德"人过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工作由政府分配，房子由政府配给，生老病死全部由政府照顾，现在一夜之间，要他们自己上街去找工作，去找房子住，去申请福利金……他们哪里会？ 我跟你说，统一会造成很多精神病哟。 统一的奇异果——一年以后 对许多德国人，去年的十月三日仍像昨天一样的印象鲜明，因为那是历史的一刻：被政治与仇恨分割四十年的两个德国，经过一个最"光荣"的和平革命，终于统一了。 分隔柏林的布兰登堡门下，成千上万的人们手挽着手，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只是为了要呼吸一下自由的气氛，感觉一下自然洋溢的同胞感情。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为共同的德国命运热烈地欢唱。 对许多德国人，去年的十月三日已经遥远得恍如隔世；一年来，太多的困难和痛苦使人无暇去回忆那感情冲动的一刻。更多的人——去年十月三日捧着鲜花和香槟在街上狂欢的人——今天在自问，命运是否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虽然他们大半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另一条路。 西佬（wessies）本来也就预期统一的代价将很昂贵，一年之后，他们才体验到，那代价是一个无底黑洞。就看今年的数字吧。 九亿马克（约四亿美元）要花在德东——给德东人民社会福利、修路造桥、改建学校等。 "德国统一基金"准备了近十二亿马克，今年用掉三亿。这笔钱大部是贷款，也就是说，巨大的利息得由纳税人来出。 德东信贷公司，由联邦政府组织起来专门经营或出售德东企业的机构，今年需要两亿马克。明年的数目大概更高。这个"国营"公司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将从前属于东德政府的上万个大小公司作全盘清理的工作。 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联邦邮局要用将近六亿马克去改建德东的电讯系统。 一亿马克，要用在帮助德东人改善他们的住屋。 最令德国人头疼的，是统一的"感谢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促成了德国统一，德国背负了一份人情债。苏联濒临破产，德国若不援助，恐怕有成千上万的苏联难民拥入德国，造成社会不安。这些问题，不得不用钱解决。将来对苏联的各种投资和经援不提，仅只和统一有关的——帮助苏联自德东撤军、补偿苏联在东德的损失……代价就是五亿马克。 还有从前东德所欠的外资贷款，还有从前在东德拥有资产的人要求国家赔偿，还有东德工业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需要清理，还有…… 统一的昂贵令人瞠目结舌。西佬的不安自然容易理解。这种不安导致对执政党的不满，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野的社民党领先了科尔的基民党。 西佬觉得口袋里的钱不断地流向东方，可是受惠的东佬却又不怎么快乐。原来吃国家大锅饭的工厂现在倒闭了，原来需要五个人的工作现在发现只需要一个人。裁员、遣散、失业…… 从前，店铺里空空荡荡，买不到东西；现在，店铺里应有尽有，只是买不起。从前，以为争取到了民主就等于争取到西方的物质享受，现在发觉，自己成为仰赖救济金的失业游民。 于是，一年半前拥向街头高喊"民主自由"的人，现在又拥向街头，高举的标帜上写着： "基民党，你出卖了我们！" 在柏林一个马克斯铜像基座上，有人用喷漆涂着： "再来一次的话，我们一定会成。" ※※※ 当然，没有几个德东人真愿意再回到独裁的时代去，只是由于原先对统一充满了感情的激荡，对经济现实又一知半解，满怀幻想；许多人，面对转型期的残酷淘汰，难免就转为失望而愤恨， 统一一年之后的今天，民族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没有人再去为统一写诗或流泪了。西佬和东佬都在忙着面对现实；现实，常使两边兄弟怒目相对——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在当了一年国会代表之后，终于又拂袖而去，永久脱离政坛。西佬觉得"我已经牺牲很多"，东佬觉得"诺言根本没有实现"——这两种不满情绪的震荡，还有东西方心态的基本不同，可以由一场政坛对话和"吵架"刻画。（节译） 修柏乐是现任内政部长，一九八九年的统一条约由他主导。乌尔曼，在和平革命起始时，组织了"立即民主"，参加了当时和西德政府对商的圆桌会议，而后在东德过渡政府中任政务委员。两人，一西一东，都是当年直接参与促成统一的重要人物。（原载《明镜周刊》，九月三十日） 问：去年统一日，给你们印象至深的是什么？ 修：是十月三日那天夜晚。在国会大厦前，那种极为沉静的庆祝。没有大声喧哗、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嚣张的民族主义，而纯粹的只是一种喜悦。 乌：第二天，最末一届东德国会和西德国会第一次一起开会——我欢欣若狂，可是没想到那场会沉闷极了。当然我也不想要什么嚣张的民族情绪，可是，我当时在想，怎么这么就事论事呀，好像这个会根本不知道围墙刚垮了，暴政灭亡了。我失望得很。 修：可是统一是三号；四号就是正常工作的日子呀。 乌：可是那历史的重量，我一点没感觉到。对我而言，统一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修：对我也是。我们也许不再那么容易冲动，可是那不见得是坏事。我觉得这件事咱们德国人实在干得不错。 问：你们认为德国人是一体了？ 修：围墙倒塌就证明了：对，我们是一体的。 乌：我的护照里，在国籍一栏，向来都清楚地写着："德国人"。可我觉得，德国是在历史上统一了，但东西两边人民的权利并不平等。 修：我不懂您的意思。两边人民在经济、社会上确实还有很多不同，但权利不平等是什么意思？ 乌：您想想妇女、退休老人、或者艺术家的情况吧。 修：如果您说：东边一个退休老人的收入比西边的低，我同意。但我就得说，他的收入可比两年前共产时代要多得多啦。 乌：这种比法完全不对，而你们老是这么比。 修：不对，乌先生，不只您，还有你们新邦的人应该这么说：你们不能老跟西德的物质水准比，然后抱怨缺这个，少那个。你们要跟过去比。比起东德时代，你们的生活好多了。那个"拖笨"车就快消失了…… 最近有个妇女很愉快地对我说，她现在总有奇异果在家里，那是她以前想吃而吃不起的东西。这些小事情就是所谓生活水准。 乌：这场对谈越来越无聊了，修先生，我们东佬实在听你们谈奇异果听得很厌烦了。 修：我说，东佬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 乌：这您就大错特错了。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修：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嘿，你现在吃得起奇异果了，满足了吧！我同意您的说法，人们现在最难的就是适应的问题，他们全身投入一个未知。但是要变成像西德一样的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是东德人民自己的选择。 乌：太感情冲动了。 修：刚刚您说感情不够，现在又太多了。 乌：大家说起来好像当初我们有四种五种选择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边是东德社会主义经济的烂摊子，另一边是时髦的西德——我们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呢？ 乌：我不反对您的说法，墙一开，东德就像糖化在水里一样消失了。但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慎思熟虑，怎么样稳住冲动的脚步。这一点没做到，结果就是，输家太多了。 修：我们有庞大的计划，为新邦付出亿万的马克。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容易在新市场中找到工作是真的，但这在西边也一样。我相信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输家，可是，我又不得不强调：统一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也没有选择。 在庆祝统一周年的今天，波昂的政治圈里最头痛迫切的问题，竟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在德东一连串的反外暴力事件。 在德东大城小镇，年轻人，光头、皮靴，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外国人，用汽油弹和石块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甚至于纵火焚烧难民营。 到今年八月为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高达四百件，但这种暴力不仅限于德东；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暴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东德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暴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今年的统一庆典，德国想必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去年的沉静，是因为德国人顾忌别人对自己民族主义的猜疑。今年的沉静，是因为，统一的路途坎坷，德国人实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们无法放松自己。 末代总理 德国的选举非常安静。街上没有花花绿绿的宣传车，没有嚣声震耳的爱国或爱乡的音乐；邮箱里没有候选人的传单，大门前也不会有助选员的骚扰。 唯一明显的迹象，告诉你大选近了，是街上的选举看板；也不多，只不过在原来贴着男子汉喝啤酒的广告牌上，现在贴着候选人的照片：现任总理科尔的大头像一个发得很胀的新烤面包，现任外交部长根舍，用的是冷肃的黑白画面，有点像殡仪馆里悬挂的遗照；与科尔角逐总理职位的拉芳田，小眼薄唇，一派聪明锐利。 看板上只是照片和几句精简的口号，你当然看不出什么。于是打开电视——候选人有一定的时段发表政见。如果你觉得电视太虚假，你或许就想亲聆一次政见发表会，毕竟，这一九九○年的大选，是德国五十八年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西德统一之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你决定去听戴麦哲尔的政见发表会。戴麦哲尔不是一个魅力十足的政治家，他瘦小怯弱，很像一个交响乐团里者是坐在后面那最看不见的一排的小提琴手。当他代表东德和西德的科尔谈判时，科尔庞大如一只站在后脚上的北极熊，戴氏在一旁就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鹿。科尔伸出巨大的手掌和戴麦哲尔握手，卡通化了，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镜头。 你按邻居的门铃，邻居是雀巢企业驻德国的主管——问他对"末代总理"有没有兴趣？他说： "去听那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做！" 早十分钟到了会场。五六个警察闲闲地站着，一只警犬坐着喘气。在演讲厅的门口，一个戴着"纠察"臂章的年轻人要求你把大衣交给存衣处，你嫌麻烦，问他"为什么？" 他抱歉地说："对不起，为了安全。" 在半年之内，拉芳田和内政部长接连被刺，内政部长已成残废；你欣然交出大衣。 会场像什么呢？如果有人贸贸然撞了进来，他多半会以为这是一个音乐会。讲台上有个乐队，大大小小的喇叭正热闹地吹着德国的民俗音乐，那种让你听了就想喝啤酒、跳土风舞的音乐。曲子一支接一支地吹着，台下已经坐满了人，一边听音乐，一边和左右的朋友低语，一边不时回头张望，看"明星"到了没有。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七点四十分，戴麦哲尔在多人陪同下走进演讲厅，一时掌声雷动，人们站着鼓掌，似乎在欢迎一个从前线归来的英雄。 "我今天站在这块土地上和你们见面，内心有很深的震动——" 掌声淹没了他的语音。 "当我知道基民党选择我任东德总理的时候，我立即的反应是：不要！前途太艰巨，太不可预测。当天夜里，我和我的妻子讨论到凌晨四点，决定不下；到最后，我妻子说，还是接下吧，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不需要再继续谎言的教育！" 掌声，人们拼命地鼓掌。 "有人说，统一的价钱太高了。我告诉你，我瞧不起有这种念头的人——" 掌声哗啦哗啦大响，疯了一样。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人们的手心都拍红了。 戴麦哲尔以见证人的身分，叙说过去一年来的心路历程。台下的人有一种异常的昂奋：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不断地在身边发生，但总是从报纸和电视中收知，不免隔了一层，现在和"当事人"面对面地相会，使人们觉得自己也挤上了晃动的历史舞台。 民族情感也因为这"末代总理"的现身而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浓烈。戴麦哲尔的话，只要一触及统一，就激出奔放的热情、雷动的掌声，好像人们心里积存着无法释放的感情，现在借着戴麦哲尔一泻而出。 你了解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政见发表会，这是一场见证会，见证廿世纪德国的统一。戴麦哲尔是统一的象征，人们热情地拥抱这个象征。 没有人在意，戴麦哲尔并没有发表什么政见；听讲的人今晚来这里寻找的，不是政见，是见证。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围着方桌打麻将，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他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 老乡 白洋淀上为我们撑船的是个河北老乡，赤足立在船尾和两个孩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两个洋娃娃模样的孩子出口却是中国话，老乡觉得"真逗"。 "你也会外国话吗，安安？"老乡说，边把船撑进荷丛深处。 "讲两句来听听，安安。" 船上的人纷纷起身去采莲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却想对这河北老乡多瞧两眼。 这又是尘封记忆里的"父执辈"哪！那样熟悉的脸型，连皱纹的密度和纹路都似曾相识；那样亲切的口音，好像隔墙听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这不是邵伯伯吗？ 邵伯伯来打麻将，总拎着瓶酒。进门见到四个五个流着鼻涕的小孩，从裤袋里总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皱巴巴的廉价糖果。他边喝酒边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声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没出得来。母亲赶鸡似地驱逐一堆看热闹的孩子；邵伯伯还有个女儿，走的时候才刚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头栽在桌上，人家以为他又犯了，没想到他死了。 走过千山万水，可还没见过白洋淀这样如唐诗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涟滟的水光，贴着水光的是墨色的莲叶，参差出水的是鲜绿的荷叶，荷叶往往簇拥着摇曳生风的荷花，衬着荷花的娇嫩是后面野气横生的芦苇丛，芦苇丛后就只有那空旷渺茫的天色。 突然飘起细雨，水面荡出一圈又一圈纹路细致的涟漪。 "安安，你台湾去过吗？"船划出了荷丛。 "去过呀！我在那里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来过白洋淀。 命运 活着的河北老乡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车的母亲和没上火车的哥哥，砸了碗的父亲和他来不及一见的"对不起"的母亲，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龙应台与龙应湘，长在德国却生在台湾的尚未长大的安安……你说异乡和故乡在哪里开始交叉开始分歧？谁又有选择的权利？ 所谓命运。 北京派出所 南方的表哥到北京来会我。他黝黑的面孔像庄稼水牛的皮肤，浓重的乡音好像还扯着沾泥的根。在房间里，碰见了写《红高粱》的莫言。表哥说： "你们北京就是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说："我是说，你们北京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礼貌地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有点气馁，转而问房里另一位北京人："这里可不可以买到文字翻译的电脑机器？" 北京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机？灭蚊子的机器？" 客人走了，表哥无奈却又不甚甘心地抱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讲话好笑，哼，可是他们到了我们省里，我们可觉得他们怪腔怪调呢！" 下午五点，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是龙小姐吗？"一个沉着的男声。 "是的，您哪一位？"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准备好了？"我糊涂了，莫非自己忘记了哪个记者的约会？ "嗯——"对方沉吟起来，又说："你不要了吗？我们就在旅馆门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逊，表哥把听筒接了过去，连连说： "就来就来。" 表哥拎起他的塑胶行李袋，轻快地走向门口，手扶着门把，回头说：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谊商店门口找上我的，有好几个人，约好今天换钱。" "等着等着！"我跳下床，把门关上，把他拉回来。 "你从乡下带了多少钱来？" "九千块人民币！在乡下已经用六比一换成了美金，现在再用八比一换回去，你看，我的路费都赚回来了。" "表哥，你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多块，怎么会有九千块呢？廿年也积不起来呀？"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表哥安慰着我，"这钱是乡里邻居朋友凑起来的.知道我要来北京，让我来转一下，大家都可以赚一点。我家隔壁的老张还要我用你的台胞证帮他买台彩电回去……" 他转身要走，又被我扯回来，我急急地说： "表哥，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绝对不要在这旅馆的范围里交易。"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家旅馆有个特殊的背景：它曾经是特务头子的私宅。 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在这里，我是个外籍人；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过？" 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山间小路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别的都不看，渡过湘江，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发现台湾发现我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9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只布鞋。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性，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性来自哪里，令我神伤。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那是旧社会的规则。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对大自然的险恶，用柴刀和臂力去闯；对政治势力的险恶，用机智和狡狯去绕。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天皇、国民党，各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这并不稀奇。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早期的美国人更是。你也记得吗？西部片里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而往往是那一枪在手、恩怨自决、单骑闯天下的好汉。从法治的眼光看，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流氓。 法，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此桥不通"的木牌，绕过它！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达到目的，没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没有人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乱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警灯的作用……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占"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视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来欧的朋友也摇头：你不知道，台湾的脱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太乱了，太乱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谁写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台湾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性，这种蔑视成规的草莽性格，这种只认目标不讲原则的"闯"劲，难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经济成就的种子吗？将小汽车开进泥泞的河床、开过泥坑，是脱序也是不畏艰辛；随随便便地搬家，是邋遢也是灵活；用杂志和砖块修床，是短见也是聪明；用一分钱，作八分投资、讲十分话，是轻率也是勇于冒险。台湾的外贸奇迹，不就是无数个提着○○七小提箱的台湾孩子用他那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移民个性"闯"出来的吗？ 10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在夏日明媚的欧洲街头，你常看见台湾出来的青年，背上背着帆布袋，手里拿着地图，表情轻松，昂首阔步。 那种轻松，使你想起吴浊流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台湾"乌托邦"："……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 历史上最"身习宽裕而自由"的台湾，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湾了。尤其是当你想到，这昂首阔步的一群，都不必是什么高干子弟、权贵之后，只是最寻常的百姓，你知道移民的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可是，为什么来到欧洲的台湾朋友怎么那么不快乐呢？ 住在德国的我，哎，想死了台湾的纸醉金迷，热闹繁华。来德国小住的台湾朋友，却又羡慕我的宁静。 这里实在宁静。 一个无事的下午，你可以坐在客厅里听风走过屋瓦、穿过松树的声音。到草原上走走，若是夏季，白色的玛格丽特开得如痴如醉；若是秋季，苹果就"噗"的一声掉在你眼前小路上，捡起来就可以啃。小镇的路铺着青青石板，沿街的老屋门檐上还刻着年代：一五一七，明朝的；一三○八，啊，元朝的；一○八七，哇，宋朝建的……窗台上摆着一列鲜红欲滴的海棠。 转角有栋老屋正在整修。二楼凌空架着，一楼打空了。一个白发老师傅正在敲敲捶捶的。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他说，不能拆，就是能拆，主人也不舍得呀！可是里头设备想现代化，他擦擦眉毛上的汗，所以得把外壳架空了，只里头翻新。怕损坏老结构，所以所有机器都用不上了，全得靠手…… 那岂不贵极了？ 是啊！老师傅点头，要贵上好几倍呢！可是国家有补助，历史嘛，不能丢哇！ 老师傅拾起锤子，叮叮敲起来。声音轻脆地回响在安静的石板街上。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午末的阳光投射进来，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就这样久久坐着，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他轻声喟叹。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11 不，我指的不仅只是空间环境的宁静；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有的民族，因为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心里有一种笃定。 在海德堡大学开的当代台湾文学课里，学生问：写童年的作者特别多.似乎台湾作家特别怀旧？ 失去的，当然分外眷恋。台湾的作家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过去。怀想大陆的，发现四十年睽隔的家乡面目全非，不如不见。着眼台湾的——你我之中有多少人还有一条童年的街让他回头？哪里是余光中的厦门街？哪里是白先勇和周梦蝶的明星咖啡？隐地的西门町变成了什么样子？袁琼琼的眷区还在吗？淡水最后的列车开到了哪里？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粗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那条街还铺着石板，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你每次兴起回老街，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你曾经放纸船的水沟还在那里，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正勾着身玩纸船。 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台湾孩子，蔑视法规、不讲原则、苟且短视的台湾孩子，在闯荡四百年之后，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关口：他想追求笃定和宁静，一个和他原始个性背道而驰的理想。解萍，追求根的深扎。 很困难，因为这一切，他不能够绕着走。 12 保姆到书房来说，楼下的马桶护圈坏了，老掉下来。 让我想想，或许书桌上这半卷透明胶带可以把它给黏回去。 妈妈讲的话 1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重回旷野 1 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2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 "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桃园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门槛上看着空空的骑楼，摇摇头：这块地空着多可惜，用掉吧！于是以货品堆满，实践他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基本信仰。 公园，是个相当令人困扰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看不出什么用处的空间。于是有人在里头挖出一个人工湖来；有人在角落里打出一个水泥亭子来，在柱子上漆些劝人为善的句子；有人在小小坡上摆上一个伟人铜像，有人嘛，辟出一个什么球场。再不然，干脆来个"石雕公园"，把一个又一个的石雕摆在公园里头，那么这块空地也就算用上了，好歹没浪费掉！ 惜才如惜金，这不是一种美德吗？ 多么困难的问题。道德美或不美全是社会的制约。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相对于物质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在"匮乏"的世界里，人追求获取：河鱼要打捞，果树要摘取，农地要耕作，工地要建设，森林要开发，桥要搭、路要铺、渠要通、沟要挖、山要凿、大海要淘取……从历史甬道中冒出来的现代人，你和我，享受着人类累积的获取，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车马，海上有行船，声光形色之辉煌灿烂无所不能唾手而得，却蓦然发现在塞满物质的环境里已经找不到一点退身的空间。 把骑楼占满、把公园"用掉"的人，只是在历史习惯制约下还没有醒悟到：在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 店主会相信我吗？ 3 我有一个竹编的篮子，菜篮。 两万人口的乡换了乡长，绿党和社民党当了家。改朝换代嘛，自然要影响小老百姓的生活。百年大计从垃圾政策开始。 不管从前怎么做，七月一日开始你给我这么来：一般垃圾，你可以决定家中需要多大的垃圾桶，要每周来收还是隔周收；纸张类当然另有纸桶，大小自定，每月收一次；塑胶类当然有塑胶桶，每月收一次；花园的枝枝叶叶，绿色垃圾，要向乡公所购买麻袋麻绳，春夏秋各收数次，非用自然麻袋者不收；玻璃品……铁罐类……化学材料……电池类……谁家垃圾多，谁家多付钱。 我赶快找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地下室里还搁着坏掉的电视机一台、坏掉的洗衣机一台、破沙发两只、破雨伞四把、没盖的吸尘器一只、断了腿的衣柜一只、向一边倾斜的冰箱一台、有裂痕的幼儿塑胶坐椅马桶一只…… 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挂着一张垃圾年历，哪一天收哪一类垃圾，错过了就该你吃不了兜着走。第一个让我头痛的，是纸张。 从前，在街角有个专收纸屑的大箱，街坊邻居的纸张都往那大箱里送。我的纸类垃圾可能比别人多个五倍，可是，反正在一个大箱里打混战，谁也不知道谁的垃圾多，我们都付一样的钱。现在，大箱给拿走了，各人有各人的纸捅——我怎么办？ 先订个一百廿公升容量的桶子试试看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糟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过了期的不重要的杂志……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了，看看日历，天哪，距离收的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两个月之后，我要求换两百四十公升的大桶，就每个月多付几块钱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槽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纸纸纸……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去了，距离收的日期，天哪，还有一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我开始终日惶惶，坐立不安。再大一号的纸捅，就是公司行号工厂用的大桶了，我的车库摆不下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买了一束盛放的百合花，当花店主人抽出一张大纸要包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可克制地大声叫着："不要不要不要纸……" 真正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塑胶类垃圾。从前，厨房水槽下只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多了一个，只装塑胶，然后漫不经心的家庭主妇讶异地发现，装塑胶垃圾的那只桶子永远是满的。她睁大眼睛追寻它的来路：乳酪装在塑胶杯里，香蕉套在塑胶袋里，蜂蜜盛在塑胶瓶里，洗碗精、洗发精、牙膏、牙刷、锅碗瓢盆裁缝机、油米茶盐酱醋小儿尿布，没有一样不包裹在某种形式的塑料中。将塑料从一般垃圾中抽离之后，一般垃圾缩成一点点，塑胶垃圾却无止境地扩张、膨胀，像科学怪人培植的一种无限蔓延的黏液，逐渐在地面上爬行。 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恐惧吗？在超级市场中推车行过货品林立的走道，我眼睛所注视的，不只是每天要泡的咖啡粉，还有包在咖啡粉外头必须处理掉的硬纸盒；站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装的，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黄瓜、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裸裸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4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对不起."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知道在对谁生气。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in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黄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床，还铺着他睡过的床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床，是他临终的床。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这样的自由有什么用？西德我还从来没去过——我另一个儿子是兽医，他也失业，他去过西德，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摇摇头："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样，西德是个人吃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把别人踩在脚下，那是一个没有感情、只讲功利的社会……我们不愿意去那里。" 保利摇摇头。 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十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射！"用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东，同样普遍地也在德西扩展开来。 这些是已发生的事实，而国外的媒体也热烈地竞相报导这些事实，包括台港的报章杂志。而"事实"和"真相"的距离有多远呢？ ※※※ 英美对于德国种族问题的报导暂且不提，他们之间，由于犹太人的梁子，累积着历史的怨仇和误解。德国媒体喜欢渲染美国的种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国的媒体热中报导德国的种族冲突。几个月前当洛杉矾发生暴动的时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国电视，你会以为整个美国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间已经展开世纪内战。了解美国的人才可能把洛杉矾那样的暴动放在一个比较宽幅的色谱上去诠释。由于历史的纠缠，英美的媒体也同样的.用放大镜去看德国问题，而往往忘记了那个极其重要的比较宽幅的诠释色谱。 台港和德国没有历史的牵绊，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地远观德国情势吧？可是并没有做到，原因，我想还是老问题：长久以来接受英语文化的奶水，我们仍旧习惯以英语人的眼光诠释这个世界。英美媒体犯什么样的偏颇，台湾媒体就犯什么样的偏颇。读最近的一些台港报章杂志，令人觉得在德国纳粹已经当道，多数老百姓支持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动，这个国家即将再度成为一个恐怖侵略国家。有的报导者甚至义愤填膺地"告诫德国人"，如果德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自由世界绝不坐视。语气俨然是冷战期间对付敌人的严峻。 为什么无数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真相"呢？因为真相通常要透过几个层次的背景才能浮现，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实，诠释就容易出错。了解德国反外暴力现象第一个必须考虑的背景，就是比例问题。九十年代，整个欧洲所面临最严重的难题就是苏联、东欧、非洲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在英国和法国，排外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法国的右派政客也不断在扩张影响力。经济紧缩带来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导致排外，在这个趋向中，德国的仇外情绪并不特出，但是欲加诠释的人必须知道：难民涌入德国的人数是英国和法国的五倍以上。而由于德国极端宽容的政治庇护法，它仍旧继续在收容庞大的难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战事为例，欧洲各国政府大声呼吁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难民却少得可怜。英国容纳了两千人，法国接进了一千一百多人，爱尔兰收了十个人，小小的瑞士接纳了七万人，而德国，一火车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 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背着包袱的驴子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 国破山河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geht，johnnywalker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竞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8 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9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10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11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一只白色的乌鸦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蛮人"。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龙应台杂文散议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台"这个名字；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性问题的杂文。一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欲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阴。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 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需要纠正，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赤色嫌疑"； 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其二：说"美丽"的龙应台 一条上了电视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则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的新闻， 一封被歹徒强暴而自寻短见的十八岁姑娘的绝命书， 一家新开设的专卖"给女人看的书"的书店， 一桩开会时让女警察提茶壶招待客人的寻常事， 一名妩媚而年轻的大使的辞职， 一位主持人关于某小姐的介绍， …… 龙应台以"胡美丽"的笔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了多篇杂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观察、思考和评论女性问题。龙应台藉自我访问的方式，这样评价这些杂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言语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有的论者认为龙应台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丽"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如《清道夫的秩序》、《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