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自序:五十年并不遥远

    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冯骥才


    2016年3月20日

 一、抄家全过程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涌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乱扔屋里的东西，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1966年8月抄家


    我说：“你们没去派出所报案吗？他们怎么能随便闯进人家呢！”


    她家没人吭声。她家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家，没经过事，何况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变故突然降临，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她父亲听说，五大道这边别的人家也闯进学生了，她家对面的两位名医金显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门而入，有的乱翻乱砸，有的说要搜查“变天账”。什么是变天账？我一时没想明白，却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赶忙告辞回家。这时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时要乱一些，远处有扩音器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宣讲声，在黑夜里听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里临街的一家门口，乱哄哄聚着一群人，楼上楼下所有灯都亮着，窗户里有急匆匆晃动的人影，还有叫喊声、呵斥声，砸玻璃、摔东西的声音和猛烈的撞击声；没等我看明白，只听有人说：“红卫兵抄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两个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赶紧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几个年轻人坐在边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们，一个冲我说：“神气什么，到家门口看看去吧。”我没答话，往家里骑，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门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报！我立刻紧张起来。


    到近处看，大字报气势汹汹，写着要坚决揪出父亲的大字标题，还有一连几张声称要打倒我这个狗崽子。怎么还会有我？我心慌成一团，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说我醉心于“封资修”的画，还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所在的书画社是计件工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现在上纲上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令我感到惊愕的是，贴这张大字报的竟是我的一个亲戚。


    我已经无法把这张大字报全看下来，赶紧进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间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几两边带扶手的椅子上一动不动，两张脸带着同一种表情，都在鲜明地告诉我：要大难临头了。


    我还发现屋中有些异样,光秃秃的，原来桌上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时母亲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进柜里，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边，好像是“坚壁清野”，防备即将到来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么样的？谁都没经过，只是在《红楼梦》里看过。我们仅仅靠着藏一藏怕摔怕砸的东西就能应付这种不得而知的抄家吗？如今看来我们对那场即将到来的社会灾难与时代疯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被抄户楼前贴满大字报


    整个夜晚我是在一种破碎和慌乱的感觉中度过的，分不清是噩梦还是现实，反正无法挣脱。有时我分明听到呼喊叫杀之声，好像还有一队人马从我家的楼前呼啸而过——我不认为那是梦境。记得我曾爬起来把自己两本日记塞到暖气片后边，这写满了我近几年思想的日记叫我感到不祥……可是我又觉得这些记忆有点像梦境，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确有其事。平时半夜醒来总能听到父亲在隔壁那种刮大风一般的鼾声，可是这一夜没有，异样而出奇的静；这是由于我一直睡着没有听见，还是父亲和母亲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认，那时的我，对父亲所知极少，对父亲的事也不感兴趣，只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商人，开过面粉厂和贸易行，为此自己便先天和别无选择地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现在父亲要面对这个世界；我却不知道自己马上也要身陷在这个骤变得可怕的世界里。


    第二天醒来，外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而骑车上街很快就发现天下大变，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红标语、绿军装哗哗地跳进眼睛，被扬声器放大的凶猛呼叫声和语录歌闯进耳朵。


    在骑车经过三十四中学的时候，正赶上黑铁的大校门忽然从中打开，打里边涌出一大群穿绿衣、戴红袖章的学生，手里拿着亮晃晃的东西，飞快地占据街心。我停车下来，正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忽见迎面一个学生手指着我喊：“瞧，这个人是大背头。”一群红卫兵迅速上来把我围住，冲我喝问：“你是资产阶级大背头吗？”我说：“我头发一直很长。”学生们立即怒了，叫道：“还狡辩，老实点，给他铰了！”跟着学生们呼叫着拥上来，原来他们手中亮晃晃的东西都是剪子，有理发剪子，也有家里用的剪纸剪布的大剪子，跟着“咔嚓咔嚓”在我头上一通乱剪，我不敢乱动，怕他们的剪子捅破我的头，老老实实等他们剪完，又呵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战斗胜利者的神气。后来我知道这是红卫兵“扫四旧”最早的行动——剪长头发和肥腿裤，还有焚烧图书字画，砸一切老东西，伴之而来的就是抄家了。


    我赶紧骑车赶往单位，同事们看到我乱糟糟的脑袋，再听我一说，都对时局的突变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们找来一把剪子帮我把头发修齐，由于头发被学生们铰得太苦，修好后短得接近光头了。他们还去商店给我买一顶便帽戴上，虽然不像是平时的我，但这时已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我那时所在的书画社在营口道上，“文革”一来，被上级集中到和平区文化馆后院一间空房里搞运动，学习文件、揭发坏人、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化馆四周的楼房民用的少，行政单位居多，平时很静，现在各个楼里好像都在打架，喊声愈来愈大。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为家里的母亲担心，渐渐感觉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厉害，第一次觉得心脏和喘气都不舒服，临近中午时，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楼上找文化馆的吴主任，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当时吴主任正在受单位群众的揭发批判，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揭发他的种种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边还没有打叉，表示还未被“拉下马”，还在管事。主任室的几扇玻璃窗上也糊着大字报，光线晦暗，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纸还白，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记得他对我说：“运动都有高潮，但不会总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气。”然后就准了我的假。他说的话却叫我懵懵懂懂听不明白；不知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我急忙骑车穿过乱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时，气氛变得紧张和严肃了，一队队红卫兵手拿着木枪挺着胸膛走在街上，样子像去上阵杀敌；有的胡同口已经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经开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里的居住区，老宅院多，遗老遗少多，当然是抄家目标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亲现在如何，愈使劲蹬车，愈觉得双腿无力。在我从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时，隔着一百多米远，就见我家门口黑压压围着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马路对面的边道上，都仰着脸朝我家那座楼看；我家的院墙上、各个窗口上、屋顶上都站满红卫兵，远看像《西游记》里的猴山。不用说，我家被抄了！


    单位的楼道


    我家这座楼有三层。一层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后裔；二层是我家；三层是孙家，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可以说，我们整座楼的所有住户都是抄家的对象。此刻，红卫兵们正从窗口把室内各种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扔，发出不同的摔碎声；有一种旧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们抓住布头从窗口扔下来，好像一道道长长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随之下边发出一片呼好声，上下呼应一片；一个站在三楼最顶上的红卫兵使劲地挥舞着红旗，好似占领了一个山头。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会出什么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亲。我把自行车推进桂林路一条胡同深处的隐蔽处藏好，然后奔往家中。奇怪的是，这时我反而不觉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门口，耳听着有人叫了一声“狗崽子回来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从各家抄出来的东西已经全混在一起。几个红卫兵上来用木枪拦住我，其中一个直问我：“你是谁？”我说：“我住在二楼，我回家。”这个红卫兵冷笑道：“家？你跟我进来。”


    我跟在他的后边走进去，走廊到处堆着从屋里抄出来的各种杂乱的东西，楼梯已经被这些东西埋在下边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们一边走，各种碎裂的声音一边从脚下发出来；几层楼上上下下站满手执木枪的红卫兵，那感觉使我脑袋忽然冒出电影《马门教授》里抄家的一个镜头。然而，在这样从未经历过的严峻的气氛里，我感觉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种自我的控制力，这种感觉使我自己有一点冷静。奇怪，这能力是哪来的？谁给我的？是因为父母和家中落难，只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楼，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轰击过的惨状。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开的书、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开，而是被刀斧劈开的，书桌的一角硬被斧头砍去，被打散的吊灯垂在屋顶中央，上边挂着母亲的一条长筒丝袜，这怪诞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里。墙上所有画都没了，涂抹着许多气势汹汹的标语。后院里不知在烧什么，浓浓的烟冒上来，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红卫兵已变成人影。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中外名著和书画都被扔下去，正在后院放火焚烧。走在我前边的红卫兵忽然扭过身来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问话这红卫兵大概是个头头，年岁略大一些，戴着一副窄黑边眼镜，可能是个高中生，比较沉稳，和那些年纪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绪化的学生不一样。他脸上没有表情，略略低着脑额，抬起一双细细的眼睛透过薄薄的眼镜片冷冷地盯着我。我说：“我家的一切都是父亲剥削来的。”


    这红卫兵想了想说：“你能这么认识就好。现在是中午，我们去吃饭，可是马上就会回来。你们不准乱说乱动。”我点点头，感觉这个红卫兵比较能够说上话，便对他说：“我们决不会下楼。”从他的表情看，他满意我的回答。他盯着我又说一句：“可不许藏东西。”说完便带着楼里的红卫兵撤了。


    我赶紧去找母亲，急于知道她的处境，在她的卧室里找到她。她头发蓬乱，脸很脏，但她见到我时没有哭。母亲是个镇定的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每遇风浪，定海针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父亲只是做生意时胆大，出了事便胆小。此时，父亲没有下班，肯定在单位挨斗，会遭遇到什么就全不知道了。我和母亲先在废墟般的家里找到了一点昨天的剩饭剩菜，把肚子填饱；暖壶全被砸了，就打开自来水的水嘴，接些凉水喝。我小声问母亲：“您藏什么东西了吗？”母亲说：“有一盒首饰。”我一听就急了，说：“妈妈，快把东西交给我，一会儿由我上交。现在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就行。”我当时比较清醒。我知道在那种突然的变故中唯一的选择是设法平安渡过这一劫难，这也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没过多久，红卫兵就回来了，细一看，并不是刚才那拨人，而是换了一拨，头头也换了一个女的，十六七岁，身子瘦小，脸很白净，眉目清晰，人很厉害，一脸怒气，好像随时会发火；她腰上没系皮带，皮带攥在手里，一边上楼，一边用皮带啪啪使劲抽着楼梯两边的护板，气势很大。她上来就向我要“变天账”——这时我才明白，那时候放映的土改时期的电影中，常常会有一个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账本之类，准备将来向农民反攻倒算，这些东西就叫作“变天账”。显然，此刻我们已被这些未通世事的年轻人当作假想敌了。我说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她就火了，叫几个红卫兵把母亲弄到大街上“接受群众批斗”，然后翻箱倒柜抄找“变天账”。她本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脚掀动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碰到几个厚厚的黑色大本子，她拾起来问我：“这是什么？这不是变天账吗？”我吓了一跳，那时代我们对长辈的事情所知甚少，谁知家里的老东西都是些什么，真是些老账本吗？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说：“这是家里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册。”


    没想到“解放前”这三个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呵斥我：“旧社会的照片留着想干吗，这不是怀念旧社会，想变天吗？”她边呵斥边翻看相册，随后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露出阵阵冷笑。她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们的老照片确实都很漂亮。只见这女红卫兵将相册上的照片一张张刷刷地扯下来，然后撕得粉碎，扔掉，嘴里一边说着：“叫你们想变天！变天！变天！”我却感觉到她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这时，母亲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戏谑的批斗。


    从窗口望下去，母亲、一楼和三楼的几个女主人，横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赛跑，必需跪着“跑”，跑不动就爬。一群学生在四周连呼带喝。我发现邻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参与进来，这些男孩平日就很调皮，有的很野，这会儿闹得更凶，时不时上去没头没脑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楼的女主人孙大娘挨了很重一脚，在地上翻了两翻。我忙找那女红卫兵头头说：“红卫兵纪律严明，可是现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间，万一别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烦了，别给革命小将们抹黑。”没想到我的话真起了效力，她马上派人下去制止。我开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忽然，一个红卫兵跑上来，与这个女红卫兵头头耳语，女红卫兵立即大声说：“我们有重要任务，立刻到楼下集合出发！”很快这拨红卫兵撤了。


    我下楼去接母亲，母亲她们已被放回来，正上楼。前院浓烟滚滚，我担心起火，跑到院里一看，一些学生和邻居的孩子们在点火焚烧“四旧”，这中间有我的书，更多的是一楼李家的衣服与杂物。李家是天津巨贾李善人的后人，家用物品十分讲究，此时都在烈火中燃烧。我忽听烟火中有种挺怪的声音，透过浓烟看到李家的二妈披头散发在地上爬，好像寻找什么，火已经把她后背的衣服烧着，冒着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着她叫：“二妈，你在找什么？”她忽然反过身，仰躺地上，举手拿给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来刚刚她和我母亲在街上被批斗回来时，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来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动了，只能爬。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冲上来把假牙夺走，训斥她：“你还想用假牙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肉吗？做梦！”一挥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动引得站在院中和墙上的孩子们叫好。


    有一句话热烘烘涌上了我的心头：“你们还有人性吗？”但我知道——我不能说，我可不能毁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弯下腰对二妈说：“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恶吗？”二妈一直是个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个乞丐傻呵呵地对我说：“我想吃捞面呵！”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涣散了，嘴张得圆圆的，神情似笑非笑，有点滑稽和可怕。她周围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来，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连惊带吓，烟熏火烧，她的神志已经不清，弄不好她会被烧死。此刻站在院墙上的孩子们都在笑，在喊，没人当回事。我必须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声：“吃捞面？叫你这资本家的寄生虫吃——”跟着转身跑进她家的厨房提来一桶水，大叫一声，“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哗地搂头盖顶浇下去，全浇在她身上；一瞬间，我看到她本能地扬起胳膊挡水时可怜的样子，但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浇灭了。我就势弯腰把她抱起来，进了楼，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动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叫好，真以为我教训了这个“阶级敌人”。在我抱着她湿淋淋、瘫软、冒着烧煳气味和汗臭的身子时，那感觉好像救起被车轱辘轧破肠子的一条狗。


    二妈作为一个富家的遗孀，在她那个利害纠结的大家庭里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了。现在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接下来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场劫难。


    在下一拨红卫兵到来之前，小楼里出现暂时的平静，我对母亲说：“我要马上去单位请下午的假，现在单位搞运动，不准请假。”我离开家跑到和平区文化馆，前楼已经乱了，吴主任被揪出来了，正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批斗，胸前已经挂上牌子，名字上已经打了叉。到了后院我们书画社的屋里，竟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据说一些人家里被抄，被红卫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经开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几家挨抄，一群群红卫兵在这些家的门口进进出出；一个女人站在桌上被斗，脖子上挂着两串她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鞋子。我依旧先把自行车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里，因为上午他们抄家时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车被砸成一堆废铁。我回到家时，上午抄家那拨红卫兵已经回来了，重新占领我家。门口围观的人少了，红卫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点重重围困的气氛。


    我刚一进门，就被红卫兵们用木枪顶着后脊梁押上了楼，在二楼走廊上我看到许多人围着一个人，这人坐在地上，背对着我，看背影像是母亲，但头发怎么像男人那样短？被铰了！那一瞬间，不知是由于我叫“妈妈”她才回过头来，还是她回过头我才叫起来——她的样子太可怕，整张脸被一种治外伤用的紫药水胡乱涂抹，她眼睛在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圆圆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吓得放声大叫一声，跟着脑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觉自己像给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着听到一阵咚咚咚敲门似的声音，还有喊叫声，我渐渐清醒过来，看到身子四周站着一圈红卫兵低头看着我；他们一齐用木枪捶着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个红卫兵对我叫喊：“干什么？装疯吗？”这时，我有一种“还阳”的感觉，一种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觉来到身上，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被清洗过了一样，极其清醒。

 二、结婚纪念日

    我们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声不响地进行。狗崽子结婚弄不好会招事，何况我们的新房正好就在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楼上。这间房子是她家临时借给我们结婚用的。那时，虽然她父亲是高级职员，也没有逃过抄家的风暴，因为她母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定息”。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以定息方式进行“赎买”。“文革”一来，凡领取定息的全部视作剥削，全要抄家。不但相关单位纷纷向红卫兵提供信息，连银行也将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惨，被“扫地出门”，被“勒令”搬到这里来。


    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2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高家曾经很富有，所以这次抄家抄得特别狠，传说抄出来一车黄金，其实只是传说而已。抄完之后，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楼的两间卧室里。其余的屋子都给了其他几家“扫地出门”的被抄户。这些外来的被抄户中，有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做过副市长的毕鸣歧；有启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后人；再有，便是顾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只给了二楼上的一长一方两间小屋。凡是被“扫地出门”的，只准许带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脸盆、暖壶、旧桌椅，别的东西都不准带，所以这两间房屋虽小，仍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


    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但是兴奋也不能出声，因为楼下住着红卫兵。四个月前五大道抄家时，这里曾是红卫兵的临时指挥部，后来一些被抄户住进楼中，它更像一个看守所。然而此时红卫兵大多外出串联去了，主战场已不在这里，人也少了，我们反过来要加倍警惕他们；不能叫他们得到任何风声。


    大理道松竹里2号的窗户，1967年1月1日我在这里度过了“新婚之夜”


    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书桌的一角在抄家时被斧子砍去，桌面还有几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们小小的新房内，大小刚好；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烂木头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上边，婆娑的绿叶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这两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选的，一台是造型别致、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成形了。这台收音机还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拧。我知道，只要短波的电台一响，叫人听见，就会让我立刻送命。我们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后，对谁也不说。


    那时，我母亲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因为她头发被剪，一时长不长，出去就会暴露，遭人攻击。直到天冷，可以用块布做头巾把头发包上，她才敢提篮子去买菜。母亲只有不多的一点钱，她交给我二十块钱，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哪敢穿红的，就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见了就哭了，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亲，叫她顺心。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戗着，只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气儿顺着。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字。当时她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丁丁一响，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不时扭头看看是否有人发现我们，好像我们在偷着干什么事。这感觉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进屋开了灯不一会儿，外边忽然响起喇叭声，吓了我一跳；声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听原来声音出自外边院里，跟着有人喊：“狗崽子，你们干什么哪？”是红卫兵！他们知道了？我们突然感到极度紧张。被发现了吗？我们没出一点声音啊！难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着，一群红卫兵，五六个或七八个吧，站在院里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号，又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同昭吓得赶紧把灯关上。他们反闹得更欢，夜里静，声音显得分外响分外清晰。喇叭声像火车汽笛那样震耳。不一会儿，他们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电筒往窗子里照。他们的手电都是长把儿的，电池放得多，光极亮。他们在下边往上照，我们没有窗帘，电光就直接照在屋顶上，手电晃来晃去，许多条雪白的光就在屋顶上乱划，好像夜间空袭的探照灯。那种紧张感难以表达。我们哪敢再去生炉子，只能穿着棉袄坐在床上。我紧紧搂着她，感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门声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还好，他们没有上楼来，只是在院里闹，闹了一阵，尽了兴，便回去了。冬日外边毕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兴致，就会再跑到院里吹喇叭、喊口号，用手电的强光朝着我们的“新房”攻击一阵。整整一夜我们就是这么度过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大概也累了，没劲儿了，睡了？反正没动静了。我们便穿着棉衣卧在床上。屋内没有炉火，太冷；又怕他们突然袭击，闯进来。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战。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冰凉的玻璃罐儿；她是木然的，毫无反应也无感觉。


    我们的结婚照


    后来，我们也睡着了，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们优雅的美。它们精致的花瓣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遭遇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我妻子却从来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结婚纪念日，她要挪到转一天，改为1月1日——元旦。她想从生命里切掉这一天，或者跨过这一天。


    跟着应该是“蜜月”了，但我们也不可能有蜜月，因为“一月风暴”开始了，否定红卫兵、骂红卫兵的声音出来了，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怎么忽然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了？跟着造反队纷纷揭竿而起。前一阵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来拉一帮人马，专和原先正统的“主义兵”作对。一天，我去文化馆办事,撞到美术组一个姓韩的干部，他说：“你怎么不参加咱们文化系统的造反队？”我说：“我能参加吗？我出身不好。”他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愿意跟着毛主席造封资修的反，造当权派保皇派的反，都欢迎参加。”我听了很兴奋，表示愿意，他带着我上楼去报名，还领了一个大红袖章，足有半尺宽，上边只印了两个黄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时感到威风八面。几个月来最有威慑力、令人震悚的红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从此变了一个人？


    从文化馆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亲家，想叫母亲感到一种保障与安全。一路上觉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只听几个在路边玩耍的孩子惊奇地说：“瞧，冯大个儿当上红卫兵了。”这些孩子肯定都参与过抄我家，现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点诧异：我怎么成了红卫兵？我到家，母亲见我戴着大红袖章，问了半天我也说不明白，母亲露出担忧。不过，她也不必担忧，第二天文化馆就来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据说他们的总头说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对立面挑刺找麻烦。虽然后来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我却从此认定自己还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遥派最好。


    我结了婚，到了现实生活里，才发现我们乘上了一只很单薄和无助的小船，而且这只船正在沉没。我俩在同一个单位——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她喜欢花鸟和仕女，习画时师从天津美院的两位老画家溥佐和张其翼；我长于山水，老师是惠孝同和严六符。我俩都从宋画入手，临摹也多是绢本，在书画社里都算是高手，靠画画吃饭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文革”一来，古画成了“四旧”，临摹古画是宣传封资修，我们书画社立即把所有的画，包括临本、范本、粉本以及各种资料全堆在街边上烧了。可是临摹古画被废止，马上断了我们的粮草。结婚后第一个月两人的工资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们，单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经济的谷底，像一群无奈地站在干涸的河床上的禽鸟。


    结婚十年后大地震中，所有结婚纪念物都丢失，连结婚证也砸在废墟里，只有结婚时我俩精心选购的夜明钟幸存于世。但玻璃面碎掉，表针已停住不动。这时间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触发我的自救之谋的还是红袖章。


    这期间我在街上发现戴各种字样袖章的人愈来愈多，能不能给他们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艺美术设计的朋友打听，得知印袖章的工艺极其简单，经过一通努力，很快将书画社改行为丝印作坊，专印袖章和各种旗帜。我们书画社只有一间房子，在营口道临街的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一个做糨糊的车间，街上人车往来，画画有点乱，招揽业务却是个好地方。丝印一开张，天天各种红卫兵和造反队爬上楼来印袖章队旗。那时社会各种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我们只要对方出示单位证明就给印。一天，有个学生来印袖章，“红卫兵”前边加“千钧棒”三个字。那时红卫兵已不是铁板一块，分裂成各派，各立名号，多取于毛主席诗句，如“风雷激”“金猴”“云水怒”“从头越”“追穷寇”“全无敌”“在险峰”等等。这学生与我办理完手续，我送他下楼，他边走边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我不认识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红卫兵？着意看他一眼，有点像曾经那个跟着周队长的高个子，待回来拿他的介绍信一看——十二中，没错！这时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满屋子的红袖章，对红卫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松了绑。


    随着形势日益复杂，袖章愈加五花八门。有时对立的两派都来印袖章，在我们这儿遭遇上了，没说几句话就要打架，我单位的老邢对他们说：“你们要打到街上去打，我们是逍遥派，没观点，不向着任何人，谁来印都给印。”单位的同事们说这样最好，管它哪派，给活儿干就好。


    可是这种超然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上班来忽见人人脸色都有些异样，抬头看，迎面墙上两张大字报，竟是写给我的。题目是“揭发冯骥才的十大罪状”，小标题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冯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红笔打着叉。再看署名是我单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么会是他？


    这个王姓的同事是刘奎龄的徒弟，擅长走兽翎毛，功力不错，我和他平时关系挺好。他喜欢向人借钱，常常借了还不上，债主就找上门来要，逢到有人向他讨债，都要靠我去帮他周旋和解围。再说前两天下班还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说有笑的。


    他为什么突然对我反目？当时的我，尽管已经二十五岁，由于此前的家境还算富裕，人生过于简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小说，对待人际关系过于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说不谙世事，“文革”让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面；我惊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须接受，因为现实是强制性的，人生存在现实里，不管现实变成什么样，你首先得承认它。“文革”前书画社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委会来管理，这三个人是区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里的行政、财务和业务往来。我是其中一个。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画工，管行政和财务；我年轻，比较能干，负责与社外的业务联系，过去是接洽书画业务，现在便是联系丝印了。别看在这个小小的书画社管这点事儿什么也算不上，却叫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面孔，露出杀气。


    那天下午，他来到书画社时正好和我面对面，他的目光立即躲开，再没瞧我一眼。屋里的人都不说话，没人跟他说话，也没跟我说话，气氛异样。那时的生活可是说变就变。我脑袋有点乱，同昭的一句话却使我清醒过来：“人家当权派都是国家派的干部，是党员，你什么也不是，光是跑跑业务就能算当权派吗？”我便找朋友去打听我是否算当权派。有的说：“你算屁当权派。你那单位自负盈亏，说垮就垮，垮不垮都没人管。你别再给他们联系活儿干了，没人上班，看看谁是当权派。”有的说：“你那个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式单位，甭说公费医疗，连工作证都没有，你是当权派？不是太无知了？”有的说：“人家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党员吗？你单位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哪来的当权派？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回事，瞧把你吓的，脸都白了。”他们说得再有理、再好，却没人认可，这些道理也无法拿到书画社去说。于是，我到文化馆和区政府的文化科去问，但是过去管我们单位的文化馆吴主任和区文化科的卞科长都被打倒靠边站，再去问别人，别人只是笑笑，没人解释，也没人肯解释。有人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没人主事，很多问题没人说了算；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建立了一些地区的联络处，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们咨询。天津的事归“华北地区联络处”管，这个联络处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马上到火车站买车票奔往北京。那天阴天，赶到天安门广场，昏昏沉沉，天气很冷，黑压压到处是人，人群中间立着一些临时办公的帐篷，人们挤来挤去，多是进京告状的人。运动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现在没人管了，便跑来申冤；一个老人拉着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说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烦，我比你还冤，老人才松了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边终于找到这个“华北地区联络处”，我们钻了进去，里边只有一个人，干部模样，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三块瓦”棉帽，两边的两块放下来垂在面颊旁，人有五十多岁，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小桌前，阴沉着脸，见我们进来，只说一个字：“坐。”桌上一支笔，一个登记本。他指指登记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单位、地址都写上去，然后只说两个字：“说吧。”我便把书画社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来，这些话我昨天想了一夜，复习了无数遍，来北京时还想了一路，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张口一说却乱了，愈想说清楚就愈乱，最后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话说给他：“我到底算不算当权派？”然后着急地等着答案。


    我为自己“新房”画的速写


    这干部在我说话时好像根本没听，我说完他立刻说：“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当权派应该是本单位革命群众说了算。”说完这两句，不管我再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只这两句，最后说：“回本单位去吧。”


    我从帐篷钻出来时，心已凉到底了，和广场一样凉和空空荡荡。忽见妻子站在我对面，身上裹着一个大棉猴，斜背个军包，绿色的背带斜在胸前，嘴上扣着一个大白口罩，口罩上边一双大眼睛直望着我，绝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涌起一阵怜惜的情感，作为男人我不能把压力放在她身上，我应比她强，给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拥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们回去吧。”我们踏上了返回的火车。


    火车上很乱，有进京告状的，有各派之间相互串联的，也有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是可以不买票的，但他们常常会和列车员吵起来；还有一些卖各种“红卫兵小报”和“战报”的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叫着：“一分钱一份！”


    我和同昭上车晚了，没有座位，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上，肩靠着肩。我的腿长，常给走来走去的人踩着。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广播一条没头没脑的新闻说：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健康，经医学鉴定，伟大领袖至少活一百四十岁，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车厢里立时被一片高呼万岁之声淹没。我和妻子对视一眼，传达彼此心中的惊愕：这运动还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们老了，要搞一辈子吗？我感觉火车好似载着我们正在一头扎入无穷的黑夜里。

 三、墙缝里的文学

    我在大理道松竹里2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岳母从北京回来，看了我们的新房心里不悦，不知是因为我们在废墟上的精心构筑——哪怕很简易和贫寒的构筑——惹起她不快，还是担心我们要对她这间小屋长久占用。我天性不愿占人便宜，更不愿别人认为我占便宜。第二天，我们就去找街道赤卫队的队长杨增，请他帮我们解决一间小屋，哪怕再小也满足。当时，赤卫队替代了“文革”以来已经垮掉的街道管委会，管理着五大道民园地区居民的一切事务。这一带被抄户很多，查抄物资与查封房屋到处皆是，这些房屋与物资一时无人接收，全归赤卫队管。赤卫队在这个特殊时间里有着非常的权力。杨增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复员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当过营长，冬天里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走路很快，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很强势，然而他为人率性又富于人情，对被抄户常常露出同情心，被抄户碰到难处，特别是天凉之后，一些被抄户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都去求助于他。当他听到我们的困境，便说：“你们都是老实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区别对待。记住，这是党的政策。”随即就把同昭家被查封那所房子的小后院打开，叫我们住进去。当时，我真被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福气惊呆了。


    真正的福气是命运把你的一切肆劫一空之后，忽然把你最渴望的东西扔到你的面前，如同饥寒交迫中一个热烘烘的馍。


    同昭家的前院与正门在睦南道上。这个小小的后院，原是这座老建筑附属的佣人的住房。有两间极小的屋子，一个一米见方的蹲坑厕所，中间是个长方形铺着红砖的小院，一扇窄窄的木门通往外边的后胡同。虽然小室里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用水要提着桶到院外胡同的尽头去取，但关上门，却是一个十分宁静、紧凑和私密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我俩从松竹里搬来时，刻意将属于她父母家的东西全都留在那里，我喜欢一切都由自己创造，由无到有，从零开始。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最具创造欲，最有幻想，最需要自己和依靠自己。


    这个小院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家。


    第一个走进家中的是我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把“爸爸”的称呼送给我的人。对于我，这不仅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责任。


    那时正是最冷的天气，小屋如冰窟，没有自来水，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运动，而且我们太年轻，完全不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只好把儿子放在两位善良又尽心的中年妇女那里护养。托儿户也是被抄户，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必须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开始了一种拮据、艰难又糅合着人生幸福的生活。


    我们给儿子取名一个字——宽，他大名叫冯宽，昵称宽宽。


    儿子的名字都寄寓着长辈的期望与祝愿。


    这个“宽”字里包含着前途宽阔、生活宽裕、心宽，还有“从宽”；儿子的名字里深刻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婚后一度蛰居在八平米的小屋中，心里的苦闷更是布满世界的黑暗


    由于有了这个独立的富于安全感的家，我非同寻常的文学开始了。


    我和文学的初始更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好友刘奇膺，他长我三岁；黝黑的脸略胖，湖南湘西人，话语中乡音很重，但用他这种湘腔念古文时很好听；他大学学中文，文笔泼辣又老到。当时他与我都同吴玉如（家）先生学习古文，都对吴先生的学识与书法崇拜至极。他天性喜爱书画，虽然他并不擅画，但与我颇有共同语言。他对明清的大写意绘画痴爱如狂，积攒的工资都买了字画。一次他在艺林阁花五十元买到一张吴昌硕三裁小幅的墨梅。买来当天把我拉去，与我说话时，一会儿拿出来与我边看边议一阵，一会儿又拿出来与我再看再议一阵，一个多小时看了五六次。那天我俩交谈甚欢。


    他在河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单身住在校园一端的平房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树，隔着树可以看到宽展、舒缓和发光的海河；在他屋里可以听到鸟不停地叫。1966年运动前，我常来这里找他，有时一周会来两次，那时两人还合写画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我们还打算合写一本关于扬州八家的小书；他酷爱李、黄慎和金农。我更喜欢郑板桥和罗两峰。我俩已经各自查阅一些资料了。可是1964年西郊梨园头建立中学，他作为主力语文教师被调去了。那时组织决定你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自己不能选择。梨园头很远，来去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便渐渐有些疏离。


    “文革”一来谁也顾不上谁，那时代没有电话，想打电话只能到邮局去叫号。我想，他是教师，对学生很严格，运动初期肯定被扫荡了。他会遭遇得很厉害？听说六十一中学有位体育教师，上课很严格，对不听话的学生毫不客气，训斥、罚站。“文革”一来，就被一群学生揪到院子里用木枪皮带死打一顿，彻底把他打服。他每天早晨上班，自己主动到院子里跪着，如果没人理他，就一直跪到中午。那么刘奇膺呢？


    一天雪后，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雪天的敲门声分外清晰。开门乍看这人不认得，这人却对我笑了——哎呀，这不是刘奇膺吗？但他怎么这么瘦？脸颊像一条香烟那么窄，熟悉的五官全挤在这窄条条里边。是不是因为瘦，整个人显得又小又轻？


    睦南道58号的后院，1968年至1970年曾住在这里。我的“秘密写作”即从这里开始。如今房门已用砖块砌死，如同被封了口


    我忙把他拉进屋，一说才知道他今天清早就从梨园头出来，好一通找我，后来从大理道我母亲那儿问到我的处住，才奔这里来了。他的手很凉，肯定一直饿着。同昭忙着给他弄吃的。那时家里很贫寒，只有剩菜剩饭，同昭给他做一碗葱花汤，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便给他卧一个荷包蛋。他面对这热饭热菜一怔，便很快扫荡一空。然后接过同昭给他的热毛巾擦擦脸，笑着问我：“怎么样，骥才，家完了吧？”


    我说：“一无所有了。我那些书——好书全烧了，那套《故宫周刊》也叫父亲单位搬走了。画就更惨了，你见过的张大千那两幅大画扯了，所有的画一张不剩统统烧了。”


    谁料我这两句话使他收起了笑容，他问我：“是不是生活过早地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身外之物’？我的家当也精光光了，可我不再关心那些身外之物了。”跟着，说起他半年来匪夷所思的遭遇——


    “文革”狂潮一涌入梨园头中学，他就是头号的“反动权威”，所经受批斗之剧烈可以想象。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对他下手最狠的，竟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几个学生，正是这几个他平日最宠爱、最接近他的学生掌握他的“言论罪行”最多，揭发出来最致命，而且这几个学生还知道他有个毛病——爱说梦话，于是天天夜里轮番值班，守在他的床前坐着，手里端着个小本，等他睡着说梦话时，把他的梦话记下来，转天拿给他看，要他交代清楚这些没头没脑的“反革命暗语”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梦话讲的是什么？愈逼他愈说不清。在接连一个多月的高压下，他陷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失眠失忆的状态，近乎崩溃，跟着胃口也坏了，幸亏近期开始落实政策了，才得到解脱。他走出牛棚，到了院子里，看到自己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吓了一跳。他认不出自己的影子了。


    他说：“我的影子怎么会这么小，像一只狗的影子。”


    说话时，我俩一直抽烟。那时我抽的是一种最廉价的纸烟，绿纸盒上印着两个红色的字：战斗。我俩只顾说话，顾不得从烟盒一根根去拿，而是把烟盒从中掰开，很快就抽了大半，小屋里浓烟如云，我俩不时用手扇着烟雾。突然他吐一大口气把面前的浓烟吹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他的问话像一个钻头深深钻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深切的思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了，可是后代人将从哪里知道——我们？我忽然明白：只有文学！


    我的文学油然而生。


    于是在我拿起笔来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初始的、朦胧的使命感，但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我触到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


    此后，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开始了这种写作。我要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故事、人物、命运、情感与渴望写下来。我感觉只要笔一动，一大堆命运千奇百怪的人物就会拥上来。他们不需要我去着力地“刻画”，他们是这个怪诞时代的烈火烧造出来的。我还发现，在我写作时，曾经在阅读中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体会就会发生效力。尽管我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我写起来竟然毫不吃力。


    最早写的一个人物是同昭的二姨。别看同昭的家抄得没有我家猛烈，但她家在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死去了四人。三位是她父系的，她十叔、十四姑和十四姑父；一位是她母系的，她二姨。


    十叔顾以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又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平日招人羡慕也招人嫉妒，“文革”一来首当其冲。他人很自负，受不了屈辱，跳楼自尽了。十四姑顾以僖和十四姑父魏云昌都是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了远在天津海边的这个厂工作。魏云昌是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侯德榜的弟子与得力助手，运动中不堪折磨与摧残，与十四姑双双服毒自尽。八十年代末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曾到永利碱厂调查过专门对“牛鬼蛇神”用刑的“63号”车间，了解到这里种种刑罚残忍之极和令人发指，为此我给两位被摧残致死的工程师的妻子做了口述，并写了《六十三号两女人》一章放在书中。


    为自己的小说《雪夜来客》画的插图


    二姨只是一个普通妇女，我岳母的妹妹。她单身一人，与岳母一家同住一房。她胖大而健康，单纯得有点幼稚，靠着父亲留下的较丰厚的遗产过得无忧无虑。运动前与一位姓姚的教师相爱，这教师有家室，与原配离婚后便和二姨结了婚，但这是个骗局。与姚老师离婚的那位原配仍住在姚家，理由是没房子去住，其实是姚老师想用合法的身份侵吞二姨的钱财。我们在一边旁观看得明明白白，唯有二姨糊里糊涂地乐在其中。我们正设法使她觉醒过来，“文革”来了，姚老师受到冲击，他却把二姨推到前台，说二姨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整天花天酒地，还勾引他，使他上当受骗，破坏了他的家庭。一天，一群学生来我岳母家把二姨带走，三天后，只来了其中两个学生，砸开门便对我岳母怒气冲冲地说：“你妹妹死了，去收尸吧。”


    后来知道，二姨是遭到一阵乱棒后，被关进车房，第二天车房打开，里边很臭，二姨已死，身体肿成一个大得吓人的皮桶。


    个人的骗局强化了社会的悲剧。于是，二姨这个普普通通、缺心眼儿又无辜的傻女人的悲剧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写作。跟着是一大批刻骨铭心的“文革”故事，以及人物、片断、细节一拥而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没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它的读者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


    我写过两首诗，从这两首诗就可知道我当时秘密写作时那种情感了——


    冷目


    千古从不似今天，


    碧血滔滔剑光寒。


    达人志士成群死，


    剩有男儿冷目看。


    冰河


    冰河虽死君莫叹，


    百丈冰下尚涟涟。


    他日春风吹大地，


    万里波涛涌向天。


    当然，这种秘密写作是极具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起码是无期徒刑。这一点我心里清楚。那时写错一句标语，喊错一句口号，都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是如此赤裸裸地直面现实。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独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我曾把几页文稿裱糊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的后边，挂在墙上，我认为这办法挺绝妙，可是后来把语录举到窗前的阳光里一照，还是露出了破绽。


    秘密写作的手稿，上边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姓名全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以防万一


    我还想过一个办法，将文稿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改用外国的，假冒是从某一本外国小说中抄写下来的，甚至还在文稿前标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萨克雷等等。万一被发现，就有了借口；我写同昭二姨那篇小说就取了一个很像外国小说的名字《夫人和猫》，作者署名“亨利·希曼”。我一度以为这办法很高明，过后又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被发现，人家叫我把这小说的出处找出来，我去哪里找？不还是败露吗？这办法便自动放弃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严守秘密，运动以来我已懂得人的可靠程度与耐压程度是一致的。我甚至不向妻子同昭透露，不能叫她再担惊受怕。


    这是一种独自的承担，我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留下的一首小诗中，把这种承担写得很坚决。这首诗叫作《路》：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


    这是一条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无望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表明我对人生的抉择


    我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与神圣感自我激励着，我在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感受。虽然我是绝对孤独的，但我感到我的“文学”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了。


    可是，日子一久，写的纸块愈来愈多，东藏西藏，后来连藏在哪里，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可有些麻烦。


    一天，单位通知到民园去看公判大会。


    那时常常举行公判，这种公判分区，我单位在和平区，公判就在和平区的民园体育场。公判时通知和平区各单位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广场前方用木头搭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台子，下边安装一排麦克风和扩音喇叭，犯人全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和脚镣，走路时两条腿一，脚镣便哗哗作响，这排麦克风与喇叭就把铁链声百倍放大，贯入人耳，震慑人心。


    这天我们来得早，各单位按系统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一个多小时，大家闲得没事就在土地上划方格作棋盘，拾几个石子玩“老虎吃人”解闷。忽然主席台上有人叫：“公判大会开始，全体起来站好，不准说话，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大家立即站起身来，黑压压站满运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跟着主席台上又喊：“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坏分子押上来。”跟着是震耳欲聋的铁链声，上来的人愈多，铁链声愈大，到了后来铁链声几乎把全场淹没了。


    这次公判共二十二人，所有人都穿着蓝色或黑色衣服，胸前挂着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每个人被两个穿绿军装的人按着脑袋押着，顿时六七十人把台站满。


    公判是对重犯进行公开宣判，定罪。公判定罪最重是死刑，最轻是二十年，中间是死缓。定罪宣判时，从死刑开始，一个个宣布，然后是死缓，直到二十年。那天死刑特别多，直到第七个还是死刑，到了第八个，宣读完罪行，一宣判这人“死缓”二字，这人腿一软就瘫下来了；这人原以为自己是死刑，一听判他死缓反而站不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吓住了我：一个判死刑犯人的罪行是写“反革命小说”。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可是接下来，我开始担心丢车。


    每天骑车上班，单位没地方放车，只能锁在门外街边。特别是后来单位搬到了贵阳路，地处十字路口，周围全是店铺，人多又杂，就多了丢车的可能。一旦车子没了，这批“秘密手稿”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虽然别人很难发现车管里的秘密，但万一被发现、凑巧被发现，立刻灾难临头。这想法阻止我接着再写下去，写多了就会更难存放。上班时，我会常常到门外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辆破旧的杂牌车，不起眼。由于我腿长，车鞍子管拔出来很长的一截，远远一眼就能看到。我曾经几次梦见车丢了，急醒过来之后头上冒汗，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一天在单位上班，有事要出门去办，出来一看车没了，停车的地方是空的，丢了？我害怕起来，马上去问周围的店铺，隔壁水果店的一位女店员小张笑嘻嘻说：“你的车我知道，请我吃冰棍就告你。”我说：“快告我，回头我请你吃一箱。”小张说：“瞧你急成这样，真没见过人能急成这样。刚才叫几个戴红箍儿的人推走了，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听说车被推进了派出所，我的两腿立时软了。且不管车管里的东西发现没发现，反正我的“秘密写作”进公安了。

 四、业务推销员

    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运动开始时印袖章旗子那种事只热闹了短暂一阵子。“一月革命”后，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那些曾经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又被打成“打砸抢分子”。这一来，自然没人再印袖章了，却给书画社留下了丝网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从商场里发现一种版画，很适合丝印。那时书店不卖任何画，“文革”前所有的绘画作品全是“封资修”，但生活里总需要一些画，那种用木刻手法制作的“文革”题材的版画——各种各样的领袖像，样板戏，装饰着各种太阳、葵花、海浪图案的语录一出来，便受到欢迎。我想，如果改用丝印，会比木刻印制更便捷，产量也会更大。我们书画社里的人不但懂美术，还有几个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将这种丝印版画做得十分精良和赏心悦目。于是，一边四处揽活，一边把自己印的画向外推销，没想到销路相当不错。书画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可以用计件的方式浮动，王姓同事见这种版画有钱可挣，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借房子，说是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文化馆代管的小人书租赁店被彻底砸烂，书都烧了，单位也撤销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临街的铺面，很适合我们作为作坊来使用，我们就借了两处，支上桌案大干起来。人们在遇到共同困难时，往往会激发出团结的一面。活儿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来，王姓同事乐得合不拢嘴，搞运动对他没多少实际好处，不如赚钱实惠，那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谈时也不提运动，单位里那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轻松了一些，都奋力地去干活，积极表现，哄王姓同事高兴，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夸奖一句，便高兴好几天。


    我做业务员时，喜欢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顶蓬松的兔皮帽，邻居的孩子都称我“瓦西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警卫瓦西里也戴这样一顶帽子）


    可是，整个“文革”决不仅仅是1966年开始“破四旧”、“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马翻的狂飙，接下来还有不间断掀起的各种主题的运动，最凶猛的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将运动推向全社会深处，直往人的骨头里扎。最可怕的是，人们正干着活儿，忽然上边来电话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来，一脸阴沉严肃，谁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用再问——要搞运动了。


    这些运动开始时都是在强大压力下互相揭发，比如“清理阶级队伍”的“忆、摆、查”。“忆”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怀疑的“敌情”，“摆”是把怀疑的人或事揭发出来，“查”是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内查外调”。“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隐蔽最深的敌人”挖出来，那就必需怀疑周围所有的人，从日常生活里和闲谈话语里寻找可疑之处；只有对别人无情地揭发，才能证实自己对运动的忠诚。人和人之间就紧张起来。


    妻子在忙家务


    在“忆、摆、查”中，从我所认识的人里边还真的挖出来一个，就在书画社楼下那个糨糊厂，有个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驼，姓翟，待人很友善，见面总笑眯眯举手打招呼。“忆、摆、查”中，有人怀疑他招手的姿势有点特别，像过去的军官行礼，就揭发出来，经过“内查外调”，这翟老头竟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一直隐瞒着，马上就被揪出来。这件事轰动到社会上，被当作“忆、摆、查”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很多系统广泛宣讲，一时很多人特殊的习惯动作、口头禅、特殊的肢体语言都受到质疑和检查；连我单位一个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这样的运动高潮中，我的母亲突患癌症，必须做手术，但那时医院拒收“黑五类”及其家属住院。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住院手续在住院部的一个小屋里办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人不错，但挺倔；我便穿一件军大衣站在小屋外守着，等着屋里办事的人都走净，突然进去趴在地上就给这大爷使劲磕头，一边说：“求您救救我娘吧！”这大爷叫我站起来，问明情况，看了我半天，拿起图章啪地给我盖了，只说了一句：“这事可别跟人说。我是看你这五六尺高的人给我磕头，我担待不起。”于是我母亲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见病房里乱哄哄，连喊带叫，原来一群病人在批斗另一个病人。那个被斗的病人被发现是个富农老婆。在这种局势里，我们就像过地雷阵一样，战战兢兢帮助母亲渡过了手术关。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我本人还一度被列为怀疑对象。在和平区文化系统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区文化系统革委会李主任在做报告时说：“有的人社会联系的面很广，社会关系复杂，这种人也要查。”当时会场上几个人从不同地方扭过脸看我。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好交朋友，这些话无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紧张起来。当天下午书画社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文化馆学习这个报告，竟然没通知我去，显然已经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之外了，这使我更紧张。我还觉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动向他汇报业务情况，以试探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间面对着我嘿嘿冷笑两声，好像知道我的意图，对我说：“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时，我觉得自己僵在那里了。


    内心的恐怖才是运动时最深刻的感受，后来我用这种感受写了中篇小说《啊！》。这小说发表在1979年《收获》杂志上。


    然而从命运上说，我又能称得上是一个福将。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难、打击、重创；这些重创常常横向闯入，拦腰一刀，都是无妄之灾；然而正是这种时刻，往往老天会突然出手，奇迹般地挽住了我，峰回路转，使我绝地逢生。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触摸到命运切实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后回到家，情势紧迫，我迅速在心里把我的朋友排排队，其中最密切的、平日无话不说的朋友共有五个人。我必须与他们尽快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我单位有人去外调，应该怎么说。倘若他们心里没底，突然见到我单位去人外调，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再给外调的人一诈，弄不好一两句话就会要命。但是我怎么与他们联系？他们住在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们，万一被发现怎么办？谁能保证此时我没被监视起来？晚饭后，我正想冒险去与朋友们联系，没想到这几个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接到通知一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想来看看我。前前后后来了四个，我赶紧和他们交代了情况，彼此做了约定，可是还有一位好友作家迟叔昌没法联系。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谁料很晚的时候——十一点钟吧，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黑暗中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正是迟叔昌。没有任何人让他来，他只是晚间路过我家时，看到我家的灯光亮着就来敲门，我拉他进来，把我的处境告诉给他，与他商定怎么应付。待他走了，我感觉自己原以为猝不及防的防线瞬间全都建立起来，心里稳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见到的这些朋友，怎么会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谁在我危机四伏时奇迹般地帮助了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到了单位，情况大变，人们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转变，不再像看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那样看我。连王姓同事对我也有了好脸，见了我居然还打了招呼：“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我的出身变了似的。


    一度，我为书画社揽来了工艺品加工业务——画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单位一个“黑五类”与他一个徒弟串联，搞攻守同盟，被别人发现并告发。“黑五类”搞串联是现行问题，立时成了运动重点。这样我就侥幸被放在一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并不愿意我出问题，他还指望着我给单位去招揽业务呢，如果没有我去跑，书画社的业务和大家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影响；而这个“黑五类”的现行问题鬼使神差地冒出来，自然就把运动的重点吸引过去，也就放过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么活着，优势在哪里——就是努力把书画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饱填满，使自己能够被使用，才能在风雨之中摇摇晃晃立住脚跟。


    运动中单位的气氛是异常的。我当时秘密地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觉自己很像这种城市中最常见的小鸟，由于它们与人共同生存，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与危险；它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机灵警醒、戒备性强、不辞辛苦、时时刻刻保持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酷的环境锻炼出它们这种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这篇散文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才发表出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书画社里的丝印版画业务很好，可是上级要求整天搞运动，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为了抓紧时间多挣钱，他又向上级借了一间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个小人书铺，我们在这里再开一个丝印车间。几个车间一起干，产量明显提高。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妻子画的彩蛋《百子图》


    再一次在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说闲话，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话听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哗啦啦全推开，趴在地上给我叩个头，这举动把屋里的人全惊呆了。他做了一辈子画工，在书画社里算成分较好的人。怎么办？我一个狗崽子逼得人家红五类给我叩头？这可要惹祸。那时人的精神全紧绷着，神经在皮肤外边，当时我好像连想也没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给他叩了头。我这高大的人忽然扑倒在地叩头，而且把头叩得挺响，还一连叩了三个，这一来不仅把事情变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们都笑了，这个浪头也过去了。


    其实，倘若这些事真找到我头上，也还是逃不过去的。我给他叩头不算事，他给我叩头可算件事，上纲上线，就是阶级斗争，是谁该给谁叩头的问题。幸好书画社的人都是些画传统国画的艺人，靠手艺吃饭，大多不爱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伤，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也就没人动这份心思了。这不也是我的福分吗？


    到了1968年，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业务推销员了。每天上班报到后，转身出来便跨上自己那辆杂牌车跑上街头，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封皮上印着语录的小本子，里面写满关系户的人名和电话；二是纸烟，烟是业务员必备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着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张嘴了。


    在丝印版画流行一阵之后，需求渐渐低落，业务也就明显萎缩了，传统的古画临摹还没有恢复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丝印转向技术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给各种产品加工印制塑料包装。这种转变，一边在材料技术上，一边在业务上。在这方面我脑子比较活，又肯动脑子，里里外外的工作就全压在我身上。首先我要寻找使用塑料包装的厂家，到哪里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劲，不高明，每天端着厚厚的电话本，从化工、五金、医疗、日用、玩具、机电等等栏目中查找一个个厂家，从厂名猜想它们的产品会不会使用塑料袋，然后拨电话联系询问。有时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时人家早就有定点加工，便遭到回绝，一旦有点可能就要抓住不放。这法子很像在大海里捞鱼，可是每一天都是从黑暗里一点点亮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样不是从无到有？那时，我骑车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语地背诵上小学时学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话：“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我调侃自己是满街跑的乞丐，但能讨到饭就是成功。


    我还要去采买各种适用的塑料材料，运到加工厂制成塑料袋，再运到书画社印刷，最后将印好的塑料袋运到厂家。只要批量不大，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车来运。要将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车上可不易，我从三轮车工人那里学会了捆绑东西的招数，能够把上百斤塑料袋结结实实绑在车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韩柳树的糖精厂送货，路程太远，有一段土路，车颠得厉害，一下把一车的塑料袋全颠散了，哗地落了满地，那天风大，零装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风吹得像雪片一样到处都是，急得我放声大叫，可是荒野无人，没人听见，没人帮忙，只能不断地嘱告自己别急，千万别急，必须将塑料袋全部拾起来，绝对不能少。这样从午后一直干到将近六点钟，把被风吹得方圆几十米的数千个塑料袋一个个全拾起来，重新包好捆上车送到厂家。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把书画社的丝印改为塑印，业务一点点扩大起来。单位有了钱后，又从泊镇买了两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圆盘印刷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还能印刷包装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业务推销虽然很辛苦，我却获得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开单位那些潜在的不祥的人事关系，也不必想方设法应付愈来愈颐指气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愿受束缚，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以联系业务为理由，天天从早到晚尽量人在外边，事办完了，就串串门，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那时，经过了“向十种人要房”等几次波澜，父母的住房被压缩到保定道树德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里。母亲手术后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去到那里，便扯东扯西，给她赶出聚结在心中的阴云。父亲在劳改，回家还要写检查。父亲写东西吃力，尤其写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已经没有新词儿，赶上我去了就替他编，编好后再由他誊抄在纸上。有时候，实在无处可去，天还早，就在路边找个水龙头喝点凉水，然后在树下寻个地方坐下来抽根烟。一次困了，见身边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细沙，躺在上边很舒服，再给太阳一晒，竟呼呼睡着了，直到渐渐觉得身子有点凉，醒来一看天已晚了，便骑车回去。


    一度靠印制红袖章吃饭


    我却很喜欢这种生活，甚至现在还会怀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时代里，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贵而倍加珍惜。


    躲开运动，躲开现实，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一种渴望。就像霍桑写过的那个短篇，一个终日烦恼缠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离开了现实，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虽然仅仅待了一天，人间却已过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现实，曾经所有纠缠他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我无处去寻找这样的能躲过现实的地方，但是我给自己创造出一种别样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文革”，没有尔虞我诈，置身其中，能够让心灵得到喘息。


    “文革”一连串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中，最后一个高潮是“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来势极猛，要打击的人各种各样，有现行的也有历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当时有一条标语，贴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揭发、批斗、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阵无法逃避的疾风暴雨，又是“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该管的就管”。这次运动出现了个意外，身边冒出一个让大家吃惊的事来——书画社的会计贪污被人揭发了。这会计姓苑，是个单身的老处女，五十来岁，家在老城里，人干瘦而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走路很轻，做事很谨慎，抽屉里每一个小纸片都放得整整齐齐，大头针、曲别针、橡胶圈都分别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她被揭发出贪污，出乎书画社所有人的意料；会计从账里偷钱，这种事本身就引发人的兴趣，而书画社的经济一向拮据，会计贪污是私吞集体的钱财，引起了众怒；于是书画社的运动有了一个众所关注的新主角，一时不会再去怀疑别人，明显看出那两个“死老虎”有点释然了。可是，这个会计的问题不好搞，不知道是由于她胆小心怕，不善表达，还是问题太大，说不说都难逃罪责，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缝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不论怎么审问也一声不吭。这使得书画社的运动迟迟推动不下去，没有新成果，上级要求加大审问力度，天天把压力升级，一连多天，她还是像哑巴一样站在那里。

 五、死神擦肩而过

    十年“文革”经历中最凶险的一次，是我们自己招惹的。


    1971年9月下旬，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传开——林彪叛国，命丧蒙古。这是太可怕的消息！非但绝对无法相信，也没理由相信，万一误听了呢？说出去会立即杀头。可是后来这消息一经官方证实，各种传言就满天飞了。但这些传言只是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传播，有点像今天的微信，但流传又快又广。于是，市革委会发出紧急文件，要对一切蛊惑人心的谣言进行追查，一追到底；对制造谣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这种事情本来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一天晚上同昭的三妹忽然来到我家，神情显得很为难，在我追问下一说，便使我觉得大事不妙。


    原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各种小道消息中，有一条热传，说天津军管会刘主任是林彪的亲信，见大事不好慌忙乘车直去塘沽，打算出海而逃。上边得到报告立刻派警车追捕，刘主任见无法脱逃，在津塘公路上开枪自尽。


    这条传闻当时流传得很广，我也听说过，是在艺术博物馆工作的好友崔锦来串门时说的。妻子同昭去看她妈妈时，告诉她妈妈了，她三妹在旁听到，又告诉给三妹夫，三妹夫便在自己的工厂里到处说。正赶上市里追查谣言的紧急文件下达，厂里把三妹夫查了出来，三妹夫马上供出三妹。这事出在当天下午，还没找到三妹头上呢。


    我和三妹研究该怎么办。三妹说，如果来找她，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公共厕所听到的。三妹在我的印象里，善良、执着、有情义。她说：“这谣言谁都知道，我就这么说，我不怕。反正我不能把大姐说出来。”


    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撑住，她咬定的谣言来源人家是否相信。整整一天我们在不安中度过，没有任何动静。不知三妹单位会给她怎样的压力，我为她担心。


    晚饭后我和同昭去三妹家。三妹夫妇就住在我们结婚时住的那间小屋，他俩和衣半躺半卧在床上，三妹的脸像张白纸。她说，三妹夫的厂子——重型机械厂今天下午去了七八个人，找到她单位圆珠笔厂的政工组，对她拍桌子打板凳，逼问她谣言从哪听来的。三妹说在公共厕所听的，他们不信，翻来覆去给她施压力。三妹黯然地说：“反正我够呛。”我看到了三妹脆弱的一面。


    三妹夫说：“你就说大姐告诉你的，大姐再把谁说的说出来，不就全没事了吗？对不对大姐？”他说完面对同昭。


    同昭没说话。


    我看出三妹这条“防线”不牢靠，便对她说：“你如果撑不住就说是听我说的，千万别说你大姐。”


    同昭说：“不，说我，本来也是我说的。我惹的事我担着。”


    我对三妹说：“你听我的，一定说是我，我有办法叫他们相信。”


    我和儿子（1968年）


    当然，我们都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难当头了。尤其同昭告诉我一定不能说出崔锦来。崔锦爱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跑到台湾去了，他家算“反属”。这事会给他家招致大祸，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这事只能自己扛着，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我托个辞儿待在单位里，等候灾难降临，这滋味就像等着被提审。整整一上午，没有任何动静。单位里像往常那样忙着印塑料袋。几台小小的简易的印桌同时在印，一个人掀版放塑料袋，一个人用刮板刮着色浆，一些人做整理。房间到处堆着空白的和印好的塑料袋。一座烧煤球的小火炉加上二十来人干活冒出的热气与喘气，屋里暖烘烘。不知谁放在炉膛里的山芋烤熟了，空气里飘着烤山芋的香味；如果生活就停在这一瞬间多好。我心里暗暗祈求上天饶过我们这次，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我们是无辜的。


    午后，塑料厂来电话说我们加工的塑料袋尺寸有些问题，叫我去一趟。我放心不下这里，却又必须去一趟塑料厂，心想反正塑料厂不算远，快去快回，赶快骑车去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好，便赶紧回来，可是一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同昭不在，屋里没人说话，静得异常。王姓同事低头看什么东西，不理我，那个管政工的副手也不在屋里。我心想，坏了，有问题了。


    我走到王姓同事跟前对他说塑料厂的事情已经解决，然后禁不住直接问他：“同昭怎么没在屋里？”


    他说：“老隋刚刚把她叫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


    老隋是文化馆革委会主任，主管全馆的大事和政工。


    出事了！这一刻，我觉得陷入了一个灭顶的深井里。


    我的心已经全乱了。虽然假装什么事也没有，手里干着活，心里则乱糟糟地想出了很多可怕的情景、画面和后果吓唬自己，以致别人和我说话也没听见。


    我奇怪的是，前晚与三妹说好，如果她撑不住就说是我说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不来找我，而是把同昭叫走了？是不是先从同昭那里摸摸情况，再来找我？我着急又不安地等着、挨着，直到下班骑车跑回家。屋子是空的，同昭没回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她回来了，脸色不好看，等到她开口一说——原来灾难落到她的头上了。


    同昭说，就是午后我去塑料厂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停在书画社门口。书画社的门是开着的，五六个穿绿军装的大汉从车上跳下来，进门就气势汹汹地问：“哪个是顾同昭，跟我们走！”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书画社的人吓坏了。王姓同事问他们是谁，什么事。他们只说是重型机械厂的，原因不说，只说要把顾同昭带走。王姓同事马上打电话给文化馆革委会主任老隋，老隋说：“人是我们系统的，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不能随便带人走，叫他们先到文化馆说明情况。”


    这群人走了半个小时，老隋来电话叫同昭和我单位那副手到文化馆去。


    同昭说，她到了文化馆，一进前院楼上的主任办公室，阵势已经摆上了。十来个人坐满一屋子，有两个女的，其余全是男人，满屋人都对她虎视眈眈。她渐渐弄明白这些人是两拨人，一拨是重型机械厂——三妹夫单位的，都是男人，尤其一个矮个子的头头，特别蛮横；一拨是圆珠笔厂——三妹单位的，有男有女，说话的口气比较缓和些。这两拨人组成临时联合调查组追查谣言的源头。老隋和我单位那个副手也在座。同昭按照自己想好的话，说这个谣言是一天她下班经过第一中学时，正赶上学校放学，她听两个走在身前的学生说的。她的话立即遭到否定。那个矮个子的头头说：“所有谣言都说是在这儿那儿听来的，路上听到的，排队买东西听到的，厕所里听到的——都是编的！你妹妹不是说是在厕所里听到的吗？现在怎么改口说是听你说的了？告明白你，今天你不老实交代出来，别想回去！”他的声调很高，很厉害。


    我问同昭：“没打你吧？”


    同昭说：“不会，老隋在呢。”


    老隋是从自来水公司调来的，一个比较文气的干部，戴一副深度的眼镜，人挺随和，通情达理，也不左，他对同昭印象一直很好，曾对我说过“你老婆可是个老实人”。


    老隋在场，我放心一些，可是同昭把自己的话咬得很死，就成了僵局。老隋给同昭单独做了工作，他说，他不认为同昭会编这样的政治谣言，只不过怕连累亲近的人，不肯说出来。同昭的坚持却使他为难。他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接下去的两天我们两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与抄家不同，抄家是全社会的一场狂风暴雨或政治大地震，众人一同遭遇，一起受难。这次不同，是一块巨石只落到我两人头上，只能是我两人撑着，但这石头愈来愈重，很快就要把我们压垮压死。


    一连两三天，同昭天天要到文化馆接受逼讯，我在书画社里等着坏消息随时到来，度日如年。一天下午老隋把我叫去，单独与我谈话。我听见另一间屋声音很大，像在喊，我知道同昭在受审。我恨不得跑过去说是我说的，但同昭对我说过，你说不但没有用，只能白白再搭上一个，反正不能把人家崔锦说出来。最后可能两人都被关进去，那么儿子谁来管？托儿户再好，人家也要吃饭呵！


    老隋对我说话时，态度不厉害，可是他把事情的可怕后果摆在我面前，那就是公安机关的介入。现在全凭老隋的一再坚持，才没让他们把同昭带走。可是公安介入，要带走就带走了。摆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的是断崖与深渊，出路只有把谣言的来源供出来。当晚，我对同昭说，是不是到崔锦家串趟门儿，打听一下他从哪儿听来的。万一他是从某个公众场合听到的呢，那不就好解脱了吗？同昭不肯，她说那会把人家吓坏了。我说，我保证不会把咱们被调查的事告诉他们，只是先从侧面摸摸情况。同昭这才同意去一趟。


    妻子和儿子


    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就去崔锦家，正赶上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小女儿一家四口吃晚饭，屋子正中一张桌子，桌子正中摆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水饺，崔锦的爱人笑呵呵叫我们一块吃，腰上还围着一条带褶的围裙。一看他家好好的小日子，同昭用眼神示意我别再说了。吃过饭聊天时，我还是问崔锦：“前些日子你说军管会刘主任逃跑自杀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说话时尽可能表现得很自然和随意。崔锦笑道：“那消息是谣言，没几天那个姓刘的就露面了。”崔锦的爱人在旁边说：“我弟弟来说的，谁知哪儿听来的。”我爱人一听赶快岔开话，怕我再问，我们坐一会儿就出来了。回家路上同昭说：“如果咱把崔锦说出来，人家全家就完了。咱们就是被关进去，也不能说出人家！”


    回到家，同昭就跟我哭了，她说：“如果我进去，孩子就交给你了。但你决不能说出人家。咱不能害了人家。”


    同昭是不爱哭的，只爱笑。她甚至从来不哭的，这是我认识她十年来第一次哭，为了儿子，为了她将毁灭的家庭。


    然而这一刻，叫我感到自己的妻子像个挺巨大的人。她不再是平日里我眼中那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她是一个有情有义，如此勇敢的人。我也落下泪来。但我们都没哭出声，好像一出声我们就支撑不住自己，就会彻底垮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漫长又绝望的一夜，那夜的气氛、情景、画面与声响。我们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一夜没睡，但她不再和我说话。她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天性，她不愿意惹起身上这种没用的东西，她需要强有力的东西，但此刻好像我不能给她，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对她的无助。世界这么大，全和我们无关。


    转天同昭一早照规定去了文化馆。我守在单位，感到坏事随时可能发生。这时我单位的人已经全知道我们碰到的这件事。肯定有人担心，也有人幸灾乐祸，但没人跟我说话，好像也在等着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开门了，同昭走进来，竟是自己走进来，没人跟在后边押着她；同昭脸上竟然还带着笑，对我说：“没事了。”然后一边戴套袖一边轻松地说了两个字：“干活。”


    这变化使我惊呆，太不可思议了，太无法想象了！难道真的能绝地逢生？真的会死里逃生吗？怎么有这种可能？真有神灵护佑她吗？一块当头马上落下来的石头，竟然会自己突然消失了？我不解地看着她，她竟一如往常地与同事说话，还很自然地露出笑容，她这样反而弄得同事们不知所措。这时我已经相信这不是幻觉，是事实，但事实是个谜。


    我一直憋到下班，回到家，她才告诉我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


    今天，联合调查组对同昭高度施压，并下了最后通牒，说下班以前再不吐口，就要把同昭扭送公安局。同昭还是拒不供言。那个重型机械厂的头头火了，跑到同昭面前大声叫着：“告明白你，这个谣言九月底就传出来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就在这一瞬间，同昭说——她感觉脑袋里一亮，突然反问他：“那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你听到的时间可是更早呀。”


    她这个反问居然把那个头头问住了，那人一时傻了。此刻，调查组里的所有人——不但圆珠笔厂那些人都不说话，连重型机械厂的另几个人也闷住口了。可能这头头平常太蛮横，很不得人，关键时没人给他帮腔。这个瞬间显得很长。这头头很尴尬，竟无话反驳，脸上的横劲也没了，成一个泄了气的球！老隋出来说话了。他对联合调查组的人说：“既然你们听到的谣言更早，那就没必要再在这里追了。源头在你们那里。”这话是结论性的，对他们也是致命的，对同昭却是救命的。


    “文革”中我一大家人的合影。时间在1973年，运动高潮过去了，大家脸上变得轻松一些，那天阳光也分外明亮，便留下生活稀有的美好的一瞬。照片左起：妻子、二姐、父亲、儿子（前）、我（后）、大姐（中）、母亲、弟弟（后）、外甥、外甥女、四妹、外甥


    没想到，这样一个无法逃过的灾难竟然在瞬息之间自己消亡了。


    等这拨人走掉，老隋对同昭说：“你要吸取教训，有些话只能听，不能传。”然后放她回来。


    真不知怎么感谢老隋！老隋帮助了同昭。


    真不知妻子会如此勇敢，如此机智，化险为夷！我一激动猛地抱起她来，她呀地一叫，原来她的头差点撞到顶灯上。我们大笑起来，直笑出声。


    那年我俩不到三十岁，多年轻，多无辜。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与欢乐。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从这件几乎要了命的事中认识到了什么？


    人、亲人、自己，还有这个凶险的现实？

 六、艺术家生活圆舞曲

    “林彪事件”过后，大革命对全社会大规模破坏性的冲击已经过去,尽管上边总在警告说“七八年后再来一次”，但实际上已经失去“文革”初期那种狂想与激情。理想最终还要被现实收拾。那些当初罢课闹革命、再无法回到书本里而成为社会问题的孩子们，被一批批送到天南地北。我们这些社会上各单位的职工常常接受任务，去给那些必须上山下乡的孩子们的家长施加压力，逼着他们交出户口本和粮本。只有撤销那些孩子们的户口，断其口粮，才能把他们逼出城市。


    一次我们十多个人被派到贵阳路，去给那里一家人施压。那家的男人气哼哼地把菜刀和绳子摆在桌上，叫我们挑一件给他们自杀，显然他们被逼红了眼。那家该上山下乡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身穿着绿褂子，梳两条短辫，怯生生地站在她爸爸身后，叫我想到几年前抄家的红卫兵。现在挨整的轮到了他们。


    我个人没有对他们施压。我天性不会报复，我心里挺可怜他们。一次我们又被派往火车站维持秩序，大批学生登上开往黑龙江的火车，家属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人多得黑压压一片。这种生离死别般的场面容易出事，必须下力气维持好秩序。我们手臂挽着手臂在火车站台上组成一道人墙，拦住前来送孩子的家属，严防他们冲上来酿成灾祸。火车启动时，孩子们在车上又哭又喊，下边的人使劲往前拥，一个老太太要挣开我们的手臂，冲过人墙，我死死拦着她，怕她出事，她忽然张嘴使劲一口，牙齿咬进我的胳膊。事后我看着胳膊上遗留的咬痕，心里总有些愧疚，好像我是恶人，将他们与亲骨肉分隔天各一方。


    当时，我无论站在生活什么位置都被扭曲着。


    到了1971年之后，人们对“文革”已经有了一些反思；当然，由于还在那种生活环境里，不可能思考得太透彻。这期间，我不时会把这种反思秘密地写下来。我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安全，特别是经过那次“谣言事件”，我的安全意识更强。最安全的办法是把写下来的用心记住，然后把它销毁。可是脑袋的容量有限，记多了或记久了都会忘掉。应该说，这种无形的纯用脑子的“写作”，是没有成果的，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生活。它的意义是我已经以自己独立的立场来思考生活了；这立场也是纯粹的文学立场。


    比这种写作快乐的事是给人讲故事。我结交广，朋友多，朋友们很高兴我去讲故事。我吃过晚饭常常跑出去，总有一两个地方会聚着一群人等着听我讲故事。那时人们晚上没事，也没电视看，就聚在一起聊天。我的故事大都闻所未闻，中外小说、古今传奇、老电影、笑话、鬼故事，想到什么讲什么，随心所欲，尽情宣泄。那时我太年轻，精力旺盛，看书多，白天跑业务到处听来的事情又多，再加上我的口才不错，随意发挥，边想边说，有时还会随性把小说或电影中的某个人物拉出来发展成一个更奇妙的故事。我从这种创造性的发挥中获得快感。那时我的“故事迷”可不少，甚至有人专门请我去讲。从今天来看，我身上的文学潜质最初竟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它像喷泉一样恣肆奔泻，挥霍着我的文学想象与创造欲，无意中也锻炼了我的表达与构思的能力。


    我“文革”期间的画大多有些哀伤。我从这期间就开始确立了“散文化”的绘画风格了吗？


    那时我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回到“文革”前最痴迷的生活——读书与画画。我有一批宝贵的财富，就是从抄家废墟里捡拾而来的图书。尽管许多书的封面都被扯去了，现在有时间把它们重新修补，装潢。我从一件旧衣服上取下几块布，给一些珍贵却残破的名著装上布面的书衣。比如：《浮士德》《高老头》《呼啸山庄》《生死存亡的时代》等等，我的手工制作十分细致。布料不够用了，就配上各类好看的纸，尽量做得可意。《欧根·奥涅金》的封面就是取自一个破旧的带铁边的硬纸夹子。这些装帧过的书放在一起十分漂亮，别看我只有一百多本书，在别人眼里，我已是叫人艳羡的富翁，它们是我“文革”中重要的精神食粮。有些书虽然让我修好，却又被我看坏。


    那时所有图书馆都被封，一本书也拿不出来，偷偷拿出来就会被追查。我托朋友从和平区新华书店封存待毁的图书里拿出《红与黑》《哥拉·布勒尼翁》等几本书，一度受到追查。“文革”将一切人类文明视为敌，书店里除去领袖著作和马列选集，绝对见不到其他任何书籍。生活中文化的贫乏达到了极致。小说只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和《欧阳海之歌》几本，音乐、戏剧和舞蹈只有样板戏，歌曲只有语录歌和劫夫的几首“战歌”，绘画只有领袖像，比如《毛主席去安源》，印刷出版后运输时要用飞机护驾，它的意义已经与艺术毫无关系；但它们每天把你包围起来，充斥你的感官与脑袋，让你不得不接受它的强化，致使有些人成为几近疯狂的像章收藏者。


    《寂寥》（1971年）


    那时候我一度也折腾像章。因为当时像章是社会沟通的最佳工具，更是我跑业务、拉生意的利器。我把不断弄到手的新品种的像章送给关系户，也从外边搞到一些新奇别致的像章带回单位送给同事们。当然，王姓同事总是要“先吃第一杯羹”。我还把它别在胸前，用它标志自己拥护“文革”，拿它做护身符。


    在那个精神和审美上一贫如洗的世界里，像章似乎可以充填了人们生活与文化的空虚，所以它很快无处不在，独步天下。各个工厂各显其能，各有能人，各用自己的特有的材料与制造手段，挖空心思制作出各种新奇的像章来。有的以数十枚一套称雄，有的以小而精、式样新颖赢人。其实像章上的图案只有几样：太阳、葵花、大海、轮船，再加一个天安门，没人敢再增添什么，就看拿这几张牌能玩出什么新花样了。我认识一位美术设计姓陶，住在西安道复兴花园的对面，她丈夫是像章迷，矮墩墩一个小胖子，鼻梁上架一副圆眼镜，整天眯眯笑，胸前天天换一个像章，都是叫人眼馋的新品，他以此为荣，向人炫耀。他的胸前就是社会上最新像章的窗口。他每天至少两个小时消磨在劝业商场二楼交换像章的自由市场上，他收藏的像章多达三千个以上。每天晚上他把这些像章折腾出来，摆满床上桌上，欣赏、陶醉，致使陶设计坐在屋里迟迟不能睡觉。这位像章迷最后倒霉也在像章上，一次他没别好像章后边的别针，像章当地掉在地上，迈出的一脚正好踩在像章上，这事要发生在家里就同没发生一样，偏偏在单位众目睽睽之下，因此挨了斗，像章也全充公了。八十年代，我把这人这事写成小说，篇名就叫《像章》，那是后话了。


    《冷雨》（1971年）


    那时，我本能地抵触八个样板戏。从头到尾只听过《钢琴协奏曲黄河》，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没有看过那些京剧样板戏，没看过一页《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在我心里那些都是非文学非艺术。我只吃我的精神食粮。我把自己珍藏的这些劫后仅存的书几乎翻烂了，然后我就去想尽办法到处挖书。在像章最火爆时，我还用帽徽漆和夜明的像章，换来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古文观止》和两本失群的翦伯赞编的《义和团》史料等等，纳入我的藏书中。在那心灵饥渴的时代，这些书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那些书由于读的遍数太多，有些心爱的诗句和小说片段都能背诵。


    我开拓书源的另一个办法是与朋友换书看。我从抄家废墟里抢救出来的书中有一本《辞海》的“文学部分”，它使我了解到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使我在向世界渴求图书时，预先知道哪些书是经典和必读，不至于饥不择食。


    《十月的风》（1970年）


    我心灵的需求远远不只是文学。“文革”前我正陷入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痴迷中，没有音乐，我的心一半荒芜，幸亏好友迟叔昌有一台老式的柜式唱机，还有几盒唱针。他和夫人——翻译家王汶都是职业的文人，“文革”抄家不是重点户，红卫兵只是扫荡了“四旧”，东西没有抄走，书、画、唱片、艺术品全都乱糟糟扔在那里。我常到他那里看画，翻书。他与邻居同院，不敢听唱片，就把那个又笨又沉的柜式唱机拉到我家。我家独门独院，比较私密。特别是到了晚间，一些人家里拧开收音机听新闻或革命样板戏，如果我把放音乐唱片的声音调得低一些，就不大容易被别人听到。再说，就是有人听到莫扎特和老柴，未必知道是什么音乐。于是，那张“老柴第一”的唱片不知被我放了多少遍，几乎给唱针磨平了。


    至于画，那是自己的事。经过人生变迁，不知不觉之间我的画风已经发生改变。“文革”前，我画的是宋元风格的传统山水，不知为什么变了：一种抒情、非传统、带着伤感与忧郁气质的风景出现在我的笔下。这不是我刻意追求的，而是我内心的自然流露。好像我一掀门帘，它就走出来了。我的笔下全是压低的阴云，迷茫的远滩，逆风的飞雁，寂寞的孤舟。春夏的阳光很少出现，大都笔驻晚秋，这时我觉得最接近我的画风的是林风眠。


    李文珍《餐桌上的鱼》 30cmx40cm 1972年


    从现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画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我走过的道路就像由宋到元的中国绘画，从原先画师们的写实与具象，改变为文人一己的抒情与写意。我的画不再是给人看的了，而是个人郁结着的心性的一种排遣。实际上，它与我的秘密写作的内心是一致的，只不过绘画多是借景生情，比赤裸裸的白纸黑字更安全罢了。


    当然，在“文革”中没有绝对的安全，我们还被通知看了一次“黑画展”呢。画展上记忆最清楚的是黄永玉先生的《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被解释为仇视社会。


    我这些幽暗的、迷惘的、凄凉的、缭乱的画无处发表，不能展览，它只是一种自我的慰藉，但它一直陪伴着我，成为那个时代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艺术，再忧伤也是美的，我享受着它们。一次，天降大雪，半夜偏偏炉火灭了，却没有木柴把炉火重新点燃。我和妻子两人在冰窖一般的小屋里，紧紧拥在一起，互相给予生命必需的温暖，转天就画了一幅《北山双鸟图》并题一首小诗：


    北山有双鸟，


    老林风雪时。


    日日长依依，


    天寒竟不知。


    以后，每当怀念这段苦寒的日子，我就会再画这样一幅图，取名《老夫老妻》。


    这就是我那个时代的琴棋书画和艺术家的生活了。


    那是一个太奇特的时代，所有成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精英都被打倒，都在受苦受难，与世隔绝，而且自1966年之后就再无消息。而另一些尚且无名的艺术家们都在社会底层和人间的皱褶里，不被人知，无人关注，他们反而很自在地活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与艺术里，自得其乐，比如我们。


    在这个精神贫瘠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贫瘠——朋友都是一种必需。朋友是相互的需要与给予，也是一种精神的支撑。那时候，不仅古今断绝，中外更隔绝，“文革”要的是开天辟地，它必须排斥一些原有的精神权威与文化历史。在这个文化绝对空白的世界里，如果一个朋友给你讲塞尚、马蒂斯或神奇的毕加索，讲这些艺术的天外天和奇人奇事，如果在另一个朋友那里你看到一本画册，里面使用的绘画语言从未见过……你饥渴的胃一定会大张四开，如同要吞进一顿大餐美餐。


    这期间读的书


    因此说，我们向往的精神内容，只有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


    于是，我们自由地往来，到彼此的家里谈文论画，随时聚一聚，只要不碰政治就没有危险。


    我们都很穷。每月发工资前的三天常常由于弹尽粮绝，需要向邻居借点银子，工资下来即刻送还，以确保以后还能再借。因此都不会到朋友家去蹭饭，我们之间是单纯的精神交往。如果谁弄来一本好画集就骑着车跑去拿给别人看；谁看了一本好书，心里装满感受，就去找朋友聊。没有好书好画，聚在一起聊来聊去也能勾出来好的话题。


    1971年的我一贫如洗，衣服的肘部破了，妻子给补了补丁，我却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富翁”


    最有吸引力的沙龙式聊天的地方是在东亚毛织厂后边的李文珍先生家。每次去先生家总有客人，时而有他的画友，更常去的是些年轻的习画的学生，有些年轻人现在已是出色的画家了。李文珍先生画后期印象派，完全不合时宜；早在“文革”前画坛就被苏联的现实主义统治。他一直被排斥在外，常年甘于寂寞地坚持自己的画，并在十六中学（耀华中学）教美术，不断把一个个有才华的学生送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他被艺术教育界公认具有高超的发现人才的眼光和培养人才的手段。我则更喜欢先生画中那种独特与另类的品位。他无论对艺术还是对生活的看法都与众不同，这从每次在他家聊天时都能听到，只要认真去品一品他的话都会有所收获。那些听似平常的话，里边却有骨头有肉。比如一次扯到一位设法取得了江青在天津的红人王曼恬赏识的画家时，他所说的一句话叫我受用至今——


    “艺术是目的，不是工具。”


    再一位吸引我的是钢琴家延年。延年的钢琴给我以激情的美与震撼力。他一头卷发，眼睛深陷，感情外在，性格有点古怪，是个混血儿。听说他父亲是俄国人，但谁也没见过，也不知他跟谁学的钢琴。他随母亲住在山西路北端一所摇摇欲坠的小楼的二层，没有工作，贫穷至极，冬天的床上只有两条毛磨光的毯子。他好像经常处在饥饿状态，每次到我家见到食物就会疯狂地往嘴里塞，但他弹李斯特的第二和第六时会更疯狂，他手指的力量奇大。可是他那外国人的模样，使他在“文革”前就被音乐界排斥。我和他走在路上时，他很少抬起头，怕人看到他那张“外国脸”。一次他来做客，街道代表就忽然闯进来问他是谁，以为我在搞“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那时，只要我们想听他弹琴，他就把我们带到墙子河北边四川路的一座空楼里，从大门摸着黑进去一直爬到二楼。他掏出一把钥匙打开，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空空的像抄过家，地上有不少乱七八糟的碎片与破纸，只孤零零摆着一架黑色的立式钢琴，不知这是谁的家，谁的琴，问他也不说。延年从包里掏出个空瓶子，出去弄回来一瓶热水暖暖手，坐下来静一静，双手忽然鸟儿一样地落在琴键上。神奇的声音在琴音轰鸣，隐身在琴箱里的音乐大师全活了起来。一支支曲子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如沐甘泉，一直弹到我们尽兴、满足——他也尽兴和满足，才起身合上琴盖。我们走出楼，在四川路的街灯下与他拥抱分手。这是那个时期非常难忘与珍稀的艺术享受了。


    妻子洗衣用的搓板


    年轻的父亲与没长大的儿子常常是一对伙伴


    四川路上这间美妙与神秘的琴室，我只去过六七次。后来他不再领我们去了，大概那房子有变故了。再一次听到他弹琴是“文革”末期在书法家辛一夫先生家，辛先生家有一架破旧的德国琴。延年那天弹了一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他弹得很强劲，有种桀骜不驯的气质，让我听得五体流畅，此后就再没见到他，与他的联系没有任何原因地中断了。人们对他的去向说法不一，有人说逃出国了，有人说被抓了，八十年代听人说他去俄罗斯找他爸爸去了。在我与他曾经的交往中，他从不谈他自己，有一次我想对他“刨根问底”，他说：“朗费罗（这是他给我起的洋名字），别问我，这样会对你好。”对于我，他好像是“上帝”派来专为我弹琴、抚慰我心灵的，我对他一无所知，但他活生生的人与琴声却留在我“文革”的生活里。这个人的才气被那个时代浪费了。


    “文革”期间我画过一幅《北山双鸟图》。那十年我的生活情感都在其间


    十年中，我们一直凭着天性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文革”宰割，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心灵里，我们对文化的敬畏始终还在，唯美主义还在，虽然我们在生活底层，但我们的艺术生活是自我的，纯粹的，精神至上。在每次返还查抄物资时，我和同昭最关心的是有没有昔日有价值的艺术品与人生遗物。而十年中每次迁居都给我们带来一次机遇，使我们得以用审美想象和有限的艺术品来打扮我们的生存空间。当时我就写过一句纪伯伦式的话：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


    这也是1985年我写中篇小说《感谢生活》时要表达的东西。


    1972年以后，社会生活像大海，上层风狂浪急，底层舒缓不惊。被“文革”冻结的书画社的老业务出现了缓解，原先做古典临摹的老关系户外贸工艺品出口公司又找上门来，开始是试着来，像踩冰过河。他们最先拿来投石问路的是让我们画鸭蛋（彩蛋）。我们以前没有画过鸭蛋，蛋壳不容易画，如同画瓷器，不是画在平面上，是画在圆圆的凸面上，必须悬笔立腕，笔锋随着弧面转动。我们书画社确实有些能人，很快就把这技术掌握了，所画鸭蛋十分精美。同昭在双黄蛋上画的《百子图》和《百蝶图》在波兰波兹南手工艺品展览上还得了大奖。可是要恢复传统绘画必须得到上级同意。我就把这些彩蛋拿到区文化系统革委会，说这不是“四旧”，是出口工艺品，国家外汇需要。主管这事的干部问有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说：“只是些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婴戏图上的人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小孩。”还说，“全是出口，没有内销。要毒害也去害外国人。”这才同意了。


    1968年我自绘在睦南道58号家居生活的景象


    于是，车间内的圆盘机拆了，塑料印花业务结了。画案重新支起来，久别重逢的笔墨丹青也摆上来，大家像回到家那么高兴，纷纷把自己阔别已久与擅长的形象画到雪白的鸭蛋壳上。


    此时我感到，这与我在家里画的那种“伤感的水墨”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画。一种是绘画，一种是手艺。“文革”使我明白了绘画的本质。尽管我的画仅仅属于个人，但它从属于一己和自由的心灵。

 七、老鼠搬家

    “文革”期间我总共搬了六次家，所有搬家都是被迫的。所以我自嘲为老鼠搬家，还有一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先是结婚，家里没房，自父母家搬到松竹里2号，跟着又迁到睦南道58号后院。我喜欢这个私密性强的独家小院，关上门，自成一统，别人看不见我们的生活。夏天里种上丝瓜葫芦，再用竹竿支个棚架，待到枝蔓爬满，绿叶重重，葫芦丝瓜有姿有态地垂吊下来，大鸡小鸡在下边一跑，我便从中放个板凳坐坐，饶有意趣地尝到瓜棚豆架的味道。到了冬天，墙壁单薄，门框和窗框都是铁的，窗玻璃比纸只厚一点点，室内外变得一样冷。我们用玻璃罐子养了两条小金鱼，白天上班时熄了炉火，下班回来玻璃罐里的水就冻实了，小鱼被冻在冰块中间，一动不动，却还瞪大眼惊奇地望着我。我们的屋子太小了，烟囱短，留不住热气，于是想出个法子，把烟囱组装成拉管长号的样子，先在屋里做一个折返，再伸出窗外，这样便能使热气尽量散发在屋里。到了三九天气，尽管外檐下垂挂的一排冰挂有一尺多长，室中却温暖如春。西北风起来，冰挂会发出奇异的声响，我称它是我们的排箫。我们最喜欢清晨窗玻璃上冻结的冰花，光亮而奇异，引发我们的幻想……所以，我把这个静谧的小院视作我们小小的港湾，它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对妻子说：“咱们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吧。”


    但是，生活总是击碎我们的梦想。


    我们在这小院只安全地生活了两年，同昭父亲的单位就把封存在前院房中的所有查抄物全部运走，前院房间空空如也，随后有人搬了进来。我们住的后院与前院的走廊有两扇磨砂玻璃窗相隔，窗子一直紧闭，看不到搬进前院的是何人。这家人搬进来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院里帮助妻子晾晒洗好的衣服，哐的一响，那个窗子忽然打开，一个人从里边向外张望，是个中年女子，穿着绿军装，正待看清是谁，啪的窗子关上并闩上。妻子问我是谁，我说一个穿绿衣服的人，别又是红卫兵那些人吧？同昭很怕是新婚之夜住在楼下的那种人。我们去到赤卫队长杨增那里打听。杨队长说，住进前院的是市军管会的政委，告诉我不要打扰他，他也不会搭理我们。


    这一来，不管他搭不搭理我们，我们现在都像一对老鼠住在猫窝旁边了，必须加倍小心，说话防备隔墙有耳，再不能放唱片，尽量叫朋友少来串门。同昭爱笑，特别是出声的笑，从此我发觉她笑声变少了。


    一天夜里我们被来自屋顶上的一种声音吵醒。有人踩着房瓦行走，声音在夜间十分清晰。我突然大叫一声：“谁？干什么的，你别跑！”跟着就听到有人踩着房瓦跑走的声音。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傻事。我跑到前院临街的正门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个穿军装的警卫员，我好心告诉他们昨夜房顶有人走动，请他们小心。谁料三天后杨队长就把我找去，说我惹麻烦了。前院的政委说我的行为是恐吓他们，政委感到后院住着两个出身不好的人不安全，叫我们搬走。指示房管站分配两间小屋给我们，地点在芷江路六合里一幢临街的三楼上，要我们尽快搬走。


    我跑去看看房，是一个单元三间房，两户合用。一间是较大的单间，另两间较小是里外间，分给我们的是这个里外间。由于房子是新盖好的，那个单间还空着。房子方方正正，很干净，可是两户人住在一个单元里生活会很别扭，尤其还得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服从。


    第二天就找来两个朋友，借了一辆板车和一些绳子，好在芷江路不远，我家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个小时便搬了过去。在离开小院前，我又用了很多时间，在屋里屋外细细搜寻，看看墙缝里砖底下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可别把“罪证”留在人家手中，这是要紧的，也是要命的事。


    搬到新居的当晚太累了，来不及收拾刚刚搬来的东西，就在房间正中架起床板睡下来。没想到夜里出现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我忽然听见一个人在屋里走动，光线太黑看不见人，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我屏住呼吸，轻轻推醒身边的同昭，告诉她屋里有人。她吓得不敢出声，只听见这“人”就在身边，拿起一个铁罐似的东西，跟着响起哗哗的响声，竟是一种往铁罐里尿尿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就在身体左边两三尺远的地方。我大叫一声：“谁？”我的喊声惊动他，尿尿的声音停下，不一会儿走路的声音又嚓嚓地开始了。


    刚才被这声音惊醒时，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清。这会儿瞳孔大了，看清屋子了，使我惊讶的是并没有人！有鬼？我跳起来，大着胆子去开开灯，灯光下屋里明明白白只有我和同昭两个人。同昭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像在向我寻找答案。这时，我又听到这“人”的走动声，再一听便明白了——这声音来自隔壁另一个单元。难道墙壁会这么薄？好像隔着一张纸。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


    我对这声音放心了，但对这房子太不放心了。难道从此天天夜里关上灯，我们都要和隔壁单元的这个人共用一个空间？而且在我这个单元还有一户没搬进来，待这户人家搬进来后，也要参与到这个空间里来。这真是个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比我那个“如同住在猫身边”的小院岂不更不安全？


    这事关我们今后的生活，只要我们住下来就很难再搬走，我必须下决心解决。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上搬回睦南道58号后院，把压力转给前院的政委，只要他想拥有我们的小院，就得先为我们另找房子，他有权力办这件事。幸好58号后院的钥匙还在我手里，反正他不能硬把我们轰到大街上。当然，这需要我拿出勇气来了。为了未来的生活，我只能孤注一掷了，反正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个小时又把家搬回到睦南道58号后院。


    从前两天——深夜屋顶上的行走之声把我们逼到这里，到今天——深夜里隔壁的走路之声又把我们逼回去，竟然叫我们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两次搬家。这还不是“老鼠搬家”吗？


    看来我的做法对了！被逼出的勇气帮助了我。还有，我对前院政委的判断也十分正确。他早对我们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机会把我们挤走。现在反过来，是我们挤着他、借他的力给我们找房子了，被动变为主动。杨队长对我说：“政委见你又返回来很不高兴。这次由民园房管站的老李领你去看房，你要尽快定下来。这回你搬走时，可得马上把门钥匙给我。”我点点头表示照办，心里却暗暗高兴，居然我也能叫他们给我办事。


    长沙路思治里，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这里生活的十四年间，经历了“文革”中后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换地的粉碎“四人帮”，也从秘密写作走入新时期文学


    我早就认识民园房管站房管员老李。老李一只眼，外号“独眼老李”，嗜烟如命，特别喜欢人家送烟给他，我每给他几支烟，他就领我看一处房。真没想到抄家之后五大道有那么多空房——有一处空房就有一个被抄户，更不知道租界里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这次，我选房子的标准只有一条：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戏称之为“政治标准第一”。


    就在随着老李看房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家隔壁有一间查抄房，在长沙路思治里一座楼的顶层。长沙路与芷江路是邻街，路不算远，我与同昭骑车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间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阳光晒得冒着好闻的气味；走廊宽绰，还带一个三四平米的储物间，外边跨着一个不小的阳台。最中意的是，这房子与前后其他建筑相距甚远，左右两边又与相邻的房子无关。老房子都用“三七砖”垒墙，墙体很厚，隔墙如隔山，隔音极好，私密性称得上第一。我马上去找独眼老李，说我看好这处房子，给他一包烟求他帮助，老李用他的独眼望着我说：“现在住房标准是每人两平米，这间房十多平米，给你们可就大大超标了。”我说：“办好给你四盒永红。”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两盒恒大。”独眼老李笑了，说：“我可不敢收你们被抄户的东西。反正我不会说坏话就是了。”


    在58号小院里等候消息时，我们天天傻唱着一支自编的小歌：


    美丽的思治里，在召唤我们去


    那里有个大平台，还是地板地……


    几天后杨队长叫我去，告诉我几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长沙路思治里12号三楼给我们了！独眼老李给我办了入住手续，我送他一个小纸包，里边兑现着我的允诺。跟着就把从芷江路搬回来的散装的家什，再装上车，全部运到思治里。随后将那小院的门钥匙交给杨队长，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来的第五次搬家。


    这真是天赐我居。


    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排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身居此屋，如在天上。这种公寓式的胡同房前边都有一个小院，所以与胡同对面的楼房相距甚远，对面的人家在阳台上说话，如果没有南风吹送，绝不会听见。楼后面是一片深郁的暗红色的老楼，叫作求志里。我们的房子与这片老楼中间隔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后胡同。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挂在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天天夜间这里都是野猫的交际所。我房间靠北有一扇窗子推开后可以俯视这里，使我渐渐熟悉这里住户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面孔。这个地方总给我一些文学的想象，以致后来我的小说《楼顶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猫婆》写的都是这里。


    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边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


    能够住进这个接近我理想的房子，应该归功于我们与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气，所以当我站在这房子宽阔的阳台上时，心中有一种成就感，这感觉进入了我的骨头。


    我喜欢对一个空间发挥想象并去动手营造。我的伙伴同昭与我一样，都力图把这个家构筑成一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层甚至底线，同时从我们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谋生的能力。几年里，各种简单的砖瓦、水电和木匠活儿自己都能抄起来干了，同昭原本不会针线与烹饪，现在行了。贫困时，女人们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粮食与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儿子从头到脚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针脚。我最欣赏的是她用一台破缝纫机给我裤子后边轧一块罗圈儿补丁，针脚像唱片那样一圈圈从里向外旋转，铺满屁股上。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抄家和扫地出门，我们不会有这种本领。可是，我们就应该感谢“文革”吗？我们的逻辑会如此荒谬与愚蠢吗？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命运。命运从来都是两面，它的负面对于人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与锤炼。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与意志是被命运逼迫出来的。


    抄家后，我们依然未改的仍是对艺术的挚爱，在那苍白的时代，对精神与美的追求反倒更强烈。有了自己的家，便用自己的双手去搭建。我们精心将劫后残余与这几年收集到的艺术品，将这房间构造得愈来愈可心，也愈喜欢愈用心。一次忽然有一种书斋的向往，我便随性把靠北的窗子改做一个书架，窗框中间架几块横板，将我的藏书全摆上。我还请一个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便把我神往的生活变成现实了。照片中有两个细节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个是左臂肘部那个大补丁；一个是背后那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本假书，封皮是我做的，为了障人耳目，里边的书是封资修的大书——托尔斯泰的《复活》。


    从思治里出去拐个弯儿就是一个热闹的商业区——黄家花园。十字交叉的两条街挤满百货店、副食店、粮店、糕点铺、饭店、酒馆、早点铺、文具店、理发店、书店、裁缝店、修鞋铺、照相馆等等生活之所需应有尽有。那时的书店是最乏味的地方，里边的书不过几十种，清一色全是“文革”书。吸引我常去逛一逛的是旧家具店与委托店。“文革”抄家后的老家具和幸免于难的艺术品，以及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东西不时会在这儿冒出来。有些东西极其珍贵，但现在成了时代的弃物，价钱便宜至极。一幅镶在极其精致的鎏金画框里印象派的风景画只要五块钱，一块汉瓦当一块钱，一块唐代海兽祥鸟葡萄镜两块钱。委托店的营业员黄大维说这块铜镜是大收藏家周叔弢家里卖出来的。那时没人要这些东西，而有这些东西的人家大都是被抄户，缺钱花，便拿出来换现钱。可是我也缺钱，那时花两角钱买一包肉馅可以做十二个小丸子，美餐一顿，我得从这样的生活费用里往外挤钱，因此许许多多好东西都“云烟过眼”了。如果下狠心买到一件这种叫人心馋的东西便会倍加珍惜。这样下来几年，我们的屋子与一般人家大不一样了。在那个时代，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艺术品的，美被视为一种奢侈。同昭给儿子缝了一件衣服，只是在色彩和式样上别出心裁，在街上就招来议论说：“这孩子修了。”这个社会真是与美也要作对。


    1972年基辛格访华，随访的温斯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是我一楼邻居教师包经弟的侄女，她从北京来看她的姨妈。那时中美隔绝二十多年，突然来访是件大事。包柏漪在她姑妈家听说楼上住着两位画家，很好奇，跑上楼来拜访。我们觉得自己的家太贫寒，难以待客，挺尴尬，没想到她却惊讶得大呼大叫，用她不纯正的中文说了几遍才听明白——圣殿。


    听明白了这话之后，我大惑不解。如此的清贫，连床都是用铺板和凳子架的，何殿之有？后来才明白，正是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我们这个琳琅满目、艺术充盈的小天地，纯粹的尚美的精神，混合着温馨的生活气息，还有在光线晦明中一种隐隐的神秘感，才使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闯入者感到惊奇乃至受到震动。看到她兴奋的样子，我和同昭互相用眼神传递心中的自豪。我们挺激动——我在激动中容易做错事——我拿出画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图》给她看。那时我无事可做，又舍不得时间白白从身上流掉，就临摹古代名作。这是我的专业，尽管当时临摹古画业务中断了，做这些事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我却下决心把这件自己酷爱的画史上的绝顶名作临摹下来。


    显然，包柏漪没见过这幅画，她被这件无比繁复和巨大的画卷惊呆了，忽然一下子跪在这幅画前面。这使我大惊，屋里的人全都大惊，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对艺术如此虔诚，并对我的摹品行此大礼。我激动得浑身发热，脱口而出：“我给你画一幅吧！”


    她惊喜若狂，我却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付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她一笔不苟地临摹了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图》的全卷。当时，我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为了自己一时的激动，只因那时太缺少知音，艺术没有社会的呼应，她一呼我就应了。还有，那时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人没被商业化，不会作秀。事后明白也晚了，白白付出太多时间给了人家一次即兴的表演，可是花出去的时间再找不回来了。


    现在回忆起，在时间过剩的日子里，我真正获得的还是对人生的享受。


    对于我们，这种享受自然离不开读书与画画。在当时的社会，文学和艺术绝对没有出路。这只是我们一种纯粹的热爱，一种心灵的需要和至真至纯的精神生活。那时，朋友们的往来很即兴，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常常将对于一本好书的感受作为谈资，互相评论对方的画。思治里的房间虽然并不大，却摆得下整张画板了，可以画四尺整幅的画，甚至可以临摹苏汉臣《货郎图》和郭熙《溪山行旅图》那样的中堂画。那时，和我们来来往往的朋友中，很少几个是有点名气的作家艺术家，大多是纯粹的热爱者。文学、绘画、历史、设计、翻译、工艺等等，各有所爱，各有各的“学问”以及独特的见地，串门时碰到一起就海阔天空，但绝不敢自称为“沙龙”，沙龙是个敏感和必须避讳的词，弄不好会给打成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团。我们只是一个游牧式的艺术部落，今天碰巧在我家，过两天可能在别的朋友家碰面，还有一些喜欢画画的年轻人到我家来玩，我也会教教他们传统的国画技法。笔墨纸砚便常摆在桌上。儿子受到熏染，也爱画画了。一次，几个朋友正在我家，见到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大家逗笑叫他画我，儿子拿起笔抹几下居然挺像：大脸盘，头发乱，胡子拉碴。我对儿子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细节？”他看看我，用笔点了两个鼻孔。朋友们看了，笑道：“你儿子观察得很认真，他抬头观察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鼻孔了。”孩子给我的生活平添了异彩，在他上小学之前，就把他从托儿户那里接回来了。


    思治里平台


    当然，我们的生活没有脱离“文革”，我们仍被“文革”的铁网笼罩着。它时时会证实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动静，我们便会立即感受到：电台会有广播，单位会开会，派出所会突然搞搜查行动，以查户口为名，看看我们这类人在干什么，街道代表也会突然闯进来，板着脸问东问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艺美院的朋友来串门，聊得尽兴，十点钟还没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带着几个人咚咚咚上楼来，气势吓人，好像来抓土匪。进来冲着我就问：“他是谁？”我说：“工艺美院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她又问：“怎么这么晚还没走？”我这朋友出身很好，满不在乎，反问她：“这么晚你干吗来？又没请你来。”这一来，双方都有气，眼看就要吵起来。我马上笑呵呵地说：“你们都该来。这位是我们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逻。这位是工艺美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来谈谈画毛主席像的事。”我这话是在告诉大崔，这位客人比你们出身还硬，你别惹他。我的话挺管用，她立即变得客气起来，借茬有事带着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写了这样一位街道代表。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窥私欲和干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随便把脚踏进我们这种人的生活里，想出现就出现，可以说，街道代表这个身份把他们的窥私欲合法化了。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伤害性就更强。有一次我到区革委会文化组办事，一个干部拿出两幅画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画画的，来帮我们看看这两幅画是不是有问题。”跟着他解释说，这两幅画是劝业场街居委会送来的，他们那里有个老右派每天不说话，哪儿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来往，只待在家里画画，他画画有什么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画来搞反革命活动？一翻他的画，还真的看出了问题。


    我看了这两幅画，并没什么特别，都是常见的题材，画面也很简单。一幅题着《竹石图》，画中一块石头和几竿竹子，另一幅题为《林溪图》，画中上边是树，下边是溪水。但经街道代表一说就是大问题了。

 八、被扭曲的写作

    1974年一位画友约我到他单位去玩，他在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做编辑，也画连环画。在出版社那幢老楼一楼两间宽绰的房子里，横竖放着一些桌案，坐着七八个人在工作，他们多是连环画画家，其中几位还挺知名，“文革”前我看过他们画的“小人书”，印象很深。此外还有两位是文字脚本的编辑，脸上都长着胡子。在这里，我认识了连环画编辑室的主任李定兴，一位略矮的中年男人，黑黑的眼睛明亮有神，说话声音大，热情爽快，他大学学中文，不会画画，负责选题、定稿和编辑室日常的行政工作，自己也写文字脚本。我与他聊得来，很快就熟了。一次他对我说：“给我们改编个文学脚本怎么样？”


    这话勾起我的兴趣，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从小就是小人书迷。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全攒下来买小人书了。我最早的藏书是小人书，最多达到六七百本，心中的偶像全是由衷崇拜的连环画家。自己还曾经自编自画过几本小人书，再用棉线装订起来，把它们与自己偶像那些名作放在一起。那时我把出版一本书看得极其神圣与高不可攀。“文革”初，这些儿时的珍存全部付之一炬。抄家后的一天下班回家，看见几个邻居小孩坐在道边翻看着一本厚厚的连环画，再一看竟是我珍藏的沈曼云四十年代的名作《沈万山巧得聚宝盆》，可是我并不感到心疼，而是麻木——那只是远去的儿时的梦了。可是如果现在叫我编写一本连环画，还能印刷出版，不是把儿时的梦又唤回来了吗？


    另一个原因是，“文革”之前我刚刚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画，初尝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时的欢欣，但如今这样的事中断了。“文革”中文化是最森严的禁地，无人涉足，出版物都不署名，报纸上的文章也只有姚文元和张春桥署名，写作班子都是集体署名。可是，没想到连环画居然还可以署名，只是没有稿费，没有稿费我也愿意试一试。我知道，单靠写连环画脚本是不会成气候的，但可以证实一下自己。


    写作长篇小说《义和拳》时的情景


    李定兴给我的第一个活儿，是将一部河北梆子剧《渡口》改编成连环画。我努力把它写好，一个月后交稿，李定兴看了说文字不错，简洁生动，这使我十分得意。他把这脚本交给青年女画家王公懿来画。王公懿是李文珍学生，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如今已是一位出色的旅美画家。这本《渡口》是她画的第一本连环画，也是我编的第一本连环画。


    但是，正是在这里，我走错了第一步。


    《渡口》描写一个革命小将划行渡船时，勇擒一个暗藏杀器的阶级敌人，这是一部典型的突出敌我矛盾、宣扬阶级斗争的戏剧。它与我真实的思想立场完全相悖。我为什么会扭曲自己来改编这样的“作品”？


    是我无所事事、太无聊了？还是因为渴望尝到一种“成功”，哪怕是一种虚假的“成功”，而让自己的文字染上了历史的污泥浊水？我当时没有这种自觉，而是糊里糊涂地这样做了，并接连写了几本类似这样的东西。


    虽然《渡口》根本算不上文学写作，更谈不上是创作，但如果一开始动笔心灵就被扭曲了，进入文学创作后就会陷得更深。


    一次关于义和团的话题使我与李定兴交谈甚笃。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地和高潮都在天津，它带着强烈的天津地域的气质，中西精神文化在天津这里的冲突极具思辨的价值，此外还有众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以及宗教意义上的神秘色彩，都叫我们的谈兴愈来愈浓。有时我们一直聊到出版社下班之后楼里都没人了。于是，我们给自己提议写一部关于义和团的小说。这个想法一出来使我们很兴奋很激动，因为我俩当时都没出版过小说。


    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这小说写得好，是很有可能出版的。那时，义和团是少有的不在“文革”禁区之内的历史题材。大概因为它爱国、反清灭洋、农民革命，最能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那时唯一可以出版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不就是写农民革命的吗？李自成最后还当上了皇帝呢，义和团自始至终都是老百姓。能出版厚厚的一部小说对于我很具诱惑，况且不是写现实，而是写历史，写现实的阶级斗争我是断断不会写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只要去写当时能够发表出来的东西，就必须用“文革”思维来构思作品，而一旦思维不是自己的，而是“文革”的，我就被异化了。


    我们决定合作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两人都没写过长篇，先各写一个中篇试试，然后再看看以哪个中篇为基础来写成长篇。定兴决定写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率领“乾字团”由静海直入津门、出生入死闯入紫竹林租界的故事，取名《天下第一团》。我写《刘十九》，我钦佩这个著名的年轻义和团的首领，果敢、刚烈、神出鬼没，最后被当地教民谋杀后腌在咸菜缸里，死时只有十九岁。我想写一部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那样的小说，写一个性格怪异、独来独往的民间英雄。虽然我没出版过小说，但几年来我读过大量的名著，特别是我在完全自我封闭的秘密写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我很想通过这部小说试一试暗自磨砺的刀剑，露一露峥嵘。


    几个月后我们各自的中篇都写好了，我的《刘十九》写了六万字。两人交换看过，决定以他的《天下第一团》为基础，因为张德成是义和团总首领，这样可以正面打开整个历史画卷。由于我的文笔更有小说色彩，所以由我来执笔写第一稿，小说提纲和情节人物两人研究。


    我们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全搜罗起来，同时跑到老城内外做广泛的田野调查。尽管当时义和团已过去七十年，但各种传说依然留在民间的记忆里，连天下第一团坛口的遗址还在北城内的小宜门口。我在粮店后街调查到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少年时参加过义和团，犹然清晰记得义和团的一些细节，甚至还能背诵揭帖上的歌谣。这期间我好像一头栽入时光隧道里，七十年前的历史画面全在想象中复活了，文献资料也全活了。听说姚雪垠先生写《李自成》时使用几千张卡片来梳理资料，这是学者做研究的办法。我不行，我全凭感受和记忆。


    小说愈写体量愈大，就必须查阅更多的资料文献。最费琢磨的是怎样使用资料，怎样把握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会碰到不能违背的“文革”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戒律，比如：义和团“扶清”不能写，坛口法事不能写，刀枪不入不能写，玉和聂士成保卫津城不能写，义和团英雄的谬误不能写等等。最可怕的是，这些意识形态的禁区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我却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些红线要求自己了。我在主动地削足适履。于是，历史的真实与人物的真实就在这里打折扣了。


    《义和拳》的手稿


    人物在我脑袋里是一个样，落到纸上变成另一个样。写作时，我努力让人物生动起来，实际上是让他们戴着脸谱地演起戏来。有时，觉得笔不在我心手里；可有时，我也会在某些空间里偶有发挥，从而获得写作的快感。我会端着稿本念给同昭听。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位收藏家的那句名言：


    赝品中也会有些许的真实。


    我写得并不快。因为我白天要为单位跑各种事情。不时要跑到西郊王兰庄养鸭厂买鸭蛋，运到书画社后再与同事们一起抽取蛋黄、洗净蛋壳、打磨、画蛋、包装，再送到外贸工艺品公司。书画社只靠彩蛋的收入不够，还要去揽各种沾上绘画的加工活儿，比如鼻烟壶、玻璃画、竹帘画，同昭一度被安排在被砸毁而废弃的天后宫里去画手绘的工艺品包装盒。我们传统的古画临摹直到1975年才恢复，所谓恢复其实也没经过任何部门审批同意，只是因为上边斗争厉害，顾不上下边了，自然就悄悄恢复了。


    事情往往是这头好起来，那头又出问题。书画社的业务好了，有钱花了，主事的王姓同事脾气一天天大了起来。他是头儿，说一不二，大家只能顺着他，他就愈加任性，天天中午也喝酒，回来醉醺醺骂人摔东西，没人敢出声，谁也不敢说他一句，他真有打人的可能。他打人没事，别人打他可就是“阶级报复”了。一次他喝醉了，说我是阶级敌人，叫我站他对面，他拿一根炉条在煤炉中烧红，猛朝我的棉外衣捅来，一捅一个窟窿，烧着的棉衣滋滋冒着烟。他发出狂笑，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怕把他惹恼了，会捅到我脸上。这样，直到他把我的棉衣捅了十几个烧煳的洞，方才罢手。


    我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词儿。转年春天，王姓同事带领书画社全体人员去北京工艺品厂和故宫参观，中午吃饭时酒又喝高了，居然红着脸站在长安街上拦公共汽车，用拳头猛砸车窗和车门，激怒了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把他揪上车送到了朝阳区派出所。事情闹大了，上级决定把我们书画社解散，所有人都分配到二轻局工艺美术公司所属各厂。我和同昭等七个人被分到天津工艺美术厂做设计，从此我俩每天要骑车到很远的西郊工艺美术厂上班。工艺美术厂虽然远，也是集体所有制，但比起书画社正规得多了。


    那时没有书架，必须在成捆的书中查找资料


    那时，毛主席指示工人要进大学，各地纷纷建工人大学。毛主席发表指示的日期是1968年7月21日，大学就叫作“七·二一”大学。二轻局闻风而动，立即成立了“工艺美术系统七·二一工人大学”，校舍放在天津美院，调我去教中国画，于是我掉转车头改去河北区元纬路天津美院上班。学生都是来自各厂的美术设计，教育任务很重，还要带领他们外出写生。这样，写小说的时间就愈来愈少。一次上班路上，看到一辆马车，我突发奇想，最好这时身子一歪，一只脚插到车轮下，让车轮轧过我的脚，只轧伤别轧残，这样就可以在家养伤三四个月，有时间把小说写出来了。


    我幻想着小说出版，能改变我的命运。但小说能不能出版，怎么改变我的命运？一片茫然。我身处社会底层，想改变自己谈何容易？谁能改变我？


    一次，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识青年，爱诗如命，又有诗人气质，易于感动，常被触动。他讲的话把我带到苍凉的草原，他的故事充满悲剧感。我情不自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一时间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我的“秘密写作”。这一次写完，我没有毁掉自己的手稿，而是攥成一个纸团，塞在楼梯侧面一个墙洞里。我把纸团放进去后，想再往里塞一塞，忽然纸团掉进去了。原来这看似坚固的老楼是“夹馅墙”——墙的两边是好砖，中间是土和碎砖。我想把纸团弄出来，换个地方藏，可是无论怎么去弄，纸团愈弄掉进去得愈深，最后只好作罢。


    可是过后一想，这件事很重要，它表明我还没有丢掉秘密写作和文学真正的意义。摸一摸自己的“文学的良心”，还在。

 九、逃亡

    进入1976年，第一个闯进耳朵并闯进心中的声音就是哀乐，随同这声音是一个天塌下来的消息：周总理去世。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把社会的希望与出路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一两年来随着批林批孔、批儒家、批水浒、批红楼，一波紧于一波的思想批判，谁都明白剑尖直指总理。连工厂街道都大骂孔子骂宋江骂贾政，总理摇摇欲坠和岌岌可危。人们天天担心着他，他忽然死了，像黑暗中唯一一朵火焰忽闪忽闪，忽然灭了。这件事从天而降。我第一次听到哀乐，感受到这支曲子彻骨的悲伤。它一直陪伴人们三个月，跟着是“四五事件”的到来。在这一阵子，人们又把希望放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时代。我常到海河广场去看那里摆放着的一个天津最大的悼念总理的花圈，它显得非常有力量，有一股正气。可是很快天安门前那种浩浩荡荡的场面归于一片肃杀与冷寂，全社会的期望又回到一条死胡同。前面仍是一道无法穿透的墙，后边没有退路。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第二天，我爬上废墟般的破楼，发现日历居然还挂在残垣上，我便把这页日历撕下来，留做纪念，这是我又一个黑色的日子


    生活好比提早进入了苦夏，每一天都扛着毒日头，灼热、郁闷、漫长又煎熬。此时，我已将那部义和团长篇的初稿拉出来，原先起名《义和团》，由于老舍先生用过，便取名《拳海》，接着又改一稿，基本成形了，大约三十多万字吧。定兴在出版界的朋友多，他张罗着书稿的出路，一时还不知该把这稿子寄给哪家出版社看，唯有出版社的意见才能决定我们何去何从。


    我带着学生去了泰山，住在山里写生。我曾在1964年跟随溥佐先生来过泰山画画，这次再来发现泰山大变模样。山间极少见人，有种荒芜感，山坡的草丛里常常可见被砸毁的古碑的碎块。一些庙宇在“文革”初被摧毁，没毁掉的庙宇封着门。庙墙上涂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虽然这些口号也是“文革”初期写的，经过数年，字迹都旧了，却还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山中一周，收获甚大，回来下笔，发现自己的画有了惊喜的变化，所画的山明显有了分量感，笔墨的层次多了，很想带着学生们画一些大画，那时美院的空楼挺多，沈尧伊正在一座空楼里画他那些巨幅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


    1976年7月27日那天热得出奇，热得人无处可逃。原本想晚上构思一些大画的草图，可是稍稍一动就流汗，心里奇怪怎么会这么热。于是一家人坐在那里等着入夜，很晚才躺下睡觉。太热了，三人分开睡。儿子睡在屋子一角的小铁床上，我在地上铺一张破席子，躺在上边，同昭睡在那个小小的储物间里，入睡得很晚。


    猛然，我的整个身子向上一弹，感觉离地面有五公分高，然后平平地摔在地上，我下意识地翻身坐起，眼睛正对着窗户，只见远处闪起几道极亮的蓝色的光，好比暴风雨时巨大的闪电，没等我明白过来，整座房子强烈地一拧，发出大批东西翻倒在地的声音。我已经明白了：地震！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在这样的废墟里逃生的


    我大喊一声：“同昭，地震！”同时，几乎本能地手一撑地，向儿子那边扑去。我做过运动员，反应和动作都极快。瞬间，我扑到儿子的小铁床上，并在抓到儿子之时，把他拉起来抱在怀里。


    屋里一片漆黑，房子疯狂地摇晃，屋顶上的东西哐哐向下掉落，当时我只想翻过身，把儿子放在身体下边，但房子摇得太厉害，怎样也做不成，我就用双腿和双脚把他夹在怀里，双手紧紧护着儿子的头。


    剧烈的摇晃，巨大的声音，强烈的砖土气味，我已经看见从屋顶砸下来的砖块了。我呼叫同昭的声音完全被淹没，我怀抱里儿子是否在叫也听不到。事后，我楼下的邻居说他们听到我一声声不停地惨叫。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喊，只觉得房子一直在剧烈地摇，我感觉时间太长太长，怎么也停不住了，谁也无法止住它，房子很快就会散了，我感到绝望，我要完了。


    可是，奇迹突然发生，好像一辆剧烈颠簸、狂奔、失控的车猛然刹住，在刹住的一瞬又有一些东西栽倒，跟着所有声音都戛然而止，静得出奇，好像回到人类的初始。我们神奇地活过来了？


    这时我听到后胡同求志里有人大声呼喊，还有声声惨叫。


    我大喊同昭，她答应。她还在，就在门口。后来知道在地震开始时她曾经往楼下跑，听我叫喊又跑回来，到了我的屋门口就站不住了，栽倒了，门框保住了她。


    我赶紧抱着儿子跳下床，也不知道怎么穿上的鞋，三个人绝地逃亡。楼道的顶子已经震落，上边露天。上边的东西掉下来，把楼道的橱柜、桌案和锅碗瓢盆全都砸到下边的楼梯上，我们就踩着这些碎砖断瓦破盆烂罐跌跌撞撞走下去，至于哪儿割破刮伤全不知道。这时候只要再来一小震，上面七零八落的东西就会掉下来，我们肯定没命。到了大门口，门外又一堆乱砖乱石，应是从大门与楼顶上边震落下来的，我们再次翻越过去。待到胡同里，才强烈感到那种重获生命的感觉，我们死里逃生了！


    我们必须立即往外跑，胡同里两边都是高楼，不安全。胡同里不少人也往外跑，到处是人叫人喊。我把儿子放在地上，三人拉着手往外跑。跑到长沙路上，路灯已灭，全是跑来跑去的人影，还有完全光着身子的人。我明白大灾难降临了！


    在不远的黄家花园西口，有一个五条街道交汇的路口，比较开阔，四边没有较高的建筑，已有百余人站在那里。我们走到街心站好，我跑到街旁一家菜铺门口拉过来一个空竹筐，叫同昭和儿子坐在上边。这时我发现我们三人的脸全是黑的，原来是从顶棚上震落下来的陈年的尘土。我对同昭说：“你和宽宽待在这儿别动，我去我父母家、你父母家看看。”我担心两个家里的人。


    我先回到思治里取了自行车，从邻居老吕那儿借一条劳动裤。这是条背带裤，老吕矮，我个子高，穿上去像短裤，光着半截腿。我骑车进入贵州路时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景象，地面完全变形，马路像搓板一样波浪状地卷起，卷起的高度有一尺，像凝固的大浪。两边很多树都倒了，躺在街上，电线杆带着电线横在头上。这一带很多楼都东倒西歪，有的楼坍成一堆废墟，有的楼在起火，一些人在中间慌张地奔跑，那情景像是地狱。我艰难地穿过这条街奔到父亲和岳父家，谢天谢地，他们都幸免于难。我就势去看看朋友们，一连看了许多处，只有住在西开教堂后边平房的一个朋友腰部被房坨砸伤，我帮着赶紧送他到医院。两个朋友不在家，一家房子被夷为平地，人还活着，其余都还好。太阳出来的时候，街边已经有急救站，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朝我喊：“你腿都破成这样了，还不过来上药。”我停住车，低头一看，两条腿全是伤，脚也破了，有的地方伤得挺厉害，流出的血都干了，我怎么不知道疼呢？过去上了药，伤重的地方简单包一下。我还要赶紧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穿行在街上时，常碰到朋友，我的朋友一向很多，见面一说，朋友们知道我的家完了，掏出钱塞在我劳动裤胸前那个小口袋里。那时人都穷，两三块钱就很不错了，一个朋友还把口袋里的钱全塞给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多了就硬往里塞，胸前的口袋渐渐鼓起来，像个球儿。九点来钟赶回黄家花园那个路口，看见妻子和儿子坐在筐上，可怜巴巴等着我，心里冒出一点酸楚。我跳下车跑过去，告诉同昭家里人都没事，然后说：“同昭，咱们有钱了。”她很惊奇：“哪来的钱？”我拉她到道边一个铁垃圾箱前，把胸前口袋里的挺大一团钱放在箱盖上，像一个纸球。同昭问：“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将震垮的房屋清理完。那时真感到无家可归了


    这些钱是朋友们不断塞进口袋里的，一路出了不少汗，纸团成了一个很硬的纸球，打开一数，竟然有七十一元钱！许多年没见这么多钱了，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可是一笔救命的钱呵。这一刻我们又成了富翁？


    是生活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富翁，这也是我今天对所有富豪排行榜都不屑一顾的原因。


    我们三人坐在菜筐上，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了，急迫的问题是投奔何处投奔谁。我们从来不愿意麻烦家里人，只有找朋友。同昭说她的小学老师徐绪如心地善良，也很乐于助人，父亲是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徐世章，住在她原先的家——睦南道58号的对面，家里房子大，房间多。她跑去一说，没想到徐老师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们。徐家姐妹仨，同住一处，关系挺好，“文革”中由于家庭原因整个家族全都被抄家，但楼下仍有一小间空房可给我们暂住。地震中徐家虽受灾不重，人却受惊，不敢住在屋里，我就在睦南道花园找了一块空地，从徐家运去一些油毡、塑料布、凳子、木杆、铁丝、绳子，在几棵树之间搭起一个棚子，好避风遮雨。大家钻进去，心里才觉得安稳些了。那时空地上已搭建起许多临时简易的帐篷，都是来避难的人。这个选择真是正确的，傍晚时又发生一次很强烈的余震，眼看着远处几座建筑倒塌，那里烟土腾飞，被夕阳映照得好像中了炮弹，同时全城的警报笛声全拉响了，叫人紧张不安。我想，我思治里的家该彻底完蛋了吧。


    入夜之后下起小雨，帐篷小，我们叫儿子睡在里边，我和同昭靠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半个身子在棚外，任凭凉凉的雨浇。妻子倚在我肩上睡了，我睡不着，心里在想，什么是我的明天？我的家，我画了一年的《清明上河图》，写了至少两年的《拳海》全毁了吧？我多年苦苦建设起的心爱而温暖的小巢已经彻底粉碎，现在又被这雨一淋，肯定彻底完了。我没有任何凭借的力量，怎么活下去？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家是从1966年“文革”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在又是一片废墟，算一算，从废墟到废墟，从1966年到1976年，一个轮回整整十年！命运对我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我还能从这个废墟再站起来吗？怎么才能站起来呢？我无法回答自己。


    转天，我回到思治里，胡同里一片狼藉，两边楼房的顶层全都震毁，我冒着余震的危险爬上楼。地震时跑出来是夜里，什么也看不见，白天里第一次来，看清了自己家的景象，惨不忍睹！走廊完全塌了，楼梯堆满碎砖烂瓦，房间整个屋顶没了，掉下的房檩像许多巨型的箭，横七竖八插在屋中；旁边一座楼的水泥烟囱竟然掉在我的屋中。最令我惊心的是儿子小床上端堆了很多砖块，如果我当时没把他抱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令人后怕——我的儿子，我们生命中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从废墟中找出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拳海》手稿和户口本，还有儿子最心爱的东西——小人书和一纸箱玩具小汽车，如果他失去这些东西，会太伤孩子的心。我们所有的被褥都压在废墟里，经过昨夜一场雨，满是泥污，挖出来也无法再用。我不能在这摇摇欲坠的危楼里待得太久，随时可能发生余震。临走时发现一堵断墙上还挂着日历，上边写着7月28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的日子，我伸手把它撕下来，放在衣兜里。


    又转过几天，我向朋友借来一架海鸥牌相机，带着我两个学生再次爬上危楼，把我受难的惨状一一拍下来，拍了整整一卷——我只有这一个胶卷。对于灾难，我需要正视它，记住它；它已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不可重复的；而且，只有接受它，我才能继续往前走。不管灾难多重，我接受下来之后自己就有多重。


    这一段日子我主要做的事，是帮助父母在我大姐夫教书的学校四十一中的操场上，盖一间防震屋。那时整座城市差不多一半人，已经住到在空场、院子和街道上建造的防震棚里；我帮助徐家也盖了一处，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回到楼里。我家三口人便住进徐家一楼那间空房，过起客居友人家中的生活。


    这房子在五大道的中心，睦南道77号。


    此间，我还不断地跑到思治里的废墟中，找些尚可用的东西。一天，街道代表大崔对我说：“现在上边通知了，要尽快清理地震废墟，我们正组织人一起清，你得参加。”


    我说：“我找几个人自己干吧，靠北边这几座楼我们全包了。”


    她听了很高兴，同意我的自告奋勇。其实我有我的打算，我有许多艺术品，全埋在废墟里，需要仔细挖寻，尽可能挽回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破房子里说不定还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呢，需要自己细心清理，不能叫人发现。


    我从朋友和学生中找了两三个人帮忙。我们从胡同靠外的楼房开始一座一座地清理。这些人家早都把有价值和有用的物件弄走了。那时人穷，一个家庭没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动手清理时只剩下砖头瓦块，可是邻人不好意思叫我们代劳，还是参与了进来，大家一起干，先用铁铲把震后废物从屋顶抛到楼下院中，再用小车运到街上。一两天清一座楼，到了第十一天清到我家。我就把邻人谢绝了，只剩下自己和两学生边清理地震废墟，边寻找艺术品，像文物出土那样将这些劫后仅存的遗存细心挖掘出来。每找出一件，就带来一阵惊喜。我的不少艺术品都是地震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就像我的一些书全是抄家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大地震和“文革”对于我——何其相像！我有些书和艺术品是经历过这两次“出土”的。


    同时，我自己悄悄地做另一件事，连我的学生也不能知道，就是细细查找还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我秘密写作太多，藏稿子的地方太杂。我的担心没错，这次我真的找到一些。尤其是在一把砸毁的椅子的坐板夹层里还发现了1967年和1968年写的几篇小说、散文和一些诗稿，从今天看便是我个人极其珍贵的写作文献了。我还试图从楼梯侧面的墙洞里去挖曾经掉进去的稿子，但这次努力仍未成功，那堵墙的上半截已经被震散了，弄不好会倒塌，只好放弃。我的一些残稿可能至今还在那座建筑里。


    寄居在妻子的老师徐绪如家两年间的留影


    我悄悄把这次找到的残稿装进背包带回去，藏在寄居小屋壁炉的烟道里。看来这些文字才真正与我生命相关。


    虽然在1976这一年，写作还没有进入我的人生，但我与它已经纠结一起了。那部长篇小说《拳海》一直还没有找到出路，定兴托朋友联系，却得不到反馈的消息；秘密写作已经基本终止了，因为我住在友人家，没有私密的氛围。


    1976年9月9日那天傍晚，又传来天塌下来一般的消息——毛主席逝世。


    龙年真是一个灾年。从埋葬了几十万生命也几乎要了自己全家性命的大地震，到几位当代政治巨人接连辞世，家国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全都集中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压得人无法喘息。


    此后的一个月，所有人都关切着国家的何去何从，“文革”何去何从，生活何去何从。“文革”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充分地政治化了，每个人的命运都随同政治起伏。人们最关切的自然是政治。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只是被选择。人们心里都期待着，但会不会还是愈期待愈渺茫？

 十、最后一击

    十年来，虽然已经习惯了政治社会的一惊一乍和风云突变，但是一个消息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会惊讶得嘴张得一直看到嗓子眼儿。谁也不敢相信、也无法证实这个消息，可是很快连空气也在传播这句话：“四人帮”完蛋了，江青被抓了。我们已经不敢相信好事会来，黑暗会这么一下子到头了？


    由于有了“林彪事件”后那个谣言的教训，我们已经懂得对待传言的办法：只听不说。耳朵是从不犯错误的，惹祸的都是嘴。


    1976年10月23日晚间11点钟，有人到我寄居的朋友家找我，出来一看三个人，是我弟弟和两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说：“刚刚我们学校的同事们聚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听说明天中央就正式公布了，你姐夫喝得太多了，正在医院抢救。”


    我姐夫叫李昆祥，他是我二姐夫，“文革”前美院的油画系主任，一位出色的画家。那一代油画家大多采用列宾、克拉姆斯科依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肖像画很有功力，是位书生气和艺术气质十足的人，率真、随性、善良，容易激动。“文革”时被整得很惨，一直受压，此时此刻好像突然松绑，肯定欣喜若狂，放纵无度，喝多了。


    “哪个医院？”我问。


    “元纬路医院。”他答道。


    我说：“好，我们马上去。”我赶紧取了车，与他们一起骑车奔往医院。路上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他们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问：“昆祥现在情况怎样？”他们支支吾吾。我觉得有问题，换一种问法：“抢救有效吗？”其中一位说：“好像不大管用。”我立刻惊呼起来：“不管用就是完了，昆祥完了！”街上很静，我的声音特别响。我弟弟一听忽然加速，冲了出去，像野马一样很快消失在前边的黑夜里。


    到了医院，李昆祥已被送到停尸房，我去看他。头一次进阴森森的停尸房，我一点也不害怕，一排十几个砖垒的长方形的台子，中间有四个台子上放着尸体，其中一个尸体只有一半长短，大概是个孩子，还有一个十分肥大，是李昆祥。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掀开白色的单子，露出昆祥的脸，显得有点怪异，比平时大了许多，苍白、臃肿，据说是酒精中毒的表现。那时我的感情好像死了，脑袋真空，但我还是想到与他握握手作别——并且依照他的习惯握手时左右摆两下。这一摆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问：“我二姐知道吗？她在哪儿？”他们说：“就在医院的监护室里。”我赶紧去监护室，看见二姐围着一条被子坐那儿，好像痛苦的高潮已经过去，一脸迷茫。她见到我之后又哭了一通。我知道说任何话也劝不住她，心中东西太强只能由着她宣泄。这样直到天亮，二姐不知不觉睡着了。


    弟弟对我说，昨晚美院的人去找他时，父母知道昆祥醉倒了，但没想到会出事。弟弟一夜未归，二老肯定不放心，这事必须告诉父母，怎么说？谁去说？我想了想便说，只有我去告诉他们。


    此时，我虽一夜未睡，却一点也不困，甚至不觉得疲劳，可能因为我重任在身——我要让父母听到自己的女婿突然死去的消息时，不出任何意外。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津的海河边


    一走出医院就听到了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愈到市中心声音就愈大。原来今天电台发布了“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这意味着“文革”的结束，于是憋在人们心头的喜悦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整个城市、整个中国发狂了。我去父母家的路线必须穿过市中心最大的干线——和平路，那里已是人头涌动，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大游行。游行的人群打着一条条巨型的横标穿街而过，“彻底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一行大字令人激动万分，还有一幅横标“揪出王洪文、踢死张春桥、棒打江青、砸烂姚文元”更解气，特别是这几个杀气腾腾的人名上都打上红色的大十叉！


    在百货大楼下边，我被和平路上的游行队伍拦住，我急着回去见父母，必须穿过游行队伍，我推着车挤进人群，要穿街而过，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人跑过来拦我，坚决不准我过去，我急得朝他们大喊：“叫我过去啊，我家死人啦！”我这一叫把他们吓住了，不知我出了什么事，他们看了看我这半疯的样子，便放行让我穿过去。


    粉碎“四人帮”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奔上街头庆祝


    那时父母住在我大姐家楼下，弟弟从石家庄回来探亲也住在那里。我先上楼向大姐要了两片硝酸甘油，左右手各攥一片。然后下楼进了父母的房间。母亲一见我便焦急地问：“昆祥怎么样？”


    我说：“没事了。”我装得挺轻松。可说了一会儿又改口说道，“还没完全清醒。”我见母亲神情专注，马上再转口说，“总得用些时间，喝了那么多酒，要醒过来就得费点劲。”随后就扯了些刚才在路上的见闻。


    母亲忽然问：“见到你二姐了吗？”


    我说：“见了，二姐还行。现在二姐怕他醒不过来，怕成植物人。”我又给母亲增加一些压力。


    母亲问：“有可能吗？”


    我说：“医生说是酒精中毒。我不懂酒精中毒会不会成植物人。如果真成植物人，二姐就惨了。”


    母亲说：“昆祥就更惨，生不如死。”


    我见母亲比较沉得住气，便乘机讲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人的悲剧。我一点点夸大这种事的悲剧性，一点点消磨掉母亲的期望。我一直说得口燥舌干，甚至说下去有点费劲了。这一切都在母亲的眼睛里。母亲是明白人，她突然问我：“昆祥是不是没了？”


    我一怔。她的目光在逼我实话实说。我便说：“妈妈，您这辈子经的事太多了，您什么都扛得住。现在您既然已经知道了，何必非要由我说出来。”


    母亲流下泪来。父亲垂下头，父亲不善表达。我对母亲说：“您就哭吧，反正二姐已经哭痛快了，认头了。毕竟昆祥不是叫人整死的，是高兴得开怀大笑走的。”


    一个可能激化的情感高潮就这么无惊无险地过去了。这时我张开双手，两片硝酸甘油已经融化在手心里。我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从父母家出来时，才感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有点垮下来的感觉。“文革”在它崩溃的最后一刻，还是没饶过我，又拉走我一个亲人，给我重重的一击。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已无力骑车，推着车慢慢走，想起姐夫的不幸和不幸的二姐，任由眼泪淌过脸颊，也不去抹。没想到，我竟然是带着剧烈的伤感来迎接这大地回春的一刻。街上不时有游行队伍走过，可以看到人们忘乎所以的欢蹦乱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团结里那一侧的街边失声痛哭，呜呜地哭出声来。他一定有一个痛切难言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此刻，他用痛哭宣泄着痛苦，也宣泄着心中无比的欢乐。在当年春节除夕之夜，鞭炮声震耳欲聋，整座城市就像打起仗来一样。记得我还听得鞭炮声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伤。


    还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过一条危难四伏、布满急流险滩的大江，最终能够站在彼岸上，应该也是一个奇迹。


    2016年1月27日初稿


    2016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