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困与微行》 第一章 张飞、韩信、岳鹏举 风乍起，吹皱鄱阳湖；雾弥漫，笼锁庐山峰。 有道是：望着不见春，想汉宫图画，风飘交炉。棋枰容散，黑白胜负 难分；南朝古寺王谢墓，江上残山花柳阵。人不见，烟已昏，去筑弹铗与 谁论。黄尘变，红日落，一篇诗活易沉沦…… 我在北京西郊的十八所开始写作。 这所院子不能随意散步。那一幢幢设了岗的灰色小楼惹我生出许多感怀。三十七年前，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这里曾经住过许多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 率苏共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的是米高扬。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兼有“牛一样结实的身躯和令人敬畏的面孔”的彭德怀元帅。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像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米高扬脸红这一问关系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质。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彭德怀皱起眉头，“他还能听到改正” 米高扬赧颜地耸起肩膀，双手一摊：“当时谁敢提呀……”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 米高扬避开彭德怀的目光，那目光太纯洁太正直……太天真。没有水晶一样透明的心是难以承受的。 他用诉苦的口气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眯细了眼，足足打量米高扬五秒钟，嘴角开始抽搐，流出一股嘲意。他的身体缓缓扭转，就在背过身去走开的一刹，右臂忽然抡起：“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两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并且呈上“万言书”。 他没有被杀头，但他还是折失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并且成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代表人物…… “张飞” 一九五九年“八一”建军节前夕。 暮色沉沉，有位“秀才”求见毛泽东。 他走进“美庐”时，卫士田云玉见到他在哭。庐山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工作人员若明若暗都知道了一些。 卫士引他登上二楼。一进门，看见毛泽东的刹那，他“放声大哭”，“哭得很厉害”，腿也软卫士劝不住，毛主席也劝不住。他说：“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也许应了“秀才闹事，十年不成”？有的秀才确实看问题敏锐深刻，风头上真能慷慨激昂，可是风向一转，便跌落下来。 不过，那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何况又是面对功高如山、扭转乾坤的巨人毛泽东，秀才被迫讲了违心话或真以为错了而反戈一击，是可以理解的。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 毛泽东一枝接一枝吸烟，脸色凝重，却并无惊愕、震怒、义愤之类声色流泻。 自己讲的检查出来，别人讲的也揭发出来；会上谈的说一遍，会下的议论也揭发出来…… “到了斯大林晚年”，“专横独断”，“好大喜功，偏听偏信”，“有些像铁托”。“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 会上是阴谋，会下这些议论算什么？当面是阴谋，背后又当何论？“万言书”是阴谋，背后的论点却脱离了对事而变成为对人的指责……算什么！ 毛泽东却没有“龙颜震怒”。他只是把烟蒂用力拧熄在烟灰缸里，轻轻叹口气：“唉，莫哭，莫哭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送走痛哭流涕的“秀才”，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吸烟，没完没了地踱步。 值班卫土轻手轻脚走到办公桌旁，换上一杯新茶。他准备退出，却又顿一下步。因为毛泽东迎面踱过来 前几天，毛泽东也曾这么踱过来。那次，“促进派”的几位同志汇报了将近七个小时；那次，毛泽东听完汇报便没完没了地吸烟踱步；那次，毛泽东突然用一根食指按在卫士胸前第二颗纽扣上问：“你知道彭德怀过去叫什么名字？他叫彭得华，要得中华。” 卫士田云玉就是由此才知道彭德怀出事 这次毛泽东没有用食指按卫士的纽扣。他经过卫士身边时，就像经过一片旷野，就像根本不存在这个人。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常会如此“目中无人”。卫士松口气，悄悄退出门外。 毛泽东喝一口龙井茶，目光从堆积桌案的简报、资料汇编以及“动态”、“情况”上一掠而过，旋即踱向窗前。 山下暑气蒸人，山上清凉世界。微风穿窗，清爽宜人，还带来植物的馨香。他胸脯起伏几下，忽然前出一句：“赫鲁晓夫之后是彭德怀……”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出这句话，以后会上会下又讲过几次，言简意赅，反映出他的全部思考和看法。 思考的起因是彭德怀的“万言书”，但思考的“落脚点”却根本不是那份“万言书”。 彭德怀上“万言书”的原因很简单，可以简单到两年前他朝米高扬抡胳膊：“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可以简单到一首民谣：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1！ 彭德怀抢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 1咙胡——喉咙。 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像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像彭德怀那么简单。在庐山，彭德怀是英雄，毛泽东也是英雄。这说法并非自相矛盾，恰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不能简单以胜败论英雄，又怎能以简单的对错论是非？ 论述这个问题，须专门一本书，而非现在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本书只是将毛泽东思考的几个阶段几个要点列出来。 登庐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转十七道弯。当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时，正是“三面红旗”遇挫，面对一片“反华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飞峙大江边”，对于包围中国的骂声，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冷眼向洋”看美国，看台湾，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决非像某些书里所写“冷眼看着他过去的战友们上山，一一收拾他们”…… 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泽东不介意，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反对，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彭德怀送上“万言书”，毛泽东也并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吸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书呆子，谁都懂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真话不见得是对话。正确与否的标准不只是简单一个真话假话，还与时机、形势有关，更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关。同样一句真话，十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十年以前讲也许就“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也敏感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万言书”里也用上了这个观点。二是“促进派”提醒毛泽东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绪”蔓延开来，“乱了思想”、“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可不得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非常时期（或叫困难时期）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气，要看看“另一种倾向”到底有多严重。 七月十七日晨，庐山上的与会者都拿到了大会印发的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向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七月二十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这期间，山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 于是，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攻击和善意批评便交汇混杂，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一个“合唱团”，形成一种“大气候”。 于是，“万言书”本身内容再也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对事业而言，毛泽东的威信，共产党对国家机构领导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是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后人评说前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情。实际上，不少人持同一观点：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标志苏美开始握手。在这种“包围圈形成——的共识下，毛泽东同一天开始反击，在庐山会议上做了尖锐激烈的发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党中央委派聂荣臻、叶剑英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自述》也证明，两位元帅都反复讲明“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面利益来做检讨”。 由此不难看出，把彭德怀折于庐山，只归结于向毛泽东上了一份“万言书”，实在太简单太肤浅有人把时代错误简单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就更为错误 当毛泽东凭窗而立，呼吸着庐山夜晚的凉气时，他思考的c经不是要不要反击彭德怀，而是反击到哪一步！？ 如果说“促进派”的汇报要求和“大气候”的影响，促成毛泽东数落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今夜发生的“反戈一击”，秀才的检查与揭发，便不能不促成那定性的升级。有背后议论，会下“串联”，自然就变成了“军事俱乐部”，升级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八月一日，建军节。毛泽东已定下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心。 上午十点，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摇头。他违心地退一步，说：“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的。” “还是三七开吧。”毛泽东一步不退。 “对半开。”彭德怀明白这关系到他的问题性质。 “三七开。”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比例关系着定性。 彭德怀痛苦绝望地看看毛泽东，嘴角一紧，垂下头。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庐山是早晨。 毛泽东走出美庐，作睡前散步。 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上，静悄悄不曾醒来。这些别墅式建筑多是蒋介石三十年代所营建，如今换了主人。每座别墅里都配有从全省筛选而来的年轻女服务员，她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 晨光熹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闪，青烟飘起，迅速被风驱散。他一手夹烟，一手拄腰，放开视野。 长江水悠悠荡荡，鄱阳湖苍苍茫茫，雾岭云谷人迹渺渺，惟有他独个儿神情冷冷。 唉，历史就像眷恋山岫的云雾，在他面前脚下纠缠不休……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长征路上，毛泽东赠诗彭德怀，盛赞他是猛将，“像《三国》里的燕人张飞张翼德”，是开路的“先锋”。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长刘勘率七万之众迫在屁股后边，实在恼人。彭德怀替毛泽东分愁解忧，率两万部队去找刘戡，问毛泽东：“对刘戡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激励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于是，彭德怀一战而毙刘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击毙”，还要“斩下项上人头”哩……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抗美援朝，林彪怯阵，彭德怀慷慨请缨，打得美国人惊呼：“当年八国联军陷北京，现在十七国联军攻不下一个彭德怀……”台湾报纸甚至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人不说国军不会打仗”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敢于同世界性的联合国对立而不败，只有彭德怀成为打败世界性联合国军的东方将领……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现在，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说：“老彭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抡起胳膊吼：“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二十六日晚，彭德怀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骂粗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张飞张翼德……”毛泽东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据说那天早晨他情绪一度流出哀凉。没有枪声的庐山，损折一员大将，值张飞这样的人物谈得上什么野心？你叫他当皇帝他也当不了，不肯当，毛泽东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转瞬间他眼神里又闪出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处理彭德怀，关系“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举凡经天纬地的巨人，为主义之争，莫不可以牺牲一切。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可以牺牲六位亲人，也可以牺牲他的那颗将星——“张飞张翼德”。 他深知，现在的形势，尤其要维护那个“凝聚力”…… “韩信” 他不再吸烟。凝神屏息，仿佛能听到旭日东升的隆隆巨响。从他的诗作中不难得知，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是他心潮澎湃、最能浮想联翩之际。 二十天前，他的秘书在半山亭上，望长江，听松涛，写下一副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联一出，其他秀才都放了笔。可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家英写联在前头”。 田家英心系天下忧乐，匹夫莫不如此，何况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民主革命，巨险大难而乾坤翻转、家破人亡不足悲z开国创业，心神交瘁而天下大定，华发早生终不悔…… 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毛泽东多次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为秦始皇翻案，并且请郭沫若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日报。 每当日出之际，毛泽东常常发出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 你彭德怀讲真话，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上海会议，我感觉到纠“左”不力，讲了不满的话：“……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你彭德怀张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挂帅了”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万言书”，这不是真话？ 我多次检查反省：“我因易被感情驱使……个性不好束缚”，你“张飞”难道不要反省？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 庐山就是一首苍凉的浪漫诗。十年后，毛泽东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并且告诉了斯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和我们所做的事一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这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感怀，尽管苍凉，却并不忧伤。 此刻，太阳已经升起。侍立坡下的两名卫士，又鲜明地感觉到了这位领袖体内那种冲力的高扬和意志的旺盛。 冲口而出的是刘邦的《大风歌》。他声调高亢，抑扬顿挫： 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再一次凝神屏息，仿佛在听群山的回应： 云飞扬……飞扬……飞扬…… 守四方……四方……四方…… 蓦地，他又放开喉咙，唱出一句京戏：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 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里的唱词。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彭德怀取名“张飞张翼德”，却从来不曾为林彪取名“韩信”，并且也从没公开把林彪叫过“韩信”。 不能叫“韩信”，毛泽东和林彪都忌讳“韩信”，“韩信”身上有一场历史悲剧。 但是，林彪又确实有过“韩信”的称号，并且早于“张飞”，是在中央苏区时就被人叫了出来。 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第三，靠的自然是战功。朱德是“红军之父”，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的原因，林彪不能超越。其他的元帅，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被他超越。他成为元帅第三。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你可以说他“相貌平平”，“身体瘦弱”，“学习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上了井冈山还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但是，有些历史事实你无法否认。在黄埔军校他不显山，不显水，你再说他平庸他也参加了共产党。四个月后又成为“铁军”叶挺团中的一名排长。 “八一”南昌起义，他再“相貌平平”“身体瘦弱”，在战斗中也是“打得异常勇敢”，“始终冲在士兵们的前面”并且坚持着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的斗争中，你说他投机也罢，动摇也罢，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也罢，他毕竟是身经百战，并且在一大批优秀指战员中脱颖而出。战争对军人的选择是无私而又严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侥幸。侥幸过了初一侥幸不过十五。林彪在三年时间里，从连长到营长到军长，是一仗又一仗打上来的。许多军史研究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仗打得漂亮”。 他二十四岁就升任红四军军长，不是靠谁的赏识提拔，而是靠“五十天歼敌一万余人”的战功和军事指挥才能。 他二十五岁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与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成为毛泽东反围剿的左膀右臂。第四次反围剿，林彪率红一军团干脆利索地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十一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林彪、彭德怀，被称为红军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左膀右臂，那时人们就看到这两位将领作战风格的不同。 彭德怀骁勇、刚猛，善于吃苦，敢于打硬仗。 林彪多谋善断，善于审时度势，用计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彭德怀“横刀立马”，驰骋沙场，博得“张飞张翼德”的美称。 林彪呢，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围魏救赵……确实有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于是，在一些胜仗之后，便有些人叫他韩信。 那时人们叫他韩信，决没谁想到“野心”上去，只是说他率兵打仗像韩信。但是，“韩信”在人们的观念中，毕竟还有悲剧的一面，所以叫起来不像“张飞张翼德”没顾忌。打了胜仗叫一声“韩信”，范围有限，平时更不会有谁把“韩信”挂嘴头。长征以后，“韩信”的叫法就听不到 解放战争时，“韩信”的叫法又出现一下，起因在于黄永胜。 “四野”八纵司令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但不打仗时就稀松，就花。打牌跳舞玩女人。兵团司令员程子华颇为其挠头。东北决战在即，他三次找林彪，要求换将。他看好老资格的段苏权、说段将军老成持重，有廉颇之风，可代黄永胜为八纵司令员。 林彪摇头：“辽西三战三捷，永胜同志兵不过二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 程子华皱眉头：“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说到底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呀，这样子怎么行？” 林彪面无表情，声调平淡地说：“高祖刘邦曾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十万。刘邦不悦，问：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哂笑：你这么大能耐，怎么被我捉来，供我驱使韩信不慌不忙说：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所以韩信只能供陛下驱使……” 说到这里，林彪起身送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在东北，冀察热辽的干部，包括程子华、李运昌、段苏权这些老人，同林彪矛盾不少，议论也常有。林彪将将，讲的本是帝王术，学的是刘邦将将。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决不会有人将其比为刘邦。有毛泽东在，那样比是犯大忌的。于是，故事在冀察热辽的老人中传开时，刘邦将将就变成了韩信将将。于是，背地里开始有人把林彪叫“韩信”。比如黄永胜进城跳舞去了，冀察热辽的老人便议论：“那是‘韩信’看中的干部。”“在井冈山他跟着‘韩信’当团长了……”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立下了奇功，打出赫赫威名。大军入关时，黄永胜豪气十足：“单是我们‘四野’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林彪麾下不少人拿垓下一战来说比辽沈战役，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 于是，不光对林彪有意见的冀察热辽老人背地里把林彪叫韩信，就是“四野”中那些最信任最佩服林彪的指战员，也有不少称其为“韩信”。 建国后，林彪不出头，不露面，淡于交往，基本过着隐居的养病生活，以至于不少老人说他“打仗像韩信，处世像张良”。 “韩信”被人渐渐淡忘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忘。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被选为党的主席。与会代表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但他没有获得全票。他差了一票，这一票是投给了林彪。这一票正是毛泽东自己所投。 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偕叶群一道上山，住在一幢二层的西式小洋楼里。 他仍是深居简出，一副淡泊之态。他不像其他的元帅喜欢聚会聊天。他几乎不去看望任何人，至于其他人来拜访，多数也是被叶群挡驾。 他或者在楼里踱步想事，或者在别墅的林木中坐在藤椅上读书。但他心里有数，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现在的形势，更需要用他。 八月一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彭德怀曾难过地说：“张飞这个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我自认为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都没找到主席，面谈机会少，得不到主席的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常常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的话不无失望： “多次重要时期，从没写信给我，为什么这次要写万言书？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让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了转业费……” 林彪从毛泽东的话中，体会出了含意。毛泽东在十大元帅中，总说给林彪发了转业费，分明有了请林彪重新出山挂帅的想法。 林彪也很有分量地给了彭德怀几句： “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他转向常委们：“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确实准备用林彪替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 元帅第二倒了，元帅第三接班也是顺理成章。一个“张飞”，一个“韩信”，打天下都是功高勋著；是左膀右臂，也都同自己有过磕磕绊绊。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讲，元帅中只有彭德怀和林彪敢坚持意见，***。 毛泽东睡觉困难，一旦睡下，没有谁敢惊扰，鸟都不敢从屋顶飞过，远远就被卫士们用竹竿绑了红布驱走。聂荣臻元帅去见毛泽东，在门口立正两个小时，卫士长请他坐等，他不坐；卫士长要去叫醒毛泽东，他不许。 毛泽东说：“聂帅才是个厚道人呢。” 彭德怀则不然，径直闯入毛泽东卧室报告军情，没有谁能拦得住。毛泽东多次为了睡觉被人打扰而发脾气，这次没有发脾气，只是苦笑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 其实不只一个彭德怀，还有一个林彪。据卫士们介绍，林彪也曾不顾警卫阻拦硬闯进去。彭德怀是连闯丰泽园大门、二门、卧室门，林彪是连闯大门、二门，停在卧室门前，对阻拦的卫士喝令：“叫醒主席，我有急事。” 他烦躁地在门口踱步，卫士出来，“请”字没说完，他已板着面孔闯进去。 林彪比彭德怀懂得一些“节制”。 彭德怀坚持不同意见时，常惹毛泽东恼火；林彪坚持不同意见时，常使毛泽东受感动。 林彪挂帅去东北与国民党争天下，一开始就在战略思考上与毛泽东不致，他敢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林彪怀疑“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请示“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 中央的复电实际是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坚持不同意见：“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在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敢叫毛泽东“头脑清醒考虑之”的人物大概没两个。历史证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对东北战火初起，还有一些错误的电报指示，诸如“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最后一战”，“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在经过失败和流血的教训后，才按照林彪“分散建立根据地”，“实行运动战”，“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办 彭德怀敢讲话，林彪也不是有话不敢说，有屁不敢放的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彭德怀看到自己意见正确时，会不客气地当众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且常伴有随意的感情宣泄。林彪在事实证明自己正确时，就不这样讲话。他对东北干部们讲：“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把城市丢给国民党。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了……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我讲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战场终于打赢了，林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这是“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的结果。他把功劳归于毛主席。自己不居功，更不会得理不让人，回过头来非论清谁是谁非不可。 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并不全面，那只是特定的时间和事件。他若始终如此，就当不了“接班人”。他更多的是“当面敢坚持意见，***，背后喊万岁，公开场合维护毛泽东”。 在毛泽东心目中，他显然比彭德怀是“忠臣”。 毛泽东已经回美庐二层，擦澡、服安眠药，上床。 按照规律，现在还不能睡觉。要继续看书思考个把小时，服第二遍安眠药后，才会入睡。 卫士小心翼翼地替他按摩着两腿两脚，不发任何声响。从毛泽东那漠漠的目光可以知道他正在沉思。 片刻，他点燃了一枝烟，并且将一张白纸垫在一本书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写了几个“林彪”。 青烟一团团、一股股从他嘴里吐出。他在沉吟。 沉吟就是犹豫。 当七八个“林彪”已经占满半页纸时，毛泽东拧熄了烟蒂。他出神似地停了片刻，又用笔写去。这次写得很慢很慢，每一笔每一画都带着滞重的沉思。 终于写出三个字：岳鹏举。 这三个字就占满了剩下的半页纸…… “岳鹏举” 毛泽东对林彪有两个犹豫。不是犹豫他政治上的忠诚，军事上的才干，或如某些书信怀疑林彪是一代枭雄。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一个犹豫是身体状况。 胡耀邦一九七八年在中组部有个谈话，谈到：其实毛泽东也不喜欢林彪。林彪身体不好，而且对自己的病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许多人对林彪的怪病大做文章，都谈到他怕光、怕水、怕风、怕出汗……客观讲，对林彪的病不该用取笑态度，应该是理解。那是严酷战争造成的，是重伤及战争中过度付出遗留的。为对付伤痛，他不得不用镇痛的麻醉品，正像许多好干部在与癌痛抗衡时也会要求多用点杜冷丁一样。不能因此说他是吸毒者。 从历史角度看，林彪的怪病是他的光荣，是他为中国及民族作出过牺牲的证明。伤及他神经的那块伤疤，应像军功章一样受到尊敬，由此带来的身心损伤和痛苦，应该受到理解和同情。 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要用林彪时，首先问的都是身体。抗美援朝，林彪因为身体不行未能挂帅。高岗闹分裂，想取代刘少奇、周恩来时，毛泽东曾愤激地说：“他推林彪当总理，其实是他自己想当总理。林彪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当总理？” 这次林彪上庐山，毛泽东见到他第一面时，首先关心的就是：“近来身体怎么”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首先关心的也是林彪的身体，谈过北京不肯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接着便问林彪：“现在身体怎么如果吃得消，就要多挑担子喽……” 毛泽东对林彪出任国防部长的第二个犹豫，就是因为脑子里还有个岳飞岳鹏举…… 中国的著名将帅都有生动“别号”，比如朱德被尊称为“红军之父”，彭德怀被称为“张飞张翼德”，刘伯承是“战神”，林彪是“韩信”，罗荣桓是“政治元帅”等等。其中不乏由毛泽东叫出名的。比如用“诸葛、吕端”来比叶剑英，用“周勃”来比许世友，用“李逵”来比李达，用“徐达”来比许光达…… 毛泽东在纸上所写“岳鹏举”，是指二方面军的旗帜，爱兵爱马名震天下的“兵马大元帅”贺龙。 在中国的著名将帅中，贺龙被誉为“岳飞岳鹏举”，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之前。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贺龙反而主动转向共产党，在武汉与叶挺将军一见如故，交上朋友。“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两位北伐名将多次在大智门贺龙的师部里晤谈，纵论天下大势。 四月十八日，贺龙向全师发布命令：继续北伐。二十二日，率部出征。北洋军阀奉军头子张作霖为阻止北伐，派张学良率精锐部队南下应战，同时勾结豫东南的“红枪会”，集结一万多土匪大举进攻广水、武胜关。 贺龙率军北上，一路攻伐，扫荡鄂豫边界；战九龙关、夺插旗山、拔铜鼓台。这些参加“红枪会’的土匪，自恃“神符护身，刀枪不入，人多势众”，都是些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当年吴佩乳孙传芳都退避三舍，拿他们没办法。但这次遇了贺龙，真是小鬼碰上了神仙，被打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剩下的全如鸟兽散。一路逃一路惊呼：“活龙下界了，来的都是昆仑山的金刚体，别说刀枪不入，大炮也不人！” 这一带农民本来就很迷信，听风是雨，一夜之间传出千里。信阳、洋河镇、五里铺、青山店……成千上万的土匪，头天还张狂横行，转天便土崩瓦解，逃得踪影全无。 贺龙统帅三军，一路呐喊着“打败了吴佩孚几十万兵，不怕张作霖的替死鬼”，长驱北上，打进驻马店。 这时，张学良率领十七个混成旅，十几万大军集结于漂河、逍遥镇、周家口一线，准备与贺龙决一死战。 “小六子要和我在这里决战。”贺龙手指地图对各团指挥官讲，一边吸烟一边微微笑，讲得像儿戏一般轻松。张学良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一代名将，除了他爹张作霖张大帅，大概只有贺龙把这位少帅像呼小娃娃一样叫成“小六子”。他好像胜利已经在握一般，将大手在地图上一穿一插再一握：“我们穿过上蔡，强渡漯河，击溃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敌人主力，然后插临颖，攻朱仙镇，拿下开封！” 最后这一句，那握拢的拳头砸在了地图上。 在群情激昂中，贺龙磕去烟斗里的烟灰，用烟斗嘴轻敲地图上的几个“点”，粲然一笑：“看出名堂了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完全是当年岳飞岳鹏举的北伐路线。‘精忠报国’，在此一举！” 在一片“精忠报国”的欢呼和誓言声中，贺龙摆摆手，待大家平静一些，才换上深沉的声音说：“不过，你们要注意哟。小商桥是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我们不要落马！逍遥镇和朱仙镇是岳飞大捷之地，我们更要大胜。岳飞饮恨而退，我们不能退，要收复汴京，直捣黄龙！” 难怪贺龙敢于戏呼张学良“小六子”，少帅虽然是名将，关内各路“诸侯”都惧他几分，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争相拉拢取悦于他，但是遇上贺龙，情况全变 逍遥镇一战，贺龙率军强渡漯河，杀得昏天黑地，神惊鬼泣，将张学良的先头精锐部队尽数歼灭。贺龙虽然只统领一师人马，但生俘敌人就达四个团！缴获的物资军械堆积如山，并且靠缴获的二十四门野战炮及其他大量小炮，增建了一个炮兵团。 接着挥师小商桥，又是一场血战；敢死队人手一挺‘虼蚤龙’（一种手提式机枪）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震天的呐喊声中，无数刺刀紧随其后突入敌阵；硝烟滚滚，刀光闪灿，钢铁碰撞，火焰冲天，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冲杀，张学良的主力部队全线崩溃。贺龙不容敌人喘息，一道命令，挥师扑向临颍，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张学良发起最后猛攻。张学良带兵以来，从不曾遇上这样的“恶敌恶仗”，丢盔卸甲，一败涂地。打到后来，一听贺龙便闻风而逃。贺龙几乎是兵不血刃便连下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横扫河南大部，于五月三十一日进入开封。 祝捷会上，贺龙高举大酒碗，豪气冲天：“北上幽燕，直捣奉京！”三军欢呼，踊跃向前。张作霖在北平又气又怕，开始往东北逃，并且大骂：“妈了个巴子，啥时候冒出来个贺家军……” 贺龙的亲人，为革命献身者近百之众，其中不少在他的部队中任过重要职务，各个骁勇善战，所以曾被人称为“贺家军”，一如历史上被传颂的岳家军。 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正准备西攻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内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正走向激化。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下令贺龙停止北伐。据说，三天之间连发十二次电，严令贺龙立即回师武汉。 与历史上传说的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何其相似！ 下达回师令时，三军痛哭，问：“为什么步岳飞之后，不继续北伐？”贺龙含泪，只说了一句：“我们比岳飞只多走出一步……可惜！” 北伐未获全胜，但这更使人们把贺龙与岳飞相比，从此，贺龙有了“岳飞岳鹏举”之说。 贺龙在蒋介石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蒋介石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上海南京各建一幢小楼，外加三百万大洋，想把贺龙拉到自己身边。他说：“我还不曾花过那么大代价。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他一个师，打败吴佩孚几十万人，俘虏吴佩孚两个师；他把张学良打出河南，打得溃不成军。他还不是共产党嘛，只要他肯过来，再高一些的要求也可以答应。” 蒋介石第一次派出秘书长李仲公，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都被贺龙抓起来，分别押送国民革命政府总指挥部和九江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的熊贡卿、梁素佛被贺龙抓起来枪毙 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自己和他的“贺家军”——国民革命第二十军全部交给共产党，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军，他自己成为起义的总指挥。 使贺龙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岳飞在他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参加共产党后，曾多次向政委关向应谈起岳飞和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 他说：“蒋介石破坏了北伐，赵构和秦桧也是破坏岳飞的北伐。蒋介石就是赵构、秦桧式的人物。” 岳飞字鹏举。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是从岳飞的名和字里各取一字作为儿子的名字…… 毛泽东没有吃第二遍安眠药，却又吸燃了一枝烟。 他目注白纸上的两个名字沉吟，脑子里轮替出现两张面孔：一个是每天吃一斤肉也不会长肉的瘦削的林彪；一个是方面阔腮，黑眉毛黑胡子，不怒自有三分威的贺龙。 他在延安见到贺龙，但他上井冈山时便已熟知贺龙。当他激励自己的士兵时，讲得最多的就是贺龙：“同志们，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领导了一个军。我们有一个营，为什么不能闹起一支大队伍？……” 沉吟间，又有第三个面孔闪入了脑际：饱满的前额和太阳穴，厚实的嘴唇和下颏，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目光温和、深邃、睿智、敦厚。他被誉为共产党里的圣人，是毛泽东无比信任的“政治元帅”罗荣桓。 难怪毛泽东沉吟。尽管林彪是他的爱将，深得他倚重，尽管他在“八大”上就投了林彪一票，尽管他在去年便提名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而准备重用。尽管他在七月二十三日召林彪上庐山时便想到让其替代彭德怀，可是，一旦征求意见，彭真却转来了罗荣桓的不同建议。 别人的建议毛泽东可能摆手而过，罗荣桓的建议却不能不深思。以往，毛泽东定下决心的事，听到多少个“不”，也不会动摇。这次例外。他犹豫、沉吟着无法安睡。 听听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便不难理解这次例外。 下面内容是引自王力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从过去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看来，一般都不知道罗荣桓同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 这个问题，毛主席同我谈过两次。……因为我所有的笔记、整理后的记录、手稿，在十八年前都被那个专案组没收了，至今无影无踪。所以，我只能凭记忆，把毛主席当时所讲的使我终生难忘的话整理出来。下面是毛主席的原话： 一、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二、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再还有邓小平。 三、山东只换上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四、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五、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 十、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邓小平、陈云。 现在，这位“无私利”、“看得破”、“算得到”、“最守纪律’、“最正直的人”，这位可以同毛泽东“一辈子共事的人”，这位“党内的圣人”，他不同意林彪任国防部长，他鼎力举荐贺龙任国防部长。 贺龙是称职的国防部长，这一点毛泽东同罗荣桓并无分歧。用一句毛泽东常讲的话：死了张屠夫，也不会就吃混毛猪。即便林彪、贺龙都不在了，也还是能找到称职的国防部长。 问题在于林彪、贺龙哪一个任国防部长更好些？ 毛泽东重点考虑着罗荣桓的两句话。 “林彪身体不好。”这是实话，但毛泽东在下决心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不再成为动摇决心的理由。 “国防部长不要只从一方面军出。”这个意见很有分量。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个“星星之火”都曾是独立的，是分散独立作战，形成众多的“山头”，这是客观现实，甚至在延安躲防空洞有时都能感觉到这种“山头”的存在。作为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那个“平衡”问题。 彭德怀和林彪都是一方面军的，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然而，这个问题足以改变曾经思考后的决心 良久，毛泽东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中央任命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这是毛泽东反复斟酌思考后在纸上留住的那个名字。 同时，中央任命贺龙为军委副主席。 毛主席说：“军委的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 这个第二副主席在过去没有专设。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毛泽东为使他“放开手脚”，给林彪发了转业费。这次林彪任国防部长，毛泽东没考虑让他“放开手脚”，增设一个第二副主席，并且“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这无疑是重视罗荣桓举荐的一个结果，同时也照顾到林彪身体不好，常要闭门养病。 一九五九年之夏，发生在庐山上的这一幕，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悲剧式人物，但他们都是英雄做了英雄该做的英雄事。 彭德怀抡起胳膊为人民“鼓与吹”，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妻离友散，不怕从此开始的一连串厄运和苦难，也因此而更加流芳千古。 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政治家、大谋略家、一代领袖，在党和国家和民族陷于危困之际，不踌躇不沮丧，依然冲力高扬，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不怕为此担历史骂名，果断决策，保证和维护那“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以及丝毫不能损伤的“凝聚力”。无疑，这是战胜困难，渡过危机的首要条件。 他成功在随之而来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样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放在历朝历代都将是“盗贼蜂起，民变丛生”；一旦全国乱起来，在具有“啸聚山林”。“有枪便是草头王”和“军伐混乱”的“历史传统”的中国，更不知将死多少人，民族又将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社会又将发生多大的倒退！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他断然地以非常手段维护了那支队伍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强大起来的“凝聚力”，那种崩溃和混乱没有发生，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摆脱了困难，重新走上繁荣。 据老人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男人都没了阳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男人阳气转盛，中国女人大出风头，生育出一个英国又加一法国，大概还不止这个数。 毛泽东为庐山上的“胜利”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折了彭大将军，不是为此担了骂名，甚至也不是随后刮起的第二次“共产风”，在全国饿死多少人…… 他付出的最大代价，是越来越失去了真话。 毛泽东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时代和文化。他的个人经历和所受全部教育，不可能超越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限制。他可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却难以胜任领导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他凭着中国文化所赋予他的全部智慧、勇气和力量，加之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全部优秀品质，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他和他的战友他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建起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可以抬起头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平等对话，平等交往。他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了我们最终“腾飞”的政治保证和经济条件，使后人有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可能。 不要嘲笑他的“三面红旗”、“大同邦、理想国”，那是一曲悲壮的歌，不甘落后的探索者的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登上了吉普车，载着时代和文化给他的胜利给他的失败下山 彭德怀比他早一天下山，八月十八日乘飞机返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接受批判。 他要作准备，写材料。秦魁英秘书汇报，根据上面指示，“办公室封存了”，“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也被‘冻结’” 彭德怀火冒三丈，胳膊又抡起来。刚举上半空，吼声还未出口，手臂忽然但住，略一停顿，软软地垂下来。 “唉，”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给我要林彪。” 彭德怀决定给这位新国防部长挂电话。刚刚拿起话筒，他又按下深吟片刻，他另拨了一个号。 “我要贺总……贺总，我是彭德怀。”他呼口粗气，尽量缓和些口气说：“我的秘书和办公室资料暂时还需要借用一下，等我写好材料后就奉还军委。” “唉，彭总，这是怎么回事？”贺龙不明白，“你的秘书和办公室……” “封存冻结了，说是上面的指示。” “胡闹嘛。”贺龙嚷起来，“我跟他们说。”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便携带资料回到彭德怀身边。 这是林彪、贺龙分别出任中央军委第一、第二副主席的第二天。当人们注目的焦点还在毛泽东与彭德怀身上时，那幕戏实际已近尾声。 而林彪与贺龙的“合作共事”才刚刚启幕…… 第二章 国有疑难可问谁 “龙”与“彪”都是中国的“神物”。 龙是民族的图腾，彪是备受赞扬的小老虎。 毛泽东选择了“龙”与“彪”为共和国“守四方”，本希望龙腾虎跃，却不料两位“猛士”习相远，性也相远。 龙在水泽，彪在山林；龙是“活龙”，彪是“病大虫”。他们一同守四方，却各吹各的号…… 林彪“运筹帷幄” 在那个开始失去真话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当彭德怀正为秘书被冻结，办公室被封存而愤怒时，坐落于毛家湾的林家院落却静极了，静极若不是几处灯光闪烁，夜里误人这座深宅，会以为进了深山古刹。 铺满厚地毯的内走廊里，林彪无声地踱步。他清清瘦瘦，一脸病容；可能用脑过度，已经秃顶。 毛泽东说他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林彪不敢游泳，所以醒着就没有不想事的时候。 他踱步时头微微向前低倾，似乎望着脚尖前伸，眼睛的余光又可感受到缓缓向后移动的光亮的木板墙，朦胧的雕花图案和图案后那背景一般的成排暖气片。 九月天的北京，暖气还未烧。 他面对大扇的玻璃门停步出神，苦思苦想片刻，折回头又往里踱步，不知踱了几个来回，眼里似乎闪一下亮，这就是他所言的“电石火花”。他对女儿豆豆讲写作，叫豆豆抓住那“电石火花”，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嘴里念念有词，在走廊尽头拐个弯，走到一张大沙发前，坐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方白纸，记下几笔。 累了，他不再踱步，靠在沙发上，淡漠的目光凝注着空中的某一点，继续他没完没了的苦思，等待下一次“电石火花”的迸出…… 几天后，他捕捉的这些“电石火花”便闪耀在了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么学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就这样，“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极富林彪个性特色的“生动”语言便闪烁在了全军乃至全国人民中…… 一九六○年盛夏，中央易地办公，出类拔萃的人们云集北戴河。“龙”来了，“彪”也来 贺龙是个吸引人的“中心”，用政治元帅罗荣桓的话讲，是位“龙头大哥”。元帅大将们喜欢跟他扎堆儿：穿衣服向他看齐，因为他当过裁缝；散步跟他并肩，因为他最熟悉社会，故事多得掏不完；若是下海搏浪，涛声里准少不了“活龙”的赞誉声。 林彪离群索居从不介入将帅圈子。他去北戴河每次都是由秘书同中央办公厅及军委办公厅联系安排住处，每次强调三个“远点”的条件：离热处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水远点。所以，两个办公厅每次都将他安排在国务院疗养区内一幢建在半山坡的白色二层小楼里；楼内客厅、凉亭都很大，是距海最远的高级住房。顺山路向海滨走下去，依次有陈毅、李富春、郭沫若等领导人的别墅，但他也从没进去看望过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串门，不见客，登门来拜访的人多数也被叶群挡驾。他跟身边人没话，也不会下棋打牌、看戏跳舞，临时派来的服务员，他更是见也不见。虽然在海边，他也很少下山，只站在凉亭上远远地望望海。 他在屋子里或坐或站，仍是没完没了地想，没完没了地念念有词，一个老部下堪称“嫡系”，他见是见了，可也没话。听老部下讲了贺龙似“活龙”，毫无表情地应了一声：“他有‘八一’南昌起义，这些人还是吃得开。” 就说了这么一句。 风和日丽，怕光怕水的林彪，难得出门，难得到海边，摆一把藤椅悄没声息地坐下来。 他久久地望着大海出神。那海水烟波荡荡，巨浪悠悠；近岸无村舍，远水有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 蓦地，他两眼一亮，又迸出电石火花，嘴里念念有词，两手早已从上衣袋里掏出那剪裁方正的白纸片，写下几笔，端详一阵，再改几笔，再念念有词，再改一笔…… 火花逝去，写了字的纸片深藏人兜。他重新望海，重新出神，没完没了地苦思苦索，等待下一次电石火花的闪出…… 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 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他捕捉的“电石火花”便又闪烁在了军委扩大会议上：“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 “顶峰论”就这么出世他还讲出了一连串的风靡全国的林彪语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等等，等等。 广州的初冬恰似北京的中秋。候鸟一样南北迁徙的林彪住进了“老虎口”。 他本该住小岛，可是他怕水。他不怕喝水怕听水，听见水声肠子就跟着叫，接着就拉稀。 他说：“流水声会诱使人肠子里的东曲一道流。” 广东省负责人下令为他盖一栋小楼在“老虎口”，那是山坡上。龙蟠水，虎踞山，“彪”是小老虎，林彪是“病大虫”，离水而居“老虎口”果然不再拉稀。 他仍是没完没了，苦思苦索。闪过两次“电石火花”后，他终于撑不住地歪在沙发里。 “快，林总病了！”随着告急声，静悄悄的一幢楼顿时大哗，闻声赶来抢救的不是医生，而是警卫陈良顺。 西北角一间屋里空荡荡，只停一辆摩托车，老式的，绿漆斑驳，已经固定死，排气筒接长之后伸到屋子外，这就是特殊的医疗器械。 林彪脸色煞白，眼圈泛青，咬出棱的腮帮处绽出一片鸡皮疙瘩。他把脑子用坏了，两手捏着额头，钻牛角尖一般。他虚弱地喘息着，被叶群搀扶着爬进摩托车挂斗。 陈良顺有驾驶执照，其实无须执照，摩托车出不了屋。他匆匆骑上摩托，匆匆点火加油门。 “开猛些……”林彪小声命令，“再开快些，再快……” 陈良顺把油门加到最大，摩托车像烈马一样猛烈颠簸，于是，奇迹发生林彪的手渐渐地，渐渐地离开额头。他双目微闭，大衣领竖在颈腮两侧；随着摩托车的颠簸，衣领轻击他瘦削的脸颊。几十分钟后，他的脸颊有了点血色，眼睛也敢睁开一条缝，神思悠悠，大概意念中是疾驰在山野大川，身边踊跃奔腾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狗皮帽子”。 唉，当年大军入关，“四野”指战员多是戴着狗皮帽子…… “好”林彪长吁气，眼睛闪出亮。也许恢复元气又迸出了电石火花？他一边向上衣袋里伸手掏纸，一边说：“谢谢。” 当年打天下，林彪气吞万里是只“彪”；如今“守四方”，他成了足不出户的“病大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不停地想，不停地念念有词，不停地写，写下的“电石火花”一度闪烁了整个中国。 就在这一年，“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从他脑子里进出来“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也在这次颠摩托车之后不足半月，在他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并且迅速在全军“明光闪烁”起来…… 当时，一位高干子弟好事，编过一段顺口溜，笔者还记得两句：国防部长不出房，治国安邦守四方。 但也有歌德者，誉写“林彪运筹帷幄”。 贺龙决胜千里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 在广州越冬的林彪正在“老虎口”念念有词，没完没了地求索、等待“电石火花”的闪现时，贺龙也在北京东交民巷八号匆匆收拾出门的行装。 “别忘了压箱底的家伙。”贺龙无须件件动手，他一边整理衣领，扣好风衣扣，一边嘱咐妻子薛明。他说的是手电筒和手枪，这两样东西睡觉也要放枕头下。虽然和平时期，但身为元帅不敢改变生活习惯。战争年代他就离不开这两样东西。 他站到穿衣镜前，胡子、头发、衣袋……逐一检查，满意地点点头。这位元帅讲究清洁和风度，比如看戏，他要先看“三白”一一袖口白、衣领白、鞋袜白；有了“三白”才继续看扮相和唱腔，否则看不完。 “出道”前，他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时，喜欢一身戎装挺挺抖抖；红军时期，自己的衣服自己设计，贴兜下还要设计出个斜插兜，揣点东西不显山不显水地无损体态；解放后更有条件讲究白天穿灰呢料衣服，夜里穿黑色礼服，庆典穿元帅礼服，钓鱼穿卡其布衣服戴巴拿马礼帽，郊游穿米色裤子配鹿皮夹克和网球鞋…… 他本来生得威武，再加穿得精神，人群里一站，仪表过人，被将帅们称为“国家的脸面”、“中国军人代表”。难怪聂帅、罗帅、叶帅都喜欢“步其后尘”，作一样的打扮。 他给荣高棠打一个电话。主要精力放到了军事上，体育也不能松。他是国家体委主任。当年南征北战也不丢体育，都知道“贺龙三件宝：球队、报社、文工团”。打仗“横扫一大片”，打球也“横扫”。他说荣高棠是他在体委的第一员大将。 秘书报告，罗帅来电话。 “催阵”贺龙上前接电话，他是和罗荣桓约好了一起下部队，“罗帅，是我。” “龙头大哥，”罗帅私下里总是这样称呼贺龙，“走得走不得？” “走得。” “我过你门口？” “我现在就出去。” 贺龙最后一件事是向孩子们告别。这位元帅人情味浓，见了孩子嘴巴和眼睛都笑成月牙形。他自己有四个孩子，又养了十几个烈士子弟和战友的子女，组成了有名的大家庭。 沿走廊出去，贺龙靠着一侧走，时不时还习惯地拿手敲两下墙。这个习惯几十年，至今改不在家也改不这习惯是过去经历了严酷斗争的证明，本是防夹壁墙，防有伏兵，久而久之就成了改不掉的习惯。 到了院门口，罗帅的车已到。贺龙让忠心耿耿的警卫参谋王金水上他的那辆专车，自己不坐自己车，钻进了罗帅的车，为的好聊天。 贺龙与罗荣桓是在红军大三主力会师后，才相见认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不在一个战略区，只是中央开会时才见见面。一九五四年底，贺龙调北京，与罗荣桓同住东交民巷八号，接触才渐渐多起来。 奇怪的是，罗荣桓与林彪早在井冈山便熟识并长期共事，到解放战争更是与林彪配合，在东北打得石破天惊，消灭国民党百万精锐部队。然后挥师入关，直扫荡海南岛。这样长时间的共同奋斗，两个人却始终保持同志关系，未能建起私人友情。罗荣桓与贺龙相识虽晚，接触虽短，却迅速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两个人“称兄道弟”比亲兄弟还亲；他们的夫人薛明和林月琴也是情如姐妹，常常形影不分；两家的工作人员也编在一个党支部，亲热如一家人。 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办事从不徇私，毛泽东赞赏他，高岗这样的野心勃勃的人也叹服他。像他这样人圣贤之人择友当然是将人品放首位。因为朋友毕竟有异于同志，同志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朋友还需讲性格、感情、交往以及品德。 罗荣桓说：“我在大学读书时，就知道贺龙的名字。”因为贺龙“出道”早，从事革命活动早，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员名将、骁将。 罗荣桓还说：“贺龙性格开朗，豁达豪放，为人坦荡，你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心，有一股强烈吸引人的魅力。” 贺龙喜爱并善于交游，坦坦荡荡，有一种天真、纯洁、善良的气息扑面。他交友比罗荣桓广泛得多，但友情的深厚不同。比如与罗荣桓，友情就超出一般，是特殊的深厚。他说：“荣桓憨厚稳重又聪慧睿智，一身正气又周密细致，大有学者风度，跟他在一起愉快放心。” 贺龙比罗荣桓大几岁，平日里聊天，贺龙少不了谈谈当年在“哥老会”的生活，什么“龙头大爷”“风头大姐”的，毫无顾忌。罗荣桓听过了新鲜，就把贺龙叫成“龙头大哥”，私下里再没第二种称呼。 贺龙长期领兵打仗，养成雷厉风行，敢决敢断，敢于负责的作风；罗荣桓长期当政委，遇事冷静，深思熟虑，耐心细致，两个互为补充，如今在军委配合工作，大事上往往不谋而合、十分默契。 然而，罗荣桓向毛泽东鼎力举荐贺龙任国防部长，还不仅仅在于友情深，配合默契，更在于欣赏贺龙的品质和风格，赞同贺龙对军队建设的思考和做法…… 第二天午饭后，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和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到车站迎接两位元帅。 那时没有南京长江大桥，专列要靠轮船渡过江，需一个多小时。正好汇报军情。 罗荣桓笑着指指许世友：“你上过少林寺，”又指指贺龙：“他上过武当山。”然后将大手在他们两人之间慢慢一划：“和尚对道士，出家人不能打诳语。” 车厢里哄然爆出军人所特有的豪爽大笑。许世友在少林寺学艺八年，贺龙上武当山切磋武艺，至今传有他与武当门人比试武功的诸多故事。共产党争天下，广招人才，和尚为将，道士作帅…… 可是，笑过之后大家都显出严肃。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全国经过反“右倾”，讲真话确实需要点勇气和胆量。 许世友讲了真话：“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吃到三十一斤粮，油水很少，肉根本见不到。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年轻，每天带部队训练，摸爬滚打，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这样发展下去，一旦打起仗来可不得” 贺龙也不讲林彪刚讲过的“突出政治的话”，他讲务实的真话：“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后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 他提出部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许多建议和指示。 罗荣桓也不讲空头“政治”，讲实际：“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解决……各级党委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听完汇报，两位元帅当天下午就下到了连队。 六日到上海，驻沪三军领导人来汇报情况。有了南京的先例，大家都讲真话，不讲空话。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汇报： “国家现在的困难严重，许多地方饿死人。我们的战士多数家在农村，亲友没饭吃，农村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捆人打人，有的战士对此讲几句‘怪话’，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还根据战士的思想情况，把兵分成三类，有的甚至被划为落后分子……” “乱弹琴！”贺龙面容严厉，说话声音却缓慢沉重。除非是大会上讲话，他平时谈话很少高门大嗓：“说几句‘怪话’就能算落后分子？人家是讲实情嘛。现在才二月，南方五月小麦登场，北方要到七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面呢，后面怪话还会多……” 罗荣桓断然插一句：——在战土中个许划类，个准把说怪话的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贺龙吸着雪茄，频频点头：“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逼得太厉害，矛盾会激化，甚至铤而走险，不利于部队的稳定。” 八日到杭州，十三日到福州，一路走一路下连队。十四日是除夕，除夕夜还在听汇报。这就是贺帅罗帅的工作作风。 那三年，天灾人祸，危机四伏，“守四方”不好守。比如这东南沿海，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人侵大陆，派特务和小股武装登陆渗透袭扰。 福州军区的领导说：“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海防任务繁重，我们感到兵力不足……” 贺龙也讲毛泽东军事思想，但与林彪讲的不同：“要加强海防，首先你们大军区领导的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装方面来，不要只抓部队那几万条枪，要用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几十万条枪……不懂得这一条，也就没有真正懂得毛主席思想。” 罗荣桓一句话便说明了分量：“现在海防主要靠民兵防守，这是个战略问题，不是个战术问题。” 当时中国的海军不足小拇指大，海防主要靠民兵，两位元帅一点没讲错。 年初二，贺龙与罗荣桓又出发了，下连队，一直下到与国民党军炮战的前沿阵地…… 这一趟，贺龙走了两个大军区、四个省军区和警备区。他的警卫参谋王金水说：“贺老总一路走，一路调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别说一路风餐露宿不休息，这一年也难得几天休息毛主席叫他守四方，他就巡行四方不休息。” 一九六二年中国不太平，经受三年的严重困难，全国元气大伤，所有的故人都看中了这一点，抓住机会行动起来。 东南告急：台湾国民党军称“反攻大陆千载难逢的良机”，开始武装窜犯，并有美国的第七舰队做撑腰； 西南告急：印度调兵遣将，侵入中国境内，喜马拉雅山上开始流血； 东北告急：苏联也不肯坐失良机，几十万大兵压境，不断制造边境冲突； 西北告急：在苏联的煽动和怂恿下，一场暴乱正在悄悄酝酿，快要爆发…… 严峻时刻，林彪又病此后几年，再没出席过一次军委常委会议。 贺龙的办公室，四壁挂满军用地图，桌上、椅子上，有时甚至地上也摊满了军用地图。这里烟雾弥漫，雪茄烟一口接一口喷出，似乎为了提醒自己四方狼烟滚滚，共和国正面临一场严峻考验。 军委常委会、战略小组会、军事部署会、军工生产会、军情汇报会…… 会议一个接一个，命令也一道接一道发向四方，发向福州军区，发向西藏军区，发向新疆军区，发向沈阳军区，发向…… 贺龙巡行四方，山川形势和每支部队都了然在胸，这是“运筹帷幄”的基础。他报告中央，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调军进入预定位置，发动起百万民兵严阵以待，从而使美国与台湾蒋介石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在出兵问题上敌人纷争不已，美国不同意，国民党军单独搞大规模进犯便不可能，中等规模也困难，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计划，取得不战而胜的成果。 贺龙马上把精力由东投向西，指导新疆军区一战而平息北伊宁和塔城区的暴乱。继而通过总参谋部指挥作战部队开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驱逐、歼灭一个整旅；西段清除、荡平八十六个印军侵略修筑的军事据点。印度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却再一次被我边防部队打得溃散不成军。 当时讲话：打出了国威军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朝贺龙投去一瞥，目光里饱含赞赏。 这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老总啊，发角白喽。”毛泽东又生出那种生死感怀。关于新疆的问题他已经谈完，会议也快结束。他怎么想起年龄不饶人来？他的声音有些悲凉：“罗帅没有来，年初就住了医院……” 毛泽东看着贺龙，想起罗荣桓，那原因在于贺龙“守四方’，东抗台澎金马，北拒苏联，西平爆乱，南逐印度……荣桓同志果然识人，举荐有功。 两个多月后，罗荣桓与世长辞。毛泽东悲痛异常，三夜两天不能成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逢。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每闻欺人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也许罗荣桓不逝，贺龙在两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会好些？ 但是，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却不曾想到他的一个决定在他的“龙”与“彪”之间增加了什么猜忌和不满。“我向政治局建议，”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缓道，“林彪身体不好，无法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毛泽东的建议，获得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同意。 神秘的毛家湾，寂静的几个大院落；高高的灰色砖墙，经过改修装饰的新式平房，还有沟通各房间的封闭内廊…… 林彪饭后一小时开始听“讲文件”。秘书讲了贺龙写来的信，报告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情况，报告“大比武”，报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 “周总理、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观看了步兵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侦察兵搜索和攀登……” 林彪面无表情，从沙发里站起身，开始缓缓踱步。地面铺满了地毯，不留一点儿空隙。前些时江青来取过“经”，她和林彪有一样的毛病：怕风怕光伯声；有点声音就心慌出汗，有点风就鼻孔发痒。林彪介绍经验：地毯要铺满，不能留空隙，这样吸声效果好。窗帘要垂地，门窗要严实，地毯沙发颜色都要暗一些，最好是绿色，光源要小，多要几个小光源也不能只搞一个大光源…… 秘书感觉到林彪不耐烦，但他不能不讲完。林彪的规矩，“讲文件”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十分钟最好。凡涉及全党全军全国的大事，凡涉及动向、趋势、苗头或有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内容，一定要讲。 “大比武”几乎把这几条占全了，那正是一九六四年五月，“郭兴福教学方法”和“大比武”正走向全国。 “总理说真有本事，功夫真过硬，又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 “不要再讲了！”林彪忽然挥手截住，“今天是广州，明天是南京，后天是济南，反正是大比武，都是尖子就是了，讲再多，只是地名部队番号换一换，没有什么新东西。以后讲文件，不要老是重复大同小异的情况。” 秘书点点头，合上了“文件本”。 “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 “以后要注意有什么新动向，讲那些新的值得注意的苗头。”林彪说着，缓步走入了小会客室。 董必武曾多次介绍，练字养身养性还养心，林彪试后，颇有收益，颇为信服。小会客室已为他准备好练字的文房四宝。 书法是“国粹”，林彪练书法，穿的衣服也是“国粹”。他这天穿一件白市布褂子，典型的中式服装，不加衬，没有垫肩，要圆不要棱角，手工做的布纽儿从下颏开始，密密地扣紧一排，直系过下腹部，颇像武馆里的练功服。 叶群及时进来了，显得兴致勃勃。她本离开了军界。林彪候鸟一样南来北往地“追逐春天”，相对讲，还是广州住的时间多，所以她在广州当了个局长。林彪任国防部长后，她又回到军界，当上林办的主任。 看着林彪练字，她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挑得林彪写起兴义，忽然抬起头向秘书问：“不是有几个要题同的吗了首长今天精神好，你们赶快报。” 这是叶群安排好的一场“戏”，秘书早有准备：“总政治部编纂的《毛主席语录》要出版了，请首长题个词。” 林彪任国防部长后，为了推行“个人崇拜”，没完没了地想，脑子里迸出的许多“电石火花”，其中就有了“走捷径”，“背警句”。他不乏“创造性”，指示《解放军报》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始，在报头上刊登毛主席语录。三年转眼即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汇总，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后来形成了风靡全国，影响全球的“大气候”。 “他们让题什么？”林彪同。 “就题你讲过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把笔伸向砚台，嘴里念念有词：“有人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彭德怀那一套。” 第三章 大将点火，元帅升帐 林彪说：“贺龙搞大练武，大比武，罗瑞卿最积极。全国大比武十多次，贺龙参加八次，罗瑞卿恨不能一次不拉。他们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就是要另搞一套。” 林彪发难上海，一幢坐落在徐汇区高级住宅区的花园洋房，院子很大，绿草如茵，林木葱茏，曾是宋子文的一套住宅。从五十年代初起，变成了林彪的“行宫”。每次到上海，他都是住这里。上午九点半，秘书带了文件夹应召走进大客厅。 秘书“讲文件”，引起林彪异常关注：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北京和济南军区的“尖子”分队及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及全国各省市领导作了汇报表演。毛、刘、周、朱、陈、邓，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表演，给予很高评价和赞扬…… 林彪面无表情，淡漠的目光凝注面前某一点，这是他竭尽思考的特有表情。 这次表演，贺龙向他报告过，他未予理睬，也没参加。始料不及的是搞成这么大气候！ 秘书在继续讲：“六月十八日到二十日，《解放军报》连续三天发表消息和社论，称赞这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的军事训练，是解放军建军史上的光辉篇章：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记录片……” “毛主席讲了哪些话，你再讲一遍。”林彪少有的要听两遍。 “毛主席先看到‘比武’的一份简报，在上边批了‘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贺龙和罗瑞卿从济南北京抽了尖子分队表演。毛泽东看完表演，说：‘不错嘛！’又说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嗯。”林彪哼出了一声，“对谁讲的？” “对贺龙。又讲：‘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会走’，又说：‘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讲清对谁说的！”林彪冒出无名之火，像是要出汗。秘书紧张了，忙说：“这些话都是对贺龙讲的。在十三陵还对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 片刻，林彪望住秘书：“还有” 秘书翻翻文件，补充：“在观看表演过程中，对周围人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林彪沉思片刻，又问：“这些文件给叶群看过” “看过。” “你叫她再看看，然后到我这里来。” 林彪屡屡犯病，越来越离不开叶群如果说打天下他是靠自己的脑袋，那么“守四方”，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借重叶群的脑袋。 一个小时后，叶群对林彪说：“贺龙几次提练为战，不是练为看，反对拼凑‘尖子’和弄虚作假。我看问题就藏在这里。” 林彪缓缓点头，出神一样静过片刻，说一句短话：“结论要在调查研究之后。” 当贺龙组织全军普及“尖子”经验的时候，叶群和总政一位领导率了工作组，下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开始了“调查研究”。一个月后，四份调查报告放在了林彪案头。 《对三七九团一连三个“尖子”班情况调查》，查出十条罪名：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 《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列出十二条罪：军事压倒一切，挤掉了政治教育；练为看，花架子；四个第一受冲击，败坏了部队作风；木头兵，木头官，整天忙于扣眼、扣米、扣一二三、扣一条线…… 扣眼是指射击、扣米是指投弹、扣一二三是指单双杠，扣一条线是指队列。叶群的思维像林彪，语言也像。这种语言风格曾一度影响全国，连那时的军队文艺作品都是这种风格，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林彪有了调查研究，便有了结论。 他对叶群说：“看来罗瑞卿这个人不好。总参交他搞，他搞到贺龙那里去” 他对总政那位领导人讲：“去年军事训练过多，训练中出现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影响了四个第一。你给张宗逊传话，让他作自我批评。” 张宗逊上将是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敲他可以震罗瑞卿，震罗瑞卿就是动贺龙。玩“战术”林彪是大家，否则不会被称为“韩信”。 他让他的办公室给总参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句话：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 这一句话，《解放军报》一九六五年的元旦社论就变了调，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的经验只字未提。 贺龙势众 林彪发难，全军震动。元旦刚过，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军委办公会，总结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讨论一九六五年的工作纲要。 会议准备开一天，会前，叶群搞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参考。 上午八点半，罗瑞卿宣布会议开始。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领导人都阴着脸。他们看过了那四份调查报告，心里不舒服，但明白那反映了林彪的观点，不便说什么，除非彼此知心又有感情的老朋友，才附耳议论几声。 中竟，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他搞的“突出政治”一套，不仅被毛泽东视为正确，也为当时多数人视为正确，赢得了普遍信任和拥护。对于这四份调查报告，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投鼠忌器”，不好公开讲什么。 会议开得沉闷，不像往时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恰在这时，总政那位领导人从外面进来他走得很冲，可以用“踊跃而来”形容，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大幅度地朝与会者们一挥，像是挥了一面令旗，没有落座，站定一会儿便开始讲话，声音和动作一样冲： “去年的大练兵，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影响了四个第一，方向偏十三陵的军事表演，是从各地拼凑尖子，弄虚作假，欺骗了毛主席……” 其实这位领导也是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他这样讲自然受了林彪的影响。那时又有几人不受林彪影响？庐山会议，后来的七千人大会，林彪都是全力拥戴毛泽东。这些老将军都是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夺取天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代表的就是正确，就是胜利。毛泽东既然倚重信任林彪，林彪的话自然反映了毛主席的思想，那么照林彪的话去做还有什么错他的话越讲分量越重：“天天练兵，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如果是林彪亲自到会讲这个话，也许不敢有谁跳起来反对。换成总政这位领导讲，情况就不同特别是积极搞了大练兵大比武的将军们，本来就不舒服，现在又听到这种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去年练兵成绩的做法，累积心底的不满便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和对象。不待这位总政领导人讲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便站了起来：“你讲清楚，谁说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我们济南部队来的尖子哪个是假的？搞民兵表演，祖孙三代上靶场，爷爷假还是孙子假？全是真的！他们打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加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谁说假的我就跟他辩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是齐名的三位上将，战功显赫，名冠全军，被誉为“三羊（杨）开泰”，都是挂过先锋印，凡事敢出头冒尖的人物。杨得志头炮一开，引来了“万炮齐放”。 “你们说大比武以后不比了，我就比！不比就没个高低上下，就分不出先进后进。”声音愤慨激颤的是杨勇上将。十三陵军事表演，上阵的官兵，一个来自杨得志的济南军区，一个就来自他任司令员的北京军区。他大比武劲头比谁都足，当兵的不比武比什么？是他兴冲冲跑到贺龙家报告毛主席要看他的兵表演，是他选派自己的“精锐”上了演武场，是他陪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全部表演。大比武受批判时，又是他跑到贺龙家里，发牢骚：“他们搞调查报告，说枪摆一条线是花架子，脸盆、被子整整齐齐一条线也是花架子，这算什么文件？”贺龙接一句：“东西乱扔，整天懒懒散散拿本语录就是好架子？”贺龙这个态度对杨勇无疑是个支持。现在他亮开大嗓门冲着总政那位领导人反击：“去年的军事训练真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度。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就是别有用心！” 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军事和政治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一对矛盾，战争年代这种矛盾以相辅相成为特色，和平时期在占用时间上有矛盾，到了林彪搞“突出政治”这一套时，相互冲突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林彪搞的是“方向”、“路线”斗争，但绝大多数军队指战员，包括“三杨”这样的上将军，开始并不曾知道这一点，他们只是以军事政治在时间和部队建设中各占分量及时间比例来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是军事丁部同政工干部由来已久的一种老矛盾。 总政这位领导人也是没想到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这场争论背后，有着一场大的政治较量。出于政工干部为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时间争位置，他也激烈地坚持着：“你们就是用大比武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用军事训练冲击政治！”他领有林彪的指示，不客气地对张宗逊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检查！” 张宗逊本是个稳重厚道的将军，现在不由他不激动，大声坚持不让：“去年军事训练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要说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那也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你们的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这话你自己说！……” 张宗逊边讲，边接过许多递来的条子。这是“凑热闹”的秘书、参谋以及军区负责人递上来的条子，内容大同小异：“到底是军事冲击了政治还是政治冲击了军事？叫他看证据！”这些“凑热闹”的并不知道争论的背景，不知道一边有林彪，另一边有贺龙，他们只知道客观存在的现实。不过，这些条子也确实提醒了张宗逊。 “既然你提出军事冲击了政治，那好，我们看看到底谁冲了谁！”张宗逊拿出训练时间表，向所有与会者展示：“过去军委有规定，军事政治的训练时间是三七开，政治三，军事七，总部只管这个原则，具体由下面安排。现在的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我这里有统计，政治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时间。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 “是啊，你说到底谁冲击了谁？” “十三陵大比武决不是欺骗毛主席，谁那样说谁才是欺骗毛主席……” 赖传珠、陈再道、王必成、皮定钧、秦基伟、黄新廷等军区领导人纷纷发言，或激烈，或诚恳，或含蓄，都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是正确的，大比武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普及“尖子”经验是毛主席提出的，不能推翻。 结果，原准备开一天的会，开了四天大家还觉言犹未尽。 是非已有公论，以忠诚著名的罗瑞卿为了维护副主席林彪的威信，在总结时说：“对林总的指示要全面理解，而不是片面理解。林总对去年的军事训练不是泼冷水，而是有预见，敲警钟。如果对训练中的缺点不纠正，就可能发生偏向。” 会议一结束，罗瑞卿就赶去向林彪汇报。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他赞成贺龙的想法和做法，但也明白，必须处理好同林彪的关系，否则工作无法做。 深更半夜，秘书紧急调车。昏黄的灯光下，叶群那过于饱满丰腴的身影在晃动，两只手喜欢作手势，胳膊挥动不停，嗓门高而亮，显得底气很足：“毛毯。还有被子，被子也带一床。” 老警卫匆匆将毛毯和被子送上车。转回头时，林彪已经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严严实实地穿戴整齐走出来，司机和服务人员一看他的脸色和神情就知道他又犯病了，正在受失眠和神经功能紊乱的折磨。 《病夫治国》的作者以为世界著名的国家领导人多数都是“病夫”，甚至是患有奇病怪症；越是病得厉害，病得怪，治国越是方法怪得有特色。如果说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林彪大概可为一例；如果说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得有点道理，那么这道理应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多大难办多大事，能得那怪病多半是有特殊的经历和磨难，非一般人所能比。另一方面，怪病的折磨，既可以磨砺意志也可以影响和改变其心态，生出常人想不到的奇想，做出常人不会做的怪举动。 林彪的病就怪得出格，科班出身的专家博士恐怕难有几个能诊出他的病，开适宜的药方。倒是他自己久病成医，摸索出一套以怪治怪，以毒攻毒的医方。 比如他有时要闻闻燃磷的气味，有时要用抖颤不止的手送点砒霜人嘴，有时又需用些诸如鸦片之类的毒品。在“九一三”折朝沉沙之前，没有人嘲讽或指责他吸食毒品，反而是同情他身上那块伤疤，偏偏压迫着神经。若少点这种折磨，他的思维和行动会不会比历史已经演出的那一幕有点不同？ 他现在匆匆钻进汽车也是治怪病的怪法子。知情的人说是治病，不知情的人说是“夜游”。 “开车。”林彪有气无力吩咐一声就闭上了眼。 “红旗”车驶出院子，在人迹渺渺的街道上加速，箭一般冲向城外。当路灯连串闪过，终于都落到身后，能够听到农村的狗叫声时，林彪眼也不睁地又吩咐一声：“下公路，走野地。” 汽车驶离平展的公路，走坎坷，碾石头，在没有人走过，没有牛羊踩过，甚至狗也没有跑过的大野地里行驶；汽车时而跳起，时而沉落，司机两手握紧方向盘，大幅度地滑来滑去，越颠得厉害越要去。 在这种大起伏、大摇晃中，林彪哽在喉咙深处的呻吟消失了，痛苦粗重的呼吸渐渐平均，身体开始放松弛，头也敢靠在椅背上 晃走的是痛楚，晃不走的是贺龙。 算命的讲，属虎的不能跟属龙的共处一方天地。林彪不信命，却想起贺龙就浑身不自在，比身上那块伤疤还要令他发愁、发蹙、发痛。 上午罗瑞卿来汇报，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几乎都拥护贺龙的一套，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逼得他不得不违心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讨论稿也可以修改……” 这一回合的较量，他不得不退一步；贺龙势众，他必须平息一下众怒。 罗瑞卿跟贺龙是一鼻孔出气！这是他对叶群及一位秘书讲的话…… “停车。”林彪小声吩咐司机，“我睡一会儿。” 司机和警卫钻出车很有经验地带了毛毯和被子，扯开来盖在车上。他们像在家中一样轻手轻脚，不出声息地走开一点距离，忠心耿耿地守卫一旁。 他们无声地吸燃香烟，无声地望夜空，望田野，望那辆黑沉沉、孤零零的汽车。 《动物世界》介绍，虎不像狮子喜欢群居，虎总孤独不合群，喜欢独个儿漫游，独个儿生活…… 他睡着了坐在汽车上能比躺在床上睡得更舒服 “唉，好久没打仗”老警卫从嗓子眼里轻轻叹了一声，他想的还是东北战场。 可是，他却不曾料到这位国防部长早已不是东北那位林总，令这位国防部长想得头痛失眠的人物不再是蒋介石、卫立煌、杜幸明、廖耀湘等，而是那条“活龙”，那个军委第二副主席，正在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 毛泽东表扬了贺龙的大练兵、大比武，这不能说明问题，毛泽东也表扬过高岗，还说彭德怀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呢。东南的台湾海峡局势缓和了，印度的人侵打败了，西北的暴乱平息了…… 在突出政治，拥戴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贺龙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与我林彪比。但是，龙争虎斗，有死也会有伤，轻易不能动…… 当林彪结束夜游，在晨光里回到家时，痛苦的症状已经减轻。下午，他还练了一会儿字。 他写了“天马行空”和“每临大事有静气”。 贺龙打了林彪的屁股 吃罢早饭，贺龙看一眼表。 还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他瞄一眼餐桌，忍不住又抓起筷子，夹起一颗盐水黄豆放嘴里，津津有味地嚼。 他只夹了这一颗。虽然还馋，不敢再吃。他有糖尿病。这位元帅是个善于节制自己的人。女儿买回烤红薯，那种甜丝丝的薯香味撩逗得人心痒难耐，馋涎欲滴。他讪笑着向妻子讨吃：“叫我吃一口吧，就尝一口。” “不行。”薛明故意肃容，“别那么没出息。” 红薯高淀粉、高糖分，显然对糖尿病患者不利。贺龙咽一口唾液，只好作罢。 妻子不叫吃是出于爱护，女儿见父亲馋得可怜，也忍不住那份爱心，乘薛明到其他房间的机会，赶紧掰给父亲一块：“爸，快。 贺龙像偷嘴的小孩一样，忙把红薯塞嘴里。大概太烫，他懂噬响地朝外吹热气，两眼湿漉漉地闪出泪光。听到拖鞋声，忙起身朝窗前走，看景似地不让妻子发现嘴巴在动。急急忙忙咽下那口红薯。 这是个充满温馨愉快活泼的生活情趣的大家庭。 大概是因为他那传奇式的英雄经历吧，不少人把贺龙想成了哇呀吼叫的勇将悍帅，即便比“排头砍去”的李逵强些，也仍然脱不开举鼎的项羽、舞刀的许褚这一类人物影子。 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就像把白面书生包拯误会成黑脸包公，把青年有为的诸葛亮误解成老谋深算的胡须长者一般。他是“岳飞”而不是“张飞”，大有儒将之风。元帅中，他是最会吃，最会玩，笑容常驻，雅气流溢的一个。读书、游泳、打球、下棋、看戏、欣赏电影，他都是行家里手。特别是钓鱼，最能看出人的静气修为，他也表现得最为出类拔萃。老人们流传过这样一句话：贺龙打仗，十战九胜；贺龙钓鱼，十战十胜。 到济南看比武，休息时他与罗瑞卿去大明湖钓鱼。大明湖的老管理人员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讲得眉飞色舞。元帅和大将军一人坐一个小板凳，相隔不过两米，用一样的钓具一样的鱼饵，可事情就那么怪，贺龙的钩一甩，鱼们就着了魔似地冲过来抢食；罗瑞卿的钩一抛，鱼们就吓走魂儿似地四面逃散。一位老管理人员曾对笔者绘声绘色地介绍：我开始光见贺龙一条一条地往上钓，罗瑞卿一声又一声地骂娘x。后来我忍不住卡了卡表，贺龙半小时就起钩七次，竿竿不空。罗瑞卿起钩五次，竿竿无鱼。罗瑞卿好凶啊，说话骂人都是咬牙切齿的，越火越钓不上鱼，贺老总一直笑眯眯，除了吸雪茄，几乎没有话。他要跟罗瑞卿换位置，罗瑞卿不跟他换，一边骂一边自己另打新天地，换几个地方都不行。临走时，贺龙要分一半鱼给罗瑞卿，罗瑞卿冲着大明湖一指，跺响脚说：“明天我拿手榴弹收拾你们！”罗瑞卿一看就像个军人，一身火药味。倒是贺龙不像。过去传说多，我们都以为他像火药桶，谁知见了他钓鱼，真像个一身雅气的林泉之士，还挺幽默，跟罗瑞卿开玩笑：“我就是沾了名字光，贺龙嘛，龙是管鱼的，大明湖里的龙给开了后门。” 老管理人员讲的虽然生动，其中也有不确。罗瑞卿无疑是位叱咤风云，不乏火药味的大将军。但他并非习惯“咬牙切齿”，那其实是一段历史的证明，是在井冈山斗争中，被子弹打穿腮部，重伤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贺龙是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人党介绍人，两个人有很深的私人友情。程砚秋听过许多关于贺龙的传说，是带着神秘仰慕之情拜会贺龙。两次见面后，就曾大发感慨：“我原以为贺龙是花脸将军，真是天大误会，将来京剧演贺龙，应该是靠背武生。” 东交民巷八号，贺龙等四家人共住一院。看电影是四家轮流点片子。《五朵金花》上映后，贺龙点了《五朵金花》。第二次轮到贺龙点，仍然是《五朵金花》；第三次，还是伍朵金花》。其他三家反映了：“老总打一辈子仗，偏偏爱看《五朵金花》。” 其实，这才是符合辩证法呢。 第四次点片，贺龙只笑不做声。于是，大家便都笑了，明白老总的心思，继续放《五朵金花》。女儿贺晓明为他计算过，《五朵金花》前后看过十五遍。这还没计算外出看过没看过。还有《刘三姐》和《阿诗玛》，都是看了又看。看《阿诗玛》时，曾大动感情，两眼湿漉漉地说：“唉，我要是在，派一支部队，再送她一辆水陆两栖坦克，那就好了……” 就是这样一位元帅，他吃罢早饭，踱入院子，踱向那株海棠树便不足为怪他在树下止步，微微侧仰起脸，凝望那满树花开灿似锦霞，久久地久久地不动一动；他的胸脯微微起伏，深呼吸着花的馨香，目光柔和，闪烁出静谧无言的愉悦和爱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情味？许多人回忆起当时那情那景，都禁不住眼圈飞起一层红…… “爸！”女儿的叫声中断他赏花的雅兴，“你看，我把辫子剪” 贺晓明立在门口台阶上，两手叉腰，作一副木兰从军式的飒爽之态，那垂过胸际的长辫子果然不见 贺龙喜欢女孩子留长头发，喜欢女儿梳辫子。他也会梳，比女儿还懂得梳辫子，什么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从大清朝过来的人，不会梳辫子就像不会洗脸，是不可能的。女儿几次想剪辫子，他都不同意。当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带头剪辫子；现在为了保护东方女性的传统美，他几次劝女儿剪刀留情，留下那属于女性美的大辫子。 贺龙眉毛刚刚紧蹙起来，转瞬间又舒展飞扬，嘴巴和眼睛便都笑成月牙形。这是贺龙的一大特色，一笑就出“月牙”。眉毛是月牙形，眼睛是月牙形，嘴巴也是月牙形：弯弯的，从不会变成圆形。他多数时候不笑出声，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原因，一笑便生泪，两个拇指轮替在眼角抹来抹去，笑得越开心，抹泪抹得越勤。 他走过去，近在咫尺地站到女儿面前，一边笑，一边伸出手，不等女儿躲开，那手已插入女儿脖子后面的发根，轻轻一持。那根折藏在脑后的辫子就被拽出来“示众” 女儿笑，他也笑，这就叫天伦之乐。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不是每个人都会享受这份乐。秘书来了，感受到这份温馨，不忍打断这种欢乐，犹豫几次才提醒：“老总，到点该走” “红旗”车驶入海军大院，大院里清洁卫生，秩序井然。那个年代的特色就是这样，首长到部队，部队必定有所准备。理由是“家里来个客人还要先收拾收拾呢，这不能算弄虚作假”。 海军领导都整肃以待，他们不会有贺晓明藏辫子时的轻松愉快，甚至也不会有罗瑞卿钓鱼时的随意随兴，他们有三分紧张二分拘谨再加一分怯意。 这位老总整三军，“骂人”也出了名。毛泽东在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说：“有些文化人立场就是转不到工农兵一边来，对这些人该骂还是骂几句，不骂就翘尾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他说：“得找一个会骂人的。” 谁会骂人？毛泽东自己先笑了：“我看还是贺老总。他敢骂人也会骂人，文化人还都买他的账。” 毛泽东亲自找了贺龙，一个吸纸烟，一个抽烟斗，都是“吞云吐雾”的人物，凑在一起分分工。 “老总啊，我来请你这尊神。咱们两个分分工，你唱红脸，我唱白脸。”毛泽东笑笑说，“知识分子，不骂不行，不讲理也不行。你来骂人，我来讲道理，你看怎么” 贺龙说：“我听主席的。” 于是，贺老总站到了台上，他讲话从不用麦克风，嗓门一放开，喊操一样传得远。本是位传奇英雄，自恃清高，各有一套的知识分子往往还认这种人。贺龙讲话爱带个“而”字，两句没讲“而”，三句准有“而”，“而我们工农兵”，“而我们的有些知识分子’，“而”之后便免不了几句骂人话，或出自农村古老的土地，或出自江湖，或就出自革命队伍中，骂得越粗越有味，常常能引来心说诚服的开怀大笑。 成仿吾曾说：“贺老总骂人，‘二言两拍’占齐了，他骂人，句句沾上《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骂的准让人拍案叫绝。” 丁玲事隔多少年，提起贺老总便说：“共产党的领导数贺老总会骂人，骂你一身汗，还不得不服。” 贺龙唱完“红脸”，毛泽东再去唱“白脸”。唱“白脸”留下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至今明光闪烁。可惜的是，唱“红脸”的没有谁搞出纪要，这不能不算历史的一个遗憾。倘若留下来，历史会更光彩。 现在，海军党委会议室里，将军们屏息凝神，听贺龙讲话：“……海军过去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军委指示没有认真贯彻，总是强调海军特殊。你们有特点，其他军兵种就没特点？特点不是你特有。别人烧鸦片越烧越瘦，袁大头对我讲，他反而烧出一身烟膘，那也是特殊，特殊就可以不戒鸦片？就烧不死人？……不能借口特殊就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贺龙将目光投向几位“一贯正确”的自恃是林彪嫡系的将领：“领导班子不团结，没有形成集体领导。不管军事干部也好，政治干部也好，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一模就叫……” 有人忍不住想笑。李作鹏脸色不好看，暗着脸稍稍低下头。贺龙响鼓重锤地敲一句：“女人屁股摸不得，老虎屁股我是主张摸的！” 当天夜里，一条电话专线传来叶群的声音：“彪就是虎，老虎就是林彪！他这是冲首长来的，摸林彪的屁股，你们要顶住！” 叶群没有提鸦片的事。袁大头系指军阀袁祖铭，曾为黔军总指挥，后被唐生智所杀。烧鸦片烧出一身烟膘，林彪用鸦片对付那身怪病，越烧越瘦…… 贺龙晚上没有看电影，虽然他很想看看那部《红色娘子军》。 台灯下，他戴起花镜看看文件，又摘下花镜凝思默想，接着又戴起花镜看看文件的某些内容。 空军又跑了一架飞机，跑到台湾去 当时的说法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各部要学空军。 空军被抬得最高。据说突出政治搞得最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最多，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也最多。问题是：发生各种政治事故也最多。奇怪的是：出事越多，总结的经验教训也越多，每次总结都是一部“活学活用”的好成果，既然有了成果，当然就要表扬，就要提拔…… 这真是一种通向死亡的“良性循环”。 这一切的根子，自然是在林彪那里。 贺龙虽然主持军委工作，但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国防部长。无论从组织性还是纪律性讲，贺龙每有大动作，必须向养病的林彪报告。比如空军的司令人选，还得林彪说了算。毛泽东在七次人大会上曾讲了中国政治的一条客观事实：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若谈到党内的派，便不能不联系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主力”。毛泽东虽然注意平衡，但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相对来讲是出干部更多些。反对“山头”是因为有“山头”，“山头”的事不能公开说，但具体工作时不能不考虑，这就增加了贺龙工作上的困难。 比如吴法宪，贺龙深知他与林彪的特殊关系。一九六四年搞“四清”，叶群说，“王光美搞了个点，我也搞个点。”她首先想到的是空军政委吴法宪，带吴法宪一道去江苏太仓蹲点搞“四清”。 空军问题多，飞机生产也糟糕，仿制米格19和米格21的“歼六”、“歼七”迟迟生产不过关。生产出直升机，周恩来很高兴，送给了胡志明一架，当然是精选出来的。可是，直升机刚飞到昆明就散架了，只剩发动机没坏。散架的机身全是国产，只有没坏的发动机是苏联货。 太丢脸了，太恼火 贺龙去检查飞机制造厂，发现国家花高价买来的合金，没有造成飞机，都变成了职工的高档金属饭盒。真是怒发冲冠，雷霆大发。他让孙志远把情况写成材料报军委。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虽然是被林彪点名放到军委，放到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他尊重林彪但更有党性。工作实践中，他对林彪搞的“突出政治”一套越来越有看法，越来越同贺龙“搞到了一起”。 柬埔寨的朗诺来华访问，罗瑞卿负责送其到上海，然后回国。登机前，罗瑞卿打电话，向住在苏州的林彪报告：“我负责送朗诺去上海，然后到苏州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 林彪的秘书得知情况，马上给太仓打电话，向叶群报告：“主任，罗长子要来向首长汇报工作，你赶快回来！” 后来打倒罗瑞卿时，叶群自己是这样讲：太仓离苏州不远，接到秘书的电话，我很急。我知道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过公安大权，他就是想逼林彪彻底交权。罗瑞卿从北京起飞，我也从太仓起身，争到后来，还是我先到了…… 叶群这一先到，便有了造谣的条件。 罗瑞卿向林彪汇报工作是按原则办事，林彪作指示是“以人划线”，搞山头，论亲疏。罗瑞卿虽然对林彪的做法有看法，但并不愿同林彪把关系搞得很僵。对林彪始终是采取了尊重和维护的态度。 叶群先到一步，便可以像“证人”一样造谣说： “罗瑞卿临走时，对林彪说：你身体不好，应该让贤，让身体好能力强的人来做工作。你还可以帮助工作，作指示嘛。罗瑞卿到了走廊，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他出门时，又嚷一声：好狗不挡路！这话被我家里人听到，报告林彪同志气得昏迷过去……” 当然，这些情况贺龙都是在年底才知道。当他在台灯下看文件，凝思默想时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吴法宪与林彪关系密切，是林彪提名他替代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没有林彪发话，没人能动摇吴法宪的司令员职务。 可是，空军又跑了飞机，跑到台湾国民党那边去 空军还连连出政治事故，甚至发生矛盾激化，开枪伤人的恶性事件…… 不管不行，管多了林彪不干，管深了林彪不答应……贺龙确实困难。 秘书轻手轻脚进来，小声报告：“吴法宪来” “嗯，”贺龙摘下花镜，点燃一枝雪茄，“叫他进来吧。” “他……不敢进来。” “怎么”贺龙皱起眉头。 “他在过道里哭呢，谁也劝不住。” 那天吴法宪是带了成钧、余立金一道来的，一进门就哭，停在过道时捂着脸哭。 吴法宪虽然背后有林彪，但他还是怕贺龙。贺龙身上有股“龙气”，不怒自有三分威，一怒自当惊鬼神。前不久贺龙去检查主军机关，吴法宪虽然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还是受到贺龙的严厉批评：“你们因为我来看，打扫打扫卫生也可以。为什么还要树底下放岗捡树叶，厕所也看起来不让人进？别人练兵是‘花架子’你们不练兵跑来看树守厕所算什么架子？像你这样搞法，迟早要出岔子！” 果然出岔子，跑了飞机。 吴法宪正哭得“痛心”，秘书出来发话了：“老总叫你马上进去。” 害怕也得进吴法宪一边抹泪一边朝门里走，刚看见贺龙的影子，便全身一紧，咋地立正敬礼，全身拼命挺直，并且放声大哭。 贺龙戎马一生，带兵几十年，这样的“中将司令员”确实还是没带过，头次见。他稍稍一怔，马上火见不得这副“熊样儿”。 “哭什么哭？你个没出息的笨蛋！”贺龙开骂一声“笨蛋”，扔石头一般落地有声。吴法宪像吃了一道符咒，顿时噤住声，但双肩还在抽搐。 “这几年你们跑了多少架飞机？你说，我叫你说！……哭，哭！你除了哭还会干什么！你哭到天亮，哭到二天就能挡住飞机不外跑？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厕所里有镜子，你去照照！你看你像个当兵的像个司令员不从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深刻检查原因，只会哭，你丢人不丢人呢……我等你哭完了再听汇报！” 吴法宪不敢再哭了，开始汇报，开始检查。 贺龙听过飞机叛逃过程，指着吴法宪鼻子说：“我真该打你的屁股！” 吴法宪屁股应声一阵抽搐，好像挨了一棍子。 一星期后，吴法宪随叶群去见林彪时，已是胸有成竹，信心十足 在太仓，叶群说：“你要稳住，要顶住，不要害怕，贺龙实际上是冲着首长来的。他不是要打你的屁股，他这是打了林彪的屁股！……” 在苏州，叶群向林彪报告贺龙抓各军各兵种和大军区领导班子、领导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情况，报告了海军、空军、装甲兵、政治学院等等方面来的“告状”及哪些干部的“日子不好过”。 林彪面无表情，眼皮低垂，默然良久，一句一顿地讲了四句话： “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接着又是一段长时间静默，静得人透不过气时，林彪第二次开口了：“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 回到太仓，叶群问吴法宪：“现在你明白” “明白” “明白什么？” “贺龙实际是打了林总的屁股！”吴法宪作义愤填膺的姿态，却把叶群气得不轻：“你明白个屁！罗瑞卿跟贺龙是一鼻孔出气，但是不能一勺烩，要先稳住贺龙，只对付罗瑞卿……” 吴法宪“嘿嘿”他一嘿嘿笑，便叫人恼也不是，疼也不是，要也不是，扔也不是。真有些“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第一章 这是一种较量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多少旧事旧人浮出脑际，华国锋更记起一封来信，是他的那位打倒已久的老领导周惠的来信，“我愿意去看看你，说几句话。” 说什么话？自然是想出来工作。一旦出山会站哪一边？这个人过去就反对过毛主席…… 但，总不能把好人都叫邓小平、胡耀邦去做何况，过去在湖南与周惠关系相处得还好，“文化革命”也没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不会有隔膜。 华国锋对秘书吩咐：“你和交通部联系一下，请周惠同志明天下午到人大会堂，我同他谈谈……” 一 “我是躲地震来了，”楼上响起了陈云柔和的富于苏州评弹韵味的语声。“北京医院的药我可不吃”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欢庆声尚未全息的一个夜晚，北京医院的北楼。 不要小看这栋旧式灰楼，里面经常藏龙卧虎。军队的高级将领医疗保健在三○一医院，党政的高级领导干部医疗保健就集中于这所北京医院。就在这栋楼的楼上，还住了一些部长级以上的老干部，晚上集聚于休息室看电视。当陈云在病房里柔声讲话时，楼下却打雷也似地响起了吵骂声，似乎医护人员想阻拦什么人，却未能阻拦住，伴随咚咚的脚步，顺楼梯响上来，显然这位火气不小的“老家伙”已经“闯关”而入，上楼来。那个敦实得像拿破仑一样的身影升上来时，嘴里兀自从牙缝里挤出怨声怒气。 看电视的老干部纷纷寻声望去，那人已全身暴露于橘黄的灯光下：他身材不高，精壮敦实，留着那种显示男人进取精神强烈的小平头；他肌厚肉重，脚步沉甸甸，男性气虽然十足，相貌却不敢恭维。脸色黧黑，两道疏淡的眉毛下，眼睛像机枪射手寻找目标一样眯细了巡视，浑圆的鼻子下，嘴角抿紧，带上青石般的隐忍之情，像是压抑已久，渐渐变得冷漠。他穿一身老干部的传统式的中山服，衣领紧紧箍在胀粗了的紧盈盈的脖颈上，胸脯微微起伏，显然怒气未消。再细看，就可以发现他的面孔上还有几颗浅浅的痘疤，无疑是少年时受过天花的磨难。 “骂谁周惠同志，”电视机前有人问，“气成这样子。” “我骂卫生部长！”周惠跟着又挤出一句粗鲁话，是怪工作人员不放他进来。 叶飞不慌不忙站起身：“陈云同志也在这里，一起去坐坐吧，啊，周惠，一起去看看。” “好久没见他”周惠喃喃，“大跃进时，他就倒霉，在武汉开协作区会议，湖北省委书记坐主席位上，他讲话，被湖北省书记把手一拦：你那些个行。唉，飞扬跋扈。” 在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陈云是极富特色的一个。且不说众所周知的他的正直、睿智、清廉、求实，至于他在发展经济方面所曾作出的巨大特殊贡献，和他坚持独立自我的勇气和自觉节制的毅力则更是难得。 比如毛泽东声色俱厉或雷霆大发之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几乎都曾违心地作过检查，惟有陈云，无论是毛泽东批“反冒进”还是搞反右倾，他都不肯违心作什么检讨，他的对策就是住医院或者到苏州去听评弹。他言行的准则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又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外出时搞特殊化，超标准享受，陈云便支持妻子向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严肃批评，并要求对其进行教育，责令改正。“英明领袖华主席”南行，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组织群众搞盛大欢迎，陈云便以中纪委名义发出通报批评，责令其检查改正。 至于陈云的自律和节制，更是表现于方方面面，令知情人叹为观止。比如吃菜，他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十三粒，一粒不多，一粒也不少；会议喝茶只放三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十三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若见，最多三分钟，不浪费时间。 陈云会客，有过这样两个小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三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一面也不要紧嘛。”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 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他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 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三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可怎么说”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不去报，我就不走，首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做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做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做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云面前，咋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似乎比韩先楚幸运得多，顺利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屁股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双手在上衣兜里掏，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不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 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了一行字：“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所以，没有正事要谈，很少有谁会去陈云那里浪费他的时间。今日特殊，叶飞、吕正操、廖志高和刚来医院的周惠等人，结伙去看陈云，竟被热情地欢迎进去，连床带椅子地把陈云的病房坐了个满。 “多大岁数”陈云同叶飞握手。 “六十三。”叶飞回答。 “你”陈云问吕正操。 “七十二了！”吕正操的口气带着无限感慨。 “○五年，属蛇的？”陈云追问。 “对，属蛇的。” “咱们还是同岁哩！”陈云感慨着晃动头，“岁月不饶人啊，这十年！” 于是，大家都明白了陈云逐个问年纪的深远寄意和希冀。 “噢，是你”陈云的目光落在周惠的脸孔上，“你还在交通部当副局长” 叶飞点头。周惠不无感动地说：“陈云同志，快二十年了，你还这么清楚我” “我们都是十年，你是二十年，不容易呀！”陈云作个手势，略一沉吟，嘘口长气说：“不要当了，到省里去吧。” 满屋目光都集中到了周惠身上。他脸上微微泛红。能说什么二十年不容易，现在到省里去谈何容易？…… 常言道，十年育人，二十年换代。换了代的中国青年对周惠这个名字是完全陌生不过，北京医院的老干部们还清楚地记忆着这个名字，在五十年代是湖南省的常务书记；曾经轰轰烈烈，曾经痛痛快快。命运转折是发生在庐山会议，他一屁股坐到彭德怀那里，被批为“彭黄张周周”，一贯主张“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毛泽东，略一沉吟，抓笔在上面勾了一下，把第二个“周”勾掉他对周惠说：“周惠呀，你是被我从里面硬抠出来的。”他对周惠的哥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惠省长呀，你那位老弟是被我挖墙脚硬挖出来的。” 毛泽东挥笔一勾，将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同时也就勾掉了他的“知名度”。天下人都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出了“彭黄张周”，却不知道曾经是“彭黄张周周”。如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已逝去，黄克诚九死一生，盲了双目；剩下周惠虽屡经磨难，却终于身体尚健地望到了曙光，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陈云轻拂右手，截止了这个话题。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不平反，周惠的工作分配谈何易？他转而讲起抓“四人帮”的经过，这是今后一切拨乱反正的前提。 “紧张啊，当时。”陈云少有这种激动的神态，“那时候确实是你死我活，‘四人帮’也是一样，张春桥日记里不也说要杀人嘛。抓‘四人帮’可不是好玩的啊，这个想法是好多人都有了，不敢说，互相绕着圈子试探。聂帅有这个想法，同杨成武讲过；叶帅也有想法，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有想法。叶帅、聂帅和杨成武在西山谈，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城里谈。后来王洪文上了西山，聂帅就回城住，叶帅留在山上，搬到了玉泉山。山上山下是杨成武联络。汪东兴来找我，想通过我了解叶帅的态度。叶帅谨慎，我打电话，他说不见，却叫他儿子叶选平开了个买菜的大吉普车把我接去他是怕电话被窃听。商量这件事，华国锋不便行动，主要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当时征求我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可不能随便玩，要慎重，我得考虑考虑，当时没表态。考虑一段后，我说，可以，我同意。但下不为例。这家伙是随便来不得的，搞开了头不得了，我多次讲：下不为例，以后决不能再搞……” 周惠明白了陈云所讲的含意：非常之举只能在非常情况下慎重使用；非常之举只能管一时，不能长久。否则就会犯大错误。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那是抗战胜利后，周惠去鲁西北开辟新区。国民党进攻，来了一个师，势力很大，对共产党人及革命积极分子残酷屠杀，一家一家地杀，实行白色恐怖，新开辟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面临全部丧失的危机。在这非常情况下，周惠断然决定搞“赤白对立”，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当时，国民党将我高唐县二区区长褚丹谊一家全杀光周惠叫来县长辛甫说：“你去监斩，把杀我们区长一家的凶手抓来，也杀他全家！”辛县长抓住了凶手，杀了他一家。这一来，震撼了敌人，再不敢那么凶残地屠杀无辜，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安了心，稳定了情绪。后来，周惠为此作了检讨，向干部群众讲明，杀凶手一家是非常情况下，被逼迫的非常之举，以后决不能再搞。现在的逮捕“四人帮”，也属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之举，在党内当然不能再搞。 陈云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得口角起沫。在场的部长们都与他相识几十年，都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兴奋。有人听过，插话道： “在抓‘四人帮’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是立了功的。” 陈云说：“我不这么讲，我认为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事情。七六年他们不抓，七七年别人也会抓。‘四人帮’能抓起来，主要还是叶剑英的决心，是党心民心所向，不要由此又搞什么大树特树……” 二 不知不觉天已近午，来自宇宙的光辉孵化营养了亿万生命。他立于窗前，习习春风穿过铁纱窗轻拂肌肤，与体内旺盛的阳刚之气相激相和，肌肤下的热血直要喷涌而出。他极目天际，仿佛望见苍茫大江与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交汇，望见西南岸那云龙雾锁，千古不语的庐山。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还记得当年下山，在机场见到林彪与黄永胜等人照相，一片春意融融，喜悦祥和。他头也不抬，灰溜溜的，只在心里自慰：不求无错，但求无愧。 他到交通部当了一名副局长，息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只想踏踏实实为民做几件实事。他想避开政治运动的风波，但是他不找运动，运动却要找他。天下万物万事脱不开一个理：物极必反。若没有十年浩劫，没有全党、全国、全民一起遭受大苦大难，他周惠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抬头喘粗气，一切都只好交给后人去评说。 现在不然了，他迎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他当年的下级，现在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 会谈出什么结果他激动，不安。毕竟，这次见面已拖了近一年。 去年在北京医院看望过陈云之后，心里便蓬地燃起一堆火苗，那个声音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形状，却像冥冥之中在身周飞翔并带来抚慰的传说中的精灵，又像庄严而神圣的钟声绕梁三日撩拨起人们心底的希望和诚挚：“副局长不要当了，有什么当头？到省里去……” 于是，他本已宁静了的心又失去了宁静。欲望总会使人失去宁静。 部长叶飞总是将周惠视为平等的对话伙伴。在后圆恩寺的居所内，他扬扬下颏，招呼周惠说：“哎，小平出来了，我今天要到他那里去看看。” 周惠眨眨眼，说：“请你给小平同志捎句话，跟他问声好，再跟卓琳问个好，二十年没见他们两口子” 叶飞望着周惠，解释：“这次我不好带你一道去，他没约你。” “我不去。”周惠眨着眼笑笑，“就请你捎个好，提一句就够” 两人对视三秒，都笑他们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个好”的意义。 叶飞回来，对等候的周惠说：“我已经代你问了好，小平原话就一句：‘叫他找华国锋去，他们都是湖南的。’” 邓小平一句话，令周惠犹豫二十天，过去的下级，现在的领袖，好找能找他先找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华？” 副秘书长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你们过去相处还好，你对他也是器重的，还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过他。庐山会议之后，你们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荐过他” “此一时，彼一时……”周惠仍在犹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再说，他现在的情况，如果……” 话未尽，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如果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下级，现在找华正当其时；偏偏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上级，现在去找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其中便有诸多难言之尴尬。 “唉，可以写个条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坏不到哪儿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我把条子帮你送叶帅处，让叶帅转华主席，他理不理，我们该做的就算都做”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惠终于下了决心，给华国锋写个条子： 华主席：好久不见你抓“四人帮”功劳不小。你现在日理万机很 忙，什么时候得空，我愿意去看看你，说几句话。 周惠 这张条子装入一个信封，封面写有“叶副主席转华主席收”。 信发半年，没有任何回音，便以为是石沉大海，渐渐忘却一边，却又在一九七八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说华国锋约见。真是好事多磨。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担心把感冒菌带入中南海，只好回话陈明情况：重感冒不宜见，怕传染华主席。 现在又过去两个月，华国锋再次约见，身健神清，正好赴约。但见面之后又该谈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举国宣传颂扬华主席，是为了政治稳定，确立核心、建树权威还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每当广播里唱出“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本来动听的曲调却由于歌词的更改令人起鸡皮。是因为过去与华国锋太熟而听不得这种颂词？还是他经历太多波折已经养成对此类谀倾之词的警惕和厌恶？……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陈云在北京医院的谈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分明有功，陈云却强调不须这样讲，“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事”。看来，他正是怕民众和某些干部缘此又搞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他打住思路，转身离开窗口。因为汽车已驶到楼下。 车轮沙沙，小轿车轻快地驶上长安街。周惠仰靠车椅背，两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种哲学家才特有的那种隽冷的思考。 右侧已是***城楼，左侧是毛主席纪念堂，若照直前行，便会看到那堵“西单民主墙”。周惠觉得那根中枢神经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拨动了一下，全身跟着颤动，万千念头便循着那拨动的旋律跃将起来：东边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最高象征，西边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无政府主义、反政权秘密团体的“圣地”。这一对相距两公里的对立物，现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游景观”。外地来京人员，有的直奔故宫，有的直奔纪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单墙，更多的人是“一日三游”，定要将这三处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异的政治、文化氛围。 所谓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东南侧，不过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由于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北京无数张贴大字报的园地之一。一九六六年这里率先贴出“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四·五”运动时，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唤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从一九七七年夏开始，这堵墙成为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公众同情支持的大字报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进而吸引来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换了便衣的警察。于是，这堵墙不但位置合适作传媒。那形成的人文环境也是具有能充分发挥传媒作用的特点。 周惠毕竟久经政治斗争考验。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认识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深刻，所以，他对中国建立、完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也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明确可行。 对于毛泽东讲“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总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到了庐山会议，渐渐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可怕的消极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发现是一场噩梦；粉碎“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反思毛泽东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论》，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论，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论，实在是给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灾难性后果。由此再进一步沉思这些错误何以能在中国发生并在二十余年中受到多数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觉到封建与迷信在这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深厚广大的基础。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话：“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地冒了出来。”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以反封建、争民主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惜，在破除旧迷信的同时却又建起新的迷信。这就不能不使人去看看这个民族及当时国民的素质。 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尊崇秦始皇。中国的皇帝制度就创始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且两千年不改秦制。 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帝，故称皇帝。 讲秦始皇“盛德煌煌”或者有道理，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封建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封建制度能比。公元前二二年，秦灭六国，统一人下，即废封建，设郡县；废世袭，派流官；中央集权，划一制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建立了基础。颁行秦律于前，焚书坑儒于后；驱胡虏，筑长城；统四海，住“阿房”；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则皇帝即国家，国家即皇帝，皇帝与专制合而为一。 毛泽东一生，建党、建军、建革命根据地；扫荡军阀，抗击日寇，打垮国民党蒋介石，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一统天下。他一方面破除封建，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民主制度，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便同时又讲“房子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民主党派也罢，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也罢，不过是花瓶之类的摆设。他毫不讳言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多次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超过他一百倍！”秦始皇“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天地不如毛主席，天地之子秦始皇怎么能与毛泽东比？ 天下大权集于党内，党内大权集于毛泽东，正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周惠每念及此，便不由得想起那位党内的秀才田家英。家英于人前人后，习惯称毛泽东“主公”。读历史故事多的缘故吧。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更无须提劳什子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 皇帝名号一经确定，有关皇帝的行动和亲属均制定了法定称号。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最讲究名正言顺。 臣民称皇帝“陛下”，史书称皇帝“上”；皇帝驾临日“幸”，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生曰“诞”；死曰“崩”；父曰“太上皇”；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妾曰“妃嫔”；子曰“皇太子”、“皇子”；女曰“公主”等等。这些称号本身虽有尊贵无上的意义，但真正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称号本身，而在于“独断”。即这些称号“非天子亦不敢用”。又比如“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都是皇帝“独断专用”，他人有染，便一定是大逆不道，是谋叛谋反之死罪。联想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万岁”、“万寿无疆”等等颂词渐为“独断专用”，朱德、彭德怀都曾闻“万岁”而失色，不敢领受。又比如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庐山上的服务员称其刘主席，少奇夫妇忙制止：“不要这样叫。我们只有一个主席，是毛主席，你们就叫我少奇同志最好”。这种“专用”的存在，不正是包含了“专制”之意 周惠在“文化大革命”中，每闻“最高指示”，特别是见到群众敲锣打鼓，用隆重仪式聆听最高指示时，心中都会百感交集，生出莫名的忧虑和哀伤。封建社会，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是玺、符、节。玺者，印也；印者，信也。符者，调兵遣将，从事征伐之信物。节亦为信证，乃外交活动中，使者执以示信。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红笔一圈，一个“最高指示”，其权威性便超过那些玺、符、节。 中国的封建制度还包括宫殿、宗庙、陵寝制度。周惠一瞥之间，右侧古老金碧的故宫和左侧新建之敦实的纪念堂已在车窗外擦过。小轿车正要行向两公里外的西单墙，却又急拐，驶向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于是，周惠脑子里又浮出那张本来熟悉、现在已陌生的温厚祥和的面孔。跟这位华国锋主席谈什么虽然万千念头跃于脑海，却显然都不是能谈的内容。偏偏思想又总脱不开已有的轨迹： 其实，中国封建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并不在于他前此考虑的名号、名称、繁文得节之上，而在于延续宗祥。过去两千多年，历代历朝莫不将立储视为制度延续，政体不变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开国的英雄们年纪渐大，便一年比一年多地提出“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先后选择了刘少奇、林彪为接班人。尤其林彪，如历史上的《金匾遗言》、《遗诏》那样写入党章，立为“太子”，结果是折戟沉沙，“本一摇，天下震动”。据说老人家也因此身体垮下来。最后总算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又立了华国锋为接班人…… 小轿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高阶下。周惠没有马上动作，沉想尚未结束：到底谈什么？唉，跟着感觉走吧。 “是周惠同志吧？”旁门转出一名年轻干部。 “哦，是我。”周惠发现已经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我是曹秘书，请这边。” 周惠被引入东大厅。 “请稍等，华主席处理完手头的事，马上过来。” 周惠吸燃一枝香烟。烟力悄悄浮上来，倏忽间冲开一窍：政治笑话不是历史…… 政治笑话是情绪的宣泄，不管真伪，只反映当时当地之民心民意。只有历史才能反映和揭示事物的本质或曰规律。 是谈民心民意还是谈…… 周惠吐出一口烟，喃喃出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哟！ 第二章 家常国事随便聊 周惠喜欢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泄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迎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汉纪五十一》里，史官明明记载了孙坚斩华雄，但“文人”更喜欢“武圣”关羽关云长，就编出个关羽“温酒斩华雄”，并由于文学作品比历史更“生动逼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学”。 周惠明白，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话”来分析民情民意，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却万不能用“政治笑话”来认识历史规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秆子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是百姓。最生动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东大厅里喝着苦涩的茶，吸着浓烈的烟，一副神往之色，似听无弦音，似间无字书。 现如今，群众有关“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很多，想当初群众也曾将他们“热得在蒸笼里坐”。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的呼声正热烈，将来未必不会“冷得冰凌上卧”，何况目下“行情已经看跌”。 周惠松弛地靠到沙发上，心里已然明朗：伟人善作，凡人善议，小人善猜。这次谈话不涉“议”不涉“猜”，只论实实在在的“作为”。 一 “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 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嘛，比华主席差远了……” 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江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况又编造出一则谣言：汪东兴花五十个亿，在中南海为新领导们大兴土木建一座地下宫殿，叫“逍遥宫”。这种谣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辈原无市场，偏偏能在“民主运动圣地”西单墙上再三再四出现，又被那些参观西单墙的游人带到北京每个角落，甚至全国各地。汪东兴是华国锋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员，搞他无疑就是搞华国锋。 “这里有阴谋，背后有人搞鬼呢！”华国锋愤怒中，更加感到组织力量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受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多次谈及当年怎样一个个地找人谈心，统一思想，组织力量…… 周惠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在湖南共事相处甚好，他折于庐山，华国锋当时还没有资格上庐山，没有直接矛盾冲突。周惠虽非“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受害者，他毕竟在“文革”开始前六年就已经栽了…… 华国锋停止了思考，因为他已经走进东大厅，并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他怔了怔，可能是对周惠的形貌变化略感吃惊，嘴唇张了张，喃出一声： “哦，你头发都白” “是呀，近二十年”周惠站起身，”我这二十年日子个好过呀。” 华国锋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发现这个话题不好，改口道：“我来晚了，叫你等久” “我也只到了几分钟。”周惠笑着客气一句。毕竟为官已久，这样的场合，他分寸把握很好。既不因为自己过去是对方的上级而故作清高，也不因为对方现在的职位而过分恭敬。他适当带出一点朋友故旧的随意口气，又不失几分真诚地说：“你现在忙啊，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又是总理，日理万机，抽出时间来不容易。” 华国锋已和周惠握过手，百感交集地摇摇头，两个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来。 “你身体还不错嘛。”华国锋注意着昔日的领导，这随意的一句话在政界是很有分量的。大凡要有什么人出山，身体总是要被关心到的。 “也有病。”周惠坦然相告，“总的说还算可以。你身体也好吧？” “大毛病没有。”华国锋给周惠递去一枝烟，自己也吸燃一枝。他吐出第一口烟时，略显疲惫沉重地叹口气：“就是累” 周惠将烟捏捏松，没有马上吸，诚恳地望着华国锋：“我怎么称呼你好是华主席，老华，还是华国锋同志？” “老华，”华国锋脸上是那种宽厚、朴实的微笑，“还叫老华好。哎，你老婆孩子好吧？” “这一年来好多”周惠松弛地吸燃香烟，身体稍稍向华国锋倾去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他折于庐山，没少受冷淡，难得华国锋身为主席，不失过去旧谊和本色。他感到今天的谈话可以谈好，自己也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末。淡青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交融，谈话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老范去了中科院，在半导体所当副书记。六个孩子四个下乡，现在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了工厂。鲁生和小兵一大一小没下乡，都工作” “鲁生是老大吧？”华国锋回忆着问。 “对，现在是中学副校长。最小的是儿子，在机床厂工作。”周惠的目光透过烟雾望着华国锋，闪烁着流出怀旧之情：“一晃二十年，你老婆孩子怎么那时候老韩还是幼儿园的院长呢。” “改行”华国锋用略带鼻音的山西腔说，“到外贸部上班去” “哎，老华，”周惠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听熟人讲她是骑自行车上班？真的假的？” 华国锋点头：“真的。” “嗯，不错。”周惠身体后仰，从嗓底发出轻微感叹，“主席夫人骑自行车上班……” 华国锋将手轻拂，表示本该如此，无须多言。他眨一眨眼，同周惠目光相遇时才问：“你那位老兄现在怎么我去上海、南京、无锡转一圈，见欢迎的人里有他，我们握了手，没顾上谈话。” “他嘛，现在还可以……”周惠含糊一句，续燃一枝烟，连吸几口，眉头微锁地说一句：“‘文革’中受迫害，九死一生，遭大罪了……” 一阵静默，两个人都垂下眼帘，各想心事。毕竟，一场运动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交谈这场运动，难免会尴尬。沉默中，只有烟头不时地在唇际燃亮片刻，接着便是喷云吐雾…… 周惠本姓惠，江苏灌南人。七兄弟，两姐妹；农村排男不计女，他被称为七弟。 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农家，若用今日标准看，他们距温饱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赤贫的四亿五千万农民中，他们已算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的家庭由于生活的艰难，将初生的周惠作为多余的一张嘴用尿盆装了丢弃于野地里。是大嫂心有不忍，又把他从野地里拾回来，用地瓜糊糊喂养大。这样的母亲，若非家贫口众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怎么能丢弃亲生骨肉？当兄弟们挨成一排躺在大通铺上入睡时，陪伴母亲的永远是一盏如豆灯火。母亲上一针、下一针地纳鞋底，不时将针在头发里擦擦，借头上分泌的油脂来起润滑作用，便于拔针。母亲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周惠至今记得，母亲给千补万纳的鞋子，鞋底厚得竟像一只高底木履。 他最早受的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听熟了的话诸如“粗布衣裳瓜菜饱就是好日子”，“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想有时”，“好话不应坏话应”，“平安就是福”…… 大些后，看到母亲给被关押的人亲手做饭菜，送去时说：“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又见母亲给“造反”的人衣袋里装鸡蛋：“吃蛋吃蛋，遇难就淡了……” 在中国，就是无数这样平平淡淡的母亲哺育出了无数轰轰烈烈的英雄。这里孕含着多少深刻的哲理，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悟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父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反动派来抄家，叔父被枪伤，父亲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当一名教书匠，几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二哥和四哥在家乡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尽酷刑，两次押赴法场假枪毙，叫作“陪斩”。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烂，又患上伤寒，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又怕传染，便丢出了监狱。不想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以病弱之体找到了党组织，投身于抗日战争……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深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肿”。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长的床头”。“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处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部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身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出。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软的山西腔缓缓道来，态度却是坚硬的，目光里漾出坚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毛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深情地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口一致地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套，拿到西欧北美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坚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幻想国共两党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美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口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毛泽东生来喜欢“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吸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毛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美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马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文化革命之全部是非功过…… 但是，他也不会违心地附和党主席不可改变的态度。他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谈话可以谈到多深？ “老华，”周惠拧熄香烟，平静地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领袖：“你看今天的谈话……咱们怎么谈？” 华国锋笑了，仍是那种温和朴实的微笑，漾着坦诚和善良。他知道周惠的所有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他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他用软软的山西腔不紧不慢表态：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周惠也笑了，是会意的笑，“那我就家常国事随便聊” “随便聊。”华国锋轻轻颔首。 二 “抓‘四人帮’你功劳不小，全国人民都拥护。”周惠虽然生得精壮，肌厚肉重，但除非动怒，平时说话很少大嗓门，多是那种略带沙哑的苏北腔，不紧不慢，放录音的一般，“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四人帮’经营十余年，身份又特殊，总是以代表主席的姿态出现……” “她代表个甚？”华国锋有些激动，“主席早讲过，她是她，我是我，她谁也不能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江青这几个人坏得很，主席病重，她还打扑克，还笑，王洪文还钓鱼。他们迫害毛主席，干扰医疗小组治疗。江青坚持要给主席翻身，结果造成主席脸色发青，呼吸困难……” “主席在，这四个人是抓不了的。”周惠淡淡一声，华国锋怔了怔，目光与周惠相遇，脸色微红，不再历数那几个人“迫害伟大领袖”的罪行。 谁都明白，逮捕“四人帮”，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责任心。但是，无论处理“四人帮”的方式还是产生新领袖的方式，都带了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色彩”。那么，出于同一种传统观念，继任者便难免有块心病。 叶剑英曾委婉道出“投鼠忌器”，曾考虑过是否将江青划出来，曾表示“不管谁当领袖，只要他搞马列主义”云云。但是“四人帮”不搞马列主义，不搞五湖四海，逮捕他们多少是出于无奈。华国锋作为直接接班人，又是真心忠诚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便更敏感历史留下的“尸骨未寒”之类评议，这是容易理解的。 周惠的考虑却不同，他认为“忠臣”并不是“忠君”，只能是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四人帮”不是反对和迫害毛主席，而是否定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坚持毛泽东的错误和歧见，并将其发展到极致。所以，“四人帮”实际已成了历史的反动，必须铲除。 但是，直言“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各种内在联系，特别是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联系，势必会与华国锋发生没结果的争论。精明的周惠脑子一转，换了个说法： “‘四人帮’野心很大，是要篡党夺权。主席去世，他们以为失去制约，野心更加膨胀，明摆着是要损党误国害民，非除不可。”周惠真诚地说：“老华啊，下这样的大决心，解决得这么顺利，不容易。有功于党和国家，有功于人民。” “唉，当时可真紧张啊，是你死我活。这些人确实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华国锋发生共鸣，一边介绍情况—边感慨，“我和东兴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不解决他们不行。叶帅那边也有想法，但谁也不好明说，掉脑袋的事情开完主席追悼会，我和东兴两次邀他谈谈，他呆在西山不肯下来。我不理解他躲躲闪闪要做甚？东兴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东兴提议请陈云去探探风，结果叶帅给东兴送来一箱猎枪子弹，其中四颗用墨汁涂墨我心里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请他去见叶帅，说我下决心了，请叶帅下山面议。九月二十四日晚，江青请政治局委员们到怀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边坐。我早看见李先念，没法说话，就借口上厕所。我前脚进，他后脚跟来，把水箱一拉，借流水声掩护，悄悄告诉我说：‘见叶帅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处面谈。’我们就是在怀仁堂的厕所里完成了传递情报。”华国锋不胜感慨地摇摇脑袋，流露一丝自嘲的苦笑，两眼一闪一闪地继续说：“我原来想法是开中央全会，公布毛主席警告‘四人帮’的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去。叶帅说不行，没几个中央委员敢响应。我又说第二套方案，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也说不行，一个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搅这是实话，不采取特殊手段解决不叶帅举了‘9.13’例子，说总理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动手，后开口’。我说好，他说要冒风险的，我说怕球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决心就这么下定了……” 华国锋讲了逮捕“四人帮”的过程，呼口长气：“唉，我到中央时间短，许多情况也不明，靠了汪东兴，靠叶帅支持才下定决心。”华国锋恢复了软软的山西腔，那种壮怀激烈，洪水一般的滔滔不绝已经过去，余情微波受了阳光照拂面静静流淌：“运动开始时，我一直在湖北，也只是个局部，对全局知道个甚？甚也不清楚……” “湖南的老人都怎么”周惠关切地问，“我知道小舟是去世了，胡继宗也病逝了，还有万达、章伯森……”周惠掰指头数湖南的老干部。 “运动中，我跟万达始终是摽一起，签名都是华国锋、万达。成立革委会时，章伯森不同意万达进，是毛主席点名叫进革委会…… “万达是个老实人，很谨慎。”周惠一边吸烟一边回忆道：“记得他是河南林县人。我原来不认识他，南下后，我在益阳当书记时，他是办公室主任，工作踏踏实实，是个好人。” “章伯森闹得厉害。”华国锋继续介绍远去的老人，“开始我们是一致的，后来造反派越闹越凶，走向反面。他和我那个老乡张厚都支持‘湘江风雷’，造反造到底，分道扬镳章伯森听说是开除党籍，但保留了副省级待遇。他本人是不同意开除党籍……” “章伯森是‘章洛托夫’，胡继宗是‘胡指挥’，被插了白旗，生气不理我。”周惠在追溯逝去的岁月，声调里带了几分甜蜜、几分惆怅、几分苍凉…… 湖南省委交际处的小餐厅里，笑声伴着酒香溅出窗棂。南腔北调喧哗一室，显示了当年毛泽东的干部队伍确是“五湖四海”；闻声于一室，颇有方寸天地宽之感。 老资格的谭余保讲话像湘江流水一样波起波落，食指不时轻击桌面，好像当年在新四军误会了陈毅，抓将起来正用烟袋锅敲他的脑壳；与他资格相仿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舌头灵活地卷出串串苏北话，一如当年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在鼓动民众奋起的热血；年轻的华国锋血色润泽，神采飞扬，讲话却像被山西老陈醋泡过一样软软地悦耳；胡继宗手势翻飞，一会儿天，一会儿地，被众人笑骂为“胡指挥”；章伯森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有逻辑，模样又活脱苏联那位令西方头痛的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被叫作了“章洛托夫”；万达寡言少语，偶尔冒出一声河南腔，带着唢呐的乡土气。 倒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周惠声调低八度，也许是在三哥惠浴宇面前须有几分规矩，也许是对眼下的过分热烈有几分疑虑和隐忧。 是啊，大跃进方兴未艾；正所谓红日高照，温度计里的水银柱直线上升，惠浴宇率团来湖南参观；长沙的猪场、韶山的水稻、株洲的工厂……各行各业看来都是花好月圆，讲来更是万马奔腾，山岳摆箕。仿佛湖南省和全国一样，到处布满了希望和理想的油海，一粒火星便烈焰冲天；仿佛六亿神州各个都是盘马弯弓，射天落日的英雄，硬是要从土坷垃里刨出一个“共产主义”来。 江苏参观团的同志讲：“我们十年规划要在五年内实现……”湖南的同志便不甘落后。负责工业的讲：“到九月底之前，我们要把生铁日产量跃进到万吨以上”，负责农业的讲：“我们已经搞五个万户公社……” 然而，这些不过是机关枪甚至小口径，远比不上有些兄弟省的大炮轰鸣乃至全国的万炮震天地： 一颗大蒜三斤六两，像岳云用的银锤一般；一个甜瓜十六斤，比油桶粗一轮；一粒谷包三粒稻，如同花生宝宝睡摇床；一株黄麻丈五高，要用斧头伐木一般去“收割”；一粒蚕豆七两五，一亩西红柿收四万斤！亩产二万斤的黄瓜，一万八千斤的葱头，还有成精的老母猪，一胎下了二百多头猪仔儿！……你敢怀疑那是权威的《人民日报》公布的消息，全世界为之目瞪口呆。 “哎，华主席，提起大跃进，你还是偏左的”周惠略显沙哑的声音将华国锋从昔日的热烈中唤回。他定定神，看清周惠那张友善的面孔早已没了昔日盛年壮色，苍白的两鬓夹了一方青石般冷凝的肌骨。于是，他又感到了人民大会堂高敞的东大厅所独具的清凉，远不似当年湖南的红日高照，暑热蒸腾。中央领导都知道，人民大会堂是避暑办公的好地方。华国锋爽直地笑笑，大度地点点头，认出了周惠的评判。按照共产党的惯例，下级要维护上级的威信，全党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在公开场合讲话要注意，在私下个别交心却尽可直言，叫作内外有别。周惠也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是老战友忆旧，尽可放开来谈：“你们那个湘潭地委办了个万户公社，把我闹得毫无办法。你们那里放卫星最多，大炮也最多。” 华国锋仍是宽厚地微笑，大度地点头。 “我也不是不左，也放大炮，吹牛皮来着。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热，就闹。宣布进入共产党主义是xx，他在***宣布，全国广播，当时都以为共产主义来这么早，真高兴，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责任，全党脑袋都热。小舟好一些，比较清醒，是中间偏右，我是中间偏左。”周惠望着华国锋感叹，“华主席，你那时可是咱们湖南的左派头子我也左，但还跟不上你们，慢半步……” 华国锋频频点头，始终不改宽厚朴实的微笑。 “谭震林更是谭大炮，爱骂‘娘了个x’。”周惠津津有味地吸着烟“想当年”，“他在广州中山堂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胡继宗胡指挥去参加，走前跟我请示报多少产量。我说湖南最高年产量二百二十五亿斤，报增产一成二百五十亿斤。小舟也同意去之后，湖北第一个汇报，产量是翻一番带拐弯，由历史上最高年产的一百六十五亿斤一下子翻成三百五十亿斤。胡继宗坐不住了，忙打电话请示。我说咱们翻不了跟头，还是照讲好的报。这一报，谭老板拍了桌子：妈了个x，这回在我的湖南老家出了杯大白旗。各省都翻番，就湖南省插了白旗！胡继宗回来生气，不理我，说跟着‘二周’倒霉了，出门抬不起头。我主动去找他和章伯森说：‘胡指挥、章洛托夫，你们也别骂我。第一只有一个。湖北第一，我们倒数第一，他们前面开道，咱们乌龟跟着爬，最后兔子和乌龟还不一定谁真得第一’结果怎广东、河南、湖北，到头来都跟湖南要猪肉要肥皂……” 华国锋笑出声，连连点头。 对于“大跃进”，两人虽然讲话有区别，却明显都持了否定态度。只是周惠直露尖锐些，华国锋把握分寸紧些，时刻警惕不要论事伤了毛泽东。为亲人讳，为尊者讳，他时刻不忘。 “哎，华国锋同志，”周惠的语调变了，从亲密随意变得严肃深沉，显然是什么心里话酝酿已久，渐渐成熟，不能不吐华国锋精神一振，盯紧周惠，目光里流露出认真期待和有所警惕的神色。似乎他也明白从“大跃进”引出来的话题会是什么样的性质及分量。 周惠抿一下嘴角，将烟蒂用力拧死在烟缸中，下了决心：“大跃进是没经验。可你现在怎么又开那么两个会，大讲特讲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你那是划地为牢，自己划个牢自己坐进去嘛。” 华国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严肃地望着周惠不语。这是周惠料到的，认真点点头：“他们的干劲是好的，但多少年了，能搞成我是指在全国范围里。”他将厚实的手掌在脖子上一抹，“你要能搞成，我把脑袋输给你。” 华国锋眼部肌肉凝紧，目光犀利地剜一眼周惠。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近半年来，不赞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屁话”，华国锋时有所闻，不以为怪。但此话出自老共产党员，老省委书记，当年为政一方的老上级之口，华国锋确是始料不及。难道毛泽东几十年教育出来的一代干部竟也脱不开那“卜式现象” 秦末至楚汉相争，北方匈奴获休养生息之机，势力大增。至西汉初年，人举南侵，构成对汉领土和汉民族的严重威胁。汉武帝即位，北伐匈奴，成就其一生功绩之最著者。卜式就是这时期出现的人物。 元狩三年，“河南人卜式，数请输财县官以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兴人无纷争，邑人贫寒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臣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汉武帝听使者奏明情况，大受感动，想重用卜式，但又大为疑惑，不信天下有如此境界之高的贤人。不是几次请求拿出财产支援边防，抗击匈奴，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有什么冤情要上面帮助。个人无所求，只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打败匈奴保卫国家。武帝带着这种疑惑去征求丞相公孙弘的意见。 “弘日‘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就是说，卜式的行为‘非人情’、‘不轨’、‘乱法’；人有私心，谋个人利益才是‘合人情’、‘有轨’、‘合法’。” 汉武帝听了丞相之言，“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又种他的地，牧他的羊去 武帝元鼎五年，汉出兵伐南越，“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就是说，前次仅是“输财助边”，这次却要求父子上前线，以死报效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武帝这次相信了卜式的真境界，因为“人死复有何求”，所以“下诏褒美式……布告天下。” 遗憾的是，“天下莫应”，没谁响应卜式，学卜式的榜样。“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享受封侯的数以百计，竟无一人像卜式那样请求从军击越，真是白享受了高俸禄，高官位，居然不能以死报国。 呜呼，哀哉！汉武帝从不相信卜式，排斥卜式，到相信卜式，“下诏褒美”，“布告天下”，总算善之。然而“天下英应”，奈何？ 毛泽东高过汉武帝，不但不曾怀疑过卜式那种高境界，而且一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至是强制推行这种高境界。他“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绝不是一个“卜式”，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从介绍“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到“农业学大寨”的陈永贵；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工业学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经毛泽东“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工农商学兵英雄人物灿若群星，特别是向全国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转变人的自私观念，否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合人情”、“有轨”、“合法”之观念，造就一代乃至代代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新人。 为了转变亿万人的“世界观”，改变价值观念，追求“高境界”，毛泽东不惜付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巨大代价。不能“借个人主义之风鼓社会主义之帆”，明知生产必须与个人利益挂钩才能取得高效益，偏要加以破除，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让人成为乐于无偿奉献的新人。 毛泽东的奋斗取得了可观的结果。如果说汉武帝褒美卜式，“天下莫应”，则毛泽东的努力确实在中国开花结果，产生了千万个张思德、雷锋式的高境界的新人。在华国锋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遗产。“延续宗祥”不是空有“君位”，空有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重要的还在了内容。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便是这一“宗祥”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包含了毛泽东所求理想的高境界，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对他所缔造和领导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最新思考和设计，同时也是他为发展经济制定有关路线、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 社会一般看法是，华国锋的基本品德属“忠厚”，身前身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不曾改变。他身边还聚集了一大批同样的“忠臣”，喊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谁试图去改变任何一条决策或指示尚且不答应，何况事关“宗祥”，华国锋势必要作坚决的捍卫。 然而，周惠认为他必须讲这个问题，是为国家民族负责，也是为这位老同事老战友负责。即使明知说不动也要说一说。 “大庆精神是好的，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这是全国全民的共识。问题在于宣传大庆，向大庆学习，为什么只讲精神不讲物质？不实事求是嘛。”周惠见华国锋有些坐不住，便不停口地说下去，并用手势和眼神要求把话说完，“你大庆有肉有蛋有煤气，福利那么好，孩子上学不要钱，工作餐不要钱，我听介绍有七个不要钱，这些为什么不讲？大庆的工资也很高，有个上海青年去大庆，没多久给父亲寄回去五百元，父亲是蹬三轮的，见到这些钱吓一跳，还以为儿子干什么违法事情发了不义之财。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你们不讲，只讲精神，全国谁学得你那个工业学大庆最后还不得变成空口号。树榜样要学得了才行。只要精神不讲物质，宣传上你骗人，生产上人家就要骗你，到头来得不到实际效果。王进喜是工人的骄傲，是英雄，民族的英雄，当然要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但是，如果以为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就能激发每个上人劳动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那就错了，用王进喜的思想境界作标准来制定政策，要求每个工人照此执行，那就更错先进是极少数，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要大力宣传，但制度和政策，只能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来制定，不能超越。再往深里讲，特质决定精神，思想觉悟的程度是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局限的。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不顾客观事实，强行超越阶段，得到的只能是破坏和倒退。” 华国锋下意识地摇着头，但是没讲出什么。毕竟真话不好驳。 “同样的，你讲学大寨，大寨苦干精神是好，特别是在初创业的时期。但这个典型，全国学得了那一套在全国行不通嘛，学十几年了，至今农业问题解决不了，何况为树这个典型，国家给支持和帮助，军队帮助开山铺路，天旱不下雨炮兵去打高射炮，农用物资供应吃小灶，全国都能这样把原来艰苦创业的典型意义也破坏”周惠讲到动情处，真诚地叫一声：“老华啊，当年周小舟给我讲，袁世凯当皇帝时，给他看的报都是专门印的，真情他知道但凡领袖，一有威望后容易看不到真实情况。毛主席不是这样咱们湖南农科院的那个张化儒还记得吧？老同志，副院长，自己喂猪，自己插秧。大跃进时，我请他帮忙了解那些‘卫星’的真实情况，他跑了七个省，回来说：只有江苏常熟县亩产七百斤是真的，其他全是胡吹牛。你开普及大寨县的会，下文件说：‘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这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农村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农民的思想水平你现在是主席，走到哪里都被‘莺歌燕舞’包围，能看到真实情况” 华国锋瞪一眼周惠，截住话问：“你去过大寨” “我不去，我这个人从不朝圣。”周惠动了情绪，皱起眉头道，“火车都往那儿开，干什么呀？去了多少人，增了多少产？当年搞人民公社你也知道的，（山查）蚜山、徐水、七里营，主席说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结果是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在庐山我就跟主席讲过，我这个人不朝圣。” 一阵沉默，华国锋连连吸烟。在捍卫毛泽东遗产上他是不会退步的，但周惠的谈话虽然激烈，却明显是真诚的，明显是希望他华国锋好，何况，所说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理由也有打动他心之处…… “宣传先进没有错。我承认，这些年的宣传教育，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像王进喜这样的英雄，可是搞社会主义‘成千上万’远远不行，中国有几亿人，我们制定政策必须是能调动和解放几亿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政策才是实事求是的好政策。” “哎，周惠同志，”华国锋摆一下手，不打算再争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你有机会还是去大寨看一看。” “好吧，”周惠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便也不再咬这个话题，缓和一下气氛道：“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唉，我现在事情多，文件一叠一叠的看不完……”华国锋虽然身居高位，仍然希望能有一个诉说心里话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看来周惠在他心目中已经可以算一个。 “你分一分嘛，有些事可以请老同志办。”周惠半是建议，半是劝说，“那么多事情都非你自己批不可？” “我这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华国锋扬眉耸耸肩。 “我看还可以嘛，”周惠伸手一握，“抓‘四人帮’就干得很漂亮嘛。” “事情多，担子重，”华国锋兀自摇头，“我经验不够，理论也不行。” 周惠接口道：“经验不够找老同志，理论不行请老师，找人来给你讲嘛。” 华国锋点点头，看一眼腕上手表：“哎，一起吃晚饭吧。至于你的工作，中央常委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是不是到内蒙古呀？还没有最后定。”华国锋立起身，略一沉吟，“这样吧，你不是要出国等回来再谈吧！” 三 坐中央办公厅派来的车，居然还跑错路。跑西山跑到了香山。 “越急越出差儿。”司机操着北京腔嘀咕，汗水顺着脸颊淌落。车上坐的是邓小平的客人，误了时间责任不轻。 “多看一眼路再走，不耽误时间。”周惠仰靠沙发，淡漠的目光凝视前方的某一点，似乎在欣赏两侧掠过的树冠。树冠已不像两个月前的新绿，换上了盛夏的墨绿色。 他并不着急。几十年养出的习惯：凡事不可太赶，不可太认真，又做又不做，反而顺利些。 两个月前同华国锋的谈话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又要去见邓小平。虽然刚回政治舞台，经验已经使他感觉到上层存在的矛盾和斗争。 经验还告诉他：邓小平将是赢家。 凡事不要太赶，不可太认真，又做又不做，喜笑颜开，周惠这一条最服邓小平，也深受邓小平影响。这里有辩证法。在太行山经常住一个院子，无论遇到什么险情恶仗，不误邓小平打麻将牌。 “邓政委的牌胡了，仗也打赢了，”这就是喜笑颜开，这就叫举重若轻。 周惠耳畔仿佛开始轰响：机枪连射点射，步枪排射散射，中间点缀了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弹片撕裂空气的尖锐的呼啸声。日本鬼子长途奔袭，一下子插入太行山腹地，对八路军总司令部实行铁壁合围。 战争年代，周惠四次履生死之险，兵败十字岭可算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后半夜接到命令，总部直属队上千人马紧急转移。过清漳河、浊漳河，两天两夜行进于崇山峻岭中。走到北崖铺，穿村而过，在十字岭下的树林子里打尖喘气。小米稀粥刚煮好，还没来及喝，彭德怀从北崖铺驰马奔来，在马上扬臂大吼：“赶快走，快走，上山！” 吼声如雷，直属队上千人马立刻感到了迫近的危急，呐喊着紧随彭老总向山上冲去。 两天两夜，人困马乏，冲出没多远便纷纷喘成一团，两腿灌了铅一般。有作战经验的同志呼喊：“快啊，抢占制高点，叫鬼子合上口子就完了！” 人们挣扎着，拼出全身最后的热力朝山上冲。这时，鬼子的飞机来了，呼啸着俯冲下来，机枪扫射，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黄色的火焰一闪，紧接着便腾起一根根烟柱，立刻弥漫成一团；石块和齿状的弹片向四面八方飞溅，扫荡着周围的一切。不少人像被割断的谷草一般纷纷倒下。周惠本能地想卧倒闪避，却听到彭老总的吼声滚雷一样在山坡上隆隆响过：“不要躲飞机，不要怕炸弹，往山上冲，上山是惟一的生路！” 回头望时，无数鬼子像捕猎的狼一样左右包抄，追屁股猛扑，钢盔和刺刀在阳光下闪耀着，黄色的身影狼一样窜个不停，这比任何兴奋剂都更能刺激人去舍命拼搏。直属队有不少女同志和柔弱书生，这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体力和勇气，在飞机的轰炸扫射下，前仆后继向山顶冲去。 长风浩荡，扑面而来，终于爬上山顶。周惠刚想喘口气，却见人们呐喊着顺山梁直向北冲去。目光一扫，发现山梁两侧闪动着狼一样的身影，鬼子拼命要将这个口子截死！周惠张着嘴喘气，山风像是灌人喉咙直接吹动着那颗剧跳的心脏。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冲，冲过去就是胜利！ 两侧敌人朝山梁上打炮，空气里弥漫着钢铁燃烧的辛辣气味、烧焦的泥土和艾蒿的苦涩味。这些火力交叉着形成三道封锁线，周惠随着大队连冲两道封锁线，身旁战友被打得人仰马翻，一片片倒下。鲜血染红了整条山梁。 周惠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再也没力量跨出一步。他两腿软了软，一跤跌坐在地，两手抚胸拼命喘。他听到身旁冲过的人不停地喊：“周惠，快跑，不能坐下啊，坐下就只有等死！……” 他无力回答，也无力站起来，说什么也须先喘几口气。就那么怪，一劲儿猛冲猛跑时，脑子稀里糊涂，现在一坐下，脑子顿时清醒他眨动着眼忙察看周围形势：前方就是第三道火力封锁线，密集的机枪火力从两侧山下交叉扫射，冲到那里的人马纷纷倒下，十个有九个不能幸免。 不能再硬冲他心思一转，奋力跳起身，顺山梁下山，设法绕过第三道封锁线。真是生死系于一念，若硬冲第三道封锁线，他活下来的希望几乎没有。事后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就是在第三道封锁线中弹牺牲 跳下一层梯田。一颗炸弹正落在他几秒钟前停留的位置，被炸弹掀起的石块泥土山一样压下来。他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奋身一拱，钻出石土堆，跑几步，发现帽子没丢了帽子成何体统？他这时已经有心关注仪容，居然跑回去从泥土里翻出帽子重新戴在头上。因为他发现，鬼子的注意力和火力全集中于山梁上，活动在鬼子眼皮底下反而安全。 半山坡上，作战科长王政柱吼声阵阵，指挥警卫班抗击冲来的日本鬼子。再朝前看，是彭老总。他追过去，紧跟彭老总，前后只有五个人，从山沟里绕过第三道封锁线，翻身再爬上山，顺山梁向北猛冲。 天渐渐黑了，周惠只带一枝手枪都觉沉，机要员却惊人地背出了电台，累得一次次往倒摔。前程未卜，机要员问：“怎么办？”周惠说：“把秘码和电台全毁掉！”人就是累到了这种地步，周惠连牙刷和钢笔也全扔太沉，带不动。 跑进一个山窝，看见有茅屋。跌跌撞撞奔过去，发现猪食槽角落里有残渣，伸手抓来，朝嘴里挤泔水，又把头拱人草丛，狗一样吸吮里面的潮气，那一种焦喝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身后传来汉奸的喊声：“别跑了，你们跑不了啦，每人一斤二两小米，不要跑了！” 彭老总已经消失在前方，他的秘书李琦坐在地上，嗓子眼呼呼作响：“你跑吧，我，我实在不行” “我等你。”周惠不肯丢下战友。 “我，我实在一步也跑不动了……” 周惠奋力拖起他，拉着他跑。人就是这样，那个极限明明存在，却又是个“无穷数”。以为绝不可能再走出一步，却又跑出一里，以为再也站不起来，却又爬上一座山。敌人在身后打枪，周惠却完全放了心。因为两侧不再响枪，他拉着李琦顺北坡滚下来，算是冲出了包围圈。 此后，李清说周惠救了他一条命。 此后，周惠多了两条经验：凡事不要赶，坐下来看看并不误事；人到绝望时，还要有勇气再坚持坚持。 “坐下来看看”，周惠在汽车里已经明白，还是邓小平代表着希望、出路和胜利。但华国锋有句话讲得对，“湖南是出干部的地方”。张平化、李瑞山、于明涛、毛致用……但愿不要出现历史上的“株连”悲剧。 他在庐山“走麦城”，张平化接周小舟班，他在原职务上留任一年，这是稳定局势的需要，账迟早还要算，但没料到清算得如此严厉，株连两万多干部落马，甚至被抓。当初下山，周小舟向他“托孤”，惹他大放悲声，痛哭一场。一年后湖南省批斗他，在最困难时，他也向一位领导干部“托孤”，不曾想这位领导“推金山，倒玉柱”，跪地求饶：“周书记，你原谅我吧，原谅我不敢……” 怪不得这位领导薄情寡义，“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周惠也未怨恨张平化。问题不是出在谁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出在党内生活的指导思想——斗争哲学，出在民主制度不健全。 李瑞山是老交情，周惠想起他便忆起那套珍贵的《书道全集》，还是南下时“捡来的”。记得是在宁乡的县委办公室，检查工作的周惠发现那一屋子书，被一些农民出身的战士当了废纸。可惜小吉普车不能多装哟，他只选了这套《书道全集》，朝当时的县委书记招呼：“瑞山，这套书我搬上车去吧。” 这套书保存至今，经历了“文革”破“四旧”的考验。 李瑞山也上了庐山，是在周惠“走麦城”之后。周小舟。周惠对中央领导说：“瑞山同志可以替代我们开会。” 于明涛也是老关系了，虽然二十年无来往，周惠知道他和张平化都是拥护华国锋，支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至于毛致用，土改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华国锋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有文化，懂社会，能力强，肯干工作。受华国锋影响大，但他明白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某个人的干部，给周惠印象深的是这位后起之秀的谦恭下士。事实证明周惠的这一印象不错。东山再起后，周惠曾回湖南，那位老资格的民主人士程星龄任省政协主席，是程潜的本家，就在餐桌上挖苦说：“唉，周惠啊，我们湖南领导班子是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毛致用，没得用”周惠忙道：“程老，你说这话，我这酒可就不敢喝毛致用干得很好嘛，三百亿斤粮食，三百亿产值，这成绩小比我们在时强多” 这样的酒，毛致用谈笑如故，喝得脸不红，神不变，大度大量可见一斑。当然这都是后话。现在周惠坐在车上凝神默想，汽车已然几个转弯，那感觉就像进入了政治漩涡。久违二十年的感觉。华国锋、李先念都谈了话，看来是要东山再起，去塞外任封疆大吏了……周惠坐正身子，看清已上西山。 邓小平住在西山，与叶剑英为邻。 当年邓小平住在太行山。周惠官不大，但在北方局工作，所以有时和邓小平住一个院子，可以说是很熟 汽车上坡，可见依山傍路一幢幢小楼，与当年太行山的乱石垒墙风貌迥异，与当年庐山上云掩雾遮的别墅也不同。庐山一别，二十年未见，想来模样早已变化？不过，周惠感觉心是相通的。应该说，这位打不倒的领袖人物与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党员心是相通的…… “好多年不见”邓小平伸出一双手，眼睛闪烁着，像深邃的海。周惠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双眼。 “走错路绕了个香山。”周惠咕哝着握握那只手。 “头发白”邓小平伸一根指头指点。 “二十年……早就白”周惠苦笑。 “遭灾。”邓小平用两个字总结了二十年。 “二十年没见，想跟您谈谈想法……”周惠表示。 “不用”邓小平把手轻轻一摆，便揭过了二十年，只留下一声：“我都知道。” “现在的形势，也好也不好……”周惠想谈谈见解。 “不用了，”邓小平把手一摆，又揭过去：“我都知道。” 周惠翕动一下嘴唇，索性不语为帅之才，不纠缠琐事，不费神枝节，不重复内容；不轻易张口，张口字字千钧。干脆，等老首长发问吧。 邓小平递给周惠一枝“熊猫”，自己也点燃一枝。 深深吸过一口烟，邓小平问：“华国锋找你谈话” “谈”周惠点头。 “这个人怎么”明锐的目光朝周惠扫来。 “过去在湖南，还是熟悉下情，肯干工作。人是好人，比较忠厚，过去我们相处还好。”周惠回答。 “现在怎么”邓小平仰靠沙发，思索着问。 “谈话中，感觉对底下的情况还是知道的。”周惠想了想，“我对他召开‘两会’有不同看法。单靠学大寨、学大庆，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望住周惠：“他是造反起家的。” 周惠点一下头：“是这个情况。” 邓小平目光不移地点点头。 “刚从国外回来，和顾明一块，去了英法。”周惠转移话题，“越看肚子里越生气，咱们不是不行，是他们糟蹋的。” 邓小平问：“人家港口怎么弄的？” “人家是让财团搞，财团也要对国家负责。”周惠皱着眉头说，“例如长江，像咱们的办法一辈子也搞不好。” 邓小平已经在吸第二枝烟。“咱们管理不行。” “咱们是搞小麻雀、小生产，准备挨打。”周惠始终是朝邓小平前倾着身体讲话，他知道邓小平耳朵不灵。 “嘴上是大生产，屁股是小生产哟。” “人家一个糖厂就能解决全国食糖，咱们广州为什么不能搞大”周惠讲话比平时稍用两分力以使对方听清。 “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邓小平举起一根指头，晃动着加重语气，“要大量派人出国，要加大企业权力。部、省权力固然要加大，更重要是企业权力。光改良不行，要革命，要在革命前提下改良。” “具体到内蒙古，还有个苏修的问题。”周惠思考着问，“跟老毛子对峙，军队怎么” “大事不致于，中事小事可能会有，我告诉北京军区派个工作组去，专门协助你。”邓小平作个强调的手势，“现在关键是抓紧时间搞经济。集中是领导班子，班子不解决什么也搞不成。动作要快。前些日子我找乌兰夫谈了，态度好一些，必要时叫他去一下，帮助搞搞。有问题的要调，有民愤要制裁。”邓小平吸吸烟。问：“尤太忠这个人你认得不？” 周惠摇头：“不认得。” 邓小平眯眯眼：“我印象是你好像应该认识……嗯，见面就认识没别的，我知道这个人，打仗的，打仗打得不错，当省委第一书记困难。你给我捎个口信，他那个秘书不好，就说我讲的，叫他把秘书换了！” 周惠并不知道尤太忠秘书何许人，只有点头应承。 “下期让尤太忠进党校。此人没别的问题，王洪文请他吃过饭。”邓小平指指周惠，“你去了直接抓班子建设，秘书长很重要。若碰到困难，想办法告诉我，不能拖，拖不起。” 周惠补充：“华国锋谈了东、西盟问题，从军事指挥讲是对的。” 邓小平首肯：“这是对的。”他将手一摆，“你回去吧，不留你” 周惠起身略一迟疑，俯过身去，咬耳道：“警卫方面，您不要大意，要警惕……”邓小平微笑，会意点头：“也有人劝过了，开始有些大意，已经注意” 卓琳走进客厅，热情招呼：“周惠同志，你好。” 周惠同卓琳握手，都是太行山时期的老熟人，问候几句。卓琳说：“你代我向老范问个好。” “谢谢。她也向你问好。”周惠代老伴问候了卓琳便告辞出来。 时值盛夏，山上有清风人怀。周惠惬意地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对司机吩咐道：“出山！” 第三章 愧对天下黎民 东方欲晓，斗牛苍淡。 “巡洋舰”驶离卓资山，孤零零钻入空旷荒蛮的山野；时而腾跃，时而沉落，透迄于崎岖凹凸的山路上。这种铁壳吉普底盘高，适合越野，却也易于翻车。司机目注前方，脸颊紧绷，两手在方向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 车上坐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 “周书记，翻过这片山，就到克布尔再向北是二连，向西北是四子王旗。”办公厅秘书指点前方介绍。 周惠脸色像出土的青铜器，不知是为晨光所染还是由于心情忧郁沉重。他默默地吸烟，偶尔用左手搓搓浑圆的下巴，又搓搓缺少睡眠而感觉缩紧的面颊。 车厢静下来。轻装简从的书记只带了两个秘书和一名保卫人员，驶行于空荡荡的高山大岭间更显孤寂。 他是有孤寂感。举国农业仍在学大寨，奔“阳关道”，先进的已经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中央也有明令：“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 可是，周惠提出“可以包产到组嘛；偏远落后的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嘛厂 当时，县、社、队听到此话的干部不啻闻雷，都惊个目瞪口呆。个别知底的干部更悄声议论：“庐山会议的教训他算是白接受了……” 山路一边是危岩，一边是悬崖，司机脸色苍白，不停地踩间打方向盘，急转那些胳膊肘弯。 “逼上梁山哟，”周惠从喉咙里咕嗜出声，“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主义？逃荒讨饭能叫社会主义？” 卓资山那些菜色的面孔，肋骨巴巴的胸脯，裤腿褴褛的赤脚，衣不蔽体的略有羞赧的女人……这就是当年出生人死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周惠的心在流泪，眼前也变模糊。朦胧中，他看到汽车冲下山岭，冲入一道川；里一半是黄色的戈壁，一半是绿色的草地，有座窄桥横卧于干涸的河床上。他心有所动，又喃一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法子，逼的！” 随行三人无言地交换眼色，都理解这位刚出山的第一书记。霜打头鬓的书记不喜欢前呼后拥，不喜欢“鸳歌燕舞”；走一路，不要当地干部陪同，更不听他们的“安排”，把手摇得一阵风：不要不要，全赶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有人搞包装。你们不要当庐山的云、遮眼的雾，部远远走开土。 自治区党委一名副书记是劳模出身，半路碰到了想一起同行，又被他抬手拒之一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陪。”副书记说：“边疆地广无界，我怕你把车开到外蒙去。”周惠苦笑：“我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 于是，他看到了落后贫穷，看到了真实。 “共产党甚都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不压迫，就一条不好，不叫人吃饱肚肚。” 那位满脸皱纹似核桃的纯朴憨直的老农一语惊人，时时闹地震一般在周惠心房里冲撞轰鸣。什么道理能比这句大白话更深刻？ “解放三十年了，种粮人都吃不饱肚肚，还要咱们这些人干球甚？”周惠对他的随行骂一句刚学来的内蒙土话。“一个大队吃不饱，大队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一个公社吃不饱，社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几十个公社，几百个大队，这一路下来都吃不饱，莫非这些队长、社长、书记们全是笨蛋，全在干球甚哩？” 他猛地闭了眼，屏住一口气，仿佛受到内心情绪的激荡而有些晕眩。静过几秒钟，他睁开眼，眼圈红红地叹口气：“唉，还是政策哟……愧对父母，愧对天下黎民！” 一 二道上，一辆古老迟暮的蒸汽机车像老人一样咳着喘着，将裹着煤屑烟灰的蒸汽一团一股地吐向肮脏的道基；车前的大灯，像生了红眼病一般瞪住迎面驶入一道的年轻的电机车。电机车已经落闸，客车厢轻轻震颤，车轮在惯性的驱动下旋转着，将闸瓦磨得冒出缕缕淡青的烟丝。 列车终于停稳在月台上。 周惠穿一件灰色风衣，入乡随俗地戴一顶前进帽，倒背双手立在站台上朝车厢望。 “来了，”秘书在旁边指点，“那边。” 周惠随手势迎过去，对面走来的是身高马大的薄一波，头发也白了，原来挺直的脊梁不堪十年重负，已经微驼，只有那个著名的大鼻子仍然不失血色地直立在面孔中央，威风依旧。 “你好啊，一波同志。”周惠伸出手去，他们是太行山时期的熟人，上下级。 “你好，周惠同志。”薄一波像那个时期所有刚解放的老干部一样，喜欢感叹损失的时光，“十年不见了……” “二十年。”周惠更正。 “噢，”薄一波稍怔，忆起周惠的账更要早算十年，点头道：“可不是嘛。二十年哟！”他握握周惠的手，松开道：“我刚出来，中央叫我先到各处转转，看看。还有马洪同志。” 周惠与共产党的这位秀才马洪，也是旧相识，互相握手问候，一行人出站上车，驶向包头市的青山宾馆。 汽车上，周惠与薄一波同坐后排位，一开始便谈了农村和农民。 “我来内蒙几个月，跑了乌盟、巴盟、锡盟、伊盟的十几个县，几十个公社。农村穷啊，农民苦，连肚子都吃不饱。”周惠用低沉缓慢的声音介绍说，“我到卓资山，有的村子人均口粮才二百来斤，扒火车外出逃荒。那么多地搁荒了，见不到干活的人……” “我们对不起农民”薄一波深锁双眉，仿佛是面对当年太行山的农民在检讨，“我们是靠了农民才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没有农民就没有我们。可我们又为农民做了什么？连饱饭都吃不上……” “我们是什么都管，到头来就是什么都不管。大道理能当饭吃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不得了调动不起积极性还能叫好道理，好政策农业学大寨，全国有几个公社几个大队学到有数的嘛。可中国有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怠工，只靠几个先进的公社和大队能解决全国农业问题白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我就赞成这个观点，这才是真道理，好道理。” “我同意这个观点。”薄一波明确表态支持。 “转了那么多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我看国家也管不谁能管？别人谁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己能管我就是这个观点：放手让农民去自谋生路。”周惠向这位老上级讲了心里话，“我走一路，讲了一路：包产到户。我跟干部们讲：你们管不了农民的肚皮，就叫农民自己管。我知道讲的不合中央规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不叫农民吃饱肚子，大家都别想吃饱。”薄一波点头，“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讲的，先找条活路再说。” 周惠将身体仰靠过去，沉重地吁出一口气。薄一波的态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并没减轻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发的四十九号文件，提出“学大寨”，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求各级党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现在，相邻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刮起“过渡风”，便更衬托出他在内蒙古搞的包产到户跟中央唱反调，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唱独角戏。安徽的万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区，是全国第一家。接着又出了四川的赵紫阳，也将一双脚踏入禁区。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么去年他就会碰这个“包产到户”的禁区，他必须为治下的农民负责。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里没数。 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中央讲话，一夜之间就能将他的全部作为否定，他也会再次远离政治舞台。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已经有征兆。 前几天，一位干部忧心件件地汇报说，与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队压力很大。这边悄悄搞“包产到户”，那边轰轰烈烈搞“向大队核算过渡”；这边理亏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边大喇叭朝这边喊口号，广播批判文章，说内蒙古搞资本主义，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权威的《人民日报》。 周惠将手一摆：“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我看也不会找兄弟省。” 话是这么讲，神态也从容，内心可并不轻松。夜里一枝接一枝吸烟，睡不着觉。他忽然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新感受，似乎比过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体 “唉，说严重点，我不上梁山，农民很可能就会有人上梁山哟！”他对同样睡不着觉的妻子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讲的极富哲理的一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换代都出自农民起义。如果说，靠了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在农民中树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也没出大乱子，那么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威望及干部队伍都受到极大的损伤，若再出现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就难免不出大乱子。 谁能保证饿肚子的农民不会“上梁山”？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责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没有和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这种“另搞一套”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够为中央一些决策者理解。到了宾馆，他来到马洪的房间。 “喂，我说你们这些秀才，你们也干点实际事好不好？”因为是熟人，周惠用随意的口气对马洪讲，“你也给咱们写篇文章，呼吁呼吁。” “写什么文章？”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这位“仁兄”是个“不安分的人”。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写这个文章，宣传宣传这个观点嘛。” “你怎么不写？”马洪反问，“你自己写嘛。” “我要能写还找你说什么。”周惠吸燃香烟，认真道，“我只会干，笔杆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穷秀才嘛。” “我不写，”马洪摇头，“你们干就是了，文章我写不” 周惠理解这种态度。许多同志对“包产到户”是赞同的，但是不敢公开讲。他苦笑着承认：“说实话，我也是敢做不敢写呀，写了发表出去，那就不是内蒙古而是全国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纷纷涌往香山看红叶之际，京西宾馆又聚集了一群决定政策、为民做主的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午睡起来，周惠拉开窗帘，两眼在骤然降临的光明中眯细片刻，才适应地睁大眼，痛快地长出一口气。他的心情同现在的天空一样高旷辽远。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他们既然参加了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便铁定地要参加中央全会。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气候”转变的前兆。大凡有重大历史转折或政治变故之际都会有一批过去不在决策圈里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来，他们是“组织保证”，保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新人”当然属于政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党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日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 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感情流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无不震惊：“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性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色：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 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毛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党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党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毛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x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承认彭德怀对革命事业的功勋，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审查。他的发言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对实现“转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都熟悉“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当仅剩的“陈”与“邓”站到一起时，这个党内便没有谁能同其对抗 还不止于此。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在军队凭借的是叶剑英，在国务院凭借的是李先念。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元老也坚定地站到邓小平一边时，华国锋剩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对毛泽东的全部忠诚不变，而逞论他人 更深入一步讲，据说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们告诉华国锋，晾衣服杆还得两边扯呢。我在，他还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轮到他！” 毛泽东青壮年时，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到了晚年，越来越多地强调“平衡”。运动员没有长寿者，长寿者都是讲平衡。政治也讲平衡，领导更须讲平衡。在意识形态上，华国锋也许可以算毛泽东的好学生，但在政治上，他还不如江青学懂了一点。 毛泽东多次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坚持革命队伍必须是“五湖四海”，不允许“清一色”，谁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亲密如林彪、江青这样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头，毛泽东会毫无犹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给予严厉批判或处理。因为能够体现领袖权威的，莫过于“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力。派系和不同意见越多，越需要权威、仲裁，需要有个说了算的领袖。这一切都不属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谋略、策略、手术或统治术。 当华国锋将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的极“左”一派粉碎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条件 当然，斗争还有，已是微不足道。无须会上唇枪舌剑，更无须暴风骤雨，邓小平只须‘呵’一声，大局便确定下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面有难色地向邓小平汇报，在复审、平反“文革”的冤假错案时，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 “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邓小平涵养极好，很少发火，就是当年面对江青的大吵大闹，他也不愿费口舌争论，只是“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但这一次他动怒了，抓起红机子挂通江东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放下电话，邓小平对胡耀邦严肃交待：“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问题，不能再等。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领了“尚方宝剑”，胡耀邦大刀阔斧，加速解决组织问题，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会议期间迅速平反，“文革”中犯有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坚决撤离领导班子。其中就有邮电部部长。 这天晚上，胡耀邦正在同“文革”中有问题、准备下台的邮电部长谈话，周惠贸然闯了进来。见客厅里邮电部长正在表白什么，便打个哈哈道：“你们谈，我到里屋等等。” 对于邮电部长的表白和申诉，胡耀邦不能不听，听得又十分疲累。身处关键性位置，每日批阅大量文件又接待一批批的谈话者，他已经几天几夜不得休息。见周惠进了他的卧室，还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能谈完，便招呼道：“哎哎，他先停停，我跟周惠同志谈几句再来。” 周惠进门，便将目光环室一扫： 卧室不大，约十四平方米。西北角一张大板床，褥单、枕巾都打着补丁。那一代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俭朴，周惠也不觉为怪。他曾用包袱皮作枕头，胡耀邦是用破旧的背心改制成枕头，异曲同工。 临窗的写宇台上摆着三台电话机，一只铁质台历，一副花镜，十几枝批阅文件的铅笔。引人注目的是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是室内惟一的人物肖像。 卧室东侧一排高大书柜，里面藏书不少；床头柜上放一只青瓷座台灯，衣架上挂了一套半旧“礼服”，当然是在公开场合才舍得穿，回家便须换下…… “哎哎，老兄，你怎么跑来”胡耀邦追进卧室来。几十年的老熟人，无须客套，他径直到办公桌的正面坐下，看着周惠坐到了桌对面的椅子上。 “找你来聊聊嘛。”周惠掏烟，在桌上敲敲，“知道你忙，可有些事总想找熟人聊聊，听听意见。” “我也要找你呢。”胡耀邦不拘小节，将两只脚架到办公桌上，坐久了，两腿瘀血，架高些可以化瘀。“我说老兄，你怎么搞的？几个亿都不要” “你哪里听来的”周惠叫起来，“今天下午先念同志刚为这个事骂了我的娘。” “你看看，你看看，”胡耀邦是感情外露的性格，两手在沙发转椅的扶手上连连拍打，“国家的几个亿呀，我就怕先念同志发火……” “你别急，什么几个亿，没有的事”周惠不慌不忙吸燃香烟，“造谣嘛，我看这是有人反对我们啊……你告诉我，是谁向你告的状？” 胡耀邦摇摇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出有因，没成事实……”周惠将内蒙古农民生活贫苦，债台高筑，无力还贷等问题徐徐道来。胡耀邦听几句已经明白没大事，精神一松懈，极度的疲困便袭来。他头靠椅背，脚架办公桌，身体弯成一个u型，便那么打起瞌睡来。 周惠一阵心疼，便闭了嘴。声音停止，胡耀邦猛地惊醒，揉揉眼，奋力振起精神：“噢，是这么回事啊，没丢了就好。” “放心好了，我只是有想法，并没做。这么大事，不研究不请示，我自己怎么可能贸然决定？”周惠立起身，关切地劝一句：“你累了，睡一会儿，我先走了，改日再找你聊。” “我送你。”胡耀邦双脚落地，立起身，不顾周惠拦阻，“送送，送送，吹吹风就有精神” 胡耀邦将周惠送到车门前。室外冷风吹过，他头脑清醒许多，蓦地想起什么，忙问： “哎，老兄，还有件事呢。你们怎么闹起包产到户” 周惠一脚车上，一脚车下，闻声停止，抽腿转向胡耀邦，夜色里目光一闪一闪的： “本来就打算跟你谈这件事呢，见你太累”周惠反问：“包产到户怎么老百姓没饭吃” 极富组织纪律观念的胡耀邦认真说：“这样大的事，要按中央的决定办……” “总得有人先干嘛。”周惠坚持着，“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又用手势让周惠上车，然后再摇摇头，始终再没讲话。 拨乱反正，胡耀邦的全部精力是用在批判“两个凡是”和解决组织路线上，对于农业问题，他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见解，所以只有摆手摇头。当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时，他坚决支持，并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 “去东交民巷。”周惠对司机吩咐一声，然后将身体靠在沙发上，轻松舒怡，只是思想丝毫没轻松。同“凡是派”的斗争，看来主动权在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进行繁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特别是如何把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搞上去，全党还远远没有统一思想。 他最忧虑的是，许多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政治上同“凡是派”坚决斗争，在经济建设上，却是同“凡是派”有许多共同点，而与周惠的想法大相径庭。 周惠心里没底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完全是“逼上梁山”，是为了不饿死人而不得不那样做。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感觉便一刻也摆脱不掉。 他极盼中央负责决策的领袖有谁能站出来说句话，这不但关系自己政治生命，也关系到中国农民能否日子过得好些，能否吃饱肚皮。可是，迄今为止没有谁公开讲话肯定包产到户。只有陈云讲了“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定下来，使之休养生息……” 包产到户算不算积极措施？心里还是没底。 汽车驶入东交民巷。这里曾由柬埔寨的宾努亲王所居住。 他见到了那位昔日的老上级，老领导。 他来见这位老领导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领导约他来看当时属“内部影片”的《罗马之战》，二是老领导现在分管农委，他想对农业问题谈点想法。 老领导热情地将他引入小放映厅，两人并排坐在一个大沙发上，后面坐了老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刚坐好，电影便开始 周惠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家庭电影”，气氛很轻松，一边看，一边可以随意聊天。老领导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是党内有名的才子，活得很潇洒，曾经深得毛泽东欣赏。“文革”中，他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虽受尽折磨，对毛泽东的感情却始终深厚。毕竟，“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路线一边，是那种富有传统色彩的“忠臣”。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这位老领导走出监狱，但“罪名”一条也没减，是“四人帮”在作梗，被下放到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籍也没恢复。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李先念先后讲话建议他出来工作。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他的。数月前，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胡耀邦利用这个时机亲自写信给中央，经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同意，才算真正获得“解放”。 周惠同这位老领导聊天，聊“文革”所受灾难，聊老朋友胡耀邦，聊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评议“凡是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可以说声气相投。然而，当话题换过时，气氛便起了微妙的变化。 “操他娘的，现在的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组，更不用说包产到户，真他妈一群混账。”周惠这样经历过战争年代，搞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干部，骂起粗话来可谓信手拈来，有时毫不自觉，“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哪？” 老领导望着银幕，半天憋出一句：“看电影吧。” 银幕上，正是光屁股烫死人的一段戏。周惠生平第一次见这些裸体镜头，本该好奇却毫无兴趣，满脑子想的是内蒙古那些菜色的面孔，赤裸的肋骨巴巴的胸脯…… “他妈的，这些人除了吹冷风，什么具体事也不办。老百姓没饭吃知道不知道？”周惠望着银幕那奢华的宫廷生活，火气更大“这些光屁股娘儿们有的是绫罗绸缎偏不穿，卓资山那边，还有四子王旗，我走一路，有多少老百姓想穿穿不到衣服，十六七的大姑娘连条长裤子都没有，一家人要轮换着穿。解放三十年了，学大寨也搞了十几年，搞出点啥名堂？好好的草场硬给犁成田，最多收一季粮食就变成了沙漠。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勤劳、俭朴、务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是举世公认的。如今学了十几年大寨，打着红旗下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样，这实际上就是惩罚勤劳，奖励懒惰，把农民几千年的优良品质和传统全学丢报纸闭着眼说瞎话，我走了几十个公社，怎么就没看见一处莺歌燕舞，看到的只有扒火车逃荒他娘的，是我瞎了眼还是这些混账东西瞎了眼……” 周惠忽然止了声。嘴唇翕动几下，没能再讲什么。他发现老领导将身子侧向了沙发另一边，靠着扶手看电影，偶尔呷口茶，却绝不再朝他哪怕侧脸望一眼，就仿佛忘记身边还有个“喋喋不休”，喜欢骂娘的周惠。 周惠莫名所以地抓抓头皮，以为是破坏了老领导看内部片的轻松气氛，只好不再言声，老老实实地欣赏那些裸体半裸体的外国男女。这部电影，他只记住一个“光屁股烫死人”的镜头，其他什么也讲不出来。 第二天，周惠被人告知：“你昨天晚上胡骂什么？指示报纸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就是请你看电影的领导……” “哎呀，我可真不知道啊，我可不是故意骂他啊……”周惠听了一惊，忽然明白了老领导为什么分手时阴着脸，一点送客的话和动作也没有。他抓住自己那虽然苍白却依然硬挺的头发，懊悔道：“这下子误会可闹大了！”但是，他也没去找老领导解释，更没想道歉。念及内蒙古的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说不出解释或道歉的话。 第四章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散会后，周惠的脚步比往日轻快许多。今天邓小平的讲话使他精神振奋，讲话将解放思想提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并且阐明“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号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讲了周惠盼望已久的话：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用慎重的语气说，“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边远穷地区，包产到户也可以搞，不是不可以搞。” 听到这里，周惠感觉心胸豁然一敞，上任后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有了报偿。他沿楼梯紧下几级阶，追上了胡乔木。 早在建国前，“南北二乔木”这两位共产党内的大才子便盛名扬海内。南乔木——乔冠华；北乔木——胡乔木，周惠都是认识的，特别是与胡乔木相熟已久。 “哎，乔木同志，”周惠招呼，“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是你起草，搞得怎么样” “有什么事？”胡乔木不无警惕地望一眼周惠，知道这位老弟喜欢出格，最近更没少放炮。 “小平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句话应该写入纪要里去呀。” “哪句话？” “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能不能写上包产到户……” “不行不行。”胡乔木摇头，“你想得太简单” “哎，小平同志都讲了……” “在哪儿进？在中央会议上。要是写到文件上，就不光是边远穷地区了，那就要全国席卷” “只要老百姓愿意，那就席卷嘛，有啥不好？” 胡乔木仍是摇头：“我告诉你，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写，这句话上文件，那就决堤” 周惠无奈地耸耸肩，兴致有些跌落。邓小平讲话后，他对内蒙古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信心和把握，但他已不满足于自己可以放手干，他希望能从此在全国形成一种“大气候”…… 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不写这句话，会议文件总要有这句话吧？白纸黑字带回去，对全区干部解放思想会起多大的鼓舞作用！整理文件的秀才们也住京西宾馆，周惠成了那里的常客。 新华社负责人曾把整理出来的文件递给了周惠：“喂，你先看看吧。” 周惠抓过文件，朝床铺上一躺便迫不及待地翻阅，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从头到尾看两遍，一股火气按捺不住，将胳膊一抡，文件被扔在地板上。 “你们把最精彩的东西弄没了！”周惠从床上跳起身，他没有找到“包产到户”四个字，失望之情流于词色，“你们摇笔杆的不写，我们干事的用行动写！” 一 京西宾馆小礼堂里正在放电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同它们的创作人员一样陆续获得解放，首先在这里重上银幕。 周惠坐在西南角的位置。八年八个样板戏，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实在是“吃”腻就像一个人吃了八年羊尾巴，闻到味便难受得起鸡皮疙瘩。如今换了口味，重新听到久远亲切的声音，看到熟悉可心的人物和生活，那一种精神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有人从东北角“双号入场”的门口走入，贴墙立有几秒钟，让眼睛适应黑暗。 “首长，请跟我来。”服务员上前引领。 “周惠同志坐哪里？”问话河南味十足。 “是赵书记啊，”服务员辨认出来人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打字幕请他出来！” “不要，我跟他坐一起看。”赵紫阳小声说，“你帮我找一找。” 走过来两名服务员，嘀咕几声，一名服务员知道周惠大致的座位，引赵紫阳绕向西南，包了红布的手电筒小心翼翼地照照，一手扶赵紫阳，贴近他耳边：“就在那儿，从这儿过去……” 借银幕反射回来的光亮，赵紫阳看到周惠，挨他身边坐下来。周惠被影片牵走魂一般，浑然不觉。 有人在他肋部捅了捅。 “嗯，”周惠回头回神，正要叫出声，被赵紫阳用手势止住。便压住嗓子贴过嘴去问：“你怎么找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赵紫阳用他特有的河南口音咬耳朵。 “干”周惠将身体一歪，两人就成了“耳鬓厮磨”的姿态，正方便咬耳朵。 “聊聊。” “出去？” “就在这儿好。”赵紫阳挤挤眼，“都看电影呢，没人注意咱们。” “聊啥？”周惠认真看一眼赵紫阳。那张长脸还像当年在九地委任职时一样英俊，只是多了几分老练和成熟。当年的生活与银幕上放映的“平原游击队”很神似。 记得是一九四五年初春，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要去平原分局调查情况，电报打到太岳，调太岳二地委委员兼士敏县委书记周惠同往。 平原分局又叫冀鲁豫分局，当时辖津浦以西，平汉以东，陇海以北，德（川）石（家庄）以南的广大地区。周惠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后不久，被分配到六地委任副书记。当时赵紫阳在九地委任副书记，万里在八地委任书记，三个人同在一个战略区。 周惠同赵紫阳相交就在那个时期开始，会议见面自不必说，打游击也常在一起行动，睡一个屋、吃一锅饭，甚至是一样的穿戴打扮：身上黑布长袍，头上箍条白毛巾，要是被现在的小青年们见到，会误以为“土匪”。因为银幕和戏剧中，土匪也是这般打扮。所不同的是，赵紫阳是个漂亮小伙子，精明干练，生活中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周惠精壮敦实，黝黑粗犷，自小多磨难，失意事多，得意事少，加之命运留在脸部的痘疤，甚至生过遁世出家之念。带了少年生活下的不同印迹进入革命队伍，两人的性格作风也有不同。赵紫阳热烈潇洒，越是人前越神采飞扬，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周惠踏实果决，敢做敢当，言语间或爆烈如雷，间或流出一种淡淡的有几分苍凉的幽默。 这两个人却相处得好，吹牛聊天喜欢往一道凑。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人住一个屋填写干部登记表，互相交换着看，周惠比赵紫阳大几个月，该是老兄。 “小平讲了包产到户，华国锋一句话也没提……”赵紫阳冲着周惠耳朵喃喃。 “文件上没有写，他娘的！”周惠在喉咙里骂。 “纪登奎的讲话里也只字没提。” “他官作大了”，周惠声音虽小，火气却大，“我们不认识。” 其实，周惠和纪登奎当年就在赵紫阳那个九地委当县委书记，周惠还给他讲过课。“文革”中，纪登奎被毛泽东破格提拔到政治局，从此，见了周惠便略无反应，不认识的一般。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苟富贵，无相忘”成了一种传统美德，那是因为多数人做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容易做到，所以是受斥骂的；不忘旧义，特别是不忘过去的上级却是难些；生怕旧人提旧事，似乎提旧事有损高官后的形象和位置。所以，如果说：“某某官当大了，不认识人了”，这个“某某”在人们眼中便黯然低下许多。 当然，这种“传统美德”也给为官者带来许多麻烦。社会的习惯和现实，“富贵深山有远亲”，官作大了找的人也多了，对于“官身不由己”的大官来说也实在应酬不起，得罪不完。 不过，周惠认为纪登奎对自己的态度不属此列。 “哎，老兄，”赵紫阳又捅捅周惠，咬着耳朵说，“你看包产到户搞他个十分之一怎么” “嗯，叫我说就搞他个十分之二。”周惠也咬着耳朵说，“先搞百分之二十也没什么。” “可报纸上有人吹冷风呢，你老兄不给他们几炮？”赵紫阳“煽风点火”。 “你怎么找到我来”周惠笑问。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赵紫阳手心压手背，在周惠的手背上轻拍几下，拍得周惠心热血涌，后来果真又大放其炮，惹了点麻烦，那是后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转折之际，各省第一书记的悄悄串联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为政一方的地域里，以权力和行动对抗、反驳了“凡是派”及思想尚未解放的“保守派”们。实际上，这种串联在“文革”后期，“四人帮”气焰正盛时便已开始赵紫阳是其中一个典型。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赵紫阳便曾犯难去拜访邓小平。 “你这个人好大胆哪！”邓小平劈头一句，“好多人躲都躲不及，你倒找上门来”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嘛，”赵紫阳的河南腔同邓小平的四川调都富于一种音乐的韵味，“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检查过关了”邓小平将一杯茶递过去。 “有那么几尊神把关，能放我轻易过去”赵紫阳苦笑。 “往我身上推嘛。”邓小平深深吸烟，又轻松一笑，“我早讲过，老子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大不了撤职，”赵紫阳耸耸肩。“我已经五十多了，无所谓” “才五十多就悲观了，我七十了还不服输呢。” 赵紫阳倾过身去咬耳道：“张春桥找我了解去年你请我吃饭的事，问我是不是看到了主席去年五月在政治局的谈话记录？我说没有。又问我是不是听你讲了主席批所谓‘四人帮’的事？我装糊涂说‘什么四人帮？’我不知道呀。……” “老子讲了，又能怎么”邓小平拍响茶几？ “何必自找麻烦呢。”赵紫阳压着嗓子道，“我都没认账，那个记录本我早悄悄烧” “你这个家伙，鬼滑得很哪！”邓小平笑了，“名为来告别，实则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嘛！” “没办法呀，”赵紫阳摊开双手，“逼的。”他立起身来告辞：“我该走了，我可什么也没说” 在政治生活中，凡上了“同一条船”，此类活动是少不了的。抓“四人帮”是这样，搞“包产到户”也是如此。何况赵紫阳调去四川之前，也曾在内蒙古干过年把时间，跑了不少旗县，搞起“串联”更是名正言顺。他再捅捅周惠：“哎，你也多找人串串。乔木同志起草的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华和纪的那一套，否定了全国学大寨……” “可我也不满意。”周惠对着赵紫阳的耳朵摇头道，“我找过乔木，因为没有‘包产到户’这一句。” “心里有这条就行”赵紫阳在周惠肩膀上轻拍，“下面还是咱们说了算。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二 “庐山物以类聚，京西又是物以类聚。” 周惠自嘲地在心中暗笑，颇有信心地注意那位长身长脸，趿拉着一双黑布鞋，在小餐厅摇晃着身子走路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果然，万里直冲他走来，大咧咧坐于他身旁。 虽然抗战末他们共事于一个战略区，却并未直接打过交道，是新形势下坐上一条船 “周惠同志，你那个发言不错嘛。”万里随便打着招呼，“刚出点汗，来点风寒顶回去可不得了” 这个人小节不拘，大事独到，非常人能及。周惠望着万里随意敞开的衣襟，心里这样评价。 毛泽东当年评价说：“北京有个万里，日行万里。” 邓小平三十年后又评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万里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轰轰烈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他当第一任城建部长，便搞了首都“十大建筑”，至今丰碑一般矗立于北京市，被誉为“日行万里”；他任铁道部长，将铁路变成了邓小平实现全面治理整顿的突破口，“打”徐州，“战”长沙，“征”昆明、“取”郑州……赢得“火车正点万里行”之誉称；他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便率先搞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改革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被称为“省委六条”，吹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声号角，继而作出“借地给农民”、“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治皖一年便开始有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 干事的人佩服干事的人，周惠放下手里的粥碗，笑着说：“万里同志，你是先行官哪，我们跟着跑。” 正是早餐之时，餐厅里弥漫着“六必居”、“王致和”、“涪陵榨菜”之类的混和气味。万里冲端来早点的服务员礼貌地点点头，重新望住周惠：“我们那个内部专刊你看了就是农业劳动计酬必须联系产量的新华社内参……” “嗯，”周惠点头，“我投赞成票。” “原来我们写的是‘包产到户’，考虑中央文件有‘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就把四个字改成八个字。‘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责任到人了，比到户还厉害呀。”周惠会心地笑着说。 “你是明白人。”万里也笑，“糊涂人以为包产到组反正不是到户，也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 万里喝两口粥，停下筷子问：“哎，事是那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个叫法或说法好现在叫法太多太杂，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责任田，大包干……还是找个准确点的叫法统一统一口径好。” “包产到户的叫法多些，可是又犯忌，”周惠沉吟道，“文件上明令不准……” “安徽的老百姓叫‘大包干’的多些。” “叫什么名称不主要，主要还在内容。” “我们那里凤阳县的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内容有段顺口溜……” “凤阳，出花鼓词的地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周惠感慨地摇摇头，“凤阳出的顺口溜肯定是很生动很深刻的了c” 万里用筷子敲着碗沿，念念有词：“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好！”周惠喝彩，“还是你们安徽的叫法好，就叫‘大包干’，我投你们一票。” “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好处也有段顺口溜。”万里兴致勃勃，将筷子从碗沿移开，落在圆鼓鼓的小白馒头上继续敲打，嘴里念道：“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念到最后一句，万里的筷子已将那个白馒头戳起来，像个丰收之后喜悦的农民一样，朝白馒头美美的咬上一口，大嚼起来。 “我们有些干部糊涂得实在怕人。你说他思想不解放，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吧，其实他本本看的不多，教条也没记住两条。硬要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两个怎么能一样”周惠边用筷子夹着一粒粒盐黄豆往嘴里送，一边皱起眉头道：“‘分田’涉嫌改变所有制，‘包产’分明只是涉及产品分配形式嘛，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所有制并没改变。可有些干部硬是在那儿瞎嚷嚷，什么对不起毛主席在天之灵，不是屁话嘛！” “好行小惠，言不及意，变相单干，反对学大寨……”万里一句一顿，边吃边数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数一顶小帽子吃一粒黄豆，数到“复辟资本主义”之类大帽子便吃一粒花生米，末了淡淡一笑：“人言不足畏。” “干部问题不解决，什么好政策也得落空。” “我们一位干部跟我建议，说搞点‘还乡团’很有必要。”万里已经是在同周惠交流思想和情况，“我们省委已经决定，要用优惠条件号召安徽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回家乡出力来。” “哎，我们那个侯秘书长去了怎么”周惠关心地问。这位侯秘书长是尤太忠在内蒙主持工作时的干部，原籍安徽，周惠本想留住他，但他考虑形势的变化，在过去路线方针指导下所做的事，在新形势下难免要有人找矛盾。为避麻烦，还是要求调走“他在内蒙如果继续呆下去，本来也是能呆住的，并没什么大事情。” “在安徽干得不错。”万里深刻地说，“党员干部就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嘛，有错误的干部也许反而是真正的好干部，肯做工作嘛；没错误的干部倒也许是最糟糕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做工作嘛。” “哎，万里同志，讲到这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周惠想起—件事，“过去我们那里有位公安厅长去了安徽，听说这次下来内蒙对他熟，他也熟悉内蒙。这次我来，内蒙的同志提出请他回内蒙，这个人有事没事？” “事情是有一些……”万里说，“执行那时的路线，多少总要有些事。” “要是大事，那就算要是小事，内蒙愿意他回来工作。” “有点小事，没大事。”万里高兴地说，“回内蒙再好不过，各省这样搞搞干部交流，对党对国家和他本人都是好事。” “那好吧，就叫他回内蒙继续干公安厅长。”周惠把剩下的一点粥打扫尽，起身道：“万里同志，以后我们还得多交流。” “不光是我们两个，”万里的神色、口气都意味深长，“要广泛，从中央到各省。” 他用手划了尽可能大的一个圈子。 三 黑暗稀薄起来，晨曦像一种神秘的暗示在慢慢地艰难地展开。 “巡洋舰”又驶入了旷野，车上坐的还是那个周惠，随行的也只是两个秘书一名警卫。极目四野，还是那种人迹渺渺，神情冷冷…… 不过，孤寂感渐渐远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各路“诸侯”、各位“封疆大吏”活跃着做了广泛的串联，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自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高级领导干部便有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哪怕是同住北戴河“易地办公”，房前房后也少有串门；开会坐一屋，会后各自东西，生怕串门串出个“集团”。“俱乐部”之类的罪名来。 赵紫阳、万里、任仲夷、池必卿、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各省市的负责人形成一种“转折”的组织基础，保证了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折。 一团浓烟升腾而起，周惠将车窗拉开一条缝，嘴巴不闲地又连吸几口。 春寒料峭；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他紧紧身上的军大衣，脸上却是热辣辣的感觉，一如十几道灯光投射过来。 三中全会进行中，他曾莫名地被烧一下子，记者们将摄影摄像的灯光齐射向他，热了好大一阵。记者们是很少这样对他“犯神经”的，一张“黑不溜秋”的麻脸有什么好照的？他心里自嘲。 可是，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明白了，增补的九名中央委员，他也榜上有名。 这些记者，比当事者消息还灵通！ 想到记者才发现今天的车上多着一名《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办大事还真少不得这些笔杆子。 “昭盟灾情严重，看到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遗体你们不急不愧不难过当务之急，一是救济粮，二是要种下庄稼，种子下不了地就要出大事。”周惠在赤峰对那些党员干部讲得动了感情，“我且不说你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狗急了还要跳墙呢！你们要说来不及解放，转变，莫非也不急没饭吃要饿死人的，知道不知道？” “谁不急呀？”干部们摊开两手，“跳墙也不知往哪里跳呀。” “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放手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把你们过去那些禁令统统收回去作废！”周惠简直动了肝火，把干部们拉着去农村转，指点荒芜的土地：“分了，分给老百姓，责任一定要到人厂 有干部指着麦田里的青苗：“荒地好办，青苗怎么办？” “青苗也分。”周惠接口便拍板作出决断，“半路出家也能成佛，分青苗也能收回好庄稼，总比不分没人管，丢下庄稼扒火车逃荒好！” 于是《人民日报》登出一篇文章，标题便是周惠那句话：“半路出家也能成佛”。 千里巡行，周惠腿不停，嘴也不闲。 他明白，他这个中央委员不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而是对他上任后所想所做的一种肯定和提倡。“邓大人”办事就是不露山不露水地搞实际内容，给你实惠。 “我看‘包’字可以进城嘛。”周惠对乌兰浩特市的干部们讲话，把手握一握，像抓小鱼小虾似地抓住那些涉于倒闭破产的小企业、小加工厂，“农村可以包，城市为什么不包？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利，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政策那政策，能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就是好政策；‘白猫黑猫’论不是修正主义，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 于是，《人民日报》又登一篇文章：《“包”字进城》。 从东向西，由南至北，千里巡行塞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用行动为各级干部作示范。 “天下有打罪，骂罪，杀头的罪，就是没有饿饭的罪，三岁我母亲就叫我懂这个道理，共产党的干部，能不明这个理？”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他烧了三把火。 从龙太忠开始，先将那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军队“支左”干部，设宴款待，敲锣打鼓地送回军营去，重叠臃肿的机构顿时清爽许多，各种矛盾也立刻减少多半。 对那些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干部，讲原则，讲策略又讲政策也做一次彻底清理。 第三步就是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这期间也要注意步骤，先将老干部都解放出来，稳定大局；再分别具体情况，让那些年龄过大，确实不适合继续工作的老人光荣地退下来，离开那些关键性岗位，将选择好的年富力强、忠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的优秀干部提拔补充上去。 这时，博览群书的优势也显出来。 主政内蒙古，他就谈蒙古族的历史和英雄，那是近三十年前看过的书，信手拈来便派上了用场。 “你们搞宣传的责任重大啊，好的东西能不能深入天下人心，很重要的就是靠你们这些秀才。”周惠慢条斯理地同那些摇笔杆子的谈心，“刘备的五虎上将，天下无人不晓。其实三国里面，北魏、东吴、西蜀，蜀国是最弱的，刘备的五虎上将真那么厉害又加个诸葛亮，不过割据了一块蜀地。蒙古民族崇尚狗，成吉思汗的四员大将都是用狗来褒奖，这‘四狗’大将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人类史上没有谁能比，可是天下没几个知道的，就是宣传的责任。你们在内蒙搞宣传，就不要埋没了‘四狗’大将的功勋，不要叫徒具虚名的‘五虎’上将在那里招摇……” 一番谈心，许多宣传干部，无论蒙族、汉族，都去找了《黄金秘史》、《蒙古秘史》来读。 “不能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果然如此，他就不可能横跨欧亚大陆。” “大道理天天讲，今天不说也罢，就说说蒙古民族的英雄成吉思汗。”周惠对那些即将上任和即将交班下台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干部们说，“天下大定，成吉思汗对他的功臣部下们讲了三条，我看这三条对我们今天也有启发。”他的目光先依次滑过那些即将接班上任的年富力强的干部，“第一条，成吉思汗说，你们都当官了，不再是我身边人而是国家的人以后你们的工作安排，或升或降，或奖或罚都是由人事部门负责，我不能再讲什么话，不能乱了制度。但你们到了岗位上，要告诉我，我知道后，要找你们也容易找。” 今天的事虽不能拿几百年前的事去套，但其中可以受到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不少干部频频点头。 “你们都是功臣，已经有过很大贡献。”周惠的目光又逐一扫过那些即将退下来的老干部。“成吉思汗讲的第二条，是说给那些爵位高而不再任其职的老功臣们。他说，按你们的官职不一定能再常见到我了，但是逢大典，我还是要请你们来见见面。你们将站在最尊贵的位置上，我要和你们叙叙旧，以慰思念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建树的功勋。” 周惠说到这里，作一个总括的手势：“成吉思汗讲的第三条，是说有机会见面时，你们一定要跟我说真话，有啥说啥，就像咱们一道出生人死打天下时候那样。人们如果看我脸色说话，我就该完蛋我完了，你们也就全完”周惠讲到这里，无限感慨道：“你们听听成吉思汗讲的这三条，他是‘只识弯弓射大雕’” 有幸倾听到这番话的干部，无不为之唏嘘喟叹：倘若将“大汗”将“我”改为共产党，这三条有许多内容至今适用 “你们去看看承德，在民族地区工作承德不能不看。”周惠在锡盟、在呼盟、在哲盟不厌其烦地讲，“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不简单，格外重视蒙古族，而且尊重他们的文化。我们有些地方比他高明，有些地方还不如他们。我看乾隆皇帝的文章和书法，他是满族人，汉文化的造诣比我们汉族的秀才举人们都要高。你们在内蒙古工作，不会蒙文蒙语怎么能搞好工作？周恩来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到现在推不倒，可惜我们许多没有照着做。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大汉族主义，一会儿民族分裂主义，关键是要全心全意为兄弟民族服务……” 有人提醒周惠：对年轻干部不要提拔太快，三十多岁就进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不妥。 “同志，我三十多岁就担任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了，难道真是像九斤老太太讲的一代不如一代？”周惠语重心长地道，“我们要学齐威王识宝，不要学魏惠王不识宝，否则可真是要‘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周惠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的讲话，又信手拈来两句。他讲话颇有些“乱石铺街”；乍看杂乱，实则有内在联系，整个是一体天成。 （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 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 车前后各十二乘者二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三曰：“寡人这所 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檩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酒上 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祭北门、赵祭西门，徒而从者七千余。吾臣 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 哉！” 齐、魏二王关于“宝”的辩论，周惠是站在齐王一边，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后，齐魏两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结果，齐威王以田忌、孙胜为“宝”，将以“径寸之珠”为“宝”的魏惠王打得全军覆没，将惠玉的儿子也俘虏走所以周惠信手拈来一句“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其含意又岂是几句话能讲完？ “这里有个观念问题。”周惠在北京同一些老同志聊天，‘有人以不举荐干部不提拔人来标榜自己无私心，不用私。其实这种人多数都是自私狭隘的人……” 周惠曾给不少人讲孔子“进贤为贤”的故事。 一天，子贡问孔子：“现在的巨子谁最贤者？”孔子答：“还没发现。要说过去，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子贡不解：“现在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不算贤者”孔子说：“什么叫贤？是进贤为贤呢，还是出力为贤？”子贡说：“当然进贤者为贤。”孔子说：“是啊，鲍步举荐了管仲，子皮推荐了子产，所以是贤者。至于管仲和子产，他们只是自己出力，并没听说他们推荐举拔过什么贤者，怎么能说管仲和子产是贤者” 周惠为官，所举拔的干部，省部级以上有几十人，政绩。官声都很好。局、处级干部则更多，可说是一直注意“进贤”。 四 红墙外的玉兰花已然盛开。此花清馨，近花三米便可领略“袭人”的意境。 周惠沿了中海散步。正是夕阳西下，余晖缥缈；略一放眼，前人之诗便跳出海面： 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 中海辟于金元，南海创于明初，清代与北海连为“三海”，统称“西海子”，列为禁范，园内湖光山色，殿阁楼台，老树嫩芽，春气弥漫。踱步湖畔，别是一番享受，特别对于周惠这样的老干部，在此可以寻觅过去的足迹，找回久远的声音…… 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所在。 周惠进京，喜欢住中南海，不仅是为了开会述职方便，更由于这里有一种思考大事的政治氛围。 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与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之间，有所小四合院，是个内部小招待所，接待各路“诸侯”，各方“封疆大吏”。许多人不愿住此，嫌拘束，不似禁苑外可以随心所欲。周惠除了工作，业余爱好不过读书散步，都是“禁苑”不禁的内容，所以每次进京，多是给中央警卫局挂个电话，径直住进中南海。 这两天周惠得空儿就散散步，其实是“走脑子”。 若说上次看《罗马之战》走火骂娘是不明情况，不知对象，这次可就不同。赵紫阳、任仲夷他们来捅火，他翁声翁气地抱怨道：“你们尽捅我得罪人，他是我的老上级……” 他明知自己是炮筒子脾气，可一旦遇了火，还是禁不住要炸。《人民日报》春节前后登了他的“半路出家也能成佛”等观点，可是到了三月十五日，突然在头版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 特别是信前的“编者按”，口气颇大，显然有来头：“已经出现分田到户、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周惠心里已经有数，叫他“纠正错误做法的”就是那位老上级。 怎么办？他的脑子里也有些“乱石铺街”。一会儿庐山会议，一会儿十一届三中全会；忽而内蒙古的农民，忽而当年中南局的老领导；一时间“大跃进”、“人民公社”，一时间又“包产到户”、“分青苗”……孰是孰非？ 脑子走，脚也走，已是走在海子东侧。不知为什么，神思忽然飞到一街之隔的禁城。 那座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在后人的眼中，它不仅是十五万平方米的完整的古建筑群，更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比如那红墙黄瓦、蟠龙藻井、沥粉金漆木柱和金漆雕龙的“宝座”，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他人不敢僭用。哪怕你是“九千岁”，宫殿也不敢建在超越二尺的台基上，只有万岁爷的金銮殿才是建在六尺高的汉白玉台基上。皇宫分“外朝”和“内廷”。外朝以太和（金銮殿）、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文华、武英两殿为文武两翼，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之场所。皇帝升座，殿前银鹤。铜鼎、金炉都升起袅袅香烟，维绕于殿宇廊庞；殿廓下，金钟、玉馨、笙、笛、箫、琴齐声奏鸣，跪于丹墀之下的文武百官三呼万岁；整个紫禁城赤霞晖映，金光万道，将中国封建宗法礼制和帝王至高至尊的思想充分表现出来。“内廷”以“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为主，东西各有六院，那一种广阔繁杂，壮丽豪华，深沉博大，无一不是帝王至高无上权威的佐证。 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都可概括为四个字；立君牧民。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无论“百家争鸣”还是“独尊儒术”，惟独在“立君牧民”一点上无异议，就连为民请命的海瑞和老百姓靠理想臆造的“包青天”，都不会越“立君牧民”之雷池一步。前文提到的卜式，他可以先国后家，公而忘私，却笃信“立君牧民”。 “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即为郎，布衣中跷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 这位“思想境界高”，不愿为官的卜式，宁愿去当羊棺牧羊。皇帝嘉奖他羊牧得好时，他告诉皇帝，治民和牧羊一个道理。 无论政治家如何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是“立君牧民”，他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改变“君贵民轻”的客观事实。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怕的是昏君，盼的是明君，一如羔羊寄望于收者仁厚、理智、勤劳…… 熟知国情民情的周惠明白，当今之世，不“立君”、不要权威、不要中心是绝对不行的，但“牧民”的观念却非改不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训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刻骨铭心。邓小平有鉴于此，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民主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在政治上逐步地有阶段地创造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 周惠停住步，前方已是南海瀛台，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即被囚禁于此。 “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光改良不行。要革命，要在革命前提下改良。” 这是去年七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在西山对他讲的话，其中特别强调了要给企业和农民自主的权力。这次讲话后，他便重新“出山”去了内蒙古。 周惠没有进瀛台，返身往勤政殿的方向踱去。 “还得有个思想革命，转变观念哟！”周惠对着水波荡漾的海面发出一声肺腑之言。 怀仁堂里，转圈摆着沙发椅；茶几上，每人清茶一杯。小型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继续。 胡耀邦主持会议，一省一省地听取情况汇报，目光偶尔朝周惠那里瞟一下，无不担心。 周惠住小招待所，一日三餐都在勤政殿这边中共书记处的小灶进食，饭桌上常与胡耀邦聊聊。他的想法和情绪胡耀邦再清楚不过，怕只怕他将情绪带到会议上来。 何况，赵紫阳和任仲夷就坐在周惠旁边，少不了要搞点“小动作”。那个炮筒子就要被点起来…… “周惠讲讲嘛，”任仲夷捅周惠胳膊。“在底下我们聊得很好，你很有见地，在会上给大家讲讲更好……”赵紫阳、池必卿随声响应，万里也在点头。胡耀邦作个手势：“周惠同志就谈谈吧，就谈谈内蒙古吧。” “现在不是别的，是没饭吃呀。报纸上吹冷风，说我们挂羊头卖狗肉，说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鼓励，都去提倡，我不这么看。有狗肉吃也比饿死人强吧？你宁叫老百姓饿死也不许他吃狗肉？这叫什么马列主义？这办法那办法，什么办法能叫生产上去，能叫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是好办法。”周惠开始讲得缓慢低沉，但是那沙哑的声音在渐渐升高，“报纸可以批评我们，从前我们就是在你们领导之下，现在我还是在你领导之下，从大跃进开始，我在你领导之下，照你说的办，几个大办嘛，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大办钢铁，‘两小无猜’，小土群小高炉怎么九千万人上山，树吹光了，钢都砸了去炼铁，炼出一堆废炉渣，这个教训不要接受满山乌烟瘴气，粮食烂地里没人收；浮夸成风，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农民吃食堂，喝糊糊，后来连粥都没的喝，饿死多少人哪。瞎指挥，强迫命令，种地的人管不了种地的事，这事情还能搞好？那时候就给我们湖南插了白旗，两省交界处大喇叭冲着我们喊，骂得那个难听！现在又要搞那一套，《人民日报》宣传那些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在搞乱思想，又是谁在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 周惠的脸开始涨红，越讲声越高，言词越激烈。胡耀邦右手连连拍茶几：“哎哎哎，别别，别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啊，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啊……” “我也知道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也没说是别的矛盾。”周惠平静一下情绪，恢复那种深沉缓慢的音调，回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回顾庐山会议的教训，又谈了“而今日下”农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形势。最后，颇带了几分慷慨悲凉的语气说：“就算我又一次为民请命吧，折腾不起农民折腾不起了，国家折腾不起了，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把生产经营的权力交还给农民。不要再搞强迫命令，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尊重农民的选择，饿肚子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 隔天，习仲勋来看周惠，将一份内部简报交他看。 “这是政治局委员看的……”周惠有点迟疑，马上又明白原因了，因为上面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xx同志看了你的发言，给中央写了封信。”习仲勋面有难色道，“他对你的意见比较大，要同你在全国全党面前进行辩论……” 周惠虽有一定思想准备，却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皱眉道：“那怎么办他要辩论我也只好辩辩这个道理，我认为我是讲的实话。” “你讲的是实情，不过……唉，我的意见是不要再闹了，书记处也是这个意见。”习仲勋表示了同情周惠的态度，息事宁人地说：“还是讲团结嘛，不要内部又闹起矛盾。” “你说怎么办？”周惠望住习仲勋。 “打个电话，”习仲勋眨眨眼皮，冲电话机扬扬下巴，“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他也是你老上级，你就高姿态嘛，说两句就揭过去了，以后别闹” “你们都是做了好人，就是我做了恶人。”周惠嘟哝着抓起电话，拨通号码：“xx同志我是周惠呀。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我看这样吧，什么时候我们见面聊聊，谈谈心，你看怎么” “好吧，”对方毕竟是老领导，说话还客气，“以后见面再聊吧。” 以后见面不少，却再也没讲过一句话，迎面相遇，至多不过互相点一下头，便陌路人一样分开 反而是同那些倒霉的下台干部可以推心置腹地谈些心里话。 一番没明没夜的下乡、开会，这位矮墩墩的身形颇让人联想到拿破仑的周惠终于累倒住进北京医院。这正是他两年前进门受阻大发雷霆的高干病房区。 今非昔比，他受到热情接待和精心治理。 病区里还住着一位倒霉的朋友，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由于“文革”中的问题，他被“一撸到底”，身体也垮了，住进北京医院，独个儿冷冷清清，四周围人迹渺渺，一幅凄凉晚景。 周惠的到来，给他清冷的晚景带来一点温度。没有避嫌，一如往昔朝一堆儿凑，谈天说地再加三教九流。 变化也是有的。 二十年前，刘建勋在庐山春风得意，周惠见面就骂：“刘建勋呀，你他娘的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卫星你也放了，再打个电话把真话也讲了……” 刘建勋大动感情：“我倒了霉，亲朋故旧躲还躲不赢，难得你春风得意，不忘旧情……” 周惠忙摇手：“别这样讲，人是互惠的。庐山我倒了霉，你对我不错，像个朋友。” 刘建勋摇头：“我在河南究竟怎么三刀六洞，罪恶滔天？就这样对待我……” “唉，想开点，”周惠劝慰，“任何事都有个氛围，不是孤立的。我在庐山又有几个人理睬？更不要说理解。‘文革’伤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冤屈又向谁说？回过头想想，共产党的干部谁没挨过整，谁又没整过人？过去搞的就是六亲不认，斗争哲学嘛。” 刘建勋沉默苦笑片刻，道：“说到底还是大码头没事，小码头遭淹哪。” 周惠也笑他了解刘建勋这个人，走江湖、跑码头、三教九流、哥儿们义气之类的东西都有一套，言谈举止很习惯地便会带出来一些。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正是“文革”期间个人崇拜闹得最凶之际，一路行来，所有前未晋见的干部，或者“激动万分”，或者诚惶诚恐，惟独刘建勋，汇报河南形势，大咧咧坐毛泽东对面，边讲边撸起裤腿，露出两条腿，鞋也是趿拉着，陪毛泽东同行的杨成武直皱眉头，他习惯军人严肃的生活，频频用眼色提醒刘建勋，刘建勋全然不觉，竟盘起腿来，两手一边搓脚丫，一边抱怨形势太乱，控制不住。 客观讲，刘建勋不管有什么错误，人还是很本色的，没有那么多诡谲虚假。 “抓‘四人帮’，华国锋和汪东兴还是立了功。”周惠替“大码头”说句公道话。 “我住进北京医院也不容易，外面的形势就更是一无所知”刘建勋含蓄表明希望知道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初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写的，十易其稿，一炮冲天，胡耀邦和罗瑞卿起了大作用。‘凡是派’是不叫发的，胡和罗顶住坚持发出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标准一搞清楚，是非就好判断”周惠向刘建勋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情况，然后说：“现在形势已经明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是行不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会不断加强，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也为全党所公认。搞经济建设，先顾农民这个‘大头’，党内也有共识。如何搞？是继续学大寨还是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党内有分歧，有争论。不过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民心和民意；停止学大寨的主要呼声不是我们这些‘还乡团’，主要是农民自己。搞责任制，包产到户，主要也是农民自身的要求。我看这个潮流是挡不住” 刘建助听得人神，一个脱离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常会产生的失落、惆怅之色溢于脸孔。默然良久，他伤感道：“唉，老弟呀，我这次怎么会栽这么大的跟斗？” 周惠想了想，身子靠近过去：“老兄，你把一宝全押在了毛主席身上……” 刘建勋怔了怔，不悦道：“你老弟现在说这个话了，老人家在世时，谁不是紧跟老人家，中国历史考验过的嘛……” 周惠抬手截止：“你这么说也是武断了，庐山会议我要是紧跟，下山我就是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又是一怔，微有赧颜：“那是的……”他略一沉吟，又不服道：“可是，有几个没紧跟的？从大革命开始，到井冈山，到延安，直到解放战争，事实都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排斥老人家，不跟老人家，革命就失败，就受损失。这难道不是事实？在中央苏区，主席经常是少数，可真理就在他手里……” “你说的那是事实。主席讲过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怎么理解？”周惠不等刘建勋回答，又继续讲下去：“现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有了眉目，绝大多数人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少数人仍坚持有两个标准，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和指示也是一个标准。要是照你的逻辑，那么你要是在台上，也会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 刘建勋沉吟未语。 周惠笑道：“老兄啊，是实践检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而不是相反。”他无限感慨地长吁一口气，“哎，我说你把宝全押在了老人家身上，你不服气。中国有句古话：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中央苏区时，主席在党的领导集团里多次处于孤家寡人的地步，他跟我讲过，有八九次之多，有几次还差点杀头。他为什么敢坚持？因为他看清了自己在党员群众在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全国人民中他不是少数，是顺民心、应民意的。没有这一条，任你是天下奇才、伟才、惊世之才也要犯错误，遭到失败。‘四人帮’那么大势力，在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你搬得动他们一朝倾覆，靠的是民心民意；邓小平三起三落打不倒，靠的也是民心民意。连唐太宗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再三告诫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嗯。”刘建勋一枝接一枝吸烟，咳得厉害，却一直停不下来，“有启发……你接着讲嘛。” “讲什么？我们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培养教育起来的一代人，什么道理你不清楚？你是……”周惠突然想到刘建勋现在的处境，便不忍直言其短，转个弯子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吧？为什么有人要多开出一条标准？毛主席教育我们顺民心、应民意，为什么到了许多同志那里就变成了不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凡事要看主席的脸色，顺主席的心思？” 刘建勋病黄的脸上浮起一层病态的红晕，狠命吸着烟问声不语地听。 “近来我总是回顾庐山会议。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有几人能识庐山真面目？老兄哪，咱们俩是关起门来说心里话呢，你讲，你当时真没看出民心民意是真不知道实际情况上山前，上山后，七十五名中央委员，七十四名候补中委，加上我们十四名列席会议者，有几个不知道实情？咱们都是当事者嘛！” 刘建勋垂头不语，只是吸烟，周惠已经情绪起伏，越讲越激动：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眼圈湿润了，“我们有几个人不知道人民这种呼声？为什么毛主席一句话，一百六十多名与会者就全成了‘盲聋哑’，这是顺民心还是顺领袖之心？”周惠抬起右手，本想去拍刘建勋，略一顿，而拍向自己；先拍拍头顶，再拍拍脊梁骨，痛苦道：“怕丢这个就没了这个。老兄啊，我讲不识庐山真面目，没有认真分析总结嘛，现在也不识，看来要识庐山真面目也不难。不过，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看从庐山会议就开始了，一步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最后来个物极必反……” “唉，二十年……报应来迟。”刘建勋终于拧熄手中的香烟。长叹息，仿佛积郁心中的委屈怨懑释去大半，抬起头望住周惠：“难得你老弟讲出这么诚恳的话。要想清楚今天，是应该先认清庐山真面目，特别是我们这些过来人！” 于是，两个“过来人’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仿佛又看到了苍苍茫茫的扬子江，烟波浩渺的鄱阳湖；那座黑郁郁的大山漠然做岸，任凭云遮雾锁，自信是一个千古不语的存在…… 一个巨人的声音回荡于长江、大湖、匡庐间：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丽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一章 到武汉保陈再道 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厅，那棵枝叶繁茂的海棠树被烈日映得发光；偶尔吹来一阵风，树叶闪烁得像无数面小镜子。 周恩来摇动一把折扇，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扫过秘书们的面孔，点点头，表示强调，然后将折扇用力摇两下，抬高声音：“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一位秘书手捂那部保密电话的话筒，小声报告：“总理，陈再道接通” 周恩来点点头，快速向电话机奔去…… 一“武老谭” “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 作为一方“诸侯”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这样回忆那个苦热的夏天： 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少变化；热气笼罩着武汉的每个 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进了蒸笼里，立刻感到有些喘不过 气来。 我无心观赏院内的景色，只觉得由树木汇成的绿色上面，又蒙上了一 层苍白的颜色。路边，桂树的叶子曲卷着，樟树的叶子曲卷着，竹子的叶 子曲卷着，杂草的叶子也曲卷着，仿佛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 严重的考验。1 1《人物》1989年4期27页。 不善言语的陈再道，就这么一切都是“曲卷着”度日。 终于听到了北京的消息，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陈再道同志，我是周恩来……我正要谈这件事。你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你们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再道松口气：“这下好了，主席来武汉，可以当面向他说明问题了……” 可是，马上又“有些喘不过气来”。两次到北京都没讲清，越搞越糟，这次在武汉就能讲清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被称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的盘锦云，在九十年代初向笔者回忆了那位杰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论：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例子多得很响。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靠文化？靠做诗写文章 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光靠秀才，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 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 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 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 也许正是《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所揭示的深层道理，“文化革命”终于无可避免地被“武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武汉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潮，被称为“一月风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满意地给予支持，用他那高亢的声音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同上海的“秀才”不同的是，毛泽东深知“关键时刻的政治，靠军事实力说话，”所以，夺权风暴一起，他便及时召来。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进京参加军委碰头会，并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实事求是讲，各路“诸侯”无不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但命运注定他们是无法跟上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贯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又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 军队是该维护党的领导还是该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一贯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他又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么—— 军队是该帮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还是该支持造反的人们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t？、 他一贯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支持“群众”还是支持“派”？ 他一贯要求军队“宣传教育群众”，他又说“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加强纪律性”还是该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 导师和统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这种混乱和矛盾，源于他对自己亲自缔造领导的党和国家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失望，源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点头，“反对官僚主义、讲群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陵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作出决策后的两条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 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 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 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 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 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人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 “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 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 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 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 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 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 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 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便难怪武汉的造反派称他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也就难怪三月下旬，他又被紧急召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重新端正思想”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是根据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所写的社论，经王力修改后发表。陈再道一看就知道是批判和警告他不要压制造反派。 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陈再道的“成绩”变成了“罪行”。 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二十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 “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陈再道这样自问，“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心里委屈、窝火，又生就一个炮筒子脾气，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话讲得非常真诚“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表明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态度，也符合副统帅林彪所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要求。 可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不是推责任，撂挑子，搞赌气想给中央文革出难题还是闹示威？ 江青雷霆震怒，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 此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果真一律不予答复。 至于副统帅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惟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 陈再道心情郁郁返回武汉时，“坚决撤出武老谭”和“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已铺满全城。一度沮丧的“造反派”打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起来，以新的势头四处冲杀，八方造反。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被“钉”在武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配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篇，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然而，正像毛泽东所讲，天下万物万事莫不一分为二。对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一样，有群众反对，就有群众支持。那些表态支持的群众在五月十六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不加分析地把党政干部统统打倒。这批群众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一下子就把“造反派”孤立了起来。 陈再道在感情上无疑站在“百万雄师”一边。但从大局着眼，又必须保护那些造反的“闯将”。军区几经研究，采取了“支左”不支派，支持广大群众的态度。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大家都是干革命，不要再打内战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公告》还对军区的“支左”工作做了检讨，承认存在缺点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批评。 早已杀红了眼的各派群众组织哪里听得进《公告》，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百万雄师”认为是“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 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不管武汉军区事情的中央文革突然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 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 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电报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们紧张、不安，费尽心力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有二十来天没再发生大规模武斗。现在，总理来电话讲，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用进京汇报了，毛主席要亲自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亦喜亦忧。 喜者，毛主席要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陈再道，毛主席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忧者，严重对立杀红眼了的两派，能马上放下刀枪握手言和林彪、江青能放过自己…… 毛主席要视察南方，得到消息的不止一个陈再道。有多少“诸侯”同陈再道一样，亦喜亦忧，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巡行调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所在地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次的视察…… 二碰头会 人民大会堂默默地屹立于***广场西侧。这座大跃进中诞生的巨型建筑，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高大魁伟的廊柱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立体面，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当大会堂投下的身影悄悄向东延伸，几乎履盖了正门全部台阶时，一辆辆“红旗”轿车驶入这座巨型建筑的天井。走出轿车，陆续进入大会堂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全体成员。自从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了活动。政治局碰头会也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现在，中央文革大权在握，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下午。 三点整，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他的照例只有林彪。 自从林彪被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后，迎接毛泽东便成为林彪的“专利”。每个公开活动的场合，林彪总是早到两三分钟，等待毛泽东到达，然后陪伴毛泽东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讲究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此名分无以证明“副统帅”“接班人”的事实。 林彪迎上一步，只迎一步便握住了手。据说“九大”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后，林彪有了变化。每次毛泽东出现，他会迎上二步，握住毛泽东的于。多走两步是因为起步早，迈步快；他多走两步，毛泽东就可以少走两步。据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没当上国家主席便又有了变化。或者迎一步握住毛泽东的手，或者一步不迎，待毛泽东走到身边时才握握手，然后随毛泽东身后步入会场。他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小动作中泄露内心的情绪。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握手的瞬间，一生不苟言笑的林彪，从嘴角流出一丝笑纹，头一低，轻叫一声：“主席”。 “嗯。”毛泽东略一点头，便放开手径直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也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有脾气好嘛，没有脾气就有问题”知情人都说，这话多半是讲林彪呢。 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主席休息时，敢闯主席卧室的也是他们俩。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闯到主席床边；林彪一脸肃杀之气闯入丰泽园，闯入菊香书屋，直到卧室门口才向我们喝令：“马上报主席，我有急事。”林彪比彭德怀略有分寸。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不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也没有顶撞的机会林彪又不同，他是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只剩了公众场合喊万岁，终于变成了“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 所以，不少人说：毛主席不怕林彪当面顶撞，讨厌林彪当面笑。“有脾气好嘛，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 现在，毛泽东走在长廊的地毯上，四周围静悄悄，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色彩。也许他有些惆怅？过去有幅画照，叫“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也熟悉。那上面有毛、刘、周、朱、陈、林、邓。自从林彪成为“最亲密的战友”，这幅画就泯灭 这一“最”，就没有别人 服务员远远打开会议室的门，毛泽东脚步不顿地走入会议室。 室内转圈摆满沙发，正在喝茶交谈的与会者已经全体起立；军人敬礼，文人鼓掌。毛泽东随意做个手势，去周恩来的身边坐下。林彪跟随其后，在他右边人座。 毛泽东刚坐稳身子便吸燃一枝香烟；吸过一口烟便将目光扫过与会者；扫过一轮便伸出右手，用夹了香烟的左手去掰没有夹烟的右手指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略提高点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 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容不迫又突如其来地摆在集体面前，这就是首脑的魅力。会议室里静悄悄，只有记录时笔尖在纸上磨擦的沙沙声。有人开始交换目光，有人大概早得风声，显出莫测高深的淡漠。 圆头圆脑、皮肉松弛的陈伯达，嘴唇微张地望着毛泽东，像是正在“消化”这句话的全部内涵，镜片后两只眼眨了眨。当他眨过三次，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望住自己，眼皮便立刻停止了运动。 “陈书生气，”毛泽东指指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目光一转，掠过其他与会者，“要帮忙。” 陈伯达脸红了一红，不知这番话是福是祸，他从直觉上感到毛泽东并不喜欢自己。多次说他“书呆子”，“你书读不少，越读越蠢”。陈伯达有时喜欢别人讲他书呆子，“书呆子”可成为保护伞，不会被怀疑为野心家。但有时又不喜欢听“书呆子”，这种评价不利于他的威信和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他就到处讲：“写文章其实并不是我的强项，我的能力主要还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这一点在延安马列学院时就已经得到证明……” 在延安，陈伯达曾负责马列学院的后勤生活管理，听到几句表扬，便一直希望不当秀才，当个有实权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终于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可是，毛泽东还是说他“书生气”、‘书呆子”。 毛泽东已经朝沙发靠背仰去，两腿随便地伸展出去，用一种决心下定后的轻松语气，侧望坐在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招呼道：“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 杨成武点点头，又朝周恩来瞟一眼。南巡之事，总理有不同考虑。 “‘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毛泽东已对“云梦”一带的群众组织有了基本考虑，把手一拂，飞越千里地转到华北，“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他若有所思地略作停顿，将手中的香烟朝左角方向一点：“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林彪、周恩来始终望着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也始终望着毛泽东，他们在寻找发言的时刻。只有康生，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吸烟，淡漠的目光望着茶几上的某一点，城府深不可测。 毛泽东把香烟拧死在烟灰缸里，简捷一句：“十五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这个动作似乎是宣布讲话告一段落，会场静有三秒钟。不足一百字的谈话，经天纬地，包罗万千，够这些出类拔萃的头脑去高速运转一番。 周恩来轻咳一声，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林彪点头，说：“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是啊，主席这个时候不宜离开北京。”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决不会自甘灭亡，要警惕他们垂死挣扎，搞什么阴谋活动。” “现在天下大乱，许多地方领导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中央文革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毛泽东南巡，七嘴八舌备陈己见。毛泽东又吸燃一枝香烟，流露出听而不闻的神气。 周恩来略作思考，明知无效，还想最后一试：“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我哪里都不去。”毛泽东再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他的神色表明“此议到这里结束”。再不看其他人，只望住杨成武，眼里漾出轻松诙谐的笑波：“非子龙不可行也，要杨成武同我去。” 林彪望望毛泽东，又望望杨成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声音不高，却充满一种军人的自信。 “风流不在谈锋胜。”毛泽东朝少言寡语的杨成武点点头，转向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说，“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秀才”们神态各异，都有些不自在。 “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毛泽东仍是望着杨成武，“山西还在乱？” “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 “要给六十九军及陈永贵等打个招呼，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毛泽东讲的“他”，是指刘格平。话虽是对杨成武讲，却也注意到了林彪有些冷落之态，便转而望住林彪：“像军队林彪同志也无办法，像xx，xx。现在打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朝林彪点头，“你说的，这次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陪着笑，陪着点头，旋即朝杨成武瞟去一眼。因为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那边去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调动哪怕一个连的部队也要经他同意。特别是华北地区一些部队的部署，都是毛泽东与他商量办的。比如山西的六十九军，河北的三十八军…… 天下人乱，陕西造反派闹得厉害，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抽空同杨成武商量，从山西调二十一军人陕维护社会秩序；山西大同的空缺，调河北保定的六十九军去填充。杨成武建议：保定没部队不行，地处京城旁边。东北形势相对山西、陕西要好些，驻通化的三十八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机动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一直在通化待命，随时可以人朝。根据现在形势，可以调三十八军入关，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杨成武建议时，周恩来、林彪也在场。毛泽东征求他俩意见，周恩来和林彪都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下令，调三十八军人关，驻防保定。 事后，林彪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快。他主持军委工作，但这件事说明调动和指挥部队的实权是在毛泽东、杨成武手中，他并不能指挥一切。 他不满意杨成武在建议前未向自己先请示。 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失地静观毛泽东同杨成武继续谈话： “你们都是中将，不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毛泽东称杨成武等人为中将，其实他们是三星上将。因为“全军上下一片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取消了军衔，而在毛泽东眼中，三星上将都是些“娃娃”，他记不住那么多上、中、少将，也曾称过杨成武少将。他似乎又在说另一位秀才：“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刘、陈的官，不要中央罢，要红卫兵罢去，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自下而上”地搞这场运动，用红卫兵去解决问题。不过，他明白红卫兵只是前台闹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这毕竟是中国政治。 所以，毛泽东将秀才们冷一边，只对杨成武，对几名将军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受命于危难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迎着夕阳的残照，放射出瑰丽的色彩，接着又迅速收敛，渐次暗淡下来。 杨成武走出人民大会堂，脚步庄重又有年轻人的弹力。 在璀璨的开国将星中，他是明光闪烁、引人注目的一颗。光辉来自战功，来自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留下的篇章，也来自他那人生的脚步。 戎马一生，他的脚步始终踏着“年轻”的乐点。十四岁闹暴动，缴了民团的枪；十五岁任闽西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锋芒初露，打人“铜上杭”、“铁赣州”；十六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七岁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赣南打得山岳摆簸，天地失色……到十九岁，他已经参加了全部五次反“围剿”战斗，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他的大腿被打穿；第五次反“围剿”，子弹又在他腿部钻个洞。然而，他的脚步始终年轻，迎来了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二十岁。 二十岁的杨成武多次挂“先锋印”，率“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先头部队，他率红四团连续夜行军，在信丰地区大战一天一夜，将几个师的敌兵傍五岭山脉依信丰河水构筑的碉堡群一一捣毁，把号称“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几乎全部踏平。接着乘胜冲突，在大庚与乌径之间，将湘粤军阀摆开的“一字长蛇阵”拦腰斩断，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攻占九峰山；激战一天，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二十万重兵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夺道州，逼湘江，开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沿天然屏障湘江构筑一百多个碉堡所组成。不足八万的红军能否突破湘江，甩掉蒋介石的五路“追剿军”，确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杨成武率红四团首先在界首打响，将“武器精良”的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打得全线崩溃，狼突豕窜，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抢渡湘江夺占了一个个阵地；尔后连夜急进，占领党山，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抗击了何健十六个团的疯狂进攻。血与火的两天，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神哭鬼泣，终于掩护主力渡过湘江，跨越湘桂公路，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是役，红军损失过半。 是役，杨成武腿部第三次被子弹洞穿。 老红军都说：没有湘江战役便不会有遵义会议。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腿部三次负伤，未曾影响杨成武长征。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他又回到红四团，作为全军的先锋，突破乌江天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并在民间留下一个“水马渡乌江”的美好传说。之后，夺娄山关，战桐梓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智取三县，强渡天险金沙江；越冕宁，沿当年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大渡河畔，扎寨于漫山遍野布满太平军荒家的营盘山。 七十年前，石达开为大渡河所阻，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然而，石达开强渡失败，发出“大江横我前，临流局能渡”之悲叹，终于全军覆没，在营盘山留下无数枯骨荒冢。 中国工农红军“起兵以来”不足八年，三万大军比当年石达开的四万大军晚到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更高，浪更险；石达开抵大渡河时，北岸尚无清军；红军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已经陈兵北岸，将红军围得铁桶一般。难怪他敢夸口：“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杨成武受命于危难，再次率红四团任先锋团，猛扑沪定桥；迎暴风骤雨，走峭崖陡壁，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其间翻十几座大山，架几十米木桥，打两场恶仗，夺几道险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徒步作战行军的最高纪录，按时到达沪定桥边。全团不及休息，选出二十二名突击手，装备冲锋枪马刀，攀缘碗口粗的十三根铁索，迎着对岸两个团守敌的炮火弹雨冒死冲击，真如神兵天降。国民党兵何曾见过这样的英雄猛士，便失魂落魄地在桥头城门放起大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照红高峡云空却奈何不了红军勇士。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吼声震天，闯入火海，突上桥头堡，杀入沪定城，打得石破人惊，鬼哭神泣。杨成武亲率一个连紧随二十二名勇士，边打边铺桥板，随后杀入沪定城，歼敌大半，夺占全城，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万里征进，杨成武率领英雄的红四团像剑锋刀尖，第一个涉险翻越雪山，第一个冒死走过草地，长驱北上，直达腊子口。 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山横空出世，一拔千仞；天工神斧将这石岭大山劈出一道深沟，两边绝劈峭立刀裁一般齐；腊子河从沟底汹涌而出，浪花激荡，卷起多少旋涡，自古无人徒涉。啥子口前沿，两壁之间一座木桥，桥东丈把高的悬崖上筑起一组碉堡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再次担当先锋团，正面冒死连续冲击，侧面攀沿九十度壁立的百米陡崖，一时间崖顶上浓烟烈火，钢铁呼啸；峡谷里刀光枪影，血肉横飞，被称为天险的啥子口，转眼间便被红四团攻占，并且一路追杀溃敌，奋余威杀入岷州城。 杨成武就是以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二十岁，开始其二十一岁的战斗生活。他在二十岁时所打的诸多著名战役，都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势下，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这些光辉战绩。 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参加了东征，随后出任红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杨成武所率的独立团。 杨成武指挥的黄土岭战斗，歼灭日本兵近千人，并击毙了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名日军将领。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帝都降半旗致哀”。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中国名将杨成武，是年刚满二十五岁。 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对地道战的战术、技术进行研究后，写出军事专著《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有力地推动了平原游击战争，堪为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创举。 抗战八年，杨成武始终征战于烽火前线，不曾有一日去后方休息。刚满而立之年，又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张家口战役，保北大捷，正太战役连战连捷；战清风店，克石家庄，西出平绥线，挺进塞外；解放张家口，会师北平，又将红旗插上太原城…… 当杨成武率领的二十兵团担负起保卫首都北京的重任，被誉为“首都兵团”时，这位年轻的司令员还不满三十五岁。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又起。当抗美援朝战争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之际，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又受命于关键时刻，率十几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运动战打了五次战役，用时近一年；杨成武坚持阵地战，一战就是两年。其间粉碎了美国军队的“特混支队作战”。“坦克霹雳战”、“绞杀战”、“细菌战”，创造了日歼灭美军的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灿若群星的上将军里，他属最年轻之列。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 十二年时光流逝，杨成武已经五十三岁。使人惊讶的是，他脚步依然年轻、富有弹力，他的脸上见不到丝皱纹，切都与十二年前无异。 其实无需惊讶。据说真正的男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上帝赋予他的黄金年华。若无大的忧郁和煎熬，这十年人不会显太大变化，也最难以貌判定年龄。 哨兵和警卫像钉子钉在岗位上，用军礼向这位总参谋长致意，目送他登上吉姆车；闪烁的目光里，始终诧异难消，疑惑不解。 铁流二万五千里，他能挂先锋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可驰骋疆场？能杀得天开地裂，江山改色？ 他不粗犷，不剽悍。文雅得像一介书生。他的身材不适合“魁梧”二字，可用“修短合度，胖瘦匀称”来形容。他有一张近乎秀气的脸孔；肤色白皙，隐隐透出晕红的光泽；前额有棱有角富于石雕的感觉；眉宇疏朗清廓，两眼深邃透彻，总是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温厚和纯朴。他的鼻子线条简捷硬朗，焕发出男性的挺秀，可是嘴唇却鲜嫩得近乎孩童。从侧面看，那双唇相交的线条就充分显示出图案艺术中人所共知的“双弧曲折”；不过，他常有抿紧嘴角的时候，使唇线变成刚直的一道，并且牵动他那圆润的下巴，凝结成坚硬如石的方块。 吉姆车绝尘而去，留给哨兵和警卫的是一番感慨议论：世界就是矛盾，人就是不可貌相啊…… 长安街一掠即过，拐弯丢在身后。 一掠之间，那景况已尽收眼底，再不会忘。虽然天已暮色，涌动的人潮仍然横溢；“蓝色”、“黑色”、“灰色”，更多的还是“米黄”和“国防绿”，成群结伙，无一例外地佩有红臂章，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公共汽车笨拙地扭动它那长长的身躯，躲闪而进，却无法寻找接近站牌，只好停在路中，被游串的小将们团团围住，争相往上拥挤。广场和马路两边，这里一簇，那里一堆，人们争相探出手臂，抢夺几名男将女将散发的各种“战报”、“小报”和“号外”。拿到报纸的人，有的并不马上离开，和二三同伴匆匆扫过那字里行间，议论些什么。忽然，有人神经质地跳起，振臂一呼：“打倒刘邓陶！”…… 杨成武收回目光，将身仰靠沙发，两腿伸出，松弛一下筋肉。一年来，他像许多老干部一样，精神一直处于紧张、亢奋又疑惑、忧郁之中。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杨成武想驱走它，因为这是刘少奇讲的，刘少奇现在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搞不清；但是驱不走，遇到具体问题，这声音又会顽固地荡漾起来。 他竭力想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只是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他内心不相信批判刘少奇的那些话，更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 他对刘少奇是崇敬的，有感情的。 长征时，他率先头团一路冲杀，同时也担负过保护刘少奇、陈云，保护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康克清、刘群先、廖施光、杨浩珍八位大姐的责任。从贵州到云南一段路，他是从作战部队调出八匹战马，各配一名马夫去照顾八位大姐；在义兴县，缴获了许多饼干、罐头、面包和黄油，他没舍得吃一口，让给少奇、陈云以及八位大姐送去。出生人死一遭杀出来的战友，怎么可能反党？ 刘少奇对他是信任的。那是正太战役之后，刘少奇在邢塘找他谈话。他只带一名警卫员赶去，刘少奇远远迎出门来招呼：“辛苦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今大战役告一段落，我请你来谈件事……”刘少奇拉了杨成武的手进屋，亲自为杨成武沏茶，一边说：“你坐着，坐着。长征你保护我，照顾我，我给你沏杯茶还不该长征你是英雄，沪定桥是你夺下来的，乌江是你突破的，雪山草地是你首先闯过来的，抗战八年你更打出了威风，晋察冀是模范嘛。现在解放战争，还要奋斗，继续努力。我和总司令给毛主席打电报，建议把杨成武提上来，到华北野战军当政委。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仗打好。”刘少奇点点头，笑道：“嗯，你们聂老总还舍不得放你哩，我说不放也不行，这是全国大局的需要……” 进城后，刘少奇又找杨成武谈过话，只有朋友相交才会谈得那么坦诚交心： “成武啊，咱们以后要多见见面。长征你打得好，还保护了我们，我们是忘不了的。到了华北工委我和总司令建议毛主席把你调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这些你都知道这次我就是想给你谈谈心。军队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一个人干，再英雄再好汉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你是个中学生，最多和我一样。从经济上搞，顶多当个富农；从业务上搞，顶多当个教书匠，当个小学教员。你不可能当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你不可能当这么多司令员。我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都是靠了党的领导，都是离不开共产党啊……” 刘少奇忘不了杨成武，杨成武怎么能忘记刘少奇？ 刘少奇发自肺腑说他离不开共产党，他又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然而，像绝大多数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老革命老红军一样，无论杨成武有什么样的个人想法，决定他态度和行为的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而不会是个人的想法。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历史事实一次次地证明，按毛泽东说的办，就是发展和胜利；不按毛泽东说的办，就会遭受失败和挫折。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的声音，在耳畔高亢地回荡震响。于是，那涌动的人流便不再那么令人厌烦忧虑。倏忽间，一幅近似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杨成武面前，仿佛被人施过魔法一般，竟那么真切清晰： 狭窄的街市也是人潮涌动，有穿长衫的先生，穿短衣的学生，穿汗衫的工人、学徒，穿布褂或赤膊的农民，也有穿旗袍或大襟褂的女人，一队队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红军穿行其间。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有人开路，有人敲锣，几名赤卫队员用木梯抬了一具尸体游行。是军阀郭凤鸣的尸体。 这是闽西的长汀，杨成武读书的城市。老师张赤男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杨成武和几位同学说：“好啊，走！” 在闽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形势下，杨成武就这么简单干脆果决地投身了革命。缴了古城民团的枪，又缴了四都民团的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公审和枪决地主豪绅。成武从一开始就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军阀郭凤鸣带主力部队赶来围剿了，他们不得不钻山沟，入密林，搭草寮，吃野菜。多少难眠之夜，大家透过树叶的点点缝缝，仰望星空，听张赤男讲列宁，讲毛泽东和朱德，讲井冈山…… 晴天一声霹雳，毛泽东率红四军攻克长汀，击毙了军阀郭凤鸣！几乎就从那天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杨成武心中便与希望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张赤男带领他们赶到长汀，并请毛泽东来与他的游击队员们见面。这是杨成武第一次见毛泽东。在十四岁的杨成武眼里，毛泽东的个子好高哟，两眼光亮照人，那只手又粗又大，相比杨成武尚未长成的小手，一握就全攥入手心里去 “小鬼，叫什么名字” “杨成武。” “哪个地方人？” “我是城里的，七中的学生。” “投笔从戎，好啊，缴过枪没有？” “缴过民团的枪。” 毛泽东手下用了用力，杨成武几乎被握疼 “好，好。你这个小鬼哟，人不大，很机灵。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 游击队员们跟随毛泽东进照相馆合了一张影。照片虽然在战火中丢失了，但那一幕却永远留在了杨成武记忆中。 比较刘少奇而言，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更早，接触更多，受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更大。他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将领。 记得那次打下赣州城，杨成武忽然接到命令，说毛主席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杨成武忙带着大家赶去毛泽东的住地。 “成武啊，”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听说你们抓了不少的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杨成武心里默默自语，发现车已停住。车窗外可以看到怀仁堂的屋檐。警卫参谋打开了车门。杨成武下车后，径直朝怀仁堂走去。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结束时，总理打了招呼，还要跟他和汪东兴再碰碰头，具体落实毛泽东南巡的各项事宜。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嘛。杨成武心里宽松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主席一定会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的。 杨成武独个儿点点头，脚步轻捷有力地走进了怀仁堂。 四随时向总理报告 “准备得怎么”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西大厅里，两眼一眨不眨望着杨成武。他日理万机，忙得不肯说一句多余的话。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随时可以和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的，叫谢静宜。江青同志说他不错。” “安全方面”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来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还调了四架‘米8’飞短途。地上准备了三列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 细心的周恩来略作沉吟，那是对毛泽东南巡的每个环节作一番过细思考。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是以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无论重庆谈判还是转战陕北，毛泽东走的路，他要先探一探，毛泽东吃的饭，他要先尝一尝，毛泽东要出现的场所他要先检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他都要先试一试……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周恩来坚持“事必躬亲”，思索着说，“十四日晨就可到达。你们十五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骋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简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一枝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考一百分来吸一枝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一九四○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更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露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他们去了天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 第二章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x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了”，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一微行 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 “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 “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 “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 “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 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莱，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 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 “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旧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 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情泯灭人性……他的人民至今还没摆脱贫穷。” 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惟独在人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 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你们见过吃‘钢丝面’1的走资派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肉？” 1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 工人说不出话。 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 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那就绝无是非可言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夺利”。 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思考大的决策…… “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 不是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备结合的“革命干部”。 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 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 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 “主席，天快亮”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 “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 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 车人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说“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 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梅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过，要把文章做到毛泽东头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 “好。”周恩来拉扬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 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 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 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纸漏，我找谁算账！” 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 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 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汉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获芦含碧，西岸亭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 “一整年”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扇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 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 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预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 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篷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溜走 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晚年”我还在游长江！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就是政治。 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 “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 “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 “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 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 郑维山、余立金、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拉扯。他想哪说哪儿，听者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丢掉什么重要的“思想”。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六’通知认识不够。” “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不知是否意识到其中的悲剧。许多“造反派”只是“枪”，是投机钻营者，他们没什么是非观念，完全是揣摸“上面”的意图，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开火。 又听过一段汇报，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对武汉形势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庸懒地将手一摆：“有那么严重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着急。这几天的下午，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陈再道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到动情处，他不忘朝谢富治频频递去眼神。 “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谢富治及时接过话来，“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 “三新二司，你压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 “军训全反过去”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人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夜，十二点半。东湖将一种纤细缥缈的无从辨识又能隐约感觉的清凉送到百花一号，送到梅岭一号。 这时的毛泽东思想活跃，思维顺畅。他坐在沙发上吸烟，右手朝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伸伸。于是，杨成武便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 这种情景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或几次。 “明晚接见后，总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后，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嘛，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该怎样做。他的汇报总是只讲事实不加评论。这不像战争年代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是决策者。“标语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 “还是我的招牌，我们正调查研究。”毛泽东可能怀疑标语的指向。 “标语点了王力的名，要他照毛主席的话做，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杨成武不动声色地澄清了标语所指。“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刷了标语。” “谢、王到造反派去过？” “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 “到过‘百万雄师’” “今晚去” “偏于一方。”毛泽东终于说出杨成武心里想的话。“还有” 杨成武去拿水杯。他有许多思考，有许多话必须报告毛泽东，但怎么说，这里大有学问。几天来观察到的情景在脑中闪电般掠过……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j、将？再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二十多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在我们汇报的时候，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一些同志时来时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 他讲的“时来时走”的同志主要指杨成武。也许他的一些想法始终不便出口：杨成武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疑惑始终未消，杨成武也没去澄清，因为他心里坦然安稳。在那特殊的形势下，他以自己行之有效的方式多次保护了陈再道…… “犯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的同志想不通。”杨成武放下茶杯时，已经想好怎么谈，口气客观，甚至音调声音也没有起伏。“为此，同谢富治、王力争论厉害，都认为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没有过二心。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天上午陈再道和钟汉华又研究修改检查，对原来的检讨不满意” “有话直说，认识多少改多少，这是好的。”毛泽东轻松地把手一摊，“我没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还有个游泳。” 对武汉的形势，杨成武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因为他能看到毛泽东不在场时各种人物的真实面孔。 “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百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两派都不许跨单位集中。” 杨成武仍是客观叙述，毛泽东吸烟不语。 “王力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你们怎么能管得了别人？”杨成武稍作停顿，给毛泽东留有琢磨的时间，然后继续说：“‘百万雄师’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举手投降，安全也没有保证。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毛泽东沉默着，一口接一口吸烟。杨成武不再言声，轻慢无响地呷茶。 “完”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默。 “完”杨成武望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不会怀疑他汇报的客观性；以毛泽东的英明睿智，肯定会听出问题，警觉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 “就这样吧。明天晚上你也参加一下。”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他听出了问题，没有表态。他主张大联合，却没打算搞“平等”。搞平等就是搞折中，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不能变。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二十点。 东湖被晚霞映照得如同燃烧；林木在霞辉里婆婆，鸟雀在枝叶中礼赞。 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中南诸侯”走进梅岭一号毛泽东的客厅。 毛泽东独自坐满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物，是一种“接见”的架势。 “主席，”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和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 “嗯，你们好”毛泽东伸出手，并没站起来。他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很随意，不像接待民主人士注重礼节。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依次立正敬礼，然后伸出两手握毛泽东那只大手，然后侧立一边。 “坐，坐这里。”毛泽东右手朝身旁沙发扇动两下，陈再道和钟汉华便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头，拘谨恭敬。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哈哈。”毛泽东笑陈再道的口气和鼓着嘴的神气，很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赌气。这使毛泽东高兴……放心。“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手包罗万象地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嗯？” 毛泽东不明白陈再道的表情变化。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陈再道手指谢富治，一脸疑惑的憨态。 谢富治有些狼狈，苦笑着说：“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主席问我我不讲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陈再道一个劲皱眉，毛泽东闭嘴闭不住笑。许世友、陈再道，四方面军很出了几个可爱人物。 气氛轻松下来，毛泽东讲话也放开来： “我一月二十一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你们，”他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二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毛泽东作势作态，陈再道面呈赧颜。“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些组织。四月六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造反派又有劲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补一句：“河南还在打。” 不叫陈再道插话的谢富治插话：“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也表示了对受压造反派的慰问和支持。” 王力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 毛泽东将手一摆：“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谢富治和王力同声解释：“我们都平衡”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问一句，然后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他看一眼杨成武，杨成武明白，毛泽东注意了他昨夜的汇报，注意了“百万雄师’的意见。“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杨成武点点头。毛泽东如他所想看到了事态存在扩大的可能。 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有点冷淡。” 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 “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毛泽东望一眼王力，“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 杨成武缓缓接一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百万雄师很大部分是产业工人。” 毛泽东点头：“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招待所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起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解释：“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以手指地，是讲东湖宾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他再指陈再道，“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毛泽东啧啧响舌，“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别人讲……” “中央文革里，王任重一直是保；反对红卫兵，反对革命大串联……”王力列举王任重“保皇”罪行一二三。 毛泽东皱眉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 谢富治顺插一句：“贺龙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搞到钓鱼台去了，搞了不少名堂。” 毛泽东又皱眉：“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 王力火上浇油：“他的读书笔记问题很多。他的读书笔记发到区以上干部去读去学习，而不学毛著。” 不知谁冒出一句：“他做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 又有人敲了一重锤，落井一石头：“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自己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不再皱眉，脸色平淡下来，将手轻轻一指，就像随手丢掉什么不值得再留恋的旧物件：“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没人再点头，再扔石头，身子都靠向沙发，干完活儿歇歇气的样子。 “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重拾话头，第二次问。“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 沉默半天的陈再道突然又冒一句：“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文革讲话才行。” 王力被将了军一样涨红脸：“‘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息事宁人地摆一下手：“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他指向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谢富治和王力同时点头。 毛泽东再转向陈再道和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马上再转向谢富治和王力，“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四·一四’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 毛泽东像是谈累了，身子向后一仰，伸出两条腿，垂下眼皮说：“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这样……那我就瞎了眼。过去我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报告：“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蓦地睁开眼：“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他重新坐直身体，收回两腿，用了总结性的口气： “冲军区，冲了就算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调合复国论。”他的右手拍在靠近陈再道一边的沙发扶手上，边说边立起身：“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陈再道和钟汉华随声起立，确实轻松一阵子。 毛泽东少有地送客出门。走廊里有几名服务员，毛泽东招手，服务员紧赶几步过来。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的。你们握握手。” 服务员纷纷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不打倒” 走廊里响起一阵开心大笑。 三惊梦 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前提是：平衡、对外。 否则，就是对立。 谢富治、王力等人和陈再道、钟汉华陆续走出梅岭一号，候在夜色中，准备向返京的周恩来告别。 周恩来与杨成武慢走一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费尽心力的周恩来振作精神请示。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的声音略带疲惫，透着一种缓和，“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 “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并说：“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泽东。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叶、聂、陈、徐几位老帅都报告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他们指使造反派冲国家体委，到贺龙家造反。总理叫我去，把造反派赶走，我带人去赶走了造反派。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几天。林彪追逼得厉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总理交待说，安全问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去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 毛泽东多次讲，“九大”仍然要选贺龙当中央委员，后来未能如愿。一方面固然是林彪坚决不答应，“四人帮”也不干。还有个重要原因，在“九大”前，毛泽东曾拿了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毛泽东在武汉还是明确表态保贺龙的。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毛泽东交待，“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 多少年后，乌兰夫见到薛明时还说：“我跟你和贺帅关在一起，我听见过你们的声音，还望见过你们散步。就是没法见面说话。”他还感激杨成武，说：“文化革命是你保护了我。”杨成武说：“不是我，是毛主席交办的。” 握别主席，周恩来与杨成武边走边谈。 “问题基本解决。”周恩来说，“按主席讲的方针，要搞好大联合。” 杨成武说：“总理，我送你去机场。” 周恩来摆摆手：“你不要去，外面还乱，你去怕回不来。” 杨成武说：“不要紧，总理，我不看你起飞，我不放心。” 说话间，来到院子里。陈再道和钟汉华把周恩来送上汽车，最后握别。 “要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周恩来再次叮嘱。 “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保证。 周恩来与杨成武同车驶往武汉王家墩机场。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周恩来拍拍杨成武手背，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叮嘱：“你这两个任务是很重要的。准确地传达主席指示，正确地反映我的报告，特别是保证主席安全。” 从机场返回百花一号，杨成武匆匆洗漱休息。连日奔波的疲劳和对武汉局势的希望与隐忧，使杨成武躺倒就有了梦意，却又辗转反侧像是半醒。 似梦似醒，几个小时仿佛合眼就过去杨成武耳畔巨响连串，声声惊梦。定定神，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响： “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 “‘百万雄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真正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杨成武翻身下床，只见树影在玻璃窗上婆娑，天还未亮。但是，他已完全醒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将周恩来送上汽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并肩信步走向东湖宾馆乙所。为保护毛泽东安全，他们临时住进了乙所那排朴素结实的小平房。 两人没有话，心里酸甜苦辣一样的滋味，一样的自己品尝。 回想毛泽东的谈话，相信毛泽东是保护他们，不主张打倒他们；心里几分热，几分甜，从心里感谢他的关心爱护。可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思想根本没通，没通也得承认，也得检讨，心里又几分酸楚，几分苦涩。再想想谢富治和王力，一种莫名的恼怒和隐忧便又溢出心头。 一进乙所住地，两个人便对面坐下。 “下一步怎么办？”陈再道问他的政委。 “检讨。”钟汉华只说两个字。 “马上通知所有常委，明天上午开常委会议，我跟钟政委做检查。”陈再道向秘书下令。 “告诉他们，做好各方面工作，尽快放掉朱鸿霞。”钟汉华补充。 “下午在礼堂开师以上干部会。”陈再道没好气地说，“叫那两位代表给大家做工作吧。” 不管怎么说，这两位“诸侯”那难以忍受的沉重心情，今天由于毛泽东的接见，是获得了暂时轻松。研究布置完工作，便各自上床休息。 经历了多少难以成眠的日夜，今天总算可以在梦乡里一求安逸。他们睡得很香。 可是，没等享受一个囫囵梦，惊梦的高音喇叭便一浪高过一浪地响彻耳畔。 陈再道一骨碌爬起身，两眼泛泛地朝窗外望着，怔有片刻，一拳捣在床板上：“娘卖沁的，又搞什么名堂！” 他披衣而起，匆匆去找他的政委…… 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和王力并肩步回他们的汽车。 “我提议，”谢富治忽然立住脚，“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 “嗯？”王力一怔，随即犹豫道：“哎呀，主席说了‘偏于一方’，叫咱们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刚说完我们又去看造反派，如果……” “‘百万雄师’总部我们去过”谢富治解释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个最坚定的造反派水院我们还没有去过。支持造反派是根本一条，应该去看看。” 如果说陈再道是看重毛泽东讲的“控制局势”，抓了冲击军区的坏头头，那么谢富治和王力看重的恰恰是讲的第一条：不怕付出代价，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都没有也不容易像毛泽东一样综合考虑两方面。这与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派别的利益有关。 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顿时沸腾，欢声雷动。 造反派的热烈感动得谢富治、王力眼圈都湿他们毫不犹豫地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在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的“文攻武卫”队员的护卫簇拥下，先看了学院里的据点、工事，又慰问了武斗负伤的教职员工，尔后直奔操场旁的“红水院”体育馆。 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泪眼纷纷，热血陡涨，呼声灌满体育馆，飞出天外： “你们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你们造反派要风格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王力的声音紧接着又在体育馆里回荡，他几乎是在喊： “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的呼唤余音未落，谢富治又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上台表态。客观讲；谢富治也罢，刘丰也罢，原本不是什么坏人，都曾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建树过功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丰也曾恼火造反派的打砸抢。恼火他们冲击军事机关，也曾抓过造反派头头，甚至主张“多抓几个造反派”。一旦发现“造反”是号召和支持的，他就迅速转变了态度。毕竟，他一生是跟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个小学生，来向你们学习来了！”刘丰诚恳地表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我要向你们道歉！” 刘丰对群众敬礼，赢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胸脯开始起伏，发出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洪声： “希望造反派帮助我，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口号声响起来，会场像动荡的海，燃烧的火。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那个设想中的平衡本来就难实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倾斜颠覆。“平衡”需要力量的平等和对消，但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给“百万雄师”平等，那叫折中或调和主义。“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只是可以“保留名称”，要对其“宽恕”，加以联合。 这种“大联合”便只能像个外壳很薄的甜梦，轻轻一触就碎了…… 第三章 毛泽东被迫离武汉 武汉三镇，暑气熏蒸，炎威逼人；有洪水自三峡来，大浪冲天，泥沙俱下；说不得鱼龙混杂，更何况“江汉之鱼鳖龟囗为天下富”。 四川“产业军”潮起潮落水未尽，湖北“百万雄师”又前赴后继滚滚来。毛泽东运筹帷幄，南游云梦，谈友论敌，会“诸侯”见臣僚，万般呕心沥血，一片苦口婆心，却不料武汉三派都未能在他划定的天地里共练太极拳、八卦掌。真有点像顽劣不羁的孙大圣，一个筋斗就要翻出十万八千里。 可是，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被高音喇叭吵得云里雾端的杨成武刚吃罢早饭，就见谢富治一脸惶戚半身汗湿地跑进来。气也顾不得喘一口，扬起的手臂才举到半空便倦倦地滑落下来： “成武啊，出、出事了！” 杨成武拿起餐巾擦嘴。到底是戎马一生，见惯尸体鲜血，有一种静气过人。直到谢富治气喘匀了，才丢下餐巾问：“到底怎么回事？大清早就乱哄哄。” “唉，乱套”谢富治懊丧叹气，“昨天晚上送总理回来，我和王力、刘丰他们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做工作呼吁联合。谁想到过去受压久了，一听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就又闹起来” 杨成武皱眉：“这件事你们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不安地摇头。 “请示过主席没有？”杨成武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射手寻找到目标一样瞄紧谢富治。 “也没有。”谢富治一脸苦相。 “胡闹，你闯祸了！”杨成武吼一嗓，把谢富治吓一跳。他俩都是三星上将，很熟悉。谢富治虽然知道杨成武战功卓著，却从未把他像许世友那样看待，感受多的还是儒雅之风。何曾见过眼睛一瞪，竟也凶神恶煞得怕人；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总理为了大联合，开四天会，熬三宿夜，你们几句话就把它破坏了！我看你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 谢富治抱有希望：“还没那么严重，关键是做工作……” 杨成武鼻子里哼一声，不再听他说，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 一“王力是人还是鬼？”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小暑”将尽，“大暑”到了眼皮下。 武汉市凡有“高度”的地方，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无不捆满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几家欢腾，几家怨愤。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蓦地里，一个女高音从喇叭里冲天而起，声压群雄：“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送重要文章……” 余音袅袅，绕云三匝，喇叭里已然换成深厚苍凉的男中音。那哀兵举剑之韵，使江汉大暑，群情汹涌里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 《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 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 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 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 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 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 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 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陈再道曾后悔没有直接听到这篇广播文章，他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怨满腔地走进了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室，一屁股坐下便再也不想动弹。 该来的都来没有招呼，没有寒暄，更没有往日开会前的幽默和粗话。十几个人面面相觑，或心事重重，或疑虑不安；或抑郁，或沮丧，或木然。 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 “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 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 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 “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 “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 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 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王力也是“知天命”的人了，参加革命时间不算短。但是半生顺利，没经过什么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更不曾体味那荣辱升降苦乐的反复滋味。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扬，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哀江南”—— 俺曾见金陵王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早开，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 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 将五十年兴亡看他。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袅鸟。残 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是一位与王力同姓的老红军，当过小学教员，经历过打ab团、延安整风等多次运动，牢也坐过，假枪毙也经过，一生坎坷，左左右右，升升降降，最后当个师副政委；血也冷了，嘴也紧了，听王力上台指手画脚作报告，悄地里在纸上默写这么一首词。 春风得意的王力可不知有人看他的兴亡。满城的喇叭叫，也只淡淡一笑。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同谢富治盛气凌人地走进了军区大礼堂。台下早已坐满师以上领导干部，等待“钦差大臣”们谈话定调子。 本来，谢富治、王力商定，给军人讲话还是由谢富治出面，王力就不谈会议也是照这个意见安排。 可是，行伍出身的谢富治，打仗可以，讲话哪里比得上秀才王力？王力是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笔下云雨，口若悬河；他嫌谢富治讲得太不够劲，奋然而出，即席发言，真是“悬河”滔滔不绝。 “在座的都是师以上领导干部，”王力鸟瞰众将星，“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从abc讲起……” 若非有录音和记录，准有人以为这是编故事。难怪人说，十个秀才九个狂生。 礼堂里众将哗然。或激怒，或惊愕；有人怒目，有人冷笑，有人欲走还休，留下来想多见识见识“钦差大臣”。 王力浑然不觉，依旧“悬河”。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到《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abcd，一直讲到一九六七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对王力在水电学院的“口若悬河”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军区大门外人潮涌动，呐喊如雷，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回答问题，讲明“四点指示”是何意思？何居心？ 王力仍然浑无所察，仍然口若悬河。说“百万雄师”的前身“工人联合会”，从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真正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说祸从口中出，王力“悬河”之口祸出得可大发大批部队指战员和省直机关干部已经加入“百万雄师”队伍，封锁军区，要抓王力，王力却还是浑然不晓，还是日惹悬河：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河”未尽，嘴起沫。王力擦擦嘴角，在半夜十二点终于结束了滔滔不绝。 礼堂数小时，门外已沧桑。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几位军区领导只好设法将他从后门送出。直到这时，他才从“河”中探出头： “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 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谢富治已经入睡。这位战友在王力开始“悬河”之际，便离开会场休息去剩下王力独个儿坐在房间，四周围人迹渺渺，刚生出一丝孤独感，几位军区领导严肃认真地走了进来。 “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全涌到军区大院里去军区几位领导正在现场做说服工作，可是群众不答应，强烈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 王力摆手冷笑。心里话：始作俑者！什么说服工作，分明煽动群众向中央示威！ “王力同志，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 王力冷笑，鼻子里嗤地一声。不错吧？开始威胁乱吧，“隐患诱发出来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谁说的？林副统帅！ 可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北航“红旗”的几个小将冲进来，失声失色道：“‘百万雄师’来冲东湖宾馆了！ 王力站起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许确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决心，他并没慌，慢条斯理地朝谢富治房间走去…… 二“兵变”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文革”史中“七·二○事件”的发生日。 又是杨成武吃罢早饭之际。不过，睡得晚，起得晚，早饭后已是日上三竿。 又是谢富治匆匆赶来。这次不是慌迫，而是神色严峻，走到身边才说：“出事‘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冲击我们住的二号，把王力抓走” “警卫部队” “看来，他们是一气儿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坪上。谈判中，我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谢富治叙述一遍过程，然后说：“这事还得你出面。你是总长，得你下令。那些战士估计都是独立师的。你去找一下牛师长，请他帮忙救出王力和谭厚兰他们。” 然而，杨成武找牛师长已是不可能。武汉三镇像开锅一样闹腾起来，几千辆大卡车满载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排成四路纵队，沿街示威游行，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的声势。军区大院完全被包围，人潮滚滚，根本进不去。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回来给北京挂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陈再道在哪里？” “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 电话那边稍领片刻，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你同江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 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让江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后，决定由钟汉华回军区做工作，陈再道留东湖宾馆。 “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高帽子、挂牌子、“喷气式”，所有领导干部身上的甲胄都被剥得精光，过去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统统扫尽，这些“赤裸裸于天下”的领导干部失去了威严、威信，也失去了权力。即便在台上，也不会一呼百应了；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常常是千呼万唤无一应。 钟汉华身为军区政委，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赶到军区大院，给“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做工作，让他们释放王力，谈来谈去谈不通。放人是毛主席指示，但又不能泄露毛泽东在武汉，更增加了谈判难度。 谢富治迟迟不见放回王力，而陈再道又睡在东湖宾馆不动，不禁大为恼火，指责陈再道：“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 “我有伤，”陈再道也一肚子火，还不是你们自做自受？他说：“我行动困难。” 陈再道确实也挨了战士的打，有的是怪他当了“投降派”，有的是不认识这位司令员。陈再道不怪这些战士，因为他们在支左问题上观点一致。 “这能成为理由？”谢富治声色俱厉，“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 陈再道躺到床上不理睬。因为钟汉华已经去了，毛泽东又住在东湖宾馆，人都走了放不下心。但他偏不说出来，他对谢富治有气。心里话，若不是看在你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现在又是副总理的面子，你也得落个王力那种下场。 拖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等领导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可是，再联系把王力送回东湖宾馆时，却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并且都说“不知弄到哪儿去，也不知谁弄走的”。 那样的紧张混乱中，任何消息和动向都会引起各种猜测，并且不能不从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结果去考虑对策。 武汉的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是这样，北京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是这样。 这时的林彪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里踱步。夏季他在京时常住这里；屋顶高，空间大，这里凉快。他思考问题有踱步的习惯。当想出一些眉目时，会停住脚，一手叉腰，另一只手的手指从谢顶的头皮上轻缓划过，深吸一口气，接着便开始行动：“我要写封信。” 他历来话不多，吩咐一声，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 “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长征时张国焘闹分裂，留下一些矛盾：延安时，解决四方面军的干部思想问题，又留下不少矛盾。他林彪当接班人，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的陈再道当然不是孤立的，这里有鬼…… 心里有鬼的人往往见鬼多，林彪常疑心身边到处有鬼，为此也伤过一些尊重他的人。 “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写下了关系判断性质的最重要的话。这一条只要成立，他后面的建议便是顺理成章：“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 这封信林彪颇费踌橱。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以及更早的陈光等人都好办，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不好办，他必须避嫌。对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先下决心，他好办；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会疑心他排除异己，搞“清一色。 毛泽东警惕“清一色”，不允许“清一色”。 林彪深知毛泽东的“将将”之道。有这样一件事：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后，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讲：“杨走后，军事要有人处理，成立一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任组长，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办事组……”办事组第一次开会，吴法宪便忘乎所以地笑道：“关起门说话，都是四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林彪听说后，大骂吴法完三个字：“你找死！” “都是四野的”，这句话在毛泽东那里犯忌，在林彪这里便也犯忌 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许世友更是四方面军一员虎将，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曾经独当一面，威风八面，率红十五军团独立完成长征，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他多次负重伤，脑袋上中一枪，从眼眶下打进去，打穿一个洞仍然活了下来，只是身体垮了，长期养病。可他现在也活跃起来。他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 既要影响毛泽东，不露声色地解决这些人，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有所警惕。林彪思前想后，叫来戚本禹。 “这封信你帮助改改。”林彪含蓄道，“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 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不敢擅自做主，找陈伯达和关锋这一大一小两个秀才商量，一道修改。陈再道还未包围梅岭一号，他若已经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对，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 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 改了又改，再请江青把关，终于定稿。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 江青去见林彪，将信的修改内容和改变署名的意见一说，林彪立刻点头：“好，这样好。” 两人简单一商量，决定由邱会作飞武汉送信，由张春桥飞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 江青举信在邱会作眼前晃晃：“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谁都明白这封信关乎全局。江青想的是，信若落在陈再道手里，他不反也可能被逼反。当过演员又看书很多的江青，在电影在书里都没少见这种“逼反”的故事。 邱会作郑重地接过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庄严得近乎宣誓：“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 两点十分，邱会作飞到武汉。 四点二十分，张春桥飞到上海。 三点五十四分，周恩来的专机从北京腾空，向南飞去…… 下午三点左右，秘书向杨成武报告：“首长，邱会作从北京来了，要见你。” “叫他来。”杨成武边说边朝客厅走。 邱会作一身戎装，进门立正敬礼，然后握手：“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一○一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 “一○一”是林彪代号。正像工作人员谈到杨成武都说：“九号首长”，“九号”是杨成武。 “外面很乱，这里还可以。他们还没有冲梅岭和我这里。”杨成武简单介绍几句情况。 邱会作见屋里再没第二人，便从贴身衬衫内掏出一封信，把头凑近杨成武，郑重地：“交主席。首长亲自交办的。” 杨成武接过信，信封上写“毛泽东亲启”。 那时，邱会作尚未提上来，毛泽东脑子里还没有这个人物，所以没法直接联系求见。邱会作只好通过杨成武传递。 杨成武赶到梅岭一号，亲手把信交给毛泽东： “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邱会作？”毛泽东接过信。 “他是总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拆开信，这封信只有两页，杨成武认出是江青的笔迹。当毛泽东翻页时，杨成武看到了江青的署名。 毛泽东望着信凝神有顷，缓缓抬起眼帘，把信放在茶几上，朝杨成武推去，笑着说一句：“劝我去上海。” 杨成武没有去拿信，只朝信注目几行，然后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这里很乱，还是要考虑安全……” “没事，我不走。” 杨成武不便多劝。反正总理马上要到，等总理来了再说吧。 周恩来比预定时间迟到 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同时间，吴法宪又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一报告一下。” 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处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恰恰驻湖北武汉，这个军是支精锐部队，出过许多黄继光这样的战斗英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警惕武汉方向，随时准备粉碎陈再道的“劫持阴谋”。 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平暴”。 周恩来的专机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派紧张气氛中，降落在山坡机场。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警卫团派出两个中队的警卫部聚精会神，队员全是经过严格训练，骁勇善战的连排级干部。 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的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问：“这里到武汉多远？” “六十多公里。” “附近有情况” “暂时没发现异常。” 周恩来当即决定，留下负责警卫的两个中队，只让两名贴身卫士随行，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听过汇报后，再研究事态可能的发展。 “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周恩来出题目。 三个人互相望望，这个题目不好做。 汪东兴说：“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杨成武思索着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 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 “我们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迅速作出决断，“为安全，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还有段距离，何况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主席。 “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 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 周恩来单独握住杨成武的手，小声交待：“我还要留在武汉做工作，你护送主席去上海。我要说的话是，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你也没叫主席失望。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像当年长征率先锋团领受斩关夺隘的任务一样，立正敬礼，“我会完成任务的。” 细心人微的周恩来又具体交待：“你还要作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保护主席到上海。” “明白。”杨成武周身热血滚动。责任和荣誉使人年轻，他仿佛又回到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当年…… 当年，红军过草地，先派一支部队试探，没过去，还受到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的伏击，造成损失。 毛泽东说：“还得叫杨成武米，他可以厂 公元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高原草地，秋意已浓。 十几匹烈马旋风一般卷过波状起伏的高原草地，马蹄荡起的尘烟后面，藏族牧民发出赞叹的叫声。几十里路转眼抛在身后，杨成武和他率领的骑兵侦察排驰人党中央所在地毛儿盖。他甩镫下马，直趋毛泽东住处。 保卫局局长邓发热情迎上来握手，引他踩着小木梯登上毛泽东、周恩来居住的藏式木架小楼。 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紧锁的眉头一扬，眼里像亮过一道电闪，脸上立刻出现粲然的笑容：“你来了，很好！”他指指身边的木头墩子，“就等你来挂印呢！坐。” “主席，林军团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 杨成武英气勃发。毛泽东一脸喜悦，指着木头墩子说：“坐下来，慢慢说。”他叫杨成武坐好，然后说：“对，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 “是！”杨成武忽地站起身，好像立刻就要冲锋陷阵。 “坐下，坐下。”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地图，“我们派部队试了一次，没成功。这次你来，必须从茫茫草地上闯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保证完成任务！”杨成武再次腾身而起，仿佛全身涌溢着无法按捺的青春热力，眼里漾着只有长胜军人才特有的锐气。 毛泽东凝视那张二十岁的英武面孔，极有力度地点两下头，指向地图说：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 毛泽东的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推：“敌人以为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他以为不敢走的险路！”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第一次过草地没成功的原因，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杨成武这一次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邓发端来一个上盘子，盘子里放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当时粮食奇缺，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有数的一点粮食省下些留作过草地之用。杨成武心里泛浪，这六个青裸面馒头包含着多少情谊和希望 他只吃了两个，坚决不肯再吃。给毛泽东留下一句话：“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杨成武率领先锋团终于在茫茫草原上踏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打垮了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在身后留下无数路标，箭头所指，引导三军将士走出草地，走向抗日战场…… 当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胜利在望，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接到斯大林邀请，准备经东北去苏联。这一路，将经过许多国民党重兵把守盘踞的地区，少不得涉艰险，履危难，打恶仗。 毛泽东点将：“杨成武，还是叫杨成武来。” 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杨成武由蔚县出发，经两天汽车颠簸，风尘仆仆赶到晋冀交界的城南庄，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休息，半坐半躺伸出手：“成武，你来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杨成武在毛泽东面前坐下。 “你打大同、打集宁、打清风后又打石家庄，你好威风”毛泽东最后一句学了京剧的腔调，引来一阵轻松欢笑。“部队现在怎么样” 杨成武汇报了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情况，也介绍了部队情况。 “好。”毛泽东从床头小桌上抓烟，吸燃后，不慌不忙说，“这次又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选一个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你亲自率领，准备护送我到东北去。怎么” “主席去哪儿，我就护送到哪儿，保证完成任务！” “哈，你要护送我武装大游行” 一句幽默话又引来满堂轰笑声。 杨成武做了充分准备。后来因为解放战争发展迅速，毛泽东离不开而未去苏联。不过，他对杨成武的信任和器重却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建国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终于出访苏联。他想到的还是杨成武，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出关；归国时，又是杨成武迎到山海关，同车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 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五次战役后，双方转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一边表示准备停战谈判，一面又集结重兵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彭德怀准备组织三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但敌人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也将难守…… 关键时刻，毛泽东召见杨成武：“你去！在此之前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 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杨成武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主席！”杨成武立正敬礼。 “坐下吧，请坐。”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和杨成武的见面话也有微妙的变化。“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人朝准备，这很好。”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杨成武虽然锐气依旧，但性格中已经增添了深沉稳健，坐在那里汇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好！”毛泽东介绍一遍战场局势，而后指着地图，“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奋然起身：“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嘛。”毛泽东起身作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院子里的凉棚下，一方桌、四碟菜，一瓶通化红葡萄酒，四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和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忙跟着站起来。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 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就又举起杯：“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像立军令状似地与毛泽东碰响杯，一大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仍然不坐不吃菜，又第三次举起杯，另一只手也举到胸侧，摇甩着手指说：“第三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三大杯酒喝完，那只酒瓶早已空 毛泽东的卫士曾回忆说：“主席第一次用这么大杯，一口菜不吃连干三杯酒。” 杨成武曾回忆说：“毛主席敬我三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两年，创下三项纪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纪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星转斗移，岁月悠悠。 五十三岁的总参谋长杨成武又一次为毛泽东当开路先锋，护送毛泽东离开武汉飞上海。当年他驰骋沙场时无论如何不曾想到，有朝一日他护送毛泽东，是因为群众组织和解放军部分指战员包围军区、武装游行，冲击他所下榻的东湖宾馆。 当然，杨成武更不会想到，八个月后他将重回武汉，但那时他已沦为“阶下囚”。不过，这将是后话。 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 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斯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杨成武说，“我上指挥塔去给总理打个电话。” “你去吧。”毛泽东已经开始找烟吸。 “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为保密，杨成武没有提毛泽东。 “什么时候走？” “首长没发话。” “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 “我再请示一次。” “确定后报告。” “是。 杨成武走下指挥塔，匆匆返回专列。毛泽东又在看那两页信，思考着什么。 “主席，总理让确定一下怎么走，什么时候走？” “咱们就飞上海，你现在联系去吧。” “我先准备一下，看哪个飞机合适。”杨成武说着，赶往停机坪。 停机坪上依次停不少飞机，有六架伊尔18，有几架伊尔14和子爵号，还有两架直升机。 杨成武叫人找来大队长，问：“我要用一架飞机，哪架飞机保险？” 大队长说：“这些飞机都可以飞。” “飞行员怎么” “都有一定经验。”大队长的回答都比较大而化之。 “你介绍具体些，比较起来哪架飞机更保险。” 大队长望着杨成武，眨眨眼，不明白这位总参谋长今天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 他向杨成武详细介绍了每架飞机的详细情况，及飞行员的技术思想状况。 杨成武指着最后一架飞机：“我就坐这架飞机。” “这架你不能用。”大队长居然笑着朝他的总参谋长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这架状况最好，是谢副总理用的。别的任何人不能用。” “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火了，“我总参谋长用不了你一架飞机？” 杨成武恼火和惊讶是有原因的。 过去，派飞机有一套制度。可以说，不经总参谋长，任何人都无法擅自调动、使用飞机。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要行动，应该报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用飞机，也必须报总理。如果总理自己用飞机，必须报毛主席。具体动一架飞机，有套必走的程序：首先是总参作战部接有关部门通知，马上报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批准后，再由总参作战部通告空军作战部，空军作战部报告空军司令员、政委，须空军司令员和政委联合签署命令，然后才可调用飞机。 如果是老帅们坐飞机，也必须经军委秘书长和办公厅批准，而后按程序由空军司令员、政委下达命令，调派飞机。后来杨成武听说林彪在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朝”飞机出逃，曾感慨：如果过去的一整套制度不遭破坏，林彪怎么能调动飞机，又怎么能飞跑啊…… 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的。这位飞行大队长竟说：“这架飞机没有谢副总理的批准，谁也不能坐。” 飞机调动居然成了公安部长谢富治权力！ “再说一遍，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正要发作，远远看到毛泽东朝停机坪走过来。他急了，顾不及再讲“制度”、“程序”，咬着牙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微吼：“这个飞机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要坐！” 大队长像被电棍捅了一下，神经质地一激灵，身体挺直顺杨成武的目光瞟一眼，脸立刻煞白，汗也淌下来。 “杨总长，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大队长解释时，身体像弹性十足的簧板那样一弯一弯，“我刚才讲的话是我不了解，我有错，我错了……” 杨成武手指飞机：“不要废话。毛主席就坐这架飞机！” “是！”大队长全身挺直，立正。尔后报告：“杨总长，为了保险，我们两个大队长飞这架飞机，为伟大领袖保驾护航！” 杨成武移动胳膊，手指横扫一大片：“这些飞机都要用，你们安排其他人坐。” “是！总长。” 毛泽东这时已经走过来。杨成武迎上几步：“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毛泽东站到飞机旁，等候安排。此类问题上，他听工作人员的。怎么说怎么做。 飞机没有那种民航使用的大梯子，只有飞行员上下飞机的小梯子，这种梯子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在机场地勤人员指引下，一名卫士先爬上去看看，然后请毛泽东登机。 毛泽东笑入乡随俗，随着另一名卫士，也手脚并用地爬上飞机。 杨成武紧随毛泽东爬上飞机，安排毛泽东坐好。 “这飞机是哪里产的？”毛泽东回顾着张望。 “苏联。”杨成武回答。 “什么名字？”毛泽东掏出一枝烟，并不马上吸，拿在手里捏来捏去。他也有这种习惯：把烟丝捏捏松，吸着省力，还可借捏烟的时间，起到控制吸烟量的作用。 “伊尔18。”杨成武继续回答。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但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毛泽东点点头，吸燃了香烟。他下意识地朝机窗望一眼，忽然若有所失地皱起眉头，喃喃一声：“想到长江里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 “主席，你先坐着休息，我去安排一下。”杨成武爬下飞机，对随行人员分派飞机。 第一架是警卫人员乘坐的飞机。 第二架飞机是毛泽东、杨成武、汪东兴、张秘书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肖良臣。 第三架飞机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第四架飞机是警卫部队…… 不久，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十多架飞机陆续沿上跑道，升上夜空，浩浩荡荡飞向上海……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 机身轻轻一震，可以感觉到轮子在跑道上的颠簸和摩擦。杨成武的一颗心也随之落地。 总算把毛泽东安全护送到上海。 杨成武从机舱门探头望时，借大一个虹桥机场，空荡荡不见群众和往时排列的官员。航梯旁只站立一个人，是张春桥。 他肃静恭立，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渺渺。 杨成武爬下舷梯，同张春桥握握手，没什么话说，仰面照顾毛泽东爬下飞机。 毛泽东同张春桥握手，也没说话，一行人奔车队走去。 无声无息，毛泽东住进虹桥宾馆。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杨成武住楼下另一套房，那是以往江青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房走廊相通。 “成武啊，”毛泽东坐下来喝茶，定定神，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挂电话时，毛泽东一直喝茶、吸烟、想心事。 杨成武的电话刚打完，毛泽东扬起手臂：“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第二次往武汉挂电话，毛泽东继续喝茶、吸烟、想事情。 电话打完，毛泽东再次扬起手，指着杨成武：“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情况……” 杨成武忙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并要求：“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的毛泽东毫无困意。 喝浓茶、吸香烟、想问题。 他不时拿出那两页信纸看看。 武汉这场乱，到底是什么性质？兵变？那就谁也无法出进武汉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趁他尚未下定决心”一行字上。顺顺利利出来了，可见陈再道没下死命令。都说徐海东活跃，但出来了，就说明徐也没下死命令…… 武汉问题当然要处理。不处理就没“王法”各路“诸侯’如果都效法之，哪怕是一个“诸侯”效法，后果亦足堪忧！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用他那高亢的声音对省委书记们讲：“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不久他又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现在看来，没“天”不行，一点不讲法也不行。 陈再道就没“天”。 毛泽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广州，正准备游泳，陈再道、许世友、王建安三位将军来了，希望见见毛主席。毛泽东对那些工农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战将们历来宽厚优待。何况又是四方面军出来的上将军，他马上在游泳池边的布篷下接待了他们。 天太热，三员战将各个汗水淋淋，倾听毛泽东谈天说地。忽然，陈再道望望那池碧水，招呼也没打一个，将那身军衣一脱，扑通一声响，穿着大裤衩子就跳进了游泳池，不时从水中探出头痛快地喷水气。 毛泽东愣住了，不再侃天下，望着陈再道游水。 许世友和王建安也愣住他们这位老弟居然在毛泽东面前如此失礼，没有臣子样儿。特别是许世友，他远比陈再道粗犷鲁莽剽悍，但他又绝对忠孝，心里永远有个“天”，永远对“天”膜拜。他简直想冲那个没“天”没“地”的陈再道吼一嗓，再骂句“娘卖x的”！ 可是，毛泽东却反而喜欢这种没心术没头脑的朴拙憨厚。他历来认为“上智”、“下愚”可以“与共谋”，团结成就一番大事业；惟独“中才之士”难与为伍，这些人夸夸其谈，各有己见，互不诚服而相轻。胜则争功自傲，败则推倭抱怨，实在难成大事。 “哈哈，”毛泽东笑着立起身，“你们游不游？我可也要下水” 这一天，毛泽东游得高兴，泳后还留这三位厚重少文的将军一道吃晚饭。 然而，三年后再看这件事，粗扩莽撞、没头没脑也会败大事，心里没“天”尤其了不得。所以，对陈再道必须严厉处理，给那些骄兵悍将作个例子，懂得“天”，懂得规矩。 可是，处理还必须有个“度”，把握不准“度”就会乱大局，出大事。要把握准这个“度”，首先必须准确定性。性质不定就无法确定这个“度”。 毛泽东再次招来杨成武。 “成武啊，因不着！不睡了，散步去。”毛泽东叫着杨成武，踩过厚厚地毯铺垫的长廊，踱出楼外。 繁星围拱着一轮弯月，静谧无言地俯瞰大地；海风送来新鲜和凉爽，清洗去夜的倦怠。 “王力有消息了”毛泽东思索着问。 “有消息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二十九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保护起来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 “很多。” “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毛泽东望住杨成武，“他们哪个师长你熟悉？” “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还不清楚。” “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表情朦胧，但杨成武明白，一定是刘丰、吴法宪又向张春桥汇报了什么。 毛泽东停住步，认真望住杨成武：“你看出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 “没看出来。”杨成武老实回答。 “为啥坐不住？”毛泽东自语着继续向前走去，这一刻他大概又想起了那本“大书”。 “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遂械系信以归。” 很可能，钟汉华是怕当韩信，被“禽之”，被“械系”以归……钟汉华是政委，当然看书多，懂政治。 “接触观察看法，”毛泽东思想连贯，但说话跳跃，有时省略许多内容，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前言不搭后语，“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作个手势，朝楼里返回，一边交待：“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灯光下，陈再道与钟汉华面面相觑。毛泽东困不了觉，他们更困不面对武汉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筹莫展。 “明天总理召集开会，也许能想办法稳住局势。” “唉，”陈再道长叹，“听天由命吧……” 要说陈再道“头脑简单”，甚至“蠢”，也许有道理。但要说“反动”，他可想也不敢想，甚至也不会想。 多少年后，陈再道也曾回忆了那个“七·二○事件”乃自己当时的想法： 七月二十日来临了…… 清晨，我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躁溢出的汗水，走出了东湖 宾馆二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二百多名代表就愤愤地 冲了进来。他们挤在谢富治房间的门口，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我和谢富治一见这情景，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迈到了房间门口， 劝他们到外面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为什么劝他们到外面？这是一条应急的“缓兵之计”。 因为王力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损伤了这位 “钦差大臣”，那我们岂不是更“罪上加罪” …… 我们谈判的结果很好，当时我是非常满意的。谢富治根据他们的要求， 答应下午接见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到谢富治的许诺，答应 立即离开东湖宾馆。 这时候，躲在房间里的王力，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他大概听清了谈 话的内容，才壮着胆子走出房门，同我和谢富治坐到了一起。 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般地冲进来几百个人。 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要求接见等急了，便怒气 冲冲地冲进来。他们一下子拥到我们面前，大声呼喊着要让王力接见。那 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 我和谢富治都缄口不语。 这些愣头愣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 面前，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再也控制不住理智的约束，感情支配了鲁莽的 行动，只见他们呼地一下扑过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 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 那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 …… 就在我挨打的时候，王力趁机溜进了他的房间。 这时，保卫人员喊道：“不要打了！有话说，有理讲……”那些挥动 拳脚的战士，被这厉声制止住了，立刻把拳脚、枪托停了下来。 在我头晕目眩时，他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的王力，要他到军区大 院回答问题。当时，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已无力阻拦他们后面的行动，勉 强把身子支撑起来，叫他们不要抓走王力。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已 成了“投降派”，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 最后，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 军区大院去了……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合上就没那么简单。陈再道的观点和感情在“百万雄师”一边，但要他操纵“百万雄师”却不可能，武汉的局势决非他所能控制乱起来的导火线是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支一派，压一派。但这不是根源。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毛泽东这句话是对的。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把群众组织分成“革命派”和“保皇派”，那就错误 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和斗争。是根源。 何况，这一划分，将决定“头头”们的权力再分配，也将决定普通群众回到本单位日子好过不好过……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大跃进”。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没讲“始作俑者”，讲“亲自发动”。然而对“群众斗群众”，他始终认为是“走资派”在挑动。他所受大文化的局限，使他再伟大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悲剧。至少在武汉这场动乱中，他疑惑、愤慨、恼火，目光始终是盯着武汉军区，盯着陈再道和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时三十分，他与杨成武散步后几小时，终于向江东兴发出指示。 那记录上有三条。 1.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 2.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 3.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的打仗的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第一条无须多言。 第二条，北京采取的措施是由林彪主持制定，分两步。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来不敢来。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是兵变。二步：起草处理武汉的中央文件；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第三条，像朝鲜一样，军队不能不打仗。除了战场上打，那是少数，更多的是打思想仗。 星光熹微，斗牛苍淡。伴着七月二十二日破晓的青光，决定陈再道、钟汉华及其麾下一大批指战员命运的时刻开始了 三淡化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时二十分。 身体越疲劳，神经越兴奋，此刻的杨成武。 电话铃响第二声时，他已奔出五步，拿起话筒。 是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 “我们都到”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全能明白。“我们”是指北京来的人，自然包括王力。 王力受到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上。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受周恩来之命寻找王力，张昭剑推说不知。七月三十一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至山坡机场，二十二日晨与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见面。 “正同林总商量。”周恩来继续讲，讲得慢，便于杨成武记录，“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 夜航北京，可以在飞机上睡个把小时杨成武才动这么个欲望，便不由得打个哈欠。 “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杨成武知道这句是说“七·二○事件”。从电话来看，那边形势不紧，总理讲话谨慎含蓄，也许怕窃听。 九点四十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 吴旭君是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到毛泽东身边来任保健护士；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后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婚。她不但负责毛泽东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在上海，她也兼点秘书角色，杨成武送材料传事情都是经她之手之口。 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吸烟，等候杨成武。他的眼球里隐约可见缕缕血丝，显然又没睡好觉。他没有同杨成武打招呼，一天见几面，似乎可以免了，只庸懒地朝茶几对面的沙发示意一下。 杨成武落座，身子前倾：“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 也许是过度疲劳，也许是听说王力没事，只受了些轻伤，因而情绪变缓和，毛泽东听完报告，沉默片刻才讲话；声音一改高亢清亮，显得低沉缓慢： “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他像是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直到那枝香烟吸完了，才说：“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就是快也总要准备一下，动员。”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因为林彪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毛泽东一句一顿，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毛泽东望住杨成武：“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 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看处理武汉问题有无徐向前和叶剑英参加决策。 “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 杨成武说：“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他没有肯定这个方式，仅仅提一个可能性，马上转向目的：“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海军暂时不动。”毛泽东断然说，“派兵问题要谨慎。” “主要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杨成武说。 “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二个月就开一次。八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作为“锗误”处理，而不是“兵变”，这是毛泽东思考一夜的主要成果，与王力回来了也不无关系。 杨成武问：“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 杨成武松口气，直一直腰。关于武汉问题心里已经有了大数，他开始请示汇报北京的事情。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为什么要改为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毛泽东面露愠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上来，“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八月一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起义，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到事情重大，紧张记录。并且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过目后，加一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记录完毕，杨成武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犹豫道：“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脸厉色，“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说出名。因为是中央文革几个人都讲过的，他不敢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 “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朝杨成武睁大了眼睛感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差点掉脑壳！” 杨成武也不胜感慨，频频点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用他那湖南腔，抑扬顿挫评价道，“叶剑英！” 杨成武又点点头，急忙记下来。 “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 杨成武回京后曾问叶剑英这两件事，叶剑英说有这个事。并感慨道：“成武啊，我要是升官发财，我就不参加共产党我是参谋长、师长，我把一个师的薪水放银行一个月就发大财了，不用贪污就可以发大财。我那个时候人党是革命低潮人党，我这一生也很难哪……” 讲过叶剑英两件功劳，毛泽东又带了忆念的神情回顾一段私情：“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毛泽东脸上浮起一层缥缈的梦幻般的遐想，好像有什么美妙的东西令他神往。静了久久，才吭一吮下唇，冲杨成武笑笑，点点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 杨成武也再次跟着点点头。 “你参加红四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毛泽东在回想中忽然问一句。 “没有。”杨成武摇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毛泽东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忆想中。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哎呀，主席，”杨成武笑了，“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噢，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毛泽东连连点头，说：“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这次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八次代表大会，毛又下来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 毛泽东不自称“我”，直呼“毛泽东”，表示谈历史的郑重。杨成武忙又记录。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毛泽东首先用肯定的语气讲，而后接着说：“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九大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九大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记录之后，说：“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毛泽东惊讶地睁大眼。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毛泽东掰着手指：“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但不敢点明，也不便再多问。他问了贺龙：“主席认为贺龙”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将大手一划：“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一惊，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祝酒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毛泽东稍侧了头问。 “叶剑英。又是元帅，又是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眼腕上的表，两个小时过去了，已是十一点四十分，便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毛泽东略一沉吟，轻轻一挥手：“去把他们几个叫来……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杨成武一怔，随即默默而郑重地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一道回到客厅。 几个人简单汇报情况。武汉军民仍然“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 毛泽东这一生，容不得挑战，有挑战就一定奋然迎战。他的脸色沉下来，冷冷说： “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要谈去北京谈。”毛泽东记住林彪的话，看陈、钟敢不敢到北京。同时，他也考虑谈不成会激化矛盾，后果堪忧：“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做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能不能谈谈试试？”有人建议。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 “另一办法，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 “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 “你们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家。”毛泽东指汪东兴：“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毛泽东的大脑，一刻也无法停止运动。“吃三次安眠药困不着。” 他对武汉的态度，对陈再道的态度，几天里变了又变。如果只是一个陈再道，打倒就行，犯不着费这么多心，问题是他要看全军，看四方面军和各山头出来的将军们，要看……林彪！于是，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难下决心下午一点半，下午五点，又连续找杨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话。 “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最新考虑结果。 “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六十六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毛泽东停下来想想，放慢声音：“三年一换，四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他用征询的目光望住杨成武：“杭州就可以开始吧？” “部队就要令行禁止。”杨成武道。 “那就先从杭州开始。可能不满意，但要执行。” 后来，杨成武坚决执行确如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不满意，东西多得拉不了，拖不动。许多指战员情绪大，甚至朝天放枪，一片声喊：“再见了，杭州……”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 几万人翻腾起一方“红海洋”，震天的口号声中，王力被用轮椅推下飞机。他胳膊上吊了绷带，腿部被小洪山上的荆棘扎伤多处，留下一些刺儿。 谢富治、王力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记者摄下了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紧挽臂膊的照片。 这正是毛泽东在上海谈军队调换驻地的同一时刻。 周恩来的专机也在此前降于西郊机场。 数小时后，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杨成武的飞机也降落在这曾经翻涌“红海洋”，现在变得一片清寂的北京西郊机场。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十六号楼，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 “太及时了！”周恩来边看杨成武关于“最高指示”的记录，边听他的汇报，只讲了这么一句痛快话，马上返回会场，对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并当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 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陈再道等人早有思想准备，闻令立刻起身飞向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的行动越迅速越好，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恶果。 在陈再道等人起身赴京的同时，周恩来匆匆结束了“碰头会”，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去！” 汽车飞驰。周恩来手按电钮，将隔音玻璃升起后，才拍拍杨成武的手背，长出一口气道：“老帅们日子都不好过，主席的指示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有主席的指示就好办” 那是没明没夜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像吃错了药，亢奋得日夜难以平静，通宵的批判会，人声鼎沸，毫无疲惫衰竭的意思。杨成武随周恩来走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人座。正在听取批判的陈毅与那些被报纸点名打倒的“叛徒”、“特务”还不同，除回答问题外，听取批判发言可以坐着。坐着也“不老实”，可以东张西望，可以和旁边人交头接耳。见杨成武跟周恩来进会场，眼睛立刻亮起来。他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 “有什么消息？”他拉住杨成武咬耳朵。 “有。”杨成武脸上流露出一丝开心的笑，“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出光彩：“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情况。” “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 陈毅忽地立起身，满脸放光，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会场陡然一静。杨成武怔住了，整个会场都怔住了，真是万籁一瞬俱寂，只剩陈毅挺胸扬首、缓缓扫视一圈会场，郑重宣布：“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最初，当陈毅宣布打开毛主席语录时，出于习惯和条件反射，多数红卫兵都开始翻语录，当有人说。“语录只有二七○页”时，陈毅的大嗓已经钟鸣一般响出了“陈毅是个好同志”。 片刻的惊诧、痴愣，一道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顿时，造反派们炸锅了，一种受到戏弄的愤懑之情潮一般涌起：“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那些不懂政治又极热衷于政治的“红娃娃们”终于疑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不懂政治的人也明白，“最高指示”无异帝皇之圣旨，伪造圣旨是万死不赦的大罪，陈毅再豪爽不羁也不敢如此儿戏神圣啊…… 会场在疑惑的情绪中渐渐平静，陈毅已然换了严肃的神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贯严谨的周恩来也不禁为之灿然、频频点头证明：“同学们，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 “好，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一字一板地大声念：“陈毅是个好同志！” 会场再次轰然大哗。有人跟着念，有人开心大笑并助以掌声，也有人心有不甘地议论纷纷…… 五个小时后，即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陈毅的笑谈神圣传入毛家湾。林办的秘书和内勤们无不为之捧腹。 “陈老总就是这么个性格，洒脱不羁。”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千古风流。” “主席还能不了解陈老总？从井冈山到现在，开国元勋哪！” “有人开心就有人不高兴啊……” 正聊得热烈，叶群推门而入：“议论什么呀？高兴成这样。” 马秘书把陈老总领着红卫兵学习“最高指示”的故事讲讲，叶群也忍俊不禁地扑哧一笑：“陈老总就是这样的性格，能逗人也能气人。”她煞有介事地吁口气，“唉，其实毛主席和这些老帅们是有感情的。首长对这些老帅们也是有感情的。”她喘口气，脸转向王秘书：“我要给杨总长通话，你给我挂通。” 二十年后，王秘书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 “我退了出来，回到会客室，在卫生间挂通了电话。对方说：‘你是林办我是杨成武。’我听出是杨总长的声音，说：‘杨总长，叶主任跟你通话。’ “我把听筒交给叶群，就退到会客室。 “叶群给杨总长通话，非常客气，非常热情：‘喂，杨总长吗，你好吗，这样热的天，你往返奔波可够累的……可注意身体呀！林总对你很关心。你要多保重……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再回上海代林总向主席问好。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一定来呀！……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他和主席的意见一样。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噢！没有……没有就算’” 绕山绕水，拐弯抹角，叶群没有从杨成武嘴里挖出任何消息。总参谋长回京，首先应该向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汇报工作，可杨成武却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什么意思？ 叶群的脸同她的心境一样阴沉下来。 谁也无可否认：这是封锁。杨成武自己也明白，避开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只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是不正常的。但这是毛主席的意图，他只能无声地执行。 放下电话之后，他的脸色也很沉重。他处在夹缝中：一边是最高统帅，一边是副统帅，这样的政治格局，危难临头是绝无闪避的可能…… 沉吟之后，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黄浦江发出雨后的喧啸，上海的天空澄清许多。 杨成武下午三点乘飞机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打个盹，两个小时后，又振作精神赶到上海虹桥宾馆。 他径直去见毛泽东，在他常坐的沙发上，隔茶几前倾着身子，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 “昨天凌晨三点，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今天凌晨三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噢？”毛泽东掀起眼帘，“陈、钟接电报就进京了” “是的。” “嗯。”毛泽东点头，释去对陈、钟谋反的疑惑，却又生出另一种警惕：“他们进京的消息怎么传出去” 杨成武耸耸肩，难以回答。毛泽东理解地点头。 “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周总理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造反派不听他的。总理又找谢富治，生气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谢富治也急了，赶去做工作，把造反派弄走” “嗯。”毛泽东松口气，脸色依然阴沉，紧张思索着什么。 “北京出现许多反徐向前的大标语。” “哪些人？”毛泽东阴沉的面孔又添一层严厉。 “三军造反派。”杨成武尽量用平淡客观的语气汇报，“说是揪陈再道、钟汉华的黑后台。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许多人都坐车去京西宾馆转了几圈。” “还有哪些人去”毛泽东的两眼变暗，眉毛渐渐锁紧，嗓子似乎受到了烧灼，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叶群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都去陪同，有几十辆小车。” 毛泽东阴暗下来的两眼突然闪烁一下，马上又变黑，把手一挥，作了个烦躁的手势：“还有什么情况？找代表性的。” “南京造反派也冲了军区，许世友坐车冲出大院不知到哪儿去了……”杨成武闭住了嘴，因为毛泽东的脸色变得有些吓人。他把眼睛闭住了，好像内心的怒火就要喷发，刹那间，他有力地约束了自己，沉默有几分钟，像是风暴过去，汹涌的波涛受了阳光和蔼的照拂渐渐平息。他抬起有点苍白的脸，掀开眼帘，朝杨成武轻轻挥挥手，低声说：“你先去吧，有事我叫你。” 红日西沉，鸦鹊奔林高噪；小院清幽，伊人出楼轻言。 晚饭后，毛泽东又单独叫来杨成武，相随出楼，沿虹桥宾馆草木间的小径散步。 “这么一闹……”毛泽东已是心平气和。他仍然思考连贯，讲话跳跃，省去一些过程话：“是不是一大批人就会反对我？” “不会的。”杨成武马上明白所指，“没有主席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党和军队和人民，爱戴主席；两派三派，各派对立，但都是拥护主席的。武汉就是例子。” “都打我的招牌。”毛泽东略带自嘲。 “都想跟主席干革命，只是跟上跟不上。” “陈再道你过去认识”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噢。”毛泽东心有所想，漫应一声。走过一圈路，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杨成武：“他会反对我” “我看不会。”杨成武口气里带着自信。“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于革命的，反对你等于否定自己大半辈子的奋斗，不会那么傻。所有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都不会反对，都想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对，对，对。”毛泽东迈三步讲三个“对”，然后深吸一口气，痛快地吐出去：“是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他也不会到北京去” 毛泽东停住脚步：“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钟汉华” “也不知道。” “你打电话问总理，找到他们，要他们回京西宾馆住起来，保护起来。你向陈再道传达我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毛泽东的声音越讲越轻越温和，他已经继续向前走去，身后留下毫不带感情的淡化了的声音：“明天你返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作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让张春桥去找许世友谈谈，他们两个不要对立，统一不了就调和。” 杨成武的脚步随着毛泽东放轻放松放缓。他抬眼望去，天际那火红的晚霞正在淡化，悄悄化作了一抹淡淡的橙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