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群》 一、先随便扯上几句 一百年前，吱吱扭扭地赶一辆俄式的“六根棍”马车，带几个羊皮水囊，两条黑白花毡子，一小袋奶疙瘩，一大摞硬硬的发面饼，再带上几捆干苜蓿草，一麻包苞米豆子，二三十个洋葱，从哈拉努里镇出发，走白杨河，野骆驼泉，过红山口，马把子，横趟李将军戈壁，直插那个口宽一百六十六公里的麻西坝苇湖，又称唐乌梁海子的——你竖直了耳朵根儿，给我听清楚了，这会儿工夫不管自己有多困多累，都别给我在苇子深处那些窝棚里打盹歇脚。我不是说，每一个在那达打盹歇脚的人都会遭劫杀，但你必须给我赶紧走，裹紧了裸露出你那棕黑色肩膀头的老山羊皮大衣，给我赶紧走，扎扎地一脚穿过帕拉贡嘎拉戈壁，顶着在第二十一天头上依然焦黄、灼热、耀眼的日头，再抬起你那早已起皱打蔫的眼皮子，这时你就能看到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冈古拉荒原了。你就狠狠地冲它啐上一口唾沫星子吧，冈古拉，这个到老也不死心的寡妇，坍塌了多一半却还耸立在风雪转场道上的破羊圈，长途班车站里那个永远开不大的售票窗口，被杂草和累积起来的喜鹊粪卡住了轴毂因而再也无法转动却总也想转动的旧水轮……哦，冈古拉，它又像一个残存的古堡，永远在辉煌的灰黄中，似隐似现……每年四月，它都会从那条嵬然凝固了三百五十亿年的地平线上慢慢隆起。啊，那是条什么样的地平线啊，破损、坚硬，而又顽固。而就在这条地平线上，一百年前分明还耸立着一大片茂密的黑杨林，盘旋着一大片黑雀群。至今没人说得清这片黑杨林到底有多大，到底是从哪一朝哪一代的哪一年开始挣扎出地面的。也没人说得清这个黑雀群里到底有多少只翻飞的黑雀，更没人说得清这些黑雀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说不清。没人说得清。但只要你站在高地底下，眺望那片高高的黑杨林，并追寻那在四月的天空下翻飞窜掠的黑雀群，你一准儿能发现，顶着成团状翻滚的云阵，冈古拉它晴天一个样儿，阴天一个样儿，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又一个样儿。母狼拼命吼叫时，它一个样儿，母狼们不吼时，它，又一个样儿……是的，它总是那么的变化无常，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却又让人割舍不下…… 冈古拉啊冈古拉，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想哭。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浑身发紧，心头打颤，嘴角生烟，舌尖僵硬——韩起科不止一次地这么跟我念叨过。每一回都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暴了皮的厚嘴唇上，同时挣开一道道焦裂的血口子，颤抖着的眼眶里满盈一汪咸咸的泪水。 二、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鸹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次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惟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挺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底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嘴，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绺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惟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惟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绺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他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件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底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 三、啊，冈古拉…… 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xx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 四、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的那天，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又暴烈起来。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却又暴烈起来。但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镇里出动了一辆老式的嘎斯六九来送我。那是一种八座的苏联车。当年，在哈拉努里，算得上是辆好车了。发动车的时候，初冬的早晨天色俨然还黑得很。保密室的窗户子也黑得很。整个机关，除了协理员“大叔”，再无别人来送行。最后关上车门前的那一刹那，我再度探出多半个身子去看了看保密室的窗口。我希望它此刻能奇迹般地亮一下，但是，奇迹终究没出现。没出现就没出现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用力握了一下“大叔”的手，断然命令司机：“走人。”这一路，果然遭罪，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得多。车到西坝河子，人没颠垮，车彻底不行了。司机说，油路堵了，再发动不了了，找个马爬犁送你吧。我差一点跟他嚷嚷起来。前边足足还有七十来公里。而这时已是下午时分。风的吼叫和雪的劈头盖脸全都一阵猛似一阵。在这样的天气里，让我靠四条腿的马，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三五零八？万一在这茫茫大沙窝的风雪黑夜天里迷了路，那后果就更难料了。再说在这荒天野地里，上哪儿找马爬犁？谁会准备好了马和爬犁子，在这儿候着你？而天黑前必须赶到三五零八，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 哈拉努里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老油子，根本不屑于跟我干嘴仗，只是猫腰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件油了吧唧的军皮大衣，往自己身上一裹，便深一脚浅一脚，冲着不远也不近的一片次生胡杨林，在头里走开了。我只得赶紧跟上。我不能在这严冬的荒野傍晚，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再也发动不着的车子里。没料想，居然在这片不大点儿的林子里还真找到一个马爬犁站。十来个胖瘦高矮不一的车夫，挤在一幢低矮宽敞的大土房子里，围坐在火墙跟前，默默地卷着各自的莫合烟，并在火炉盖上啪啪地爆着共同的苞谷豆。等雇下个壮实汉子，赶着辆大爬犁回到那辆破嘎斯六九跟前，再把我的行李卸到爬犁子上，继续往三五零八赶去，已快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我认定是这个司机懒得再跟我一块儿遭罪，才故意搞的这鬼。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车恰好坏在爬犁站跟前？临分手时，我都没稀罕再跟这老油子打声招呼，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即便这样，赶到三五零八，也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几十公里路走下来，真把我冻惨烈了。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找不着感觉，甚至都不知道冷了。最后，我直想笑，直想好好地睡他一觉。我甚至认为这世界已经跟我完全没一点关系了，心里特别轻松，合上眼，蜷曲起腿，伸出双手，紧抱住自己，整个人飘飘然地，真有一种驾鹤仙游的感觉，特别特别舒坦。但突然间，我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冻死的人都是在一种充分解脱的恬静中睡过去的，脸上无一不带着轻松的笑容。想到“死”，我赶紧睁开眼，猛地一抽搐，就有泪水拼命往外迸溅……接着便哆嗦开了；接着，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后脊梁上，又能感觉爬犁的颠簸，又能听到车夫的喘息，喘息声里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劣酒的辣味儿和马汗的骚臭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还活着。活着，真好。 啊，真好，活着，真他妈的好！！ 最后，我是像个冰砣子似的，被四五条大汉从马爬犁子上抬进兵站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兵站里居然聚集了大小一二十个官员，正焦急万分地“恭候”我的到来。其中果然就包括宋振和这小子。进了有火的屋子，整个冻僵了的身子居然没一点感觉。那些人先往一张大长桌子上铺一条很粗糙但又很厚实的毡毯，然后三下五除二，把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子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紧爬起。一睁眼，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子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出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部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高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出，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核实，直接找到这位姓高的老场长。但他矢口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出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核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高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乱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抽屉，取出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毛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道。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 “不了解情况，先莫瞎嚷嚷底咧。事情有恁简单，还要花这工夫，召集恁些人，上这鬼地方来开这秘密会咧？”张书记笑笑道。他一直在用搓得很细很长的一根纸捻子，来回擦拭着他的那个烟嘴子中的烟道。他那个烟嘴子倒是个好东西，看样子是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的。嘴头子上还加了个黄灿灿的铜箍。只是他烟抽得太厉害，那条烟道里常腻满了烟油，必须得经常擦拭。 冈古拉的这位高场长，我也曾有过耳闻，是个老资格，打过仗，曾经是个战斗英雄，转业到冈古拉以后，又多次被省地县各级评为劳模，还被某个部口树为全国性的先进人物。早些年，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造成过一定影响。虽然这些年，再评劳模时，他已经落选了，但在他家大屋的正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中央领导合影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扁扁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长。几千个英模排列在上头，每个人的脸只有大米粒儿那般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没有完全搞清搞准情况前，当然是不能轻易地说撤就撤的。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一个人去“摸清情况”。而这个人，就是我。 “那……那……让我去当校长是假，实……实际上是要我去‘卧’……‘卧底’，搞‘情报’呐？”霎时间，我便觉得唇干舌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我听说这位高场长这两年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如果他轻易地连刚退伍来的一百五十多名老兵和北京来的两名正团级护送干部都敢收拾，那我这么个小白面书生，一旦有啥闪失，他还不把我当个小鸡娃子，给随便收拾了？ “莫急。莫急。听下去。耐心点。”宋振和这小子轻轻地笑道，并伸出他那根粗大而有点发黄发褐色的手指，朝我略略地晃了晃。这小子就是这样，越是在高层领导面前，他越是沉稳，越是明慧，也越是谦和。 “‘卧底’这提法不好。‘情报’的提法也不好。我们和高福海同志之间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是人民内部的。这个政策底线，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另一位领导好像刚从党校毕业，言谈举止间还留着许多的文气，一张嘴就跟我交代政策。 “你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去摸情况哦。要比单纯摸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另一位领导说道。 “可原先说的是，让我去当校长……”我迟疑了好大一会儿，问。 那位领导笑了：“这任命依然有效啊。你还是要去当校长的啊。交给你的具体任务，和你去当校长，并不矛盾啊。” “好了，情况嘛，大致上就这些。至于，你的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当校长’和完成这次具体任务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去了之后，又怎么跟组织上保持联系，当然还有你的人身安全，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我们都做了充分的研究，下来由你们镇党委的同志再详细跟你交代。”另一位领导说道。然后，这些领导同志就先期撤回他们各自的房间去了。他们一起身，大小秘书们纷纷上前来，把领导们使用的那些产自前苏联的装饰有镀银镂花铜外套的玻璃茶杯和印有各级政府绝密标记的硬壳封面笔记本一一收拾走。然后，偌大个会议室里，就只剩了宋镇长、张书记和我三人了。然后，张书记随便说了点安慰和鼓励的话，揣起他那两盒黑烟卷和和田玉的烟嘴，也走了。而真正跟我交代任务的是宋振和。 宋振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不想问点啥？” “问啥……”我苦笑笑，习惯性地谦虚道，“组织上可能高看我了，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这人实际上没这么大能耐……” “你？”宋振和默默地一笑，（仍然是那种“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再一次低下头去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流露出平时很少见的一种江湖气，说道，“……小顾啊，你小子城府好深咧，我注意你已不是一天半天了。”然后，突然咬着牙说道，“你信不信我说的这句话吧，你小子这一回要跟我打退堂鼓，临阵脱逃，坏了组织上这么件大事，我非捋死你狗日底不可，让你下半辈子后悔得光想啃自己底大脚拇趾。”我愣了一下，没马上回答他。但我绝对相信，他会这么干的。 “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的去向问题，现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由最高层直接在过问。昨天一天之内，最高层好几位领导就此事都做了重要批示，口径是一致的，要求军地双方充分协同合作，务必妥善处理好此事，不得有误，而且要求把处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中央。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做的每一件事，当天，或第二天都有可能被大大小小的秘书写进各式各样的情况报告里，最终都会报送到最高层领导跟前。你知道这对你，也对咱们这哈拉努里，包括对咱们这些祖祖辈辈……真是祖祖辈辈，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管流血流汗做什么，都没有可能去惊动中国最高层的狗屁玩意儿，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再次唇干舌燥起来。心脏也好像陡然停跳了似的，稍稍定了定神，喘过一口气来，怔怔地答道：“我明白。” “你不明白！”他用力挥动了一下手，断然截断我的话头，大声说道。 “……”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没再作声。心想，既然你当领导的认为我不明白，那就算我不明白吧。我还说啥呢？ “我和张书记都有这种感觉，你小子到机关后，一直把自己缩头缩尾地掖藏得挺好。” “我……” “别解释。我赞赏你这种不露锋芒的做法。但是，不露锋芒，终究是为了有朝一日大露锋芒。对不？” “我没啥锋芒可露的……” “别跟我玩太极推手！” “我……” “你我都是哈拉努里的土著民……” “我……我还算不上。也就一个外来户吧。”机关里有这样的说法，汉人在哈拉努里待过三代，即算“土著”民，就算是这儿的“老资格”。拥有“土著”民身份的，在“外来户”们跟前，那感觉，大约跟老兵油子浑不吝地站在那些哆哆嗦嗦的新兵蛋子们跟前一样，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是要享受各种“特权”的。 “别跟我较这个劲儿。哈拉努里真正的土著，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戈壁，大干沟，黑杨林，还有冈古拉的黑雀群。相比它们，谁都是后来人，外来户。但我们下决心在这儿扎根续代。我们的父亲在这块土地上奉献，我们的儿女或者已经、或者将要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得算是这儿的土著民了。哈拉努里的将来，就看我们怎么干了。”他越说越激昂，“我哈拉努里地区的人口只有二十来万，但它的面积却差不多要占去全省的四分之一。冈古拉只有两千来人，但它的面积却占去我哈拉努里的二分之一。因此……”说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眯起眼，在深深地打量了我一眼之后，嘴角上又淡淡地浮起那绺让人莫测深浅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突然说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把冈古拉的事情办好。” “那当然……”我摸不透他，这时突然抛出这样一番“高论”，背后究竟暗藏一个什么玄机，便只能泛泛地应了一句，并暗自从他的声色言词间咂摸他的真实意图。 “很好。很好。你能同意我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谈了。”说着，他伸手过去端他的搪瓷茶缸。趁他低头啜茶的工夫，我忙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问。” “任命我去当校长和跟搞清这伙退伍军人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不直接派我到高福海身边去工作，比如当个秘书，或者给他当个副手什么的，那样不更有利于搞清情况？”我说的这个“高福海”，就是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冈古拉那个“高姓场长”，那个捅了大娄子的“老家伙”。 “看来你对冈古拉的情况，的确还欠了解。”他啜了口浓茶，淡淡一笑道，“高福海现在不接受上边派去的人到他身边去工作……” “那这校长……” “这校长是他自己提出来要的。” “你们只不过是在顺杆儿爬？” “可以这么说。” “怎么可以容忍高福海那么嚣张，居然可以狂妄到不接受上边派干部去他那儿工作？他把冈古拉当啥了？他高家的私人财产？独立王国？” “这里有个情况，刚才那些领导同志都不便跟你说。前些年，上边派过一些同志去工作。当时大家对高福海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预感，如果不派人去加强那儿的工作，冈古拉早晚要出事。两三年里，派过四五位同志，有的去当政委，有的去当副场长或临时党委的副书记。希望是，这些同志能在那儿把情况熟悉了，掌握住局面了，就把高福海撤换下来。可这些同志实在不争气。几乎没一个干长久的……” “为什么？高福海排挤他们？” “根本不用高福海排挤，他们自个儿就‘开溜’了。” “为什么？” “有啥为什么的？还不都是口头革命派呗，嫌冈古拉条件差，生活苦，一开始心里就犯嘀咕，经过做工作，勉强接受了任命，却死活不肯带家属。去吧，干个半年数月，你就瞧着吧，隔三差五地，一个劲儿地往上递病假条子，再往后，就上省人民医院干部病区找个床位住下了，说啥也不回冈古拉了。你还别说，还就这个高福海，虽然招人烦，但他在冈古拉坚持干下来了，一干就是二十年，真还没听他叫喊过啥。所以这也就成了他骄傲的本钱，所以他就敢冲着谁都拍桌子瞪眼。他也正是拿了这做理由，再不接受上边给他派人。这两年变得越来越没个人样儿了，已经到了这地步，上边开会，一般的他都不屑来参加。专门安排了个副场长，啥事也不干，就是替他上外头开会、听报告、学文件……唉……”他叹口气，重重地放下他手中那个特大号的茶缸说道。那个茶缸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纪念，是五十年代初的军用品。淡黄色的缸体上印着鲜明的八一红星，下边还印着一行红色的小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搪瓷片多有脱落。整个茶缸子可谓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重载和沧桑岁月的回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刚才说到哪儿了？” “高福海派人替他到上边来开会学习。” “是啊是啊，这人已经变得不成个样子了。不愿上外头来开会学习，拒绝接受上边派去的人，自己呢，稀里哗拉提了一批犯过错误，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放在自己身边当宝贝使。这二年，他还出了个邪招，在自己身边组建了一个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什么‘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专门接受他交办的急事和大事。小分队也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别人谁也管不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精心挑选的这帮子‘小分队’男女队员，全都是只有十五六、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而且一水儿的都是冈古拉土生土长的。用农场老职工的话来说，这帮子娃娃‘全是生喝冈古拉狼奶、生嚼冈古拉牛羊肉长大的’。小分队成员虽然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但高福海却对他们包吃包住，每人每月还另发十五元生活津贴。小分队的队长可以列席场长办公会和场临时党委会。而这个小分队队长也只有十六七岁……” “是吗？”我惊叫。“他列席临时党委会，他是党员吗？” “狗屁，才十六七岁，什么党啊？” “这高福海，真敢干哩！” “高福海一直不愿在冈古拉办高级中学。因为，冈古拉需要上高中的娃娃不太多。从经济上考虑，自己办这么一所高级中学划不来。所以，多年来，冈古拉的娃娃上高中，一直都是不远百多公里，来咱们镇完中寄宿。也真苦了这些娃娃。但去年，为了能就近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培养提高他‘小分队’的这帮子娃娃，高福海一反往常，不惜工本，很快在冈古拉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而且一直在打报告，要求上边尽快给他派一个有能耐的人去当这个高级中学校长。他甚至还放出过这样的话：谁能当好我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谁能替我管好带好这帮子小分队队员，谁将来就有可能当了我高福海的政委。” “你们……不会也有这样的打算，日后时机成熟，顺势就把我留在冈古拉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顶替这个高福海了？”我忐忑地探问，同时联想起，刚才一开始时他说的那番“高论”，反复强调，我们这些人必须对冈古拉这块土地负起责任，莫不是，他早有这个打算？霎时间，我又有些唇干舌燥了，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干干地咽了口唾沫，便直愣愣地看着他，等他回答我这探问。但他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淡淡一笑道：“怎么，吓着你了？不至于吧？”他挥了挥手，又淡淡地一笑道，“还有个情况，也得让你掌握，万一将来真发生让你留在冈古拉顶替高福海那样的事，你得明白，这事儿的起因，可真不在我们这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忙问。额头上马上渗出一片冷汗。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回是高福海指名道姓地要你去当他的这个校长。我们可真是完全顺着他的杆儿在爬咧。” “不可能！我跟他都没见过面，没打过任何交道。他知道我是老几？！”我叫了一声。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在诓你？”他很平静地反问。说着，取出早就准备在那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取出一页摺好的公文信笺，抖开后，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边盖着冈古拉农场的大红印章，还有高福海的亲笔签名。是高福海以冈古拉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身份，正式向上打的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标题就是《关于要求委派哈拉努里镇镇政府机关干部顾卓群同志来我场高级中学任校长的请示报告》。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完全不可能嘛。”我完全蒙住了。 宋振和笑道（哦，他那该死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我和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当时脑子一下子也有些转不过弯来，心想，顾卓群这小子行啊，居然在背后悄悄地跟高福海挂上了钩，把我们瞒得一愣一愣的……愿意去冈古拉工作，是件好事嘛，我们支持嘛，完全可以公开跟组织上谈嘛……” “没有。根本没有啊。”我再次嚷嚷了起来。 “我们又琢磨，高福海怎么就看上我们的小顾了呢？” “这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一巴掌抹去从额角上直往下流淌的冷汗，连连说道。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位高福海怎么会看上我了呢？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我跟他完全“不搭界”啊。 “高福海看上你，是件好事……” “宋镇长，你别再挖苦人了……”我忙说。 他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截住我的话头，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说道：“冈古拉也不是一条不归路。别把它想得那么可怕。我在冈古拉干过。我清楚！”他说这话是有资格的。当年他父亲走后，他也曾被支到冈古拉去“锻练”了两年。在一个连队里当统计员。还跟一帮刑满释放人员在一个屋子里住过几个月，在同一个班组里劳动过几个月。他就是在冈古拉认识小哈的。（小哈的家在冈古拉。）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他现在这个妻子。“就我个人来说，派你去，其实还有一个用意。”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啥用意？” “别急。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想过哈拉努里的将来吗？” “……”我心里咯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吱声。 “咋了，没听明白？” “……”我冲他翻翻眼皮，还是没作声。我的确有点不明白。不明白这小子突然间问这话的用意何在。 “装傻充愣咧？” “不是不是不是……”我忙打哈哈。 “那干吗不作声？” “我在想……想……将来不将来的问题，是你们当领导考虑的。我们这一号人，考虑了也没用。” “是吗？”他突然弯缩了上身，眯起眼，冲着我坏笑了一下，然后定定地瞅着我，然后慢悠悠地又说了这么一句，“我原以为你小子不仅是个明白人，还能是个不错的明白人。”“我当然想做个明白人。只要组织还信任我……”我赶紧顺着他的意思说道。但他已经不想跟我再说下去了，说了句：“好吧。那就这样吧。不谈了。”便站起，神情中甚至还渗出许多的失望和不满，匆匆收拾起自己的笔记本和茶杯，向外走了。 好大的脾气。干脆就不跟我谈了。就这么把我晾那儿了。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在从悬崖上往下坠落，惶惶地慌慌地有些不知所惜，只能呆呆地坐着。过不大一会儿,这小子突然又拐回头来,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只是闷闷地说道:“到冈古拉后，有个人，提醒你要特别注意。” “你说，我应该特别注意谁？”我怕进一步得罪了他，忙站起，恭敬地问。 “一个叫韩起科的娃娃。” “韩起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韩起科”。第一感觉，这名字挺土。没把“它”太当一回事，便问：“这又是哪根藤上结的瓜？” “派你去冈古拉，还会有哪根藤？”宋振和显得特别不耐烦. “干吗要我去注意一个娃娃？他有多大了？”我继续用那种掉以轻心的口气问道。 “十六七岁吧。” “十六七岁？他是干啥的？” “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队长。” “……”我一怔，听说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小分队”的队长，开始有点当真起来了。 “你给我听清了，别以为他只有十六七岁，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这小屁娃娃将来很可能是你的主要对手。别一根筋窝在他手里，丢罢荆州，再失街亭，回头让所有的人都笑话你！”说着，这小子依然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转身走了。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来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听说你上家去，给我扔下一套《汉书》？干啥呢？我在全机关大会上跟你们说过多少回？咱们都在一个屋檐下干活儿，喝的是一个锅里熬的粥。咱们之间不玩儿这一套。” 我赶紧解释：“我听说，你不止一次去电影放映队找过这套书。我只不过是……”当时哈拉努里镇上还没一家正规书店，历来都由电影放映队趁去县电影发行公司取电影胶片的空儿，上新华书店县中心店捎带拉些新书回来代售。 “行。就算你替我代买的。多谢。”说着，扔下几元钱，转身走了。 五、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了。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 韩起科……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狗屁名字。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据说，他是个弃儿，被他爹妈扔掉时，可能还没满月。当时就扔在冈古拉那片神奇的黑杨林里。是高福海在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了他。那是从西头数起的第十七棵，并把他哺养成人。据说，高福海捡到他时，有一群母狼正围着这个狗屁娃娃。据说当时他嘴里正叨着一个母狼的xx头。所以冈古拉的人都说这狗屁娃娃是喝狼奶长大的。据说，这群母狼经常会回冈古拉来看望它们这个“奶孩子”。不管它们走得有多远，离开的时间有多长，只要韩起科往高处一站，仰起头，扯直了嗓门，长长地吼出一声，它们一定会急速地赶回冈古拉来看望他，救助他。而这个“喝狼奶长大的狗屁娃娃”，至今身上还保留着许多的“狼性”，比如，他只要穿件单薄的外衣就能在冈古拉过冬。而这在一般人，简直无法设想，因为冈古拉冬天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之间。这狗屁孩子还特别喜欢生吃牛羊肉。这一点，据说哈拉努里镇政府里不少的人都亲眼看到过。平时，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总把双手插在他那条似乎永远也不换洗、但也永远不会怎么太脏的裤子兜里，静静地看着你。但你可不能惹他发火，一旦发火，他就会像十二头无助而又绝望的公狼似的，竖起全身的毛发，向你直扑过来。这时，能叫住他的，只有一个人——高福海。他从来没把高福海叫过“父亲”。高福海也从来不许他叫他“父亲”。十岁前，他管他叫“高伯伯”。十岁以后，他跟所有人一样，很正规地叫他“高场长”。这也是高福海要求的。但冈古拉的人谁都知道，这狗屁孩子一直把高福海当自己的亲生父亲对待。高福海也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亲情关系的建立，不仅因为高福海和他的老伴这一生没能生养儿女，他老人家一生都撕心裂肺地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这里还蕴含着一种几乎谁也没法描述得尽的知心知肺知冷知热知根知底知情知魂的东西。据说几年前，他俩的关系还没到这个程度。质的转变发生在那一年——人说是韩起科十二岁那年，还有人说是在他十三岁那年——在此以前，他“父子”俩的关系还有点生硬。高福海为人严厉，经常的，一不对头，就用鞭子跟小起科“说话”。据说韩起科的“沉默寡言”，还不是“狼奶”带给的，而是高福海的鞭子教导出来的。十一二岁前，人们经常能看到小起科的额头上肩膀头上带着一道道青紫的伤痕。但没人从他小嘴里听到过半句埋怨的话。人们只是觉得这娃娃越来越沉默，当然，额头和肩膀头上的青紫伤痕也一年比一年地少见。十二三岁那年，高福海下令让韩起科学开拖拉机。在此以前，他已经让他把所有的农活都学了。当十二三岁的小起科能独自驾驶着庞大的履带式拖拉机，带着笨重而又威力无比的五提犁，在直达地平线的条田里，轰轰隆隆走动起来以后，人们发现，高福海再也不打他了。不仅没动用过鞭子，甚至都没跟他动过一根手指头…… 当天下午，我离开三五零八，坐上一辆特意安排的解放牌大卡车，直奔冈古拉而去。我一直希望宋振和能再找我谈一次，能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个人对派我去冈古拉到底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但他没再找我。只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在许多肯定要发生、可能要发生和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一地都发生之后，我都成了哈拉努里市市委副书记，他也早就被调到省里某个商业银行当了主管业务的副行长，我俩再度见面，回忆起这一段无法忘怀的生活时，他才感慨地告诉我，其实当时他最迫切的是希望我到了冈古拉后，能准确地深入地了解一下高福海这个人的为人。搞清楚这些年来，高福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像外头传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非常傲慢、非常排斥、非常霸道、非常不能合作，非常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在曾经的一个长时间里，高福海曾是宋振和最敬佩的一个人。他坚毅，强硬，有主见，能吃苦。特别让宋振和看重的是，这家伙对冈古拉的未来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和安排，并且长时间以来，顽强地，力排众议地在冈古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这套设想。这在众多基层主官中，实属少见。但后来为什么变了呢？他真变得那么“可怕”了？他怀疑。为此，两年多前，他曾亲自去冈古拉接触过高福海。从直接获得的印象看，高福海比起多年前，稍稍显得有些沉闷，固执，但依然坦荡，直爽。那一副自信的眼神中，依然闪烁着狡黠和探求的光泽。宋振和没法想象这样一个人近年来怎么会发展到只靠一批十六七岁的小娃娃和几个历史上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控制和管理冈古拉？而且居然还拒绝外出参加任何会议。最近这段时间，据说连家门都很少走出了…… 冈古拉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地处边陲，原先有个边防军的现役建制团在那儿驻守。由于种种政治和外交的原因，这个现役的建制团后来后撤，在它的防区建起了这么一个不军不民、亦军亦民的“冈古拉农场”。农场人员虽少，但场长政委却仍享受县(团)级的待遇。而哈拉努里镇的镇长和书记只够到科（营）级。按说它本不该归属哈拉努里镇管辖。但它离所有本该管辖它的那些单位部门都太远太远，由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发文，做了这么个古怪的决定，把它交由离它最近的哈拉努里镇“托管”。而最近的哈拉努里镇离它也有一百六十八公里。有了这个“托管”，哈拉努里镇的所辖面积整扩大了一倍。在包容了这片神秘而又广阔的荒原后，哈拉努里在所有人眼里也变得神秘和重要起来。宋振和一直想在冈古拉做点什么。但碍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一直没能早早地把手伸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级别比他高、资历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许多的“高福海”。这是他不敢把手早早地伸过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他同样拿不准的是，我这个“年轻娃娃”是否也有这个志向，有这个勇气，跟他一起去“把握”那个高福海，在冈古拉好好做一点事情。所以，犹豫再三，那天，他还是没有来找我说明他的真实“用意”…… 吃午饭时，领导们还没走，但等吃罢中午饭，我歪在兵站司务长那个特别暖和、又特别杂乱的小屋里，稍稍打了个盹儿，醒来再一瞧，竟然全走空了。兵站再一次又只剩下了满院的荒芜和全部的空鸟窝，只有一阵阵很平淡的风在窗外林间的雪地上孤独而又凄清地来回穿梭，仿佛这儿从来也没接待过什么人，召开过什么将要左右冈古拉命运的秘密会议，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连宋振和和张书记也走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沙黑里克老风口。翻过这个风口，就是冈古拉了。但不幸，我被告知，风口有风——哦，这话说得不够准确。因为，风口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风，“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没风，只是说那儿正常地刮着三四级、五六级的风。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有风，那就标明，风口正在刮的是特大级的风，是能够把拖拉机刮翻在路沟里的那一号风。那天，刮的正是这一等级的风。风口的雪已经堆到道班房房顶那么高了。两辆专门用来清道的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也已经让雪埋没。其中一辆，据说还让一阵瞬时风力达到十七级的狂风折翻在了路沟里。为此，交管部门宣布封路。两小时后，一二百辆过路货车客车把沙黑里克镇上所有能停车的空地都占得满满当当的了。镇上仅有的两三家旅社客店，连过道里都坐满了疲惫不堪的过客。凭着司机的老关系，我俩好不容易才在一家老字号的大碗羊肉汤面店的店堂里争到一个空隙；待安顿下自己，天色便渐渐暗淡了下来。因为风雪只在风口处肆虐，而高高耸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风口，离镇子还有三四公里远。所以，整个镇子显得异常安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好像把一切都冻结了起来，狗不叫猫不蹿，一根根炊烟柱子，也都像是凝固了似的，笔直笔直地悬挂在空中。明净的四野，在晚霞回光返照的映射下，惟有风口处有一小块深灰色的云雾在那儿蠕动翻滚。那块云雾，浓淡不均，像一个软体妖魔似的，无声无息地，时而匐伏蔓延，时而又收缩凝聚，时而特立突兀得让人感到恐怖，时而又千姿百态得让人感到神奇无比。经验告诉人们，只要那团云雾消失，就说明大风已离开风口，人车就能安全通过。但，多长时间它才肯消褪？那就难说了，要看老天爷的兴致和肚量了。 我一直静静地坐在那羊肉汤面店里，静静地注视着那块默默地在跟世人较劲的云雾。后来，我就睡着了，趴在那张特别油腻、又散布着浓烈的羊肉汤味儿的餐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大会儿工夫，面店的经理从人堆里挤过来，用力晃醒我和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要去冈古拉农场吗？哎呀呀，我咋就没早想起这档子事呢？赶紧赶紧，这镇子上有他们的驻点站哩。我刚给那个驻点站打过电话去。奇怪得很咧，这会儿站里居然没人接电话。你看，你们要不要先上那达瞧瞧呢？那达，肯定比我这儿宽敞哩。” 啊，有这等好事？赶紧，发动车。一二十分钟后，我俩颠簸着便赶到山跟前一面大漫坡脚下。那里四处并无人家，孤零零地只盖着两三间带个小院的土房子。小院里长着一两棵孤高劲瘦的白杨树。院门和房墙上都不见挂有任何单位招牌。但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冈古拉农场“沙黑里克镇驻点站”。扛起行李，敲开“驻点站”的两扇破木门，屋里居然已经有人了，还有灯光。 那“人儿”，就是马桂花。日后我第一任妻子。当时，她肯定也是刚进屋，刚生着炉子，所以整个屋子都充斥着逼人的寒气。而炉膛里的那点寒气又逼得大团大团的煤烟不断从炉子的各个缝隙处往外逃逸。所以，屋子里同时又充斥着呛人的烟气。那女孩一张嘴，简直让我吃一大惊，她说“您”，“您就是来给我们当校长的顾老师？请坐。快请坐。”完全一口纯正的北京普通话，真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进错庙门”了哩。女孩端着一盏煤油灯。这使这间也还算宽敞的屋子的许多角落，都处于一种柔和的幽暗和朦胧之中。女孩约有十六七岁吧。从外表看，她似乎跟别的同龄女孩并无多大的不同，但此时此刻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她特殊的气质和装束，就使我不得不对她有一点另眼的看待和感受。她脚旁的地板上扔着一件灰布面料的羊皮大衣和一双高腰毡筒。身旁的桌子上醒目地横陈一杆苏制七点六二口径的步骑枪和一条马鞭。脱了皮大衣，她上身只穿一件旧毛线衣（用四五种颜色的旧毛线混织成的），而下身在棉裤外却还加了一条特制的皮裤。这皮裤是用光板子老山羊皮缝制的，只有裤腿而没有裤腰，分别靠两根细细的牛皮带子系扣在腰带上。她的身材在女孩子中算起来，应该还是挺拔的，圆熟的，只稍显单薄。小小的乳胸也显得有点儿平坦。但，因为那件旧毛衣较为单薄，又比较小，绷住了她身躯，加上腰间还很紧身地束了根军用武装带，她那并不尖凸的乳胸，此时还是恰到好处地呈显出了本该的那种生命隆起，再加上刚脱去笨重的高腰毡筒，她脚上只穿着一双灰布缝制的旧袜，或许再加上跟她全身装束和全部的大环境完全不相称的那种文静和文雅、那点忧郁和从容，即便是一眼之下，也绝对能给任何一个陌生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就是马桂花，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副队长，当时兼任冈古拉农场驻沙黑里克镇工作站站长。也就是说，假如小分队的一把手韩起科不在家，她就有权代他列席农场场长办公会和农场临时党委的常委会，并行使分队长的全部职权。 但我完全不能想象，高福海和韩起科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女孩，来担当这个重要职务。在我想象中，担当这个职务的，应该是嘴角上和牙齿缝里整天带着生肉屑和唾沫星子、横着走路、斜着瞧人的那种愣头青。怎么会是她呢？而且，哦，她长得还挺好看……既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芳香”，也有“丁香一样的哀怨”……过了许多许多年，我才会感受到，她还具有丁香所没有的那种坚强和固执……甚至生僻…… ……屋子很快烧暖和了。晚饭也很快端上桌子。一大锅苞谷糊糊，一笼屉新苞谷粉蒸的苞谷馒头，一大盘回锅肉炒洋葱，一大盆白菜炖老豆腐，四五头生蒜，一碟油泼辣子。哦，此时此刻，此境此景，你还想要什么？还能要什么？神仙也不过如此！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床头的小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皮盒子。按当地的惯例，这是用来盛放莫合烟的器具。我打开盒盖一看，里头盛放的果然是已经卷得的莫合烟。十支。用旧报纸卷成。一头尖一头粗。长短粗细完全一样。可谓卷功精到。另外还放着一个铁皮小盒，里头装的是散装莫合烟粒儿，黄灿灿，香喷喷。铁皮小盒下面压着一小摞卷烟使的旧报纸。假如你跟许多老烟鬼似的，只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那么，就这边请便…… 哦，她这个“站长”，当得真可以啊。 感慨之余，我又疑惑了。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贴身宠用的小分队成员训练得如此细腻周到，他真的会有传说中的那么暴烈？他真的会如此蛮横地对待一百五十名刚退伍的军人和他们的年轻妻子？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拘捕”北京总部派出的护送军官？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说到“拘捕”，我曾经对此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为捕人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再由公安机关派员执行才能得逞的。而高福海手下，并没有这些机关，只有一个“政法股”。后来我才搞清楚，上级曾经批准边远地区的像冈古拉那样享有县团级政治待遇的国营农场，由场政法股统一集中行使公检法的权力。也就是说，高福海通过自己掌管的政法股，既可以行使刑侦权，捕人权，也可以对人犯处以刑罚权——只在最后一点上，稍稍加了一点限制，它最高只能处人犯四年和四年以下的徒刑。为此，某些农场，既设有自己的拘留所，还设有自己的劳改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监狱”。而后来我知道，这二者，在冈古拉是都齐全的。） 夜深人静，我听到马桂花在电话里跟谁汇报这边的情况。十分钟后，她踮着脚尖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我房门，向我报告，高场长让她转告，冈古拉农场全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热烈欢迎我去那儿工作。高场长已经责成韩分队长，让他立即开车来驻点站接我。“立即？老风口不是正刮着特级大风吗？”我疑惑地反问。“不管风有多大，只要高场长下了命令，韩分队长都会亲自来接您。”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可这时刻强行通过老风口，那是很危险的……”我说。“没事，韩分队长一定会来的。啥也挡不住的。这是命令。”她依然说得那么认真和肯定。我没再跟她争论。因为，“挡得住”，“挡不住”，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分晓了。 然后我就睡去了。但没过几小时，我就被一阵嗡嗡的喧哗声闹醒。从被窝里折起身，向窗外看去，天色刚开始隐约放亮，但大面积仍然青黑着。那喧哗中掺和着杂乱的脚步声。备不住是风口放行了？被堵塞在这小镇子上疲惫不堪的旅人们正纷纷忙着起程？我赶紧起床，套上棉衣棉裤，又裹上棉大衣上外头去看个究竟。一出门，就看到马桂花已经在院子当间站着，正向风口方向眺望着。 “放行了？”我问。 “没呢。”她说。 “那，这些人在瞎起啥哄呢？”我问道，并仔细向她眺望的方向看去。浅灰色晨光中，有不少人涌出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纷纷聚集到大路边，也在向风口方向驻足翘首眺望。而风口那里，非常明显，风雪并没有消褪，它仍被一块翻滚着的灰色云团遮蔽着，只是那云团的颜色比昨天的稍浅白了一点，范围也稍稍缩小了一圈，翻滚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平缓。 “韩分队长强行通过风口接您来了。”她两眼只是盯着风口方向，并告诉我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打过电话来了？”我忙问。 “您看啊，车正往这边走呐。”她冲我多少有点忧虑地笑了笑，然后赶紧又转过脸去注视风口方向的动静了。我再去打量风口方向，才看到，在高处那块灰色色块中，果然出现了两个小亮点，时隐时现地向这边挣扎而来。这就是说，真有人开着一辆车（拖拉机？）妄图趁凌晨风势有所减弱的当口，强行冲过老风口。这家伙的冒险举动，显然引起了所有被堵人群的关注。 “真底在玩命咧……啥人嘛……”“二球货咧！”人们迸住气，在凛冽的晨空下，裹紧了大衣围巾，一口喷出一朵蒙蒙的白花，一边悄悄地议论着，一边无比紧张地把眼光盯住那两个小亮点从高处慢慢往下挪动。有一会儿，那亮点突然不见了，在场的几百号人几乎同时都“哟”地一声叫喊起来。我看到马桂花也好几次把捏紧的双手下意识地举到自己嘴边，以防止自己跟着他们一起惊惧叫喊。 “就是那车？”我忙问。 “是……是……就是他……”她抱歉似的笑笑，但眼睛却始终没离开那两个亮点。 十几分钟后，那亮点终于摆脱“灰色调”的拼死纠缠撕扯，开始大踏步向下冲来，人们松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蜂拥过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敢于驾车（事后证实是一辆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冲老风口的家伙到底长得一副啥“二球”样。 “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马桂花，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两道越来越晃眼的车灯光，这才回过神来照顾我这个“宾客”。看得出，她的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栗，她的内心还处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余悸之中。 拖拉机在众人的哄围下，直接开进了驻点站的小院。机车上一共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位都穿着跟马桂花那件同一式样的灰布面羊皮大衣，也戴着灰色的野兔皮缝制的三块瓦皮帽，灰布棉裤外套着同样的皮护腿，脚下穿的也是同样的高腰毡筒。很显然，这一身，全是作为小分队的“制服”，统一制作的。拖拉机周身通红，驾驶室的门扇上用金黄的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又画着一只平展双翅的黑雀。后来我才知道，这五角星和黑雀，就是冈古拉小分队的“队标”。他们自视是“冈古拉高地上一群黑雀”。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分队长韩起科的嘴。而三人中的第三位，正是这位“韩分队长”，也就是宋振和再三提醒我，要认真加以对付的那个“韩起科”。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书生型的娃娃。个头比我还稍许矮一点。眼神明亮随和，似乎在表明，他随时都乐意跟你交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乐意替你去做你需要他做的各种事情。如此寒冷的早晨，驾驶一辆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国产履带式大马力拖拉机，冲击那风雪交加的老风口，他却只穿了一件很旧的浅灰色短呢大衣，大衣的长度也就刚刚能盖住一点膝盖；既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这一身完全是秋装打扮啊。（后来我才知道，全体小分队成员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这么不按高场长的规定穿着，而这也是经高场长特批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 六、木头匣子 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有可能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塞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色的油漆。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粗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色。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色，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粗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色。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色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潮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地，虽说鲜嫩，生脆，却粗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露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饱满的，充满肉体质感的那种紫色，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粗，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挺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性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挺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流露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之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把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跟我太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吱嘎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嘛？”“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挺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洞，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压压”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屁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欢迎校长。欢迎校长。欢迎欢迎欢迎，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尿尿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操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地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 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要去“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为，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 “啥事？”我忍不住地打探。 “嗯……”他犹豫了一下，敷衍道，“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实在太饿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不用不用。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挺累的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我忙回绝。 目送他（她）们渐渐隐去，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我不否认，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众星捧月”般的相待，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舒服，充实和……满足。打小至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十个人同时向我“低头”、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由着我摆布——虽然，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娃娃”。但你要明白，这些娃娃都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我明白，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挺世俗，甚至也挺他妈的操蛋，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挡不住地感到满足。况且，这一刻，周围又没别的人，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虚荣”和“轻浮”的，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答应韩起科的提议，把小桂花留下来，“说说话”…… 哦，冈古拉，冬夜的星空竟然是那么地澄澈，那么的原始…… 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打了个颤。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问已经躺到床上的自己：我睡着了吗？我怎么躺下了呢？韩起科“还要跟我说点儿事”哩。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我振作起来，翻过身去，从简陋的床头柜上取小闹钟看时间。这时，那惊醒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哦，这一回听清楚了，是敲门声。有人来了。是韩起科？我猛地跳起。 七、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我扯着嗓门对他喊道，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敲门人，是……是马桂花。竟然是……是马桂花。她随身还带着两个小分队的男队员。 “顾卓群同志，韩分队长暂时来不了了。他委托我们仨来接你。”马桂花一脸的严肃。与一个小时前，离开我这儿时的那个马桂花相比，眼前这个马桂花，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改了口，也称我“顾卓群同志”了，说话间，目光游移不定，还不敢正眼看着我。 我一愣。心猛地往下一沉。怎么回事？ “接我？上哪儿？”我稳住自己，问。 “没事儿。给你换个地儿住。请收拾东西吧。” 哦，连“您”也换成“你”了。咋的了？我匆匆收拾洗漱用品时，那两个同样一脸严肃的男队员已经把我的铺盖卷儿和两只书箱抬出屋去了。一辆硕大的马爬犁子正在门外等候着。然后由马桂花亲自赶着它，那两个男队员一左一右分坐我两旁，完全跟“押送”似的，我们便迅速离开了场部。 ……我想我们是下了大干沟。在干沟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干沟里风势凌厉凶猛，跟刀剐似的。然后又放慢了速度，摇晃着，爬上大干沟。走了一个多小时，马爬犁开始剧烈地颠跳起来。接着又下坡。连着拐好几个弯。甚至穿过很大一片玉米茬子地。眼前终于模模糊糊地出现一道高高的渠帮子。渠帮子上长着一排高高的旱柳。然后在一片开阔地上出现了十来间干打垒的土房。马爬犁终于停在了其中一间的门前。一路上，这三位一直保持着沉默，一直没拿正眼瞅我一下。我想，他们这真是在奉命“押送”“钦定人犯”哩？！ 可笑！！ 看得出来，屋子已经很久没住人了。完全是为了今晚“接待”我，才仓促间派人来草草赶着收拾归置了一下。所幸，荒原上历来有这么个好传统好习俗：屋子再残破，取暖用的炉子总是好使的。而且是一个用大铁桶改制成的炉子，只要一点着了，升温特别快，火苗也呼呼地嚎叫得特别欢实；再加上门窗也还算完整，让我忐忑一路的心稍稍得到了点安慰。屋里还安放着一张木板床。我想，这床大概也是为了我才临时拉来的吧。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说是个“特殊待遇”了。否则，扔几捆麦草苞谷杆儿在墙角里，你就凑合着躺下吧。从马爬犁子上下来前，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屋子前的雪地上有一片新留下的车马人的杂乱痕迹。说明，赶在我到来之前，确有人先上这儿忙活过一阵。 “什么意思？”等他们把我的东西都搬进屋来后，我板起脸问马桂花，“你们那个韩起科呢？他在哪儿？他不是要找我说事儿的吗？” “……”她红红脸，只是忙着替我烧开水，铺被褥，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我被拘押了？”我再问。 “……”她依然不回答。 “到底咋回事？”我再问。很严厉。并且使用很高的音量。 “……”她还是不回答。 于是我抓起大衣，冲出屋去，跳上爬犁子，狠狠地踹了马屁股一脚，抖了下缰绳，大叫一声：“的！”赶着马爬犁就朝来的路上跑去。当然，我是跑不成的。说时迟，那时快，马队副和那两位男队员箭也似的蹿出屋。其实这时，我已经跑出一二十米去了。按说，他们只凭自己的两条腿是追不上我的。而当时除了拉爬犁的那匹马以外，现场再没别的马了。他们只能迈开自己双腿来追。只见那位“马队副”急追两步，便站下，冲着越跑越远的马爬犁拼足力气，尖厉地喊了声“吁——”那叫喊声穿破黑沉沉的夜空，脆悠悠地飘来。传到马的耳朵里。真怪了，马立即收住脚步，任凭我用拳头捶，脚踹，大声威胁，它也只在原地踏步，只是惊恐地扭转头来，用它玻璃弹珠似的大眼睛，不明所以地瞪着我，不断地向空中喷发出带腥臭味的鼻息。不一会儿，他们仨人便追赶上来。我跳下爬犁，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几十厘米厚的雪，趔趔趄趄地大步向场部方向走去。他们当然不依不饶地要拦截。 “顾校长，对不起，您不能走。”即刻间，“校长”和“您”又都回到她嘴里了。 “到底咋回事？”我喘着粗气，问。 “我不清楚。真的不清楚。韩分队长只说是让我们把您送到这儿。到底为什么，他没跟我们说。”马桂花委婉地答道。 “这是什么地方？看守所？劳改队？” “不是不是……您千万别瞎想……” “那这是什么地方？” “这……我真的说不清楚。” “那好，我找他去问问清楚。”我说道。 “这会儿工夫，您没法找到他……”她忙劝。 “……”我没再理会她，只是抓住两片大衣衣襟，把它们紧紧往身上一裹，大步踩着能没及小腿的雪，挣扎向前走去。但很快我就发现，因为刚才一时冲动，竟然忘了戴皮帽和围脖，这一刻，耳朵和脸颊早已冻得火辣辣地刺疼起来。而我那件棉大衣在这旷野的寒风里，简直就跟纸做的那般不顶事儿。“顾校长……”一直紧跟在我身后的马桂花低低地叫了我一声，并且把她的围脖递了给我。我还是没理会她。这时刻，我怎么可能接受她的“好意”？马桂花见我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便对那两个男队员使了个眼色。那两个男队员立马上前来架起我两条胳膊，硬要往回拽。我用力推开其中的一个，从大衣里头拔出那把国民党留下的刺刀，对准了他三个，大声叫了声：“你们！你们到底想干啥咧？！”这一下，果然见效。他们站下了。我慢慢往后退去。退着走了十来步，我见他们没再往前追，这才掉转身，继续向场部方向走去，手里仍然紧握着那把冰凉的刺刀。马桂花在我身后叫道：“行，我们不逼您。您穿上我的皮大衣再走。行吗？”我没答理她。她又叫道：“您不愿穿我的皮大衣，也行，那您也别往风窝窝里走啊。”她说的“风窝窝”就是戈壁荒原上特有的“风眼儿”：大戈壁滩上总会有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吸聚着大大小小的风，都往那处汇集。我依然没答理她，继续往前走。此刻，我已经不能停下来了。因为一停下来，会更冷，更受不了，会冻僵了，冻木了……我把刀插回到牛皮刀鞘里，双手交叉起，紧抱住自己，牙齿捉对地叩击，脖子和躯干基本上已失去知觉，耳廓也已从辣蓬蓬地刺疼转为麻酥酥地木胀。而我的走动，也已成了机械式的了……左腿……右腿……左腿……右腿……说老实话，这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但我必须这么走下去。我不能自动回到那个由高福海和韩起科设计来“拘押”我的屋子去。我必须让这些“浑球们”知道，也是在这哈拉努里大戈壁上长大的顾某人，绝对不是一个由得谁们可随意处置的“驴粪蛋”“牛屎饼”，更不是个“馍馍混卷子”的二半吊子窝囊废。我不知道又走了多久……我知道他们三人一直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我觉得自己的眼睫毛已经让冰碴碴子冻结了起来……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狼……狼群……”我哆嗦了一下，用力睁开眼缝去看，远远近近地果然有几盏暗绿色的“小灯”在风雪中晃动。有的蹲坐在高处。有的在左近焦躁地来回流窜。更多的则急迫地在往这儿赶来，远远近近对我采取了一个包围的态势。我屏住呼吸，一下站住了，本能地拔出刀，脑袋也嗡地一下热胀起来。对于我这么一个从小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来说，狼并不是个陌生的玩意儿。但是一下子跟那么多只狼遭遇，确确实实还是自出娘胎头一回。 “别动……别动家伙……”马桂花见我拔出刀了，忙扑了过来，抵近我，低声嘱咐，要我收起刀。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它们动家伙？”我诧异地问。 三个人谁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盯视着狼群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我也看出一点名堂来了。这群狼其实并不想伤害我们，走到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便不再往前走了，只是在那儿来回窜动，四处张望，仰头低声嗥叫，完全是一副等待什么人的模样。 “是它们！”这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好像遇见什么老熟人似的。 “回屋去吧。韩分队长一会儿就到了……”马桂花忙上前来对我说道。 “你咋知道？”我忍住周身的寒颤，不信任地问。 “真的。不信，你一会儿瞧吧。”马桂花认真地说道。 “这群母狼先到了，一会儿韩分队长准到。”一个男队员悄悄跟我解释道。 “母狼？”我一怔。 “我们觉着这群狼，就是喂过韩分队长奶的那群母狼。我们见过它们好几回了。每回都这样，它们追踪着分队长的气味，跟他同时在大戈壁滩上出现……”一个男队员低声地告诉我。 “胡嘞哩！”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斥责道。 “你轻点！”他们三人几乎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压低嗓门叫了起来。他们不希望我这种不敬的言词传到母狼们的耳朵里，更不希望为此激怒它们。我不吱声了。他们仨人也不吱声了，听便狼的嗥叫此起彼伏，嗥叫声里隐约夹杂着许多的不满和悲忿。再过一会儿，果真有马蹄声急促地向这边响来。而且来人果然就是韩起科，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赵光和范东等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马队副，你怎么让顾卓群同志在外头干冻着呢？屋子还没归置好？没笼火?”韩起科跳下马，(这狗屁孩子仍然只穿着那件薄薄的旧呢大衣，)好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径直走到我跟前，跟我寒喧。这时，再向四周看去，狼群已经不见了，只剩那一下下的嗥叫声，伴随一阵阵风的啸叫，渐趋渐远。 它们果真是那群母狼？果真是追踪着韩起科那小子的气味，“跟他同时出现在大戈壁滩上”？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回到屋里，这小子装得很热情，又让坐，又倒水。我让他“少来这一套！”并红胀起脸，让他“马上把高福海给我叫来！” “我俩先谈谈。”他说。 我冲他大声嚷道：“你去告诉高福海，我是组织派到这儿来工作的。我有正式任命。他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拘押了三百多位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又要拘押我？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把他叫来。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有种，把我拉出去枪毙了嘛！这冈古拉不是谁的独立王国。啊？不能由着他高福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他高福海以为他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呢？啊？”我狂暴地叫喊着，数落着。而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却一直毫无表情地看着我，那两个男队员几次想上前来打断我的叫骂，都让他制止了。我终于把心中憋闷的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了出去，便往一张板凳上一坐，不再答理他了。 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冲那几位挥了挥手，(天呐，这手势，尤其是这不容对方有任何违抗的神情，跟我在高福海身上所看到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把他们都打发到隔壁那个破屋子里去了。那屋子可能还没个火。 “先要跟你说明一点，我们没拘押任何人，既没有拘押什么退伍军人，也没想要拘押您这位新来的高中校长。今天把你请到这儿，只是想把有些事情搞搞清楚……”等屋里只剩下我和他俩人了，这狗屁孩子把两只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平静地说道。 “你们想搞清什么情况？”我瞪大了眼睛问。 “你，顾卓群同志，到底是来和我们一起好好地为冈古拉工作的，还是来跟我们做对的？”他说道。 “啥做对嘛？我干吗要跟谁做对？我受组织委派，来这儿当校长……” “是吗？”他冷冷一笑。“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说到这儿，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了四个字：“三、五、零、八。”然后又停顿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我问道：“还要我再多说啥吗？你在三五零八到底接受了什么任务？嗯？你到底是干啥来的？嗯？”他突然间提出“三五零八”，我不禁愣怔住了。果然有人给高福海通报“内部情况”。(那个电话！我一下想起了在高福海家时，那个突然从外头打给高福海的秘密电话！应该说，正是这个“秘密电话”完全改变了高福海对我的态度！) 是谁在给高福海通风报信？是谁在背后捅了我这一刀？ 谁？！！ “不想跟我说点啥？”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用他那极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平静地追问。 “我要见高场长。” “高场长让我来跟你谈。” “我要跟高场长谈。” “瞧不上我？” “我要跟高场长谈！”我再次强调。 “那好吧……”他冷冷一笑道，“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待着吧。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我。我把这话给你撂这儿，你信不信吧：只要我不点头，就没人敢把你从这儿放出去。我可以不理不睬地让你在这儿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觉得让你待够了为止！哼，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实际上，你们也瞧不上高场长，更瞧不上我们这个冈古拉。这么些年来，你们总是在跟我们做对。跟我们过不去。嘿嘿……”他又冷笑了一下，“但，你们知道冈古拉到底是什么吗？你们知道，我们为冈古拉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吗？”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脸色一下变得十分苍白，眼神中的恼怒和委屈，再加上唇边的那一绺冷峻，使这一刻的他看起来几乎跟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青年”一样。 “你爱咋的咋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毙了！我等着哩。告诉你，韩起科，我还真不信你这个邪！”我用更大的嗓门，冲他嚷嚷了一句。这狗屁孩子的“蛮横”，还真激起了我天性中潜藏着那一股倔劲儿。 “那好。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说罢，一甩门，他走了。 但当门扇哐地一声响过后，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时，说实话，我真有些后悔了，为自己完全没必要的那种“置气”和“叫板”而后悔。我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叫啥板，置啥气呢？现在重要的是得赶紧设法让自己从当前这个被动局面中脱身出来。上边正急等着退伍军人的消息。如果因为我不能及时提供准确的消息，致使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置，整个局面万一再发生某种爆炸性的恶变，这种悔恨也许就会跟随我一生，折磨我一生…… 我默默地望着挂在梁柱上的那盏马灯。在马灯幽暗的光影中默默地谴责着自己。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为自己活着的。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我又一直盼望着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冈古拉不是我向往中的理想的转换场所。但正如宋振和这小子说的，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但看来我基本上还没有适应眼前这个转换。我还是没有搞懂，或者说，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的转换总是要，也必须要伴随一种责任的转换和义务的转换，同时也要伴随一种代价的付出。(而且，这件事做到更深处，它还会必然和必须伴随一种人格和人性的变移和变异。这种深刻又痛苦的体认，则是要等过了许多年，摔过许多跤，碰过许多壁以后，才会慢慢累积成的。)其实，从向冈古拉走来的那第一刻起，我就应该明白，我再不能只为着自己而活着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图一时的痛快去嚎叫了…… 想到这儿，我不仅后悔，还多少又有了些沮丧…… 怎么办？去把韩起科那狗屁小子叫来，跟他低个头？对他说，刚才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现在，请赶紧问吧…… 用这样的方法去挽回局面？ 我犹豫不决。 我不是不可以低这个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这人在必要时，是可以低下自己这颗“高贵”的头颅的。我也不是不可以丢这个份儿。面子和虚荣，向来不能左右我的意志和行动。我向来认为大丈夫当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甚至认为，没有受过胯下之辱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但是……但是，要我向一个十六七岁的狗屁孩子低头，这实在是一口难以下咽的苦菜团子…… 十来分钟后，正在两难之中的我，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向这儿趟了过来，而且不止是一个人的脚步，忙振作起来。我告诫自己，不管来的是谁，即便来的只是小分队一个极普通的队员，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他把韩起科找来，我要跟这个狗屁孩子“重开谈判”。决心一旦下定，人也轻松许多，忙躺倒在那个硬板床上，装出一副很不在乎的优哉游哉的模样，准备跟来人周旋。却不料，訇地一声，门被撞开，进来一群人，为首的居然就是高福海本人。在他身后跟着的，有韩起科，有马桂花，还有我早就听说过，却一直还未谋面的两位副场长，朱某人和李某人，还有两位股长之类的干部。也就是说，这一刻，冈古拉地区最高领导层的全体人员一起走进了“拘禁”我的这个破土屋，同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浑身一激灵，忙从床上跳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高福海早就到这儿了。比我到得还早。只不过在另一间破屋子里待着，在那儿等待着韩起科跟我谈话的结果。(第二天清早起，我走出屋，才看清，附近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坐落着好几幢土块垒的房子。还有一大片废弃了的地窝子。几棵历经乱砍乱伐、侥幸得以残存下来的孤树。他们告诉我，这儿就是冈古拉地区有名的丫儿塔荒原。高福海曾数次派出大队伍来开发它，但数次都遭遇失败，最后又不得不从这儿撤出。而眼前的这些残破土屋，便是多年前“征战”此地时无奈留下的“遗迹”。) 在接到那个“揭发”我真实来意的“秘密电话”后，高福海当然要下狠心搞清我来冈古拉的真正目的。在此以前，经多方“考察”，高福海对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极佳”，不仅点着名要我来担任他那个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据说，甚至已经内定，要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日后接任他这个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职位。(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可以说感到万分诧异，也为此感到一百二十万分的震惊。他为什么没选择韩起科，而选择了我？怎么一回子事？我又有何德何能，让他如此看重？再说，在此之前，我跟他完全没有接触。他那些“极佳”的“印象”，又是从何而来的？真是完全的匪夷所思，完全的不可理解啊。) 刚才，他听了韩起科的详细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过来，亲自跟我做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他开门见山，问；也不坐，也不寒喧，只是抱着自己的两条胳膊，在离我一两步的地方站定。他不坐，其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然也都不能坐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来谈问题，而且跟押犯人似的……”我稍稍沉吟，镇静了一下狂跳着的心脏，竭力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口气，开始反问。我知道，这场谈话进行得怎样，最终将决定我在冈古拉的命运。我必须争取一点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也行，来容自己判断一下眼前的局势，决定一下应该采取的对策。当然，最重要的是，再不要犯刚才跟韩起科犯过的那种“浮躁”和“意气用事”的幼稚病。 “这儿偏僻吗？”他淡淡一笑，用揶揄的口吻反驳，并回过头去扫视了一下毕恭毕敬站在他身后的那些老少“助手”们。那些老少助手们自然都立即附和着，用一种谑笑作为回应，表示“这儿其实并不偏僻”。 当时我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要真真假假地先探一下他的虚实，看看他到底掌握我这边多少情况，再决定怎么跟他周旋。但我立即否决了自己这个极愚蠢的想法。我告诫自己，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搞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把戏。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只想跟你“玩小把戏”的对手。他曾经非常信任过我，（天知道他的这种信任是怎么来的，）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跟他重建信任。要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对他是真诚的，最起码也是无害的；我到冈古拉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干活儿”。这也是我那位可怜的老父亲多少年来跟我絮叨过无数遍的“金玉良言”和“肺腑之言”。无数次在喝了酒后，他恳切地对我说道，他知道他这一生过得“窝囊”。但，有一点，却是很值得他“自豪”的。他说：“你瞧咧，这一二十年，小小一个底兽医站，走了多少人咧？被整倒的，处分的，调走的，下放的，还有混不下去自己要求那个离开底……包括那些个当头头的，走马灯似底咧一茬接一茬换了多少茬？你回过头去掰着个手指头细细地数一数咧，只有一个人最终在这儿待住了咧。谁呢？就是你这个老爸，我。我没被调走，没被下放，也没被除名，甚至都没让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通报过……整个兽医站可以说只有我一个底人是端稳了这个‘饭碗’咧。我窝囊，但好歹在这个大杂院里为我们家占住了这两间平房。逢年过节，这不起眼底兽医站毕竟还能比别个单位多分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咧……不容易呐……为啥呢？为啥我能做到这一点？就那么两条。你给我记住底咧，你老爸就是把握着两条：一、不管谁来当领导，我绝对底无害于他们，也无求于他们，我就是一个死心踏地‘干活儿’的人咧；二、我的确是真诚的，可信任的……我对谁，都没有野心。得让他们哪一个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这个人哩，不管搁哪儿肯定都没害处。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老爹的“人生经验总汇”。按说，像我老爹这样的聪明人，不该拿“无求于谁谁谁”这样的话去刺激领导。这话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傲慢，有点刺耳。但这就没法办了。因为，它也是我老爹为人的一条底线。他一生信奉这样两句话：低头不当奴才，干活只凭本事。凭着这两条，多年来，他的确成了兽医站医术最高明的人，工作年限最长的人，谁来当领导都离不开的人，又窝在“兽医助理”这个狗屁不是的位置上永远也得不到提拔的人。但他说他满足了，有那么两间平房，还有一个老伴儿能替他生一堆活蹦乱跳的娃娃，逢年过节还能比别人多分那么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还有一天两顿的酒喝……足矣……足矣…… 过去，只要我老爹跟我叨叨他这套“人生经验总汇”，我虽不便当面反驳，但背底里或心底里，却总在不停地撇嘴。而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既是本能地觉得，也是智慧地觉得，老爷子的这两条“人生玉律”显得那么地实在，那么地有用了……它也许能帮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霎时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个高福海了。于是，我不等高福海再追问，便毫不犹豫地把我所知道的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我还强调了我这么个观点：不管是谁，参与“三五零八会议”，都是绝对正大光明的，绝对没什么错的。“高场长，请您设想一下，突然失踪了三百多人，而且是今年刚退伍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各级领导各级组织能不着急吗？能不派人来搞清情况吗？不派我，也会派别人。我是一个机关干部，一个在组织的人。古人说，在其位，谋其政。老百姓说，端谁的饭碗干谁的活儿。他们都是我的领导。派到我头上了，我能拒绝吗？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的义务所在，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根本不存在跟谁做对不做对的问题。况且，还有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报在催着……” “哦，北京那边也知道这档子事了？”高福海的眼睛突然一亮。听口气，他好像并不知道此事已经惊动了国家最高层。看来，那个暗中替他搞“情报”的家伙也不是全能的。要不，就是在故意使坏，对他隐瞒了这个最重要的动态。 他好像并没有因为惊动高层而感到震骇，反而还为此感到高兴。 为什么？ 这真是个怪人…… 这时，他不说话了，只是怔怔地望着我。但看得出，我的“坦诚”，打动了他。他打量我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刚进屋来时那许多的猜疑和不满，许多的生分和忌恨。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道：“明天我带你去瞧瞧这批退伍军人。我让你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你先休息吧。”说着，他带着那一帮子人，转身走了。 八、不踏实 这一夜，我没睡踏实，也肯定睡不踏实。 这一夜，我没睡踏实，也肯定睡不踏实。我的“不踏实”，倒也不是在忧虑自己的安全。从各种迹象看，经过这一番坦诚的接触，我的安全大约是没问题了。因为，过了不一会儿工夫，赵光奉命给我送“夜宵”来。虽然那“夜宵”只是一大碗加了大量土豆的咸疙瘩汤。疙瘩汤里也不见半点油星子。但我判断，依高福海那熊脾气，他如果真的要跟我过不去，是绝对不会假模假式地还派人来给我送什么“夜宵”的。他那人不会玩“政客”那一套。赵光临出门时，还悄悄给我递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校长，您就踏踏实实地歇着吧。”然后，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补充道：“那几百口子人，就在这附近哩。把您带到这儿，也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能方便去看望他们。没别的事。踏下心，歇着吧。”他走了后，我忙裹上大衣，上门外去了望。借助雪的反光，我稍稍蹲下些身子望去，果然在大漫坡下，一两公里开外的地方，发现一片林子。还有些黑糊糊的长方块，正方块，大概就属于房屋那一类东西吧。在林子和黑黢黢的方块中间，隐隐约约地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很像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高福海真是把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藏”到这儿来了？他无谓地跟上边玩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干吗？有病？！而且他还不想对我隐瞒，“明天一早就带”我“去瞧瞧”？ 这里肯定还有别的啥名堂。 但这“名堂”，又究竟在哪里呢？ 真让人费尽思量。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想起铺盖卷里还捆着一件滩羊皮背心。那是当年我被举荐进镇政府机关时，老爸奖励我的。一直没舍得穿。这回临走前，我娘又拣出来，给了我。看样子，要想在冈古拉待下去，还真不能离了这皮玩意儿。我刚想回屋去取，却感觉到那片林子里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似乎有些躁动。是人声？马声？机车声？听不真切。那星星点点的亮光似也在晃动游移，时隐时现。但也看不仔细。是某种幻觉？因为高地雪夜太静，静得让我产生了幻觉？可能吧……还有人说，只要瞪大眼睛，盯着看一样东西，看久了，那东西就会变形。我是不是也过分关注那片被“藏匿”着退伍军人的神秘林子？我忙收回视线。进屋前，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片林子，又觉得那儿挺正常的，那黑糊糊的房子，星星点点的亮光，都很安静，并没什么躁动和异常。再看那黑蓝色的星空，依旧像我所熟悉的那样，以它原始的面貌，广阔地宽容地覆盖着这块厚实的高地荒原。一定是我过敏了。受三五零八会议的影响，老在疑神疑鬼。谁能在这一块沉静了几百万年的土地上掀起什么躁动呢？于是我自嘲般地笑了笑，进屋去了。 ……然后，我再一次睡着了。但睡得并不踏实。大约到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个梦。好像是发生了地震。房子晃得厉害。许多比拖拉机还大的石块直冲着我滚来。发出巨大的声音。天空上浓烟弥漫。还有很多人在走动。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想睁开眼睛看个究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睁不开眼睛。也动弹不了。就这样，我死死地平躺在那个由大小石块组成的洪流上，起伏，颠簸，随波逐流，向前流淌。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非常非常安静…… ……等我睁开眼来，满屋子都是金灿灿的阳光。“几点了？”我问自己。不知道。我呆坐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呢？高福海不是说今天一大早带我去看退伍军人的吗？这满屋子的阳光，在大冬天里，可不止是“一大早”了，最起码也得有九十点钟了。九十点钟，怎么还没一点动静？我忽然想起昨夜的梦。那地面震动的感觉。那阵阵嘈杂。看来深夜时分，有人来包围了这几间屋子？又出事了？我忙冲出屋。茫茫雪原上反射的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稍稍闭了会儿眼，再睁开来一看，果不其然有人来过了。屋前屋后的雪全让人踩平了。而且从杂乱的脚印来判断，这一大群人分明是从那片神秘的林子里向这边涌过来的。沿途的脚印连绵不断。是退伍军人们上这儿来过了？他们上这儿来干什么？我他妈的怎么睡得那么死性呢？！还梦见地震哩！操！再打量附近那几间土屋，似乎都没一点人气了，所有的烟筒都不冒烟了。但再仔细一看，在一个后坡下歪着的一座半地窝子顶上，还有一根只剩半截的歪脖子烟囱在半死不活地冒着一点烟。地窝子前停放着一个大爬犁，栓马桩上还栓着一匹黄马蛋子。 我忙冲过去喊叫：“有人吗？”从地窝子的破毡片门帘里，立即跑出三个人。正是马桂花和两个小分队队员。 “你总算睡醒了。”马桂花红红脸说道。 “人呢？他们人呢？”我问。 “快走吧。我们都等你半天了。”马桂花一边说，一边匆匆套爬犁。那两个男队员则快步去我那屋，取我的行李。 “高场长不是说今天一早带我去看那些退伍军人的吗？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再问。 “走吧。快走。” “去哪？” “回场部。” “怎么又回场部了？不去看退伍军人了？” “走吧。快走。”马桂花只是催促我赶紧动身，好像再晚走一步，脚底下这块土地就要发生剧烈爆炸似的。我问她，昨晚是不是出事了？有人上这儿来“闹”过了？她总回避着不回答。一直回到场部招待所，她什么情况也不跟我说，也不告诉我高福海和韩起科去了哪儿，当然更不会告诉我，那些退伍军人到底又怎么了。这一整天，她和那两个男队员一直“陪”着我。(说难听一点，是在“监守”着我。只允许我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只待我一出招待所的那个月洞门，他们仨中的一个准会上前来，非常有礼貌地阻止。)吃罢晚饭，我提出要“参观一下场部”，也让她为难了半天，最后总算勉强答应陪我去转了转，也只是到那个惟一的一家商店门前站了会儿，赶紧又催我回了招待所。临睡前，我跟他们开着玩笑道：“晚上你们咋办呢？这大冷天的，你们还轮流在我房门前站岗？”马桂花红红脸说：“我们不站岗……”我笑道：“不站岗，怎么看得住我这个‘犯人’呢？”她脸大红道：“顾校长，您快别这么说。没人把您当犯人。”“那你们看我一整天，算个啥呢？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我知道昨晚发生情况了。我听到声音了，而且是从退伍军人住的那片小林子里传过来的……我会很好地配合你们的，不会让你们为难。但你们也得告诉我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决定“诈”她一下。这一招果然有效。她不安地看看我，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说不清楚。当时，高场长和韩分队长出面去处理的，连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都没让掺和。下了死命令，让我们在屋里老老实实地待着。”“后来呢？”我问。“后来……后来，他们就都走了。”“高场长和韩分队长跟那些退伍军人一块儿走了？”“大概吧……”“什么叫‘大概吧’？”“韩分队长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们，他跟高场长去哪儿了。只交代我们，等您醒了，赶紧把您送回场部。”“那昨晚，的确是退伍军人来找高场长说事儿了？”“大概吧……”“说的啥事，你们的确不清楚？”“是的。”“然后，高场长和韩起科又的确把那些退伍军人带走了？”“大概吧。”“带到哪儿去了，你们仍然是一个不清楚？”“是的。”“高场长和韩起科为什么突然间要带他们离开那儿，你们还是不知道？”“是的。”“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和家属，这会儿肯定不在那片小林子里了？”“大概吧。”“好吧好吧。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回家休息去吧。不用在这儿再看着我了。”把他们仨打发了以后，我心里直着急，完全坐不下来，直在屋子里转圈打磨。我责备自己，昨晚怎么就睡得那么死。偏偏在最需要我醒着的时候，却偏偏睡死了。看来退伍军人们是忍无可忍了，在做最后一搏了。他们会怎么个“搏”法呢？会不会“搏”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呢？事情又发生在我到达冈古拉以后，如果我对此毫无作为，听之任之的话，我这个人的形象就会在各级领导面前受到极大的伤害。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可是，怎么才能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呢？离开三五零八前，我向宋振和请示过，鉴于冈古拉一共只有两部可以直拨外线的电话，以后怎么跟他们保持联络，才能尽快把获取到的重要情况传递出来，肯定会是个大难题。请他给我一个联络的方法和渠道。宋振和却只答复说，到时候他会安排人主动来跟我联络的，让我沉着应对，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轻举妄动。 什么叫“万不得已”？怎么才算“轻举妄动”？这些当领导的，只会做原则指示，说那种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狗屁话。一到关键时刻，一句也用不上。说了等于没说。 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哦，冷静，顾卓群同志，关键时刻千万要冷静。 高福海和韩起科这会儿都不在场部。这应该是个机会。我可以“溜进”高福海的办公室，打开那个小木匣，取出那部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把刚发生的事报告出去。至于匣盖上的那把锁，我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我的这双手和我这个长得不算太大的脑袋瓜，从小就以灵巧出名。上初中时，就协助物理化学老师，“土法上马”，“白手起家”，做了不少实验器材和教具。进了镇政府机关，广播站的那两台破扩大器，就全指着我在维持它们的“生命”。我每年还要在省地以上的报纸上发表十五到二十篇有关哈拉努里的新闻、通讯和同样多的新闻照片。张书记曾在全机关干部大会上一点都不夸张地表彰我道，自从小顾到了机关以后，哈拉努里地区才开始在上级领导跟前露脸。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辛苦才没白辛苦。我自制暗房，建立了冲、印、放大一整套的设备。我自己动手修好了扔在宣教室仓库角落里的那台单镜头蔡斯相机和双镜头海鸥相机。每回召开哈拉努里地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都由我为领导起草开幕词和最重要的“总结报告”。那个总结报告，我都是直接写在蜡纸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张书记和宋镇长大概给我一个思路，我压根儿都不用打草稿，就把蜡纸往钢板上一铺，手执铁笔，滋啦滋啦，直接就边写，边付印。一晚上轻轻松松搞它个一万五六千字，而且字字都是标准的仿宋体，赶明天开大会前，准时把装订整齐的总结报告稿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上，把张书记高兴得连声叫嚷：“这小子就是能体现领导底意图咧。赶紧，让协理员通知小食堂，给做一锅揪片子，往里卧两个溏心底鸡子，莫忘了再给剜上勺香油，撒上把葱花。叫他好好底喝了，赶紧到会上去给我做记录咧。”那时候，机关家属院里经常发生门锁打不开的事，便叫我去救急。所以，不客气地说，对付那种老式的弹簧弹珠锁，我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这么做，当然不会没有一点儿风险。但此时我已顾不得那些了。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冒险，便悄悄往外走去。我知道那两个男队员并没有应我所说的“回家休息”。真正“回家”的，只是马桂花。据说她家里出了点儿事，催她回去。而那两个男队员则在月洞门旁，找了间小屋子住下了，仍在守望我。我踩着墙根前的积雪，悄悄四处探查了一圈。这院子，除了那个月洞门，还真的再没第二个出入口了。我于是熄了灯，在屋里等着，等那小屋的窗户里也熄了灯光，估计两个狗屁孩子睡下了，便赶紧向外走去。却不料，刚走出月洞门，就听到身后有人紧跟了上来。回头一看，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我谎说睡不着，想出去走走。他俩怎么也要跟着。我只有在他们“陪同”下，胡乱地走了一圈，又回到招待所屋里；干坐了一会儿，从书箱里随手挑出本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摒却了一切烦恼，清静了六根，刚读了两页，便昏昏欲睡了。 也许是睡着了，也许并没有睡着，只是有些忘我而已，恍惚间，我又一次听到了敲门声。但这一回，我却懒得动，懒得去开门了。我料想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无事闲的又来“查房”哩。但那敲门声却顽固，而且极轻微，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冻僵前，用小爪子不断地挠着门板，乞求着能允许它进屋来讨一点温暖。我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折起一点上身，侧耳听去，那轻微搔挠门板的声音是确实的，清晰的。我嚷了一声：“谁？”那声音消失了。再等了一会儿，声音又起。如此地有节制，顽强，又显得犹豫，带着几分歉意。我感觉不像是那两个狗屁男孩了。而且这一回听真切了，那人敲的不是门，而是我这屋的后窗。有人敲我的窗户子？啥事？我心里一紧，便赶紧起来去打开那扇窗。还真叫我吃了一大惊，窗外站着的竟然又是……马……马桂花…… “你……你……啥事？”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赶紧裹紧了大衣衣襟，瞪大了眼睛傻问。 “嘘……别吱声……”她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忙低声请求；而后，没容我同意，就自作主张，一纵身蹿进屋。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打算让她进我屋。我也还没有从那一点残留的睡意中挣扎出来，一时间还没法判定，这种时候，用这种方法接待她，对于我，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从父亲血管里继承的谨慎，和从几年机关工作的历练中获取的多疑，都让我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一直在警觉地打量着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的她。 “对不住……打……打……打扰您了……”她显得异常紧张，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双手一直紧抓住那件灰色皮大衣的胸襟，脸色一会儿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变得青白，好像特别惧怕我会扑过去撕扯她的衣服，会对她做出怎样一番粗暴无礼的举止似的。 “有事吗？”我渐渐清醒，问。 “对不住……我……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她一边说，一边却本能地透过前窗，向那两个男队员住的小屋探视了一下。她当然不希望有人窥知，都这么晚了，她居然还独自一人来找我。 “什么事？说吧。”我拿起炉钩子煤铲子，把炉子拾掇了一遍，然后点着支烟，找了个离她尽可能远的位置坐下。我刚进机关那会儿，协理员大叔就曾“谆谆教导”我说，以后下乡住点，晚上切忌单独找妇女同志谈话，迫不得已了，也要开着门谈。但按今天这情况，门外是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低温，我要是开着门，不出二十分钟，我俩都要冻成冰条条子了。所以，惟一的办法是，离她远一点，把衣服都穿整齐了。这样，即便有谁突然撞进门来，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会”。“重任在肩”，我还得谨慎从事为妙。 “能到我家去一下吗？”她哆嗦着说道。 “去你家，干吗？”我立即紧张起来，立即拧起眉毛，用极严厉的口气责问。 “有人要见您……”她脸色灰白，急急地说。 “谁？” “一个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哪儿的退伍军人？” “就是那一百五十个退伍军人中的一个。” “他们不是全被高场长和韩起科带走了吗？” “他……他是逃出来的……” “逃出来了？他从队伍里逃出来了？为什么？”我的心一紧，但又暗喜，直觉告诉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退伍军人“逃”了出来，而且主动地来找我，今晚即便打不成电话，我也不至于“毫无作为”了，就赶紧追问。 “他想找上头来的人谈一谈。” 想找“上头来的人”谈谈？好啊。我就是。我正要答应，但转念一想，这会不会是高福海和韩起科设计的一个“陷阱”，在对我做进一步的考察？很可能……操xx巴蛋，还是得谨慎啊！想到这里，我忙收敛起激动的神情，改出一副持重的模样，问：“他咋会去找你？” “他说他是我妈的一个远房表弟。另外，他知道我是小分队的队副……” “你真有这么个表舅子？” “我不知道。” “你问过你妈吗？” “她说她也记不得了。” “那你怎么还相信了他？” “我爸说，他记得好像有这样一门亲戚。” “天下还真有那么巧的事，千万里，在冈古拉认了这门亲戚？” “是啊，我妈也说咋会那么巧呢？”她瞪大了眼说道，一脸的真诚。 “他干吗要找上头来的人？” “他想离开冈古拉。他想跟外头取得联系……” “你想帮他？” “……”没有回答。 “你不想帮他？” “……”还是没有回答。 “这件事，你跟你们韩分队长汇报过没有？按组织原则，你应该向他汇报，或者直接去找高场长汇报。”我说了一句此时此刻我必须说的“官话”。是的，我必须谨慎从事。 “……”依然没有回答。 “你打死骆驼底都莫吭气咧，叫我咋弄弄嘛？”一着急，我用哈拉努里土话，撅了她一句。 “帮帮他……顾校长，请您不管咋样也得想个法子帮帮他……您是上头派来的人。您跟上头说得上话……”她突然低声叫了起来，两颗硕大的泪珠一下从眼眶里迸出。然后又用力叫了一声：“帮帮我们冈古拉……冈古拉要完蛋了……” “你胡说啥呢？什么‘冈古拉要完蛋了’？！”我板起脸狠狠地批评道。但心里却重重地咯登了一下。什么叫“帮帮我们冈古拉”？什么叫“冈古拉要完蛋了”？这样的话，怎么会出自她的嘴？我抑制住狂跳起来的心脏，认真地打量着她。 “……”她不说话了，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泪珠成串地往下滴嗒。 “……”我也不说话了。首先，我要排除她是被人派来跟我“演”这样一场戏的。当然，我立刻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说不出排除的任何理由，我只有这样一种直觉。这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信任马桂花的“真诚”。这样的女孩，从小在荒原上长大，她们不会“作秀”，不会“作假”。她们可能“幼稚”，可能“愚昧无知”，甚至可能天真、狂热、冲动、偏执、低能或一根筋儿，但她们绝对做不了假，也绝对“作”不了“秀”。你看她穿着的那件用四种以上颜色的旧毛线打成的毛衣……那么合身地紧裹着她那富有弹性而又苗条的身体……她怕毡筒上的雪水弄脏了我屋里的砖地，一进屋就把毡筒脱了。她的袜子上有两个洞，露出了她的脚后跟。对此，她毫无羞色。毫不扭怩。她觉得这没什么。冈古拉没人认为，穿一双破袜子是丢人现眼的事。就着袜底踩在砖地上会很凉的，我拿了一双我的旧布鞋给她。她一点都不推拒地‘趿’上了。在冈古拉，人就是这样，他们坦直，用自己的真心对付着一切艰难困苦。也许就因为她的这种质朴和真诚，几年后，她成了我第一任妻子——虽然她比我小那么多，但她还是成了我第一任妻子。婚后的生活，很抱歉……我俩都很痛苦。但痛苦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很坏，会对她作秀，或她很坏，也会对我作秀，不是的。造成我俩痛苦的原因恰恰是我俩都太真实，都太不会跟对方作秀……或者说，是因为她太真实，太不会跟我作秀了……这又是后话了，暂且还是不去说它吧…… 既然排除了她是被派来跟我“作秀”的，我又陷入极大的疑虑中了：“这一两天，她都挺正常的。怎么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冈古拉要完蛋了？到底怎么回事？” “别哭嘛。先把事情给我说说清楚。”我从铁丝上拽下我那条并不怎么太干净的洗脸毛巾，递给她。（说句实话，它的用途不只是擦脸。方便时，随手拿来也擦过脚，或别的什么。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不能要求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人就生活得那么规范和严谨，就那么讲究生活小节。） “我那表哥说，如果场里再不给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要采取最后手段了。表哥说，一百五十个老兵要是不要命，别说你一个高福海，更别说你们这三几十个……三几十个……”说到这里，她突然打住了，不往下说了。 “三几十个啥？”我问。 “下面的话，他说得特难听……”她的脸略略地红了起来，还不好意思地瞟了我一眼。 “嗨，啥难听的我没听过？快照实说。” “他说，就你们这三几十个xx巴小分队队员，能顶几个大馍馍啃？他说，告诉你吧，他们那些老兵，在部队里都是扛机枪使冲锋枪的。” “这话说过分了。扛啥枪，也不能用来对付自己人。再说，他们已经脱了军装了，枪也早上交了。这会儿，恐怕连火钩子煤铲还没置办齐哩，吹啥吹！” “那他们还可以干别的！” “他们还想咋样？” “那，只要是蛮干，可干的事儿就太多了……” “那倒也是。”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蛮干呐。不行。真的不行啊。我那表舅妈才十九岁……他俩结婚还不到一个半月……”说到这里，她的眼眶又湿润了。 “你见你那表舅妈了？” “他随身带着他俩的结婚照片咧。” “……”这回轮到我沉默了。棘手，这件事确实棘手。真要把一百五六十老兵惹毛了，的确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但此时此刻我得平静。“你先别急，先跟我说说，高场长跟这些退伍军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抹不开的事，至于闹到这份上？” 有几分钟时间，屋里安静了下来。我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一根筋儿”的小丫头了，喜欢她那剪着齐耳短发的模样，喜欢她的善良，她的真诚，她的质朴，她的土气，甚至喜欢她身上那件旧毛衣。这四种颜色的旧毛线，红，黄，蓝，黑，总能让人联想起那晾晒在麻西湖湖边的许多小木船，斑驳而遥远。旧毛衣遮不住内衣的袖口，而那内衣的袖口明显是破了又补过的。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没想掩饰它的破旧，只是把它收拾整齐了，由它去显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娘，很多夜晚，在灯下缝补着很多双破袜子破裤子破鞋子（一个男孩多么会糟践鞋子袜子裤子，那是只有在那个年代里生养过男孩的母亲才能体会得到的），还有她很多声无奈的叹息……我的目光也许在她身上直愣愣地停留得太久长，太执著了，让她觉察出了我目光的灼热程度。她再次不安起来，并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拂了一下袖口上的补钉，然后连手一起，把它们都塞到那夹紧了的膝盖中间。 我忙收回视线，重新点着烟，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你信得过我，就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跟我说一遍。” 她犹豫了一下答道：“您跟我回家去见我那表舅子。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行吗？” 我立即答应了。但我马上又想起了“把守”在月洞门旁的那两个男孩。她说，不怕。只是要我别灭了屋里那盏灯，这样可以让他们以为我始终还在屋里呆着；然后扶着我从后窗户跳出，又带我顺墙根往前走了一截，土围墙上便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缺口。刚才她就是从这个缺口处跳入的，现在她又带我从这缺口处跳出。而后，我们就直奔她家而去。 九、路上 为了能在到她家前，大概把事情说出个头尾来，一路上，我俩故意放慢了步子，还专拣背静处走。 马桂花家安在干沟边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干沟底下那一大片“黑户区”。她家离场部不算太远，但也不算很近。走这一路，她果然跟我说了一路。为了能在到她家前，大概把事情说出个头尾来，我俩故意放慢了步子，还专拣背静处走，比如，走雪深风大的林带，或居民点柴禾堆麦草垛的背后。但凡说到重要处，马桂花还会特地站下，以便让自己能说得更从容一些。 她告诉我，实际上，一直到昨天晚上以前，冈古拉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情。她说她“说的这些绝对是实话”，一直到昨天晚上之前，“你们都上当了，都上了高场长的当。关于拘押退伍军人的谣言，是他自己散布出去的。” “啥？冈古拉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情？你吱麻鬼叫个啥底呢？”我一下愣愣地站那儿了。当时正走到场部养鸡场背后的那个小高包上。那里有两三户人家住在半地窝子里，房顶上堆满了玉米秸。那昏黄的油灯光从被玉米秸压得扁扁的窗户子里挤出，像两头躺在地上的老狼，没精打采地眨着疲惫的眼睛。“他干吗要造自己的谣，干吗要在各级领导跟前糟蹋自己？他神经上有病呢？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只是想吓唬一下省里的那些头头吧……” “吓唬一下省里的那些头头？他是三岁娃娃？！他知道自己这么干的后果吗？啊？这事儿不仅惊动了省内各级组织，而且惊动了北京高层！他准备咋个收场呢？啊？！”我压低了声音，从咬紧了的牙缝里恶恶儿地挤出这句话。我实在太气愤了。闹半天，我们从上到下这一大帮人居然全被这老家伙当傻瓜耍了一把。操，这算怎么回子事嘛！ “那昨天晚上呢？又是怎么一回子事？”我控制住满腔的怒火，继续问。 “咱们还是一边走，一边说吧。我那表舅肯定等得挺着急的了。”她请求道。我们又重新慢慢走了起来。这时走到了果园队的葡萄园边上。入冬前，所有的葡萄藤和果树都用麦草苇子和土埋住。这时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坟包似的，绵延在略有些起伏的雪原上。 “其实要是没发生昨天晚上的事，这事大概也就过去了。高场长让我们把您送到丫儿塔……丫儿塔就是我们昨晚待着的那地方……就是要让您亲眼看一下，冈古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件。这些退伍军人过得挺好，住得也好，吃得也好。一对对小夫妻都安置得舒舒齐齐的。赶开春，就准备让他们在丫儿塔犁地种小麦。这一点，一会儿，我那表舅也能给您作证。高场长就是想通过您的嘴，跟上头去说一声，冈古拉没事了，把这档子事画一个句号，万事就算了结……” “他想得倒简单!” “这事在他看来，本来就不复杂嘛。他就是想出口气……” “出口气？出啥气呢？” “这是我猜想的。高场长他心里是不是真这么打算的，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对上头一些领导老鼻子意见哩。” “那也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唉，那倒也是……” “你说‘这些退伍军人住得也好，吃得也好。一对对小夫妻都安置得舒舒齐齐的’，那昨天晚上又是怎么回子事？真安置得那么好，他们深更半夜的，闹腾个啥呀？你那位年轻的表舅又干吗要跑出来找人呢？”经我这么一问，马桂花脸微微红起，吱唔着不作声了。 “还是发生了一些事的，对不？”我追问。 “也……也……也没啥大事……”她偷偷地瞟我一眼，不好意思地搪塞。 “没啥大事，总还是出了点事。对不？”我再问。 “他们……他们……”她犹犹豫豫地，一副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大概是因为没得到高福海和韩起科的同意，不敢跟我透露实情。逼也没用。还是别把她逼得太狠了，把她吓住了，不敢再接近我了，以后一点情况都捞不着，就更不好办了。于是我马上转换了个话题，以调节一下气氛。这时，离她家已经不远了。 “你刚才跟我说，冈古拉要完蛋了，那是什么意思？”我稍稍停顿了一下，问。 “……”她看看我，一时没说话，看样子，这个问题同样让她为难。 “你的意思是，那些退伍军人会闹出大事来？” “也有这方面的担心。但是……” “但是个啥？” “我们内部有人在捣乱，在跟高场长过不去。”犹豫之后，她突然激动起来，满脸胀得通红，眼眶里一下涌出泪花，并再次说了那句曾让我惊诧不已的话：“……冈古拉要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 “内部有谁跟高场长过不去？” “这会儿跟您说不清楚……”她说着低垂下头，双手紧抓住自己圆实的腿面，而整个身子却微微地颤栗起来。 “问题真有那么严重？” “您不知道……您真的不知道……冈古拉要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她的身子又一次微微颤栗起来。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离她家只有一二十米的地方了，她突然站住了，一把拉起我，往一个柴禾堆后头躲去。我刚想开口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忙惊恐地冲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自己小心翼翼地从柴禾堆后慢慢探出头去窥视。这时，我看到，从她家里悄悄走出几个人。后来她告诉我，其中有朱副场长，有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有两位“告诉您，您也知不道的”人，当然还有马桂花她父亲。还有一位，便是她的“表舅”，那个从“扣押地”逃出来的老兵娃子。这一群汉子出了她家门以后，便佝偻起腰，快步隐入林中暗处。 “咋的了？”我小声问。我不明白，深夜里走出这几个人，为什么会引起她如此大的惊慌。 “……”她赶紧冲我摇摇头，并惊恐地睁大眼睛，把颤栗的身子紧贴住柴禾堆，再用哀怜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祈求我千万别再作声。只等那几位闪进屋后深重的阴影里去以后，便拉着我，一溜小跑，蹿进她的家门。 屋里只有她妈在。一个比我妈年轻许多的中年妇女，也显得更有文化素养。 “爸把表舅带哪去了？”她急喘着问她妈，“表舅是来找我的。他干吗要带走他？” “这位是……”她妈端详着我，自问自答道，“是顾校长吧？” “是……”我忙微笑起，向她礼貌地点了点头。真的见到她的家人，我又多少有些尴尬。你想啊，深更半夜，跟着人家的闺女从这儿蹿到那儿的，会让人家家长咋猜度呢? “你爸带你表舅，去场部招待所了……” “去招待所干啥？” “别问我。” “妈。” “……”她妈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打量了我一眼，这才答道，“大概也是去找顾校长的吧。” “他带着表舅去找顾校长？干啥？” “不知道。” “他又把赵大疤、朱副场长都叫到咱家来，干啥么？他到底想干啥么？” “我跟你说了，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 “您得帮着我劝劝我爸。他干吗非得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 “我怎么劝？啊？怎么劝？你们俩有谁会认认真真地听我来说一句？啊？”她妈心里似乎也存着天大的委屈。 “高场长到底怎么了，爸为啥一定要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来反对他？” “你别这么说你爸。你爸没反对高场长……” “您跟爸说了，我去找顾校长了吗？” “我多那嘴干吗？你们父女俩的事，谁的我都不管……” “我爸上招待所找不见您，他一定会想到，我把您带到这儿来见我表舅了……”她慌慌地转过身，焦急地跟我分析道。“快走。不能让他瞧见您在这儿……”说完，她又去求她的妈：“妈，一会儿，爸回来了，您别跟他说，我带顾校长来过这儿了。行吗？” “我不管。” “妈，求您了。” “我说了我不管。” “妈，我得罪过您老人家，也得罪过我爸他老人家。可顾校长初来乍到，他没得罪您二位老人家啊。您为什么一定要让爸去记恨他呢？” “我让谁去记恨谁了？我为什么要让谁去记恨谁？”她妈一下瞪大了眼睛，反问。“我真不明白呢，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农场……怎么就会搞成这样……啊？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们到底想干啥呢……啊？”她妈哀切地摇着头，悲叹着。 “妈，求您了！”马桂花抱住她妈的双手，用力地摇晃着，恳求着。 她妈用力挣出自己的手，向里屋走去，一边走，一边嘀咕道：“你们父女俩谁也别来跟我说好话。我谁也不帮。我还是那句老话，总有一天，你们俩把我闹腾死了，这个家就太平了，你们俩也就太平了……” 望着她妈的背影，马桂花无奈地呆站了一会儿，然后赶紧拉着我，往外跑去。 十、屠宰场 月色皎洁，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十来分钟，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 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含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花’，以纪念老家门前场院里爷爷栽下的那两棵桂花树……”那天，也许因为实在太激动的缘故，“圣徒”一动笔，居然把女儿的年龄都写错了。其实那年，马桂花已经快七岁了…… “门锁底咧，他们没在里头。”门外有人低声分析道。 “不。他们肯定在这里头。他们也应该在这里头。”马桂花的爸固执地说道，并用力地拍着门，叫喊：“桂花，你开门呐。桂花，你开开门呐……”那拍门声和叫喊声此时此刻传到阁楼上，真可谓令人“心惊肉跳”。马桂花直直地挺起上身，在黑暗中瞠瞠地瞪大眼，无意间把她的胸部紧贴住我肩膀头。我能通过她那不太坚实，但的确相当柔软的胸部，感觉到她剧烈的心跳和急迫的喘息。 “必须要找到他们吗？”这好像是朱副场长的声音。 “当然。必须找到他们。”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的声音。这个供销股股长，据说是整个冈古拉最精明的人。据说每年年终结算，财务上做出年终报表，在正式上报前，高福海总要请他过一下目，把一下关。而他也总能从那几百上千个烦人心火的数字里，挑出一些或无关紧要，或有关紧要的毛病。人们说，这家伙的“脑子整天在过电”，说他特别能体会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的心情和需要，总能抢在社会的变化之前，先把自己变化了。比如说，关闭大多数屠宰场，将它们改作剪毛站来挣钱，就是他的点子。又比如说，高福海的那幢黑杨木大房子，除了设计图是李副场长给画的，其他一切，从组织施工，到室内装潢，都是这位赵大疤一手给操办的。最让高福海惊喜和意外的是，那天往新落成的大房子里搬，一推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居然在这幢建在荒原高地上的大屋子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北京南城那个小院里看惯了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甚至还在过道的两壁板墙上看到了那种画着胭脂豆娘旗袍美女的月份牌子。（后来，他很快让人把这仿制的月份牌给取下来，藏了起来，因为那会儿外头已经开始“扫四旧”了。）这让他一下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老北京，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些温馨点子，都是赵大疤出的。甚至还有人说，组建小分队和严格控制内部人员使用外线电话等点子，也都是他出的。当然，所有这些说法，跟韩起科的呼唤狼群一样，都属于冈古拉人嘴上“言传”的东西。这里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只好由你们各位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自个儿去慢慢判别了。但重要的是，以他这样一个聪明而又圆滑的人，居然也积极地掺和到“反对”高福海的幕后活动中来，这足以说明，冈古拉的局势，的确已经有它很“危急”的一个方面了。要不然，赵大疤岂肯以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来做这样一种事？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让我疑惑不解的：这几位都是高福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暗自联络起来，反对他们的“恩人”高福海呢？ 个中原由何在？ 冈古拉到底潜伏着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危机？ 黑暗中，我渐渐气急起来——既为高福海感到不平，也因为马桂花那越贴越紧的身子……它是那么的柔软和温暖…… “也许……我应该出去跟他们谈一谈？”我低声地向马桂花“提议”。 “嘘……别作声……”她立即制止了我。 又过了一会儿，外边静了下来，脚步声渐渐远去。说明“圣徒”他们走了。上别处去找我去了。 我们俩又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我当然还是有些遗憾。因为，那几个人一走，马桂花不由自主地松弛下来，整个身子也就不那么贴近我了，但还是离我挺近的。她盘起的腿，有一侧仍然紧挨住我盘起的腿的一侧。这所谓的“阁楼”，本来就不大，又堆放了不少剪羊毛时必须使用的工具和运输羊毛时打包用的粗布口袋，零七八碎的，留给我和马桂花的空间本来就不大。所以，我们只能近近地相挨着。 我愿意跟她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一直坐下去。我只要把手稍稍移动过去五六厘米，就能握住她那只圆实的小手了……或者再把嘴移过去十来厘米，就能吻着她那布满细软汗毛的脖梗了……哦，这时我已经完全能闻到她那带着浓重体息的汗味儿，那是从她衣领口里散发出来的，从她黝黑的短发上散发出来的……从她那件旧毛衣上散发出来的……只要再移过去一点点……一点点，我就能把她完全拥进怀里……肆意地抚摸她，亲吻她……但我不敢……也不能……我只能默默地享受着那种腿挨着腿的激动和冲动……默默地希望她能再一次“无意地”把胸部贴靠在我肩头……说实话，在哈拉努里镇，青年团搞很多次活动，有很多次机会跟各种各样的女孩都挨得挺近。哈拉努里镇上有一些女孩其实是挺“疯”的。有些三十来岁的“老”女人更“疯”。有一回，青年团组织镇上一帮子年轻人，去附近公社帮助麦收。回来的时候，四十来人挤在一辆破解放车上。当时有一两个三十来岁的“老”女人贴得我特别紧，也让我感到心动过速，气喘加急。但在她们故意依靠过来，用她们酥软却沉重的身躯肆意地揉搓我的时候，甚至有一两次还故意触碰我下边最敏感最燥热的部位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一阵恶心，一阵寒战。一种“被污辱”的感觉忿然而起。但这一刻，面对小桂花，我却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从体态上来看，她也许比哈拉努里镇街上那些个女孩、那些“老女人”都要壮实，但此时此刻，在我眼中，在我的感觉里，她却是真正“轻盈”而又“秀逸”的…… “走吧。”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道。 “去哪儿？”我问道。 “把您送回招待所。”说着，她就先下“阁楼”去了。 “然后呢？”我跟着下了“阁楼”，赶紧再问。 “……什么然后？”她回避我直视的目光，不想直接回答我的追问。 “你啥都还没跟我说底哩。” “说啥？” “那批退伍军人啊。他们到底咋的了？” “……”霎那间，她的眼神中出现了某种闪烁不定的东西，整个人的神情也开始复杂化了。然后，她用一种希望得到我原谅的眼光，恳切地看了我一会儿。那神态告诉我，在没有得到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批准以前，她什么都不会跟我细说的。这是纪律，她必须遵守。 “那么……那批军人来到冈古拉以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并不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一切都好得跟到了天堂似的。是这样吗？”我希望通过改换一种问法，能先描画出事件的大轮廓。但这一招也没得逞。她依然用那种祈求我原谅的目光，默默地看着我，好像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嘴里无法表达而正处于极度的心理煎熬之中的聋哑人似的。 “我是高场长点着名调来给你们当校长的。你还信不过我？”我劝说道，并故意地把语调放得相当平缓。 “但是……但是……”她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却又明白了许多事理的话。她说：“但是，你不是我们小分队队员。”听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没再问下去了。我一下全懂了，在冈古拉许多人脑子里，只有成为“小分队队员”，才能算作最值得信任的人。即便像我这样调来给小分队队员当校长的人，因为没有“小分队”的身份，仍然不能进入最值得信任的人的行列中去的。 我不作声了。那就走吧。大概我的脸色一下子也变得不太好看了，让她觉得自己伤害了我，但又无法对此做出补救。她愧疚地低下头，默默地又发了会儿呆，这才赶紧取了钥匙，仍从窗户子里跳出，从外边打开反锁着的门，把我放出，再把门锁上，然后一路匆匆把我送回招待所，再没说什么。其实，我俩有所不知，她父亲等人并没走远。这几个老家伙料定马桂花把我藏在屋里，便玩了个诱蛇出洞的小计，说是走了，其实一直在屠宰场大工棚的一个黑暗处悄悄地猫着，等我俩一出来，他们就在后头远远地跟着了。等马桂花把我送回招待所，转身一走，只剩下我自己在招待所那屋里傻不棱棱地发呆时，他们敲了敲门，并且不等我回应，就照直推门闯了进来。 十一、全都到场 先开口说话的是马桂花她爸，那位被我戏称为“圣徒”的人。而赵大疤、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另两个我叫不上名的股长，还有那位“表舅”，一个都不少地全都到了场。 先开口说话的是马桂花她爸。他说：“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赵大疤、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另两个我叫不上名的股长，还有那个“表舅”，一个都不少，全都到场了。虽然刚才我和马桂花背着他们没做任何亏心事，但这会儿，真的面对他们，我还是稍稍感到了一些难堪。 “圣徒”打过招呼，我请他们一一坐下。场面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然后，仍是“圣徒”先开口。他问朱副场长：“你先说说？”圆滑的朱副场长忙摆摆手道：“你说。你说。”“圣徒”又回转身去问李副场长：“那，你先说两句？”李副场长也照样推辞了：“你说吧。说吧。赶紧。顾校长还得休息哩。”“圣徒”又周到地去瞧了瞧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用眼神向他俩征询了一下。在得到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同样的回答后，他便轻轻地清了下嗓子眼儿，动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低沉地说道：“那我就先说几句，也算抛砖引玉。这么晚了来打扰您，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几个也是商量了又商量，才下了这么个决心……” “也是赶上顾校长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我们冈古拉的问题，才使我们有勇气下这么个决心。”赵大疤讨好地补充道。这家伙的嘴就是好使。 “别别别，请各位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是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问题的。绝对不是。”我忙声明。 “您是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当前流传在社会上一些有关我们冈古拉的谣传。这么说，不为过吧？”“圣徒”把他一双晒得很黑的大手分别平放在自己的两只腿面上，挺直了上身，放慢了语速，句斟字酌地说道。“我们希望您能认真对待我们一会儿要跟您说的那些情况。希望你能赶紧地把我们跟您说的这些情况报告给上级组织，请他们赶紧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冈古拉的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他怔怔地说道，两只眼睛也一直怔怔地，甚至可以说是灼灼地盯着我，就像两颗燃烧中的煤核儿；高高突起的颧面上不由自主地泛出两块很明显的红晕，使他本来就挺黑的肤色，这时显得越发的滞重和凝涩。那是肺结核的象征，还是只不过由于内心的不平静（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说不好。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瘦，还要善于“自我折磨”，这却是可以肯定的了。“一会儿，我说了那些情况后，希望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出于某种成见，或某种个人之间的恩怨才来编造这些情况的……” 听到这儿，我已经有一点受不了这个“圣徒”了。啥情况还没说哩，就“”连着向我提了一大堆“希望”。干吗呀？！虽然论年龄、论阅历，你是长者，是前辈，但论职务，我是个“校长”，你只是个教务主任。而且我还带有“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任务。看来，跟这群人打交道，得先跟他们正正名分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必须稍稍地“回击”他一下。“马主任，咱们这么着，先谈情况，再提希望。你看行吗？”我尽量微笑地提议。称呼他一声“主任”，也是在提醒他，你是在跟一位“校长”说话。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他好像没领悟我的用意，只是再度挺直了已经显出疲态的上身，生硬地反驳道，“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们将跟您说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公心……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私心杂念的问题将会困扰我们终生。但我敢保证，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今天来找您反映情况的所有这些同志，的的确确没有一点儿个人的打算……” “这，我相信。” “那就好……那就好……” 他又略略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清了清嗓子眼儿，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您反映一点有关高福海同志个人的情况……”他刚说出“高福海同志”这几个字，屋子里的气氛一下便紧张起来。在座各位的表情也一下严肃了许多倍。似乎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所有的杂音都随之消失了。一时间只听见柴火在炉膛里呼呼地响得厉害。“现在上面各级组织都认为，冈古拉的问题就是一个退伍军人问题。其实这完全是个错觉。或者说，这种判断完全是浅层次上的认识。应该说，一直到昨天晚上以前，冈古拉并不存在什么‘退伍军人’问题。而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能具体地解释一下吗？什么叫‘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一边提问，一边扭动了一下身子，调整了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更放松一些。显然，今晚的这场谈话，会是“马拉松”式的，我必须为此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您大概已经知道了咧，其实在昨天晚间以前，我们这儿并没有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完全是高福海同志自己炮制出来的。”李副场长无奈地苦笑了笑，轻轻地叹口气，补充道。 “也不能说退伍军人们那头就一点事儿都没出，大大小小还是出了点儿事的。”朱副场长这么更正道。 “退伍军人那头出了哪些事，能说得更详细些吗？”我看他主动提到了“退伍军人”，便赶紧抓住不放，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情况。 看来，退伍军人问题在这儿的确是个敏感话题。我一追问，他们就有些紧张，互相对视了一下，吱吱唔唔地，谁也不挑头来接我这话茬。他们毕竟都是些“老同志”，不能逼得太狠。过分地强人所难，也显得我不成熟。所以，我没紧着追问。一时间，在场的人都觉得无话可说。场面上便再度出现了那种让人难堪的沉默。后来还是赵大疤挑头打开了僵局。他说：“要说清我们对高场长的看法，也不必回避眼前这个退伍军人问题。而且，确实也回避不了。就跟刚才老马说的似的，‘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说到这儿，他指着马桂花的“表舅”，又接着对我说道：“刚好，这位退伍军人同志也在场。可以让他先跟你说说。他是当事人。他嘴里的情况，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接着他便把脸转向那位“表舅”，说道：“咋样，小伙子，你先给顾校长汇一下报吧。” “别别别，别说什么汇报。咱们随便聊聊。随便聊。”我赶紧客气了一句。 “表舅”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老兵，圆头圆脸，个头儿不大，跟许多刚退伍的老兵一样，在陌生场合，还显得有些木讷，说事儿也不怎么流畅。好在有赵大疤等人在一旁不时替他做些补充。细听下来，事情大致是这么一个经过： ……安置这批退伍军人的工作，一开始，确实挺顺。敲锣打鼓的阶段一过，按原定的计划，高福海把他们紧急转移到那个丫儿塔去开荒。丫儿塔离场部不算太远，大约六七公里。土壤多数为适宜农耕的草甸土和灰漠土，盐化程度不算高，自然环境还看得过去。跟场部一样，它也临近一条大干沟，沟帮子上长满了细高挑的黑杨树。一到秋天，红黄蓝绿，远近高阔尽染，风不冷不热地低徊游荡，那一股恬静，舒坦，神仙老儿家的后院也不过如此。高福海早有“野心”在这儿再建个分场，只恨自己没恁大的力量，颤颤地，干过几回，都没干成。这一回，再度把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拉到这儿，他还有这么个打算：他想从这批退伍军人里头精选出三至五名场级领导干部和十来名分场、连队级干部的“后备人马”。是骡子是马，先拉到丫儿塔荒原上来溜一溜。为了打好这一“战役”，他从全场调集了好几台状态最好的推土机，特别组建了一个机修分队随行。提前还派出一个基建队，去搭建临时住房，并派出十挂马车来回跑运输，保证后勤供应，等等等等，这一切，有韩起科的小分队和朱、李、赵等人辅佐着，自不在话下。应该说，既“运筹了帷幄”，也“煞费了苦心”；应该说，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但未曾料想的是，由此却引爆了一个大“炸药桶”。 这支三百来人的开荒队一路浩浩荡荡，到达丫儿塔，已是当日下午的四点三十六分。秋末冬初的此刻，虽不算太晚，但也不能算早了。日头已然倦倦地向西斜去。荒原上最早的一抹暮色，已堂而皇之地染黑了蓝玻璃似的东边天际线。从全场征集来专程运送这开荒队的五十挂马车，卸下人和行李，便纷纷甩起一溜鞭花，打道回各单位去了。高福海已经提前跟他们把丑话说在头里了，这儿没法准备你们这伙人的晚饭，即便有那么些炊具，也没那么些肉和白面。所以，凑合着往回走吧。当然，给退伍军人及他们家属的晚饭是准备好了的。男女分开，就在露天地里蹲着吃，十人一“桌”。一“桌”两大盆菜。一盆是老爷子最爱吃的北京南城家常菜：卤水豆腐虾米皮熬白菜，连汤带水热气腾腾起锅时，再往里扔一大勺胡椒面儿。再一盆是冈古拉农场的看家菜：回锅肉爆炒洋葱香干丝儿。每“桌”还上一瓶散白干。平时喝酒不多的高场长，那天居然端着酒杯，转圈跟那些军人们碰。高兴啊。好些年轻的老兵都喝晕乎了，摇摇晃晃往高包地上跑，然后端起酒杯，冲着着了火似的日头，扯破嗓子喊叫：“我日你妈的，到家啦！” 是的，到家啦。但先别高兴得太早。等他们扛起行李卷儿，各自拉着小媳妇的手，排着队，去找自己的“家”时，一个个却又都傻了眼了。这“家”咋是这模样儿？戈壁荒滩上一溜排列着十个当集体宿舍用的大地窖。男女分开。五个大地窖住男人。五个大地窖住女人。这怎么成呢？你想啊，这些年轻老兵绝大多数都是新婚燕尔，当初，多数人还没对象，纯粹是响应组织号召，为了来冈古拉落户，才匆匆忙忙回老家找的。当时部队只给了十五天假。一路急急忙忙赶回家，亲朋好友一起行动，好不容易相着亲，上公社登完记，差不多就到销假的日子了，又急急忙忙往部队赶，真可以说小两口连被窝还没捂热哩，又起程了。这一路上，天天守着自己的小媳妇，近看无法摸，远看不能闻，那火烧火燎的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盼着到冈古拉，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再说白一点，这会儿，吃啥喝啥干啥，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就是想进自己的“窝”里，跟自己的小媳妇亲热一下。假如到了冈古拉，你还不能为他们创造这么一点条件，你要让他们安心在丫儿塔安心开荒，难。这还不是难不难的问题，也的确太不近人情了嘛。住宿的问题，高福海当时是交给韩起科去办理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做事一向踏实尽责的韩起科，这回怎么这么没头脑，便立即把韩起科叫来责问。韩起科还挺不服气，他觉得，就算是退伍军人，就算是新婚小夫妻，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也不可能立时三刻在大荒原上变出一百五十幢独门独户的家属院啊。这早晚呵气成霜的天气，连土块都没法打了。（这地方建房都用土块。）能赶时间挖出十个那么大的地窖，就算是不容易了。还想咋的？怎么也得熬过这一冬一春去，到明年播完种，苞谷苗显行了，间完苗，锄过头遍草，浇过头遍水，地里的活儿也轻闲一点了，再腾出劳力来替他们盖房，也不晚啊。在这段时间里，小两口实在熬不住了，想亲热了，上戈壁滩去干嘛。红柳窝、芨芨草丛、小干沟拐弯处……哪儿不能亲热？非得摆那个谱住单间呢？高福海却狠狠儿地批评了韩起科：“你懂啥嘛？再过两年，你可能比他们还起急哩。别再跟我这儿无理搅三分了，赶紧的，组织力量，把这没擦净的屎给我擦了。” 韩起科不再争辩，立即下令用场内那辆惟一一辆解放牌卡车拉上一车基建队的人，赶到丫儿塔，连夜摸黑改建这刚挖成的十个大地窖。在每个大地窖里隔出十五个小间来。每个小间里再给垒上一个双人床。高福海还跟基建队带队去的副队长开玩笑道：“你可得给我把这些双人床都垒结实了。它们要经不住那一夜的折腾，摔了我这些兵娃子，造成我战前重大减员，我可轻饶不了你！”基建队副队长还真动了一番脑子，把床垒成实心炕那样式，把炕沿砌得高高的，中间再铺上厚厚一层麦草。估计，足够这些兵娃子跟他们的小媳妇折腾通宵的了。但没料想，摁下葫芦跷起瓢，这些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按分配的“房号”，在黑黢黢的大地窖里，拉拉扯扯地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小隔间，迫不及待地放下布门帘子，扔掉行李卷儿，一把搂过媳妇，正要狠狠地亲上一口，又发现问题了——那小间与小间之间的隔断不是砖砌的，也不是板皮，而是用苇子杆儿编成，再匆匆糊了层麦秸泥隔成。而且这隔断也就一人来高。也就是说，超过这高度后，各“房间”仍然是连通的。这样的隔断，别说阻断说话声和必不可少的喘息声，连脱鞋穿衣呼吸放屁的声音都隔不断啊。那些老兵娃子当然不在乎，但他们那些媳妇可不行啊。她们才十八九岁二十刚出点头，家在农村，大都在这次出门前，连县城都没去过。过去家里来个陌生男人，她们都只有躲一边听大人说话的份儿，连正眼多看两眼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女孩，你让她们怎么可能在这种几乎等同于公共的环境里要求她们敞开了自己跟男人亲热？她们推推诿诿，如嚼涩果，千难万难，怎么也进入不了“规定”情境，让小伙子们心急如焚，沮丧万分。少数“蛮横”一点的，不顾一切，总算把要做的事勉强做成了，也是情趣全无，懊恼与愤恨共生。有少数的也想到了要去戈壁滩红柳窝或芨芨丛里“办事”。但这季节，在冈古拉，太阳一落山，就能冻掉耳朵壳儿，更别说这丫儿塔荒原了，风嗖嗖的，跟刀子一般，荒天野地里，怎么解得开衣扣啊！更让人恼火的是，这少数在第一天黑里总算办成事的兵娃子，到明天，还成了大家伙的“笑柄”了。为什么？小两口子昨晚发出的每一点声音，包括每一点恳求、每一点挣扎、每一点厮打、每一点埋怨、每一点饮泣……都让“邻居们”听得一清二楚。大伙就拿这做笑料，从大清早说起，一直说到天黑，让这少数“勇敢者”，做惨了一天的尴尬人。到第二天收工，吃罢晚饭，这些强忍了一天的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再走进自己的“小间”，整个地窖里居然呈现一片寂静。是啊，谁还敢吱声？有的老兵娃子只是默默地握住小媳妇的手，“相执两怨望”“相拥到永年”；有的干脆抱头往炕上一躺，翻过来，侧过去地，长吁短叹；有的不知道该干啥，在炕沿和隔墙之间余下的那点寸尺空间里，转过来转去，光喝凉水也压不住心头的火，因为……因为离天亮毕竟还有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小媳妇，可能在老家当过几天大队妇女主任，有一点口才，也有一点抓“活思想”的经验，便凑到自己那口子身旁，低声劝道：“别这样。瞧你还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咋了？共产党员又咋了？！”小伙子终于爆发，连件大衣都不披，硬起脖梗，吼叫了两声，就冲出小间去了。也许心情急躁了点，手脚也毛躁了点，竟然把自己家那个小间的苇子杆儿隔墙（如果也能把它称之为“墙”的话）带翻了一片。他那位妇女主任也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至于吗？我又不是你租来的女人，一两天内跟你干不了那事儿，就把你急成那样？！你个狗日的，是个老骚驴呢，还是老骚羊？”大伙正不知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咋的一下把“共产党员”给扯上了，却又听那位妇女主任喊出如此坦露而又粗直的话，觉得好不痛快，跟着便哄堂大笑。但笑过之后，两天来堵在心口的那股子无名之火乘兴大增，有人带头叫了声：“走啊，找高场长去！”便呼呼拉拉涌出了一大帮人，随之又撞倒更大一片隔墙……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局面还没到失控的地步。因为，开荒队临时党支部在那两个现役护送军官的建议下，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大家重温了离开部队前，部队首长的叮咛，也重温了自己在摘掉领章帽徽前的那一刻，面对军旗曾发出过的那一番铮铮誓言，集体向军旗敬最后一个军礼时心中翻滚的那股酸热和悲壮神圣……那天，高福海也参加了这个扩大会。但他一直没吱声，可能跟老寒腿疼又犯了，有点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一种莫名的失落和失望，憋在他心里，让他难受得一时不想说什么。散会以后，他倒背起手，佝偻着腰，一瘸一瘸地，由韩起科陪着，去几个大地窖，默默地察看了一番，回来就把那个基建队副队长撤了，觉得他“坏了他的大事”，并要求基建队队长和指导员亲自带人去修复那些被毁了的苇子墙。“用寸板给我重做这隔墙。”“是光重做被毁底那点咧，还是整个儿底全都给换了呢？”“多问的！当然是整个儿的都换。”“那……莫指望咧，整个场部都淘换不出恁些板子底咧！”基建队的这两位主官当然清楚目前冈古拉还存有多少寸板。原先库存的一点寸板（一寸厚，经过炕干处理的木板），全在今年夏天那场老龙口清淤战斗中用完了。当时突然暴发的山洪挟带大量泥沙，把老龙口几十米高的一排铁闸门全淤死了。假如不能清除这些淤泥，及时开启闸门泄洪，接踵而来的流量更大的洪水就可能把几十公里长的引水渠给冲零散了。这个损失就不是一两个冈古拉农场能承受得了的。当时有二十二个干部职工牺牲在这场清淤会战中。其中包括七个盲流“黑户”。事后高福海下令做棺材厚葬他们。而且要用三寸厚的板子来做棺材。场里没那么厚的板子，就把库存的那点寸板全拿去跟人换了。还倒贴几大车好话，欠下无数人情。朱副场长婉转地劝道：“人已经死了，咱们着重在精神上纪念他们就行了……”高福海说：“他们是替我死的。”朱副场长说：“有关当局早不许土葬了。”高福海说：“那也得看是咋死的。”朱副场长说：“可文件上并没有规定，咱们可视死法的不同而作不同处置……”高福海说：“他没规定，就听我的。”朱副场长还要劝。他不听了，一扭头，倒背起手，瘸呀瘸地就走了。 没有寸板，高福海把牙齿一咬，下令拆他的木板路！这决心应该说下得不容易。木板路是高福海的一块“心头肉”。跟五角星和黑雀是小分队的标志和符号一样，这可是整个冈古拉的标志性建筑。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冈古拉的象征，也是高福海的骄傲。高福海说，我在冈古拉干了这么些年，就给自己图了这么点享受，在自己家门前铺了这么条木板路。多年来，人们只要提起冈古拉，除了它的偏远、高寒、冷寂……他们往往就会想起这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现在，既然高福海下了决心要拆，那就拆吧。 拆！ 果然就拆了…… 十二、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 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 得知高场长要拆场部的木板路来为大伙做房间隔断，退伍兵们还是十分感动的。（当然，只拆用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从拆路、运料，到新的隔断建起，抓得再紧，总也得花五六天时间吧。在这段时间里，小伙子们和他们年轻的妻子们白天正常出工，晚上依然住大地窖，睡那用苇子杆儿隔断的小间，却再也没人发牢骚讲怪话。小夫妻们居然渐渐“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在这毫无私密性可言的环境里“亲热”，“办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住进独门独院的新房子去。 应该说，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在自然地走向平静。那两位护送军官也打回电话来，请省军区的同志替他们订购机票，准备返京了。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订完票，他们找高场长去告别。高福海对他们说，这一段真辛苦二位了，今晚你们就别回丫儿塔了，我请二位吃点便饭，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上丫儿塔搞个活动。他俩也很高兴，说，搞活动好啊。这些退伍老兵们也干了好几天活儿了，也该让他们休息休息，喘口气了。当晚，高福海在场部小食堂“宴请”。七个碟子八个碗，自不待细说。 第二天的活动是，带领全体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去冈古拉墓地祭奠。高福海的用意自然是十分明确的，他想告诉这些兵娃子，冈古拉现有的这一切，虽说还不尽如人意，那也是前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希望这些老兵娃子不要把个人眼前的一得一失看得太重。 说是墓地，既没围墙，也没大门，只有一条砂石路还算看得过去。墓地设在一片向阳的高坡地上，白晃晃的雪耀得人睁不开眼。大部分墓都不立碑。有碑的，多数字迹也早模糊不清了。墓地里长满了多半人高的狗尾巴草，芨芨和野荆芥，还有一人多高的铃铛刺。坟堆上长的是青蒿，这会儿早已枯黄。高福海坚持说，这儿的每一座坟墓，都埋着一个摄人心魄的“故事”。那天，他让小分队的队员给这些老兵娃子当“讲解员”，讲述那些故事。每个队员均摊下来，能分到四五个、五六个老兵娃子，加上家属，约有十个左右的听众。赵光和范东被韩起科派出去办别的事了，剩三十名左右的老兵娃子和家属，就由韩起科给讲解。但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口才不怎么的，本来能说十分钟的话，到他嘴里，往往三五句就完事儿。高福海在一旁听得实在耐不住了，便上前，让他“靠边站”，亲自给讲了起来。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老人家亲自讲解的过程中。事后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高场长讲了还不到十分钟，有个老兵娃子在底下小声嘀咕：“嗨，建农场就算有多了不得，也不能搞死这么些人……”高福海一听，立马就火了。当场追查。但后来也有人说，当时压根儿就没人说那话，完全是高场长耳背，情绪又有点激动，把现场杂七杂八的声音，比如风声、跺脚声、咳嗽声、哄娃娃声，或野獾噬咬树根发出的悉嗦声，野兔乱蹦乱窜的声音……听成了这嘀咕声，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还有人说，当时的确有人在底下小声嘀咕了，但话不是那么说的，没说“搞”死，只说也不能“死”那么多人。这份证词当然很要害，因为有没有一个“搞”字，这话的性质和分量就太不一样了。还有人则断定，这件事完全是一个阴谋，是高福海和韩起科串通一气，事先精心设的一个套儿，挖的一个坑，目的就是要藉此机会，收拾一下这些初来乍到、心高气傲，看啥都不顺眼、吃啥都不可口的老兵娃子，让他们学老实了。在后来多次调查取证过程中，韩起科一直作证，说他当时在场，他听到那个兵娃子确确实实说了这个“搞”字。我后来问他，你到底听到了没有？他说：“你啥意思么？那个兵娃子要没说，高场长会这么去讹他？”我说：“我问你听到没有？”他说：“我没听到，能跟调查组那么说吗？”“别跟我妈啊爸的玩这套文字游戏，正面地回答我，你到底听到没有？”“嘿……”“你嘿什么嘿嘛！”“嘿……嘿……你想让我干啥？组织人反对高场长？你觉得冈古拉这会儿还不够乱糊的？！”“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作证，那个兵娃子就得担着一份恶毒攻击农场党委主要领导的罪名。”“……”他不作声了。“你到底听到没有么？”我继续追问。“……”他还是不作声，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你真够烦人的！”转过身就走了。 但当时高福海的确气炸了，拨开众人，照直走到他认定的那个兵娃子面前，用马鞭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尖儿，说：“你再吭气给我说一遍，谁搞死了这些同志？”那个老兵娃子一下子脸色刷白，大气不出，二气不喘地，只是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完全吓傻了。 “说！” “……”不吭气。 “说！” “……”仍然不吭气。 “说呀！” “……”还是个不吭气。 这样，居然僵持了好几分钟。一个退伍军官挤过来打圆场：“高场长您先别上火。我在边上待着哩。我可以跟您保证，他没这么说。他也不会这么说……他凭什么要这么说呀……” “你保证？”高福海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问。 “保证。绝对保证。”那位退伍军官上前一步，打了个立正，挺起胸，说道。 这时，高福海转过脸，略略地瞟了韩起科一眼。（这个细节，后来也在许多人嘴里广为流传。他们认为，这一瞟，意味着，他俩事先有约定，也就是说，这时候高福海暗示韩起科，你该站出来说话了。但也被一些人坚决否定。他们说，不止一个在场的人可以证明，韩起科当时虽然站出来说话了，但是，高场长没有向韩起科发过任何“暗示”。韩起科也绝对不是在接受了场长的暗示后，才站出来作证的。） 韩起科往前走了两三步，走出人群，走到圈子中央，作证道：“我听到了。他说了。” “我说啥了？说啥了？你说我说啥了？”那个兵娃子这一下子完全顶不住了，一下就毛了，炸了，脸盘胀紫，猛地上前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连声逼问。 “干啥干啥？你还想干啥？”高福海连声喝斥。这时，小分队的人已经闻声赶到，冲进人群，三个架一个地，把那个兵娃子从韩起科身边架开。而其他那些老兵娃子也沉不住气了，上前想拽回自己的战友，纷纷吼叫：“别动手嘛。有话好好说嘛。”现场的气氛一下像开弓的箭，紧张到了极度。还是韩起科做了个手势，让小分队的人松开手，放了那个兵娃子。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来的那两位护送干部也立即上前拦住吼得最响、冲在最前边的那几个老兵，不让他们接近小分队的人。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我没准备高楼大厦来接待各位。”高福海说道。 “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来住高楼大厦。”“想住高楼大厦，就不上这达来了……”有的老兵仍在委屈地嘟哝。 高福海却眼圈红润起来，他竖起眉毛，把宽大的手掌向墓地深处一伸，大声责问道：“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这样看待这些牺牲了的老同志，还认为是我搞死了他们……” “我没这么说！”那个老兵娃子急得都快要哭了，赶紧叫了一声。他知道，这会儿再不说话，更不行了。 “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听高场长说！”护送干部也急了，大声打断他的话。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些什么，所以拼命设法，以控制住那正在失控的事态。 高福海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且，很快地，那笑纹便从他冷峻的唇边消失，转身示意开荒队队长（也是一位退伍军官）：“把其他同志带回。至于你们……（他指指围站在自己跟前的这二三十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留在这儿，帮助这个小伙子一起回忆，刚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啥时候回忆起来了，啥时候通知我一声。”说着，倒背起手走了；并把小分队留了下来，“看守”这二三十人。事后，许多老兵一说起高福海当场做的这决定，就特别不能平静。“您是老同志，老资格，又是我们的上级领导，您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怎么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接受。您让一帮小屁娃娃像看劳改犯似的看着我们，这算啥？”但即便这样，他们当时还是忍了。毕竟是老兵嘛。当时是下午三点二十三分左右。一直在雪地里站到六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气温急速地下降到零下。而下午出来参加活动时，这些老兵和他们年轻的妻子都没有穿大衣，在雪窝窝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小时后，又让荒原上的寒风连续吹了这么几个小时，的确已经有点受不了。其中还有两位退伍军官的妻子，急着要回去给孩子喂奶，奶胀得也不行了，自行流出的奶水已经把内衣都溻透了。 作为当事人的那个老兵娃子上前对韩起科说：“高场长认定犯错误的是我，跟同志们无关。我留在这儿继续‘回忆’，让同志们回去。” 韩起科冷冷地瞟了他一眼，不作声。 那老兵冲过去吼道：“她们还有奶娃要喂哩！” 韩起科依然不作声。他觉得没必要再跟他扯啥。高场长临走时，已经把要说的要规定的，全说清楚了，也规定妥了。回忆不清那句球话，就是不许走。谁也不许走。在执行高福海的决定方面，韩起科从来是十分坚决的。否则，还要小分队干啥？还要他这个队长干啥？！ 那老兵终于受不了了，冲过去，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骂道：“你这小屁娃娃还有点人性没有？” 韩起科一把反捏住老兵的手腕，平静地问：“你说谁没人性？” “说谁？说你呐！”老兵挣了一下。一直到此刻，他和其他那些老兵都还没把眼前这个个头不高、年纪不大、肤色也不算太黑、长得也还算清秀的“小屁娃娃”当一回事。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几乎是无法挽回的“错误”：你怎么骂韩起科都行，不经高福海许可，他一般是不会跟你翻脸的。因为，高福海临走时吩咐下的，只是“看住”这批老兵，让他们反省。高场长没说你可以对老兵们采取别的措施，韩起科就绝对不会胡来。这一点，也是小分队的伙伴们特别佩服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这对于一个只有十六七岁、又完全在戈壁滩上长大的“狗屁娃娃”来说，这阶段正是野性最足的时候，他能做到这一点，凿实也是难得。但有一条，你说啥也别说他“不是人”，别说他“不通人性”。他最忌讳这话，也是他最不能忍受的。还有一句话也是他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你呀，你就不是你爹妈操的！”这两句话都触到他内心最不能碰的伤口，一个一直在流血的伤口。韩起科当然早就知道别人是在怎么议论他的。他并不在乎什么喝“狼奶”之类的屁话，他甚至暗自庆幸自己从小能在高场长身边长大。关于“狼奶”“母狼呵护”“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来”之类的说法，他从来没当面去询问过高场长，（其实这么做，很容易。他就是不去问。）他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是“天方夜谭”，没必要把它真当一回事地去打扰高场长。但十几年来，他始终没法回避的一件事是，至今高场长一直没跟他说过他亲爹娘的事。他至今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爹娘。也不知道，自己这个“韩”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极度的自尊，加上极度的隐性自卑，让他一直在躲避着这个肯定无法躲避的“致命伤口”……因此，种种说法中，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就是，他韩起科压根儿就“没有爹妈”，他韩起科压根儿就“不是个人”。一旦谁要触碰了他这“伤口”，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是好意还是恶意，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所有这一切，那个老兵当然是不知情。那一刻，他只觉得那个“小屁娃娃”的手越来越用力，眼睛越瞪越大，嘴唇越抿越紧，脸色越来越苍白，（还有人传说，老兵这时还看到韩起科的眼睛里突然跟狼似的放射出两道绿光。这肯定是在说屁话了。）没等他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居然已经凌空而起了，紧接着，便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上。 你打我？老兵一下炸了，一骨碌翻身跳起，忙不迭地抹去脸上嘴上的雪粒儿，一面按部队教练的对打规程，拉开拳脚架势，一面急赤白脸地大喊：“你打人？你打人？”其他那些老兵也一起冲了上来。一开始他们还挺高兴，因为他们都懂得，只要不是自己开的“第一枪”，动的“第一拳”，只要是后发制人，往后怎么打都是有理的。再说，现在也不存在“军民关系”的问题，正好借此机会，教训教训这个在冈古拉简直是没人敢招惹的狗屁“小分队”。但三四个四五个老兵冲上前去，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困惑：瞧着韩起科这狗屁娃娃都没怎么挪窝，也没怎么伸胳膊动腿，自己怎么就噼里啪啦地，跟散了架的篱笆墙似的，倒一片啊。一轮下来，呼哧呼哧直喘，瞪瞪眼，想定了，再想要往上扑第二轮，不成了，因为这时小分队的人全都拉开了架势，围了上来，而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起又是从哪儿抄上手的，反正这时刻他们人人手中都已经攥着根不长也不短，不粗也不细的柴禾棍了。但最“恐怖”的还是……（下面所讲的，又是“民间传说”了。我姑妄讲之，你们各位姑妄听之就行了。）韩起科突然冲到对面不远的那个高包上，向着空旷的大荒原，仰起脖子长长地吼叫了一声，不一会儿，傍晚那青紫色的天空深处便响起多次母狼的嗥叫声来回应他。又过了不一会儿，远远近近便出现了一大群饱经沧桑、毛色灰暗、步履矫健而又稳当有力的母狼，四处闪起一片发着绿光的眼珠子，突破黑幕的遮蔽，向这儿急速地包抄过来…… 多年来，冈古拉的人一直是这么言传的，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怀疑过自己这种言传的真实性。他们说：当年在黑杨树下曾经呵护过韩起科的那群母狼，一直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这个“孩子”。她们是不会允应谁来伤害自己的这个“孩子”的。任何时候，只要韩起科发出求助，离得再远，它们也会跑来保护他的。 信耶？不信耶？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只穿一件那么薄的旧灰呢大衣，里头顶多也就穿件旧衬衣，一件旧毛线背心，连个手套皮帽都不用，也没见他使过什么围脖，整天还敞着胸怀，就能在冈古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日里撒欢儿，你说，他是谁的孩子，他是喝什么奶长大的？ ………… 当时，老兵们既不敢走，又不敢留，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让他们的家属先回大地窖去。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实在冻得已经受不了了。据说就连这点要求，当时也没得到韩起科的同意。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后半夜，一直到那个老兵娃子不得不“承认”自己说了这个“搞”字，承认自己“恶意攻击了农场党委的主要领导”，韩起科才把他们放了。据说，一回去，半数以上的家属都病倒了，这场高烧持续折磨了她们整整一个星期。第二天一早，高福海又派韩起科和小分队的人来，把那个老兵娃子带走了，说是要进一步“审查”他的这些“政治性言论”。实际上对这个老兵毅然决然地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这一下子，事情就白热化了。所有老兵和他们的家属都拒绝上工，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战友，并强烈要求上头派人来调查处理此事。（包括小分队队长韩起科“带头打人”一事。）他们要求高福海派车送他们的代表去省城汇报。高福海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要求使用场部的外线电话，直接给部队的首长汇报，高福海更不同意了。逼得他们没办法，于是，发生了所谓“冲击场部”和“冲击高场长办公室”的特大事件……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高福海就把他们转移走了。转移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即便在小分队里，似乎也只有韩起科自己知道。 “那各位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冈古拉其实根本就没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还说‘这一切都是高福海自己制造出来的’？”听他们讲完，我这么问道。 “我们说莫发生啥事件呢，那意思嘛是说过程中莫出啥特别了不得底事。比如说，莫死人嘛，也莫流血嘛，更莫发生啥人员失踪之类底事嘛。假如高场长不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不也就像以往许多类似的事一样，蔫不唧悄没声地就这么过去了……”两位股长中的一位解释道。 “那……我就更搞不明白了，高场长他干吗要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这不是跟他自个儿过不去？！他干吗呢？”我问。 “这也正是我们几个发着愁底事咧。”李副场长叹道。 “高场长他……他……看起来的确有些不正常了咧。”另一位股长压低了声音，神色还多少有些紧张地说道。赶紧问。 那几位都不作声了。 “这……”“圣徒”犹豫着向在座的其他几位看了看，似乎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似的。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有一定的难度。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朱副场长身上，并跟他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好像是在说，“回答这个问题，非您莫属了。”而朱似乎也看懂了他这个眼色里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又去慎重地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其他几位的意见。那几位似乎也一致同意由朱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朱副场长也曾是个好生了得的角色，脑袋瓜子嘴巴子还不是一般地行。三十岁刚出点儿头，就成了国家级某个歌舞团的总团团长，据说那会儿就已经是十三级高干了。后来他反复“乱搞男女关系”，反复受处分。怎么也改不了这毛病。妻子女儿因此都离开了他，职务也一路被抹，行政级别从十三级一直降到二十二级，人也从北京被贬到哈拉努里镇文化站来当了个普通干事。就这样，见了女人，还搞。他说他忍不住。最后他承认自己“有病”。最后，上头没法子想了，下决心要开除他干部队伍。这时，高福海“趁机”把他“捞”了过去，放在自己身边，用得还挺顺手，打报告要提拔他当副场长。上头当然压着不批。你不批，是吧？嗨，我就这么用了。老爷子居然就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宣布，朱某人“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行使“副场长”职权。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和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他矢口否认做过这样的宣布。总局的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老高啊，干部的使用和任免是个原则性组织性都非常强的问题。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在这一点上，我想用不着我们对你再说什么了。朱的事情，要是真的没宣布过，那就算了。要是宣布过，还是应该妥善处理的为好。”高福海忙点点头，应道：“是。是。我肯定把这档子事妥善处理了。肯定。肯定。”但回到冈古拉，却一切照旧，依然让朱“行使”副场长职权，“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只是告诉场机关的大小干部们，暂且别管朱叫“副场长”。以后，他每年都向上打一个报告，向总局领导描述朱在冈古拉工作如何勤恳，踏实，为人如何自律，刻苦。三年后，总局终于同意高的请求，对朱下达了正式任命…… “其实也不能说高场长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朱副场长沉吟着，对我说道：“主要是有些情况想提供给各级领导做参考。应该说，高福海同志本质上还是个好同志。他的主要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来概括，嗯……”也许是因为这个结论太难说出口了，一生受过那么多次处分，应该说，早已把荣辱得失看得很透很透了的他，居然在要说出自己对高福海的真实看法时，还吭吭巴巴地犹豫了这么一会儿，最后才说道：“主要问题……嗯……应该说，高场长……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我们觉得他……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什么？高福海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我先是干笑了一下，继而在确证了他们没跟我在胡乱开什么玩笑以后，我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一下挺直了。我甚至都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一句实话，如果这时跟我说这话的换成另一拨人，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们在搞“恶意攻击”，最起码也会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通。但是……但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在冈古拉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此时他们的神情又都是那样的严肃和沉重。说话的朱副场长把话一说出口，他自己好像也被吓住了似的，哆嗦了一下，然后很机械地端起茶缸子喝了口水，本来还想多喝两口的，但端着茶缸子，居然就那么呆住了，探询般盯着我，看我对这话的反应。 “你们这么说，有什么理由？”为了让谈话能充分进行下去，我让自己尽量显得平静，从容，问。一种直觉告诉我，冈古拉确实出了大问题。这问题而且还远不是出在什么“退伍军人”身上。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高福海的神经出了问题，那眼前这几位的神经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倒要真的搞搞清楚。 “理由，的确很难说……” “那我怎么跟上头去汇报？就说冈古拉领导班子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高福海同志神经不正常，但是，他们又说不出相应的理由来。我能这么去汇报吗？” “嗯……他有时显得非常自卑……”两位股长中的一位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谁自卑？高福海自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他有时甚至很恍惚……”另一位股长立即补充道。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他的情绪常常波动得很厉害，会不断地怀疑自己刚做出的决定……并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怀疑他们……” “他怀疑别人什么？” “他老在怀疑别人瞧不起他……” “他怀疑冈古拉的人瞧不起他？” “他有时显得特别冲动。比如昨天晚上的事，就很有典型性，一分钟前跟那些退伍军人代表谈得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拍着桌子，下令拘禁那两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当时我们全都傻了。这可是两个现役军人。正经戴着领章帽徽的团职军官。而且是北京总部大机关的人。”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我问。 “退伍军人们希望在丫儿塔安两部能直接拨外线的电话机。高场长非常恼火，说他们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为按规定，只有县团级的领导干部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可是这两年，有条件的地方，都放宽了这方面的规定。过去做这么规定，也是因为受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约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解释道。 “高场长认为，在冈古拉，目前还需要这么严格控制。” “另外，他对韩起科那孩子的态度，也让人费解。” “他对韩起科怎么了？”我趁机追问。 “嗯……”大概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太高，他们几位迟疑着，却又不作声了。“我们把近年来发生的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些事情，简单地列举了一下，请您带回去向各级领导反映。”“圣徒”说着，从一个细帆布缝制的背包里，取出一本用信纸写成的“材料”，递了给我。我随手翻了一下，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些很难认的字。 “我的字写得不太好。你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这里面所列举的事实，都是我们几位认真核计过的，可以说是有凭有据，真实可靠的。在转呈各级领导审阅前，如果有可能，请一位打字员重新把它打一遍，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当然，最好希望请一位保密观念较强的打字员来做这事。等你看完材料，我们再找个时间仔细谈一次。你看这样行吗？”“圣徒”郑重地建议道。 这时，赵大疤在一旁跟朱副场长凑在一起悄悄地嘀咕了几句什么，神情显得挺紧张似的。过了一会儿，朱副场长便抬起头来问我：“有个事儿，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下。马主任的闺女刚才跟您说了没有，她离开这儿，去哪儿了？” “怎么了？”我脸微微一红，反问道。不明白他俩突然间怎么又想起这么一档子事来了。 “没别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马队副离开您这儿，又去哪儿了？” “她说她要去找她爸。”我说道。 “找我？没见她啊。”“圣徒”忙说道。 赵大疤和朱副场长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跟李副场长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把马桂花的父亲找过去，几个人低着头凑在一块儿，窃窃地商议了一会儿。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又快，听不清他们到底在商议什么。只能偶尔听到漏出的一句半句，好像是在讨论，马桂花离开这儿以后，会不会去找韩起科，或者，会不会直接去找高福海了。 “她要是真底去找高场长，我倒觉得还不用怎么太担心咧。高场长再咋样，也还不一定会对我们几个咋样。就怕她去找了韩起科那小子，那就很难说底咧。这小子有时浑不讲理咧……”年股长分析道。 “你闺女知道今晚我们几个在一起吗？”朱副场长突然回过头来问“圣徒”。 “应该知道。她回过家。她妈不可能不跟她说这情况。再说，我们去了屠宰场，砸过她的门。她应该是清楚的。” “我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在一块儿说说话了？”另一位股长不平地说道。 “问题是……问题是，我们带着这位同志哩。”李副场长指着那个从拘禁地“逃”出来的“表舅”，说道，“他们一分析，就知道我们几个聚在一块儿，到底在干什么。” “那咋办？我估计，桂花这丫头肯定是去找韩起科了。” “咋办……”朱副场长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并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几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特别担心马桂花去向韩起科报告。 “我去瞧瞧……”过了一会儿，赵大疤突然站起来说道。 “你去瞧啥呢？”“圣徒”问。他可能看出赵大疤的实际意思是想“溜”，便出来阻止。 “赵股长愿意出去看看，就让他去看吧……”朱副场长说道。他也看出赵大疤的意思来了。但他不想阻拦谁。他显然比“圣徒”大度。他觉得这世界上，最好谁也别强制谁。每个人需要制约的只是他自个儿。他最终相信，每个人的结局都是预定了的。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强制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由着他们去吧。这样活着，也许能觉得稍稍顺畅些。人活着，最终不就是得一个感觉吗？除了自己的感觉以外，身外其余的一切，又都算得了什么呢？在被罚到冈古拉来以后的这许多年里，一个个无奈的深夜，一次次面对冈古拉浩瀚的星空和无法抗拒的旷古寂静，他是渐渐地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开脱的理由和安置自己躁动灵魂的归宿。“还有谁想上外头去瞧瞧的？”他环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那意思是在说，如果你们害怕让韩起科和高福海发现，也想走的话，都可以走。“老李，你呢？你老伴不还在打吊针么？回去瞧瞧吧。”他提醒李副场长。 “……”李副场长迟疑了一下，却说道：“我家里没啥可瞧的。” “我……我陪赵股长上外头去瞧瞧吧。”那位姓年的股长反而慌慌地站起，说道。 “走吧。”朱副场长说道。 年股长立即跟着赵大疤走了。朱副场长然后对留下来的那几位说：“我们得赶紧设法把这位军人同志安置一下。”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在场人的赞同。因为，万一马桂花真的去向韩起科报告了，韩起科真的带人来，发现他们跟这位从“拘禁地”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事情顿时就会复杂许多。“你带这位同志去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一下。”朱副场长吩咐另一个股长。那个股长带着“表舅”拿起大衣，正要向外走去，就听到门外不远处传来一阵嚷嚷声。朱副场长忙向他俩做了个手势，让他俩先不要忙着向外走，他自己悄悄推开一点门缝，探出头去张望了一下，而后忙缩回屋来，低声叫了声：“是韩起科！”原来，马桂花从我这儿走了后，一时间没找到她父亲，就直接去找到韩起科，向他报告了今晚她所看到的一切。韩起科一琢磨，就断定这几人带着那个外逃的“表舅”到招待所来找我了，就急忙带着小分队的几个队员，往这边赶了过来，恰在月洞门前遭遇刚从这儿往外走的赵大疤和年股长。韩起科问赵大疤，朱副场长和那个外逃的“表舅”是不是还在我屋里。赵大疤矢口否认知道这事。他只说自己和年股长去场部库房查看当天夜里刚运到的那批化肥，并不知道什么外逃“表舅”，更不知道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在哪儿。韩起科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问：“二位股长是才去库房呢，还是查看完了化肥，已经从库房回来了？”赵大疤犹豫了一下答：“我们是查看完了，从库房那边回来。”韩起科冷笑道：“既然是从库房那边回来，雪地上应该留下你们从库房往这边来的脚印。可是，脚印呢？脚印在哪儿？”他指指在暗淡的月光下，通往库房去的那块光洁无痕的雪地，问赵大疤；然后不等赵大疤回答，又说：“脚印可能挪了地了。赵股长，能陪我去找找您二位失踪了的脚印吗？”说着，便要赵大疤和年股长，跟他一起往招待所我住的那间屋子过来。赵大疤怎么也不愿意过来，便大声嚷嚷起来。我们在屋里听到的嚷嚷声，便是这声音。 听到赵大疤的嚷嚷声，屋里的人自然都明白，这是赵大疤故意在向这边发的“警报信号”，是在告诉这边的人赶紧把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安置好了，别再让韩起科发现了他。于是，朱副场长立即让“表舅”从后窗户里跳出，然后便带着李副场长、马桂花的父亲从容地向韩起科走去。“啥事呢？起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他微笑着跟韩起科打了个招呼。“您和李副场长也够辛苦的。”韩起科冷冷地挖苦道。 朱副场长故意不回应他的挖苦，只是对赵大疤和年股长说道：“你俩在忙啥呢？明天一早，高场长还要找我们谈丫儿塔备耕备料的事，你们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 “那是那是……”赵大疤连连应声。他当然明白，朱副场长这是在替他搭台阶脱身哩。再加上，他看到朱副场长等人从我那屋里往外走时，人群中已经不见了那个“表舅”，知道他们已经把他安置妥了，心里就更是松下了一大块。他觉得，只要没让韩起科看到他们跟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纠缠在一起，韩起科就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他就没再把韩起科放在眼里，一边应着朱副场长的话茬，一边就跟年股长一起，转身径直往场部家属院方向走去了。但他没料想，转过身去还没走出两步，韩起科就让两个队员扑过去挡住了他俩的去路。他刚想发作，却看到，另两位小分队队员(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儿子赵光)，从我住的这排平房的后头，押着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待走近了一看，被押过来的，正是马桂花的“表舅”，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原来，韩起科听了马桂花的汇报，得知这几位不怀好意的场领导正跟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嘀咕事情，便一边带人急急赶来，从正面堵住了往外走的赵、年两位股长，一边派赵光带一个男队员上屋后去堵可能跳窗再度逃跑的那个退伍军人。恰被他逮了个正着。 这时候，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点什么，给这几位解一下围了。他们还没有把情况给我说透彻，但直觉告诉我，他们掌握的那些情况，可能对最后解决冈古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不能让他们被韩起科这个狗屁孩子带走了，进一步恶化了冈古拉的局势。 “这位退伍军人是来找我反映情况的，跟两位副场长，和几位股长主任，跟桂花她父亲和赵光他父亲都没关系。”我急急地说道，还故意点了一下马主任和赵股长的“父亲”身份，想以此来缓和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也企图使韩起科那小子能顾及这种特殊关系，而在处置他们时别太“不讲情面”了。但显然，这一招没起任何作用。不仅韩起科没对两位“父亲”有任何表示，连在场的两位子女，居然对“父亲”也没任何表示。这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更感到吃惊。 “顾卓群同志，能把他们带来的那些书面材料，借给我看看吗？”韩起科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在拿住了那几个人以后，接下来，他要对付我了。 “什么材料？”我装作茫然不觉的样子，反问。 “他们上你这儿来告高场长的状，总要带些书面材料之类的东西。告状总得有状纸啊。” “谁来告高场长的状了？我怎么不知道？再说，即便有人要告高场长，也不会上我这儿来啊。” “顾卓群同志，别把我当小娃娃看待……” “韩分队长，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把你当小娃娃看了？” “你可以瞧不起我韩起科。可是……” “嗨，我怎么会瞧不起你韩分队长呢？我初来乍到地……”我忙解释。 但韩起科这时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转身下令：“建国，树连！”那两个叫“建国”和“树连”的男队员便应声走到我面前，看样子是要搜我的身了。同时，韩起科又示意马桂花，让她带领另一位男队员，上我房间里去搜查。居然要跟我来这一套！我一个箭步蹿到房门口，大喝一声：“谁敢乱来？！”并狠狠瞪了马桂花一眼。马桂花只得站住了。 “马桂花！”韩起科在那边也大喝了一声，催促她下手。马桂花只得红起脸往里闯。我把手往对面门框上一支，断然挡住了她，并回过头去对着韩起科吼道：“你要搜我屋，带搜查证了吗？” “搜查证？”他冷笑着走到我面前，示意马桂花退后，而后逼近一步，对我说道：“搜查证？”说着，一把攥住我支在门框上的那个手的手腕，看样子是要跟我来硬的了。这时，我全身的血一下全涌到了头上，两只眼睛都跟着了火似的滚烫灼热。我决心要警告一下这个狂妄的狗屁孩子，起码让他知道，随意剥夺别人应该享有的自尊，随意违反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时应遵守的规则，包括在没有得到别人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地扼住别人的手腕，都是会受到惩罚的。我想借力发力，(这也是我小学时一位老师教给我的几招防身术之一)，利用他前倾了上身来抓我手腕，整个人的重心发生变化的那一瞬间，翻腕，跨步，别腿，击肘，即便不做进一步的动作，也得让他狠狠地摇晃着趔趄一下。这一整套动作后来我做过很多遍。在中学时，甚至还让一个总是对我们男生横眉竖眼，对女生嬉皮笑脸的体育老师接受过一次重大教训。(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初中三年的体育成绩始终及格不了。)但是，当我按动作要领去发力翻腕时，应该能轻易翻得过去的手腕，此时却怎么也翻不过去了。立刻感觉到，抓住我手腕的不是什么一只人的手，而是一把钢叉，或者是一段老树的树根。我一惊，本能地去打量了一下这个长得既比我矮、又比我瘦、年纪也比我小得多的韩分队长，居然会有那么大的一股内力。就在我完全不能动弹的这一刻间，马桂花趁机带人进屋，抄出了“圣徒”他们带给我的那本“材料”。然后，韩起科就松开了手，不仅带走了那个退伍军人，同时还带走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桂花的父亲。 十三、监视 他没把我带走，但却留下人来监视我，并明确告诉我，在查清问题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场长的允许之前，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一步。 但他却没把我带走，只是留下人来监视，并明确对我说，在查清今晚这件事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福海的允许以前，我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我问他：“什么文件规定，一个新任命的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不可以和冈古拉的副场长、股长们在一起见个面说个话？什么文件规定，你可以随便带走人？而且他们都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干部。韩起科，你也太无法无天了！”他默默地看了看我，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人似的，然后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带着人就走了，留下马桂花和另一个男队员来监守我。我马上请马桂花放我去见高福海。她不表态。我问她，冈古拉到底谁说了算？是韩起科说了算，还是国家的法规说了算？我说得慷慨激昂。她还是不作声，不表态。但当我试图冲出房门去找高福海时，她和那个男队员却很坚决地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架势就像是要跟我做拼死的决斗一般。“桂花，几个小时前你还想着要跟我认真谈一谈，你不希望冈古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你不希望你的表舅和你那才十九岁的表舅妈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可是，你现在继续这样跟着韩起科胡作非为，冈古拉的局势就将不可挽回。你不明白？”我冲着她大声叫喊着。她只是怔怔地站在我面前，惶惶地看着我，一声不吭…… 嗣后，我俩相持着，足足沉默了十几分钟。现场气氛的确让人感到窒息。先是一连串的疑问无法解释。现在又增加了个“神经不正常”的问题。假如高福海真的如“圣徒”和朱副场长他们所说的那样，神经已经有些不太正常了，那，所有这些事情的处置和对待，都得采取另一种方式了，而且真得抓紧，真得赶快，真得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断然结束这么一档狗屁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整个局势的主动权果真是被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老人控制在手中，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那，我们从上到下这一大串“神经正常”的人，千辛万苦，担惊受怕，挖空心思，并耗资巨大地跟他忙活周旋了这么长时间，岂不完全无聊，完全可笑，甚而至于又完全可悲？！ 假如不是呢…… 假如高福海所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似乎都很不正常的事情，内里却真的都拥有它们发生和存在的必然和必要的因素，那，又在说明什么？换一句话说，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纯属不正常的事情，假如究其原因，发生在高福海身上，发生在冈古拉这个地方，恰恰是十分正常的，十分必然的，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些人的“神经”和“感觉”，以及对这世界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些不正常了？是不是还说明“圣徒”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但是看那位“圣徒”又是那么的真诚、执著，有可能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吗？况且，他还是小桂花的亲生父亲。 哦，还有那个韩起科，他正常吗？ 这一群人怎么都集合在了冈古拉了？ 他娘的！ 我马上告诫自己，先别激动，顾某人，您先别激动。目前绝对不是需要激动的时候。千万要沉住气……千万别、激、动…… ………… 而让我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小时后，事情居然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 韩起科把朱副场长等人带到场部机关，集中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留下两个小分队员看守，把马桂花的“表舅”带到隔壁办公室，单独“关”着，就急急地去找高福海汇报情况去了。这时候，他得到报告，高福海在处理完退伍军人集体闹事“事件”后，哮喘病和腰腿病同时发作，经过现场紧急处理，病情暂时得到控制，现正在被送回场部来的途中。韩起科立即下令，让机修连发动着那辆惟一的解放牌卡车，去半道上接高福海。起程前，他担心哮喘病发作中的高福海受不了驾驶室的那个汽油味儿，也担心把他放到四处透风的车厢里，又经受不起这一路的酷寒。故而，让人从库房里扛来十几麻包头年剪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羊毛，在车厢里堆出一个基本不透风，又可供高福海躺坐的“小高间”。并把卫生队那位秋大夫也从床上叫了起来，一起带上。没想到，麻烦就出在了这半道上。 韩起科是在离丫儿塔不远的四排子沟那个高坡上接到高福海的。高福海一上车，就一口接不上一口地喘急起来，询问这边的情况。韩起科一开始还不愿细说，只想赶紧把高福海拉回场部，先让他暖暖和和地躺下来再谈别的。反正，人证物证都已拿到手，不用着什么急了。这一段时间以来，韩起科一直在怀疑，冈古拉内部有一帮子人在背后“捣”高场长的“鬼”，在跟他的冈古拉过不去。近来，他还觉察出，马桂花的父亲和朱副场长他们暗中有一些不正常的来往。(这个迹象还不是马桂花提供的。)只是苦于拿不着确凿的证据，而没法站出来说话。他从来不信，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那样的人会真心实意地“善待”冈古拉。他从来就认为，这些人只是出于一种强迫，才会勉强在这儿干到了今天。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和高福海有根本的分歧。只是碍于高的面子和威望，也出于对高的感情，他才把跟朱李赵等人的关系，勉强维持到了今天。得到马桂花的报告，说这几个人居然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凑到了一起，可能正在“密谋”什么。他特别高兴，觉得彻底揭开冈古拉盖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会儿，高福海如此急切地催问情况，他只得把其他无关人员全都支下车，只剩下他自己和高福海，才把那份“黑材料”递给了高福海。高福海掂起那份材料，随手翻了一下，问：“啥材料？” 韩起科怔怔地看着高福海，非常严肃地说道：“还是您自己看吧。” “你今天咋的了，非拿我一把？叫你说，就说嘛。”高福海面无表情地叱责。每回都是这样，到了接近发怒的地步，他平时较为丰富的脸部表情，会突然间变得木呆起来，眼神也会骤然间灰暗，仿佛雷暴雨来临前的大戈壁天空，一时间变得特别的沉闷而凝重，寂静而浑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到这时刻千万不能再往下招惹他了。韩起科当然是熟知他这特性的，便赶紧从他手中拿过那份材料，解释道：“不是我不说，而是我张不开这嘴……” “怎么张不开这嘴？不就是说我主观武断，大搞一言堂嘛，还能有啥？总不至于说我吃喝嫖赌吧？” “您……您还是自己瞧瞧吧。说得比吃喝嫖赌还难听咧。” “是吗？”高福海这下当真了，眼神中立刻掠过一丝疑惑和不快。“还能说我啥？啊？说嘛！” “我真的没法说。” “你狗日的！” “我驴日的也没法说！”韩起科跟着也大声叫了一声。 “……”高福海不作声了，慢慢直起脖梗，又深深喘了一口，然后稍稍抬起头，偏过一点眼角去细细地打量韩起科。他知道，韩起科激昂到这份上，说明他是真说不出口。那几位在材料里到底说了他一些什么糟屁话，居然让韩起科当着他的面都没法张嘴转述？他倒要认真瞧瞧了。韩起科赶紧把花镜给递了过去，又把那份材料递到他手上，并从挎包里掏出一只手电，替他把亮照着，再告诉司机，场长正在车上看材料，得把车开稳当点。其实，韩起科这话说得有点多余。司机是老司机了。他虽然不一定知道场长在车上干什么，但只要场长在车上，不用吩咐，他都会特别用心，尽量避免急踩油门急刹车，尽量绕过路面上的那些坑坑洼洼，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 没花太多的时间，高福海就把这一本材料大略地给读完了。让韩起科大感意外的是，高福海读完这份向上“密告”他“神经不太正常”的材料，竟然没发火，只是疑询般地看了看韩起科，呆坐了会儿，问了句：“这材料，你是从他们手上直接拿获的？”在得到韩起科肯定的答复后，稍稍愣怔了一下，又随手去翻了翻那材料，而后嗒然垂下头去，默坐了一会儿，问：“你把那几个人怎么处理了？”得知韩起科已经把朱、李等领导，连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一起都隔离了，等着他回去处置，他居然都急了，忙命令韩起科赶快去把朱、李等人放了，甚至要他把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也赶紧给放了。 “这时候放了那个军人，他可能还会往外跑。”韩起科不等高福海吩咐完毕，就担心地说道。 “让他跑。” “高场长……” “我告诉你，他要愿意跑的话，就让他跑！” “高场长，这些人要搞垮我们冈古拉……” “你到底还听不听我的？” “高场长……” “快去！” “那……您咋办？” “我，你就别管了。那个顾卓群，你把他怎么了？” “我让马桂花带人把他限制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了。” “通知桂花，从招待所撤回来。” “高场长……” “你还担心那个顾卓群会跑了？他往哪跑？他怎么跑？你不逼他，他干吗要跑？做事情之前，怎么不动动脑子？你脖子上长着的那个玩意儿，是干啥使的？啊？赶紧，你坐这车先回场部去把这些人妥善处置了。” “……”韩起科不说话了。他显然满肚子的委屈和不通，但这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跟场长较劲下去了。虽然事关“冈古拉的命运”，虽然从来没看到自己最为佩服的场长居然会如此“糊涂”和“软弱”，但这时候自己已经不能再往下较劲了。一直跟在卡车后头的那几辆马爬犁，这时已经赶了上来。赶马爬犁的都是他带过来接高福海的小分队队员。他更不能当着那么些小分队队员的面，跟场长较劲。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他又亲自带领那些小分队队员，从卡车上搬下一包包羊毛，在一辆最大的爬犁子上重新为高福海布置了个抗寒抗颠簸的“座位”，然后对那个驾驭马爬犁的小分队队员，进行了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务必小心操控马爬犁，并请秋大夫一路上照顾好高场长，便跳上卡车，赶回场部去执行高福海的命令了。 待高福海赶回场部时，天色差不多快要转明了。他到家，只在火炉子跟前稍稍暖和了一会儿，匆匆喝了碗滚烫的山羊奶，几乎没等自己冻硬了的身子完全放松软和了，就把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找来说话了。也许是秋大夫早先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各种鲜奶，以山羊奶为最滋补。从那以后，高福海家的后院里，就一直喂着一群胯下垂挂着巨大粉红色rx房的奶山羊，并不断淘汰其中衰老瘦弱的，补充年轻丰美的，以保证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有山羊奶喝。在卫生队那一二十个大夫护士中间，他最信秋大夫的话。个中原因，不详。秋大夫早年，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营业执照，却在老乡公社各大队里行医多年，是一个极受周边老乡们敬重的“游方郎中”。 先回到场部的韩起科，原原本本向朱、李、马等人传达了高福海的“指示”，请他们立即回家去“休息”，但并没有按高福海要求的那样，向他们道歉，也没有把马桂花的那个表舅释放了；然后，打电话到招待所，通知马桂花，她和那个男队员可以撤了，但天明以后，让她到小分队队部来接受新的任务。“啥新任务？”马桂花问。“性急啥？到时候就知道了。”韩起科答道。这时候，这小子已经预感到冈古拉整个事情要发生某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为这即将到来的“变化”做着相应的准备了；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给自己煮了半锅苞谷糊糊喝了，又吃了十来片烤得脆脆的苞谷馍，和衣躺下，沉沉地睡去。 朱、李、马等人在得到解禁后，却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立马欢天喜地地回家走了。没有。他们谁也没走。即便在韩起科走后，他们几位也没走，相反，显得越发地沉闷，紧张，困顿，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机关那个冰凉的小会议室里。好大一会儿后，朱副场长才首先开口打破了这让人窒息的沉寂，艰难地对那几位说道：“你们几个走吧。我留下承担责任。总得有个人为这事承担责任……”“如果是这样，干吗要让你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呢？”马立安(马桂花的父亲)反驳道。他的目光再度炯炯起来。干瘦的脸庞上也再度布满了“圣徒”们独有的那种专注和大无畏的神情。“不要蛮干了。学学赵大疤吧。快走。”朱副场长焦急地站起，向窗外探视了一下，回头来催促。李副场长却无奈地苦笑笑，轻叹了一声，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现在怎么做，都晚了。谁走，谁留，都无济于事了。马立安激动起来。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冈古拉负责，也是对高福海他本人负责。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任何人。”“可以面对任何人？！你还是先去面对面对你那位宝贝闺女吧！”李副场长不无有些怨气地堵了他一下。这位李副场长显然对整个事情一下“败露”在马桂花手中，依然感到忿忿。“既然这样，那我们都留下，赶紧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面对高场长。我们必须跟他强调，我们只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只是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有些不理解，有些跟不上趟，除此以外，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说法……”朱副场长赶紧说道。“没有？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样的字样：我们郑重提请上级组织注意，高福海同志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李副场长又苦笑道。“这个好办。”马立安忙说，“材料是我起草的。材料上的笔迹也是我一个人的。我就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材料并没有经你们几位过目……”“我记得我好像在材料上动过笔，留下过一点笔迹。”朱副场长忽然想起这一点，颇有些紧张地说道。“我好像在材料上也勾勾画画过。”李副场长说道。“没事没事。”马立安忙安慰道，“材料从你们那儿拿回来时，我仔细复看过。你们的确动过笔，但只是在某些字句下面画了些杠杠，没批过字。” “一个字都没批过？”朱和李忙问。 “没有。” “能肯定？”朱副场长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追问。 “能肯定。反正我印象中，你们是没留任何批语。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这份材料的具体意见，所以复看时相当认真，以为你们总会留下一点批语。但始终没找到。当时还觉得挺遗憾，还想着要再去找你们一回，就如何进一步修改这份材料的问题，再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 “那就好。那就好。”朱副场长几乎抑制不住地松下一大口气。然后，又把那二位叫到一个角落里，低声地就一会儿跟高福海的对话中，如何统一相互间的口径问题，认真进行商讨。 高福海喝完山羊奶，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 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 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之所以提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只是觉得他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又有十来年没回老家探过亲，无非就是想让他出去转转，瞅瞅，放松放松，真没有别的意思。肯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一连诚惶诚恐地跟他说了三个“没别的意思”。 但后来，高福海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当着朱、李二位，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出：“有些同志希望我离开冈古拉，躺倒休息。看来，我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该彻底休息啦。”他每一回这么说的时候，朱、李二位都会如坐针毡般地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李副场长，脸色一下就变得像死灰般惨白，头也立马耷拉下来，半天不再吱声。从那以后，他俩再没敢跟高福海谈什么身体问题，更别说去跟他提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甚至都不敢上高家去聊天喝酒，但又不能不去。 高福海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真的不需要休息和探亲，更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到死也不会生什么病。事实上，这些年来，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哮喘，胸闷，头胀，头晕，右手手指尖麻木，右眼视力减退……以及心脏不规则地间歇停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年复一年地在加重之中。对这些，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xxx”，或“xxx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 十四、处分决定 据说，该处分决定是由朱副场长去向韩起科宣布的。朱副场长告诉韩起科，实在不该由他来宣布这个决定。但高场长非要他来，他只得来了。韩起科说，没事。你来就你来吧。谁来都一样。朱副场长说，我们也没想到他老人家最后会这么结束这件事。韩起科说，结束了吗？你们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朱副场长说，他把那两个北京来的护送干部也放了。退伍军人们重新表过决心了，要在丫儿塔真正扎下根，好好干。这件事，应该说结束了。韩起科只是木木地看着朱副场长，没做回答。朱副场长说，三个月后，等他再把你的小分队队长一职恢复了，冈古拉就还是原样了。韩起科低下头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似乎并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冈古拉不可能是原样了。一年年，一天天，它一直在改变着。一百年来，一千年来，一万年来，都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不懂。他看着那位眉目间仍留存着一点俊俏之气风骚之气的朱副场长，心里这么想着，但嘴里却还是啥都没说。朱副场长见他只是不说话，闷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刚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问，有啥话要带给高场长的？韩起科说，有啥话，我自己会找他去说的。朱副场长说，他让我转告你，最近他不会再见你了。要有啥话，就让我带去。韩起科说，那就算了。朱副场长问，算了，是什么意思？韩起科说，算了就算了嘛。还能有啥意思。朱副场长说，韩分队长，你还年轻。比起我们这些半拉身子已经入土的人来说，你真是年轻得很啊。受一点处分，不算啥，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了。尤其是在冈古拉，更是要不得；你在冈古拉一旦自暴自弃了，那真跟掉到炉碴子堆里的豆腐脑似的，就再没法子收拾了。我和李副场长，马主任，赵股长，从来没在高场长跟前说过你半句坏话。他这回怎么想起要停你的职，我们几个也是实在找不到个头绪。百年大树留个桩。你前途不可限量哩。人生路上一点小磕绊，就只当喝水呛了，吃饭噎了。老虎作威作福还要打个盹咧。千里马就不失前蹄了？真是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他一口气说了十来分钟，很真心诚意的样子，也很感慨万千的样子，后来就走了。 当天下午，马桂花到招待所来找我。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跟我叙说了一遍。 “祝贺你啊。”我说道。 “祝贺我啥嘛？”她说道。 “听说你爸给你找了个好对象。”我顺口跟她开了个玩笑。 “不说笑话底咧……”她着急地跺了一下脚，一着急，口音都变了。 “祝贺你当了小分队队长了。”我忙收敛道。 “快别提这事了。”她的脸立马胀得通红，眼眶里也当即闪动起泪水，表示了极大的不安。 “坐下说话嘛。我这儿又不卖站票。”我笑道。尤其是跟马桂花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不想把场面搞得太正经。但她还是没坐，用她那一对特别明净、此刻又显得特别困惑和无所适从的眼睛看着我，那并不显得怎么饱满的胸部同时却频频起伏着。过了一会儿，她犹犹豫豫地请求道：“您能跟高场长说说吗？韩分队长他一心一意为着咱冈古拉咧！”她着急地说道，见我没有马上回应她的请求，忙追问道：“您不信我说的？”脸色一下变得青白。忽然间，一个念头从我心间冒起，并且灼灼地刺痛了我：“备不住……备不住……这丫头一直在暗恋韩起科？”我忙去打量她，不知是“总觉得隔壁邻居偷了斧头”的那种心态在起作用，还是这小丫头天生地不会掩饰自己，她此时流露出的那种焦虑、怜悯和关爱，似乎在百分之百地证实我刚才的猜想。 “你……你大概喜欢上韩分队长了吧？”我故意拉长了音调，问。 “顾校长，咱们说正经事儿，不说这笑话咧。”她的脸再次大红起来，慌慌地惶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强使自己平静下来，赶紧背过身去，把手伸到炉盖上去，装着在烤火的样子。她的手指并不算修长，这反倒使她的整只手显得特别圆润丰满结实。 “全怪我……全是我不好，沉不住气，把事情搞糟了……”她忽然抽泣起来。 “别这样责怪自己。谁也料想不到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谁也别说自己对明天到底能负什么责，该负什么责。” “是我不好……”她捂住脸，大声哭了起来。这时，门外廊檐下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并明显往这边响来。我忙对她做了个手势，让她赶紧别哭了。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刚接替韩起科当了小分队队长的马桂花跑我这儿来哭鼻子。这要传出去，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冈古拉处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关键时刻，还是少一点猜疑和误解为好。这对谁都一样。 马桂花还算是懂事的，忙停止了哭泣，拽过我那条毛巾，赶紧把泪痕擦了，端端正正地坐到火墙跟前那张板凳上。等敲门声起，她还主动迎上前去开门。来人是招待所的牟管理员。他说他刚接到高场长的电话，让他赶紧来通知我，让我马上去他家。 “没说啥事吧？”我问。 “有啥事他也不会跟我说啊。只说让您这就去，一点也别耽搁了。” “行。我这就去。”我站起来，一边往外送他，一边应道。临出门了，管理员也没忘了趁机讨好一下刚得到提拔的马桂花：“马分队长，今后多上招待所来指导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甭管是啥吧，尽管吩咐。” “吩咐啥么？我不就是临时替人管几个月家吗？以后，等我不管这个家了，你牟管理员还能认得我这个小丫头，就谢天谢地了。”马桂花挖苦了他一句。 “马分队长，瞧你说的！我老牟可啥时候都没亏待过你。不信，你回家问问你老爹去，去年我就跟他打过招呼了，啥时候给你办喜事，我给张罗酒席，管保又便宜又体面。”说着，迈着他那外八字的鸭子步，哈哈地走远了。马桂花立刻又变得非常严肃，急切，一下逼到我跟前，说道：“高场长一定是找您去谈韩分队长的事。你一定得帮他说几句公道话。真的真的，起科这人心里绝对没半点歪的邪的。要说他再不可信任，那冈古拉就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了……” “你那么肯定？”我心里略有点酸涩地问道。 “我跟他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她委屈地叫道。这一刻她脸上的神情，让我明显看到了一个年轻“圣徒”的形象。天呐，又一个“圣徒”。我不禁略略地哆嗦了一下。 “可……高场长能信我说的？” “他信。他肯定信。”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他调查过您……他亲口跟我们说过，他说您也是打小在戈壁滩上长大的，说您这个人挺实在。他还说你在宿舍里挂着一副您自己写的字。那上边写着什么……什么‘这一生决不飘浮，还要把扎扎实实的人生脚印留在我心爱的哈拉努里’之类的话。有这事儿吗？” 我惊讶。无比惊讶。我的确写过类似特别小资的话。那是当年，刚进机关的时候，为了婉转地向机关里的老同志和镇党委的领导表示我的决心和态度，写来压在我办公桌那块玻璃板底下的。（不是挂在宿舍里的。这一点，跟她说的有出入。）但是，一年后，我就把它撤了。在经历了十来个月机关生活中种种人事风波的磨炼和刻蚀，逐渐老到起来的我，也受不了它那股稚嫩的奶味儿和几乎要让人倒掉牙根的酸味儿了。机关里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们还为此笑话过我。再后来，玻璃板也裂了，渗进的茶水把那张纸条洇黄了……我在裂缝处贴上很宽的胶条，把那张纸条遮盖住了。再后来，我就把它撤了。谁会把我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透给了冈古拉的高福海？还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高场长不会亲眼看到我写那张纸条的吧？”我婉转地探问。 “那当然。是你们机关里的人跟他说的。” “谁呀？” “那我不能说……”她调皮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你瞧你瞧，还要我到高场长跟前去替你为韩起科求情。可你……不过这要是真让你特别为难，那就算了……”我故意退让了一步，并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这一招果然见效，她马上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我似的，愧疚地瞟瞥了我一眼，然后，吐吐吞吞地说道：“听说是你们镇机关的一个什么人。” “镇机关的人？谁？” “这，就不太清楚了。高场长也没细说。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 镇机关的人？谁？谁会留心收集我早年的这种生活细节，来向高福海报告？机关里真有高福海的“线人”？有趣！联想到高福海能那么详尽地掌握“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这个“线人”应该是张宋二位身边的什么人。谁呢？忽然间，一个嫌疑对象一下在我视线里蹦出——小哈。哈采英同志？对，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呢？她是宋振和身边的人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冈古拉人。是的是的，她亲口跟我说过她是冈古拉人，她一大家子人在冈古拉生活过许多年，后来是宋振和这小子把她和她的一家子调到镇上去的。离开哈拉努里前的那天晚上，她来给我送行，还送了一本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给我。临了要走了，她还突然说了一句，她这些年一直挺怀念冈古拉的……她说外头的人都不了解冈古拉荒原，更不了解长年生活在这荒原上的冈古拉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冈古拉荒原和冈古拉人。她说外头的那些人卑视冈古拉，瞧不起冈古拉，只表明他们是一帮特别自以为是，特别自作聪明的家伙而已。在她看来，这些家伙一个个都特别可笑等等等等。哦，她还说什么了？记不住了……当时，只顾着欣赏她说话时的那种特殊神情了——因为，平时很少看到比较沉默寡言的她一口气说那么多的话，也很少见她能把话说得如此“咬牙切齿”和“淋漓尽致”。一旦真的看到时，认真体会了一把一个长得并不好看的小女子，一旦“恶向胆边生”时，那种从每一个骨节眼儿里焕发出的神采魅力，还真就被她完全吸引住了。 “高场长没跟你们说，那个给他透消息的人是男是女？”我再向马桂花追问。我得落实这个“线人”到底是谁。 “没说……” “也没说是在机关干啥的？比如，在保密室什么的……” “没说……” “哦……”我很失望地叹了口气。但我还是认定了这个“线人”就是小哈。因为有一回——大约是半年多前吧，这位哈采英同志到我办公室里来通知什么事，说完事，居然呆着没走，一直盯着我那破玻璃板看，过了一会儿才问：“原先你这儿压着的那张纸条呢？”我笑道：“干吗？早撕了。”她还不信：“不会吧……”我当即把玻璃板起开，验证给她看。她还惋惜地叹道：“撕了干吗？那句话说得挺好的。”第二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先行已经在那儿排着队的她，破天荒地招呼我过去，让我加塞儿到她的前头，并在后边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她说：“喂，‘脚印’同志，你真把那么好的一段话给撕了？” 机关里，除了她，没人会认为这段话真有多好。那么，一直“深藏”在哈拉努里镇机关，为高福海提供种种“情报”的，就是这位小哈同志了？！！ 我下意识地再次抬起头去打量马桂花，下意识地拿眼前这位“小桂花”去跟我记忆中的“哈保密员”做比较。这时，“小桂花”恭恭敬敬地坐在我那张招待床的床沿上，双腿并拢了，两只脚也并拢了，两只手撑在床沿上，完完全全像一个荒原深处人家初入洞房的新娘……她和小哈一样，神情中都有一种我非常熟悉、又特别需要的东西，那是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又总在撩拨我心尖，让我躁动而又在渴求着。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她们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绝对认命的。但走近了再细看，她们也有渴求，也是不满，更在祈望。我真想轻轻地走过去，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跟她说……说一句什么……我忽然想起，在“屠宰场”她那个大房间里，她那张床，床腿是土块垒的，床板是用苇把子，或红柳把一类东西替代的。印花床单早已褪成淡黄色的了，床沿上也铺着一块塑料布，但不像小哈床上铺着的那块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她这一块更像是用运送化肥的包装袋改制的。床前整整齐齐地并排放着四块红砖，红砖上放着一双带搭襻的黑布鞋。“抢着在我进屋前，连自己的袜子都给收起来了，为什么没想着把这双布鞋收起来呢？”当时我还暗笑了一下。但后来，我总不住地要去注视她那双放在砖上的鞋。感觉中，好像她悄然隐身坐在床沿上，故意只露着自己那双脚和鞋，在倾情注视着这冰冷的“屠宰场”以外正发生的一切…… 当时，我还暗自告诫自己，她还没满十七岁，而你又刚到冈古拉，还肩负一份重要使命。感情这种事尤其不能操之过急，更别过分放纵了自己。但我马上又反驳我自己：我怎么放纵自己了？又怎么操之过急了？更何言“过分”之有？我不就是看了两眼她这双鞋嘛（而且还是悄悄地看的），暗自想象了一下她整个的人和她那双脚……悄悄地寻找了一下弥漫在她这屋里的干草（青草？）气息……哦，你闻到过，刚进入夏日的那头一个十天里，鲜嫩的苜蓿草还没开花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吗？你闻到过成千上万公顷紫木樨长到你齐胸高以后，一下子绽放出那无数小胡蝶般大小的紫色花朵时，发出的清香吗？不，不是让你远远地嗅一下，而是让你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整个“淹没”在那紫色小花的大海深处，你所能接受到的那种气息，那种非常非常浓烈，却又非常非常清淡悠远的气息…… 哈哈，你没有吧？啧！ 十五、包围 就在我刚要离开招待所，去高福海家的那一刻，事情急转直下，小分队的人忿然包围了高福海家…… 就在我刚要离开招待所，去高福海家的那一刻，从招待所管理员老牟的嘴里，我们得知，小分队的二十来个队员在范东和张建国的带领下，包围了高福海家，要求高福海“宽恕”并“留用”韩起科。老牟还说，高福海刚打电话过来，让马桂花赶紧去他家，帮着处理这件事。“这些死娃子，咋弄的嘛，脑袋瓜子里都长满了碱蒿蒿呢？！”马桂花苍白着脸，一路上都在惴惴地埋怨着她的那些小分队队员。 听说小分队队员包围了高场长家，场部直属连队不少的职工家属和一部分场机关干部也都赶了过去。不过，他们还算懂事，并没有都堆到高家的大门口，只是远远地挤在高家周边林带里，站在那齐脚脖子深的雪窝窝之中，静静地等着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一种极度困惑和极度兴奋的神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场机关组织组的一个干事奉高福海之命，在大门外迎候着我和马桂花。 “那帮不长脑子的家伙呢？”马桂花一边问，一边向屋里大步走去。进了屋，果然看到那帮“不长脑子”的家伙，乌泱泱地挤在大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个垂眉耷眼，屏气敛息地，没半点“请愿”和“申诉”的气势，反倒是像一伙受训斥的“小媳妇”。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马桂花狠狠瞪了他们一眼，低声埋怨道：“你们想干啥呢？是嫌高场长给韩分队长的处分太轻了，还是怎么的？”非常了解高福海为人的马桂花担心，小分队的人这么一闹，反而会激怒高福海，使他加重对韩起科的惩处力度，结果就会对韩起科更加不利。小分队的这些娃娃刚才也是一时冲动，有人带头一吼叫，就都跟着来了，但等真的走进高福海这大屋，一旦真的面对了高福海，他们不仅不敢有丝毫的不恭，还习惯性地紧张和哆嗦起来，脑子里一阵阵地发胀，发木，空白，原先准备好的那许多话，嘀嘀嘟嘟地全说不清楚了。他们正为此感到憋屈和窝囊，可又无法自行从中解脱。马桂花的到来，又这么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们这一下，恰好为他们启开了一个发泄口。他们正要冲着马桂花吼叫，韩起科缓步走了进来。 韩起科不是高福海叫来的。他自己要来。他想劝阻这些小分队的队员。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尽的一点责任。事先他请示了高福海。高福海既没说你可以来，也没说你别来；只是默认了韩起科的这个请求。高福海默认，当有他的目的。一会儿，我们便就能看到他这里的用意了。 韩起科进屋以后，没人上前跟他打招呼。但所有正在大声嚷嚷的小分队队员，骤然间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大屋里一下子变得很静。很静。他们都向着他站的方向，转过了身去，怜惜地忧虑地打量着自己的这位前任队长。一夜未见的韩起科，此时略显得有些憔悴，但仍做出一副很坦然的样子，把双手插在他那件单薄的大衣衣兜里。他没向这些队员们走去，同样只是略略侧过一点身子，向他们很平静地发出几声责问：“你们干啥呢？啊？干啥？” “……”没人作声。没人回应。 韩起科知道大伙心里难受。他心里也难受。他知道大伙心里委屈。他心里更委屈。他知道，无论是在冈古拉，还是在哈拉努里，或是在哈拉努里以外的那许多地方，相当多的人对他们小分队都有各种看法说法，有激烈的议论。尤其是在冈古拉，人们不敢谈论高福海时，便把心里许多的怨恨都宣泄到他们小分队身上，特别宣泄到他这位“队长”身上。替高福海承受这种宣泄，他觉得也是他应知应会应负的“职责”之一。他从来没有奢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让高福海完全满意。他希望他能满意，但他不奢望。他知道自己还“稚嫩”。他知道自己惟一能做的是“尽责尽心”。也就是说，面对冈古拉，面对高福海，他要做到无愧。他特别相信这样一句话：尽力不尽力，是态度问题，做好做不好是能力问题。在两者无法兼得的情况下，他觉得首要的当然是要端正那个“态度”，先要做到“尽心尽力”。就像那黑杨树一样，千百年来，它求的就是一个“长着”。我在这儿“长着”。寥廓长天，苍茫荒原，我“长着”，我“活着”，我尽心尽力地干着。太阳啊，无论你怎样地东升西落，左躲右闪，在你辉煌的光彩下，总有我的一份影子在证明着我的向往和存在。他要求自己不去计较后果。不计较得失。我做过了，这就是一切。我可能有错，但我是尽心尽力的…… “听口令。立正……”韩起科即刻把队伍搞整齐了，让他们向右转，起步走，向大门外走去。但没等队伍走出几步，高福海突然开口了：“行啦行啦，就这样着吧。都给我站住。”从那些小分队队员涌进屋来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深陷在他那把木圈椅里，用右手托住自己的腮帮子，定定地看着这帮子娃娃，没吱过声。 “早就有人上我跟前来告状，说这个小分队，是老虎尾巴摸不得，大象屁股推不动。看来，还真是……”高福海说道。 “这个责任在我。”韩起科忙说。 “我说的就是你！你还以为我在批评谁呐？！”高福海一下把嗓门提高许多，紧攥住圈椅两边的把手，直起身，对着韩起科吼了起来。骤然间，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尖锐了。韩起科立即耷拉下脑袋，黯然不作任何反应。高福海当然不依不饶，继续数落：“哪来恁大的怨气？什么了不得的官儿，都不能停你的职了？你韩起科怎么就那么牛皮？嗯？！”高福海刚说到这儿，范东站出来想为韩起科做一点辩护，韩起科忙瞪了他一眼，并出力喝斥了一声：“范东！”让他不要再说什么了。但范东的话已经从嘴里蹦了出来：“高场长，小分队的错误，我们都有责任，这不能全怪罪到韩分队长一个人头上……”“听听。听听。还‘分队长’哩。你韩起科这分队长是真免不了，是不？”高福海冷笑了一声。“我说走嘴了。我不该再叫起科‘分队长’，是我不好……”范东忙认错。“范东！”韩起科再次大声喝斥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高福海一下站了起来，走到韩起科面前，断然说道：“停你的职，你不舒服。那好，我让你更加不舒服，彻底不舒服，我看你还能牛皮到什么地步。”说着，他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说道：“你给我听着，我现在宣布，撤去韩起科的分队长职务，由你马桂花代理。再任命赵光为代理队副。这个命令，即刻生效。”然后又转身告诉一直远远地站在大门口的那个组织干事，让他马上回去起草打印一个正式的任免令，盖上临时党委的章子后，尽快下发给场内各单位。明天一早，让场广播站向全场广播。那干事觉得把这事放到广播站去广播，未免有些过分，但又不敢出声劝阻，只是站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就赶紧回机关去贯彻落实了。 听着组织干事走远的脚步声，在场所有小分队队员全傻呆在那儿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片赤诚来为起科求情，却为他求得个如此下场。这时，他们才回悟到，刚才桂花一进屋时冲他们吼叫的那一声：“你们是嫌高场长给韩分队长的处分太轻了，还是怎么的？”确实是号准了高场长为人办事的脉的。但这会儿悟到，实在是太晚了。现在，说啥都已经不管用了。“还傻站着等啥好果子吃呢？走啊！快走！”马桂花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快要涌出眼眶了，忿忿地对这二十来个愣头青吼了一声，自己却先朝门外跑去了。 等小分队的人全走了，韩起科才对高福海表了个态：“我服从组织任何处分决定。撤我的职，我没意见。接下来，我干啥？是继续留在小分队里当普通队员呢，还是调到下边的生产班组去劳动？” “等通知吧。”高福海生硬地回答道。 “那行。我等通知。没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吧？”他问。 “走吧。”高福海哼了声。韩起科又礼貌地转过身来对我点了点头，这才照直地走出门去。这时，马桂花和范东等人都还在大门外等着他。看到韩起科终于走出，这二十来个队员再也忍不住了，虽然没敢一下围上去，但眼泪却一下都涌出了眼眶。韩起科的眼圈顿时也红了。有两个女队员甚至唏嘘地抽泣起来。范东和建国等人走到韩起科跟前，想安慰两句，马桂花立即恨恨地冲过去，压低了声音对那两人吼道：“你们还没够？有啥话不能回去再说？”范东和建国再不还嘴，忙歉疚地冲她点了点头，连声说道：“行行行。咱们回去说。回去再说。”韩起科却说：“我就不跟你们回去了。”好几个队员立即围了过来，嚷道：“干吗呢？他还没宣布劳改劳教你哩！”韩起科忙冲这几个愣头青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大伙这才再一次沉默下来。过了一小会儿，韩起科勉强笑了笑，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仿佛在交代后事似的，一下又把在场的这些队员眼圈给说红了。他说：“我再说几句。这可能是跟你们之间最后的话了。第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到啥时候都不能含糊。下一阶段，冈古拉会非常动荡。所以，我要给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千万要记住，只有我们这些人是永远属于冈古拉的。恨我的人说我是这片荒原上的一头狼崽。其实你们也是。我们都是。除了冈古拉，我们没别的去处，我们必须真心想着冈古拉。想着冈古拉，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三，桂花这丫头不错。场党委既然已经决定由她来出任队长，大家伙就得帮着她一点。小分队的顶峰时期兴许已经过去了。但不管它今后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也不管别人还允许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事在人为嘛。你不干，啥也就没了……这就跟风一样。风原先就是一股空气。它自己要不动窝呢，看不见摸不着的，谁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可要是抱成团，一努劲儿，变成了十级十二级大风，你看谁还能不把它当回子事了？这世界上的事，都是这一个理儿。最后再说一句，不管今后发生啥变化，希望大家能在高场长的支持下，在顾校长的具体领导下，坚持把三年高中读完了。假如高场长也能允许我继续读高中，那么，我们就还会是同学。到时候，咱们还会有一拼。到时候……咱们再见面……”说到这里，他突然哽咽了一下，忙低下脑袋，耸起肩膀头，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大衣兜里，默默地站了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的两天，整个冈古拉都变得出奇地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冬日蓝天上那一抹淡淡的白云和白云背后那一片碧净的蓝天。但我的心中却堆满了各种各样还没找到答案的疑团，尤其是对高福海这个人，真是越发地号不着他的脉了，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么忠诚于他的韩起科。他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哦，高福海…… 事发后，我又特别想再见见韩起科，不只是出于一片同情和好奇，恐怕也是想通过韩起科，真正地去了解高福海。同时也是想通过韩起科和高福海，去真正接近这个已然让我开始触摸到它的神秘和复杂、沉重而高远、贫瘠又丰腴的“冈古拉”。它像一只蠕动在一片浓雾之中的巨大无比的软体怪物，黑暗中伸缩着它那数也数不清的触足，把无数块片石构成的戈壁压碎在自己笨重的身躯下边……我不知道我还会在这个高地上生活多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管要生活多久，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冈古拉绝对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么一个单一的地域而已。我不能只认为它是戈壁红柳的故乡，黄沙旱獭的福地。我想知道，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它能给我们这种被称作人的物质一些什么特殊的待遇。它可能会让我们人失去什么，付出什么。而它在人的逼迫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畸变，它在发生这些畸变时，又会逼迫我们人发生什么变化……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要弄明白这一切，也许走近韩起科，恰是个关键。我想是这样的。而我真正再次见到韩起科，却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这一个星期，简直把我忙坏了。忙到完全无暇顾及这个“狗屁孩子”的地步。那天，韩起科走后，高福海立即跟我交办了几件事。第一，当然是有关那档“退伍军人事件”。他说这档子“狗屁事件”应该让它结束了。他已经下令“释放”了那二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并委托朱副场长去跟退伍军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并邀请那二位护送干部一起参加了学习和座谈。退伍军人们在学习后，纷纷表示要继承前辈先生产、后生活的光荣传统，扎根冈古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农场临时党委今明两年在丫儿塔荒原新开耕地五百公顷的宏伟战略设想。他第二天就让马桂花带我去跟退伍军人们直接照了面。让我在“实地考察”后，“据实”给上头正式写了个报告，转告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冈古拉一切趋于正常。请各级领导一百个放心。然后，他又让我立即去那个“高级中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中止了小分队在外头的一切活动，把小分队的全体人员撤回学校搞“总结”和“整顿”。这“整顿”说起来容易，但真做起来，真是举步维艰。这三几十小分队队员，这些狗屁孩子，在情绪上顶着牛哩。他们想不通。他们也不习惯坐下来老老实实让人“整顿”。你想啊，这两年多，这些狗屁孩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作为高福海依然派出的惟一代表，一会儿冲到这儿，一会儿又冲到那儿，执行着高福海交办的种种任务，总是在公众面前居高临下地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中，他们的心早就狂放得收不拢了。碍于“整顿令”是高福海亲自下达的，他们可以不公开对抗，但他们肯定也不会主动配合你的“整顿”。因此，不管你说什么、念叨什么，他们就是一个不吭气，一个个全灰头土脸地耷拉着个脑袋，就像是在枪口下被逼来参加追悼会似的。光是给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我和那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是上海支边青年，一位是天津知青，一位是省博物馆的下放干部），差不多就花了五个整天时间。这期间，也让马桂花难受着急得哭了好回鼻子。一直到前天，这帮家伙的态度才有所松动，我们几人才得以稍稍松下一口气，开始往下安排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这时，马桂花突然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她说有一点小事儿要跟我“汇报”，便把我叫到了门外边，低声告诉我，韩起科病了，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一下。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啊？！”这才想起，自己怎么把这么一档重要的事丢在脑后了呢？连连说了两声：“该死。真该死。”便在当天下午，放下手头一切急办和不急着办的事，赶往韩起科的住处去了。 十六、一万年前的这个地方 韩起科住在场部对面一个并不太大的高地上。高地上有一口泉眼。他告诉我，一万年前，这儿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草场，连片的湖泊和沼泽。这才是他真正出生的地方。 韩起科住在场部对面一个并不太大的高地上。离场部有两三公里吧。高地上有一口泉眼。那泉眼比一间屋子大不了多少。泉眼四周长满一人多高的苇子，随风荡漾。据说每年夏初，都能在这口泉眼里，看到一种叫不上名来的鱼在扑腾。鱼身通体金红闪亮，像鲤鱼，比它长；像黑鱼，又比它宽；像鲤鱼和黑鱼的杂交后代，但生物学家中的鱼类学家们说，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杂交后代鱼，况且还是金红色的。开春时，苇子中间还会飞出成千上万只黑雀。只要你拖拉机一出动，那一群群的黑雀就会追踪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刚犁起的一条条垄沟上低低地穿掠，又不断回旋翻飞，场面极为壮观。而那种叫不上名的金红鱼，据说一到冬天，就不见了。当地的老乡都说它们从地下几百米处深的一条暗道里游回大海去了。他们深信，高地上的这口泉眼，是通着大海的。否则，你无法解释这鱼在这片亘古荒原上的来龙去脉。老人们还说，也许正因为有了这口泉眼，才会有这片苇子滩。有了这片苇子滩，才会有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有了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才会有冈古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雪雷电，斗转星移…… 高地上有两间小木屋，一大一小，那便是韩起科的住处。小木屋坐落在泉眼上边，离泉眼还有百十来米。大间住人，小间存物，还养了一匹马。两屋挨肩搭建。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个老猎手带着一个小猎人，艰难地行走在这片苍苍茫茫的高地上。翻过这片高地，再往西北走七八十公里，就是国境线了。那儿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雪山。这两间小木屋是当年北京的一个考古队留下的。他们在这块高地上挖掘了大半年。据说挖出好些惊人的东西。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就再也没坚持下去。韩起科一开始就奉高福海的命令来给他们当向导和助手。他跟他们始终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临走时，就把这两间小木屋门上的钥匙交给了韩起科。他们说，等以后经费充裕一些了，还会来继续这一阶段的工作。韩起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来，还是不来，我都会替你们看守好这两间屋子，会一直等着你们。后来，他们还把一些带不走的和用不了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他跟他们还要了一本已经翻得很破旧了的《新华字典》，还想跟他们要一块据说是旧石器时代的“燧石”。类似这种留有远古人类劳作痕迹的燧石、片石，他们在这儿挖出了好几十块。全都散放在一个笨重的木头架子上。而他只要其中的一块留作纪念。他们把那本破字典留给了他，却怎么也不肯把“燧石”送给他，还跟他说了许多关于地下文物不得由私人占有的道理和法规。说得十分严肃，十分恳切。但等他们走之后，韩起科再来收拾屋子时，却在那个木头架子的一个角落里，惊喜地发现了这块“燧石”，孤零零地呆在那儿。是他们故意留下的，还是无意间落下的？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它留下了。 这一点，可能谁也猜不到，更想不到：韩起科这么个只读过初中的狗屁孩子，却特别喜欢“考古”。他常常站在那些出土文物跟前发呆。面对这些文物，他的内心总会变得十分地不平静。这些文物总能引发他对自己前身和前世的无限联想。一块破瓷片、一根碎骨头、一个不平常的地面断层和岩石褶皱、一堆混杂在干涸河道上的木桩和一片朽坏了的木桨……他都会用很长的时间去“读”，去“品”，去“联想”；能收藏的，就当宝贝一样收藏到自己的小木屋里去。他说他只是在完备一种“家”的感觉和“家”的认识。因为在冈古拉，所有的人都有“祖籍”，只有他没有。或者说，只有他，“家”在冈古拉，“祖籍”也就在冈古拉。 跟所有十六七岁男孩住的屋子一样，小木屋里一片杂乱。但还是有一点不同，他叠了被子，也没把换下的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还有一点不同，也是我上面已经说到的，他收集了不少考古方面的书。虽然进门前，我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想不到，他对考古竟然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韩起科见到我，显得特别兴奋，立即生火，（他平时屋里不生火。只是在做饭时生一会儿火。平时也不喝开水，只喝生水，）还坚持要煮一点泉水给我沏茶喝。我说，不一定非得煮泉水沏茶嘛，这四周一片积雪白花花，不都挺干净的吗？他笑着说道：“您来了，怎么还能让您喝这种‘俗水’？”接着就匆匆去泉眼里提了两大桶来；接着张罗着和面，还拿出一大块腌藏得很久很硬了的黄羊肉，一堆青萝卜、大土豆和洋葱头，要做拌面给我吃。我笑着说：“喂喂喂，我们俩到底谁是病人？谁在慰问谁呢？”他笑道：“你别听马桂花跟你胡诌。女娃娃总喜欢没事找事。我没病。”没要了多大会儿工夫，拌面做得了，还真挺香。一人一大盆，再撒上一把干辣子面，再把整个脑袋都埋在那青红黄白的面捎子里，用粗大的筷子不断地搅动着拨拉，稀里哗啦地吸，再大口大口地嚼着生蒜，哈出大口大口的肉腥味儿，吃出一身大汗淋漓。这时，这狗屁孩子才长长地喘出一口气来告诉我，这是他六七天来吃的第一顿真正像样的饭。再凝神仔细一打量，真是的，确实瘦了，而且瘦多了…… 吃罢饭，我说我来洗碗。他笑着摇了摇头，去门外抓了几把雪，便把盆和筷都擦了；回到屋里，静静地等我把那支烟抽了，开始打听小分队的近况。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只是装装样子的，后来才听出，他真的不了解小分队的近况。“这六七天，小分队的人都没来看过你？”我诧异地问。“这很正常。”他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并解释道，“高场长不让他们来看我。”但我还是觉得这有点让人没法相信，便追着问：“那总还会有人偷偷地来看你一下吧……”他摇了摇头苦笑道：“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这个冈古拉，不了解我们这个小分队，不了解我们平时所接受的教育、训练，不了解我们一向以来所过的日子……”“你们接受啥样的训练？能跟我说说吗？”我问。他抬起头，异样地打量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就把眼睛转向窗外，整个脸色却瞬时灰暗了下来，从眼神中闪掠过的那种无奈、自嘲和失落，应该说，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十六七岁孩子的眼睛里的。但它们这一刻却凿凿实实地在这一个十六七岁“孩子”的眼睛里出现了。 “那……马桂花怎么知道你病了呢？”我继续追问。 “谁知道呢？女娃娃有时是挺鬼的。”他马上从刚才的阴沉中超脱出来，显露出一丝笑意，说道。从几次的接触来看，这小子绝对还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只要说到小分队的女队员，甚至说到身为副队长的马桂花，他都会流露出一副十分漫不经心，非常了了不然的神情，让人觉得其实他并不把她们太当一回子事。 “人家这是挺关心你。”一时间我反倒替马桂花感到有些委屈了，便稍带些嗔责的意思，跟他纠正道。 “……”他笑着挥了挥手，表示这个话题已经完全没必要再继续讨论下去了。那种本能地要左右谈话对手意志和主宰谈话现场气氛的那种强烈欲望和神情，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高福海。啊，这爷俩真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小子真没有扯闲谈的习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后，他就很一本正经地问我：“您来找我，是有啥事吧？”我淡淡一笑道：“不是来找你，是来看你，看一个病人。”他却仍一本正经地挺直了上身，问：“有啥事，您只管说。”“好吧，那我就说了。先问几个问题。行不？”我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竭力冲淡话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以便谈话得以顺利地进行。“我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是许多人都想来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和高场长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使他突然间……突然间撤了你的职？” “不是‘突然间’。这不是突然间的事。不是。”他非常明确地答复道，并仍然保持着那种坐姿，用一种怔怔的目光看着我，只是下意识地从那目光中淡淡地闪过了一绺苦涩。 “但给大多数人的印象，这件事是‘突然间’发生的。大家伙都非常吃惊。非常意外。你觉得呢？” “那是因为大家伙，也包括您，都不了解内部情况。” “能让我了解一点这种‘内部情况’吗？”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而后抬起头来，仍用他那种不容人违抗的口吻说道：“先说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嘛……当然是有关退伍军人的。现在看来，高场长和你跟这批退伍军人之间，并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应该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让人费解的是，高场长本人为什么要对外夸大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把这样一盆臭狗尿倒扣在自己头上，不惜搞得满城风雨，惊动最高层，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他考虑过后果没有？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做法吗？” “您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同意那种混蛋看法，认为高场长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是吗？”他的脸色一下苍白了，目光骤然间也严厉起来。 “你知道外头有人持这种看法？” “不是外头。哼……”他冷笑了一下，便把头低了下去，不再说话。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边我越来越担心他会拒绝回答这么一个十分敏感又特别“尖锐”的问题，正想着怎么用另一个话题来挽救这局势，他却站起来，说道：“我可以跟您说一点情况，但不在今天。” “怎么，还得挑个好日子再谈？” “一会儿，我要去办点事儿，原先就约好的……” “这么神秘？那好，你觉得咱们什么时间再谈？” “除了今天，哪天都合适。” “行。明天。明天赶巧是休息日。全场都放假。还是我过来。还来吃你的拌面。咋样？” 那时候，冈古拉实行的是十天工作制。也就是说，十天一休。农忙除外。这“除外”的意思是，赶上农忙，就没有休息日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往高地上赶，却遇见了一个冈古拉冬日罕见的大雾天。浓雾掩蔽了一切，让我差一点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那口泉眼儿和小木屋，木屋的门上却上着锁。大间小间的门都上了锁。那匹马也不在。我相信他是个守信用的人。肯定是临时出了什么事，迫不得已外出了。我在大雾里等了他一个来小时，浑身上下冻得都没法忍受了，才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远处急促响来。不一会儿，他就跟一团魔影似的出现在那一片深灰色的大雾之中。栓好马，进了屋，他却说今天谈不成了。得改天再谈。也不说原因，只说是临时出了点儿事，他是特地赶回来跟我打招呼的，打完招呼，就得走。至于改在哪天再谈，他说：“暂时还定不了。但一两天之内，咱俩肯定再谈一次。就这样吧。”他带着一点歉意，匆匆地说，显然是急于要从这儿脱身。我当然不能过于勉强他。看他重新锁上木屋的门，纵身上马，转眼间便隐没在大雾的浓密处。 已经被撤职了的他，还在忙啥呢？我站在木屋的屋檐下，打着寒战，思问。 即使被撤了职，仍会很不甘心地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必须要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韩起科”。我呆呆地望着他和那匹马的背影，继续思问着。 回到学校，已过了下午饭的档口（休息日，只开两顿饭）。我让伙房里赶紧给我热了两个凉馍，又打了点苞谷糊糊，从那排列在墙根儿前的一溜泡菜坛子中，挟了几根腌尖椒和酸豆角，吃完，便躺下，一觉起来再看我那块双铃马蹄闹钟，已然快五点了，觉得有点头昏脑胀，想找盆凉水来激激。再去伙房，人都走了。门也锁上了。一想，也是的，今天是休息日嘛；便赶紧舀回半盆雪，用力擦了擦脸，果然清爽许多，给炉膛里填满柴，再锁上宿舍门，四处去转了转，居然整个校区都空空荡荡，连根人毛也没见着；再回到宿舍里，独自坐着发了会儿呆，只是在想，什么事，逼得韩起科放弃对我的承诺，急着去处理？肯定不会是件小事。可能会是件什么样的事呢？我紧张地在脑子里梳理着，但到最后也没理出什么头绪。不一会儿，天色便暗得必须上灯了。这时还不到送电的时间，我又懒得去点那油灯，便让自己继续在黑暗中默坐，想着何不趁这机会去马桂花家走走，一方面可以去看看马桂花，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马立安那儿再打听一点情况，进一步熟悉熟悉她和她的家人，岂不一举几得？这么一想，倒也兴奋起来，忙端起搪瓷缸，把剩余的那半缸凉茶咕嘟咕嘟喝了，再带上那个能装四节一号电池的长把手电筒（关键时刻绝对能拿来当防身武器），再把那把老七九步枪刺刀揣进袖筒，推开门去，才发觉天上纷纷扬扬地又下开雪了。 我这“高级中学”的原址，是野战部队某师一个教导大队的驻地。边境烽火平息，众多野战部队调防，教导大队也跟着走了，空留下这个大院和一片营房，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操场。早有人要上这儿来拆砖和门窗，还有椽子和檩条。高福海制止了。后来又有人建议将它改作仓库，马场，驴圈，机修基地等等等等，高福海都没答应。就这样空关了两三年。常看见高福海独自一人上这儿来发呆，或站在那高耸的旗杆底下，或站在靶场的大土堆前，一动不动地目送落日西沉。许多人说，他是在追忆、怀念自己当年的军旅生活。也有人说，他这时的心情，就跟一个“土财主”似的，平空得了一大笔钱财，抑制不住那份激动和兴奋，总要半夜起来数数那叮当作响的银元，过一过发财瘾一样。但最后，人们才清楚，他把这个院子留给了他早就想办，但又一直没那个决心办的“高级中学”。那天，我到学校去报到，他还一再叮嘱：“别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就是院子里的一切设施，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样。边境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好。啥时候野战部队又要回来使用这大院，我们得保证人家及时用得上。枪声响，老子上战场。林彪倒了，他说的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耽误了打仗这件头等大事，谁的脑袋都别想保住！这一点，可不能含糊了。” ……原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找到马桂花的家。但走了一段，渐渐心虚起来。眼前一片空白。记忆中竟然也一片空白。咋回子事嘛？累了？太累了？还不至于吧？我忙睁大眼，努力地向四周看去，想在旷野中找到一点标志物，参照物，帮助自己恢复对路程的记忆。但此时，荒原上正处于月亮升起前最黑暗的时刻。除了看不见的风和不断从脸颊上擦过的雪花，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甚至必然会存在的狗吠声，远远近近地也都很奇异地一概消失了。虽然，从小在戈壁滩上长大的我特别清楚，每天天黑透之前和清晨天转亮之前，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世界的一切存在，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会从你的感觉中隐去，消失，喑寂，包括你的心灵，瞬间也会产生一段暂时的空白；然后这一切才会一点点再从状态中恢复。周而复始。但此刻我怎么办？总不能因此就在这儿傻等着它恢复啊。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向前移动，忽然听到一点声音。再听，是人的说话声。脚步声。而且是一群人，匆匆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本能地向他们跑去，想打听一下路。刚迈出一步去，却误踩到一个雪坑里，重心偏移，人便再不能支撑住自己了，一歪，“訇”地一声栽倒了。听到这声响，那群人一下站住了，也不说话了。这一刻世界真静。 “啥声咧？”人群中立刻有人惊问。 “雪坠坠底咧……”有人回答。这地方的人，把树梢梢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雪团突然掉落，称作“雪坠坠”。 “啥底耳力呢嘛。雪坠坠咋能恁响？”一个女孩的声音。 “那是你底姨出来解小手咧，掉雪坑坑子底里咧。” “是你底姨咧！” “你底姨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一群喝罢面条汤，结伙外出串门的农场年轻职工，说笑过后，便又开始走动起来。人群中还晃动着三两个手电的光圈。我赶紧爬起，追上他们，打听马桂花家的位置，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走到她家门口了。居然产生了恍惚和动摇。而这种恍惚和动摇，真可以说是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的恍惚和动摇，为此自己还摔了那么大一跤。可见人生的行走，有时确实需要坚定的自我确认和百折不挠的坚持精神的。 马桂花不在家。“圣徒”也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马桂花的妈妈。她一见我，居然大为惊愕，愣了好大一会儿，才发出让我“赶快进屋。暖和暖和”的邀请。而且不等我完全落座就问：“您见没见着桂花？”我说：“没有啊。今天不是场休日吗？学校也歇了。桂花没去学校。”她忙解释：“桂花刚接到高场长的通知，让她赶紧地去通知您，让您上他家去见他。高场长说，他给学校办公室打过几回电话，都没人接。”我说：“可能的。今天我一天都没进办公室门。”她说：“那您在屋里暖和着。我替您去把桂花叫回来。”我忙说：“不用不用。我直接去高场长那儿不就得了？高场长是要我去他家见他吧？”我又确认了一下。她说：“应该是他家吧。今天是休息日嘛。”她这么回答我。我于是赶紧出了她家门。但等我一走到门外，就又恍惚开了。这时，天色更黑，雪更大。四野真是一片寂静。没有半点星光的天空，压抑得人喘不过气。高福海家又在哪儿？他怎么又突然想起要见我？这和白天韩起科那头的“慌忙”有什么联系？马立安居然也没在家好好地待着。他冒着这越下越大的雪，在外头忙啥呢？是不是朱、李、赵等人又找他去秘密地进行新一轮的“谋划”了？哦，这遥远的冈古拉的夜晚啊，居然也“无人入睡”…… 十七、无法入睡 是的，这一夜高福海睡不着。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了。 是的，这一夜高福海睡不着。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了。以往，吃罢晚饭，照例，他要听一会儿广播——冈古拉广播站编播的本场新闻。但今天，高福海没听广播。很少感到胃不舒服的他，居然也觉得胃不舒服起来，胀满，同时还伴有强烈的灼热跳疼感。胸口也越发憋闷，跟塞了一大团棉絮似的，搞得全身都不得劲儿。他让秋大夫给自己号了一下脉，再开了几帖药。然后，他还要等哈采英的一个秘密电话——小哈头天晚上突然打回电话来，说是要向他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什么情况？电话里不便说。“……那咋办？那你就回来吧。咱们见面再说。”高福海提议道，“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挺想见你的。”“见面说，当然好。我也挺想见见您的。但一时半会儿我走不开。咋办？”小哈答道。其实她还担心，去一趟冈古拉，走顺了，也得两三天时间。要走得不顺，就难说了。四五天，五六天，七八天，都是它。情况紧急，她怕误事。会误什么事？高福海没紧着追问。既然小哈说这情况紧急，总有她的道理。他从不追问。年龄相差近三十岁的他俩，多年来相处得已非常默契。他深知哈采英这丫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有时，她整个人都挺像阴霾笼罩下的帕拉贡嘎拉大戈壁，深远，神秘，让人无法揣摸。而且有许多话，也的确是不能在电话里细说的。冈古拉使用的这套有线电话通讯设备，还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东西，特别老旧。串音串得厉害，根本谈不上什么保密。“……这样吧。我马上派人把那部载波机安装起来。明天，你在镇里也找一部同样的载波机，咱们在载波机里谈。”高福海答道。用载波机通话，就可以避免有人在线路上窃听。就是串了音，没使用同样频率载波机的别人，也还是听不到。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冈古拉有人传说，小哈的妈妈曾跟高福海好过一阵，所以她跟高福海的关系不一般。后来我查实，并无此事。小哈的父亲早年病故，在冈古拉留下她母亲和小哈姐弟五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哈拉努里镇完中住读。要让她妈妈一人负担四个孩子的住读费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她妈托人捎了口信去镇上，把姐弟四人全召了回来。她原想留个男孩在完中继续住读下去。但又一想，这么干，对两个女孩太不公平。索性都叫了回来。过一年看看情况变化再说吧。兴许会有啥转机呢？姐弟四个辍学到家的第二天，高福海带着他喂养的那条灰色黑背大狼狗（他就管它叫“黑背”），上她家去了。他告诉她妈，孩子必须回完中去念书。她妈说：“先把日子过下去再说吧。”他说：“过日子的问题，场里帮你解决。”“除了吃饭穿衣，还有一大堆难处哩……”“一大堆难处，你也得让娃娃们把学上了！”高福海牵着狗，在她屋里转了一大圈，临走时回过头来对她说：“听着，明天一早，我让黑背来送你那几个娃去上学。”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派“黑背”独自来了。“黑背”跟个小牛犊子似的，一米多高，一身紧巴巴的灰毛，耸着双肩，从嘴里晃出一根血红红子湿腻腻的舌条，颤儿颤的，一进屋就咬住小哈她姐弟几个往外拽。然后就一直围着她们，不让她们回屋。最后索性坐定在她家的屋门口，吠吠地狺狺地低声威胁，两只焦黄的眼珠子，狠狠地盯住她们，直到把她们逼上机车。当天下午它还来“检查”了一番，看看姐弟几人是否溜回来了。后来的三天，它天天上午来“检查”一遍，下午来“检查”一遍。检查完了，就坐在屋外斜坡上的那棵老榆树下，看守着。直到小哈她妈对它说：“黑背，哈娃子她们不会往回溜啦，快回去告诉场长，不用他再麻烦您老人家在这儿跟看贼似的看着我了。走吧走吧。”它这才抖抖全身的灰毛黑毛，昂着硕大的脑袋，快步走回那个黑杨树板子垒起的大屋子去了。后来，高福海隔三差五地来看望一下小哈她妈，慢慢就有各种闲话传出。小哈她妈是冈古拉最出色的裁缝。手巧，人也长得漂亮。长瓜子脸儿，厚嘴唇，高挑个儿，细皮嫩肉的，生了四五个娃娃，体形还没怎么太变；一开始只是场部缝衣组一个普通的缝衣女工，很快就当上了缝衣组的组长。缝衣组还托管着三个补鞋匠。她父亲就是这三个男补鞋匠中的一个，长得焦黄，瘦小，不爱说话。让整个冈古拉的男人都跺烂了脚掌，咬破了舌头，也想不通，一支鲜花咋就这么插在了一泡黑牛屎上了咧？生生地把全冈古拉那些风流男子都懊恼死完了。听说她爸当年是来冈古拉探亲，在火车上遇见她妈的。那会儿，她妈也就十来岁吧。身子板儿还没长开哩。人也瘦。饿的嘛。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嘛。 一路上，她跟人也说是上冈古拉来探亲的，但怎么问，她也说不清她的那个“亲戚”姓甚名谁在哪个单位到底是干啥的。“你……你跟……跟我走吧。我帮你找……找那个亲戚去……”她爸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爸其实不结巴。但怪就怪在只要一跟她妈说话，他就准定结巴。有人说他是装的，用自己的一副可怜相来搏取她妈的同情和好感。婚前，用这种手段来蒙一下对方，还说得过去。但结婚这么些年了，娃娃都那么大了，一跟小哈她妈说话，他还是结巴。这就绝对不是用“装”这一个字解释得通的了。）在火车上，她妈跟她爸躲躲闪闪地说道：“我跟你走，你别跟我使坏……”“使……使坏？”她爸老实巴交的，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在这件事情上，人还能使啥坏。他只知道自己喜欢眼前这个虽然穿得破旧，但长得好看，而又机灵聪明的小女孩。“使坏？”他又努力地想了想，赶紧把自己身上剩下的全部盘缠——大约还有十来元人民币吧，连同那个小白布包，一起交到她手上，说道，“……这是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要对你使坏，你就全部没收，交给哪儿的治保主任……”“干吗呀。我又没跟你要钱。”她忙推开那小布包，并把两只小手一起藏到身后，害怕地看着她爸。这件事，以后让她妈说了好多年，说她爸这人，别瞧长着一副老实相，其实骨子里精得没法说哩，“就拿十来元钱，买我这一辈子。”“买？我咋买你了？你又咋卖的……”她爸一听她妈说这事，准要着急上火。实际上，当时在火车上，她妈赶紧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低低地说了声：“你找死啊？车厢里那么些人，就敢把钱往外亮？”说着，就拽着她爸跑到车厢的接头处，替他把钱妥善地藏到内衣口里，又取出针线，把袋口死死地缝上。然后，她才问：“你干吗要帮我？”“我……我……不……不干嘛……”“不许撒谎。”“我……我瞧着你像……像我的小妹……”“你还有妹子？”“咋……咋的了？我不像个当哥的？”“你有几个妹子？”“六……六个。”“六个？哈……哈哈……”她捂着嘴笑了，“你那些妹子跟你急了，你也赶紧给她们掏钱？”“……”他摇摇头。“为啥？”她问。“没钱……”他说。“哦……”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笑纹一下从脸上敛去，又问：“那你咋办呢？”他呆站了会儿，慢慢脱下一条袖管，露出一只肩膀头来让她看。肩膀头上明显地有一些牙咬的“伤痕”。 她一惊：“谁咬的？你那些妹子？”他点点头。“这又为啥？”“她们说，她们的牙痒痒了……”他傻傻地答道。她哈哈大笑起来。但笑完了，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暖暖地酸酸地，又涩涩地在心里漫散开来。他的忠厚，善良，诚恳，使离开家乡这么些日子来，一直处于焦虑、警觉、忐忑，以至于深陷无望之中的她，早已感到身心疲惫不堪，现在终于遇见了一个可靠的人，能让自己松懈下来，踏踏实实地喘口气了。她心里一阵酸热，忽然间非常想好好地哭一场。她慢慢地顺着车厢接头处的板壁，把身子出溜了下去，坐到了那冰凉的铁板地上，抱住自己的双膝，低下头，小声地饮泣起来。“咋……咋了？”他又慌张开了。“没事……”她一边流泪，一边摇摇头答道。“快起来。女娃娃屁股底下啥东西都不垫，就这么坐在冰凉地上，要坏事的哩……”显然，伺候过六个妹妹，他还是懂一点女性生理常识的。她不哭了，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微微地红起脸问：“我……我能叫你一声哥吗？”“行……行……”他忙不迭地回答，赶紧扯开她刚缝上的内衣口袋，把那装钱的小白布包掏出来放在了她手上。他忽然觉得她微微地颤抖了一下，而后就攥住了他的手，但只是松松地攥着，他觉着她用她那根柔软细长的大拇指，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虎口。他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站着不敢动弹。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清甜的呼唤：“哥……”他看到她怯怯地羞羞地看了他一眼，而后把目光慢慢移向他的那个肩膀头。他慌慌地忙褪下袖管儿，裸露出肩膀头来。她红着脸，便点起脚尖，把嘴凑了上去。当她的嘴唇和牙尖触碰到他肩头的皮肉时，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像是着了火一般，又像一只已经被点燃、并正在爆炸的火药桶似的，隆隆地在往外膨胀，汹涌，喷发，震动……而她，却在抽泣的同时，肆意地吮吸着，咬啮着，舐吃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她慢慢地慢慢地放下了脚后跟，仿佛累了似的，闭上眼睛，把双手和自己的脸都紧按在他的胸脯上，又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很久……而后，她突然睁开眼，调皮地冲他笑了笑，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光溜溜、毛茸茸的后脖梗上，说了一句他一辈子为之感动，并永生难忘的话。她说：“你也摸一下吧，哥。” ……说一句实在的话，不管在小哈她爸死之前，还是在她爸死之后，她妈身边始终有不少男人围着。裁缝组在场部商店的大院里，一大一小占了两间屋。两间屋还是通联着的。大屋是缝纫女工们工作的场所。放着一张四五米长的大桌，六七台老式的缝纫机和烧烤熨铁用的炉子。里屋那个小间，那是组长，小哈她妈替人量体裁衣的地方。也有一张大桌子，比外头那张要小些。还有一个大木柜，半人多高，一人多长，六七十公厘米宽，也是用黑杨木板做成的，据说是陈放布料用的。但实际上，他们告诉我，这是小哈她妈跟相好们幽会的地方。据说，在小哈家，原先也有这么一个柜子，也是用黑杨木板做的。有一回，小哈分明看见她妈领着一位“叔叔”进了自己家的门，没隔多大会儿工夫，等她回去，却怎么也找不见她妈和那位叔叔了。后门分明是关着的。刚才也没见她和那位叔叔从正门出来。家里就这么两间土屋子。院子里那六七棵向日葵悄没声地沐浴在下午灼热耀眼的阳光里。斜坡地里那一片土豆正开着黄白色的小花。小小哈（那年她刚满十岁）正一筹莫展着，就听到她家里屋的那个黑杨木板箱里突然传出一阵只有闷头打斗时才可能发出的粗重喘息声。有男人在喘息，也有女人在喘息和叫喊。她知道是他俩，都被“困”在了板箱里。但不知道他俩在里头究竟在干什么。因为除了打斗声，喘息声，有时还夹杂着一阵她妈妈的嬉笑声和咒骂声。荒原上的娃娃，不管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对生物性灵之间的性事，总是懂得比较早，知道得也比较多。他们早就从马牛羊猪鸡狗毛驴子这些他们亲密的朋友身上，见识了雌雄之间这种特殊的交往方式。荒原上男人和女人直露粗野的打情骂俏挑逗，往往也不避他们的娃娃。但眼前的响动，毕竟涉及到自己的妈妈，她还是不明白（或潜意识的某种保护性意识“短路”，让她一下无法明白）自己的妈妈和那位叔叔在黑杨木板箱里到底在闹腾个啥。黑杨木板箱太高，箱盖也太重。由于营养不良，十岁的年纪，只长着个六七岁个头的她，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也掀不动那板箱盖。她只得呆呆地去搬来一张小板凳，静静地坐在一旁，静息屏气地等待。不久声音消失了。板箱盖“哐”地一声被掀开。从箱子里立起一个全裸的男人。她认出是东戈壁八连的副连长，光着他那精瘦黝黑而有力的屁股腚子，先从裤兜里掏出烟盒和火柴，点着支烟，舒舒服服地呼了几口，这才去一旁的地砖上捡起脏兮兮的花布裤头和别的衣服一一穿上，而后又抱上那件新做得的外衣，闷闷地对她妈说了声：“走咧。有事吭声咧！”就摇摇晃晃地出了她家门。他没瞧见小小哈。她在板箱的那头坐着。她妈也没跟他答话，好大一会儿都没动静，一直就那么静静地，静静地躺在板箱里。小小哈也没敢动弹，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妈才懒懒地坐起，卷了支莫合烟，点着后又躺了下去。然后，一件让她感到无比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她突然听到她妈妈躺在板箱里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开始声音很小，嘀嘀咕咕，嘟嘟哝哝，完全听不清她在数落什么。只觉得语速挺快，一句连着一句，中间既没有逗号，更不加句号，当然也不会有顿号和删节号。然后，声音越来越响，语速也越来越快。话里不断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提到一些事情。这些人名有小小哈听到过的，但更多的是她完全陌生的。这时，她妈突然坐了起来，头发零乱，脸色苍白，目光灼热，晃动着略有些松弛的rx房，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完全跟疯了一样——当时给小哈的感觉的确是，妈妈完全失控了，在泣血般叫了两声：“我操你们的妈！我操你们的妈！”以后，她又倒了下去。不作声了。被吓坏了的她以为，接下去妈妈会哭的，会嚎啕大哭。直觉告诉她，妈妈是受了委屈。而她知道受了委屈的女人总是要哭的。她等着妈妈的哭声。只要妈妈一哭，她觉得自己就应该站到小凳子上，踮起脚尖，够到板箱的边沿，再探下头去，跟妈妈说上一句：“妈，你别哭……”但她没等到妈妈的哭声。到末了也没等到。妈妈躺在箱子里久久地喘息着，呼呼地喘息着……像一头垂死挣扎中的老牛……后来……后来就平静了…… 第二天，那位副连长派人给她家送来半只羊。这年开春，化完冻，这位副连长又派人来替她们家重新上了房泥。小小哈记得特别清楚，上房泥的工人来干活的头一天，那位副连长还亲自来了一下，指着她们家屋檐下的那个燕子窝，告诉工人：“留点神咧，莫把它给捅底了咧。”但到这一年秋天，派人来帮她们家砍向日葵，收拾地窖的，则是另一位连长叔叔了…… ……而因此，她的父亲却越来越干瘪，越来越黑瘦，越来越沉默，甚至变得越来越矮小。他无力操持这家中的一切，到后来，甚至都无力责备自己，也无力去责备别人，更不要说去责备这个让他完全看不透的世界。他在家里，始终像一片阴影那样生活着。他痛恨自己像这样一片阴影……病倒以后，他一直不肯吃药。拒绝治疗。妈妈也没有劝过他。只是在某一个深夜，她听到他俩狠狠地吵了一架。她听到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当然更不会在她爸面前哭泣的妈妈，这一回哭了。她也听到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抱怨、当然也从不在她妈妈面前抱怨的爸爸，这一回却仍然没有抱怨，但却认认真真地跟着妈妈一起哭了一通。三天后，妈妈慌慌张张把秋大夫请到家里。过了一会儿，妈妈又慌慌张张地给了一点钱，让小哈去场部商店买半斤红糖。爸爸喜欢喝红糖水，这是他一生惟一的爱好，惟一的享受。但他很少张嘴向她妈提这样的要求。有一年秋天，也到了该砍向日葵的时候。当时，农场有一年多没发工资了。当时，农场自己印一种“代价券”，（大伙开玩笑说，高场长在发行“冈古拉币”哩。也有人简称“冈元”。）给每家发个一二十张，让大家伙儿上场部商店去兑换一点肥皂、盐和烟叶之类的日用品。那天，妈妈不知从哪儿搞到几张这样的代价券，等小小哈买回红糖来，爸爸将它沏成一大碗浓浓的甜水，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带着小小哈，上干沟拐弯处的高岸上坐着去了。拐弯处的那段干沟底部，也有个泉眼儿，泉眼儿周边也长着一大片芦苇。芦苇跟着像奶水一样往外溢出的泉水，坦坦荡荡地向远处生长延伸，形成了一大片苇荡荡子。每到深秋，芦花开了，金灿灿银晃晃，傍晚时分，就会随呼啸而起的大风哗哗地摇晃，鼓荡。而就在落日即将坠入地平线的一瞬间，从芦荡深处总会飞出成千上万只黑雀，吱吱叫唤着。它们或者低低地紧贴住芦花掠过，或者悠然地画出一条漂亮的弧线，一起向已然变得黑蓝黑蓝了的高空蹿去。你以为它们会继续向西飞行，却不料突然一个转向，又急速地俯冲下来，密密麻麻，乌乌泱泱，酷似一团突然坠落的乌云，并在快要接近芦花的梢梢尖的时候，它们又倏然地集体掉头，无遮无拦地照直向东边飞去……爸并不是来看黑雀群的。这时，他一手端着糖水碗，腾出一只手来紧紧握住小小哈的小手，并不时地催促小小哈：“你喝。你喝。”等父女俩你一口，我一口地把这碗红糖水都喝完了，爸会搂过小小哈，让她坐在自己怀里，然后轻轻地摇晃着她，轻轻地用小小哈并不怎么听得懂的老家的土话，哼着老家的歌谣，一直等天色完全黑下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颤栗着哆嗦着，在她耳边轻轻地固执地连续不断地念叨着：“哈娃子……哈娃子……你是爸的亲亲闺女……你是爸的亲亲闺女……你是爸的亲亲闺女……”爸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不少人都在传说，小哈的几个弟弟妹妹，包括小哈在内，都不是他亲生的…… ………… 那天，小小哈含着眼泪，一溜小跑，跑到商店，买回红糖，爸已经不行了，牙关已经咬得铁紧的了，连水都一口也灌不进去了。她听说，她爸跟她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我死……我……我……不想死……别让我死……我不想死……” 以后，妈妈再没改嫁。没有一个男人会收留一个身后拖着五个娃娃的女人。但他们却仍然没少来光顾她家那个用黑杨树板子做的大木柜。有一回，丫儿塔水管站的司务长在大木柜里跟她妈办完事，穿好衣服，走出她家时，小小哈刚巧放学回来。这家伙色迷迷地瞟了小小哈一眼，说道：“丫头，跟你妈一样，长得挺俊啊。”说着，摇摇晃晃走过来，拍拍小小哈的脑袋，掏出两颗水果糖，放在她手上，趁机又摸了摸她的小手。小小哈用力抽回手，并把那两颗当时极为罕见的水果糖扔到了猪食糟里。（那木质的猪食槽好几年没使了，早已干裂了。）“嗨，这丫头！”司务长诧异地回过头来瞧了瞧小哈她妈。她妈这时刚穿整齐了衣服，出门来送这位司务长。她妈立即冲到小小哈跟前，指着猪食槽，非让小小哈把那两颗糖捡起来。小小哈低着头，不捡也不回嘴。她妈又催促了几声，见小小哈只是咬紧牙关不作声，便一个大嘴巴抽了过去。小小哈自然顶不住这样一个大嘴巴，一下子叽里咕噜跌出二三米去，倒在了那个同样有好几年没使了的“狗气死”的边上。（“狗气死”是一种喂鸡用的食器。可以在没有人看守的情况下，既能让鸡吃到食器里的东西，又能防止狗和猫来抢食。）她从地上跳起，带着一身的土，连头都没回一下，就跑了出去。她一口气跑下干沟，跑进那片大苇荡。她一直往里走，往里走，她感觉到了当年曾经在父亲身上产生过的那种颤栗。父亲曾把这种颤栗传递给了她。他用他冰凉的大手握住她温暖的小手。只有这时，她才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父亲心底的无望和无助。她才体会了什么叫软弱和无能。眼泪一直在她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流淌。锋利的苇叶划破她细嫩的皮肤。同样锋利的苇茬茬子几乎要戳破她的鞋底。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她同样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地方能让她去……十岁的她，失踪了……几乎要急疯了的妈，跑着去求高福海，让他派人寻找小小哈。最后小小哈被找到时，已是四五天后的一个中午了。为了找到她，接到求助的高福海几乎调动了全冈古拉的壮劳力，来回来去地在这片苇荡荡子里足足搜寻了好几遍。发现她时，她已经饿昏迷了。等她醒来，她妈静静地坐在床边，却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去镇上住读吧，别在这个家里待着了。”她挣扎着想坐起，问她妈，这住读的钱从哪来？她妈不等她开口，告诉她：“我会想法子供你读完中学的。我供你读完中学。一定供你……”说着就走了出去。接着她就听到，她妈在外间的大屋里，几乎跟疯了似的一样，继续大声叫喊，并且用拳头猛烈地敲击爸爸留下的那张旧桌子：“我供你上学！我一定供你上学！上学！上学！上学！！！”不久，她果然被送到镇完中去住读了。从那以后，她基本上就算是离开了这个冈古拉…… 她“仇视”所有那些有能耐而霸道的男人。她也“痛恨”那些没有能耐而“霸道”不起来的男人。她至今不嫁人，并不是缘于对宋振和的“钟情”。这一点，我曾经的猜度和感觉，包括我从别人那儿获得的那些“情报”都不对。她曾经试着跟镇里镇外好几位有能耐的男人交往过。但每每的，交往到一定程度，她就交往不下去了。交往到一定程度，不管这些男人是粗鲁的，（有时，她还真心渴望粗鲁，尤其在绝望时，）还是相对温和一些的，只要交往到一定程度，她就觉得自己再没法往前走了。她没法跟他们走得更近，没法跟他们进行肉体的交换和接触。只要他们伸出手来想跟她亲热，她总要想起那个黑杨树板子做的大柜子，想起那些一丝不挂地慢慢从大柜子里站起，而后又懒洋洋地往外爬去，而又无比猥琐、肮脏、疲软、淫猥的家伙，甚至会想起他们垂挂在腿巴裆中央的那根畏缩了的xxxx。她会像嚼了一口狗屎似的，恶心得连连打着寒战，止不住地要想呕吐。而在哈拉努里，能让她平静而平等地交往下去，而不至于马上联想起大木柜里那种猥琐又肮脏的交易的，也只有宋振和了。虽然，她从他的眼睛里有时也能读出那种雄性的冲动，但，那是在被一种更为广阔的云霓般的氤氲包围着依托着的……多少年来，她渴望从另一个人那里能被告知，自己明天应该去做什么，并且在更遥远的将来，自己应该怎么活着。她希望知道这些。在漫长的冬夜，在一米多厚的雪堆积到窗户沿子上的时候，在狼群被狗群逼退到荒原腹地去以后，她喜欢独自听宋振和在她的保密室里跟她侃侃地谈论“明天”。更多的男人心里其实并没有“明天”。他们大都很可怜，实质上都像她父亲似的，在委曲求全地活着。这一点，她看得很清楚……她也知道，“明天”其实是挺虚幻的，不牢靠的。大多数人心里只有今天，只盯住自己眼前的这个“饭碗”。他们所做的奋争，也只是努力地在把已经吃到自己嘴里的那口“食儿”踏踏实实地咽到肚子里去。但她喜欢静静地听一个人对她谈“明天”，尤其是由一个能平等而又平静地对待她的男人，来对她谈“明天”……她也能容忍宋振和轻轻地吻她，轻轻地抚摸她。 这种吻和抚摸，有时也能引起她的激动和隐隐的快感。但只要他把手往深处一探，她会立即痉挛般地收缩起自己整个的身子，用双手去拒阻他任何进一步的举动，并且会本能地用一种哀怨无助恳求和嗔责的眼神看着宋振和，同时又让自己慢慢地慢慢地往后退去……宋振和没有强迫过她，有时也会对她的这种“不合作”表示出不太高兴，或很不高兴。如果是这样，那次会面就会在一种特别尴尬的气氛中结束。她也会感到自己挺对不起“宋镇长”的，有时她甚至也想到过“让他一步”怎么样？有一两回她做出了这样让步的“战略决定”，但真的到了那时刻，本能的反感，还是使她没法执行自己的这个决定。她还是会推拒，会尖叫，会痉挛般地畏缩，浑身会像遭遇高烧袭击似的，剧烈地颤抖起来……闹得镇长同志再一次束手无策，连连叹惜不迭。但过了不久，他俩还是会偷偷地找个机会单独见面。她不能没有人跟她谈论“明天”。在遥远的哈拉努里，深夜一场真心的谈论，能让她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温暖和强大好多天。有时候，人的这种精神依赖现象近似于“可卡因”依赖，上瘾以后，很难摆脱。况且在哈拉努里，能充满激情地谈论“明天”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而宋振和想见她，原因就要复杂得多。他不否认自己喜欢她那种特有的敏感和多感。这种敏感和多感表现在每每被他轻轻一触碰，她就会颤栗和呻吟。在老婆那儿，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惊颤般的喜悦。即便在婚前，也没有。而婚后，她已经发展到每次都要催促的地步：“你能快点不？人家干了一天的活了，困死了。哎呀，你真够烦人的。快点快点。”当然，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小哈虽然从来也不许他越雷池一步，但每回一走进她那保密室，你都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她那种期待，由衷的期待。她的期待从不附加任何条件，比如，让你明天派个人替她送点烤火煤，不会的；或者替她搞一副猪下水，也不会的；或者搞一点机动粮票机动布票，或替她争取一次提前晋级的机会……都不会的。她等待的只是你本人。等待一点点温馨。而保密室一般人是不可以随便出入的。他喜欢保密室天生就带有的这种安全感，喜欢整个屋子被许多高大的铁皮文件柜充塞。它们一律地都油漆成墨绿色。它们让整个室内的气氛变得格外庄重和沉静，甚至还会有一点让人激动的那种压抑、窒息。只是在火墙的背后，有一块特别明净的空间。那里有她的小床，小桌子，小镜子，一把专为他准备的椅子。她煮好他喜欢喝的奶茶，一点镇上自己食品厂出产的饼干，一点当时不多见的酸奶酪。 有时，她还能搞到一点更不常见的麻油馓子。这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的食品，而像宋振和、小哈那样打小就在哈拉努里长大的汉民，一般也特别喜欢吃这种少数民族的食品。他在她这里能得到一种必须的心灵放松。男人是需要经常放松的，用各种方式放松。有人说，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心理的角度，射xx精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放松。宋振和当然不同意这种无聊的说法。毕竟不能把男人等同于一头种公羊。还有一件事，使他挺感谢这位小哈同志的，那就是：她从来也没有要求他为了她而回去跟老婆打离婚。没有。甚至连一点点这样暗示性的提示都没有过。这的确让他很感动。男人在这一点上，跟许多雄性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想既吃着碗里的，又要占着锅里的。当然，宋振和同志有时也会为哈采英同志着急。是啊，她既不让他得到她，又没在苦心孤诣地“谋划”着由她来最终得到他。那么，一个已然二十五六岁了的“老丫头”，到底在等待什么？期盼什么？又刻骨铭心地在图个啥呢？ 有时，他觉得自己真读不懂这个“老女孩”的心…… 认真说起来，她没在等待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图个啥”。正因为如此，她经常有些恍惚，有些惶，有些害怕，有些茫然，会站在保密室那个装上了铁栅栏的窗户子跟前，发呆。但话又得说回来了，如果她真的什么等待什么企图都没有，她也不会恍惚，不会茫然了。所以，实际上，她心里还是有所向往，有所期待，有一个男人的影子，的确有那样一个蒙蒙的男人影子。但这个男人不是宋振和。而是……而是……我说出来，你们既别跟我跳脚，也别跟我唉声叹气，更别跟我说不可能——那男人是高福海。 十八、说不清道不明 是场长？是父亲？还是自己真正心仪的男人？都这么些年了，她依然说不清道不明…… 前面我提到过，冈古拉有人好编闲传，说高福海跟小哈她妈有一腿子。这纯粹是在嘴皮子上跑火车，吱嘛鬼叫唤哩。但要说高福海跟小哈她一家有一点特殊关系，这话还是有点道理的。小哈她妈和她爸，是冈古拉最好的缝纫女工和补鞋匠。近十来年，人们，尤其是城里人，已经很少再买布请裁缝做衣服穿了，大都上店里买现成的。但在当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像冈古拉那样一种十分偏僻的穷地方，解决穿的问题，一是靠自己家的女人常年地缝缝补补，再就是去裁缝铺量体现做。因此，裁缝，尤其是手艺比较好的裁缝，在冈古拉那样的地方，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还是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的。因此上，小哈这一家子，自然会受到农场场长高福海的密切关注。再一方面，高福海天性喜欢娃娃，老伴偏偏又没能给自己生一个半个娃娃，而这个出色的工匠之家里却恰好有一大堆活蹦乱跳的狗屁娃娃。有事没事，他老人家少不了要上那儿去转转。冈古拉场部就那么点儿大，有人说，撒一泡尿就能从场部这头流到场部那头。这当然是在故意寒碜冈古拉。但最早那会儿，场部还没安电话，当场长的高福海就凭着自己办公室房顶上插着的那一杆儿小三角红旗，就能指挥场部各直属分队的行动了。你说这场部能有多大吧。所以，当场长的他常去各家各户串门，也就是常事。不光是小哈家，谁家，高老爷子都去。只不过，小哈家，去得多一点儿。他上小哈家，主要还是去看望小哈她爸的。当年，小哈她爸来冈古拉探亲，所探的那位亲戚，就是当年跟高福海一块儿转业到冈古拉来的三位军官中的一位。而且都是上尉。小哈她爸到冈古拉，没探上他那位“上尉亲戚”。因为已经牺牲了。牺牲得特别壮烈。那是开荒初期。有些地碱大，种啥，啥不成。必须得先用大水压碱，也就是用大水漫灌到地里，把那碱溶化了，再排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儿。万古荒原土壤中的含碱层没见水时硬得跟铁疙瘩一样，一见水便稀松。荒原上还有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地洞，兽窝，经水泡过后，自然要塌陷。这种塌陷，有时是小小不然的，有时塌陷得很大很深，就会把正在地里引水劳作的人整个都“吃掉”。可以说一转眼间，整个人就不见了。后来，人们有了生命的教训，再去压碱时，都记着在腰里横起绑上一根扁担。只要这塌陷的洞口超不过扁担的宽度，往下陷时，就能保住性命。但那天，那位“上尉亲戚”偏偏遇上了一个特大号的塌陷口，大水漫灌进地，他在泥水中正干得欢实，踩着踹着铲着挖着，轰地一下，一片比房顶差不多大的地整个往下塌落，眼瞅着他带着那根扁担，整个陷进了那个泥坑，两边突然分开的泥浆又突然合上，“上尉”连一声“啊”都没来得及叫出口，就完全不见了……小哈的爸没探上这位“上尉亲戚”，当然挺难过，但更大的难题是，下一步上哪儿去？高福海对他说，你要有地方去另找一口饭吃，我不拦你；要是没呢，我这儿肯定能给你个饭碗。这个“饭碗”还挺光荣，挺重要，它叫：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小哈她爸就这么留了下来。当时她爸红红脸跟高福海说，我还带着一张吃饭的嘴哩。你也能给她找个饭碗吗？高福海笑着问道，一张嘴？太少太少。你要带一个团来才好哩。我这儿正缺劳力哩咧。小哈她爸又红红脸说，但那是个女娃娃。高福海忙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女娃娃，我们这儿就更欢迎了。她们自己是劳力，还能给我再生产劳力。好啊好啊。留下留下。全留下。 应该说，小哈她妈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在这位年富力强的场领导身上还是使了点儿心眼的。但同样要说句实话的是，高福海总在回避她，甚至有些故意冷落她。但不管高福海怎样地故意冷落她，只要听说他要上她家来，她总是赶紧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总是以十二万分的殷勤和周到，特别是以十二万分的知趣和得体，出现在高福海跟前。上完茶和烟，她总是一边乖乖地呆着去了。假如场长愿意留下来吃饭（这种情况千年难得有一回），她就赶紧上外头的小厨房去和面，剥蒜，上屋后的自留地里摘西红柿豆角，绝对不掺和在两个男人的交谈中。直到他走，（这时，小哈她爸会恭恭敬敬地一直送到路口。她当然不会跟着往外送，但是，）她会故意依靠在自家的门框旁，用一种特别留恋的眼光扫射偶尔还会回过头来跟她和几个娃娃告别的高福海。她会一直用这种目光，把这位场长同志送得很远很远。有一回，她爸不在家。高福海又来了。她惊喜，慌乱。高福海站在门口，听说小哈她爸没在家，转身就要走。她忙取了根皮尺追了出来，说是场部后勤处让她给几位场领导每人做一身上外头去开会时穿的制服，一直也没机会给高场长量尺寸，今天既然来了，就量一下吧。高福海犹豫了一下，回到屋里。她放下皮尺，取烟，沏茶，然后去关门。却听高福海冷冷地说了声：“开着门!”她一怔，忙微微红起脸，只得让门依然敞开着。她量得很慢，却快速地“倾诉”了许多平日一直深埋在心里的话，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对高场长的“崇敬”，“汇报”她从职工干部嘴中听到的许多对高场长的种种“反映”，感谢他这些年来对她一家子人的帮助，也埋怨自己家那位“补鞋匠”如何地不争气……甚至说到，要不是为了找机会报答高场长的恩情，她“真的没那个勇气和可能，在冈古拉的这个家里强撑强熬到今天……”“你还有那几个可爱的娃娃咧！”高福海冷冷地撅了她一句。“那是……那是……还有我那几个娃娃……也为了他们……”她忙拿起皮尺，重新又量了起来。这次，她故意让自己的手在高福海的身上慢慢地拂掠过。很有些男人，受不了她的这种“拂掠”，总是会做出她期待中的那种强烈的反应。等到量腰围了，她站在他身后，双手向前包抄过去，手指合围后，故意在一个瞬间里，没有动弹，并把自己的额头轻轻地轻轻地抵住高福海的后背。一开始，他不作反应。她壮起胆，抱得更紧了一些。他仍不作反应。她觉得，此时的不作反应，应视作为一种默认，便把自己的脸整个儿地贴到他的背上，双手使劲地去搂抱。猛然间，她觉得他有动作了，他抓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腕。她暗喜起来。刚要进一步去贴近他，却觉得抓住她手腕的那只大手越来越使劲。手腕几乎要被他捏断了似的。那一阵钻心的疼痛，让她不得不倒吸口凉气，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并摇晃着身子，忙倒退小半步去。这时，他这才松开手，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依然一动不动地背对着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到最后，问了声：“量完了？”就走了。后来，他仍无事一般地常来看望她们一家，从来不提这档子狗屁事。直到小哈她爸病逝，直到她妈送小哈去哈拉努里镇完中住读，他又来过她家。他把小哈支开，要找小哈她妈“单独谈一谈”。他对她说：“最近不少人到我跟前来反映，说，白天黑夜都有人上你这儿来胡搞。”她妈冷笑说：“胡搞？那，你派人来抓奸啊。”“娃大了……”“哼，娃大了，也是我奶大的……”“今天下午，我要召开个连以上干部会……”“咋的了？想在会上当众处分我？好啊。处分吧。抓吧，干吗不早抓？早抓起我，早把我毙了，多好啊！我就不用费恁大的劲吃恁些苦拉扯这一群狗屁娃娃！你当场长的到今天才来跟我算账。那些公狗不腆着个脸使劲往上爬，母狗能撅屁股吗？嘿嘿……嘿嘿……”“在下午的连以上干部会上，我要当众处分那几个常上你这儿来胡搞的干部。”高福海板着脸说道。“然后就轮到我了，对不？好啊。抓吧。我等你来抓。我就等着去吃你劳改队的定量了。那多省事……哼……抓吧。一会儿我就把几个狗屁娃都送你高场长家去。我就等你来抓。谁要不来抓，谁就不是他爹妈操的！”“啪！”一声脆响，显然是有人打人了。显然是高福海打了她妈。肯定是扇嘴巴了。她妈哭喊起来：“你打我……你打我……”“啪！啪！啪！”连着又是三下。这下不作声了。双方都不作声了。她妈捧着两边顿时红肿起来的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地从她高耸的颧骨上往下淌来。高福海扔了几元钱在桌上，说了声：“扯点布，给娃做身干净衣服，让她体体面面的上镇上去住读。”就转身走了。走到外头，叫住小小哈，把她带到路口的林带里，跟她说：“你爸死了。往后你妈要是也不在了，有啥事，回来找你高伯伯。啊？”当时，小哈脑袋里还真的嗡地响了一下，人全傻呆在那儿了。她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刚才妈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会儿工夫就“也不在了”呢？她赶紧撒腿往回跑，冲进自家的屋，大声叫：“妈！”只见她妈活得好好的，只是依然捧着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扔下的那几元钱，坐在那儿发愣。见小哈回来了，忙撤下手，捡起那几元钱，转身进了里屋。 足足有一两年的工夫，小哈一直不明白，当时高场长说她妈“也不在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说话时斩钉截铁的神态和大包大揽的气势，却让她幼小的心灵深受震撼和感动。这是父亲之外，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向她表明这样的意思：你只管好好地活着，你的一切，有我给担着哩。而这样的话，真的连父亲活着时，都没这么跟她说过。随着岁月的推延，她越发地体会，对于一个女孩，有一个男人能如此明确地表示要对她的一切负责，而且表示得那样的坚决和宏大，坚决和宏大得几乎不容置疑，会在她的生活和心灵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年里，遭遇了许多困难，她并没有真的都去找高福海。但是只要想到，最后会有一个“高伯伯”在给她撑着，她几乎从来没有特别地沮丧过绝望过。冈古拉、黑杨林、那幢用黑杨木板建成的大屋子和那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还有那双固执到有些偏激的眼睛，对于她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只要她去找高福海，高福海都能尽一切可能去帮她。比如，中学毕业后，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她才进了镇政府机关，也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很快把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迁到了哈拉努里镇——当然，这里也有宋振和的一分功劳。她只是没想到，一离开冈古拉，妈妈居然一下就老得那么快……人家都说，小哈她妈刚来镇子上时，怎么瞧着都像是小哈她姐。怎么没过多久，就瞧着像她的奶奶了呢？） 小哈月经来得特别晚。十六七岁才见初潮。晚上也总是睡不踏实。乱梦挺多。前边我已经说过，父母的人生际遇使她天生地对男人抱有戒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心理上对异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那种精神上的戒备却始终未见减弱，这使她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有一段时间，不管遇见什么男人，她总是拿两个男人去比较。一个是自己的爸，一个就是“高伯伯”。她不希望自己也落到像爸爸那样窝囊的男人手中，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像“高伯伯”一样“可靠”。比较下来，这些男人的确都比她爸强，但这些男人又都不如“高伯伯”可靠。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总是在想念冈古拉，想念这个“高伯伯”。镇政府机关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出差去冈古拉。但只要说让她去冈古拉，她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有一回做梦。她常常做到这样的梦：大高坡。特别泥泞。弯弯的土路。向远方伸去。路口长着一棵特别孤独的小杨树。一团团乌云层次分明地叠陈在地平线上空。很多人在路上走着，也在高坡上走着。全都张着嘴在唱歌，但不出声。每个人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在唱着什么。天上不断地下着小雨，但只湿头发，却不会淋湿衣服。但的确又很冷。他们走进一所学校。一所空关着的学校。后来就全挤在一张大炕上睡觉。乌乌泱泱地，人和人挨得特别紧。有的干脆拥抱在一起。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男的和女的，全挤在一块堆儿……她也躺在那个大炕上，闭着眼睛，却全看到了。她的心开始有点慌乱。这时，有人把腿搁到了她的腿上。腿，滚烫滚烫的……慢慢地在她身上蹭擦着。她想叫喊，却又叫不出声。她想挪动自己，却一点也动弹不了。这条腿的膝盖弯曲起来，渐渐顶到了她的阴部。她一阵惊挛，惊恐地颤栗起来，却又全身酥软得跟完全融化了一般。她求援似的躲进身后一个人的怀抱，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他，深深地嗅着他那淳厚温热的体息，仿佛在亲吻他似的，而那条腿却越发地向上蹭擦过来，几乎要接触到她的rx房了……她终于全身心地躲到了那个人的怀抱里，甚至把两条腿也蜷曲起来，收缩到那个人的怀里。她感到那个人的大手在慢慢地解她的衣扣。她不想动弹。她由着他解。她想抱住他硕大的头颅，更紧地贴近他……她看到了，（虽然她仍然闭着眼睛，）大炕上所有的人都在接吻。她回头一看，（虽然她还是闭着眼睛，）那个人居然是……是……是高场长……怎么会是高场长呢？她惊骇地羞臊得无地自容……却又酥软舒适得不想动弹…… 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完全瘫软了，一动不动地，侧卧在床上，发了好大一会儿呆…… ……那天，宋振和去省里汇报完冈古拉的最新情况，回到镇上，都没回家，直接又去了保密室。他把两个卷宗往小哈面前一扔，说了声：“归档吧。”便满脸倦容地在小哈办公桌前的那把椅子上，重重地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卷宗里夹着的就是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里，我写上了：冈古拉有人认为“高福海精神不太正常”。 小哈收下卷宗，并在收发文登记簿上作了记载，又给宋振和煮了碗“甜糊糊”。宋振和笑着问：“啥甜糊糊呢？”小哈转身去自己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一个印刷精美的小盒。宋振和一看，还是上回自己去杭州开会，给她带回来的西湖藕粉，便一边笑着问：“这玩意儿咋恁经喝呢？多长时间了咧？！”一边漫不经心地伸手去在小哈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两下。小哈浑身一痉，忙拿炉钩子去拨他的手。炉钩子一直依靠在火炉旁，可能有点烫，他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嗨，你搞啥底呢？”小哈笑着反问：“你搞啥底呢？”便只顾去“熬”那冰糖藕粉“糊糊”了，不再答理他。宋振和一回来就能来看她，当然让她高兴，但他每一回上她这儿来，又都让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涩。这家伙每一回上这儿来看她，总要找个借口做掩护，不是来送个文件啊，就是来通知个什么。从来也不会说是专门来看望她的。即便他会在这儿连续待上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即便最后总还要跟她非常亲密地接触一番，他也要如此这般地先把自己掩饰一下。小哈发现，机关里的人都这样，甚至哈拉努里镇上的人都这样。挺会掩饰自己。这几乎都成了他们的传统，成了他们的本能。绝对不像冈古拉人，粗野是粗野，“下等也是下等”，但喜笑怒骂爱恨全都做在脸上，洒泼在性子中。刚来那会儿，她真的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大的自制力，才慢慢习惯了、也接受了他们这帮人的这种狗屁习惯。 “嗨，你觉得高福海这人咋样？”过了一会儿，宋振和一边用那根漂亮的白瓷印花小汤勺，在那一小碗“冰糖藕粉糊糊”里慢慢搅动着，突然问小哈。 “咋了？挺好的一个老同志。”小哈答道。 “是吗？”他笑笑。 “又出啥事了？”小哈回头瞟了他一眼，心里略略地“咯登”了一下。这些日子，出自冈古拉的“新闻”不断，有关高福海的谣传也挺多。她的心一直被吊着，怎么也安宁不下来。 “没咋的……” “没咋的，你说话只说半句，拉屎只拉半截，干吗呢？真没劲！” “哎，我说人家高福海，你着的哪门子急、上的哪门子火？你跟这老家伙，啥关系？”宋振和折起身，故意做出一副油腻腻的坏样，笑着问道。 “……啥关系？别把谁都说得跟你自己似的……”小哈狠狠地啐他一嘴，说着，扭过了脸去。 “哎哎哎，我咋的了？啊？我又咋的了？你要不愿意听，我走。一会儿就走。”他嘴里这么说，却并不真的起身，只是拿眼睛盯住了她，然后从小哈床下那个盖着一块白布的脸盆里，又取出一个小碗，分出半碗“冰糖藕粉糊糊”，递给小哈。小哈没推辞，慢慢地把它喝了，但仍然没说啥话。宋振和见她保持了沉默，聪明的他当然不会去主动打破这种必要的沉默。他早有感觉，小哈近来显得有些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说不好哪句话哪件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会狠狠地奚落你一通。有时，甚至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能理解她的这种“莫名其妙”。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又得不到确认，也不可能得到确认，肯定会使她越来越对现状的一切，感到不耐烦。但他又觉出，小哈似乎也还没有那个意思，马上结束他俩之间的这种往来。有时，他也隐隐地会觉得自己如此牵扯她，确实有些对不住她，但在这只要走出五百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的小镇上，有时天色迟迟地不黑，风迟迟地不停，路迟迟地走不到尽头，地平线却总是高高隆起在一望无边的大戈壁上……他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真心地来“倾听”自己的某种诉说。“小哈不漂亮……”他无数次地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以此来证明，自己之所以寻找各种理由走进这个保密室，真的是因为小哈她能真心地、最起码也是能比较安静地来倾听他的“倾诉”。况且，是用一种忧郁的困惑的眼神来倾听。这使他感动。他向自己解释：他对她，主要不是生理需求。愿望并不卑劣。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把一些不该告诉她的事情，都跟她说了，以示他对她的信任。另一方面，她本身就是个保密员，说些内部的事给她听听，也无妨。 那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宋振和就在她喝这“糊糊”的时候，详细把我在报告里提到的高福海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他说：“我一直认为，搞不好冈古拉，哈拉努里就不会好到哪儿去。现在高福海处于这样一个精神状况，真让我灰心。” “退伍军人事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结束了……” “那干吗还老想着要收拾人家高场长？” 宋振和淡淡地一笑，让小哈取出那份卷宗，又从卷宗里取出我的那份情况报告，用力抖了一下，将它展开，往小哈面前一放：“这是小顾写回来的最新情况报告。你看看吧。退伍军人事件是结束了。但是，他认为，冈古拉问题主要症结还不是在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上。是高福海。在冈古拉，不少人都认为高福海的神经不正常……” “胡说咧！”小哈一下站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大声地叫道。但聪明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再没跟宋振和往下较劲。又坐了一会儿，她只推说头疼，把宋振和打发走了，然后把那份我写回去的最新情况报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马上就给高福海打了那个电话…… 高福海得知我报上去的情况报告里居然写上了他“神经不正常”，大为震惊。这份材料在上报前，他亲自审阅过。审阅时，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等报告送上去了，会添加了这样的内容呢？他在载波电话里问小哈：“看笔迹，加上去的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小哈答道：“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像谁写的？”“小顾呗。”“没搞错？”高福海还特地追问了一声。“绝对错不了。”她断然答道。这样，他大惑不解了。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通知马桂花，赶快去叫我，他想当面对证此事。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配有步、机枪。这些武器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巨大。比如步兵连配备的那种七点六二口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射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轮箍。这些武器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部的武器库里，但是，这“场部的武器库”，却直接归高福海管。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器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 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 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十九、又一场风波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 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虽然现在一时还闹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但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副场长家聚会，而他作为一场之主，事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没来做任何报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整个冈古拉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经受不住这样一次新的骚动了。 自己近来做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了些？对朱、李、赵他们是不是也过于显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许更不该一时冲动，把起科和小分队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赵他们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进尺”了？ “但不这么做，我又能怎么做呢？几十年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还能怎么着？”高福海呆坐着，紧张地默想着。“是的，我有许多可数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搭进去了。他们真的就一点都没看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他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么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地咬住牙关，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露了“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让他得知，这一回省地县三级领导都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他这个“冈古拉问题”，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他大概还不会在朱、李、赵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和迁就。他知道韩起科这个狗屁娃娃对他这种关键时刻的“软弱”和“迁就”十分的不满。但他一个十几岁的狗屁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几十年来，各种办法他都试过了，冈古拉才勉强维持到今天。起科这孩子是单纯的，坚定的，但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单纯和坚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别再给他添乱。但他已经感觉到，韩起科心中的那点“不满”，正在走向失控。一个失控后的冈古拉娃娃，也许更可怕。他必须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摆平了它。然后再伺机慢慢收拾朱、李、赵等人。朱、李、赵等人也真够恶的了，放出这样一种舆论，说我高福海“精神不正常”。我难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为什么也要这样去追问自己？难道我真的也感觉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还跟顾卓群这么个年轻人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事儿……而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个掉包计，换掉经我批准审阅的报告，夹进私货，向上密报我“精神不正常”。我居然还要如此和气地把他找来说事儿。我真昏了头了？一点都把握不住自己了？这真是雪崩前的预兆？那种有如塌了大半边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万倍的妖魔似的，从嵬嵬群峰之巅，啸叫着翻滚着震动着，张开一千万只云遮雾罩的翅膀，以吞没一切碾碎一切摧毁一切裹胁一切的威势，直扑下来。 哦，我的冈古拉…… 想到这儿，高福海略略张开一点眼缝，偏过一点头去，情不自禁地从窗户子里向外瞅去。西沉的阳光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杨林也急速地躲进灰暗中。仿佛有个正在空中移动的巨人，把眼前的一切，一点一点地都收进了他那只黑布旧袋袋子里…… 这时，张建国和孟在军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俩是奉韩起科之命去朱副场长家进一步探听虚实的。两人进得屋来，见高福海脸色铁青，现场气氛不是一般的紧张，刚张了张嘴，又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下去。 “有啥话，快说。”高福海厉声催促。 “我……我们……想跟起科说……说一点事儿……”孟在军结巴道。 “有啥，就在这儿说吧。当着高场长面说。”韩起科示意道。“你们最后搞清那群人是啥人了吗？” “搞清了。那群人既不是退伍军人，也不是咱本场的老职工和连队干部。是一伙知青……”张建国和孟在军最后报告道。 “知青？”韩起科一惊。高福海顿时也吃了一惊。当时省里各地的知青都在闹返城。冈古拉和哈拉努里地段偏僻，人心相对也迟钝一些，这地区的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虽说动静不大，但高福海一直为这事提心吊胆着，觉得这场风波的到来总是迟早的事。 “听说，出面联络这群知青和支边青年来开会的是朱副场长的儿子和李副场长的闺女。”建国和在军两人匆匆补充道。这两位副场长的子女当年并没有跟着受处分的爸爸一起来冈古拉，而是跟着他们的母亲，分别留在了北京和省城。后来“文化大革命”，要求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毕业了，都得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他俩一想，去哪儿不是去，冈古拉毕竟还有当副场长的父亲做依靠，便红旗招展地跟着其他那些知青一起，来到了冈古拉。 “他们也要闹返城？”高福海赶紧问。最近他耳闻，各地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为闹返城，有绝食的，还有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的。难道朱、李等人还想利用这场风潮，在冈古拉进一步搞些名堂？还能搞什么名堂啊？ “详细的，还不太清楚。但有人在传，这两天，中央要派人到冈古拉来检查退伍军人问题。所以那些知青和支边青年，都想趁这个机会到冈古拉来找中央代表……” “谁说中央要来人？”高福海真的吃惊了。 “这事儿，外头已经传了好些日子了……”孟在军忙应道。 “那你们怎么不早报告？”高福海忙问，并很不满意地瞪了韩起科一眼。 “我没听说。”韩起科忙解释。 “我们也是今天才听说的。”张建国也赶紧解释道，“前些日子，我们不都按您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整顿来着？” 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转过身来问我：“你从镇政府那儿听到什么了？” 我赶紧回答：“我也有好长时间没跟镇上联系了。打电话不方便……一点消息都没有。” “哦……”高福海慢慢坐回到他那把木圈椅里，呆想起来。 “场长，无风不起浪……”韩起科走上前，低声说道。 “你别多嘴！”高福海瞪了他一眼，吼道。 “……”韩起科忙退回去，呆立着，不作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高福海吩咐张建国和孟在军马上去叫马桂花。又吩咐我赶回学校，跟那几位知青出身的教员探探口气。探到什么情况赶快报告。我忙应下，取了大衣和皮帽，前脚刚出门，只见韩起科后脚就紧跟着出来了，只是阴沉着脸，从栓马桩上解下马来，也不骑，跟我一起慢慢走上了那条回程的木板路。他不吭声，我也没吭声。我心里也挺郁闷。高福海此时叫来马桂花，明显是要让她给镇上打电话，询问中央来人一事。按理，他应该让我去打这个电话的。马桂花认识镇机关里的谁啊？他不让我打这电话，说明他已经完全信不过我了。 唉…… 又走了一会儿，便遇见骑着马急驰而来的马桂花。一见我俩，她跳下马，打招呼，并问：“你们俩怎么走了？高场长那儿不是有急茬事儿吗？”韩起科对她挥了挥手道：“你快去吧。别嗦了。高场长等着哩。”马桂花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不敢多逗留，重新纵身上马，向着高家大屋急驰而去。 这时，韩起科突然抬起头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有办法核实中央来人的消息吗？”我苦笑着说：“高场长已经有安排了。你我着啥急嘛。” “马桂花她问不来。”他不无担心地说道。 “她问不来，就怪不着我们了。”我淡淡一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他略有些嗔责地瞟了我一眼，说道。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我现在还能咋说呢？”我反驳道，“我们现在不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能找到这样一部跟外界直接说得上话的电话机，你能帮着核实这情况吗？”他问，并进一步解释道，“核实这个情况，现在对冈古拉非常重要。我们得防止冈古拉发生更大的动荡……要不然……要不然，冈古拉就真的要垮了……” “对了，你有高场长办公室那部外线电话机上的钥匙……咱们上那达去打？”我忽然想起这档子事来，便问。 “那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他说。 “那用场长家的那部外线电话机打？” “你把我当傻瓜？嗤！” “那还能上哪儿找到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子？” “这你就别管了。我给你找到这样的机子，你肯定能给我把情况核实来吗？” “试试吧……肯定的话，不敢说……” “光是试试，不行。搞这样的机子，风险很大……”他沉思了一下，说道。 “好嘛。连你小子也怕风险啊！这样吧，我尽力去做，尽力去核实。万一核实不来，最后发生什么风险，我们共同承担。”我说道。 “行行行。就这样吧。”他立马同意了。“我去搞机子。你尽力去核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关键是看你什么时候能搞来这样的机子。” “嗯……”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两个小时后，你到我屋里来。” “两个小时你就能搞到这样的机子？你是神仙？”我万分诧异地问。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你来就是了。” 说罢，他纵身上马，用力抖动了下缰绳，那匹棕红色的儿马蛋子抻长了身子骨，猛地向前蹿去，很快就消失在那一大片已然变得十分浓重的夜色里了。 二十、冬夜的火 冬夜里突然燃起了一把不该燃起的火。在此前，一万多名知青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密谋麇集冈古拉场部 听着最后一串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地消失，我又在木板路上呆站了会儿。“中央”这时刻派什么人来搞什么“退伍军人情况检查”嘛？！我在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退伍军人事件已经“结束”，现在解决冈古拉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让冈古拉稳定一段时日。这时候派人来检查什么退伍军人事件，纯粹是没事找事，平空添乱嘛！是镇里那几个家伙没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呈交上去，造成上级错误决策，还是上边的人确实另有打算，另有部署？这时刻，的确非常需要直接跟上头的人通上话，哪怕能跟宋振和或张书记通上话，把此间的情况再强调强调，说说清楚，澄清所谓“中央来人”的谣言，以挽救时局于一旦。 要知道，如果整个哈拉努里地区的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涌到冈古拉来找所谓的“中央来人”，一万多人麇集冈古拉场部，万一遭遇强大寒流和暴风雪的袭击，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这些情况都不发生，只是把已经平静下来的退伍军人的情绪再度激发起来，事情也很不好办。再往深里想，从知青、支边青年，到退伍军人，再“引爆”其他人群的情绪，这局面就更不好说了。局势脆弱啊! 如果能及时劝阻那所谓的“中央来人”此时别到冈古拉来，就能有效劝阻那一万多人涌向冈古拉。（哪怕你缓来些日子呢？开了春再来，行不？那时，所有的公路都会泛浆，都成了泥巴汤窝窝。谁想来“闹事”，也闹不成了啊。） 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真的能在两个小时内，给我找到一部能直接跟外界说上话的电话机？他有恁大的能耐？这可真是太有点“天方夜谭”了…… 但瞧他那样儿，好像挺有点把握似的。那就走着瞧吧。 想到这里，我赶紧骑上那辆临时从高福海家后院仓库里找出来的破自行车，回到学校去找教员中那两位上海知青了解情况。但看样子真要出什么大事了：那几位知青和支边青年教员全不在。平日里，天一黑，他们都很少出门的。真的都去参与“密谋”了？问那位从省博物馆下放来的教员，他也说不太清楚，只知他们几位是约好了一块儿走的，说是今晚全冈古拉的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有“统一行动”。别的就不知道了。我赶紧去办公室，给高福海打电话，把这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顺便问他，是否已经跟镇里的领导通上话。他说正让总机在要哩。“不好要啊。每回要个长途，都跟女人难产似的。要死要活地得折腾好半天。唉……”他焦虑地说道，嗓门儿都有些沙哑了。 “还要我做什么吗？”我问。 “你……”电话里传来高福海拉长了的说话声，“先就这么待着吧。” “场长，我在情况报告里没经您允许，私自加进了不该加的内容，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我小心翼翼地检讨道。 “好了。这会儿不说这事儿。”高福海答道。 “您处分我吧。”我说道。 “我说这会儿咱们不说这事！你听不懂？”高福海突然火了。我忙知趣地闭上嘴。然后，他也不说话了。但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问：“你能上朱副场长家走一趟吗？” “干吗？”我忙问。 他犹豫了一下，吩咐道：“你去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他们场一级领导干部家里都安着有电话。不使电话通知，为什么偏要我去走这一趟？是想试试我这个时候去跟朱李等人接触，会做什么小动作？他真把我顾卓群看成啥了？我控制住一时间涌上心头来的委屈和不快，长长地吐了口气，对他说道：“场长，这时候我不想上朱副场长家去。不想见他们。如果您一定要让我来通知他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我不去。”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三个字：“我不去”。他大概完全没想到，刚才还在请求处分的我，瞬间却又变得那么“不听话”了，便不由得愣怔住了，而后却用挺平和的口气对我说道：“那就算了。电话，我让桂花打吧。”而后他又问：“学校里还有多少小分队的人？”我答：“一个都没了。今天不是休息吗？”他“哦”了一声，想了一想，又说了声：“那就算了。”便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那块双铃马蹄表，觉得该上韩起科那儿去了，便赶紧推出那辆破自行车，向高地上跑去。但没跑几步，想到上高地，骑自行车不合适，又把车子推回屋里，锁上，撒开了步子，大步流星地往高地赶去。 但等我赶到，却见两名小分队的女队员在韩起科的屋子里等着我。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奉“韩分队长”的命令在这儿等我的。我忙问：“起科呢？”她们说：“在那边安电话哩。”我忙问：“那边？哪边？”她们笑笑，说：“您就放心大胆跟我们走吧。”然后她俩带我向屋后的高地上走去。这是个大漫坡。而且是颇有些起伏的大漫坡。两个起伏中间，形成一些倒马鞍状的地形，当地人俗称“槽子沟”。很快，我们就沿着一个这样的“槽子沟”，向高地纵深走去。走了十来分钟，未见尽头，而脚下的雪却越来越深。“槽子沟”也越来越开阔。两边形成越发平缓浑厚的高坡。只是天黑，只凭雪光，看不太清楚坡的那边还有什么坡。我开始起喘。而那两个女孩却一切都照旧似的，互相手拉着手，依然走得飞快。我只得大口地喘着，笑着叫喊道：“孙二娘哎，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才下手？要杀要剐，就近吧。别费那劲儿了。我已经不行了。”她俩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很困惑地问：“您嘟嘟囔囔地在跟谁嚷嚷呢？孙二娘？孙二娘是谁？”我知道她们没读过《水浒》，也就作罢了，忙说：“没事没事。走吧。快走吧。只是求你们稍稍慢一点儿。” 又走了十来分钟，黑暗中，我觉得她俩把我引进了一个居民区。有树，有房子。但在这“居民区”里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儿所有屋子的窗户子都没灯光，黑灯瞎火的，挺有些人。再仔细一瞧，这些屋子居然没一间是完整的，断壁残垣，四下里甚至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仿佛走进了阴曹地府。（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一处由于耕地严重次生盐渍化而被迫放弃了的居民点。）我左顾右盼，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不一会儿，走上了这“居民区”后头的一片高地。这高地缓缓隆起，同样被厚厚的雪复盖着。并在这高地的最高处，居然出现了一点灯光，还隐约出现了几个在雪地上忙碌的身影。这让我的心顿时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灯光所在，是一个大地窝子。那两个女队员刚把我领进这地窝子，韩起科带着几个小分队队员就迎了上来，说道：“您先暖和暖和。一会儿就能通话了。”我打量这地窝子，足有二十来米长，七八米宽。前身很可能是个大菜窖。两根立柱上分别挂着两盏马灯。地窝子当间放着一张矮腿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这机子一眼就能看出是自己用零部件拼装起来的。外壳居然使用了一部老式真空管收音机的外壳。另外还有一个附件跟它相连。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附件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载波装置。联上它，就能给通话加密，别人再也窃听不到你通话的内容了。在那个年代，它也应该算是一个“高科技”装置了吧。矮腿桌子上还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壳座钟。硕大的镀铜钟摆在昏暗的灯光里，喑哑地响动着。我看时针的指向，两个小时的约定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始通话呢？还在等什么？另外，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部外线电话？它得到高场长批准了吗？我心里正暗自嘀咕，韩起科走过来告诉我，他派了些人去架线，也就是说架起一段线路，把地窝子里的这部电话机跟一条直通哈拉努里镇的电话线相连接上。这段线路大约有三公里左右。他安排了三个小组，分段去架。现在，其他两组的线路都已经架起，只剩赵光带领的那一组还没消息。“不会出啥事吧？这小子手脚挺麻利的。这么点儿活儿，早该完事了。”张建国担心地问。他是第一组的负责人，回来都好大一会儿工夫了。“要不，我带些人去找找？”范东问道。他是第二组负责人，回来也有一会儿了。见韩起科只是不表态，一个女队员悄悄地瞟了他一眼，低声嘀咕道：“赵光这小子最近情绪挺反常的。他不会带人跑了，去干别的什么了？”“你说他能带人跑哪了？他还能干啥去了？”张建国平日跟赵光关系最好，所以最听不得小分队里有人数落赵光。“不过，都这时候了，他们真该回来了。起科，我带人去瞧瞧吧。”范东再次请求道。韩起科迟疑了一下，说道：“别急。再等等。”韩起科嘴上说得平静，心里却比谁都紧张。晚饭前确定由建国、范东和赵光各带一组人马去架线，这三个组刚出动，他就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派赵光去当这组长的。赵光这小子这阶段的确有些反常。这小子跟他那个老爸赵大疤，都有点像泥鳅，浑身滑溜溜的，让人抓捏不住。韩起科被撤职后，他基本上就不怎么再跟韩起科来往了，今天说起架线安电话的事，不知道又动了他哪根筋，突然显得十分的积极。他这“积极”里，会隐藏着什么名堂呢？韩起科忐忑…… 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雪原上匆匆响来。还有马的嘶叫声。地窝子里的人忙迎出去。刚走到地窝子门口，就遇见赵光那组的副组长王连宝带着几个组员匆匆走进了地窝子。仔细一看，连宝等人脸上都带着新落下的伤痕。衣服也有撕扯的痕迹。建国范东忙把他们带到起科跟前询问。连宝把脚扣和电工工具包重重地往地上一扔，诉说道，赵光这小子带着他们，到了线路工地上，半天也不下令开工，然后就跟组里的这几个队员说：“偷架电话，是高场长最烦心、最痛恨的事。也不知道起科到底是咋想的。他自己被撤了职，还硬拽着大家伙这么蛮干。这样下去，谁都没好下场……”连宝问他：“你刚才在起科跟前咋说得那么好听，一背过身到这儿，咋又说这些胡球日鬼的话。你是啥人嘛。”赵光说：“在韩起科跟前，你们这一大帮子没头脑的东西都跟着瞎起哄，我能说啥？反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说着，招呼组里那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哥儿们就要走。连宝扑上去劝阻。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就狠狠地打了一架…… “他人呢？”韩起科听完连宝的叙述，忙问。 “走了。”连宝恨恨地答道。 “上哪了？”韩起科再问。 “可能上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吧。瞧着像是朝那个方向走的。”组里另一个队员答道。 韩起科不作声了。赵光去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很难收拾了。高福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有人背着他偷偷地安装外线电话的。不管这人是谁。多年来，高福海很明白，要想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就必须控制好这个“外线电话”。因此，如果他知道了韩起科偷架外线电话，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但这会儿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哦……”韩起科强压下剧烈的心跳，又问：“线架上了？” “架上了。要不是那小子搅和，这点活儿，咱们早干完了。”连宝从桌上撕下一块旧报纸，擦了擦额角淌下的鲜血。两个女队员忙从一旁的搁板上，取下一只救急包，为他做紧急处理。“你们咋打得恁狠哩？”一个女队员心疼地问。一个脸上同样被打伤了的男队员咬着牙说道：“你可不知道，赵光那狗日的真打啊，抄起一把铁锨就往连宝头上砍哩。不过，那小子耍耍小聪明，动动嘴皮子还行，抄家伙打架，还差点劲咧！再说，他那边的人也没我们这边的人多啊！这不是自找吗？！”说着，在场的队员们又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韩起科的脸色却阴沉得更厉害了，下令让所有在场的人赶快收拾起东西撤。包括我。他对我说：“顾校长，您也快撤。”我问：“不打电话了？”他说：“恐怕来不及了……”我忙问：“什么叫‘恐怕来不及了’？”他说：“没时间跟您解释了。你赶紧撤。快撤。”看样子，他是想留下自己一个人，用电话跟上边报告情况。即使让高福海发现了，也不会连累别人。他这么安排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话音没落，高福海亲自带着一卡车的武装值班民兵，赶来包围了这个大地窝子。韩起科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连宝和参与打架的几个男队员藏进了大地窝子最尽头的一个小间里。那里最早是存放时令鲜菜细菜的地方。他来得及跟在场的队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电话的事和打架的事，谁问你们什么，你们就死咬住一个不知道就行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我身上。听明白了？！” 高福海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他冲进地窝子，抓起那个附带有载波功能的电话机，二话不说，就朝韩起科头上砸去。韩起科没有躲。他知道这时不能躲。越躲，高福海越生气。机壳里装有一块好几公斤重的磁铁。它就带着这几公斤重的家伙，在空中飞出一个并不典型更不优美的抛物线，直直地砸到了韩起科的脑袋上，让他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后退中的身体踉跄着被土壁挡住，他怎么也会被砸倒在地的。额角立马裂开了一道两三厘米长的口子。口子里立马汩汩地涌出了鲜红的血浆。几个女队员都忍不住地捂着嘴，一下惊叫了起来。 “你真能耐啊？！在这儿给自己安电话？！你是什么干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还是中央特派大员？啊？！退伍军人妄想违规安电话你还腆着个脸，代表我去处理他们。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偷着安电话……你还是个人吗？”高福海紫胀着脸，大声吼道。 “高场长，事情不是这样的……”闻讯匆匆赶来的马桂花忙插嘴解释。 高福海一下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的鼻子吼道：“你给我闭嘴！我没迷糊哩！”他一边说，一边冲过去，从地上捡起沾着韩起科血迹的那部电话机，在马桂花眼前用力晃动着。马桂花怕他再用电话机砸她，便稍稍地往一边闪了一下，然后又赶紧站直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 额角上的鲜血流淌下来，已经把韩起科右边那只眼睑糊住了。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似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怒不可遏的高福海。“你还有啥事瞒着我？说！你还背着我干了些啥？说！你这喝狼奶长大的野种！说啊！！”高福海再次冲到韩起科面前，大声吼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恨不能把各自的心都逼停跳了，害怕任何一点响动都会进一步激怒高福海，让他再次挥动起手中的那部电话机，向韩起科的脑袋上砸去。 “我没瞒您。我没再背着您干过啥。”韩起科低声说道。他这个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大伙知道，高福海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背着他欺骗他。犯了这样的事，惯例是不管高福海怎么批评责备詈骂，你都别作声，只是低头站着，默默承受就是了。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这种让任何人都会感到难堪的境遇。韩起科曾多次跟小分队的成员交代过这个“注意事项”。他自己从来也是这么执行的。今天他怎么破例了？他怎么还嘴了呢？他想干啥咧？想跟高福海破罐子破摔了？大伙越发地紧张起来。 “没再瞒过我了？哼，鬼话！”高福海继续吼叫道。 “不是鬼话。”韩起科又愣愣地冒出了一句，直接在反驳高福海。大伙惊呆了。这小子是给砸糊涂了，还是真豁出去了？大伙心里嘶嘶地倒吸了口凉气。 “你？！”韩起科的态度也让高福海感到意外。震惊。他大声吼道。 “在这儿准备一部话机，完全是为了以防万一。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知道，冈古拉只有两部机子能跟外界说得上话。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居心不良的人只要设法控制了那两部机子，我们就会因失去跟外界和上级的联络，而束手无策地在这万古荒原上等死。我作为您亲自任命的小分队队长，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去做一点事情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或者说，我有责任事先做好准备，万一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时，能不让您和整个冈古拉因无法求援而陷入坐着等死的困境……”韩起科平静地解释道。 “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跟我报告？说！”高福海逼近一步，追问。 “……”韩起科哆嗦了一下，没回答。 “这件事既然依你说的那样正大光明，事先你为什么不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报告？说呀！”高福海又逼近一步，大声追问。从他嘴里喷出的滚烫的呵气，几乎要直接烧灼到韩起科的脸面上了。 “……”韩起科再次哆嗦了一下，仍然没回答。他不是不能回答，只是照实回答了，就会更深地“伤害”高福海。以自己多年在高福海身边生活的经历，他当然明白请示汇报的必要和重要。一开始，他也想到过，就此事向高福海请示汇报。但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他决定既不请示，也不汇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必须做得十分保密才行。否则，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起不到那种关键的作用了。而那时候，他已经觉察高福海的心态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当然不会像朱、李、马、赵等人那样，认为高福海的这种变化预示着他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但韩起科清楚地感觉到，高的这种心态变化，已经使这位他所敬爱的长辈在许多场合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话做事也越来越“任性”，越来越“即兴化”，看人论事的左右摇摆性也越来越大。为此，他忧心忡忡，但又毫无办法。他担心高场长一旦控制不住自己，就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那些实际上“不值得信任”、所以就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比如像朱、李、赵等。（他对马桂花的父亲，那位“圣徒”，印象比较好。一直没把他划入“不值得信任”的那一类人中去。）为此，他决定独自保守这个秘密，并独自承担将要承担的一切责任。在今天以前，他甚至都没告诉过小分队的任何人，他在这大地窝子里装配了一部可以进行载波通话的电话机，并且在这个大地窝子里储备了几千米的十四号粗铁丝和几十根可以临时用来做架线杆儿的树棍子，还有众多的瓷瓶、十字板……他愿意独自承担“不请示不汇报”可能造成的任何后果。可以这么说，对于今天这个场面，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敬爱的“父亲”似的高场长今天居然会愤怒到用电话机砸他脑袋的地步。因为，他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没有挨过高场长的揍了。他以为父亲一样的高福海不会再揍他了。毕竟自己是那么地忠诚于他，而父亲一般的高场长也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揍他了。 五年多了……他觉得，从此以后他不会再揍他了。而在自己心里，是真的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的……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 随即，高福海宣布，自即刻起解散小分队，并隔离审查原小分队队长韩起科。所有原小分队成员集中学习，在说清楚自己跟“偷装电话机”和“殴打赵光等人”两件事的关系以前，不得离开学习班。当场，两名持枪警卫就把韩起科押走了。 韩起科提出，要带几本书走。高福海同意了。韩起科又提出，要单独跟高福海谈一谈再走。高福海说，没必要再单独谈了。他会派人来跟他谈话的。有话就跟他派出的人谈。韩起科说，必须单独谈，而且现在就得谈。如果不行。他就不走了。高福海说，你不走了？你还那么横？走不走，由得了你？韩起科说，对。我不走了。你就地把我毙了吧。高福海叫道，你以为我不敢毙你？韩起科说，您当然敢。这时，马桂花疯了一般地冲过来，揪住韩起科的衣襟，使劲地摇晃着，哭着喊着：“你吃错药了？踩着电门了？搭错哪根筋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就活不了了？你平时怎么教育我们的？这时候你就给我们做这好榜样？！你还非逼着高场长下令向你开枪？这么些年，高场长对你多好啊。好好掂量掂量，你这糊涂蛋！二球货！愣头青！闭嘴吧！给我闭上你这张臭嘴！听到没有？我求求你了……”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 韩起科红起眼圈，也低下了头。 高福海默默地站了会儿，冲着两个场部机关的干事挥了挥手。那两个干事便带着持枪警卫和小分队的其他人上外头去了。马桂花要留下。高福海没答应。马桂花说，我得留下。高福海心烦地瞥了她一眼。她还是坚持道，我得留下。韩起科说，桂花，你走吧。我没吃错药，也没踩着电门，更没搭错哪根筋。你走吧，让我和高场长单独说一回话。这是我和高场长之间的事。你就别掺和了。相信我，我没吃错药。马桂花五内俱焚地看看高福海，又看了看韩起科，犹豫了一会儿，才没再坚持。 待马桂花走后，韩起科说：“高场长，别的事，我就先不说了。您隔离我多久，都是应该的。您要我做什么反省，检查，交代，我都会好好去做。我只是希望您别再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赵股长掺和在一块了。这些人……” 高福海立即打断他的话：“这不用你操心。” 韩起科忙说：“情况非常紧急。请您允许我先把话说完。” 高福海冷笑一声道：“情况怎么又紧急了？” 韩起科说：“如果整个地区一万多名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聚到咱冈古拉场部来，这事情就很难办啦。” 高福海说：“这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又有啥关系？一万名知青是冲着所谓的中央代表来的。” 韩起科说：“高场长，您还想不明白吗？要是真有所谓的中央代表，这可是件大事，上级党委和政府事先怎么会不通知您？冈古拉的最高负责人还是您啊！” 高福海问：“你打电话问过了，真没有中央代表这一码子事？” 韩起科说：“我在这儿正准备打电话问哩。但还没来得及打……” 高福海冷冷一笑道：“那你跟我扯什么蛋？” 韩起科说：“如果真有中央代表这样的事，就算上头组织不信任您，事先不给您通知，哈姐知道了，也一定会通知您的。但她给您通报了没有？没有吧？过去，比这小得多得多的事，她都知道给您通报。这回，要真有，她能不给您通报？” 高福海一愣。这话有道理啊。这两天他跟哈采英不还通了电话的吗？没听小哈说起这事啊。“要没这事，这消息怎么会传得那么邪乎？”他问。 “有人在添油加醋，扇阴风，点鬼火，撮弄知青起来闹事呗。” “你说谁呢？” “这还不明白吗？几十个知青和支边青年代表都聚在谁家里开黑会哩？” “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干吗要撮弄知青闹事？” “他俩两家的娃娃都是知青，都在咱场里。知青不闹事，他们的娃娃回得了北京、回得了省城吗？他们自己能离开冈古拉吗？” “你是说，他们是为了把自己和自己的娃娃弄回城市，所以在背后鼓捣着这些大城市的知青和支边青年起来闹事？” “我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像他们这么老资格的人，为什么要把知青召集到自己家里去开黑会。” “……”高福海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问，“那……那你的意思是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也是他们散布的谣言？” “这一点我不清楚。不敢乱说。” “搞不清楚这话的来源，就不能随便说朱副场长他们在煽动知青闹事。” “但现在也不能肯定，这谣言就一定不是他们散布的。” “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啊？为什么？” “他们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咱冈古拉。您看不出来？” “……”高福海颤栗了两下，不说话了。 “高场长……”韩起科急切地继续说道。 “别说了！”高福海突然恶狠狠地吼了一声。但韩起科觉得这场盼望已久的谈话好不容易才得以进行，谈到这儿，可以说才刚刚接触到一些要害；因此，无论如何，即便拼着命，付再大的代价，他也得把这层窗户纸继续给捅下去，直到完全捅破了为止。“高场长，请您允许我再说两句……”他真切地恳求道。高福海断然吼道：“我让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听到没有？！！”他几乎再次要完全失控。他抄起那部依然还沾着韩起科血迹的电话机，差一点又要向韩起科的身上砸去。但这一回，也许是话机上的血迹给他了某种异样的刺激和提醒，使他在举起话机的最后一瞬间，忍住了，没再砸出去。但他整个颤栗的身子，抽搐的脸部肌肉，灼热而愤恨的目光和翕动哆嗦的嘴唇，以及像一只发怒的猫似的，整个都弓起的后背和绷紧的四肢，告诉韩起科，不能就眼前的这个话题，再跟他谈下了。 是的，不能再往下谈了。高福海不愿意听人说，他器重的人“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冈古拉”。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就是不愿意听人跟他提及这一点。这就像一个明知自己快要死去的病人，不愿意听到耳旁总有人跟他唠叨，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苦苦挣扎，高福海觉得自己到底也没能搞好冈古拉，没能在各级领导跟前留下个好的印象。为此，他怨恨过这些领导，他甚至故意制造了并向外散布了“高福海拘押退伍军人”的消息，去刺激那些始终对他没有好感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在下边还会给大伙详细地交代原委和过程。）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不会再有大的起色了。已经定局了。他也认命了。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要离他而去，离冈古拉而去，他想责怪这些人，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力气来责怪他们了。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个资格来责怪这些人。因为是他自己没这个能耐搞好冈古拉，没创造出好的条件来留住这些人的心。不管这些人为了离开他，离开冈古拉，使用了多么“卑劣”“恶俗”的手段，甚至……不惜把他说成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他都可以原谅……人嘛，本来就是个动物，说得再好听，都有自私和向恶的一面……他已经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到此为止了。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本打算在有生之年，求个平和，只想着把小分队的这几十个娃娃调教得顺顺溜溜的，搁在自己身边，以保持住冈古拉不再出什么大事，也就够够的了……但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局……连自己调教了十几年的这个狗屁孩子也这么不听话，那么自有主张，那么地不给自己一点平静和安顺…… 他恨恨地看着韩起科。这种愤恨、怨恨中所包含的绝望，失望和无望，是韩起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一刹那，韩起科好像突然闯进一片自己熟悉的敬若神明的原始森林。突然发现这片森林正在往天坑里倒塌。那一棵棵千百年的老树，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声，轰隆声，惊散无数的鸟群和兽群，升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尘埃，一起东倒西歪地向几百米深处坠去…… 他觉得自己也在跟着坠落…… 他问自己，必须跟着一起坠落吗？ 他无法回答。他觉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心乱如麻。但又热血沸腾。他真想冲上冈古拉那面最高的大漫坡，冲着为黄尘和灰雾所弥漫的地平线，冲着那地平线上那几百万年前形成的黑色岩层褶皱，冲着那在冬季里总要变得苍白无神的太阳和若有若无的天空，拉直了喉管，抻开了嗓门，大叫一声：“狗日的，你们到底想让我咋着嘛！我才十六岁啊……” 哦，我的狼群…… 我的冈古拉…… 为什么要倒塌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百年之躯千年之躯去填那贪婪无底的天坑之缺呢？站住了。为什么不站住了？我的狼群。我的冈古拉…… 韩起科就这样，用一种同样怨恨的目光怔怔地回应着高福海的盯视。大约过了几分钟，地窝子门外传来一阵低哑的争执声。紧接着，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几位股长喝退了地窝子门口那些持枪警卫的阻拦，大步跑了进来。不一会儿，赵大疤也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赵大疤是来报告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的伤情的，说他俩刚才突然昏迷，体症微弱，危在旦夕。请高福海批准动用场部惟一的那辆卡车，紧急把赵光等人送镇卫生院去抢救。朱、李等人则是请高福海去跟那几十位知青代表见面的。他们告诉高福海，一万多名知青和城市支边青年已经出发了。知青代表请高福海去商谈，那一万多名知青到冈古拉场部后，怎么安置他们。 “怎么安置？你们说怎么安置？你们不是已经跟这些代表在老朱家秘密嘀咕了好半天了吗？” “谁在那儿秘密嘀咕了？”朱副场长脸微微红起。 “反正不是我。”高福海冷冷一笑道。 “老高……大约有两千来人可能很快就要到了。随后那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都会到达。这时候再说这种气话，管啥用呢？归根到底，您是一把手，您不发话，我们不是啥也干不成吗？”李副场长劝道。 “你们还承认我是一把手？啊？黑陷阱都布好了，你们现在来找我这个一把手了，拽着我往里跳？”高福海瞪了他一眼。但这些带刺带棱角的话只是在心里咯愣咯愣地打了个转，并没说出口。他非常想斥责这二位一顿。但转念一想，这会儿确实不是跟谁怄气的时候，得抓紧时间先把这一万多名知青的事处理妥了，毕竟人命关天啊！便忍了忍，先给后勤上写了个条，让他们赶紧把卡车派给赵大疤，往大医院送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然后转过身来问朱、李：“那些知青代表还在你们家待着吗？”朱、李答：“还在。”高福海说：“那请你们二位赶紧跟他们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能不能请他们给那些还没出发的同伴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轻信谣言，盲目往这儿涌。他们也都看到了，冈古拉场部这么一个跟挖耳勺似的小地方，别说安排吃住，就是给他们找个暖和地方干站着，也不可能。听说不少女知青还带着一两岁两三岁大的娃娃。这更不得了了……”“可他们一口咬定，中央已经派人过来了。”李副场长说道。“他咬定不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中央要派人上我这儿来，总得通知我吧？总得让我提前给中央来的人安排个吃住的地方吧？这么大的事，总不能搞突然袭击吧？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不懂？”高福海说道。“现在你说啥，他们都不会听进去的。他们一心想回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你们说咋办？”高福海厉声逼问。朱、李不作声了。高福海喘着，而且气着，呆站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来吩咐马桂花，马上给镇上打个电话，把这新情况报告给他们，并请示他们怎么办，最好请他们赶紧给各单位下死命令，让各单位派人到各交通道口拦截本单位后续还没出发的知青，“请他们千万别再往冈古拉来凑这份热闹了。”高福海恨恨地叫道，好像马桂花就是各单位那些还没出发的知青似的。马桂花愣怔了一下忙说：“这么重要的事，还是您自己跟镇领导说吧。我怕我……”高福海瞪她一眼道：“我懒得跟他们说话。这点事你都办不了，还有多大能耐？啊？”马桂花不敢再还嘴，只得乖乖地回场部去打电话了。这时，韩起科上前跟高福海提议道：“请别人打电话怕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上各道口去堵截。尤其是丫儿塔方向，来的人最多。可以请那些退伍军人出动，都穿上退伍前的军服，到道口去做那些知青的工作。解放军威望高，可能会起作用的。哪怕能减少一半的人进场部，咱们这儿的压力也会少多了……” “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的？你把一半的人堵在场部外头，就算完事了？那戈壁滩上有你的招待所还是有你的家属院、大食堂？将来这些人冻死在场部外头的露天地里，就不是一件事了？你这是打的啥算盘？！出的啥馊主意？！”高福海训完了韩起科，让一名警卫把一直在门外待着的范东等人叫了进来，让他们赶紧通知全体小分队队员，到场部他的办公室集合。 “干啥呢？您不是已经宣布解散小分队了吗？”范东故意问道。 “范东！”高福海大声喝斥道。 范东似仍不甘心，对高福海说道：“如果您真觉得小分队在这关键时候还有点用，那就索性把起科的职务也恢复了吧。古话说，临阵换将，兵家大忌。” “范东！”高福海又大喝一声。 “高场长，我知道我不该再多嘴，但有句话我还是得当着所有在场领导的面说，在冈古拉没有比起科更听领导的话，更踏实肯干的了。他也许会给您出些馊主意，但是……但是……”没等范东把“但是”后面的话说出来，高福海已经倒背起手，带着朱、李等人向外走去了；快走到地窝子的口口子跟前了，忽然转身问韩起科：“是张建国那小子带人打了赵光？”韩起科说：“这事还得查实。”高福海说：“你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韩起科说：“俗话说，一个巴掌不响。这个架到底怎么打起来的，真还得问问双方当事人……”高福海却说道：“别跟我磨嘴皮子了。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否则，不会有你的好。”然后，丢下两个持枪警卫，让他俩守住这地窝子，在韩起科交出张建国之前，不得让他随意离开这地窝子一步。 长途电话真是难要。一直要了一个多小时，马桂花才总算要通了镇政府总机，并最后要通了宋振和。宋振和耐着性子听马桂花把情况说完，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让她立即去把高福海找来说话。马桂花犹豫了一下，看看在一旁紧着对她摆手的高福海，只得说：“高……高场长病了……”宋振和口气强硬地说：“只要还没死，你都把他给我找来说话。告诉他，我这儿有重要的中央精神要给他传达。”马桂花立即对宋振和说道：“那好。您先别挂电话，我这就去找。”然后捂住送话器，低声把宋振和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高福海。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故意待了几分钟，才拿起电话说：“宋镇长，找我？”宋振和连寒暄和挖苦的话都没说，直接就告诉高福海，中央的确派人来过问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情况了，也已经知道这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的最新动向了。中央的口径是，各级组织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一万多名知青不出一点事。至于退伍军人一事…… “退伍军人还有啥事儿？顾卓群不是已经给你们打了个报告么？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中央还冲什么退伍军人事件，往这儿派人？！这不是给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添乱嘛！”高福海不高兴地嘀咕道。 “你又在胡说些啥呢？都把牢骚发到谁头上去了？你高福海还有啥牢骚可发底？退伍军人这事儿，还不都是你闹底咧？！捅出这么大底一个窟窿，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宋振和还从来没这么跟高福海发过火。高福海果然不作声了。这时闻讯赶来的张书记从宋振和手里把电话拿了过去，通报，据气象台预报，明后两天可能有雪，还可能是大雪，雪后普遍降温。降温幅度还相当大，可能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六摄氏度左右。如果不能赶在大雪降温前及时疏散这一万多知青，后果就真的很难预料了。镇政府马上派人赶往冈古拉，协助高福海做好这疏散工作。“但是，万一赶不及，这疏散工作就完全得靠你自己了。老高啊，过去，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会。有些剩余问题看来还没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处置。我想，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这件事的处理的。老同志了嘛……人命关天啊……”张书记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不说那些狗屁话了！”高福海一下打断了他的话。语气的生硬和粗暴，把一直在一旁干待着的马桂花吓了一大跳。十年前，张书记那会儿还没到哈拉努里来当书记，只是县机关的一个普通秘书。那年，省地县三级组织决定再一次推荐高福海评选省劳模，派这位县委的主要笔杆子“张秘书”来冈古拉整理高福海的先进事迹。“张秘书”在收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冈古拉有严重的“瞒报黑地”现象。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多年来，冈古拉私自开垦和种植了数十公顷耕地，没有上报。作为一个省劳模，瞒产瞒地，当然是极严重的问题。高福海忙向“张秘书”解释这些黑地的来历。他说，当时，因为各地闹“自然灾害”，但上面又不让下边减低单产指标。考虑到，秋后按这种不现实的单产指标上调粮食的话，冈古拉一多半的人就吃不上饭了。为了“临时解决本场职工干部的吃饭问题”，场党委才决定允许大伙在房前屋后种一点土豆苞谷之类的东西，以补充口粮的不足部分…… “高场长，我是刨土坷垃长大的。你瞒谁，也瞒不住我啊。房前屋后刨点地，能刨出几十公顷来？你把我当谁了？要不，咱们上一家家的房前屋后去丈量？你全场房前屋后这点边角地，撑死了，我给你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一个巴掌，来回翻倒了一下，表示“十公顷”。接着又说道，“那，还有六七十公顷呢？不会在各家各户的床上搁着吧？你们冈古拉小家小户的床也没那么大吧？”“张秘书”那会儿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都跟扛完麦捆，留在汗衫肩膀头上的麦芒尖尖似的，扎得人浑身不自在。高福海只得承认，确实私下开了几大块完整的“黑地”种土豆了。但收下的土豆，也确实全当口粮按人头分到了全场职工嘴里去了。他说他记着账哩。你们可以查。我个人要多吃多占了一斤粮食，私分了一分卖粮款，就开除我党籍。“张秘书”让他把账本拿来，一一查清，记下数字，带回县里。两个月后，高福海就收到了一份通报批评，党内记过处分，责成他在当年的三级干部会上做公开检讨。从此以后，上头再也没有推荐过他去当劳模。他因此再也没当过劳模。这一点，高福海当然感到心疼，但还不是让他最痛心的。让他最痛心的是，县里做出决定，要他把私种黑地三年来收获的土豆，按十斤折一斤的算法，换算成麦子，全补交国库。冈古拉本来种麦子就不多，产量也不高。这么一来，在后三年里，冈古拉的人除了娃娃和病号，几乎全靠苞谷粉过日子了。全年，只在大年三十和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每家视人口多少，发三到五斤白面，包一顿饺子，蒸一屉白面馍馍，让全家人高兴一回。而那种高兴，激动，几乎又都凝固在一种让人心碎的静默中。当爷爷把第一个白面馍从热气腾腾的笼屉里拿给他最喜欢的小孙子的时候，全家人居然都会颤栗起来，那种从心底里涌出的喜悦，会让一个人几近崩溃而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的境地……而第二天，在场部的商店门口，却总会有一些老职工，见到高福海，真心诚意地感谢他，感谢场党委，让他们过上了一个能有白面吃的节日。这时候，他真想狠狠地抽自己的一个大嘴巴，再躲到哪儿，捶胸顿足地大哭一场。当年秋后，他又下令开了几块“黑地”，索性将它们全种上麦子，并把收下的这些麦子全贴补到职工的口粮里。镇里县里知道后，居然也没把他怎么样。他们知道他跟他们犯上倔了。较上劲了。不再追究，并不是说那会儿政策已经变了，只是种黑地的单位和人太多，法不责众。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吧。当然，也就更不能给他“省劳模”称号了。他也逐渐地疏远了这方面的关系和冷淡了这方面的追求。只是每到五一劳动节前后，上头照例召集劳模们举行一些公开的宣传表彰活动，他或从报上见到，或从广播里听到，回想起当年的荣耀和喧哗，心里多少仍会有些郁闷和不平。后来，“张秘书”调到哈拉努里当副镇长。从副镇长到副书记，从副书记到这一回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俩从表面上看，相处得还挺好。每年入冬前，高福海都会托人给张书记捎一车最好的土豆去，再捎十五公斤最好的肉苁蓉干和几十斤黄羊肉。（冈古拉的大沙包上出产品质极好的野生肉苁蓉。这玩意儿，外观和颜色都像发育完好的男人xxxx。数伏天，它们就那么一根根凸出在滚烫的茫茫大戈壁的沙包地上，显示着它那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压抑的生命力。据中医大夫说，它是一种极好的壮阳药物。）但谁都说，从发生“黑地事件”后，高福海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外表看，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讲自制；而从内心来说，却一天比一天压抑，一天比一天不愿意走出冈古拉，不愿去接触外头的人，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这片完全属于他的高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