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戒裁判》 第一章 我作为东洋报社的法庭记者出入东京地方法院，已有十多年了。 时间过的真快，我的名字米田友一，在这里的记者俱乐部的花名册上，已经成为资格最老的一员。 这里，没有事件记者那种丰富多彩的热烈气氛和那种争分夺秒的忙碌景象。这里的采访工作，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偶尔延长到五点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的，但那是例外中的例外。 对新闻记者来说，堪称例外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些。 第一，我们写作的稿件，几乎都不能上报纸。因为这里审理的案件，百分之九十九都已经丧失了新闻价值。 即使登出“某某案件的主犯某某人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在现今这样繁忙的社会中，还记得这个案件的人已经很少了。从事件发生到审判开始，需要相当的时日。从开庭审判到结审，又需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拖上一年多的时间，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想一想法官手里积压案件数量之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所以对法官涌起如此同情之心，也许是由于我经常出入法院，因而对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的法官产生了感情的缘故。也许是甚至连我自己的神经也已象陈旧的审判记录一样，积满了灰尘，发了霉。 像被判了几年徒刑的人那样，我的青春都消磨在这所法院里了……第二个例外，是这个记者俱乐部的风平浪静的状况。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各报社间激烈的采访竞争，在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资料，可以说都是同时发给各个报社。你想搞点特快消息，是根本不可能的。私人关系、友情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性格的棱角都被磨平，不必要的竞争意识也已消失，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好几次我曾经抓住我们报社的编辑局长或社会部长，恳求他们另行分配给我别的任务，但这种愿望每次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总是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来等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失去了胜任其他工作的信心。 到第七个年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这种愿望。 至于其他的例外，再写也没有意思了。 所谓裁判，就是庄严的法律的贯彻执行。但是，受法律制约的裁判这个东西，也时常出现奇妙的现象。 裁判，常常可以比作演剧。 一多半，不，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悲剧，但也有时成为喜剧，而且成为猥亵剧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 例如，遇到审理强xx案的时候，连我这样对这类案件已经很习惯了的人，都时常感到茫然。在这里不便引用那些问答，使用那种生硬的、死板的法律用语的表达方式，比最露骨的淫书都更加露骨。不仅我一个人，记者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这里不妨举出一个喜剧的例子。 最近有一件引起人们广泛议论的案件，叫做“随地小便案件”。 当然，仅仅是随地小便，是不会闹到地方法院来的。而是以随地小便为起因，最后终于酿成了一起人命案。 在这里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是不合适的，权且用罗马字母来代替吧。 事件的起因是，在某公司任职的a、b两青年，一天深夜在回自己宿舍的途中，走到别的公司的宿舍前边，随地小便起来。 “混蛋！”这时有人从二楼的串口伸出头来骂了一声。 a和b马上回到自己的宿舍，对朋友c和d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说算了倒也罢了，可是c却大夸海口地说了声“好，我找他们去算帐！”就约d陪着他一起到对方的宿舍去了。 对方宿舍出来对阵的是e、f、g三个人，e拿着棍子，f手上缠着一条皮带。这就是悲剧的起因。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e本人事后的供词和辩护人的辩护词说，e拿棍子只是为了吓唬对方，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却像职业棒球选手那样大打出手，以至铸成悲剧。 c的头部被打成骨折、内出血，立即死亡。这就是悲剧的结局。 一人随地小便，引起他人有的杀人，有的被杀，这种事情已经使人觉得好笑。可是眼前的情景竟是：证人台上放着物证——棍子和现场照片，对过失杀人案件的审理在严肃进行。 法官的态度越是严肃，我越觉得好笑。“人家人都死了，你还要笑！”我这样自己警告着自己。但还是忍耐不住，终于走了出来，在走廊里笑了起来。 幸而这一案件的被告e、f、g都得到了缓期执行。c被打死，算他倒霉——这样说虽然不太好听。 像这样加上一个别名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吧。 比较引人注意的案件差不多都是以被告人的姓名或事件的名称命名的，如“平泽裁判”、“山本裁判”、“松川裁判”等。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破戒裁判”，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当然，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了它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在裁判进行过程中不知何时在记者俱乐部中自然形成的。 起诉的原因很单纯，就是：“杀人、尸体遗弃”。 对法庭情况还不习惯的人，看见门口挂着这样的布告牌，都会感到相当震惊的。可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却无动于衷，我们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件。感觉已经变得迟钝的我，随着审判的深入，竟然也被带入十年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兴奋状态中。 若把审判比作演剧的话，那么，法庭有关人员，都可以说是演员。 一个或三个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和人数不等的证人，所有允许在这里发言的人，都是这里的演员，而主角几乎是在所有场合都是被告人。 但是，唯独这个“破戒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护律师是主角。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律师在一次裁判中成功了，就把他吹捧为英雄。但是，至少在这次裁判中，百谷泉一郎律师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了不起的。 尽管如此，在这次裁判开始以前，这个人物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他只有三十岁，即使有正式的律师资格，在这个尊重资历和经验的社会里，还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但是，他的父亲百谷义郎，我曾经见过几次面。 百谷义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硬汉子，但他在进行辩论时的那种派头，总叫人感到有点矫揉造作，看着不大舒服。当但著名大律师花井卓藏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人物。每个人甚至在语言和态度上都自然会和他所尊敬的人物相像的。 我曾经借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这样直接批评过他。我本来多少带点嘲讽的味道，可是他却挺起胸脯说：“我真感到光荣！当我听到有人说我和花井先生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时，我都非常高兴，这种心情恐怕你是不会理解的。” 百谷义郎律师最近患脑溢血逝世。他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孙子出世，但有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当刑事律师的独生子，在九泉之下也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百谷泉一郎能够显露头角，背后自有他独自的原因。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最近司法界的班底，匮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每个法官受理的案件，比昭和初期增多了七倍，使得他们无不叫苦连天。因此，案件的审理进行缓慢，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增加法官的编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年都提出增加预算的要求，但每次都被大藏省（即财政部）给砍掉了，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最高法院院长虽然官衔和总理大臣、议会议长并列，理应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但在争取财政预算方面的力量，和中央各省大臣相比却大有径庭。 和法官相比，检察官的不满好像比较小些。检察官的收入，和民间公司相比，的确不算多，但有一种权利感加以补偿。使人感到，现在的检察官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劲了。 也不知是因为检察官的质量下降了；还是因为案件多人员少，使得他们象事务官那样，工作只讲效率不讲质量的缘故。 律师也决不例外。当然，要是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越大，报酬也相应增加。若能担任大公司的顾问律师，就是没有事做，每月也可以领到不少的津贴。若能同时担任几个公司的律师，生活就相当富裕了。 刑事律师，在经济上是非常糟糕的职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说十有九个是穷人，有十分之六拿不起律师费，只好依靠政府指定的律师做辩护人。 但是，国家给制定的律师的报酬是微薄的。例如，审判进行三天的案件，报酬三千元1挂零，一天大约只有一千元。另外虽然有一点津贴，但是他们叫苦说单靠这点钱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不是没有道理的。连我的当事件记者的朋友，听说都有时往里赔钱；至于一天只有一千元挂零收入的律师，要是自己想去调查点什么事情，当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我不是想说司法界人士的坏话，他们百分十九十九都是有良心的正义感很强的可以信赖的人。当然，在司法界，铸成明显错案成为新闻报道话题的愚钝无能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不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人吗？以部分推断全体，经常有流于偏激的可能。 我在这里，经济问题也许谈得过多了。但是，法律家也是人，也有抚养亲属的义务，他们的物质欲望也不能说就比别人笑。我只想指出，上述现象已经影响到刑事律师的质量下降和人材减少。 在这一点上，百谷泉一郎的确是得天独厚的。 裁判开始以来我对它的情况进行种种调查后，才了解到它能专心致志的将物质报酬很低的刑事律师这一工作坚持下来的原因所在。 他的事务所和家，在九段一口坂，是他父亲的遗产。因为地皮涨价，现在这份家产，价值上亿元。 不动产并不能每天生产钞票。我就认识一个人，住着价值一亿元的房子，因为没有现金收入，连坐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还听说有个农民，因为土地涨价，卖了两亿元，倒是挺好，可是他什么工作也不能做，只好在机关里当一名工友。这真使人不禁发出人生幸福究竟何在的感慨。就百谷泉一郎的情况来说，假如他只是继承了这所房子和律师事务所，或者说同时还继承了一种无形的“地盘”的话，那么，他维持住这份遗产，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根本不能这样积极开展他现在的工作。 他能够像现在这样工作，一大半要归功于他的夫人明子。 明子的年龄和泉一郎同岁，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她初次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当然，单从美丽这一点来说，胜过她的人多得很。但是，从理财的能力来说，能胜过她的人，恐怕是不错的。 她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有名的足智多谋的投资指导价大平信吾的女儿。因为证券公司的人经常出入她家，她也自然的产生了这方面的兴趣，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从她父亲那里借了十万元资金开始买卖股票，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三千万元了。 当然，单是这点，也许可以说是她的运气好。但是，从她主动插手一九五八年成为经济界话题的独占八光制糖公司股票的事件，并且搞起外行从来不会染指的小豆和橡胶的投机买卖，而且节节胜利的情况来看，她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女人。 “这恐怕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父亲从熊本坐着两个人抬的肩舆来到京都，就一心投身于生丝的投机买卖。人家叫我女中豪杰或者女将军，也许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登门拜访百谷律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明子笑着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她那一双眼睛，完全是男人的眼睛。 血液——支配人类行动的祖先的遗传。 我在这次裁判中痛切感到，在某种场合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乍一看好像不相调和的这一对夫妻，却好得有点叫人难为情。他们的表情充分说明，他们好像从内心深处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比得上他们的了。她说：“据算命先生说，我们两口子的八字都主大凶，这种双重大凶的结合，女方即便是偏房，也绝对不会再分开的。” 算命的事我不大懂，但眼前这两个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幸福感，是否定不了的。真可说是天作之合，我心里暗暗为这一对夫妻祝福。 百谷泉一郎当刑事律师获得成功，若没有明子多方面的帮助，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法赚钱，是为了叫我丈夫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工作。‘歪道得来的钱，要用到正道上去’——这是大阪商人的天性，我的信念也是这样。” 这位夫人的确和其他的女人不同。她的每一句话，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这个自己感兴趣的“破戒裁判”的辩护律师，他到底掏了多少腰包，我虽无法估计，但一定用了一笔巨款，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被告也一定付出了请律师的费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辩护之所以获得成功，恐怕还是明子给与经济支援的功绩。 当然，黄金不是万能的东西。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物质的数量，已被这次世界大战所证明。但在法律严格支配下的裁判——人生的这一局部战争上，不管倾注多少金钱，你若是没有善于活用它的能力，也完全等于死物。 我完全没有责备其他没有这种能力的律师的意思，但百谷律师在这一点上确实与众不同。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娴熟的活用这一优越条件，这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由于别人的劝告，我整理了这一裁判的纪录。 当然，作为一个法庭记者，我的见闻范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东京地方法院第三十号刑事法庭。 这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庭。我要讲的故事，几乎全部都是在这里展开的。 我想，引起读者兴趣的因素，恐怕不仅仅在于场面的变化。把时间很长、空间很广的人和人的关系，集中在一小段时间、一局部空间的时候，会连续不断的放射出平凡生活的长河中看不到的耀眼的火花。这个“破戒裁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假如我不能生动的写出此时此地的兴奋情景，那是因为我虽然有当新闻记者的本领，但没有专业小说作家那样的手笔。 好吧，我只靠事实本身来说话。 像我这样的人都感到那样兴奋的案件，只要把事实本身如实的写出来，就会引起读者共鸣的。 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叫村田和彦，原来是新剧演员。 当然，在舞台上他一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在今天，他是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被迫登上法庭这个现实舞台上来的。 第二章 杀人案件的第一审，当然是以三个法官组成合议庭的方式进行的。 由一个资历长、老练、优秀的法官当审判长，另外配上一个得力的中间法官和一个年轻的实习法官，为将来积累经验，这是目前法院的一大原则。 据说审理这一案件的刑事第四部，是这个法院中特别优秀的一个部。 审判长吉冈锐辅在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上学的时候，一直是考第一名的高才生。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的。当法官以来的业绩，在法院内部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们记者俱乐部的人私底下里议论说，他不久就会升到高等法院当法官或者荣任其他地方法院的院长；将来即使不能当最高法院的院长，也能在最高法院当一名法官。 他的确是一个精明的具有魅力的人物，但是那种才子常有的傲气，在他身上就是有点也是微不足道的。 每当听说什么案件是由这位审判长负责审理时，我就感到放心。 对于初犯，他总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最宽大的判决。但是对于累犯，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做出严厉的判决。 “人，不论是谁，一生当中总难免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做错了时而犯罪。在他决心悔改的时候，去毁灭他的希望和意志，不是裁判的宗旨。但是，连续两次犯罪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这样的人，只有神明能够挽救他。这就是我的信念。”有一次吉冈审判长痛切的对我这样说。行和言，间不容发的互为里表，就是这位法官的工作作风。 中川秀雄法官是一个不大显眼的人。法官这种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只要自己无色透明，正确的起到折光作用，就算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和戴着成问题的人生观的有色眼镜，从莫名其妙的成见出发审理案件的人相比，那种淡似白水的平凡法官，反而要好些。 “平安是福”，我的一位同事从记者俱乐部调往别处工作的的时候，中川法官给他写了这样一个纪念条幅。我完全相信，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 第三位法官小清水俊一是刚到第四部来的年轻的见习法官。虽说是见习法官，在合议庭上进行评议的时候，却具有和审判长同等效力的一票。 当然，作为一名见习法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尊重前辈们的意见，很少提出异议的；但自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时，也不是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时候，一个青年人使两位前辈改变原来看法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至少在地方法院的合议庭上，三个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必须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各个人互不相同的法律观，有时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但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分歧时，则需反复进行合议，必要时可用法院的权限再度召唤证人，最后必须达到一致的结论。 我和小清水见习法官翔实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看到，在他的血液中有一种坚强的信念。 战争结束以后，连一粒黑市大米都不吃，一直坚持守法精神，最后因营养失调而丧失了生命的山口法官，就是他的叔父。 我坚信不疑，这件事就是他的信念和正义感最雄辩地证明。 这三位法官配备的如此得当，不论是对裁判的权威本身，还是对被告人个人，都是无上的幸运。 假如这个案件是由连地球引力法则都不相信的经常惹出乱子的无能法官来审理的话，恐怕连百谷泉一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裁判也不会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被告人虽然有选择律师的自由，但没选择法官的权利。人们常常使用“命运的裁决”这个词，但在这里我想用“裁判的命运”。假定命运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在这里也闪烁着它的火花。 现在被告人只承认诉因中的很小一部分。这样的案件，检察厅一定也感到非常棘手。 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审部任命最优秀的人材天野秀行为出庭检察官，恐怕可以说明是下了最大的决心。 天野检察官在一年以前，一直在横滨地方检察厅搜查部主要负责有关麻醉药品的案件，犯人像怕魔鬼一样地怕他。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传闻：这位检察官若是到一个地方去出差，那里的麻醉药品零售价格就要下降三成；他若是白天到黄金街附近转一转，那里的黄金就要匿迹三天，使得价格上涨三成。当然，这种传闻未免有些夸张。 他那副一点多余的肉也没有的紧绷绷的面孔，像是钢打铁铸的一样。视力二·〇，却故意戴上一幅零富的宽腿化学框眼镜。 这种眼镜，不过是想在无言中给被告人或嫌疑犯一种精神压力的小道具。即使不带这东西，他那稍带红色的黑眼睛，高高的鹰钩鼻子，紧闭的嘴唇，等等，在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带有一点温文尔雅的特征。 当然，关于眼睛的事，是不能付之一笑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犯人，都被一种异常的心理支配着。他们常常具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怯懦心理。 这副眼镜若是能给犯人以决定性打击的小小的武器，而这位检察官又通过长期经验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的话，那么，就不要把它这种做法看作儿戏或虚饰而加以轻视。 这次公审开始的时间，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一位知名的戏剧演员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先是把情妇的丈夫杀了，后来又把情妇杀了，这样的案件是会引起普遍关心的。若不是在早晨七点钟以前来排队（好像还没有排通宵的），就领不到旁听证，因而也就不能参加旁听。最近以来，像这样的刑事法庭，是很少见的。 “从前，被告人在出庭以前，都带着草帽。从远处看，虽然知道他是犯人，但是，即便是熟人，也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现在不是总谈论人权吗，我看那才是尊重人权呢！” 记者俱乐部的其他报社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的确，我现在看了法庭前边走廊里挤满了的人群，不由得也产生了同感。 这些人与其说是关心案件的审理，还不如说是为了想到这里来看一看被告人的面孔，哪怕是只看上一眼也好。 把这些人和那些为了想看看演员的本来面目跑到演出会场，但又买不起票，于是就挤到后台门口的人们相提并论，也不算过分吧？ 村田和彦过去一定不止一次的空想过这样的场面。可是，作为演员，他已经落伍了，在这个激烈动荡的戏剧界，还记得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现在，在他失掉演员资格以后，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却遇到了这种梦幻般的场面。 注视着他的人们心里，即使是以满腔的轻蔑和憎恶代替了爱慕和钦佩，这时候也总算有一百多人的视线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要说是讽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场面了。 旁听人经过检查证件，按规定人数全部进入法庭以后，我们从记者团入口进入法庭。 在高出一截的法官席背后，有一个只许法官出入的门。在它的左边，有检察官和辩护人的专用门。我们和被告人、证人共用一个出入口。 旁听席里，我有五、六个熟人，另外还有两三个妇女，名字虽然不太清楚，大概是新剧演员。 “那个就是星晓子。”m报社的记者千叶好像察觉到我的心思，和我耳语了一句，随后下巴往前一腆。 她是最近电视演出中有才华的女演员，我本应认得她的，但今天的确没认出来。她今天的表情异常严肃。因为在法庭上禁止旁听者窃窃私语和表现出轻率态度，所以全都摆出一幅严肃的表情。当我看到她一个人沉默的咬着嘴唇的面部表情时，对有人说她曾经是被告的情人的闲话，也不能不相信了。 我拿出铅笔和记事本放在桌上，这是旁听人不能享受的特权。 在差两分钟十点的时候，辩护人和检察官几乎是同时从右边的门进入法庭，分别走向证人台的左右两侧，两人相对轻轻施礼后就坐。 眼前的光景，简直就像决一胜负之前的那一刹那。面对着这位“魔鬼检察官”，这个孩子般的百谷川律师，信心十足，斗志满怀。 就在这一刹那，我完全改变了刚才那种“这个小毛孩子，行吗？”的心情。 “瞧着吧，一定很有意思。”我自己这样小声嘟哝的时候，从走廊里传来了嘈杂声，被告人村田和彦由五名法警押着走进法庭。 由五个人一前四后的警戒着，这是一反常例的。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忽然吃了一惊。 他的面孔完全不像一个将要被判处死刑的人的面孔……我过去在这种场面见过几千人，凡是心理具有犯罪意识的人，这时候的姿势，全是低着肩膀稍稍弯着腰的。 即使是得到保释处分，从自己家里来出庭的被告，也都是一个样子。可是，从拘留所押送出来的腰间绑着绳子、手上戴着手铐从人群中走过的村田和彦，却是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健步前进。 “他是在虚张声势，这是作为演员全力以赴所作的最后表演吧。”我最初这样想，但随后马上又被下面的想法所俘虏。 “这也许是件冤案，他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位律师一定会胜利，对自己所犯尸体遗弃罪行的处罚只有接受，但两次杀人和另一次尸体遗弃的罪行是不会加在他身上的。” 十年法庭记者的生活，我想并不是白白流逝的。 人们常说，老练的法官自然的具备一种相面学一般的本领，在被告第一次站到他面前的一刹那，他一眼就可以看穿被告是否有罪，以后是否还要重犯。我也常常有此同感。 但是，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三位法官手里。坐在记者席上的我，即使对裁判抱有异议，也是不允许提出的。 “这种裁判，未免有点霸道。”我嘴里这样嘟哝的时候，里边的门忽然打开，三位身穿黑色法衣的法官走了进来。 全体人员和检察官、辩护律师一齐起立，等待着三位法官就座。和证人宣读宣誓书时一样，这是法庭上必须遵守的神圣的带有几分形式化的仪式。 法官和全体人员先后就座以后，犯人的手铐才被摘了下来，这是对重大案件的被告人格外严厉的待遇。 “现在开始审理被告村田和彦杀人、尸体遗弃的案件。” 整个法庭就像深夜的街道一样，变得鸦雀无声，这是，从窗外隐隐约约的传来了行驶在隅田川里的船舶的汽笛声，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被告人，到前边来。”审判长说道。 村田和彦走到台前。这时，三位法官才初次见到被告。 他们脸上有什么感情变化吗？没有，法官们依然毫无表情。不仅是毫无表情，简直好像是在告诉人们：他就是法律。 “被告人叫什么？” “村田和彦。” “艺名叫什么？” “和本名一样。” “多大年龄？” “五十二岁。” “籍贯呢？” “奈良县xx郡xx村无水庄人。” “现住哪里？” “东京都世田谷区世田谷二丁目一八三番地。” “什么职业？” “从前是演员，现在没有固定职业。”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这是所有审判开头例行的身份询问。 这种公式的询问一结束，村田和彦立刻大声喊叫：“审判长，我冤枉！至少说我两次杀人是冤枉，我向天地神明发誓！” 律师和警卫都惊的晃了晃身子。 “这个，等到回答法官询问的时候再发言。辩护人事先没有告诉被告法庭守则吗？” 百谷川律师站起身来轻轻施礼。 “已经对他说过了。大概是被告想抢先大声疾呼以申诉自己无罪吧。” “好了。”审判长不高兴的点了点头。 习惯于固定程式和秩序的人，对第三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干扰，都是很介意的。 村田和彦的喊叫，要么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大表演；要么恰恰相反，是他豁出命的血泪控诉。 但是，当时掠过我心头的想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然，在法庭作出什么样的发言，完全是本人的自由，但发言的手续和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即使辩护律师不通知他法庭守则，拘留所的衙役也一定会通知他的。 他敢于无视法庭守则，恐怕是这位律师大胆而巧妙地安排吧。 是否想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公布罪状以前，来个先发制人，以取得心理上的有利地位呢？ 想到这里，我感到审判长的话也有其微妙之处。我在这十年当中，类似这样的场面，也遇到过几次，但那都不过是审判长提醒被告人注意而已。像今天这样特意责备他背后的辩护律师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 也许在审判长和律师之间，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暗斗。 不熟悉诉讼手续的一般旁听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但我这是深深感到这次审判是绝对不会草草了事的。 “请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村田和彦回到被告席时，审判长用恢复了平静的声调说。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以捎带沙哑的声调平淡的宣读起诉书。 文章是用法律术语堆砌起来的。这份内容被压缩了的起诉书以外的情况，我事先全都装在脑子里了。 遇到重大的案件，我一定回到报社，查阅一下资料部收集的有关资料。 按人头和按事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的资料，至少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无穷的知识宝库。 即使查不出事件的细枝末节，但报纸上刊登过的一般情况，是没有遗漏的。 把检察官的起诉书原原本本的抄写在这里，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那未免有点太性急了。我想在这里根据我调查的材料对这一案件作一番回顾。当然，我的立场和检察官是一致的。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不经过审判的考验，是任何人也不能下断语的。 第三章 村田和彦是村田忠藏的儿子，一九一二年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大正末年，他们全家迁居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按他的命运，本来是小学毕业就得当个农民。他所以能够读到中学毕业，是因为当时不知是谁发现了他的才能，出钱供他升了中学。 他的父母都只上过小学，连深一点的文章部不会读，说来奇怪，竟生了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儿子，好象是一种突然变异。 村田和彦后来来到东京，进了n大学的艺术系。为他拿学费的笃志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曾对村田说：“自己喜欢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即使很穷，若能一辈子朝着一个目标走到底，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村田和彦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决定。 他从n大学毕业后，进了“末来座”新剧团，五年后剧团解散，他又到日本数得着的“戏曲座”新剧团工作。 一九四一年，在这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应征入伍，又被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战争的激化，号称精锐部队的关东军，一个师、一个旅地被调往南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却一直留在中国东北地区。 幸，是说若是被送到南方去，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幸，是说战争结束时，他被苏军俘虏，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度过了三个冬天。 一九四八年，他被遣返回国。重建的“戏曲座”热情地欢迎了他。但他的演员生活道路，不是平坦的。 开始他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影演员，而且相当受欢迎。但后来慢慢地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当时好象听说过他得了氨基丙苯中毒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记忆有些模糊了，而且我也没把握说那种传言就是实有其事。 总之，从报社的资料看来，他因感到“自己在演剧方面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于一九五〇年退出了舞台生活。但是他仍然继续在剧团当了三年的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演剧这一行还有留恋不舍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他正式退出了剧团，但关于其中的经纬、反复查阅资料室的资料，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正好这时候，负责新剧方面工作的老记者因病休假，代理他的工作的是一个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我也就没特意去拜访那位老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 村田从那以后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买了现在的住宅，又买了一辆半新的自用小轿车。不论怎么说，总算相当不错了。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现在靠什么生活，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搞清楚。据说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当然，这会引起人怀疑的。我看到这样的材料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是否用犯罪的手段，例如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等非法手段搞来的钱呢？ 根据起诉书，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和这一案件的第二个被害者东条康子偶然相遇的。 因为康子在战前曾经是“戏曲座”的研究生，若是当时两个人就有较深关系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再见面时也会认识的。 战前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知道，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相当深的关系，恐怕那时已经有肉体关系了。 一九五八年康子是三十五岁，作为一个女人，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了。一个已经结婚但没有小孩，生活上又没有任何不自由的女人，是很容易见异思迁的。康子和村田遇到一起，就象干柴遇上了烈火，那是不奇怪的。 总之，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第一次事件以前，他们一直继续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是事实。 一月十六日夜里，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当时的情况，起诉书中描写得相当细致。我在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那天晚上，康子的丈夫东条宪司预定坐夜车去大阪出差。康子认为她丈夫绝对不会回家，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把村田和彦带到自己家里来了。 可是，东条宪司忽然在深更半夜回来了。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象力多么贫乏的人，也会想象得到的。毫无疑问，三个人之间一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第二天早晨，就在国营铁路山手线目黑站附近的旱桥下边的铁道上，发现了东条宪司的尸体被火车轧得七零八落，真是叫人惨不忍睹。 听说若是熟练的司机，从微小的震动中，就可以感觉得到火车轧过了人的身体。若是特别敏感的司机，连轧过的是活人还是死尸都能分辨出来。这可能是多年养成的特殊感觉，这种事情，我是无法加以可否的。 据说这列货车的司机在有所感觉的刹那问，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表，时间是两点十一分。 我想这是可信的。 当然，对死尸立刻进行了解剖，结果断定是“死后轧断”。 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是自杀还是被遗弃的他杀尸体，是困难的。这在下山事件1中，也是成了大问题的。即使列车轧过叫是死尸，也不能排除是自杀，固为若是在列车通过以前从早桥上边跳下去的话，十成有九成九是要立即摔死的。摔死以后被火车轧过去，解剖时不会有生体反应，连我这个对医学完全外行的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解剖的结果，推定死亡时间是在夜里十一点前后到凌晨两点左右之间。当然，这种鉴定是不能准确的断定是几点几分死亡的。把死亡时间限定在三个小时左右，要算是相当精确的了。 但微妙的是，推定死亡时间和列车通过时间相重复。列车通过时间两点十一分当然包括在“两点左右”这一概念之中。至少从医学上不能证明死者不是在火车就要通过的时候从旱桥上跳下去的，现在还没有发现他非在这里自杀不可的理由。要不是忽然发起疯来，说他是自杀身死，那是不可想象的。 旁听审判的时间长了，对“犯罪的人不是做得过火，就是做得不够”这句话，就有一种实在的感受，今天这个犯人的确是做得过火了。 死人身上的手表、钱包、名片和其他可以证明身分的东西，全被拿走了。这大概是想伪装成强盗杀人。但是，警察根据死者穿的西服上绣的名字和服装店的标记，在当天下午七点左右，查明了死者的身分。 康子立即被带到警察局的搜查总部。这种情况，若是有经验的搜查人员，马上就会看出破绽，但这次却叫她蒙混过去了。 这大概是因为她有一套新剧演员的训练，感到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于是倾注全部心血，施展了高超演技的结果。 警察方面还是感到这个女人有些可疑之处，于是对她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但怎么也没有发现足够逮捕她的证据。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搜查人员也不是没做工作，大概是因为康子和村田和彦特别警惕，从那以后一次也没有会面，所以一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事实是村田和彦用他的自用轿车把死尸从东条家拉到旱桥那里去的。搜查总部也推断是用自用轿车运去的，但不可能确定是用的他那辆自用轿车。 同时，村田和彦和康子的私秘事情从未被任何人察觉。他们两人若象现在这样坚持下去，从村田那里秘密是不会暴露的。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搜查总部对被害人公司的同事、业务上的交易对象、他的情人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好象也发现了一些细微的问题。人是理智的，但也经常有不理智的一面。象这样取特定的一天作一个断面来看，好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可理解的地方，但并没有发现具有重大嫌疑的人物。 搜查总部对村田和彦这个人物开始产生怀疑，是在第二次杀人事件发生以后的事。 老话说，死人的灵魂要在自己家里呆上四十九天，不离开屋子。普通病死的人若是这样，象这样被虐杀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期间，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清白妻室的康子，每天夜里都被恶梦和幻觉苦恼着，精神逐渐变得恍恍惚惚，是可以想象的。 第一次事件过去三十天以后，康子和村田之间的幽会，好象又开始了。这时搜查总部对康子的盯梢还没有撤销。 即使一次两次把盯梢甩掉了，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注定迟早要被发现的。 但是，还没等到警察发现他们之间的事，这两人之间就发生了危险的自我毁灭的事件。 康子那疲惫不堪的神经，恐怕不能再把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了。根据起诉书上检察官的推断，二月二十日夜，村田和彦终于杀害了康子.把死尸又扔到了同一个地方。 不能说他从一开始就有杀死这两个人的意图。第一次杀人，他们当然是错误的，但那是事情挤到那儿了。假如他们当时就去自首，根据那种情况，说不定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也末可知。 但是，把死尸遗弃到别的地方去，就要被判处杀人罪了。根据我的经验，犯了罪没被发现的人，十有九个要犯新的罪行。 村田和彦这时的心境，是一不做二不休。过去的爱情，现在变成了憎恶。他诅咒把自己拖进目前这种境遇的女人，他也许妄想过除掉这个女人自己就可以得救。总之，犯罪的人是容易陷入自以为得计的危险的妄想中去的。 罪行在同一个旱桥地方重复出现，照老辈子因果报应的说法，也许是东条宪司的阴魂附体把犯人拉到这里来的。 村田和彦的神经，即使不象康子那样受到严重刺激，恐怕也失去了正常。在进行了第二次行凶，罪行将要败露的时候，精神陷入了半狂乱状态，应该说是正常的观象。 康子被杀的当天，和村田在有乐町的茶馆见面的事，正巧被她的从堂兄弟津川广基看见了。这莫非是老天爷的安排吗？ 津川老早就是一个新剧迷，村田和彦的名字他是记得的。他开始可能对康子和村田的关系并未介意，善意地认为，村田大概知道康子过去与新剧界就有关系，两人偶然在银座或共他地方相遇，在一起喝杯茶，这也投有什么。第二天发现康子尸体的时候，就随便打电话告诉了村田。 可是村田的反应，却象是发了疯似的。他这时一定是误解了对方的善意。 津川广基大概也感到有些蹊跷，于是马上报告了警察局，说这里边好象有问题。 第一次事件尚未破案，又发生了第二次事件，对此感到恼火的搜查总部，立即展开了活动。 两个刑事警察立即赶到村田和彦家里，但他已经不见了。邻居的主妇和他家通勤的女仆作证说，那天早晨看见他颤抖着身子钻进自用轿车里去了。 对村田家进行搜查的结果，发现了康子最近的照片和有温泉标志的旅馆2“若叶庄”的火柴。刑事警察马上带上村田和康子的照片奔往座落在千[馬太]谷的“若叶庄”，在那里证实了他们两人在这家“若叶庄”旅馆胡混过好多次。 对东条家进行搜查的结果，发现了好几封村田和彦给康子的情书，这是东条宪司被杀后进行家宅搜查时末曾发观的，当时大概是康子巧妙地藏在什么地方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搜查总部断定村田为嫌疑犯，是理所当然的。 村田的汽车，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是巡逻岗哨看到蒲田附近的空地上扔着一辆汽车，感到可疑，于是查对车号而发现的。 在这附近，马上布置了警戒网，但是他没有再回来。搜查总部推断，是他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开车，采取其他办法逃走了。 在第二天中午时分，村田在热海的锦浦被捕了。这也是意想不到的好象是命里注定的结果。 为别的事情到这里来的一个刑事警察，发现了迈着幽灵般的步子走在悬崖边上的村田。 他是想自杀——这是警察的直感。当然，大白天从这里跳下去自杀的人是不会有的，多半都是白天事先查看一番，等到夜里再来。等村田走到安全的地方，警察才向他打招呼，这种周密的考虑是出自警察职务上特有的警惕性。 村田和彦一下子脸色变得刷白，拔起腿就跑，想从绝壁上跳下去。 这时警察往前一蹿，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警察的动作再慢一秒钟，他自杀的企图就会成为现实，而这次裁判也就不会有了……他马上被带到热海督察署。不到一个小时，就查清了他就是正在追缉的杀人嫌疑犯。警察马上到他住的旅馆，扣留了他的所有东西。 立刻用电话和东京搜查总部取得联系，当天就把他押送回东京去了。 但是，村田和彦坚决否认他的罪状。和康子的肉体关系虽然一口承认下来，但对罪行矢口否认。他承认的唯一罪行，就是用自己的车把东条宪司的死尸运到旱桥，从那儿把尸体扔到铁路线上的事实。 根据他的申诉，杀死宪司的是康子，而他自己与杀人毫无关系；至于康子的死，他更是一无所知。 但是，警官也好，搜查部的检察官也好，根本不相信他的申诉。他本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都不能丝毫影响对他提起公诉……天野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是以法律术语压缩得很简炼的，事情的梗概，大体就是这样—— 1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上班途中，经东京日本桥三越百贷公司后，去向不明，六日在常盘线北千住站和绫濑站之间，发现被火车轧死的尸体。当时国营铁路正在裁减工人，传说纷纷，至今原因不明。——译者注2在门口的招牌上画着温泉标志的旅馆，这种旅馆是供男女情侣住宿的旅馆。 第四章 裁判是容易拖拖拉拉的，这好象已经成为定论。 从事件发生到最后判决，需要五年、十年岁月的例子，并不稀罕。当然，除因被告病体垂危停止公审者外，第一审是绝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但上诉、上告、发回原法院重新审判等程序返来复去，是很费时间的。费了十年的时间还不能结案的“松川裁判”，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拖拖拉拉的裁判，那不是裁判”，在外国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比方拿证人来说吧，他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下去的。对多少年前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要求连细节都要记得，一般人是办不到的。结果，使得必须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裁判，变成沙上楼阁的危险，不断出现。 在法官当中，也有人皱着眉头说，这样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第一个说这种话的，是东京地方法院刑事第十部的审判长岸盛一先生。 “与案件的数量相比，法官人数本来就不够，再采取拖延的办法，那只有使积案越来越多。法庭不是公布搜查记录的场所。在自己家里看材料，也不是法官的本分。在公审庭听取双方的辩论，据此得出自己的判断，才是正道。应该把用眼进行裁判，改为用耳进行裁判。” 岸审判长从这种信念出发，实行了“集中审理方式”的裁判。一个案件的审理，尽可能不拉长时间，根据情况也可以天天连续进行审理，以期裁判能够迅速结束。 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立即收到了效果。甚至连杀人案件的审理，也出现了三次结案的刨子。 东京地方法院的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效法了这种办法。在法学界称他们为“新刑事诉讼派”，吉冈锐辅市判长也是这派中的中坚人物。 “破戒裁判”是在嫌疑犯被捕四个月以后开始审理的，在很短的日子里就结束了审讯，就是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的成效。这个案件也是连续开庭审理了四天，就结束了事实审理阶段。实际上是延长了一天，但这在需要多数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是常有的事情。若是象往常那样，审理进行得拖拖拉拉，说不定会得出另外一种站果。这个案件，是隐藏着这种危险因素的。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法官在自己负责审理的案件上，不允许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 除起诉书和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以外，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作为断案的依据。 这对检察官——尽管其立场与法官有所不同——也是适用的。象公安调查厅、司法研修所、法部门的其他机构暂且不谈，检察官的工作一般分为刑事部和公审部两都分。 刑事部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对警察进行指导，对送到检察厅的嫌疑犯进行调查、审问，以及写起诉书。而公审部的检察官，则要在法庭上为证明被告有罪而全力以赴。 在法庭初次见到被告人这一点上，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一样的。 村田和彦遵照审判长的命令，又一次站在证人台前。 “被告由于刚才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被起诉了，你有什么想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被告也可以对一部分或者全部质问拒绝回答。但是，被告在法庭上的发言，是既可以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被采用的。”吉田审判长郑重其词地对被告说。 法官在公审庭上，要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即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无罪；同时，还必须告诉被告可以行使拒绝回答的“沉默权”1。这是审理刑事案件时的通例。 “在东条宪司尸体遗弃上，我认罪，为此判什么刑我都接受。但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我是无罪的。”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从村田和彦在身分询问阶段的叫喊，谁都能预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发言。 当被告回到自己的座位以后，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进行“首次陈述”——这是检察官对他后来要证明的事情进行概括叙述的场面。 天野检察官用充满憎恶的目光瞪了被告一眼，然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被告承认全部诉因中的一部分，对大部分诉因一直否认。但是，希望尽量减轻自己的罪行，是罪犯的共同心理，那是不足为怪的。 “被告和被害人之一、有夫之妇的东条康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连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当然，只是这种关系，在今天是不触犯任何刑律的，但这种情况很容易酿成其他的犯罪行为，是很明显的。 “被告至少全部承认了遗弃被害人东条宪司尸体的事实。假如与杀人毫无关系的话，有什么必要偏要去干这种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呢？关于这一点，被告一直重复他那种使一般人无法相信的荒唐的辩解。这个以后去通过对被告的调查材料和法庭的审理来搞清楚，这里不多谈了。 “当然，这次审判应该始终按照起诉书上提出的诉因进行审理，但考虑到被告对犯罪事实九成都加以否认的情况，我请求先叫小岛重三、今野荒树、奥野德藏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言，会在一定程度上弄清被告一九三六年以后二十年的生活情况。被告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侥幸心理，他是一个认为欺诈、强占等寡廉鲜耻的犯罪行为都无所谓的无耻之徒，这一定能为这几位可以信赖的证人的证言所证实。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决定死刑和徒刑、生和死的最后关头，企图否认其大部分罪行的言辞，是不可置信的。那是道地的胡说。犯罪事实本身将会证明，被告人的活，是完全不可靠的。 “当然，杀人罪，是大罪中的大罪。但就其各个事件来说，有时动机值得同情，有时因为在被发觉以前出来自首而应当酌情量刑。但是，村田被告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动机是破坏人间戒律，行为极其残酷无情，态度是怙恶不悛，对他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 首次陈述，就此结束。”天野检察官斩钉截铁地说完，就坐下了。 接着百谷律师站起身来，进行首次辩论。 “起诉书中的诉因有四条，就是两次杀人和两次尸体遗弃的罪状。其中，被告，只承认东条宪司的尸体遗弃一条罪状。关于这一条，对于事实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本律师只想根据事实证明这件事是被告在万不得已的心情支配下做的。关于其他三个诉因，肯定能够证明被告是无罪的。关于找证人说明被告过去的情况，本来是可以用与本案的审理无关的理由提出异议的，但我现在表示同意。为了趁这次机会把过去一直笼罩在被旨身上的黑影洗掉，勿宁说，检察官提出的证人，正是辩护人想要提出的。 “总之，本律师想说的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被告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的。真正的犯人另有人在。这一点，我将全力以赴地加以证明。首次辩论到此结束。” 百谷律师的发言，比我预料的要简短得多。他的表情和发言，都充满着对来自检察官的任何进攻，都将予以正面还击的信心。 但是，当时我对裁判的结果，实在抱有很大的担心。 法庭上的登场人物，是桩察官一人，律师一人，说来是势均力敌的角逐，但在天野拉察官的背后，有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侦察检察官和警察的巨大力量作为他的后援。 在如此庞大的势力面前，一个单枪匹马的律师，不管他有多大的韬略，也是无能为力的。简直可以比作太平洋战争中的孤岛奋战。 我当时想，年轻的百谷律师，未免有点血气方刚，过于自信了。 审理进入了提交物证的阶段。检察官方面提出的文件、现场照片、证据等，合有计有八十多件。在这里根据编号一一列出，未免流于烦琐，就省略了。 而且，现在的审理工作要求速度，所以这类物证的提出，要在审理的空当随时进行，已经成为习惯。因而，这八十多件物证，上午只提出了一部分，其余将在下午伊滕警部2发言后提出。 十点三十分以后，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出庭。给三个证人一个半小时的发言，时间不算短了—— 1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证人有权对法官及检察官的质问，保持沉默，拒绝回答。这叫做“沉默权”。日本宪法也对“沉默权”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译者注2日本警察官分为九级，警部是第六级警官。——译者注 第五章 第一个登上证人台的，是检察方面提山的证人“戏曲座”的元老小岛重三。 小岛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但因为长年在舞台上锻炼，他的皮肤就象四十来岁的壮年那样年轻。 在舞台上我没见过他，我是不喜欢新剧的。但我看过他特别演出的西部电影，一是在《忠臣藏》中扮演吉良上野介，一是在《落城物语》中扮演柴田胜家。 当然根据从他所扮演的角色得来的印象，判断一个演员自身的性格，那是危险的。但从他在这两个角色中表现出来的非常出色的演技可以看出，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过分相信自己过去的权威而不随波逐流的相当强烈的顽冥性格。 “我凭良心发誓，我一定说实话。既不说一句谎话，也决不隐瞒任何事情。”小岛重三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宣读印在宣誓书上的公式文章。 “证人若说谎话，要以伪证罪论处。但证人认为有可能追究自己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审判长也鹦鹉学舌般地宣告他的公式文章。这是不论什么证人，也不论在什么时候登上证人台上的时候，审判长一定要重复的话。 接着，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发问。 首先，循例询问了证人的职业、经历等以后，马上进入正题。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 “证人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战前的四年和战后的五年被告在我们‘戏曲座’工作过，那期间我们有些联系。” “证人在剧团中是什么地位？比方说是不是团长？” “准确地说，有一点区别。本剧团由十名干事和五名委员决定并执行最高决策。又经过选举从委员中选出一个代表。我到现在当了三届共为期六年的代表，对外代表剧团。” “现在剧团有多少人？” “演员、干事、事务员、研究生等，共约一百二十人。” “被告在剧团工作，是什么时间？” “战前从一九三七年列一九四一年他在剧团，战争爆发前应征入伍，后来战局恶化，剧团被当局解散。战后，一九四七年剧团恢复，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剧团，一直到一九五三年。” “被告做演员的成绩怎样？” “战前，我对他的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当时我想，这样努力干下去，将来可能成为代表剧团的名演员。但是，战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几年的军队生活和以后几年的西伯利亚拘留生活，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在那种异常的生活环境下，也许是不得已的。” “战后的五年间，被告是几乎没有登台演戏吗？”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后，一次也没有登台演出过。” “那么，从那以后，被告在剧团干什么来着？” “那时我们已经对他的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是指在演员的前途方面。他向剧团提出想在剧团继续工作下去，他说叫他做点什么工作都行。正好这叫侯助理干事出了一个空缺，于是暂时就让他补上了。” “后来，他当了两年的正式干事，是吗？” “是的。” “那么，后来他退团是自愿吗？” “不是的，本来是可以由委虽会作出开除的决议，并进而提出刑事问题。但是考虑到他的前途，采取了劝他自动退团的方式。若是打个古老的比方，就好象是木盘里放上短刀摆在心面前，叫他自己剖腹自荆”旁听人立刻骚动起来。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秘密或罪行就要暴露出来。这种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也立即领悟到了检察官的用意所在。 一九五三年的罪行，不管情况如何，只要不是杀人，到现在恐怕已因时效关系而不能追究了。不管揭出什么事实，恐怕出是不能起诉的。 但是，其结果会使被告在这次事件中的嫌疑分量加重，是毫无疑问的。 我偷偷地看了百谷律师一眼。我想他可能要提出异议，说刚才检察官的询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但他是那样泰然自若，他的表情使人怀疑他是否听见了检察官的话。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野检察官好像预料到会遇到反击，所以稍停片刻才接着这样问道。 “他侵吞了本来应该交给剧团的三十万元公款。因为是他主管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真相从其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于是马上把他找来，追问的结果，他终于承认了。后来，委员和干事几经计议，最后采取了刚才说过的那种处理办法。” “你说的其它事件，是什么事件？” “某团体的女会计企图自杀，幸而未遂，她现在还活着。因为她现在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所以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她是因为浮借给被告村田的钱收不回来才寻短见的。” “她浮借给他多少钱？” “我记得大约是三十万元。” “那么说，当时被告用不正当手段前后共弄到六十万元，而且都用于个人目的了，是吗？” “当然，我们当时就追问他这笔钱到哪里去了。我们想，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根据具体情况，总能想出个补救办法的。但是他怎么也不肯说钱于什么用了。不管我们怎样追问，他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责任。我们一气之下就采取了上述的措施。” “关于这笔饯，他写了在以后归还的保证书吗？” “保证书是写了，但实际上连一元钱也没有归还剧团。因为我们不愿意家丑外扬，只好在账面上作作文章，委员干事们每人再拿出一点钱来，用半年时间总算填补上了这个窟窿。” “从那以后，不论在公事方面还是私事方面，证人都没有和被告有过任何接触和联系吗？” “他若还有点良心、知道点羞耻的话，大概不会有脸再来见我们的。但在一年以后，他又到我家里找过我一次，我说不愿见他，把他撵走了。就这样，七年以后的今天在这个法庭上第一次又见到了他。”证人瞥了被告一眼，他的脸上好象还在燃烧着当年的怒火。 “那么说，你不知道从那以后一直到这次事件发生以前被告在干什么吗？” “听说他当过经纪人，也听说他在巡回剧团里混过，还听说他给广播、电视剧作家帮过忙。因为这些都是听来的，所以不敢保证是真是假，而且也不记得是在哪儿听谁说的了。” “战前，东条康子在你们剧团吧？” “她在我们剧团当过两年研究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曾经闪现过天才的火花。是个前途有望的孩子。” “她和被告是同时在剧团吧？” “是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但在那时候，至少我是没有怀疑过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的心情如何？” “我们曾以憎恶其罪而不憎恶其人的心情，给过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没有能够利用它，他的行为使我们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是子女不知父母心。作为个人，我对他和他的行为的同情，现已荡然无存。自己犯了罪，自己得到相应的报应，是理所当然的。” 检亲官干脆地说了声“询问完了”，就坐下了。从他的侧脸，可以看出他充满自信的神态。使人感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开头就给以如此沉重的打击，对方恐怕是招架不住的。 其实，对这种证言，连我也感到吃惊。 当然，就金额来说，和官厅等的贪污相比，这笔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行为本身的寡廉鲜耻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对经济上并不充裕的新剧剧团来说，在一九五三年那个不景气的年代里，三十万元的损失，也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恐怕连检察官本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事情和目前的杀人事件有什么关系。但是，品德如此低下的人的话，法官当然是不能相信的。 至于百谷律师对此一击如何进行还击，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期待而是不安。 “辩护人有话要询问证人吗？” “有。” 百谷律师站起身来，开始进行反询问1。 “证人对村田和彦的性格的印象，简单说来怎么样？” “可以说就象杰克尔和哈第2那样，他是一个双重人格者或性格分裂者，或者……”“你的意思是说他平时的工作作风非常认真，正派，因此侵吞公款事件一旦暴露出来，大家都很震惊吗？” “我是很震惊的，恐怕剧团的大部分人都和我同样感到震惊。” “当时，有人觉得这只不过是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吗？换句话说，剧团是否有人早就看透了他的双重人格呢？” “一百多人的团体，总的方面不论多么团结一致，个人相互问的好恶，总是难免的。过去也有几个人讨厌他。我记得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几乎说出这样的话：‘你瞧，怎么样？……’”“你还记得这些人都是谁吗？” “忘了，现在记不请都是谁了。”证人也感到问题有些麻烦，果断地这样说。 “那么，请问一点别的事情。伊藤京二这个演员还在贵团吗？” “是我团的成员。” “一九五三年那时候，他在贵团吗？” “在。” “那时他和村田的关系怎样？” “他们两人，不是很亲近，但也不是关系很坏，以至互相作对。总之，属于一般的同事关系。” “一九五三年事件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态度怎样？” 小岛重三好象是在追溯他记忆的端绪，闭眼沉思起来。 这时审判长把脸转向百谷泉一郎问道； “辩护人的质问，有些超出了反询问的许可范围。这样询问某—特定个人过去的行动，有什么意义吗？” “有。检察官在法庭上涉及被告的前科，是不允许的。但是，这次的直接询问，与此已无甚区别了。本律师之所以没有提出异议，是想借此机会，一股脑儿将村田和彦过去所受的过分的责难洗刷干净。即使对方是刑事被告人，也不允许在发言中不适当地损伤他的人格。我只是想对这一点加以纠正。” “明白了。”吉冈审判长点了点头说：“请证人回答辩护人的问题。” “说实在的，我的记忆也不是没有模糊的地方。根据我的记忆，伊藤最初的确对村田抱同情态度，但以后随着事态的进展，态度逐渐变为冷淡。在村田退团以后，他还谈过不少次村田的坏话。但我认为他采取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证人当时不知道伊藤京二向村田和彦借过三十万零钱吗？” 对这一质问，小岛重三好象当头挨了一棒。他颤抖着身子，面向辩护人席说道：“有这种事情？那么，村田侵吞的公款……”“请回答我的问题。你当时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完全不知道。” “这里有一张伊藤京二写绐村田和彦的三十万元的借款证明书，日期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这是辩护人方面提出的第一号物证。” “检察官同意提出这一证据吗？”审判长问。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说： “证明书可以明显认定是伊藤京二的笔迹吗？” “那么，现在我提出第二号物证——伊藤京二的签字。这是我委托某私人侦探的女助手到东亚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叫正在排演中的伊藤京二给写的。这两个签字，至少用肉眼判断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那么，可以吧。”检察官说罢，就坐下了。 “可以吧。”这是表示消极同意的法庭用语。我想这时检察官也一定感到相当震惊。 “当时若是知道这一事实的话，剧团方面会对村田和彦采取其他处理办法吧？” “我想会的。”证人的语调也缓和下来了，“但是，关于和伊藤的关系，当时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我们透露。他们两人之间有这种关系，当时我们不知道，但那终究是个人间的借贷关系，挪用公款总该是有罪的吧？——虽然不是没有酌情处理的余地。” “的确是这样，只是据被告说，这个个人间的借款若是归还了的话，这笔钱早就归还剧团了。说句常识范围以内的话，归还了借款，借款证明书就要收回。它现在还在村田和彦手里，难道不足以说明借款契约上的条件至今还没有得到履行吗？” “是这样……” 百谷律师又对审判长说道： “审判长，我对这位证人的反询问，旨在纠正那种对被告不恰当的人格责难。至于一九五三年当时，被告为什么必须为借给伊藤京二那笔钱而不惜挪用自己经手的公款，后来又为什么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些到时候我会提出证明。另外，在某女士自杀未遂事件中被告究竟有多少责任，我也做好了提出证明的准备。” “好的。” “反询问到此结束。”百谷泉一郎轻轻施礼就座。 “检察官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那么，证人可以回去了。” 小岛重三站起身来，向被告村田和彦投以怜悯的目光，向审判长鞠躬施礼，从我身旁走过，到走廊里去了。 “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坐在我旁边的s报社的记者附田得介对我小声耳语说。 我也完全同感—— 1辩论的一方对他提出的证人首先进行询问，这叫“主询问”。主询问完毕后，对方进行询问，这叫“反询问”。——译者注2杰克尔和哈第是史蒂文生的小说thestrangecaseofdr.jekyiiandmr.hyde（中译本书名《化身博土》）小的两个人物。杰克尔博士是个善良的绅士，但在他喝了他自已发明的一种特殊药物后，忽然变成了一个叫做哈第的凶暴的恶棍。因此，他们成了具有双重人格的典型。——译者注 第六章 第二个登上证人台的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证人是今野荒树。 今野的年龄，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根据情况，或者放在后边去做，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公审部的拉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我也经历过几起。 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 当然，同样是商业公司，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今野这个“曙光商业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听说过。 “证人认识被告吗？”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有所接触。” “那么，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战争结束。” “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在问一个连队吧？” “是的……” “部队驻扎在哪里？” “在这四年当中，驻地经常变动，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全都动员起来了。” “说得简单明瞭，很好。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 “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粮食等物资。” “那么，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 “当时，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但是，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却的命令，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剩下的全部烧掉。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向苏军投降了。记得是十八日，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 “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罗？”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只好另谋出路了。’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要么没落下去，要么逃避开来，二开必居其一。” “明白了。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 “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价钱合适的话，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但一深淡，条件不合适。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作，我明确地拒绝了他。” “被告还说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台电视机，问我买不买。在当时，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一吋要一万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我也觉得很合算。” “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 “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 “可以说是衣衫褴褛，虽说没有老婆，可衣衫也太脏了。我当时善意地想，人的一生，总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 “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质量很好吗？”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可见质量是不错的。” “关于这台电视机，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东西是不错，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 “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 “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 “他醉醺醺地说，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眼下为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我向他说：‘那太好了，有具体的计划吗？’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 “新剧，服装，大理石，简直是挨不上边儿，证人听了这话不觉得奇怪吗？” “我听了是很吃惊。说实在的，当时他连一壶酒钱都没有，却扬言一年以后就能坐上自用小轿车，叫人听了不吃惊才怪呢！” “开矿这营生，能赚那么大钱吗？” “俗话就有‘山师’2这种说法。当然，要是现代化组织的大企业，另当别论，以个人的力量经营这种事业，简直是去冒险，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得沦为乞丐。” “关于矿山的事，他对证人讲了些什么呢？” “他说矿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埋藏量有儿亿吨，并且拿出剪下的报纸给我看。矿山看来是确实存在的，但矿脉的情况如何，值不值得开采，却是另外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说不上来。” “被告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技术是不成问题的，整个山都是由十多种大理石块构成的，露天开采就行。关于采矿的技术，我没有多少专门知识，所以当时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 “可是，从常识来判断，被告在这方面的知识，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两吧。”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 “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大理石的产量，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从意大利进口一些，但是所缺也很有限，国内的产量稍加提高，就有可能变输入国为输出国。何况，目前这种建筑大楼的热潮，当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要是搞得好，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企业。使我吃惊的是，他对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样无知。比方说，连大理石能够用于雕塑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一口咬定说没有这种用途。” “被告是怎样辩解的呢？” “过了不久，我拿百科辞典给他看，我说：‘是这样吧。’当时他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但随后马上笑着用下面的话遮掩了过去：‘不，因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筑、座钟等方面，用于雕塑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商业上也可以说成不用它。’当时我想，的确是这样。” 这时我感到，检察官的询问，证人的证言，都已经离开了案件的正题。 假如有人偶然来到法庭，只听到这一段问答，他很可能以为这是在审理有关大理石矿山的诈骗案件呢！谏罄戆讣墓讨校庵秩仆渥拥氖率浅s械摹o衷诩觳旃傧胍っ魇裁词虑椋一共荒芾斫狻? 我只是听说，在第一天的上午，光证明被告寡廉鲜耻的性格，下午转入证明被告的杀人事件……——1兵长是日本最高的陆军土兵，在上等兵之上。——译者注2“山师”有两种意思，一是开矿的人，一是投机家、冒险家。这里用这个词是双关语。一—译者注 第七章 “这样说来，开采那个大理石矿山的确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业，可是从法律上说，还有试采权，开采权和其他一些问题。另外，那怕是在处女地那样的矿山上进行露天开采，象采掘设备等等，总还需要一笔费用的。关于这一点，证人没有问到吗？”检察官慢条斯理地继续进行直接发问。 “我也是一个商人，即使我对那些事情毫不关心，赶在话头上也总要问一问的。啊，当时我和他在十天里头见过好几次面，所以我记得反复问过他好几次。” “好，接着说下去。” “总之，他非常需要资金。他说，眼下若是有四百五十万元钱，就可以先运一车皮到东京来，运来以后，就可以和‘英工社’钟表制造厂或‘鹿野建设公司’或其他一流的建设公司订立正式的长期合同，周转金就可以叫他们出了。这四百五十万元，打个比方说，就好象是用水泵抽水时注入的‘引水’一样。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想想办法。” “那么证人是什么态度呢？”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也有点动心。但是我担心的是：权利有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同时我想，既然是那样有希望的矿山，用不着也这样毫无经验的人到处去张罗，也一定有人想干的。我想在北海道筹措一两千万元的资金，总不会成问题的。” “关于这方面，被告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采掘权归札幌的佐佐木富丸所有，他在当地筹措了大约三千万元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手里有这么多钱，简直使得他忘乎所以，花了二百多万元用进口的大理石在札幌盖了一所四十万坪1的官邸一般豪华壮观的住宅，剩下的钱都用在应酬、请客等方面了，开采矿山的费用，连一文钱也没有了。我一听都惊呆了，可是这件事反而使我懂得了，有这样一个先例，在当地确实是再难筹集资金了。村田还说，佐佐木富丸后来把开采矿山的事委托给他所信任的平冈伸了，他对平冈说：‘平冈，我做出这样不检点的事情，落得连一块矿石也开采不成了，你接着我的志愿干下去吧，一吨矿石给我一百元的提成就行。’当时大理石的价格，因种类和质量而有所不同，一般的行市是一吨价格五千元。说到一百元的提成，谁都知道，这个微不足道的金额，只要在成本计算方面，打那么一点点埋伏就可以出来了。但是平冈伸在事业方面刚刚遭到失败，现在马上要他筹集一笔资金，实属力所难及。他于是来到东京，见到旧友村田时，就对村田提出了这件事情。” “那么，证人已经见到平冈伸这个人了吧？” “我记得和他在一起吃过两三次饭。” “证人是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的呢？” “四百五十万元钱，当时我一个人是拿不山来的，但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不少人，首先找伊波建设公司的朋友们谈了谈，他们说大理石公司办起来的话，可以叫我当经理。 说老实说，当时我对这个意见的确有些动心。” “伊波建设公司方面，表示什么态度呢？” “最初兴趣不怎么大，可是后来兴趣逐渐大起来，到最后他们表示，不用说四百五十万，就是一千万也可以拿出来。” “可是，结果不是吹台了吗？” “是的，那是在最后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发现了村田他们的话里有谎。” “有什么谎呢？” “例如服装公司问题，一调查发现了根本不是什么公司，不过是僻巷里的一个小铺，平冈就在小铺的楼上租间房子住着。他对小铺的主人说：‘这样子做不了大生意，搞一个公司就能和百货公司等处做大笔生意，你叫我当公司的经理，保证能把生意做大了。’他又说他是北海道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老头儿也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在形式上把小铺改成公司，叫他当了经理，他就把东西拿去卖，货款也不交回，说是做交际费，实际是供他自己挥霍了。” “这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罪。当时查清的事就这些吗？” “还有，例如平冈当时说他和一个有名的电影明星的侄女结过婚，调查的结果，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有呢？” “还是那个平冈，他当时声称要和英工舍社长的女儿结婚，他来我家时，还装作给英工舍挂电话，和社长的秘书说这说那的。在伊波建设公司那边，他可能也同样搞这种名堂。其实，他要么是给他的同伙挂电话，要么是连耳机也没拿起来就挂号码，以骗取我们的信任。至于大理石矿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调查。 总之，这样的人当公司的经理，是不能投资的。就是给了他钱，恐怕还是连一块大理石也运不到东京来。” “你们当时没想对他们进行控告或揭发吗？”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当然，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只是因为伊波建设公司的朋友们说，‘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我的处境得到了谅解，也就没有必要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了。” “在这件事情上，你认为被告有多大责任呢？” “我认为村田对也应该负三、四成的责任——也就是说四六开或是三七开。” “有什么根据呢？” “例如，刚才说的电影明星的侄女的事，象我们这样的外行，受骗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他在戏剧界呆了多年，即使戏剧和电影有所不同，那种话是真是假，我想他不会不搞清楚的。事情还投搞清楚，自己又去作宣传，从常识来讲，我也是不能相信的。” “另外还有吗？” “关于服装公司的秘密，他也应该有这方面的知识。我虽然不是受害者，但我觉得当时他各处去找老战友，推销各式各样的东西，卖的钱他一定侵吞了一部分。他卖的货比市价要便宜得多，这从反面来说，可以说他是不考虑本钱多少的。”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的感情如何？” “当时我就把他叫出来骂了他一顿，记得我曾说他欺骗战友，是人间的败类。从那以后，直到这次开庭审判，再没有和他见过面。当我看到报纸时，我想，他果然出事了，到头来还是落得这个下常说他是人间的败类的心情，现在也没有改变。” 检察官的直接发问，到此结束。遵照审判长的命令，百谷律师开始进行反询问。 “你们的部队没参加过实战吗？” “是的，部队有一部分和苏军发生过冲突，可是我们侥幸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在部队和收容所的生活当中，被告经历过感到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根据我的记忆，没有过那种事情。” “不谈提职晋级的事，被告作为一个士兵的素质很好吗？” “他的刺杀技术相当高，其他方面都很一般。” “在部队里边，他有要好的朋友吗？” “当然，好几年共同生活在一个班里，大家吃一个锅里的饭，自然会产生一种战友的爱。但不知怎的，他却表现得很孤独。” “那么说，他没有任何秘密都可以敞开来谈的好友啦？” “我觉得他是没有的。” “他这种孤独的性格，到收容所以后也没有改变吗？” “是的，没有改变。” 律师的询问，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当时还琢磨不透。 “我们接着谈谈大理石的问距。平冈伸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是商业公司的经理，一定知道做生意是有各式各样的手腕的。” “那么，关于卖衣服的问题，村田和彦的行为，你不认为只是一种手腕吗？” “仅就这一点来说，可能是这样。” “电视的问题又怎样呢？” “总之，当时比市价便宜是事实，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看，这个没什么问题。” “情况是，他问你可不可以买下他家里的电视机，可实际上却从装配厂给你送来一台。 当然，在这次交易中，他可能得到一些好处，你说这不也是一种手腕吗？”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这样。” “那么，过去你受过骗吗？——当然是说在工作上。” “有几次眼看就要受骗，还好，侥幸没有陷进去。” “你的同事、同行或其他朋友，有受过骗的吗？” “这种事情是听到很多的。” “那么，你大概也知道欺骗这种犯罪的性质，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线之差而已。你没有这样的印象吗？” “我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像是说，做生意这种事情，说到底，是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它好比是一条锁链，一环套一环，最初的那个人的恶意，往往被误认为是第二人、第三人的恶意。你知道这样的例子吗？” 这位律师的提问，很是微妙，今野荒树也显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你问的话的意思……我不懂。” “那么，我们换个话题吧。你们公司碰上过空头期票或支票吗？” “这种事可太多了。” “这种事情，一般说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出票人有意开的空头；另一种可能是，出票人预计有一项进款可供使用而开出票据，但收入的票据却是空头，以致使自己开出的票据也跟着成为空头。” “你说的就是银行常说的‘背了黑锅’吗？” “是的。” “这是常有的事。” “若把这种情况套用在这次案件上，是不是可以说村田和彦在一定程度上背了平冈伸的黑锅呢？” “这个，我可说不上来。” “那么，让我们假定伊波建设公司方面实际上拿出了三百五十万元或一千万元，平冈伸携款逃跑了。这时候，从伊波建设公司方面来说，恐怕你也要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不是吗？” “当然会是那样。到那时候，我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瑕，将要费很大力气呢！” “再往前推一步，村田和彦不是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吗？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受了平冈伸的骗的。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用意，把听来的话鹦鹉学舌般地加以传播，最后连他自己也被看做是伙犯。你说不是吗？” “这可难说，到那时候，恐怕要看当事人平日的品行如何了。比方说，拿你刚才说的期票来说，在受连累的情况下，银行会根据当事人平时的信用如何，进行妥善处理的。” “那么，刚才你说你认为村田和彦恐怕也有三七开或四六开的罪，是因为你觉得村田的为人不可信赖吗？” “是这样。” “请你举出具体的实例好吗？” “实例吗……这个……” “那么，是不是因为他在部队受过好几次处分，你就认为他是—个挑皮捣蛋的士兵的印象在你头脑中起作用呢？” “也许是这样……” “询问完了。”百谷泉一郎爽快地说。又面向审判长说道：“审判长，我曾表示过，对于对被告的过去进行的人身攻击，我将坚决予以回击。为此，我提出第三号到第五号物证。” “是什么物证？” “笫三号物证是《大阪日日新闻》一九五四午四月五日第三版的缩小照片，我本想提出实物的，因为没有弄到手才不得已提出照片。第四号物证是第三号物证中有关本案件部分的为了便于阅读的手抄件。” “什么内容？”审判长很感兴趣似地身子稍微向前一欠问道。 “是有关平冈伸在大阪用同样手法进行的诈骗事件的报道材料。其他各种报纸也有报道，我的助手在大阪府立图书馆调查的结果，以这份报纸的报道最为详荆”“是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阪地方法院对平冈伸的裁判判决书，判的是三年徒刑。”百谷泉一郎喘了口气接着说：“我是因为听被告村田和彦说，平冈后来去了大阪，又因重新作案坐了牢，才派人去调查的。我不过是一个律师，对于我来说，在这种与本案主要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调查上耗费精力，是相当辛苦的。可是今天得以提出这一物证，正是这一努力换来的报酬，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假如村田和彦和平冈伸是伙犯的话，在东京没有达到目的，他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大阪的这一事件。但是这份报纸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审判记录上，即使作为参考人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由此可以证明，在大理石案件中，村田和彦毋宁说是属于被害者，至少他是没有犯罪的动机的。” 审判长频频点头，这时我也惊呆了。在不知道这个大理石问题是否将在这次审判中被提出，也就是说在事先已经知道可能成为徒劳的情况下，花那么大气力去调查此事，的确使人惊叹不己。 “检察官同意提出这个证据吗？” “可以吧。”检察官不慌不忙地把录事交给他的文件过目以后，站起身来说道。顿时，他转而凝视着律师席的双眼，放射出了无以名状的光芒。 当然，那不是愤怒的，也不是憎恨的目光。毫无疑问，他己感到对手是一个绝对不容轻视的强敌。这时，他的眼里充满了强烈的斗志和敌意—— 11坪=l平方寸。——译者注 第八章 下一个登上证人台的是丸高商业公司的职员奥野德藏。 一说商业公司，最初我以为就是象曙光商业公司那样的普通的商业公司，所以当我了解到它的实际情况时，不免大吃一惊。 原来它是经营小豆、棉纱、橡胶等买空卖空商品的投机买卖的代理店。 为什么要这种公司的职员来作证人，我开始是不理解的。我想他不是被告的私人朋友，就是受害人的熟人，可是这种估计全都错了。 这些看上去三十几岁的证人，脸色微黑，目光锐利，给人一种英俊的感觉。也许是活跃在比股票市场更加变幻无常的商品投机市场的人，容貌也都会变得精明强干起来。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三年以来，我们一直接受他的委托。” 我一所吃了一惊，这位被告人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你说的委托是什么意思？”检察官好象故意提出非善意的质问。 “就是委托我们代他观察行情买进卖出。” “商品的交易，也有许多种，被告主要是经营什么呢？” “主要是经营小豆。” “象这样根据行情变化进行买空卖空，不惜资金多少，即使还说不上是赌博，也都可以说是一种投机吧？” “对一般的顾客，可以说是这样。” “你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它的方法吗？” “好吧。小豆的价格，平时每袋五千元，遇到灾年歉收时，有时每袋猛涨到近万元。相反，如遇到丰年东西过剩时，每袋降到三千元的事也是有的。在交易市场上，是以二十袋为单位，叫做一件。就是说买、卖都不是以袋为单位，而是说多少件。” “打断你一下，这种买卖是以什么理由被正式批准的呢？” “比如，种小豆的农民，估计到以后价格要下降，就先按当时的价格预先卖掉，等以后再交货，这样就可以避免跌价的损失。又如，消耗大量小豆的糕点铺等，估计以后小豆要涨价，就预先订购下来，到时候就可不管当时的价格如何，按订货时的价格提货。这种保险制度，是交易所本来的宗旨。” “于是就有人利用这一点进行赌博，就是说，他们大半都不是使用小豆，也不需要小豆的现货，只是利用小豆价格的一涨一落而从中渔利吧？” “完全可以这样说。” “那么，价格上升的幅度与赚钱的关系如何呢？” “例如，以每袋五千五百元买进小豆一件，一般要预付一万三千元的保证金。保证金根据不同情况，也有时多点或少点。假定行情每袋上升到五千六百元，若在这时卖掉，一袋就可赚一百元，一件赚两千元。若是以每袋五千八百元的价格卖掉，就可赚六千元。 因为这两种情况手续费同样都是一千三百元，所以净赚分别为七百元和四千七百元。” “落价的话，就要赔钱啦？” “是的。比如每袋五千五百元卖出的—件小豆涨到了五千八百元，若是交出现货，也就算了，但一般的顾客很少有交现货的。这种交易，最多三个月要结账一次，这时，再加上一千三百元的手续费，共赔损七千三百元，就是说要从预先交纳的保证金中付出七千三百元。” “小豆的价格，上下波动二、三百元，是很经常的吗？” “就是在行情平稳的情况下，一个月当中也有二、三百元的波动。价格波动厉害的时候，一天之内就出现这么大的涨落，也是常有的事。” “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资金就可以翻一番，或者把资金全部赌光。这不简直就象赌博一样吗？” “可是，拿赛马来说，仅仅两分钟就可决定胜负。我们这一行就是一买一卖，比起赛马来，赌博性要小一些。” “在股票交易中，买进的股票即使跌价，也暂不出手，不久行情又回升，最后并不赔钱，或者还可以赚钱的事，也是有的。在小豆交易中，没有这种情况吗？” “买进也好，卖出也好，到一定期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结算。提取现货是可以的，但一个普通的家庭拿出十一万元钱买二十袋小豆，那是不好处理的。听说过去名古屋的近藤棉纺厂有一次打错了主意，买进了一大批小豆，叫住宿的女工天天三顿都吃小豆饭，结果使女工吃得叫苦连天。这当然是个特殊的例子。” “如此说来，虽然不能说是赌博，但若和股票比起来，是更加危险的投机啦？”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那么，被告是从什么时候，拿多少资金到你们公司来的呢？” “最初他存在我们这里三万元钱，那是一九五七年五月的事，当时小豆的牌价突破了七千元大关。这时他卖出了一件。” “结果如何呢？” “七月二日，行情猛跌到五千一百元，八月十四日又回升到七千六百元，到十月，又跌回到五千元。波动的幅度高达两千多元。我们都说村田先生被小豆迷住了，不论是买是卖，可说是弹不虚发，到第二年六月，就增加到了三百万元现金。” “仅仅一年的时间，资金就增加了一百倍吗？” “是呀，那是因为赶上了股票行情直线上升的年份，若是有人能象神仙那样看得见行情的变化，从理论上说，一年之内资金就可以增加一千倍。传说曾，经有一个客商带着十万元资金从北海道来到东京，一年之内赚了六千万元，又回到北海道去了。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呢！” “其他的顾客成绩如何呢？” “可以说是台风过后死尸累累！不用说，行情变化这个东西，一方有赚钱的人，另一方就一定有赔钱的人。我经手接待的顾客，就有夫妻俩双双自杀身死的。” “在那一年里头，证人和被告接触很多吧，那时你对他的印象怎样？” “那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这不只因为他不论是买是卖总是押得很准，也因为他总是缄口无言，使人见而生畏。他全身心都倾注在行情上了，使人感到他好象有一种如果失败就要悬梁自尽的劲头。” “换句话说，你是觉得他象一个大赌棍吗？” “也不完全是那样。不论是谁，在赶上行市的时候，自然会高兴得发笑。尤其是外行的顾客，若是连续两三笔交易都赶上行市，就很自然地脸上老是显出一副笑容。可是村田先生，根本就没有个笑脸，我们也觉得这个人真怪。后来当我们听说他过去演过新剧时，开始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很快就意识到，正是他的这种经历，才使他具备了那种控制自己表情的本领。” “这在某种意义上，以可以说有点反常吧？另外还遇到过象他这样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顾客吗？” “有一个人和他很有点相似。” “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呢？” “一个金融业者——高利贷。” 检察官这时瞪起了眼睛间道； “不管他是谁，总之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吧？” “人们好象都这么说。不过我和他只有业务上的关系。” “被告也是这样的人吧？” “是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不同，牌价不是随时变动的。拿小豆为例，每天只公布六次牌价，上午是九点、十点、十一点，下午也是三次。在空当时间，有时和顾客到附近的茶馆喝杯茶什么的。在闲谈当中，有时就说出过去的一些经历。可是，村田先生从来不扯闲话，也从来不谈他过去的经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他具有一种孤独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性格呢？” “也许可以这样说。” “被告没有流露过有关他的人生观之类的话吗？” “只有过一次。在他赚到三百万元时，请了一次客。但酒席非常简单，简直不象是赚了那么多钱。席间，他感慨地说：‘人世间只有金钱是可靠的，任何人都不可信赖！’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还不能忘却。” 我听了这话，顿时感到一股寒气浸入我的心底。村田和彦当初立志当新剧演员的时候，恐怕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心灵中的艺术之神忽然离去，而为黄金之神取而代之了。说不定还有魔鬼伴随着黄金之神来到了他心里搭上了窝呢！不过，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的人生观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是无法想象的。 “后来被告在交易市场里的成绩怎样？” “从那以后，一年里边他只是在有把握的时候，做那么两三次交易，几乎没有赔钱的时候。同时在股票方面，他—定也赚了不少的钱。” “你是直接听被告说的吗？” “不是的，只是因为他有时不是用现款而是用股票交保证金的。股票是按七折计算的，可是就在把股票作为保证金存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就遇上好几次猛烈上涨。” “那么，被告一年平均能有多少收益呢？” “在我们公司，他每年平均大约可以赚到五十万元。说起来，在商品市场总是连续获利的人，是很少见的。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相比，村田先生衣着也讲究起来，好象连自用轿车也买上了，我真从心里为他高兴。” “你知道被告的任何家庭情况吗？” “不知道。我有时向他家里打过电话，但是没有到他家里去过。” “当你知道这次案件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很吃惊，找一想到村田先生作出这种事来，就有点肝胆欲裂。” “今年一月以后，你没感到有什么变化吗？” “他说想暂时休息一下，把存在我们公司的股票全都取走了。在交易所里，买、卖、洗手不干，均随客便，所以我们只有照办。”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的感情如何呢？” “说村田先生犯了如此严重的罪行，我是想不通的。可是，他已经承认了—都分。……用句古老的说法，就是妖魔附体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 “询问完了。”天野检察官用逼人的目光盯视着被告席坐下了。 百谷律师马上开始了反询问。也许是我的心理关系，看他这次好象有充分的信心。 “你知道有一本长谷川巳山著、京都证券报社出版的叫做《行情经》的书吗？” “知道。” “看过吗？” “大略地翻阅过一次。” “是什么内容呢？” “记得好象是说明自古以来各种行情的规律的书。”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有对‘投机’一词的语源的解说吗？” “嗳呀……”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好象是说‘投机’这个词和‘战机’、‘禅机’、‘商机’等词有相通之处。” “啊，想起来了，是这样的。” “就是说，‘投机’这个词本来没有现在大家通用的这种意思啦？” “这个……” “再问一点别的事情，‘投资’和‘投机’这两个词，现在的用法好象意思不同，就是说‘投资可以，投机不行’的意思。要说小豆市场的交易是投机，那么你认为投资是什么呢？” “我认为购买债券是投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买债券，本钱是保险的，而且还有利息。” “那么股票呢？” “不论哪一种有希望的股票，都不能保证不会落价，所以说这里边有投资的一面，也有投机的一面。” “那么说，投资与投机之间，并没有普通所说的那种根本区别啦？”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团为我一直生活在那种简直可以说是‘胜者王侯’的投机业界，记得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的话：‘连女人都有豁出命来搞投机的，男人要是不会搞投机就不配做男人，真正的女人是不会倾心于这样的男人的。’”“那是有名前投资指导家益田金六的话吧？” “好象是他说的。” “询问到此完了。”百谷泉一郎轻轻点头施礼，就坐下了。 午前的审理到此结束。 我在急忙回到记者俱乐部去的路上，在脑子里理了理开庭以来所得的印象。 无疑，这位律师得到了我们预想不到的成功。试想若是一位庸碌无能的律师，又将如何呢？至少，第一个证人将给被告打上一个侵吞公款的无耻之徒的烙印；第二个证人将断定他是一个恶劣的诈骗犯；第三个证人将给人一种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大赌徒的印象。 检察官请来这三个证人的目的，无疑也正是在这里。 检察官方面的进攻，都被百谷泉一郎律师漂亮地挡了回去。打个比方说，就好象打棒球时，三个打手打出的远球，全被对方外野的接手在靠近看台的地方巧妙地接住了。 “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位律师却派人到大阪的报社去进行了调查。对犯罪嫌疑的要害部分，做了多么坚决有力的反证啊！”我这样在嘴里念叨着。 我用电话向报社发完稿件以后，才往嘴里扒拉已经放凉了的咖哩饭。 “喂，打个贿吗？”n报社的记者吉井来到我这里说道。 “不是赌博，是投机呀！”我马上笑着引用了刚才的活。 “杀人罪能否变为无罪呀？” “我认为能够，咱赌一张大票！” 对方好象挺吃惊的样子，摆出一副大报社记者的架子说道：“少数意见的孤立派！” “你胡说，我赌的是百谷律师这张牌，我就高兴买百谷泉一郎这个将来一定成功的股票。” 我们的报纸发行数量虽然比不过他，但作为一个法庭记者，我的资格比他要老得多呢！ 我相信我自己的看法，我相信百谷泉一郎律师的信念和力量。 第九章 下午的审理，从一点钟开始。 穿着制服的警部登上证人台的时候，我感到审理开始进入了正题的轨道。 伊藤警部是一位具有二十五年搜查经历的搜查—科的老手。他的武艺是剑道二段、柔道四段，体重超过二十贯1。小象般的身躯，使人感到他具有憨厚的性格。品亮的大眼睛，显示出惊人的气魄。 注视着他的侧脸，使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觉得他若是当电影或者电视演员也会获得成功。 检察官问过他的身分、经历以后，马上进入了正题的询问。 “证人参与本案的搜查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搜查—科科长正式分配给我任务，但实际上从那天早晨我已经参加了搜查工作。” “那是为什么呢？” “得到国营铁路山手线目黑第一号旱桥、通称万年桥下边发现横死尸体的报告，是在当天早晨四点左右。现场附近派出所的警官马上前去察看现场，但开始难以判定是他杀还是自杀。四点四十分前后，搜查一科、鉴别科的值班人员前去现场进行拍照，并对现场附近进行了搜查。我是在五点刚过到达现场的，接着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各种基本搜查，而搜查总部是在下午一点组成的。” “你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判定是他杀还是自杀吗？” “我们从最初得到的印象，就判断是被杀以后从旱桥上边扔下去的。但是过于相信个人的，经验的感觉是危险的，于是就一边沿着他杀的线索进行搜查，一边观察事态的发展。即使是杀人事件，也不一定就要成立搜查总部，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 “当时尸体的情况怎样？” “尸体被货车轧成了四段，头、躯干、左手、右脚，桩轧得这一块那一块的。右脚就是在下行列车前进方向一百五十米处发现的。要说这是被列车的车轮带走的，那也是常有的事。举个极端的例子，甚至有过这样的事：在青森附近卧轨自杀的一个妇女的左臂，竟被一直带到了上野车站。” “当时，死者的身分搞清楚了吗？” “性别和大概的年龄，一看就知道了。死者穿的西服，是英国料子，外套和上衣，都绣有‘东条’的名字。当然，只是这些，还无从知道他的住址。成衣铺的名字叫市村。于是马上根据这个线索去追查被害人是谁。但是，发现同样叫市村的成衣铺，在东京就有五家。给他做衣服的那家在横滨，因此，一直到那天夜里，还没有判明死者的身分。在死者身上，象钱包、名片夹子、定期车票等可以证明他的身分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发观。所以我们最初曾经怀疑过是否强盗杀人事件。” “上边的旱桥的情况怎样？” “当时，附近正在修路，人和自行车虽然可以通过，但汽车是不能通过的。但是，若是鲁诺牌的小型轿车，是能够勉强开过去的。当然那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那么说，证人是认为如果是他杀的话，就是犯人用汽车把被害人运来以后，把尸体扛上旱桥扔到线路上去的吗？” “是的。凌晨一点刚过，末班电车过去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人通过旱桥。犯人若是事先了解到这种情况，那种犯罪行为有十分钟就可以办理停当，所以被人发觉时可能性是很小的。” “你说的十分钟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两位刑事警察做过实验：在桥头停下车来，一个人扛着另一个人，到达现场上方的时间约为三分钟。往返的时间、扔死尸的时间、四下警戒的时间加在一起，估计大约需要十分钟。” “在那附近有停车的迹象吗？” “我们进行了相当缜密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迹象。实际上，犯人从较远的地方把死尸背到这里来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你们当时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把死尸运到了东京大学，办理了法医解剖的手续，并在现场附近进行了侦察。至于新闻报道，日报当然是赶不上了，所以在九点的新闻广播中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附近侦察的结果怎样？” “可以说没有任何收获，这加强了我们认为死尸是从相当远的地方运来的看法。被害人若有前科，从指纹档案上马上就可以判明身分，但这方面也落了空。我们还曾寄希望于有人看了晚报前来认尸呢。” “结果如何呢？” “下午七点左右，接到横滨来的报告，才判明了被害人的身分。于是马上派了两名刑事督察到东条家去。康子最初还说：‘我丈夫去大阪了，一定是弄错了吧。’”“证人自己见到康子了吗？” “见到了。事情是这样，我的下属在她家里给她看了照片以后，她顿时昏迷了过去，等她清醒过来以后，就把她带到了搜查总部，我对她进行了询问。” “当时她的态度和情况怎样？” “她脸色苍白，一直在哭泣。对一个这样失去了丈夫的妻子来说，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连当了多年警官的我，都连做梦也没想到她和犯罪有直接关系。” “你对她的询问，进行了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田为她过于紧张，我也不能太勉强她。” “请简单说说当时搞清了哪些事实。” “好吧，报告书上也谈到了，东条宪司四十六岁，是江户川物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总公司在茅场町，妻康子三十七岁，他们没有孩子。家住在杉并区马桥二丁目二七五番地，离现场相当远，这点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据康子说，东条预定坐当天的夜车到关西方面去出差，因为工作关系坐哪趟快车还定不下来，叫她不要送他了。但是，后来到公司去调查的结果，其中有点微妙的出入。他预定要出差是不错，但不是坐十六日的夜车，而是预定坐十七日的日航班机。从事件的发生可以充分证明，他没有坐十六日的夜车，所以说这里边肯定有谁在说谎。” “证人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当时我没有什么怀疑，因为男人外出时，瞒着妻子借机会和别的女人去幽会，是常有的事情。我想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忙人，不能占用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才把夜车改成飞机，挤出了一夜的时间。我想若是另外有一个女人，顺着那条线追下去，事情也许很快就能搞清楚。” “以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叫两位刑事警察送东条康子回家去，调查一下被害人的日记、笔记本、通讯录等。这不是严格的住宅搜查，是她主动协助我们搜查的。另外，有其他的刑事警察分头到公司的经理和董事长家里去访问。” “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第一个目的是了解一下被害人最近的动静；第二个目的是调查一下他的女性关系。一个人的女性关系，自己的老婆不知道，而有时朋友却知道，这是一般的常识问题。” “调查的结果怎样？” “先从第一点说起，被害人在这一个星期以来，情绪明显不好。经理见他脸色不好看，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血压好象有点高，大概是太累了。’经理还同情他，把自己常用的中医药方介绍给他。” “他的女性关系怎样？” “不出所料，有一位住在亦坂某高级公寓的年轻妇女，名叫井沼镜子。她是某公司的女事务员，长的非常漂亮，传闻她是全公司的第一号美人。好象她另外还有两三个轻浮的对象，但不知道都叫什么名字。” “关于井沼镜子的事，因为回头准备叫她本人出庭作证，现在就不必多谈了。请继续谈下去吧。” “好吧。杀人的时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过去认为是强盗杀人案件的看法。这是因为听说他平时很少坐电车。他自己虽然没有自用轿车，但他习惯坐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或使用公司的汽车。死亡时间推定为夜里叶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出租汽车的司机是个行为不端的人，干出了这种事情的。” “关于被害人当天的行踪，你们掌握的情况怎样？” “我们最初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在五点钟以前，他和平时一样，在公司里上班，因为准备出三天差，所以他一直在忙着清理手头的工作。五点半左右，和有业务关系的客人一起在赤坂的一家饭馆吃晚饭，大约在八点半才吃完。他后来的行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据饭馆的人说，他马上就去东京站了，但是……”我也觉得这里的确有点蹊跷。 要说他立即坐去大阪的夜车，也可以。但是他若是已经预约了飞机票，这时侯恐怕就没有必要去东京车站了。 要说矛盾，的确有矛盾。但这种如实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裁判权威的尊重。这反而使我对这位警部产生了好感。 “那么，被害人去东京站以后的行踪，当时完全没有掌握吗？” “是的。” “井沼镜子那天晚上干什久来着？” “她说她在旅馆里看电视来着。” “那么，就是说东条没来找她罗？” “是的。” “东条康子干什么来着？” “她说她和一位女朋友在歌舞伎座看戏来着。我们向她那位女朋友了解过，好象她说的是真话，并说她们两个人一直看到散常”“那么，东条家有谁看家呢？” “是一位通勤的女用人。当时正赶上家里的用人请假回家去了，因为不容易找到替手，就临时请了一位通勤的女用人。” “那个女用人是康子回家以后才走的吧？” “是的。这一点，刑事警察进行过调查。” “以后的搜查，是从哪方面进行的呢？” “我们当时对所能考虑到的线索，都进行了调查。刚才说的汽车司机也去调查过了。井沼镜子、东条康子、公司内部、业务关系单位等所有的线索，我们都调查过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头绪。” “第二次到东条康子家去搜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这次用了两个半钟头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康子过去在戏曲座呆过的事，是那次搞清楚的吗？” “是的。她从十八岁那年到戏曲座，一直到剧团解散为止，当了两年的研究生。但是，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因为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完全没有考虑到它与这次案件会有什么瓜葛。” “当时没有发现其他值得注意的情况吗？” “要找到从犯罪中得到利益的人——这是进行搜查的大原则。从这点来说，东条康子可以说是最可疑的人。这是因为：我们估计光东条宪司的不动产就值七、八百万元，从常识来判断，股票和存款也得有和不动产相仿佛的数目，而所有这一切，都将落到康子手中。” “关于财产问题，了解到什么情况？” “了解到他的财产比我们估计的要少。” “是怎么回事呢？” “股票交易这种东西，不是象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那样可以到处乱撞的。一般说来，都是在证券公司指定的总店、分店或办事处进行。到康子提供的那个地方一调查，使我大吃一惊。到去年冬天东条宪司的确还存在那里按当时的时价大约值一千万元的股票，但在去年十二月初他把股票全部卖出去了，而且全部提走了现款。” “那笔钱他干什么用了，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一般说来，这种钱即使用于另外的投资，也要先存到银行里去，但并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件事康子知道吗？” “她好象一点也不知道。” “另外还了解到什么情况？” “他家房子的地皮是租的，虽说有一种无形的租用权，但作为不动产进行估价时，就要少估不少钱。房子因为是战争刚结束时盖的，质量也不会好。这些康子应该是知道的。” “还有呢？” “存款大约有三十五万元，生命保险大约一百万元，加上这些，共计有五、六百万元，刨去遗产继承税，实际上还要少一些。另一方面，东条宪司的收入，每月大约有二十万元，为了一次得到—笔两年的薪金，就谋害丈夫，等于把生金蛋的鸡勒死一样。我想稍微机灵一点的女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的。” “另外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吗？” “没有。我们在附近调查的结果，连一份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好的证言也没有得到。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生活又没有困难，听说康干经常喜欢外出。但是这种事情也不能和犯罪嫌疑直接联系起来。后来，凭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终于不得不放弃对康子的怀疑。” “当时还不知道被告和康子之间有肉体关系吗？” “对康子跟踪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三十天里头，没有发现她和男人碰头的迹象。我们也不能费那么大劲再继续跟踪下去了。” “井沼镜子那方面，情况怎样？” “这方面更奇怪了。当然在搜查过程中，难免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对这样的女人，害单思病的男人，看来还是大有人在的。其中就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她和东条宪司的关系，竟向她提出；‘你和东条断绝关系，和我结婚吧。’可是井沼镜于是一个比较有旧道德现念的人。据公寓里的住户们说，除了东条宪司以外，好象没有别的男人来找过她。 事后对她的跟踪和暗中监视，也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迹象说明井沼镜子接受了那—千万元钱吗？” “因为是现钞，那就难说了。至少根据我们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类的事实。而且那个向她求婚的，是一个有几千万元财产的人。要说为钱的话，那么，为一千万元钱杀死东条，远远不如和东条断绝关系再和那个男人结婚更为有利。象这样的算盘，是谁都能打得清的。另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我们对这一案件能否弄个水落石出，开始感到焦虑……”“第二次杀人，推断是在二月二十日深夜到次日凌晨，那天已经取消了对东条康子的跟踪吗？”天野检察官的话里边，使人感到稍稍有点忿怒的成分。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两天呢，若是再坚持两天可能会抓到更加确凿的证据——没有参与直接搜查的公审部的检察官具有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搜查总部认为，跟踪了一个月的时间也投有抓到什么线索，总该另外采取新的措施了。正好那天早晨我们开全体参加的搜查会议，而康子就正好在这当儿出去了。” “这个情报，搜查总部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是那天夜里，到她家去的刑事警察听她家时仆人说：‘太太一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当时证人没有感到奇怪或者预感到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想她丈夫死后，已经过了三十天了，她也不能老是闷在家里。而且据说她说是去扫墓，以后再到帮过忙的人们家里去道道谢。我想她也是应该这样做的。” “那么，发现第二具死尸的时候，情况怎样？” “我是在二十一日早晨三点前后在家里接到电话的。当我听说在第一次事件同一现场发现了推断为东条康子的女尸被火车轧碎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立即做好准备，急奔现场，接着就到搜查总部，布置搜查工作。” “马上就认出了是东条康子的尸体吗？” “是的，因为幸而面部没有直接被车轮轧着，所以马上就认出来了。” “另外有什么说明死者身分的遗物吗？” “有一个手提包，里边只有两千三百四十二元现款。另外还发现有粉脂盒、手帕和其他化妆品等随身用的东西，详细清单已呈报在案。她家里的仆人也说，那个手提包正是那天早晨康子带出去的那个。” “是在旱桥下边发现了一个男用打火机吗？” “是的。” “死尸认定以后，证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日期虽然不同，但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现场，夫妻两人以同样的方法被惨杀，这使我不能不认为是同一个犯人作的案。幸而这次搞清了死者的身分，于是派刑事警察立即奔赴东条家，向因为康子没回来而住在她家的女用人问了情况，和她的亲戚也取得了联系，等待指令下来以后，马上进行了住宅搜查。” “结果是什么时候大体上确定了是被告人作的案呢？” “根据从康子那里发现的情书和其他的证据，大体上知道了xx和彦这个人有嫌疑，但他的身分还不清楚。快八点钟的时候，康子的一位叫津川广基的亲属来了，从他的证言里，才弄清了被告的住址和姓名。但派人到被告家里去的时候，人已经逃走了。” “津川广基是怎么说的？” “出事的前一天即二十日傍晚，津川在有乐町的茶馆里遇见了康子和村田。津川是一个新剧迷，所以认识村田和彦。这真是老天爷安排的。但是，津川广基说，他并没想到村田有嫌疑，而是出自善意给村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康子死了。” “村田在电话里说什么来着？” “津川说他非常惊慌，简直成了半疯狂状态，说了声‘说是我干的！？’就砰地一声把话筒放下了。津川广基感到很诧异，于是马上来到东条家。他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很是吃惊，马上就向我们述说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但是，从各种迹象判断，我们非常肯定地认为村田就是杀人的犯人，所以当天就办好了指名通缉的手续。” “是那天傍晚时分在蒲田车站附近发现了村田的汽车吧？当时的情况怎样？” “汽油还有很多，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都很正常，就这样完全可以继续行车。只是在后来利用露明诺萤光反应进行检查的结果，发现了不少的血迹。” “是什么血型？” “o型。” “东条宪司利康子是什么血型？” “他们俩都是o型。” “后来证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在附近布置了通宵的警戒岗哨，做好了若是犯人回到汽车这里来立即加以逮捕的一切准备。当然，也做好了在他万一回他家去的时候也能够立即加以逮捕的准备。” “但是，被告逃到热海去了，第二天就在那里被捕了，是吧？” “是的。因为从热海警察署来了通知，我们搜查总部派了两位刑警去热海接领犯人，二十二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把犯人押回了搜查总部。” “以后的调查进行得怎样？” “几次的调查报告，一点投有遗漏，全都作为证据材料提交法院了。其中，被告只承认了与康子有肉体关系和受康子的请求帮助遗弃了东条宪司尸体的事实；除此以外，被告对其他各点，始终矢口否认。但是，从所有的情况来判断，我们认为嫌疑犯村田和彦是两次杀人和两次尸体遗弃事件的真正犯人，所以尽管被告对一部分罪行矢口否认，我们还是提交给检察厅了。” “那么，证人对被告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在调查过程中，他的态度始终是傲慢不逊，毫无悔改之意。当然，行使沉默权或对罪行加以否认，是被告享有的权利。但尽管证据如此确凿，例如事情暴露后立即逃跑等，使被告在心理上也增加了不利的因素，但他却顽固地坚持他那种使第三者难以相信的神话，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对于这种态度，我是非常气愤的。我敢断定他就是罕见的恶劣的杀人凶犯。” “询问完了。”天野检察官满怀信心地说完就坐下了。 “辩护人有什么话要询问证人的吗？” 百谷泉一郎站起身来，但完全和我的预料相反，他只说了一声：“没有”，就坐下了。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这时我也大吃一惊。 假如他坚决认为被告无罪，而且相信能够用事实加以证明的话，这次法庭斗争理应集中在带着重要事实出庭作证的伊藤吉郎身上。 若是不能从某些方面推翻这个警察方面的证言，他就不可能获得胜利。假定他手里即使攥着象定时炸弹那样有力的王牌，为了有效地使用它，这时也必须给警部的证言打进一个楔子，埋下一根伏线。 他为什么眼看着白白地放过这一机会呢？ 他的态度，好象和上午变了一个人，真使我捉摸不透。我甚至想到这样多余的事：早知这样，真不该打赌说被告无罪。 接着，用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物证。检察官大概是考虑到辩护人的反询问肯定会要—些时间，所以才叫下一个证人晚一会儿出庭，可是百谷律师对警察方面提出的文件、照片等物，一概没有出异议，使人感到他是想赶快结束这一间隙时间。 “同意。”当审判长征求他意的时候，他立即这样回答。 要说“可以吧”是消极的同意的话，那么，这种回答可以说是积极的同意了。 百谷律师的意图，我变得不能理解了。 下一个证人井沼镜子来到法庭走上证人台，是在下午两点二十分。 刚才警部的证言已经提到，井沼是一位大约有二十二岁的现代美人。她一出庭，连法庭都好象忽然变得明朗起来了……—— 11贯=3.75公斤。——译者注 第十章 现代的妇女，的确是把恋爱和结婚截然分开来考虑的。在结婚以前有情人，甚至把身体许给对方，好象都不觉得是什么罪过。即使如此，一个正派的女职员为这类案件登上证人台说出自己是被害人的情人，恐怕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检察官一般都避免这种事情，宣读一下调查记录就算了。可是现在，大概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心。 证人按照通例宣读完宣誓书以后，天野拉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询问。 “你以前认识被告吗？” “人也不认识，名字也不知道。” “认识被害人东条宪司吧？” “认识。” “东条康子呢？” “没见过面。” “你和东条宪司——有肉体关系吗？” “有。” “你们的这种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的。” “你最切是怎么和东条宪司认识的呢？” “因为公司只白天上班，工资又少，我就想是不是能在业余时间找点较好的工作。正好这时候有一位在叫‘毬藻’的一家酒吧工作的朋友请我临时帮帮忙，我就去了。我在那里只干了十天，和东条就是在那里开始认识的。” “开始是在有温泉标志的旅馆吧？” “是的，当时我有点醉了。神志恍恍惚惚，就象有点想去冒险的味道。他要我进去的时候，我还说了声‘只是参观一下呀’就进去了。” “怎么说好呢，一男一女一块到那种地方去，你想还能够白白的回来吗？” “我的心大概已经被他吸引住了，我想我是有一种‘随他去吧’的心情。” “于是，那天夜里并没有只是‘参观一下’了事罗。” “是的……” “那时候，有没有金钱的投受呢？” “没有。”镜子摆出一副不愿叫人把她看做娼妇的面孔，愤然回答。 “从那以后，你们一个星期在一起搞几次呀？” “两三次。” “你是后来搬到现在这个公寓来的吗？” “是的……” “押金和房租，是被害人付的吗？” “是的。” “那时候，东条宪司说什么来着吗？” “他笑着说：‘这儿倒便宜呀。’” “你们有这么深的关系以后，你的生活有了保证了吧？” “那不就是爱情的证据吗？” “他给你多少钱呀？” “说好了每月五万元，可是房租就得两万元，所以我并得不了那么多。” “你就甘心情愿过这种生活吗？” “不是这样，我们决定要结婚的。” 检察官的两只眼睛，在眼镜里边闪闪发光。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那个……，男人想引诱女人的时候，说什么‘咱们结婚吧’，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手腕。你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吗？” “知道。” “那么，你说你们要结婚，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准备和他的妻子离婚。开始也许只是男人常说的一种套话，但后来他的态度逐渐变得认真起来，在去年十一月他对我说：‘请你再等我两个月。’”“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好象已经觉察到他妻子另有情人了。要是抓到确凿的证据，当然就成为离婚的理由。他还说，若是对方有错误，连生活费也可不必给她了。” “与此同时，你这方面不是也有需要做出决定的事情吗？比方说，象另外还有人向你求婚什么的。” “这事的确是有的，对方是一个住在仙台的人。他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好象一眼就看上了我。他好象还委托侦探调查过我的品德呢。他第二次来东京的时候，就向我提出了求婚。” “他是在知道你和东条宪司有那种关系的情况下向你求婚的吗？” “是的，据说我和他死去的妻子长的很相象。我要是别人的正式结婚的妻子，也就干脆吹了……可是若是现在这种关系，他还不死心呢。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什么也不说，今后和他一刀两断和我结婚吧。’”“那么，你的态度呢？” “当然，我是动过心的。我和他是从心里相爱的。咳，我毕竟是个女人呀！一说结婚，无论如何是要动心的。” “这件事你向东条挑明了吗？” “是的……” “结果怎样呢？” “他正在委托私人侦探刺探康子的情人的情况，但就是抓不到对方的把柄，叫我再等一等。” “这期间，仙台的求婚者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因工作关系，必须到美国和法国去一趟，大约要去两个月，预定一月底回来。叫我在这期间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再答复他。” “那么说，东条宪司也认为自己若不进一步采取积极态度，就有失去你的危险吗？” “我想他是有这种担心的，他曾经屡次叮问我；‘这样下去，你真的要离开我和他结婚吧？’”“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说实在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记得我回答他说：‘假如你不和我结婚的话……’”“就是说，你是爱东条宪司的，所以借此机会激励他一下子，促使他下决心和你正式结婚。但是，若是办不到这一点，就和他分开，和仙台的求婚者结婚。你那时的心情是这样吧？” “是的……” “这么说来，东条宪司越是爱你，就越是焦急罗。他对他妻子的品性有某种怀疑，但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从他急切的心情来说，无论如何，在一月底以前也要抓到，是吧？” “我想是这样。” “你没有问过他，那个私人侦探为什么调查不出来吗？” “那个侦探是个笨蛋吧？要不然就是个财迷，故意拖拖拉拉地把调查工作一味拖延下去吧？——我这样问过他。” “东条宪司怎样回答你呢？” “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而且还质问过侦探。可是那个侦探苦笑着说：‘你的夫人好象对这点也非常敏感，好象意识到了有人跟踪她，每逢外出的时候，一定到百货商店，上上下下地坐几次电梯。这样一来，一般的尾巴都要被她甩掉的。” 这个证言若是属实的话，的确有一种微妙的暗流在东条夫妻之间流动着。某种形式的破裂，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可是，无疑他们夫妻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要为此而双双丧命的……在我沉缅于这种感慨之中的当儿，检察官仍在毫不停顿地继续他的询问。 “东条宪司在被害之前，告诉过你池要去大阪出差吗？” “是的。” “你问过他详细的日程吗？” “他说坐十六日的夜车动身。我本想到车站去送他的，但被他制止了。他说坐哪趟车还不一定，而且在这种时候万一叫别人看见就糟了。” “在这种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正在设法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时候，自己反而露出破绽，那就糟了。” “那么，你和他最后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那天的前一天，他大约在七点钟来到我这里，九点半前后回去的。看样子他好象有什么心事，可是他对我说他大概是太累了。” “第二天，就是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没到你这里来吗？” “没有……” “你干什么来着？” “一晚上都在看电视。”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和零化钱以外，他没给过你一笔使你感到吃惊的，比方说一百万元以上的巨款吗？” “没给过。” “那么，当证人听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当时好象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爱他——胜过爱任何人，甚至想到要跟在他后边死去。” “当时你没有想是谁干出这种事来吗？” “完全想不出来。就说他夫人吧，自己也另有情人，我想她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记得我还想过，他是不是被强盗打死的呢？” “那么，你不知道他预定坐第二天早晨的飞机出发吗？” “不知道。” “你没想过除你以外他还有别的情人吗？” “这种事情，我没有觉察到。这种事情，我只有相信他的话，他说那阵子几乎和妻子不发生关系，说她进入了倦怠期，性格也明显地变得和他对立起来。这些我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可我假如知道他另有情人的话，我早就和他吹了。” “你主动要做证人，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想为他报仇。”镜子竟然用手帕擦起眼睛来，“我想假如我的证言起点作用的话，也算是对他报了一点恩。连这一点情分都不能尽到的话，我将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我不知道要是别人该怎么样，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真想把他大即八块！假如在还没有抓到他的时候，我要知道犯人是他的话，我也许自己去杀死他。” “询问完了。” 天野检察官坐下，百谷律师站起来进行反询问。 “你现在已经和仙台的m先生订婚了吧。他是在知道你和东条宪司的关系的情况下向你求婚的吗？” “是的。” “你们大约预定在什么时候结婚呀？” “今年七月，在他前妻周年忌日过去以后。” “m先生是什么时侯回日本的呢？” “一月底，二十九日从欧洲坐飞机回来的。” “他听到这次事件以后，也没有什么动摇吗？” “他好象很震惊，但并没怎么介意，他对我说：‘你也受惊了吧？等把犯人抓到，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再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事情吧。这也许是命里注定的呢！’”“那么，你到法庭上来作证，他也同意吗？” “是的。他说：‘可能的话，借此机会把所有的话都倾吐出来，痛痛快快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心情好吗？这样做，当时虽然有点别扭，可是以后会觉得这样做对了。’”“他有多少财产呀？” “听说大约有五千万元。但是，我可不是为了钱才和他结婚的呀。” 百谷泉一郎沉默了片刻，对下边的问话好象有些踌躇。 “你对新剧感兴趣吗？” “也不是太……” “你和伊藤京二是什么关系呢？” 我忽然紧张起来。我想也没想到这位年轻演员的名字又会在这里出观。 “碍…他是我的表兄弟。因为有这种关系，有时在一块喝喝茶或是给我张戏票什么的。” “没有过更进一步的关系吗？” “没有。” “你一次也投有从他嘴里听到过村田和彦的名字吗？” “在村田被捕以后，他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过：‘这个讨厌的家伙，终于落得个这样的下常’”“伊藤京二和你，从前没有谈过婚姻问题吗？” “谈是谈过，不过……” “为什么没有谈成呢？” 天野检察官忽然站起身来说道： “审判长，我对刚才辩护人的询问提出异议。这种质问显然超出了反询问的许可范围。” 三个审判官把脸凑到一块耳语一阵。 “辩护人对检察官刚才提出的异议有什么想法？同时请你谈谈，刚才那种询问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在行使刑事诉讼法第一九九条第五款所规定的权利。当然，审判长若是不许可，我就停止询问。但是伊藤京二这个人，过去和村田和彦有相当深的接触。小岛证人的证言，也暗示过村田和彦在某女性自杀未遂事件上有责任，对此我曾经说过我保留以后就这种责任的限度进行辩明的权利。幸而现在与伊藤京二有亲戚关系的证人出庭，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这个问题。” 吉田审判长再次和右边的中川审判员和左边的小清水审判员商量过后，正颜厉色地说道：“同意辩护人刚才的申述，他的询问请算作主询问，检察官回头对这个问题有反询问的权利。请证人回答辩护人的问题。” “是……”井沼镜子点了点头。“当时我的父母还都在世，他们二位都极力反对，一直说不能把我嫁给他那样好玩弄女性、挥霍无度的人。” “他们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光西服他就有一二十身。虽说是因工作关系不得不这样做，可是贷款老是拖欠着。往往在做新衣服的时候，往前数第十身的钱才刚刚付清。他说：光靠新剧方面的收入，当然是很苦的，好在另外还有电影方面，最近还有电视方面演出费的收入，所以没有必要穿得那么寒碜。” “说他挥霍无度，是指的哪些方面呢？” “赌钱——赛马、打麻将都入了迷，这个情况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他的女性关系怎样？” “听说在一九五三年前后，有一个妇女因为被他抛弃而自杀未遂，据说是吃了一百粒溴缬氨酸。据说他急忙跑到了医院，可是……”“那个妇女当时是某协会的会计员吧？” “父亲是这样说过的。” “询问到此完了。”百谷律师说完就坐下了。 天野检察官对此未作任何反询问。第一天的审理就此结束。 我回到休息室，又重新思考了一下百谷律师刚才那种质问的意图。 刚才谈到的那个想吃溴缬氨酸自杀的妇女，虽然没有说出她的名字，一定和小岛重三证言中提到的那个自杀未遂的妇女是同一个人。小岛的证言说是那个妇女因为浮借给村田和彦的钱收不回来而苦恼的企图自杀。可是，她若是和伊藤京二也有恋爱关系，那么自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难说了。 假如伊藤京二跑到她病床旁边，发誓要和她恢复爱情……一个女人的心，不知要怎样为之所打动呢！ 说不定是那三十万元钱也到了伊藤京二手里，伊藤又鼓动那个女的把责任推到了村田和彦身上的。 村田和彦当然要说没那么回事而加以拒绝。但是，他自己挪用“戏曲座”的那三十万元钱又借给了伊藤京二，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这样的事实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剧团的领导恐怕不会相信村田的话，而会相信井沼镜子的话。不管村田怎样加以否定，恐怕也只能被看做是在推卸责任。 当然，这些都不过是我的推测而已。 因为这次裁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审理这些事实，所以在这类门题上，大概不会深入下去的。 但是，若把裁判比做演剧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出既没有脚本也没经过排练的即兴剧。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晓得会怎样发展下去。在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忽然间偏离了方向，一下子冒出个与本案关系不大，但从观察人的角度看来却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却是屡见不鲜的。 我对伊藤京二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百谷律师对这位年轻的演员更感兴趣，是可想而知的。 说不定井沼镜子和伊藤京二之间，或许已有肉体关系也未可知。这个挥霍无度的人说不定从镜子那里也弄到了一笔钱呢。 可是，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都是不允许随便提出有损证人人格的询问的。尽管井沼镜子是自己主动前来作证的，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对井沼镜子的质问，都给人一种不彻底的夹生的感觉，这恐怕是因为考虑到她正处在结婚前夕的处境吧。 但是，东条宪司卖掉股票得到的一千万元钱，很有可能落到井沼镜子手里了。而这笔钱后来又转到了伊藤京二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的。 第十一章 审理进入了第二天。 上午十时，天野检察官开始对被告进行直接讯问。 站在证人台上的村田和彦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坦荡得多。他哪里象被强拉上证人台来的样子呢，简直是全身都表现出他正在期待着这个机会的到来。 天野检察官站了起来，他的面部表情比平时要严肃得多，现在，他那“魔鬼检察官”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了。 “被告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干什么来着？”劈头就是猛烈的一击。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加入了女剑戟柴田三千代的团体，到地方上巡回演出。一九五六年又回到东京，给一位电视作家当助手，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村田和彦不慌不忙地用铿锵有力的声调答道。 “从一九五七年你就靠摘投机交易谋生吧？” “是的，我想这下可交好运了。想想过去的悲惨生活，现在能有自己的家和自用汽车，我就非常满意了。” “被告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小豆交易产生了兴趣呢？” “从到北海道十胜地区巡回演出时开始的，那一带是日本小豆的主要产区，在那里学到了小豆交易方面的知识。有句成语说：‘不当富豪，就当乞丐’。我想，我就是一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怎么也不会变得再坏了。” “那么，被告现在大约有多少财产呢？” “大约有一千万元。” “有那么多财产，被告没有归还过去欠‘戏曲座’的债款吗？和伊藤京二个人间的借贷，怎么说也还是个人间的事情。自己富裕起来了，当然应该履行誓约书上的义务。” “我在一九五八年还清了那笔钱。” 整个法庭一下骚动起来了，这个秘密连百谷律师也没有公开过呀！ “你还给谁了？” “还给‘戏曲座’现在的会计濑川忠夫了。” “有什么可作证据的东西吗？” “记得他给了我一张明片，上边写着收到了这笔款。只是忘记放在哪里了。” “可是濑川忠夫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呀。” “大概是他侵吞了，反正剧团以为是收不回来的钱了。现在提起此事，濑川君可能认为我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因而坚持说不知道的。” 检察官好象有点冒火的样子。 “那么，被告对金钱的看法怎样？” “不说‘万能’，也是‘至上’的东西。我本想相信人的，但是失望了。一个孤独的人，要想活下去，只能相信金钱的力量。” 真是胆大包天的发言。几乎所有的被告，即使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也都本能地对审判官惧怕三分，因为怕给审判官以坏的印象，说每一句话都是提心吊胆的。 但是村田和彦刚才的发言，好象连检察官和法官他都没放在眼里，宛如独自一人面对墙壁在发泄自己的郁愤。 这个人莫非说是自暴自弃了吗？是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否认也难免判处极刑，因而故意这样出言不逊呢？ 那么，敏锐的百谷律师听了这种可能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的发言，心情会怎样呢？ 想到这里，我观察了一下百谷律师的面庞。他默默地闭着眼睛，好象在打瞌睡。 三位法官的确变了脸色。能使他们的表情发生微小变化的事情，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要兴奋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天野检察官这时变得满脸通红。 “被告爰读什么书？” “爱读日本的明治文学。” “是尾崎红叶的著作吗？” “不是，是岛崎藤村的著作。” 在这一瞬间，检察官大概是联想起《金色夜叉》的主人公间贯一1来了吧。我想这一段问答恐怕是在他的讯问预定表上所没有的。 但是，检察官好象马上又恢复了镇静。 “和东条康子性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这里使用“性交”这个词，使我感到检察官是在发火了。 在这种场合，平常都使用“肉体关系”这个词。这两个词本来使用哪个都可以，但至少在法庭上听到，这里边有微妙的差别呢！ “是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开始的。” “是从什么机缘开始的呢？” “最初是在银座偶然遇见的。” “大概不会在当天就发生了关系吧？” “不是的，那天只是边喝茶边谈些趣事。不相信人的我，从那以后不久，也想对人相信了。” “被告在战前参军以前，没有和康子发生过肉体关系吧？” “没有，朦朦胧胧地对她有点爱慕之情倒是事实，但是从来没有对她倾诉过，连手都没有和她握过。” “现在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情，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当时是一片真情，至少我是这样……”“一度邂逅相遇，也许纯属偶然，但后来又相会数次，是谁主动相约的呢？” “不好说是谁主动，互相都说——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是有夫之妇的呢？” “第一次见面那天，询问她的身世时知道的。我们分别以后，已经相隔十五年了。即使过去我们有过婚约，对她的变心我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何况我们根本就发有过婚约呢。” “那么，你们发生关系，是被告诱惑对方的吗？” “假若是强xx的话，我就得负全部责任。或者对方若是自己没有过性生活体验的处女的话，话也可另当别论。可是对方是一个洞知其中一切的已婚妇女，恐怕不能说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从另一意义上说，村田和彦好象是在气得发抖——但从他说出这样反击的话，可以想见这个被告不是慑于死刑的命运而在战栗。 “那么，被告是说康子对你表示过使人一沾她就要陷进去的媚态吗？” “对您这样的用词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也可以说是这样。” “那么，被告怎么知道她有那种意思呢？”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康子又把我十五年前赠送给她的玛瑙衣带签子带在身上了。当然，这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和她现在穿的衣服反而是不相称的。这点东西她竟然保存了十五年，而且在和我重逢的今天，又把它带在身上，我从这里感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 “你说你们发生关系，不好说是谁诱惑谁，那么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千[馬太]谷的‘若叶庄’旅馆。” “当然，在通奸罪已经废止的情况下，你们的这种行为，并不触犯刑律，但是和有夫之妇发生肉体关系，被告精神上没有一种罪恶感吗？” “多少有这种感觉，但在现实的喜悦面前，那种罪恶感就被冲到一边去了。” “是为了肉休的喜悦吗？” “不仅是肉体的，也有精神的。” “康子死后，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好几封被告写给她的情书，现在已作为物证交上去了，其中有这样两首诗：‘爱恋他人之妻的悲愁，若能为称所体察，哪怕叫我罪人，我也欣喜若狂。’‘我的内心深处，藏着难言秘密，舍身而恋的本性，只能对你倾诉。’这诗是被告写的作品吗？” “是从岛崎藤村的诗集中摘引下来的。我觉得这诗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所以就抄录在信里边了。” “你们那种关系，一直继续到下半年，一个星期相会两三次，而且在一起搂着睡吧？” “是的……” “假若是那样相爱，你们没有想双方都清算一下自己过去的结婚生活而正式结婚吗？” “我是想这样做的，康子也说想这样做，只是在这半年当中时机还没有成熟。” “被告在十一月和内妻2顺子开始过分居生活，就是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吗？” “我已经产生‘往者不可追’的心情，不能说在内心深处没有过这是一个机会的想法，但是导致我们分居的直接原因，是与我和康子的恋爱没任何直接关系的。顺子对我们的恋爱关系也许已经有所察觉，但一直没有表面化。” “你和顺子的结婚生活，持续了几年？” “从我回到东京的一九五〇年开始，大约有四年了。” “在这期间，你们的夫妻生活还算圆满吧？” “是的。” “突然出现这样的破局，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的恋爱若不成为问题，那么什么问题是直接原因呢？” “这个我现在不想说。” 我想，他是在行使沉默权。即便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若是执意拒绝回答的话，检察官和法官是不能强迫他作出回答的。 但是，他采取这种态度，决不会使审判变得对他有利。这时我看到三位法官都微微皱了皱眉头。 “那么，今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被告采取了什么行动？”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家里，在画行情曲线表。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康子挂来了电话。” “在十二点以前，被告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里吗？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不在现场吧？” “没有。” “康子的电话是什么内容呢？”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沙哑得简直不象是康子平时的声音。她说：‘我马上想看到你，这里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你马上开着自用车来一下好吗？’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她也不回答我，她只是哀求我什么也不要问了，叫我马上就去。我也不放心起来，马上准备了一下就开着车去了。” “东条家的住址你知道吗？” “虽热没有进去过，但地址是知道的。” “当时你知道东条预定在哪天出差吗？” “在前一天的中午听康子说过。” “那么，被告到东条家以后情况怎样？” “到门口迎接我的康子脸色刷白，她什么也不说，拉着我的胳膊就往里走，一直把我拉到里屋去了，一进屋就看到东条的尸体躺在那里。” “在他生前，你没见过他吗？” “没见过。” “那时，被告怎么样了？” “我想我一定也变得脸色刷白，记得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平静，问道：‘怎么啦？怎么死的呀？’奇怪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当时我还以为是脑溢血或心脏麻痹忽然发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样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着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点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她开口说道：‘杀死的，是我杀死的。’”“被告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眼前一下变得模糊起来，好象是一片云雾，各种胡恩乱想掠过心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康子当时怎么样？” “她一直沉默不语。也许是为了使兴奋镇定下来，她把威土忌酒注入杯中一饮而惊—虽然她平时在我眼前从来没喝过酒——把酒杯递给了我，喃喃地说了声‘永别了’。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喝了一杯酒，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时康子怎么说呢？” “叫我按着顺序再现她当时的话，是不可能了，总之，她说过这样的话：东条宪司不知在什么时候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他好象是为了在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使了一个说坐夜车去大阪的计策，又偷偷地回来了。他大概推测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会把我带到他家里来的。” “这真地只是康子说的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吗？” “康子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事实本身不是这样，我在家里一直呆到半夜十二点。” “但是，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常识问题。说东条宪司觉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于是以出差为口实，给他们以幽会的机会，然后再闯入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实际上他没有发现被告在他家里的话，恐怕不会发生致命的搏斗吧。比如，他说明一下计划变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飞机出发，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图掩盖过去吗？若是一般人，一定都会这样做的。” “一般人会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一生都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做的。 ‘人行山路，花在暗处’，这是投机界的箴言。后来听了康子的话，我才相信的确是这样。” “康子的话——是什么话呢？” “康子说，当时东条宪司醉得相当厉害。大概是不借点酒气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已的妻子和别人胡搞的现场，他就是借着酒劲来的。康子问了声‘你是怎么啦？’，他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你们搞的鬼名堂，我都知道。今天他有事来不了，你一定约了他明天再来的。今天算他村田走运。’他不仅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还说了些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 “他说了些什么难以入耳的话呢？” “这个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当然这又是在行使沉默权。但是，他为什么又一次重复“现在”这个词呢，真使我非常纳闷。 若是警察在私下调查，这样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是在法庭上，现在不说，哪儿还有说明自己心境的机会呢？ 当然，以后还有上诉3的机会，但是第二审、第三审的审判，与第一审相比要简单得多。到最高法院，只通过对案卷的审查就可以“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 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呢？我当时对被告的心理和隐藏在后面的百谷律师的战术是不理解的—— 1《金色夜叉》是尾崎红叶作的小说，间贯一是该作品的主人。小说写的是，间贯一的未婚妻鴫泽宫被富山唯次夺走了，后来间贯一成了高利贷者，想借助金钱的力量向鴫泽宫和那个世道报仇的故事。——译者注 2内妻是夫妻已经同居但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妻子。——译者注 3此处原文是“控诉、上告”。日文的“控诉”是对第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上告”是对第二审判决不服的上诉。日本的裁判是采用三审终审制。——译者注 第十二章 这次裁判的紧凑劲儿，是很少有的。 坐满旁听人的法庭又肃静下来，连咳嗽一声的人都没有。检察官和被告的可说是白热化的对阵，在我的十年法庭生活中，也是很少见到的场面。 “后来被告怎么样了？” “听了康子的话，我自己对东条也非常憎恨起来，想到杀了这样愚蠢的家伙的康子是犯了罪，真把我气坏了。” “康子说是用什么方法杀死她丈夫的呢？” “她说她在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顺手抄起了一个青铜花瓶，狠狠地打向东条的后头部。我在这方面不是内行，但后头部确实确有被打的伤痕。” “被告没劝康子去自首吗？” “劝是劝了，但康子说：‘去自首，还不如一死了事呢！’我在部队的时候，也有过坐禁闭的经验。在西伯利亚收容所的生活，对我来说苦得就象地狱一样——不知别人对我当时的态度是怎么看的。当然，日本的监狱不能和那里相比，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只要别让我所爱的女人摊上这样的遭遇，叫我干什么都行。” “康子没有过自杀的表示吗？” “‘先杀了我，你也……’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对我来说，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杀死她呀！” “假如被告和这次杀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被告不是可以马上离开那里吗？至于康子以后的事，听天由命好了。” “道理可以这样说，可是我爱康子爱得要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她扔下不管一走了事，无论如何我是做不出来的。” “那么，尸体遗弃是谁提出来的呢？”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了自用车的事，就问她为什么在电话里特意叫我开着‘自用车’来，这时康子叹了口气，只说了句‘没什么，是我当时忽然想到的’。但是，当我进一步追问下去以后，才领悟到康子心里隐藏着一种进行尸体遗弃的念头。” “被告没有阻止这种意图，而且同意她的想法，并且自己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是吗？” “不说细节的活，是这样的。” “本检察官当然不相信被告的陈述，但是，退一百步说假定你的话是真实的，当时你没考虑到你自己后来的行为将构成犯罪吗？” “我当然知道，这将构成尸体遗弃的事实。” “这个问题，当然耍由法院来认定，不是本检察官所能断定的。但是，只根据这种行为就可能断为杀人事后伙犯，这一点被告当时知道吗？” “后来听律师说过。关于事后伙犯问题，要随对法律的解释而定。当我听到对于有的人也可能做出这样判决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 “这是在被告被捕以后的事吗？” “是的……” “你当时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 “总之，被告决定进行尸体遗弃，就把东条宪司的尸体塞进了自用车中。当时康子说什么来着？” “她大概是耽心万一被人发现，大声对我说：‘你醉得好厉害，可要注意呀！’随后又把嘴凄近我的耳朵说；‘万一你出了事，我也不活了。’”“后来，被告就自己把车开到了目黑，对吧？你当时没有考虑别的地方吗？” “因为事情万分紧急，也就没有考虑把尸体扔到什么地方合适。只是因为我在那附近住过—段时间，地理比较热悉，我想从那里扔下点东西去，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处理尸体有各种办法，例如拴上石头沉入河底，或者找个地方挖个坑把尸体掩埋起来，实际上有不少办法可想，你脑子里没有闪过别的手段吗？” “完全没有去想。” “关于地点、方法，大体上你都对康子说过吧？” “是的，都对她说过。” “汽车开了多长时间？” “一点钟前后出发，因为是深夜，车辆稀少，没用上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常”“被告当时的心境怎样？” “用语言难以表达。” “被告在桥头停了车，把尸体扛上桥去，扔到桥下边的线路上了吧。当时是什么心情？” “这也是用语言无法说明的。” “尸体原来就穿着西服吗？” “是的，大衣是我们俩后来给他穿上的。” “衣服里的钱包、名片夹子等物，是被告掏出来的吗？” “不是，是康子掏出来的。她的用意可能是觉得这样一来，也许会被认为是强盗干的勾当。” “后来被告怎么样了？” “我赶紧开车离开了那里，在半路上用公共电话给康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告诉她，万一被警察看见可不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 “康子说什么呢？” “她说一切照办。还说她自己也有舞台经验，不会做出可能招致小小警察官怀疑的事情来的。我对她的话，只有相信。最后，康子悄声细语地用法语说着jet’aime,jet’aime,quejet’aime，向我传来了表示爱情的喃喃细语，我就放下了话筒。” 我在嘴里喃喃地重复着jet’aime,jet’aime,quejet’aime，虽然我的法语知识贫乏得很，可这句话的意思我还懂得。 “那是什么意思呀？” 堂堂的检察官，法语一定会比我知道得多。他这样故意进行反问，与其说是出自检察官特有的刁黠，倒不如说是想把人彻底整垮。 “意思是说——我爱，我爱你。” “诚然，就是说你们非常相爰，相爱到甚至在刚刚干完杀人、尸体遗弃这种残虐的勾当以后，马上就在电话里这样甜言蜜语，等到事情稍停下来以后，再恢复那种不正当的关系。是这种打算吧？” “当时没想到这些。我是为了爱情，为了救我所爱的女人而犯了罪的。当时我想，不管这种罪行被发觉与否，我们的恋爱算到此为止了。” “哦，那是为什么呢？按说，一起犯了罪的一对男女，越是相爱就越是亲密，互相安慰，努力把罪孽忘掉，这才近乎人情。被告就对女人竟是那样无情吗？” “可是，在我们两人之间，眼睛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躺着一个死人的尸体呀！” 这句话真叫人感到凄惨，旁听席顿时骚动起来，爆发出一阵咳嗽、叹息、狂叫之声，整个法庭好象都在撼动。 “打完电话以后，被告怎么样了？”连天野检察官都沉默了—大阵子之后才说出话来。 “我打完电话以后，径直把车开回家中，收起了车子，喝了威士忌酒。记得一坛子酒几乎叫我喝光了，但没有醉得象平时那样厉害。我当时的处境，是骑虎难下呀！就在那种心情支配下，陷入了犯罪的深渊，真是没有法子呀！” “现在先不谈有无刑事责任的问题，被告过去曾经不止—次地想过——这下子会不会被投入监狱呢？这时的心情，比过去又怎样呢？” “过去我想，是自己的命不好，没有办法，由它去算了。可这次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于是揪着自己的头发哭了起来。” “这时候，没有想到去自首吗？” “若是我一个人犯的罪，按当刚的心情来说，我一定要去自首的。但是，我若是为了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而去自首的话，结果就等于用我的手去掐康子的脖子。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我是做不出来的。” “从那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事件发生，你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呢？” “可以说是没有心再活下去了。整天恍恍惚惚、呆然若失地虚度时光。这种精神不振的状态，投机买卖是搞不了的。我说把全部的交易一律做个结束，洗手不干了，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话。” “你是不是起过拿着现款逃到别的地方去的心呢？” “这可一次也没有想过。我今后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完全系在康子这个女人身上了。在东条宪司生前，我们一次面也没有见过。既然当时的现场没有被人亲眼见，我想犯罪的事实是绝对不会从我这方面暴露的。当然，警察是一定要追查康子的，康子怎样才能应付过去，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每天打开报纸看，对我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完全没有康子被捕的消息。最初的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这时我想可能没事了。奇迹果然出现了吗？真是谢天谢地。” “从使用‘奇迹’这个词可以看出，被告是知道犯了这样的罪行是很少不被发觉的罗。”检察官赶紧这样叮问了一句。 “是的……” “你认为过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以府，警察就全断念不再追究了吗？” “我没有这样想过。只是觉得，只要我们忍耐着不再见画，警察就对我们没有办法。‘忍耐，忍耐，忍耐！’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当时的全部心境。” “那么，被告和康子再次会面，是在什么时候？” “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左右。” “说从第一次事件以后到第二次事件之间你们一直没有碰过面，本检察官是不相信的。” “但那是事实。我是在拼命控制着我快要发疯的感情。我想康子的心情也会和我一样。 我们连彼此通个电话，都尽量控制，而且每次通话都是在康子外出时从别处打给我的。” “是因为你认为东条家的电话有可能被警察偷听吗？” “是的……” “是在什么地方和康子见面的呢？” “在有乐町日本剧场旁边的‘勃朗峰’茶馆里。” “你们是第一次去那个茶馆码？” “从前一起也去过几次。” “当时康子的态度怎样？” “不用说，她的气色很不好，憔悴极了。我一说‘你可消瘦多了’，她也既‘你也瘦了’。这几十天彼此的心情，用这一句话就充分表达出来了。” “后来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我最耽心的是警察的行动，所以我反复叮问这一点。康子说，她想尽量巧妙地应付过去，警察好象也解除了对她的怀疑。我自己当然只能从康子那里了解警察的动静，除了相信她的活，毫无别的办法。” “那么，被告当时是否还抱着一线希望呢？是否觉得也许可以永远逃避罪行呢？” “那时候我连一线希望也没有看到。即使这个事件不被人看破，我今后的人生，也只能是象一具‘活尸’而已。” “康子怎么说呢？” “她说她非叫鬼魂折磨死不可。要说迷信，这当然是迷信。康子陷入这种胡思乱想的境地，也是可以理解的。连我甚至都有点相信鬼魂的存在了。” “后来你们还交谈了些什么呢？” “康子和我，都没说多少话。她凄凄惨惨地说，照这样下去，不是疯了，就是病倒，要不就得去自杀……她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我为了设法使她从这种颓丧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给了她各式各样的鼓励。” “各式各样的鼓励——这的确是微妙的措词。这里也包括通过交媾这种满足兽性的肉欲，使她的良心得到哪怕是暂时的麻醉，借以排除她的犯罪意识的手段吧？那天晚上，被告和康子是否又恢复了交媾行为呢？” “绝对没有那种事情。” “那么，你是说她另外还有情人吗？” “就我所知：她当时没有那种关系的男人。不，我是说当时我认为她没有。” “是——吗——？”天野检察官这叫嘴角上现出一种近似残忍的微笑。他这种在将要摊出最后王牌时的惯癖，我是早就知道的。 “被告的血液是什么血型？” “是ab型。” “从附着在衣服上的微量精液或一点痕迹，就能检验出男性的血型，这一科学事实被告知道吗？” “知道……” “根据鉴定书，从康子尸体的xx道里发现了微量的精子。尸体内精于的消失时间，因具体情况而不同，过去的法医学认为是在死后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间。对康子尸体内的精子和附着在衣服上的精液斑痕检验的结果，都可以肯定血型是ab型。被告还坚持说那天夜里没有交媾的行为吗？！” 这句话的确是有力的一击，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刀。 这时被告正站在证人台上注视着坐在正面中间的审判长，坐在记者席的我，几乎看不见他的面孔，但可以看到他的肩膀颤抖得很厉害。 这种场面，真猜不透村田是要哭起来，还是要坦白自首。 沉默片刻之后，村田开口了。 “这个……我简直不能相信。那天晚上，我和康子走出茶馆，马上就分手了。我坚信不疑——她不会另有情人，现在我只能说，这是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是权威人士东京帝大医学防法医学专业的船桥讲师执刀解剖的鉴定报告啊！ 想你也不至于认为这些警察局或检察厅为了陷害被告而伪造的鉴定书吧！若是你有这种怀疑的话，我马上提出请鉴定人船桥讲师出庭作证的要求。”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种情况若真是事实的话……康子……大概是另有情人，而我是被她的甜言蜜语所蒙骗了。我若是早知道这种情况，前一次的尸体遗弃罪也不会犯的。”村田和彦强忍着快要流出的眼泪，抖动着肩膀，时断时续地说。 第十三章 我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旁观者，这时觉得胜负好象已经有了分晓。 若是拿摔跤作比方的话，被告现在只有脚趾头还站在摔跤场地的边缘上，上半身已经弓出场外，在艰难地应付着来自检察官方面的进攻。 在这十年当中，类似这样的场面，我亲眼见过有几十次了。 即使是在警察拷问之下，一直坚持用言不由衷的假供词，或者说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等办法，拒不认罪的被告人，当检察官一旦戳到他的要害，也将招架不住而垮将下来。 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大声叫喊，也有的更严重，当场就昏迷过去，一下子摔倒在地下。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的时候，就完全丧失斗志，而以后则由检察官随意摆布。 现在，天野检察官大概也自信被告已经就范，为了给他最后一击。继续讯问下去。 “被告当时在茶馆碰上了津川广基吧？” “是的，他是在我们进去大约三十分钟以后进来的。他大概一眼就看见了康子，走过来边说了声‘打扰你们吗？’边贼眉鼠眼地打量着我，没等康子给他介绍，就接着说：‘你是村田和彦先生吧？前些年我看过你演的戏。’”“后来你们怎样了？” “因为那叫我们正在密谈，当然觉得他打扰了我们，可是也不好叫他走开，只好没无边际地闲谈了一会儿。” “当时你们没有淡到这次事件吗？” “没有，大概是对方也不愿意刺伤康子的心，关于这件事，一句也没有谈到。他只是说：‘你也不能总是一个人过下去呀，年纪还不算老，过一年以后，再找一个好丈夫结婚吧！’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大概脸色都变了。康子也混身发抖，太声说道：‘你不要说这种话！’”“后来你们怎样了？” “我已经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叫着康子马上走出了茶馆，津川广基说他在等一个人，留在茶馆里没有动。” “后来你们吃晚饭了吗？” “我已经什么也咽不下去了，康子也说吃不下东西去，两人勉强喝了两杯啤酒。” “醉着酒开的车吗？” “那次事件发生以后，我对我的汽车害起怕来。我一个人把着方向盘，就觉得后边座位上好象是坐着东条宪司的幽灵，盯住我不放，实在受不了。照这样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车祸。那天我没有开自己的车，来回都是坐的公共汽车。” “你们两人没有谈到当晚再睡在一起的事情吗？” “康子提出过，她说她一个人害怕。可是我执意拒绝了。好不容易忍耐了这么久，一旦恢复了那种关系，很难说不被感情所俘虏。那样一来，两个人就全完了。我说服她至少要再等一年。” “康子同意了吗？” “她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后来她终于含着眼泪嘟哝着说：‘你这不是要我死吗？’” “这也没有使你动摇吗？” “没有……” “那么，你和康子是几点钟分手的呢？” “六点过一点。大概是因为空肚子喝了酒，我完全醉了，弄得头晕眼花。我对康子说：‘你若回家去，我送你一段路吧。’康子说再走一会儿再回去。我们走到数寄屋桥头就分手了，这次分手就是我们此生的永别。” “你的话我不能相信。说来也许有点奇怪，这是不是被告从《你的名字》那本书中得到启发自己编造的作品呢？” “不是的，我说的都是事实。” “那么，有人证明你是一个人回家的吗？” “当时我是和谁也不愿见面的，自从我妻子出走以后，一直是请附近一位老奶奶每天早晨来我家收拾收拾房间和洗洗衣服，饭大半都是在外边吃。这种散漫的、自暴自弃的孤独生活，对我反而是合适的。老奶奶也以为我是因为妻子跑了而自暴自弃起来，随她怎样去想好了。” “那么，那天晚上你是怎么过的呢？” “喝了半瓶威士忌酒就睡了。到半夜里难受得呕吐起来，甚至想这样死了算啦！” “第二天早晨津川广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心情怎样？” “当他说‘康子昨天夜里死了，你知道吗？’的时候，我对我的耳朵都产生了怀疑。当时我想，从昨天的情况推测，她大概是自杀了。这时眼前天旋地转起来，后来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 “但是，根据津川广基和当时到被告家见帮忙的小山村的证言，被告当时曾大声地喊：‘说是我干的？！’这是事实吧？” “我不记得。” “后来被告怎么样了？” “马上准备了一下就开车去了，我想她死了也想见她一面。” “但是，被告不是既没去东条家也没去警察局吗？你是想在什么地方见死者一面呢？” “我那时的思绪，从右到左，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就象钟摆一般地摆动。最初是想看一眼康子的遗容，又一想身体都东一块西一块的，多可怕呀！这时要看一看遗容的心情也无影无踪了。” 天野检察官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被告怎么知道康子的尸体是被火车轧碎的呢？” “是津川广基那样说的。” “但是，根据检察厅的调查记录，他没说过那样的话。他说，在他还没说出死亡地点和方式的时候，被告就疯子般地大喊大叫起来，他感到很吃惊，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 “可是，我的确是听他说的。” “被告刚才发言的意思不是说，一听说康子死了，就呆若木鸡不省人事了吗？” “…………” “被告知道尸体是被火车轧碎的，不是说明被告已经对死者的被杀害和尸体遗弃都很清楚吗？这是连七岁小孩都明白的。” 这是砍来的第二刀！依我看来，这简直是敲断骨头的一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击！ 但是，村田和彦仍在颤抖着全身做殊死的抵抗。 “这……大概……是来自东条宪司尸体的联想吧。” “联想也总该有个限度吧？被告还坚持主张没到目黑的现场去过吗？” “没去过，绝对……” 检察官这时举起一个小打火机叫他看。 “这个上边用罗马字刻着村田的名字的朗森工厂制造的打火机，是被告的东西吗？” 书记官从检察官手里接过打火机拿给村田和彦看。 “是的，是我的东西。” “是康子送给你的礼物吧？” “是的，我总是随身带着它的。” “你总是随身带着的东西，为什么在第二次杀人事件的火车道旁的尸体旁边发现了呢？” 还没有从第二次打击中喘息过来的被告，又遭到了第三次攻击。 村田和彦两手拄在证人台上，勉强支撑住他那眼看就要摔倒的躯体。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替被告设想一下。被告把尸体扔下去的时候，身体哆哆打战，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点了一支烟，就在这一瞬间，打火机从手里滑了下去。从发现打火机的位置来说，这种推定是可以成立的。” “可是……我……当时没去那里呀！” “好啦。被告若是无论如何也不坦白的话，那就只好由法院裁定了。但是，次晨被告开着汽车从家里逃走以后的情况怎样？” “最初在市内没有目的地各处乱转，不久就意识到，这种精神状态，必定要出事故的。 这时正走到蒲田，我停下了车。为了找个地方好好考虑一下问题，就又坐上了出租汽车。后来又回到大森，往家里挂了个电话。” “为什么挂电话？” “当时的心情，现在也说不上来了。大概是想探听一下警察到家里来过没有。” “结果如何呢？” “当我在电话里听到‘喂，喂！’的陌生的男人声音时，我后脊梁一阵发冷，马上问道：‘是后藤先生家吗？’这时我眼前正好有一个‘后藤内科’的广告牌子，所以顺口这样问了一句。” “这时被告觉察到自己家里有警察来了，是吗？” “是的……” “这时被告没有意识到已经无法逃脱而想去自首吗？” “自首也罢，自杀也罢，我想至少也要好好考虑一个晚上。然后再确定行动方针。但这时已经设有力气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最远也就是坐出租汽车到横滨，再从横滨坐湘南电车去热海。” “是用‘小野寺七郎’的化名住进了热海的‘清风庄’吧？” “是的。” “那一次的情况怎样？” “把从车站买的一小瓶威士忌酒喝了，又吃了三十丸溴缬氨酸，总算睡着了。” “当时你手里有多少钱？” “大概有五万元钱，全部都存在帐房了。这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假如吃溴缬氨酸过量死过去的话，也不至给旅馆添麻烦。” “第二天早晨怎么样了？” “当我看到日报上有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想这下子可完了。我觉得康子已经死去，我去自首也没有意义了，还不如跟在她后边死了的好。报纸的记事有些含糊不清，当时我想也许是康子难以承受良心上的苛责而卧轨自杀的。” “被告的发言，给人一种始终存在矛盾的感觉，说自己不是犯人那种骗人的鬼话，琢磨来琢磨去，连你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吧？！” “可是，那是事实呀！? “被告在锦浦被刑警叫住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总之，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双脚好象自然而然地被引向悬崖下边去，这时我觉得那里好象就是目黑的旱桥。‘鬼魂来了。’当我听到这样一种微弱的声音时，无意识地退了回来，跟着又听到叫我的声音时，脚步又无意识地向悬崖方面移动。” “关于朗森脾打火机，你怎样解释呢？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丢失了的印象呢？” “没有印象了，我当时已经不是那样神志清醒了。” “被告是不是怕从康子嘴里泄露秘密，才除掉她以保自己安全呢？” “不是的……” “那么，被告现在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假如被告对自己做的事情还有一点点后悔心情的话，从现在起把真实情况谈出来怎么样？当然，罪归罪，但是一旦解除了良心上的谴责，也会出现一种悟彻的前景吧。”最后，天野检察官的语气有些缓和下来。 “我觉得我是做错了，但只是就东条宪司的尸体遗弃而言。当然，若是追溯原因的话，恐怕是因为我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对于我的将来，虽然已经不能抱有希望，但我还是一直想坚持说老实话的。检察官和审判官先生，你们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我还要重申，东条宪司的杀害和东条康子的杀害及尸体遗弃这三条罪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认的。” 天野检察官的眼睛，又燃起了新的怒火。他的表情好象是在说：人家给你了表示改悔的最后机会，而你还是顽固不化吗？ “询问到此结束。”检察官干脆地说完就坐下了。 我这时叹了一口气，他给村田和彦的打击实在是太重了。 血型、打火机，物证的数量虽说不多，但是，被告人方面若是提不出有充分反驳力的物证的话，这些也足够把村田送上绞首台了。 从坐在正面的三位法官表情的细微变化中可以看出，村田和彦没有给他们以好的印象。 假定村田和彦不是真正犯人的话，那么在这里至少另外还要有一个第三者的男人。 但是，找出这个男人，已经不是法官的责任了。身负这种责任的警察和搜查检察官耗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未曾发现的第三个男人，是不能期望由百谷律师单枪匹马把他找到的。 这个法庭是对村田和彦的罪行进行裁决的场所，它是不能给还不晓得是否存在的第三个男人断罪的……当我沉浸于这种思考的时候，审判长正在把视线集中在百谷律师的身上。 “辩护人是否紧接着对被告进行询问呢？” 百谷泉一郎站起身来。刚才检察官的讯问，当然对他也是相当的打击，可是他的态度和语气，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平静。 “我保留这种权利，请允许我在对辩护人方面证人的询问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对被告进行询问。” 我心想，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他这种战略是十分得当的。 刚才检察官对被告的直接讯问是那洋激烈，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好象被告一下子就被击垮了似的。 被告以直立不动的姿式站在那里，承受着面对面的攻击，并且一字一句都要慎重地作出回答。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这时他该有多么疲劳。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心的律师都会给被告一段时间，叫他恢复一下气力。 “好吧。”审判长点了点头。 村田和彦向正面轻轻施礼以后，回到被告席去了。这时，检察官补充提出了物证打火机。为了把问题砸死，又继续宣读了死体解剖鉴定书和对津川广基的调查记录。 这天的下午，检察官方面剩下的证人出庭作证，他们是江户川物产股份公司经理鹤田新作、到被害者家里来帮忙的女用人冈友子和东条宪司的弟弟东条诚司等三个人。 检察官对他们进行了类似加深印象的询问，他们的证言，不说是虚应故事，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对此，百谷律师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反询问。 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证人，到现在只有津川广基一个人还没有露面。他因为有急事到关西去了，今天没能出庭，说是要等到后天出庭。 接着，检察官方面提出船桥讲师作为鉴定人兼证人出庭作证，也得到了法官的同意。 辩护人方面提出的证人，比我预料的还要少，总共只有“戏曲座”的星晓子、伊藤京二和被告的内妻内藤顺子三个人。 但是，百谷律师最后补充说道： “但是，根据情况，也许还要提出增加几名证人，到时候再随时办理必要手续。” 这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他还有什么王牌没拿出来，要把真正的意图隐藏到最后一瞬似的。 第十四章 审理进入了第三天。 这一天一开始就起了波澜。应该作为证人出庭的伊藤京二，因为昨天夜里发近四十度高烧，提出了不能出庭的申请，并附有医生的诊断书。 这时我也吃了一惊。 在这次审理中，他的处境并不美妙，可是他是一个过去没有受到警察局和检察厅追查的人物……当然，证人对自己认为可能因此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反而以某种嫌疑被起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受到正式传唤的证人，是不允许无故拒绝出庭的。法院认为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对证人进行拘留。证人病得实在动弹不得的话，也可以到他的病床旁边征求证言。 “辩护人对证人的申请有什么意见？” “据医生诊断，他是患急性感冒需要静养几天吧？” “是的，发烧三十九度六，现在家里静养中。” “那么，我保留对这位证人的询问权利，我想在对其他证人和被告询问完毕以后，尽量争取机会早一点对他进行询问。” “我们特办理再次传唤的手续，在一个星期以后的六月二十四日怎么样？只要不引起并发症，光是感冒的话，到那时候会恢复健康的。” “好吧。”百谷律师轻轻地点了点头，就坐下了。 我心想——这感冒可来得有点奇怪。 当然，伊藤京二大概已经从别人嘴里听到，他的名字出乎意料地被提了出来，大概他也知道，在第二天他还将要在不利的处境下被要求提出证言。 即使医生的诊断书没有做假，要是喝上三合1酱油，再拿大顶倒立起来，也会引起高烧的。这是过去在征兵体检时惯用的秘诀。这种事我并没有亲自干过，而是听前辈们说的。这时在我头脑中闪现出这种想法，简直就象是百谷泉一郎的想法附到了我的身上，连我自己也对这位演员开始产生了奇妙的怀疑……因证人缺席来到，所以星晓子第一个走上了证人台。 百谷律师首先询问了证人的经历以后，马上开始了主要询问。 “证人认识被告吧？” “认识，我在‘戏曲座’剧团时，他是我的前辈，给过我很多的指导。” “认识东条康子吗？” “认识，我们是‘戏曲座’剧团同期入团的研究生，在她去世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你过去知道被告和东条康子之间有肉体关系吗？” “完全不知道。” “你没有感觉到东条康子除她丈夫以外还另有情人吗？” “没有感觉到。我觉得她是一位贞节的好妻子，我还羡慕他们幸福的结婚生活呢！虽说他们没有小孩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你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拿戒指来说吧，康子最近带着能值一万元的钻石戒指，当然其他的衣着等物也很豪华，和钻石戒指是很相称的。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带这种珍贵的戒指才是人生的幸福，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爱情的标志，我才羡慕他们。” “那是她另外的情人村田和彦送给她的，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在你看来，作为一个女演员，东条康子的素质怎样？” “做研究生时，和她相比我是望尘莫及的。当时的评论家和导演们，也都说她前途无量，将来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 “那么，她要是不结婚成立家庭，在演员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干到观在的话，你认为她能够达到象你现在这样的地位吗？” “当然在演剧界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象命运、人事关系等能力以外的因素，也不是没有。假如她在战后和我一同回到剧团的话，象我这样的人，也许会是默默无闻的。” “明白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康子没有后悔吗？” “这也很难说，一度登台演出过的人，是不会忘掉那种魅力的。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公演《奥赛罗》的时候，散场后她来到后台对我说，‘我也想象你今天这样做一次最后的精彩表演呢！’”“请你回忆一下，那天晚上的演出，你很满意吗？” “是的。因为a角水岛先生得了急病卧床不起，所以由我代替出常那时我曾自己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的功夫还不到家，但这次机会要是打不响的话，好运气就不会再来了！ “那天晚上的事，我是终生难忘的。” “证人认识东条宪司吗？” “认识，我到他家访问过好几次。” “他给你的印象怎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你看他们夫妻关系还好吗？” “结婚生活么，时间长了总会起—些波澜的。康子女士有一次脸色苍白地跑来找我，说她丈夫另外有了女人，和我商量是否和她丈夫分开。” “那是什么时候时事情？” “准确的时间记不得了，大概是五年以前的事。” “当时证人是怎样回答她的呢？” “我想这种事情是会有的，不，男人只要手头一宽裕，十个人里头有九个半都要干这种事的。 “所以我对她说：‘为了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和他分开，你也可以针锋相对，学他的样儿搞嘛，没有关系。’当然找并不是真地劝她去乱搞，而是想稳定一下她的情绪。” “明白了，当时没出什么事，就算平息下来了吧？” “是的……不过，是不是因为当时我说了那样的话才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呢？我想到这里，感到非常内疚。” “这完全与你无关。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要是轻浮的人，你叫他不要干那种事，他还是要干；要是贞节的人，你叫他干那种事，他也不干，他要保持节操。”百谷泉一郎说出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成练达的话。“换句活说，东条康子这个女人，是不是性欲过剩呢？你在多年和她接触的过程中，没有这种印象吗？” “她的狐臭味儿很重，她自己也知道注意，撒很浓的香水来遮臭味儿。但是，俗话说，体臭重的人，性欲也强。” “性欲强的人，其他的欲望也一定强。在康子的性格特征上，没有突出的表现吗？” “的确，她的虚荣心（这样说也许不太好）——也可以说自尊心比别人要强上一倍呢！ 她的感情中，有一种征服欲。她这样的人，是不会安于贫困的。从前还不足这样，可是在战后有一次问了我们的收入情况以后，以轻蔑的口吻笑着说：‘就那么一点钱，真可怜！” “你说的征服欲，是从什么事情上得来的印象呢？” “那还是战前的事，选拔新剧的研究生，容貌、演技、才智，都要经过严格考试、精心挑选的，所以被选中的人水平都相当高。很自然，这些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诱惑。一个女演员若是沉溺于这种诱惑之中，就算完了。但是，对待诱惑的态度，却是各不相同，因人而异的……”晓子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当然，成了女演员，依然是女人，搞恋爱还是允许的。有通过恋爱，把男方的本领全部学到手，以大大提高自己表演艺术的；相反，也有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男方，不仅丢掉了人生的理想，而且演技也日益退步的；也有利用男方的力量，寻找机会以捞取超出自己能力以上的声誉的。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究竟哪种人好，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过于老实了，是什么时候都要吃亏的。” “明白了。那么，东条康子属于哪种类型呢？” “她叫好几个男人互相倾轧，互相竞争，她高兴地看笑话。我这样说，也可能有点过分。” “是否可以说她具有一种娼妇性，或者是一个狠毒型的妇女呢？” “说她狠毒，是不恰当的。她从小就娇生惯养，在她身上可说有一种类似女皇的性格。” “这么说来，是架子总是很大，让人见而生畏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例如过去我们研究生去慰问伤病兵员的时候，她是最热心的。又如她对她亲戚的一个瘸孩子，就非常疼爱。看起来，好象是很矛盾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形体。她是不是有点见异思迁呢？” “这一点，过去是很严重的。最近——不，在结婚以后，可是好多了，这可能是她自己努力克制的结果。” 关于事实的证言，比较简单。但关于人，关于性格的证言，问答都很深奥。 百谷律师好象一直在煞费苦心地想从各个角度去剖析东条康子这位女性，但是他的努力看不到有多大成果。 我把从星晓子的证言中得到的关于东条康子的印象加以整理，可以归纳如下：刚强、物欲、肉欲部很强，虚荣心强人一倍，貌美；——有演剧气质，但感情一旦爆发，就会忘掉自己是在演剧；——架子大人一倍，都市型女性，但又容易为野性的力量所吸引。 的确，在康子身上可以看出互不相容的矛盾。但是，在她生前，我和她一次面也没有见过。 在这种场合，通过第三者的嘴回答刻板的询问而刻画出来的一个女人的虚像，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歪曲。一点点的缺点，也许被强调、扩大成几倍，这也是投法子的事。 百谷律师结束了关于康子的提问以后，又涉及到了伊藤京二的情况，但是这位证人谈的不多。 当然，因为是属于同一个剧团的人，就不愿意揭露对方的缺点，这种心理是谁都会理解的。 百谷泉一郎好象也觉察到了她这种心情，这个问题大约问了有五分钟就结束了。 “村田和彦退团以后，你见过他吗？” “没有见过。” “那么，你现在对他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憎恨他。康子女士和我，过去是最要好的朋友。当然她也有缺点，但是一个人谁没有缺点呢？我们之间曾经约定，万一谁有个好歹，活着的人要为对方收尸敛骨。我就是边想着这句话边到法庭上来的。” 当我听到最后这种问答的时候，使我不禁想到，作为辩护人方面的证人，这个女人勿宁说起到了反效果。 天野检察官也一定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所以没有进行任何反询问。 下一个走上证人台的，是村田和彦的妻子内藤顺子。 因为她没有加入男方的户籍，所以还姓娘家的姓。这在法律上叫做“内妻”，而且他们夫妻还在分居，这种关系是很微妙的。 她是一个脸色稍黑，皮肤发干的四十二、三岁的女人，据说从前当过护士，可是她的态度和容貌，都有点象男人。 “证人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百谷律师首先从形式的询问开始，可是她的回答，连我都感到意外。 “村田是我的丈夫。” “在事件发生以前，你不是一直过着和他分居的生活吗？而且还没有加入他的户籍，是不是真地想和他分开呢？” “是的，当时是那样想的。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我发现是自己做了蠢事。我若是在他身旁，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遗憾。” “那么说，你现在还在爱他啦？” “是的。我现在托人每天给他送去食品和衣物，每周还去看他一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每天都想去看他的，只是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要工作。” “听说你在拘留所向他表示希望办理正式结婚入籍的手续，是吗？” “是的，我觉得这样做才安心。的确，在他身体自由、经济也不困难的时候，我扔下他走了。但是，现在他犯了这样的罪，天底下连一个帮助他的人也没有，我实在不能跟看着他死去。象我这样的人，即使不能呆在他身边，若能叫他知道我在远离开他的地方把爱情献给了他的话，他的精神也许能够得到一点拯救吧？” 听了这样的话，连我都感到好象有一股轻轻的微风吹拂着我的心房。 和死刑囚结婚——这不是绝无，也是仅有。这只是法律上的婚姻，实际上并不能过夫妻生活，因此，她将背上一辈子“死刑囚之妻”的重荷！ 使她采取这种对自己没有丝毫好处的行动的，只能是火一般的爱情。她最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实在不怎么样，但听了她的这番活，我的看法变了。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现今这个冰冷的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女性！ “那么，关于入籍问题，村田和彦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他只是说考虑考虑——尽管我催促他尽快办理手续，哪怕早一天也好。” “你既然这么爱他，又为什么和他分居呢？” “是我太固执了。最初只是因为一点感情上的不和，咳，忍耐一下就好了，可是我太任性了……”“当然，夫妻之间，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因为一时的争吵，就回娘家去，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可是有一种说法，说争吵是和好的契机，放走了这个契机，鸿沟就会越来越深，终至不可收拾。这点你没考虑过吗？” “考虑是考虑过，只是因为我想他大概会离开我去和别人结婚，所以只好死了这顺心。” “你说他和谁结婚？” “东条康子——他杀死的那个女人。” “你怎么知道康子的事呢？” “我委托一个人跟踪村田，发现他们在茶馆见面，又一同去有温泉标志的旅馆，出来以后她就回家去了，所以她的住址和名字都知道了。” “对方是有夫之妇，一定也知道了吧？那么，你没考虑到他们不会结婚吗？” “我知道对方没有孩子，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相爱而有决心，是能够结婚的。” “那么说，你是因为真正爱他，才下决心和他分开的啦？” “是这样。” “你是和村田还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存在吗？” “当时我是觉得有点可疑，但弄清楚她是谁，是在我们分居以后的事。那是在我对是否回到村田那里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这个办法的。” “你是委托的私人职业侦探吗？” “不是，我是托一个熟人办的，我想委托侦探一定要花很多钱的。” “你娘家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开一个小杂货铺，又没有经验。我也不能长期靠我弟弟他们两口子生活，所以就在深川的医院里找了个工作。” “你们分居期间，村田投有叫你回来过吗？” “没有过，只是每月给我寄来两万元钱。一个字也不写，只是把钱寄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过去结过婚吗？” “结过婚，那是在战争时期，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参军去了。婆家是个农民家庭，我简直就是一个白给他们干活的女用人——不，也许比那还要厉害。我一直在忍耐着，等待着丈夫回来。他们的部队到非律宾去了。战争结束以后才接到他战死的通知。” “后来你又回娘家了吗？” “是的，可是马上又来到东京，到医院工作了。” “是什么机缘使你认识了村田呢？” “他住院做盲肠手术，我看护他，我们之间自然地产生了爱情。” “你们的结婚生活幸福吗？” “说实在的，那时我对生活已经厌倦了。我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若是能够重新有个家庭和平地生活下去的话，对方是谁，我都不在乎的。因此，我们的生活，开始还是幸福的。但是，人这种东西，幸福的日子过惯了，就会变得任性起来。我所以毁灭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恐怕是由于我过去家庭生活经验少、性格乖僻造成的。” “那么，你在村田和彦家里的生活怎样？” “日子过得很平静，我不爱说话，喜欢沉思，甚至问我在想什么，我也不作回答。” “他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你过去知道吗？” “知道他在做股票生意，我想这种生意每月会赚很多钱的。反正穷日子过惯了，失败了还可以再来嘛。” “你知道村田和彦有多少财产吗？” “知道房子是他自己的，至于汽车——眼下是卖不了几个钱的。另外还有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村田和彦对你动过武吗？” “打过我一两次，那时我默默地忍受下来了。” “你回娘家以后，为你和他有的孩子，做了人工流产吗？” “是的，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身体弱的不行碍…”“村田和彦希望有个孩子吗？” “是的……” “你那样做，肯定会使你们之间鸿沟加深起来，这你没想过吗？” “可是，我怀孕以后，得了严重的脚气病，心脏难受得不能动弹，而且还有点歇斯底里。要不是身体那样坏，我也不至于出走的。” “村田和彦的性格，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我可没有感觉到。” “这么说来，你的出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 “是的……” “询问到此完了。”百谷律师轻声说完就坐下了。 天野检察官的反询问，也很简单。 妻子可以拒绝做对丈夫不利的证言。 当然，从法律上说，这个女人还不能说是被告的正式妻子，但她在法庭上表示这样的态度，大概使检察官也多少受到感动，所以关于村田和彦的性格，就只问了两三句。 反询问完了以后，吉冈审判长望着被告席说道：“被告对这个证人有什么想说的吗？有的话，可以说。” 这是审判长的慈悲为怀，大概是他也为这个女人的痛切陈词所感动，因而叫被告在自己面前对女人的诉苦作出回答。 “有……”村田站起来低声说道。 “你现在真地还想和我结婚吗？” “是的，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 “你的心情我知道，……”过了几秒钟以后，他忽然说出了出乎我们预料的话。“你是为了我的财产吧？” “…………” “你是一个受贫困煎熬过来的女人。现在用不着让我这个讨厌的人搂着睡觉，就可以得到我留下的一笔钱，所以才要和我结婚吧？” “…………” “被告！”吉冈审判长大声喊道。“我命令被告停止发言！在法庭上，不论是谁，都不准做不恰当地伤害证人人格的发言。” 村田和彦轻轻点了点头，坐下了。顺子大声哭了起来。 这个女人刚才的发言，是发自灵魂的真诚叫喊呢，还是出自村田和彦尖锐指出的那种目的，我是无法判断的。 那的确是一个可怕的场面。有句谚语，叫做“覆水难收”，男女两人的关系如此一刀两断的场面，我还是初次看到。 三位法官的脸上，布满了愤怒的表情。百谷泉一郎闭目养神，纹丝不动。 我这时领悟到村田和彦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了。 “证人可以回去了。”几分钟以后吉冈审判长以关心的语调说。 顺子摇晃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帕捂着脸，向着正面轻轻低头行礼，边哭边退出了法庭。 接着，到村田和彦家里帮忙的女用人登上了证人台。 可能是因为方才那种场面使百谷律师受到了冲击，他的询问使人感到很是枯燥无味。 当然，从这个证人嘴里，不会得到什么重要的东西。询问是平淡乏味，回答也是不疼不痒。 上午的审理，就此结束。 “已经不行了！” “本来还觉得这个律师有两下子呢，结果还是不行啊！” 在记者俱乐部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我发完简单的稿件以后，出去到胜閧桥头去散步。 连午饭也不想吃了。 一匹孤独的狼——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的家伙——这就是我从村田和彦刚才的发言中得到的印象。 当然，等待判决的这一段生活，给谁都要产生一种“拘禁症状”，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其表现形式虽因人而异，但将来预料中的刑罚越重，病症的征候也越重，这是众所周知的。 的确，也很难说顺子心里就没有村田刚才说的那种思想活动……一千万元钱，确实是一笔巨款。尤其象她这样的女人，是很可能为了得到这笔钱而甘心情愿承受“杀人鬼之妻、死刑囚之妻”的臭名的。 但是，她要是这样的人，当初为什么要从村田那里出走呢？ 这里边，说不定有这个证人说不出口的什么秘密呢。但是，这个秘密是否将在这个法庭上暴露出来，我是无法推测的—— 11合0.18公升。——译者注 第十五章 这天下午，百谷律师对村田和彦进行询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至少在第一审当中，除了这一阶段，再没有被告述说自己心情的机会了。虽然在终审前，审判长将再给被告一次发言的机会，但在通常情况下，那只是给很短的时间，走走形式而已。 检察官的讯问必然是针对被告的弱点进行的，这时，他的心灵当然要受到伤害。在某种情况下，检察官强行通过自己的论点，把问题引向预定方向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与此相反，因为辩护人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辩护人是让被告不慌不忙地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谈出未曾对检察官说过的秘密，是屡见不鲜的。 村田和彦在回答检察官的讯问时，曾几次说过“现在不能说”，采取了沉默不语的态度。我当时听了还以为他说的是“在这个法庭上不能说”呢，现在看来，他的真意大概是在说“要是辩护人问，我就回答。” 想到这里，我就可以对这次讯问寄于很大期望了。对百谷律师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对整个裁判来说，也可能是最大的高xdx潮。 开始百谷泉一郎并未表现紧张，说话的语调也很平淡。 百谷对第四次登上证人台的被告人村田和彦，投以安抚的目光，首先开口问道。 “对东条宪司尸体遗弃以外的诉因，你还坚持主张无罪吗？” “是的，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多么重的惩罚，我都甘心接受，但是叫我对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承担责任，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忍受的。” “你在警察局接受调查期间，受过无理的压迫吗？” “你若指的是拷问，那是没有过的。” “我相信你的话。但是，我认为你过去的经历和行动，是有可以让警察局或检察厅产生怀疑的地方，这一点你自己承认吗？” “承认，我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剩”“所谓不道德的行为，太笼统了，具体一点说，是什么行为呢？” “我在拘留所里，熟读了一本有关修养的书，在那本书中有这样的话，说人的幸与不幸，是他本人和他的祖先在过去几十年间行动的总和造成的。这句话过去虽然也听过多次，但自己身受一种彻骨的实感，这还是第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刚才你说的‘不道德’，自己当然也有责任，但你的祖先要负一半的责任吗？” “是的。” “你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 “岛崎藤村的《破戒》。” “你为什么对这本书产生共鸣呢？” 村田和彦踌躇了一下，很明显，他的双眉在微微颤抖。但是，转瞬之间，他好象打开了看不见的心灵的闸堰，奔流般的言语，倾泄而出，这些话是我所想象不到的。 “那是因为我和小说的主人公丑松是同一种人种。我是新平民出身，为了我自己毫无责任的这种血统，我尝够了说不出来的苦楚。” 就在这一瞬间，从旁听席传来了“氨的一声叫喊。正在摘下眼镜的天野检察官，这时也向前探身瞠目而视。法官们也都为之色变。 的确，这是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的村田和彦的秘密。我自己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感到象是受了当头一棒似的冲击。 百谷泉一郎的话也开始尖利起来。 “你所说的，就是所谓的部落民吧？” “是的，就是那个几百年以来从事卑贱的职业、受到非人待遇的人种，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明治年间第一次制定户籍法以前，部落民是不能上户籍簿的，要受与牛马同等的非人待遇。在明治户籍法里，虽然允许了登入户籍簿，但加上了一个‘新’字，有意地把它与一般平民区别开来。” “有这样一句活：‘上天造人，不分贵贱。’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待遇，我也感到很大的义愤。你的一生，也是在这种自己没有任何责任的血统的重压之下，在有形无形的苦痛之中生活过来的吧？” “是的。比方说，就有这样的事情：过去有帝国陆军，军队在各地进行演习，在老百姓家宿营的时候，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想献出一杯茶水都办不到。当然，这并不是出自我们的反抗意识，也不是穷到连一杯茶水也供应不起的地步。而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这种习惯。这大概是因为最初有那种刻薄的人公开说出了‘可不能在部落民那里喝茶’这样的话。而我们在这方面，比一般想象的要敏感得多。我们觉得类似这样的错误可不能再重复出现了。虽然这种自卑感既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存在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出身不好也是造成你在部队里成绩不好的原因之一吗？” “我认为是这样。当然，等级观念，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在什么样的社会都会有的，但在旧军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星星，一个等级的差别，都是非常严格的。当我的上司仅以我的出身为理由，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对我进行无理迫害的时候，使得我连长官的命令就是陛下的命令这一金科玉律都忘在脑后了。当然随之也就产生了反抗意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再多克制一下自己就好了，但当时我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只蹲了三次班房，这对于我已经是幸运了。” “那么说，你在西伯利亚反而振作起来，与其说是因为对共户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还不如说是因为解除了不合理的压迫而感到心情舒畅吧？” “我想多半是有这种成分的，至少在苏联人眼里，是把我当做普通的日本人看待的。军官们且不去说它，在我们土兵中间，过去那种等级特权意识，虽然不能说全部，也可说几乎都消失了。日本人畏惧权威的性格，反而在这时候表现出来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哪里都一样，现在可以自然地行动了，所以反而出过去表现得还要好些吧。” “关于你的血统的秘密，有不少人知道吧？” “比如说，部队的战友是知道的。在一般的接触中，即使可以隐瞒过去，但部队里有从户籍簿上抄下来的材料，在长年的部队生活中是无法隐瞒下去的。” “那么，出席本法庭的证人今野荒树也知道这一秘密吧？”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今野他们可说是对我采取同情态度的。他即便说不上是我的密友，也可说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理解者之一。” “那位证人在大理石事件以后骂你是‘人类的渣滓’的时候，是否同时也包含着对你的血统的蔑视呢？” “当时他确实那样出口骂过我，但他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我当时的所做所为虽然是出自诚心诚意，但因为受了平冈伸的欺骗，在别人眼里，好象我也是个骗子。当时他的发怒，反而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若是认为我是杀人犯的话，再次说出‘人类的渣滓’这样的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关于那件事情，现在我仍然觉得对不起他，当然，那时我不是有意犯罪的。我现在一点也没有恨他的意思。” “伊藤京二也知道这一秘密吧？” “是的。他当时借了一笔性质恶劣的借款，眼前若是拿不出三十万元钱，他就要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金钱难倒英雄汉，这是人之常情，我也有过这种体验。他厚着脸皮一定要向我借三十万元钱，最初我是断然拒绝了的。但他暗示我若是不借给他三十万元钱，他就要把我的秘密给捅出去。我终于向他屈服了。我自以为在部队里和西伯利亚受到了锻炼，但在我的心灵里依然残存着远远超出我想象以外的弱点。” “事态发展到这个秘密一暴露就可能成为刑事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那时我的确感到迷惘。我的错误归错误，若是这个秘密一旦暴露出去，至少在剧团内部，大家对我的看法会骤然一变的。当时，即使我不得不承担责任而退出剧团，但我想还不至于成为刑事问题。但是，当时伊藤君若是不马上把钱还上，他也许同样会落个不退出剧团不行的结果。” “那么，你的心情是想‘杀身成仁’吗？” “我可没有那么高尚的气质。只是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对于新剧失去了过去那样的热情，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但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已经丧失了做一个演员的技艺。我在当干事的期间，就想转业到其他方面去工作，而伊藤君则是当时剧团瞩望的大有前途的青年，所以我想，创伤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 “可是，万一成了刑事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我要是承担责任退出剧团的话，是不会闹成刑事问题的。但是，在万一的情况下，我把他给我的借据拿出来为自己辩护，也是可能的。” “你和你的妻子分居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个户籍问题吗？” “是的，因为我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答应她入籍。但是后来她有了身孕，我们也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于是下决心对她讲了这个问题。她一听，脸色变得刷白，说了声‘我受骗了’，就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怎么劝解她，拿好话哄她，她也不听。她只说了声‘我回娘家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件事情当然给了你很大刺激啦。” “是的。岛崎藤村在他的《破戒》1中说过，‘对任何人也不要说出这个秘密’。当时我深有感慨地重复着这句话。” “那么，东条康子知道你这个秘密吗？” “我什么也没对她说，然而她却知道了。在我坚守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她把这件事挑明了。”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以后我和康子的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精神恋爱的状态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康子说她是为了从我心灵中彻底除掉这种变态心理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她当时是这样说的：‘那不是你的责任，虽说是新平民，也同样是人，同样是日本人。只要有真正的爱情，这种事情，是不成为任何问题的。’一个知道我的出身但能原谅我，不，不是原谅而是打破了那一切而深深爱我的女性就在我的眼前，这时我简直什么都忘掉了，连对方是有夫之妇也全然忘掉了。我的心和身体都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叹息声。的确，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只能用“男女关系”一词来表达，但是在被告人适才这一段告白中间，却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当然，这种特殊状态的血泪斑斑的人生，若用法律这把刀子把它横断切开的所，类似目前这样的误解，是随时可见的。对于检察宫来说，虽属不得不这样做，但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这样死追不放，在我看来，可说是绝无仅有了。 “一月十六日，发生第一次事件那天夜里，东条责骂康子的话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吗？当然你没有直接听到，康子是怎样对你说的呢？” “提到了这个问题，康子说她丈夫骂我是狗，是四条腿的，还说我是披着人皮的牲口。 并说和这样的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人，血液都被污染了，简直不是人。从我在部队时的经验和顺子那种狂乱的表现可以想象，康子一时冲动做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是可能的。” “那次杀人，虽然你事先一无所知，但在心理上也觉得有责任吗？” “是的。当时我觉得康子的罪也就是我的罪。为了不失去她，我是准备豁出一切的。假如在用汽车运送尸体的途中被发现的话，说不定我会把杀人的责任一人承担下来。”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微妙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问的，但时至今日是不得不问了。所谓新平民，过去是从事杀牛宰马以谋生的。在佛教至上主义时代，这也是被一般人嫌弃的一种原因……即使你自己没有这种经验，但据心理学家说，这种祖先的经验，采取一种潜在意识的形式，沉睡在后辈人的脑子里。当它受到某种冲击的时候，就会突然发作，而使人做出在正常状态下无法想象的异常行动。就说你吧，当自己想要处理东条的尸体的时候，是不是也象你祖先处理牛马的尸体那样，处于无感觉状态之中呢？” “也许是这样，那时候我好象是被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拉着转似的。先杀死康子然后再自己死去的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但是，假如那里有氰酸钾，两个人一同死去的话，我想我会二话没有立即吞下去的。” “那么，康子的罪行被发觉的话，当时你会出来自首吗？” “会的。当然，那样做也不会使康子完全无罪，但是，假如我坚持说是我自己动手杀的，同时叫康子也这么说，那么，我想不论是警察局，检察厅还是法院，都绝对不会断定康子为主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判处她死刑吧。这时候，我会把康子还活在世上看做是一线光明，而坦然地——不，含笑地走上绞刑架的。” 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泪水夺眶而出。 的确，他所想象的事态，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事态如果发生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出席旁听那次审判的。 当然，若是那个裁判，他就不会诉诸如此深刻的灵魂的呐喊了。恐怕只是淡漠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断维护女方的立场，最后以接受死刑的宣判而告终。 而我在那个时候，也只能作为司空见惯的三角关系引起的悲剧。以老—套的笔法向报社发篇稿件以交待差事，随之而来的是按照惯例被扔进字纸篓里去。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改变了事情的进程！ 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在我的眼里一直觉得非常可憎的被告村田和彦，这时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破戒》是日本著名诗人、小说家岛崎藤村（1872—1943）的长篇小说。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出身于受歧视压迫的“部落民”家庭的青年小学教师濑川丑松，最初他忠实地恪守他父亲要他隐瞒家庭出身的“戒律”，后来由于内心的觉醒，终于冲破了父亲的戒律，公开了自己的出身。尽管由于作者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作品的描写还不够深刻，但作为以当时社会的“差别问题”为主题，揭露、抨击野蛮的身分制度的社会小说，具有先驱的性质，享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早有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第十六章 “现在我提出另一个微妙的问题，东条康子的性欲比同样年龄的其他妇女怎么样？” “非常强烈，看她的身体，说她只有二十多岁都可以，这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小孩，生活又很宽裕的缘故吧。” “就是说，康子若不是同时有两个男性对象，她的欲望就得不到满足吗？” “她对我可不是这样说的。她说她丈夫有糖尿病，不能和她亲近。我相信了她的话。” “但是，根据捡察官提出的物证——东条宪司的主治医生的诊断书，他可从未有过这种玻就这件事情来说，肯定有人在说谎，你确实听康子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确实听她说过。” “那么说来，说谎的不是东条宪司就是康子啦，你认为是谁呢？” “我当时相信了康子的话，从这种事情的性质来考虑，现在我也觉得是男方在说谎。” “就是说，康子把她们夫妻之间爱情冷淡的事情，倾诉给你了吗？” “是的。她说过好几次呢。” “那么，康子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呢？你要是那样真诚的爱她，我想是会和她正式结婚的。” “人谁都有自己的过去。一个人多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一旦要转向新的生活时，为了战胜生活的惯性，是要做很大努力的。夫妻之间的羁绊——家庭这个东西，也具有一种惯性吧？” “在你自己这方面，也有这个问题吧？” “是的……比方说，我最初遇到康子的时候，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自己也想要一个孩子，至少在那个孩子出生以前，我是不能使用离婚这个类似外科手术的手段的。” “那个孩子怎样了？” “三个月时流产了，但不是人工流产，算是那个孩子的命运吧！” “那时候，你也没有考虑离婚的事吗？” “没有，因为顺子过于伤心，我是很难开口的。” “你夫人回娘家去的时候，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那时候已经是四个多月了。我心想这次总可以保住了吧。甚至连小孩的名字，我都开始认真地考虑了。” “这个孩子现在怎样了？” “这个孩子也没有保住，这回是人工流产。大概是她知道了我的出身以后，就不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了。” “这时正好切断了过去的羁绊，你没向康子提出正式结婚吗？” “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康子总是说：‘叫我考虑考虑’。我也不好说得太深了，我想至少也要再等上她一年。就在这个期间，突然发生了这次事件。”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康子也有和顺子同样的感情呢？就是说，是不是虽然在感情上和肉体上她都是爱你的，但还是有一种虚荣心或自尊心使得她在和你正式结婚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呢？” “你提了一个残忍的问题，我虽然想回答你，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莫非是因为她另外还有情人，才使得她犹豫不决吗？” “这个问题，我被捕以后，检察官也向我提出过。至少在第二次事件发生以前，她另外还有情人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第一次事件和第二次事件，相隔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你和康子一次也没相会过吗？” “是的，我可以起誓，没有相会过。” “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康子能够抑制住肉体的欲望达一个月之久吗？当然象这样的问题，说只有她本人才能知道，也就罢了，但在你的印象当中觉得如何呢？” “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想她恐怕是忍受不了的。但是，在那一个月里头，就连我也象是过着地狱般的痛苦生活。我想康子也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情。在这般情况下，一个人还会有什么性欲吗？” “明白了。另外，你给过康子什么礼物吗？” “给过她一个时价八十万元的钻石。现金一次也没有给过她，那是因为地生活并不困难。也由于我不愿因此玷污了爱情的纯洁性。再加上别的礼物，总共要超过一百万元吧。” “你说的钻石是戒指吗？” “是的。” “二月二十日晚上，康子戴着那个戒指吗？” “没见她戴着，我也没有去问她。从她那时的情绪来推测，大概也没有心思戴它的。” “可是，康子死后，警察进行彻底的家宅搜查时，并没有发现那个戒指呀。在她的遗物中，也没发现有戒指。你考虑它可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可设法想象。可是，当时若是在她的手提包里，那一定是到犯人手里了。” “一个女人想结束对男人的爱情时，把对方赠给她的戒指还给对方，这在外国已经成为习惯。那天晚上，康子是不是把戒指放在手提包里想还给你呢？” “我想不会的。即使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我也不会接受的，说不定我会对她说：‘你扔到沟里去吧！’”“到底是谁杀了康子，你现在心里有点谱吗？” “没有，一点谱也没有。” “到现在为止，你没有考虑过这第二次杀人会不会是强xx犯或者是强盗干的勾当吗？” “假若康子是死在别的地方，那怕也是火车轧死的呢，我也许会有那样的想法。可是，康子和宪司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不是同一天但是在同一个时刻，要说是偶然，那可太不可思议了。即使相信有什么因缘或鬼魂存在，但是，和康子毫无关系的人，竟然在无意之中把现场选在这个地方，我是无法相信的。” “你一次也没想过康子是被鬼魂引到这里跳下去自杀的吗？” “从我的心情来说，真希望是这样。但是，自从科学证明是他杀以后，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我想，大概是有人学我的样儿，也把尸体扔到这个地方，企图嫁祸于我。但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别人会不会相信。” “我相信是这样，不只是相信，而且我将全力以赴证明这一事实。”百谷泉一郎用简直是向整个法庭挑战似的激昂的语调说。 “现在你再把第一次事件那天夜里的情况回忆一下，当时你在东条家里没感到有什么异常吗？” “你说的异常是指的什么呢？” “比方说，除了康子以外，屋里好象还有旁的人，或者有人从外边打来电话等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屋里完全不象还有旁人的样子，也设有人打来电话。” “那么，康子叫你看死尸的时候，她穿的是什么衣服？” “穿的是西服。” “不是从剧场回来时穿的衣服吧？” “她说当时她已经躺下睡觉了，事情发生以后，几乎是无意识地穿上了西服。我看当时康子可能有一种要去自首的心理活动。” “那个房间是寝室吧？是西式的呢，还是日本式的呢？” “是西式房间，有一个双人床。” “象有人睡过的样子吗？” “床不象是刚刚归置好的，但印象不深了。” “死尸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呢？” “普通的西服。” “东条宪司身上还带着家门的钥匙，你当时没感到奇怪吗？” “的确，钥匙平时虽然带在身上，去大阪出差，好象应该放在家里。但是，因为他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回家来的，钥匙当然要带在身上的。” “康子没有养着狗吗？” “她说她讨厌猫和狗。” “我对康子当时的心理，实在有些难以理解。一般的妇女，在丈夫出差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都害怕有小偷进来。若是有个狗也好，或者有个女用人也好，而她却把通勤的女用人也打发走了，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了。要是一般的人都会想请一个亲属来作伴过夜的。” 百谷律师这样问的意图，我实在不甚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使我担心他是站到检察官的立场上去了。 当然，他可能是设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因而想把话题引到那方面去，但是我想这对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被告来说，会不会反而带来灾难呢？ “好象有一种预感似的，前一天中午我还问过她这事呢。” “康子怎么说呢？” “她好象满不在乎的样子，头一歪说道：‘是不是我天生胆子太大呢？’她还说她枕头旁边就有电话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拨110号，没有问题。” 百谷泉一郎叹息了一声。他的表情，就象想上场就打一个远球以扭转战局，但一连三下都打空了的棒球打手一样。 “那么，你在往外搬运尸体的时候，没有什么么奇怪的情况吗？” “给死人穿大衣倒很顺利，但穿鞋的时候可费了点劲儿。倒是听人说过，人死了以后，尸体越来越硬，或者肿胀起来。当时我想，怎么这么快就……？！” “当时没有别人在场吧？” “没有……” “一路上和在旱桥那里，都没被人发现吗？” “是的，没有。” “从汽车里往外扛尸体的时候，感觉怎样？” “好象扛着一块软石头，我边念叨着‘为了帮助康子，要忍耐，忍耐’，眼一闭就把尸体从旱桥上边扔了下去。” “现在转入第二次事件。在那以前，那个打火机，你带在身上吗？” “好象是带在身上，但那些天，记忆有些混乱，我也没有信心说得太肯定。” “那天，没有被人偷走或者掉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关于打火机的事，我可说不清楚……”“你说东条康子死后，你马上就意识到是火车轧碎了尸体，这是不是听别人说的呢？” “好象是在电话里听津川广基说的。但是，他若一口咬定说他没有说过，那也只好各执一词了。在那些天里，我都快要发疯了，也没有把握说肯定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那么，假若不是从津川广基那里听来的话，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呢？” “现在想来，事情也许是这样：康子在我们最后见面的那天夜里曾对我说，‘死的话，怎么死最舒服呢？……卧轨是很痛苦的吧？’从这句话里，使人感到她为了赎自己的罪过，下决心要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受一番痛苦。那时我当然想尽力法来安慰她，但她说的那句话老是萦回在我的脑际。轧死的印象是不是就从这里得来的呢？” “你是说关于第二次事件，你在听到电话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吗？” “是的。关于这一点，在警察局，在检察厅说过好多次了，我一直坚持说：‘假如我真地是这一事件的犯人的话，为什么我还躺在家里睡懒觉呢？不是应该早早逃走吗？’”“对此，警察方面怎么说呢？” “他们从各种角度向我进攻，但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话，我可不能一一说清楚，总之，大意是这样；‘因为你第一次的罪行完全未被发觉，就觉得这次也不会出问题。现在要露出马脚来了，你就气急败坏起来。’”“这一点你始终加以否认，对方说什么呢？” “他们大为恼火，虽然没有动武，但对我大骂一通，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好了，不管嫌疑犯怎样否认他的罪行，我们也可以移送检察厅，检察厅也可以据此起诉！’”“这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这时已经对一切都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被人相信，这恐怕是命该如此吧。我想过去恐怕也有不少人以冤罪被判死刑，一边喊着‘我不是真正的犯人！ “一边被拉上绞刑架的。我想，我也将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吗？可是，到法庭上还有一次倾诉自己心情的机会，在那里也不被相信的话，就只当自己在战争中死掉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么，现在你觉得把自己想说的话都毫无遗漏地说尽了吗？” “要是想把我的心情说完道尽，用几个钟头，不，用几天的时间恐怕也不够的。不过，最重要的话，已经在这个法庭上重复过好几次了：用汽车把东条宪司的他杀尸体运走，从旱桥上边把尸体扔到国营铁路线上，是我犯下的罪行，为此受到多么重的惩罚，我都没有异议。但是，但是……”村田和彦说到这里中断了。 “在东条宪司生前，我们一次面也投有见过。假如他闯进我和康子睡觉的地方，他即使狠狠揍我一顿，我也会一声不吭地任他去打……我是新平民出身，我是一个受惯了无端的压迫，从末想到过抵抗的人。而且，在那种场合，我是有罪的——我在康子丈夫的眼里，是杀了也不解恨的人……”他象咽着眼泪似地说到这里，又停顿片刻。 “何况，亲自去杀死康子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在这个法庭上听说她好象另外还有情人，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那时我简直把康子看做了女神，现在我仍然在爱着她。亲手杀死她，又把她的尸体扔到铁道上去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呀！” “询问到此完了。”百谷律师说完就坐下了。 这一天的审理，至此也宣告结束。 第十七章 审判进入第四天，出现了想象不到的场面。 村田和彦在第三天悲痛的告白，唤起了我想象以上的反响。 他那激昂的叫喊，的确足以震撼我个人的灵魂，但从法律角度来考虑，还不足以证明他是无罪的。他的告白，即使可以做为酌情处理的参考，但不具备足以推翻检察官的控告的力量，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所以，在报社社会部的冢田允行前来支援我的时候，反而使我感到吃惊。 当然，这是在审理重大案件时常常采取的措施，但那大多是在审理的第一天。在一般情况下，审理的高xdx潮已经过去，旁听人数也在开始减少的第四天，出现这样的事情，过去还没有过先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吃惊地这样一问，他边摇头边说道： “这是咱老头子的主意。他看了你的稿子，说道：‘象这样越来越动人心弦的裁判，过去还没有见过。’昨天夜里他对我说：‘明天一定会出现非同寻常的情况，怕米田君一个人在那里应付不了，你要去助他一留之力，虽然也有可能是白跑一趟。” “是吗？” 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说的老头子，就是我们报社的社会部长。昨天我回报社汇报工作时，说是因为有位亲威病危，他去医院了。 没有办法，我向副部长汇报了情况就回来了。但是，混身充满新闻记者魂的部长，肯定又回到报社问清了情况，于是向能够腾出手来的冢田允行下了这样的命令。 “唉呀，听说今天只有鉴定人船桥博士和检察官方面的一个证人出庭。的确，若是伊藤京二出庭，那可就有意思了。虽说是集中审理方式，也不该把发近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强行拉来出庭呀！大概是今天的公审要在上午结束，在下星期四推向最高xdx潮吧？” “也许是那样，不留怎么说，老头子既然这样说了，就叫我旁听一次吧，说不定也许能够起点作用呢！” 他这么一说，我也没有理由拒绝他。法庭记者的人数，本来是有规定的，但多挤进一个人去，也不是办不到的……上午十时，第四天的审理开始了。冢田允行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环视了一下整个法庭。 检察官首先宣读了这一事件发生后投寄到警察厅的几封群众来信。 这些写信的人都是些持有旧的道德观念的人，所有的信里都充满首对村田和彦的行为的愤怒和憎恨。 其中有为通奸罪的被废止而慨叹的文章。也有的来访有点文不对路地发泄愤慨激昂之情，说战后道德的颓废是由不敬罪和通奸罪的废止而引起的，若不从现在起就予以修复并课以比战前还重的刑罚，日本的前途就没有希望，并且说发生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十时二十分，船桥玄一博土登上了证人台。船桥讲师是有名的神津恭介教授的孙弟子，今年只有三十五岁，但头顶却已经秃了大半。 和神津恭介的名望相比，船桥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他的专门学术领域里，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年富力强的学者。 检察官首先向问了船桥的经历和经验以后，要求他就第一死尸和第二死尸的解剖检查结果作出说明。 船桥博士明确地下了这样的结论：人是在被火车轧过以前一个小时以上死的。这次发言与鉴定书上写的死亡推定时间有些出入。 关于这一点，检察官执拗地刨根问底。船桥博士则斩钉截铁地断定说：这一结论，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对尸体进行乳酸酸度测定得出的，但是，在鉴定书上，是参考过去的学说，留了一定的余地。 我当然没有能力对这个说明进行评论。但是，检察官和法官恐怕也和我一样吧。塞满了法律的脑袋瓜儿，是容不下科学的。专家通过科学鉴定做出的结论，只要不是非常违背常识的话，在我们现在的法庭上。是会被全部接受下来的。能够对此提出异议的律师，可说也是没有的。 据此，这两次杀人，都是在午夜十二时前后作的案。至于在多少分钟作的案，恐怕是不论怎样观测尸体肌肉的乳酸的ph（氢离子浓度指数），也测定不出来的。 检察官接着谈到了对从康子的尸体利衣服上发现的精液和精液斑痕的鉴定。对此，船桥明确地断定说，康子在死亡的几个钟头以前曾和男性发生过肉体关系。 “辩护人对鉴定人有话要问吗？” 百谷随着审判长的间话，站起身来。 “有。我没有多少科学知识，听说人的血型，除了过去使用的abo式的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分类方法。关于这一点，能否请加以说明？” “abo式原理是一九一〇年兰德斯泰那发现的，它把人的血型分为a、b、o、ab四种。其后，mn式分类法，也被采用，它又把a型的血液分为a·m型，a·n型、a·mn型三种。另外还有qq式血液分类法、ee式分类法、ss式分类法被发现。另外，根据rh式分类法，有几十种血型。在战后，更有拉赛朗式、凯尔·赛拉诺式、莱耶比斯式、基德式、vv式等新分类法被采用。这方面阶研究再继续下去，将来血型将会和指纹一样，成为鉴别人身的材料。” 话说得太艰深了，我简直是一窍不通，连百谷泉一郎也显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这些都是将来的远景，现在法学院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哪几种呀？” “一般使用abo式和mn式，在特殊情况下，有时能用qq式或ee式。其他的血型，在法医学鉴定方面，一般尚未被采用。” “明白了。那么，精液斑痕的鉴定，采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是金阿姆斯特朗法与酸性磷酸酶法两种方法并用。用这种方法，只能检验出人和猿猴的精液，但是在目前，猿猴应该排除在外吧？！” “那当然。其次，从精子、精液斑痕检验男性的血型，可以鉴定到什么程度呢？” “将来的事不敢说，在目前，只能鉴定出abo型。就是说，只能断定那个血型是ab型。当然是人的，绝对不是类人猿的。” 这时，从旁听席传来了微弱的好象是细碎的笑声。这种想科学地说明问题的学者态度，却变成了特种场合下的一种特殊的幽默。 “就是说，那天夜里和东条康子发生关系的，是ab血型的成年男性，但从法医学角度来说，还不能断定那个精液一定是从村田和彦身体中排泄出来的罗？” “是这样。当然，用显微镜检查或其他检查方法，进一步详细地区分个人差别，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现今的情况是，xx道内的精于几乎全部都消失了。这种消失的时间被认为是在死后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间。精于在活人的xx道里能停留多久，没有可靠的资料，但在强xx案件中，也有在强xx罪行结束七个小时以后，从活着的被害人体内发现犯人的精子的案例。” “非常感谢，询问到此完了。” 可能是因为年轻，经验不足，还不习惯于这种性质的提问，百谷泉一郎坐下以后，频频用手帕擦汗。 下一个出庭的，是检察官方面最后的一个证人津川广基。 他是“全园社”出版社的记者，《话题》杂志的编辑，三十三岁的青年。 平常，他总是歪戴着贝雷帽，使人感到有点讨厌，这也许是现代都市人的特征之一。不错，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美男子，但从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过于锐利的光芒。 检察官简单地询问了他的经历以后，马上进入了事件的本题。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我是个新剧迷，过去看过他演的新剧，也看过他演的电影。” “二月二十日那天，在有乐町的茶馆里碰见他的时候，你马上就认出他来了吗？” “是的。当时我没想到那是康子在丈夫死后不久做出的不检点的轻佻行为。我脑子若是多一根弦，从礼貌上讲也不该向他们打招呼，但是……”他说话的声调冷漠而枯燥。 “那么，证人和他们两人坐在一起谈起来了吧？” “是的。刚才说过了，我和他也没有很深的关系，连他的名字也好久没有听到了。我当时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怀旧的心情，另一种是想知道一下他现在在干什么的好奇心。” “你们彼此一定交换了名片吧？” “是的，交换了名片才知道了他的住址和电活号码。” “你们交谈的气氛怎样？” “有一种比方，叫做——为死人‘守灵’，我不由地联想起了这个词。不论什么话题，都谈不下去，一谈就卡壳。康子女士心里很难过，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村田也不知是怎么了……”“当时什么问题也没好好谈谈吗？” “是的，比方说，连他现在做什么工作这样普通简单的问题，他都不作回答。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什么秘密。” “他有什么秘密，你没有察觉吗？” “这谈何容易呀，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 “可是，当你看到有肉体关系的一对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吗？” “那也要看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何况，他们两人又都是在演剧方面受过严格训练——在他们想哭的时候，要是叫他们笑，他们就必须得笑——的人。这样的人想不把自己的心情形之于色的时候，想瞒过我的眼睛，还不容易吗？” “被告和康子一会儿就一同离开了茶馆吗？” “是的。我一谈到康子女士的再婚问题时，他们就走了。当然，在那时候我连做梦以没想到，他们两人与杀害宪司有关系。我提出这个问题，本来是为了对康子的消沉情绪给以鼓励，可是，康子一听就脸色一变走了出去，村田也跟在她后边走了出去。我想，是我说错了话，想马上出去给他们赔个不是，可是他那盯着我的眼睛里具有一种疯狂的神色。我想，那就改天再找机会给康子道歉也可以吧。就在我这样犹豫的时候，把机会放过了。其实，我那天是和一个人约会在那里见面的。” “第二天，你在电话里听到发生了第二次事件的时候，情况怎样？” “我‘隘地叫了一声。昨天还好好的！我脑海里可说是思绪万端，说了声‘我马上就来’，就放下了话筒，顿时变得呆若木鸡。” “那么，你为什么给被告挂电话呢？” “我没有想到他们有肉体关系，以为他们是朋友关系，觉得尽快告诉他是对他的关切，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被告是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的第一句话就出乎我意料。我一说‘康子女士在今天凌晨死了’，他就象发疯似地叫喊着说：‘什么，说是我杀的？！’听了这话，我简直惊呆了，我若是小说里的名侦探或是专门的警官的话，可能马上就会识破他就是犯人。可惜我是个外行，没有想到这一点。” “那么，当时证人把康子被火车轧过去的事告诉被告了吗？” “绝对没有。我刚说完第一句活，他就叫喊起来，把话筒撂下了。” “后来你怎样了？” “我觉得可疑，马上就到马桥去了，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已在东条家的刑事警察。”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怀着什么感情呢？” “依我看，康子女士这个人，有点多情善感，性格好象有点软弱，容易沉溺于感情之中。所以，虽然我不大敢相信，假如她和他真地有那种关系的话，我想一定是由于男方的诱惑她才深陷进去的。她的性格是属于被动型的，我现在很同情她。这欢事件的主犯，一定是村田和彦。要是没有他存在的话，她就不会有什么差错，更不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以至丧失了性命。”他的声音充满了强烈的仇恨感情，而他的措词完全象是出自检察官之口。“第一次事件发生以后，康子拼命地保护他。可是他，大概认为她再也保守不住这个秘密了。第一次事件还可以饶恕，但第二次事件，简直是一种魔鬼的行为！请尽快地把他处决吧！” “询问完了。”检察官轻轻点头施礼，就坐下了。 “辩护人有什么话要问证人吗？” “有。”百谷泉一郎站起身来。 “证人现住哪里？” “中野区桃园町二之三桃园庄公寓。” “现在结婚了吗？” “妻子去年十二月胸部病恶化去世了。我们结婚后，她就得了病，在疗养所住了很长时间。” “从刚才的证言中可以看出，证人对东条康子抱有好感和同情心。是呀，有亲戚关系的人，谁都会有这种感情的。请问你的这种感情，达到了何种程度呢？” “我们的感情类似兄妹之爱。宪司也多方关心我，我也象哥哥一样看待他。” “你是说你们象兄弟吗？” “是的……” “证人的爱好是什么呢？” “爱好电影和戏剧。” “没有别的爱好吗？” “没有……” “你不是爱好魔术吗？” “是的。你问的是‘爱好’，我没想到这个，说它是‘嗜好’也许更恰当些。” “魔术师有句箴言，叫做“右手想变魔术，左手就得吸引住观客’，你知道吗？” “辩护人！”吉冈审判长严厉地打断了百谷泉一郎的话。“刚才提的问题与本案什的审理无关吧？” “不，有关系。” 百谷泉一郎好象没把审判长的意见放在眼里，接着问道：“知道这句话吗？” “知道……” “我将在此前提下提出询问。证人是什么血型？” 共23页:上一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下一页 高木彬光：破戒裁判(19) 第十八章 我在这时，也惊叫了一声。不，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忘掉了地点和场合，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百谷泉一郎的声音穿越其间，显得特别尖脆。 “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必要详细分类，回答是a、b、o、ab四种之中的哪一种就行了。” “审判长！”天野检察官猛地站了起来，椅子都差点被他踢倒。“我提出异议，刚才的问话是与本案无关的。” “与本案无关吗？东条康子在死亡前几个小时和一个ab血型的男人发生过肉体关系，是本案的要害问题。但是血型是ab型的男人，不只限于村田和彦一个人。这里有几种可能，现在我只是想搞清其中的一种。” 吉冈审判长点了点头，说道： “我认为辩护人的话有道理，请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我的血型是o型。” 法庭上又骚动起来。百谷泉一郎刚才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他的目的是谁都能想象得到的。 他大概是推断康子和这个男人一起度过了最后的几个钟头。他这种推理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但他这一击却被对方轻轻闪过。 但是，百谷泉一郎并没有屈服，更加提高嗓门说道：“监察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三九条的规定，我检举证人津川广基是杀害东条宪司和东条康子及遗弃东条康子尸体的犯人！” 整个法庭暴风雨般的沸腾起来，所有的人都叫出了声，法院必须保持绝对肃静的规定也全都不顾了。 “安静！安静！”吉冈审判长训斥般地大声喊道。 等旁听席稍稍恢复宁静以后，他接着说道：“辩护人，你刚才的发言，是严肃认真的吗？” “是严肃认真的。只要认为他有犯罪行为，不管他是准，都可以检举。——这是刑事诉讼法第二三九条的规定。第二四一条还规定：‘告诉和检举必须用书面或口头向检察官或司法警察提出。’我认为刚才的检举，是本律师的神圣义务。” “但是，根据刑法第一七二条和二三〇条，辩护人刚才的发言，有可能构成诬告或诽谤罪。” “但是，刑法第二三〇条之二的第一项论及例外时说：‘本条第一项的行为，若认为是关系到公共利害的事实，而且其目的纯系出自谋求公益时，则须判断事实是否属实，如证明属实时，则不予惩处。’同第二项还说：‘关于前项规定的适用，有关没有被提起公诉的人的犯罪行为的事实，应看做是关系到公共利害的事实。’证人津川广基的犯罪行为如能得到证明的话，随之就可以自动证明至少在那三个诉因上村田和彦是无辜的。” 这时，我觉得我好象变成了化石.不，这恐怕是所有的旁听人和记者们共同的感情吧。 《律师在法庭上检举证人是杀人犯》，这将是所有报纸社会版的头条新闻。但是，包括敝社前来支援的冢田允行在内的所有的报社记者之所以都忘了退席，恐怕是在惊愕之余，连记者魂也都不知去向了。 “那么，辩护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检举吗？” “我要证明。为此，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证人——不，这个真正的犯人上庭。” “现在进行合议。” 三位审判官拖着黑色法衣的下摆站起身来，从正面的门向除法官以外任何人不得入内的合议室走去。 这时我才想起冢田允行坐在我的身旁，我用胳臂肘捅了他一下。 “怎么样！”他兴奋地喊了一声。随后拿着笔记本到走廊里去了。各报社的记者也都跟在他后边出去了。法庭记者争者向走廊走去的场面，是并不多见的。 大约过了五分钟以后，三位审判官返回法庭，他们的面部表情，都异常紧张。 “请辩护人继续进行询问。但是，以下的询问，作为主询问看待。从而，检察官方面当然保有反询问的权利。并且，根据审理的进行情况，随时都有对辩护人行使刑法第二三〇条的可能。” “明白了。我现在继续进行询问。证人的血型是什么型？” “是o型。” “证人是什么中学毕业的？” “栃本县宇都宫中学——就是现在的宇都宫高等学校。” “这个学校没有遭到空袭的破坏，所以过去体检的材料还完整地保存着。辩护人方面现在提出第六号物证——有该校校长签字的证人的体格检查表的抄件。据此物证，证人的血型明明白白地是ab型。” 天野检察官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份书证。他好象憋住怒气似地说了一声——“可以吧。” “证人刚才宣读誓词的时候，不是发誓不说任何谎言，并且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了吗？那么，为什么又作这样的伪证呢？” “我是为了避免招来莫名其妙的怀疑，即使我的血液是ab型，也不能仅仅根据这点就说当时和康子发生关系的就是我吧。” “的确是这样，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仅此一点，证人就有可能被惩处以伪证罪的。其次，证人认为一个魔术专家能够做出小偷一样的犯罪行为吗？” “那要看他的本事大小了。” “但是，听证人的同事说，有一次证人在酒席间一边变魔术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力，一边做了一次偷走别人的自来水笔的即兴表演。有过这种事情吗？” “不记得了。” “要说不记得了，我重新申请叫那位同事做证人。另外，证人在有乐町的茶馆里没有从桌子上或口袋里把村田和彦的打火机偷走吗？” “简直是放屁！你有什么证据说这种话？！” “证据吗，要慢慢地按顺序提出。请证人说一下那天在有乐町茶馆要等的那个人的名字。” “是一位妇女。因为对方是有夫之妇，我在公开场合说出她的名字，说不定要给她招来很大麻烦，回头可以告诉检察官先生。” “那位妇女能够证明你那天夜里不在出事现场吗？” “是的。” “那位妇女，不是东条康子吗？” “不是，那个人现在还活着。” 我的手掌心捏着一把汗水。百谷律师真可谓目光锐利，用意周到。但是，对方如此顽强地构筑一道铁壁防线，他能不能攻破它继续深入下去，还是一个大问号。 这个人果然是真正的犯人吗？ 我紧张得混身颤抖起来。 津川广基的声音和语言，当然充满着愤怒，但我没有感到他有多大的动遥“那么，那天夜里证人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在我住的公寓里，没有到有温泉标志的旅馆去。” “是和那位妇女在一起度过的吗？” “人家是有夫之妇，我们只在一起喝了点茶，吃了顿饭，就分手了。” “在哪里吃的饭呀？” “就在这个法院对过的‘天竹’饭馆吃的河豚锅子。那家饭馆总是很拥挤，几个月以前来过什么顾客，恐怕谁也记不得了。” 这个证人竭尽全力对百谷泉一郎的进攻进行还击。我还不能断定他是真正的犯人。 “证人会开汽车吧？是什么时候拿到的驾驶证？” “一九五四年。不过我自己没有汽车。我本想通过‘抓彩’的办法弄到一部轿车，但是抽签时没有抽中。” “那天晚上，你租用过汽车吗？” “没有，你到出租汽车站去调查好了。” 我估计百谷律师可能要叫喊着说：“瞎说！”但我估计错了。百谷律师忽然扭转了提问的方向。 “那么，现在证人有多少收入呀？” “加上津贴每月收入四万五千元。” “另外还有财产吗？比方说，在农村有山林或田地什么的。” “没有。” “那么，可以说证人的全部收入就是公司发给的工资、奖金和津贴啦？ “是的。” “证人关心股票市场吗？对股票交易有兴趣吗？ “不太关心，只是为了杂志的采访工作，到证券公司去过几次。” 百谷律师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这种微笑使我联想到猎手在感觉到击中猎物那一瞬间的表情。他两手拄在桌子上，身子微微向前一探。 “那么，大华证券公司，你知道吗？” “知道。” “你到那里去也是为了采访吗？” “是的。” “为了采访，有必要购买将近一千万元的股票吗？” 法庭里又骚动起来。 百谷律师连气都没喘，接着说道： “诚然，在兜街1来说，一千万元算不了什么。比方说，买上十万股牌价一百元的股票，一下子就用掉了。但是，作为个人投资，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笔钱证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明白。” “我委托私人侦探，跟踪了证人二十天，我这里有他写给我的报告书。这将作为物证提交法院。根据这份报告书，证人在此期间去过大幸证券公司两三次，这也是为了采访吗？” “是的。” “那么，证人在那里见的谁呀？” “见的那里的职员仓崎雄吉，但我只是了解一下情况。至于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根本就没那回事儿！” “的确，你没在这家公司做交易，但是，你在这家公司的总店三乐证券公司干什么来着？” “到那里也是去采访的。” “证人于今年三月在那里买了时价近一千万元的股票。为了得到三月一期的红利，和公司商量，领了一张存单。就是说，若是用你自己的名义，就会产生缴纳税款等问题，并且这笔钱的来源还有可能被追查。所以你们就订了这样一个合同：股票用该公司经理的名义，可是你拿出红利时一部分作为报酬。当然，这是在证券业者之间经常使用的手段。证人还想否认这一事实吗？” 津川广基哑口无言。 “怎么，不回答吗？诚然，‘对于可能招致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是证人的当然权利。证人是去行使这种权利吧？” 津川广基继续保持缄默。 “好啦，审判长，我就东条宪司在去年十二月把时价一千万元的股票全部卖出，换回了现款一事，提起注意。那笔钱以什么方式到哪里去了，是隐藏在本案背后的重大秘密，也或许是决定这一案件性质的重大因素。” 三位审判官身子向前一探。 “辩护人有证据证明这笔钱的去向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推断呢？” “以一个人的个人推断问别人的罪，恐怕是不允许的吧。我也是冒着以诽谤罪被起诉的危险呢！” “那么，请说明一下事实。” “好吧。在说明以前，先说一下作为前提的预备知识。在证券和股票业界，看涨和看跌，不断地在变化。股票的行市，近三年来一直在上涨，当然这是现在回过头去才看出来的。比方说，在中途的其一阶段，有人估计当前的行市已经到了顶点，不会再上涨了，因而把手里的股票全部脱手，是并不奇怪的。我推断东条宪司就是这样做的。” “这只是辩护人的推断吧？” “但是，事实将在警察的调查过程中得到证明。那笔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委托了一个人，一家一家地遍访了经营所谓定期商品交易(即买空卖空)的公司。结果调查出东条宪司于去年十二月在木山商业公司存入了一千万元的小豆交易保证金。我现在提出申请由该公司的职员金田勉作证人来证明这件事情。” “那笔钱现在怎样了？” “东条宪司死后不久，东条康子给木山商业公司打来电话说：‘我丈夫突然死了，后来在清理各种文件时，发现了这笔钱的存款条，现在怎么办才好呢？’这种事情，按一般的习惯结清账目，付出现款，收回存款条就行了。根据该公司的账簿和金田勉的谈话，一月二十七日东条康子领走了一千一百三十万元现款，并留下了收条。” “稍等一下。”审判长和其他两位法官耳语一阵以后说：“请继续说下去。” “这笔钱，东条康子怎样处理的，是无法调查了。但是，证人后来以与此数目大体相等的金额进行投资的事是事实。而且证人又说不出那笔钱的来源，不断在法庭上作出虚伪的证言，据此，我断定这笔钱是从康子手里转到了证人手里，恐怕不能说是轻率的判断吧？再进一步，检举证人是杀人犯，我想也是不无道理的。” 审判长又和两位审判员耳语起来。 “现在进行合议。” 大概是三言两语意见统一不了，三位审判官又一次向合议室走去。 律川广基的身体，象僵硬了似的，一动不动。可是，这也许对在法庭上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合适的。 我转过僵硬的脖子，回头一看，看见在记者入口的旁边，站着冢田允行等好几个记者，他们好象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跑出去的样子。 五分钟以后，三位审判官回到法庭里来了。 “审理继续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六一条及刑事诉讼法规则一二二条，证人必须说明拒绝堤供证言的正当理由。若不说明理由，就要受到罚款或拘留的制裁。关于三乐证券公司和证人的交易关系问题，请证人回答辩护人的询问。” “那笔钱是从一个第三者借的，我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津川广基开口说话了。 “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是这样变化无常。”百谷律师以雄辩的口吻说。“血型问题是这样，一千万元钱的问题也是这样。事情若是与本案毫无关系的话，我也不会这样纠缠不休。但是，关系到一个人有罪和无罪、生和死的重大问题的伪证本身，就是重大的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犯罪甚至是可以与杀人相提并论的。‘汝勿做伪证’——这是庄严地载入旧约圣书十戒之中的人间的最高戒律。对在法庭上作伪证的人，在场的官员是应该立即做出决定给予处分的。本辩护人现在对此一并提出检举。” “检察官，请你谈谈对刚才辩护人的发言的意见。” “我保留意见。”对这出乎意料的事态，连天野检察官好象也不知所措了。 “那么，我再次提出要求，请证人说明拒绝提供证言的正当理由。” “理由，实碍难说明。” 吉冈审判长正颜厉色地对天野检察官说道：“检察官，法院对于证人的伪证及辩护人的行动，还没到进行处理的阶段，但对于证人拒绝提供证言，可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六一条。对此，检察官采取什么措施呢？” 天野检察官好不容易下了决心似的，站起身来说道：“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马上以伪证罪逮捕嫌疑犯，请求发给逮捕证。” “另外，关于辩护人检举这个证人杀人及尸体遗弃罪的嫌疑问题，根据刑事诉出法第二四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希望检察官马上进行搜查。” 这时候是差十分十二点，法庭上剩下的事情不过是些事务性的手续罢了。于是我立刻跑到走廊去，因为这时的当务之急，是抓住百谷律师，叫他谈谈感想。 “怎么样了？”冢田允行抓住我的胳膊问道。 “法院要以拒绝提供证言的理由把那家伙拘捕起来。大概是怕放走他以后，他会逃跑或者找别人为他的伪证作证明。检察官将以伪证罪对他加以逮捕，单这一点就最多可以判他十年，大概是想在拘留期间，再对杀人和尸体遗弃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耳濡目染，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 冢田说了声“好！”身子向前一蹿，枪弹似地跑了出去—— 1兜街是“东京证券市潮的代名词。——译者注 第十九章 这一天的审理就这样在上午宣告结束。这个案件如此急转直下，就连天野检察官也没有立刻进行反询问，是不无道理的。 当天晚上，我和冢田允行一起到百谷律师家进行了访问，这时才第一次见到了明子夫人。 我遍访了经营小豆交易的商店，了解了明子搞小豆交易的实际情况，又调查她秘密进行证券交易的情况以后，才知道百谷律师在这次案件的审理中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可以说是这位夫人的功绩。 当然这里边也有她父亲大平信吾的很大功劳，被称做女将军的明子过去的业绩，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还在于他们那炽烈的正义感和人类爱。 百谷律师等为了拯救一个人挺身而出，这种努力终于得到了报酬。要没有他们的努力，那种公司的负责人，是绝对不会主动把别人在他们那里的交易情况透露出去的。 从这时到下次公审这一个星期里头，检察人员是非常忙碌的。以厅长为首的地方检查厅是怎样秘密筹划的，我一个法庭记者，是无法想象的。但仅从曾经负责本案搜查工作、现已调往广岛地方检察厅工作的桑本猛检察官忽然紧急来京一事，也可以想象得出检察官方面受到了多么大的冲击。 两天以后，津川广基以伪证罪被提起公诉，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措施的。 检察厅方面大概做好了一切准备，要把工作转移到追查百谷律师检举的杀人、尸体遗弃的嫌疑方面去。 但是据我得到的情报，津川广基好象很顽固，一千万元钱他承认是从康子那里借的，但杀人、尸体遗弃罪，仍然坚决不承认。 要是说书或是推理小说的话，在这时候，可能要叫犯人低头认罪，引出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现实的裁判，可不是这样的。 只要不是同谋犯，同一个案件是不可能同时对两个人提起公诉的。 所以，只要检察官方面不撤销对村田和彦的起诉，裁判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一直到结案为止。 一个星期过去以后，在第五天的公审大会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看押村田和彦的法警，由过去的五人变成了两人。在进入法庭以前，村田还带着手铐，因为他是被告，这是没有办法时。但当他一进入法庭，没等审判官们出来，就把手拷给他摘掉了。 集中到村田身上的旁听人的眼神，也和过去截然不问了。 这一天的审判，是从检察官对津川广基的反询问开始的。 天野检察官的质问，是很严厉的。津川受到了百谷律师和天野检察官两个人的攻击。 他要垮了，他要垮了——我手里捏着把汗继续等待着。但是，津川广基的态度，依然很强硬。的确，他虽然承认借了一千万元钱，但这不一定与杀人有关。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反询问以后，天野检察官十分焦急地把接力棒交给了审判长。 以吉冈审判长为首的三位法官，进行了补充询问，但仍然没有多大的收获。 这天的下午由伊藤京二出庭作证，但这时候的他，已经被排除在这一案件的焦点之外了。 他大概是怕落个伪证罪，事实部分全部坦白承认了。这时，百谷律师和天野检察官，都没有对他进行深入的追究。 有关事实的审理，到此结束。六天后的七月一日，由检察官作关于被告人罪行的最后陈述和求刑1。 一直到这个时候，津川广基还没有垮下来。天野检察官的立场，陷入非常微妙的状态之中。 在日本，有所谓“检察官一体”的制度，就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执行公务方面，具有一个统一的人格。 当然，一切制度，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比方说，在审查或者搜查的过程中，检察官虽然换了，但其立场是完全不变的，这可说是一个优点。但搜查部的检察官和公审部的检察官，这时虽然是两个人，也可说是一个人。 天野检察官这时候或许已经承认自己是失收了。但是，过多地偏离开桑本检察官规定的路线，那是不许可的。 可能的话，说不定他已经想撤销公诉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处境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就想把一切都推给审判长去裁定。天野检察官对被告人罪行的最后陈述平淡无奇，是不奇怪的：“这里有两具尸体，都是被外力夺去了生命，而且死后的尸体还被货物列车所轧断，真是惨不忍睹。象这样的犯罪，在人们所能想象的犯罪当中，是最冷酷、最凶残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这就不必多说了。 “被告人在两次杀人、两次尸体遗弃的四个诉因中，只承认第二个诉因，在其他三个诉因上，都主张无罪。而且在审理过程中，辩护人又采取了检举津川广基是杀人及尸体遗弃的犯人的强硬手段。对犯罪的揭发检举，本是人的一种权利，辩护人本着他的良心行使这种权利，是理应受到赞同的。接受这一捡举的检查官，当然有进行调查、提出调查报告的义务。但是，调查的结果说明，虽然津川广基做伪证的事实不容否定，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就是这一案件的真正犯人。 “可是。有很多物证和情节，可以说明被告村田和彦是这次犯罪的真正犯人。说被告和东条宪司的被杀毫无关系的申述，是难以使人相信的。退一百步说，即使事实是那样，可是他明知是他杀尸体，还要用冷酷残虐的方法去处置尸体，给人一种好象是强盗杀人的印象，很明显，这应该被看做是杀人事后伙犯。 “总而言之，其动机是开端于对有夫之妇的不伦不义的恋爱，关于被告的心情，虽然他自己和辩护人叙述得细致入微，但具有一般常识的普遍人，是不会对他产生多少同情的。神圣的裁判，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开普通人认为妥当的轨道行事的。 “被告过去的特殊处境，的确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被告有过多次能够摆脱这种逆境的机会。假如是缺乏判断能力的青少年，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也算罢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部队里边总会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的，比如参加干部候补生的考试等。 “又如，关于借用‘戏曲座’三十万元公款的问题，向剧团领导说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他屡次放过这样时机会，把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绝境，这不能不说是被告性格上的缺陷。 “被告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是印为在这一年里头他走了红运。和那种经年累月苦心孤诣磨炼自己的人格和见识而获得成功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被告的那种性格破产，在这次案件中，是随时可见的，前一个错误，产生后一个错误，最后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这几乎是所有犯罪分子的共同特征，眼前的情况也不例外。 “被告本来应该更好的珍视这种天赐的机会。东条康子既然有意和东条宪司离婚，他完全可以和康子正式结婚，度过和平的晚年。由于一时的冲动，就做出这种残虐无比的犯罪行动，那是不能得到宽恕的。 “假如这种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在这次犯罪事件中是一个贯彻始终的因素的话，还可以说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但是，被告在处理尸体的时候，还能够亲自开车，这说明他还是相当冷静的。 “年过五十的被告，一方面为动物的本能所趋使而不能自制，另一方面又以缜密的计划和大胆的行为，企图巧妙地逃避刑律，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假如被告在第三、第四个诉因上没有罪的话，有什么必要在事件发生后马上逃跑呢？ 如果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尸体遗弃的罪行感到后悔而想赎罪的话，这时正是最好也是最后的一次兑现的机会。可是，和过去几次一样，被告又把这次机会放过了。 “至于辩护人检举的证人津川广基，根据后来的调查，还不能认定他与东条康子有肉体关系。例如，关于血型问题，虽然他作了伪证，但也不能由此断定当天晚上和康子发生关系的就是他。在这方面，被告自己也承认过去和康子有过这种关系。至于那天晚上到底是谁和康子发生的关系，恐怕应该说是被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成为问题的一千万元钱的来龙去脉得以弄清，当然是辩护人的功劳。但是把它看做是这次事件的起因，也未必妥当。辩护人引用股票市场的看涨和看跌的学说，推断东条宪司认为行情不会上涨了，于是在去年年底把股票全部卖掉，转向小豆市常辩护人方面提出的物证，也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后来的事实是，股票的行情，和东条宪司的预料相反，依然继续上涨。津川广基认为投资有希望，于是向别人借钱购买现货股票，也没什么奇怪的。至少比那种想搞冒险的小豆投机买卖一下子发大财，要稳健得多。” 作为对被告人罪行的最后陈述，这种辩论方式，是很少见的，给人的印象好象是辩护律师在发言。在这一瞬间，我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这个法庭上的审判对象，不是村田和彦而是津川广基，天野检察官正是村田的辩护律师。 “根据对津川广基的调查报告，关于投资问题他在法庭上做伪证，是为了逃避违反所得税法的罪行。当然，他的伪证罪，并不能因此而消失，但是从常识来讲，这种理由是可信的；那种认为做伪证就会导致杀人的说法，恐怕是过于武断的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在第二次杀人那天，他在勃朗峰茶馆和一个名叫津岛庆子的妇女碰头，在一起吃晚饭，在七点钟前后分手的事，可以从津岛庆子自己和她同伴的证言中得到证实。当然，后来证人不在出事现场这点，是没有证明的。可是，另一方面，被告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更加模棱两可，是不说自明的。本法庭无论如何应该沿着制裁被告村田的方向进行审理。 我敢断言，用空中楼阁式的证据和推理，把罪行转嫁给出庭作证的第三者，而使被告逃脱罪责，这是一种用卑劣的手段对神圣的裁判进行亵渎的行动。 “假如辩护人有自信的活，就应该首先拿出东条康子和津川广基发生关系的证据。要是没有证据，那就只能说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假定和推论而已。 “辩护人在这次事件上倾注了无比的热情和努力，甚至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这是必须承认的。当然，他并没有超过有组织的警察方面的工作。若是从坏的方面对他的意图加以解释，对他的表现加以强调的话，可以说是用戏剧性的表演，吸引人们的注意，借以沾名钓誉的行为。在法庭上自我标榜——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必须加以反对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被告的行动吧。东条宪司尸体遗弃的事实，被告自己也承认。 说这是杀人事后伙犯，是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和连续性的，但辩护人却检举说东条宪司是被津川广基杀害的。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津川广基不自己去处理尸体，而把与此事毫无关系的被告叫来，诱使他主动去处理尸体呢？——简直是莫明其妙！要不是蹩脚的推理小说，这种场面是不可想象的。” 不管谁胜谁负，这的确是检察官开始充满火气的发言，他的推论也是非常有力的。 天野检察官又从头到尾把整个事件复述了一遍但他的论点连一步也没有离开最初的起诉书。 对不了解裁判和检察官职责内情的普通旁听者来说，也许觉得这个人太冥顽不化了……这时，我却产生丁另一种不安。 要是在英美，这样的裁判要由若干名审判员来决定是有罪还是无罪。 据说，他们的意见，很容易感情用事。其中要是有一个人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其他成员往往是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若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人，到这时候大概会相信百谷律师的话，至少在三个诉因上作出无罪的判决。 但是，日本的法官，头脑是顽固的。“情况论”虽能在量刑时起一定作用，但在决定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上，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 百谷泉一郎的发言，的确有道理。从津川广基作伪证这一点，推定他是真正的犯人，我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事实上是不能根据这一点作出决定的。 当然，各种报纸部大登这个消息。这个检举一旦成立，在三个诉因上宣判村田无罪的话，百谷泉一郎就会成为当代的英雄。 但是，据我听到的消息，最高法院对报纸刊登这样的消息，好象有点感到为难。 当然，三位法官要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村田作出无罪的判决的话，最高法院也不会提出异议的。这时，村田的社会身分就可以得到保证……但是，检察官的意见，也是合乎逻辑的。假如没有津川广基这个人出现在这里，或者他作伪证的事实没有被揭露出来的活，那么，对村田和彦是绝对作不出死刑以外的判决的。 津川广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强硬的态度，也许他在杀人和尸体遗弃问题上也是无罪的。 百谷律师也许是因为相信了村田和彦的话，使得自己也成了妄想的俘虏。 在听了检察官近两个小时的最后陈述以后，我的不安心情，越发厉害了。 假如康子还活在世上，全部秘密都会从她的嘴里吐露出来，但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需要的是一件物证。 裁判有时可以比做天平，百谷泉一郎把向一方严重倾斜的天平，又拨回到接近水平的状态，这是事实。毫无疑问，法官已经把这一裁判推到了苦于下结论的境地。 指示针是向右移动还是向左移动，我是无法预测的。三位法官要是认为村田和彦有罪的话，就不能作出死刑以外的判决。 我的担心，由于检察官的求刑，越发加重了。 “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对被告只能处以极刑。我要求判处他死刑！” 整个法庭都肃静下来。百谷泉一郎也闭首眼睛微微颤抖了一下身子。这一天上午的审理，至此结束—— 1检察官提出对被告人处刑的具体要求，叫“求刑”。——译者注 第二十章 下午一点零三分，百谷泉一郎站起身来，审理进入了最后辩论的阶段。 他的身躯，好象比任何时候更加高大。他的发言，宛如喷吐寒冷的火焰。 “现在我开始进行最后辩论。被告以东条宪司的被杀及尸体遗弃和他的妻子东条康子的被杀及尸体遗弃等四个诉因被起诉了。 “假如这些都是被告所犯的罪行的话，确实应该处以极刑。但是，除东条宪司的尸体遗弃以外，对其他三条罪行，被告都坚决否认。 “我第一次和被告见面的时候，就被他的真情所打动。我相信被告不是犯了可憎的罪行而企图逃避刑律的罪犯，而是由于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解而蒙冤的人。 “当然，人不能象神仙那样完美无缺。这次事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件。因此，在防止过于相信自己的先入观念方面，我是有所警惕的。我认为警察局和检察厅的诸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一事件，从而对村田和彦提起公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在依照自己的信念当了被告的辩护人以后，到公审开始以前的两个月当中，和被告会晤了八次。与此同时，我进行了各种调查，结果得出了和检察官的结论正相反的结论。 “报纸、周刊和其他杂志对被告村田和彦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的批判，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当然，我并无意否认，村田和彦从过去到现在的言行，是容易引起那样的误解的。但对其中不恰当的部分，本辩护人已经在审判过程中接连不断地予以纠正。当然不能说我已经做得完美无缺，但我已经倾注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那么，村田和彦的那种容易招来误解的言行，为什么一直继续到现在呢？这一点，我在第五次和池见面的时候，才弄清楚了。 “当一个人站在生和死的边界线上的时候，是会有所觉悟的。村田之所以终于把他曾经下过决心即使因冤罪被押上绞刑架也不从自己嘴里泄露出去的秘密，向我公开出来，就是他的这种觉悟和我的一片真心促成的。 “他的秘密，他自己在这个法庭上说出来了，那就是他出身的血统的秘密。他对他部落民、新平民的出身，抱有一种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自卑感。我敢断言，形成他后来那种性格的原因，以及在这次事件中采取常人无法想象的行动的原因，也在这里。 “民族间或人种间的差别意识，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希特勒盲目相信日耳曼民族血统的优越性，残酷迫害犹太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据可靠消息，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两个收容所惨遭杀害的大约有四百万人，其中九成以上是无辜的犹太人。 “这随够仅仅解释为一个疯狂的独裁者的无以伦比的罪行吗？我认为不能。甚至连被认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在前一个时代，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迫害，也是无法用语言采形容的。据说以黑人问题为题材的作品被禁止，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黑人部队英勇奋战，这种思想好象有所纠正，但这种偏见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去掉的。去美国旅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那种差别待遇还残存着。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大日本帝国时代，对朝鲜民族的蔑视，也是很厉害的。在关东大震灾那年，传开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谣言，说过去受虐待的朝鲜人，趁此机会要起来暴动。结果使很多无辜的朝鲜人被惨杀的事情，还是记忆犹新的。 “幸而今天他们有了自己的祖国。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切除了一个多年的病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这个部落民问题。 “新平民——这是制定旧户籍法时，对过去的贱民，也和华族、土族、平民一样地登入户籍时的一种称呼。仅仅这一个‘新’字的重压啊！馐敲挥星咨硖寤岬娜宋薹g斫獾囊恢志裆系木薮笸纯唷? “和这相类似的，还有旧宪法时代的私生子，也受很厉害的差别待遇。在结婚、就业和其他需要户口证明的情况下，它就成为很不利的条件。在投考陆军、海军学校、师范学校的时候，不管本人成绩多么优秀，只要沾险庖坏悖鸵?无例外地被淘汰下来。 “我有一位可尊敬的老学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旧帝国大学的工学院，在投考陆军和海军学校时，学科考试和体格检查都顺利地通过了，只因为他有这个瑕疵——责任不在自己的私生子，结果双方都没考取，只好作为二等兵应征入伍。他虽然有干部候补生的资格，也没能够通过考试这一关。这位老学长，在激烈的战火中，侥幸得以生存下来，现在某大公司任技术部长。就连私生子在旧军队里都受到那样的差别待遇，何况是新平民呢！不难想象，后者比前者的处境，要恶劣几倍。检察官只举出被告在军队里呆了五年，连一个阶级也没晋升这样一种表面事实，想以此造成控告具有一种危险思想和特殊性格的印象，对此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难道检察官先生对于旧军队中存在有这种差别待遇的事实，就一无所知吗？！” 天野检察官的身躯微微颤栗，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毫无疑问，他已经承认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 “为了强调这一事实，我现在举一个实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在名古屋发生了一起为日本陆军史抹上永久污点的事件。”百谷泉一朗穷追猛打般地说。“这天，中部地区的陆军特别人演习结束以后，在名古屋练兵场举行作为最后点缀的阅兵式。这时有一个叫北原的二等兵向天皇面前跑去，要直接向天皇告状。 “他跑了十几步就被抓了起来，他的诉状当然也没交到天皇手里。因为在旧宪法里有‘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所以他这种行为就构成不敬罪，受到了严惩。一般刑法还那么严厉，更加严厉的军刑法，惩罚就更重了。北原二等兵明明知道有这种法律，为什么还敢于采取这种过激行动呢？诉状的标题‘关于取消军队内部蔑视特殊部落民及其差别待遇的请愿书’就说明了一切，他是豁出了性命想直接向大元帅陛下告状的。”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毫无疑问，这位律师的辩论，震撼了所有在场者的灵魂。 “当然，这种血统自卑感，对一般的人和生来就幸福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感情。我自己也不能说对被告的心情具有充分的理解。但是，这里有一份帮助我们理解的资料，就是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大文豪岛崎藤村一生的名著《破戒》。” 百谷泉一郎手里举起了一本书。在法庭上作这样的大动作，往往是要惹人讨厌的。可是这时我连一丝一毫厌恶的感觉部设有。大概是燃烧在这位律师全身的正义感和永远要和无辜的被告站在一起的人类爱，感动了我们的心。 “藤村是在距今五十五年前的一九〇六年写完这部小说的。但是，从这次事件也可以看出，这种差别意识，一直延续到距今三十三年前的一九二七年，依然存在。再也没有比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真空地带的旧军队更保守、更重视传统的了——也不管这个传统是好还是坏。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开始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还是主要武器之一。连‘晒物朝，‘高腰皮鞋’都还在沿用古老的传统‘读音’呢！村田和彦在五年的军队生活中，心灵上所受的创伤，是别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呀！ “藤村在这部小说中说：‘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能说出那个秘密。要时刻记住：要是因为一时的悲愤，忘记了这个戒律，那就一切全完了。’他甚至说：‘要象荒野的狼那样死去！’忍耐，忍耐，那怕象牛马一样被屠杀，也要忍耐到最后一天！∷档闹魅斯笏傻恼庵中睦恚呛驼獯问录谋桓嫒瞬奶锖脱逑嗤u摹? “我再说一遍，只有在理解了他的这种心理以后，才能理解他在这次事件中使人难以理解的行动。 “比如他挪用自己经管的公款借给伊藤京二的事，就是因为怕暴露出他出身的秘密，但我决不是说伊藤京二的行动是对他的胁迫。在正常人身上不算回事的一点擦伤，有时就可以夺走患有血液没有凝固力的血友病人的生命。在别人看无所谓的片言只语，就可以绐一个心灵特别容易受到创伤的人以致命的打击。 “被告自己在法庭上已经说过，伊藤京二是知道他的这个秘密的。他本来是可以向剧团领导说明实际情况以减轻他自己的责任的。小岛证人的证言里，也提到了被告当时如能说清楚那笔钱的用途，是可以避免发生对他来说是最坏的事态的。但是他却宁愿背着侵吞公款的无辜罪名去蹲监狱，也不愿意叫自己血统的秘密暴露出去。这种感情，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怎么能够对人生和人性有所理解呢？只有对这种人性有所理解，法律也好，裁判也好，它才能具有活的生命力。” 百谷律师喘了一口气。可我连一口气都没有喘，这简直是我在十年法庭记者生涯中，第一次听到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大辩论。 “这种自卑感，伴随着两种性格。为了掩饰他心灵上的虚弱，在表面上采取倨傲不逊的态度。为了不叫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不叫人知道他的秘密，他对人采取一种冷淡、疏远的态度。对被告村田和彦的性格的种种责堆，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我坚信，从上述情况来看，那是可以原谅的。基督耶稣曾说：‘敢于相信自己没有罪的人，就用石头打这个女人吧。谡飧龇ㄍド希心囊桓鋈擞?用石头打被告村田和彦性格上的缺陷的勇气吗？ “伴随自卑感的第二个特点是，当别人触到他的痛处时，他的表现是无力的。 “东条康子就巧妙地触到了他心灵上的伤处，以肉体的魅力为诱饵，使他按照她的意志行事。村田和彦亲口说过，他象崇拜女神那样崇拜她，为了救她，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使我们联想起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由于他自己没有任何责任的血统问题，甚至使他快要生产的妻子都抛弃了他，他过去几十年的岁月，就是在无以名状的迫害中度过的。 “他对不仅理解他心灵中的伤痛，而且爱他的东条康子的爱情，是纯真的，尽管从法律条文上说叫做不伦不义。至少，他心地的圣洁，是超越一切道德戒律之上的。而且，康子第一次杀人以后的态度，更加激发了他的感情。 “当然，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情况下，一个尸体忽然出现在眼前，不论是谁，恐怕也不能继续保持平静的。何况是自己热爱的女人亲口说出是她亲自下手杀死的呢！而且，当他了解到这个他没有任何直接责任的事件，结果将涉及到一直使他苦恼的血统问题的时候，使得他精神失去正常，不能健全的判断问题，是不足为怪的。 “要说他的态度和后来的行动荒唐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九二七年北原二等兵的行动就更荒唐了。 “他们两人都是由自卑感导致犯罪的，而且我敢说村田和彦则发展到了神精错乱、精种恍惚的状态。 “而且，他果断地抛弃了付出这么大代价而得到的爱情，现在想一个人孤独地走上一条精神赎罪的道路。只举出他没有到警察局去自首一事，就说他一点也没有悔改之意，这种解释实在太肤浅了。对一个遭遇特殊、心理异常的人的行动，是应该用另外一种标准来衡量的。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不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的话，那么，他的所有行动，都将是不可理解的。 “二月二十日他重新和康子见面时的心情，简直就象是进了修道院的人。‘在我们两人之间，有一个死者的尸体’，这就是他悲痛的告白。象这样动人魂魄的话，是很少有的。这充分说明，他在这三十多天里的心情，是在孤独中感到无穷的懊恼，可以说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地。 “为了救康子的命，决心在最坏的情况下，把一切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默默地走上绞刑架的人，是否还会再次充当肉欲的俘虏，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我只的相信他自己的话……“假如他对第二次杀人有责任的话，当天晚上还呆在自己家里，第二天早晨从电活里得到通知以后才开始逃走，不是太不近情理，太愚蠢了吗？我们还没发现有任何使他犯了罪以后还必须回家住的理由。相反，正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事情，他才怀着痛苦的心情继续呆在家里。 “检察官把在现场发现的打火机作为足以致人于死地的重要证据提了出来，但我对此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喝酒的时候，打火机是很容易丢失的东西。 “村田和彦那天处于极端兴奋状态之中，比方税，把打火机拉在什么地方，或是被人偷走，而他自己却完全没有觉察，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警察局和检察厅断定他的行动是逃亡，这我也不能同意。他在一瞬之间失去了象偶像般爱恋的人。这个第一次事件发生以后甚至想一死了事的情人，不知怎的果然死了。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连想为之分担罪过的人部没有了。他的神经又一次陷入错乱状态，这时想安静地思索一个晚上，以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这种思想感情不是很自然吗？只抓住一些表面的现象，就说那是企图逃脱法网的绝望行动，我觉得也末必恰当。” 我一直在闭目静听。毫无疑问，百谷泉一郎的话，具有充分的使第三者信服的说服力。 的确，任何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有不同的解释。过去我认为非常有力的检察官方面的论证，现在好象空中楼阁似地变成了幻影。 但是，这终究还是一种感情论……村田和彦的心理，是可以同情的；但只是同情，还是救不了他的…… 第二十一章 百谷律师的发言，越发热烈了。 “刚才我详尽地叙述了形成村田和彦性格的因素，现在在这一前提下，进入对事件本身的辩论……“我在这个法庭上，冒着犯诽谤罪的危险，检举了证人津川广基是杀人、尸体遗弃的嫌疑犯。在过了两个星期的今天，他仍然不承认他自己犯下的罪行。但是，关于他犯下的伪证罪，他是不得不承认了。 “这个法庭是审判村田和彦罪行的地方，不是议论其他人罪行的地方，检察官的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但是，根据证人的事关重要的伪证，来决定村田和彦的死活，这是对神圣审判的冒渎。这个证人的这种证言，不是简单地不予采用就可了事的问题。 “根据我调查的事实，津川广基好象也是一个具有危险性格的人物。我这个小小的律师，委托私人律师调查清楚了，他是一个惯于玩弄女性的人，他和好几个女人有关系。当然，能力远远超过我个人以上的警察局和检察厅的诸位先生，若是锐意进行调查的话，这应该是早已弄清楚了的问题。根据调查还了解到，他平时很奢侈，他的生活水平超出他的收入水平，当然，谁都希望生活得到改善，他若是业余搞点副业或做点股票生意，弄点额外收入补贴生活，那也没有特别理由加以指责。 “但是，除了这次事件发生以后的不正当的投资以外，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比方说，在业余用笔名为别的杂志写文章搞点收入的事情也没有过。 “他家里没有什么资产，生活水平又超过收入水平，别人不是容易首先就想到他是从女人那里弄来的钱吗？ “当然，要说这不过是辩护人的一种想象的话，也确实是那样。一个律师没有警察那么大的权限。很明显，一个一个地去访问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询问是否和他有金钱来往，那是超出我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我也不愿意再惹来恐吓人的嫌疑。但是我已查明，他穿的西服革履和他的收入是不相称的，而且他经常为手头拮据而苦恼。 “检察官一开始就举出村田和彦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想以此来证明这很容易使他犯危险的罪行。若是允许这样推理的话，那么，津川广基的性格，不是同样有这种危险吗？ 要说他对生活安定的从堂妹东条康子不加染指，那反而是奇怪的事情呢！ “关于东条康子这个女人的性格，除了证人星晓子的证言以外，没有其他可靠的资料。 她具有强烈的征服欲和物质欲望、虚荣心也很强，这大概是事实。其他欲望比人强似一倍的人，一般说来，肉体欲望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至少她是她丈夫一个人满足不了的女人。她最初所以没看上津川广基，恐怕是因为他不能使她在物欲和肉欲两方面同时得到满足的原故。村田和彦送给她宝石和其他许多贵重的礼物，而她则对村田的责任不在自己的心灵上唯一的创伤，表示理解，给以安慰。对她这样的女人来说，这种二重生活，或许正是她所希求的。” 真是相当激烈的辩论。当然，一个律师往往为了帮助请他为之辩护的被告，而不得不对他人进行攻击或加以伤害，我发现，在百谷律师身上，也有潜伏着这种性格的一面。 “据说，所有女性的身上，都同时潜伏着母性爱和娼妇性。在某种意义上，康子对村田的爱情，也不能说没有母性爱的因素。否则，恐怕他也不会在她身上倾注如此献身的爱情。但是，康子好象并不希望和他结婚。不难想象，这恐怕是出自一种虚荣心。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她完全没有娼妇性。看来，好象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性格。但是，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形体。若不以这种事实作前提，东条康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行动，将是无法理解的。” 这时，一个法庭的吏卒进入法庭，交给百谷泉一郎一个纸条。他看过纸条，惊愕地抬起头来，说道：“审判长，我请求辩论中断几分钟，不，有一两分钟就够了。” “为什么？” “刚才，接到了一个重要报告——一个恐怕要改变这个最后辩论的性质的重要报告。” “好吧。”裁判长点了点头。 百谷律师轻轻行了个礼，到走廊去了。 我也悄悄地立刻从记者席后边的门走了出去，看见百谷明子站在走廊里。他们两人耳语了两三句，就一左一右分开了。这时百谷泉一郎的脸上，泛出了微笑。 “对不住，我继续辩论。” 刚刚回到法庭的百谷泉一郎继续辩论下去。 “下边我要证明东条康子和津川广基之间存在肉体关系。在东条康子已经死去的今天，津川广基坚决否认这一事实，检察官也在法庭上断言他们没有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证明此事，的确非常田难。康子把丈夫的一多半遗产——一千万元转给了津川，但是事实是象津川说的那样借给他的呢，还是赠送给他的呢，还是用近乎敲诈的办法弄到手的呢？这在康于死去的今天，是没办法搞清楚了。但是，从他在法庭上作伪证可以看出，他的话是不可信的。假如他们俩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康子为什么把那么多的现款用在他身上呢？ “为了得到这样一笔巨款，另外的手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津川广基设法了解到第一次杀人事件的真象，以暴露真象来威胁康子。康于把这么大的一笔钱交给一个什么关系也没有的亲属，除了上述特殊情况以外，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定。下边我要证明的事实是，他们两人以前就有关系，第一次杀人那天夜里，津川就在东条家里。问题就在被害人东条宪司的一件遗物——死尸脚上穿着的一双皮鞋上边。” 百谷泉一郎打开了他的笔记本。 “这双鞋上有‘宫村’的名字，警察当局当时好象除西服以外，还想从皮鞋上来查明被害人的身分。一般说来，虽然常常在西服上绣上名字，但没有在鞋上绣名字的。大概是在查明了死者身分以后，对这方面的调查就疏忽了。我也象是得到神灵启示似的，昨天才忽然想到这一点的。因为我耽心怕赶不上最后辩论，所以进行了全力以赴的调查。很幸运，刚才我接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报告。” 刚才明子和他耳语的秘密，大概就在达里。但是，这双鞋究竟是一个有多大份量的证据，我还无从知晓。 “在案卷中只记录着‘黑色男皮鞋一双’。但是，这家鞋店在浅草鸟越町，那里只订做高级皮鞋。在鞋店的订货名单上，没有东条宪司的名字，却发现了津川广基的名字，这一事实说明什么呢？” “啊！”旁听席发出了叫嚷声。我也惊得目瞪口呆。这明显是致命的一击。 “当然，一个人外出的时候，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在别处穿错鞋的时候。但是，除了在喝得酩酊大醉时，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即使肥瘦长短都一样，也可以通过视觉从颜色、形状加以识别，还可以在穿的时候通过触角从脚的感觉上加以区别。这双鞋要是不是东条宪司的，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穿错的呢？ “有点常识的人，谁都会明白，这双鞋最后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而是借村田和彦的手穿上的。因此可以断定，这双鞋的主人，当时就在东条家里。 “但是，他不是一般来访的客人。从康子看完戏回家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前后到村田和彦来到这里的—点钟前后，呆在东条家里的那个人——他要不是杀人凶手的话，那么，这次事什恐怕就没有凶手了。我检举证人津川广基是杀人凶手的发言，我认为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明。” 整个法庭又骚动起来。我往那边一看，发现百谷明子站在旁听席的一个角落里，她的脸上，闪耀着快意的微笑。好象是在无言之中，送来了对她丈夫的声援。 “这是严峻的事实。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用法院的职权，去对那双鞋和鞋店的老板进行调查；或者由检察官作为对津川广基进行攻击的证据去调查也可以，对我来说，只要能够证明被告村田和彦无罪就行……“从各种情况看来，几乎可以肯定，东条宪司那天晚上是为了捉奸而回家来的。检察官曾否定了村田和彦的供词，断定说东条宪司捉住了通奸现常的确如此，东条宪司完全达到了目的，只是被捉住的对象，不是在这里受审的村田和彦罢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可说问题得到了解决，裁判的天平，大大的倾斜了过来。 百谷泉一郎胜利了！冢田允行抓起笔记本，跑了出去。 “这里有一个死尸。这不能说是有计划的谋杀，而是在彼此激烈争吵中，从后头部殴打致死的尸体。这时，一男一女，瞠日而视，呆若木鸡——此情此景，也和检察官推断的完全一样，只是那个男的换了一个人，不是村田和彦，而是津川广基。 “两个人稍微恢复平静以后，当然要商量一下善后的对策。他们若是出来自首的话，还有挽救的余地，但是他们不愿意那样做。津川广基当时若是自己有车的话，他可能自己把死尸运走扔到什么地方，也同样伪装成强盗杀人的样子。但是，他当时没有准备好车子。 “在马路上找辆出租汽车运死尸，显然是不行的。借一辆汽车，或是找出租汽车行——在深更半夜找人家租借汽车，那不是疯子干的事情吗？在这时候，东条康子想到了自己有汽车、估计又能够帮忙处现尸体的村田和彦，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是，若是直说因为和另外一个男人通奸让丈夫堵住了，所以就把丈夫杀死了，恐怕对方不论多么白痴，也不论多么爱她，听了这话也要气得发抖，马上走开的。再叫他帮忙处理死尸，那怎么可能呢？……“这位未成的大器，没有成功的大演员，在这里施展了她高超的演技。但是，她不是为了赢得千百个观众的喝彩，也不是为了博得声誉，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在仅有的一个男人面前，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但是，另一个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导演的津川广基，这时候当然不能离开她家。他隐藏在什么地方，屏住呼吸在侧耳倾听悲剧的进行。 “搬运尸体时，他们都处在兴奋状态之中，在门口给死尸穿错了鞋（在日本进屋时要把鞋脱下来放在门口）——就是现在成为问题的那双鞋——，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津川广基后来是会觉察的。但是。连警察都没有发现的这个微妙的秘密，犯人自己能够暴露出去吗？——这样的傻瓜是没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说村田和彦犯有尸体遗弃罪，我是不好否定的。不过，他是受了康子的骗的，她没有把杀人的实际经过全部告诉他。在这样的条件下，杀人事后伙犯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这是法律常识问题。 “弄清了第一次事件的真相以后，第二次杀人及尸体遗弃，他们俩谁的嫌疑大，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东条康子一方面和津川广基分担了杀人的罪，又和村田和彦分担了尸体遗弃罪；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一个被魔鬼夺走了丈夹生命的悲痛的遗孀的角色。不管她具有多么出色的演员素质，在这一个月里头，那种消耗心血的戏也够她演的了。她疲劳到了极点，被迫到了发狂、自杀、自首的十字路口，是不奇怪的。 “津川广基有一个比村田和彦有利的条件，他可以戚亲的身分，出入于东条家，以观察康子动静。在万一康子去自首的时候，杀人的伙犯和尸体遗弃的伙犯哪一个更危险，这是连中学生都能分辨清楚的问题。 “这样说来，他们在有乐町的茶馆相遇，也绝非偶然了，或是津川广基最初就安排好的一幕，或是他跟踪康子而遭遇到的一个场面。我认为是前者，即使是后者，也没有理由把全部事实推翻。 “在同案伙犯快要垮下来的时候，想把伙犯干掉来保护自己安全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今天这个案子，还有一千万元钱的得失纠缠在一起呢！ “这个犯人，可能一边在和康子进行最后一次的交媾，一边在冷酷无情地继续考虑他如何杀死她的方法。恰好犯人又知道村田和彦这个人物的存在。——不仅容易把杀人的嫌疑嫁祸于他；而且他是一个在某种情况下决心自己主动去承担杀人罪责的人。 “把康子除掉，而且用和村田和彦处理东条宪司尸体同样的办法处理康子的尸体。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赌注。但是，这种心理，在曾经一度犯罪而末被逮捕的罪犯身上，是常有的。 “那天夜里交媾的地点在哪里，用谁的汽车运的尸体，象这类问题，很遗憾，靠我的力量是无法调查清楚的。但是，关于第二次事件，除了津川广基的证言之外，再没有任何足以向村田和彦问罪的证据了。 “村田和彦叫嚷‘说是我杀的？！’恐怕是事实。但是，在他说这所以前，津川广基说了些什么，有谁知道呢？ “知道这一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犯有伪证罪的犯人津川广基，另一个就是由于心理受到猛烈冲击而陷入呆然若失状态的村田和彦。 “当然，在普通情况下，证人的话比被告的话分量要重，但是象目前这种例外中的例外，二者的比重，恐怕要颠倒过来。至少。东条康子是被村田和彦杀害的证据，是完全不存在的。成为问题的那个打火机，津川广基曾经有过弄到手的机会，恐怕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吧。 “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关于第一、第三，第四这三个诉因，被告是无罪的；关于第二个诉因，希望体谅被告当时的心情，予以宽大处理。 “就此结束我的最后辩论。” 百谷律师说完，静静地坐下。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村田和彦又走到审判长的面前。 “被告人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审判长的语调，比以前温和多了。 “我想说的话，百谷先生全都替我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难道女人全都是这样的吗？！” 法庭里继续保持沉默状态。说这句并不期待回答的问话，是从村田和彦心灵的伤口迸发出来的，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第二十二章 又过了两个星期以后，七月十五日进行宣判。 “判处被告徒刑三年，但……”吉田审判长将宣判书的正文念到这里的时候，记者团喧嚷起来。 这里的“但”字下边就是“缓期执行”。这是近似无罪的判决。 吉田审判长向我们这边瞟了一眼。 “但缓期五年执行。” 记者们都跳了起来。证人台上的村田和彦，蓦然间晃动了一下身体。 百谷律师哭了，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旁听席上的百谷明子，也在用手帕擦着眼泪。他们夫妻两人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宣读判决理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进入我的耳中。我闭着湿润了的眼睛，一幕一幕地回忆着开庭审判以来的场景。 “关于诉因第一、东条宪司的杀害和诉因第三、第四、东条康子的杀害又尸体遗弃，认定被告无罪……“关于诉因第二、东条宪司的尸体遗弃，适用刑法第一九〇条……“但是，根据刑法第六六条的规定，酌情……”我暗里注视首检察官的侧脸，发现他的脸上，好象泛起了微微的笑容。 这一判决，对他来说，的确并不意外。不，他自己内心，好象在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 “不管我在法庭上对被告怎样严厉，但在被告获得自由以后，在马路上相遇时，我还是愿意笑脸相迎的。我也并不是妖魔鬼怪呀！”这时我想起了天野检察官到任之初说过的这段话。 这位检察官忠实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是没有疑问的。现在连村田和彦本人，对这位检察官大概也没有任何怨恨的情绪……审判长宣读完判决理由以后，用一双大象般的眼睛盯视着村田和彦。 “被告对这个判决如有不服，可于十四天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届时可与辩护律师商量，办理法定的手续。” “谢谢，谢谢了！贝逄锖脱宕笊档馈！拔壹纯谭牌纤叩娜g浅8行唬? 三位法官面部表情都很爽朗，他们对这一判决一定也感到骄傲和喜悦。 没等闭庭，我就先一步离开了法庭来到走廊。冢田允行为了和报社联系，早就走了。现在，新闻记者的当务之急，是抓住百谷律师听他谈谈感想。 “太太，恭喜了！”我对在后边出来的百谷明子说。 “谢谢，全靠大家的力量。”明子站在右边的门前又在用手帕擦眼泪。 天野检察官首先走了出来，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情非常愉快。满脸微笑地拨开人群顺着走廊缓步出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去追赶他。 几分钟以后，百谷泉一郎走了出来。要不是在法庭，这一瞬间一定是镁光齐放。但是，在法院里原则上是禁止拍照的。 “你……”首先说话的是百谷明子。 要是在外国，按着一定是拥抱、接吻的场面。 我这样想着，屏息无语。本来是毫不客气的记者们，也没有一个说话的。 在泉—郎的眼睛里，好象别的人他一个也没有看见。 “珮丽，是你的功劳呀！”他低声细语地说。 “先生，恭喜，恭喜！” “请您谈谈感想吧！” 这是同时暴发出来的各报社记者的声音。我虽然站在最前面，但还是没有作声。 这时，我在想“珮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一定是泉一郎私下里对明子的爱称。现在，百谷律师当然比我们更加兴奋，简直到了忘我的境地。因此，在他见到明子的时候，就暴露了这个秘密。 我忽然想起有一个电影的片名就叫《珮丽》，是美国迪斯尼的一部以松鼠为主人公的生态影片。 片刻之后，我好不容易从我掌握的贫乏的法语词汇中想起了这个单词。 女妖、仙女——就是这个单词的意义。这也许就是百谷律师对村田和彦悲痛告白的直率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