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1995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 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1998年9月10日 第1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一）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 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 永远前进 宝冶读者 1996.6.21草 读者来信（二） 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后记：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也说“上海男人” ——陆寿钧 龙应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 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每一个地域的人，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在性格、处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也不可能是划一的。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有婆婆妈妈的，有窝窝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业性极强的，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我想，台湾人，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对此，我只能报之以一笑。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道，就拿一开头就声明“我是一个台湾女人”的龙应台来说，倘若果真“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的话，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来“横扫”上海男人了！ 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气管炎”（妻管严）的毛病，我也只能报之一笑。诚然，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产”了。就在这些事例中，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有他们的复杂性。 龙应台“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做家务、不与老婆争高低等等“特色”后，仍然觉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做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子气，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并不在于在家中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看来，龙应台的“解放”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所理解的“解放”。当然，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免还存有某些阴暗之处，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龙应台似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段话：“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我们暂且不去广泛地列举，也暂且不去理会“所谓”两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来说吧，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还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并不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才对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我想，龙应台如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会真正深入下去的。 欢迎您，龙应台，多来几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 ——吴正 通常，我的创作习惯是只执著于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么因素干扰或者引诱的；然而，这次的例外是在我读了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绘声绘色之中的某一个，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为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煞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格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特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只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徘侧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任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下厨是主动尽责，惧内是被动受压这一点，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她认定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但说着说着，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惧内，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东狮吼”一语典出北宋，不说世界，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如果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制的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真正惧内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不以其为耻的水平；而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难说没有些“肉麻当有趣”的成分。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龙女士游历过世界，见多识广，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 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惧内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国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不是没有，但自成一格被尊为“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则是龙女士有意无意的虚构。虚构这样的“上海男人”，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些什么；但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于斯，长于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借龙女士的眼光旁观一下，我觉得上海男人在适时求变，不受传统的乃至陈腐的观念束缚方面，自有其优越之处。上海男人不会脱离现实环境，去追求几千年一贯制的“大丈夫”价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会因为20世纪末的新新女性又转而欣赏“大男人气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的男人看齐。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认准黑格尔老头说的至理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现存的都是会改变的。”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龙女士在文章最后对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笔者注），心里有点儿忧郁？”一般来说，那期许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数上海男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则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操这份闲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们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说“横扫” ——关于“上海男人”的是非 ——冯世则 在《笔会》上先后拜读龙、沈两位关于“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计来插上几句话。 恕我直白：两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个忌讳——以偏概全。沈先生笔下尤其多一点儿情绪。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龙女士手中并无统计资料，那又何以认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数乃至过半数？——都下厨房呢？而且，人人吃饭，男人也吃。既要吃，为什么就不作兴下厨房或也下厨房呢？ 沈先生解释男人下厨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我以为这“酬”字别有一点说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养家活口，于是只得“同工”（妇女解放的大问题此处不论）；而这“工”也别有一点说道：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而是社会劳动家务化。近些年来虽很有改善，从而也给改革记分，做饭自然复杂而费时间，所以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也。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 此为龙文之偏。 沈文也偏：“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半是乡村；那儿的男人下厨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吗？我也是没有统计数字的，但猜想情况恰好相反：肯去厨下“同工”者恐非多数。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见。 这里且岔出一笔，请求讨厌“老婆”一词的女士先生们理解：我无法说“打爱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于“心疼”，“打”和“爱人”弄到一起，岂不荒诞？而且“爱人”一词无性别，竟不知谁打了谁也。 沈文以下继续“总而言之”说：“上海男人不会……。上海男人也不会……。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无确数又无约数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体了？那可能吗？所以我以为沈先生有点动情绪了。 我以为说话作文，切忌“一笔横扫”，以免误导。去年某报刊文，说西部某市妇女特爱浓妆艳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结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连编辑先生似也陪着做解释。这可为一例。眼前的争论也可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读过一本书，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于今思之，不觉悯然：叫我怎么看呢？ 沈文剪贴在手边，所引有据；龙文却没有。《笔会》办《龙应台专栏》，我以为是个好主意，不但读，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张报纸多次剪得支离破碎，这个专栏是原因之一。这次却未剪贴，因为——读者真诚反馈，龙女士不以为忤吧？——该文虽也写得漂亮，却有些我不赞同的东西，但因此也就无法详引了，就此一并说明。 乱谈“上海男人” ——张亚哲 上海男人的浅笑的确是尴尬，上海男人的愤怒如陆寿钧对龙应台也始终挽不回如三丝春卷皮似的颜面，即将欲说还休的矜持堕落为怒发冲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无力。怪只怪“上海男人”这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间话语如陆寿钧的绅士措辞，清淡得无法察觉微澜死水。龙应台女士能惠顾上海男人这温柔雅趣确能证明男人之于上海，上海之于男人，总有那么些汗渍于奶渍，奶渍于血渍，是不可脱离了干系而春梦了无痕的。 想起这个阴盛阳衰得很有些无所谓的城市，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王安忆笔下的陈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苍凉人世的泪可垂，情妇无恨的气可叹。倒突然觉悟涌动在上海蝼蚁般巢穴的清洁脸面，发油可鉴的男人，步态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带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无可选择地追寻着执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际花盛开之际无声无息地萎顿，这令人可怜的娇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将被水性的上海蚀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异口同声（连龙应台女士也听到了）的气管炎的咳嗽声中强做欢颜。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废气喝入城市废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并快乐着。无言，无声，无笑。不论佳丽坐拥一夜开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缩于风中、流汗于阳光中，穿越过城市拥挤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积攒自尊，每时消弭孤独每刻想逃避责任。城市目击的文章写得太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女人们冷眼望江淮，这《后庭花》的歌糜废得令人垂泪。灯红酒绿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世界上唯一一块毋需女权主义刺耳噪聒的净土默默耕耘。 听广阔中国大地许多女人谈论上海男人艳羡是明摆着的，这或许也是某种龙头作用。这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温曾经脂粉猩红的浪漫岁月，不但创造着对三姨太四姨太下跪，为五姨太六姨太剪脚趾甲的商界巨贾，还有那些做“阿诈里”做长工做瘪三只为博红颜一笑的男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积尘太厚了。每一种埋没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却了铁血原则就无尊严可言。迷雾穿透的上海无疑是等待着某种复兴的。 龙应台女士对于上海男人的赞许是相比较其耳闻目睹的贤妻良母的其余世界。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或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或其他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诸如后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整个世界为这一场景会感动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的代价却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许因为那嘴中同时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革命。我只谈论的上海男人，看着骂遍千山万水的龙女士的话，在每一个被赋予面子的快乐瞬间尽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飞烟灭了。那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事。 龙应台与周国平 ——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的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扔下龙应台，拾起周国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如果说龙应台是“旋风”的话，周国平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或者说像二三老友端坐于书斋，把着淡酒浮出的细语。平和、宽容、有味，不疾不徐，从容古今，从容情感，间或也有些浅浅的忧郁。读了不会让你有激赏的冲动，只是些微的叹服。周国平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在广西度过十年的深山岁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长于斯的学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真传，个中感受真是我们这些一同走过时代风雨的人才冷暖自知。从容与宽厚掩住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对自己人则不必说，全能心领神会；所以周国平索性这样标题：《为自己写，给朋友读》、《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读周国平，像读中国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让人出世。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 本来书架上这两位的书早就搁在一起，也不曾起过冲突，有过比较。最近恰巧前后脚地闲读龙、周，就对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对龙前恭后倨，而对周却网开一面？我警觉到，真是上了年纪了，开始将击剑长啸、白眼看人视为肤浅了。 惊后反省，得了一个结论：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我们还没有到享受从容的时刻。周围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结；可是，东方独多周国平，龙应台却远嫁西方，所谓“橘逾淮为枳”。 虽然仍是私心不以龙应台为然，还是决定，从此多读些“旋风”文字，少读些周国平。梁启超早就呼唤“少年中国”，几代人又过去了，总得更多一些中国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啊，上海男人！ ——王战华 ——1—— 上海有一份大报在去年曾发表了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台湾女人”龙应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龙作家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当中炸开了，有实力的“大手笔”便接踵而至地发表高见。 我先后读过《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说“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说是龙旋风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却原来“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 虚构“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虽有意无意，但却“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一个并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却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认为，自己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他正因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因此，虽然龙作家去了那么多地方，属“非常解放的女人”，却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着“怕老婆”，实际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善意“谋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何非要去与自己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气的主要依据并非在于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为此，他设想，龙作家倘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于偏颇。 一位与龙作家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则阐明，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上海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他想，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当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 ——2—— 老实说，对见多识广的龙作家的这番文字，我并没有产生“惊讶”，抑或她大作中确有“虚构”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时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对此，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倒是“谋略”之说更为精彩些。不与老婆“争高低”的男子汉，难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吗？也许确切地说，在上海这“迷人”的都市中还应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之说，更能包涵出一种具有文化韵味的特色。 然而，我们似乎觉得如上这些文字，确实是将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们的视角点上，由于受视角所限，而没有在与上海男人同构成一幅风景的女人方面进行挖掘。不错，龙作家的一段文字相当精彩：“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 在为这段文字喝彩的同时，我认为龙作家似乎还未能深入一下来了解上海女人。其实，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 记得有统计说，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 前不久，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6％的人认为“男女平等”，19.4％的人则认为“女性更优越”。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6与2.14个百分点。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高于法、英、美等国。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既能主内，又能主外，事业家庭两不误”。这种近于挑剔的衡量标准，反映在当今男子在事业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时，上海女子便说男子缺乏阳刚之气了。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态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吗？ 有什么样的女子，便会有什么样的男人，这是个至理名言。时在40年代，谢冰莹就在文章中写道：“有人说上海像洋场少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重庆是半老徐娘。”事实上，上海女子的一个重要特色，不同于广东的“靓”，也有别于老北京话中的“俊”、“俏”，这就是“嗲”。一个“嗲”字，风情万种，能将上海女子本质中的柔软一面尽数展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风情万种“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个“作”字。许多异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释，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则是肯定能领教的。（大约“作”字可解释为“胡搅蛮缠”吧？）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渐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风情只怕是今日回忆，或只能在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那儿还留有痕迹吧？ 可能正因为龙作家对这些深层的风俗意义上的问题认识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图解。这本也怨不得人家，毕竟来说，“台湾女人”不同于“大陆女人”，更不同于“上海女人”。不过，其文还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厉害的一面。对此曾作过研究的一位先生说，上海男子在文明的进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识的养料，学会了忍耐和顾全大局；而女子则停留在原地。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人则认为，龙作家的“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提示，虽以瑞典呼吁成立保护男人组织为例，倒确应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 ——杨长荣 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一部电视剧，被认为是写了一群敢做不敢当、亲生孩子都不敢认的上海男人，引来一片非议谴责声，也不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回龙应台对上海男人雾里看花地评了几句，却是引起了一点反响，甚至有一两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击了。或许因为龙应台来自台湾？或许因为她是女性？对异性的评价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个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东，在内蒙古、北京转战多年，近几年才拿着浙江的俸禄来上海工作。据我的观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为背景来评判，比较优秀的男人，还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过女人看男人。说上海男人优秀，首先就是因为上海女人是中国女人风景画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认真地坐了半天，给各地女人打分。有说大连、青岛女人漂亮的，有说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女人别有风情的，我则说，看看三四十、五六十岁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细细摆比一番，给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女人是“半边天”，摩拳擦掌、拳打脚踢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社会角色不断强化，性别意识不断弱化，细细体味，有多少女人已经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仍保留着不少的娇、妖媚和嗲样，瞧着还像女人样，这实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劳！ 对上海男人的贬，往往集中在“惧内”呀、做家务呀，等等，以证明其全无男子气。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上海男人几十年来里里外外极细心又极耐心地呵护关爱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们、帮她们拎菜篮、提扫把、下厨房，才使同样在社会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婆还像个女人样，这才是有底气、有力度的男子汉的表现。相反，袖手看着自己在外谋一份生计的女人蓬头垢面回家后，接着再做一份老妈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怜香惜玉，还算什么男人！ 所以我说上海的男人们，你们实在不必听到一个叫龙应台的台湾女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沉不住气了，还是一如你们既往的态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后，继续当你们的男子汉。 对了，我家有女快长成，我还真希望她能带个上海女婿回家呢。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胡妍 热衷社会文化批评并对妇运抱同样热忱的龙应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轰动。龙女士以台湾女人的身分和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阅历，在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锦绣文章里，不无惊喜地发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的稀有品种”。龙女士盛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龙女士之作如是观，是由于长年来，她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生活，看到她们每一步的迈出都连带了痛苦的挣扎。她以为，在这个当口，“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却并不那么“海阔天空”、“温柔坦荡”，面对龙女士的赞誉，上海男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龙卷风刮上门来了！ 上海男人并不“受宠若惊”，也不“知遇图报”，反倒有些“恩将仇报”的意思。他们宁愿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们说：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而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如男人下厨，“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是两回事”。他们很不屑“稀有品种”——哪怕是“世界级”的——或“男女平权先锋”等等的桂冠和赞誉。本来，龙女士在感叹上海男人的“温柔坦荡”和“稀有”的同时，对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怀了由衷的关怀顾惜的，或者按龙女士更明确深刻的表达，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龙女士之如是想，是因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务，“温柔、坦荡”进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妻管严”。龙女士的本意是要说：“妻管严”虽无关主义或原则，但如果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是曲解了妇女解放。龙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过了头！ 龙女士的想法当然不无正确处，但她的担忧却几乎是多余的。关于“妻管严”，最有发言权的应当还是上海男人，不如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以上及以下有关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龙女士当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关系其实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谓的菁英圈里，碰来碰去都是男人，社会资源和权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凡此等等）；但她从上海男子的“温柔坦荡”和大陆、上海女人的“抬头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化，甚至看出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隐患——想不到这次却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惧内”是花招，是技巧，是风度。又如龙女士说：“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务，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温柔坦荡”的缘故，或上海的风俗就是比别处平等、开放而使然。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这地方讲现实，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一如他们“务实”地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 龙女士曾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现在，龙女士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了吗？或者说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吗？“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务，可以比别地的男子“温柔坦荡”……，然而，他不可以被你这样说——换句话说，这一切，你不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尤其是说他“受虐”，还是被女子——别的“虐”犹可受，女子的“虐”则万万不能受！因他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在这一种“男人的气概”上，上海的男人从来是一点不比别地的男人差的。 这里，龙女士的另一个解说或许也是应当记取的：说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龙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们，或龙女士稍稍地移动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听到的或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男性雄风”的“流言”呢！ 我抗议 编辑先生： 这是一封海外读者的抗议信。 从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上读到你报发表的台湾龙应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种被人侮辱的感觉。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报深表失望！并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新闻和写作一样具有高度自由性，但报社办报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报不顾读者感情，发表这种不友好的有辱沪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会遭到更多读者的不满和唾弃！有鉴于此，本人及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沪家属停止订阅下一季（年）度的《文汇报》，也许对你们官办的已拥有千万订户的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报最大不满！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本人不会再看《文汇报》，同时相信许多读者会跟我一样如此做，因为任何读者不会去买去看一份曾经伤害过他们感情的报纸…… 顺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很努力也很优秀。他们非常关注、热爱家乡上海。为什么你报不多报道这些素材呢？ 最后建议你报向读者作一次公开的道歉，为了你们的严重过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康议 （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 我在法国看到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时，已是1997年的5月。据说此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必定是有过一番热闹的争论吧？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为一个地道的大陆女人，并且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我，对于龙女士对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评，我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龙女士真的是“旁观者清”啊！她不知道台湾女人可以“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德国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贤妻良母”，可是大陆的女人做不起。大陆女人的事业牺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资却是牺牲不起的。对于千百万普通的大陆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况没有工作的女人，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你那个男人，靠得住吗？ 龙女士从来没住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所谓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就这间集体宿舍还是女人厚了脸皮赖来的。没有洗衣机，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电压不够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为孩子洗尿布，洗干净的尿布夏天挂在房间里往下滴水，地板上铺着一块块干毛巾，天花板上，因为不断上升的水气而长了斑斑点点的绿霉。 女人每天去买菜，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她不精明点就会吃亏上当。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黄脸婆模样，怎么看也不温柔。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更不能温柔了，否则甭想挤得上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龙女士夸赞德国女人的温柔，为了丈夫的事业可以抛弃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妇。现在德国失业严重，最先丢工作的总是女人。好在丢掉工作并不等于丢掉饭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让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日子了；而这没有工作的女人因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病得癌症也好，由于种种原因没了男人也好，她总是有依有靠，不会不踏实。何况，这主妇也做得体面。 早上开车送走儿子和丈夫，一个去上学，一个去上班。主妇接着去俱乐部做有氧运动，然后穿着高跟鞋，光鲜亮丽地开着汽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她推了一辆购物小车进去，新鲜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都明码标价，价格适中。她很快采购齐备，碰见女人聊了会儿天，又去喝杯咖啡，再开车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来夸奖”。 她没有听说过尿布，家里总是洗衣机和洗碗机，她手上抹着漂亮的指甲油，没有汽车不会走路。她从不会和人争吵，不会风风火火地奔跑。她温柔而贤惠。 可大陆女人不行。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 逢着女人靠男人讨饭，男人自然也神气起来，何况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没有分房子凭职称等错综复杂的头疼事让女人有机可乘地指责他，他又如何男人得起来？女人不工作在家里把家务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国的男人们也决不会像龙女士笔下的上海男人一样“低下”地买菜烧饭拖地，“卑贱”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无可选择。女人工作家庭两头跑，和他一样，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观，菜要买，地要拖，他无法不分担，即使这女人不温柔。女人顶着一头灰脸在哭骂：工作十五年了还没分到房子，这狗窝还是我搞来的！旧房子要拆迁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滚蛋。我们往哪里去？是男子汉，要老婆孩子，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孩子！窝囊废！ 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蛋东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众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搅得他难以招架，啊！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吗？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们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大陆男人一样整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忍耐坚强，包容体贴，懂得分担。上海的女人们，你可懂得珍惜？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 ——陈建军 1997年年初，龙应台在《文汇报》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权先锋的荣誉。文章中，龙应台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龙应台没有想到，素以温柔与惧内闻名于世的上海男人们立即群起斥之，辩论的结果以龙应台败北而收场。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龙应台又写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书时改名《上海男人：英国式》——编者注），希冀告诉人们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温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办的上海市首届男孩节拉开了帷幕。举办男孩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弟玩。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 应台兄： 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年北京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于瑞典 1998年3月4日 第3节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 过度简化地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年）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 “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 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年3月3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 “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年8月14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来信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xx人就是这样……xx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孙康宜 自从去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 第5节 上海的一日 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 1975年我留学美国。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关于龙华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 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 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 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说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着。 （原载1998年2月26日《文汇报·笔会》）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1995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 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1998年9月10日 第1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一）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 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 永远前进 宝冶读者 1996.6.21草 读者来信（二） 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后记：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也说“上海男人” ——陆寿钧 龙应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 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每一个地域的人，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在性格、处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也不可能是划一的。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有婆婆妈妈的，有窝窝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业性极强的，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我想，台湾人，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对此，我只能报之以一笑。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道，就拿一开头就声明“我是一个台湾女人”的龙应台来说，倘若果真“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的话，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来“横扫”上海男人了！ 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气管炎”（妻管严）的毛病，我也只能报之一笑。诚然，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产”了。就在这些事例中，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有他们的复杂性。 龙应台“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做家务、不与老婆争高低等等“特色”后，仍然觉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做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子气，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并不在于在家中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看来，龙应台的“解放”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所理解的“解放”。当然，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免还存有某些阴暗之处，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龙应台似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段话：“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我们暂且不去广泛地列举，也暂且不去理会“所谓”两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来说吧，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还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并不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才对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我想，龙应台如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会真正深入下去的。 欢迎您，龙应台，多来几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 ——吴正 通常，我的创作习惯是只执著于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么因素干扰或者引诱的；然而，这次的例外是在我读了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绘声绘色之中的某一个，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为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煞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格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特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只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徘侧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任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下厨是主动尽责，惧内是被动受压这一点，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她认定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但说着说着，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惧内，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东狮吼”一语典出北宋，不说世界，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如果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制的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真正惧内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不以其为耻的水平；而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难说没有些“肉麻当有趣”的成分。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龙女士游历过世界，见多识广，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 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惧内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国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不是没有，但自成一格被尊为“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则是龙女士有意无意的虚构。虚构这样的“上海男人”，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些什么；但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于斯，长于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借龙女士的眼光旁观一下，我觉得上海男人在适时求变，不受传统的乃至陈腐的观念束缚方面，自有其优越之处。上海男人不会脱离现实环境，去追求几千年一贯制的“大丈夫”价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会因为20世纪末的新新女性又转而欣赏“大男人气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的男人看齐。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认准黑格尔老头说的至理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现存的都是会改变的。”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龙女士在文章最后对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笔者注），心里有点儿忧郁？”一般来说，那期许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数上海男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则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操这份闲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们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说“横扫” ——关于“上海男人”的是非 ——冯世则 在《笔会》上先后拜读龙、沈两位关于“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计来插上几句话。 恕我直白：两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个忌讳——以偏概全。沈先生笔下尤其多一点儿情绪。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龙女士手中并无统计资料，那又何以认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数乃至过半数？——都下厨房呢？而且，人人吃饭，男人也吃。既要吃，为什么就不作兴下厨房或也下厨房呢？ 沈先生解释男人下厨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我以为这“酬”字别有一点说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养家活口，于是只得“同工”（妇女解放的大问题此处不论）；而这“工”也别有一点说道：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而是社会劳动家务化。近些年来虽很有改善，从而也给改革记分，做饭自然复杂而费时间，所以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也。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 此为龙文之偏。 沈文也偏：“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半是乡村；那儿的男人下厨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吗？我也是没有统计数字的，但猜想情况恰好相反：肯去厨下“同工”者恐非多数。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见。 这里且岔出一笔，请求讨厌“老婆”一词的女士先生们理解：我无法说“打爱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于“心疼”，“打”和“爱人”弄到一起，岂不荒诞？而且“爱人”一词无性别，竟不知谁打了谁也。 沈文以下继续“总而言之”说：“上海男人不会……。上海男人也不会……。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无确数又无约数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体了？那可能吗？所以我以为沈先生有点动情绪了。 我以为说话作文，切忌“一笔横扫”，以免误导。去年某报刊文，说西部某市妇女特爱浓妆艳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结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连编辑先生似也陪着做解释。这可为一例。眼前的争论也可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读过一本书，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于今思之，不觉悯然：叫我怎么看呢？ 沈文剪贴在手边，所引有据；龙文却没有。《笔会》办《龙应台专栏》，我以为是个好主意，不但读，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张报纸多次剪得支离破碎，这个专栏是原因之一。这次却未剪贴，因为——读者真诚反馈，龙女士不以为忤吧？——该文虽也写得漂亮，却有些我不赞同的东西，但因此也就无法详引了，就此一并说明。 乱谈“上海男人” ——张亚哲 上海男人的浅笑的确是尴尬，上海男人的愤怒如陆寿钧对龙应台也始终挽不回如三丝春卷皮似的颜面，即将欲说还休的矜持堕落为怒发冲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无力。怪只怪“上海男人”这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间话语如陆寿钧的绅士措辞，清淡得无法察觉微澜死水。龙应台女士能惠顾上海男人这温柔雅趣确能证明男人之于上海，上海之于男人，总有那么些汗渍于奶渍，奶渍于血渍，是不可脱离了干系而春梦了无痕的。 想起这个阴盛阳衰得很有些无所谓的城市，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王安忆笔下的陈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苍凉人世的泪可垂，情妇无恨的气可叹。倒突然觉悟涌动在上海蝼蚁般巢穴的清洁脸面，发油可鉴的男人，步态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带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无可选择地追寻着执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际花盛开之际无声无息地萎顿，这令人可怜的娇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将被水性的上海蚀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异口同声（连龙应台女士也听到了）的气管炎的咳嗽声中强做欢颜。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废气喝入城市废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并快乐着。无言，无声，无笑。不论佳丽坐拥一夜开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缩于风中、流汗于阳光中，穿越过城市拥挤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积攒自尊，每时消弭孤独每刻想逃避责任。城市目击的文章写得太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女人们冷眼望江淮，这《后庭花》的歌糜废得令人垂泪。灯红酒绿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世界上唯一一块毋需女权主义刺耳噪聒的净土默默耕耘。 听广阔中国大地许多女人谈论上海男人艳羡是明摆着的，这或许也是某种龙头作用。这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温曾经脂粉猩红的浪漫岁月，不但创造着对三姨太四姨太下跪，为五姨太六姨太剪脚趾甲的商界巨贾，还有那些做“阿诈里”做长工做瘪三只为博红颜一笑的男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积尘太厚了。每一种埋没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却了铁血原则就无尊严可言。迷雾穿透的上海无疑是等待着某种复兴的。 龙应台女士对于上海男人的赞许是相比较其耳闻目睹的贤妻良母的其余世界。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或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或其他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诸如后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整个世界为这一场景会感动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的代价却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许因为那嘴中同时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革命。我只谈论的上海男人，看着骂遍千山万水的龙女士的话，在每一个被赋予面子的快乐瞬间尽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飞烟灭了。那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事。 龙应台与周国平 ——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的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扔下龙应台，拾起周国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如果说龙应台是“旋风”的话，周国平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或者说像二三老友端坐于书斋，把着淡酒浮出的细语。平和、宽容、有味，不疾不徐，从容古今，从容情感，间或也有些浅浅的忧郁。读了不会让你有激赏的冲动，只是些微的叹服。周国平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在广西度过十年的深山岁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长于斯的学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真传，个中感受真是我们这些一同走过时代风雨的人才冷暖自知。从容与宽厚掩住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对自己人则不必说，全能心领神会；所以周国平索性这样标题：《为自己写，给朋友读》、《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读周国平，像读中国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让人出世。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 本来书架上这两位的书早就搁在一起，也不曾起过冲突，有过比较。最近恰巧前后脚地闲读龙、周，就对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对龙前恭后倨，而对周却网开一面？我警觉到，真是上了年纪了，开始将击剑长啸、白眼看人视为肤浅了。 惊后反省，得了一个结论：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我们还没有到享受从容的时刻。周围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结；可是，东方独多周国平，龙应台却远嫁西方，所谓“橘逾淮为枳”。 虽然仍是私心不以龙应台为然，还是决定，从此多读些“旋风”文字，少读些周国平。梁启超早就呼唤“少年中国”，几代人又过去了，总得更多一些中国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啊，上海男人！ ——王战华 ——1—— 上海有一份大报在去年曾发表了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台湾女人”龙应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龙作家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当中炸开了，有实力的“大手笔”便接踵而至地发表高见。 我先后读过《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说“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说是龙旋风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却原来“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 虚构“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虽有意无意，但却“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一个并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却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认为，自己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他正因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因此，虽然龙作家去了那么多地方，属“非常解放的女人”，却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着“怕老婆”，实际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善意“谋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何非要去与自己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气的主要依据并非在于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为此，他设想，龙作家倘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于偏颇。 一位与龙作家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则阐明，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上海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他想，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当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 ——2—— 老实说，对见多识广的龙作家的这番文字，我并没有产生“惊讶”，抑或她大作中确有“虚构”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时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对此，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倒是“谋略”之说更为精彩些。不与老婆“争高低”的男子汉，难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吗？也许确切地说，在上海这“迷人”的都市中还应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之说，更能包涵出一种具有文化韵味的特色。 然而，我们似乎觉得如上这些文字，确实是将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们的视角点上，由于受视角所限，而没有在与上海男人同构成一幅风景的女人方面进行挖掘。不错，龙作家的一段文字相当精彩：“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 在为这段文字喝彩的同时，我认为龙作家似乎还未能深入一下来了解上海女人。其实，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 记得有统计说，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 前不久，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6％的人认为“男女平等”，19.4％的人则认为“女性更优越”。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6与2.14个百分点。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高于法、英、美等国。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既能主内，又能主外，事业家庭两不误”。这种近于挑剔的衡量标准，反映在当今男子在事业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时，上海女子便说男子缺乏阳刚之气了。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态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吗？ 有什么样的女子，便会有什么样的男人，这是个至理名言。时在40年代，谢冰莹就在文章中写道：“有人说上海像洋场少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重庆是半老徐娘。”事实上，上海女子的一个重要特色，不同于广东的“靓”，也有别于老北京话中的“俊”、“俏”，这就是“嗲”。一个“嗲”字，风情万种，能将上海女子本质中的柔软一面尽数展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风情万种“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个“作”字。许多异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释，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则是肯定能领教的。（大约“作”字可解释为“胡搅蛮缠”吧？）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渐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风情只怕是今日回忆，或只能在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那儿还留有痕迹吧？ 可能正因为龙作家对这些深层的风俗意义上的问题认识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图解。这本也怨不得人家，毕竟来说，“台湾女人”不同于“大陆女人”，更不同于“上海女人”。不过，其文还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厉害的一面。对此曾作过研究的一位先生说，上海男子在文明的进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识的养料，学会了忍耐和顾全大局；而女子则停留在原地。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人则认为，龙作家的“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提示，虽以瑞典呼吁成立保护男人组织为例，倒确应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 ——杨长荣 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一部电视剧，被认为是写了一群敢做不敢当、亲生孩子都不敢认的上海男人，引来一片非议谴责声，也不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回龙应台对上海男人雾里看花地评了几句，却是引起了一点反响，甚至有一两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击了。或许因为龙应台来自台湾？或许因为她是女性？对异性的评价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个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东，在内蒙古、北京转战多年，近几年才拿着浙江的俸禄来上海工作。据我的观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为背景来评判，比较优秀的男人，还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过女人看男人。说上海男人优秀，首先就是因为上海女人是中国女人风景画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认真地坐了半天，给各地女人打分。有说大连、青岛女人漂亮的，有说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女人别有风情的，我则说，看看三四十、五六十岁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细细摆比一番，给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女人是“半边天”，摩拳擦掌、拳打脚踢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社会角色不断强化，性别意识不断弱化，细细体味，有多少女人已经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仍保留着不少的娇、妖媚和嗲样，瞧着还像女人样，这实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劳！ 对上海男人的贬，往往集中在“惧内”呀、做家务呀，等等，以证明其全无男子气。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上海男人几十年来里里外外极细心又极耐心地呵护关爱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们、帮她们拎菜篮、提扫把、下厨房，才使同样在社会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婆还像个女人样，这才是有底气、有力度的男子汉的表现。相反，袖手看着自己在外谋一份生计的女人蓬头垢面回家后，接着再做一份老妈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怜香惜玉，还算什么男人！ 所以我说上海的男人们，你们实在不必听到一个叫龙应台的台湾女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沉不住气了，还是一如你们既往的态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后，继续当你们的男子汉。 对了，我家有女快长成，我还真希望她能带个上海女婿回家呢。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胡妍 热衷社会文化批评并对妇运抱同样热忱的龙应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轰动。龙女士以台湾女人的身分和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阅历，在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锦绣文章里，不无惊喜地发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的稀有品种”。龙女士盛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龙女士之作如是观，是由于长年来，她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生活，看到她们每一步的迈出都连带了痛苦的挣扎。她以为，在这个当口，“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却并不那么“海阔天空”、“温柔坦荡”，面对龙女士的赞誉，上海男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龙卷风刮上门来了！ 上海男人并不“受宠若惊”，也不“知遇图报”，反倒有些“恩将仇报”的意思。他们宁愿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们说：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而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如男人下厨，“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是两回事”。他们很不屑“稀有品种”——哪怕是“世界级”的——或“男女平权先锋”等等的桂冠和赞誉。本来，龙女士在感叹上海男人的“温柔坦荡”和“稀有”的同时，对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怀了由衷的关怀顾惜的，或者按龙女士更明确深刻的表达，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龙女士之如是想，是因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务，“温柔、坦荡”进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妻管严”。龙女士的本意是要说：“妻管严”虽无关主义或原则，但如果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是曲解了妇女解放。龙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过了头！ 龙女士的想法当然不无正确处，但她的担忧却几乎是多余的。关于“妻管严”，最有发言权的应当还是上海男人，不如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以上及以下有关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龙女士当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关系其实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谓的菁英圈里，碰来碰去都是男人，社会资源和权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凡此等等）；但她从上海男子的“温柔坦荡”和大陆、上海女人的“抬头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化，甚至看出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隐患——想不到这次却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惧内”是花招，是技巧，是风度。又如龙女士说：“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务，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温柔坦荡”的缘故，或上海的风俗就是比别处平等、开放而使然。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这地方讲现实，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一如他们“务实”地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 龙女士曾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现在，龙女士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了吗？或者说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吗？“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务，可以比别地的男子“温柔坦荡”……，然而，他不可以被你这样说——换句话说，这一切，你不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尤其是说他“受虐”，还是被女子——别的“虐”犹可受，女子的“虐”则万万不能受！因他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在这一种“男人的气概”上，上海的男人从来是一点不比别地的男人差的。 这里，龙女士的另一个解说或许也是应当记取的：说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龙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们，或龙女士稍稍地移动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听到的或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男性雄风”的“流言”呢！ 我抗议 编辑先生： 这是一封海外读者的抗议信。 从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上读到你报发表的台湾龙应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种被人侮辱的感觉。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报深表失望！并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新闻和写作一样具有高度自由性，但报社办报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报不顾读者感情，发表这种不友好的有辱沪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会遭到更多读者的不满和唾弃！有鉴于此，本人及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沪家属停止订阅下一季（年）度的《文汇报》，也许对你们官办的已拥有千万订户的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报最大不满！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本人不会再看《文汇报》，同时相信许多读者会跟我一样如此做，因为任何读者不会去买去看一份曾经伤害过他们感情的报纸…… 顺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很努力也很优秀。他们非常关注、热爱家乡上海。为什么你报不多报道这些素材呢？ 最后建议你报向读者作一次公开的道歉，为了你们的严重过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康议 （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 我在法国看到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时，已是1997年的5月。据说此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必定是有过一番热闹的争论吧？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为一个地道的大陆女人，并且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我，对于龙女士对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评，我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龙女士真的是“旁观者清”啊！她不知道台湾女人可以“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德国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贤妻良母”，可是大陆的女人做不起。大陆女人的事业牺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资却是牺牲不起的。对于千百万普通的大陆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况没有工作的女人，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你那个男人，靠得住吗？ 龙女士从来没住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所谓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就这间集体宿舍还是女人厚了脸皮赖来的。没有洗衣机，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电压不够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为孩子洗尿布，洗干净的尿布夏天挂在房间里往下滴水，地板上铺着一块块干毛巾，天花板上，因为不断上升的水气而长了斑斑点点的绿霉。 女人每天去买菜，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她不精明点就会吃亏上当。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黄脸婆模样，怎么看也不温柔。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更不能温柔了，否则甭想挤得上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龙女士夸赞德国女人的温柔，为了丈夫的事业可以抛弃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妇。现在德国失业严重，最先丢工作的总是女人。好在丢掉工作并不等于丢掉饭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让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日子了；而这没有工作的女人因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病得癌症也好，由于种种原因没了男人也好，她总是有依有靠，不会不踏实。何况，这主妇也做得体面。 早上开车送走儿子和丈夫，一个去上学，一个去上班。主妇接着去俱乐部做有氧运动，然后穿着高跟鞋，光鲜亮丽地开着汽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她推了一辆购物小车进去，新鲜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都明码标价，价格适中。她很快采购齐备，碰见女人聊了会儿天，又去喝杯咖啡，再开车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来夸奖”。 她没有听说过尿布，家里总是洗衣机和洗碗机，她手上抹着漂亮的指甲油，没有汽车不会走路。她从不会和人争吵，不会风风火火地奔跑。她温柔而贤惠。 可大陆女人不行。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 逢着女人靠男人讨饭，男人自然也神气起来，何况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没有分房子凭职称等错综复杂的头疼事让女人有机可乘地指责他，他又如何男人得起来？女人不工作在家里把家务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国的男人们也决不会像龙女士笔下的上海男人一样“低下”地买菜烧饭拖地，“卑贱”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无可选择。女人工作家庭两头跑，和他一样，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观，菜要买，地要拖，他无法不分担，即使这女人不温柔。女人顶着一头灰脸在哭骂：工作十五年了还没分到房子，这狗窝还是我搞来的！旧房子要拆迁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滚蛋。我们往哪里去？是男子汉，要老婆孩子，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孩子！窝囊废！ 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蛋东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众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搅得他难以招架，啊！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吗？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们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大陆男人一样整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忍耐坚强，包容体贴，懂得分担。上海的女人们，你可懂得珍惜？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 ——陈建军 1997年年初，龙应台在《文汇报》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权先锋的荣誉。文章中，龙应台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龙应台没有想到，素以温柔与惧内闻名于世的上海男人们立即群起斥之，辩论的结果以龙应台败北而收场。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龙应台又写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书时改名《上海男人：英国式》——编者注），希冀告诉人们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温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办的上海市首届男孩节拉开了帷幕。举办男孩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弟玩。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 应台兄： 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年北京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于瑞典 1998年3月4日 第3节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 过度简化地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年）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 “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 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年3月3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 “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年8月14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来信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xx人就是这样……xx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孙康宜 自从去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 第5节 上海的一日 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 1975年我留学美国。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关于龙华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 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 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 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说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着。 （原载1998年2月26日《文汇报·笔会》） 第1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北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 《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脏口” 编辑同志： 读完贵报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 编辑同志： 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 （原载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 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计萍 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 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 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 （原载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2节 蝉鸣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上等着客人—— 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蒙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 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样——” 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 两兄弟把脸趴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吗妈妈？” “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 “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1993年 第3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1993年 第4节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1993年 第1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北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 《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脏口” 编辑同志： 读完贵报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 编辑同志： 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 （原载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 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计萍 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 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 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 （原载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2节 蝉鸣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上等着客人—— 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蒙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 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样——” 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 两兄弟把脸趴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吗妈妈？” “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 “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1993年 第3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1993年 第4节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1993年 第1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载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梅子 不久前遇到一位来自缅甸、在本地工作数个月的医生，听他诉说离乡背井之情怀，也谈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据悉，获准出国的缅甸人向来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政府比较开放，获准出国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人近千人，多数是工程师、医生。可惜他们的专业资格未受到国际承认。因此，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报考美国的医学士学位，然后在该地发展。他认为这里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不但修读英文，也学会不少简单的方言。 新加坡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洁公正。比较起来，这里的人民非常幸运，他不明白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牢骚？他认为这么好的政府，这么有条理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我们是生长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如温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人们都会觉得不寻常而作出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或批评都是出自内心的关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态度太过情绪化，却未必有恶意的动机。人们提意见，特别是书面形式，都应当成有诚意的关心和交流，让人们把心中的疑虑，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讨论，使政府部门或首长有机会了解有关课题在民间的反响。这方面，报章等大众媒体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层更能听取和容纳不同的意见，报章和媒体的过滤也显得更有伸缩性，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有机会读到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见《联合早报》1994年10月14日《言论》版）。 龙应台的论调，使我想起最近一位来访的留日本选修社会学的台湾学生所作的谈话。针对新加坡的生活，她认为生活费高、物价贵，令她觉得负担重之外，她还是很羡慕我们。虽然新加坡是那么一个蕞尔小岛，物资都靠外来供应，但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社会的和谐，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日本留学生，她的同学，当被询及国籍时，都能大声地说我是新加坡人。台湾的学生却常遇上尴尬的局面，许多时候她报上的台湾籍都被改为中国籍，使她觉得难堪。不知尊严何在！她的一席话，使我倍觉我们所拥有的主权，是得之不易，是应该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在电视荧光屏、报章上看到有关台湾境内政治斗争，在国会中或公开集会上大演铁公鸡，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的报道，不知那些是否龙应台所谓“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国度所常发生的事？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小叶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7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义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也十分赞叹这家公司的选择！ 但是，当我看到《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台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标题时，倒吸一口冷气，细细看下去，觉得这个龙应台的话缺乏正常的逻辑。我始终想不出来“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和“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连。我不知道龙应台指责新加坡政府“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这句话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时何地要去代表这个台湾人去说话！ 恕我直言，龙应台的话实在不能让人服气！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文才确是不凡，我周围欣赏过这篇佳作的同事，都异口同声让我写文章建议龙应台再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或许是本土本乡本情写出来更能感人！ 当然，龙应台也想不到她这篇文章被新加坡报纸转载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进行了反驳！连中国人也要来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龙应台肯定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新加坡！但我还是要告诉她： 我爱新加坡！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远适欧洲的台湾女人龙应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却选择在台北报章对新加坡大放厥词。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这个以舞文弄墨为专业的女人，首先对新加坡领袖冷嘲热讽一番，指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亚洲人（包括她这个道地亚洲人在内）发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评得一文不值，声言：“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最后，她还以挖苦的口吻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尽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去把她抓来五花大绑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却不会轻易放过她，如乐子与梅子两位青年写作者便对她作出了强烈反应，连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陈敏明也站出来说公道话。 自称“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的龙女子，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亚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庆幸。 理由很简单：她既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欢迎这么一个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 如果她不幸生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终老于斯的话，她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嘛忍气吞声，挨受连嚼口香糖都没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无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几时便会活活闷死。 要嘛积极从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新政党，或加入现成的反对党，或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竞选。一旦进入国会，便可声嘶力竭地为全体新加坡人争取自由。必要时还可脱下高跟鞋当武器，以期打出一个自由天地来。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林义明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北《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阉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把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现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分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现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第2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大，1964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里？ 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威信。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水至清则无鱼 ——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 旧闻新钞：“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月6日） 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 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 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第1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载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梅子 不久前遇到一位来自缅甸、在本地工作数个月的医生，听他诉说离乡背井之情怀，也谈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据悉，获准出国的缅甸人向来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政府比较开放，获准出国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人近千人，多数是工程师、医生。可惜他们的专业资格未受到国际承认。因此，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报考美国的医学士学位，然后在该地发展。他认为这里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不但修读英文，也学会不少简单的方言。 新加坡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洁公正。比较起来，这里的人民非常幸运，他不明白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牢骚？他认为这么好的政府，这么有条理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我们是生长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如温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人们都会觉得不寻常而作出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或批评都是出自内心的关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态度太过情绪化，却未必有恶意的动机。人们提意见，特别是书面形式，都应当成有诚意的关心和交流，让人们把心中的疑虑，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讨论，使政府部门或首长有机会了解有关课题在民间的反响。这方面，报章等大众媒体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层更能听取和容纳不同的意见，报章和媒体的过滤也显得更有伸缩性，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有机会读到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见《联合早报》1994年10月14日《言论》版）。 龙应台的论调，使我想起最近一位来访的留日本选修社会学的台湾学生所作的谈话。针对新加坡的生活，她认为生活费高、物价贵，令她觉得负担重之外，她还是很羡慕我们。虽然新加坡是那么一个蕞尔小岛，物资都靠外来供应，但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社会的和谐，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日本留学生，她的同学，当被询及国籍时，都能大声地说我是新加坡人。台湾的学生却常遇上尴尬的局面，许多时候她报上的台湾籍都被改为中国籍，使她觉得难堪。不知尊严何在！她的一席话，使我倍觉我们所拥有的主权，是得之不易，是应该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在电视荧光屏、报章上看到有关台湾境内政治斗争，在国会中或公开集会上大演铁公鸡，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的报道，不知那些是否龙应台所谓“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国度所常发生的事？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小叶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7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义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也十分赞叹这家公司的选择！ 但是，当我看到《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台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标题时，倒吸一口冷气，细细看下去，觉得这个龙应台的话缺乏正常的逻辑。我始终想不出来“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和“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连。我不知道龙应台指责新加坡政府“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这句话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时何地要去代表这个台湾人去说话！ 恕我直言，龙应台的话实在不能让人服气！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文才确是不凡，我周围欣赏过这篇佳作的同事，都异口同声让我写文章建议龙应台再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或许是本土本乡本情写出来更能感人！ 当然，龙应台也想不到她这篇文章被新加坡报纸转载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进行了反驳！连中国人也要来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龙应台肯定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新加坡！但我还是要告诉她： 我爱新加坡！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远适欧洲的台湾女人龙应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却选择在台北报章对新加坡大放厥词。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这个以舞文弄墨为专业的女人，首先对新加坡领袖冷嘲热讽一番，指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亚洲人（包括她这个道地亚洲人在内）发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评得一文不值，声言：“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最后，她还以挖苦的口吻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尽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去把她抓来五花大绑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却不会轻易放过她，如乐子与梅子两位青年写作者便对她作出了强烈反应，连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陈敏明也站出来说公道话。 自称“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的龙女子，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亚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庆幸。 理由很简单：她既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欢迎这么一个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 如果她不幸生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终老于斯的话，她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嘛忍气吞声，挨受连嚼口香糖都没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无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几时便会活活闷死。 要嘛积极从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新政党，或加入现成的反对党，或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竞选。一旦进入国会，便可声嘶力竭地为全体新加坡人争取自由。必要时还可脱下高跟鞋当武器，以期打出一个自由天地来。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林义明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北《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阉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把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现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分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现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第2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大，1964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里？ 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威信。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水至清则无鱼 ——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 旧闻新钞：“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月6日） 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 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 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1997年1月1日 第2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第3节 崇明岛在哪里?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原载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懵懂的时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 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 第5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原载1996年7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6节 版权所有，请尊重 ——1—— 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要节录转载我一篇文章，从香港传真到德国来征求书面同意。节录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谈台湾人移民性格的弹性。文章从“3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开始，叙述二哥用福特车载我们穿过大汉溪烂泥河床的一段经历。 回了同意函之后，传真又来了。《读者文摘》所刊文章属纪实作品，所以紧接着是编辑部的“查证阶段”。针对这一千字的叙述，问题还真不少： 一、当事在哪年发生？二、当时到复兴乡看什么工地？三、当时同行者几人？是谁？四、“二哥”的真实姓名？五、可否提供“二哥”联络方法，让他过目所录文章？六、文中所述“德国大学”是哪一所？德国大学寒假一般维持多久？七、大汉溪桥是否即大溪桥（位于大汉溪）？ 我一边作答，一边暗自心惊：我不会捏造故事，但是大汉溪分上中下游好几段，我走过的那一段是否确实如我写的叫大汉溪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查证？ 一个月后回到台湾，二哥马上提及《读者文摘》已和他求证过文章细节。 “有错吗？”我问他。 “都对。”他说。 ——2—— 《读者文摘》的求证是否吹毛求疵？ 当然是的，但我觉得问题可以倒过来问：一个纪实作品是不是应该经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证？如果经不起，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何在？ 英美将出版品分成“虚构”和“非虚构”，德国则分为“美文学”和“事实书籍”两类。虚构的或者美文学着重人的想象；我们对出自想象的美文作品，诗、小说、抒情散文，不能以干燥的事实去计量。有人抒发“昨夜微雨”的心情，没有必要去查证“昨夜”是日历上的几月几日几时，没有必要去追究那个时辰是否确有微雨而微雨又是几分钟内几厘米的雨量。 非虚构的作品建筑在一个基础上，德文表现得斩钉截铁：事实（sach）。“昨夜微雨”必须经得起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查证，因为纪实作品如果有任何道德诉求的话，它全部的雄辩力量都在它所呈现的“事实”里。 纪实作者往往有具体使命：他想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挖掘给读者传达一个讯息。关心环保的作者也许叙述热带雨林的破坏，关心少数民族的作者也许书写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部落情况，关心弱小的作者也许报道一个被强权欺凌的乡下农民。 然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作者的使命感超过了他对事实的忠实。为了耸动的效果，把雨林砍伐的面积稍稍说大一点：把部落中酗酒犯罪的比例稍稍说高一点；把乡下农民的伤口稍稍说深一点。这添加出来的“一点”被读者看穿的时候就是纪实写作破产的时候。读者要问：如果这“一点”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其他部分是真的？对纪实作者，我们有一个不可通融的要求：因为我们要相信你的白纸黑字，而相信很可能酿成行动与后果，所以我们要求你给我们百分之百、不掺水的事实！当你所呈现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不论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我们对你的信任已瓦解为零分之零。 不少地区都有报告文学；报告和文学掺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彼此抵触；一个深度报道固然可以写得“美”，但它的“美”绝不能以“真”为代价，事实的真，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真。在西方，报告文学因此不属文学而属新闻；在新闻学里，对报道内容严格查证是基本专业道德。实际上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可是这个认知已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在新闻无法发展的社会里，深度报道以“文学”的面貌出现，有迫不得已的苦楚。但是在迫不得已中，写作的人如何维续读者对白纸黑字的信任不灭？ 《读者文摘》的吹毛求疵或许应该是纪实作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吧。 ——3—— 被《读者文摘》节录的那篇文章其实已经赚了好几批的酬劳：当发表时的稿费、成书后的版税、被编人别人书中的转载费、报刊杂志的多次转载费。《读者文摘》为一千字付出四百美元。 转载费都这么多，太容易了？对不起，我不这么想。容不容易要看所得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我从六岁读书读到三十岁；二十四年中父母不知投下了多少教育经费，我自己在书房中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你到一家个体户面店叫一碗阳春面，看那老板一身油腻、满头大汗把面端来，你心甘情愿地付钱，还对老板说声“辛苦啦”。他做一碗面也许需要三十分钟，从洗菜切葱算起；我写一篇文章可花了我三十年的酝酿和准备。为什么你付面钱觉得理所当然，对我做出来的“阳春面”——我的文章，却觉得可以拿了就用，招呼都不打？稿费、版税、转载费，都是写书人应得的“面钱”，不是吗？ 文章不得同意而转载，在国外是法律事件；转载而不付作者酬劳，是对作者智慧财产的掠夺。谁也不会想到冲进面店里抢一碗热腾腾的面拿出去卖，卖得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为什么杂志会转载作者文章，向读者收取杂志订费，却不给作者报酬？为什么出版“大系”或“精选”的出版者会收入许多作者的文章，卖书所得却又不与作者分享？抢了面拿去卖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抢劫或欺诈，抢了文章拿去卖的行为，唉，叫什么呢？ 我的文章在大陆刊物上转载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过异议。原因呢？一方面多年来两岸沟通不易，而且编者转载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广，多半不在谋利。另一方面——容不容许我诚实地说呢？多年来心里总觉得似乎应给尚未上轨道的“第三世界”某种不遵守规则的“特权”，无庸计较。近两年来和大陆接触多了，就发觉了自己的轻浮。客观上，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整体出版业的发展早巳不是“第三世界”。文史书籍涵盖壮阔，尤其令台港学人趋之若骛。主观上，基于对大陆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须纠正自己的态度，对大陆出版界提出和外面同样严谨的要求： 转载文章，请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注明文章出处，以示对原编者尊重。 请勿更动文字或标点符号，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付转载费，以示对作者知识财产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个人的例子中，因为稿费邮汇海外不便，请将所有转载费以作者名义汇入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并请将副本寄我保存。 读书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墙，但是他能画出蓝图，蓝图看起来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懂得蓝图重要的社会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它的读书人，也才知道，蓝图上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版权所有，请尊重。 （原载1997年5月13日《文汇报·笔会》） 第7节 论公共空间之必要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诺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 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 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堂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去，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你老尿完啦？好吗？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 （原载1997年12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8节 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 ——1—— 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lobo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2—— 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3——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5——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 ——冰清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 第9节 致命的星空 ——1—— 在黑沉沉的夜里独自驱车回家。风很大，枯叶从四面八方摇落，纷纷扑打着车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满天飞舞。星星不知怎么垂得那么低，低到刚好缀满了后视镜两侧，使我两眼迷离，不由自主要驰向那星光灿烂的深处。 无法继续开车；这样黑的秋夜这样眩目的星空，会让我车毁人亡。 于是将车驶进公路边的停车场，索性把星星看个够再上路。停车场傍着树林，落叶在风里簌簌作响，冷肃荒凉。推开车门，像舞台灯光乍亮，蓦然满天繁星绽放，华丽了整片夜空；一颗一颗摇摇欲坠，似乎随时可以掉下来，滚进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2—— 仰望星空，人怎么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线上一粒黑点，独对弯苍。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静神凝，而星光的辉煌壮丽使人震动惊诧。宇宙的奥秘有最奢华艳丽的演出。想必也是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星空照耀下，诗人激动不已：“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只要有机会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够久，人的脑子里不得不充满了天问吧？ ——3—— 伽利略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华艳丽的星光直逼宇宙奥秘。1640年德国的汤若望，也是一个看星的人，把伽利略所看见的银河介绍给中国人：“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同样是星光灿烂，欧洲人看见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闻”。 欧洲的天文学家来到17世纪的中国，得知中国天文学之落后而感觉奇怪。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听说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莱布尼兹对中国人看星星的智慧也充满期待。当他知道17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什么认识时，他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那是1689年。其实，如果莱布尼兹知道汤若望是怎么死的，他也许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对天体运转进行科学观测。 ——4—— 1644年，汤若望被顺治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御前的首席天文学家。他从西方带来的仪器和知识经由实验证明了中国天文学的落后。顺治对知识的尊重使得汤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时宪历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二十年之后，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证据是汤氏用的明朝历法为顺治皇族带来灾祸。汤氏弟子南怀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驱逐出境。汤氏本人亦面临凌迟酷刑。一场及时的地震使他幸免予死刑，但他已饱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学，在中国却属于政治学。私自学习天文者在唐朝要处两年徒刑，在宋朝是斩首罪。宋太宗曾经搜捕了三百五十一个天文学者，让其中考试合格的六十八人为国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5—— 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 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习惯服务。 ——6——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吾国思想界的寂寞”，指摘当时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车何从？ 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个华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中国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 奇怪，难道不知道为什么？ ——7——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 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 柏林：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8—— 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原载1998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第10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 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第11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 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有修饰。 （原载1997年7月31日《文汇报·笔会》） ·德国读者回响· 中国人以为西方就是美国 ——赫曼·哈特曼 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3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第14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5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 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 我就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我在湖边问20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 对于向往已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 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鸡啼声，就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鸡正扯着喉咙喔喔叫，鸡头随着电流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巨型鸡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 （原载1996年l1月19日《文汇报·笔会》） 第16节 干杯吧，托玛斯·曼! 眼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bin,istdeut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e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译本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干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 放逐与自我放逐 ——何怀硕 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 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 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人一档。 （原载1996年台北《中国时报》） 第17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龙应台，干吗生气？ ——何怀硕 十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 什么叫“人身攻击”？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 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1996年 第18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年的德国，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无处不是海涅的消息。他的《罗雷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年，德国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海涅音乐会。 1997年，无处不是舒柏特的消息，在报纸副刊上，在收音机里，在出版社的海报书目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曲，交响乐，民歌。1997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年，郁金香才刚从苏醒的土里钻出，空气里已经到处响着布莱希特的名字；今年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年，明年，不管它世纪末不世纪末，德国人正准备轰轰烈烈地庆祝另一个人的生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而来。明春4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那……。8月28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潮；“歌德文学奖”要颁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精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 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 我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年4月14日《文汇报·笔会》） 第19节 小城思索 ——1——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 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4——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换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的魏玛把洪堡街36号从地图上涂掉，“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号的乘客向安全部报告。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 ——5——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 1919年，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了一个新的美术建筑学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很少人料到，bauhaus将影响整个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szlomoholy-nagy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年代初的德国人自信心尽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讲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着外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1925年，魏玛已经成为反犹排外的纳粹党的根据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 ——6—— 没有光，只有浓烟滚滚，从大烟囱里呼呼喷出，遮盖了魏玛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艺术家选择了魏玛作为他们美学的乌托邦；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选择了魏玛来开国会，作为民主的乌托邦；是为“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乱局中人心求治，强人一呼百诺，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迹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点，又是魏玛。 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这是哲学家与诗人的国度，这是挣脱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时代。 我在20世纪末见到魏玛，一个安静朴素的小城，商店里卖着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纪念品。没有剑将出匣的隐隐光芒，没有蠢蠢欲动的躁热不安。看不出，它曾经撼动世界。 ——7—— 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当年，如果要公民投票来决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来决定疯子尼采的命运，平庸主义恐怕是最后的胜利者；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但是，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 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精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原载1998年6月4日《文汇报·笔会》） 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1997年1月1日 第2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第3节 崇明岛在哪里?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原载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懵懂的时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 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 第5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原载1996年7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6节 版权所有，请尊重 ——1—— 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要节录转载我一篇文章，从香港传真到德国来征求书面同意。节录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谈台湾人移民性格的弹性。文章从“3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开始，叙述二哥用福特车载我们穿过大汉溪烂泥河床的一段经历。 回了同意函之后，传真又来了。《读者文摘》所刊文章属纪实作品，所以紧接着是编辑部的“查证阶段”。针对这一千字的叙述，问题还真不少： 一、当事在哪年发生？二、当时到复兴乡看什么工地？三、当时同行者几人？是谁？四、“二哥”的真实姓名？五、可否提供“二哥”联络方法，让他过目所录文章？六、文中所述“德国大学”是哪一所？德国大学寒假一般维持多久？七、大汉溪桥是否即大溪桥（位于大汉溪）？ 我一边作答，一边暗自心惊：我不会捏造故事，但是大汉溪分上中下游好几段，我走过的那一段是否确实如我写的叫大汉溪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查证？ 一个月后回到台湾，二哥马上提及《读者文摘》已和他求证过文章细节。 “有错吗？”我问他。 “都对。”他说。 ——2—— 《读者文摘》的求证是否吹毛求疵？ 当然是的，但我觉得问题可以倒过来问：一个纪实作品是不是应该经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证？如果经不起，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何在？ 英美将出版品分成“虚构”和“非虚构”，德国则分为“美文学”和“事实书籍”两类。虚构的或者美文学着重人的想象；我们对出自想象的美文作品，诗、小说、抒情散文，不能以干燥的事实去计量。有人抒发“昨夜微雨”的心情，没有必要去查证“昨夜”是日历上的几月几日几时，没有必要去追究那个时辰是否确有微雨而微雨又是几分钟内几厘米的雨量。 非虚构的作品建筑在一个基础上，德文表现得斩钉截铁：事实（sach）。“昨夜微雨”必须经得起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查证，因为纪实作品如果有任何道德诉求的话，它全部的雄辩力量都在它所呈现的“事实”里。 纪实作者往往有具体使命：他想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挖掘给读者传达一个讯息。关心环保的作者也许叙述热带雨林的破坏，关心少数民族的作者也许书写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部落情况，关心弱小的作者也许报道一个被强权欺凌的乡下农民。 然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作者的使命感超过了他对事实的忠实。为了耸动的效果，把雨林砍伐的面积稍稍说大一点：把部落中酗酒犯罪的比例稍稍说高一点；把乡下农民的伤口稍稍说深一点。这添加出来的“一点”被读者看穿的时候就是纪实写作破产的时候。读者要问：如果这“一点”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其他部分是真的？对纪实作者，我们有一个不可通融的要求：因为我们要相信你的白纸黑字，而相信很可能酿成行动与后果，所以我们要求你给我们百分之百、不掺水的事实！当你所呈现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不论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我们对你的信任已瓦解为零分之零。 不少地区都有报告文学；报告和文学掺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彼此抵触；一个深度报道固然可以写得“美”，但它的“美”绝不能以“真”为代价，事实的真，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真。在西方，报告文学因此不属文学而属新闻；在新闻学里，对报道内容严格查证是基本专业道德。实际上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可是这个认知已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在新闻无法发展的社会里，深度报道以“文学”的面貌出现，有迫不得已的苦楚。但是在迫不得已中，写作的人如何维续读者对白纸黑字的信任不灭？ 《读者文摘》的吹毛求疵或许应该是纪实作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吧。 ——3—— 被《读者文摘》节录的那篇文章其实已经赚了好几批的酬劳：当发表时的稿费、成书后的版税、被编人别人书中的转载费、报刊杂志的多次转载费。《读者文摘》为一千字付出四百美元。 转载费都这么多，太容易了？对不起，我不这么想。容不容易要看所得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我从六岁读书读到三十岁；二十四年中父母不知投下了多少教育经费，我自己在书房中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你到一家个体户面店叫一碗阳春面，看那老板一身油腻、满头大汗把面端来，你心甘情愿地付钱，还对老板说声“辛苦啦”。他做一碗面也许需要三十分钟，从洗菜切葱算起；我写一篇文章可花了我三十年的酝酿和准备。为什么你付面钱觉得理所当然，对我做出来的“阳春面”——我的文章，却觉得可以拿了就用，招呼都不打？稿费、版税、转载费，都是写书人应得的“面钱”，不是吗？ 文章不得同意而转载，在国外是法律事件；转载而不付作者酬劳，是对作者智慧财产的掠夺。谁也不会想到冲进面店里抢一碗热腾腾的面拿出去卖，卖得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为什么杂志会转载作者文章，向读者收取杂志订费，却不给作者报酬？为什么出版“大系”或“精选”的出版者会收入许多作者的文章，卖书所得却又不与作者分享？抢了面拿去卖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抢劫或欺诈，抢了文章拿去卖的行为，唉，叫什么呢？ 我的文章在大陆刊物上转载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过异议。原因呢？一方面多年来两岸沟通不易，而且编者转载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广，多半不在谋利。另一方面——容不容许我诚实地说呢？多年来心里总觉得似乎应给尚未上轨道的“第三世界”某种不遵守规则的“特权”，无庸计较。近两年来和大陆接触多了，就发觉了自己的轻浮。客观上，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整体出版业的发展早巳不是“第三世界”。文史书籍涵盖壮阔，尤其令台港学人趋之若骛。主观上，基于对大陆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须纠正自己的态度，对大陆出版界提出和外面同样严谨的要求： 转载文章，请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注明文章出处，以示对原编者尊重。 请勿更动文字或标点符号，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付转载费，以示对作者知识财产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个人的例子中，因为稿费邮汇海外不便，请将所有转载费以作者名义汇入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并请将副本寄我保存。 读书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墙，但是他能画出蓝图，蓝图看起来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懂得蓝图重要的社会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它的读书人，也才知道，蓝图上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版权所有，请尊重。 （原载1997年5月13日《文汇报·笔会》） 第7节 论公共空间之必要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诺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 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 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堂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去，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你老尿完啦？好吗？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 （原载1997年12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8节 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 ——1—— 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lobo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2—— 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3——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5——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 ——冰清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 第9节 致命的星空 ——1—— 在黑沉沉的夜里独自驱车回家。风很大，枯叶从四面八方摇落，纷纷扑打着车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满天飞舞。星星不知怎么垂得那么低，低到刚好缀满了后视镜两侧，使我两眼迷离，不由自主要驰向那星光灿烂的深处。 无法继续开车；这样黑的秋夜这样眩目的星空，会让我车毁人亡。 于是将车驶进公路边的停车场，索性把星星看个够再上路。停车场傍着树林，落叶在风里簌簌作响，冷肃荒凉。推开车门，像舞台灯光乍亮，蓦然满天繁星绽放，华丽了整片夜空；一颗一颗摇摇欲坠，似乎随时可以掉下来，滚进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2—— 仰望星空，人怎么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线上一粒黑点，独对弯苍。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静神凝，而星光的辉煌壮丽使人震动惊诧。宇宙的奥秘有最奢华艳丽的演出。想必也是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星空照耀下，诗人激动不已：“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只要有机会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够久，人的脑子里不得不充满了天问吧？ ——3—— 伽利略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华艳丽的星光直逼宇宙奥秘。1640年德国的汤若望，也是一个看星的人，把伽利略所看见的银河介绍给中国人：“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同样是星光灿烂，欧洲人看见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闻”。 欧洲的天文学家来到17世纪的中国，得知中国天文学之落后而感觉奇怪。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听说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莱布尼兹对中国人看星星的智慧也充满期待。当他知道17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什么认识时，他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那是1689年。其实，如果莱布尼兹知道汤若望是怎么死的，他也许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对天体运转进行科学观测。 ——4—— 1644年，汤若望被顺治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御前的首席天文学家。他从西方带来的仪器和知识经由实验证明了中国天文学的落后。顺治对知识的尊重使得汤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时宪历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二十年之后，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证据是汤氏用的明朝历法为顺治皇族带来灾祸。汤氏弟子南怀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驱逐出境。汤氏本人亦面临凌迟酷刑。一场及时的地震使他幸免予死刑，但他已饱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学，在中国却属于政治学。私自学习天文者在唐朝要处两年徒刑，在宋朝是斩首罪。宋太宗曾经搜捕了三百五十一个天文学者，让其中考试合格的六十八人为国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5—— 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 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习惯服务。 ——6——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吾国思想界的寂寞”，指摘当时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车何从？ 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个华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中国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 奇怪，难道不知道为什么？ ——7——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 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 柏林：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8—— 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原载1998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第10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 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第11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 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有修饰。 （原载1997年7月31日《文汇报·笔会》） ·德国读者回响· 中国人以为西方就是美国 ——赫曼·哈特曼 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3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第14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5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 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 我就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我在湖边问20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 对于向往已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 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鸡啼声，就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鸡正扯着喉咙喔喔叫，鸡头随着电流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巨型鸡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 （原载1996年l1月19日《文汇报·笔会》） 第16节 干杯吧，托玛斯·曼! 眼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bin,istdeut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e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译本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干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 放逐与自我放逐 ——何怀硕 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 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 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人一档。 （原载1996年台北《中国时报》） 第17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龙应台，干吗生气？ ——何怀硕 十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 什么叫“人身攻击”？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 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1996年 第18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年的德国，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无处不是海涅的消息。他的《罗雷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年，德国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海涅音乐会。 1997年，无处不是舒柏特的消息，在报纸副刊上，在收音机里，在出版社的海报书目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曲，交响乐，民歌。1997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年，郁金香才刚从苏醒的土里钻出，空气里已经到处响着布莱希特的名字；今年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年，明年，不管它世纪末不世纪末，德国人正准备轰轰烈烈地庆祝另一个人的生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而来。明春4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那……。8月28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xdx潮；“歌德文学奖”要颁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精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 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 我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年4月14日《文汇报·笔会》） 第19节 小城思索 ——1——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 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4——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换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的魏玛把洪堡街36号从地图上涂掉，“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号的乘客向安全部报告。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 ——5——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 1919年，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了一个新的美术建筑学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很少人料到，bauhaus将影响整个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szlomoholy-nagy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年代初的德国人自信心尽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讲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着外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1925年，魏玛已经成为反犹排外的纳粹党的根据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 ——6—— 没有光，只有浓烟滚滚，从大烟囱里呼呼喷出，遮盖了魏玛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艺术家选择了魏玛作为他们美学的乌托邦；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选择了魏玛来开国会，作为民主的乌托邦；是为“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乱局中人心求治，强人一呼百诺，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迹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点，又是魏玛。 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这是哲学家与诗人的国度，这是挣脱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时代。 我在20世纪末见到魏玛，一个安静朴素的小城，商店里卖着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纪念品。没有剑将出匣的隐隐光芒，没有蠢蠢欲动的躁热不安。看不出，它曾经撼动世界。 ——7—— 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当年，如果要公民投票来决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来决定疯子尼采的命运，平庸主义恐怕是最后的胜利者；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但是，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 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精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原载1998年6月4日《文汇报·笔会》） 第1节 秋天 让我告诉你，初秋是怎么转入深秋的。 初秋的天空是蓝色的，没有云的遮挡，喷射机恣意地在天幕上划下白线。阳光挥霍瀑洒，刷亮了所有的树叶，树叶是千万片的红黄金紫，在空中风中绚烂地翻动。 我们到森林里寻找栗子。栗子有两种，圆滚滚、滑溜漂亮的，可以玩不可以吃。尖头涩皮不好看的，可以吃不怎么好玩。栗子藏在剑拔弩张的青色刺球里，非常扎手。可是到了初秋与深秋的中间，刺球熟得忍不住了，随着一阵风就脱离了枝干，像巨大的雨点劈哩啪啦打向地面；接触地面的一刻，刺球炸开，像所有成熟的东西把自己豁出去的那个刹那。 已经炸开的青青刺球，只需要用脚蹂踩几下，里头的栗子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孩子的手，将它掷进篮子里。 森林潮湿而柔软的地面上到处长着蘑菇，有些雪白可爱，有些艳丽得令人害怕。栗子树干上有磨擦的痕迹，那是野猪在夜里磨搓它的白牙。凹凸不平的泥径上浮着脚印，较大的是鹿蹄，较小的是狐狸的前脚；蹄肉的印子较深，脚趾的印子较浅。只有人类留下的足迹不是原始的接触，看不见脚趾和脚跟的肉痕，只有橡皮鞋底各种机器辗出来的花纹。 又是一颗刺球吗，在路边？但是那边站着的分明是株橡树，不是栗树。而且这颗刺球不是青色，是褐色的；体积，也太大了。 它动了一下。是只刺猬哩！一发现它是刺猬，又觉得它太小，这是一只初生的幼儿刺猬呢，干什么孤孤单单地守在路旁？ 我们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它全身披盖的刺，随着呼吸微微地起伏，可是它不走，就在几丛白色的蘑菇旁边。它受了伤吗，妈妈？ 我不知道。这小家伙一身是刺，我们也不能将它像小鸟一样放在手掌里翻过来看一看。天色已暗，是回家的时候了。 天色暗下来，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湿雨打下了满山斑斓的叶子。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天空阴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叶子都在脚下。深秋了，只是一夜之间。 水汽蒸发了之后，地上的叶子因为干燥而卷起来。叶子层层叠叠，盖佳了人们的脚。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涉在叶子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干叶声，声音脆而响亮，使得边走边谈的人要提高说话的音量。 树空了，露出枝桠间一团一团松松的鸟窝，映着背后的天色，特别明显。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鸟儿现在要开始探访人家的阳台；阳台上，人们洒了些玉米粒，帮助鸟儿过冬。 苹果树上最后一个苹果也终于掉了下来，噗卟一声，滚到池塘边。池塘里的睡莲叶子早已枯黄，只是仍旧漂在水上，红色的金鱼仍旧不时从叶沿冒出来。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鱼的体温也一天比一天低，它得在结冰的池里过冬呢。 深秋，万木摇落，我到收割后的玉米田里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挥霍干净之后的萧索凄清，令人低头不想说话。 但是野地里有落下来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黄的叶夹里；捡了几根，扎在一起，想带回去挂在厨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远。 1996年 第2节 讣闻 我喜欢读讣闻。尤其喜欢在一天的开始，在早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读讣闻。 在这个阴霾的深秋，波希尼亚烽火连天，有些人匆匆走了，看不见战争的结束： 法朗克·路根，今年六十二岁，死于癌症。在讣闻的左上角，有两三行大概是法朗克自己选的最后的赠言： 对喜欢我的人们，我告辞；对我无意中得罪过的人们，我请求原谅。 讣闻的下方，则是未亡人的话了： 葬礼将在12月7日下午举行，朋友们若是除了鲜花之外还希望有所表示，最能安慰死者的莫过于，您将赠款汇入秘鲁的孤儿院，帐户号码8035959 和法朗克一块儿走的，还有六十一岁的赫斯特·舒曼。他是怎么死的，讣闻没说，但是在讣闻的右上角，你看： 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时间天空底下任何事情有它的时辰生的时辰死的时辰 讣闻中，舒曼的家属说：“请朋友们将买鲜花和花圈的钱捐给儿童癌症协会，帐户81828。” 留下人间的繁华，独自走进黑暗的，还有七十二岁的卡尔·魏林格。魏林格是个作家，也是个被挚爱的丈夫、父亲、祖父。是他自己的心意吧？ 是走的时候了／我走向死亡，你们向生／我们之间，究竟谁的运气较好／那只有上帝能决定。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话吗？ 一个特别小的方块里，有三句干净利落的话；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个别致的离婚告白呢：“我不再希望／我不再恐惧／我自由了！”是死亡的独白。 旅行的时候，我会为一个墓园特别下车。譬如上个月，在德法边境，荒凉的小路上，突然看见一个画着十字架的木脾：“德国军人公墓”。在法国的德军公墓？就好像在中国撞见一个日本皇军公墓一样，非找到不可。 公墓在一个安静的绿色山坡上，巨大的栗子树摇晃着颜色斑驳的叶子，长着刺的栗子从坡上滚下来，铺了路面，被车轮碾碎。 安静得只有风声。 好几百个石碑，整齐地竖立。墓碑上刻的日期，有生的年月日；死的日子，却只是一个笼统的1918。步兵，骑士，炮手，军官，甚至还有一个伙夫，在战火中倒下，没人知道在哪一天，哪一个月，1918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全是二十二三岁的大孩子。 北角有一个花圃。花圃边上一个黑色的石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花圃。在花圃下面，埋着两百九十个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士兵，不知生辰，不知死期，不知他们的父母儿女，不知他们最后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 墓园的出口有一个本子：《访客留言》。大多数的访客写上几句战争如何如何愚蠢等等，只有一个人，笔迹潦草，像来自一只颤抖年迈的手： 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叔的墓，安息吧，我亲爱的叔叔！ 我喜欢读讣闻，我喜欢在墓园里散步。面对死亡，不清醒也不行。 1996年 第3节 共行一段 ——与周天健先生告别 在人生的行旅中踽踽前行，一路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牵手终身，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大多数的人，像传真纸上的黑墨一样，当时鲜明，后来悯然，墨迹再浓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灭。有些人，即使是吉光片羽的交会，却纳入了记忆的盒子。盒子在岁月里尘封，但并不消失。它只是等待，等待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盒子，里头的东西，所有你以为早已忘怀了的东西，撤了出来，清清楚楚在眼前，消失的竟然是时间。 大学刚毕业的我提着行囊到新竹的交大去报到。院长室隔成两间，里间是院长——其实也就是校长，那时交大只有工学院的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室。两张极大的原木桌并在一起，一张属于院长的资深中文秘书，一张属于新聘的英文秘书。我只能假想在1974年9月的那一个日子里。周秘书怎么看那踏进门来二十二岁的女秘书。她竟然像学生一样还穿着不怎么干净的牛仔裤和凉鞋，显然还不懂得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她短发齐耳，年轻得可以，脸上既是懵懂，又是好奇。她大概很礼貌地和长辈周秘书打了招呼，坐进了旋转椅，然后问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做。 周秘书捧过去一大叠公文，“练习盖章吧！”他说。 她盖了一上午的章，不知道盖的是些什么东西。周秘书抽着烟，很有兴味地看着她一页一页翻着盖章。不写英文信件，不招待外国客人的时候，她就帮着盖章，盖章，盖章。 她盖章的时候，他就抽着烟讲故事，讲文学上的典故、讲乡野传奇。一天下午，他不知说什么说到十只狐狸精，“……只见它一只尖嘴巴，一束大尾巴，一溜烟就不见了。”语言太传神，小秘书从公文堆里猛然抬头，仿佛寻找狐狸的影子，他瞪着眼，“真的，一点儿也没骗你。” 他写诗，旧诗。小秘书求着要看，他就给了她一卷一卷的手稿。二十年后的今天，他诗中的一句，毫无来由地，仍旧留在她短浅的记忆里：“起引茶缸坐向晨”，写的是失眠，写的是与孤独相对的苦茶和香烟。他的孤独，二十年之后她才恍然，是一种遗民的孤独吧！他的诗稿，小秘书能领略其中情怀者不过十之一二。她不知道周秘书曾是“江西九江小神童”，不知道他曾是“江西才子”，不知道他“诗可成家”。读了外文想出国留学的小秘书，即使知道眼前这位长辈是一代才子，“才子”在台湾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或许反而要问。 粗枝大叶的小秘书丢三丢四的，最重要的信件都会被她归档而归得不知去向。周秘书从来不曾批评过她，却总以一种带点惊讶的，研究的，觉得饶有趣味的眼光看这个年轻一代的种种作为。然后有一天，正埋首批改期末国文试卷的周秘书突然抬起头来，说，“我过来看看这个。” 他的学生之一在期末考卷的底端多写了几句话：很仰慕周老师对面那位英文女秘书，可是害羞，请老师介绍云云。周老师的眉批是用红笔写的，彼姝出国在即云云，大意是说，反正人就要走了，劝你还是另找目标吧。 “彼姝？”我是“彼姝”？ “哈，”周秘书笑着，吸一口烟，“你知道‘姝’的意思吗？” 小秘书摇头。 “《邶风·静女》传曰：姝，美色也。”他得意地念着，“总不能称‘该女’吧？” “彼姝”出国，走上了不可预见的旅程，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忘记了大多数的人，可是，不清楚什么原因，她一直记得坐她对面的周秘书。她对他了解如此之少，不知他家中有谁，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丈夫，父亲，朋友，不知他正直或虚伪，道德或不道德。但是在时光的河流里，她一直记得他，记得他的雍容大度，记得他的温煦善良，记得他写诗的热情与孤独。好几次，当她从海外回来，她想找找他，不为什么，也许就问问他知不知道当年他盖的是些什么章。 我当然不曾去找过他；像人生里许多其他的事情，愿望与梦想，憎恶与欢喜，都是电光火石，从指缝间流走，悯然不知，能握住的本来极少。漫漫二十年，不曾给过他一个字；今晨偶翻报纸，知道他走了，在江西老家。啊，难道，当年“起引茶缸坐向晨”的彻夜不寐还有诗以外的原因？ 周先生不知道他在一个小秘书的旅程上留下了一点足迹，就譬如我不知道我的脚印留在哪个偶然的交错的蹊径。也没什么遗憾，这趟旅程本来就无从规划。 1996年 第4节 软枝黄蝉 “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 所有的陆地其实都是孤岛。 你不理解为什么永远是你，两耳发热、两眼发直，被一个莫测高深的老师带到大众面前： “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你是永远的插班生。孩子们用好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你。趁着老师转身写名字的时候，有人大胆而俏皮地喊了一声： “外省仔！” 你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呢？孩子没有恶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你们彼此都还不理解的距离。而他们如此庞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却渺小，孤单。不过，你以为所有的“外省仔”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围墙、自己的杂货店、中肉面馆、脚踏车店；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里头全是“外省仔”，没有祖宅和田地、没有丧假和亲戚的外省孩子。他们都说着和你一样利落的国语，还有好多你没听过的辞，譬如“屌”。他们的爸爸不说“干你娘”而说“操你妈个b”。他们的妈妈穿着旗袍，脸上红红白白的化着妆，坐着打麻将。他们也说：“哼！我妈说这算什么古董！拿给她家喂狗都嫌太粗，我妈说的，在大陆的时候。” 我竟然是属于他们的吗？你惊讶的自问，然而语音未落就已发觉，眷村自成一个孤岛，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面”的方圆五里之内，就是孤岛外的孤岛。 眷村的男孩子穿着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篮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骑着屁股翘得极高的自行车，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赶舞会就是谈恋爱。你觉得他们的男孩子流气，女孩子俗气，哎，还真不如本省孩子的土气，你觉得自己比较清高，有点儿不屑；看着眷村的孩子狐群狗党、目中无人地呼啸而过，你退闪一边，不说话，感觉就像目送一列你该搭上而未搭上的火车弃你而去，载着满车快乐的人群。 回到那土气的乡下孩子身边，插班生一会儿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一块儿在溪里捞虾，在田里烤番薯，一块儿翻墙偷闯戏院。有时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黄树下，一旁看着：看他们摆小儿的满月酒，看他们穿孝服办丧事，看他们上坟扫墓、进庙烧香。 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 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为何会在异国的灯下听窗外的风声。 如果你是个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出国求学；即使出国求学也不致长期浪荡；即使长期或也不致结异国婚姻；即使结了异国婚姻或也不致永远地成为异乡人。祖宅、田地、世代相传的人脉网络，可以有千百种出乎意料的线索牵绊住一个游子旅人，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托住一只蜘蛛。即使从大网上掉下来，也还有一条丝牵着它。既然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张属于“乡”特有的蛛网，你的浪迹天涯实在就不令人意外了。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这个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脚踩上渡海大轮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吧！ 然而我还是有乡可思的。譬如那些个不需要解释就能原谅你的朋友，譬如眼前这一株乳鸭色的软枝黄蝉。童年的种种感觉，像花香一样袭来，令人恍惚。 花，婉转开在篱笆上，开在墙头，开在铁轨旁，热热烈烈地开着比太阳还温暖的黄色。铁轨旁有块空地，空地上有个铁皮搭起来破仓库似的大房子，里头隔成无数个小间，挤着无数个人家。下起雨来，空地上泥泞一片，仓库里头热闹极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里，啼哭的婴儿坐在霉湿的床上，女人四处找瓢盆锅碗接漏水。我紧紧抱着刚采来的黄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着雨水滴在婴儿头上。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仓库里住的是比我们还晚到的大陆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软枝黄蝉纯洁完美的世界里，还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婴儿和自己已经行走在飘零的轨迹上，渐行渐远。 1994年 第5节 南部来的女孩 ……寒风细雨中，想到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久久不去。台南的伙伴们都好吗？我们一个个走上自己选择的路，希望最后大家都能碰头，为真理而再度结合在一起。 ——成功大学西格玛社通讯，1974年 我们是谁？ 90年代的台湾人，在挣脱殖民和半殖民的种种束缚之后，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可是历史有那么多重的迷雾，政治有那么多层的陷阱，谁也把握不住所谓真相。幸好一个族群有他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像一泓湖水，拨开水面上的落叶，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孔。 两年前，台北的菁英们在《人间》副刊上谈台湾的70年代。杨泽说，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萧蔓到晴光市场买进口的lee脾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不对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什么呀？ 拨开共同记忆的芜枝杂叶，在涟漪微皱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见南北不同的记忆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抄烧，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包围着机关大楼，准备把政府要员拖出来殴打。 1966年8月，十四岁的我从多山的苑里来到滨海的茄萣。不到两万人口的茄萣只有一条长长的街，没有路灯。夏夜，人们卷起裤脚坐在屋前板凳上乘凉；没有车辆，笑声和语音清澈地响在街头。我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浓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 车轮在昏暗里撞上了一团软软的东西，使我跳下来。是一只肥大的黑毛母猪闲适地躺在路中心。几只猪仔倚在它怀里吮着奶，稍大的几只在一旁撞来撞去，晃着细细的尾巴。三三两两的土黄狗也在散步，时不时低吠几声。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猪，我们推着车走，到了海滩。渔船歇在沙滩上，渔网摊开来晾着。月亮自云后出来，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岁，我明天要参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试。 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来到离茄萣不远的渔村鲲鯓，住进了民宅，开始作她长达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记录了我的生活环境。 居民以捕鱼为业，但大部分家庭也经营各种副业。渔家捕鱼所得大约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但渔民亦养猪或种植番薯，以补贴家用。年轻人多不愿继承父业，而宁可到台南工厂做工。蛤成熟时，大批妇女及儿童被雇用剥蛤壳。剥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资五毛钱。动作快的妇人一天可赚十元，对家计补贴极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学。邻居们说，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里闪着金牙的“阔嘴”的老婆说，“何必让女孩子读书？再读将来也要嫁人，还不如到工厂做工，赚钱好买嫁妆。”阔嘴婶的女儿在台南纺织厂干活，每赚一笔钱就打一个黄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时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当作响。阔嘴婶自己则蹲在地上剥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开始了通学生涯。天还蒙蒙未亮，已经背着沉沉的书包立在派出所对面等候台南客运。茄萣是起点站，所以往往还有坐位。一车子的中学生，也不知吃了早饭没有，都在埋头看书。车里的灯昏暗不明，车身震动不停，学生个个戴着近视眼镜。到了白沙，学生开始挤着站着，但是连站着的学生也在看书——一手紧抓着头上的扶手，一手紧掐着书，多半是英文课本，在背生字。 车子经过二层行溪畔的湾里。溪岸上总有什么东西在闷烧，一卷一卷的黑烟白烟挟着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谁在烧，不知道是烧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味，也没人问。我们都习惯了。如果搭高雄客运线，我们会经过湖内、太爷、车路、仁德。哪一个村子不发出一种奇怪的辛辣的化学臭味？我们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车子一会儿就驶过去了。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984年11月 过了湾里，视野就开阔起来。天也亮了，我把书本合起，欢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风光。水塘一望无际，波光映着天色。不时会瞥见一尾肥鱼跃出水面，又“泼刺”一声摔进水里。清晨的水面上还飘着一丝薄薄的白雾，有一只鹭鸶飞起。 水塘主要养殖鲢鱼和草鱼。草鱼不能在塘内繁殖，故必须向香港或菲律宾购买鱼苗。一尾鱼苗约八毛钱至两块钱。鱼苗必须养殖一年方可食用。一尾食用草鱼售价介于五十至六十元台币间。 ——《鲲鯓》 客运车颠簸得厉害，因为那是一条千疮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后，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个坑里都是黄浊的泥水。戴着斗签骑着单车的路人无处闪避，就被喷得一头一脸。泥人倒也不发怒，用袖子抹抹脸，继续骑车。 到了台南市中，发现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没什么了不起。苑里初中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苗栗县的老几，可我这转学生来到这里照样名列前茅，说明苑里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学校呢，是不是？ 黄昏，我带着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运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盐埋那一站，上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女工。她们兴致高昂地和同伴们呼来喝去，学生却被书包压得委顿安静。我疲倦地把头靠着窗，脑后有个人嘴里像念经一样地在背中国朝代的顺序。高中联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风。狂风挟着暴雨，好像天上破了个大洞；而这是滨海，还有海啸和海水倒灌这我不曾听过的东西。在狂风暴雨中，中国的好青年依旧背着书包上学去；开始淹水了，才让我们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车门打开，我一跤跌进水里，原来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样浸渍起来。 我从街上游泳回家，一路上漂着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们拿着脸盆在捞鱼虾；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几千亩水塘里的鱼虾螃蟹都流到街上来了，也流进住家的卧房和澡盆。黑鼻叔撑着竹筏滑过来，筏上有三只湿淋淋的黑毛母猪，他正准备将它们堆到屋顶上去。 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 ——《人在欧洲》，1988年 台风过后，所有的椰子树都死了。叶子垂下来，树干浮着一层白白的海盐。卫生所派出的清洁队员已经清过阴沟，黑色的污泥翻上来，在阳光下发出阵阵的臭味。淹死了的猪和狗躺在街边；要开始喷消毒剂了。父亲带着手下几名警察，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清洁。 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就听见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声；嚼着槟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乡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戏院之外没有任何去处。海滩，对渔民而言，只是个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儿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来，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去。十八年之后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脚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湾就这样保留着斑驳的殖民地遗风。 “我们做什么呢？”我问另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我带你去四健会。”她说。 我们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结渔网。她把三个女儿都卖到高雄市政府后面的“菜店”去了；卖掉了第三个女儿，她就起了这栋楼房。 三楼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为首的一个稍微年长，正在谈毛衣编织和白毛猪黑毛猪的优劣；见到我来了，便向我介绍什么叫四个“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记了。她的意思是，美国的四健会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手脚勤快、身体健壮的妇女来促进农业生产。 要等到十年之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这四健会和美国新闻处一样是美国大帝国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触角。 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轻男女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体和群体之间也许会勇敢地交谈一两句，但男女单独约会却绝不可能。 ——《鲲鯓》 我的母亲也开始编织渔网了。她虽然是警察“大人”的妻，虽然讲的闽南话有浓厚的外省腔，她却和驼背婶、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手脚麻利地结网。当缴学费的日期接近的时候，她清晨4点起床，给孩子们准备好早点和便当盒，就开始打渔网，一直打到夜里12点。每天编织近二十个小时，密集地连续编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张完整的大网，工钱是八十块钱新台币。 “我手快，一天可以赚八块钱呢，”她得意地说，接下我的书包，“驼背婶一天只赚三块钱。” 她的女儿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几张渔网的钱才能缴清学费。 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凤凰花在火红的盛开之后渐渐零落。 ……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持；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武汉从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伤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溃》，李逊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岁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个救援东德逃亡者的地下组织，潜入东柏林。他和同伙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挖地道。快挖通的时候，公安来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东柏林的监狱里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后，他是德利银行派驻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娴静、彬彬有礼的“淑女”。 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十七岁的少年后来也离开了茄萣，成为台北大医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 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 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 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年夏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为多数的大学都在台北。联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台独联盟在纽约成立总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 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长室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我被票选为当年成大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 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现代化尚未引进……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子上中学。渔业在衰退中，因为污染问题严重。村民在讨论海滩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渐渐地，鲲鯓渔村要进入现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 第6节 彼黍离离 通常发生在晚上，大约10点左右。这个时候，电话铃不再响起，孩子们发出嫩嫩的鼾声，壁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异样清楚。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不知为什么迟归的乌鸦突然从叶丛中窜起，你可以听见它翅膀伸展拍打的声音从而想象它腋下羽毛的温暖。窗户向花园敞开，这是夏夜。 敞开的窗户流荡着茉莉花的气息。北国的茉莉花丛如此庞大旺盛，密密实实地覆盖了一整面的篱笆。正是花开时节，风动，千百朵白花像海浪泡沫翻滚，香气一波一波推涌进眉眼鼻息。你忍不住闭上眼睛，对窗微仰着脸，让两颊去感觉花香的波动。花香牵引着你，恍惚陷入一个隔世的时光：你穿着白衣黑裙，短发齐耳，正经过一条熟悉的巷弄；你突然止步，在人家的竹篱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折叠整齐的白色手帕，在掌心展开。你摘下几朵窜出竹篱的茉莉，排在手帕中心，包好，再放回自己黑裙口袋里去。没有人知道你的口袋里有一方白色的手帕，手帕里藏着几朵绽开的茉莉；你穿过安静的巷子，走向浮动喧嚣的世界。 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风里吹散了，捉摸不住，理不清头绪。只是那花香熟稔若此，带着时光的密度和生命的重量，几乎令你承受不住。你在窗前微低着头，不经意间，就听见了它的呼声；一只野鸽子，似乎隐藏在极浓极密的树丛里，咕咕叫起，从最遥远最深邃的林子里幽幽传来，遥远深邃像来自莽莽洪荒，一只野鸽子探索的渺茫的呼声。 总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晚上10点左右，你匆匆穿上球鞋，系好鞋带，拉上门，往草原的方向走去。你踩着极大的步伐，好像赶路能稍稍排解胸中那不知是什么引起的郁结。两盏路灯之后右转，栗子树下再右转，就已到了草原的碎石路头。路旁夹道的青草里透着星星点点粉蓝色的点缀，走近看，原来人家篱笆内所种的蓝色毋忘我一丛一丛已经长到了篱笆外。风将种子吹远，这已是绵延一路野生的毋忘我。 碎石路在麦田开始的地方弯进一条两米宽的柏油小路，你放慢了脚步。清新的空气流动像山中最干净的泉水。白天下过雨，雨水打在地面上的略略敲响大概惊动了地面下的世界。黑色的无壳蜗牛和暗红色的蚯蚓纷纷爬上了柏油路面，迷失了方向。当你和孩子一起散步时，你就让他们用细细的树枝将虫儿拦腰挑起，往路边奋力一甩，蜗牛和蚯蚓便又回到松软的泥土家乡。现在，你跨过它们的身体，向前方一个竖着的小木牌走去；木牌上贴着一张什么告示。 “我们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这个牌子右边种了一排树苗。这些树苗大约在七年后会长成一片茂密的树篱。草原上的刺猬就可以在树篱中筑巢。” 是了，就是在这木牌竖起的地方，你曾经看到一只刺猬。你起先以为是一粒肥大的干松果，可是干松果微微动了一下，竟是一只找不到家的幼儿刺猬。刺猬需要巢的遮盖，但这里是一片望之弥漫的杂草，人类的幼儿在里头钻进钻出。扑蚱蜢、追逐蝴蝶，刺猬时时在危险中；你看见的那只小小刺猬，一感觉你的迫近就卷成一团，仿佛也知道这世界虽大，它无处可逃。 七年之后，树篱成荫，刺猬成群，那植树的孩子也将成人。你别过脸去看草原东角耸立的一丛树，那是野兔出没的地方，啊，你心里突然明白了：原来那丛树也是人种下的，让大耳野兔有藏身之处。那儿想必也曾经立着一个木牌，写着孩子稚气的笔迹。那些树丛枝干虬结，树龄苍老，当年植树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北国的夏夜如此明亮，在这个时辰，你还看得见麦穗的芒刺怒张，像花、像剑。黄色的麦浪翻叠起伏，由近而远；有几块地方塌陷下去，那是麦子成熟到极限，为自己生命的饱满而倾倒。你离开柏油路面折进草原小径，小径只有一只鞋的宽度，覆盖着湿润的草叶。你的鞋子没一会儿就潮了，湿气渗进棉袜，浸凉了皮肤。你行到旷野中央，停下脚步，回过身来。 这是一片广大的草坡，以地陷东南的架势倾斜，倾斜深处就是一线山谷。这时候，你注意到，山谷里的灯火全亮了，穿过草气氤氲，晃动闪烁，映出一户一户的人家。山谷的阴面是松树林，颜色如墨，衬得灯火明灿。刚刚行过的小径将草原划成两半，一半是离离麦田，一半是绵绵绿野。野地里青草怒长，白色的雏菊和鲜红抢眼的罂粟花大把大把地杂在其中，挥霍地一径开到天际，晚云俯下的地方。 你这才看见了天际的月亮，怎么刚刚一直没发现？一枚又圆又大的月亮，像新剥进碗里的蛋黄，油油浓浓的，悬在大地倾斜、雏菊罂粟与晚云交接的线上。因为有了月亮，夜才深沉起来。麦田已经变成一片模糊晕黄；天色暗下，好让你感觉那月色轻洒在草原上翻起一层淡淡薄薄若有若无的微光。风吹过来，你的目光随着滚动的麦浪和草浪一起一跌地推到远方山谷的尽头。 “彼黍离离——”是谁？你想问，也曾经走过这样一片旷野中的田禾，心里涌起了哀伤。“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谁呢？行在深深草木中，忧伤社稷的颓倒。他又在哪里呢？ 草原蓦然暗下，浮动的黑云遮了半片月亮，天空里布满了形状诡谲的云片。你独自立在空旷的草原中心，灯火世界退在最遥远疏离的边缘，夜风自耳边掠过。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突然失忆，茫茫然不记得自己的来处和去处。你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地在运转、花在开落、麦子在酝酿、月亮在升起、蚯蚓蜗牛在泥里翻身、刺猬在醒来、黑云在头上行走；在这么伟大的运转和壮丽的永恒中，你竟然有挡不住的眼泪，在黑暗中沁沁流下。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你往来时路折回，“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你是恒河沙粒，你是电光石火。你是那路过宗庙宫室、彷徨不忍去的周朝大夫，你是那欢欣鼓舞植下树苗的稚龄孩子。今晚，你走在一只鞋子宽窄的草原小径上。微雨飘打下来，湿了你的头发。你听见自己的脚步在草丛里簌簌作响，四野无人。 1996年 第7节 蜜蜂和狗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玻璃鳗 全身透明的鳗鱼。那身体不知怎么回事，像个玻璃管，里头的骨骼内脏纤毫毕露，历历可数。一种没有秘密的鱼。 玻璃鳗的国籍，不，该说海籍，颇难确定。它出生在墨西哥湾，但是一出生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出发时，母鱼大概刚死，小鳗那柔细如水草的身体还挡不住浪的翻腾，但是它往一个方向游去；所有初生的玻璃鳗都往一个方向游去：北方的大西洋。大西洋在数千里之外，数千里的茫茫水域里有狂风巨浪。当玻璃鳗游进大西洋时，它的身体已经粗大如人的手腕，体色稍黑，但晶莹剔透如故。 从大西洋的咸水海域，玻璃鳗转进欧洲大陆的河流。所有的大江归纳于海，所有自海入江的旅程都是逆流。玻璃鳗在江海汇合处开始它的逆旅，由咸海游向咸水河，由咸水河游向淡水河。淡水河在下游多半浩浩荡荡，水深流静；越往上游湍流越多，无数的玻璃鳗在湍流里耗尽了精力，气竭而死。遇到瀑布，玻璃鳗用身体去撞那轰然射下的水箭，试图翻越；那翻不过去的便被水冲走，没入水草，化为泡沫，那奋力翻过去了的，便继续逆流而上，上到水的源头：也许是一湾人可以一跃而过的小溪，也许是一条孩子们勾身放纸船的田边水渠，也许是一个野草丛生、蛙声聒噪的池塘，也许是沼泽里一洼野猪和糜鹿踩踏出来的烂泥潭。 玻璃鳗在欧洲的水域里留居十五年；十五年后，它开始寻找回头的路。得寻找，因为，它也许正置身于一洼烂泥潭里，从一洼沼泽地里的烂泥潭怎么找到溪，然后找到河，然后找到江，然后找到名为大西洋的海。牧羊人在村子里说，他们在呼唤走失的羊群时，差点儿踩到一条滑溜溜的透明的蛇。牧羊人怎么知道，那是一条玻璃鳗，忍不住身体内如滚水沸腾的冲动，正窜出泥潭，狂奔大江大海。如果泥潭离河水太远，它便要在陆上干死。但是啊，它显然别无选择。 浮沉辗转数千里，寻寻觅觅，玻璃鳗从欧洲的淡水河游入大西洋，穿过冷暖相异的海潮，越过深浅不一的海沟，又回到了星光闪烁的墨西哥湾，玻璃鳗出生的地方。在这里，它交配，怀孕，生产；当初生的玻璃鳗用它们柔细如水草的晶亮的身体向一个方向划开时，它已死去。玻璃鳗。 扁虱 扁虱一有了生命形体，据说，就紧紧贴在一根树枝下面，开始等。等什么？ 等一只热血的哺乳动物从它栖身的那根树枝下面走过。冷血动物，譬如蛇，就不算数，因为扁虱只饮热血。当一只四条腿的浑身暖呼呼的动物经过时，这扁虱看不见，它是个瞎子。可是它的身体能感应温度；一感觉到温度，它就一跃而下，八只脚攫住猎物的皮肉，把头深深埋入，痛饮一番。 这有什么奇怪？哪个虱子不吸血？ 不，这个虱子不一般。它并不像别的虱子蹦来蹦去寻觅可饱食的对象；它贴在一根树枝下之后就一生一世不再动弹。这位老兄等着，等着某一只暖呼呼的哺乳动物刚好从它那根细枝下面走过。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德国的昆虫学家逮到的一只，他们说，已经贴着一根树枝等了十八年。在十八年中，这只扁虱像冬眠一样不饮不食不动不死，只是等待，等待一只哺乳动物经过。 十八年后的某一天，若是刚巧有只胖嘟嘟的狐狸懒洋洋地晃过来，激动了扁虱的测温器，扁虱扑上去，吸血吸个饱。唉，生命里竟有如此酣畅狂欢的时刻！ 然后呢？换一根树枝？回到栖了十八年的树枝？ 当然不是；饱餐一顿之后，它要交配；交配之后就死亡。初生的扁虱跳上一根树枝或叶片，开始等待。 水虿 最好在一摊藏污纳垢的死水上看水虿（耻寨切，chai）。孑孓的卵黏在石头潮湿的底部，腐草烂叶浸泡在水里。连风都不吹过，死水幽黑一片，表面似一层光泽无碍的皮，紧紧包着一汪水。在这个光泽无碍的弧形镜面上，水虿飘忽行走，急速如风中蓬草。它的身体只有一丁点儿。腿却细长得不成比例，细如人的发丝，张开像坦克车一样跋扈。看那横行水上的架势，你以为这家伙必定和所有的水虫一样可沉可浮，昆虫学家却发现水虿竟然不会水；把那紧绷的水皮划破，水虿掉进水里就得淹死。 不知道为什么，自水虿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全是平面的，只有二度空间。它既看不见水皮下正张嘴想吃它的鱼，极静者又哪里知道极动者的韵律？ 水虿的眼睛看见平面，我的眼睛看见立体，怎么知道我眼所见才是万物本体？狗的眼中世界一片灰，我的视野景观繁花缤纷，怎么知道狗眼所见不是宇宙真象？老鹰和鼠要如何品评风物，交换意见？蜜蜂和狗要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所以呢，“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庄子从本质上就不会是个暴君，他的思想也不会被统治者所用。 可是王阳明对生物的物理结构可能已经有所认识，知道蜜蜂和狗各自看花不是花，于是才想出另外一种看花的可能。朋友质问：你说无心外之物；这岩间花树在深山里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在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以肉眼看花，那么肉眼有单眼复眼的差别，色盲不色盲的相异。但是以心看花，则不论是对狗还是蜜蜂，那花的颜色都可以“一时明白起来”；狗追逐粉蝶，蜜蜂择枝探蜜，人弯腰去嗅一簇初放的紫罗兰，不都只是“明白”而已？ 我 我有两对眼睛。不戴眼镜所见是一个世界，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世界；月亮是一点淡黄，松树是一抹墨绿，远处的人是晃动的影子。戴上眼镜所见赫然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焦距对准了、颜色调亮了、线条清清楚楚的世界；我蓦然发现叶丛中有鸟，鸟嘴中有虫，虫身上有毛，毛如细刺剑拔弩张。 我在生命里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我同时在急急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万里跋涉，天涯走尽，但是存在的本质并不曾飞越亘古的轨道，其不动不移一如那从唐朝起就不曾敲响的古铜钟。 老鹰和鼠是我，蜜蜂和狗是我，水虿是我，扁虱是我。当月亮从海上升起，刹那间照亮了正在翻身的蓝鲸的背脊，我就明白起来：我也是那玻璃鳗，不知所以地往一个方向奔去，死生以赴。 1998年 第1节 秋天 让我告诉你，初秋是怎么转入深秋的。 初秋的天空是蓝色的，没有云的遮挡，喷射机恣意地在天幕上划下白线。阳光挥霍瀑洒，刷亮了所有的树叶，树叶是千万片的红黄金紫，在空中风中绚烂地翻动。 我们到森林里寻找栗子。栗子有两种，圆滚滚、滑溜漂亮的，可以玩不可以吃。尖头涩皮不好看的，可以吃不怎么好玩。栗子藏在剑拔弩张的青色刺球里，非常扎手。可是到了初秋与深秋的中间，刺球熟得忍不住了，随着一阵风就脱离了枝干，像巨大的雨点劈哩啪啦打向地面；接触地面的一刻，刺球炸开，像所有成熟的东西把自己豁出去的那个刹那。 已经炸开的青青刺球，只需要用脚蹂踩几下，里头的栗子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孩子的手，将它掷进篮子里。 森林潮湿而柔软的地面上到处长着蘑菇，有些雪白可爱，有些艳丽得令人害怕。栗子树干上有磨擦的痕迹，那是野猪在夜里磨搓它的白牙。凹凸不平的泥径上浮着脚印，较大的是鹿蹄，较小的是狐狸的前脚；蹄肉的印子较深，脚趾的印子较浅。只有人类留下的足迹不是原始的接触，看不见脚趾和脚跟的肉痕，只有橡皮鞋底各种机器辗出来的花纹。 又是一颗刺球吗，在路边？但是那边站着的分明是株橡树，不是栗树。而且这颗刺球不是青色，是褐色的；体积，也太大了。 它动了一下。是只刺猬哩！一发现它是刺猬，又觉得它太小，这是一只初生的幼儿刺猬呢，干什么孤孤单单地守在路旁？ 我们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它全身披盖的刺，随着呼吸微微地起伏，可是它不走，就在几丛白色的蘑菇旁边。它受了伤吗，妈妈？ 我不知道。这小家伙一身是刺，我们也不能将它像小鸟一样放在手掌里翻过来看一看。天色已暗，是回家的时候了。 天色暗下来，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湿雨打下了满山斑斓的叶子。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天空阴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叶子都在脚下。深秋了，只是一夜之间。 水汽蒸发了之后，地上的叶子因为干燥而卷起来。叶子层层叠叠，盖佳了人们的脚。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涉在叶子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干叶声，声音脆而响亮，使得边走边谈的人要提高说话的音量。 树空了，露出枝桠间一团一团松松的鸟窝，映着背后的天色，特别明显。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鸟儿现在要开始探访人家的阳台；阳台上，人们洒了些玉米粒，帮助鸟儿过冬。 苹果树上最后一个苹果也终于掉了下来，噗卟一声，滚到池塘边。池塘里的睡莲叶子早已枯黄，只是仍旧漂在水上，红色的金鱼仍旧不时从叶沿冒出来。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鱼的体温也一天比一天低，它得在结冰的池里过冬呢。 深秋，万木摇落，我到收割后的玉米田里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挥霍干净之后的萧索凄清，令人低头不想说话。 但是野地里有落下来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黄的叶夹里；捡了几根，扎在一起，想带回去挂在厨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远。 1996年 第2节 讣闻 我喜欢读讣闻。尤其喜欢在一天的开始，在早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读讣闻。 在这个阴霾的深秋，波希尼亚烽火连天，有些人匆匆走了，看不见战争的结束： 法朗克·路根，今年六十二岁，死于癌症。在讣闻的左上角，有两三行大概是法朗克自己选的最后的赠言： 对喜欢我的人们，我告辞；对我无意中得罪过的人们，我请求原谅。 讣闻的下方，则是未亡人的话了： 葬礼将在12月7日下午举行，朋友们若是除了鲜花之外还希望有所表示，最能安慰死者的莫过于，您将赠款汇入秘鲁的孤儿院，帐户号码8035959 和法朗克一块儿走的，还有六十一岁的赫斯特·舒曼。他是怎么死的，讣闻没说，但是在讣闻的右上角，你看： 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时间天空底下任何事情有它的时辰生的时辰死的时辰 讣闻中，舒曼的家属说：“请朋友们将买鲜花和花圈的钱捐给儿童癌症协会，帐户81828。” 留下人间的繁华，独自走进黑暗的，还有七十二岁的卡尔·魏林格。魏林格是个作家，也是个被挚爱的丈夫、父亲、祖父。是他自己的心意吧？ 是走的时候了／我走向死亡，你们向生／我们之间，究竟谁的运气较好／那只有上帝能决定。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话吗？ 一个特别小的方块里，有三句干净利落的话；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个别致的离婚告白呢：“我不再希望／我不再恐惧／我自由了！”是死亡的独白。 旅行的时候，我会为一个墓园特别下车。譬如上个月，在德法边境，荒凉的小路上，突然看见一个画着十字架的木脾：“德国军人公墓”。在法国的德军公墓？就好像在中国撞见一个日本皇军公墓一样，非找到不可。 公墓在一个安静的绿色山坡上，巨大的栗子树摇晃着颜色斑驳的叶子，长着刺的栗子从坡上滚下来，铺了路面，被车轮碾碎。 安静得只有风声。 好几百个石碑，整齐地竖立。墓碑上刻的日期，有生的年月日；死的日子，却只是一个笼统的1918。步兵，骑士，炮手，军官，甚至还有一个伙夫，在战火中倒下，没人知道在哪一天，哪一个月，1918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全是二十二三岁的大孩子。 北角有一个花圃。花圃边上一个黑色的石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花圃。在花圃下面，埋着两百九十个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士兵，不知生辰，不知死期，不知他们的父母儿女，不知他们最后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 墓园的出口有一个本子：《访客留言》。大多数的访客写上几句战争如何如何愚蠢等等，只有一个人，笔迹潦草，像来自一只颤抖年迈的手： 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叔的墓，安息吧，我亲爱的叔叔！ 我喜欢读讣闻，我喜欢在墓园里散步。面对死亡，不清醒也不行。 1996年 第3节 共行一段 ——与周天健先生告别 在人生的行旅中踽踽前行，一路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牵手终身，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大多数的人，像传真纸上的黑墨一样，当时鲜明，后来悯然，墨迹再浓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灭。有些人，即使是吉光片羽的交会，却纳入了记忆的盒子。盒子在岁月里尘封，但并不消失。它只是等待，等待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盒子，里头的东西，所有你以为早已忘怀了的东西，撤了出来，清清楚楚在眼前，消失的竟然是时间。 大学刚毕业的我提着行囊到新竹的交大去报到。院长室隔成两间，里间是院长——其实也就是校长，那时交大只有工学院的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室。两张极大的原木桌并在一起，一张属于院长的资深中文秘书，一张属于新聘的英文秘书。我只能假想在1974年9月的那一个日子里。周秘书怎么看那踏进门来二十二岁的女秘书。她竟然像学生一样还穿着不怎么干净的牛仔裤和凉鞋，显然还不懂得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她短发齐耳，年轻得可以，脸上既是懵懂，又是好奇。她大概很礼貌地和长辈周秘书打了招呼，坐进了旋转椅，然后问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做。 周秘书捧过去一大叠公文，“练习盖章吧！”他说。 她盖了一上午的章，不知道盖的是些什么东西。周秘书抽着烟，很有兴味地看着她一页一页翻着盖章。不写英文信件，不招待外国客人的时候，她就帮着盖章，盖章，盖章。 她盖章的时候，他就抽着烟讲故事，讲文学上的典故、讲乡野传奇。一天下午，他不知说什么说到十只狐狸精，“……只见它一只尖嘴巴，一束大尾巴，一溜烟就不见了。”语言太传神，小秘书从公文堆里猛然抬头，仿佛寻找狐狸的影子，他瞪着眼，“真的，一点儿也没骗你。” 他写诗，旧诗。小秘书求着要看，他就给了她一卷一卷的手稿。二十年后的今天，他诗中的一句，毫无来由地，仍旧留在她短浅的记忆里：“起引茶缸坐向晨”，写的是失眠，写的是与孤独相对的苦茶和香烟。他的孤独，二十年之后她才恍然，是一种遗民的孤独吧！他的诗稿，小秘书能领略其中情怀者不过十之一二。她不知道周秘书曾是“江西九江小神童”，不知道他曾是“江西才子”，不知道他“诗可成家”。读了外文想出国留学的小秘书，即使知道眼前这位长辈是一代才子，“才子”在台湾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或许反而要问。 粗枝大叶的小秘书丢三丢四的，最重要的信件都会被她归档而归得不知去向。周秘书从来不曾批评过她，却总以一种带点惊讶的，研究的，觉得饶有趣味的眼光看这个年轻一代的种种作为。然后有一天，正埋首批改期末国文试卷的周秘书突然抬起头来，说，“我过来看看这个。” 他的学生之一在期末考卷的底端多写了几句话：很仰慕周老师对面那位英文女秘书，可是害羞，请老师介绍云云。周老师的眉批是用红笔写的，彼姝出国在即云云，大意是说，反正人就要走了，劝你还是另找目标吧。 “彼姝？”我是“彼姝”？ “哈，”周秘书笑着，吸一口烟，“你知道‘姝’的意思吗？” 小秘书摇头。 “《邶风·静女》传曰：姝，美色也。”他得意地念着，“总不能称‘该女’吧？” “彼姝”出国，走上了不可预见的旅程，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忘记了大多数的人，可是，不清楚什么原因，她一直记得坐她对面的周秘书。她对他了解如此之少，不知他家中有谁，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丈夫，父亲，朋友，不知他正直或虚伪，道德或不道德。但是在时光的河流里，她一直记得他，记得他的雍容大度，记得他的温煦善良，记得他写诗的热情与孤独。好几次，当她从海外回来，她想找找他，不为什么，也许就问问他知不知道当年他盖的是些什么章。 我当然不曾去找过他；像人生里许多其他的事情，愿望与梦想，憎恶与欢喜，都是电光火石，从指缝间流走，悯然不知，能握住的本来极少。漫漫二十年，不曾给过他一个字；今晨偶翻报纸，知道他走了，在江西老家。啊，难道，当年“起引茶缸坐向晨”的彻夜不寐还有诗以外的原因？ 周先生不知道他在一个小秘书的旅程上留下了一点足迹，就譬如我不知道我的脚印留在哪个偶然的交错的蹊径。也没什么遗憾，这趟旅程本来就无从规划。 1996年 第4节 软枝黄蝉 “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 所有的陆地其实都是孤岛。 你不理解为什么永远是你，两耳发热、两眼发直，被一个莫测高深的老师带到大众面前： “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你是永远的插班生。孩子们用好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你。趁着老师转身写名字的时候，有人大胆而俏皮地喊了一声： “外省仔！” 你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呢？孩子没有恶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你们彼此都还不理解的距离。而他们如此庞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却渺小，孤单。不过，你以为所有的“外省仔”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围墙、自己的杂货店、中肉面馆、脚踏车店；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里头全是“外省仔”，没有祖宅和田地、没有丧假和亲戚的外省孩子。他们都说着和你一样利落的国语，还有好多你没听过的辞，譬如“屌”。他们的爸爸不说“干你娘”而说“操你妈个b”。他们的妈妈穿着旗袍，脸上红红白白的化着妆，坐着打麻将。他们也说：“哼！我妈说这算什么古董！拿给她家喂狗都嫌太粗，我妈说的，在大陆的时候。” 我竟然是属于他们的吗？你惊讶的自问，然而语音未落就已发觉，眷村自成一个孤岛，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面”的方圆五里之内，就是孤岛外的孤岛。 眷村的男孩子穿着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篮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骑着屁股翘得极高的自行车，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赶舞会就是谈恋爱。你觉得他们的男孩子流气，女孩子俗气，哎，还真不如本省孩子的土气，你觉得自己比较清高，有点儿不屑；看着眷村的孩子狐群狗党、目中无人地呼啸而过，你退闪一边，不说话，感觉就像目送一列你该搭上而未搭上的火车弃你而去，载着满车快乐的人群。 回到那土气的乡下孩子身边，插班生一会儿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一块儿在溪里捞虾，在田里烤番薯，一块儿翻墙偷闯戏院。有时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黄树下，一旁看着：看他们摆小儿的满月酒，看他们穿孝服办丧事，看他们上坟扫墓、进庙烧香。 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 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为何会在异国的灯下听窗外的风声。 如果你是个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出国求学；即使出国求学也不致长期浪荡；即使长期或也不致结异国婚姻；即使结了异国婚姻或也不致永远地成为异乡人。祖宅、田地、世代相传的人脉网络，可以有千百种出乎意料的线索牵绊住一个游子旅人，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托住一只蜘蛛。即使从大网上掉下来，也还有一条丝牵着它。既然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张属于“乡”特有的蛛网，你的浪迹天涯实在就不令人意外了。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这个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脚踩上渡海大轮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吧！ 然而我还是有乡可思的。譬如那些个不需要解释就能原谅你的朋友，譬如眼前这一株乳鸭色的软枝黄蝉。童年的种种感觉，像花香一样袭来，令人恍惚。 花，婉转开在篱笆上，开在墙头，开在铁轨旁，热热烈烈地开着比太阳还温暖的黄色。铁轨旁有块空地，空地上有个铁皮搭起来破仓库似的大房子，里头隔成无数个小间，挤着无数个人家。下起雨来，空地上泥泞一片，仓库里头热闹极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里，啼哭的婴儿坐在霉湿的床上，女人四处找瓢盆锅碗接漏水。我紧紧抱着刚采来的黄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着雨水滴在婴儿头上。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仓库里住的是比我们还晚到的大陆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软枝黄蝉纯洁完美的世界里，还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婴儿和自己已经行走在飘零的轨迹上，渐行渐远。 1994年 第5节 南部来的女孩 ……寒风细雨中，想到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久久不去。台南的伙伴们都好吗？我们一个个走上自己选择的路，希望最后大家都能碰头，为真理而再度结合在一起。 ——成功大学西格玛社通讯，1974年 我们是谁？ 90年代的台湾人，在挣脱殖民和半殖民的种种束缚之后，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可是历史有那么多重的迷雾，政治有那么多层的陷阱，谁也把握不住所谓真相。幸好一个族群有他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像一泓湖水，拨开水面上的落叶，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孔。 两年前，台北的菁英们在《人间》副刊上谈台湾的70年代。杨泽说，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萧蔓到晴光市场买进口的lee脾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不对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什么呀？ 拨开共同记忆的芜枝杂叶，在涟漪微皱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见南北不同的记忆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抄烧，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包围着机关大楼，准备把政府要员拖出来殴打。 1966年8月，十四岁的我从多山的苑里来到滨海的茄萣。不到两万人口的茄萣只有一条长长的街，没有路灯。夏夜，人们卷起裤脚坐在屋前板凳上乘凉；没有车辆，笑声和语音清澈地响在街头。我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浓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 车轮在昏暗里撞上了一团软软的东西，使我跳下来。是一只肥大的黑毛母猪闲适地躺在路中心。几只猪仔倚在它怀里吮着奶，稍大的几只在一旁撞来撞去，晃着细细的尾巴。三三两两的土黄狗也在散步，时不时低吠几声。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猪，我们推着车走，到了海滩。渔船歇在沙滩上，渔网摊开来晾着。月亮自云后出来，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岁，我明天要参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试。 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来到离茄萣不远的渔村鲲鯓，住进了民宅，开始作她长达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记录了我的生活环境。 居民以捕鱼为业，但大部分家庭也经营各种副业。渔家捕鱼所得大约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但渔民亦养猪或种植番薯，以补贴家用。年轻人多不愿继承父业，而宁可到台南工厂做工。蛤成熟时，大批妇女及儿童被雇用剥蛤壳。剥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资五毛钱。动作快的妇人一天可赚十元，对家计补贴极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学。邻居们说，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里闪着金牙的“阔嘴”的老婆说，“何必让女孩子读书？再读将来也要嫁人，还不如到工厂做工，赚钱好买嫁妆。”阔嘴婶的女儿在台南纺织厂干活，每赚一笔钱就打一个黄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时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当作响。阔嘴婶自己则蹲在地上剥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开始了通学生涯。天还蒙蒙未亮，已经背着沉沉的书包立在派出所对面等候台南客运。茄萣是起点站，所以往往还有坐位。一车子的中学生，也不知吃了早饭没有，都在埋头看书。车里的灯昏暗不明，车身震动不停，学生个个戴着近视眼镜。到了白沙，学生开始挤着站着，但是连站着的学生也在看书——一手紧抓着头上的扶手，一手紧掐着书，多半是英文课本，在背生字。 车子经过二层行溪畔的湾里。溪岸上总有什么东西在闷烧，一卷一卷的黑烟白烟挟着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谁在烧，不知道是烧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味，也没人问。我们都习惯了。如果搭高雄客运线，我们会经过湖内、太爷、车路、仁德。哪一个村子不发出一种奇怪的辛辣的化学臭味？我们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车子一会儿就驶过去了。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984年11月 过了湾里，视野就开阔起来。天也亮了，我把书本合起，欢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风光。水塘一望无际，波光映着天色。不时会瞥见一尾肥鱼跃出水面，又“泼刺”一声摔进水里。清晨的水面上还飘着一丝薄薄的白雾，有一只鹭鸶飞起。 水塘主要养殖鲢鱼和草鱼。草鱼不能在塘内繁殖，故必须向香港或菲律宾购买鱼苗。一尾鱼苗约八毛钱至两块钱。鱼苗必须养殖一年方可食用。一尾食用草鱼售价介于五十至六十元台币间。 ——《鲲鯓》 客运车颠簸得厉害，因为那是一条千疮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后，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个坑里都是黄浊的泥水。戴着斗签骑着单车的路人无处闪避，就被喷得一头一脸。泥人倒也不发怒，用袖子抹抹脸，继续骑车。 到了台南市中，发现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没什么了不起。苑里初中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苗栗县的老几，可我这转学生来到这里照样名列前茅，说明苑里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学校呢，是不是？ 黄昏，我带着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运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盐埋那一站，上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女工。她们兴致高昂地和同伴们呼来喝去，学生却被书包压得委顿安静。我疲倦地把头靠着窗，脑后有个人嘴里像念经一样地在背中国朝代的顺序。高中联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风。狂风挟着暴雨，好像天上破了个大洞；而这是滨海，还有海啸和海水倒灌这我不曾听过的东西。在狂风暴雨中，中国的好青年依旧背着书包上学去；开始淹水了，才让我们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车门打开，我一跤跌进水里，原来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样浸渍起来。 我从街上游泳回家，一路上漂着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们拿着脸盆在捞鱼虾；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几千亩水塘里的鱼虾螃蟹都流到街上来了，也流进住家的卧房和澡盆。黑鼻叔撑着竹筏滑过来，筏上有三只湿淋淋的黑毛母猪，他正准备将它们堆到屋顶上去。 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 ——《人在欧洲》，1988年 台风过后，所有的椰子树都死了。叶子垂下来，树干浮着一层白白的海盐。卫生所派出的清洁队员已经清过阴沟，黑色的污泥翻上来，在阳光下发出阵阵的臭味。淹死了的猪和狗躺在街边；要开始喷消毒剂了。父亲带着手下几名警察，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清洁。 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就听见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声；嚼着槟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乡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戏院之外没有任何去处。海滩，对渔民而言，只是个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儿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来，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去。十八年之后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脚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湾就这样保留着斑驳的殖民地遗风。 “我们做什么呢？”我问另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我带你去四健会。”她说。 我们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结渔网。她把三个女儿都卖到高雄市政府后面的“菜店”去了；卖掉了第三个女儿，她就起了这栋楼房。 三楼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为首的一个稍微年长，正在谈毛衣编织和白毛猪黑毛猪的优劣；见到我来了，便向我介绍什么叫四个“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记了。她的意思是，美国的四健会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手脚勤快、身体健壮的妇女来促进农业生产。 要等到十年之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这四健会和美国新闻处一样是美国大帝国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触角。 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轻男女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体和群体之间也许会勇敢地交谈一两句，但男女单独约会却绝不可能。 ——《鲲鯓》 我的母亲也开始编织渔网了。她虽然是警察“大人”的妻，虽然讲的闽南话有浓厚的外省腔，她却和驼背婶、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手脚麻利地结网。当缴学费的日期接近的时候，她清晨4点起床，给孩子们准备好早点和便当盒，就开始打渔网，一直打到夜里12点。每天编织近二十个小时，密集地连续编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张完整的大网，工钱是八十块钱新台币。 “我手快，一天可以赚八块钱呢，”她得意地说，接下我的书包，“驼背婶一天只赚三块钱。” 她的女儿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几张渔网的钱才能缴清学费。 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凤凰花在火红的盛开之后渐渐零落。 ……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持；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武汉从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伤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溃》，李逊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岁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个救援东德逃亡者的地下组织，潜入东柏林。他和同伙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挖地道。快挖通的时候，公安来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东柏林的监狱里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后，他是德利银行派驻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娴静、彬彬有礼的“淑女”。 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十七岁的少年后来也离开了茄萣，成为台北大医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 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 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 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年夏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为多数的大学都在台北。联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台独联盟在纽约成立总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 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长室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我被票选为当年成大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 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现代化尚未引进……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子上中学。渔业在衰退中，因为污染问题严重。村民在讨论海滩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渐渐地，鲲鯓渔村要进入现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 第6节 彼黍离离 通常发生在晚上，大约10点左右。这个时候，电话铃不再响起，孩子们发出嫩嫩的鼾声，壁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异样清楚。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不知为什么迟归的乌鸦突然从叶丛中窜起，你可以听见它翅膀伸展拍打的声音从而想象它腋下羽毛的温暖。窗户向花园敞开，这是夏夜。 敞开的窗户流荡着茉莉花的气息。北国的茉莉花丛如此庞大旺盛，密密实实地覆盖了一整面的篱笆。正是花开时节，风动，千百朵白花像海浪泡沫翻滚，香气一波一波推涌进眉眼鼻息。你忍不住闭上眼睛，对窗微仰着脸，让两颊去感觉花香的波动。花香牵引着你，恍惚陷入一个隔世的时光：你穿着白衣黑裙，短发齐耳，正经过一条熟悉的巷弄；你突然止步，在人家的竹篱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折叠整齐的白色手帕，在掌心展开。你摘下几朵窜出竹篱的茉莉，排在手帕中心，包好，再放回自己黑裙口袋里去。没有人知道你的口袋里有一方白色的手帕，手帕里藏着几朵绽开的茉莉；你穿过安静的巷子，走向浮动喧嚣的世界。 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风里吹散了，捉摸不住，理不清头绪。只是那花香熟稔若此，带着时光的密度和生命的重量，几乎令你承受不住。你在窗前微低着头，不经意间，就听见了它的呼声；一只野鸽子，似乎隐藏在极浓极密的树丛里，咕咕叫起，从最遥远最深邃的林子里幽幽传来，遥远深邃像来自莽莽洪荒，一只野鸽子探索的渺茫的呼声。 总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晚上10点左右，你匆匆穿上球鞋，系好鞋带，拉上门，往草原的方向走去。你踩着极大的步伐，好像赶路能稍稍排解胸中那不知是什么引起的郁结。两盏路灯之后右转，栗子树下再右转，就已到了草原的碎石路头。路旁夹道的青草里透着星星点点粉蓝色的点缀，走近看，原来人家篱笆内所种的蓝色毋忘我一丛一丛已经长到了篱笆外。风将种子吹远，这已是绵延一路野生的毋忘我。 碎石路在麦田开始的地方弯进一条两米宽的柏油小路，你放慢了脚步。清新的空气流动像山中最干净的泉水。白天下过雨，雨水打在地面上的略略敲响大概惊动了地面下的世界。黑色的无壳蜗牛和暗红色的蚯蚓纷纷爬上了柏油路面，迷失了方向。当你和孩子一起散步时，你就让他们用细细的树枝将虫儿拦腰挑起，往路边奋力一甩，蜗牛和蚯蚓便又回到松软的泥土家乡。现在，你跨过它们的身体，向前方一个竖着的小木牌走去；木牌上贴着一张什么告示。 “我们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这个牌子右边种了一排树苗。这些树苗大约在七年后会长成一片茂密的树篱。草原上的刺猬就可以在树篱中筑巢。” 是了，就是在这木牌竖起的地方，你曾经看到一只刺猬。你起先以为是一粒肥大的干松果，可是干松果微微动了一下，竟是一只找不到家的幼儿刺猬。刺猬需要巢的遮盖，但这里是一片望之弥漫的杂草，人类的幼儿在里头钻进钻出。扑蚱蜢、追逐蝴蝶，刺猬时时在危险中；你看见的那只小小刺猬，一感觉你的迫近就卷成一团，仿佛也知道这世界虽大，它无处可逃。 七年之后，树篱成荫，刺猬成群，那植树的孩子也将成人。你别过脸去看草原东角耸立的一丛树，那是野兔出没的地方，啊，你心里突然明白了：原来那丛树也是人种下的，让大耳野兔有藏身之处。那儿想必也曾经立着一个木牌，写着孩子稚气的笔迹。那些树丛枝干虬结，树龄苍老，当年植树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北国的夏夜如此明亮，在这个时辰，你还看得见麦穗的芒刺怒张，像花、像剑。黄色的麦浪翻叠起伏，由近而远；有几块地方塌陷下去，那是麦子成熟到极限，为自己生命的饱满而倾倒。你离开柏油路面折进草原小径，小径只有一只鞋的宽度，覆盖着湿润的草叶。你的鞋子没一会儿就潮了，湿气渗进棉袜，浸凉了皮肤。你行到旷野中央，停下脚步，回过身来。 这是一片广大的草坡，以地陷东南的架势倾斜，倾斜深处就是一线山谷。这时候，你注意到，山谷里的灯火全亮了，穿过草气氤氲，晃动闪烁，映出一户一户的人家。山谷的阴面是松树林，颜色如墨，衬得灯火明灿。刚刚行过的小径将草原划成两半，一半是离离麦田，一半是绵绵绿野。野地里青草怒长，白色的雏菊和鲜红抢眼的罂粟花大把大把地杂在其中，挥霍地一径开到天际，晚云俯下的地方。 你这才看见了天际的月亮，怎么刚刚一直没发现？一枚又圆又大的月亮，像新剥进碗里的蛋黄，油油浓浓的，悬在大地倾斜、雏菊罂粟与晚云交接的线上。因为有了月亮，夜才深沉起来。麦田已经变成一片模糊晕黄；天色暗下，好让你感觉那月色轻洒在草原上翻起一层淡淡薄薄若有若无的微光。风吹过来，你的目光随着滚动的麦浪和草浪一起一跌地推到远方山谷的尽头。 “彼黍离离——”是谁？你想问，也曾经走过这样一片旷野中的田禾，心里涌起了哀伤。“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谁呢？行在深深草木中，忧伤社稷的颓倒。他又在哪里呢？ 草原蓦然暗下，浮动的黑云遮了半片月亮，天空里布满了形状诡谲的云片。你独自立在空旷的草原中心，灯火世界退在最遥远疏离的边缘，夜风自耳边掠过。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突然失忆，茫茫然不记得自己的来处和去处。你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地在运转、花在开落、麦子在酝酿、月亮在升起、蚯蚓蜗牛在泥里翻身、刺猬在醒来、黑云在头上行走；在这么伟大的运转和壮丽的永恒中，你竟然有挡不住的眼泪，在黑暗中沁沁流下。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你往来时路折回，“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你是恒河沙粒，你是电光石火。你是那路过宗庙宫室、彷徨不忍去的周朝大夫，你是那欢欣鼓舞植下树苗的稚龄孩子。今晚，你走在一只鞋子宽窄的草原小径上。微雨飘打下来，湿了你的头发。你听见自己的脚步在草丛里簌簌作响，四野无人。 1996年 第7节 蜜蜂和狗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玻璃鳗 全身透明的鳗鱼。那身体不知怎么回事，像个玻璃管，里头的骨骼内脏纤毫毕露，历历可数。一种没有秘密的鱼。 玻璃鳗的国籍，不，该说海籍，颇难确定。它出生在墨西哥湾，但是一出生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出发时，母鱼大概刚死，小鳗那柔细如水草的身体还挡不住浪的翻腾，但是它往一个方向游去；所有初生的玻璃鳗都往一个方向游去：北方的大西洋。大西洋在数千里之外，数千里的茫茫水域里有狂风巨浪。当玻璃鳗游进大西洋时，它的身体已经粗大如人的手腕，体色稍黑，但晶莹剔透如故。 从大西洋的咸水海域，玻璃鳗转进欧洲大陆的河流。所有的大江归纳于海，所有自海入江的旅程都是逆流。玻璃鳗在江海汇合处开始它的逆旅，由咸海游向咸水河，由咸水河游向淡水河。淡水河在下游多半浩浩荡荡，水深流静；越往上游湍流越多，无数的玻璃鳗在湍流里耗尽了精力，气竭而死。遇到瀑布，玻璃鳗用身体去撞那轰然射下的水箭，试图翻越；那翻不过去的便被水冲走，没入水草，化为泡沫，那奋力翻过去了的，便继续逆流而上，上到水的源头：也许是一湾人可以一跃而过的小溪，也许是一条孩子们勾身放纸船的田边水渠，也许是一个野草丛生、蛙声聒噪的池塘，也许是沼泽里一洼野猪和糜鹿踩踏出来的烂泥潭。 玻璃鳗在欧洲的水域里留居十五年；十五年后，它开始寻找回头的路。得寻找，因为，它也许正置身于一洼烂泥潭里，从一洼沼泽地里的烂泥潭怎么找到溪，然后找到河，然后找到江，然后找到名为大西洋的海。牧羊人在村子里说，他们在呼唤走失的羊群时，差点儿踩到一条滑溜溜的透明的蛇。牧羊人怎么知道，那是一条玻璃鳗，忍不住身体内如滚水沸腾的冲动，正窜出泥潭，狂奔大江大海。如果泥潭离河水太远，它便要在陆上干死。但是啊，它显然别无选择。 浮沉辗转数千里，寻寻觅觅，玻璃鳗从欧洲的淡水河游入大西洋，穿过冷暖相异的海潮，越过深浅不一的海沟，又回到了星光闪烁的墨西哥湾，玻璃鳗出生的地方。在这里，它交配，怀孕，生产；当初生的玻璃鳗用它们柔细如水草的晶亮的身体向一个方向划开时，它已死去。玻璃鳗。 扁虱 扁虱一有了生命形体，据说，就紧紧贴在一根树枝下面，开始等。等什么？ 等一只热血的哺乳动物从它栖身的那根树枝下面走过。冷血动物，譬如蛇，就不算数，因为扁虱只饮热血。当一只四条腿的浑身暖呼呼的动物经过时，这扁虱看不见，它是个瞎子。可是它的身体能感应温度；一感觉到温度，它就一跃而下，八只脚攫住猎物的皮肉，把头深深埋入，痛饮一番。 这有什么奇怪？哪个虱子不吸血？ 不，这个虱子不一般。它并不像别的虱子蹦来蹦去寻觅可饱食的对象；它贴在一根树枝下之后就一生一世不再动弹。这位老兄等着，等着某一只暖呼呼的哺乳动物刚好从它那根细枝下面走过。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德国的昆虫学家逮到的一只，他们说，已经贴着一根树枝等了十八年。在十八年中，这只扁虱像冬眠一样不饮不食不动不死，只是等待，等待一只哺乳动物经过。 十八年后的某一天，若是刚巧有只胖嘟嘟的狐狸懒洋洋地晃过来，激动了扁虱的测温器，扁虱扑上去，吸血吸个饱。唉，生命里竟有如此酣畅狂欢的时刻！ 然后呢？换一根树枝？回到栖了十八年的树枝？ 当然不是；饱餐一顿之后，它要交配；交配之后就死亡。初生的扁虱跳上一根树枝或叶片，开始等待。 水虿 最好在一摊藏污纳垢的死水上看水虿（耻寨切，chai）。孑孓的卵黏在石头潮湿的底部，腐草烂叶浸泡在水里。连风都不吹过，死水幽黑一片，表面似一层光泽无碍的皮，紧紧包着一汪水。在这个光泽无碍的弧形镜面上，水虿飘忽行走，急速如风中蓬草。它的身体只有一丁点儿。腿却细长得不成比例，细如人的发丝，张开像坦克车一样跋扈。看那横行水上的架势，你以为这家伙必定和所有的水虫一样可沉可浮，昆虫学家却发现水虿竟然不会水；把那紧绷的水皮划破，水虿掉进水里就得淹死。 不知道为什么，自水虿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全是平面的，只有二度空间。它既看不见水皮下正张嘴想吃它的鱼，极静者又哪里知道极动者的韵律？ 水虿的眼睛看见平面，我的眼睛看见立体，怎么知道我眼所见才是万物本体？狗的眼中世界一片灰，我的视野景观繁花缤纷，怎么知道狗眼所见不是宇宙真象？老鹰和鼠要如何品评风物，交换意见？蜜蜂和狗要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所以呢，“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庄子从本质上就不会是个暴君，他的思想也不会被统治者所用。 可是王阳明对生物的物理结构可能已经有所认识，知道蜜蜂和狗各自看花不是花，于是才想出另外一种看花的可能。朋友质问：你说无心外之物；这岩间花树在深山里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在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以肉眼看花，那么肉眼有单眼复眼的差别，色盲不色盲的相异。但是以心看花，则不论是对狗还是蜜蜂，那花的颜色都可以“一时明白起来”；狗追逐粉蝶，蜜蜂择枝探蜜，人弯腰去嗅一簇初放的紫罗兰，不都只是“明白”而已？ 我 我有两对眼睛。不戴眼镜所见是一个世界，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世界；月亮是一点淡黄，松树是一抹墨绿，远处的人是晃动的影子。戴上眼镜所见赫然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焦距对准了、颜色调亮了、线条清清楚楚的世界；我蓦然发现叶丛中有鸟，鸟嘴中有虫，虫身上有毛，毛如细刺剑拔弩张。 我在生命里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我同时在急急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万里跋涉，天涯走尽，但是存在的本质并不曾飞越亘古的轨道，其不动不移一如那从唐朝起就不曾敲响的古铜钟。 老鹰和鼠是我，蜜蜂和狗是我，水虿是我，扁虱是我。当月亮从海上升起，刹那间照亮了正在翻身的蓝鲸的背脊，我就明白起来：我也是那玻璃鳗，不知所以地往一个方向奔去，死生以赴。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