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A十年》 十年祭 十年生死两茫茫 ——谨以此文献给与1994同在的人们 可能像一场风花雪月，可能像一段城南旧事，可能像张曼玉《花样年华》的24套旗袍，或者，干脆就是一碗“上海泡饭”，隔夜的开水泡出隔夜的味道…… 怀旧不总是那么情意绵绵，有时它会很激烈，十年之前弹指一挥间就跳出来吓你一跳——我告诉王俊生这个日子，他像被北京干燥冬天的静电触击着“啊”了一声；我告诉郁知非，他就像“上车场”呼啸而过的f1一样反应剧烈；我告诉李明，他马上嗅到延吉那一夜飘香全城的狗肉宴；我告诉余东风，已经重度脂肪肝的“老哥”顺手抄起一瓶白酒，像真正的袍哥回忆当年神勇——“格老子的，就10年喽……”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古人活得平淡悠远，可以把十年前的事都历历在目；现在人累得像一条狗，记忆就像生活给我们兜售的一盘充斥马赛克的盗版光碟。但4月17日，必须如墓碑一般提醒的一个日子。 翻开被我姥姥手指弄卷的老皇历，才知道历史真的那么暗藏玄机——“4月17日，农历，忌开市”。“忌开市”，就是不宜开商场不宜开楼盘不宜开饭馆不宜开杂货铺，当然也不应把“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这一个发着霉味儿的日子开幕。 多少年后才得到多少年前的一个忧伤的起源！我甚至不敢在采访中把这个玄机告诉王俊生，否则他把肠子都要悔青，“过去的一切都是被未来注定的”，这是古巴比伦王国碎石碑上的又一则谒语，就像伊拉克战争是被未来注定的，就像1994.4.17的一切被2003.4.17所注定，这有点哲学意味的装孙子；但我想说的是，中国足球在那一天被安上“职业”的字样，是天意，这十年的风花雪月或鸡零狗碎必须因为一个“忌开市”作为合理开头。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找不到拥抱的理由。”陈奕迅的声线如此之俗，但林夕的歌词却怀旧得惊心动魄，仿佛在多年以后的同学会，你才明白当年小女生那道眼神导致的可怕残局，仿佛在十年之后的地铁站，你才在惊鸿一瞥中恍悟人生其实破碎虚空早已无迹可寻。 我们在做一次暗无天日的挖掘，“那一年4月17日，你干了些什么？”当我们像考古队员或黑匣子搜寻者般一次又一次重写这句提问，所有当事人的记忆都模糊得有些不合逻辑，事情就像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一样，居然有多种版本，比如说戚务生先说自己在成都某条青石板路上行走，后来却认为“其实可能正在北京体育馆路推着自行车”，地点据分析就在“马兰拉面”门口；比如贾秀全只记得比赛后和朋友喝酒吃肉，但是在南京还是太原？他至今拿不出权威的证据；再比如郝海东被无数人指证那天在球衣行李中夹带了七条“三五”牌香烟准备发笔小财，但他一脸无辜对真相枉然不供。 不合逻辑才是真实，我们只需要他们在时光照射下的点点滴滴，生活其实就那么鸡零狗碎，像刘晓新只记得那天他像千万民工中的一员那样喘着粗气走在某座广州天桥，而我只记得那天自己正吃着3块钱的盒饭，就收听到大学时的女友已为人妻的消息，然后走进成都市体育中心，听到当时还显得很伟岸的王俊生吼了一嗓子：“……开幕了……了……了……”，余间萦绕。 十年前，陆游还深情摸着表妹唐婉的红酥手；十年前，苏东坡还仔细地给没死的妻子梳着一头青丝；十年前，魏群把生平第一笔巨款摆在席梦思上，像少年周润发一样点根烟端详……十年前，猪肉1.5元一斤，抽“红塔山”还很流行，张国荣还没死，我们穿着紧绷绷的“锥裤”，腰间倘若响起一串bp机的叫声，立马会引起旁边一帮小女生的侧目。 那一年好长远…… 拓荒祭——第一日 4月17日，最典型的成都天气，灰云像一床老旧的棉絮在低空堆积，湿度很大，让人胸口有喑哑郁闷的感觉。 王俊生出门前，特意穿了一套灰黑色的国产西服，很流行的为广大企业家钟爱的双排扣西服，10年前，他头发还没这么秃，所以可以用“金钢牌”发蜡抹得硬硬的很有型，站在那时还崭新的成都市体育中心主席台上，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94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始！”有人因为紧张，把“升国旗、奏国歌”说成了“奏国旗、升国歌”，弄得一部分观众大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开幕式的神圣感觉。王俊生没有忘了，在比赛结束后，向袁伟民打了电话报平安：“一切都很顺利，观众很热情，看台上密密麻麻，我们赢了。” 成都市足协的同志回忆，那天大家都去吃了火锅，王俊生的脸被火锅映得很红，喝了很多酒，并豪言：“照这样，几年后中国足球就超过日、韩、伊、沙。”能不能在1994年推出首届职业联赛，这在当时的决策层分歧很大，王俊生在一场牌局中“和”了第一把，或者在一片处女地中挖了第一桶金。 余东风也在这场首届职业联赛的开幕战中开始了个人第一场教练生涯，出门前他点燃了炷香向观音菩萨、关二哥祈祷，“第一场执教可不能丢脸”，他认为，输不上三个球就算是不丢脸，因为对手是“十连冠”的辽宁队，而他昨天还只是四川队的一名队员兼助教。 4月17日，余东风和四川队却用一种绝对袍哥式的神勇打法让人们吃了一惊，1比1平了“十连冠”，也让川军每人从老板杨肇基手中拿了3000元钱奖金，余东风本来就想应朋友之邀出去喝酒，但他想了一想，史无前例地没有去。回到“筒子楼”后，他捅开蜂窝煤炉子，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在吃面的过程中，他腰间的bp机响了数十次，都是约他出去或发贺词的，其中最绝的是一个钢管厂球迷发了一条：“东风，今天你好‘港’(成都俚语，牛x之意)，老子从今以后喊你‘大爷’。” “现在想起来，那天我居然没有想起打扮一下自己，比如说穿套西服打根领带什么的，我农民一样穿了一套半旧的运动服就开始了执教生涯，球迷突然一起喊‘东风，雄起’时把我吓了一跳。”那一天改变了余东风全部生活。 那一天很多人都显得很土，“广东教父”岳永荣去赛场时拎了一个黑皮包——中国大江南北常见的采购员的必备品。这个皮包岳“教父”拎了很多年，因为4月17日那天他拎着它时，里边装了6万元钱，这是宏远集团打给广东队的第一笔款，现金，沉甸甸的现金，“教父”拎着黑皮包在赛场坐的时候紧紧捂着，人生变得很充实。 4月17日，戚务生刚刚卸下大连队主教练的职务，他从昆明途经成都，从朋友处借了一辆28圈的自行车，在纱帽街到体育馆路嘈吵的人群中穿行，他并不很清楚是不是王俊生就在体育场里边宣布“职业联赛开幕”，但他接到北京一个电话，“你做好准备，俊生提名你，可能当选中国队主教练”。其实那座体育场里还有一个人物后来绝对的大名鼎鼎——陆俊，那时“小字辈”的他执法了首届中国职业联赛揭幕战，而后数年机缘成了“金哨”，10年了，他的记忆相当模糊，虽然提起“4月17日”时陆俊感慨万千，但他歪头想了半天，居然想不起那天是哪两支队比赛了。“不过，我肯定在吹哨，比赛很激烈，人好多，而且没有人喊黑哨……” “人好多”，也是郁知非的一个回忆，头一天他和根宝在一个弄堂的淮阳菜馆里吃了饭，他问根宝：“要是赢了一场球，你说我该发多少奖金？”根宝说：“怎么也得比以前多给点吧，我认为应该这个数。”根宝放下筷子，右手高高举起了个“6”字——6万。但比赛刚结束他就后悔了：“老板，你可占了我们的大便宜，这么多人来捧场，社会影响这么大，这是一次典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你只给了我们队6万块奖金……”郁知非哈哈大笑：“这是你说的数啊，要是拿了冠军我给你们翻番。”然后他俩一块去上海电视台做了个节目——《论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区别》。 “那天是一种恋爱的感觉，我迷迷糊糊地就恋爱了，感觉像和根宝搭档参加大革命。”郁知非回忆，“但很快理想被现实辗碎了。” 对于那一天，贾秀全在电话里想了半天，才想起4月17日他在南京，“我才30岁，从日本回来就当了八一队主教练，那天我们和江苏打平了，当时很高兴，就和南京铁路局一帮朋友去喝酒”，不过很快他又打电话过来纠正，他觉得与铁路局朋友们喝酒事情应该是另一个版本，“不对，应该在太原，对，太原。”贾秀全对“职业化”没什么太多深刻感受，“以前是坐火车，后来改坐飞机了……” 那一天，在成都的首届职业联赛开幕式上打进了点球的魏群能记住的并不是那个进球，而是领到的生平第一笔巨款3000元，他飞快地跑回宿舍，把钞票一张张平摊在宿舍的席梦思床垫上，坐在床沿，点上一根烟，模仿周润发的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花花绿绿的景象，“哈哈，想不到我魏群也有今天”。 那一天，李明清楚地记得球队离开大连时老板王健林一直送到机场，并说了句很像革命战斗故事片中的送别辞：“首战务必告捷”。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在延边著名的“狗街”喝酒吃狗肉，“随便吃，随便喝，从此不用在吃饭时提醒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50元”。 对于那一天，范志毅实在想不起来那场比赛自己分到了多少钱，“但数目绝对让我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他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然后把所有钱揣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晃晃悠悠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28自行车来到百乐门音乐茶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静静地听歌，其间，他相当奢侈地喝光了三听每听15元钱的可乐并豪爽地给歌手扔了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一首“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歌，他说，“那是当年上海滩的大富豪才有的生活”。 对于那一天，胡志军心痛地记得赛前他染黄的头发被勒令剪掉，但胡瓜假装虔诚地对领队说，“感谢组织，帮我解决了思想问题”，他还记得那一年正好遇上整风，海埂春训贴出的大字报头条标题是：“坚决拥护伟大的职业改革，为中国足球事业奉献青春”。 ——那一天，杨一民在天津搞着调研，用的笔记本上还有“加强素质，保卫祖国”的字样；郎效农坐在足协唯一一台21英寸的电视前看北京队的比赛，用的杯子上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李虎恩因为主场输给了大连队而喝闷酒、吃狗肉，用朝鲜语骂人；有一个球迷偷了四川全兴队的“阿迪”球，叶春泉大发雷霆，责令“龟儿子的，给我务必找回，一点都不五讲四美”…… 很多年后，关于这一天的文章终于杀青，我在电话里读给王俊生听，他很唏嘘：“要是不说真会忘了那一天——十年前我的头发真有那么茂密吗？” 十年殇 十年殇——到底有多少伤 青城山下，一个叫“幽苑”的度假村，戚务生坐在池塘边，钓竿拎起，又放下，再拎起，再放下…… 1997年底，一个“亡命天涯”的故事中——大戚来到成都是想说说关于“十强赛”的一些事，再出本书，赚点版费，那几年他真没什么钱。但到了成都才发现，全国人民都在万炮齐轰：“败军之将还敢树碑立传。”为了躲避追杀，一路逃跑，跑到这个叫“幽苑”的度假村，其实也就是一普通的农家乐。 大戚平生两大爱好：喝酒、钓鱼。他特别喜欢鱼上钩的感觉，沉沉的。但青城山之行他感觉不好，那天的鱼儿就像他的球迷，远远地吐着泡泡，就是不上钩。 我记得大戚到了傍晚才钓起一条鱼，瘦得像泥鳅，也许它真就是一条泥鳅吧，反正大戚抓起它，想了想，扔进水里，“都活得不容易，你走吧”。 十年可以是一片大海，可以是这洼川西坝子的鱼塘，甚至就是那条瘦得像泥鳅的鱼儿，我怀疑记忆的真实程序，只记得农舍的名字听起来特别幽怨…… 我们在策划中把这部分内容解构为“天殇”、“地殇”、“人殇”，直到写作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很无助。我找不到关于“这段忧伤的历史的准确线索”，简明汉语词典对“殇”的解释是“夭折”，在更大的含义里他还有“隆重地祭祀”之意，可惜我感觉不到隆重感，回忆太多只会让自己口舌发干，解开衣服数着肋间条条刀疤而已…… 许放成为坊间对中国足协唯一公认的“善良正直”的形象，我怀疑，许先生要是不英年早逝，到现在是否还被我们用百分之百的褒扬笔调书写。当然为死者讳，我打住了这个不良念头。 所有的死亡故事差不多都和酒有关，许放死前喝了多少酒？金州兵败后喝了多少酒？隋波浪迹天涯喝了多少酒？像个古龙的故事。 兵败那天，大戚喝了很多酒，威士忌像烧刀子一样灌在已经寸断的肝肠中，这与2年后国奥兵败差不多，不过霍顿喝的是咖啡，不加伴侣的咖啡喝下去和烈酒一样效果，走过“东亚富豪”的咖啡厅，我瞥见霍顿的眼睛亮晶晶的，配在一张灰暗的脸上，是一种惊诧的搭配。 “十年”这个概念太大了，尤其在这个大概念下祥林嫂般历数往事时，我们无法确知应对往事抱何种态度：因时光流逝而达观？或像小白鼠一样痛苦地轮回？还是应该选个好风水，立一块青石墓碑，把天、地、人殇烧成纸灰，学诗人海子慷慨激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去年在伦敦街头散步，有人给我指着隋波，人海中，我只看见一个形容萧愁的中年人，像惊弓之鸟一样消失在拐角处；昨天与大戚聊天，他说“十年！十年前，我永远想象不出坐在高原之上抽着‘玉溪’的美好感觉”。 曾经两次和曲乐恒家见面，在北京西郊的那家医院，在沈阳天都大酒店，曲父让我感受到什么才是中年“丧子”的哀愁，曲乐恒让我感受到什么才是青春年少的矢折。我提议一起吃顿午饭，在医院旁边一间小饭馆，曲乐恒对我说：“你能请我吃顿虾吗？我想吃虾，我好久都没吃过大虾了”，在沈阳天都酒店911房，曲父指着满屋子的廉价方便面泣不成声：“孩子就毁啦，他本来可以挣钱的，现在却连饭也吃不起了，连屙屎屙尿都要我们老两口帮忙啊！”他用颤抖的手给我画出车祸的真实现场图要我为他做主，而我知道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在天地人殇面前，一个记者是如此渺小。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一句“好人一生平安，或者不再受伤”。 天殇——有种殇，是上天为你准备的 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 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由于动作猛烈，把站得最近的两个球迷吓得惊了一跳。现在想来，中国足球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 戚务生起床时发现枕头上落了一大把头发，吓了一大跳；而王俊生在下午突然感觉嘴里咸咸的，也吓了一大跳。大戚不掉头发是在昆明开始幸福生活之后，王俊生后来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真的呕血，幻觉而已。 每个人受伤的时候都有不一样。那段时间，大连东方宾馆10楼楼道上常出现一个飘零的身影，在凌晨或深夜。大戚睡不着觉，所以要拎着酒瓶子敲门，“尚斌，喝两口”，“老金，聊会儿”，天天三更半夜的，然后大家就披了衣服起来聊，在烟雾燎绕中直到下一个会议，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每一次都沓无结果。 被披麻戴孝刺激后，大戚拎瓶酒要与俊生喝酒，俊生按住瓶盖，那瓶“黑牌”威士忌珍藏着直到大戚在红塔赢得第一场胜利后才被“酒干倘卖无”；而高峰却悄悄溜到另一层楼喝了几大口“二锅头”，呛得眼泪花子直冒，骂一声“我靠”，然后给那英打电话说：“老那，我都要被逼疯了”；老金在楼道里转了转，想找队员做思想工作，但整个楼道房门都紧闭着，队员们郁闷得像死人，或者干脆对着外边敲门的老金大喊声“我不在”，老金想了想，踌躇而去。 有江湖版本，说那一天队内争吵很激烈，是关于“换李铁”的，拍了桌子，骂了娘；但更可信的这不是争吵，而是在渲泄特定的情绪，别人为他争吵的时候，李铁却捂着棉被在房间里睡觉；那个因上了中国队“霉”了运程的东方宾馆女总经理泪眼婆娑；后来做了8848ceo的老榕呢，在口腔溃疡的儿子睡熟之后，写下著名的《金州不相信眼泪》。 全体都受伤！因为受伤，所以暴力。 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我清晰地看见，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李明回忆：“他们的样子真像要冲进来，人很多，我们都不敢出去”；给小范打起越洋电话，还在早晨的熟睡中的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们冲进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还手，因为觉得他们是对的”；而郝海东呢，他只是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就阴着脸披头回房睡觉，因为他感觉扁桃体又有点痛了，那段时间他一受惊吓就会低烧。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18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 老金摇头叹息：“为什么在同一条阴沟翻同一条船？魔障，这真是魔障。” 历史对这一天记录了很多，但遗忘了两个细节：这一天，南勇就坐在主席台上看球，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中国队的球；而金州离阎世铎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只有几十分钟路程。4年后，他俩和米卢带着国家队像升天一样出线了。 输球的时候，真像死了人。 事情到了两年后，还没有好转起来。 “九强赛”对于中国队只有一次战斗，申炳浩一次头球砸烂了中国国奥的前程，那场比赛结束后，王俊生只能在4名虎背熊腰的韩国保安扶持下才走进休息室，他摸出手机从汉城给袁伟民打了一个报丧一样的电话：“……输了……”这离甲a开幕那天他给袁伟民条电话报喜时有五年零七个月。 申炳浩长得那么丑，球也踢得二流，如果在韩剧里，他属于从乡下跑到城里苦拼无果的小角色。但他干掉了中国队，干掉中国队后便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了，零星的消息报道，他在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中辗转反侧。 事情很窝囊，霍顿还在讨论皮球自由落体的理论依据，他认为那个球从自由落体理论而言肯定没进，霍顿这时候像极了牛顿。 赛前，霍顿和雅凯在八万人体育场有一次短暂的会晤，拥抱伟人之后的热量让他说出：“我还活着。”然后就是10月29日那天下午著名湖北球迷“胖哥”手拿3部手机，像真正的领袖一样召集：“湖北方面的球迷，向我左边靠拢；河南方面的球迷，向我右边靠拢，广东、广西方面的……”人很多，在与中国足协严正交涉球票的问题后，喊着嘹亮的口号：“打败韩国队！” 但这股强大的声音到了晚上却被只有300人的韩国“红魔”给压了下去，中国队输球后，“8万人体育场”满座的8万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8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 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起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在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一根栏杆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对着警察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猛地停下步，很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警察很诧异，王俊生大声说：“放了他，他骂得对！”“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人，感到大脑有点混乱，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由于害怕，中国队转移到了郊区松江，在黑夜中吃了一顿饭，后来听说围攻的球迷已然撤了，又转移回了东亚富豪。在旅行中，惊弓之鸟的霍顿曾问：“有没有咖啡？”得知，“咖啡有，但不是现磨的”，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是在中国第一次喝了速溶咖啡，而且是两杯。 这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和一件大事。 小事是有个记者跑到国奥队驻地敲门，刚问了“你们对输球怎么看”后就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金星飞舞，这是因为几个队员很烦他，说“打y挺的”，动了手。记者本来想告官，但想不出告状后有什么理想结果，然后私下骂了几声，“狗日的”，只得按下不表。 大事是王俊生秘密地召集了几个记者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问：“你们觉得到底谁当中国队主教练合适？”有说雅凯的，有说卡佩罗的，也有说桑特拉奇的。北京广播电台记者李轩提起了米卢蒂诺维奇，“他是邪路子，但中国正需要以邪攻邪”，大家就哈哈大笑，王俊生笑得有点勉强，不过认真记下了这名后来在中国犹如神灵一般的名字。 那一届国奥队没有被霍顿带出线，但100%队员学会了喝咖啡，每次必交代一句：“现磨的”。 十年结 心有千千结 琼瑶阿姨写《心有千千结》时，我13岁，小范11岁，张恩华8岁，李玮峰才5岁。 我的“结”是霍元甲怎么能被小日本毒死，小范的“结”是闸北区那个混小子的一脚怎么偿还，大黑的“结”是晚上能不鼙ゴ暌欢佟昂＠踝印保劣诖笸罚故切∑ê3献帕降辣翘槲菜孀糯蠛19踊杼旌诘氐呐堋?/div> 时间在变，心中的结也在变。 今天，我的结是怎么完成永远也写不完的简体汉字，小范的结是“我不做老大好多年”，大黑的结是“为什么除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切都做不到突出”，大头的结是“怎样的举手投足才像真正的国家队老大”。 我们都在依次长大，用看似潇洒实则狼狈的姿势经过人生一个个险恶的关口，从而变得心事重重。 我问过他们，只有小范看过《心有千千结》，藏在床垫下偷偷地看，封面弄得和腌菜一样；而大黑属于《铁臂阿童木》时代，天天幻觉自己有十万马力；大头属于《灌篮高手》时代，希望自己能够尽快长高伸手即可摸到篮板。 然而，这样不同时代的人却拥有同样的一个“结”，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作为中国足球精英，必然面对的是中国足球的恩怨情仇——“抗韩”。十年，可以攒够多少仇恨，可以拧成多少情结，这不是粉红色的琼瑶阿姨能够书写的，琼瑶阿姨这么老了还拥有一副少女情怀，而我们这么年轻就被仇恨弄得老气横秋。 大黑讲述的故事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翻版：一屋子郁闷的年轻人，一屋子空啤酒瓶子，一屋子烟雾缭绕，据说那是庄毅第一次抽烟，他还不太会，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说：“他妈的，老子不踢了”，后来他真就如愿不踢了。但当他发了财开着跑车在沈大高速路上飞驰时，却怎么也甩不掉往事对他悲伤的追杀，他对我说：“不回忆了，他妈的，提起那天的事就呛得想咳嗽”。 那次兵败对生于1974年的年轻人是一次伤害：这影响到他们一生，“像是世界末日”，申思说。之后他们不再像一个群体，而是各自散去，各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仇恨不仅像把刀，还像“非典”。中国队的恩怨情仇自徐弘传至小范传至大黑再传至李伟峰，无一幸免。口罩解决不了问题，洗手也解决不了问题，范老大在威尔士的海边当“寓公”了，但那么清的海水也做不到“金盆洗手”，说起韩国，小范有这样一句评语：“有的队，注定就是要和中国队过不去”，很宿命。 十年浩劫，十年浩结。 琼瑶阿姨的结是一个粉红色的领结，轻飘飘的奢侈品；中国足球的结是上吊用的死结，双脚一蹬，伸出舌头很吓人。 申思与根宝、魏群与徐弘、程鹏辉与尹明善、上海与北京、“格老子”与“阿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球迷顺江而下来到上海，却当头遭一盆洗脚水，那天四川老乡被打得很惨，情急之下，居然说出：“你们宝钢还是我们帮着建设的，格老子翻脸不认人嗦？”但拳如雨下。仇恨使下半年上海队进川时，只得用8辆警车开道，临走时，发现大堂一角扔了把锃光瓦亮的斧头……当年胡斐与苗人凤，当年萧峰与“带头大哥”，当年李寻欢与林诗音，当年韦小宝与建宁公主……中国人一天之内可以结下深仇，何况十年，十年——精卫衔的石头可以填平大海，孟姜女的眼泪可以哭倒长城。 ——中国足球十年史，就是一部“恩怨情仇”史。 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即使如小范和郝海东，也可以在更衣室门口“老吊”长“老吊”短地长吁短叹，但天下又没有不可以成仇的结，申思和根宝同居一隅，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才十年，心就拧得和麻花一样，是否可以乐观地看待事情？20xx年，申思和徐根宝重回“白玉兰”宾馆喝咖啡，魏群和徐弘在“谭府菜”再连干一十八碗茅台，至于塔瓦雷斯，盛邀曾与自己对殴的重庆名记王印毅到巴西老家海滩上晒太阳。 琼瑶式的结局，俗，却很幸福。 国仇——此结可待成追忆 “你能告诉我1996年3月21日那天在吉隆坡发生了什么吗？”球员张恩华怔了一怔，恍若隔世的样子……1996年3月21日，美国科学家首次承认在月球上发现“人造结构”，而且“多利”羊开始出现明显衰老；同一天，年轻的葛菲、顾俊在吉隆坡首次搭档出击世锦赛女双冠军，而格罗贝拉则在家乡的小镇上挥舞着拳头要状告欧足联。这些事，都刊登在3月21日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显著位置。 张恩华一向不太记事的脑子却清晰地记得那些往事：一早就开始下雨，大雨砸得地面溅起大片白雾，雨水让大家很高兴，因为沙特人不擅雨战；后来大雨又让中国队不高兴，因为沙特人要换场地，中国队就被换到一个长满大叶草，粘乎乎的场地上去，钉鞋踏上去就提起一脚泥，“哈哈，你们看，咱脚上像不像踩了一脚屎”，张恩华开的玩笑让随队官员很不高兴，“你这农民，注意国际影响，乌鸦嘴！” “国内飞来了好几百球迷，在酒店门口嚷着‘中国加油’，这让酒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有些紧张。戚指导走到门口朝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就一起大叫‘好’！”有个湖北球迷穿着仿制的中国队队服企图混上大巴，但被及时摁住了，趴在地上他还大叫：“都是中国人哪！都是中国人哪！” “正式比赛时我们都困得打呼噜了，因为已是晚上10点了，正是国内专业队熄灯的时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么重大的比赛却可以临时换场地、改时间——本来晚上7时半开赛，我们出去热了半小时身，却被告知推迟了；8时多又出去热了半小时身，被告知又推迟了，到比赛时连我这么棒的身体都没力气了。奇怪的是，在我们两次热身时，韩国人却坐在板凳上没动，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比赛推迟到晚上10时了，看着我们在场上狂耗体力，他们一定在想，一帮中国农民被人家耍了。操，那时候我们可真傻！”张恩华总结1996年3月21日。 黑色三分钟，或黑色九分钟，甚至黑色n分钟，那天晚上是这一拔球员心灵的转折点，李传琪后来总结：“他们是最有才华的一代，但最后成为最没有成就的一代，而且这种转折只用了一夜。”那天晚上他们看上去像一帮初次学坏的不良少年，他们呼啸着跑到隔壁超市去，买了啤酒，买了海鲜，买了鸡蛋，还买了“热得快”，用热得快一杯又一杯煮海鲜，对着瓶子一瓶又一瓶喝着啤酒，鸡蛋壳扔得满桌子都是，有人点了烟，因为不熟练而剧烈地咳嗽起来。张恩华是中国队有史以来最能喝的，“吹喇叭”最快纪录是8秒，但那晚他吹了一瓶便醉了——楼下涌来几百国内球迷在大声叫骂“国奥，走回去吧！”房间的电视上正播放着葛菲、顾俊当晚首夺女双冠军的画面，她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刘越、姚夏、小李明、庄毅、孙刚，还有好多人，大家都在骂娘，骂的什么不太清楚，我醉倒的时候听见庄毅说‘不想干了’，大家都说‘不想干了’。”后来庄毅真的就不干了，他开了公司，到现在他一直有个疑问：“球迷让我们‘走回中国’，但马来西亚与中国隔着海，怎么走回去呀？” 戚务生突然闯进房间，他恨恨地骂着球员：“足球还得踢下去，赶紧把你们的臭衣服洗了挂起来，明天训练——你们真是一帮农民，还不如回家种地。”“把臭衣服挂起来”和“回家种地去”成为大戚的名言，分不清是励志还是咒骂。 仇恨可以传染，到了1999年某一天，在越南，李玮峰突然和李东国打起来了。“登喜路杯”是霍顿很重要的一次热身赛，直拳和勾拳让英国人有些惊慌，他不明白中、韩情结如此之重，看着红牌像把刀，左一刀右一刀把中国“李”和韩国“李”砍了下去。 “其实我只有两件韩国球员的球衣，都是和李东国交换的。”李玮峰是在范志毅、张恩华之后的第三代抗韩代表人物——“范志毅vs金铸城，大黑vs崔龙洙，大头vs李东国”，李玮峰认为这就是所谓“传承”。 很多年后,李明见到阿里·代伊的时候有种东西还在喉头郁积，大连金州一定是最能记录中国足球“国仇”的地方，从2比0到2比4只有36分钟，但李明却认为足足有一个世纪，“不是我们输了，而是这么一个国家的足球运动输了”，代伊是中国队的终结者，那天比赛结束后球迷们在“东方”酒店门口点起了鞭炮，但李明听上去怎么都像在为中国队报丧。7年后，他和代伊在北京昆仑饭店“春天酒廊”不期而遇，但春天并没有完全到来，李明用手在代伊脖子上一抹，“我要杀了你”，代伊莫名其妙的样子，李明苦笑着说，“这一耽搁，就是7年啊，我的女儿都两岁了。” 到了2000年底，时代已经属于米卢，“的黎波里”，黎巴嫩北部一个濒临地中海的小城，李玮峰开始“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步”。“米卢向我走来，拍着我的头说，‘上去换张恩华，随便踢，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最后是2比2，中韩对决很少见的战绩。李玮峰现在说起那一天还很激动：“李玮峰上去，随便踢，你就随便踢。” 从范志毅到张恩华到李玮峰，“中韩情结”的压力不止由中国队3代中后卫承担，还有郝海东，曼谷亚运那个闷热浮躁的下午，郝海东吊着三角眼对金永洙吐了一口口水；走出场地时，与霍顿交换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眼神，他又吐了一口口水，挂在塑胶跑道的围栏上，亮晶晶的像一枚硬币。然后他被禁赛一年，郁闷难当。5年后，33岁高龄的他扭着腰身，像老妖精一样，在a3中打进“城南一和”4个球。 中国队的“结”到了世界杯上还是解不开，反而堵在喉咙像一口浓痰。这时候范志毅与郝海东已经和好，看着巴西队狂屠中国队，两个老大站在休息室门口有一次对白。 小范：“老吊(对海东最新的昵称)，这球还能踢吗？” 海东：“小子们站着都能踢，我们为什么不能踢？我还得踢。” 小范：“老吊，我看像这样踢球我能干到2004。” 海东：“我能踢到2006。” 第一次的世界杯经历，像第一次的男人经历，慌张而不成功。有一次，我把“270分钟不射”的段子讲给小范听，他说：“与韩国拼了这么多年都干不过人家，其实没有韩国队就没有这十年的中国足球，他们影响到我们中国队员每个人的人生。算了吧真没意思，我从此不问江湖，到海边晒太阳去了。” 世界杯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大部分只能被当事人烂在肚皮里。不过最后一场比赛前，队里确实发生了争吵，有人和老米拍了桌子，有人扬言要和某人“单挑”，还有人在“华克山庄”通宵豪赌只剩底裤，而范志毅被人指证与赌博公司联手打了假球。离开韩国的那天早晨，范志毅在大堂吧很痛苦地请我们吃饭，全队因此晚出发10分钟，他离去的背影简直和他爹一模一样，很苍老。 私怨 甲a十年“结”，绝不是两根绳索的死死纠缠。十年，就是一根贯穿历史的线，但恩怨在这根线上打了无数个结，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星期五”刻在树上的密密麻麻的刀痕，每一个结就是一个过去的日子，或者一段被记忆收藏的故事。十年甲a史，也是十年恩怨史，这绝不夸张。 李承鹏坚持认为，只有个人恩怨才是十年的“结中之结”，相对于“国仇”和“家恨”，它显然更丰富更生动。我认为他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态度，因为再大的恩怨，归结到最后其实就是人与人、你与我之间的恩怨。也因此我首先想到了徐根宝与申思。恩怨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具体。谁都知道这是两个上海男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其实困扰他们的只是小到主力还是替补的问题。 申思曾经在自己的自传中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我从国奥队回到职业联赛之初的申花队时，我自信可以凭实力打上主力，我自信在球队的中场我是最强的。我遇到了同样自信，自信自己是欧洲职业队教练水平的徐根宝，我想或许是老天有意让年少气盛的我在这时遇上这位性格火爆的教练或许是命运中早已注定让我们共事三年，风风雨雨的三年，众说纷纭的三年…… ……一下子长期积压在心头的郁闷爆发了，我自信这场惨败(申花1比6负于广州太阳神)并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造成，而我也不认为怎么一下子我就成了工厂队水平，一个业余球员。这场球之后仿佛正式决定了我在申花队中以后几年的替补命运，而我对通过场上的表现争取主力位置变得越来越不抱幻想，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和教练做过面对面的正式沟通…… ……曾经有一次训练，在球迷对我的大声声援后，徐教练动容地让盯防我的球员对着我的脚踢，要他把带球的我踢倒。我想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徐教练真想我和队友之间进行一场铁质鞋钉与腿骨的血战，只是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迫使他一下子失去了常态…… 讲述自己与徐根宝的一段恩怨，被认为是申思自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章节，在某种复杂的情绪下，申思甚至对徐根宝起用了“徐教练”这个冷冰冰的称呼。这段始于十年前的恩怨，也许还可以蔓延几十年，但申思自己其实悟到了一些东西，在两个同样自信的人之间，真正的原因也许只是性格，而不是主力或替补。将来有一天，申思会不会对自己的儿子说，“绝不能跟徐家的人玩”？我想不会。 相比于这对师徒，李章洙与尹明善之间是两个“大人”的恩怨。40多岁的李章洙与60多岁的尹明善之间，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面红耳赤，有的只是独处时的暗暗诅咒。离开重庆前的一个早上，在海逸酒店里吃着早餐的李章洙恨恨地对我说：“我信了他，才会有这样多余的一年，但他说的都是假的。” 而这时候，尹明善却在对自己的亲信说：“谁都以为李章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这个韩国人真是这样吗？”这就是“大人”之间的恩怨，所有人见到的，永远都只会是百场纪念或告别赛上尹、李之间的热情相拥、互道感激之辞，表面如火内心如铁，无论暗流急涌，总能淡然处之。 曲乐恒与张玉宁的恩怨是一种无法消解的真实存在，可能一辈子的高位截瘫，将会每一天提醒着曲乐恒，哪怕从根本上这只是来源于一次意外。2000年的一天，在沈阳天都酒店堆满方便面的“911”房间，我见到了曲乐恒一家。似乎老曲家一开始就认为“911”这个与重大历史事件同在的号码更便于世人记住，当时，曲乐恒坐在特制的轮椅上，那条在年初的超霸杯上打进三球的腿蜷缩着，整个交谈期间曲乐恒都坐在轮椅上痛苦地大便，裤子褪到了小腿上。父亲曲明书在房间里四处游走，用哭一般的声音喊着：“我要张家赔100万，难道要多了吗？他张玉宁还可以踢十年，十年，可以挣多少钱哪？”从一开始，恩怨便注定了顽固了宿命，因为横亘在曲张之间的，绝不是100万，而是整整10年，在身体的创伤下，这10年绝不同于申、徐之间的十年。 徐弘入蜀那天，是魏群开着自己的宝马车亲自去机场迎接的。为徐弘打开车门后，魏群对着一大帮小弟说：“这是我的大哥，你们以后都要多支持他。”但是魏群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很多时候，友谊的延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即使是后来魏群对所有人指责徐弘“你问问他，他还是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断送了他们的友谊。是足球反过来毁了两人建立在足球之上的友谊，徐、魏之怨，是由情生仇，是由恩生怨。 十年，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可以数得清，但有多少故事多少恩怨却数不清。更重要的是，在时过境迁后掀开陈旧的伤疤总是让人不快，这是我们感到的压力。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小范在加的夫海边说的那句话，“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有这个年龄的小范才能说得出这句话，只有经历了漫长的郝范之争和十强赛的激情相拥后的小范才能说出这句话。一位采访了1999年九强赛的记者后来说，把李伟峰与李铁分在一个房间绝对是一个错误，因为两人可以整晚上黑了灯，各自坐在床上，盯着电视机，不说一句话。如果同在利物浦的时候“二李”还无法理解小范那句话，那么我可以等待他们到小范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只要江湖还在继续，就没有化不开的恩怨、解不开的结。 十年欢 幸福就像一道闪电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不同。”很高兴开到“幸福站台”，哪怕我们和上面这句话一样俗。 这段时间，我们三个正呲牙咧嘴地暴露出“文青”的嘴脸，作托尔斯泰或莎翁状奋笔疾书。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都成为苦瓜脸，葛优说“黄连树的根子，药罐里的渣子，苦胆里的汁”，说的是刘晓新、姬宇阳和我。 作“苦大仇深”状遭到编辑部的非议，刘壮说编我的稿子就像看徐帆那部鬼里鬼气的《青衣》，姬宇阳从广州总部潜回上海，一脸萧瑟加深了居委会阿婆对他的怀疑，被迫揣着温度计昼伏夜出；刘晓新媳妇儿明察秋毫，发现老公烟量陡增，旁敲侧击租了盘《一声叹息》作为反面教材，投石问路。冤，比窦娥还冤。 痛定思痛，我们迎来光明的篇章——《甲a十年欢》。这一天好像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说“……站起来了……” 叔本华说“人生即地狱”，所以丫死得很难看；我们吃着五谷杂粮，坚信人生即享乐，享不到乐也可以“想”乐。感谢2001年10月7日，感谢7支钢笔的大连队，感谢“保卫成都”—— 幸福就是不戴口罩了，就是不必每天把手用清洗灵洗得发糙，不必睡觉时还开着两扇大窗，不必像鼹鼠一样猫在家里看碟，不必用温度计把腋毛都磨光……这样的日子，我们喜欢。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们紧急调动着所有快乐的分子来营造这一篇章，好不容易为中国足球抹点金，一定要让它熠熠生辉。搅屎棍子的活干久了，胳膊也酸痛了，我们也能装正神。 十年来，中国足球并没有太多幸福，但幸福真的到来时就像一道闪电，让你如此猝不及防——幸福就是天津人保级时的贫嘴张大民，幸福就是四川球迷在珠峰宾馆楼下齐喊“谢谢解放军”，幸福就是李响阿姨写的“天明时分，米卢像个婴儿睡去”，幸福就是大连人民用7支钢笔醮了蓝蓝的海水写就“我们是冠军”。 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无论这些幸福的背后有多少阴谋，无论这些幸福是多么的廉价，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曾经过把瘾，我们不心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只需闭上眼睛‘飞’一把。” 冯小刚把《大腕的葬礼》改为《大腕》，我们把《过把瘾就死》改为《过把瘾》，一样的用心。 假装幸福也是一种幸福，这是积极的生活态度。长征路上，只有女红军打着快板儿，我们学习女红军，“往前看，往前看，红军的胜利在前面”，或《红灯记》李奶奶的“听奶奶讲革命……” 回忆幸福是件轻松的事，“先前阔过”是以后再阔可给予的前提，央视新闻报道：京城的非典病例在下降。离摘下口罩的日子不太远了。 过把瘾 2001年10月7日，气象台说是个好天气，但到了下午太阳都不见了，乌云像口浓痰挂在天空，“好，变天了好！冻死他妈的西亚人”，刚从澡堂子里出来的人就说。 之所以这么多人从澡堂子出来，是因为酒店都客满，沈阳的澡堂子比饭馆还多，各式各样的澡堂子可以满足各式各样的人，便宜而舒坦。下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打着呵欠撩开门帘儿走出澡堂子，突然精神抖擞起来，神圣地直奔五里河。 那段时间，大部分人都住在澡堂子而非酒店，这使五里河体育场内有一股统一的牌子的香皂味道，刺激鼻粘膜就产生统一的心情，激越而简单，就连沈大高速路上的路标指示，也统一变成了“中国必胜”。 这使很多司机因此迷了路，不过嗅着香皂味儿很快又找到了五里河。 在一场必然来到的伟大胜利面前，每个人欢快得就像蹦跳的青蛙，蹦欢产生汗水，汗水使廉价的香皂味儿荡然无存，从而很快变成另一种刺激的味道——硫磺。我的记忆通常不可靠，但气味可靠，从香皂到硫磺，像一条小狗撒的尿，是出线那天给我们留下的遗迹。 有一个证据足以说明：桃仙机场降落的夜航班机机长通通在天上盘旋不止，他们说：雾大，找不准跑道。事后我们知道，那是成千上万挂鞭炮整的，像辽沈战役，比石光荣带着队伍冲进沈阳城还绚烂壮观。还有一个证据是：五里河派出所30多号民警同志们，晚上在体育场附近辛苦捡集了200多只鞋，是“只”不是“双”，后跟纷纷豁开，像200多只幸福的大嘴…… 传说中，“绿岛”闹鬼，努尔哈赤砍下明军千万颗头颅埋葬于此，但这一晚什么邪气都被冲走了。“绿岛”进门那一条水泥路两侧有九九八十一根“xxxx”，黑铁铸成的，雄壮而有力，拥进来的人们就开始数，怎么数也只有八十根，另一根在哪里成为一个谜。有人说：“那就是咱队伍呀，多雄壮多有力呀……”说话间，米卢带着女记者雄赳赳地走出来，人群有了快感，就使劲地喊。 这样的回忆有些混乱，因为历史本身就很混乱。那晚绿岛来了好多好多人，来了好多好多车，来了好多好多鲜红的国旗，来了好多好多长官，来了好多好多美貌惊人的神秘女子，也就踩死了好多好多草。央视《同一首歌》本来要搞一台直播庆功晚会，突然又不搞了，剩下的那些跳舞的丫头片子们满园子乱跑，有个长了雀斑的丫头没签到名，哭了。 有个事件是：国脚们在那座白俄式的大楼正吃饭，买了“绿岛”发售门票的人们像“米潮”中的群众冲了进来，那个场面很幽默，每一桌8个国脚的外围，必围裹着百八十号群众，拿着本子或衬衣，“签个名吧，签个名吧”，主持人厉喝：“吃完饭再签”，群众很听话，都不动作了；但齐刷刷用目光盯着进餐的国脚们满是崇敬之意。 “被一群人盯着吃饭的感觉，与被一群人盯着小便的感觉别无二致”，一个小时后，小范满身墨水地对我说。那庆功宴热烈，但没有设计中的神圣气息。 历史就是这样一出喜剧：10月7日前，历史就是“倒米”与“保米”，10月7日后，当“保米”的要清算“倒米”的时候，发现对面空无一人，因为“倒米”的统统“保米”了。阎世铎和王俊生亲切拥抱，李晓光和李响亲切拥抱，范志毅和郝海东亲切拥抱，我没有挤进去，只能顺手拥抱了门厅前的石柱子，发现上写“米卢，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墨迹未干。 这个幸福而混乱的堂会上，喝了好多好多酒，点了好多好多火，签了好多好多名，说了好多好多话，绿岛的女老总施然然过来，说：“我们要建铜像”，下面的人就震天地喊：“建铜像，建铜像”，米卢就问价钱，作贪婪状：“这么多钱，不如发现金奖给我们好了”，大家很配合地笑起来。 庆功宴过后，那些美貌的神秘女子突然不见了，半夜3时走在“绿岛”的园子里，可以看见薄雾如纱轻轻坠下，可以听见每个房间里似乎都有海鸥的轻叫，有两个好事者爬在窗台往里偷窥，差点惊了球员和女子…… 有人揭发，从绿岛流传出来的签名足球80%是赝品，队医或后勤人员伪造的，就此事，忠厚的老尹站出来声明：“怎么能污人清白。” 那天领出线奖金，李玮峰拎着塑料袋，里边沉甸甸全是现金，走进富丽堂皇的“万豪大酒店”时，他看见人们都对自己指着：“你看呀！李玮峰啊，天啊，真的是他”，他回忆“那一刻，手上沉甸甸和脸上烧烧的感觉让我知道，老子这辈子干足球真是太值了……” “绿岛”那月营业额又创新高，用一小部分补植了被踩死的草，半年后，被称为“南草坪”的地方果然塑起了41座铜像，都是“出线功臣”。这让事情有一些不得不说的结尾：一、有人认为作为客场向导的旅行社人员金家冀不应作为铜像之一；二、有人认为铜像应该塑上那个著名女记者；三、在五里河出资建造英雄浮雕的球迷孙长吉因政府没有按承诺作出经费补尝，很快就破产了，生活江河日下。 十年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 交乔峰这样的朋友，是可以放心的。在“聚贤庄”，连干一十八碗烈酒的契丹遗孤可以怀抱阿朱，力敌少林、武当、崆峒等七大名门正派，几乎力竭而亡。 爱杨过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放心的。在“绝情谷”，苦捱一十六年相思的神雕情圣，一夜白了少年头，最后随翅上刻了“情谷底，我在绝”字样的玉蜂飞扑而下。 有冯默风这样的追随者，是足以自傲的。在脚筋被挑，沦落民间打铁20年后，他还有勇力以一对铁拐潜入蒙古大营，毙强敌二十名气绝而亡。 甚至有李莫愁这样痴情得近乎变态的女子也不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烈火熊熊，欲火焚身，多情总被无情恼…… 十年甲a写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物件，这就是“情”。甲a十年，有一种东西像清晨第一滴露水滴在脸上，永远不干。 兄弟之情，男欢女爱，追随之志，很上古，很中世纪的情怀，有一天在玉林酒吧，和魏群喝了半打啤酒后我们摔了一地瓶子，大侠说：“男人不讲义气，还不如一头猪”，凭这句话，川西大地再有10年也出不了老魏这样的人物。 糙得像块石头的范志毅有一天站在海边神叨叨地说：“我，想了一下，我和李倩，认识已十年了……”李倩是他媳妇儿，已没有了当年的惊艳之貌，如果她听到小范在威尔士某个海滨对10年前的细腻回忆，一定会年轻5岁的。 还有一些小人物，生活对他们就像一次初恋，而初恋永远不会从硬盘中删除。 甲a十年，足可以轰轰烈烈地爱过一次！我们都曾肌肉痉挛，都曾海枯石烂，都曾泪眼婆娑，都曾像“黑铁汉”张恩华一样光着膀子在海埂被如血夕阳照出个粗犷剪影，和兄弟们对喝啤酒，像真正的哥们儿一样把空瓶子扔到远远的地方听哐哐的回音。 ———“那日子真他妈牛逼”，说完这句话，我们才突然发觉离这阳光灿烂的时光已很久了。“此情可待成追忆”，生活就这么混蛋，所有美好的情操、凛冽的义气都被“money”极端合理地挟持了。背叛或被背叛，出卖或被出卖，私通或被私通，甲a10年前最弥足珍贵的东西，已成一卷手纸。 告诉人们美好的东西，善辨掩埋后来的蝇营狗苟，我们这个“十年情”专题是头上悬挂的名匾，也是对过去十年“情如朝露”的一次追悼。 我们在感动之余有一丝不可换回的痛心疾首，然后从mp3上下载一首谭咏麟的名曲《像我这样的朋友》。 友情 魏群对自己的激烈行动有着合理解释：“我能不冲过去吗？难道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兄弟被别人殴打的声音吗？那我还能叫‘大侠’吗？” 魏群是个世俗哲学家，也是个行动家，所以他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以此支配每一个行动。“回归枪战”是被媒体讹传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老魏没有枪，“大侠”只存在于冷兵器时代，那天晚上他只有一对拳头就冲进强敌环伺的“回归酒廊”，小兄弟许晖被人欺负了，“江湖告急”，魏群接到手机后用了10分钟就让小兄弟看到了希望。 许晖为女朋友过生日party，一帮陌生人骚扰女友……故事和香港故事片很相似，在主流新闻的采写中很难找到支持魏群的。但魏群不在乎：“老爷们儿不讲义气，还不如一头猪”。打完110报警电话后，他第一个冲进战团，他干倒了4个人，第5个人击伤他的左臂，然后110赶来对天连鸣三枪。 魏群一生征战无数，几乎没有一战是为了自己，另一个队友扬哲有一天在“空瓶子”酒吧对我说：“老魏为了兄弟伙出走，所以老子绝对不和他们喝酒”。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是新老板“冠城”的曲庆才，魏群赢得兄弟的尊重的方式粗糙而朴素。 像周润发一样活着，像“阿飞”一样活着，成为老一代甲a球员的生存方式，用伪道德家的说辞去评论他的行为是徒劳的。 张恩华对“江湖情义”充满留恋，“那时候，前往昆明冬训的人都要坐好几天火车，真的像战友，大家凑钱向小贩买酒，买烧鸡，真是‘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喝完了，小队员就靠在老队员怀里睡觉。”到了海埂基地，老大们就纷纷拿钱给没钱的小兄弟们买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给他们买营养品，甚至帮他们和快分手的女朋友斡旋———“像一个大家庭”，大黑说。 张恩华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们在俄罗斯比赛，没钱了，怎么办？潘毅、庄毅、我就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卖了，人民币80块元的羽绒服卖了3000多卢布，折合汇率赚了5.6倍，然后就给朋友过生日，喝的是烈性伏特加，吃的是国内带去的火腿肠，那才叫友情呢。”甲a10年的初级阶段，“友情”两个字很重，就是大雪天可以脱了棉袄给朋友穿上的那种情义。 小范———大头，海东———继海，李铁———吴承瑛，王俊生———许放，发哥———丁力……王俊生这辈子只为两个人哭过，一次是毛主席死的时候，另一次就是许放死的时候，那天他喝了酒回家，把《梦驼铃》连放了十三遍。 戚务生把两万元钱交给李铁时，铁子纳闷地问：“戚导，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曲乐恒？”戚务生说：“我不认识，就觉着这小孩挺可怜，你把这钱给他吧。”江湖救急不救贫，大戚只是对这么一个悲惨故事听着心里堵得慌，就要把一个月工资拿出来。这事儿我问过大戚，他说：“噢，2万元钱，养不了这孩子一辈子，但我觉得自己该这么办，那句成语叫什么隐之心，恻隐之心，对着这句话，这圈子里就应该有一种良心。” “十强赛”前，中国队有人在绿岛打麻将被队里“抓获”，其中有两个大佬，一个是郝海东，一个是范志毅。有趣的是，在“审问”过程中两人都主动为对方开脱，这个在中国管理层眼里极严重的事件却一直被中国足协封锁，南勇告诉我：“像我这么狠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重罚他俩吗？因为我认为这是坏事中的好事，郝、范一直关系微妙，平时连说话都少有，但进了绿岛后他俩却经常在一起切磋业务，从而把两拨人也聚在一块儿，这次能在一起打麻将，从某种层面上证明国家队是团结的。你信不信，他俩在十强赛中能配合进球。”话音刚落，范志毅用头球为郝海东做了一个助攻。 一直在埃弗顿坐板凳，李伟峰在利物浦给范志毅打电话：“我快死了。”范志毅在电话那头狂吼：“兄弟挺住。”；郝海东永远和孙继海成为“同居密友”，据说因为郝海东睡觉怕风怕光怕有响动，只有孙继海尊重老大怪异的习惯；张恩华去英国跑遍十几个小店，只是为了给吴承瑛买回一条专治腰伤的护带，而吴承瑛从未向他提起过这个要求；大连实德队有个“f4”组合，安琦、季铭义、邹捷、张亚林，雷打不动他“纠集”在一起看碟、逛街、喝咖啡、做力量。 一切都是因为默契，有一个镜头是“哥们儿”之间永远要记住的。 那是2002年5月19日，李明在联洋花园一座公厕边上的马路上被米卢废掉，“你不能跟我们去韩国世界杯了”，那一夜李明很崩溃，那一夜李明想拿起刀子杀人，然后大头、小范违反队规冲出基地，陪李明一起在酒吧里喝了通宵的酒，放着臧天朔的《朋友》，把酒瓶子扔了满桌子，天亮后他们一前一后送李明去浦东机场，并在飞机闸门前拥在一起合影，热泪长涌，李明说：“我们要笑……至少我还是李明，至少我还有这样的朋友”三个铁哥们流着眼泪大笑着留下一张表情怪异的照片。 有人把这张照片拿给米卢看，他眨着眼，挠着灰白头发，说：“他们真的是朋友”。 十年谜 有些谜永远不必说 我不知道的肯定超过我知道的，事情就像冰山，9/10躲在海水里高深莫测行迹可疑。 所以，我们把“杀青”这一集定为“十年谜”，用未知符号结尾，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这正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全部了。 好在中国足球不是司芬克斯，说不出谜底就将会被生吞活剥。它只是藏在太和殿匾后雍正的那道传位遗诏，是尼斯湖时隐时现的长颈怪兽，是《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铁甲船，是《英雄》中秦王嬴政与刺客无名大殿上的对话机锋，江湖故事，尽管由人传说。 十年之谜，一个黑匣子的故事，隐隐有王素微女士的声音，沈阳海狮财务部的账本，实德系的裙带和米卢的玫瑰花。 有些事情是永远解不开的，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 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的状态显得很有趣，它像旧时候的染坊，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染出来的布又易褪色，穿在身上光怪陆离的。 何必把每一件事情都说得那么清楚呢？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或者上帝一发笑，人类就思考。徒劳无益而已。 中国足球过去十年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说不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图。喝一瓶“小糊涂仙”，看罢正史、野史、掩卷而笑或昏昏睡去。 南勇先生曾说：很多年后，有些历史才会被以正视听。我有些怀疑，一场大地震可以把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从侏罗纪翻出来，但不可以把有些秘密翻出来，因为“不可说”。 有一本书叫《走向未知世界》，揭示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无知，可能真是这样的，中国足球是一本“未知世界”，说清楚于人于己皆不利。 像一出风花雪月，一部清宫秘史，一场智力竞猜，从谜中来，向谜中去，中国足球是迷途羔羊。 断 几乎国家队所有的决断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记忆好像头发，时间久就会分岔，一根线索上结出两个或更多版本。 “换李铁”，久而弥“谜”。据说李铁上场第一次失误时，戚务生就“腾”地一下站起来，然后他又站起来……当他第4次站起来时，就示意换下李铁，“要坏事，东亮上”。老金和大迟力劝他不为所动；另一个版本却是，大戚还在犹豫之际，教练席上有人不断地在他身后念咒般说：“换！换！换！”声音比看台上数万声音更清晰可闻，是因为这个声音代表着专业和权威；在王俊生的回忆录中，这一1997年十强赛极敏感的事件也被语写不详地带过。我问过大戚，他总是沉默不语。不过可以相信的是，“换李铁”绝不仅仅是因为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老金评说这次灾难性的换人：“两个人打架纠在一块儿，越是胜负未分越不能轻举妄动，一动，就等于挠他的胳肢窝，精气神全散了”。 之于“换李铁”的技术失误，“保平争胜”的口号被认为是臭名昭著，但王俊生和戚务生、金志扬均有自己的版本：“在赛前准备会上，我们要求的是首先搞好防守，只有在防守不出现漏洞的情况下才可能取胜，这是兵家常识，所以提出‘保平争胜’。”但两种理解之间有歧义，当事人当时究竟怎么想的，事实上从排兵布阵而言，这是一个进攻阵容，我无意中翻看过当时的会议笔记，似乎从两方面理解都可以。 米卢是个造谜高手。那天晚上，他在马路边上“废”掉李明的武功，成为世界杯前后一大谜局，替补李明出征的高尧却一分钟没上，米卢和李明有私仇吗？ 我问过米卢，他说，本来足协提出由组织出面先和李明谈话，但米卢说：“no，这样反而会伤害他。”可是，路灯下惨淡的一幕发生了，李明欲哭无泪，当时与李伟峰夜出营地，在酒吧通宵长饮。传闻国家队曾想处理二李，但恻隐心起，只是在电话里吩咐大头“关照李明”。 有人说，李明在一个私下场合顶撞过米卢，李明在被“废”之前也得到过暗示。 几天后，在澳门与葡萄牙一战，中场休息时爆发了“争吵传闻”有队员公开指责了新的中卫组合是米卢的败招，惹得龙颜大怒。奇怪的是，同在休息室门口的队员却说出两种版本的证词，“没动静”vs“动静很大”。与通常一样，足协出面平息了传闻。 整个世界杯给人的感觉像一场大梦，醒来后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十强赛第一战前，有两个老队员在驻地聚众赌博，那天晚上朱和元抓了个现行，要开除他们，让他们当晚即收拾行李，但南勇出手制止了这一愤怒举动，世界杯举国瞩目，遣送队员回国必然引起轩然大波，政治家用政治的眼光看待了这一问题——事情保密得非常好，几乎无人知晓。 这两个人是谁？已不是一个谜团，一个是郝海东，一个是范志毅。 打土耳其之前，中国队的大巴因为一个意外事件推迟了出发整整15分钟———小范拒绝前往球场。中国队结束世界杯之旅那天早上，小范在大堂吧断断续续说出一个版本： “比赛前一天，胡里奥代表米卢通知我准备上场，认为打土耳其必须用我这样的后卫，队医也认为我的伤情已无碍；然而比赛当天上午，足协的领导都来给我做思想工作，通知我不用上场了，我人都懵了，这不是在耍我吗？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米卢变卦了，还是足协有其它考虑，这事我永远弄不明白谜底的。”所以，范志毅赌气不出门，直到南勇给他反复解释，他才郁闷地拎包上车。 米卢的用人想法究竟如何？有人说小范和李明是好朋友，在李明一事上小范强出头使米卢心生芥蒂，但这种说法有主观之嫌，毕竟米卢曾派胡里奥通知小范上场。 但米卢为什么又在小范身体无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不足12小时就变卦了呢？他的历史上从未这么做过。 中国足协vs米卢的过程中有两个故事，在谜团中闪着刀光剑影： 一是米卢在足协办公楼里对足协官员的批评说了一句：“我一直就没有训练提纲，我带这么多队伍都这么过来的，你们应该听我的。”南勇一字一句地说：“我可以把你聘过来，也可以解聘你，你信不信？” 二是在卡塔尔，有一天米卢提出不和国家队住一个楼层，而想搬到更方便的另一层去，南勇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米卢没有说，但南勇很快明白米卢要搬去的那个楼层住着一名女记者，于是说：“我知道那一层，你可以搬到那一层去，但同时你也要搬出国家队”。米卢妥协了。 翻译虞惠贤手里有本笔记，羊皮面的，上边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对各种谜团最权威的解释，有人曾提出10万人民币高价购买，老虞不干，当价格涨到二十万时，老虞想了想，说：“搬家时弄丢了。” 一个新谜团，老虞的笔记本是不是丢了呢？ 大连 大连，固执而可爱的城市 谁都不可能知道公元1899年的大连是什么样子，但在大连足球“活字典”朱元宝老人提供的资料中，我们仿佛能虚拟出当年生存在凛洌寒风的那个小渔村。 它应该有很多条铁、木结构的旧式渔船，有很多沿海而建的低矮房子，有很多胸肌强健的壮汉凭捕鱼技能照顾着各自家庭，每到夜晚，女人和小孩凭海而候。那一天，海上突然来了一条人未见过的大轮船，发出机器的轰鸣声，然后就下来一群外国人，他们长得和渔村里的人都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是他们带来了足球，就在码头空地上踢来踢去……后来穿长衫留长辫的大清子民们也加入进去。外国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叫“大连”的渔村的人们在足球方面很有天赋，曾经一个德国船长和“小五子”比试脚力，船长一脚抡开60码外，“小五子”愣头愣脑地直接开到海里，溅起好多泡沫。 ——之所以在100年后提起100年前的那些野史，是因为我需要弄清一个问题——10年甲a7夺其冠的大连人，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支撑，这个无论国民gdp、城市面积、城镇人口、金融中心程度、科技水平都排在中国15名之后的中型城市，建市仅104年，为什么就能在足球领域取得这么决定性的建树——虽然只是相对于中国足球水平而言，但也足够了。 让我们讲故事，很久远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对解释大连10年甲a更有帮助。 在中国行政版图上，大连只属于二流城市，但行走在人民广场、星海广场、老虎滩、中山广场时，你能感觉得到很多别的东西。闻到微微飘来的海腥味，听到人民体育场传来的“加油”声，以及只要你对这座城市有所诋毁便会招来的近乎搏命的反弹声，你知道安琦说的话没错：“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 这座城市最资深的足球记者王维民不谈足球，只谈人种，也谈大连人原本叫“海南丢子”——“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都是连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帮胆子大的就划着小船，抱着舢板向北漂，听说北边有个地方挺好。路上冻死了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还有些意志不够坚强的人半道上折回去了……到了这里的人都是经过优胜劣汰的，就像当年从非洲到美洲的黑人，体格最好，意志最强，而且争强好胜决不言败。山东在大连的南边，‘海南丢子’也是大连人。” 大连是一座很矛盾的城市，大连队是一支很矛盾的球队。 虽然大连是一个非常缺乏历史的城市，但这样一个城市却有一支很有历史纵深感的球队，虽然大连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上海、广州甚至西安、成都、沈阳比，但大连队的球风却最为大气。 现在的人民体育场外芳草如茵，但在30年前，20年前它还是两块黄土球场。据邹捷的父亲回忆，那时候最崇拜的一个球星叫“王长泰”，踢前锋的，名气绝不比现在的郝海东小，工人们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夹着饭盒就浩浩荡荡地直奔球场，边吃边看，用金属勺子把铝皮饭盒叫得“咣咣”作响。 人民体育场外场的两块土场子已随无数双脚飞扬的尘土变成历史，但几千人狂热围着业余比赛的情景想想都叫人激动，王维民说：“这就是这座年轻城市却有深厚足球底蕴的原因。电机下、印染厂、路桥厂……每个厂队都会有一个球星，如比说‘小胖子’，比如说‘小秃子’。李明、张恩华、徐弘他们都是在这个氛围下薰陶出来的。” 那时候大连人有一道奇观，但凡有小孩的家门口都会摆着一个装了砖头的军绿书包，干啥？小孩放学后拎着书包摆在马路边上就是球门，几个大叔会激李明，“你看那骑车路过的人，能一脚球打在自行车尾灯上吗？”李明就会受激，一脚过去……然后是骑车的人追骂，然后李明就练就无人能出其右的右脚。 ——没有人能像这座城市这样把足球当做全部生活，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当然和它缺乏大城市的物质生活有关系，当年，大连民风如此谆朴而热烈，导致除足球以外空无一物。“哪怕你只是一个厂队的球星，半个城的姑娘也会知道的，这是动力。”王维民说。 一个练了100年足球的城市，是应该10年7夺其冠的。虽然大连队失落了甲a最后一个冠军。但没有人会因为失落了这个冠军就认为大连退出强队之列，事实上敢说创造“xx时代”的球队，只有大连队。 重要的是，虽然这支球队打法看上去并不那么讨人喜欢，甚至它频频夺冠让人觉得带来了一种无趣——但可以借用对德国队的一句评点：“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得尊重它。” 在朱元宝老人的统计中，这座城市一共为中国国家队输送了101名国脚。徐涛在反击“实德系”时有一句不讲理但有趣的话：“全中国的球队，随便哪一支都有大连人，难道这全都是实德系吗？” 这座城市有它的问题，比如说下岗工人，比如说缺乏高科技、高教育支撑，比如说缺乏金融中心的声援，比如说这支球队后边的老板究竟能有多大财力？但它始终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城市漂亮，街道干净，阳光灿烂——重要的是漂亮，一群长腿长手的少男少女从你身边飘然而过，会想起多少大连人宣称的“大连就是人种好”。 不要把大连当成沈阳，它也不是老家山东，虽然身处海边，但这座城市的性格与青岛、珠海、三亚都不一样。这支球队令这座漂亮城市里持一种不太漂亮的打法，制造出一段历史。 去大连无数次，在“上岛咖啡”、“i55酒吧”、“新东方”，在老虎滩七只老虎前，在“怪坡”上，在据说不相信眼泪的金州。记忆很复杂，结论很矛盾。 这一座自尊心极强的城市，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打法和生活方式，可爱得真想和他们一齐喊声“血彪！” 大连：在矛盾中掠夺各种荣誉 最让人感兴趣的故事是关于现在关于100年甲a的，为了让故事清晰，我们把它按人物顺序罗列。 1994年，那年还很少有人知道王健林是四川人，因为他为大连做的事情确定太多了。 “以讹传讹”的黑皮包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这一年的冠军底子是戚务生打下的，名宿张宏根只是“面儿”上的事，但这样说无论对活着的大戚还是死了的张宏根都不公平，张宏根很用心，以至于有一天晚上突然喝着酒就泪流满面，为了这支队伍能在第一年甲a获得冠军，他殚精竭虑，在10年甲a最后一轮的前一天，张宏根去世，这样好像就是天意。这个老人为大连贡献了能贡献的一切，临死前他专门说起1994年的往事。 第一个客场是打延边队，王健林拍着大黑皮包说：“都在这里”，其实这是个江湖的以讹传讹，一个大黑皮包装不了那么多钱。在当时，王健林对“职业化”的理解那么纯真而理想化——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的火光一直烧到他退出，让后来者上海抢去眼球。 1994年夺冠之夜发生了一件事，在喝酒庆祝的那个饭店，十几个队员把全部存酒都喝光了，老板急得下行，亲自开车到另外的分店去取，等回来时，发现人大都在桌子下面去了，吐了一地。 1995年，迟尚斌从日本回来后还带着光环，这一年大连万达虽然没得到冠军，但迟尚斌和队员们都合做得很幸福。王健林在提前二轮就召集全队开会时说：“我们只会在这一年没有没有冠军，但以后我们年年都是冠军。”掌声雷动，据老队员回忆，会场还有人小声喊起来“明年打倒申花、打倒根宝”的口号。 王健林的决心从不是空头支票，第二年他经常窜到场子内指挥比赛，客场打八一时，上半场大连队以0比2落后，王健林说：“今天只有你们扳平就算赢球，我把赢球奖翻番！”“翻番”的喊声响遍全队，甚至传到隔壁坐着的刘国江耳朵里，那场球大连队队打疯了，40分钟打成2比2平。在“高原神话”不可战胜的情况下，这一战是神奇的。 “三代才出一个贵族”，刘仁铁的点评是有道理的，大连队自甲a开始就定下一条规矩，“客场一定要住五星级酒店”，没有老板出钱是不行的，没有花钱的热情是不行的。那时大连队对辽宁队有个嘲笑：“你看，进驻酒店还得穿队服，为啥？不就是为了让酒店知道这是足球队，这样能打折。” 1997年的“傻逼”故事 郝海东不是大连人，但他现在基本让人遗忘了他的青岛祖籍。关于他的传说已经很多了，但最令人吃惊的却是下面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傻逼”故事： 那一年大连队还是冠军，但是与上海申花最后一战却被打破了57轮不败的金身。这让刚转会大连半年多的郝海东很郁闷，当范志毅他们簇拥在一起欢呼击败大连的胜利时，郝海东突然对着某处喊了一声：“傻逼！傻逼！明年你们要是还这么踢，我就不玩了，就你们自个踢去！”郝海东是非常不满意大连队这一场比赛的战术和队友表现的，矛头直指迟尚斌。 “傻逼！明年你们自个踢去！”从镜头上看过去，赫海东声音的方向确实是指向迟尚斌，大迟闻声向郝海东走了两步，却被助手拉走了。“傻逼！”郝海东的声音还在传唱。 这个故事的发掘是在《足夜》记者不经意间从历史资料带中找出的，虽然时间过去6年，但声音清晰可闻。 大连10年甲a，郝海东参加了7年，没有郝海东的大连队是不完整的，就像吃海鲜少了些海腥味，上面这个故事要说明的不是郝海东的乖戾，而是率真。他永远会对一个人、一场比赛、一个球，有自己的见解并会用炮弹般的风格发射出去。后来他射向了米卢，并不是对米卢有什么成见。 郝海东在1997年的上海说：“明年，你们自己踢去”，但是终于没有离开大连，而且一直踢了下去，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成为大连队的主教练，像地道的大连人一样在这座城市养儿育女。 王鹏用打牌来说明郝海东：”每次，他抓了一把臭牌，我们都劝他——‘郝董，交了吧’，但他死话不肯交牌，这是他的性格，‘牌还没开始打呢，凭什么交呀！’谁都知道这牌在手肯定输，最后他也输了，但他就是不会在比赛开始前认输。” 一个青岛人，却成为大连人的精神领袖。他是山东人。 来了，说得是离时的话 徐根宝一开始就注定是大连的过客，这一点似乎也成为城市性格规律所有的上海人在大连全成为过客。 那天晚上，接任万达主帅的徐根宝住进了万达大酒店。一个上海人要搞定大连人的故事按照江湖的路子去办的，他给徐弘打了个电话，又让徐弘给李明打了电话：“你们过来，我有话给你们说，以后就是自家人了。”徐弘接到电话后给李明打电话，但没有明说：“你来一趟俱乐部有事情。” 在徐弘先到的那一个小时，根宝和他交了心，也交了底，徐弘表示：“没问题”，而此时李明在路上却撞了车，他只能叫一个朋友帮他看着车，匆匆赶到万达酒店，进门看见根宝时不觉一愣，“没问题”是李、徐二人不断向根宝承诺的。但事后李明说：“我其实当时对徐导也有些意见，但大连队这时候需要团结。” 根宝第一年夺了冠军，第二年刚开始就下了课。他的一套“前门后门一把锁”的管理办法激发了内部矛盾。李应发在下半年救火，直到最后一轮还在保级，张恩华说：“那一年我们绝望了，也很纳闷，大连队怎么会这样呢？直到科萨来。” 科萨正式执教大连队是在2000年底的足协杯上，输了，让山东人成为“双冠王”。张恩华还记得科萨说的第一句话是：“从头再来”，这句话也是10年甲a最后一轮中科萨说的。 关于科萨，李明用了三个角色来定位：“父亲”、“朋友”、“陌生人”。前二者好理解，最后一个角色是指当科萨觉得得你已不能为球队效力，或者犯了大错时，冷得像一块岩石。其实你永远搞不懂科萨到底是什么人，这个老江湖之所以成为不了大连最成功的教练，正因为你无法将之定位。 等科萨来到大连，大连队的实力已不像1996、1997年那样不可一世（那时大连经常会有六七名主力国脚），正是胡兆军、张耀坤、王圣、阎嵩他们没上来的时候，但他们仍然夺得了三个甲a冠军。 “感谢你们这些时间给我的支持，以后你们需要胜利”，科萨在来到大连第一天就在说这句像是告别的话，直到10年甲a结束，让人觉得明天就要离开，但他和郝海东一样终于没有离开。这是规律。 也许到了2004年，科萨还会回来。 最好的宣传品 这个城市显得很矛盾，有时候郝海东可以指着迟尚斌骂“傻逼”，有时候安琦可以和李明在场上吵起来，有时候科萨会和俱乐部高层弄得悻悻——但一切都会过去，他们之间自动会找出感情的粘合剂和好如初。 用一个年轻人的眼光来看待大连队比较真实，安琦说：“大连队是最有信心的队，它不会在失败面前低头，当你进这个集体，就会有几分心理优势，觉得我们才是冠军——这一点在场上很重要。我们这座城市像一个大家庭，队员之间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明白。” 都说大连人大大咧咧，但这座城市的人们，这支队伍其实很细心，大连人好面子，大连队员讲究生活质量——一支冠军队伍的成员必须在生活上看上去也很像“冠军”才行。 哪个钟表商要是够细心的话，会发现大连队是最好的宣传品，甲a15支队里，大连队员拥有的名表最多。在很早以前的困难年间，人们哪怕吃不上饱饭，也要戴上一只国产好表，穿上“华达呢”裤子。 与上海人有近似的地方，但大连人有股狠劲，一切尽在10年甲a中表现得很清楚了。 科萨坐在草坪上，对我说：“什么是大连队，什么是郝海东，什么是科萨。这支队伍这些人按照足球本身的规律在工作，胜利就会像这只装在裤袋里的手机，当有了信号时，就可以任意拨打。” 江湖上对徐明是毁多于誉，但这个看上去的年龄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人在翻云覆雨中，固执而有效地完成着他的计划，比如王健林，他少了些热情和率性，但经过了坚定和算计，一个城市极深的人可以成点事情。 王健林、徐明、科萨、郝海东。10年来，4个人穿过了各种情节，整个中国足坛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有一句话：不过如此，这座城市10年来的故事与角色，在矛盾中掠夺各种荣誉。 上海 上海，一个蛋壳上的城市 “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长江）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今本县（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岗身地带，即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同治上海县志》 在高楼鳞次栉比，霓虹入夜妖冶的上海今天，这段久远文字的出现让人时空交错。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超大城市的根基是一段淤泥，在冰川过后，随海岸东移，世界上所有的风情万种开始其实不过就是泥沙。 修建地铁时才发现上海的地基薄如蛋壳，江湖传言说上海迟早会面临新一轮的海水浸泡。但是一切都挡不住上海人民在鸡蛋壳上建起一个又一个建筑奇迹。有人统计过把上海的高楼串连起来，长度可以抵达月球。 不论是上海申花还是上海国际，都是在蛋壳上进行高投入的建筑工程。它们成功了，像用了一个赛季再造一枚“东方明珠”塔。 这种上海式的成功不可避免地都会裹上一种银的色彩，在“磁悬浮”顺利通车的那一天和上海申花不顺利夺冠的那一天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大连人以“人种”而骄傲不已，上海人懒得比人种，他们认为最好的人种都可以用钱买来，最好看的火光是烧钱的火光。 外滩在上上个世纪中叶不过是一条出没芦苇丛中的行道，但不久它就成财富神话的发源地，上海总会酒吧里吧台的长度达到110.7英尺，泡沫和欲望一起横流。 上海滩的足球开始的方式与大连一样，是水兵上岸嬉戏的结果；但它发展的方式却不一样，很快就成为买办经济的附带品。即使球王李惠堂也把脚印留迹于此，但古老上海不会像大连那样作为与日、俄、英较劲的利器。足球就是足球，上海人想。 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注意会踢很灵秀的足球，因此也染上了“软脚蟹”的毛病。某一天上海人想硬起来，就出现一个徐根宝，某一天上海人想夺冠，就会由市政府出面烧钱。 没有充足理由去批驳，在上海薄薄的地基上修起摩天大厦，所以也不能怀疑他们能一个赛季就创造冠、亚军。 战国时期春申君开黄浦江，是个很人为的奇迹。从那时起，这个城市（渔村）就喜欢动用众力制造奇迹。 身在这个城市，根本不可以背叛它的地理环境：哪怕是只鸡蛋。 北京 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年毛主席带大军打到北平城下，有高人进言：“缓进城”，为什么？因为这座城市实在太大，千年帝王之都上空蕴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博大精神之气，哪怕主席这样的伟人也得缓进——为了新中国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毛主席才在西柏坡盘桓数月，择日进城宣布了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否则建国还要早”，老人们说。 北京有多大，东西长160公里，南北长176公里，当年祥子拉着偷来的骆驼从南城外绕到北城外进东便门，足足走了半个月；现在在北京混的人，就是那帮“北漂”，东城住了半年还没有跨过西直门半步。 走在这座城市里，会从身体和心灵上迷路。 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20000名来自各地的艺人削尖脑袋找路子；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五湖四海的乡镇企业家揣着支票想做大做发；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颗理想被粉碎得如沙尘暴的粉末然后重新勇敢聚集，再被无情粉碎。 一座乱七八糟的超巨大的城市，可爱且可恨，像昨晚刚饱吃一顿涮羊肉的胃口，它可以包容一切，可以消化一切，有的就留在身体里成为某一部分，有的则是从下边不露声色地排泻出去。 最前卫的想法在广州，最炫丽的玩法在上海，我们不认为北京是头脑，是心脏。它其实是胃，它不排外，可也别指望它怎么热情地待见你。 北京是很牛逼，不管不顾别人想法的牛逼。大街上随便一小孩就可以对你大讲“沙尘暴的忧患和治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就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国家大政方针。京片子嘎巴嘎巴的，也不晕镜头。哪怕吃的只是炸酱面，也要管国家大事。 后来拍了一个《决战紫禁之巅》，刘伟强（该片导演）一定没去过北京，至少没进过紫禁城，把个布景弄得金壁辉煌，衣着光鲜的。其实真正的皇宫就是大，并不精致，皇上就是高高再上，但并不是小帅哥——崇祯皇帝拿着宝剑追砍自己的女儿，“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苦啊。 真正的北京人已经不去“三里屯”了，北街是农民去的，南街是外地人去的。真正的北京人现在去“后海”，也就是朱自清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写过的“什刹海”，真正的北京人看不起上海的“新天地”，“那哪儿是泡吧，就是一新型的音乐茶座”。眼神斜斜地说。 “后海”酒吧全是老房子，“老白的家”、“莲花”、“可汗督吧”……那里的一只门把手都有上百年历史，一只烤红的铁炉子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你可以把从西山上砍下的柴禾送进去让熊熊火苗打在脸上，也可以与小厮谈尽天下事，但从不赊账，晚上看什刹海的湖面变变结冰，早上听冰面“哗哗”的融化。 生活于是生动起来。 这是北京人认为的品味，是“ssic”，不是很新的“新天地”能够比的，“大”和“老”，是解读这座城市的密码。 遗憾的是，这么大这么老的城市，在足球方面却找不到太多的根基，无论大连还是上海都在100年前开始踢球，但北京——我们中能从谢洪的《京都球侠》里寻找传说中的香火。直到主席从西柏坡走进这座城市，把“北平”改回为“北京”，王俊生、史万春、徐福生等才开始踢球。 “幽圳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是成天府之国”、这段古文有点不靠谱，这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和“天府”沾不上边。忽必烈攻进北京就命名了许多“海”，北海、西海、中南海、什刹海——这是因为生于草原的他从没见过海，一洼水面也就是天下美景了，后来他打到杭州打到福建应该有点后悔。 但是我爱北京，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小时候“前门”附近出售的陶罐装正宗酸奶和现在永定门附近的“满朋轩”羊褐子。 冬天，走在来不及扫净的雪地上，听脚下“吱吱”欢唱，昨夜的一场宿醉还有点上头，夏利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传来陈升清唱的《北京一夜》——“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 北京，幸福只在区间1994－1997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 北京国安俱乐部直到挂牌那天还没有制作出属于自己的队歌，有人唱起了《京都球侠》的曲子，就招来此骂：“那些个人最后可都是被老佛爷拉出去‘咔喳’掉的，你这嘴怎么这么欠。” 事实上北京国安创造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像《贫民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多年以后，患了结肠的老金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之上还长嗟短叹：“那球，踢得够味！”这也是老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北京国安的幸福生活只在于1994-1997这个区间，越往后，越加乱七八糟，像一场关于恋爱的考古。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但市里边说“球队产权不能全部搬光”，但正是中远要球队产权，所以出钱最多的是它，生意最后没成。 历史不能翻看，翻看就会觉得趣味盎然，这个细节没有我问过徐泽宪，但国安注意将成为北京足球的伙伴，因为这家公司太符合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了，“大公司、小政府”是中信国安最正确的定位，李士林答应了市里边所有的要求，他不懂球，但爱球。 像是天意注定由国安来走完甲a10年，当时的合同价才140万人民币。商量队服颜色那天，老金看着先农坛的青坪说：“绿色”，就绿色了，没人想到这个绿色会给这个缺乏植被的城市带来无限生机。 1994年北京国安才打了甲a第8名，但它2比1赢了ac米兰，而且是清一色国产球员的情况下赢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干”，国安的人永远那么牛逼，赢球那天，有电台点播出了《京都球侠》主题曲，但其实这两件事根本不靠谱。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腰挺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 冬天的一场大雪后，北京国安的运势开始爆发，与此同时爆发的还有北京球迷发明的“牛逼”。1995年春天，李士林大声说：“今年，哥儿要是给我打进前三，我就买房子奖给你们”，下面人头攒动。那个年代房子是最大家的一笔财富，意味着生活可以因“二居”、“三居”而稳定安康。散会时，谢峰和曹限东探讨起了装修的风格，“一定要榉木，而且是红榉。” 真正的国安队员和国安球迷没觉着“牛逼”这个喊声有什么不好，在那个奋发向上的年代，没有人会把它与畜类生殖器官扯在一起，它反而是一个声频记录，闷声闷气地像低音重炮里发出的美好记忆。 你马上去问老金关于1995年，老金还会说：“国安年、申花运”，意思是北京国安创造了1995年，只不过运气在申花。老金不算夸张，北京国安队那年就像一个激情四射的京城帅小伙，让人着迷。 那一年发生了好多事。 最后一场比赛2比1胜宏远，全场人都在先农坛球场燃起了打火机，莹光闪闪的，不时响起一次性打火机燃烧过度而炸碎塑料机壳的声音；球场外老字号的“南门涮羊肉店”彻夜未眠，警察调解了二起小纠纷，说：“再闹，再闹明年不让你们看球。” 第二天一早发生了一件事，胡建华、郭维维、谢少军、吕军头一个来到队中，齐刷刷向全队鞠了一个躬，因为他们每人分得一套房子，无比感动的样子。因为原本分房子的只是曹限东、高峰、谢峰、符宾，老金连夜给老板李士林吁请，“一定要再奖励那四个老的。” 一共8套房子，按照国营单位“福利分房”的办法分红。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腰挺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我们做的还很差就得到你们这么热情隆重的支持，我们很不安，等我们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时，再祝贺我们吧！”挥手之间，他老人家没想到中国足球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的日子还太遥远。 国安的绿球衣卖火了，40元一套还要排队，正版的国安下属的小公司“国安新航线”制作，在西单销售的盗版球衣则满地开花，二者交相辉映。 王军在俱乐部会议上驳斥了“保6争3”的提法：“要争就争第一”，李士林、老金、杨祖武、胡建平频频点头。“国安永远争第一”如此出台。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报纸捅出来的，伍绍祖就打电话给王俊生，王俊生再打电话给金志扬，金志扬再打电话给高峰……] 1995年年底，高峰和那英认识了地点是在北京市工会，一个晚会上。有很多“八卦”版本描述这次相会，但只有一个最接近真实：队友簇拥着高峰起哄，但最后是那英走过来向国安英雄高峰表示祝贺，高峰有些腼腆，还是说了一句“我们都喜欢听你的歌”。那么一点点像辣妹与小贝的第一次见面。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报纸捅出来的，然后全国各地转载、加工。不久，工体的铁门上就写出了“那英、xx”、“高峰，xxx”等字样；不久，伍绍祖就打电话给王俊生，王俊生再打电话给金志扬，金志扬再打电话给高峰，“这样怎么行呢？我们不管不行啦。” 高峰的出没越来越神秘，传闻还夹杂着曹限东和孙悦。 不过，2比1胜阿森纳，0比0平ac米兰，甲a第三以及足协杯冠军是国安这一年的骄傲。格雷米奥队因点球输了，斯科拉里发出一句魔咒：“中国队进世界杯，没戏”，国安全队都撇撇嘴。 那时国安队常常进球，进球后常常喜欢绕场狂奔，王俊担心：像这样下去，南方这厮会一口气冲到东三环处去。 [张路在回答“国安新目标”时，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有决心——‘5年内一定争中超冠军’！”立马有人反驳：人家上海都说明年一定拿冠军……] 高峰、谢晖、曹限东纷纷走了，三杆洋枪来了。9比1是1997年7月20日发生的，老金骄傲地说：“这个比分前无古人，我估计后也无来者了。”但在开场前他心里没底，专门问过黄健翔，“你看我们队那几个外援怎么样？”黄健翔查阅资料后，说：“确定不是水货，冈波斯还是正牌国脚。” 走了的人回来都往死里干国安，每个走了的人回来都进球成为一个“叛逆规律”；后来老金带着天津队击败国安队，让乔里奇立马下课。有人把这规律说给李士林，后者大怒：“走了的，就都别回来。” 祥福到国安很辛苦，还得了蛇缠腰，但他1998年获得第6，1999年夺得第3。他是国安甲a10年最后一个承继者。 李士林总喜欢闹“退出”，以2000年那次最盛，事情由王涛肘击延边队员被张业端红牌罚下而引起，李老板不干了，不仅发传真给中国足协“最后通牒”，而且在国安俱乐部开新闻发布会说：“足协不处理张业端，我们就退出”，有人问：“那我们参加什么比赛呢？”李士林说：“我想好了，我们把全队拉到国外打商业巡回赛”，众皆哗然。因为没有人可以邀请一支中国甲a队打商业巡回赛。 李士林才不管，他生着闷气回到了香河老家，那里有国安的一块基地，对面是国安提供给中国足协的一块正在兴建的地皮。据说当地有官员马上赶来安慰他，还问：“对面那块地，咱把它收回来吗？” 事情并不是赌气这么简单。国安还得参加比赛，地皮还归中国足协使用，王军宣布：李士林退位，李博伦顶替。 国安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生动。高峰、谢晖、曹限东、高德波带走了亮点，老金带走了精、气、神。魏克兴虽然敬守职责，但怎么看都像一个过客，虽然他用右手抽出一张扑克为国安争了第3名。 冬天，工体的草坪被第一次刷上油漆。 卡洛斯更是一个过客，他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来到一个错误的队。这个“巴西农民”在离开这座巨大城市之夜，面对批评，只是连说了三个“是的”、“是的”、“是的”。 在北京的彼德比在上海之彼德更有影响力。他喜欢在生活中“耍”，但在球队工作中不“耍”，关于他的女朋友们的绯闻与他对国安新人使用的新闻同等重要，2002年他得了第3，也许应该是第2。这个保守的俱乐部与这个开放的老外之间必然要展开一些斗争。斗争结束时，彼德离开了。 杨祖武接手的是国安的第4个险段。第一个阶段是老金和高峰他们的，激动人心；第二个阶段是祥福、克兴的，尽心支撑；第3个阶段是彼德、卡洛斯的，起伏不定，是不是把“国安永远争第一”改为“国安5年争第一”呀？杨祖武之第4阶段很短但很重要。 故事的最后是：张路在回答“国安新目标”时，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不会像外界传闻的那样舍不得花钱，我们有决心——‘5年内一定争中超冠军’！”立马有人反驳：“人家上海都说明年一定拿冠军”。 城市英雄：三个北京爷儿们 [李士林] 把李士林当作北京的城市英雄要冒风险，因为他口碑不好，但这个世界上口碑不好的人并不见得就不是英雄。至少是李士林在1993年的一次谈判后把北京队扛在肩头，而且与它同喜同悲。 前两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国安队身上，现在他隐退了，在幕后说话没有那么方便，他甚至忌讳说“幕后”这二字。但国安宾馆、国安俱乐部楼道里每一天都在散发着他的气息。 这是个喜剧也是悲剧，对李士林本人的无限敬仰是这家俱乐部维系至今的定因，同时，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字也成为这个象征的情因。李士林有一天感慨万千：“真不是我的事儿呀，不是我不想出钱，而是下边办事儿的人告诉我就这么着行呀！” 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源在于李士林不懂足球。 那天输给老金带领的天津队让李士林很没有面子，他冲进休息室对全队说：“明儿拉到香河基地去练，给我狠狠地练，专练各种角度的射门，90度的射门，180度的射门！教练、队员们想了很久想不明白,“这90度射门不就出边界了吗？这180度射门不就踢进咱自家门里了吗？”但不敢笑。 那天0比1输给厦门，他又冲进休息室：“那个‘驴蹬腿’似的是怎么搞的？还想不想干，我看这个队员就半年之内别上场了，俱乐部老总也扣发半年奖金。”虽然兵源紧缺，但杨祖武、张路面面相觑不敢劝。 那天王涛因肘击延边队员被红牌罚下，李士林不仅闹“退出”而且召集北京记者一起来看比赛录像。他认为王涛根本没犯规，所以就要对薄公堂：“张路，你常在中央电视台讲球，今天就在这儿给记者讲讲这个裁判误判在哪儿。”其实张路也认为这应是张红牌，但碍于老板的面子，就只能绞尽脑汁找出一套说词证明裁判的“错判”，情状极尴尬。 不懂球，但爱球。公正评价李士林对北京国安的付出有助于了解这支球队历史。据说，在文革时期保过王军他才坐上这个位置，据说他退伍之后还在朝外开过公司，但经他手里为这支球队开出的支票绝对是甲a老板里最多的，要求一个前退伍军人，一个北京糙爷门精于足球业务是痛苦的，他有他的问题，但当年是他向王军力荐要搞足球的。 李士林说：“国安还要出钱搞足球”，并声明：“绝不说大话，使大钱。”我们拭目以待。 [金志扬] 如果金志扬没在国安，就没有国安了，正是这份功劳让他最后以“居功自傲”离开国安，很合理的逻辑。那天李士林进入休息室，老金正光着膀子给队员们讲战术，有人提醒：“老板来了”，但老金仍然不管不顾，因为这块阵地的主角是主教练而非老板，仍然光着膀子。 虽然从“小、快、灵”到“快、抢、前”有点绕口；虽然有人说老金正好赶上了一个人的好时候，我们还是怀念老金头在休息室里荡气回肠的“精、气、神”。 老金最后负气离开了国安，再也回不去。但他热爱北京足球，有一年在上海输了球，他在公车上听到两个上海人数落北京队的不是，火了，当时就干起架来了，“1995年给我两个外援，冠军就是我的”，情愿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现在老金躺在病榻上，想想可能永远不会实现，这无所谓，他就像皇城根下一块青砖，很坚定地矗在那儿。 [高峰] 原来高峰用的是脚，现在用的是手了。年轻时他琢磨着如何把球打进30米开外的球门，现在琢磨的是如何把高尔夫打进80杆。 当年的高峰比现在帅，因为他有事业，现在他烦了足球，人没了精气神后就显得不那么帅了。 这是高峰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终结方式，这个当年坐火车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东北青年可能明年和那英正式成婚。生活开始完全走入正轨，也许不。 以后的事情对高峰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个风花雪月的昨天，像英雄一样。 济南 山东人都是善战者 有很多山，有很多水，有很多先贤哲人在教诲。 有很多路，有很多桥，有一百单八将在呼啸。 子曰“学而时习之”；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李清照“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辛弃疾的“峰里桃门看剑”；王羲之狂草挥舞“兰亭集序”……然后林青霞万种风情任水流，成龙大哥打遍天下无敌手。 看罢天南地北的山东人，就很想要一张大煎饼，卷一根标枪般的大葱。 山东，不只在山之东——泰山在南边，崂山在东边，梁山在西边，雀华山在北边；山东，不只山峦环伺——有趵突泉、金钱泉、黑虎泉、珍珠泉……七十二泉汩汩而出，有大明湖蛙鸣声声入耳，有微山湖上“我心爱的土琵裂”唱落夕阳。 诸葛亮千年之前发明的“抛石器”，化做铁道游击队芳林嫂没拉弦就砸向鬼子的手榴弹，再化做宿茂臻天兵天将式的俯冲头球。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山东人都是善战者。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年以前的盛世景象，和千年之后的保守谈和，这个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引领了中华民族行进千年后，依然固执地沿袭着古老的思维方式和人情方式，活像2000年前孔子开了一个大脚，未经中场消化便直接吊入2000年后。 因为山东，所以保守。 以至于当你走进济南城，发现这个国民gdp排名全国前列的省府竟保留着一座古城的格局风貌，狭小、陈旧、非常方便人与人进行亲情交流，见人就叫“大哥”，要不就是“老师”，恍然而回远古时代的某个情节。 山东人是复杂的，绝不像他们声称的“我们都是直脑子”，否则怎会诞生虚实莫测的“春秋笔法”；怎会诞生“兵不厌诈”；怎会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样婉约入骨的词句，又怎会有李小鹏或舒畅细致入微的触球方式。 千万不要相信山东人，否则就是对他们的误读。 就像一份煎饼卷大葱，别以为它是至简至俗的食品，入口始知其味无穷，刚柔并济；“食不厌精”的孔子后代，怎会草芥自己的肠胃，王姬右手一瓶“孔府家”，右手一瓶“孔府宴”——于百媚千娇中让你不醉不归。 在醉乡中，突然幻觉自己喝的其实是“三碗不过岗”，三拳两脚打死一头白额吊精的大老虎…… 寻找这座城市足球的轨迹变得相当困难，我们只记得当年皮球在头上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后来在殷铁生的指挥下“老虎不出洞，出洞就伤人”，再后来桑特拉奇用一年时光亮出些“整体足球”的画皮，再再后来——我们还不太明白。 不明白不会永远不明白，与董罡喝过一回酒，标准的外粗内细型，只有“闷骚”的人才能做成大事，只有鲁能的钱才敢盖过申花。打不过你，还不能电死你吗？ 山东足球是中国足球的一个谜团，这个大连人的祖先，中国文化的发端，沿海经济的大省，为什么在1999年后就烟消云散？就像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啸聚山泊，几成大业，而后却分山崩离析，晚景凄凉。 可能还得拿出点草莽气来。山东，自古造反有理，招安就准玩儿完。试看十年甲a后，山东人有没有种断喝一声：“该出手就出手，洒家的大脖子拳不识得你！” 这个时刻的情景，极像武松半蹲在狮子楼上窗台俯看西门庆，手抚解腕尖刀暗想：“杀，还是不杀？” 城市英雄：表一表打虎英雄武二郎 [断根老茂] 宿茂臻的命运和水泊梁山的一干好汉一样，只要你真正了解他的命运。 武松断臂，李逵中毒，秦明暴毙，鲁智深坐化——在山东，凡成点事者其果俱戚戚矣。宿茂臻现在正在英国，与其说深造，不如说避难，逃避内心遭受的重伤。 再没有一个人能像宿茂臻这样有着长了眼睛的头球了，阿里·汉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在发表退役声明那天，老茂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和山东鲁能的路走到尽头，外粗内细的他不想走“招安”的老路，只能走下策。 这样的做法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在他退役的当天我和老茂有过一次通话，我说：“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妥协”，老茂说：“为了自尊，这是最简单的路，也更真实的路。” 一切尽像他的攻击方式，简单直接，让人震惊。 一个算命的人在绿岛遥指宿茂臻：“此子面相雄奇，但断了山根，每到大事必受挫”，“山根”指鼻梁，老茂没有郝海东、李伟峰、祁宏、杨晨的鼻梁。 没去成英国是个天意，因为他之后的磨难说明这一点——受伤、不断受伤、不断受肉体的伤和心灵的伤，现在他去了英国，似乎是为了挽回一丝天意。 谁也不知道天意是否可以挽回。 累述宿茂臻为山东砸进去多少球以及进球过程没有太多意义，这山东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头球队”的领袖可以自慰的是：现在中国队连这个绝技都没了。 我想说一个细节：那年退役后，老茂第一次叫自己的姨为“妈”，因为母亲早故，姨成为他的继母，情感丰富的老茂从来没有叫过姨为妈。但这声“妈”，让姨她老人家热泪纵横，老茂也唏嘘不已。自古英雄多磨难，无情未必真丈夫，宿茂臻，山东英雄第一人，掐指一算，离水泊梁山已有1000多年了。 [玩耍桑尼] 桑尼(桑特拉奇)率山东夺冠时，离他们上一次夺冠都18年了。在山东要做英雄，没有点时间累积不行，但桑特拉奇只用了一年。一个只会长传冲吊的球队不仅拿下甲a冠军，而且拿下足协杯冠军，不说后无来者，但是前无古人。 他对山东陈旧足球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年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中间的奥妙，这将他生活作风中的很多不合世俗想法的东西抵消掉了。他有个情人不重要，他喜欢泡吧玩耍也不重要。 济南荣誉市民桑特拉奇先生离中国队主教练的坐椅相当近，但他突然想玩中国足协一把，宣布与山东鲁能续约，否则没米卢什么事儿。 但一切没有发生，他走了。事情一夜间发生巨变，一夜情没有变成多夜情，他在中国也是到尽头。 没人可以怀疑桑特拉奇是10甲a的山东英雄，但取得的东西很神奇，就像带了一帮农民起义军，差点打到东京汴梁。 成都 暧昧，不只在夜晚 慕容雪村不是成都人，他写的是烟花三月的扬州，或欲望横流的芭堤垭。 一个个湿湿的夜，一片片棉花糖式的天空，一条条暖昧莫测的街道，每个人都是心不在蔫地走路，心不在蔫地泡吧，心不在蔫地堵车，心不在蔫地排下“一四七”的“宽叫”，但心有灵犀猛地和上一把麻将牌。 成都的定位就是没有人能把这座2300年的城市准确定位，就像没有人能搞明白成都人哪有这么多时间、金钱消费人生，上帝偏爱成都——却不给它观点。 在翟迪说的“来历不明的夜”，或我说的“暖昧不清的天空”里；在“空瓶子”主唱沙哑的声线，或欧阳巧舌如簧的说唱上，在“仁和春天”高昂的shopping，或染房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采购中；在外地人喜欢的“皇城老妈”和本地人习惯的“粑子火锅”……每个人每天都在干两件事情：玩，和想着下一步怎么玩。 把人生兑作啤酒中的泡沫，把理想兑作芝华士中的绿茶，把追求延长至南延线两延线外的九尺生抠鹅肠……我把梦撕了一页，不知明天该怎么给。 至于观点，让流沙河，余杰或魏明伦去说，让《新周刊》或慕容雪村去叙述，成都人用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方式去生活享乐，哪用一丝半招套路。 爱一个人，送他去成都；恨一个人，送他去成都。天堂建在地狱之上，成都建在天堂之上——已经在天堂之上了，何必再长翅膀，所以在成都呆惯的人感觉湿润如母亲的子宫，何必远走高飞。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韦庄《怨王孙》怨的是生活如此多娇。 在古老青石板上碾过的司马相如高头驷马的车轱辘声，在青羊宫灯会上流动的是轻舞歌女的眼波如丝，在锦江剧场响起的是李伯清东拉西扯式的川味评书声。 如果这时你以为成都是个销魂蚀骨的温柔之乡，便会突然杀出一彪人马。有长衫裹头的“袍客”，有腰揣利矛的“哥老会”，有单枪匹马千死赵尔丰的尹昌衡，有在科甲巷要冒死从法场劫出石达开的铁衫党……还有魏群，一个为朋友身中17刀痛死都不打麻药的“魏大侠”——玉林小区的青色石路上，至今淌着挥发的“侠气”。 你无法给魏群定位，无法给“袍哥”定位，无法给这座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定位——全世界，只有成都的“肯德基”才低下高昂的头，给每位顾客涂配“辣椒包”。 生活在舌头上，生活在酒瓶中，生活在砸金花、斗地主、“机麻”的轮回中。夜一页一页暖昧不清地翻将过去，马麦罗打死也不想回巴西老家，“龟儿子，这儿巴适得很”，他会用最纯正的成都话述说人生的最后归宿。 在接受所有生活方式之后，成都人却不接受徐明的足球方式，球场的人慢慢稀少了，还抵不上一次“空瓶子”夜场的酒客。 只有一个数字可以告慰：四川足球在甲a10年中居然可以排到官方统计总分第5。这比《新周刊》的“第四城”更让人实惠受用。 但明天的四川足球会如何？谁也不知道，这么一个逐渐从纯良怀旧走向功利浮躁的城市，并没有盼来当年其中所说的“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条口子，让印度洋暖流直贯而入”的灿烂天空。 每天出门，天空都那么暖昧，不只在夜晚。 成都，只有事情可改变人 题记：很多历史事件，在多年以后才会想起它有个有趣的开头。 [“你们准备出多少钱组织职业俱乐部？”我问；“干将”盯着我幼稚无知的脸半天，说：“钱？你知道融资吗？就是一千万可以圈来一个亿，一个亿可以圈来10个亿，10个亿可以圈来……”] 那天阴冷，典型的成都天气，在“兰德集团”与四川足球人士见面会上，一位“兰德”干将指着阴云密布的天空说：“总裁说了，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空气直通过来，到时候成都的天就不再是像个黑锅盖样扣着了，会很晴朗，像在海边——由于惊愕，掌声没有及时响起，但“干将”很有经验地率先鼓掌带动了全场气氛，高xdx潮。 现在知道，“总裁”就是牟其中，一个曾经响当当的人物，那个时候他突然要搞足球，派“干将”与四川足球界联络。 “你们准备出多少钱组织职业俱乐部？”我问；“干将”盯着我幼稚无知的脸半天，说：“钱？你知道融资吗？就是一千万可以圈来一个亿，一个亿可以圈来10个亿，10个亿可以圈来……”我明白了，他说的就是“圈钱”。但“干将”不理会我的表情，继续说：“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点子，就像把喜马拉雅山弄条口子，它就是钱。哪怕一丝暖风，也可以养活四川足球了！” “兰德”入主四川足球曾经被宣传得叱咤风云，是10年前成都这座城市排名前几位的大事；但据说四川省体委连根毛都没见着，鸟就飞了。多年以前有人问狱中的牟其中关于“四川足球”的事，他努力地想了又想，几乎回忆不起这个“创意”。 四川足球的职业化在这个玩笑式的开头后，因为杨肇基走上正轨。杨肇基不是一个善于讲演的人，他善于做事。 所以那天的谈判只进行了5分钟就结束了，双方的分歧只有一个，四川队这边希望签3年合同，杨肇基说：“要签就签8年，搞足球和搞企业一样，要有长性。”8年，每年100万人民币，在当时中国甲a签下的14份联姻合同中，条件已属上乘。8年后，全兴酒厂实际投入2个亿。 王茂俊还记得那时候全兴酒厂生落在一条狭小拥挤的小巷子里，整条巷子散发着扑鼻酒香。那街叫“水井坊”。 [由于黄牌没有上场的刘斌一直站在八一队门将江津的背后，他突然大叫：“江津，还只剩下15分钟喽”，刘斌和江津是国少队时很要好的伙伴……] 1994年和1995年是四川足球的“黄金年代”，这个“家庭式”的球队用很特色的方式进行着每一天，余东风是老大。 在夏季的一次征战中，四川队在上半场暴雨，下半场暴晒打平了江苏队后排名甲a第一。余东风对着宿舍墙壁说：“龟儿子的，想不到我们还有当老大的时候。”那段时间，成都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有一道风气：谁能在比赛当晚请出吃火锅的队员最多，谁就最有面子。魏群、马明宇成为队员中的标志，吃了很多火锅。 后来，队中下了一条纪律：比赛前3天不能吃火锅。因为已有队员因火锅过度在场上闹肚子。 “‘保卫成都’到底有没有猫腻？”这里我长年以来的一个疑问，时间过去这么久，也许会有历史的真相。昨晚我问王茂俊，他说：“这是一次情感上的交流。但绝对没有钱的交易。” 没有人拎着一麻袋钱去找李富胜，但有人冲进了位于梁家巷附近的“明珠酒店”，做势欲跳楼：“你们不放四川队一马，我就跳楼”。那个想跳楼的人现在已找不到了，就像在保级那天痛哭流涕的沈胖子已找不到了。成都这个怀旧的城市其实也在发生很大变化，没有人现在还会这么傻。据说，那人后来从厂里下岗，去外地做生意去了。 “我在开场前见着了郝海东，但没有说话，点了点头而已”，王茂俊说，“但我认得看台上的标语‘贾政委你好’、‘军民鱼水情’、‘民拥军，军爱民’……你一定要重重写一写，四川球迷，他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情感氛围。” 对这场比赛的定位其实很难，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由于黄牌没有上场的刘斌一直站在八一队门将江津的背后，他突然大叫：“江津，还只剩下15分钟喽”，刘斌和江津是国少队时很要好的伙伴。 很快，翟飚攻进一个看起来很勉强的球——这足够了。刘斌那声救场式的大喊成为全城人都知道的经典。刘斌现在和我是邻居，每次在楼道见面，大家都不会再提以前的事情。 那天晚上很冷，成都人民把拖布、扫帚点燃，举着实现的理想由北至南游行，并唱《国际歌》，有人说：“我想1981年中国女排夺冠时我也这么干过。”我由于寒冷和激动，起了很多鸡皮疙瘩。 那天晚上，全城无人入眠，全城人都在喝酒。 事实上最动人心魄的比赛是之前11月12日的川青大战，四川队非得两连胜才能保级，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姚夏的远射破门。那场比赛的特别之处是：当川军进球后欢呼声可以传递到刚修好的二环外；当青岛进球后，全场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见掉下来的一根针——很诡异的感觉。 比赛中发生一件事：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的夫人，由于受不了比赛的强刺激，犯了心脏病，旋即省长夫人被送至最近的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米罗西对“007”的称号很满意，有一天，他专门让翻译帮着租了从肖恩·康纳利到罗杰·摩尔到皮尔斯·布鲁斯南完全版体的盗版碟，对着镜子问：像不像……] 1996/1997赛季不是四川足球的光荣年代，但仍然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个队就像个‘大家族’，老公们外出比赛，太太们就在家里聚堆打麻将，某个兄弟出了事，全队都会候驾出动。大家习惯这种亲情方式，否则生活和比赛都没了感觉。 魏群凭义气和胆力在这个氛围里出落成为真正的“老大”，在数百年袍哥文化熏陶下的四川，在需要硬汉支撑的四川，他是个人才。 1996年“9·1风波”，余东风冲进了球场直逼主裁判，有人说他是故意这样的，因为“保八争六”的目标看上去有些遥远；法比亚奴扯下了主裁判的胸徽，几个武警都按不住。这次事件，很多不识英语的队员通过法比亚奴的行动知道，胸徽上的英语是“fairy”。 《心太软》是四川球迷幽默的极大表现，谁都知道四川队在放水广州太阳神，全场3万多观众高唱着任贤齐的当红歌曲，替补席上有广州队员站起来打着拍子——难以名状的可爱。 大连万达队要保住xx场不败金身，但外援法比亚努不懂事，终场前攻入一球，并快乐地做滑翔状，跑飞至教练席，江湖传言说，席上有人用四川话说：“法比龟儿子、虾子你太不懂事了！”江湖传言又说，万达队旋即大举反攻，四川队员全力犯规，有川队队员在一次禁区内疯铲对手后，指着裁判说：“你这都不吹，我明明犯规了嘛！” 点球，终于随着徐弘的被放翻而吹响。万达金身不破，黎兵下场后对俱乐部官员说过一句话：“这种球，以后不要让我上”，据传。 这两个例子是四川式人情的最好案例。火锅还在继续，麻将还在轰响。但四川的足球没有因此坠落，却迎来很振奋的1998年。 4比1赢上海、1比0赢大连几乎让四川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甲a强队了，米罗西对“007”的称号很满意，有一天，他专门让翻译帮着租了从肖恩·康纳利到罗杰·摩尔到皮尔斯·布鲁斯南完全版体的盗版碟，对着镜子问：“像不像？” 这样有趣的情节被无趣地打破是因为那一年客场打武汉红金龙，“有人在卖球、卖掉球队也卖掉米罗西”，虽然俱乐部也知道中间的隐情，但米罗西还是走了。“四川队从这个时期开始，染上了甲a队最普遍的毛病”，王茂俊这样说时非常痛心疾首，像看见处子被玷污。 塔瓦雷斯先是猛拍了一下高健斌的背，然后又要追打魏群光着膀子冲上来架住他的手，顺手拎起一把椅子向墙上砸去。 俱乐部后来的官方解释是“没发生什么事”，但等全队从贵阳回到成都后，谁都看得见塔瓦雷斯左臂上的绷带——“骨裂”。事情起因是塔瓦雷斯认为队员在比赛中有问题，但队员们认为没有。 塔瓦雷斯本来想和记者们和好，但在玉林小区的一家茶楼里，他又和记者交恶，他公开骂出：“如果我和你妈妈上床，这是不是假新闻？” 一个给他做过检查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透露塔瓦有轻度“妄想症”，俗成“迫害症”。 但塔瓦雷斯离开四川时仍然有大多数球迷想念他，至少，他率队取得了甲a第3名。 2000年，米罗西又回来了，又走了，有些老态。 2001年，霍顿执教四川全兴队，他与四川球迷、媒体间缺乏深度信任，由于对球员的宽松，球队开始缺乏锐进之意。 [徐明问：“干嘛！”魏群说：“喝酒”，徐明说：“好，上好酒！”几巡之后，怀有心事的老魏醉了，徐明撤席时对手下说：明天给他买张头等舱机票……] 2001年度，杨肇基终于下定决心，解除对四川足球的婚姻，私下一次聚会中他说：“任何一个企业，一年拿出这么多，只亏不赚都是不行的，职工都不会满意，我也看不出中国足球的前景。” 然后许勇在年关四处出击寻找买家，在他对我一次叙述中，徐明很爽快，“一年养队多少钱？”，“呵，2500万”；“奖金多少万？”，“呵，1000万”；“差旅费多少万？”，“呵，1000万”——“这样吧，就4500万吧。”不久，支票就划过来了。 魏群和徐弘本来很好，徐弘入川都是魏群开车接机的。按照徐明的意见，一年花1000万养那几个老队员不值，全挂出去卖掉。但徐弘私下求情，独留老魏——这是义气。 老魏也重义气“如果把那哥几个全卖掉，我也不干了”。几经交手，几次冲突。当年最要好的一对哥们分道扬飚，分手时，话都说得很绝。没有余地。 魏群说：“你要是打上中超，我就挂靴！” 徐弘说：“我一定打上中超，看你挂不挂靴？” 魏群曾秘密飞往大连要见徐明，徐明问：“干嘛！”魏群说：“喝酒”，徐明说：“好，上好酒！”几巡之后，怀有心事的老魏醉了，徐明撤席时对手下说：“明天给他买张头等舱机票。”喝酒可以，谈事不行。 成都市体育中心注定将没有了几个重要的身影。徐明派人秘密和马明宇、邹侑根接触，飞快签下工作合同，另外将魏群、徐建业挂牌出售，姚夏闻讯，本已准备上机去海南集训，突然宣布转会，黎兵转投霍顿。 川军瓦解了。只用了几顿酒几盏茶。 魏群在离开成都时，正是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流行之时，这本书他没有看过，但他在经过成都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时，扭头对我说：“从此之后，成都就没有‘大侠’了”。 姚夏连夜将宝马车开到了青岛，比他奔跑的速度快多了。其实决绝。 这个“家庭自助式”球队，应验了一句古语：“与其相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但昨天晚上，魏、马、姚、黎、邹等老川军在一家酒楼聚会，甲a过去了，发生了很多恩恩怨怨，甚至有互派“道上”兄弟对峙的情节，但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事情可改变人，人不可以改变事情”。《终极无间道》说。 沈阳 绝不规范，但很贴切 从空中俯瞰沈阳城，就像俯瞰一锅“乱炖”。 这座前古战场，现工业城市会用很暴力的方式拥抱你，然后把你扔进混乱的城区。一分钟之后，“烧刀子”会立即把你变得无比热烈。 沈阳永远不会像北京那样充满布局感，也不会像大连那样充斥浪漫感，这座城市就像他们口音的“平翘”不分，绝不规范，但很贴切。 难以想像当今中国要是没有赵大叔该怎么办，这张“鞋扒子”脸几乎用地方语言颠覆了主流语言，注意：赵大叔不是赵宗祥，而是赵本山。 在位于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在每逢春节的联欢晚会，每一次晚会后跟着地的步伐都点击着中国人的幽默感。 其实沈阳城已看不到努尔哈赤的英雄身影了，张少帅的风采也被宽肩长腿的下岗青年代替，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猪肉、是粉条、是冻豆腐、是蘑菇、是紫茄子……在凛冽雪风的刺激下，整不明白的人生，整得明白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雪岳山，在韩都，在汗里，把冷面和烤串和一腔实现得了和实现不了的豪气搅和；在“金色年华”，在“后身”歌厅，在无数的“盐浴”和“足疗”，人生有时就是声色犬马、恣意妄为。 最漂亮的姑娘在沈阳，因为上海姑娘像根豆芽，四川的姑娘则像掐了一半的豆芽，大连的姑娘像吃着根豆芽，我说地是她们说话的时候。 这座城市突然兴旺了“二人转”是有道理的，这么寒冷这么粗糙的城市适合消费热烈而简单的艺术，如“乱炖”一样深入浅出符合肠胃需求，如果要他们像上海人那样系领结拽长裙地欣赏歌剧，那一定会把这城市折磨出精神病的。 10年甲a的辽沈足球就像一锅乱炖作品，你永远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但永远也理不清中间的关系；但千万不要夸大辽足、沈足之间的剑拔弩张，他们之间是默契无比的“二人转”，缺了谁戏戏都演不下去。 治理整顿辽沈足球的秩序就像治理整顿这座城市的布局一样困难。只可以在破旧的桶子外刷上新漆以示天下太平，但千万别想推倒重来，那会伤了整座城市的元气。 很多年来，城市的人民都习惯这样的活法，城市的足球也习惯这样的说法。铁溪区的工人兄弟从小就会抄家伙捍卫尊严，辽沈球员打小也就学会在颠沛流离中才能释放足球的灵感。 因为混乱，所以可爱。反之亦然。 一锅沸腾的“乱炖” [曹国俊有朝一日把辽足卖出去时，一定会感慨万千，对他来讲，这段漫长的历史就是——他西装革履地端了一锅沸腾的“乱炖”，忍痛吆喝着。 还记得在辽足挂牌时，有位广东足球人士戏谑地说：“辽宁东药，药有的吃啊”。这个开头确实不太动人，辽宁足球队在之后长达10年没有间断地吃着苦药。那一年，东药给了300万人民币。 这个旧体制下的10连冠队伍在第1年就丢了冠军，辽b牌照的大连人以不可阻挡的新锐势头改写了历史，行在阳光大道上。] 算命·造反 1994年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辽足还以为自己是那只打盹的老虎，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后，他们很不愤的提出：“明年夺冠”。谁都没有整明白这一年是噩梦的开始。 这使得大院内外，辽足的人走起路来还是冠军的样子，特精神。 于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金州算命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可怕地算出了1995年辽足的悲凉景象。因为准确，所以诡异—— 老人说：“1995年，你们只能赢7场球，最后只能得第12名。”于明很想笑，但他忍住了——因为尊重。 1995年，辽宁队在甲a只赢了4场球，在足协杯赢了3场，“4+3=7”，以第12名降级后，于明做了这道算术题，很想跑回金州给那位老人跪下。 其实老人曾说过一个解救的办法：“你们的坏运气是因为去年你们全队得罪了佛，要化解必须全队在佛像前赎过，我可以帮你们。”于明这才想起1994年全队在泰国参加“泰王杯”后，曾在佛像前集体合影，有人曾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但让全队再赴泰国一趟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天他在离开老人时，还浅浅地笑了一下。 只有张京天可以救辽足，事实上张京天在最后一场比赛时也想放辽足。但只有天意可以说明这种事，替补冯峰上场后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把辽足逼上悬崖，然后吕建军又一脚把辽足踢下去——这辈子冯峰和吕建军再也没踢出脚那么好的球。 白发苍苍的张京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痛哭，并骂：“辽宁足球到了这个地步，有一个人必须负责，他就是崔大林！” 没有一支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名字，“东药”、“远东”、“新世界”、“航星”、“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中顺”——没有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总经理，张桐波、毛治中、钟小哲、尹志强、程鹏辉、刘佩军、张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正职，有的是以副职暂代正职权力。 但曹国俊与体委大院不变，像一出演了10年的“二人转”——“缺钱”与“造反”是这台节目永恒的元素。 1995年，两个拿不到工资的球员敲造反了，那时他们还没有车，就浩浩荡荡地打着起步价5元的的士由南而北，向位于“友谊商店”的远东集团进发，赵发庆、傅博、董礼强、李争、姜峰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向赵俊华念了“退出远东俱乐部声明书”……1997年，几进几去辽宁队的杨玉敏因为拿不到承诺的工资，率队宣布罢训…… “新世界”做了一件趣味无穷的壮举：为了表示自己有钱，它宣布“为答谢广大的沈阳球迷的情意，今年春节本集团将出资50万在市政府广场放烟花”，那时沈阳已不准私自燃放鞭炮了，但“新世界”打通关系在广场上果真点起漂亮的烟花——但并没有按约给队员放发工资，谁都知道这是一次沈阳性格式的示威，“俺有钱，就不给你，宁肯让它白瞎了！” 张桐坡是个奇人，有人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有人说他是奇特的人，1995年4月他进入辽足推行“股份制”，但理想还未落实辽足就降组了。但张桐坡、曹国俊几乎在1995年底捞到“扩军”这根稻草，著名辽宁本土球迷记者朱挺先生还抢发了“扩军成功”消息，这条消息以字幕形式在电视台滚动短时间内极大安抚了辽沈球迷的心。 然而人没能改变事情。张桐坡捶胸顿足，朱挺被领导痛骂，曹国俊面无表情。 张引·程鹏辉 1998年辽宁队去了抚顺，在这里，他们有了钱，也有了势——市长骆林是个精明的干部，他现在已做到了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 这一年李铁、李金羽已经成长起来，张立宁也在中锋位置打得很专业。王洪礼带着这支队顺理成章升上甲a，只是在倒数第二轮0比4输给了成都五牛让人怀疑，助手张引说：“这球踢的，我看不懂了。”于是王、张交恶。 忘了交待，1995年时苏永舜曾带过辽宁队，他曾说辽宁会年内打回甲a，实际情况用了3年。苏永舜还发作了一回心脏病，有人说不是心脏病，是心病。 张引喜欢打人，几乎每个辽足队员脸上都有老张头的指纹；张引不喜欢记者，他说：“谁骂了我，我就永远不搭理他。”但张引的年薪只有15万人民币，又不太引进外援，没钱的老板就喜欢他，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喜欢他。 张引喜欢抽烟，经常弄得场边烟蒂四散。 1998和1999年是辽足10年甲a的高xdx潮期，1999年差点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这个神话没有实现是因为高雷雷，张引有气，在大会小会上都数落张玉宁：“为什么你不贴住他，为什么不贴住他，为什么不？”张玉宁就想转会，后来曲圣卿也想转。二人的转会一度炒得像“二人转”。 2000年是辽足最散乱的时候，沈阳城的记者们都认为这10年就是一锅“乱炖”。张引下课了，叶甫盖尼来了，后来王洪礼又回来了。张引下课时，球员们都哭，泪水淹过脸上的指纹，李铁甚至拒绝登机……一时哄动。 但张引描画出一道“父子兵”的奇观，很符合城市的性格。是真正的历史。 著名的程鹏辉2001年来到辽足，他做了两件事：兴建万林基地，收购辽青。这是一个职业经理的能力与气质，但很多人捂着嘴悄悄说他从中吃了钱——无从考证。 程鹏辉总喜欢发作“痔疮”病，睡觉都要趴着。 北漂·手紧 2001年是辽足最稳定的一年。 曹国俊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不奇怪，但这一次激烈。连薄熙来都反对他把辽足赶往北京，但最终迁往北京的原因还是因为薄熙来的支持，据说神通广大的曹国俊说动了能说动薄熙来的中央老首长。 薄省长说：“辽足是省优产品，出去也是为省争光。但出省必须姓‘辽’。”“我总得吃饭吧，我总不能为了面子饿了肚子吧。”曹国俊留下一句名言。就栖身北京，像睡在北京客厅里的一个“北漂青年”。开始叫“辽足俱乐部波导战斗队”，后来干脆“北京三元队”，有了“三元奶”，姓不姓“辽”就不重要了。 关于曹国俊的传言越来越多，有和歌星的也有和舞星的，还有说他拿了卖球员的钱去澳门赌的——这种传言当然要大力消除，很多人开始相信后来就不相信了，但也有人看见了那个舞星，说“确实有点动人”。 据说，帮曹国俊管财务的是他叔叔曹富杰，手特紧。总经理钟晓哲打车的钱都难报错，饭局常常由沈阳的记者买单，在“白玉为床金作马”的甲a，这很搞笑。 又据说，那年发年终奖，俱乐部工作人员只发了100元人民币，意见很大，曹国俊一咬牙，说：“确实少了点，涨！”然后工作人员们信封到手后打开一看，150元。 辽足10年甲a以“药”开始，很苦；下一步呢？曹国俊正在和徐明接触是不争事实，虽然他指天发誓地否认。 其实，曹国俊应该去于明去过的金州，找那个老人算算。 天津 这里永远都有传说 说天津破，编排一个段子：有一个才从京城回来的天津人的儿子，说什么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洁，儿子就说：“这个月亮有什么好？京城的要比这个好得多哩！” 父亲生气他说：“天上月亮就是一个，有什么好坏？”说完，就照着儿子的面孔一拳打过去。儿子被打了一拳，一边哭，一边说：“谁希罕你这拳头，京城的拳头要比你这个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道理。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形象。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长长的租界区，仿佛行走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个废弃采石厂，突然涌现的大堆出租车司机像热情的“强盗”几乎把你五马分尸，然后裹胁你驶往不知名的地方。这个城市永远都是灰色，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机器局”的老式机器还在运转，喧哗、混乱、守旧、笨重，两百年来的殖民与反殖民，在这个港口顽固僵持，像一个刚刚放了小脚的“解放妇女”，或刚下班的“贫嘴张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系统的哲学来生活，你很难理解这座城市离北京就一百多公里，口音却差这么远，其实差这么远的不只是口音，还有观念，但他们活得快乐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肠，更是理想。 “妈妈，他偷咱家被窝啦”…… “京油子、卫嘴子”，据说天津马上要成北京的卫星城了，这让人有些伤感，这座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城市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快乐，海河的水是咸的，但这咸水却滋润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关牧村、刘欢、杜宪，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在前孙楠、赵本山时代，只有天津能给我们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霍元甲一脚就把石狮子踢到两丈开外，“迷踪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这种下三滥的药毒杀了，留下传说中的陈真四处寻仇；林黑儿可以刀枪不入，把辫子咬在嘴里把大刀捏在手里，聚众力敌洋枪队两月有余，但老佛爷把长指甲修好后心念大变，说了句“杀”，义和团勇就变成了义和团匪，人头像西瓜一样落地。 这样的传说出现在我们生长是非观念的关键时代，像喉结一样难以消除。 天津并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义的，它不像沈阳也不像石家庄；天津并不是“殖民”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像大连也不像上海；天津并不是港口或码头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是重庆也不是青岛。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在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带，蝇营狗勾、跌打损伤、摆摊设局、大力金刚丸，与孙中山讲演、工人暴动、五四爱国运动共存。 甚至在老字号“利顺德”的咖啡馆，流传着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蔡锷与小凤仙浪漫的爱情故事，远甚现代电影中的“东京爱情故事”或“台北爱情故事”。从地理位置，那时候天津很适合“私奔”。 我们爱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不喜欢天津，但只需要一条你就可以喜欢天津——它的确是一个适合“厮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责无旁贷，不要太多像近邻北京人那样自以为是，生活是一碗够数的混吨，或马三立先生发达后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况我们还可以从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寻找乐趣。 这座钢铁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极度人文的东西，是在机器重压下出现的一滴润滑油。 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霍师傅怎么会爱上赵倩男呢？传说本身就让人快乐。 昆明 消失的地平线 60多年前，一个叫詹姆士·希尔顿的人写了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平线》，并制造出一个极其美丽动人的名字：“香格里拉”。 不管是传说中的现实，还是现实中的传说，雪山、寺庙、草地、善良无争的人民——即使“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已被传得太滥太俗，人类的精神家园永远需要世外桃源。 那天上午，斯诺终于踏上云南，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是中国的末端，这是中国的前沿。”云南就是这样一片莫名其妙的土地——它温暖得让你每分钟都可以让你产生无数欲望，又随时可以让你什么都不去想。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是生活的潮流，还是生活的堕落。 尤其昆明，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比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你眯着眼斜坐在翠湖边上的“茴香酒吧”，让时光像下午茶一样慢慢变淡、变老，心情“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就悄悄到达天堂本站了。 如果只到过成都，会以为这里是“休闲之都”；如果再到昆明，就知道成都是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而昆明则是飘在滇池的浮萍。闲得连缓慢前进的方向都不需要，只安祥地随波逐流。 昆明人懒，是因为上天给云南、给昆明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资本这么慵懒地生活。在云南望天、在云南看云，知道什么是天蓝得让你心碎，知道什么是白云苍穹。 如果有时间就去《尚义街6号》去转转，虽然诗人于坚描写的所在可能已被某位浙江服装大嫂占据，但那个黄色的法式房子，两边如影绰约的法国梧桐，还是可以让你很怀旧，很感伤。 这样，哪里需要像北京、上海、广州人那样，如疯狗饿狼般追杀生活？ 很难理解吴三桂当年为什么这么野心勃勃，守着陈圆圆这么一等一绝色大美女，守着全世界神往的人间天堂，造什么反打什么仗？连一代闯王李自成都结庐而伴美景绝色了，世上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可以抛却的。 我把正史和野史搞混淆？在云南、昆明这样一个温情脉脉，天人合一的地方，离政治中心很远，离经济中心很远，离交通枢纽很远——没必要把正、野分得那么仔细工整，一不留神就欣欣然陷入韦小宝浅唱附吟的“十八摸”中去了。 夜色，昆明，慢摇吧，别信云南无美女的传说，在每一个心旌动荡的夜晚，全昆明的美女都花枝招展巧笑盼地汇聚在这个喧嚣且交通不便的三角地带，至少有一句话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滇女多情，比湘女还多情。 然而，《消失的地平线》一语成几畿，云南人花4亿多玩了一把昂贵的足球后，突然像吐出来的一口红塔牌香烟荡然无存了，这块“板扎”的高地，只能在传说中与虚无的香格里拉一起仅供凭吊了。 这样一个温暖的易于激发无数欲望的地方，欲望来得如此之快，散得也如此之快——戚务生离开高原时说：没有基础，没有足球基础，永远成不了大事。 连吴三桂拥兵百万铁甲利器，也没成了大事。 莫非这块地方只能产生如天仙般的杨丽坤、如魔女般的杨丽萍，或噘着小嘴天真烂漫的沐剑屏小公主吗？难道我们只能沿街闻香飘十里的炸臭豆腐，看娇艳欲滴的尚义街百合花、红玫瑰吗？ 刘越这个山东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昆明更美丽的地方了，每年他都要拿着面包去滇池边上喂红嘴鸥，他知道以后也许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消失的不只是地平线，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曾自豪地向全国问：“你云南了吗？”其实现在我们的发问是：“云南，你足球了吗？” 足球，不是那只去年滇池湖畔喂养过的红嘴鸥，它去了，也许永远不会飞回来。 云南：其实命中早就注定了 云南的故事和它的气候一样，没有四季之分，永远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似乎没有开头，便结尾了。 戚务生已记不清那一天的准确时间了，但他还能记清那天晚上楼道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奇怪声音。每一张麻将牌的撞击声都会让戚务生对自己执教红塔的决定产生怀疑。 走的时候，还是有麻将的声音，但不是在球队里，而是俱乐部的办公室。 1997年买来壳，2003年卖掉壳，5年，其实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在买中开始，在卖中结束。 农民 第一课的大戚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1999年初，红塔基地还只修好了一块草坪，戚务生看见的是一支乱七八糟的队伍，当他经过排列得弯弯曲曲的队伍时，就像某个正规军指挥长检阅着临时拼凑的民兵排。 球衣是五颜六色的、球鞋是各种款式的，大部分队员都没有戴上护腿板，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混杂着喊了一声“戚指导好”，也有人喊了一声“老大，好！”就开练了。 “农民，农民”，第一课的大戚心头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这一天下雨，球员们训练后就把脏湿的衣服随便一扔走人，大戚很不高兴，大喊一声：“把你们训练服拾掇好了！又不是种地的！” 这一天没有一个球迷，除了付晓海之外也没有一个记者。 那天晚上戚务生花了一些时间才敢确定这是麻将声，声势浩大且大义凛然。球员们集体向俱乐部提出：一周要进城用公款吃两顿饭，用公款洗两次桑拿。 理由是：否则没有好心情训练、比赛。 “农民！农民！”大戚又要想起这个字眼，但他没说出来。 他开始规定：训练服必须叠得整整齐齐；进训练场地必须列队进入；晚上不准打麻将；打客场时必须晚上10点钟掐电话。至于公款吃饭，洗桑拿，大戚鼻子“哼”了一声。 然后大清洗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老油条”被洗掉，最后那支队伍国内球员只有常辉、李永智留了下来。大戚对秦绍高说：“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给我5年时间，我一定能把红塔队弄出个人样来。” 他整好在红塔待了5年，但人样弄出来后，人都散了。 老秦 秦绍高是个闲人 从“买”开始，人人“卖”结束。云南红塔用7年时间完成一次命中注定——一切像烧过的一支香烟，之后只留下一丝青味。 戚务生与云南红塔的谈判是在云南驻京办事处进行的，走前大家吃的是“涮羊肉”，红塔代表在桌上不停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戚教练能到云南指导工作。”，大戚也感觉红塔搞足球“很有长远眼光。” 云南人之所以要搞足球，是因为有人在云南省人代会上两次提出“云南应该有足球”，加上省长也喜欢，所以人民的呼声成为现实。但是红塔集团内部也有反对声音。 1997年10月9日，云南人用3500万买下了深圳金鹏，12天后，在昆明春城路上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进行了挂牌仪式。字国瑞任董事长，秦绍高任总经理，周穗安任首任主教练。 秦绍高本是大理卷烟厂厂长，后来才在红塔集团出任监事会主席的闲职，再后来才兼任俱乐部总经理。他是个闲人。 有人说：你永远会在总经理办公室看到以下情景：秦总经理沏好一杯热气腾腾的滇绿茶，举着一张《云南日报》或《昆明晚报》，逐字逐句（包括中缝）地研读……每一条有用或无用的消息。 还有人说：秦绍高是一个不让人注意的人，集团董事会开会，有时会都开了一半了，有人因为讨论到秦绍高管辖范围的事务，才惊呼一声——“啊！老秦呢？他怎么没来开会。” 红塔除散了，老秦也到退休的点了。 阳光 我的皮全晒裂了 历经周穗安、王宝山、乌比利，戚务生1999年底率队在主场提前一轮冲a成功时，整个昆明市体育场都疯了，球迷们冲进场内扒了部分球员的衣服。但省政府只送给俱乐部一面锦旗，这让队里产生一些不满。 大戚在2000年第一轮后说出他几乎仅有的一句妙语——“小奥拓撞翻大奥迪”，因为红塔队客场击败了“双冠王”山东队。刚刚从山东转会云南红塔队的刘越在济南经10路的“鑫帝”请全队吃饭，还带来了父母。这也是他个人的胜利。 他把那辆漂亮的蓝色小跑车运到了昆明。 刘越刚打了5场球就骨折了，医生要他补钙，还要他多加强紫外线照射以利新陈代谢。于是刘越在下午就经常搬把椅子坐在坝子里晒太阳，云南的太阳实在太惬意了。有天一个广东朋友路过，说：“你这么惬意呀，连受伤都这么惬意啊！”自己也搬了一把椅子和刘越一起晒太阳，大叫“惬意”。但5天后他从广东给刘越打来电话：“哇，我的皮全晒裂了！睡觉都痛啊。” 刘越在总结云南故事时说了一句不知是简单还是深奥的话：“云南的阳光养人，但把握不好也伤人！” 郁闷 戚务生只会唱跑调的《黄土高坡》 但外援们都很喜欢，外援们带来了另一种风景：他们都有漂亮的太太和儿女。在训练完后，领着妻室儿女在基地的路上散步，这让中国球员觉得有些郁闷。 红塔队慢慢地不再是一支“农民队”了，但服装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一红一蓝两套训练服轮流穿，因质量问题和洗涤过度缩水，包在屁股上很难看，队员们也觉得有些郁闷。 郁闷就会出事，有一到马庆在锦华的迪厅和人打架，当公安赶来制止时，他大叫“我是红塔队的”，但公安还是一脸正气地带走了“红塔队的”。 但这支球队没有太多乖戾的东西，他们最惯常的娱乐就是聚集在昆都的“慢摇吧”里喝酒；或在祥云街吃“甲鱼火锅”；或打“传奇”游戏；麻将已经很少了，那被队中视为较土的东西。 戚务生则喜欢在那幢小楼里与三山五岳的朋友们喝酒，后来学会了“砸金花”，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从王立仁变为李辉。大戚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只会唱一首老跑调的《黄土高坡》，声音奇大。 命啊 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这支队伍慢慢地慢慢地走上正轨，似一种家族式的管理。到了2002年已经能够相当成形，并进入半程三甲的至后来的排名榜首。它和大连、上海这样的豪门不一样，和山东、辽宁、北京这样的老牌也不一样，甚至和陕西、四川这样的破烂队也不一样——它以某种温吞的神秘方式，线路诡异地在甲a沉浮。 2002年和2003年红塔队总是会被一种猜疑笼罩，戚务生和区楚良之间，俱乐部和球队之间，队员和队员之间。戚务生宣布了辞职是因为“失望”，他那两场与区楚良之间的风波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真相。 区楚良在昆明有自己的家，他有个很可家的儿子经常在球场边跑来跑去，在云南红塔这几年说不清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肯定是他最不平静的几年。 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刘越，他已于去年11月27日挂牌上榜，无论红塔解不解散都会有新的去处，重要的是他收获了一辈子的东西——爱情。很多人都随着红塔的坍塌而几近一无所有，带不走哪怕一根草，但刘越却把一个云南姑娘带走了，一个能拉一手漂亮小提琴的歌舞团演员。 他突然发现，那辆蓝色小跑车在昆明都第5个年头了，才开了30000公里。 红塔队来不及吃一顿散伙饭就各奔东西，有的人之间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再见，连基地的那些来自农村的服务员都很伤感，刘越说：“她们原来连足球都不懂，因为这几年朝夕相处才对我们有这么深感情。”他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农村姑娘会不会因球队解散而失去工作。 “马大姐”是基地一个名人，她这几年一直用那辆私家车接送红塔队员进城、归队，赚了一些钱，还跟外援学会一些英语，但以后她将没什么生意了。前几天，舒马赫特别托人带话问“马大姐好”，希望她能走运。 云南红塔队甲a最后一战是对已肯定退出江湖的八一队，比赛后全队给戚务生等鞠了一躬，大戚摆了摆手，大家便直接飞回各自的老家。“真是天意，红塔vs八一，两支球队的告别演出”，队员们现在都这么说：“一切都是命，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广州 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文章 每一个初到广州的人，都会为这座城市排山倒海式的喧嚣混乱所震撼——空气中充斥着卤水拼盘的味道；大街小巷飘荡着榴莲的诡异气息；取掉消音器的摩托车像金枪鱼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条条狭长的老式高架桥似乎永远没有完工；蚯蚓般串连起城市内每个关于金钱蠢蠢欲动的快速想法。 咸湿、混乱、不安，这就是广州。始建于周郝王的“南武城”，在穿过沧海桑田的2300多年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一个渔村的原始风貌——只不过时代让它疯狂扩张，像一条巨大的章鱼漫卷着中国的南方地区。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厅堂，上海是中国的账房，昆明是中国的后花园……广州就是祖国的“厨房”，它那漫无目的的修建方式和“食用主义”人生哲学，让城市始终以某种乱七八糟的面目示人，是厨房、是菜市场。这个中国真正最富庶之城，丝毫不在乎别人眼中的形象惊诧，每天早晨圾着拖鞋、喝着早茶，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法找出第二个广州，混乱得从容不迫、喧嚣得自成音律、咸湿得有滋有味，没有一个人能够第一眼就喜欢上广州，但它会不动声色地消浸你、包裹你、腐蚀你，让你最后如陷温暖的幸福的淤泥不能自拔——这是这座城市的境界。 上海优雅得有些做作，北京巨大得有些空洞，成都休闲得有些堕落……广州不，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将生活本身当成第一目的，兼容而务实，正如那碗容纳一切又和谐一切的老粥。几千年来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地理环境使它不空谈政治、不粉饰街市、不坐吃山空，精明而勤奋地挣钱享乐，再挣钱——再享乐，固守着远古以来的“天人合一”。 如果你认为它逃避世事麻木不仁就大错特错了。这座极尽务实的城市有着无数血脉贲张的英雄传说：有“广东十大杰出青年”之首的黄飞鸿悬壶济世；有少年侠俊的方世玉锄奸铲恶；有“酒醉一分功高一倍”的苏乞儿；更不用说孙中山在此发表“讨袁檄文”、创办黄埔军校、缔造民主共和最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最奇怪之处，最市井又最革命、最功利却又最侠义——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武侠史离不开“广州”的名号，在“虎门销烟”的绚丽火花中，在“三元里抗英”的大刀长矛中，在黄兴土制炸弹的轰轰炸响中，甚至在“佛山无影脚”和十三姨纯情而搞笑的恋爱中……是每一部中学教材和每一部商业片的最好原料。 走在中山四、五、六路，走在上下九、走在西关、走在天河对面那片海洋般的“粥城”，走在数不清的“谢瑞麟”“周大福”金店和像糖做的药像药做的糖的“龟龄膏”广告牌下，一种混乱得有条有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兼容——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但至今大街上还浩荡奔腾着其它城市几近绝迹的摩托车；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至高的88层“中信产物”，但低矮破旧的“骑楼”俯手可拾；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豪华的商厦，但与此共存的是在新大兴、广百旁边都能找到最市井最廉价的“烤鱿鱼”“鸭脖”“牛杂萝卜”…… 一切都相安无事地相处着，每个人每件事都能准确找到自己的活法，而不像北京、上海，一定要争出个高低优劣——把自己折腾得像一只道貌岸然的狗，所以广州足球在岳永荣、陈亦明辉煌之后便风光不再，没有人愿意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投入太多。 这样的例子最能说明广州：走在北京路的玻璃路面上，下边覆盖的是唐、宋、元、明、清、民国的“古道”，历史的旧貌与现实的锐意兼容于一条路上，有种时空交错的惊愕。 乱与不乱，广州，是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