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集》 阴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 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 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 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 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 可是大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此，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 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 挟带着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 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大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 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霆。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往空 撒了一匹轻纱，荡肠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昧的少年心情。愁 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 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想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这着阳光 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 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 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地所有的阴。 一九三六年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 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 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 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 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 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 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 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 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 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 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 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 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 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 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 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 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 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四十年代 风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 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 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 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 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在睡觉，正要纵身远 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 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 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 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 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 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 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 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 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 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于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 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 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几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 吼哀号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下的泥沙吹在半 天，天上的云压近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 天地的混饨。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 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 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未了，像 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欢到 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 蒸热的风，不论是衷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 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吁，像安命 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 束着。 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 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 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 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 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 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 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 洁的灵魂。倍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 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 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 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 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 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如果你嫌恶窗 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 像丁尼生（te yson）诗里的“夏洛特女郎”（thdyofshalott），看厌了镜中反 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 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 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收脚印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 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站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 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末，匆忙 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桔红，晕成淡黄， 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 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 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 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 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荫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 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 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 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 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 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 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 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 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 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 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传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 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 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 印象，也谈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 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陇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 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 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 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 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 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 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 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一九三三年 附记：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 ·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 喝茶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 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 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 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 一六六○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恶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 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 大学的庞德戈博士（drcorneliu ontekoe）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 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 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 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他帮他 偿愿的。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曾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 “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 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搀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 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 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 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 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末喝 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 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 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异录》载符昭远不喜茶 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使有“和美之态”吧？ 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么？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 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炮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茶室里，顾客们吃 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迷昏了 头的水”（bewitchedwater）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 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的戒绝。 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伏 尔泰笑说：“对啊，所以我喝了七十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百三 十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嗜茶”。因赐名茶五十斤。看 来茶的毒素，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听话的艺术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目的在表现， 听话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正好比古今多少诗人文人所鄙薄 的批评家——自己不能创作，或者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 贼，改行做了捕快。英国十八世纪小诗人显斯顿（she tone）说：“失败的诗人往往 成为愠怒的批评家，正如劣酒能变好醋。”可是这里既无严肃的批判，又非尖刻的攻击， 只求了解与欣赏。若要比批评，只算浪漫派印象派的批评。 听话包括三步：听、了解与欣赏。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 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拍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我们可以“听而不闻”，效法对付 嚣张的厌物的办法：“装上排门，一无表示”，自己出神也好，入定也好。不过这办法 有不便处，譬如搬是弄非的人，便可以根据“不否认便是默认”的原则，把排门后面的 弱者加以利用。或者“不听不闻”更妥当些。从前有一位教士训儿子为人之道：“当了 客人，不可以哼歌曲，不要弹指头，不要脚尖拍地——这种行为表示不在意。”但是这 种行为正不妨偶一借用，于是出其不意，把说话转换一个方向。当然，听话而要逞自己 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 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因为听话的时候，咱们的自我往往像接在盒里的弹簧人儿 （jackinthebox），忽然会“哇”的探出头来叫一声“我受不了你”。要把它制服， 只怕千锤百炼也是徒然。除非听话的目的不为了解与欣赏，而另有作用。十九世纪英国 诗人台勒爵士（sirhenrytaylor）也是一位行政能员，他在谈成功秘诀的“政治家” （thestatesman）一书中说：“不论‘赛人’（siren）的歌声多么悦耳，总不如倾听 的耳朵更能取悦‘赛人’的心魂。”成功而得意的人大概早就发现了这个诀窍。并且还 有许多“赛人”喜欢自居童话中的好女孩，一开口便有珍珠宝石纷纷乱滚。倾听的耳朵 来不及接受，得双手高擎起盘子来收取——珍重地把文字的珠玑镶嵌在笔记本里，那么 “好女孩”一定还有更大的施与这种人的话并不必认真听，不听更好，只消凝神倾耳； 也不需了解，只需摆出一副欣悦钦服的神态，便很足够。假如已经听见、了解，而生怕 透露心中真情，不妨装出一副笨木如猪的表情，“赛人”的心魂也不会过于苛求。 听人说话，最好效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若要细加注释，未免琐细。不过，不求 甚解，总该懂得大意。如果自己未得真谛，反一笔抹煞，认为一切说话都是吹牛拍马撒 谎造谣，那就忘却了说话根本是艺术，并非柴米油盐类的日用必需品。责怪人家说话不 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说话之用譬如衣服， 一方面遮掩身体，一方面衬托显露身上某几个部分。我们绝不谴责衣服掩饰真情，歪曲 事实。假如赤条条一丝不挂，反惹人骇怪了。难道了个人的自我比一个人的身体更多自 然美？ 谁都知道艺术品的真实并不指符合实事。亚利斯多德早说过：诗的真实不是史实。 大概天生诗人比历史家多。（诗人，我依照希腊字原义，指创造者。）而最普遍的创造 是说话。夫子“述而不作”，又何尝述而不作！不过我们糠戏听故事或赏鉴其他艺术品， 只求“诗的真实”（poetictruth）。虽然明知是假，甘愿信以为真。珂立支 （coleridge）所谓：“姑妄听之”（willingsu e eofdi elief）。听话的时候 恰恰相反：“诗的真实”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渴要知道的是事实。这种心清，恰和珂立 支所说的相反，可叫做“宁可不信”（unwillingsu e eofbelief）。同时我们 总借用亚利斯多德“必然与可能”（theinevitableandprobable）的原则来推定事 实真相。举几个简单的例。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 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依照“可能与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头发。 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 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假如某要人代表他 负责的机关当众辟谣，我们依照“必然与可能”的原则，恍然道：“哦！看来确有其 事！”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 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当面称谀，那更需违反心愿，宁可 不信。他当然在尽交际的责任，说对方期待的话。很可能他看透了你意中的自己。假如 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馅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 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也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训儿子对付冤家的好办法 ——过火的称赞，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这人，来贬低那人。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 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辞令巧妙，只使我们钦慕“作者”的艺 术，而拙劣的言词，却使我们喜爱了“作者”自己。 说话的艺术愈高，愈增强我们的“宁可不信”，使我们怀疑，甚至恐惧。笨拙的话， 像亚当夏娃遮掩下身的几片树叶，只表示他们的自惭形秽，愿在天使面前掩饰丑陋。譬 如小孩子的虚伪，哄大人给东西吃，假意问一声“这是什么？可以吃么？”使人失笑， 却也得人爱怜。譬如逢到蛤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们不免同情怜悯， 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费力。逢到笨拙的馅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 示要好。老实的骂人，往往只为表示自己如何贤德，并无多少恶意。一个人行为高尚， 品性伟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点偏得人爱。乖巧的人曾说：“你若要得人爱，少显 露你的美德，多显露你的过失。”又说：“人情从不原谅一个无需原谅的人。”凭这点 人情来体会听说话时的心理，尤为合适。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词笨拙的人， 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大概说话究竟是凡人的艺术，而说话的人是上帝的创造。 记傅雷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 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 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 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 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 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 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 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 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 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 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 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 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 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 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 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 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 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 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 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 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 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 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 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 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 ——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 “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 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 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 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 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 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 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 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 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 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 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 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 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 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 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 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 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 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 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 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 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 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 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 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 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 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 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 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 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 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 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 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 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 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 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 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 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 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 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 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 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 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 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 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 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 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 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 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 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 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 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 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 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 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 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 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 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 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 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 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 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 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 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 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 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 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 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 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 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 主义。1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 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 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问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 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 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 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 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1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一九八○年十一月 《回忆我的父亲》前言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日本中岛碧教授、美国李又安（adelerukett）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一九八三年发表后，一九九○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一九九二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谨向他们致谢。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回忆我的父亲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 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 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 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 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 “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 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 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 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 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 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 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 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 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 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 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 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 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 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 （jenadbruye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 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 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 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 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 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 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 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 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 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 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 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 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 （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 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 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 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 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 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 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 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 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 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 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 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 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 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 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 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 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 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 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1上说：“一九○○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年下半 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 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 《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 2，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 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私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 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 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 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1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一）131—132页。 2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辑147页。） 据《革命逸史》3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 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 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4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 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 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 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 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3第一辑191页。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 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 4《国民报》是最早提倡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而具特色 ——《中国民国史》132页。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和《中华民国史》2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 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 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 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 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 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 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3“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学生杨荫 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 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4回 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5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 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 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 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6 1第一辑151页。 2132页。 3293页。 4见房兆楹辑《史料丛刊》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一九六○）内 《日本留学生题名录·卒业留学生附录》。 5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第72页。译学馆前身是 “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 6《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上册609页。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 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 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 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 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 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 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 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 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 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 《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2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 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3。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 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 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草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 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 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2《革命逸史》第一辑143页。 3胡适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国公学求学。他到过我家苏州寓所，只是我没见过。他 《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师杨志洵（景苏）先生是我父亲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 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 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 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 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 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九 ——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 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mercialcodeofjapan）。”我只记得大姐 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它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 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 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 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 （draper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 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 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 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 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 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 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 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 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 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 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 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 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 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 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 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 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 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 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 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 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 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 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 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 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 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 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 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 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 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 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 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 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 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 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 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1里说：“有拟 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 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 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 上“台盘”的。 1全文见《远生遗著》——民国九年（一九二○）版第三册189—193页。这是钟书 提供的资料。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 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 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 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 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 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 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 —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 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 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 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 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 “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 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 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 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 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 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 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 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 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xx（我忘了名字） 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 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 有什么时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 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光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 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 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 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个计较个人利害 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 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 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 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 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 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 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 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1 1据民初司法惩戒处分，停职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并停止俸给。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 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 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 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 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 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 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 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 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 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 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 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 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 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 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 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 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 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1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 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 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 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 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百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 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 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 职照准2。 1陶菊隐《北京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11页（一九五七年三联版）；《中 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辑第75页（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版）。 2范旭仑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间上海《申报》《杨荫杭律师启事》一则，说： “阅报得知”辞职获准，现重操律师旧业。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 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 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 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 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 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 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 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 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 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 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 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 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 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 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 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车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 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 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 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 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 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 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 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 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 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 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 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识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 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 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 “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 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壳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 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 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 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 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 （crisis）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 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 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 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找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 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 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 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 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 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 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 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 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 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 我们的感激。1 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 2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 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 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 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 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 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 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喊喊喊喊喊，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 “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 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 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1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 2《亚洲问题讲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实主编《亚洲人名辞典》，昭和十五年（一 九四○）创元社刊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 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 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 显得矮而小；其实房于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 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 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 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 （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 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 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 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 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 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 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作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 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 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 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 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 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 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 “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 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 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 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 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 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 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 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 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 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 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 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 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 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 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 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 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 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 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 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足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 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 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1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 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 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 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 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 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 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个劳动者不得食”不 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 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2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 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 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 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 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 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是物 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 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帐， “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帐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 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1指陆定一同志兄弟。 2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 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 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 （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 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 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 “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 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 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力争夺财产；便 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 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 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 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柜不受 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个能”而是 “个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 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 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 好像全是辩护律帅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 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 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 上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冉三上门，父亲推说个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证话。我 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 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中截，里面的夏 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 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 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 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 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1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津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 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 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 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 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 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 是经凋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 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 ‘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 《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 “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 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 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 去查看。2 1《当代》一九八三年五六两期刊载了我回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 日，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来信说，他对这件失窃案深知内情，他 说我父亲“对案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是一件监守自盗案。”他已写了《五十五年前无 锡银行保险库失窃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个世纪前这个疑案之谜”。据说那两个老 师傅宣告无罪释放，案子“不了了之”。 2承华东师范大学阚绪良同志抄给我看徐铸成先生《报海旧闻》11页上一段文字： “我那时比较欣赏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将出版“老 圃遗文辑”。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个乖，父亲只会叫 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 “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 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 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 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门”还是我家常用 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 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 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 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 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 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 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 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 “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 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 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 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 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 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 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 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 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 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 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 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 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 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 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 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 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 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 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 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 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 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 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 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人，就 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 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 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 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xx（我们父女认为 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 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在 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 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 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 之学”，从个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 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我记 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 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 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 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 隔着一个永远小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 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 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 “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 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 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 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 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 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 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 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 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 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 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 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 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 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 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 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 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找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 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 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个好。父亲助兴 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 蛋，又在冻冰的威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 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 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 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 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1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 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 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 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 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2。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 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 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 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 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 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儿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 “敌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 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 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 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甚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 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 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 角补好，叫我用预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 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 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 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1杨必，《剥削世家》和《名利场》（人民文学）的译者。 2杨寿康，曾翻译法国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义》（商务，一九四○） 父亲曾花一笔钱卖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 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 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 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 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 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 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 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 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 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 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 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 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 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 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 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 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 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 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 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 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 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 “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 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 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 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 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 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 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 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 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 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 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 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 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 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 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 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 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 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 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 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 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 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了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 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 ‘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 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 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 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 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 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 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 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 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 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 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 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 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 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 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 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 间的差异竟这么人？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 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 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 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 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 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 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钟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 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 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 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 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 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 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 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 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在 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 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 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 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 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六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 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 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 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 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市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 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 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 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 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 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 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 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 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 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 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 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 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 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 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 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 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 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 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 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 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 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人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 本兵就接二连二的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 饭碗筷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 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 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 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 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 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 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 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 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 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 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 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 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 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 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 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 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 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苍 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 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坚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 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 只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 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 樱桃、楷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 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 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 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 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 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 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搞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 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 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 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 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 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 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 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 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 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网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 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 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大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 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 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 们姐妹只能隔看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 水泥扩，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 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 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 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 扩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 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 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 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 亲那边。钟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 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 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 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 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 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 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 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 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 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 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 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 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 许称“外孙”祸“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 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 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 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 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 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客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 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 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 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 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 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 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钟书沦陷在上海，父 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钟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 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 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 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 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顶，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 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 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 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 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 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 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 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 （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 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 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此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 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 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 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 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 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 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 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xx”。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 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甲，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 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 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 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 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 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续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 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释面》、《释笑》等 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 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 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 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 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 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 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 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钟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 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 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 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 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 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 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附］补塘兄挽词五首 同学小弟侯士绾皋生 华年卓荦笑拘虚，两渡沧瀛穷地舆。返国久亲三尺法，闭门更读五车书。养疴暂止 悬河口，投老欣逢滨海居。四十年来各奔走，幸今略补旧交疏。 扰扰粗才窥管天，纷纷俗子耘心田。心期独洽刘原父，腹笥交推边孝先。大小钟鸣 随杵叩，浅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绝业今谁继，俯仰乾坤一泫然。 谁省人间万窍号，权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韵寻源远，神瞽调音造诣高。早岁准绳 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诗骚（兄著《诗骚声势》特刊）。太玄传后差堪必，心力宁为覆瓿 劳。 六书原委极钻磨，愧我青编轻读过。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岳哭东坡。茅亭质证 成陈迹，水榭追随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于君独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阶平，旧学商量娱此生。市月偶逢生鄙吝，踵门一见说归程。方夸元亮 幽居乐，遂听彦龙蒿里声。任时不堪思惜别，悲怀未叙泪先倾。 补塘兄深于说文音韵之学，余与在大兴公园晤谈最多，四五年如一日。余尝为言我 国语言文学音节之美，实在双声叠韵，而善于运用者，莫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惜昭 明寡识，《文选》失收，兄谓《诗经》一书。实为古时音韵谱，节奏尤美，殆均经瞽矇 审定，所用双声叠韵，配列甚匀，多为对偶，如周南《葛罩》二章之崔鬼虺聩，三章之 高冈玄黄，尤为显著。尝推本许氏《说文》声母通假，求得同声同韵之字，视前为多， 再依据孔广森阴阳声对转之说，求得对转通韵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颂《清庙》，历 来音韵家称为无韵者，均能有韵。兹正将《诗经》逐字逐句加注音韵，颇多创获。予谓 兄言诗之成韵不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风《下泉》前三章之彼我两字，早经揭示， 又各章往往仅有少数换韵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虽不在一章，亦自然成 的，如周南《樛木》三章，仅有首章之累绥、次章之荒将、三章之萦成换字换韵，其余 字句皆同，皆应成韵。余藏丁以此著《毛诗正韵》，照此求韵，所得较前人大为增多。 见亟索现，旋为余言丁书甚精辟，大堪参究，尤嘉其遇不得解处能虚怀阙疑，惟不知采 用阴阳声对转之说，致所收成韵之字仍多遗漏。后为余言《诗经音韵》已注就，并草成 几例，又以屈子《离骚》音调差堪比美，亦为加注如前，盖历久而两书始成，合名之日 《诗骚声势》，1……据称系用铅笔缮写，仍时加校正……此书稿本似应在苏寓……望 善为保存，将来设法刊行，以传绝学……又余曾见兄署名“老圃”在《新闻报》登载 《释面》、《释笑》、《自称》三篇，文字证引既博，树义亦精，不知关于此类著述以 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论丛等书，以广其传，实 为余区鼬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识。 1我父亲后来改为《诗骚体韵》。 回忆我的姑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 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 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 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 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 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个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 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 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 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 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 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t.b.macay） 的《约翰生传》（lifeofjoh on）1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 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 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 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 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 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 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 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 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 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 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 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 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 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 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 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 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1中英对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englishstut）第一卷第一 期起连载，后由商务出单行本。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 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 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 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 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 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 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 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二 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 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 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 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 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 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 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 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 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 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 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 还是铜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1。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 1日本友人中岛碧教授据该校保存的资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 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 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 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 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 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 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 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 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 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 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 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 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 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 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 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 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 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 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 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 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 “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 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 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 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 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 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 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 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 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 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 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 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 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 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 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 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 狗”。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 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 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 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 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 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 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乌。我不及 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 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 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 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 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 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 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 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 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 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 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 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 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 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 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 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 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 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 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 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 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 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 “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 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 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 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 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 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 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 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 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 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 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 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 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 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 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 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 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 （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 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 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 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 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 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 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 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 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 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 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 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 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 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 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 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 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 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 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 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 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 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 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 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 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 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 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 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 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 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 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 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 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 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 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 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 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 棵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 谓“最没有烦恼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 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 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 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 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 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 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 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作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 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 教。一九二九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 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 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 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寒假前大 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个 “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 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 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 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都结 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一个风景 区）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 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教师揪住溺 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 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流涕自责没 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 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 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她参 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 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她当自己人，才请她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她去苛 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 她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请客前一天告诉 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她已约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 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 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巷“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 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 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缓和下来。 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 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 亲叹气说：“嗐！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简慢了客人。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 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 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学校里接着又出一件事。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干些怪事招人 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 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 “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犯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 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 “怪物”灌她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她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四年级开 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她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职了。 那时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偶然，她“典”1了 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一座她已经出租，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 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三姑母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 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 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裳。三姑母 典的房子在娄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听说原来的园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 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览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确还像个花园，有亭 台楼阁，有假山，有荷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相 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 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园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两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 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 甚至受害。 1即活买，期满卖主可用原价赎回。 三姑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绍自己的一个亲 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 女佣，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 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 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不巧我婶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 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怕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后来“黄少奶”也辞了她。我母亲为她置备的煤油炉成 了她的要紧用具。她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她 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着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连没有冷藏设备，厨 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尽量吃个精光。她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两个人的饭食。时常特 地为她留着晚饭，她又不来，东西都馊掉。她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佛故意捣乱。所 以她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识体，总 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 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还 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 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作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 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日常只开中间两扇。她那辆包 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两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们家 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 她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她吃饭，她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清 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 还钱的时候，他就推委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 来咬她。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 忍不住才讲出来的。 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 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 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 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 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 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夏布的衣裙，穿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 概没有添做过新衣。我母亲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亲又病，没心思观她。她 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记得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不久她退掉 典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她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日寇髦占 苏州，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两个姑母 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两 个姑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做孙子，自 己买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 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 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 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 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 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 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 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绣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 买一块墓地。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 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 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我母亲曾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 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 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 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 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 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 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记钱钟书与《围城》前言 记钱钟书与《围城》前言 自从一九八○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 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 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担心他冲撞人。胡乔 木同志偶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钟书与＜围城＞》。我确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 成钟书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钟书 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这篇文章原是朱正同志所编《骆驼丛书》中的一册，也许能供 《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记钱钟书与《围城》 一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 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 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 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1。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1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 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 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 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 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 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 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 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 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 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 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 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 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 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 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 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 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 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 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2（athos2）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 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 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 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 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 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 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 个；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 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 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 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 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 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 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 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 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 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 “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 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 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 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 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 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 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 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 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 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 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 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 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 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 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 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 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 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 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 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 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 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 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 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 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 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 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 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 一路上都有诗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 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 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衷曲 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 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 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 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 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 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 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 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 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 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 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 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 “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 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 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 型的大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 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 书赋与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 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 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 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 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 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 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 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 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 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 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 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 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 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 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 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 的奶，有“痴气”。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騃气、 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 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 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 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 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騃气，还不 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 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 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 （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 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 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这也许因为 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 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 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 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 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 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 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 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 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 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 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 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 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 《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 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 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 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 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化一个铜 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 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 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 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獃子”读如“豈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獃子” 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 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 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 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 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 《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 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 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书却是 “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 四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伯父爱喝两口酒。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 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至今 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 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 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钟书和我讲起旧 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 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 把窍门拧塞了。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他们 往往一住一两个月。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他常和我 讲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 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 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 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 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 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 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 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儿。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 搬出。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 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 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 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 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 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 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钟书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 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两三岁。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 厅隔扇上，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 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钟韩手巧，能刻 字，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 现。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 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 棵树半枯了。 钟书十一岁，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那年秋 天，伯父去世。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 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 伯父去世后，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以外，其它费用就全由钟书父亲负担了。伯 母娘家败得很快，兄弟先后去世，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钟书的学费、书费当然有他 父亲负担，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钟书没钱买，就没有书；再加他小时候贪看 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看坏了眼睛，坐在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 所以课常上老师讲什么，他茫无所知。练习簿买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 纸捻子为他钉成的本子，老师看了直皱眉。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 支笔杆、一个钢笔尖，可是不久笔尖撅断了头。同学都有许多笔尖，他只有一个，断了 头就没法写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当然写得一塌糊涂， 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簿。 我问钟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 他也不说。伯母抽大烟，早上起得晚，钟书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粥吃了上学。他 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他还穿布袜，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很刺眼，只希望穿上 棉鞋可遮掩不见。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钉鞋，而且是伯伯的钉鞋，太大，鞋 头塞些纸团。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觉得好玩，就脱了鞋捉来 放在鞋里，抱着鞋光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黑板桌下。上课的 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 知道青蛙是从钟书鞋里出来的，就叫他出来罚立。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用小泥丸弹人。 中弹的同学嚷出来，老师又叫他罚立。可是他混混沌沌，并不觉得羞惭。他和我讲起旧 事常说，那时候幸亏糊涂，也不觉得什么苦恼。 钟书跟我讲，小时候大人哄他说，伯母抱来一个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点 儿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南瓜精”是舅妈、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 母鸦片榻畔闲谈时逗他的，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钟书也怀疑是哄他，可是真 有点耽心。他自说混沌，恐怕是事实。这也是家人所谓“痴气”的表现之一。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 分辩左右，好在那时候芽布鞋，不会左右脚。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 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 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 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 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 说他“痴”的又一表现。 钟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 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 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得；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 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大概也算是 “痴气”吧。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 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 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 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 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 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 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 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 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 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 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暑假他 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 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 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 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 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 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 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 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 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 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 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 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 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 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 呢。 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 “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 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 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 1，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 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 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 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 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 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 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 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 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 忍个住大笑。 1《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 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 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 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 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 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 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 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 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 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 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 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 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 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 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 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 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 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 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 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 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 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 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 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 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 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 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 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 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 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 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 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 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 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 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 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 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 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 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 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 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 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 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 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 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 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 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 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 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 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 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 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一九五七 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 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 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 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 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 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 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 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 “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 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 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 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 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 记的却全是事实。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丙午丁未年纪事》前言 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 “革命”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 了。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一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 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 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 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 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 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门同组 “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 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 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癫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 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是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 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 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 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 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 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 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 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 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 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 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 “curiouserandcuriouser！”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 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 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 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 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 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揉揉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 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 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 凌戏侮，称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 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 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 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 “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 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 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 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 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 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 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 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x门x 号！谁在撕纸？”“x门x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 “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 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 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 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 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 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 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 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 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 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 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 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 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 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 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 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 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 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 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 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 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 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 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 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 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 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 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 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 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 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 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 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 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 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 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 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 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 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 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 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 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 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 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 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 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 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 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 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 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 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 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 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 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 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 “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 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 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 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 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 “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 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 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 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 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 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 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 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 ——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 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 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 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 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二颠倒过来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 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 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 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 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 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 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 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 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 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 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 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嫉之心，对我非常欣 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 刘的威风。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 专人监视。我很想看看默存一伙的处境。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 小刘。我找到三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默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 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上首一张小桌是监 管大员小刘的。她端坐桌前，满面严肃。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 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她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给我。 几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 迎面而来。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 去。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小刘想必告诉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据何其芳同志讲， 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他 自称是扫院子的。 “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 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 话。其芳同志后来对默存偷偷儿讲了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我第一次给外 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绝 改造；二、走白专道路；三、写文章放毒。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 我多说。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 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实不亏人， 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需清醒， 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着想到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西边，默存 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该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紧的是销毁 “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字纸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例如我和小妹妹杨必的家信，满 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姊妹了解，又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家信不足为外人道， 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 数》，这不是迷信吗？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数》之类是没放在心上。我每晚想 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 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 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我女儿为 爸爸买了他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剥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捡出来。我常把字纸 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能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 我发现我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 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 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方便之门了。 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 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 去翻开读读。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地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瓷坑抹拭 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瓷片（我称为“照墙”）。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 去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对上水，做成小 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 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 也不大舍得。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 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 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 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与伍，因为她懂得扫厕所是最 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 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 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礼”的谴责，却屡戒不改。例如见了认识的人， 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 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 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 都会悄悄慰问一声：“你还行吗？”或“顶得住吗？”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 有没有问题。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不 知道的就看不出来。”有人会使劲“咳！”一声表示愤慨。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 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 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 三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 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 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 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诺大四个妖 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 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我回 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统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 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 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 着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 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 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 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揪斗完 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 “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 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 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 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我每 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 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 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 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 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 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 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 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 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小c不答，拿着稿 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 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 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 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 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 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 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 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 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 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 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 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 “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 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 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 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 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 “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 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 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 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 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 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 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 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 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 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 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 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 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 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 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 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 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 ——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 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 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 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 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 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 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 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 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 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 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 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 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 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 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 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 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 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 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 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 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 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 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 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 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 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 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 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 得。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 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 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 “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 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四精彩的表演 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 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 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 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只是呵骂，并未动武），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喝：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 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 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 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 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 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 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 套的正在学马睡觉。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混 骂，就算了事。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 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 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 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 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 《干校六记》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 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我说：“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 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 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 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 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 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 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 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 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 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 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 是我不能将无作有。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五帘子和炉子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 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 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的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 用，一般称“老先生”。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 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儿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 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 “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 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 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 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 陈翔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 他警告默存：“当心啊，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 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 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 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四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四点 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点没事，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 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 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屋里有几只桌子的抽屉是锁着的，一次几个革命群众汹 汹然闯进来，砸开锁，抄走了一些文件。我们都假装不见，等他们走了才抬头吐气。砸 锁、抄东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见。我们有帘子隐蔽着，又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由。如 果不需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 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要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地 伏案学习呢。 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我们装了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拣树枝。 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 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 草稿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 都回家吃饭，我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 买饭方便得多。我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 休息一会儿。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 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 什么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 人相轻”；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 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六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刚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检讨交“监管小组”审阅。第一次的审阅最认真， 每份发回的检讨都有批语。我得的批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同伙所得的批语都 一样严厉。我们诧怪说：“谁这么厉害呀？”不久我们发现了那位审阅者，都偷偷端详 了他几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来是个谨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绰号的惯例， 把他本人的话做了他的名字，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可是我总颠倒说成“披着狼皮的 羊”，也许我觉得他只是披着狼皮的羊。 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我 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探险”。 一次我们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红油漆写上语录。我们大楼的 玻璃窗只能朝外开，我家又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所以得在玻璃内面，按照又笨又 复杂的方式，填画成反写的楷书，外面看来就成正文。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一天 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我不按规格，用左手写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 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在家里整理并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监管员又轻 易请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炉坏了，得修理。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 不准，叫我下班后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自己修好了； 又偷得劳生半日闲。过些时候，我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我看 什么病，很和善地点头答应。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 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秋凉以前，我们都在办公室里作息。楼上只有女厕有自来水。楼上办公室里写大字 报的同志，如要洗笔，总带些歉意，很客气地请我代洗。饭后办公室人多嘈杂，我没个 休息处。革命群众中有个女同志颇有胆量，请我到她屋里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谈，也不 表示任何态度，但每天让我在她屋里睡午觉。有一次我指上扎了个刺，就走进革命群众 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 心在光亮处把刺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 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当了“牛鬼蛇神”最怕节日，因为每逢过节放假，革命群众必定派下许多“课 外作业”。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 受一顿训话，记着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 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家都承认过一项大罪：“拒绝改造”。他说，“你们 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 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 命群众”说这等有人性的语言。 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 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 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 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我还如在目前。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 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 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 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 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 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 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怕惧。 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一百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 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公。那时默存已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 人得做砖三百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 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三百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 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 那套毛衣。 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由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 厉害。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的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 命群众为我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 “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默存同样也有人代劳。 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 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 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去锄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 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 有一手。有两个能手对我说：“你一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 锄。”他们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锄他们特意留给我的 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 默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 不胜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 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热水瓶， 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默存来信说， 吃到了年轻人特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 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 糊得纹丝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每想到 他们对默存的情谊，心上暖融融地感激。 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 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 们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三年。那间房，用我们无锡土话，叫做“坑缸连井灶”；用北方 俗语，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听来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里的生活，给我们 留下无穷回味。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出于同情，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 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 的铁丝。默存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一车又一 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中煤气。默存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 里，尘上堆积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费了两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两天没好生吃饭， 却饱餐尘土。默存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不论中文外文书籍，他要什么书，书 就应声而来。如果是文学所和外文所都没有的书，有人会到北大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去 借。如果没有这种种帮忙，《管锥编》不知还得延迟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们“流亡”期间，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输氧四小时才抢救出险。他因大脑皮层 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一年才回复正常。医生嘱咐我， 千万别让他感冒。这却很难担保。我每开一次大会，必定传染很重的感冒。我们又同住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怕传染他，只好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重，晕得不能起床。大会 总是不该缺席的会，我不能为了怕感冒而请假。我同所的年轻人常“替我带一只耳朵” 去听着，就是说，为我详细做笔记，供我阅读，我就偷偷赖掉好些大会和小会，不但免 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时间。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翻译的《堂吉诃德》也不知得拖延 多久才能译完。关注和照顾我们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间“披着狼皮的羊。” 七乌云的金边 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 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 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 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孟婆茶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 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 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 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 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 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 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 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 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1作者曾将《回忆两篇》、《围城》合编为《将饮茶》一书。此文与《隐身衣》曾 作为代前言与代后记印于前书后。编者注。 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的运转，行动不便，没 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 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 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 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两侧。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 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 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 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嗐！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啊！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 “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员大概听惯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介绍孟婆店。 “‘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决 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 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 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 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 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 这话激起哄然笑声。 “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 “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啊！”这是个冷冷的声音。 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 “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渴不及待，急着要 喝茶了。” 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 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瞧去。” 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 他诧怪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 “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 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到哪里去。你不上楼，得早作 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 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 楼去呀。” 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 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 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光明亮，热闹 非常。那道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 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私货过不了 关”。 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底 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我们夫妇有时候说废话玩儿。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 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邀游。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 非作歹。可是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 “啊呀！还得有缩地法！” “还要护身法！” 想得越周到，要求也越多，干脆连隐身衣也不要了。 其实，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容许的事，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 人非但不以为宝，还惟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 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我记得我国笔记小说里讲一人梦魂回家， 见到了思念的家人，家里人却看不见他。他开口说话，也没人听见。家人团坐吃饭，他 欣然也想入座，却没有他的位子。身居卑微的人也仿佛这个未具人身的幽灵，会有同样 的感受。人家眼里没有你，当然视而不见；心上不理会你，就会膛目无睹。你的“自我” 觉得受了轻视或怠慢或侮辱，人家却未知有你；你虽然生存在人世间，却好像还未具人 形，还未曾出生。这样活一辈子，不是虽生犹如未生吗？假如说，披了这种隐身衣如何 受用，如何逍遥自在，听的人只会觉得这是发扬阿q精神，或阐述“酸葡萄论”吧？ 且看咱们的常言俗语，要做个“人上人”呀，“出类拔萃”呀，“出人头地”呀， “脱颖而出”呀，“出风头”或“拔尖”、“冒尖”呀等等，可以想见一般人都不甘心 受轻忽。他们或悒悒而怨，或愤愤而怒，只求有朝一日挣脱身上这件隐身衣，显身而露 面。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阱（ akepit）。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 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 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钻不出头， 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儿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生辉， 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人生短促，浪尖儿上的一刹那，也可作一生成就的标志，足以自 豪。你是“窝囊废”吗？你就甘心郁郁久居人下？ 但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才有不才。万具枯骨，才造得一员名将；小兵小卒， 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世上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有端茶上菜 的侍仆。席面上，有人坐首位，有人陪末座。厨房里，有掌勺的上灶，有烧火的灶下婢。 天之生材也不齐，怎能一律均等。 人的志趣也各不相同。《儒林外史》二十六回里的王太太，津津乐道她在孙乡绅家 “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上，坐在首位，一边一个丫头为她掠开满脸黄豆大的珍珠 拖挂，让她露出嘴来吃蜜饯茶。而《堂吉诃德》十一章里的桑丘，却不爱坐酒席，宁愿 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装斯文，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有人企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 “曳尾涂中”。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有人是别有怀抱，旁人强不过他。譬如他宁愿“曳尾涂中”，也只好由他。有人是 有志不伸，自己强不过命运。譬如庸庸碌碌之辈，偏要做“人上人”，这可怎么办呢？ 常言道：“烦恼皆因强出头。”猴子爬得愈高，尾部又秃又红的丑相就愈加显露；自己 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出乖露丑。好些略具 才能的人，一辈子挣扎着求在人上，虚耗了毕生精力，一事无成，真是何苦来呢。 我国古人说：“彼人也，予亦人也。”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话，这不过是勉人努力向 上，勿自暴自弃。西班牙谚云：“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 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 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 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我乡童谣有“三月三， 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我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 测那是否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我想，野 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 美人折”。 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 “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 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 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 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 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而且在隐身衣的掩盖下，还会别有所得，不怕旁人争夺。苏东坡说：“山间之明月， 水上之清风”是“造物者之无尽藏”，可以随意享用。但造物所藏之外，还有世人所创 的东西呢。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 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 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唯 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不过这一派胡言纯是废话罢了。急要挣脱隐身衣的人，听了未必入耳；那些不知世 间也有隐身衣的人，知道了也还是不会开眼的。平心而论，隐身衣不管是仙家的或凡间 的，穿上都有不便——还不止小小的不便。 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科学幻想小说《隐形人》（invisibleman）里，写 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得以隐形。可是隐形之后，大吃苦头，例如天冷了不能穿衣服， 穿了衣服只好躲在家里，出门只好光着身子，因为穿戴着衣服鞋帽手套而没有脸的人， 跑上街去，不是兴妖作怪吗？他得把必需外露的面部封闭得严严密密：上部用帽檐遮盖， 下部用围巾包裹，中部架上黑眼镜，鼻子和两颊包上纱布，贴满橡皮膏。要掩饰自己的 无形，还需这样煞费苦心！ 当然，这是死心眼儿的科学制造，比不上仙家的隐身衣。仙家的隐身衣随时可脱， 而且能把凡人的衣服一并隐掉。不过，隐身衣下的血肉之躯，终究是凡胎俗骨，耐不得 严寒酷热，也经不起任何损伤。别说刀枪的袭击，或水烫火灼，就连砖头木块的磕碰， 或笨重的踩上一脚，都受不了。如果没有及时逃避的法术，就需炼成金刚不坏之躯，才 保得大事。 穿了凡间的隐身衣有同样不便。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 要炼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这份功夫，偏偏有缘看到世态 人情的真相，就难保不气破了肺，刺伤了心，哪还有闲情逸致把它当好戏看呢，况且， 不是演来娱乐观众的戏，不看也罢。假如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笔下的瘸腿魔鬼请我夜游， 揭起一个个屋顶让我观看屋里的情景，我一定辞谢不去。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 身经目击必定获得智慧吗？人生几何！凭一己的经历，沾沾自以为独具冷眼，阅尽人间， 安知不招人暗笑。因为凡间的隐身衣不比仙家法宝，到处都有，披着这种隐身衣的人多 得很呢，他们都是瞎了眼的吗？ 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 老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 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 失群落伍的煌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 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 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 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 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 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 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 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 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 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 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 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 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一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 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 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 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 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 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 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 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 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 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 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 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 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 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 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 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 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 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 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一九八四年三月 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 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 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 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 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 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 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 “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 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 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 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 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 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 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 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 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 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 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 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 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 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 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 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 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 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 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 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 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 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 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 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 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 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 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 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 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 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 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 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 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 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 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 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 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 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 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 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 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 “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 “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 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 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 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 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 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 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 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 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 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 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 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 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 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 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 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 “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 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 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 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 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 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 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以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 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 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 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 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 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 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 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 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 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 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 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 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 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 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读《柯灵选集》 柯灵同志要我为《现代作家选集》里的《柯灵选集》写序文。他不嫌“佛头著秽”， 我却不敢冒狂妄之讥，所以擅改题目，写一篇读后心得，表达我的欣赏。 和柯灵同志略有交往的人，都会感到他和善诚挚。如果无缘和他深交熟识，读了他 的文章，就能看出他的和善诚挚不同一般。他和善，因为处处把自己融和在人民群众之 间。他诚挚，因为抱有坚定的信念，指引他为国为民，忠贞不渝。用他自己的话说， “人民有不可违拗的意志”，所以他的和善会变成勇猛。而他对自己信念的诚挚，使他 在艰苦中也不灰心丧志，能变方换法，为他信奉的理想奋斗。这样的人，聪明不外露而 含蕴在内，他并不光芒射人，却能照见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选集所收的散文、杂文、 小说、理论，都显露出这样一位作者。 且看他的散文吧。有几篇写情写景，情景交融，很有诗意。可是作者并不像杜少陵 那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陆放翁那样“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 驴入剑门”，露出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他着眼的是浔阳江上夜航讴歌的舟子，为全家 老少饥寒温饱或忧或喜的打鱼人，傍岸的采菱妇女，或顶风逆浪向暴力拼斗的孤舟。水 乡渡口，他看到的是沉默的摆渡老人和来往渡客。田间春天的田园里，他记起童年，想 到乡民翻泥锄草时短暂的美梦。他怀念遗事，带些惆怅迷惘之感，可是并非留连过去， 而是要冲破陈旧，另开新局。逗留在他记忆里的是那些碌碌终身、默默无闻的艺术家， 或筵前卖笑的妓女，戏院里卖糖的孩子。《团园》里为了救“光脚丫”而成为残废的 “小先生”笑得多么甜蜜！《红泪》里受欺压的“小东西”流下的眼泪多么辛酸！跳楼 自杀的工人为他发泄了义愤，而抗战结束，一名沉水自杀的日军又为他留下悲悯、惊惧 等等复杂的情绪。这都是作者把自己融和在群众中的感受。 他悼念的革命志士，都谦和诚恳，拙于言辞而勇于牺牲性命。他钦佩的翻译家一生 耿直勤奋。他心仪的“老水手”，经历了惊风险浪；依然扬帆前进，更教人油然起“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企慕。这些文章里都充满了作者坚守不渝的信念。 杂文一组是忧时愤世之作，写出上海沦陷时期的人间地狱，以及在里面鬼混的奴才 小丑等。但作者总不忘自己是一名战士，绝不面对残暴的镇压而回避斗争，他敢于打破 窒息人的恐怖气氛，发一声喊：“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有人说，柯灵的小说似散文。这大概因为他写得亲切自然，好像随笔记下些身经目 击的事，产生一种真实感，叫人忘了那是小说。他的评论文章不作随声附和的判断，而 有独到的见地，并流露出他从不卖弄的丰富学识。他是下苦功夫自学成家的，有自发的 兴趣，有自辟的道路，基础深厚而结合实际，所以自有胆识。 单从这个集子里选收的文章，就可见作者多才多艺。柯灵同志惯爱抹去自我，深藏 若虚，可是他抹不掉自己的才华。随着斗争的需要或生活的逼迫，他的创作层出不穷， 而他的文笔对任何形式都得心应手：描摹景物，点染得宜；抒写情感，熨贴入微；叙述 故事，生动传神。《柯灵散文选》自序里说，希望炼就“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文格。 读他的文章而能见到他的为人，不就因为他笔下“灵动皎洁、清光照人”吗？ 一九八四年七月 怀念石华父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 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 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 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 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 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 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 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1，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 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 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 加严格认真。 1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据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 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 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 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 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 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 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 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 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 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 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 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 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 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 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 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 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 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 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 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 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 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 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 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 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 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 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 一九八五年 大王庙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十二三 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 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十二三到十五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 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 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 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那年秋大，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 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 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 辫子系着裙子哦！”）我悄悄儿拉拉姐姐说：“她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 理会，快走，” 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 大王庙小学就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 四五直行。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左右。我是学期 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 原是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 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 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 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 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 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 光头”跑来劝止了。 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 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 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赋，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 “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键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 皮球，不会踢键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 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我不懂什么叫“钝”。经 她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 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 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 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 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 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 大的女生，十五岁。她是女生的头儿。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 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 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 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着一把汗直看她 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她脑袋。 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 “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每天上课之前，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体操。一个最大的男生 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么话，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后来我由“七儿” “八儿”悟出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弯舌头又带个“儿”， 算是官话或国语的。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 手不做。我傻里傻气照做，她们都笑我。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 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一九八八年八月 客气的日本人 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 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 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 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 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 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 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 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 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个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个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 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 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 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 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 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过一向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 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 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嚷气，见 了我惶急说：“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 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部倒翻在书桌上、 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 子放在床上，抱歉说：“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 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 杨绛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 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 罢，她本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 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 细拣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 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 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 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 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 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瑞 麒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 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 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 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 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 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 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 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 一身半旧个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 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个安的情绪，所以 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 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式。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找能回家，如果过 了一夜个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 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停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 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 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 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 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 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 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 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找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 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 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 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 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 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 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遇仙记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 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 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 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 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 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 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 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 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 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 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了。 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 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 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 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不过那晚上，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所 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才钻进帐子。 电影散场，淑姐随大伙回宿舍。她推门要进屋，却推不开，发现门锁上了。她推呀， 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人愈聚愈多。打门不 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也 闻声赶来。她说：“光打门不行；睡熟的人，得喊着名字叫醒她。”门外的人已经叫喊 多时，听了她的话，更高声大喊大叫，叫喊一阵，门上擂打一阵，蹬一阵，踢一阵，有 人一面叫喊，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 人。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她们说：“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 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门外闹得天惊 地动，便是善睡的人，也会惊醒。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岂有不醒的道理，除非屋里 有人是死了。如果我暴病而死，不会锁门；现在门锁着，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准是自 杀。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明晨去走城墙玩 呢，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单凭我那副孙猴子“生就的笑容儿”，也不像个要自杀的 人呀。自杀总该有个缘故，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我决计是 死了。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瞧，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 谁要自杀，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 学自杀留下遗书，我说：“都自杀了，还写什么遗书；我要自杀就不写了。”看来我准 也考虑过自杀。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我全不知道。 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是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 议论。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舍监找 了两名校工，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梯子已经放妥，校工已爬上梯子。 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 我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如失火之类，忙从枕旁摸出床上开 关；可是电灯不亮，立即记起我是在等待淑姐同房，待在墙上开关熄灯的。我忙把床上 开关再一下还原，拉开帐子，下地开了电灯。我拉门不开，发现门锁着，把钥匙转了一 下，才把门拉开。门缝里想必已漏出些灯光。外面的人一定也听到些声响。可是她们以 为是校工撬开窗子进屋了，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忽见我睡眼惺忪站在门口，惊喜得齐 声叫了一声“哦！” 一人说：“啊呀！你怎么啦？” 我看见门外挤满了人，莫名其妙。我说，“我睡了。” “可你怎么锁了门呀？淑姐没回来呢。” 我说：“我没锁啊！” 屋里只我一人，我没锁，谁锁的呢？我想了一想说：“大概是找糊涂了，顺手把门 锁上了。”（可是，我“顺手”吗？） “我们把门都快要打下来了，你没听见？看看你的朋友！都含着两包眼泪等着呢！” 我的好友和淑姐站在人群组，不在近门处，大概是不忍看见我的遗体。 这时很多人笑起来，舍监也松了一大口气。一场虚惊已延持得够久了，她驱散众人 各自回房，当然也打发了正待撬窗的校工。 时间已经不早，我和淑姐等约定明晨一早出发，要走城墙一周，所以我们略谈几句 就睡觉。她讲了打门的经过，还把美国老姑娘叫唤我名字的声调学给我听。我连连道歉， 承认自己糊涂。我说可能熄灯的时候顺手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我们准备走城墙，所以清早起来，草草吃完早点，就结伴出发，一路上大 家还只管谈论昨晚的事。 我的好友很冷静，很谨慎持重。男同学背后给她个诨名，称为“理智化”。她和我 同走，和同伙离开了相当距离，忽然对我说： “你昨晚是没有锁门。” 原来她也没看完电影。她知道我对电影不怎么爱看，从大礼堂出来望见星月皎洁， 回宿舍就想找我出去散步。她到我门外，看见门已带上。我们那扇关不严的门带上了还 留一条很宽的门缝，她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没灯，我的帐子已经放下，知道我已睡下，就 回房去了。 我说：“你没看错吗？” “隔着你的帐子，看得见你帐子后面的纱窗。”——因为窗外比窗内亮些。如果锁 上门，没有那条大门缝，决计看不见我的帐子和帐子后面的窗子。可是我什么时候又下 床锁上了门呢？我得从褥子下拉开帐子，以后又得压好帐子的下围。这都不是顺手的。 我怀疑她看惯了那条大门缝，所以看错了。可是我那位朋友是清醒而又认真的人，她决 不牵强附会，将无作有。我又怀疑自己大考考累了，所以睡得那么死。可是大考对我毫 无压力，我也从不“开夜车”，我的同学都知道。 全宿舍的同学都不信一个活人能睡得那么死，尤其是我。大家议论纷纷，说神说鬼。 据传说，我们那间屋里有“仙”。我曾问“仙”是什么个样儿。有人说：“美人。” 我笑说：“美人我不怕。”有人说：“男人看见的是美人，女人看见的是白胡子老头 儿。”我说：“白胡子老头儿我也不怕。”这话我的确说过，也不是在我那间屋里说的。 难道这两句话就说不得，冒犯了那个“仙”？ 那天我们走完一圈城墙回校，很多人劝我和淑姐换个屋子睡一夜，反正明天就回家 过暑假了。我先还不愿意。可是收拾好书籍衣物，屋里阴暗下来，我们俩忽然觉得害怕， 就搬了卧具到别人屋里去胡乱睡了一夜。暑假后，我们都搬进新宿舍了。 回顾我这一辈子，不论多么劳累，睡眠总很警觉，除了那一次。假如有第二次，事 情就容易解释。可是直到现在，只有那一次，所以我想大概是碰上什么“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 花花儿 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一只两只，而且只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猫 而似乎超出了猫类。 我从前苏州的家里养许多猫，我喜欢一只名叫大白的，它大概是波斯种，个儿比一 般的猫大，浑身白毛，圆脸，一对蓝眼睛非常妩媚灵秀，性情又很温和。我常胡想，童 话里美女变的猫，或者能变美女的猫，大概就像大白。大白如在户外玩够了想进屋来， 就跳上我父亲书桌横侧的窗台，一只爪子软软地扶着玻璃，轻轻叫唤声。看见父亲抬头 看见它了，就跳下地，跑到门外蹲着静静等待。饭桌上尽管摆着它爱吃的鱼肉，它决不 擅自取食，只是忙忙地跳上桌上又跳下地，仰头等着。跳上桌子是说：“我也要吃。” 跳下地是说：“我在这儿等着呢。” 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 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 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 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不过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 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 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我们的老李妈爱猫。她说：“带气儿的我都爱。”小猫来了我只会抱着，喂小猫的 是她，“花花儿”也是她起的名字。那天傍晚她对我说：“我已经给它把了一泡屎，我 再把它一泡溺，教会了它，以后就个脏屋子了。”我个知道李妈是怎么“把”、怎么教 的，花花儿从来没有弄脏过屋子，一次也没有。 我们让花花儿睡在客堂沙发上一个白布垫子上，那个垫子就算是它的领域。一次我 把垫子双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儿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 出垫子的范围。一次它聚精会神地蹲在一叠箱子旁边，忽然伸出爪子一捞，就逮了一只 耗子。那时候它还很小呢。李妈得意说：“这猫儿就是灵。”它很早就懂得不准上饭桌， 只伏在我的座后等候。李娟常说：“这猫儿可仁义。” 花花儿早上见了李妈就要她抱。它把一只前脚勾着李妈的脖子，像小孩儿那样直着 身子坐在李妈臂上。李妈笑说：“瞧它！这猫儿敢情是小孩子变的，我就没见过这种样 儿。”它早上第一次见我，总把冷鼻子在我脸上碰碰。清华的温德先生最爱猫，家里总 养着好几只。他曾对我说：“猫儿有时候会闻闻你，可它不是吻你，只是要闻闻你吃了 什么东西。”我拿定花花儿不是要闻我吃了什么东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吃呢。即使我刚 吃了鱼，它也并不再闻我。花花儿只是对我行个“早安”礼。我们有一罐结成团的陈奶 粉，那是花花儿的零食。一次默存要花花儿也闻闻他，就拿些奶粉做贿赂。花花很懂事， 也很无耻。我们夫妇分站在书桌的两头，猫儿站在书桌当中。它对我们俩这边看看，那 边看看，要往我这边走，一转念，决然走到拿奶粉罐的默存那边去，闻了他一下脸。我 们都大笑说：“花花儿真无耻，有奶便是娘。”可是这充分说明，温德先生的话并不对。 一次我们早起个见花花儿。李妈指指茶几底下说：“给我拍了一下，躲在那儿委屈 呢。我忙着要扫地，它直绕着我要我抱，绕得我眼睛都花了。我拍了它一下，瞧它！赌 气了！”花花儿缩在茶几底下，一只前爪遮着脑门子，满脸气苦，我们叫它也不出来。 还是李妈把它抱了出来，抚慰了一下，它又照常抱着李妈的脖子，挨在她怀里。我们还 没看见过猫儿会委屈，那副气苦的神情不是我们唯心想象的。它第一次上了树不会下来， 默存设法救了它下来，它把爪子软软地在默存臂上搭两下，表示感激，这也不是我们主 观唯心的想象。 花花儿清早常从户外到我们卧房窗前来窥望。我睡在离窗最近的一边。它也和大白 一样，前爪软软地扶着玻璃，只是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守着。假如我不回脸，它决不 叫唤；要等看见我已经看见它了，才叫唤两声，然后也像大白那样跑到门口去蹲着，仰 头等候。我开了门它就进来，跳上桌子闻闻我，并不要求我抱。它偶然也闻闻默存和圆 圆，不过不是经常。 它渐渐不服管教，晚上要跟进卧房。我们把它按在沙发上，可是一松手它就蹿进卧 房；捉出来，又蹿进去，两只眼睛只顾看着我们，表情是恳求。我们三个都心软了，就 让它进屋，看它进来了怎么样。我们的卧房是一长间，南北各有大窗，中间放个大衣橱， 把屋子隔成前后两间，圆圆睡后间。大衣橱的左侧上方是个小橱，花花儿白天常进卧房， 大约看中了那个小橱。它仰头对着小橱叫。我开了小橱的门，它一蹿就蹿进去，蜷伏在 内，不肯出来。我们都笑它找到了好一个安适的窝儿，就开着小橱的门，让它睡在里面。 可是它又不安分，一会儿又跳到床上，要钻被窝。它好像知道默存最依顺它，就往他被 窝里钻，可是一会儿又嫌闷，又要出门去。我们给它折腾了一顿，只好狠狠心把它赶走。 经过两三次严厉的管教，它也就听话了。 一次我们吃禾花雀，它吃了些脖子爪子之类，快活得发疯似的从椅子上跳到桌上， 又跳回地上，欢腾跳跃，逗得我们大笑不止。它爱吃的东西很特别，如老玉米，水果糖， 花生米，好像别的猫不爱吃这些。转眼由春天到了冬天。有时大雪，我怕李妈滑倒（她 年已六十），就自己买莱。我买菜，总为李妈买一包香烟，一包花生米。下午没事，李 妈坐在自己床上，抱着花花儿，喂它吃花生。花花儿站在她怀里，前脚搭在她肩上，那 副模样煞是滑稽。 花花儿周岁的时候李妈病了；病得很重，只好回家。她回家后花花儿早晚在她的卧 房门外绕着叫，叫了好几天才罢。换来一个郭妈又凶又狠，把花花儿当冤家看待。一天 我坐在书桌前工作，花花儿跳在我的座后，用爪子在我背上一拍，等我回头，它就跳下 地，一爪招手似的招，走几步又回头叫我。我就跟它走。它把我直招到厨房里，然后它 用后脚站起，伸前爪去抓菜橱下层的橱门——里面有猫鱼。原来花花儿是问我要饭吃。 我一看它的饭碗肮脏不堪，半碗剩饭都干硬了。我用热水把硬饭泡洗一下，加上猫鱼拌 好，花花儿就乖乖地吃饭。可是我一离开，它就不吃了，追出来把我叫回厨房。我守着， 它就吃，走开就不吃。后来我把它的饭碗搬到吃饭间里，它就安安顿顿吃饭。我心想： 这猫儿又作怪，它得在饭厅里吃饭呢！不久我发现郭妈作弄它。她双脚夹住花花儿的脑 袋，不让它凑近饭碗，嘴里却说：“吃啊！吃啊！怎不吃呀？”我过去看看，郭妈忙一 松腿，花花儿就跑了。我才懂得花花儿为什么不肯在厨房吃饭。 花花儿到我家一二年后，默存调往城里工作，圆圆也在城里上学，寄宿在校。他们 都要周末才回家，平时只我一人吃饭，每年初夏我总“疰夏”，饭菜不过是西红柿汤， 凉拌紫菜头之类。花花儿又作怪，它的饭碗在我座后，它不肯在我背后吃。我把它的饭 碗挪在饭桌旁边，它才肯吃；吃几口就仰头看着我，等我给它滴上半匙西红柿汤，它才 继续吃。我假装不看见也罢，如果它看见我看见它了，就非给它几滴清汤。我觉得这猫 儿太唯心了，难道它也爱喝清汤！ 猫儿一岁左右还不闹猫，不过外面猫儿叫闹的时候总爱出去看热闹。它一般总找最 依顺它的默存，要他开门，把两只前爪抱着他的手腕子轻轻咬一口，然后叼着他的衣服 往门口跑，前脚扒门，抬头看着门上的把手，两只眼睛里全是恳求。它这一出去就彻夜 不归。好月亮的时候也通宵在外玩儿。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 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 有一次我午后上课，半路上看见它“嗷、嗷”怪声叫着过去。它忽然看见了我，立 即回复平时的娇声细气，“啊，啊，啊”向我走来。我怕它跟我上课堂，直赶它走。可 是它紧跟不离，直跟到洋灰大道边才止步不前，站定了看我走。那条大道是它活动区的 边界，它不越出自定的范围。三反运动期间，我每晚开会到半夜三更，花花儿总在它的 活动范围内迎候，伴随我回家。 花花儿善解人意，我为它的聪明惊喜，常胡说：“这猫儿简直有几分‘人气’。” 猫的“人气”，当然微弱得似有若无，好比“人为万物之灵”，人的那点灵光，也微弱 得只够我们惶惑地照见自己多么愚昧。人的智慧自有打不破的局限，好比猫儿的聪明有 它打不破的局限。 花花儿毕竟只是一只猫。三反运动后“院系调整”，我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 花花儿依恋旧屋，由我们捉住装入布袋，搬入新居，拴了三天才渐渐习惯些，可是我偶 一开门，它一道电光似的向邻近树木繁密的果园蹿去，跑得无影无踪，一去不返。我们 费尽心力也找不到它了。我们伤心得从此不再养猫。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 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他的《容安馆休沐杂咏》还有一首提到它： “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处着，春风蛱蝶忆儿猫。” 一九八八年九月 控诉大会 三反运动期间，我在清华任教。当时，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 书展览，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遥遥 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 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讲台上有声有色 的控诉，句句部振动人心。 我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 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 等等。 我当时教一门“危险课”。外文系的“危险课”原有三门：诗歌、戏剧、小说。 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我教的 是大三的英国小说，因为仍有学生选修，我只好开课。我有个朋友思想很进步，曾 对我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我没有虚心受教，只留心回避思 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两年过去了。到第三年，有 些大学二年的学生也选修这门课，可是他们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大三的学生仍要 求普遍的分析讨论。我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准想出一个两全法：精读一部小 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 菲》。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公认为进步小说家。 他那部小说精读太长，只能选出部分，其余供浏览，或由老师讲述几句，把故事联 上就行。 可是狄更斯的进步不免令人失望。比如主人公穷困时在工厂当擦皮鞋的小工， 当然很进步，可是他公然说，他最痛苦的是日常与下等人为伍。把工人看作“下等 人”，羞与为伍，我可怎么代作者装出进步面貌呢？最简便的办法是跳过去！小说 里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部分。我认为狄更斯喜剧性地描写中下层社会中年男女谈情， 实在是妙极了，可是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往往糟得很，我干脆把谈恋爱的部分 全部都跳过拉倒。 跳，有时有绊脚石。一次，精读的部分里带上一句牵涉到恋爱的话。主人公的 房东太太对他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问：“什么 问题？” 我得解答：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我说：写恋爱用这种方式是陈腐的滥凋。 十八世纪斐尔丁的小说里，主人公虽然恋爱，照常吃饭，照常睡觉。十九世纪的狄 更斯却还未能跳出中世纪骑士道的“恋爱准则”。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多费工夫， 只举了几条荒谬的例子，表示多么可笑。我这样踢开了绊脚石。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我的问题，学生认为比较简单。 我不属“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 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我的检讨，一次就通过了。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 查的当天晚饭后。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 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我握手道贺， 然后和我同去开会，坐在我旁边。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开始控 诉。 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 顿足控诉的却是我。她提着我的名字说：“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大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怀着无比愤恨，控诉我的毒害。我的亲戚晚饭后坐在人丛里已开始打鼾，听 到对我的这番控诉，戛然一声，停止打鼾，张大了眼睛。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 着我。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 默坐。接下还有对别人的控诉，可是比了对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控诉完毕，群众 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我站起身，发现我的亲戚已不知去向。 谁这么巧妙地断章取义、提纲上线的，确实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但我那天早 上的检讨一字未及“谈恋爱”，怎么就没人质问，一致通过了呢？不过我得承认， 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我给骂得简直不堪了。 我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 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 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慨叹说：“咳！ 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好在她们不是当面批评，我只远远听着。 忽然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走近前来，悄悄问：“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我说：“你想吧，我会吗？” 他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我很感激他，可是我也谨慎地离他远些，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臭”。 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那个时期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女佣，女佣早已睡熟。假如 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 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 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我看了一 会儿书就睡觉。明早起来，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莱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 地方去招摇，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 有人见了我及早躲开，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而且有两三人 还和我说话，有一人和我说笑了好一会儿。一星期后，我在大礼堂前稠人广众中看 见一个老朋友，她老远的躲开了我。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 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没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对他们至今 感激。 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还点了我的 名为例：“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幸亏我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 道。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 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 极退缩。 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 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 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 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 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一九八八年九月 黑皮阿二 日军侵华，上海已沦陷。苏州振华女校特在上海开了个分校，在租界的孤岛上开学， 挂上学校的牌子。我好比“狗耕田”，当了校长。我们的事务主任告诉我，凡是挂牌子 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区地痞流氓的头儿送节赏。当时我年纪未满三十， 对未曾经历的事兴趣甚浓。地痞流氓，平时逃避都来不及，从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 见识见识他们的嘴脸。 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 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我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 行？”他笑说：“你看看去吧！” 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 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 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 他说：“xx啊？伊是‘瘪三’！” “前天还有个xx呢？” 他说：“伊是‘告化甲头’。”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 他翘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相人啦！”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 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 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侧，四个浓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 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 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 对付。 我把这枚希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 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儿们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 么把名片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吾先生 “吾先生”——旧事抬零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 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 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 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 “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 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荫里看一本线装书。我 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攀话。我忘了他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 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 个篮子让我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我们下窖看里面储藏的大筐大筐苹果。我们 在虞园买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运动刚开始，我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大约一两个——不称 “吾先生”了，好像他们的气势比虞先生高出一头。过些时再去，称“吾先生”的只两 三人了。再过些时，他们的“吾先生”不挂在嘴上，好像只闷在肚里。 有一天我到果园去，开门的工人对我说： “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 “和我们一样了。” 这个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称“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后来仍坚持称“吾先生”的 那派，大约是中间顺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会变成“工人阶级”，大约和其他工人那样，也算是园子里的雇员罢 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资。 一次我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但是离果子摊儿远远的。他说：得离得远远 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他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 说他多拿了果子。我几次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 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说：“想不通”，我想他 也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臜气。听说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自己触电去世。 没几年果园夷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园旧址已无从寻觅。 一九八○年九月二日 第一次观礼 第一次观礼——旧事拾零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 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 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 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 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 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同志，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 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 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 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同志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 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 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 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同志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 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 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 （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 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 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 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 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 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 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 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 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 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 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 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 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 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 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 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 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 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 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 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 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 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 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 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 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 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 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 “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 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 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四月 忆高崇熙先生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 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 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 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 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 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 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 勉强请我们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 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 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 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 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简慢了咱们又抱 歉了。” “他也没有简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地捉摸来、捉摸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 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 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见高 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 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 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 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闯祸的边缘 闯祸的边缘——旧事拾零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孤岛”已经“淹没”——就是说，租界也被日军控制。可 是上海的小学校还未受管辖。我当时正在一个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我贪图学校每月给 的三斗米，虽然不是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砂混合的米栖强得多。我也贪图上课只下 午半天，课卷虽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学校在公共租界，很远，我家住法租界。我 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 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车上乘客排 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 注意。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桥去， 免得一车人下车又上车。不过日本兵上车后，乘客都得站起来。 有一次，我站得比别人略晚了些，这也和我不愿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觉察了，他 到我面前，瞧我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我颔下猛一抬。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 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车，乘客就停止说话，车上原是静的。可是我这一发作，车上的静默立 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蚂蚁爬，该也能听见声音。我自己知道闯祸了。假如日本人动 手打我，我能还手吗？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触，就成了 挑战。我怎能和他挑战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我们 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 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他一步步走出车厢， 一级级走下车，电车又缓缓开动。同车厢的乘客好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 地纷纷议论。 我旁边的同事吓呆了。她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 发痴啦？”我半晌没有开口，一肚子没好气，恨不能放声大哭；也觉得羞惭；成了众人 注目和议论的中心。车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侥幸没闯大祸。那日本兵 想必不懂什么“岂有此理”，这话实在很书呆子气。不显得凶狠，连我的怒容也不够厉 害，只是板着脸罢了。那日本兵也许年纪较小，也许比较老实，一时上不知怎么对付了。 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见他，我就赶紧站起来恭候他吗？不，我明天决不能再乘这辆车， 得换一条路线。 换一条路线道路较远，下车还得退回半站路，中间还得走过“大世界”一带闲人、 坏人丛集的地段。我走过这段路，经常碰到流氓盯梢，得急急往前走，才能脱身。有一 次一个流氓盯得很紧，嘴里还风言风语。我急了，干脆停步转身，迎着他当面站定。这 流氓大约是专心要找个对象，看了我的嘴脸，显然不是他的对象，就扬长走入人群中去。 我只怕流氓不见得个个都这么知趣，还是避开这条远路为妙。 我早央求我那位同事注意查车的日本兵换了没有。据她说，好像天天换人。我想， 日本兵既没有固定的岗位，我换了路线保不定还会碰到他。可是每天车来车往，他又怎 会记得我呢。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假如再相遇，我也不认识他了。我不妨仍走原路。我 回复原路线的头几天心上还惴惴不安，只恨乘客不够拥挤。总算不久我教课的小学由日 本人接管了，我也就辞职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 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 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 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 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 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 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 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 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 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 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 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 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 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 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 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 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 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 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 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 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 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 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 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 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 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 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 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 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 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 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软红尘里·楔子 软红尘里·楔子 女蜗还只顾勤勤恳恳炼她的五色石。太白星君从云端里过，招呼说： “蜗皇，还在忙呀？” 女蜗忙也招呼：“上公，您好！”她叹气说：“咳！只是白忙。” “没完没了吗？” “怎么得了啊！天，穿了窟窿，臭氧层破裂了。地，总是支不稳：这里塌，那里陷， 这里喷火，那里泥石流，再加上捣乱的暴风，随处闯祸。兵者不祥之器，威力却日见强 大。从未僵息的战火，放定是愈烧愈烈。瘟疫的种类，现在也愈出愈奇。机械发达，把 江湖海洋全都污染了。芸芸众生蒙在软红尘里，懵懵懂懂，还只管争求自己的幸福。我 这片小天地，看来破败得不堪收拾了。” 太白星君说：“人间原本如此。我看你这片天地还经得起好几劫呢。” 女蜗说：“反正我也只是尽力而为。瞧这伙自以为万能的小人儿，哪天飞到您那儿 去定居吧。他们发明创造的能力确也可观。” 太白星君呵呵笑道：“他们还远没有认识我呢！东方人说我是白胡子老头儿，西方 人说我是爱神美女维纳斯！他们要到我那儿去定居啊，还早哩！” 女蜗也笑了。“他们的先遣小分队，已经到您那儿去窥探了，不是吗？” “等着瞧吧。蜗皇，我劝您且偷工夫休息会儿，别太认真。” “也许我该撒手了。我常是惶惶惑惑，却又不敢懈怠。上公，您既然驾临，我倒要 麻烦您帮我拿个主意呢。” “我有什么主意呀？” “我要您帮我瞧瞧，我是不是该撒手不管了？” “凭什么该撒手呀？管，您又要管什么呀？” 女蜗烦恼地叹息一声，“咳！这群小人儿！聪明精巧有余，却不懂得寻求大智慧。” 太白星君笑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您要他们求得多大的智慧呀？” “我不要求过多，只愿他们一代代求得的智慧，能累积下来，至少一脉流传，别淤 塞，别枯竭。只求他们彼此之间，能沉瀣一气，和协一致，大家同心同德，把这个世界 收拾得完整些、美好些。可是，当今的一代鄙弃过去的一代，亿万人又有亿万个心。说 起来倒是目标相同，都为了救济世界，造福人类。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伙自封的英 雄豪杰，一个个顶天立地，有我就没有你。请瞧吧，古往今来，只见你挤我，我害你。 个人之间，是人与人的互相倾轧；集体与集体之间，是结了帮、合了伙的互相倾轧。大 家永远停留在彼此排挤、互相伤害的阶段上，能有什么成就可说呢？他们活一辈子，只 在愚暗中挣扎，我又何苦为他们操心呢？” 太白星君安慰说：“蜗皇，您也别操之过急，见其一不见其二，您那里的仁人志士， 声闻九天，都像您说的那么没出息吗？” 女蜗说：“我只怕寡不敌众，正不压邪；是非善恶，红尘世界里不那么容易分辨。” 她说着用手掌前后左右扇开几处红尘，遥指着说： “您不妨到处看上两眼，也不妨盯着几个人看看：即小见大，由一知十。” 太白星君凝神观看了一番，点头说： “呣呣，希望都在后头呢！” “后头？还是前面？” 太白星君笑了：“‘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蜗皇，听我说，您再耐烦等待一番吧， 且不要撒手不管。” 他避免对方追问，忙着告辞一声，驾云走了。 女蜗望着他的后影，半嗔半笑，自言自语说：“真可谓‘问道于——’滑头。”她 带着一丝苦笑，拣起工具，继续自己的工作。 亲爱的读者，太白星君凝神观望的一刹那，人间已经历许多岁月。过去的事，像海 市蜃楼般都结在云雾间，还未消散。现在的事，并不停留，衔接着过去，也在冉冉上腾。 他所见种种，写下来可成一本书。您如有意，不妨一读。 赵佩荣与强英雄 赵佩荣拿起电话听筒，不论是收听或打出去，必定先切实介绍自己：“我是庙堂巷 杨家的门房。我叫赵佩荣。赵——就是走肖赵——走肖赵……”他的声凋至今还在我耳 朵里呢。我爸爸常在内已卧室的厢房里工作，电话安在厢房墙外。爸爸每逢佩荣再三反 复地说“走肖赵——走肖赵……”就急得撂下正在做的事，往妈妈屋里躲，免得自己爆 炸。我们听了佩荣的“走肖赵，走肖赵”又着急，又要笑；看到爸爸冒火，要笑又不敢 笑。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告诉赵佩荣，他没有必要介绍自己。幸亏接电话不是他的任务， 除作他经过那里恰逢电话铃响。不过，打电话向肉店定货等等是他的事。 赵佩荣是无锡安镇人，自说曾任村塾老师，教过《古文观止》，也曾在寺院里教和 尚念经。他的毛笔字虽然俗气，却很工正。他能为人用朱笔抄佛经。 他五十来岁，瘦瘦的中等个儿，背微驼，脸容削瘦，嘴上挂着两撇八字胡子，“八” 的一撇一捺都往下垂。他走路迈万步，每说话，总陪着抱歉似的笑，把嘴唇尖呀尖的， 然后先说声“这个这个”——安镇土音是“过个是个……”。平时他坐在门房里，有客 来，他只需叫经常在他身边的阿福到里面去通报，他只管倒茶。女佣买菜回来，坐在门 房里请他记帐。他有许多印得字细行密的小说，如《济公传》、《包公传》、《说岳》 之类，闲时就戴上老花镜看看。他什么事都能干。他为我们磨墨，能磨得浓淡适宜。打 毛衣的竹针往往粗细不匀，他能磨得光滑匀称。他也能做蚊香的架子。他简直像堂吉诃 德所形容的骑士那样，家常琐事件件都能。件件都能，其实也就是一无所长。他显然是 个典型的平庸人。 夏天他买只新的藤躺椅，有抽屉能抽出搁脚，比我爸爸的旧躺椅讲究也舒服。他坐 在外边大柏树大院里乘凉，隔着长廊是一片三十多棵梅树的院子，绿叶成荫，透着凉意。 我两个弟弟喜欢跟佩荣一起乘凉，听他讲自己的往事。 佩荣说，他本姓强，叫强英雄。他是过继给赵家作儿子的。他可是个真正的“浪子 回头金不换”。吓！他“从前的荒唐啊”，简直独一无二！往常抽大烟的不酗酒，酗酒 的不抽大烟，他却又是烟鬼，又是酒鬼。吓！他“从前真是作尽了孽！” 我们听了弟弟的转述，不能相信。佩荣那么个好人，能作什么孽！我们怀疑他自愧 窝囊而向往英雄，所以学着浪漫派的小说家，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成英雄，而且像浪漫 主义的角色，卖弄自己并没有的罪过。我们教弟弟盘问他怎么荒唐，怎么作孽。 佩荣说：他喝醉了酒，夜深回家，在荒坟野地里走，把露出地面的棺材踩得嘎嘎地 响，有些棺材板都给他踩穿了。 也许他当着我的弟弟，说话有顾忌，但我们只笑他想象有限，踩破几块棺材板算什 么大不了的事呢！他就创造不出更离奇的荒唐史或作孽的事了。 他又讲起自己的儿子，更证实了我们的怀疑——他在编故事。他说有四个儿子。大 儿子是种田的，二儿子是木匠，三儿子当兵，四儿子做官，是个县知事，这个儿子最坏。 他最喜欢当兵的老三。这种故事中国外国都很普通。 赵佩荣大概真的抽过大烟。一次，他告诉我爸爸：打官司的某某当事人准有烟瘾， 在屏门前掉落一个烟泡。他把烟泡呈给我爸爸看，爸爸不在意，叫他扔了。佩荣哪里肯 扔，他后来向家里女佣人承认，他倒杯茶把烟泡吞了。我妈妈背后笑说：这真是所谓 “熟煤头一点就着”。可是他并不因此又想抽大烟。他连香烟都不抽，酒也不喝。 自从佩荣来我家当门房，我家的佣人逐渐都是安镇人了。他经常为镇上的倒霉人向 妈妈求情：“太太，让他（或她）来干干活儿，给口饭吃就行。”他尽给我家招些没用 的人。门口来了“强横叫化子”，他大把的铜板施舍——虽然不是他自己的钱。这类行 径大概也带些浪子气息。可是他连“生病”二字都忌讳，他如果病了，只说“有点呒不 力”（土话，没力气）。我们暗笑他真是好个“英雄”。 他在我家十多年，从没听说他和家里人有什么来往。直到日军入侵，苏州沦陷的前 夕，他那个做官的儿子忽派人来接了他到任所去。当时我不在家。我一再问爸爸：“佩 荣真有个做官的儿子吗？”爸爸说，确是真的，那儿子是一个小县的县知事。 想到赵佩荣的做官儿子，常使我捉摸“强英雄”是否也是真的？“英雄”这名字是 谁给起的？大概浪漫故事总根据民间实事，而最平凡的人也会有不平凡的胸襟。 一九九○年六月 阿福和阿灵 阿福也不知是十几岁，看来只像七八岁的小孩，因为从小挨饿，发育到此为止了。 他家穷，爹死了，娘养不活大群孩子，就把最小的给别人家做儿子。可是收养他的人又 死了；那家把他又给别家，后来收养他的人又死了。人人都说他是个苦命人。我家门房 赵佩荣是他同乡，就向我妈妈说：“太太行个好事吧，收留了他，给口饭吃，叫他打打 杂也好。”他就到我家来了。妈妈因他命苦，为他取名“阿福”，借吉祥字儿去防御厄 运。 不记得妈妈给了阿福什么好东西，他说要留给他娘。妈妈说这阿福是个好孩子，有 良心，得了好东西就想到娘；所以妈妈处处护着他。妈妈平时吃什么东西，总留些给阿 福吃，常说：“阿福，你放在嘴里吃了吧。”我们都笑妈妈：“不放在嘴里，叫他哪儿 吃呀！”其实妈妈的意思很明显，无非说：这不过是一点点，一口两口就没了。 阿福在我家可乐了。赵佩荣有一副小型的木匠家具（可能是他那个木匠儿子给置备 的）：小斧子、小刨子、小锯子、小斜凿，一应俱全。阿福拣些硬木，锯呀，刨呀，做 成大大小小的匣子，有的还带着匣盖，盖上还嵌一块玻璃。他玩得很有意思。如叫他后 园去拔草，他就在后园捉蚱蜢，摘野花。阿福有个特殊的笑，不是嘻嘻哈哈，而是塌塌 实实的傻笑，笑声如“格以啊”的切音，那是“阿福笑”。一次有客人来了。阿福进来 通报完毕，就擅自去招待客人。我们偶在外面听见，他就像猪八戒见了妖精直呼“妖精” 那样，大声说：“客人，你请坐呀”（他的乡音是“能请坐(口虐)”），说得字字着实， 然后陪上一声“阿福笑”，得意而出。我们谁也没责怪他，不过那位客人一定很诧异。 妈妈要为阿福攒钱娶一房媳妇，还要教他学一门手艺。我们说阿福手巧，叫他学 “小木匠”吧。“小木匠”不是盖房子的木匠，而是做木器家具的。苏州的小木匠有极 精巧的工艺，阿福远不够格儿。他也永远没长大成人。他来我家几年后，只长大了一圈， 仍然是个发育不全的孩子。 从前在人家帮佣，工钱之外，还有别的收入，例如节赏、年赏、送礼的脚钱，端茶 送点心的赏钱等等。尖利的工往往抢干这类“巧宗儿”。我妈妈把这类的钱一律归公， 过节时按劳分配。阿福虽呆，总也分得一份，加上工资，很快就攒满百把块银元了。可 是阿福每逢他的财富将近百元，就要大病一场。从前的规矩，帮佣的人小病在东家休息， 大病或长病就回家。阿福大病回家，钱用完，病就好，又回我家来。妈妈诧怪说：“阿 福怎么这样命薄，连一百块钱都招不住。” 我家厨子结婚走了。妈妈就教阿福做厨子，让他上街买菜。他一下子攒了三百元。 他在市上活动，结交了三朋四友，准是他向人炫耀了自己的财富，就有人要招他去当 “小少爷”。妈妈叫他勿上当，他却执意要去做人家的“小少爷”。他怕妈妈拦阻，竟 半夜跑到女佣住的楼上，掀起小阿妹的帐子，要上她的床。这分明是有人教唆的。妈妈 没奈何，只好叫佩荣把阿福送到那家去做“小少爷”。 过了两三天，妈妈叫佩荣去看看。佩荣回来说，阿福穿了花缎袍子、黑缎马褂，戴 着个红结子瓜皮帽，在做“小少爷”呢。 随后赵佩荣被他的小儿子接走了。随后我家也逃难下乡。但逃难前夕，忽收到阿福 乡里人来信，信上是半通不通的文言，大意说：阿福的钱已全给骗光，身上的衣服也剥 掉了，赶在地里干重活，阿福就此“生有神经之病”。看来阿福已被赶回乡去。我家也 逃难出城了，竟不知阿福如何下落。 按童话故事的惯例，阿福那样混沌未凿的痴儿，往往特邀天佑。阿福不该落到如此 下场。也许他混沌初辟，便热衷于做“小少爷”，以致我妈妈的回护都无用了。 阿灵是个极愚蠢的村妇。阿福比了阿灵，可算“灵童”了。阿灵身躯榔槺，面目黧 黑，相貌远不如电视剧里的猪八戒那样“俊”。她一双昏昏的小眼睛，一张大嘴巴。她 数数只能数到二。她生了个儿子，自己睡熟，把儿子压死了。因此丈夫也打她，公婆也 打她，打得她无处容身。于是赵佩荣又来求妈妈：“做个好事收容了她吧。”阿灵君到 我家来了。那时正当盛暑，她穿一身又厚又粗的蓝布衣裤。她不会扫地，叫她拔草，她 就搬个小凳子坐在草丛里，两手胡乱抓把草揪揪。我们学妈妈为阿福取名的道理，就叫 她阿灵。 厨房里都是她的同乡。她们教她扫地抹桌，还教她做一份最低贱的工作：倒马桶， 她居然都学会了。苏州城里的小家小户，每晨等粪担来了就倒马桶。大户人家都有个大 缸储粪。粪是值钱的。阿灵倒马桶，粪钱就全归她，别人不能分润。有一天早上，我妈 妈偶到后园，只见后门大开，藏粪缸的屋门也大开，许多挑粪的抢也似的抢着挑。阿灵 俨然主人，站在一旁看着。她很得意地告诉妈妈：“他们肯出十二个铜板一担，我说不 行，我要一百个铜钱一担！”一百个铜钱只是十个铜板，怪不得那些担粪的忙不迭的担， 几乎把那口大缸都挑空了。妈妈无法向她讲明她吃了亏。反正她很得意，把钱都交给妈 妈为她收藏。 有一次，她听同伙传说，某家在物色一个姨娘，主要条件是要能生育。阿灵对我妈 妈说：“我去吧。我会生。我生过。”大家笑她，她也不知有何可笑。 一次她忽听到买奖券中奖的事，一本正经告诉妈妈她要买奖券。妈妈说：“好啊， 你有的是钱啊。”她说：“不，我要借太太的钱买。中了奖呢，是我买的；不中呢，就 是太太买的。”妈妈笑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她说：“横在枕头边，看看，数数，摸摸。”她倒好像挖苦守财奴呢。 一两年后，她丈夫来接她回去。她已学到些本领，起码的家务事都能干了，脸色也 红润了，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呆木了。妈妈已为她添了几套衣服，还攒下许多钱。阿灵回 乡很风光，不再挨打。她简直像旧时代的“衣锦还乡”或近代的留学回国！ 至于阿福阿灵两人的“后事如何”，我无从作“下回分解”了。 一九九○年六月 记杨必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 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 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 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 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 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 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 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 “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 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 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 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 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 —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 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 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 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地“点戏”说：“再唱《喜旦娄》 （sweetandlow，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 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 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 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 “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 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 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 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 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 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 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 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 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 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 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 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 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 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 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 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 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 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 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 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 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 “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 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 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 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 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 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 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 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 “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 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 —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 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 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 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 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 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 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 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 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 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 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 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 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 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 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 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 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 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 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 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 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 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 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 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 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 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 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 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 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 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 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 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 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 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 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 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 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 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 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 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 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 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 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 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 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 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 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 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 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 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 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 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 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 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 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 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 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 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 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 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 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 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 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 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 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 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 “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 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 “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 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 “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 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 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 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 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 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 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 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 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 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 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 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 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 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 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 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 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 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 她笑说：“eh，杨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 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 “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 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 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 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 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 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 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 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 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 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 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 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 “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 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 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 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 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 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 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 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 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 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 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 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 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 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 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 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 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 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 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 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 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 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 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 车过古战场 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读报得知钱穆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 的一些接触，并谈起他《忆双亲》一书里讲他和默存父亲交谊的专章。那章里有一章讲 默存，但是记事都错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女 士由台北打来电话（季季女士前曾访问舍间），要我追记钱穆先生和我“同车赴北京” （当时称“北平”）的事。虽然事隔多年，我还约略记得。我问季季女士：“我说他记 错了事可以吗？”她笑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记他，并不是为了辨错，只是追 忆往事而已。 钱穆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曾陪“钱钟书夫人”同赴北京。他讲的是一九三三年初 秋的事。我还没有结婚，刚刚“订婚”，还算不得“钱钟书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 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 “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 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 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默存由他父 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 （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 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 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我那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马上就要开学。钱穆先生在燕京大学任职，不 日也将北上。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 路照顾。其实这条路我单独一人也走过一次，自以为够老练了。动身那天，默存送我到 火车站和宾四先生相会，一同把行李结票，各自提着随身物件上车。 那时候从苏州到北京有三十七八个小时的旅程。轮渡还在准备中。到那年冬天，我 从北京回苏州，才第一次由轮船载了车厢过江（只火车头不过江）。但那年秋天，火车 到南京后，已不复像以前那样需换站到下关摆渡，再上津浦段的车。南北两站隔江相对。 车厢里的人和货车里的货全部离开火车，摆渡过江。记得好像是货物先运过去，然后旅 客渡江，改乘北段的火车。宾四先生和我同坐在站上的椅子里等待，看着站上人伕像蚂 蚁搬家似的把大件、小件、软的、硬的各项货物（包括一具广漆棺材）抬运过去。宾四 先生忽然对我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只看 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我暗想，你没看见我前一次到北京时带的大箱子、大铺 盖呢，带的全是无用之物。我这回有经验了。可是我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谦逊几句，只 笑了笑。 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 没什么谈兴。不过成天对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饭时，我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腻、硬 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所以带匣儿饼干和一些水果。宾四先生很客气，我请他吃，他就躲 到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那是当点心的。每逢停车， 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我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我是一 个学生，向来胃口不佳，食量又小，并不觉得自己俭朴。可是看了宾四先生自奉菲薄， 很敬重他的俭德。 车过蚌埠后1，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 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jb 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 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 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军可以冲杀。尽馆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 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 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1这段路程的来往方向记颠倒了，原文不再修改，谢谢读者指正 车入山东境，车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边。等火车开动，宾四先生谈风健了。 他指点着告诉我临城大劫案的经过（可惜细节我已忘记），又指点我看“抱犊山”。山 很陡。宾四先生说，附近居民把小牛犊抱上山岗，小牛就在山上吃草——我忘了小牛怎 么下岗，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 我对宾四先生已经不陌生了。不过车到北京，我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见面。我每逢寒 假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常会想到宾四先 生谈风有趣。 一九八五年，苏州南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默存应主办单位的要求，给宾 四先生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大陆观礼。默存的信写错了年份，把“明年”写成“今 年”，把“二千五百年”写成“二千年”，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 获得这封作度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 废稿）。宾四先生没有回信，也没有赴请。如果他不忆念故乡，故乡却没有忘记他，所 以我把此信附录于后。 一九九一年一月 ［附］钱钟书致钱穆书 宾四宗老大师道座：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泰山仰止，鲁殿岿存，远播芳声，时殷 遐想。前岁获睹大著忆旧一编，追记先君，不遗狂简，故谊亲情，感均存殁。明年苏州 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金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 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 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区区之私，正复齐心同 愿。“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公 家别具专信邀请，敬请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即叩春安 不备。 宗末钟书上 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顺姐的自由恋爱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 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 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 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 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 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 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 “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 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 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 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 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 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 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 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 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 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 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 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 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 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 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 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 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 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 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 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 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 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 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 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 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 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 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 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 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 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么苗条、那么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 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 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 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 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么，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 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 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 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 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 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 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 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 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 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 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 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 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 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 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 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 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 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 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 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 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 有一天，顺姐忽来向我报喜，她的大女儿转正了，穿上军装了，也升了级，加了工 资。我向她贺喜，她却气得淌眼抹泪。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瞒我一个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抚养：孩子只认大太太为“妈妈”，顺姐称为 “幺幺”（读如“夭”），连姨娘都不是。他们心上怎会有什么“幺幺”啊！ 不久后，她告诉我，她家大小姐倒运了，那离了婚的丈夫犯下错误，降了级，工资 减少了，判定的赡养费也相应打了折扣。大小姐没好气，顺姐难免多受折磨。有一天， 她满面忧虑，又对我说起还债，还给我看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和一份原告的状子。原来她 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状，说自己现在经济困难，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抚育成人，如今 二人都已工作，该每月各出一半工资，偿还她抚养的费用。这位小姐笔头很健，状子写 得头头是道。还说自己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处处受压。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将工 资之半，津贴姐姐的生活。我仔细看了法院的判决和原告的状子，真想不到会有这等奇 事。我问顺姐： “你的孩子是她抚养的吗？” 顺姐说，大小姐当大学生时期，每年要花家里多少多少钱；毕业后以至结婚后，月 月要家里贴多少多少钱，她哪里抚养过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钱，她弟弟妹妹就没份吗？ 至于顺姐欠的债，确是欠了。她顶缸当地主婆，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脱掉地主 的帽子，她已经病得很厉害，当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带了小女儿，投奔太太和大小姐。 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 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 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 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 妈，把她买下来。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 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 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 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 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 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 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 出些钱来补贴儿女。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 老得还债了。 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 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 家珍。 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我也能写状子。” 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 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 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 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 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 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 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 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 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 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 “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 “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 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 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 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 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 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 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 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 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 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 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 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 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 “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 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 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 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 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 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 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 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 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 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 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 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 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 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 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 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 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 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 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 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 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 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 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 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 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 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 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 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 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 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 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 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 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 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 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 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 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 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 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 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 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 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 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 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 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 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 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 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 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 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 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 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 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 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 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 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 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 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小吹牛 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 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记下三则，聊供一笑。 第一则 我小时，在天主教会办的启明女塾上学，住宿在校。我们一群小女孩儿对姆姆（修 女）的衣着颇有兴趣。据说她们戴三只帽子，穿六条裙子。我恨不能看看三只帽子和六 条裙子是怎么穿戴的。 启明称为“外教学堂”，专收非教徒学生。天主教徒每年春天上佘山瞻礼，启明也 组织学生上余山。我两个姐姐都去，可是小孩子是不参加的。我当时九岁，大姐姐不放 心扔下我一人在校，教我找“校长姆姆”去“问准许”——就是要求去，问准不准。校 长姆姆很高兴，一日答应。我就跟着穿裙子的大同学同去。 带队的是年老的锦姆姆，她很喜欢我，常叫我“小康康”。我们乘小船到佘山，上 山“拜苦路”等等，下山回船休息，第二天就回校。当晚沿着船舱搭铺，两人合睡一铺， 锦姆姆带我睡。她等大伙都睡下，才在洋油灯下脱衣服。我装睡，眯着眼偷看。她脱下 黑帽子，平面是雪白的衬帽，下面又有一只小黑帽。黑衣黑裙下还有一条黑衬裙，下面 是雪白的衬衣衬裙，里面是黑衣黑裤。帽子真有三一旁，不声不响。这路车的头几站没 有旁的乘客，司机和售票员和我的同伙有说有笑，我总是默默无言。有一次，售票员忍 着笑，无限同情地讲他同事某某：“伊肚皮痛啦”，一天找错了不知多少钱，又不能下 车。我忽然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开车的”、“卖票的”，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我很自然 地加入他们的圈子。他们常讲今天某人家里有什么事，待会儿得去替他；或是某人不善 心算，老找错钱，每天赔钱；又讲查帐的洋人怎么利害等等。我说话不多，也许他们觉 得我斯文些，不过我已成了他们的同伙。 这路车渐入闹市，过大马路永安公司是最热闹的一段。我有一次要到永安公司买东 西，预先站在司机背后等下车。车到站，我却忘了下车；等车开了，我忽然“啊呀”一 声。司机并不回头，只问“那能啦？”我说忘了下车。他说：“勿要紧，送依到门口。” 永安公司的大门在交叉路口，不准停车的。可是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到了那里，似停非 停的停了一下。他悄悄儿把铁栅拉开一缝，让我溜下乍，电车就开了。我曾由有轨电车 送到永安公司门口，觉得大可自诩。 一九九一年三月 第一次下乡 一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 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 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 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 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 “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 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 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 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 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 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 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 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 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 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 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 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 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 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 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 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 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 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 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 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 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 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 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 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 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 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二“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 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 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 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 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 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 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 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 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 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 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 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 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 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 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记得看过什么《清宫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问： “进得好？出得好？歇得好？”“进”、“出”、“歇”在乡间是三道重关。“歇”原 指睡眠，在我们就指“居住”；“进”和“出”就指下文的“饮食”和“方便”。 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由我们 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我们一伙就有了一个家。但我和女伴儿只是“打 游击”。社里怕冻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钱买煤，她家睡的是暖 炕。可是没几天，工人回家度假，党支部书记肖桂兰连夜帮我们搬走，在一间空屋里尘 上扑鼻的冷炕上暂宿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 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得登 上竹榻，再蹬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 会滚下来。我的女伴说：“对不起，我不像你身体轻，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 只好睡下铺。”我想，假如她睡上铺，我准为她愁得彻夜不眠。所以，理所当然，我睡 了上铺。反正我经常是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 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从窗里看到下面空场上生产 队排队出发，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 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我和女伴儿以及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 这个大炕。她们俩起得早，不及和我们见面就去劳动了。我每晨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 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动物 园里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铺盖卷上，沿墙安放。娃娃们都上炕游戏。一次，我女伴的铺 盖卷儿给一个娃娃骑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亏没透入铺盖内部。四人睡这么一个大炕， 够舒服的，尽管被褥有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我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我们可以加入干部食堂， 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如加入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 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我们愿意接近老乡们，也不惯吃两顿干饭，所以加入了农民食 堂。老乡们都打了饭回家吃。我们和食堂工作人员在食堂吃。我们七人，正好一桌。早 晚是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我很欣赏那又稀又腻的粥。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 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自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 “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 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 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 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有 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 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 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 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 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 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 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 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 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 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 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沙锅，放在老先生 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 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 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 “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 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 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 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 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 夜阑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 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 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 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 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 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 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 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 这个关也算过了吧？ 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 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 清洁离不开水。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 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 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 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 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 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 “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 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 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 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 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 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 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 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 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 三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 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 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 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 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 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 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 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 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 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 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 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 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 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 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 （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 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 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 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 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 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 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 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 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 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 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 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 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 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 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 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 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 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 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 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 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 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 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 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 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 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 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 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 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 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 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 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 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 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 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 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 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 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 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 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 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 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 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 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 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 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 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 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 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 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 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 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 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 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 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 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 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 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 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 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 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 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 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 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 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 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 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 “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 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 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 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 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 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 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 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 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 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 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 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 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 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 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四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 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 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 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 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 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 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 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 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 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 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 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 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 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 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 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 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 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 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 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 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 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 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 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 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 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 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 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 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 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 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 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 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 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 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 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 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 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 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 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 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 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 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 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 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 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 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 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 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 “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 “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 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 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 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 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 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 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 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 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 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 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 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 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 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 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 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 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 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 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 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 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 美确有道理。 五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 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 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 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 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 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 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 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 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 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 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 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 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 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 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 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 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 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 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 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 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 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 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 “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 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 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 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 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 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 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 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 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 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 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 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 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 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 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 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 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 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徐泓) 附录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作者：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 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 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 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 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 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 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 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 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 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 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 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 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 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 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 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 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 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 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 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 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 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 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 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 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 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 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 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 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 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 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 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 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 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 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 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 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 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 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 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 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 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 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 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 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 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 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 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 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 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 ·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 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 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 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 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 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 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 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 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 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 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 《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 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 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 用不着我写！”智慧世界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 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 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 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 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 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 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 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 “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话题 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 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 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 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 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 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 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 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 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 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孔庆茂) 附录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作者：孔庆茂 一见钟情 1932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业。在此之前，杨绛还在东 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在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一件非常风光的事，对于这样一 个难得的机会，杨绛却犹豫了。她以前常听父亲说起留学的事。穷人家的孩子留学 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 索。如此这般，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学习自己喜爱的文学。以过慎重考虑， 杨绛告诉父亲不想到美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后来她果然考上了清华，还因此认识了钱钟书。她的父母便开玩笑说：“阿季 （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那时，清华 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 真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 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 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上 更神气。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 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 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 她等待一个人——等待着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 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 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 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 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 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 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 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 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 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 “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连璧合”。当然 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 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的时候，这位清华才子与这位“清水芙蓉”的南国佳 人相爱了。他们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沟通理 解，文学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 采。他隔三差五地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 “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 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 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宋明理学家最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 却化腐朽为神奇，把这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 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有谁不愿去怜爱这样的才子呢？这位南国佳人很快就被钱钟书这支独一无二的 爱情神箭给“俘虏”了。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 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 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概谢绝 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 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 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 能力，他的知识大都有缘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 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之中。东北局势不 安定，这是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心 上人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可他们的书信不断，钱钟书的情书仍一封赶着一封。 “黄道吉日”缔结良缘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 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 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 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 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 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 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 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 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 对，甚是般配，本当就定了下来，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不可少。本来，两 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 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 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 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 婚礼仪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 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大学，仍要回清华 读书，钱基博介绍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不觉又 是草木摇露为霜的秋天了。 在这凉风瑟瑟的晚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到离别情怀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 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 减少些思家之情的。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他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 京，见到了心上人。半年多离别，该有多少话要向心上人倾吐呀。可是，紧紧地拥 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 悄滑落…… 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 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况且英国退还的庚款奖励国内成绩优秀的 青年到英国留学，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 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 什么功夫的。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 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 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 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 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 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 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 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她想家想 得厉害，下午一到家门口，行李还撇在家门口不顾，便飞跑进父亲屋里。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 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 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 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 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 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 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 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 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 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 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 “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 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 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 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 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 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 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 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 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 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 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 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 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 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 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 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 “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 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 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 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 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 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 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 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 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 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 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 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 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 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 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 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 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 如今，钱钟书、杨绛都是八十七八岁高龄的老人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的名利都如 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他们对人生这一关早已参透，乐乎天命，任其自然。 杨绛先生二三事 (钱碧湘) 附录杨绛先生二三事作者：钱碧湘 我认识杨绛先生，是由钱锺书先生介绍的。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 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 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 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 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 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 “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 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 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 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 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1969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 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 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 整“5·16”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5·16’！ 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5·16’，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谁知他后 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5·16”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5·16” 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 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 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 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 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 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 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 “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 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 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 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 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 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 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6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 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 “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 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 来人顶了回去。30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 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 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 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 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 生先生的文章（注1）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 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 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 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 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2）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 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 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 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 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 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 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 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 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 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 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 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 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 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 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 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450元！那时， 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118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 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 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 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 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90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 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 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 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 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 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 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 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 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 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 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 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 “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 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 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 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 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 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 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 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 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 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 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 “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 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 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 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 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 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 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 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 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 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 “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 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 “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 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 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 “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 “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 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 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 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 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 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