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生》 何时，一个男人才能成为男人 我，四十二岁，据说这样年纪的男人很多，希望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不是追求个性，事实恐怕也是这样：我不会骑车，也不坐公共汽车，养了二十五条好心的热带鱼，慢慢就有了鱼的特点。所以别人给我的评价都是“摸不透”、“摸不着”之类的。从外表看，我是个和气宽容的人，这样的男人谁见过很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还有个一官半职，还掌握着一点点小权力。 有一天我老婆会发现，像我这样有点小权的男人，已经不和气，已经不宽容。 我先介绍我和我的周围，这样对你有好处，进入故事之前你可以对我的周边有个大概的了解，就像了解城市先了解它的郊区一样；这样对我也好，至少在你面前我看上去还是可靠的，是想说心里话的，是不打算用别人的故事骗你的。当然看完小说之后，仍然存在这种可能，你无论如何都觉得受骗了，那你就把我的心里话全当废话吧，像我老婆那样。 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这是她常常在我面前恶声恶气说话的原因，也许是原因之一。要知道，天底下女人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就是对男人不满意的原因。在我老婆用各种语气（敌视、挖苦、讽刺、嘲笑等等）表达对我不满的时候，我就像鱼那样闭着嘴。我终于让她明白：她对我的不满跟我无关，她怎么表达我都不会改变，因为我对她也非常不满，可我从不唠叨。 有两次，她虚伪地夹起尾巴，把她的悲伤和期望搅和了一下，差不多是温柔地对我说：“人家说这个能治，我们也试试吧？”她说的是我的不育症。 “算了吧。”我也和气地说。 “为什么？”她大声责问，忘了刚才的温柔。 我说你可以离婚但别问我为什么。那以后她没离婚也不问我为什么了，我也就此感到满意，过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嘛！ 女人也是这么回事，你吓唬她，她就怕你，不然你就得永远怕她。当然，如果你不幸属于另一类男人，那么这规则就不适合你。这类男人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打死你。即使这样，他们也可能在这话的尾音里挨上一个耳光。 他们一辈子里挨过的耳光可能都是由女性送过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天敌。 不育，是我的另一个特点，一个不让女人怀孕的男人而已。如果上帝捏造我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成为不育的男人，可能我会问问他老人家想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如果他说中国，你说我还能说别的吗？！上帝每天都得做几个不育的男人，而我又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一拍即合。有位老作家说，只有两件事可以使人口增加一一照镜子和交媾。这两件事我都好久没做了。 今天以前，我是一个县城的副县长，主管文教。现在，我步行去新岗位，一个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我看着大街上的景象，漂漂亮亮的小汽车排着队往前挪，整个大街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空气中混合着汽油的味道，五十。年后，汽油会不会成为一种香水的成分？如果以后的香水闻起来跟汽油似的，肯定会有人跳起来赞美：香水，这古老而庸俗的行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革命。 可惜，五十年后的事总是让我激动不起来，所以我爱看热闹。那些有车族抱怨堵车，对我来说就像女人穿高跟鞋抱怨脚疼一样，能给我心中带来阵阵窃喜。以前关于这个，我还爱说说风凉话，后来偶尔听见有车族讽刺这样的人，说得也很犀利，我就把讽刺改成窃喜了。他们说：“穷酸是必须制止的倾向，你可以酸，如果你不穷的话；你也可以穷，但绝不能酸。穷和酸弄一块儿了，就是文化的大敌。” 我加快了脚步，奔向我的新岗位，就像奔向文化的海洋。 一个只研究文化艺术的地方，会是怎样的？ 一缕带我登场的长发 带着这样的悬念，我来到了研究所的跟前。 研究所的全称是××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这牌子让人想起那种什么病都治的补药，可惜我不知道它们都叫什么。 一进门的前厅空着，收发室在走廊口上的第一个房间，我经过时通过玻璃窗往里看一眼，没人。走廊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门口挂了两块牌子：论丛编辑部。 会议室。 我知道研究所的大事都发生在这儿。 我从门口看见，里面有三个男人在聊天，其中两个人看见了我，但都没打招呼，好像经常有人这样从外往里看，他们对此已经烦了。 我走到一个角落，打开随身带的一份报纸，遮住自己。他们继续聊着，从始至终我叫他们男人一、男人二、男人三，名字对谁都不重要，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 男人一说：“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有一个老师提出了关于月球形成的新理论，说月球不过是地球在某个时间甩出去的一块石头。可惜那些月球专家都不认可这一说法，所以弄得那老师特孤独。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高处真是不胜寒。” 男人二说：“地球真是很潇洒，连想都没想就把月球甩出去了，那自己还剩什么了？” 男人三说：“下次中国人登月，肯定会劝月球回归，就像港澳回归大陆一样。” 我听他们说话，心里有的感觉到现在我也描写不出来，真是很抱歉，也许只有鲁迅能把他们说话时的那种状态以及那状态下产生的气氛传达出来。我不是为自己开脱，这么多年的确也没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人。 我依旧拿着我的报纸，又有人陆续走进来，他们不看我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有人注意我时，我就看报纸。一个多年来我见过的最瘦的女人坐到了我的旁边。她也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打招呼。她枯瘦的身体让我想到防火。后来的工作中，我和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叫邓远，一个好听的女人名字。 “哎，哎，今天我可是真的给吓着了。”一个年轻姑娘说着走了进来，她伸着一只手，朝我身边的邓远快速滑行过来。我发现她只想让邓远听她到底是怎么给吓着了，所以声音不高，也没过分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你总是给吓着。”从邓远老大姐一样的语气中，我猜测她们关系不错。 “哎，你听我说。今天我刚从我妈家出来，碰见一个男的，他从我对面走过来，什么都挺正常的，穿着上衣也穿着裤子，但把我吓坏了。” “哎，我说黑丽，你今天没发烧吧？” 黑丽长着一张鸟脸，尖尖的下颚，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多少有些神经质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机敏的小动物。 “我从来都不发烧，你听我说！哎，你从正面看那个男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他突然弯腰系鞋带儿，我的天，我都看傻了。”黑丽又留了一个悬念，终于引起了邓远的兴趣。 “他一低头，头顶上的一缕薄薄的头发就慢慢地滑了下来，滑到了一边儿，你知道吗，那缕头发就是从那边儿长出来的。那缕头发就飘起来了，我看见? />“好多男人都留这样的发型。” “我知道他们留这样的发型，可我从没见过那缕头发飘下来。真的，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那头发飘下来会是那样。”黑丽说得无比诚恳。 “听说，这样的男人**极强。”这话是邓远附在黑丽耳朵上说的，但也让我听见了，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我用报纸挡上自己，并且发誓，即使我的鞋底掉了，我也不会低头去管它，至少现在不，不！ 有多少男人有这样的发型？没人统计过，因为它既不给社会带来好处，也不带来坏处，属于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的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我头上的那缕跟黑丽描绘的差不多一样的长发，引着我登上了研究所的舞台。 武打开始前的几个文雅瞬间 果你坐在那儿没什么事情干，就像我现在这样，用报纸挡着自己，等着开会，或者等着电影开演；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我卖弄的人，你就会看见好多好玩的事情。 当戏剧室的鲁先生和舞蹈室的吴女士一起走进来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看了一阵，好像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某个凶手。我只好再一次用报纸挡住自己，尽管我知道，即使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凶手，他们也没胆量告发我，胆小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鲁先生说他昨天看了一本书发现了一个新观点，说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想骗一个姑娘或者必须骗一个姑娘。 “这叫什么新观点，骗姑娘是男人的天性。”吴女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好像她是上帝派来专门让鲁先生不高兴的女人。 她虽然年近五十，但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她的人也得承认。 鲁先生很委屈地说：“把天性第一次说出来也算是新观点吧？” 吴女士不客气地提醒鲁先生：“如果别人一次也不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人了？” 鲁先生最后小声说，他好像前辈子就得罪过吴女士。可吴女士却走到男人一二三那边去了。 他们之间发生的小故事，以后你会读到，我一定记着写。 其实我还是爱听那三个男人的聊天。他们又换了一个话题：改革。 男人一说：“要改革了，把现在的每周上一次班改成每周上两次。” 男人三说，这叫什么改革。 男人二立刻问：“多给钱吗？” 男人一摇摇头。男人三马上生气，认为这不是改革。他说：“改革都是先给一点甜头：比如医药费不报销了，但每年要给你千把块钱的；房费涨价要先给补贴的。这么多年我身心都习惯了，一听说改革，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男人二说：“钱是多给了，可还是不够花。” 男人三说：“这是肯定的，但这属于党和国家和我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是穷人。” 男人一问：“那你怎么办啊？” 男人三说：“等着下一次改革。改革是这样的，既然开了头，就得改下去。” 男人二说男人三挺有信仰的。男人一说这就叫“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男人一还接着告诉他们，这句诗是那个叫汉人的马原写的，那家伙是他的同学。 “哎呀，哎哟，哎哎哎……”男人三和男人二乐完蛋了，那慢慢弯下去的腰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再直起来了。 “那个叫汉人的马原！……” 冷汗前奏曲 研究所现任所长张道福进来了。一想到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前任，就觉得他很亲切。他是一个看上去胖而软的男人，但是脾气不小。他经常让我想起邓远，如果我像他这么软而胖，如果她不反对，我会拥抱她一下，不带任何欲念和邪念，只是让她感受一下肉的柔软和温和。 张道福坐到他的固定位置上以后，男人三也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你等人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所长还没介绍我呢。 “一看你就了解我们所，今天谁都来，等谁都能等着。”男人三说。 张道福终于看见了我，对我点点头，我也小心地点点头，希望他能像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先正常开会，然后再介绍我，让我对研究所多一点感性上的认识。 张道福说：“都来齐了吧，现在开会。几件事，咱们一件一件来，先说分房的事。我现在把暂定的分房名单念一下。” 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看上去每个人都有极好的教养。在这个瞬间里，我对我将要领导的研究所充满了希望。 在张道福念分房名单时，有一只鸟落到了敞开的窗台上。它旁若无人地朝屋里看看，和竖起耳朵听分房名单的人比起来，鸟立刻显露了一种人才该有的气质：即使我什么都没有，最终也得不到什么，我还是超然。名单念完了，鸟也飞走了，我一个名字都没听见，我在想鸟的一生，拥有的那么少，甚至比一个穷人所有的还少，而且，在飞行中它们还有随时被击中的危险。可它们还是能优美地飞，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把思绪从鸟的身上收回来，考虑着被作为新所长介绍时，怎样站起来，怎样向大家点头，怎样控制着点头的幅度。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让黑丽和邓远现在就认出我的发型，让我也有的那缕薄薄的长发现在就飘下来。 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于奎站在门口。他，六十多岁，男。 “我不是偷听厂于奎的一根手指指着张道福，”我是站在门口听完名单的，但这不是偷听！是你逼我进来的，因为分房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奎是个爱用虚词的男人，在他的指责下，张道福像一个三流的反面演员那样慢慢靠到椅背上，用夸张得近乎温柔的语调轻声说：“这次分房不包括离退的，请你出去。” “姓张的，你少跟我打官腔！你明知道我那套房子带笼头下来的，装什么蒜！” “你姓什么？”张道福突然提高声音问。 “姓于！”于奎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他恨自己让张道福给耍了一下。 “姓于的，请你出去。只要我还是一天所长，你就别想分到房子，出去！”张道福又像话剧演员那样厉声说道。后来我听说张道福在六十年代是专演工人的好话剧演员。 “我是得出去，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得给你扒扒画皮！”没听说于奎也是演员出身，但他演得也不错。 我同情地看着我的前任，他的目光却不与任何人做交流，他好像在望着另一个世界。女人们开始低声议沦，男人们用各式各样的鼻息表示蔑视，对姓于的或者姓张的。好像这事落到他们身上就会表现出另外的样子。 “我们的这位张所长不过是副处级，却把自己当成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居然让所里给他报销他家里的电话费。难道你打出的每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们革命群众的吗？都是打给局领导的吗？都是打给文化部的吗？” 寂静。 “不是！当然不是！那凭什么报销！”于奎大声喝问！ 笑声，稀稀落落。 “还有！张所长去南京开会，居然用公款给自己买了一个推拉式的旅行包！不过几百块而已，你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所里养活你啊？” 笑声和比笑少些的唏嘘声。 “上个月六号，所里让老雷回来研究年鉴的事，来回的打车费是二十元，可我们的张所长却在财会那儿报销了二十四元！空白的出租车票是可以随便填的，但你能对这四块钱做出合理的解释吗？” “我，我，我……老雷当时没烟了，我给他买烟花了四块钱，难道这还算我的不成？”张道福终于急了，于是也失去了六十年代演员的风度。 “当然不应该算你的。但是我敢肯定，在你把那盒烟递给老雷时，也没有说这是所里给老雷买的烟。他领的是你张所长的人情，这叫什么？” “我操。”张道福气得说不出别的。 “大家都听见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文化水平！” 张道福突然站了起来，一身软肉仿佛听到了战斗的号角，立刻集中成了肌肉。张道福灵巧迅速有力地冲向于奎。他一手推着于奎，一手拉门，一眨眼一使劲，于奎就像从没进来过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所长脸色同样铁青着走回座位。途中他的一只手配合着一个大幅度的甩头动作，把刚才撕扯中落下的一绺头发撩了上去。那是一缕和秃顶男人不同的头发。大家都很安静，肯定以为于奎摔在地上死了。张道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不安渐渐地爬上了他的脸。如果再有一分钟还没有声音传过来，他会站起来，走出门去看看究竟。 “啊一一” 前不久《收获》发表了一个长篇小说叫《怀念狼》。那有名的贾平凹在小说里至少描写过几十次狼叫，各种情绪下的狼叫，我读了之后，一直都没在想象中把他的描写变成真正狼的叫声，尽管我喜欢一切描写声音的文字。可能是狼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但是，于奎的这声大叫清除了我头脑中的障碍，把各种狼叫，从我身体的四面八方引出来，弄得我眼前一片漆黑。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于奎活着，而且与狼无关。 “姓张的，你敢打我！你敢在全所职工面前打我！我告诉你，我不会让局里管这事的，因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因为你有好关系！但是，我告诉你……” 声音中断了，我看见那挥赶不去的无奈又回到张道福的脸上。 “我告诉你，我的三个儿子会让你的下半生在出冷汗中度过！我说到做到！姓张的，你的噩梦现在开始了！” 这就是我即将要领导的研究所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当张道福终于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只是站起来，做了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点头动作，但是黑丽还是惊讶地捂上了嘴。 她现在已经能从人群中认出所有跟我发型一样的男人，不管他们是轻轻地点头，还是大幅度地弯腰系鞋带，还是既不点头也不弯腰系鞋带，只是正常地走在风中…… 黑丽认出了我的发型。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再说一遍，我也是用一缕长发遮住秃顶的男人，像你在大街上看见的一样，像你在商店里看见的一样。 即使你不喜欢这样的发型，我还是无辜的。我不是为了故意气你才这么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没多想我就把那缕长头发留了起来。在听黑丽说之前，我从不了解，这样的发型会吓着某些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什么样的发型会讨年轻女人喜欢？现在我很想知道了。 我爱你家 一个人的归宿是在他自己的村庄。 他自己的炉火，他妻子的烹调。 落日时，端坐在自家门前。 看看他的孙子，他邻居的孙子。 在尘土中一起游戏。 一一艾略特。 家，是各式各样的。假如我一不留神说，我爱你家，请原谅，请别当真。我知道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我家的房门挨着厨房。每次我用钥匙打开房门，都忍不住往厨房看一眼，如果我老婆在那儿，我每一次迎上的目光都是质询的，仿佛在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即使我在县里偶尔才回家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人有很多到死也搞不明白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没搞明白的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往厨房里看，看完后悔，后悔以后还是往里看。 听说，女人做出过分的事，都是男人害的，是迫不得已。一这么听说之后，我对她不友好的目光就变得无所谓了。自从我拒绝和她一起为了不育去看医生，她就再没对我发出过微笑。慢慢地我都习惯了。可是，今天我没迎到她的冷漠的目光，突然想：“要是有一天，她忽然不这么看我，反而给我一个微笑，我该怎么办？” 我从不觉得自己缺少过微笑，尽管没什么人经常对我发出微笑。如果我不在意，微笑和蔑视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不同。 我祈求老天，别总是在我这儿打破习惯，让我老婆这样对我挺好的，我不抱怨，因为没用。 我老婆在卫生间里，我当然也不会像少了一道菜那样为了少了这样一道目光而失落。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把那盘我听了无数次的《安魂曲》放进我很廉价的音响里。音乐响起来之后，我去卫生间洗手。 “你在干吗？”我问她，因为她撅着大屁股久久地摆弄着浴盆的水龙头。有我老婆这么大屁股的中国女人不多，有这么大屁股却不性感的女人更少。有很多次，我站在她后面，尤其是她撅着屁股的时候，我都很冲动。但她一转身，我就完蛋了。她长得不难看，但她的脸有一种类似干粉灭火器里面的成分，能立刻把我对她的欲望或者说是对她大屁股的欲望杀死。这也是很神奇的事，属于我到死也弄不明白的那种。 “你说我在干吗，你没听说吗，水要涨价了。每户四吨水，以外的都是议价，贵得要死，你没听说吗？” 我看见水龙头在往浴盆里滴水。 “你别看这么慢，滴到睡觉前就能洗个澡了，我买了一个‘热得快’，可以直接在浴盆里加温。”她指着滴水的龙头说。 我告诉她我不明白好处在哪儿。 “这么滴水水表不走字儿。”她说。 “水涨价是让人省水不是让人省钱。”我说。 “干吗非得我省水，浪费水的人到处都是，工地常流水的，大马路上洗汽车的，谁管了？”我老婆说得理直气壮，她是老师，理直气壮是她的职业病。 她说的也是道理，于是我说另外的道理：“要是有一天没水了，什么都晚了。” “天塌大家死！”我老婆说。 我只好关上我的屋门，回到莫扎特的《安魂曲》中。我得说明一下，我不是发烧友，也不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就喜欢这盘碟。听它的时候，我可以看报纸，可以看鱼，可以什么都不干坐在音乐里，这时我能看见所有的神都睁开了眼睛，看各路死亡浩荡地经过。我听不懂歌者唱出的歌词，却愿意想象它们是人在死亡面前的各种样子。我喜欢人们安详地接近死亡，就像小溪拐了个弯儿流进丫山洞。我不希望自己像另一些人一样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有时，我能看见那些绝望的手伸出了音乐……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类似的想象让我丢了许多头发，所以我留着让黑丽不喜欢的发型。这么乱想只能耗费我越来越少的头发，却不能让我成为作家，就像我知道，最终死去的都是人，永远不死的是死亡本身。 滴答，滴答，滴答…… 如果有一天，死亡说不跟我们玩儿了，于是，人能总活着，活一千年一万年，那么世界就会真正乱套。坏人不能再说，给我钱，不然我就杀了你；好人也不能再说，别再做坏事，不然雷会劈死你。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的二十五条热带鱼谁也不碰谁地游着，坐在它们面前瞎想，是我的快乐。有两条调皮的家伙停在我面前，一律用右面的眼睛看我，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不跟老婆睡觉。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先去查查防水的鱼字典，知道一下什么是性阴冷。”我低声对它们说。 它们对我摇摇尾巴，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在说，算了吧，这年头都是各说各的理儿，我们也不用往心里去了。然后它们又一前一后地游开了。 滴答，滴答，滴答…… 是水龙头的滴水声，我再也不能装作听不见的样子，她肯定让家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滴了起来。我不能再享受我的乱想，这一点点生活之外的生活。 滴答，滴答，滴答…… 这声音直接迈进了我的脑子。我的房间和我的脑子一起，让滴答声震得轰鸣起来。我再也听不见音乐，只觉得身体里面升起一股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 门被狠狠地推开了，就像我要冲出去那样，我老婆先冲进来了，她站在门口，大声问我：“你为什么老听这死人的音乐？！” 我和她一样愤怒，但没说什么。她说得对，这是关于死人的音乐。 “你就不能换点别的听听，弄得屋子一股死气！”她说。 我走出房间，经过她，然后把家里所有滴水的龙头都关上，最后回到我坐的地方。 “你干吗把水龙头关上？你有这份闲心还不如出去多挣点钱厂她十分蔑视地说。 我身体里面的那股疯狂的力量还在，我拼命控制它。 “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么不回家，回家不是看报就是看鱼，要不就听死人的音乐。你以为这房子里就你一个人吗？” 我老婆的这些话就像是奇异的花粉，扑进我的嗓子里，好像给我的愤怒盖了一个盖子，憋住了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让我变成一个快要爆炸的球体。只剩下呼吸困难了。 “你为什么总听这盘该死的碟，就是为了让我不高兴吗？” “你不听邓丽君的我能理解，可是人家最近都听蔡琴的，人家说蔡琴跟当年的罗大佑一样，文化人听了也不掉价儿。”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闭上眼睛感到自己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在发作。用力，用力，我在眼皮后面看见自己的手掐在老婆的脖子上。 她还在说啊，说啊…… 我在用力，用力…… 汗水先从手心渗了出来，接着浑身的紧张就慢慢松弛了。我睁开眼睛，掐在老婆脖子上的双手消失了，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也消失了。老婆还在说着，我已经变得跟鱼一样从容。 让她说吧。我想。她愿意说多久就说多久吧。我又想。 她一旦发现我无所谓了，就会更加被伤害。她会在睡觉前一直说下去，有时还会落泪。但她在说的同时也会做晚饭。我为她感到难过，却帮不了她。 晚饭好了的时候。张道福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跟他一起吃晚饭。他说他的处境糟透了。按理说我不能拒绝，可我也不忍心在这种情形下对老婆说不吃晚饭了。跟她一起吃饭是件难受的事，可我无法开口，于是我跟张道福说，我可以在晚饭后跟他出去喝酒。 我走进厨房，四下看看，然后问：“晚饭好了吗？” “你不吃一顿我省一顿。我一个人吃饭更不错。”她说。 “谁说我不吃晚饭？”我问她。 “那你就吃，吃饭的时候噎死。”她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她常常这样，我甚至担心她教的那些学生。 我知道她其实不希望我吃饭时噎死，可我听见了她说的话，胃口也没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去找张道福之前，给自己找碗面条。我还知道，在我关门的那一刻，她会流泪，可她就是这么硬着。 喝不喝先倒上 洗不洗先泡上 我第一次跟张道福出去吃饭，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上滚着闷雷，但没有下雨。他让我等他，可是下班时，他却不见了。我在所里到处找他的时候，发现只有财会室的灯还亮着。我拢了拢头发，敲门。 “请进。”是黑丽嘹亮的声音。 “是您啊，胡老师，这么晚了还没走？”我推开门，黑丽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我好像一头撞进了热情的雾里，心里觉得她不该这么快就对我这么热情，我毕竟还留着和前几天一样的发型，一个不甘心秃顶的男人。 “要下雨了。”我说。 “我早就不听天气预报了。”她一边说一边整理办公桌上的各种账簿。 “你看见张所长了吗？”我问她，心里却不希望她回答。 “肯定走不远，他就快没电了。”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挺愿意给领导下结论的啊？”可我不太喜欢给别人下结论。 “像我这样的人研究所有很多。”她说话的时候还在低头忙着，刚才的热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看她这样子，我对她的印象突然又好起来了。她既不聪明山不笨，比俗气多一点的幼稚让她还可爱。 “你好像不太喜欢研究所的人。”我考虑了一下才这么说的。 “不喜欢也得在这儿干。”她说，“研究所的人都有文凭，但没文化。比如说，进来的人从不敲门，有时候就我一个人挺安静的，总是给吓一跳。”黑丽说这话时的表情让我心动了一下。 这也许就是年轻姑娘的特质，她们能在施展魅力的时候，让男人想到信任，尽管什么都是不可靠的。 “以后，我让他们都敲门。”我说完，黑丽开心地笑了，露出白白的牙齿。 “是不是当官的感觉特别好？”黑丽问我。 我笑了，笑得有些忘形，她也笑了起来。我的感觉突然那么好，肯定有好多年了，我没在任何女性面前这样放松过。即使我现在嘴上说着蠢话，心里也不觉得羞愧，而且还快乐着。这是什么呢？ “可惜我这辈子是当不上官儿了。”黑丽说。 “别这么说。”我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她的一支钢笔从桌子上滚到了地上，落到了我的脚边…… 出于下意识，我们两个人同时弯腰去捡这支钢笔。我太急于献殷勤了，所以弯下的速度也快于黑丽，于是，我的那缕遮盖秃顶的长发在黑丽的眼皮底下滑落了。 我捡到了笔，接着极其缓慢地直起腰。先用手不慌不忙地把那缕长发撩亡去，然后把手中的钢笔放到她的办公桌上，然后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然后对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让她不舒服。 我想，机器人也不过如此吧。 “别这么说。”她好像被感动了，又好像没明白我为什么道歉。 “我听见你对邓远说过，你不喜欢留我这样发型的男人。你说，街上的那个男人把你吓坏了。” 黑丽的脸红了，她像小姑娘一样慌乱地说：“你在说什么啊？！”而且她把刚进门时称呼我的“您”换成了“你”。 “我能理解你的感觉。”我为变化高兴。 “第一次看着有点怪，第二次就见怪不怪了。”她说话时流露出的那种诚恳，一下子把我们拉近了。 门再次突然地被推开了。张道福站在门前。 “老胡，我在到处找你。”他说完看了黑丽一眼，然后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刚想提议带黑丽一起去，就听张道福对她说：“今天你就别去了，我们还得谈事。”这是父亲对女儿的口吻，我听傻了。 黑丽顺从地点点头，我更傻了。张道福的话好像是武林高手飞出的一脚，把我踹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紧接着滚过三个闷雷，仿佛在为我送行。 带着对黑丽的同情，我和张道福走进了一个叫“云天外”的酒店。点菜前又响过几个闷雷，张道福说，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下雨居然成厂悬念。天气预报总说下，可老天爷就是不下。他这么说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了许多，我喜欢那些把毫不相干的事情往一块儿瞎扯的人。 “我们少点菜，主要是让你尝尝这儿的饭后甜食。”他一边看菜谱一边说。 “少来甜的，我胃不好。”我的胃真不好，可他笑了。 “我吃甜的不舒服。”我的补充说明让他大笑起来，这时我也就明白了他所谓的饭后甜食是什么。 “你不是玩幽默吧？”他对我说。 “距离产生误会。”我说，“我当副县长的那个地方对这道菜有另外的叫法儿。” “喝不喝先倒上，洗不洗先泡上。”张道福说，“本质是一样的。”他说完又大笑起来，好像他已经习惯因为自己而大笑。 我发现他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爱笑的一个。他要去的那个新单位的旧领导，去加拿大定居，我猜测这是他心情好的原因。可他说他早就发现自己比从前爱笑，尽管现在并不比从前更开心，也没有从前那么多开心的事，但总是想笑。管他呢，笑比哭好。 我记得，笑比哭好是过去一部老电影的名字。 “人家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张道福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对等在一旁的女服务员说了四个数字，二、三、六、七，服务员点点头离开了。然后他又接着说，“我现在总是笑，你说，是不是上帝就该思考了。” 他说完我们都笑了。 “上帝肯定开始琢磨了，哎，这人都怎么了，怎么笑起来没完了，他们变聪明了吗？”张道福说，“上帝拿人没办法了，人都成精了。” 张道福点的数字菜一起端了上来，原来是大虾海参什么的，我们就不再谈上帝，大吃了起来。这是我不当副县长之后第一次吃类似的贵菜。 “味道不错吧。”张道福看着我说，“这就是我对权力的全部理解。” 我减慢了吃的速度，他的话题太认真了，如果我听他说这些话还继续大吃，就显得不礼貌了。 “我年轻时做梦都想有权，我那时候对权力的理解是你轻柔地发出一个指令，所有人立刻行动，而且诚惶诚恐，唯恐出点差错。”他说着把一块又肥又大的海参小心地夹进嘴里，“现在的情况是，我轻柔凶狠或者诚惶诚恐地发出指令，而且还对他们说是上面的指令，也没人睬我，他们傲慢得让我吃惊。我不止一千次一万次想过，他们这些白丁凭什么这么傲慢？就凭他们不是所长？” “在我当副县长的那地方不一样。”我想安慰张道福。他的眼睛果然一亮，急急忙忙地问我：“怎么不一样？” 我讲了一件我经历过的事，不是很情愿，但我吃了人家的海参和大虾。 那是我刚到县里，县委的几个人和我一起吃晚饭，其中的一道菜是烤好的一只整鸡。服务员用盘子托了上来。一个办公室主任在大家开始吃之前，把鸡头和鸡屁股拧下扔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也觉得挺浪费的，就说其实鸡头是可以吃的。但是，鸡头已经被扔掉了。谁也没说什么，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我并不爱吃鸡头。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一个老农民拎着大土篮子来找我。 “听说胡副县长爱吃鸡头，人家让我送过来的。”老农民对我说。 他把土篮子亡的布掀起来，是一百多只血淋淋的鸡头。 张道福呆呆地看着我，仿佛变成一张戳在我对面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就能把人讲呆，我知道的另外的事比这些震撼多了，我还要往下讲吗？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张道福突然爆发出一阵比雷声清脆得多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也是说县长的。谁说县长都是流氓？县长都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你听过这个笑话吗……”张道福问我。 我对县长的笑话当然感兴趣，但预感告诉我，他要讲的这个，我肯定听说过。 “讲吧，估计我没听说过。”我这么说话，还是那海参和大虾起的作用。吃人家的嘴短，我什么时候都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 “有一个县长，去找小姐，又喝多了。回家时打不开门，就按铃。他老婆出来给他开门，他进去，回手就把门带上，把老婆锁到了外面。他躺到床上，听见有人使劲敲门，就对门口大喊，敲什么敲，钱不是给你了嘛，还追到家里来了！” 这个夜晚并没有在一堆笑话中结束，也跟县长没多大关系。雨还是迟迟没下，雷声慢慢也消失了，它们一定觉得这雨过分矜持，所以就不为它们打雷了。 我们没有等来雨。但是等来了饭后甜食一一大燕二燕，她们一进来就用各种甜蜜的骂人话爱抚张道福：“哎呀，你好狠心啊，上次对你多好啊，居然这么久不来，真是让人想死不偿命啊。”话是她们两个人一起说出来的，仿佛是共同的心声。 “慢点慢点，今天有贵客。”张道福摆手让两位小姐坐下，然后指着我说，“这是新所长胡先生。” “胡先生，以后多关照了，张所长知道我们的服务，都是国际水准的。”大燕说。 “价格是国内的。”二燕补充着。 她们就这样分别坐到了我们的大腿上，还没等我表示反对，坐在我腿上的大燕说：“老二，你看胡所长的发型多聪明。”说着，她轻轻抚摸了我的头顶，我激灵了一下。正在跟张道福接吻的二燕百忙中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恨不得立刻掐死我腿上的大燕，但她根本不给我时间，接着又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那帮大傻帽儿，几千几千地花钱，不是吃生发灵就是抹生发膏，还有的去种头发。这帮傻×还以为头发是庄稼呢，一种就长。你看胡所长多聪明，用自己的头发这么一遮，秃顶不秃了，而且用的是自己的头发，羊毛出在羊身上，既自然又省钱。” “就是，省下的钱找小姐多划算，摸得着还看得见。” 一声清脆的雷声响过来，吓得大燕二燕叫了起来。终于下雨了，我心里一阵清爽。我婉转地把大燕从我的腿上挪下去，尽管她发表的关于我发型的观点很新颖，也没让我真的动气，我还是决定离开，心情突然就变化了。 大燕拉着我不让走。大燕说还没开始怎么能走呢。 “我老婆很厉害，跟张所长没法比，我在家里做不了主。”我还是要走。 大燕又说：“胡所长，您这可是太扫兴了。” 二燕说：“就是，胡所长你得消费啊，不然怎么拉动内需呢？！” 一打听。原来是个精神病 偶然是命运中最起作用的一个因素，那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你的生活，不是吗？你天天上班只意味着退休，你天天吃饭只意味着延续生活，你天天跟老婆睡在一张床上，只意味着你们彼此越来越没兴趣，这些都是常数，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不起作用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早上因为解大手不顺利，晚出门五分钟，碰上了一个女人，你们互相看了一眼，于是，她问你，有一个叫王老五的人是不是住在这个楼上，一年后她没找到什么王老五，却成了你的第二个太太……你能说这样的故事都是瞎编的吗？有多少人亲眼看见自己的朋友成了这种故事的主角。 我信这样的故事，所以害怕偶然。 又是一连几天闷热。早上的天气预报说傍晚有雨，晚上的天气预报对傍晚没下的雨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说第二天有雨。这几天我上班都带着雨伞，于是，下不下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银灰色的天空看上去雾沉沉的，好像正谋划着把人类闷死。好几天都没照耀一下的太阳仿佛正在逃避这场阴谋，希望事发后自己能拿出不在现场的证明。 我走进研究所的大门，看见张道福刚刚走进他办公室的门，就加快了脚步，我想和他单独谈谈。这时从我身后传出一个女声：“你好像是研究所里不多见的聪明人。”女声说。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回身看见一个女人坦然地站在大厅的角落里，脸上的笑容既像微笑又像嘲笑。 “为什么？”其实我想问她是谁，却顺着她的话题走了下去。这可能是我犯的一个错误。 她梳着过肩长的马尾辫，脸上的皱纹很清晰，平常的五官，但这一切都让这个表面很衰老的女人看上去有年轻人的气质。我估计她有四十多岁，如果说邓远属于枯瘦，那么加给她的形容词就该是精瘦。任何看见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 “因为你现在还带伞。”她说，“天天说有雨，天天不下，连天气预报都不那么肯定了，它已经改口说傍晚可能有雨。” “是么？我没注意。你找人吗？”我发现她身边立着一张折叠床，还有一捆没打开的被褥，还有暖瓶、电炉、一口不锈钢的高压锅和一个红色的脸盆。我已经明白了这个女人的目的，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不良预感。 她又那样笑笑，可能是嘲笑可能是微笑。 “看情况了。”她看着我的眼睛说，眼神里既没有暗示也没有挑逗，却让我不安。她的年纪应该比我老婆小一些，皱纹却比我老婆多很多。但如果不从皱纹去判断，我老婆看上去就像她的姥姥。 “今天大家都不来，找人不方便的。”我说。我不反感这个女人，所以说话就友好。 “那些今天不来的人我都不找，天天来的人我也不全找，我只找其中那部分有权的。”她说着打量我一眼，然后接着说，“你看上去不像是没权的，但也不像是有实权的。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新来的。” “你除了聪明还挺狡猾。不过没关系，我只要看你进哪个门，就能知道你是千吗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有点发坏。 在她的目送下，我拎着雨伞走进了厕所。 她叫刘托云。名字是她父亲给她起的，有把她托付给云的含义，父亲希望女儿活得飘然，哪怕因此多些坎坷少些实惠也不是坏事。 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事，不过，先说出来也没什么妨碍。 她的父亲是我们省最有名的话剧演员之一，他演了三十几部话剧，其中十几个角色是正面的领导形象，而且通常是省级的大领导，这样，他就认识了许多真的省级大领导。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他每次都真去找那些大领导，所以没有一届剧院的领导喜欢他。即使他不去告状，也怕他去告状。 有一天他和剧院的领导闹翻了，大吼一声，我操你家户口本！从那以后再也不演戏了。人们模仿他的声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最后的台问，用它去骂那些让他们生气愤怒的人。 那一年他六十二岁，大家叫他话剧表演艺术家或者疯子。两年后他去世了。刘托云说她的父亲的确疯了，已经分不清台上台下了。 刘托云是研究所的在册职工，至于好几年没上班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她住到所里来的目的是要房子，她说，四年前所里已经同意给她的房子，她现在想要。 我向张道福的前任打听过这件事，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所长确认有这事。他说，分房方案通过以后，就看不见刘托云的影儿了。打电话去她家都找不到她，后来房子就给别人了。 那以后，她还来过几次所里，我们跟她提房子的事，她也不说什么，就冷笑。 “她跟她爸一样，疯了。”退休的老所长最后说。 张道福显然比我更先知道了刘托云的“进驻”，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痛苦地对我说：“我真的很抱歉，帮不了你什么忙，我可能还得提前几天去上任。” “没问题，抱什么歉！” “我看你是想得太乐观了。分房能把研究所变成炼狱。” “没那么严重吧？” “没那么严重？！你了解门口那位吗？” “你了解？” “你还是自己慢慢了解吧。”张道福不肯多说，其实我也不想通过他多知道什么。我希望自己去了解刘托云。 我劝刘托云采取正常手段要房子。她说，在研究所，正常手段就是没手段。听她这么说，我就笑了。她问我笑什么，我坦率地告诉她，我想起了她爸爸的那句著名台词。 “操你家户口本？”刘托云问我，我想，她真的疯了。 我没说话，但是，刘托云说：“现在人们都不这么说了。” “他们怎么说？” “狗日的，杀了他。”她说得轻松还有点愉快。 樱桃树吃不到樱桃 那是我第一次主持所里的大会，主题是分房。分房是当官儿的既爱又恨的事，这是过去县上的一个人跟我说的。别人说他是在分房中洗过桑拿的人，意思就是享受了，也出过汗。 他说，爱的是，你能捞到点什么，管它是什么。跟谁睡一觉，柜子里多出几条好烟，都是可能的。恨的是，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碰上一两个疯子，哪怕你就拿了他一条烟，他也能让你一看见他就跟洗桑拿似的，烦死，越烦越出汗，越出汗越烦。 于是，我决定在夏天来之前把房分下去。 可是，我没什么新主意，说实话，也不想有什么新主意，就把张道福在时讨论过的分房名单在全所大会上公布了。 我念过名单之后的几分钟里，会议室一片安静，没人出声儿，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分房名单满意得不得了。我看看坐在门口的于奎和离他不远的刘托云，他们都在微笑地看着我。 分房名单上没有他们。 我一时晕了，心想，要是这样，我很快就可以把手里的七间大小不等的房分下去，轻松地迈进夏天，就像我们迈进二十一世纪那么轻松，多好啊！不过，我毕竟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呆了多年，已经不会因为任何事高兴得跳起来。 “分房小组的人留下来。”开完会我说。 分房小组成员有男人一、二、三，还有我开头介绍过的吴女士和鲁先生。无论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毛病，共同的优点是不要房。 和分房小组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于奎和刘托云。 于奎是必须先说话的那种人，所以，还没等我说话，他就站起来对大家点点头，拉开了大说一番的架势。我本想制止他，转念一想，听他说说也许没坏处。这时我看见，刘托云悄悄地离开了，她狭窄的背影所透出的果断，把我的思绪拖住了几秒钟。 于奎清了清嗓子，显然他是在等我。我看看他，他就开始了。 “分房名单上没有我，这也在我意料之中。我想，新领导还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我先介绍介绍。”大家都没说话，拿不准他要介绍谁的情况，他的，还是所有的？ “我呢，现在住着两间房，按我的级别还欠缺几米。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这几米房我是不会要的。我的特殊情况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老于，你这是不是有点不妥了？”男人一打断了于奎的介绍，“我们是要讨论所里整个分房方案，不是光讨论你一个人的。” “有什么不妥，全部方案还不是由每一个具体的方案组成的！”于奎说得很有逻辑，然后又看看我。我看看男人一，对他点点头。 于奎又开始说了。 “我这特殊情况就是家里有两位老人，两个老太太，我老伴的妈和我自己的妈，一个七十七，一个八十二。她们两个的关系就跟当年美国跟越南似的，所谓的和平就是互相瞪眼睛怄气，不然就是没完没了地打。” “真动手打？”吴女士认真地问了一句。 “不真动手也够呛，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于奎做解释的时候很不高兴地白了吴女士一眼，看上去，他怀疑吴女士是那种看热闹不怕热闹大的小人。 “我还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老太太。”吴女士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哎，对，”于奎接着说，“所有的事都能成为她们打架的理由。我妈说晚上早点关灯睡觉。她妈说，你想让我摸黑走路摔死？她妈说，今天想吃饺子。我妈说，昨天都说好了，今天吃米饭，明天吃饺子就等不了？她妈说，啊，你这是咒我明天就死。我妈说，你要是明天死，那我们今天就吃饺子吧……” “她们真的是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了，还是你为了要房在这儿夸张？” “我夸张？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我夸什么张啊？！她们这是站在坟墓前吵架，别说人的感情，就是阶级感情也没有了。 “她们过去都是穷人，属于一个阶级的，她们什么感情都没有了。除了打架……” “给她们买个电视看看。”鲁先生插话。 “买电视干啥，家里有电视。她们不看电视还好点儿，一开电视就更恐怖了。要是我妈开电视看电视剧，她妈就说换台，换台看nba或者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我什么招儿都试过了，不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一个电视剧，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能让她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哪怕是看五分钟。我是再也受不了了。” “有个办法准行，”男人二插话，“让你老婆跟她妈睡一个屋，你跟你妈睡一个屋，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 “不行，”于奎说，“你以为我没试过吗，结果是她们两个不吵架了，我老婆跟我吵个没完。我老婆的话比老太太的更厉害，害得我直犯心脏病。说我没能耐，没用，失去做丈夫的意义了，我真是难死了。”于奎说到这里动容了，两滴老泪流了下来。 “老于，你这不是给我们分房委员会施加不正常的压力嘛，你别这样啊。”男人三说。 “我没办法了。”于奎对任何讽刺都敏感不起来了，他说，“这样吧，所里给我解决一个小间，或者插间也行，我把一个老太太挪出去。一旦两个老人中的一个没了，我就把房退给所里，你们看我老于不是胡搅的人吧？” 大家都不说话。于奎急了：“你们真不相信我？是不是看我跟张道福吵架，就以为我是那样的人？这人也有许多方面对不对，跟张道福那样的人你根本没别的办法可想。你们看，我为什么不跟新所长那样啊？” 大家还是不说话，于奎更急了，转身对男人三说起来，好像他是新任的所长：“替我设身处地地想想吧，两个老太太，她们都快把我逼疯了。” “行了，老于，大家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你吗，你恨不得再有三个老岳母。” “你怎么知道我恨不得再有三个岳母呢？” “从你脸上看出来了。”男人三说。 “我心里都没这么想，你咋看出来的呢？”于奎差不多喊起来了。 “那你心里咋想的？”吴女士认真地问。 “我要是有三个老岳母，就不用要房了，我就给她们腾房了。”于奎的脖筋都鼓起来了。 “那你上哪儿住啊？”吴女士再次认真地问。 “我早就被她们气死了。”于奎说。 于奎的演说淋漓透彻，谁还能把话说到这份上，别人即使插上嘴，说出来的也是废话。他走了之后，分房小组的人好一番慨叹，我突然就没有再说什么的兴致。他们觉得于奎不容易，我也有同感，可是谁都没深想，到底是什么不容易？ 我像老师布置作业那样，让分房小组的人回去考虑考虑，过两天我们再议。我这么一说，他们也没情绪再谈下去，于是陆续离开了。我回到办公室还没到一分钟，吴女士进来了，没敲门，就像黑丽抱怨的那样。 “所长，我得跟你谈点事儿。”她说。我好像说过一次了，虽然四十多岁了，她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不是分房的事儿。”我请她坐下。 “我才不要房子呢。”她说到房子时的表情在中国很少能见到，很不屑的，跟一提分房眼睛就大的国人绝对不同。可惜我没去过国外，只听说他们从不分房。 “有那么多房子纯粹是累赘。”她又说，我又吃惊。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是市房产局的副局长。我是艺术研究所的所长，按照这逻辑，我老婆很快就会拿艺术不当回事儿的。一这么想，我差一点笑出来。 她递给我一张折叠过的小纸条。我不解地看着她，她说：“你先读读。” 条子如下：“她出差了，你来吗？来吧，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我们都不再年轻了，尽管你看上去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为感情而在的好时光不多了。来吧，什么都别想。我已经换上了干净的床单，一切都在等着你，我还有我的一切。在所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会给你做我的拿手好菜一一松鼠鱼。来吧，来吧，来吧。” “谁写的？”我拿着这纸条，小声问。不管是谁写的，我都有点被打动了。“为感情而在的好时光不多了”，估计写这句话的人跟我的年纪相仿佛，只有我们这年纪的男人才会这么珍惜这最后的时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大价钱。 “老鲁。”吴女士说。 “可是上面没有署名。”我又看看条子。 “还用署名吗？是他亲手交给我的。”吴女士有点急了。 “好，你别急，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他还会做鱼。”我说。 吴女士坐在我对面，盯着我看，好像应该由我来决定她去不去吃鱼。 “我不喜欢吃鱼，因为我养鱼。”我对她说。 “你想怎么处理？”她不听我的东拉西扯。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我把纸条交给你了，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你把纸条拿回去，或者你把纸条放我这儿。” “这叫什么啊？”她对我的提议十分不满。 我一时没话可说。 “别人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以为我暗示过老鲁什么，不然他怎么会给我写这样的纸条？天地良心，我除了骂他损他，从没给过他任何暗示。”她激动地说，“别人会误解的。” “我不会。”我说。 “别人会以为我跟他有过什么呢，你看他写得多模糊，什么‘十年前’、‘一模一样’之类的话。”她越说越不能自控。 “不会的。”我的声音更低了。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她说得有道理，看见条子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他们十年前有过什么，现在是旧梦重温。 “十年前我还不认识他呢！”吴女士好像看见了我的心理活动，一边说，一边敲了敲我的办公桌。“这叫什么啊？”她重复了一句，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她的口头禅。 “要不你把条子还给他？”我建议说。 “怎么还？”她气愤地问我。 我笑笑。 “在大会上朗读之后还？”看得出来，她真的生气了。 “你看着办吧。”我说。 “所长，你这是怎么说话啊？”她说着站了起来，“我把条子交给你了，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这时，我也认真了。我是得给她一个说法，因为我是她的领导，可是我真的没什么说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于是，我老实地告诉她，如果她能帮我出个主意或者想出个办法，我会替她办的。 “我要是有主意就不找你了。”她一把从我手里抢过纸条，走了。临出门时说：“你怎么能这样当领导呢？！” 她走了以后，我给自己沏了杯茶，安慰自己：她是来找主意的，不是来找领导的，而领导未必都是有主意的人。 喝完了这杯茶，我又对吴女士泛滥起同情，我想，她是害怕那干净的床单还有松鼠鱼，因为她被它们所诱惑。 一场不幸的性事 听说，好多男人在情人刚刚开始变化的时候就能发现，敏感一点的男人甚至能在情人想变还没变的阶段洞悉一切。我没有情人，和另外那些男人一样，如果不是老婆变化太厉害了，恐怕一辈子也发现不了。 那天晚上，所里没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没有和公事有关的饭局，我收拾一下办公桌，就准备回家了。回家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美好的含义，家，是我的鱼，是放在鱼缸旁边的报纸，还有那把坐上去就嘎嘎响的老藤椅，还有我老婆对我说话时的恶声恶气…… 在当副县长那两年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回自己的住处。 渐渐地我明白了：回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含义是离开办公室，离开他们，无论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领导，一个人呆着。 所里的司机好心地问我，要不要他带我出去放松放松。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等等等等。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心里想，那得多傻的傻干部，才会和司机一起去放松！他接着要送我回家，我没有反对。坐在车里，我看着司机的后脑壳，心里想，就是我出去放松，也不会和你一起去。司机的后脑壳看上去比司机憨厚，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又嘲笑自己，到底谁傻，我还是那些和司机一起放松的干部？ 晚饭后，我老婆没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里看那些或者唠唠叨叨或者哭哭啼啼的电视剧，客厅不正常地黑着，卧室却过早地亮起来，而且卧室的门虚掩着。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感到了这变化，但没有多想。这之前，我恍惚记得，她好像买过新衣服，还换了新发型，但都没引起我更多的注意。老实说，最近我的心情不坏，一方面是我越来越喜欢上班，另一方面是，她说话不再那么恶狠狠的。 我坐到藤椅上，跟我的鱼打个招呼，它们前后左右有序地游着，就像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们，已经决定了不闻窗外之事，所不同的是，我的鱼躲不进象牙塔，但对我给它们提供的鱼缸也相当满意。 有时，在我看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也在看我，带着不同的表情，嘲笑的，关切的……今天它们个个看上去都是无所谓的。即使我现在一头倒地，它们也不会惊慌，好像从它们出生那会儿就知道，在我这儿它们能得宠，在别人那儿也能。 我把报纸放到腿上，以防我老婆突然进来，发现我在出神儿。如果她发现我出神儿，就会厉声问我，在想什么。我从没告诉过她我在想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她问我。有一次我回答说：“我想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她听了，摔门走了。临出门，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话。后来又有一次，她想跟我谈谈，事先为了让我重视，也为了强调她的痛苦心境，她又对我说了一遍这句话。她说，如果你对我不那么冷漠，我是不会那么说话的。 当我们终于谈起来的时候，她还保留着一股恶毒的情绪，她竟然小声说，希望我出一起致残的车祸。 她接着又解释说，那样她就会一辈子伺候我，绝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无情地离开我。 据我所知，有和我老婆一样爱情观的女人非常多。 当然，听了她这样的坦白之后，我就不跟她谈了，心里堵得慌。现在看来，坦白从严是有道理的，恶行在坦白之后只是更加昭彰。 引起别人注意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咳嗽，咳得别有用心和连续不断地咳都行。我老婆在卧室传来的咳嗽属于后一种。它不仅引起了我的注意，也牵动了我的心。那咳声让我担心她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气管儿。我连忙冲到卧室，也许是我在报纸上读过太多的这类抢救事件，我甚至想马上拨120.她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她脸色平常，刚才剧烈的咳嗽居然没在她脸上留下半点红色。她说是喝水呛了，可没人能像她这样安然地刹住由于喝水呛而引起的咳嗽。如果她不解释一下我都怀疑我刚才是幻听。我很难过，因为她的微笑让我浑身发冷，这笑容经常被那些比较傻的姑娘挤在脸上，现在出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微笑的妇女脸上（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微笑），我既不感到亲切也不感到温暖，也属人之常情吧。 “你干吗呢？”她问我。 我抖抖随手带着的报纸，没有回答。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半躺在床上织毛衣，而是坐在一把新藤椅里。我敢保证昨天我来卧室睡觉的时候还没这把椅子呢！藤椅旁边还有一盏乳白色灯伞的落地灯，在那柔和的灯光下最不能让我相信的是她居然在看二十元一本的《时尚》杂志。尽管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我不能说我亲眼看见的这一切不是真的。 “你想现在就睡觉吗？”她又问我。 我含混地摇摇头。 “今晚我想晚点睡，你要是觉得灯光打扰你，你就在你那屋的沙发上睡吧。”她说着又用手做作地推了一下头发。这时，我看见她脑袋上挂满了个头很大的卷发用的那东西，蓬蓬松松的，看上去像是一个顶着无数个弹簧的大沙发。 如果我稍微善良一点儿，我就会对她新添置的东西和她的新发型说上哪怕一句话。可我转身就走了，心里希望，不是每天晚上都上演这样的恐怖剧。 我老婆不觉得在我面前如此忸怩，是什么残酷的事。许多残酷的事情都没受阻挠就发生了，可能就是因为，看的人觉得残酷，做的人不觉得残酷。 我也不觉得自己对她的态度有什么残酷，我受不了她这个样子，尽管对她的老样子我也不满意。坦白地说，跟她的老样子我还能过下去。 我回到书房看了一会儿书，就坐在藤椅里睡着了。等我醒来回到卧室时，借着墙角的地灯，我看见她背对我躺着。我脱衣躺下，不想再看书，觉得马上就能人睡。这时，她的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身上。我转过身，她仰面躺着，闭着眼睛，还顶着那一脑袋大弹簧。我没说什么，继续看着她。她朝我侧过身来，看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抱住她，心情复杂得不得了。我脱下她的睡衣，她也抱住了我。 我激动起来，我们毕竟好长时间没有过这事，但这激动不是别样的，不是所谓的久别胜新婚的激动。当然，我不会在这会儿多想的。我进去，发现她闭上了眼睛。我控制着自己，尽量不马上就出来。她突然发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先是被这突然吓了一跳，她做这事，从来都是没声的。接着就觉得这声音不对劲，好像什么把她弄疼了，又好像不是；好像奄奄一息了，又好像不是。 “我弄疼你了？”我必须得问她了。 她闭着眼睛，晃晃头，但声音没有停止。我试试不去听，就像我试试不去看她头上的“弹簧”一样。可惜我失败了。我和一切属于我的都撑不住了，我无言地从她身上滑下来，她也停止了那恐怖的声音，但是晚了点儿。 “你怎么了？”她有权这么问我，我们虽然少有性生活，但每次还是能够进行到底的。她说着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 我没说话，无话可说。 “你有别的女人了？”她又问我。 在她这么问我之前，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她这么问我，我就一脚把她踢到床下去。现在，她像我预想的那样，公然地问了，我却没有了踢她的愿望。 “少说废话。”我说完朝看不见她的方向侧身，准备睡觉。 左眼写着分。右眼写着房 在来研究所之前，我所做的接任的准备都是和文化艺术有关的。虽然庸俗文化泛滥，所谓的艺术也处在低迷状态，我还是想做点什么，不是为了政绩，真的不是。关于艺术，我一直有些想法，可能我想当一把内行的艺术领导人。 但是，自从我接任以后，还没摸到艺术的边儿，就扎进了分房。分房，分房，除了分房还是分房，分房已经以它独特的方式走进了每个人的心中，走进了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缕空气。有时，我看见人们的左眼写着“分”字，右眼写着“房”字。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房子，感谢老天爷，房子是不能吞下去的，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把它嚼烂而且消化了。那些不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要房的人，看他们如何?脸，同时又是那么理解他们，好像轮到他们，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公布分房名单后，有一天傍晚，刘托云走进我的办公室，看见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顺手就把门上的暗锁锁上了。她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她笑笑，提醒她这很不正常，她对我笑笑，告诉我：“不会太久。”说完朝我走过来。我紧张了一下，看见她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又放松了，然后又为自己刚才表现的幼稚懊恼。 “喝茶吗？”她问得很亲切。 我以为她要喝茶，就起身给她倒茶。她摆摆手，示意我坐下。 “我不想喝茶，就是问问你喝不喝茶。”她解释说。 “啊。”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也表示我喝茶。 “咖啡呢？”她又问。 “爱喝，就是喝完了睡不着觉。” “是这样。”她意味深长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我感兴趣地问。 “你将跟女人发生麻烦。”她拿出女巫一样的口气。 “是嘛！”我强调的口气，好像在说，太好了，我很愿意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国外最可靠的心理测试，茶代表你的婚姻生活，咖啡代表情人。你对咖啡的态度就是你对待情人的态度。一测一个准儿。” “有意思。”我真的开始感兴趣。 “知道这方法是谁引进的？”她又问我。 我摇摇头。 “贾平凹，认识吗？” “听说过，是不是专门写狼的那个作家？” “也写过人。” “写人的那些我都没看过。” “不看也罢，他写人或者写猪什么的，都写得太黄。只有写狼他才能写得崇高一点，就像那个布老虎编辑部倡导的那样，崇高崇高，再崇高一点。” 听她这样议论文学，我笑了。同时也在心里承认，这是一个懂文学的女人。 “你用这个方法测试了多少人？”我问她。 “多了。”她说。 “结果呢？” “千奇百怪。”她说，“有人说，爱喝咖啡，但是咖啡太贵买不起；这种人收入有限，明白吗？有人说，白天喝茶晚上喝咖啡；这种是怕老婆的，晚上喝咖啡，表示情人都是暗的。有人说，喝茶，偶尔喝咖啡；这种人的婚姻跟鸡肋差不多，离不值得，不离又觉得缺点什么，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有人说，有啥喝啥，这种人一般是青春期的时候苦得狠了点儿，生活好转了还是矜持不起来，饥不择食渐渐地变成了天性。” “那你呢？”我问。 “都喝，但不跟你们玩儿。”她超然地说，好像自己是仙女一个。 “自己玩儿有意思吗？” “至少可以保持水平。”她说。 我怀疑那些说她有精神病的人都是别有用心，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我提醒你提防女人。”她指指我，好像我的命运正好写在我背后的墙上。 “那我就从你做起了。”我开玩笑说。 “应该，”她说，“虽然我像男人一样精瘦，但是，这年头骨感的女人又有市场了。” “可还是没房分给你。”我说。 她停了停，想了想，然后说：“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你比那些嘴上说考虑考虑，心里已经决定不给的领导好一些。” “张道福是什么样的领导？”我无心地问了一句，没想到刘托云慌乱了一下。在她接下来看我的眼神里，我相信她和张道福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但是她却对我说了另外一句话：“房子我肯定要。”她说完走了出去，在开暗锁时，她费了一点劲，弄出了很大的响动。当她又把我的门关好时，我想，要是我手里多有几套房，我愿意给这个女人一套，因为什么我还说不清楚。 一声无边无际的叹息 每到星期三，研究所全体聚会的这天，只要抬头看看，就能发现空气在颤抖。研究所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心里都装着事。经常有人把我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小缝，发现里面已经坐着一个嘴角都是白沫的说者，只得小心地再把门关上。谁都想跟我单独谈谈，渐渐地我开始烦。 有人敲门，让我好奇地朝门口看了看。我想黑丽的看法是对的，研究所的人不喜欢敲门，当然也不是粗暴地一下子把门撞开。他们小心地抬着门（我猜测是轻抬着门，不然怎么会不发出声音），把门开一条小缝儿，稍稍探一点头进来，发现没有另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就一闪身进来，迅速回身关上门。 现在，这个敲门的人，很可能不属于研究所，也许还跟艺术没关系。 “进来。”我声音嘹亮地邀请这个人。 进来的是我过去认识的老冷，老编辑，一个跟研究所毫无关系的人，但却是一直鼓励我写这篇小说的人。 “哎，你怎么这么闲？”我忙忙叨叨地请他落座，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询问，稍稍过分的热情，就像业余作者面对专业编辑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真不是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是喜欢和他们保持交往，得到他们的指点，尽管背后偶尔也觉得他们并不聪明。 “别忙了，我去文化厅办事，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 文化厅离我们这里有一公里的路程，他说顺便，还是让我心里挺热的。 “你最近忙什么？”他喝上第一口茶之后问我。 “嗨，瞎忙。” “你说要写的那个小说怎么样了？”他鼓励我写这个小说至少有一年半载了。 “不好意思，刚过来，就忙着分房。我倒是一直在想这事，就是没大块时间动笔。” “你写官僚题材的，再加上分房，更好了，一点不矛盾啊。” “是啊。”我敷衍着，虽然听他说很容易，心里明白，做起来会很难，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刘震云写的那个鸡毛，你瞧，在全国红成什么样啊？”他又喝茶，“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想法，不比他的鸡毛差。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哪能跟人家比，我这个能发表就不错了。” “发表的事，你根本不用操心，有我呢。我担心的是，你不能升华上去。”说着，他吱喽吱喽连喝了几口茶，我怀疑他是口渴了才到我这儿来的。“你知道，能让小说升华上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写梦。前一段，我听一个作家说，哪个作家我给忘了，他说，梦对他的创作太重要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记梦。” “是啊，做梦很奇怪的，有时候从梦里醒了，以为能记住刚做的梦，可起床后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最近做什么梦了？” “我……” “说说，我可以帮你把它跟小说串起来。”他喝茶。 他的真诚打动了我，我也想起了最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说说这个梦，就把这个梦压在心底了。可我知道，我是忘不了这个梦的，就像现在常常被提起的那个词，预感，我总觉得，这个梦想暗示我点什么。 “这个梦是我前一段时间做的。”我这么说好像在问，过期的梦他是不是也要听。 “说说。” “我梦见我老婆抓我的这缕头发。”说着，我对他低一下头，让他看清楚我的发型。 他点点头，小声说了一句：“我知道，就是那种‘秃顶遮’。” 我差点儿笑出来。“秃顶遮”，这是一个杀了我我也想不出来的词儿。 “接着说。”他催我。 “我警告她，不许抓我的头发。她全然不听，还试图打我。我又警告她说，打我可以，不许抓我的头发，尤其是那缕头发。她还是不听，我开始打她。我还非常狂暴地踢她，她就是不放手。她越是不放手我越是狂暴狂暴狂暴…… “最后她被送医院去了，我记不清是谁把她送到医院去的。一个男医生告诉我，她的肾被踢坏了，不能排尿。那是一个空空的病房，非常大，只放了一张床。出去进来的只有一个男医生，我也没见过别的病人。我站在她的病床边，她依然仰面躺着。我有些居高临下有些傲慢地对闭着眼睛的老婆说：”‘如果你不抓我的头发，我是不会这样对你的。我从不首先这样做。可你抓我的头发，我警告过你也没用，我这才动手……’“可能是因为她一直都闭着眼睛，我才把这话反复说了几遍。我心里觉得说得太多了，但是停不下来，就是不停地对她重复这句话。 “过一会儿，那个出去了又进来的男医生走到我跟前，笑眯眯地看着，突然一拳打在我的脸上。我用手去摸脸，满手都是血。 “我从没见过自己出这么多的血，给吓醒了。” 听了我的梦，编辑老冷什么也没说，他那样地看着我，好像我真的那样打了我的老婆。他走了以后，我有种说漏嘴那样的悔恨，但一想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把这个梦捡回来，塞进我的心里，多少也就坦然些。我想起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十岁了，又有一天，她妈妈告诉我另一个故事。 英语老师讲解“秘密”这个词儿。她说，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小姑娘举手说，老师，我没有。 我得控制自己在这里不用感叹句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真的很羡慕这个小姑娘。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管我多大，十个月，十岁，还是一百岁，我都不会成为小姑娘这样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秘密装在心里，但我永远也不能举手声明，我没有秘密。熟人或者陌生人，谁看我都会觉得我一肚子秘密，即使事实完全相反。世界上有很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你不爱主动说话，别人就会认为你有秘密。 由此，我想到了命运。 我永远也成不了小姑娘那样的人，命运。 即使我发表很多作品，也只能是一个偶尔在杂志上露面的小作者，命运。 那个冲进办公室开枪打死同事，然后开枪自杀的美国疯子，命运？ 士兵踩上地雷，命运？ 男人找小姐，命运？ 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太不唯物了，太不像话了。我是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命运，想到这儿，我开始瞧不起自己，我要么太傻，要么太软弱。我必须马上切断这样的思路，命令自己立即离开办公室。 临锁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平静下来。我知道，我对命运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每次遇到麻烦，我这么想，都能让我安静。 下班半小时后还亮灯的办公室是多年机关生活中最吸引我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刻。门虚掩着的时候，我撞见过一个很丑的女会计独自对着镜子发出差不多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笑容，以至于让我在瞬间里忘了她的长相。 一个行业报纸的副主编在女编辑伸手从高处取东西的时候，把手放到了她的屁股上，这是他亲口向我描述的。同样是发生在下班以后。他说，他等待着她抽自己一个耳光，没有继续行动。可是没有耳光扇过来。他说，原来你是同意的，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时，女编辑把耳光抽到了他的脸上。此后，他总是对女人下这样的结论：全是他妈的疯子。 还有那些有实权的领导，也爱在这段时间里暗示他已经观察多时的部下，他将提升他…… 我在走廊里看见黑丽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于是敲门。得到里面的允许后，我走进去，发现黑丽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怒目而视，我想立刻退出来。 “嗨，所长，你别走。”黑丽气呼呼地对我说。 黑丽给我们做了介绍，她说我是她的所长，他是她的男朋友。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美中不足的是小伙子的眼神不太柔和，有点发直。我想起张道福对黑丽男朋友的评价，他说，黑丽这姑娘不错，就是找的男朋友都有问题。于是，我就多跟他聊了几句。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地铁司机。”他说。 “开地铁挺轻松的，没什么行人需要注意。” “是。” “是不是有时候都能闭着眼睛开？” “我都是睁着眼睛开。”他认真地说。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不用想着往哪儿开吧？反正往前开就是了。” “怎么不用想，我都是想着的。” “想着往哪儿开？”我好奇了。 “往下一站。” “对啊，肯定是往下一站开，不过前面总是黑乎乎的一片，怎么想都无所谓吧？” “打开灯就不黑了。”他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 “什么想法，你是说打灯7” “不是，我是说，你总想着往下一站开，这个想法很好。” “这不是我的想法，是规定。所有的地铁都得往下一站开。” “没错，我太……”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黑丽突然对小伙子大喊一声：“你走吧。” “你不走了？”小伙子聪明地问。 “你没看见所长找我有事吗？”黑丽转身背着小伙子给我递了一个求救的眼神儿。 我狡猾地对他们说：“工作明天再说，你们先谈。” 黑丽说还是先把着急的工作做完，不然心里不踏实。小伙子立刻对我们说了再见，然后就像一列地铁一样径直地走了出去。 黑丽趴到办公桌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我慌了，劝她别哭慢慢说，她哭得更厉害了。看着她一耸一耸的后背，我很想把手放到她的头上，安慰她一下。可我毕竟是她的领导，不是她的亲人。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拿过一卷手纸，用手纸捅了捅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泪流满面地接过手纸，蒙着泪光的双眼把我的心弄得从没这般软过。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全碰上这种男的，我的命太苦了。”黑丽一边哭一边说。 我安慰她，说那小伙子挺好的，长相比研究所的谁都强。 “你都看出来了他有病，你只不过有修养不明说罢了。” 我说请她吃晚饭，她立刻就不哭了。 至于我怎么跟黑丽吃的晚饭，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以后我还要跟她一起吃很多次晚饭，我不能像祥林嫂那样，把听故事的人都讲跑了。其实祥林嫂的故事很惊险的，不过，有些事女人就是做不好，比如讲故事。 可我是一个男人，所以跟黑丽吃饭时，心都晃荡了。吃完饭，她说要回家，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而她父母家离饭店只有几百米远。我真不愿意离开那个乱糟糟的饭店，就使劲对她微笑，用那种能让她产生误解的眼波看她，那目光差不多在说，误解我吧，误解我吧，别在乎我是已婚男人，暗示我吧，暗示我吧，别看我是你的领导，领导也是人啊。 可她很少看我，老是难过地叹气。 “为什么，我总是碰到这样的男人？”这句话，她说了至少有二十遍，好像我应该告诉她答案，可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碰到这样的男人。 “难道我也是这样的男人吗？”离开她以后，心里突然这样问自己。于是，我回到刚才的那个饭店，在洗手间的破镜子前照了半天。我对着镜子又做出送给黑丽那样的微笑，结果自己吓了一跳。 怪不得黑丽急着回家，镜子里是一张根本没有微笑的苦脸。我想起伯尔的那篇小说《卖笑的人》，我原以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他因为职业性卖笑，所以不挣钱时，就笑不出来。现在看，我是最惨的那个人，我想微笑，好像也能笑，可这微笑在由心往脸上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什么微笑了。 走在大街上，我看着一个又一个从我身边过去的人，很想拦住他们，试试他们会不会笑，可又怕男人打我，女人骂我。一对恋人经过时，那个女人仰头大笑，男人低头窃笑，我想，一定是那个男人给这个女人讲了黄段子。这么想的时候，我自己先找到了答案：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别的女人，尽管我和老婆的关系糟糕。 一个像我这样不会微笑的男人，只能吸引像我老婆这样的女人。在县上的时候，县委的一个小伙子曾经对我说过，一旦女人走进你的微笑，你就应该知道，在她们不需要你的微笑时，你该把什么留下。 我感到空虚；这话听上去多虚伪，可我想再说一遍，我感到空虚。 我搂住一根电线杆，不见起色。 我去找按摩小姐了。 按摩。最贴近你的三产 也许好多女人认为，有教养的男人去找小姐按摩，是巨大的悲哀。她们好像从没想过，那里可能是让男人真正放松的地方。她们欣赏由职业演奏员演奏的音乐会，职业的芭蕾和职业的球赛，却不能想象职业的女人。 当然，我不会蠢到跟女人讨论这个题目，那将破坏小姐按摩的全部意义。 这是第三次，我带着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坦然，走进这家按摩院，迎接我的是比往日更加热情的笑脸和招呼。 “你好啊，老胡，有日子没来了，忙吧。还去张小姐那儿吧？”一个中年妇女，把这套话说得自然亲切，也是职业的水平。 我不用说什么，点头就行。 上楼，左转，第三个门，不用敲门就可以进去，但我喜欢敲门。 “你好。”张小姐把我迎进来。她穿着一套白色的连衣短裙，看上去像打网球的运动员，但脸上带着任何网球运动员都不会有的微笑。 我喜欢她的微笑，它可以首先被理解成纯职业的，告诉你她对谁都这样笑，你不必担心被小姐格外地记住了，进而有心理压力。 它告诉你它明白，你们出去还有正儿八经的生活呢。付了钱，从这里出去，所做的一切就成了过去。 没有责任，更没有负担。你可以用放松过后的好精力去爱老婆，去爱情人，去工作，去赚钱，去行贿，去受贿，去干你想干的一切，去还原你的已经选择的生活。 我看她取来专门为我准备的那顶软帽，心里一阵舒坦，走进了淋浴间。当我重新裹着毛巾躺在她面前时，她就顺手把那顶软帽戴到了我的头上，把那缕我翻身时容易滑落的长发，用软帽紧紧地压到了头皮上。 现在我已经能用对我发型的态度，把我认识的人分类：黑丽是一类，总要对我的发型做出半强迫性的理解。 那位叫大燕的小姐是一类，把对这种发型的嘲讽，说得幽默而真诚，让你恼怒，同时得承认她的聪明。 这位张小姐是另一类，她自然地忽视它，就像她也能忽视一块牛皮癣一样。 碰见和我有一样发型的男人，是另一种“自然”，我们互相没有反应，既不把对方引为同志知己，也不因为对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发型而排斥。 “胡先生，好久没来了。”她说着把按摩膏挤到我的背上，然后用柔软的手把它擀匀。这清凉感开始让我的神经放松，一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随着她的双手浸入了我的肌肤，直达神经末梢。我不再是刚才那个沉重的人，仿佛被充了气，一闭上眼睛就有飘的感觉。 她抹来抹去，抹来抹去。 我不忍心睡去，想清醒地享受这会儿远离困难烦恼尴尬歉疚无聊的时刻。世界和我在小姐的手下有了合适的距离：我理解了所有要房子的人，但是眼前他们谁都跟我没关系。 “手太重了？”她问我。 “哪里厂我回答得很肉麻。 就这样，我像微风吹拂下的水面，任凭小姐把我翻过来再掉过去，把我的腿拉直又折起。最后，她的双手果断地推到了让我不停涌口水的区域，使得我刚刚彻底放松的神经立刻绷紧。我的全部注意力这会儿都集中在嘴里，我控制自己不把突然增多的口水咽得山响，考虑着是把口水一口全咽下，发出一声巨响，还是分几小口咽，可能不发出响声，也可能发出几声巨响。我脑子里全然忘记了引来这些口水的原因。 “完了。”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慌忙中咽下了全部口水，被呛得狠狠咳起来。她又把我翻过来，帮我捶背，然后问我：“你得经常给自己放松一下。”她说。 “那样就不会被口水呛着了？” “你可真幽默。” 我没说话，默默中希望自己今后能更幽默些。 “你好像挺有压力似的，想得太多吧？” “你怎么知道？” “靠感觉呗。天天在这儿什么人都能碰上。” 我没说话。 “别想得太多，好多事，想也没用，想明白了也没用，该怎样就怎样。” “你这样过得不错吧？” “哼，”她无奈地笑了笑，“谁家都有难唱曲儿。” 我翻身，把心里突然出现的对这位张小姐的异样的好感压下去。 “在这儿能碰见好人吗？”我问她。 “能啊，比如说，你就是好人啊。”她说，“你挺实在的。” “你是说，我告诉了你我的真实姓名？” “这是一方面，还有，你是软心肠。” “你这么夸我，我还得把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告诉你。” “不用了，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没再说什么。 “要不要再消费一点儿？” 我没有说话；再消费一点是我前两次都没做过的事。我很想但又很担心，担心什么自己又不知道。 “外面开始刮风了，现在出去多惨啊。” 我也听到风起的声音，风带给了我力量。我不咳了，口水也正常了。我说：“那多谢了。” 她说不谢，接着往自己的手上挤了一点按摩膏，让我浑身都紧起来。很快就什么都过去了。 我走进了乍起的风中，像一个刚刚从天堂给踢出来的多余的人。还没到穿风衣的季节，因此也没有任何可以竖起来挡风的领子。心情有些古怪，浑身却很舒服。我把电话留给了张小姐，同时觉得这个懂事的女人不会联络我。我想结结实实地拥抱一个女人，像男人拥抱女人那样拥抱。我不能拥抱张小姐，尽管她为我做了那样的按摩。可我想现在拥抱一个女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拥抱的女人，此时此刻，我只有回家去，拥抱我的老婆。这么想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可是，到了家门口，发现心里空空荡荡。 一场酸甜之间的谈话 快下班时，我正在看一本书，里面说有一种情结叫约拿情结。它说，人害怕自身的伟大之处，所以拼命谦虚。它说，人的机体太弱了，忍受不了长时间的令人高度兴奋的幸福，所以幸福不是常常来，或者干脆不来。人承受不了大剂量的伟大（所以伟人才这么少），一句话，我们希望自己变得了不起，又在这希望实现之前，怕得要死，整个一个完蛋货。 于奎就是这时悄悄地闪进了我的办公室。 “嘿，嘿，胡所长，还没走呢。” “还是房子的事？”我问他。 “是啊，是啊。”他谦卑的态度差一点让我忘了他的三个儿子，三个能让张道福的后半生在冒冷汗中度过的儿子。如果我也不给他房子，那么那个冒冷汗的人就是我，反正总得有一个人冒冷汗。 “我说实话，困难很大。”我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立刻拍桌子叫起来。 可是，他哭了。我慌了：“老于，求你了，我见不得眼泪，不管男人的还是女人的。有事你说事，别……别这样。” “那我就跟你说了，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和张道福不一样，说不清为什么，我能信任你，你不笑话我吧？” “哪能，我怎么会笑话你呢。” “这事得先从我老婆说起。她比我文化程度低，是个工人，所以比我小十几岁。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你说她比我小十几岁，也快五十了。” “你有六十？”我插了一句。 “我六十一。我听别人家老爷们儿说，女的到五十这方面就算结束了。” “她不还没到五十吗？！”我说。 “是啊，可是她，她，她这方面的要求强烈了点。”于奎说到这儿低下了头，“胡所长，跟你说这事我真是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好事嘛。要求强烈总比没要求好嘛。”我打着官腔，尽量削弱性的色彩。 “您爱人不会是没要求的吧，还年轻着呢。”于奎突然放低了声音，还把“你”换成了“您”。 “还好，还好。”我说。 “还好就好。”于奎接着说，“问题还不在这儿，你看我体格还行，再说我老婆看上去挺年轻，长得也不难看。可她一个工人，居然看了挺多盗版碟，所以越弄声音越大，这娘儿们一上来那疯劲儿不管天地。”于奎说到这儿停住了。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想劝他接着说，又觉得像刺探人家隐私似的，只好看着他。 “所以，胡所长，你真得理解我一下，我都要难死了。一开始我还没发现规律，可是慢慢地我就发现规律了。我们这边事一完，一般是过一阵，就在我迷糊着快睡着的时候，那两个老太太就开始吵。” 我静静地听着。 “一个是我妈一个是她妈，我真的不理解了。既然我要把这事当成事跟领导说，我总得弄确实了，所以我就跟我老婆商量休息了几天，果然，她们吵得不那么频了。” “她们快八十了吧？”我问。 “有一个都八十二了。” “还听得见？” “就是耳朵好使。” 我笑了，还是说不出别的。 “我这不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我想为了老人不吵架，就先休息着。可我老婆不干了，要跟我离婚，说的话难听着呢。什么，我这一辈子没发财，没事业，就这么点美事，再说也没几天可美的了，干吗休息。还说，要是我真的休息，她就找别人。我都担心她现在外面就有人等着呢。” 我多少有点不舒服，他为了要房说的这些，让我想到大学时那些来学校告状的女朋友们。她们大多不是大学生，被大学生男朋友甩了之后，就在告状时什么都说了，没了隐私的界限。只要能将那些陈世美置于死地，许多女人说出了让听者都脸红的话。那时，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亲自聆听过两次。那以后我开始理解那些陈世美为什么不要这样的女人了，同时也蔑视他们找女朋友的眼光。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能说我的老婆跟她们有多么不同。如果我有了那样的事，我根本想不出她会不会找我的领导，而且找到哪一级。 “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问得有些唐突，就打住了话头。 “都是她一口气生的，两年一个，两年一个。” “你的儿子肯定都很强壮，那天听你吓唬张道福，我……” “胡所长，这你可误会了，即使你不给我房子，我也不会对你说那样的话。你和张道福不一样，他本来就是流氓。” “老于，说话得有根据啊。” “还根据，你去问问门口的刘托云。”于奎说着把随身带来的口袋打开，从里面拿出两条“金中华”放到桌子上。还没等我说话，门悄悄地被推开了，吴女士不是探头往里看，而是走进来了。 “是我进来的不是时候，还是老于你送礼选的不是时候？” 吴女士站在门前，好像就为了说这句话才进来的。她一边说一边用手翻弄那两条烟。 “看你说哪儿去了，”于奎说，“你进来的正是时候，要不然就没人见证所长对我的教育了。”于奎说着把刚拿出来的两条烟又装回到兜子里了。 “这么说我能跟所长单独谈谈了？”吴女士对于奎说。于奎愣了一下，然后立刻连着说了几个没问题，跟我告别，出门去了。 “很抱歉，还得打扰你，所长！”吴女士说，“我又收到老鲁的条子了。” 把心踩到脚下。提防它再次弹起。 刘托云以研究所的大门口为家，住得心情很愉快。对她不同寻常的举动渐渐习以为常的人们，开始跟她聊天。有两次，我路过时听到他们问她，夜里冷不冷，有没有坏人来过。刘托云回答他们一律用简短的词儿，看上去她对这些主动跟她搭讪的人没兴趣。 她在那些找我谈分房的人中，是说话最简练的一个。有时候，我希望她多说点什么，虽然我不能改变决定。因为她的地理位置，她常常在别人都走了之后来找我说几句。好几次我找机会，想跟她谈谈张道福，都没成功。 了解自己的前任，也算是人之常情吧，这跟想了解自己丈夫从前的老婆，是一样的心情。可惜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刘托云的开场白从不给我留回旋的余地。 “你要是不给我房子就会有大麻烦。”她站在我办公桌的对面，温和地威胁我。“我不是威胁你，是对你说实话。我不认识什么比你大的人物，但我本身就是人物。”她笑着说完的这些话，在我心里搅起些许钦佩，一个女人怎么能把这么可怕的话说得让人舒服，既让你知道她不是开玩笑，又不让你心生反感。 我想，她可以代替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节目，她能豁出去自己。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该是怎样的人呢？ 该是像刘托云一样的人，可人们把这样的人叫成精神病。 我告诉她，我已经调查过了，她现在住在故去的父母的房子里，按理说，不该再给她房子。她听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惊慌，接下来说的话，却把我吓了一跳：“我父亲死的时候，把这个房子给他弟弟了。” “这太奇怪了。” “在我们家奇怪的事很常见。如果你不信，我可以让你看那房本。”她说，“再说，研究所早就该给我房子。而且从前他们答应过的。” 后来，我从一个研究所的老人儿那里听说，几年前，她给研究所拉来过一笔数目不小的赞助，当时的所长答应给她一套房子，一方面是奖励，另一方面，她也符合分房的条件。 “你跟张道福说过这事吗？”我突然问她，有些居心不良。对此，我自己也有些吃惊，我为什么这么想知道这些。 “你是想跟我谈谈你的前任吧？”她突然直接问我，我给击傻了。 “别误会，我只是有点奇怪，张道福。临走时，没跟我提过这事。” “算了吧，何必掩饰呢。”她有些激动，“他知不知道太不重要了。他不过是研究所的一个小过客，就跟那苍蝇似的，飞进来，转一圈又飞出去，侥幸的是他没被拍着。” “听上去你好像很恨他。” “恨他，你别把事情想得那么浪漫，我从不恨我蔑视的人，对我来说，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尸体了。” 她的话让我后背发凉。也让我想起一对夫妻，他们十一年没有性生活，因为互相怨恨，双方都在等对方首先承担某一次严重吵架的责任，但没人先开口。那男人永远上夜班，回来时，妻子已经起床…… 我也想到了我和老婆的状态，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想她没有情人，我想找一个但还没有找到，可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从没提过离婚。这该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不知道，就像我也想象不出，眼下流行的那个病句所代表的境界：痛并快乐着。 痛和快乐能互相依偎吗？ 说真话，后害怕。 因为分房牵出的头绪太多，我好久没对你提过张道福了。他彻底走了，带着他还可能从研究所带走的一切。那所谓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纸箱子，看他抱着那东西坐进新单位给他派来的轿车里，我心里一阵发灰。 得当多大的官儿，才能逃过“不过如此”四个字？ 在所里给他饯行的便宴上，张道福喝高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围着我们大家走了一遭，然后，停在吴女士的背后。 他把双手放到她的椅背上，对我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谢谢大伙儿，谢谢。”他打了个酒嗝，害得吴女士直往前探身子。“我衷心谢谢大伙儿。” “哎，我说，所长，你说点别的，比如，说说为什么谢我们？”男人三说。 “听见了，他还管我叫所长，所以你们大伙儿得提防这样的人，总是别有用心。” 大家都笑了，男人三又强调了一遍：“真的所长，说说，谢我们什么？” “你们让我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没有一丝难过。”张道福用话剧演员的嗓门喊出了这句话，一片肃静。“我轻轻地去，就像我轻轻地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接着又极其温柔地说了这句诗。这温柔属于外形粗犷的男人，所以少见。 一个现代文学硕士毕业的副研究员低声说了一句，好像是说张道福把诗背得不准确。但是，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这前任所长的难过。 “我从没在一个单位呆的时间如此之短。”他还是话剧腔，但是充满感情，“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从没有一个单位给我留下过这么深刻的印象。” 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吃喝喝。 “什么印象？什么样的深刻印象？”他把身子往前倾，同时伸出一只手向前，我怀疑他过去也演过列宁。吴女士只好把胳膊支到饭桌上，鲁先生愤怒地看着张道福。 “你们真的想听我说吗？” “想！”男人们一阵起哄。 “我们这个综合艺术研究所所研究的一切都是狗屎，没有任何人需要，谁需要狗屎干吗用？”没有人笑。 “研究所的人，所有的人，是我见过的最没劲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原来以为，文化人都是有修养的，可惜，背后整人的，打小报告的比工人还多，真丢人。工人能当面干，你小子不地道，好，操你妈，老子揍你。” 我笑了，想起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他就喜欢说，娘的，老子揍你。最后挨揍的总是他，所以他的外号叫“挨揍的老子”。 “你们看，我们的新所长笑了，他为什么笑呢？因为他上任就赶上了研究所最好的阶段，分房分房，这是唯一一件能让我们研究所的人激动起来，认真起来的事情。” 我把笑变成了微笑。 “但是，老胡，作为朋友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好戏不好唱。” 张道福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只是喝高了，而不是喝醉了。也许张道福说完这番话后怕了，得罪全体群众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又连喝几杯白酒，直到最后站着都得扶墙。扶墙的时候，他终于醉了。躺到地上之前，他还讲了一个从前他喝醉时的“轶事”。他说，喝醉的时候，人不比清醒时候傻。他喝醉时，骑上车就摔下来，车坏了。他扛起车走回了家，把摔坏的自行车放到床上，自己躺到地上睡着了。 至于张道福说的“好戏不好唱”，我已经有所领教。分房这项重要的工作，把我的生活撑得满满的。看书的时间少了，好在当副县长那两年里独身，看了不少，不然心里早没底了。 再有，坐在鱼旁边，看看报纸的乐趣也无形中减少了。大部分时间是看所里人偷偷塞给我的信，或者说是条子。内容都是为了要房子。老实人光写自己，写来写去都是自己多么应该得到房子。让我不解的是，他们这些写信的人都跟我做过口头表达，为什么还写信？也许他们认为既说又写，得到房子的可能性就大些。还有一种不太老实的做法，代表着研究所的少数，他们不仅写自己如何该得到房子，然后还写别人如何不该得到房子。他们点出的那些人都是有可能得到房子的，这也算竞争意识吧？ 我不爱看这种有隐私性质的东西，可惜有时候我必须得看。我不是清高，你早就发现了这个，的确不是。比如我喜欢看报纸上类似的事情。看报纸有可爱的距离。你可以了解那个母亲把自己亲生儿子打成重伤的全部事实，却不必面对面地站在她面前。哈尔滨有个老太太，吃药起反应，全身皮肤变蓝，出蓝色汗，尿蓝色尿，我看这个消息时，突然大笑起来，把我的鱼们吓了一跳，但老太太却不知道我笑，我也不必因此不好意思。 报纸真好，报纸越来越好了。它们要消灭隐私，虽然现在还处在羞答答的状态下，让你隐姓埋名地说出你的隐私。我相信，它们所拥有的那些女记者，很快就会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在我看来这是报纸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过去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将爱情进行到底。进行到底变得亲切无比，我上一次对这个“文革”后慢慢陌生的词重新熟悉起来，是因为在县里听到的一个笑话：寡妇终身不嫁一一将抗日进行到底。 告诉我，你的隐私。 在隐私方面，我更喜欢黑丽的态度，比报纸记者来得公平而且可爱。她的出发点与报纸截然不同。报纸是要出卖你的隐私，一块钱或者一块五一份儿。黑丽的出发点是想对别人说出自己的隐私，以此倾泻心理垃圾，但她害怕别人把她的隐私说出去，所以她说：“给我讲一个你的隐私。”她又一次单独和我吃饭时说。 “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把我的隐私告诉你。” “那你就说好了。我会替你保密的。”我说。 “我信不过你。我得先把一个你的隐私攥在手里，然后再讲，这样你就真的不会把我的隐私告诉别人了。” 我很想听黑丽的隐私，就爽快地答应了她。可我还没开口讲，她就提醒我，如果我讲的事情不够隐私水平，她就什么都不对我说。她还说她最会判断什么是隐私什么不是隐私。 我说，我跟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总是紧张，因为我总是想到性。我说，可我又不会对那些女人说出我的感受，更不会提要求。自己很难受。 黑丽听完问我，跟她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是这样，跟她在一起我高兴，也很放松。她刚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我怕她断定我这个不够隐私水平，又说，我从我老婆后面看她的大屁股时，很冲动，可她一转身我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这算什么隐私啊，所有男人都这样。”她大声说，好像希望所有男人都听到。 这些由女人总结出来的关于男人的说法，从不让我反感。我觉得她们和男人一样也能把蠢事用自以为聪明的方法表现出来。于是我很放心地在我的记忆中搜寻起来，看看哪件事够隐私水平，能作为砝码换来听黑丽隐私的幸福。 我讲了下面的事。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有些认真了，忘了自己是在讲隐私。我沉浸在讲述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我从没对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也从没想过有一天把这件事对任何人讲出来，哪怕是一个女人也是我不能想象的。 可是黑丽让我没怎么费劲儿就把它讲出来了。女人是怎样的一种造物啊！ “上大学前我是一个卷烟厂工人。最开始我在包装车间，基本上都是女工。” “那你多幸福啊。”黑丽插嘴说。 “而且大部分都是结过婚的女工。”我说话时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她们没让我幸福，她们让我难受。她们几乎总是在说那些事，她们用各种新鲜的说法说那件事。她们……” 我说到这儿，黑丽打断了我。 “你干吗总说她们她们的，听着别扭，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好，我不说她们了。” “一开始她们说到关键时候还小声，”我接着说，“然后大家笑成一团，你推我我搡你。后来她们发现我也在听，而且听了还脸红，就不小声说了。” “什么叫不小声说了，她们不说了？”黑丽问我。 “她们开始当我面大声说，然后笑我脸红什么的。” 黑丽忽然大笑起来，她脸上的某种神情勾起我一丝联想，她会不会以后也变成那样的女人。 “就这样，在包装车间的日子对我来说变得有些艰难。一方面我喜欢听她们说那些事，它能唤起我的想象；另一方面我恨她们那样说那些事，我总觉得那些事应该比她们说的更美好一些，或者说应该更含蓄些。”说到这儿，我停止了。 “就这些？”黑丽用当铺老板的口气问我。 “差不多。” “结果呢？” “什么结果？” “你在这样的环境下总得出点什么事吧？”黑丽老练得有点吓到我了。 “有一天，我没用桌子上的糨糊就把烟盒糊上了，因为屋里没人。” “你是说另外一种液体。”如果有人这会儿说黑丽很傻，我不会反对。 “然后呢？”但她不傻，因为她问然后呢！ “然后是快下班的时候，质检员把我叫去，告诉我晚上到她家去一趟，她手里拿着我特别糊上的烟盒。我很害怕所以就去了。到她家，我问她是怎么发现的，她说她能闻出味道。 “她还说她敢肯定，我还是一个没拆封的男人，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故意逗黑丽。 “谁都明白。”她笑嘻嘻地说。 “她说她要教我怎么做。” “她没有丈夫吗？” “她丈夫被判刑了。” “因为什么啊？” “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啊？！” “那行了，你不用说这个了，告诉我，她是怎么教你的？”我没想到黑丽能与我亲近到这样的程度。 “还没等她教我，我自己就完了。她气坏了，骂我是废物，还说，像我这样永远成不了气候。” 说到这儿，我心里有些伤感，她还真说对了，在这方面，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成任何气候。 “我从没听说还有这样的女人，太有意思了。”黑丽又一次傻乎乎地发感慨，可那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那么可爱。所以我也像孩子似的提醒她，该她讲她的隐私了。但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把我砸晕了：“我的隐私跟张道福有关系。”她说完以后，我立刻对张道福产生了不少仇恨，为什么我认识而且喜欢的女人都跟他有关系？ 黑丽终于把我讲的事定为了隐私级，所以也对我讲了她的隐私。但是，我觉得黑丽的隐私比我的更隐私，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张道福，而且他还活着。 我又觉得黑丽是很单纯的女人。男人有时候得为这种印象付代价。 听完黑丽所讲的隐私，我发现张道福和我的巨大不同。他不像我总是去同情女人，而是唤起女人对他的同情。从前我想象不出，男人怎么能一下子赢得比自己更弱的女人的同情，听黑丽一说，我才明白，那技能居然那么简单。 我对黑丽说了我的感慨，可黑丽认为，这对我来说也许很难，因为男人和男人是不同的。从她的话里，我受到了安慰，同时也认识到黑丽的复杂，她有女人幼稚和成熟的两面。 张道福对黑丽首先发出的羡慕的叹息是，年轻多好，年轻可以犯不是必须犯的错误，因为年轻所以就有机会改过。黑丽运用她幼稚的一面“逼问”，什么是张道福的不是必须犯的错误。于是张道福就真诚地陈述了，他在怎样的情况下有了别的女人，而那“情况”是他妻子造成的，如果他妻子对他再好一点点他都不会这么做。 很少有女人在一个男人对她说自己妻子坏话的时候产生过疑问，假如那男人说得再隐晦些，吞吞吐吐，或者只是间接地暗示，那么倾听的女人就会更加深信，这是个不幸的丈夫，进而对他产生同情。 张道福又说，他认识的那个女人很麻烦，她不希望张道福的老婆知道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张道福就不能对老婆坦白，而这个女人在单位上的死对头又认识张道福的妻子，同时，这个死对头的女密友也是这个女人的密友……结果在他们的私情开始之际，结尾也到了：张道福的妻子通过这些七拐八弯的密友关系发现了一切。 张道福妻子对他做出了惩罚决定，她说，永远不再跟张道福睡觉，因为她一想他跟那个女人的事就恶心；因为她钢一样的性格受不了这样的侮辱，等等，等等。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虚假的故事，我对黑丽说，就算他老婆所有的因为都成立，这也不是女人惩罚男人的办法。 “为什么不是？”黑丽有些生气地问我。 “因为没有女人能做到。”我说。 “看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天底下你是最了解女人的人。”黑丽讽刺我。 “别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辩解的声音低了许多，我不想让黑丽不高兴，破坏了这个晚上的气氛。我干吗要把黑丽当笑话讲的所谓的隐私当真啊？！这只不过是我们正在说的一个话题，我们反正是要说点什么的，说什么都一样的。我想的就是让我的眼睛看见黑丽，让我的耳朵听见黑丽，她说的好话坏话蠢话，无所谓！在她面前我不再像从前的我，这对我太重要了，太重要。一这么想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理解张道福，为什么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要在一个姑娘面前胡说八道。男人更经常的状态是看上去体面，谁没有虚弱的时候？至少我现在没有笑话张道福的权利。 “可惜他老婆对他的惩罚成功了。”黑丽有些悲伤地说。 “怎么成功了？”我居然也有点认真了。 “他不行了。”黑丽小声地说，但脸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标志。 “你是说他那方面不行了？” 黑丽认真地点点头，她的认真的表情又让我生气。 “他可以去找他的情人，就是他的那个曾经有过的女朋友。”我说。 黑丽再一次对我不满意。她说，难道我就不能正面一点为另外一个男人想想吗？难道我就不能把别人想得稍微高大一点吗？ 我被黑丽说得无地自容。 过一会儿她说，她也对张道福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张道福说，他虽然不是一匹好马，可也不能在生活中总是回头。 黑丽是一个我没办法对付的女人，我只好转移她的活力：“其实我们没什么矛盾，又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跟我说说，他想让你干什么？” “他想跟我约会，他让我不必害怕，因为他对女人已经没有危险。（她说到这儿我差一点笑出来）但他喜欢让女人高兴，他说他能做到这一点。他说他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太多的女人，她们只希望被拥抱被亲吻被抚摸，因为她们的男人好像忘了还有这些麻烦事。他说，我只会用我神奇的手让你忘记世界上所有的烦恼，就像让你看了一本美好的黄色小说，享受过后，不必慌忙掩藏，一切都是从容的，我有经验，会让一切都不留痕迹，只把最好的感觉留在你心中，别人永远也看不破。” 黑丽说着说着换成了张道福的口吻，我知道他肯定对她说了类似的话，而且打动了她，现在在她对我转述的时候又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我不能说我此时更深地理解了女人，但对她们愿意更宽容些，比我从前已经做到的宽容再宽容。 “那你也能快乐吗？”黑丽又接着说，“是我问他。他说，能啊，在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会快乐死的。” “你去了？” “我去了。”黑丽说。 “这就是隐私的全部？”我很生气。 “可我半路上又回来了。”黑丽又说。 “为什么？” “因为他不行啊！”黑丽说。 “要是他行，你半路就不回来了？” “哈哈哈……”黑丽发出一阵狂笑，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任何女人这样笑过，包括黑丽自己。 如果我说，我有点儿爱上黑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我还记得那是晚上，我们笑完之后又笑了一阵，然后黑丽把饭店包间的窗帘撩开，让我和她一起看外面的街道。有些街灯坏了，加上街道两旁的树木稠密，街道十分昏暗。有一个行走很慢的老人，我们从表面判断不出他的性别。我记得这时黑丽说，他不是太老了，就是病得太厉害了。他这么晚一个人出门，也许是去医院。 她转过身就搂住了我的脖子，在我的脖子左边轻轻说：“我发现了你的缺点，可惜它们不打扰我。” 我激动坏了。 “如果我现在跟你提出要房子的事，我知道，你马上会想，我是因为这个才拥抱你的，对吗？你是不是已经这么想了？” 我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把黑丽抱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生活在我这儿从没这么复杂过。 “你可以跟所里的人说，我因为男朋友的事跟家里闹翻了，家里把我赶了出来，然后我又跟男朋友闹翻了，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得住办公室。我的要求不高，所里先借我一间房子也行。” 我这么紧地抱着人家，真该说点什么了，可是说不出什么。我就叫她的名字，我说，黑丽，黑丽，黑丽啊。 “相信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跟男朋友闹翻了，我真想一个人住，哪怕住在一个干净的厕所里也行。你知道吗，我也不那么年轻了，住在家里真憋闷啊。” 我松开了她，慢慢坐到身后的椅子上。黑丽不说话了，她往前走了一步，捧起我的脸，那么温柔地把我的那缕滑到前额上的长发撩了上去，然后又用手把它抚平。接着，她把我的头连同我的那缕长发埋进了她的胸里。 这碰撞那么有力，就像被一个男人迎面狠狠地打了一拳。这碰撞又是那么柔软，就像把头伸进了云朵里…… 又是一间房子，即使像干净的厕所那么小。 假如灾难能温柔一点多好。 在我写这篇小说时，还不知道小说应该是怎么样的，也许小说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子。这么想的时候，编辑老冷给我打电话，问我小说写得如何了。其实老冷是个温暖的人。我就把我的疑问跟他说了。 “小说必须是真实的。”他说。 “一个人能把小说写得像生活一样真实吗？”我问，心里对此是否定的。 “怎么不能？！读者觉得你写得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那你不就做到了嘛！” 原来，做到这一切靠的是读者的宽容，而不是技巧。只有读者可以说，噢，这小说写得太真实了，比生活本身还真实。 如果我这篇小说能发表，读者朋友，求你给我一个这样的结论。因为我写的都是我经历的，而且是我付出巨大代价的经历。 虽说于奎的老婆是工人，但却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来所里找我的时候，完全没用所里知识分子那套轻推门探头闪身的入门方式。 她咚咚敲了两下门，气魄很大，引得我说请进的时候，声音无比嘹亮。 “你就是胡所长吧？”她一边说，一边坐到我对面。 “您是谁？”我用您称呼，她不用。这是我不如她的一个方 “我是老于他老婆。” “老于？”我们所里还有一个姓于的。 “于奎。”她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点不耐烦，好像在友好地责备我，怎么连这些都不知道。 “所长啊，不瞒你说，我也没什么文化，有文化也不会去当工人。”她很性急地开始执行此行的目的，“所以，我就长话短说，省得惹你烦。”她说话声音比较大，穿了一件让她看上去年轻些的牛仔连衣裙，脸也没有很多皱纹。大街上碰见她的人不会马上认出她是女工。 “别这么说。”我给她倒茶。 “不用茶，给我点凉水就行了。”她说，“喝茶太慢，闹得慌。再说，我渴了。” 应该说她是一个有特点的女人，虽然是女工，容貌还好，坦率得自然，男人不会不理解，老于为什么听老婆的话。 她咚咚像敲门一样干脆，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水。我要再给她倒一杯，她摆摆手。 “行了，这下不渴了。所长，我就直说了，你要是不给我房子，我就跟老于离婚。” “哎，哎，于大嫂，你这不是威胁我吗？” “我可没威胁你啊！胡所长，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家老于都信。你不相信，是不是觉得我太难看了？”她指着自己的脸说。 我还保持着我的怀疑。 “我不是不重感情，我和我们家老于很合得来，但是跟我合得来的人不少呢，我何必光吊在一棵树上让自己不高兴？”她停了停又说，“现在寂寞的老头可多了。” 于奎的老婆离开后，我想，她也许不属于那种光说不做的女人，我应该提防她一点。万一她因为分房的事跟于奎离婚，我也不会从于奎那儿得到好结果。 我好像有点害怕了？我就是有点害怕了。 回家的路上，心情好一些，我总是在大街上培养幸灾乐祸的心情。不管看见什么人，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路，我都可以替他想出难过的事，来安慰自己。如果过去的是一个骄傲的女人，我就想，她这是为了掩饰她丈夫的外遇；如果过去的是一个神色慌张的小伙子，我就想，他刚刚偷了东西，而且警察已经发现了他…… 现在你明白我多一点了？我不是坏人，我这么瞎想也不会伤着谁，他们都好好地从我身边过去了！谁活着都不容易，谁都可能面临困境。既然高兴不能忘形，那么也不用使劲去难过。可惜，即使你这么想过一千遍了，临到出事儿，还是傻眼。 我下班回家时，坐在客厅里迎接我的是两个女人。 一个是刘托云，另一个是我老婆。 我不知道她们关于我说过了什么。我跟刘托云打招呼的时候，她像木头人一样没有任何表示。只有我老婆恶狠狠地看着我，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如果我马上张口，我老婆很可能一步就冲到我面前，毫不犹豫地掐死我。我像所有或多或少做过亏心事的男人一样，先保持沉默，然后再镇定地坐到离她们两个稍远的椅子上。 这种情况下总得有人开口，但是，按常规那个人不应该是我。 好像我老婆和我有同感，也没有要说点什么的意思，她继续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担心她沉浸在错觉中，以为用这样的眼神就能把我钉到她竖起来的耻辱柱上。不管怎样我是不能先开口的，这是我的直觉。 “胡所长，看来我得解释一下了。”刘托云终于说话了，还算通情达理，“我对你说过，我必须要到房子，这对我太重要了，所以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不分我房子，我就得住在你们家。可你爱人说，我没道理住在你们家。她说得对，所以我就把我住在你们家的道理说出来了。” “什么道理，是不是让我也知道知道？”我平和地问，担心高声说话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爆炸。 “别再演戏厂，演技太差，让人恶心。”没等刘托云说话，我老婆叫了起来，她好像刚从梦中醒来，耐心一下子消失了。我依然坐着，但是我看见刚才抱着双臂仰着头靠在我家沙发上的刘托云换了一个姿势，我猜想，是她的良知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还是让我说吧。”刘托云不客气地对我老婆说。 “你还想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再对他说一遍吗？”我老婆瞪着刘托云说，“你的脸皮怎么能厚到这种程度？” 刘托云又恢复了改变前的坐姿，甚至头仰得更高了，好像全世界的道理目前都在她一个人那儿。 “胡东！”听见我老婆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她从不叫我名字，天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你的水平！”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你总有一天得给我找个情敌回家，但我没有想到你要用这种水平的人伤害我。我一直做着准备，尽量客观地看你情人身上的优点，就是输也输个值得！现在，我得承认，胡东，你真是让人给说中了。” 我没有接她的话茬儿，心想，即使没有男人，女人也能单独把闹剧演得很成功。在家里她们个个都是好演员。 “人家都说?顶的男人阴险，”我老婆可能真疯了，已经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呼应她，一个劲儿地往下说，“你就是用一缕那么恶心的头发把秃顶挡上，又有什么用，你还是阴险！你真是太阴险了！” “你说什么？”我轻声地问了一句，但我坐不住了，她的话让我想起那个可怕的梦，想起她在梦里揪着我的那缕长发打我。我看见眼前升起许多我无法忍受的像飞虫一样的黑影，血往上涌。哪儿是真实，哪儿是梦境，我判断不了了。我只清楚一点，如果她再说一句什么类似的话，我就会像在梦里一样打她，不计任何后果。 我老婆捂上脸聪明地大哭起来，使我身体里的那股毒流有了缓释的机会。 刘托云再一次改变坐姿，隐藏了一点张狂。我看着她，尽量努力，可也不能把我对她的失望全部掩盖。她这样威胁我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有一天她会真的这么做，甚至还觉得她那么说挺有个性。现在我却得琢磨用什么样的态度把她赶出去。我下了狠心，却还是不能用恶劣的态度对她。也许我对她还有几分同情，如果不是让房子逼到了这个份上，一个女人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请你离开这儿吧。”我对刘托云说。 “开什么玩笑，来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走。”她说完把头扭到一边去，不再看我。 “如果你敢住在这儿，我就死在这儿。”我老婆中断哭泣，大叫了一声。刘托云并不理睬她，好像她们在彩排，我老婆大哭，刘托云不动声色都是导演安排好的。 这样的女人我见得不多，这样的场合我更是头一次见。老实说，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就想先大喊一嗓子，看看效果再说。 “都闭嘴吧。”我刚喊完，刘托云乐了一下。 “应该闭嘴的是你！”我老婆忘记了另一个女人，又冲我来。“胡东，你还是人吗？我跟你这么多年，你从没让我幸福过，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所以，我就把同事间的嘻嘻哈哈当成了快乐，我真是太可怜了。可我还是忍受了这么多年，你不能生孩子，也不想去看医生，我说别的了吗？你回家就听那些死人的音乐，我不爱听，可你照听不误，我说别的了吗？一切的一切，都是随你意愿而转移，你是这个家的上帝，我都没说别的。我图什么啊？图你钱，你有吗？图你当官？你不过是个芝麻官儿！我图什么啊，我还不是图个白头到老，心想老了也算是个伴儿吧。可是，现在，你刚到研究所才几天，就弄出这样的事，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说完，我老婆又哭起来。刘托云看了我一眼，好像刚刚发现我是一个如此残酷的男人。 “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睁眼呢？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还让我遭这样的罪！我太惨了。我宁可当寡妇，过清贫日子，也不愿受这样的罪。”她说到这儿抬头看我，“胡东，我从没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也不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难道你从没想过，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我真的受不了。你要是被车撞了，瘫了残了，我会伺候你一辈子的，我不会抱怨。你出什么事都不该出这样的事，我受不了，你知道吗？” 听完我老婆这番话之后，我得请读者朋友谅解我一下。我无法把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描绘出来。即使这篇小说因此不能发表，即使我因此当不成作家，我也不愿意把它写出来。它太那个了。 刘托云站了起来，走近我老婆。她用很孩子气的口吻对我老婆说，她和我不是情人关系，她不过是为了要房子瞎说的，她表示歉意。说完这些话，刘托云往门口走去。我老婆像豹子一样，蹿到刘托云前面，张开双臂拦住她：“你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作呕，不瞒你说，在你说你是我丈夫的情人时，我就已经为你感到作呕了。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也许你只配给一百岁的老头子当情人。你说不定用了什么手段才黏住了我丈夫，居然好意思说出来，我真替你难过。现在，你又说不是了，你以为这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啊，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你是谁啊？我告诉你，你是赖不掉的。别以为他是你所长你就没事了，我找得到比你所长更大的官儿，你后悔……” 刘托云推开我老婆，走了出去。我想跟出去，可我老婆对我大吼一声：“胡东，你要是出去，就别再回来。”不叫名字，她已经不能跟我说话了。我走了出去，追上刘托云。 我没想到男人这么容易跟老婆以外的女人结成同盟。 “我没想到你老婆这么恨你。”刘托云说完走人了。 我却无话可说，除了回家也无处可去。老婆说不准我再回去，但是她说的不算。我想，我还是一个愿意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的男人，如果有一天我不是了，我会慢慢知道，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人总是有办法的，这是我的信条。 我们都是一根细线 几天来，回家后的夜晚，基本上是我老婆演悲情电影，我陪着。她哭，哭累了就对我进行谴责，再由谴责发展成谩骂。 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她就先靠在门口，历数我自己听上去都陌生的所谓罪行，累了她就进来坐到沙发上，哭一会儿，然后看心情决定是不是继续。 如果我上床躺下睡觉，她就坐在床边说啊说啊，全是在刘托云面前已经说过的话。我想，她一定是个喜欢复习的老师。 我总是能平静地入睡，心里因为真的没做什么，因而也没什么起伏。 她说什么，我想听就能听见一两句，不想听，我就打开脑子里的另一部电影机器，在入睡前，乱想一气，像游不正规的自由泳。有一次，我毫无缘由地想到邓远。她和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样瘦，远远地站在我想象的尽头，让我再一次涌起这样的感慨：要是我像张道福那么胖，一定拥抱她一下，让她感觉一下肉的柔软和温和。接着，又奇怪自己为什么想起这个女人。也许是因为我永远都不会拥抱她，因为她永远也不需要房子；因为张道福跟她从没任何瓜葛……我的心情既平静又混乱。 “你真是让我瞧不起，不过是个小处级干部，就开始弄个小蜜。”我忘记了是哪个晚上，我老婆又开始新一轮的批判，“弄也行，你倒是弄个嫩点的，也让我脸上有点光彩。你弄个这样的女人回家，要是让邻居看见，还以为你在搞扶贫呢……”她好像比前两天幽默了，可我就是笑不出来。 “行，我答应你，我给你弄个嫩点儿的。”她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在想能和黑丽走到哪一步，所以就接了一句。 我老婆立刻跳了起来，浑身发抖。见她这样，我后悔自己随口胡说。 “你知道第二次结婚的男人的普遍心态吗？”她极力控制自己，才没直接骂我，而是向我提出了问题。 我没理她。 “打掉牙也得往肚子里咽。” 我决定在这个话题方面不再理她，因为我没想过离婚。 “第一次婚姻不好，他们还能把打掉的牙吐出来，吐出来让新的女朋友看看，换点同情什么的。第二次，还这么干，自己就先烦了，索性就对付了。你现在应该清楚你前面的道路，别打什么无准备之仗。别怪我当初没提醒你。”她故作镇静地说着，突然就大哭了起来。 这是第一次，我见她哭得这么可怜和无助。我坐起来，从后面把她紧紧地抱住，心里充满的是人对人的同情，最基本的同情。想告诉她，我不会离婚，又开不了口。 今天是星期三，是所里开大会的时间。我比平时提前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装作看文件，其实想听听大伙儿开会前的瞎聊。从我当上所长之后就没再听过他们聊些什么，有点怀念。 男人三开始了一个新话题，关于猪的。他说，现在的人太可怕了，他们能在杀猪前给猪灌水，然后卖肉时分量重。 “净胡说。”吴女士说，“能灌进去吗？！” “谁胡说？”男人三不是鲁先生，对吴女士一点不客气，“他们把猪吊起来，想灌进去多少就灌多少。” “哎呀呀！” 吴女士像老太太那样慨叹着，黑丽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接着她们几乎一起说，这太残忍了。 我对残忍好像一直没什么清楚的概念。听到人们当成残忍说出来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尽管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样我就回避了眼前对残忍的特殊感受。谁知道时间是往前推进还是循环往复，但却从没间断过发生残忍的事情。 开会的时候，我想，他们不会因此忌吃猪肉，虽然是注了水的。 注水还不算真正的罪过。 会很快就开完了，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讨论分房的事情。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突然想念张道福，不知道他在新岗位上如何，更主要的是我想和他聊聊所里的事。对研究所发生的一切，谁理解起来都不难，可只有张道福能体味这一切。 在走廊上，我碰见邓远，我好像听什么人说起过，她和张道福住邻居，就顺便向她打听他的消息。邓远有点吃惊地看我，我立刻跟她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和张道福商量。她看看前后没人，就把我拉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不知道吗？张道福被拘留了。”她神秘兮兮地说。 我对她摇摇头，甚至不太相信她说的话，心里非常吃惊。 “昨天我还陪他爱人去公安局找人呢。”邓远说。 “出了什么事？”我问。 “他还能出什么事，女人呗。”邓远不屑地说，“我早就劝过他老婆跟他离，他老婆那人真不错，但是也挡不住他在外面乱七八糟。他在咱们所的时候也不老实，不过这些事你不知道最好。” 邓远的话把我本来就不太平的心境搅得更不太平了。我很想知道张道福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更迫切想知道的是，他过去在研究所是怎么不老实的。 见我没说话，邓远奇怪地看着我，我只好立刻含混了一句。 “他不是刚到新单位吗？” “就是，所以，我和他老婆分析，张道福有病，跟克林顿似的，不考虑场合不计后果。”邓远很想把这件事说完：“你说，一般男的，稍微正常一点的，谁能刚到新单位就惹这样的麻烦。” “也许是爱情呢。”我说，尽管我自己也不相信有这可能。 “噢，老天，可别老拿爱情开涮了，让爱情歇会儿吧。” “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们单位有个小招待所。他把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给带到招待所去了。说实话，我还见过那个女的，长得不难看，可谁也不知道她三十多岁为什么没结婚。” “是不是他们从前就有联系？” “搞不清楚，反正那个女的人缘不好。他们一进招待所，人家就明白了，就给他们报告派出所了，说有人进行淫秽活动。你想，现在正是风口上，到处都在抓这事儿。派出所一敲门，可能两个就慌了，刚到新单位就闹出这种事，估计张道福也害怕影响太坏。反正两个人想出一个馊主意，张道福用床单把那女的拦腰系上，想从窗户把她顺下去。谁知道是那个女的太沉，还是他们慌慌张张没系紧，反正这女的一下从三楼掉了下去，腰摔坏了。听他们招待所的人说，派出所的人刚把门撞开，张道福立刻恳求他们先救人，再抓他。” 还好，他想的是先救人。 “这能构成刑事犯罪吗？”我小心地问了一句。 “说不好，张道福也是倒霉，那女的哥哥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原来是这样。”我轻轻地感慨了一句。这时电话响了，邓远于是告辞。她出门前，我对她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别客气。 我拿起电话，刚说了声“喂”，就传过来一个我熟悉的声音：“你居然还在办公室。”居然是我老婆，她平时很少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 “你有那么多瘦弱的女人需要照顾，总在办公室怎么行啊，得现场办公吧。”我想，她的任何一个学生听见她这么说话的腔调，便永远不会再忘记“阴阳怪气”这个成语。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放电话了。” “当然有事，你以为我那么愿意给你打电话吗？”她停顿了一下，可能是为了强调下面要说的话很重要。“今天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觉得应该马上告诉你，不然就太晚了。” 我没有说话，脑袋里认真地想了一下，我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比如说吧，”在我得出结论之前，她又说，“比如说，你要是洗澡的话，从不事先问我是不是需要上厕所。如果我也正要上厕所，那我就得认倒霉，憋着，要么到街上走出两公里去公厕。我希望你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脸多么丑恶。” “你有过……”还没等我的话说出来，她已经放下了电话。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心里突然那么难过，说不出道理的难过。 我认真地回忆了半天，最后基本上肯定，在我洗澡的时候，我老婆一次也没去过公厕。一般说来，如果我洗澡也是晚上十点以后，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假如我不在家，我老婆去了公厕，跟我又有什么相干。 可惜，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忽然被打断了。我想，她用来谴责我自私的这件事，我可以辩驳，但我不能说我不自私，我更不能说我关心她爱护她。这些都是不对的。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也想做正确而美好的事，我很想，相信我，我太想了，可我就是做不到，我恨死我做不到这一点，可我还是做不到。 因为我不喜欢她。 这时！ 门被一个人胆怯地推开了，接着推门人异常迅速地闪了进来，然后回身轻轻把门关紧。等我看清来人是于奎时，他已经拎着一个大旅行袋站在我办公桌前。 “外面这会儿没什么人，那帮人都在会议室胡说八道呢。”于奎说着把旅行袋放到我办公桌对面的角落里。 我看着这一切：于奎太监似的表情，那早已过时的黑色旅行袋，他接下来还想再说点什么的可能，让我窒息，仿佛有人在我刚刚涌出的难过上面撒了一层芥末，把它变成了绝望。 “都是好东西，下班拿回去。”于奎说这话时的表情像我多年前过世的父亲。可他不是我父亲，他甚至跟我父亲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把这东西拿走，不然你下辈子也别指望要到房子。”我低声告诉于奎我的心情。然后我等待了半分钟，然后我看见于奎什么都没说拎着旅行袋出去了，就像他进来时一样小心翼翼。 我一点也没为自己的冷酷态度感到歉疚。 于奎的态度，让我想起当副县长时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他在我刚到的欢迎会上犯了一个小错误：把横幅上我的名字写错了。我永远忘不了的不是他的小错误，而是第二天向我道歉时的表情。这表情你无法用谦卑诚恳之类的词来形容，它比谦卑还谦卑，比诚恳还诚恳，是人们面临灭顶之灾前的表情。没人能把这表情和那个小错误联系起来，这表情后面的恐惧，让人觉得他犯的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那以后，我非常讨厌这个人，甚至有点恨他：因为他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魔鬼。 不让于奎这名字出现在确定的分房名单上，这是在下班路上我躲在伞下的想法。几天来连着下雨，我已经开始讨厌回家时总是湿湿的裤脚。所里的司机跟我说过两次，要每天送我回家，但我拒绝了。 第一，下班的路上差不多是我唯一清净的时候，不用跟任何人说话。除了我不小心碰了什么人说声道歉，路上没人看我，我看见别人也像没看见一样。 第二，我不喜欢单独和单位的司机坐在一起，他们让我不安静。 顺便说一下，那个司机叫庆子，我想我还会再提到他。 快到家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样撑伞的男人从我身边跑过去。他一边跑一边合上了雨伞，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缓慢地进站。我把伞向后仰仰，看着他跑。从他的体态，我判定他和我的年龄相仿。他努力加快速度，我敛着呼吸，浑身紧张地看着，好像在跟他一起跑。他一手拿伞，摆动双臂，迅跑，像是跑接力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在冲刺。就在车起步，缓缓动起来的时候，他到了，重重的一掌拍在车厢上，宣告他的胜利！ 车停下，他上去，我长出了一口气，放松下来。想着已经在车厢里的男人，我像一个刚刚得手的小偷，偷窃了本应属于别人的一份小满足。所以回到家里，接到另一个男人的电话时，也没觉得太突兀。 为了橄榄树…… “你叫胡东，刚调到艺术研究所当头儿，对吧？”电话里的男人开门见山。 “你是谁啊？” “你是不是发现你老婆最近有些变化？”他又是提问，声音听上去苍老。 一个陌生人理直气壮地向你提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他是你未来的领导，而且对你有好感，想提拔你；或者是你的情敌，对你已经十分了解。 可我还是怀疑，我老婆能给我树起一个情敌。我老婆不比别的女人差，可找情人是需要素质的。尽管怀疑，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洗澡前，先问她是不是要解个大手，对吗？”我这么问他是凭感觉，我老婆打电话，专门跟我说这句话，原因肯定是这个老东西。他不教我老婆这么做，我老婆是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做了是不是就会好些呢？”他反问我，却不给我回答的机会，“那样，她会觉得舒服，会觉得你对她关心，甚至会觉得你爱她。”他把我作为讽刺发过去的球，又传了回来，球的性质变化了，他想伤害我。 “说得好，做得也好。女人快乐，天下才快乐。”我只想继续讽刺他。 “可是你爱她吗？”他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不再有调侃的语与一 我不能再小看这个声音苍老、充满活力的男人。我不仅猜不到他的年纪，也测不透他的深度。我暂时没有回答。 “我们拿出一点男人私下对男人的态度，你能告诉我你爱她吗？”他更认真了。 “这么说，你是很爱她的。”我开始烦，阵脚也乱了。 “你肯定能得到我的回答，但是你得先说你的。” “那好吧，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承认这事实是如此艰难。 “对，你不爱她。而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也和你想的不同，跟感情没关系。” 我没再说话，觉得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件事那么不真实。 生活有这么荒谬吗？这之前，我一直相信，我和老婆之间的事，美好或者龌龊，别人都不会知道。现在，我得承认，没有一个世界是完全封闭的，两人的，三人的，甚至一个人的。 “你很难过吧？”他见我不说话，就缓和了语气。 我的确难过，却说不好因为哪件事。 “有很多事都让人难过，”我说，“你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老婆的事，你觉得这不是难过的事吗？你到底是谁啊？” “我能理解，对你来说，我是你老婆偶然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发现她的状态糟透了，又觉得自己能帮她一把，所以就跟她见了几次面。我保证，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 我当然不相信他所说的，但又不自觉地被这个陌生人吸引。一切都变得怪怪的。“你退休了？”我问他。 “退了，这是我的余热事业。”他没故意装出风趣的语调，而是把话说得很认真，“你老婆不在吧？” “她在你家吧？”我还是不能心平气和地对他，尽管我对他已经没有恶感。 “你还是以为我和她有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他说得既肯定又坦然。 “那她怎么对你表示感谢呢？”说出这话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坏人，但是我不能把说出去的话再要回来。 “你这么跟我说话就不太地道，可我还是没把你当坏人看。对你，我多少还是了解的。你老婆说过你，好多事她可能做不出理智的判断，但是我能。我可以开导她。刘托云那件事她不再烦你了吧？” 我老婆真是突然就停止了这段时间对我进行的口头摧残，她不再提刘托云这件事了。现在我知道了奇迹的出处，惊得半天没闭上嘴。一个发挥余热的老离退创造了这奇迹，我还能说什么呢？跟我老婆在一起生活的十几年里，我试过所有直接间接残酷非残酷的办法，想让她闭嘴，哪怕不是心甘情愿的也行，从没成功。 “不管怎么说，我能理解你。我喜欢养花儿养鱼的人，不喜欢养鸟的人，说不出道理。” “什么时候我送你几条鱼。” “别送我，我谢谢你的好意，但别送我鱼，我没时间伺候它们。”他说。 “是啊，女人肯定比鱼更有意思。”我说。 “你又误会我了。我不是为了那点事才做的。十多年前，这件事对我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他这么说想表白什么？我不会因此就把他当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那些缄默留意电线杆广告的男人，他们在自己的性无能面前，至少还有个老实的态度。 “前不久，我看了一本书，是个老头儿写的。他说，当他感到自己的**衰退时，心里并不难过，反而有从一个暴君手下解脱出来的感觉。不瞒你说，看到这儿我都流泪了。他把我许多年来的朦胧的感受一下子说出来了。我年轻时，曾经疯狂追求过这件事，得到的教训比快乐多。可惜的是这老头写完这本书不久就死了。你看，这就是人，总是太晚才明白对他们有益的事。” 我对这个老头的好感就是在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希望我们现在不是打电话，而是坐在没人的茶馆里相互信任地倾谈；我甚至嫉妒他帮助的是我老婆而不是我，谁肚子里没有苦水啊？接下来，我非常友好地问了他从前的职业，居然和我现在的职业一样，但级别比我高。他曾经是一个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当然，这样的机构只能在首都。也许是因为我从没在首都生活过，所以又问了他几个不该问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像他这样的心境是可以出家的，干吗还和女人搅在一起啊？ 他的回答让我开了眼界：“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成为女人最好的朋友。没有那方面的因素，跟女人相处更舒服。而且你很快就会得出结论：女人比男人善良，聪明还不固执，包括你老婆。” 居然有人能对我老婆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我看来，如果天底下还剩十个固执的人，有一个就是我老婆。 “你为什么不娶她？”我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彼此很合适，对性双双失去了兴趣，对彼此都有最良好的印象。 “你对女人没了欲望，也就不会有娶她们的念头。”他说。 “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免得孤独。”我像一个只了解生活皮毛的傻小于，开始说格言了。 “欲望才是人们孤独的原因。我不孤独，也早就决定，死的时候一个人。” “你老婆在你家对面的理发店里做美容，去看看她吧。我对你该说的也都说了，就这样了，再见了。” 他放了电话，把我一个撂下了。我握着听筒，想象着这个男人优哉游哉地走向他的藤椅，端起打电话前沏的现在刚好可口的茶水，舒服地喝上一口，仿佛刚刚做完了一个冗长的工作报告，而且效果不错。我恨他吗？可能。他令我反感吗？可能。但这不是我对他的全部感觉，另外的我现在说不清楚。我放好听筒，像一个被点了穴道的人，在根本不情愿的心情下，离开了家门，我要去他说的那家理发店。 理发店里没有别的顾客，所以我一进门他们立刻都站起来了，两个姑娘，一个小伙子。在他们问我是不是剪头，是不是洗头，是不是按摩的时候，我看见里间的一扇门半敞着，躺在床上的女人脸上糊满了古铜色的糨糊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知道那东西叫面膜。床前坐着的美容小姐一手拿着盛面膜的小碗儿，一手拿着小竹片儿，在寻找尚未抹到的地方。 半敞着的门前放着一双鞋，鞋被突出的脚孤拐撑变形了。鞋的后跟儿钉过掌了，擦得很干净。一切能维持这鞋的体面的努力都做了，可它看上去仍然破旧。这就是我老婆的鞋，我的心有些乱了。 “先生，是干洗吧？按摩免费。”一位小姐对我说。 ??好听筒，像一个被点了穴道的人，在根本不情愿的心情下，离开了家门，我要去他说的那家理发店。 理发店里没有别的顾客，所以我一进门他们立刻都站起来了，两个姑娘，一个小伙子。在他们问我是不是剪头，是不是洗头，是不是按摩的时候，我看见里间的一扇门半敞着，躺在床上的女人脸上糊满了古铜色的糨糊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知道那东西叫面膜。床前坐着的美容小姐一手拿着盛面膜的小碗儿，一手拿着小竹片儿，在寻找尚未抹到的地方。 半敞着的门前放着一双鞋，鞋被突出的脚孤拐撑变形了。鞋的后跟儿钉过掌了，擦得很干净。一切能维持这鞋的体面的努力都做了，可它看上去仍然破旧。这就是我老婆的鞋，我的心有些乱了。 “先生，是干洗吧？按摩免费。”一位小姐对我说。 女士制造 有位有名的节目主持人写过一本书叫《日子》。据说，出乎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写得还不错。我不看电视，所以也没买这本书看，但这本书的名字让我想起过一些类似的词：剂子（就是包饺子做馒头先拧出来的小块儿）、车子（可能是东北话，指自行车）、种子、扳子、盒子、傻子等等。把这些词跟日子联系起来，就好像明白了日子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平平常常，琐琐碎碎。 我把前面写下的文字看了一遍以后，感觉就像日子似的，平平常常，琐琐碎碎，担心发表不了，尽管我写的目的不全是为了发表。我给编辑老冷打电话，说了我的担心。他说：“写，写下去。”他语气像我祖宗那辈人，“你必须写下去！” 还没等我问为什么，他就迫不及待地说了：“第一，你要是不写，你所经历的那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第二，你必须写，而且要在今年九月以前写完，年底发表。这篇小说必须发表，而且是今年年底以前。” “为什么？”我问。 “明年我就退休了。” “我写到哪儿了？” 把手机放回口袋里，发现自己还在大街上。有好几天都没写了，心情突然激动起来。 我带着这让我浑身发颤的鼓励推开了研究所的大门，居然看也没看一眼就经过了刘托云，天知道她在干什么。 经过走廊时，我的勇气已经涌到脖子那儿。我必须写完，而且越快越好，无论如何，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那位老编辑。如果我这篇小说能在全国有点比较大的反响，我就是作家了，而他也能更加光荣地退休。 办公室的门没锁，而且吴女士在里面等着我。 我看着她，一脸吃惊。 “你怎么进来的？”我看她不说话，呆呆地看我，就只得先向她发问。 “门没锁。”她小声说，没了往日的傲气。 我想起了昨晚的情形，黑丽来找过我，跟我很忧伤地坐了一会儿，并且拒绝了我的晚饭邀请。她说，如果我能给她解决一间哪怕像厕所那么大的房子，她就天天请我吃饭。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拿厕所做比较，有像厕所那么大的房子吗？ 我希望她再一次把我的头搂进怀里，哪怕一闭眼的工夫。可她没有。没有也好，在办公室不这样最好。也许因为这个，我才忘了锁门。 “我有事跟你说，所长。”吴女士不友好地说。我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不友好，所以没有对她更加不友好。 “这么早，还是跟老鲁有关系吗？” 她听我这么说，哭了。 看见眼泪，我的心立刻变得柔软，忘了吴女士所有让我反感的地方。 “别这样，你说说看，我一定帮你想办法。”我说得真诚而且温暖。 就在这个瞬间里，在我说完这话，吴女士还没开口的瞬间里，我想起一件事：我老婆在我面前哭过很多次，我几乎从没像现在这样表现过。我老婆的哭不让我心软，反而让我心硬。我还没去想为什么，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吓住了。 我是不是太残酷了？ “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我一把，不然我死定了。”吴女士哭得更厉害了。 我暂时抛开了自己的思想，劝她别哭，让陆续来上班的人听见，反倒把事情闹大了。听我这么说，她真的不哭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女人来找你，所以我提前来了。我……哎，我怎么说才好啊，我真是开不了口。” 说出开不了口的话，其实不是很难的事。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要来找我的女人是司机的老婆。 我说过，司机叫庆子，比我小十来岁。在我的想象中，他很容易就把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吴女士带上了床。因为喜欢夸张的吴女士没说庆子如何如何追求她，她只是说，那一切都发生得太偶然了。 我多少有点卑鄙，因为我稍微详细地问了一下：“偶然是指一…。？” 吴女士很艰难地说了，几次。 最后一次他们被庆子的老婆发现了。 “胡所长，你一定得帮帮我。”她说着又哭了。 我继续安慰她，同时尽量把我老婆的样子弄到一边去。 “你不知道我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她说，“他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我离婚，一句话都不会多问。” “人都是会变的。”我含混地说。 “他不会，他有权有势，什么都不在乎的。”吴女士脸上以往经常出现的骄傲和矜持无影无踪了。 “我不是说我做这样的事是对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所长你相信我，我没什么可辩解的，事实就是事实。”她擦擦眼泪，又接着说，“可是，他从不关心我，不关心我的感受。我们天天过的日子除了平静就没有别的，像死水似的。要是能有一点点乐趣，我也不会让老鲁那家伙缠着，你不能想象他有多烦人。上次，我把他写的条子给你，也是想让你吓吓他，别让他再缠着我。可是，后来，我一想，虽然他烦人，毕竟还关心我，还算有个人想知道，我天天干吗，想主动问问我，管他问什么！你现在开始可怜我了吧？我的确挺可怜的。”吴女士说到这儿又流泪了。 我没有可怜她，我在想别的：我老婆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吗？难道，男人在变成丈夫的同时，必须失去很多善良的本质？还是，男人就不能对自己的老婆善良一点，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 “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来求你。所长，我不能离婚，无论如何也不能。” “为什么？” “我不想解释，如果我必须离婚，那我只能自杀。所以，你还是不问我的好，你得帮我。庆子他老婆来，肯定先找你，你得把她稳住，千万不能让她在所里闹开，也不能让她闹到我家里去。我求你了，所长，我欠你天大的人情了，我能还，但你必须帮我……” 她有点语无伦次了，心里肯定乱得不得了。 “你告诉他老婆，我可以发誓，决不再找庆子。如果她还不相信，你可以告诉我，我想办法调工作。我走，怎么的都行。” 上午十点，我得开会，继续讨论分房的事情。我答应了吴女士。然后把她打发回家了。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分房小组的人都到了，我已经熟悉他们的面孔和表情，今天却觉得它们陈旧，仿佛上面浮满了自我欺骗的灰尘。我想，自己跟他们没有不同，也许都需要泪水清洗，进而知道得更多一点，我们到底要什么。 一股浓烈的气味钻进了会议室。大家互相看看。 先闻到的是炸辣椒的香气，勾起的是食欲；接着就是焦煳味儿，大家纷纷咳嗽起来。男人三立刻说是刘托云干的，好像他们事先商量过。 我来到走廊，男人三说得没错，刘托云刚刚关了电炉子，锅里是少半锅焦成黑色的辣椒。 “还能吃吗？”我问她。她看看我又看看跟我一起出来的分房小组成员，然后说：“本来也不是做来吃的。”她说完端下辣椒锅，又准备把脚边的另一口小锅放到电炉子上，锅里面是古铜色的液体。 “醋。”她一边说一边插上了电炉子。 我们回到会议室，男人三说，这不过是开始，他还听说，下午刘托云要熬中药。他看上去更像刘托云的同谋了。 “你倒是挺了解情况的。”我终于忍不住说。 “我是分房小组成员，应该做的。”他说的时候，我倒是觉得他更愿意做的是观众，而凡是观众都不怕情节曲折。 “我们光了解情况是不是有点不够？”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男人三反问我。 “好多事不是必须发生。”我说。 “你是说，我们去制止刘托云？”男人三用一种不正常的强调语气说，“你要是这个意思，就是太不了解她了。” 我等着他往下说。他果然说了：“她跟她爸一样，都属于顶烟儿上的那种人。你不制止她，做了也就做了，不会变本加厉，你要是制止她，她就可能把这事重复一百遍，标准的精神病表现。” 这一整天，刘托云用她的小电炉，制造了五六种辛辣刺激的味道。其中一种中药味儿差一点让我吐了。那味道腻人，甜兮兮的，直冲你的神经末梢，然后糊住你的呼吸，让你喘任何一口气的时候都得费劲儿，同时必须吸入更多的气味。 如果她每天制造这气味，我就完蛋了。虽然我是一个不育的男人，但这气味还是让我想象到了女人妊娠时必须呕吐的滋味。那些女人肚子里有孩子，所以她们也有精神力量去支撑去对抗。我肚子里有什么？一顿质量不高的早饭！ 我终于发现了对我来说致命的气味。如果她不停地干下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我给她房子，要么我离开研究所。 下班铃响时，邓远跑来告诉我，刘托云停火了。 所里人都走了以后，我从办公室出来，刘托云坐在那儿，好像在等我。 “为什么不接着做了？” “下班了。”她说。 “我还没走呢。” “我又不是专门对你的。”她说得十分不屑，所以我没法儿把这理解成是好意。 我劝她别再这样下去了，尽管我能理解她要房子的心情。可她说，她也能理解我劝她的心情，最好各干各的事，谁也别管谁。 “但是，你做的事影响别人。”我说。 “如果我不影响别人，所谓的别人就不会考虑我的利益。” “争取利益你可以用正常的手段。”我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在研究所所谓正常的手段就是没手段。” 我注意到她说了两遍“所谓”。 一、二、三。生活留念照。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局面。我把工作上的烦恼带回家，用家中的另一种烦恼把它冲淡；再把家中的烦恼带到单位，让它溶化在单位的烦恼中。 这的确很烦。但让这烦恼倒倒班，就不那么烦了。 做过美容之后的老婆，看上去有变化。我怀疑她为了巩固美容效果，在脸上抹了油。她几次婉转地问我，要不要开诚布公地谈谈，我都同样婉转地谢绝了。对我来说，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谈的。我倒是常常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给我打过电话的老离退，接着就想象他和我老婆在一起时可能有的气氛。这不是嫉妒，你要是和我老婆在一起呆过这么久，也会忘记嫉妒是什么滋味。 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人，也许都和我一样，还是日子中的人，但已经不再等待奇迹的发生。没有奇迹，活着也有乐趣。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更小的不同，都能让今天变得与昨天稍有不同，作为活到八十岁的理由这还不够吗？ 男人二调走了，大家在单位门口照相。拿照相机的是男人一，他为了自己也能在相片里面，就请不参加照相的刘托云帮忙。刘托云拒绝了：“我不给你们照。”她是这么说的。男人一好像没听懂。 “我教你，这是傻瓜相机，很容易的。” “我没说不会照，我说的是不给你们照。”刘托云声音不高，强调着自己开始的本意。 不光是男人一，大家都愣了。他们看看刘托云，再看看男人一，好像男人一做了什么才引出刘托云这么恶意的表达。男人一也被这不负责任的目光弄得恼火。 “不怪人家说你是精神病，你真是病得不轻。”男人一说。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才不给你们照。”刘托云勇敢地得罪了全体，解脱了男人一。一片唏嘘声从站好照相队形的人群中传出来。 刘托云离开，我想她是回到自己的临时角落了。 “咱们照咱们的。”男人二说。 “我给大伙儿照。”我说。 “那可不行，缺谁不能缺所长。”有好几个人同时说，好像我真的那么重要似的，至少有几秒钟，心里空得慌。 “我来照。”男人一说完，没人反对，好像这样就能把刚才那件和刘托云有关系的事情进行到底。 大家排好，男人一退到几步远的地方。 “我照了。好，一、二、三，茄子！” 黑丽说她闭眼睛了，于是大家说再来一张。 “好，我照了，一、二、三，气死。” “再来一张，别说气死，不吉利。”男人二说。 “什么吉利不吉利，气死是英语，就是奶酪的意思。” “咱又不是英国人，照相喊奶酪干吗呀！来，来，再照一张，喊七。” “好，我照了，一、二、三……” “七！”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照相结束了，黑丽经过我身边时，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手里。还没等我打开看，男人二走到我跟前，表示要跟我聊聊。我们转身要进去，身后的一个小男孩儿拉住了我的衣服。 “刚才那个阿姨给你的纸条呢？”他大约五岁左右，看上去比幼稚还幼稚些。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刚好男人一走过来，拍拍男孩儿的脑袋问道：“你奶奶在家干吗呢？” “我奶奶在家不练***了。” 男孩儿把大家都说笑了。男孩儿说完又看我。我赶紧走进大门，怕男孩儿再问我纸条的事。男人二紧跟我进来，告诉我那男孩儿是所里退休职工张石的孙子。 在纸条上，黑丽约我吃饭。 我很高兴。 高兴之余，还有点缺憾，要是我能背上一套房子去吃饭。就更如人意了。 在棕榈树下 告诉我在林子的哪一部分。 你要和我调情。 在面包树下，在榕树下，在棕榈树下。 任何一棵老树对我都行。 一一艾略特。 我们又去了那个小包间不另收费的饭店。它离单位离她家离我家都很远。在小包间里，我们填饱了肚子，除了听黑丽说话，我心里还想着付钱，上一次就是我付的，这一次我还想付。 黑丽说完了这几天里自己干了什么之后，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你跟你老婆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 你是不是挺恨刘托云？ 我要是说我理解刘托云，你会怎么看我？ 其实你怎么看我我都无所谓，我这么说你生气吗？ 你是当官儿的，当官儿的和我们老百姓想事儿不一样吧？ 我同学家在这附近，她出差了，你想上去坐一会儿吗？ 结果，我们谁都没付钱就离开了。黑丽说，这个饭店的老板是她的同学，事先说好的免单。因为要去她另一个同学家小坐，我们有可能单独呆在一起，所以我也不想再为付钱的事纠缠，怕她又改了主意。 不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但和黑丽呆在一个除了我们两个再没别人的地方终归是诱惑。 我还记得那间洁净的小屋子，那之前那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房间。它在一幢老居民楼里，没有任何奢华的摆设，老式地板上的红漆差不多褪净了，但被主人擦得十分仔细，近视的人也能一下子就看见木头的纹理。整个房间散发着洗涤用品的清香和好闻的水果香气，茶几上摆着一只菠萝。 黑丽把我安顿在一张短小的二人沙发上，她坐到沙发对面的单人床上，把绷直而洁白的床单压出一堆褶皱。除了这几件家具，还有一个和书架连体的小写字台和一个衣柜。 黑丽告诉我主人是她最好的女朋友，进修前把钥匙留给了她。因为这个房间，我开始想象主人，我问黑丽她的这位女朋友是干什么的，她有些不高兴地说：“产科护士。” 此时此刻不该提别的女人。 我胆怯地走到黑丽跟前，想把她抱进怀里，但又不确定这么做能不能被允许，好像我们之间的拥抱应该总是由黑丽开始。我尴尬地坐在她旁边。 她站起来，站到我对面，仿佛那儿才是她面对我的最佳位置。我盼着她再一次把我的头埋进她的胸前。 “你真的喜欢我吗？”她认真地问我。 我更认真地点头。 “我很烦，你能理解吗？” 我又点头。 “你除了点头就不会别的了？”她生气了。 我站到她对面，还是犹豫。 “我……” 她把我推到床上，然后走近我，像上一次那样，突然把我的头搂进了她的怀里。 “你可以把鼻子放到它们中间去。”她说着用力按我的头，把它按进了它们中间。她的声音忽然间就变得喑哑，涩涩的，像一双温柔的手，却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更紧地抱住她，好像松手就会从现在的高处摔下去。如果再往上就会撞上死亡，我也无法停止。 所有我过去已经明白的道理，现在还明白，但是控制不了这股巨大的力量。不管后果是什么，不管付出什么，我要做，必须做。 我笨拙地在她身上胡乱地拉扯，甚至不再害怕，不再去注意她的反应。最后我们倒在床上，黑丽却离开了我的怀抱。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是不是把这一切也给过别人？”她又向我提问题了。 “我不在乎。”我恨死问题了，女人为什么总能提出问题！ “是吗？你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不在乎的。”黑丽说着快哭了。 我又要去拥抱她，她拦住了我。 “我从没把身体给过任何一个男人。” 我在这句话的尾音里清醒了，慢慢地回到了几分钟前的状态里：浑身难受，脑袋还长在我的脖子上，我却觉得它遥远无比，仿佛正代表着别人看着我。我的理智和冲动正互相击打着对方，不是为了胜负，就是为了击打。 “我有两次和男人在床上，赤身裸体的，但我总是在最后又穿上了衣服。”她说着再一次把我抱进怀里，准确说是搂住了我的脑袋。 我被动极了，一只手抓住裤子的侧线，刚才的忘我走出去好远了，只是等待她的下一个步骤，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另外的那些男人同命运，站着进来，还得站着出去。 我不敢再问她为什么跟男人上床却不跟他们睡觉，担心会听到一个巨大的心理变态个案，或者比隐私还隐私一百倍的隐私。 她向上蹿蹿，又去吻我的秃顶。我有点怀疑她的用心了。我把她的手轻轻拿过来，放到我的脸庞，让它们远离我的头顶。 “黑丽，我非常喜欢你。”我说。 “我知道，我也喜欢你。听我说，我不是对这种事一无所知的老处女。我听说过很多，也觉得这件事是很美好的，我对它抱了很大的希望。如果做不好，我宁可没有。如果让我在马马虎虎的一千次和达到顶峰的一次之间选，我宁可只要一次。” 从她的这话里我听到了希望，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她要一次登峰造极的床事，我能完成任务吗？我拼命回忆，最后一次做这事是什么时候。我知道是跟我老婆，而且不是在最近，而且没有进行到底。 “邓远说，你这样的男人能在床上把女人带到天堂。”她说着又去吻我的秃顶。 “你不要再吻我的头顶。”我拉住她，黑丽却温柔地说：“为什么不？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秃顶。” 微小的解释 我急于声明一件事，我没有在那个晚上，在黑丽朋友的那间干净的闺房里做那件我很想做的事。房间里的电话铃突然就响了，我们虽然没接电话，但都过劲了。黑丽作为处女走进这个房间，出门时也没有变化。 但是我在地点相同的另一个晚上，和黑丽做了这件事。最仔细的读者也不会在乎我们选的是哪个晚上，就像黑丽不在乎我的?顶一样。 的确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做了还是没做，这差别是我从前无法料想的。除了我老婆，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她，黑丽是我第二个有身体关系的女人。我并不感到悲哀，有第二个就比没有第二个强。在黑丽之前，我曾经和一个女人有过一段感情，全部的表达方式都是写信。我们只见过一面，我拥抱了她。她告诉我这就是结尾，然后她跟另一个男人结婚了。那以后好多年我总是突然就回忆起我拥抱她身体时的感觉，却从没再想看她写给我的信。 我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个晚上描写一下。如果让我坦白地说，而且只说最主要的感受，那我只能说，我怀疑黑丽不是处女。 这可能是如今大家都不喜欢坦白的原因，坦白，太不近人情，太残酷了。所以，你不妨把我下面要说的当成私下里才说的活，当成我一个人自语时才肯说的话。面对自己时，或者面对你最好的朋友时，你不也是什么话都说嘛！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太多地方跟我想象的不同。黑丽有点，怎么说呢，放得很开。假如她是处女，那么我就得相信处女都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或者她们集体看过三级片儿什么的。她那么有经验，好像我比她年轻二十岁。她很快就把我调动成一个每寸皮肤都在燃烧的狂人，可惜我却实践得十分拙劣。我就像一个搞理论的人，看过无数有关踢足球的书，但一次也没踢过。我忘记了照顾别人，一个人跑到了前头。 我看着她难过失望的眼神，想起她对这事的高标准，心里恨死自己。我忘了她是不是处女这回事，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让她快乐。然后我做的事，应该是我余生中的最后一次，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担心再也做不到了。 我至今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支撑我，我真的像狂人那样，像黑丽期望的那样，再次振奋，用尽了全部气力，把她带到了所谓的天堂。那以后，我躺在床上，差一点被自己的汗水淹死。我想，我身体里的水分都变成汗了，明天我将枯瘦一万倍。 这个夜晚的最后一幕，是黑丽不再有责备我的眼神。看见她满意地躺在床上，就觉得出多少汗都是值得的，黑丽作为处女或者作为女人，在我的眼里变得至高无上。 爱情不是为了自己快乐。 也从不把自身放在心上。 它是为了别人牺牲安乐。 在地狱的绝望中建造一座天堂。 仅以这几句抄来的诗纪念与黑丽小姐共同度过的所有类似的晚上。对我而言，那时间和爱有关。我抄人家的诗是因为自己不会更好地表达。 世界因此大改观 早上，我临出门的时候，老婆突然对我大喊一声：“你到底怎么了？”她说。 没人是傻子，我感到惭愧，就低头装出认真穿鞋的样子。 “我已经跟你说过五次，我们谈谈。要是再不谈就离婚。你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吗？离吧，谁知道谁还能活多久，活着分开总比死了再分开好。” 在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脑袋里闪现了一下黑丽的模样，没有答茬儿。对所有和死亡搭界的话题，我都忌讳。 她看上去那么伤心，这是我们结婚十八年来，她第一次提起离婚的事。可我还一次没提过离婚。虽然我们有时的关系比好多离了婚的夫妻更差，差很多。一这么想，我的内疚就减轻了一些。我对她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谈好了。然后就离开了家。 来到街上，在早上温暖的阳光中打了个冷颤，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次也没提出过离婚。决定下班后，一个人好好想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除了秃顶，我还有什么特征？ 我开步走，去上班。走着走着，心情就变了。我的思绪提前活跃起来。迎着经过女人留下的香气，我又想起了和黑丽度过的晚上…… 十八年前，我有了第一个女人。那之前和那之后的我，应该是有变化的。但我忘了具体的感觉，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成了我的老婆。 现在我有了第二个女人，好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走在大街上，我总是感到心中有跳动着的节奏，走路时也飘飘的。 一个老太太在扫烤鸡店门前的尘土，她抬头看了我一阵，直到我走过去。也许她能发现我现在有了第二个女人，流水一样的日子被系上了一条红线。不然她为什么看我看了那么久？我朝单位走去，看见的每个从身边经过的行人，都觉得亲切，相信他们能发现我的变化，我现在和以往不同的心境，就像他们能发现一个处女一夜之间不再是处女了一样。 如果性能在生活中划出一条分界线，那它就应该是个标志，而不应该是个秘密。 迈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就像一个被重新设置了程序的机器人，立刻把在大街上还愿意张扬的东西收藏了起来。夹起尾巴之后又发现了新的乐趣：我必须在研究所里隐藏的事情，另一个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一看见黑丽的办公室门，心就痒痒的，仿佛正在被一种幸福轻轻地挠着：我们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两个蚂蚱，两个。 我走进办公室，翻过台历昨天那一页。今天的日子下面写着：宜祭祀，补塞；忌理发，如宅。 早就该去理发了，一直拖着，像我这样发型的人去理发，总有亏的感觉。原想今天去，台历上又这么写了，逆着老规矩去做事，不知道还罢，知道的情况下，我一般不做。于是，我在台历上闲写了一句话：“今天不去理发。” “那你今天干什么？”邓远走了进来，看见我写的话，开玩笑地问了一句。 “还没安排，你想请我？” “哎哟，头儿，请领导的事，我这辈子还没干过呢。” “没机会吗？”我好像找到了一些不属于我的幽默感。 “都没有，没机会，也没必要。”她说，“我一不想升官儿，二不想发财。” “那你想干什么啊？” “没什么特想干的，每天就这么活着呗，高高兴兴的，有时候看点书，挺好的。”她说得自如，没有丝毫作秀的成分。 我被她感染了。我说：“真是不错。” “要公布分房名单了，你不紧张吗？”她转了话题。 “你紧张吗？” “那倒不至于，但下次我再也不参加所谓的分房小组了。” “干吗是所谓的？” “干吗不是所谓的？！给谁房子，不给谁房子，我说了算吗？不算，那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 我没办法跟她就这个话题再深谈下去，分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到目前为止，我的经验是跟它拉开一定的距离，别让它像符咒一样贴到身上。 “张道福怎么样了？”我换了话题。 “出来了。我去过一次他们家，看他的样子跟没事儿一榉。对了，他还让我带个口信给你，说找个时间碰个面。” 应该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很快，我们就约定了时间。 黑丽在我们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之后，还是对我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最初的那几天，我惦念她，也怕她情绪不稳定，上班时总是找个理由去她的办公室。 有一次我进去，黑丽没有用惯常的“胡所长”来招呼我，却给了我一个有点诡秘的微笑。我心里刚涌上甜蜜的感觉，门后探过来一个脑袋，看见是我，连忙用“胡所长”跟我打招呼。跟我打招呼的人，是所里公认最老实的一个人。他也看见了黑丽不同寻常的微笑，我想，如果他智商没问题，他就该得出一个和事实贴近的结论。 后来，我趁一个没人的时候，提醒黑丽，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还是得打招呼。可她说，她是想那样的，可心里的感觉有时候不允许她那样。 听了这话，我又往爱情那方向想了好多。 但是，你不期望发生的事，常常是很快就发生了。 给我做过按摩的张小姐来找我，完全超出了我对她的想象：得体地做一切，永远把握着分寸，如果必须来找我，至少事先会打个电话过来。 没有，没有。 她突然就站在我面前了，为她打开我办公室门的是黑丽。 “胡所长，这位小姐是找您的。”黑丽看见我一脸惊恐的时候，发出了一丝冷笑。 女人总是能突然就冰冷起来。 黑丽为我们关上门之后，我发现只有一件事，张小姐做得还吻合我的想象，穿得很得体。就是专门管这事儿的警察也看不出她的职业痕迹。 “真是对不起，事先没打电话给你。”她坐到我的对面，端庄大方地说。我又一次感到不解，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就非得做按摩小姐？！ “今天怎么这么闲？” “我有件事挺急的，原先想找另一个朋友帮忙，可他不在，所以，我就过来了。”张小姐说。 “什么事，你说。” “明天，我弟弟结婚，我得找个人陪我去参加婚礼。” 我看着她，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当一天我的男朋友。”她小声说，好像自己知道这是很不正当的要求。 “是这样。”我的声音更小。 “是这样。其实，我没找什么另一个朋友。我直接过来，也是想让你看看，我穿成这样，你能不能陪我去。” “你为什么非得向家里人证明你有男朋友？” “没人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我担心他们已经有点怀疑我，所以……” “也许我不该问，你必须做这种职业吗？” 她点点头。她脸上的某种表情，阻止我再问下去。 我答应了张小姐，尽管我不情愿，但我在一个端庄得体的女人面前，找不到拒绝的借口。即使这端庄和体面都属于按摩小姐。 下面才是我真正不期望发生的事。 黑丽居然为露过一次面的张小姐吃醋，她的某些做法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我在门口跟刘托云说话，黑丽从她的办公室出来，走到我们跟前，愣说有个找我的紧急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了。我跟她去接电话。她立刻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然后愤怒地对我说：“如果你同时也对一个疯子感兴趣，那你应该先通知我一下。因为我对疯子没兴趣。”她看上去真的生气了。 我向她解释，不管怎样，我都得正常工作。我跟刘托云说话，是要给她打打预防针，马上就要公布的分房名单上面没有她。 听了我的解释，黑丽的表情平和下来，脸上现出了令人怜爱的委屈。这表情让我觉得陌生，在我老婆脸上从没见过。为这样的表情，我做什么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就做了。我和黑丽又去了几次那个干净无比的小屋。 我给黑丽讲了一个英国小说。 从前有一个女仆，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伺候主人多年，主人很满意她的工作。有一天，多年独身的主人终于耐不住寂寞，跟她发生了关系。 事后他们留在了主人的床上。女仆人睡后，主人想起很多关于主人和女仆的故事。它们说的都是女仆跟主人上了床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女仆了，尽管她们还是女仆。 这位主人第二天醒来时，不敢马上翻身。他想他即将看到的景象应该是女仆还在睡着，忘了给他准备早饭，而且还会直接叫他的名字。 “最后怎么样呢？”黑丽很想知道结局。 最后，他就这样躺着，直到听见敲门声。女仆进来。对他说，早上好，老爷，今天在床上吃早饭吧。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黑丽问我。 我说，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样的故事。 黑丽说，那是因为所有男人都喜欢女人伺候他们。 我拥抱她，亲吻她。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个女仆，因为她虚伪。 拿自己开开心 从派出所或者监狱里出来的人，大都寡言而且不爱见人，很少有情绪高昂者，这是我过去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印象。见张道福时，我有了完全另外的印象，他好像刚从国外访问归来，所以，我也不好问他在派出所里怎么样。 “我们去吃饭吧？”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是他的办公室。 “别再去大燕二燕那儿了。”我差不多在求他。 “你这辈子恐怕放不开了。”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去了另一个光可以吃饭，没有燕子也没有鸟的饭店。所以吃完饭张道福说，去看看大自然吧。 哪里是“大”自然呢？我们去了一个公园。而我至少有十年没进过公园，任何一个公园。在公园里，我发现，像张道福和我这样的散步者几乎没有。两个男人，看不出同性恋的迹象，谁都能从我们的穿着上做出判断，我们是官吏，是小官吏。观察力再锐利些的还能看出来，我们是管艺术单位的小官吏，同时也是离艺术最远的人。如果再进一步做点解释，说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分房，说不定还会获得同情。 走在张道福身边，看着那些自发组织的打拳跳舞的人，还有那些野泳的人，呼吸着平时呼吸不着的好空气，头脑似乎也清醒好多。这清醒却把心情搅得很乱。 “派出所怎么样？”我因为突然而莫名的绝望感获得勇气，问了我一直想问又不好意思问的事。 “开眼界。”张道福感慨而认真地说，好像我终于问了他，不然对我们都是损失。 “这我相信。” “我碰见一个搞撬压的，跟哲学家似的。他跟我说，人和人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扎实了。” “你是说搞撬门压锁的？” “对，这家伙有一次进了一家，没完活儿呢，那家老太太就回来了。他看外面正好是下班时间，就让老太太给他做顿饭吃。老太太说眼睛不好，什么都看不清，做不了饭的。他说，那就烧点茶吧。老太太还是说眼睛看不清，烧不得茶。他早就发现，那老太太的眼睛好好的。他对老太太说，我只偷东西，不害命。老太太相信了，给他做了饭，烧了茶，还聊了半天家常。” 我笑了，转眼去看别处，到处是有差别的绿色。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其中的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一盒香烟，边走边分给另外的孩子。 “你把跟你老婆的那层窗户纸也捅破了？” “早就扎实了。” “你老是在外面绯闻不断，不怕你老婆离婚？” “她怎么会跟我离婚？！如果我有一件绯闻，她没离婚，那我有一百件，她也不会离婚。”他不甘心地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总结的定律。” “你老婆爱你吧，所以才不离婚。” “这跟爱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她不离婚是因为她虚弱，离婚会过得更糟。我找别的女人也是因为虚弱，半斤八两，所以谁都不用同情谁。” 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婆，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情形。 “你经历了这么多，没有让你真心动的？”我们逐渐有了坦诚的基础。 “个个让我心动。”他笑着说。 我也笑了。我想，他故意这么说的。没想到他又强调了一句：“我不开玩笑，对谁我都心动。这个甜点儿，那个酸点儿，我都喜欢。” 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再提爱情这种字眼儿。 “你不烦吗？” “你听谁说过，抽大烟的烦大烟？！” 我们已经从公园里走出来了，从我这方面感觉，我们比进公园之前更接近了，但在我们之间，我发现了更多的不同，这也许是我们能互相接近些的理由。 公园门口的电线杆上贴着治疗阳痿的广告。我随口说了一句，这样的广告太多。张道福立刻开玩笑似的问我，我是不是有问题。我笑笑，心里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有问题，像黑丽说的那样。 “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这样的公司，叫勃阳健康用品公司，什么药都有，各种价位，来自世界各地。” “你自己留着吧。”我打趣地说。 “我？哎，老胡，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生命力最后的完美体现处。”他说完，我们大笑起来。 “我不开玩笑，这件事，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好最长久的一件事。” 我们再一次大笑。 “真的，我他妈的不是一个好演员，也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现在也不是一个好干部……” “你是什么？” “我是一个好床上人啊！” 我们最后大笑起来，不管天，不管地。即使全国人民都在看我们，我们也只能笑下去。这是无法制止的笑，好在不经常爆发，一辈子里顶多一两次。 回到家里，我径直去见我的鱼，就想跟它们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明天全所开大会，要公布最后的分房名单，我尽量不让思绪停在这上面，该怎样就怎样，我现在多想也没用。 我看着和昨天一样慢慢游动的鱼，盯了半天那些公鱼们，在鱼的世界里，它们是不是也比母鱼们活得艰难？哥们儿，你们的感受如何啊？ 我是说作为一个公的，就像我作为一个男的。 回家前，我去找过刘托云，想把分房名单的结果提前告诉她，不希望她再做出上一次那样的蠢事。可是，她不在。 “我本来想今天晚上跟你谈谈，但我听说，你们所明天公布分房名单，我们就改日吧。但我们必须得淡谈。”我老婆在门口对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个叫于奎的打电话来，我看是想威胁你吧。” 我拍拍鱼缸，鱼不由得加快了游动的速度。那些拿着网走向池塘的人，能让鱼感到恐惧吗？尽管他们能用网杀死鱼。威胁，威胁，那个搞撬压的人会说，这不过是另一层窗户纸。想到这儿，我困了。 都不许动 开会前，去门口找刘托云，她还是不在。然后我碰见一个穿着很油的工作服的小伙子，他拎着一个塑料桶，问我于奎在哪儿。我刚想说于奎已经退休了，于奎却从我后面冒出来，他招呼小伙子跟他去，然后对我说，这是他家亲戚，给他捎点东西来。 这时，男人三在走廊里喊大家去会议室开会：“重要会议，公布分房名单。” 我经过财会室，推了推门，锁上了。 我走进会议室，屋子里挤满了人，还有三四个人在找空着的椅子。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开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我坐到了前面，黑丽走了进来。她没到处找椅子，径直走到邓远跟前，她为黑丽占了椅子。 最后进来的是刘托云，好像刚从地底下浮上来。她自己拿着一把折叠椅，就势坐到门口了。 我用目光在会场上巡了一圈儿，希望公布分房名单后，会场仍然能像现在这样安静，至多有点嘁嘁嚓嚓的议论。 在我用目光巡逻时，黑丽对我信任甜蜜地微笑，甚至有些毫无顾忌。在我们之间关系有了变化之后，她再没提过要房的事，这让我更相信感情的力量。 刘托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仿佛那不是她的脚。她把双脚使劲往一处并拢。 即使所有的人都将反对我，只要黑丽能像现在这样对我微笑，我想，我就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请允许我省略在分房名单公布前我所说的所有废话和大家努力掩饰的不耐烦。因为你们还不认识名单上得到房子的人，他们和本故事无关，所以我只告诉你们，那些你们已经认识，想要房但没得到房子的人。 于奎，刘托云，黑丽。 一点骚乱也没有，会场很安静。在这安静中我却发虚，不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黑丽扭头看侧面的墙壁，仿佛那儿写着另一份名单。她一定知道我在看她，所以故意不看我。她难过的样子让我心疼，这也许是我在短暂的安静里感到空虚的缘由。刘托云依然像会议开始时那样，看着自己的双脚。 我没看见于奎！ 当我意识到这点时，他轻轻推门进来，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汽油味。 我们都明白，他给自己浇上了汽油。 “我又是在门外听到名单的，我知道没有我的房子。”他说话声音小得让大家不习惯，后面有的人伸长了脖子。 我已经明白一切，下意识地站起来，还没等我迈步，于奎用一个手指把我定住。别逼我。他说着，另一只手从裤兜里费劲儿地掏出打火机，然后开始了他这辈子里最真实最像样子的一次演讲。 “我劝大伙儿谁也别拦着我，这不是能拦得住的事。”他说着向大家晃晃手里的打火机，“现在，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还有。我不过是一个老百姓，除了敬酒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他自问白答，研究所的会场可能从没这样安静过，可以听见每个人呼吸的不同之处。 “我不认识比你更大的官了，”他又用打火机指点着我，好像我是生产打火机的那个人，“现在，我也不用再藏着掖着，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说实话最好。我给新所长送过礼，可他没收，我能理解，礼太薄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必须得要房子，我又不会关系学，我只能豁出去了。” 于奎面对着我，再一次向我出示了手中的打火机，然后郑重地对我说：“胡所长，我要房子，我也应该得到房子，如果你不给我，我就把自己点着。”他说着哽咽起来，但保持着刚才的郑重。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别人也一样。 “我要房子！”于奎突然大喊了一声。 男人三站起来，估计是想靠近于奎。于奎发现了，对他吼了一声，让他坐下，也警告别人都别乱动。 “都不许动！”他停了停，接下去又说。 “我太了解你们了，研究所的人从来都喜欢看热闹。今天热闹大了，对不对？”于奎又不那么难过了，声音也高了起来，“我知道我就是点了自己，也得不到房子。我死了，没人有责任。你们会说我是疯子，说我有病，去他妈的吧。告诉你们，我今天下了决心：要么给我房子，要么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反正活够了。”于奎大声哭了起来。 男人三走近了他，拉住他的胳膊，试着把他拉到座位上，但于奎不肯离开，好像门口是唯一能分到房子的地方。男人三看我，我连忙安慰于奎，告诉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分房子也一样，千万别冲动。 “闭嘴，别再跟我打官腔了。商量个屁，今天我把命豁出去了，谁也不许糊弄我。说，给我房子，还是不给？” “你把打火机给我，我们立刻重新商量。”我说。 “不，你还耍我！别再跟我来这套，你以为别人的脑袋都让门挤了，你以为老百姓就比你当官的傻吗？” “我能理解老于。”男人三突然冲着我和于奎之间的那块空白说，“为房子我也会拼命，这是你唯一能从单位得到的值钱的东西。” 于奎的眼睛里起了变化，在听到男人三的话之前，他的眼睛散射着仇恨和绝望，现在它们充满了委屈。这是一种不聚焦的委屈，你想不好它从哪儿来，被男人三的话说中了，还是被他误解了……不过已经无所谓了，也许每个人都有像于奎这样来自绝望的力量，但这力量却是一次性的，你爆发了，然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从于奎的眼神里看到的正是这样爆发之后的空旷，再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我决定给于奎房子，一个人一辈子还能怎样呢？ 有诗意的是于奎不相信我的允诺，因为我没打官腔说考虑考虑，因为我没说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一室的还是两室的，因为我说给他房子时声音太轻，不庄重，所以我说：“好的，我说仔细点儿：给你一个小的一室的房子，条件是你家老人中的任何一个不在了，房子就得还给所里，然后再分配给别的人。” 于奎相信了，激动得要带着一身汽油过来拥抱我，我躲开了。这时大家鼓掌了，于奎就转向大家，伸着双手，一句话说不出来，哭了。 更有诗意的是人们都去帮助于奎收拾那一身汽油，没人问我那间房子从哪儿来。那些分到房子的人也没人表现出担心，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已经到手的房子。只有黑丽在走廊赶上我，低声对我说了一句话：“给老于的那间房子应该是我的，对吗？” 回到开始的地方等待结束 有一些决定，如果你是在热血沸腾或者被诗意左右的情绪下做出的，事后实施时，会遇到无法想象的困难。最后，不仅别人不理解你，自己也很沮丧。 我答应给于奎一套房子，基本上届于这样的情况。 为了不马上面对分房小组的人，还有黑丽、刘托云，还有还有……我从研究所跑了出来。无论他们中间谁的问题，我现在都回答不了。就是我恨自己，好像也晚了。一套房子，对我来说还是好大的难题，这也是我仕途现状的真实写照。 我跑到单位附近的一个面包店，在那儿有几把塑料椅子，如果你买一块蛋糕再买一杯热牛奶或者热巧克力或者热咖啡，你就可以在那儿坐一阵。上午，经常没人。 还没到夏天，所有的饮料都还是温暖的。 我买了两块蛋糕，是为了一个人多坐一会儿，否则，在我还没坐够的时候，就会有人来问我是不是再要点什么，那意思傻瓜也懂：你坐的时间超过了你为蛋糕和饮料所付的钱。这好像是很可笑的事，但我们已经把它当成规矩接受了，减少了一次笑的机会。 我一个人坐了估计只有一块蛋糕那么长时间，吴女士走了进来，而且是径直坐到了我的对面。看来不是偶然路过。 “我得跟你谈谈，别担心，不是关于房子的。” 既然不是关于房子的，那么我也愿意跟个人聊聊。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有时候我也来坐坐，吃一块蛋糕，我得经常吃点甜的，因为我低血糖。” 我请她吃蛋糕，她说，说完了再吃。 “我想调走。” “因为司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她长叹了口气。 “他老婆没来找啊，只要你们中断那种关系，不就没什么了吗？”说着，我想起了司机的名字，所里人都叫他庆子。 “是没来找，也许永远都不会来找，但我还是呆不下去了。我想先跟你打个招呼，等我找好地方了，你别拦着我，给个方便就行了。” 这是在困境中女人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欲说不能，欲不说也不能。如果我说，好，我能理解你，我给你行方便，那么，她就没机会倾诉。可我现在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想听什么人说点什么，跟分房没关系的什么什么什么。 “到底怎么了，也许我能帮你一下。” 她哭了。我等待着。 “所里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她一边哭一边说。 我坐直了，心想，怎么会，我没跟人说啊。 “你别多想，他们不是从你这儿知道的。”善良的吴女士先把我择了出去。 “谢谢你相信我。” “你要是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她擦擦眼泪，过会儿又说，“你刚来时，我对你有些误解。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可惜太晚了。” “别说得这么悲观。”我安慰她，但我真的不喜欢她的这种说话方式。 “你很想知道，他老婆为什么没来闹吧？”吴女士的情绪多少稳定些，开始吃我的蛋糕。 我点头承认自己想知道，我也想学习学习策略，因为我也有老婆。 “他对他老婆说，如果她来所里闹，他就剁掉一根无名指，如果她还不听话，他就剁掉另一根无名指。” “这是庆子跟你说的？” 她摇摇头。 “我听别人说的。他还跟他老婆保证，他再也不和我来往。”她说着，狠狠地吃了两大口，然后就流泪了。 “你还喜欢他，是吗？”我轻声问她。 “哼，哼，”她发出冷笑，“我喜欢他，我恨不得剁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女人说这么凶狠的话，有点不习惯。 “所里人知道我俩的事，就是他亲口说的。”吴女士哭得更伤心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就把另一块蛋糕推到她面前，然后掏出我的干净的手绢递给她。我庆幸自己今天早上带了干净的手绢。 “他跟好几个人说这事，而且添油加醋的，说我多么放得开，说我缠着他……”她伏到桌子上，大声哭了出来。 我把手放到了她的背上，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弱了下去。我让她再在那里坐会儿，然后回家去。我告诉她，我同意她调走，在这之前愿意帮她做任何让她为难的事情。 我离开面包店，回到所里。我仿佛从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找到了力量，愿意马上就动起来，去做一切能行使眼前这点职权的事情。 我叫人把庆子传到办公室，没等他坐下，就把话说完了：“我还是所长，还有点权。如果你不马上闭嘴，再说任何关于吴雅的事，我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倒霉，不惜代价。” “所长，您肯定误会了。我那天喝醉了，我……” “那你从现在开始忌酒。”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威风还有那么点侠义？可也许这不过就是一个假象，是被一股气胀起来的。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于奎以从前惯用的方式，再一次敏捷地闪进了我的办公室，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办公桌前。 “老于，老实说，你是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明白，明白。”他谦恭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我都无法把那个浑身浇满汽油的于奎和他联系起来。 “那你最近就不要到所里来了。” “明白明白。”他老说明白的样子跟电影里的地下党似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对他点头。 “等这阵风声过去，我就给你汇款过去，我保证谁都发现不了。” “收到钱，我就把房子收回来。”我真是沮丧到家了。 于奎走了，却把我的心情搅得一塌糊涂，突然间，生出很多厌恶，对自己的，对一切的。 我离开办公室，经过大门口的时候，虽然那里很暗，我还是看到了变化：刘托云和她的道具都不见了。我奇怪的是居然没人告诉我，刘托云离开了。对研究所的任何人，这都该是件不小的事。 黑丽坐在刘托云的角落里，那是把爱发出吱吱响声的破椅子。 “她刚刚走了，没跟你打招呼，看来是对你太失望了。”黑丽一边说，一边撼动那破椅子。 我等待她的下文。 “你很难过吧？” 我没有回答，心里真有点难过，不光是为刘托云的离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头顶锃亮的人。”黑丽站起来，气愤地对我说。 在这一刻里，我没有力量去安慰黑丽，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儿听她责备我。 她伤心至极，于是说：“我对留你这种发型的男人比从前更讨厌。从前，我还感到好奇，虽然我从不喜欢那缕长头发，但还是想知道这样的男人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我就觉得特别恶心。都是虚伪的狗东西。” “你开始在乎我的发型了？”我小声问她，怕什么人听见似的，其实值夜的老头儿是个聋子。 “我……”黑丽一时说不出什么，可能是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自己挂不住了。 “我讨厌你，再也不想见到你。”她说完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值夜的老头从收发室出来，对我点点头。 他是张道福找来的。据说，当时好多人反对，认为聋子不能值夜的。可张道福把他们说服了。 研究所有什么可偷的？没有。放一个聋老头足够了。而且，这老头只要求低工资，于是，他变成了研究所的夜间摆设。 我向他道了再见。 他智慧地对我笑笑，看上去根本不像聋子。 一种大家都喜欢议论的罪过:私通 分房委员会的人找到我，问我给于奎的那套房子在哪儿。我说我去上面想办法，请他们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都没说话，我想，这是对我的支持。他们走了之后，我又想，也许他们对我到上面去想办法的办法不抱任何希望。那我也得试试，没人会不理解，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上一级组织。 我经历过的所有星期，都不能跟这个星期比，它消失的速度是我从没经历过的，我觉得它还没开始呢，它已经消失了。 我当然没从上面要到房子，有些事我肯定想错了，或许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最后，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办法，就向上面提出了这样的方案：把我现在住的三室房子调成两份，这样我可以把其中的一份（当然是小的那份）借给于奎，直到那两位活泼的老太太中的一位离开我们。 上面答应考虑我提出的这个最后的办法。上面的考虑结果下来之前，我还得和老婆谈谈。 那是一个雨后的晚上，下了一整天雨，一切看上去都清清爽爽，仿佛雨把树叶和人心都洗了一遍。如果你这时凑近树叶，任何的一片，都能看见它们的洁净。可我无法凑近人心，它们也能被洗涤吗？不管怎样，在这个雨后的晚上，我即使怀疑自己内心的一切，还是感到了清爽的心情。 我作为一个有心计的丈夫，和老婆谈房子之前，先跟我的鱼坐了一会儿，得把该说的先想一遍。可我那些可爱的鱼在这个晚上十分躁动，它们在我面前发疯地游泳，好像在进行奥运游泳马拉松比赛。我让鱼给闹得也慌了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最先想到的是地震。所以电话刚响一下，我就抓了起来，仿佛是地震局通知我立即疏散。 “你能马上出来一下吗？”是黑丽。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跟老婆谈我的最后方案，而且得让她同意。 “明白了，你不用出来了。其实我们的心情一样，我也不想见你，但有件事必须得跟你说。” 这又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弥补的误会，我恨自己老犯类似的错误。 “你必须给我一套房子，因为我不能再在家里呆下去了。” “黑丽，你听我说，这……” “我不听你说，绝不！” “为什么？” “因为我怀孕了。” 真的地震了？我感到了摇晃。 “而且肇事的是你！” 她说完扣了电话。 她没有告诉我，她要不要跟我结婚，把孩子生下来，愿不愿意让我做这孩子的父亲。 她一定不知道。这对我是个不同寻常的奇迹，我是一个不育的男人。 我看着鱼，这会儿，它们都安静下来了，好像奥林匹克的比赛永远地结束了。 她也没告诉我，她要不要把孩子做掉，有无数的女人都是这么干的。 黑丽想干什么？让她永远恨死我，让歉疚像息肉一样长在我的某一个器官上，不时地用癌变威胁我？ 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一口气问了上面的所有问题。可是她说：“我不知道，你别烦我！” 黑丽的电话换了我的心情，它不再是雨后的，不再是烦乱的，看着我安静下来的鱼们，想着于奎差不多用命换来的房子还没有着落，还有黑丽怀孕的事实……突然间，这一切的一切，都他娘的无所谓了。 恍惚中我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来到老婆的床前，她依然在看《时尚》杂志，要是有一天这本杂志不办了，她接下来的生活就毫无寄托了。 “你终于想谈谈了？”她说，“要是我再年轻二十岁，你就等不到今天了。”她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但就像没听见一样，我还没想好跟她先说什么，可是我的嘴自作主张了：“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她说着用一只手来摸我的头。她的手真凉，我打了一个激灵。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想说的是，我让一个女人怀孕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恢复过来了，这提醒了我老婆。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当然没有再说一遍。 “我明白了。”她一般说明白的时候，常常是什么都没明白。 “她是谁？” 我没回答，这重要吗？ “我明白了，”她越来越喜欢说这句话，“你要保护她。当然了，都怀孕了，当然了。” “随你理解吧。”说这话时，我脑子里闪过满身汽油的于奎，心情依旧平静。 这个跟我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女人，扔下了手里的那本温文尔雅的杂志，顶着一脑袋大大的卷发器，像一头年轻的豹子一样，跃起，扑向我，并且一下子就按倒了我。 一个沉浸在自我骄傲和无所谓心情中的男人，尤其那骄傲来自对生育能力的肯定，不可能瞬间再恢复抵抗能力。面对她凶猛的进攻，我感到的只是虚弱。她打我的脸，也可能是在挠我的脸，我招架时区分不了这些，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下一个招式。 “胡东，你这个狗杂种，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她一边打一边骂，“我恨你，你为什么不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你知道我那么想要一个孩子，你是一个魔鬼，我恨你，我要杀了你！” 她用她独特的逻辑能力，组织对我的谩骂，终于让我清醒了，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那是怎样的沮丧啊，跟女人没关系了，我瞧不起的仅仅是自己。我放弃丁抵抗，她又打了我几下，也停止了。她大声哭起来，我闭着眼睛躺在地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哭了一小会儿，突然又扑向我，摇晃我：“你为什么不说话？这么多年你就是用不说话对付我的，我恨你。”她恨我，忍不住又得打我。她揪着我的那缕长发打我，就像我前面描写的那个梦境中发生的一样。已经忘记的读者不如重读一下，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反过来打她。一方面是想占我老婆的上风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突然就觉得一切都很没劲。 买来的启示。 今天临出门前，我在包里塞了两件干净的衬衫和内衣，准备晚上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付一夜，也许两夜，三夜，看情况了。 上班的路上，碰见一件新鲜无比的事情，因此，我上班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大街上，卖诗，新鲜的诗，我是说刚写出来的，付钱后马上写。 十元一首，便宜到家了。 卖诗的人谦逊，不吆喝，而且不隐藏姓名，好像卖诗不仅磊落还包含几种荣誉在里面。 他说，他叫刘雨。 我马上想到了刘托云，他们会不会是亲戚？ 在我迟疑的工夫里，他把身份证举到我面前，并且告诉我，不是假的。 我解释说，自己不是怀疑，而是想到了一个人。 “那人叫什么？” “刘托云。”我说。 “跟我没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又说。 “我买一首。”吸引我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玩这种形式的人。 “要哪方面的？” “悲观点儿的，再有那么点儿遁世的味道。” 他想了几分钟，然后在纸条上写下了我购买的诗：什么时候，我能够。 谁也不爱。 哪儿也不去。 啥也不干。 我把这首诗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手有些抖，忘了跟刘雨说再见。我朝研究所方向走了几步，才意识到这点，又折回去。 “你总在这儿吗？”我很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说不准，看收入。够了我就不来了。” “收入，你是指钱吗？”我好像有点明知故问。 “那还能指什么？！这年头，只有钱还能偶尔为难我。” 我再一次没说再见就走了。这样的诗人都不容易再见到。我或者被这首诗击着丁，或者被它点破了，或者被它指引了，反正，我走进研究所的大门时，心里想的是，把所有的事都了了，不管是什么事。谁拦着我，我就踢开他，再拦我，我就掐死他。 我烦了，是真烦了。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先走进了财会室，好像黑丽是我最大的问题。屋里只有黑丽一个人，她那样看我，好像在问，你是谁啊，进我的房间干吗？ “对不起，我忘了敲门。”我把发生的一切都现实地回忆起来了，刚才被那首诗鼓舞起来的勇气，减了一半。 “谁在乎你敲不敲门，有什么事吗，所长？”黑丽又低头弄她的账目，好像我进来时账目又混乱了。 “从前你不是很在乎别人是不是敲门吗？”我坐到她的对面。 “现在我有比不敲门更让我难过的事。”黑丽说得冷冰冰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房子。”她说话时头也不抬。 “那，那孩子呢？” “先要房子。” “如果我不能给你弄一套房子，就给你租一套，你可以一直住到单位分房。”我想还没想，就开始允诺。这之后，我想了一下，我到底是什么人。 黑丽终于抬头看了我几秒钟，尽管那眼神儿冰冷，却勾起了我再一次把她抱住的冲动。可就是这时，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了十分陌生的东西，我一时说不好那是什么，只是觉得它寒气逼人。 黑丽又朝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她希望我能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样她就有条件把孩子做掉。 如果我刚才没在她的眼睛里看见那陌生的东西，我会想这女孩儿是因为我不能离婚才把孩子做掉的。现在，我心里鼓起了一个硬东西，连问问再问问的认真劲儿都没有。 我这个曾经不育的男人是不是该要这个孩子？以此向我老婆和世人证明一把，我终于可以像任何一个正常男人一样，让一个女人怀孕，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对黑丽说，我们先解决房子，然后再考虑别的。黑丽的脸慢慢显出暖意。 “你还生我电话的气吗？”她问我。 我安慰地摇摇头，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男人得随时准备撒谎。 “我当时也气翻了，以为你根本不考虑我。” “怎么会！”我停停又说，“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在你之前，我和老婆没有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一脸茫然地摇头。 “因为大夫说我不育。” “什么？”黑丽突然大喊了一声，“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无耻！你什么意思？你？你想说我骗你是吗？你这个骗子。滚出去！” 从黑丽的办公室，我滚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距离不算远，却费了不少的力气。我是在司机庆子和吴女士的注目下走进自己办公室的。他们站在走廊上，当然听见了一切。 我硬着头皮跟他们打了招呼，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同志，我们有了相同的不可告人的背景。 在办公室里，我又把刚买的诗拿出来，心情立刻好了许多。我正想找个显眼的地方把它别起来，以后再找个镜框把它镶起来，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庆子和吴女士。 他们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侧面，互相照应地微笑，就像是一对准备结婚的热恋情人，来找我的目的是开结婚介绍信。 “这诗是谁写的？”庆子发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纸条，“写得太好了，我就想这样活着。” “好家伙，这几行诗写出了全体人民的心声。”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内心很复杂，我十分惊奇的是庆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怒气冲天恨不得掐死他的女士摆子。这本领上帝一定是忘了给我。 “所长，有件事我得跟您说说。”庆子的语调比我更像所长，“吴老师都跟您说了，我就补充一点儿，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爱人肯定不会来，还有，吴老师调动的事儿您也答应了。我欠您的人情，等过段时间，分完房子，咱们再慢慢聊。”庆子说完这话，我想，如果让他当所长，会比我和张道福都强。 庆子要告辞，吴女士对他说，她还有事儿要说。庆子对她发出了一个好丈夫似的微笑，然后对我低声说：“有些人您得防防，从前就出过事的。您不能总是太厚道。”庆子说完像先知一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留下来的吴女士就太忸怩了。她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主题就是后悔当初在我面前说了庆子的坏话。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她那时太冲动了，也是受了别人的挑拨等等，现在，庆子跟她做了解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等等。 “你跟我说过的话，不管是什么，你都尽可以忘了，因为我都忘了。”我不仅是想安慰她，也开始发烦，想让她快点走。如果我也算厚道之人，她肯定比我还厚道。 “不过，所长，调动的事我还是想办。”她说。 “为什么？” “庆子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 下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双层玻璃之间的窗台上积满了灰尘。我朝天上望去，是晚霞的时间，却没有晚霞，天边是一片均匀的灰色，仿佛天从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天色让人绝望，好像任何明亮的东西都不会再现。无论是月亮还是太阳。 我想起等待分房的刘托云最后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样子，她只是看自己的鞋尖儿，好像那里有无数空房。 我想去看看她。 问她的住址的时候，我想到了张道福，凭直觉认定他知道刘托云的地址。我给他打电话，他新单位的人说他在家休息，我又打到他家里去。 他病了。 “什么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病。”他显然不愿意多说。 我问他刘托云的地址。 他立刻兴奋起来：“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她的地址。”他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她没少给你添麻烦吧？”他诡秘地说，让我感觉那麻烦是他们两个共同策划的，“她跟我说，她这次要是要不到房子，得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 “行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喝两杯。” “好啊，哎，老胡，觉得咱们两个还挺能聊得来，你说是不？虽然咱们两个不一样。”他突然这么说，我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一想，这同感，我也有。 “就是，下次我请你。” “老胡……”张道福叫了一声，就没话了。我等待着。 “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他的声音有些变化。 “没事吧？” “看怎么说了。” “什么病？” “性病。”他低声说。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受我传染的张道福也大笑起来。我们好像在笑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因为他终于得了性病。 笑过之后，我本能地向他道歉。他说：“别胡说八道。这一笑，我舒服多了。” 接着我们又笑了笑，但没有刚才的热烈和由衷。 别急。我就要成为我了 刘托云住在歌舞团的院儿里，我到那里时，街上正是下班时可怕的混乱。汽车鸣笛，好像在责问前面的汽车，你为什么不走，你这个傻×！自行车拐来拐去，在汽车的旁边尝试着走出自己的捷径。我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眼前自行车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骑车人拐来拐去，只要能通过，就不去在乎那些走在自行车道上的汽车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人不能总生气，不然寿命会更短。 在这混乱的嘈杂中，天色暗了下来，夜晚从容地拉开了序幕。 在歌舞团大门口，我打听了一下，那个人就把刘托云的阳台指给了我。那是二楼，阳台没有封闭，也没有堆积任何杂物。通向阳台的门窗挂着厚厚的灰垢，似乎这些门窗好多年没有被打开了。我担心那个人搞错了，又问另一个过路人，他再次指了指这个阳台，我才决定去敲门。 敲过两下没有声音，我想再敲五下，如果没人我就走。随着第五下敲门声里面传出刘托云的声音。她不问谁，而是问：“什么事？” “分房子的事。”我说。 她打开了门，把我让进了屋里。 她那样看着我，好像我接下来说出的任何话，都是借口或者不真实的。于是，我决定保持沉默。 “你想干什么？”她先开口了。 “看看你的房子。”我说。 “我已经退出分房了。”她说。 “是吗？”我故作吃惊地问。 “所以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来？”她说。 “想看看你。”我说了实话。 “你刚才在门外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还是让我站在走廊。走廊很暗。后来，我才发现，不光是走廊很暗。 “投其所好。” 她笑了，然后对我说：“那我就领你参观一下吧。” 她说完这话，我本想跟她开个玩笑的，问问她，参观一下什么啊？一转念，又觉得跟刘托云没熟到这个份上。 没有一个房间是明亮的，这是我参观过后的感受。在刘托云的家里，到处都开着灯，你能看清楚一切，但这一切转瞬间又在你的视线里模糊起来。 我对她说了我的感受，又告诉她是灯泡的度数不够。 “这不关你的事吧。”刘托云说着，把我安顿在一个稍大的房间。 在她去泡茶的时候，我开始观察墙壁的颜色。在所有表示色彩的词汇中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用来描绘刘家墙壁的色彩。当她端着茶走近我的时候，我想，这墙壁该是一种旧时间的颜色。 我们手捧着热茶，差不多是面对面地坐着。她好像在等着我说点什么，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到这里来。我来，好像是鬼使神差，又好像是我的愿望。 “其实，我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想谢谢你，在所里一片混乱的时候，没再给我找麻烦，就悄悄地回家了。不过，你要是给我打个招呼就好了。” 刘托云毫不避讳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她未来的女婿。 “你这是引导我向你道歉吗？” “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不是给你找了那么多的麻烦吗？” “别误会，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那些麻烦你不找，原来也都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不继续这个话题，我故意问了别的：“你叔叔会把这房子要回去吗？” “不会了。”她说。 “为什么？” “他死了。” “什么时候？” “两年前。” “他没有别的亲人？” “没有，他是一个光棍儿。” 我们都还把热茶捧在手里，好像它们是这房子里唯一的光明所在。 我没再说什么，所以刘托云间我：“这段时间，够难熬的吧？” “还行。”我说。 “给于奎的那间房，你想出办法了？” 我摇头，心里安稳许多。 “总会有办法的，老天不会因为这件事反对你的。” 我连喝了几口热茶，好像看见了另一个叫胡东的人，他快挺不住了。 “你……”她想安慰我，但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就像我自己试过的那样。 手机响了。 “喂，你好，黑丽。”这时，我看了刘托云一眼，但绝没有让她离开的意思。 “谁？”黑丽在电话里说有个姓张的小姐有急事找我，我听清楚了，但又问了一句。 “谢谢，那你让她接电话好吗？”我又看了一眼刘托云，她还如刚才那样坦然地坐在那里，好像希望我把她看成是有关联的人，我的事情也是她的事情。如果这会儿，老天爷从什么地方望了一眼，会以为我们是结婚多年还互相信任的好夫妻。 “刘托云，你是多好的女人！”我不禁在心里生出这样的感慨。 “真抱歉，这么打扰你。现在能见个面吗？”张小姐说。 “恐怕不行。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想问问你。我妹妹现在有一个男朋友，那人愿意跟她结婚，但她还惦念你弟弟那边，不知道你弟弟那边，是不是还有可能？”张小姐在电话里说。 “我想你妹妹肯定误会我弟弟了。男人帮助女人，不一定都是为了那方面，尽管多数情况是这样，例外总还是有的。”我说。 “我知道了，我也跟我妹妹说过，她自己想多了。” “我……” “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回去跟我妹妹说，她也会明白的。她曾经跟我说，她不喜欢现在的这个人，但他的条件很好。她也得生活。我想你也能理解。” “当然。” “那个人在外地，过些天，我妹妹就走了，她让我代问你弟弟好。” “什么时候走？我让他送送你妹妹。” “不用了，你已经帮了太多的忙，非常感谢你，你是好人。再见了。” 我关了手机，茫然地看着刘托云。 “你的手机漏话，我都听见了。”她笑着说。 “要是漏电就好了，那样你就听不见了。” 我们都笑了。她看着我的目光对我来说，有太多太多的含义。 “她没有妹妹，我也没有弟弟。”我说。 “明白了。” “而且我们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她说。 “她请我帮过一个忙，冒充她男朋友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 刘托云点点头。 “她是做按摩的。” 刘托云又点点头。我再一次喝茶，不然我会站起来拥抱刘托云。从没有一个女人给过我这样的安慰。在她的旁边，就像在妈妈旁边，她像妈妈可靠温暖，但又比妈妈聪明客观。她永远也不会犯妈妈们常犯的偏袒的错误。 但是，爱你。 我的该死的手机又响了。 我关掉了。它再一次响起。 我看号码，是我家里的。 “你妻子？” 我点点头。 “接吧，早晚都得接。”她说。 “有什么话，我回去以后再说。” 在我还没接电话时，已经想好了这句话。我不想再一次在刘托云面前充分“表现”自己。什么事都该有个限度，即使是唤起女人的同情。 可是我老婆在电话里说：“我要离开你，胡东，你什么时候回来，无所谓，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决定。做这个正确的决定，我用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时间，我真是太傻了。”她说完先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打回去，好像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其实也是。 “你把话说明白。”我好像在威胁我老婆，也顾不得在刘托云面前的形象。 “已经说明白了，我要离开你。” “跟那个老余热吗？”我突然恨那个该死的老头子。 “你说什么？”我老婆很愤怒。 “明白了。那样的话，我什么时候回去，真的不那么重要，你说呢？” “我也这么看。”她又先挂断了电话。 我关上手机，想把它放回上衣兜里，手却有些发抖，索性把它夹到两条腿的中间，好像这样就能制止我的颤抖。 刘托云看着我。 “再给我添点儿茶。”我说。 她往我的碗里加了热水，我谢了她，然后喝了一口，烫了嘴，害得我把刚喝到嘴里的茶又吐到茶碗里了。 “回家去吧。”刘托云不带任何感**彩的语气，缓解了我的窘迫和难过。 我站起来，她送我到门口。临出门时，她不经意地对我说：“明天晚上，你要是有空儿，我想跟你聊聊，比如我家房子的事。” “我来这儿？”我问她。 “行。”她说。 在回家的路上，这句话让我平静许多，也给我力气和安慰。 像列宁那样 离开刘托云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耽搁了好久。先是在街上找了点吃的，然后又在街上瞎转了好久，因为我有一种少见的心情，好像一个无比富有的人，根本不在乎眼前必须失去的东西，仿佛一切失去的都会带来新的补偿。 当我意识到这种心情时，自己被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人到了山穷水尽时出现的错觉。而从前，我好像听什么人说过，制止错觉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理一次发。 我去理发店，剃了一个像列宁那样的发型。 对年轻的读者我得多说一句，如果他们不知道列宁，也不是他们的错。现在时兴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歌星什么的。 所谓列宁的发型就是月亮升起型，所谓月亮升起型就是中间是秃的，转圈儿有像护栏一样的头发。我剃掉了那缕长发，让头顶明亮了起来。曾经暗淡的这一切，曾经朦胧的那一切，都清晰光明起来。 我回到家里，老婆瞪着我的脑袋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因为我发型的改变，我们好像找不到话题了，但也减轻了尴尬。 她的目光提醒了我，在我去理发店之前，感觉自己富有的缘由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头顶上可以遮掩我缺陷的那缕长发应该是最后的。 一旦你觉得无所谓了，感觉就像富有者一样。 “你早就该剪这样的头了。”她终于说了一句话。 我想对她说声谢谢，可她还是我的老婆，我说不出口。我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你吃饭了吗？”她朝我后背喊了一声。 “吃过了。”我这么说的时候，肚子还是有点饿，虽然我在街上吃了两个夹肉火烧，还喝了一碗豆腐脑。 我惦念着鱼们，走近它们时，担心它们中的谁病了或者蔫了。好在没有，它们看见我，就像懂事的狗们见了主人，不仅摇尾巴，还加快了游动的速度。 我恨不得拥抱它们。 可惜，鱼不是女人，你不能通过拥抱和它们交流。 我回到厨房，老婆正在那里把吃剩的饭放进冰箱。我还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怎样说，但终于想跟她谈谈了。 “你吃过饭了？”我在她背后问她。 “吃过了。”她没有转身。 “我们谈谈吧。” “好，我马上就过来。” 她还是我的老婆，但我觉得她陌生了。这就是夫妻间真正的变化吗？她不再问你任何事，突然就像你曾经希望的那样有涵养，有理智，这后面透出的些许冷淡，充满了女性的魅力。我没有马上离开厨房，在她后面站了一会儿。她的腰身还是那样丰满而有曲线，这里面一定还藏着另一个女人的生命，她会赢得所有的男人，只要她愿意；她绝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计较，不满意就立刻离开；她的一生中堆积着男人，她正拥有的男人，还有那些愿意无条件等待她的男人…… 离开厨房时，我还是觉得惊奇，女人该是什么样的造物，她们可能一辈子都不改变，也可能在某个瞬间就完全改变。老婆两三天前还在跟我大吵甚至要打我，可现在，因为她的变化，我们突然就陌生起来，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冷淡她。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周围的一切，它们和我从没熟悉起来。即使我在家，也喜欢坐在自己的房间。老婆走进来，我坐直了些，好像进来的是我的领导或者客人。 可她还是我的老婆。 “你先说吧。”她坐到我的对面。 我笑笑，她居然给我提供先说的机会了。 “还是你先说，电话里……” “好吧，电话里我说要离开你……”她在这里停止了，我以为她改变了主意。 “现在，我还是这么想的，没有改变主意。” “你想跟那个人搬到一起去？” “他给你打过电话，是吧？” “是的。” “他告诉我了，但你没告诉我。”她这么说的时候，好像给那个人加了一分。 我沉默。 “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想跟什么人住在一起。后来情况有点变化，他病了，如果不和什么人住在一起，就得去养老院。他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马上答应。” “他跟你提出什么？” “结婚。” .“是这样。”我轻声地说。 “是这样。”她也轻声地说。 “我下不了决心。”过一会儿她又说，说完就哭了。 我眼睛也湿了。我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有同样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她边哭边说。 “后来，你说，你让一个女人怀孕了，我就知道什么都完了。这对我太残酷了。” 她哭得更厉害了，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我无法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解，那些曾经支撑过我的理由都消失了。我背叛了老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理由的。这样想的时候，内疚塞满了喉咙。 她擦了擦眼泪，告诉我，她这不是要责备我，就是心里难过。 我告诉她，我明白。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 看着她把脸埋在双手里哭泣，我的心开始剧烈地疼痛。我命令自己走过去，拥抱我的老婆，安慰她一下。这可能和爱情没关系，但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温暖。 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再一次命令自己。 我再一次拒绝执行。 “你爱他吗？”我想说点什么，来逃避我对自己的命令。 “你说什么？”我老婆吃惊地看我，停止了哭泣。 “没什么。”我咕哝着。 “我们之间从来就没什么，你怀疑这个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至少尊重我。他听我说话，也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这个我们都清楚。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信心一起生活，就像好朋友那样。” “要是这样，你以前也会有机会的。”我说。 “你说得没错，我有过机会。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还爱你。”她差不多吼了起来。她觉得我这样是为了伤害她。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低声问。 “你当然不相信了，你也可以不相信，我从没指望你能相信。现在都无所谓了，我那时候太傻了。”她这么说话的时候，又有点回到过去的样子。 “你从没对我说起过。”我的声音更低了，仿佛是凶手面对自己的罪行，做着本能的辩解。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说。 “你也从没对我说过，你爱我。” “但是，我们不一样，你不说，是因为你从来就不爱我。而我不说，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总是那么冷淡。” 我没有勇气再一次向她证实，我真的从没说过爱她吗？假如我还有一只手，它会猛烈地击打我这张丑恶的脸。 “我对不起你。” “我不想听这个，没意义了。”她说，“我们还是说点实际的，房子能不能调一下？”她为自己拉上了大幕，决定再也不向我袒露自己。 我也丧失了去拥抱她安慰她的愿望，觉得自己不配了。 “怎么都行。”她提到房子，把我送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好像房子是我必须永远面对的一件事。 夜里，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怎样都睡不着。我打开窗户，让夜里的空气进来。我居然没怎么想老婆的变化，更多想的是房子，甚至想到了于奎。也许她是对的，我真的不爱她，从来都没爱过她。这么想的时候，觉得自己连条狗都不如，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最后，我们所存无几，变成了真正的乞丐。 她找到了一个想换房子的人，可以把我们的三室换成一个一室一个小两室。她想要那个一室的，作为自己的后路。如果跟老头合不来，她就一个人过，所以她必须有房子。对一个要离婚的女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我用那个地段不好的小两室换不了两个一室的。 浑身浇满汽油的于奎得到的将是我的一张口头的白条子。不知为什么，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手机响了，好像我一直在盼着它响。 “喂。” “睡不着吧？”是刘托云。听见她的声音，我的喉咙发堵，眼睛发潮，所有被自己压住的委屈都往上翻。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怕自己一开口哽咽了。 “你在想房子。”她说。 “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有什么急事吗？”我问。 “我估计不会打扰你睡觉，所以就打了。” “你说得对，我还没睡。”但我没说，躺在沙发上的男人很难入睡。 “你听着，房子的事，你不用愁了。把我现在的房子调开，一间借给于奎，剩下的是我的。” 我觉得突然，因为我已经四十二岁。 “现在睡觉吧，明天，你去厅里问问，估计他们能同意，而且很快就会办好的。” “为什么？” “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明天来吧。”她说完挂断了电话。我开始有了睡意，不仅仅因为房子有了着落。 砌在玻璃中的人 早上我醒来时，已经八点。老婆上班走了。我起来到处走了一圈儿，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却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洗漱完毕，就想赶快离开。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又吃了两个夹肉烧饼，还喝了一碗稀饭。坐在路边饭铺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却不像往日那样令我沮丧。 有很多我无法把握的事，付饭钱的时候我心情平静，仿佛更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到外国人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从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现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世上令人费解的事太多了，最后它们都变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只留下回忆，带着当时的色彩。 去单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费有关。 那时的汽车票价还是五分八分一毛。一个小伙子拿一毛钱买八分的票，女售票员找他两分钱时，他说，不用找了。 “还是找你吧。”女售票员还很友好。 “我说了，不用找了。”小伙子口气平淡。 “你还是拿着吧。”女售票员有点窘迫了。 “不找不行吗？”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凭什么不找你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不找了，你干吗非找不可呢？” “当然非找不可，我们是国营的。” “国营的又怎么样，我都说不找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干吗要照你说的去做啊？” “你干吗把一件两分钱的小事搞这么大啊？‘文革’的时候没过着瘾吧？” “就是，‘文革’那时候多好啊，哪有这么多精神病！”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说你有精神病。” “我……”车进站了，小伙子看站牌儿，连忙说，“倒霉，我得下车了。” “整个一个精神病。”小伙子下车后，女售票员一边招呼乘客上车，一边说，“还以为两分钱咋回事呢。”说到这儿，突然想起那两分钱还没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车再一次缓慢地启动，女售票员生气地把两分钱扔到窗外。 “去去晦气。”她说完离开座位，去后门卖票。 她走近一个站在柱子前的小伙子，头也没抬，就从他手里接过一角钱。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员吃惊地抬头，就是刚才下车的小伙子。 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就是总在消失着，一分一秒地过去，也总是留下一些这样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我走进研究所，立刻朝刘托云曾经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把办公室的旧椅子。我的心情有点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抚摸一下那个角落的空气。 我刚坐到椅子上，还没去抚摸空气呢，黑丽从办公室出来，撞见了我。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着最终的判决。 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 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 “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看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没有接着打听，已经很领情。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哎，庆子。” “什么事，所长？” “嗯……” “有话您就说。” “我们还不太了解啊，不过，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庆子笑了笑，又回到刚才他坐过的位置。 “那件事你是怎么摆平的？” 庆子没有问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庆子所说的一切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对从前的许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庆子对老婆说，已经对不起你了，希望给我机会补偿。如果你闹，我就自杀，那样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杀吗？”这时，我插话问庆子。 “我是想威胁她，如果她不吃这套，我也没办法。” “如果她不买你的账，你真的能自杀？” “你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所以，无所谓的事。其实，命一点儿都不值钱，人说死就死了，地球照样转。” 庆子没有说他是如何摆平吴女士的，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问题。 一个活得多么仔细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却只当了一个司机。我理解了吴女士的选择，跟鲁副研究员比，司机庆子是能给女人带来意外的男人。 “我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庆子走后，我想到。 一把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 我去厅里提出调房之前，又给刘托云打了一个电话，想确认她会不会后悔，毕竟是用三间换两间。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后不后悔。再说，我也挺想离开这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我不愿回忆的事。”她说。 跟厅里主管分房的副厅长谈了所里分房的变化，希望厅里能同意把刘托云的三室调成一个一室的和一个两室的，将其中的一室给于奎。 “小胡，你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嘛。”副厅长年纪大了，口气也大，尽管是表扬人的口气，“都换成旧房行不行啊？”他问我。 关于这个，我也和刘托云商量过。 “也行。”我替她做主了。 副厅长当时就同意了，而且立刻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布置了下去。他说，我们的运气好，厅里要调进一个博士，需要一个三间的房子。我真是不敢指望更好的结局了，连忙道谢，离开厅里。 回研究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中介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替黑丽找的那间房也有消息了，让我明天上午去看房。 我心情振奋，决定去看看那个贴大字报的老头。 这老头是给交通厅贴大字报的。交通厅在文化厅的附近，两者离研究所都不远。老头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他老伴儿六年前被交通厅的车给撞了，他认为处理得不公平，于是上访。上访结果他不满意，于是就开始每天在交通厅门前贴大字报。 我刚来研究所就听说了这件事，老头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来。我第一次跟他聊天儿的时候，他已经把两幅大字报裱了起来，带卷轴的。每天白天来到交通厅的铁栅栏外，展轴挂大字报，然后坐到一边儿喝茶。中午收起大字报，回家吃饭睡午觉，下午两三点钟再来…… “有什么结果吗？”我递给老头一支烟。 “慢慢来。”老头说，“别的我没有，时间很多。” “一晃有六年了吧？” “六年零两个月零十天。” “您老真有愚公精神。” “愚公办的那事比我这儿容易多了。” “您说挖山比坐在这儿喝茶容易？” “容易。”老头猛吸一口烟，“年轻人，如果你在这儿坐过六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很容易。” “我不明白，您老不能自己劝劝自己？这么贴下去值吗？” “我不是劝不了自己，我是不劝自己。劝自己干吗？这样不是挺好嘛？！” “你准备一直坐下去？” “对，只要我还活着。” “要是到最后一天您也没得到个结论，您……” “这不就是结论嘛厂 我没再说话，去旁边的烟摊儿给老人买了一条”黄山“烟，跟愚公没关系，老头就抽这牌子。老头收了烟，谢了我，然后对我说：”年轻人，跟谁我都不吝输赢。“ 在我老婆没有变化之前，下班以后，我基本上是准时回家。我并没有回家的愿望，但习惯了，甚至习惯了我老婆的白眼儿。家里沉闷的气氛和老婆永远不满意的表情，这些都是牵引。 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除了对她的理解，我并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在下班的时间里，我有疼痛感，如果说得准确些，是不习惯。 这之前，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家，还是因为她。 我去了刘托云的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仿佛我是个必须有家的男人。但愿心理医生不会由此给我下个结论，说我的童年有问题之类的。到目前为止，童年还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刘托云为我打开门，和我第一次来，她唯一的变化是减少了一点儿冷淡，但热情没有增加。 她说，因为我没提前打个电话给她，所以她以为我不来了。 我说，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说，我的手机是可以显示的。我说，可惜我的不能。 “你好像真的有点与众不同，连手机都有个性。”她说完问我是不是吃饭了。我说没有。她就站起来朝厨房走，进去之前问我：“你想简单吃，还是复杂吃？” “简单吃是……” “四个鸡蛋。” “复杂吃？” “五个鸡蛋。” 我们都笑了，为这个女人日常中表现出的幽默。 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我不在乎，以为我是被请来听隐私的。 “谁的隐私？”她不解地问我。我同时发现黑丽对我的影响。 “你的。”我说，“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家史吗？” “是啊，可那叫什么隐私，谁都可以知道。”刘托云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出了这句话。 “但我肯定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说。 我仿佛看见自己心里不停增加的对刘托云的好感，如果她现在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也许会受到伤害。 我搞不清自己的真相了。 她盯着看了我一阵，然后垂下眼皮，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准备复杂的鸡蛋晚餐。 晚饭后，我们坐在她家昏暗的灯光下，却没了话题，互相尴尬地对笑了两次。 在刘托云去我家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需求：在她面前敞开自己。即使她不赞同我的所为，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伤害我。 “我跟黑丽的事，你知道吧？”我低声提起了这个话题，好像自己是个隐私的领唱者。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刘托云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夸张的意思，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从没想过，这件事能作为一个秘密在研究所存在，但传播的范围到了刘托云这儿，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她怀孕了。”我再次低声说，仿佛我是隐私合唱中的永远低音部。 “是吗？”她也低声应了一声。 刘托云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有一种表情直刺我的眼睛，它好像在说，没想到你走得这么远，而另一个女人怀孕的事实让她难过。 “要是她留下这个孩子，跟你结婚，你怎么办？”刘托云问我。 我不敢回答。 “你一定考虑过了，为什么不回答？” “你会跟她结婚，对吗？为了这个孩子。” 我艰难地点头。 “你爱她吗？” “不爱。”我立刻回答，好像耽搁一秒就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我的回答让刘托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像笼中的一只困兽，像某些血性的男人那样，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的神经被她的步伐绷紧了，她越走越快，就像织布机的梭子。 “刘托云，你能坐下吗？我有点头晕。” 她坐下，眼睛看着前面，我不在她的视野中。她脸上沉重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与她在我家面对我老婆和我时的沉重不同，与她静静坐在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听着分房结果时的失落也不同。 “你想听一个隐私吗？”她用了“隐私”这个词儿，看了我一眼，是想讽刺我，还是想借此调节一下气氛，我都不愿多想了。 我点头。“隐私”两个字，把黑丽曾经可爱的面目变得狰狞。但我还是要为这两个字点头，因为我太想了解眼前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看上去就像一堆美丽的沙，软弱，仿佛和风也会改变她的模样。 因为我父母都是话剧演员，而且是演主角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给送到了南方的姥姥家。在话剧时兴的年月里，他们经常出去演出，风光无比。 我回到他们身边时十八岁，是为了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后，我立刻又搬了出去，虽然大学也在这个城市。简单地说，我受不了他们吵架的方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许多父母都吵架，我也不太知道别的父母怎么吵，也许是骂骂粗话之类的。可那时，我认定我父母的吵架是全世界吵架中最丑陋的。 在大学里，我曾经模仿过一次他们的吵架。当时是我前夫的一个中学同学来看我们，但是我前夫不在。他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的，如果不是他戴着校徽，没人能相信他将来必须成为一个演员。走在大街上，他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行人。 除了他，我没在任何人面前模仿过我父母的吵架。我想是因为一段对话引起的。 我说，在台上，好像你只能演个普通人。 他说，演什么都行，反正，演什么我都这么演。 接着，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都是有名的话剧演员。他听完没说什么，那样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所以，我爸骂我妈，都是这样的：“你怎么能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居然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中如此充分暴露你自私而无知的本性。选择吧，我请你选择！离婚不是你的武器，因为我再也不惧怕威胁。” 他笑了。我却有点后怕。我怎么能记住他们说的话。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为什么离婚了。跟那个学戏剧的人没关系。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他眼里，我很可能是个疯子。但是我跟我前夫永远找不到任何一种细腻的感觉和理解的默契，可是，最终还是他先走出了我们的婚姻，为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 那以后，我搬回了父母家，因为我母亲去世了，我父亲的状态非常糟，我调到了研究所工作。 就是在这时，在所有痛苦可怕的事都发生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再爱一次，以此证明我没有被弄坏，就像一架机器，我停止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坏了。 这以后，我开始信上帝。 因为我爱上了张道福。 我不好看，但他知道怎样对付我这样的女人。 他倾听我。听得入神仔细。他的倾听就像一种软化剂，把我从童年就开始结的硬核儿慢慢地溶化了。除了他，从没人真正听我说过什么。 他开始热烈地追求我。如果我拒绝他的约会要求，他就到说好的地方等我，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有时在电话里很冲动，对我大喊，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再相信一个男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我前夫那样等等。我问他在哪里打电话，他说是办公室，我就劝他注意影响。可他对我说，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因为我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他不年轻了，他找了这么久，他不想再在乎什么了……诸如此类吧。 后来我们在外面，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我完完全全地陷进去了。 可是我们出事还是在外面，因为张道福特别喜欢公园。 那天夜里，我们在公园被堵到。那时候正好是打击淫秽犯罪的风头上，警察经常是突然截住一辆出租，把坐在后面的男女分别带开，询问。如果这对男女说不出对方的基本情况，就会被带到公安局。 在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对审问我的警察谈了情况。我希望他们别难为张道福，因为他有家室。那个警察听我说完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个警察还有张道福一起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张道福做了什么，他一脸恐惧，吓坏了。 “你勾引他，”那个我没见过的警察指着张道福问我，“因为他是你的领导。” 张道福充满悔恨地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我没有回答。 “你威胁他，如果他不跟你，你就自杀或者诬陷他，告诉他老婆，你跟他有过什么，对吗？”那个警察接着说。问过我话的警察站在旁边，歪着头看着这一切，一句话没有，好像对我们的表演十分满意。张道福要说什么，他立刻用严厉的手势制止了。 我忘记了说话。 “我问你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 我点头。 “点头什么意思，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我说完就要离开，被那个一直在问我话的警察拦住。另一个警察又拦住了自己的同事，放我走了。 刘托云停了好久，才接着说下去。 “而我后来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却不是这场经历，而是警察问我的那些话，在研究所传开了。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又不富有，大家都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老大姐还跑到我家里来，劝我放过张道福。当然，张道福他老婆也找我闹过几次，可惜公园里的那场经历后，她也没能再伤到我。我真的无所谓了。” “你能告诉我那个老大姐是谁吗？”我问刘托云。 “你想开除她？”她说着笑了，“她在你来之前就退休了。” 我真的想开除这个女人，用我能找到的任何权力。如果我实在不能开除她，我也会给她找天大的麻烦，让她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 刘托云至少没对我说过生活不公平之类的话，估计她永远都不会这么说了。 来到街上，我肚子里刘托云亲手炒过的鸡蛋，好像要跳出我的喉咙，再变成小鸡。在昏暗的路灯下，一想刘托云刚刚说过的话，一想可能和黑丽在一起生活，我就有呕吐的感觉。但是又吐不出来。 鸡蛋梗在胃里的难受一直都在，就像那恐惧一样。快走到家的时候，心突然一阵狂跳，被刘托云唤起的疼痛，差一点让我倒下去。 回到家里，看到老婆留下的条子。她说，她暂时搬出去，等换房的事有消息，她再跟我联系。她留下了可以找到她的电话号码。 “再见。”除了这个，条子上就没有别的跟感情表达有关的字眼儿，爱和恨在我老婆那里同时消失了。我放下条子，觉得自己就像这条子，后背上写了“再见”，被留了下来。我读过很多关于分手的描写，夫妻之间的，情人之间的，亲人之间的，没有一个是用两个字了结的，哪怕是“再见”两个字也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终于明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我老婆的决绝来自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冷淡和厌烦。 我们站在卖玫瑰的街角 因为个人生活进入了无序状态，上班时的心情也朦胧起来。越来越经常地出现这样的时候，既不高兴也不难过，还不平静。我记起从前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她最常抒发的一个感受是：哎呀呀，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吃什么都一样，不香不臭，不甜不苦，不酸不辣…… 看着办公桌上废纸一样的文件，看着办公室文件一样的同事，我突然想起那个卖过诗给我的姓刘的人。 我终于想起来，他叫刘雨，跟刘托云没亲戚关系。 我又来到那个广场，广场还在，诗人或者说是卖诗的人却不在了。 用北京话说，我这个失望哎！这个失望和那个失望不一样吗？这是北京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我向旁边卖雪糕的人打听诗人的情况。卖雪糕的说：“前两天一个人在广场上大喊了几嗓子，说是爱上什么人了，然后就几天没来。”卖雪糕的人卖了一份雪糕，然后接着说，“我想，估计爱上了个有钱人，就不用再卖诗了。” 卖雪糕的一定是评书世家出身，话到关键时刻不往下说了，对着广场大喊：“雪糕，雪糕，新来的雪糕。” 我等着他接着说，他又去喊新来的雪糕。 “雪糕保质期两年呢，你不用喊新来的雪糕，谁会问你雪糕是什么时候生产的！” “听你这么说话，就知道你这个人没社会经验。这偌大的社会，什么人没有哇！问你雪糕是什么时候生产的，这还是那正常人，有人问你，这雪糕这么白是不是掺漂白粉了。” “那诗人后来又来了吗？”我怕卖雪糕的忘了刚才的话题，就提醒他。 “能不来吗？这年头爱上一个有钱的人不像想得那么容易。这不，给我一个传呼号儿，说如果有那回头客找他，就打这个传呼。”卖雪糕的人把一张纸条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又收了回去，然后说，“闹爱情的人一般都爱呆在一个没人的地方瞎想，这个我早就知道。” “给我他的传呼号，我想给他点儿生意。” “在我这儿付钱。”卖雪糕的人对我伸出一只胖胖的小手。 “多少？” “还是十元。” “我买两首。” “不行，一次限购一首。” 我接通了诗人。他问我从前买过哪一首。我说就是那首，谁也不爱，哪儿也不去，啥也不干那首。 “好，现在我知道你是哪类顾客了。”他停顿了一下，我以为他会问问我最近怎么样什么的。可他说，“钱你给卖雪糕的了？” “给了。” “手边儿有笔记录吗？” “我还没跟你说我要哪一类的呢！” “我现在只卖我写的爱情诗，不买你就找卖雪糕的去退钱。” “好吧，我买。” “听好：如果我能不爱你多好俄可以打牌下棋钓鱼/看看悲剧或足球/如果我可以爱你多好俄可以没有任何主张/让时光轻轻流淌/心情沉静地修剪玫瑰/像鱼一样不言不语坏吐露我内心多么幸福的刘雨。完了。”他挂了电话。 我想去找卖雪糕那人再买一首，又怕他跟我说，每天限购一首。于是我决定做点别的，管它是什么，只要能对生活有点推动就行。 我呼了黑丽十几遍，她才给我的手机回了电话。 “什么事？”她口气中被加强的冷淡，透过电话传出了寒意。 “我想跟你谈谈。” “你腻不腻啊？”她讽刺地说，“除了谈谈，你还能做点别的吗？” 这?，我真真确确地后悔了，后悔和黑丽的开始。 假如，黑丽让我跪下请求宽恕，我的膝盖会在我做出决定之前，弯下去。 这么想的时候，我对黑丽说话的口气，软得不能再软了。 我请求她跟我一起吃晚饭，即使，我现在一提吃饭就想吐。 她说，她绝不再跟我吃饭。 我请求她来我家，谈谈。 她说，你想通过我把你老婆气死，然后跟另一个女人结婚吗？ 我不得不感叹女人的直接。如果把她们安排在国防部，她们会准确地判断战争何时来临。 最后，她同意在她家楼下跟我站五分钟。 当我们站在一根电线杆旁边，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过来一个卖花儿的小姑娘，她冲我举起一枝玫瑰说：“先生，给小姐买一枝玫瑰吧，她多美啊。”六七岁的小姑娘说着跟年龄不相符的话，仰脸渴望着。 我买了一枝玫瑰，等小姑娘走远了，递给黑丽。 “你说吧。”黑丽把玫瑰放到鼻子前面闻着。 我在她低头看地面的时候，打量了她一番，居然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好像看见了她肚子里游动着的一个大黑点儿，有一天，黑点会变成我的孩子。 “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我没想到我能如此坚决地说出这句话。 她抬头看我，随手扯下了一片玫瑰花叶儿。 我说，这个还很不具体的孩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不出来，它好像还离得太远。但是你离我很近，我得负责任。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接受。 “我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吗？”她又是嘲笑地看我，好像这是上天赋予她的特权。 我看看街的另一边，已经没有行人了，路灯坏掉的地方格外黑。 我点头。 “我要是想留下孩子，你能离婚跟我结婚吗？”她大声问我。 “我试试。” “我要是不这样，让你另外付出代价呢？ 我点头。 “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首先把爱情从答案中划掉，跟爱情没关系了。是同情吗？是吧。我应该为黑丽眼下每一个表情负责，怒气冲冲，嘲讽，冷笑等等。 也是感激吗？也许，如果没有黑丽，我现在还是婚姻坚冰下的一条鱼，还是一个敢想不敢做的已婚男人。婚姻像一条系得过紧的领带，我能做的就是表面平静地把领带结往下拉拉，让自己活下去，也让婚姻活下去。我见过甚至和我一样年纪的男人，说离婚也就离了。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也许我的骨质密度和他们的不一样。 “黑丽，我求你了，决定吧，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结果，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想再挣扎了，这件事就像一把刀悬在我的头顶，我快垮了。” “是因为你爱我吗？”黑丽无视我的请求，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不是。”我坚定地回答，仿佛是濒临死亡的人，从阴间借来了勇气。但随后我就听见自己内脏摇晃的声音，恐惧在我胸腔里发出哗哗的声音。 但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不说，就默认。 “谢谢你这么爽快，我们谁都不欠谁的了。”黑丽说完把手里的玫瑰扔到了我的脸l：，走了， 我看着她跑远，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