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薄情》 第一章 繁忙的一天即将结束，可是阿纳斯塔西娅-卡缅斯卡娅面前的文件、记录和统计表格仍堆积如山，一时理不出头绪来。不过，一定得清理好，因为今天是她婚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她处女生涯的最后一天。明天，5月13日，星期六，她就要嫁人了。 三个月前，她和阿列克谢-奇斯佳科夫去婚姻登记处递交了申请书，从那时起同事们就没完没了地跟她开玩笑。大家都知道，娜斯佳很快就满35周岁了，她和奇斯佳科夫从中学九年级起就相识了，这些年来一直形影不离。大家还知道，娜斯佳本不想出嫁，她对居家过日子并不感兴趣。因此，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在熟人和同事中引起了阵阵反响，挖苦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令她十分尴尬。有人甚至用疑惑的目光打量她那瘦削的身躯，搜寻妊娠的迹象；还有人断言，奇斯佳科夫收到了去斯坦福大学工作的邀请信，她是想当个教授夫人出国去享受一下安定的生活，准是这个诱人的前景促使挪斯佳突然迈出了这一步。还有一些人风闻娜斯佳陷入了某种复杂的境遇，编造出一些奇谈怪论。 虽说传言无奇不有，可娜斯佳的熟人们在表面上对她仍一如既往，时不时地同她开几句玩笑，但对她的嫁人都明确表示赞许。总之，她是该到变得老成持重，跟大家一样的年龄了。 今天，5月12日，举行婚礼的前夕，大家更是毫无顾忌。每20分钟里，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或是闯进她的办公室，开上几句荒唐的玩笑。就连那位一向板着脸、以严肃著称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在团邀她吃饭而遭到礼貌的谢绝后，也挖苦地说： “当然啦，今天你饿瘪肚子也没事。明天你家里就有个专职厨师了。” 娜斯佳并不生气，因为她心里清楚伊戈尔指的是什么。除工作以外，她什么都懒得去做，这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的确，她不会做饭，不喜欢逛商店，为了少洗脏碗碟，吃饭尽量只用几样简单的餐具。可她未来的丈夫廖沙，不仅在数学上是个天才，在厨房里也是个能手。自从娜斯佳的父母把自己那套大房子换成两套小的，和成年的女儿分开住以来，廖沙就包揽了家务，并且关照她的健康，一周至少来做一次饭。因为要是他不来，娜斯佳一天三顿就只喝浓咖啡，吃夹肉面包。 令娜斯佳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她出嫁的消息还不仅仅是传到了她朋友们的耳朵里。其实，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而她没料到的是，对此事感兴趣的，除了早就熟悉她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看来她是有所疏忽了。几天前，她到市检察院去找侦查员奥利尚斯基，在他的办公室碰到一个人，此人的案子是她几个月前经手侦破的，现正在隔离审讯。 “我真不走运，”那个人奸笑了一下说，“要是拖到5月，您就不会在那里抓到我了。”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很感兴趣地问，“您能躲到哪里去？” “我哪儿也不用躲，只是到时候您就出嫁了。”这个将被处以极刑的家伙解释说。 “那又怎么样？” “没什么。出嫁后，您就顾不上我了。我犯的这档子事，只有老处女才会咬住不放，因为她们通常对所有的男人都恨之入骨。而已婚女人，脑子里想着别的事儿，她们已经不是正儿八经干活的人了。她们只是得过且过，到时领工资罢了。可以说，这次算我倒了霉。” 一回到彼得罗夫卡大街1，娜斯佳便把这个奇遇讲给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听。 1莫斯科民警刑事侦查局所在地——译者注 “这不，”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您对我说过什么？”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什么使上校如此兴奋。 “我对你说过，当个侦探最厉害的武器莫过于名气了。不是会开枪射击，不是腿跑得快，不是扎上黑腰带去徒手格斗，而是要威名远震。你在我手下只是个文文静静的姑娘，一个小人物，默默无闻，坐在办公室里为我起草分析报告。是这样吧？可你看，我们的刑事犯却在议论你。这说明，他们对你很感兴趣，也就是说，你对他们是个威胁。既然他们自己都承认这一点，可见这是最公正的评价。娜斯佳，你要记住，如果一个侦探在罪犯中没点儿名气，那就糟了。因为，既然他们没听说过你，就不会对你感兴趣。而既然不感兴趣，就不会怕你。因此，罪犯跟这类侦探打交道时，是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的。你弄明白了吗？”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可别再说了，”娜斯佳无精打采地挥挥手，“我算个什么侦探？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小小的分析员怎么能与侦探相比。” “嗯，你笑，你笑吧，”上校总算宽容地说，“咱们走着瞧，看你能笑多久。” 这已是四天前的事了，当时娜斯佳一点儿也没有想过，上司的话有多少是对的。就连今天，结婚的前夕，她也不会料到，24小时之内，她就会明白，这些罪犯知道的不仅仅是她的姓名。不过，这是明天要发生的事，今天她仍坐在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清理积压在保险柜和桌子抽屉里的成堆文件。 快到7点半的时候，继父打电话来问： “丫头，你能和我一起到机场去接你妈妈吗？” 娜斯佳有些犹豫。她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妈妈了，可再一想，反正明天就能见面，现在她还有这么多事要处理…… “我明白了，”继父不冷不热地说，“你还泡在工作里。” “你看，爸爸，”她曼声央求道，“婚假前我得把所有要收尾的事情做完。你是知道的呀。” “当然，”列昂尼德-彼得罗夫心软了，“谢天谢地，这回你总算开了窍，请了婚假。那好吧，我一个人去接。” “谢谢老爸了，”娜斯佳情不自禁地说，“明天见。” 托老天的福，她日子过得多顺心呀！从记事起，她称做爸爸的这位继父就善解人意，总能猜中她的心思，因为继父本人就在刑侦局工作过好多年。八年来，她与顶头上司没发生过任何磨擦。再说廖沙吧，他不仅爱她，而且摸透了她的脾性，因此他们交往的这些年，他从来都是顺着她的性子，一次也没有翻过脸。相反，她倒需要多花些功夫来体会体会，什么是人际关系中最珍贵的东西，不能只靠什么狂热的激情，或是逢场作戏。一旦她理解了这一朴实的真情，便马上答应嫁给奇斯佳科夫。可要把这事对别人说明白，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表面上看，娜斯佳同意嫁给他，仅仅是因为他送给她一台电脑。甚至连她最要好的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也不理解她。 “廖沙出了一本教科书，得了一大笔稿费，他一声不响地给我买了台电脑，”娜斯佳解释说，“还到汽车站来接我，问我想不想到地中海的什么地方去度假。知道吗？一台拆了封的电脑已经摆在了我家里，可他在街上走着走着，又问我想不想用这笔钱去旅游。” “要是你突然同意去呢？”尤拉摸不着头脑地问，“要是你也想去看看地中海，而他已经把钱花掉了，怎么办？” “问题是，他对我的回答早已心中有数，”娜斯佳着急地说，“他对我观察得可细啦，摸准了我最想要什么，虽说我一次也没向他提过我工作上需要电脑，也没提过想去地中海。你想想，要是你妻子因为早上没时间正经八百地做饭而每天早晨给你端上的是煎鸡蛋，只因为你光喝茶是不行的，可家庭常备的食品不是灌肠，就是煎鸡蛋，而灌肠你根本不要吃，于是你每天早上吃到的只能是一份煎鸡蛋。如果情况突然变了，早餐的品种完全不同了，酸牛奶、虾蟹沙拉、菠萝香蕉甜点、鲜牡蛎和烧烤全牲一应俱全，那么你妻子能不问你一声，就知道你早餐想吃什么吗？请注意，以前她不习能碰到这样的难题，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这些佳肴。如果不论是你还是她，从来也没有品尝过，也从未谈论过这些佳肴的味道如何，那么她能挑出你到底爱吃什么吗？” “不可能”，尤拉摇了摇头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挑什么吃。你说的这些东西里，我只喝过酸奶。” “可你看，廖沙也完全是这样。他从未问过我想怎么花掉三千美元。何况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他也是。因此这些是无从谈起的。可假如这些钱一弄到手，他就肯定能未卜先知地断定，我要用它派什么用场。为此不仅要了解我，还要对我像对自己一样有心灵感应。这时我才懂得，像廖沙这样的人，我这辈子再也碰不上第二个了。” “当然啦，”尤拉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哪个正常男人会受得了你那没完没了的工作热和懒得出奇的习性？老实说吧，你要是想有个靠别人双手建造的温馨的家，就别唱什么感情的高调。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唉，尤拉，得了，”娜斯佳叹了口气说，“你总是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 电脑的事也没人信服，可事实如此。今天是星期五，快到晚上9点了，娜斯佳关好办公室的门，若有所思地告别办公室。要离开一个半月呢，她不禁自忖，看来嫁给他不会错的。 在去地铁的路上，她想起了要给亚历山大-卡缅斯基买件礼品。亚历山大是娜斯佳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定在明天结婚。这个萨沙比娜斯佳小七岁，一直忙于经商，整天跟令人心烦的枯燥计算和大宗美元打交道。他曾结过一次婚，夫妇虽很般配，但过得寂寞无聊，想也没想过夫妻生活中的欢乐，直到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姑娘，这姑娘爱他，爱得真诚、无私。萨沙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才相信这是真的。打那以后，他霎时间变成了一个神奇人物，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赠送礼品和搞一些希奇古怪的事。当他得知在他和达莎的关系中起了非同寻常作用的姐姐定于5月13日出嫁时，便使出浑身解数，不惜花费巨资，赶在这之前办好离婚手续，并商定，把他和达莎的婚礼也定在这一天。当然啦，他希望两个婚礼在同一个婚姻登记处进行，可是无论走什么门路都办不成，因为登记结婚只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的所在地区进行。唯一例外的是婚礼宫，那么什么人都可以登记，可娜斯佳死活不肯，既不去婚礼宫，也不要排场，坚持一切从简，不事声张。 萨沙那盛大的安排是：上午10点，娜斯佳和阿列克谢陪同他和达莎到婚姻登记处，在那儿他和达莎举行婚礼，由姐姐和阿列克谢作证婚人。然后坐汽车去另一个登记处，娜斯佳和廖沙登记结婚，他和达莎作证婚人。然后两对新人结伴去饭店，四方父母等在那儿，一起吃顿便饭。 “也许，没有这个必要吧？”娜斯佳犹豫不决，她不想把自己的婚礼办成尽人皆知的庆典，“我不认为咱们的父亲面对前妻和现在的妻子会感到自在。” “唉，好姐姐，别胡思乱想啦。都过去多少年了，谁也不会为此而不安的。一点也不会的，我有把握，就这么定了。你为我和达莎出了这么多力，我不能不参加你的婚礼，我也不愿没有你出席而举行自己的结婚仪式。” “那就别把两桩婚事安排在同一天，”娜斯佳气冲冲地说，“你自找的麻烦，又要大家发扬英雄主义去解决这么多的难题，婚事错开一周办，有什么不行的？” “那庆祝活动呢？”弟弟不满地说，“这样办的意义就是要在同一天。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页历史呀！以后我们年年一起来庆贺。老姐你还是苏联时代的老脑筋，根本不知道现代人都是怎样为自己安排喜庆活动的。当然，婚后我们哪儿也不去，再过两个月达莎就要生孩子了，明年到结婚周年纪念时，我们可以到马德里去庆贺。结婚两周年时去维也纳。三周年时去巴黎。我们两家双双对对一起去，我们要把这变成一个传统，一个值得珍惜并保持下去的美好传统。大家都会惊讶，赞叹，点头称道，因为从没有过这么引人注目的庆典，姐弟两家一起庆贺相同的结婚纪念日。” “萨沙，你那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离谱了，我得出得起呀，”娜斯佳恼火地说，“我既不去马德里，也不去维也纳和巴黎，我一辈子也攒不了这么多钱。你那百万富翁的派头，我真受不了。” “去你的吧，”萨沙报之以哈哈大笑，他陶醉在爱心之中，不让任何人破坏他那美好的构想，“你是我的姐姐，我要拿钱让你走遍全世界。” 他终于安排成功了，明天两个婚礼将一起举行。娜斯佳给达莎的礼品早就买好，而给弟弟的贺礼却一直没有确定。只好今天晚上去买了。 她在普希金广场坐上无轨电车到阿尔巴特大街去。她记得，好像就是在那里的一个商亭里看见过一套企业家用的精致办公用品。她一个商亭一个商亭地慢慢搜寻着，勉强克制着想买一大罐干酪球的诱惑，忽然看见一辆有点面熟的汽车。她立刻想起了这是谁的车，但不知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眼睛，感觉很不舒服。她打起精神隔着车窗向里面看了一眼。只见后座放着一件镶黑边的鲜红鞣革风衣。这类风衣，她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很少见。 娜斯佳慢慢地环视了街道的四周，看见一个露天咖啡馆。车主和享有这件高档新奇风衣的女人背对着她坐在一张小桌旁，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说实在的，娜斯佳现在与这个案子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到底还是…… 她若无其事地到吧台上要了一杯咖啡和一盘甜点心，在邻桌旁坐了下来，选了个位子尽量避开这一对年轻人的目光而又能听得见他们在谈什么。 “……太热了。我的几个熟人7月份去了那儿，他们说，很不习惯，简直难受死了。到那儿去最好再晚一点儿，9月份。”姑娘那有点儿任性的声音传到了娜斯佳的耳里。 “可咱们去年也是7月去的，”她的同伴反驳说，“依我看，7月正好。去年你也没被晒黑。” “你瞎比些什么！”姑娘嗤之以鼻，“我们去的那是哥斯达一布拉瓦1，那里的气候很特别。7月份去土耳其会热得发疯的。” 1旅游和疗养胜地，位于西班牙地中海沿岸——译者注 “我听说，土耳其有个地方，环境很好，7月份在那儿也不错，”小伙子还不服气，“那儿有松树、沙滩，空气清新。” “那是个什么地方？”女友将信将疑地问道。 “这地方……叫……真见鬼，想不起来了。” “那地方叫凯梅尔。”娜斯佳大声插话说，可脸未转向他们。 “对，叫凯梅尔！”那个男的高兴地应声道。 “喂，偷听可是不礼貌的，”姑娘挑衅地说，“干预别人的谈话也是不体面的。” 娜斯佳小心地把杯子放到桌上，朝他们转过身去。起初他们没认出她来。刹那间，小伙子脸色煞白，而姑娘却相反，颧骨上泛起了团团红晕。 “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就不提体面不体面的话，”娜斯佳镇静自若地说，“你们干的事触犯了刑法，明知故犯地作伪证。” “您无法证实！”姑娘面红耳赤地说，“本来，这就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去年你们一块儿去度假，证明你们早就认识，难道这些不是事实？” “那有什么？”姑娘仍反驳着，“我们认识犯什么法？” “有什么，”娜斯佳缓了一口气说，“您证明男友不在作案现场那一回，看起来很令人信服，因为您作为过路人，一口咬定，您在街上碰见过他，而当时正好在城市的另一头发生了一起要案。现在既然你们是早已认识的，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反正一样，案子早就结了。”年轻人终于插进来说。 “既能结案，就能立案再审，”娜斯佳耸了耸肩说，“这是办案子。” 事情会这样急转直下是这对年轻人始料不及的。显然，他们以为，刑事案件只要结案，就一了百了了。也许从没有人对他们讲过，未侦破的案件是很多年也结不了的。这类案件只是暂缓办理，诉讼随时都可以恢复。 娜斯佳喝完咖啡，站起身来。 “星期一我会把我和你们这次‘动人的’意外相遇向侦查员报告的，让他来决定吧。当然，也不排除你们走运的情况，也许他不认为我的报告值得重视。但我还是得先跟你们打个招呼。” 这对年轻人默默地目送她离去。这次谈话给娜斯佳留下了沉重的不快之感。她脑海中浮现出那位被毒打、强暴的姑娘在辨认施暴罪犯时拿不准，由于惊吓和疼痛她已记不清罪犯的面貌。而这个每年都到疗养胜地去休养的小母狗，却一口咬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这个年轻人的。还说，她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正好是她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男人。这坏蛋倒没有撒谎，她真的迷上了他。 娜斯佳总算给弟弟买到了礼物，于是到电话亭给侦查员打电话。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请原谅，我给您往家里打电话了，明天我太忙了，并且星期一我就休假了。” “没关系，你说吧。” “我刚才得知，阿尔秋欣不在现场的证词是假的。那姑娘说阿尔秋欣是向她问路的人，其实姑娘是他早就相好的女友。” “真有你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打了一声唿哨，“看来，他们把我们给耍了！” “看来是这么回事。我已经把他们稳住了，到下星期……” “好吧，娜斯佳，我明白了。明天我就查办，只是你再详细说说是怎么回事。” “去年他们一起到西班牙度假，去了科斯塔一布拉瓦，是7月份。这说明他们认识至少有一年了。” “混蛋。你等等，”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是明天结婚？” “是的，您没弄错。” “那你怎么还……” “因为结婚是在明天，而不是今天。今天我还得工作。” “娜斯佳，从没有人说你怪吗？” “不断有人说。您是第119位。” “谢天谢地，除了我，世上还有118位正常的人。你未来的丈夫也在其中吗？” “不在，”她笑了笑，“他比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休息日来找我的时候，还带着他的手稿，总想写点什么。” “真是一对宝贝。祝你幸福。至于阿尔秋欣，我抽时间办，得狠狠地整治整治他。结婚去吧，什么事都别操心了。” 她回到家里已是深夜11点多了。奇斯佳科夫坐在厨房里摆弄着纸牌。明天办喜事，他和娜斯佳一样，并不感到怎么激动。也许，由于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这些年来，他的激情已经“燃烧殆尽了”。 “廖沙，你没生气吧？”娜斯佳一进家门就特别小心，“亲爱的，原谅我，事情一大堆，我连妈妈都没空去接。还要给萨沙买礼品……” “那事先给我打个招呼也不行吗？”奇斯佳科夫气呼呼地说，“已经是深夜了，跑到哪儿去了？你要吃点什么吧？” “你要吃点什么？啊，我要吃点……”她更正说。 看着娜斯佳狼吞虎咽地吃着沙拉，廖沙的心就软了。平安无事就好。她这脾气反正改不了，而且也许没有必要改。 埃利娅-巴尔托什松开扣儿，从脖子上解下平常戴的项链。 “这条也不配，”她叹了口气，“太亮了，衬不出连衣裙的漂亮。我们还有别的吗？” “你别再折腾了，好吧，”塔米拉恼火地劝她，“你这样没完没了，好像这是你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大事，别的都可以抛在脑后。当年你爷爷别列卡什维利教授说什么来着，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一生中只有一件大事是毕生仅此一次的，那就是副博士论文答辩。一个人即使能写出五篇论文，答辩五次，也只有最初的一篇算得上是副博士论文，其他的都是博士论文了，无论什么专业都是如此。而结婚呢，只要你愿意，几十次都行。因此，对明天这件事，不必太认真了，别把它看得那么重要。你想想看，不过是去婚姻登记处登记，接着共同生活上几个月，一起睡够了，满足了青春的渴求，于是你就会腻烦透顶，分手离异。” 埃利娅低下头，心情沉重地坐到椅子上，也不注意豪华的结婚礼服是不是弄皱了。她的双颊已泪流成行，鼻子抽抽搭搭，用手擦着脸。 “这就掉眼泪了，”塔米拉一边唠叨，一边把扔满桌子的珠宝、首饰一件件收进匣子里。“死丫头，你就这么爱冲动，说你几句都不行。自己克制一下，要不很难与人相处的。连句玩笑都不懂，动不动就耍性子，掉眼泪。你怎么是这样的脾气，让人讨厌！” 母亲的话音刚落，埃利娅猛地站起来，跑进自己房间去了。对女儿看上的那个对象，母亲一直就不满意。母亲是格鲁吉亚一位有个性的高傲的学者跟一位别尔谢涅夫贵族世家出身的著名女作家生的女儿，当年嫁给了匈牙利人伊什特万-巴尔托什，一位驻莫斯科外交官的儿子。丈夫家庭同国外的公务联系，加上别尔谢涅夫家族那高贵的门第，使塔米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招待会和宴会上频频地抛头露面，陪同丈夫周游各地，先是探视国外的亲戚，后来就完全是公开的生意往来了。她有着贵族血统的面庞，鹰钩鼻子，一头蓝黑色的鬈发，胸部高耸，臀部丰满，光彩照人，举止潇洒，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因此，她虽已45岁了，但还是不乏崇拜者。这些人中，大部分感兴趣的绝不是她的品德，而纯粹是伊什特万的社会关系和财富，这一点她并不在意。她出身于杰出的知识分子家庭，精通德语和匈牙利语，从小就过惯了富裕生活，受人宠爱，呵护，直到现在她仍把自己引人注目的风姿看作是天生的，自然赋有的，永远不会消逝，会永远伴随她而存在的。 不言而喻，对女儿未来的丈夫，她早就有完全固定的想法。怎么也不会是这个戴着眼镜埋头读书的研究生，一个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一贫如洗、永无出头之日的穷酸书生。当然，皮什塔（塔米拉很重视丈夫的民族出身，就连在家里叫小名也按匈牙利语的习惯），这么说吧，他能使这个毛孩子辉煌腾达，让他到公司里做事，然后提拔他为股东。可这值得吗？这个研究生本来就不是块浮金璞玉之料，花时间和金钱来栽培有什么意思。一个无能之辈，既无经商的悟性，也无对金融业务的兴趣，既不灵活乖巧，也不坚强刚毅。塔米拉对他进行了一番仔细深入的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就出在他那难以言传的性感上，无疑，她的这个毛丫头傻乎乎的，经不住诱惑。小伙子非常性感，就连见过世面的塔米拉也为之心动。一旦强有力的生理机制被挑逗起来，那么任何阻拦都只会加深他们之间的爱慕。母亲作出这一判断是明智的，因而试图劝阻女儿取消婚事是毫无意义的。塔米拉卑鄙无耻地盘算着：不要紧，让他们先结婚，待他们颠驾倒凤，玩得昏头昏脑，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分开。该从一开始就让女儿抛弃一种糊涂的想法，什么丈夫是上天所赐，应该从一而终啦，什么不论贫富、苦乐、病痛或健康都应终身厮守、始终不渝啦……如此等等。现在，结婚的前夕，要让埃利娅心里明白，她明天面临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这样的事她一生中还会有的，而且少不了。 埃利娅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两眼微肿，面颊通红，身上穿的已不是那件华丽的白色衣裙，而是碧绿闪光的驼鹿皮裤和几乎过膝的灰绿色上衣。浓密乌黑的发髻拢在脑后，用发卡固定着，袒露出纤细娇嫩的脖颈，显得分外细长，那抹着深色口红的厚嘴唇，格外动人。 “我去找卡佳。”她挑衅似地冲着母亲说，心想又会惹起一番争吵。已是晚上8点了，该早点儿躺下睡觉，明天才会显得气色好，明天可得早早地起床，7点娜塔莎来做发型，8点加利娅带着东西来化妆，随后女修甲师就会到，9点半就得坐车去登记。婚姻登记处10点开门，塔米拉坚持一开门就要登记。她的女儿应该是第一个登记的，绝不能和其他人一起排队。 “去吧，”母亲冷漠地耸了耸肩，“又要睡得那么晚，明天起来无精打采，像条醋渍鲱鱼。嗨，其实关我什么事，是你出嫁，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 埃利娅急忙冲出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要不又得大哭起来。有时候她对母亲真是烦透了。近几个月来，这“有时候”变得极其频繁，毫不夸大地说，几乎是“经常不断”了。 她的知心女友卡佳住在隔壁的单元里。以前这两个姑娘是同班同学，后来一起上了大学。卡佳学习很出色，而埃利娅补考才得“2分”。现在卡佳已上三年级，而埃利娅娅然游手好闲，她经常出国，不是随父母去，就是跟旅游团走，佯装去考察电影艺术史。塔米拉本人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因此，她认为女儿的生活方式很正常，只是要给她找个合适的丈夫，能保持女儿应有的生活水平就行了。 见到女友到来，卡佳十分惊讶。 “埃利娅，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来闲聊一会儿。” “在结婚前夕？”卡住不敢相信地又问了一句，“你就没事可做了吗？” “如果打搅了你，那我这就走，”埃利娅生气地说，“我怎么，来的不是时候？” “你说什么呀，进来吧。”卡佳安慰她说，“我只是好奇而已。结婚前夕，新娘通常总是忙忙碌碌：汽车啦、客人啦、食品啦……忙到深夜才能和新郎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稍事亲热，并想象一下明天的此时此刻，虽然干的是同样的事，但是已有了法律保障。” “新娘通常该怎样做，我不知道，”埃利娅生气地说，“我只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女友，至今还没嫁人。” “嘿，三年来，我们年级的女生几乎有半数以上一个接一个地嫁了人，”女友笑着说，“所以新娘我见得够多了。要喝茶吗？” “我还真想吃点东西。”埃利娅不好意思地说。 卡佳仔细瞧了她一眼。 “埃利娅，别愁眉苦脸的。你可是才从家里出来，刚化的妆，脚上穿的还是拖鞋呢。” “这怎么啦？” “你怎么还没吃饭？你母亲不给你饭吃？还是你又和她吵了一通，鞋都忘了换，就偷着跑出来了？” 埃利娅的嘴唇开始颤抖，继而猛地扑在女友的肩上大哭起来。 “为什么妈妈这么不喜欢他呢？他怎么得罪她了？” “埃利娅，亲爱的，请问，你母亲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他呢？只有你有义务喜欢你的瓦列里。不要强求你母亲和你的喜爱一致。” 姑娘哭得像个泪人儿，卡佳抚摸着她的头，忧伤地暗中思忖：埃利娅漂亮、善良，但不聪明，对她来说，自己讲的道理也许有点太复杂了。卡佳内心的痛楚并未消去，她反复思索：瓦列里将来是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到底看中了这个傻乎乎的姑娘什么呢？他是作为哲学教研室的研究生，给卡佳他们班辅导一个学期的课堂讨论，才跟她相识的。图尔宾一眼就从三年级学生中看上了这个有着超凡才能的女学生，只有对她，他才能用通常与教授和副教授们交谈的语言。共同的兴趣很快增进了相互的好感，日积月累演变为喜爱，可是谁能预料，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卡佳考社会心理学时，埃利娅无所事事、心血来潮，于是跟着女友来大学给她鼓鼓劲。教室里，卡佳与教师在一起，为考签上的试题而绞尽脑汁，而走廊里，埃利娅却与一位路过的年轻研究生一起倚着窗台为卡佳担心。卡佳考完试出来，一眼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事，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但埃利娅和图尔宾却以为她这是考试过度紧张和激动引起的。 卡佳很快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她生性不是好斗之人，因而没有和埃利娅为了图尔宾争风吃醋。直到现在，她心上的创伤还未愈合。要知道，卡佳考进这所大学，选修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并非偶然。她自己很清楚，所学的东西都是她身边发生的事物，是她了解并感兴趣的事物。所以她能够把对瓦列里-图尔宾的爱和与邻班同学埃利娅-巴尔托什的友情区分开来。卡佳在内心深处甚至有点可怜这位老同学，她没有朋友，过得很无聊，对什么都缺乏兴趣。由于这样的生活，谈情说爱成了她的人生真谛和感情寄托。任何对她的爱情构成威胁的事，她都视为灾难，至少会看作是不幸。卡佳心想：上帝保佑，我在生活中还会遇上讨人喜欢的、有头脑的男子汉的，可像埃利娅这样的上哪儿去找？她可是什么地方都不去，从不与人来往。虽然常跑国外，但这些旅游团基本上是女人成堆，即便是偶尔有几个男的，也是有老婆陪伴，或带着孩子，单身贵族是不随旅游团走的。上街去搭讪一个吧，埃利娅也做不到，她从小受到的管教极严，哪能干这种事。当然啦，埃利娅可以不理会父母的禁令，可是要知道，她自己也十分清楚，就她父亲所处的社会地位，家里谁都不应当贸然去结识萍水相逢的人。说不定真会把凶手或强盗引进家门…… 埃利娅终于平静下来了，于是两个姑娘唧唧喳喳一直聊到快11点。埃利娅回家时，从报箱里拿到一个白色的小信封，信封上没有写明收信人。她把信拿在手中正反面都看了一遍，考虑了几秒钟，不知是自己拆开，还是交给父母。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她把信稍微撕开一点儿，抽出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信上用很大的印刷体写着：“别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第二章 娜斯佳刚刚站到莲蓬似的喷头下要洗澡，门铃就响了起来。廖沙开了门，迎面风风火火闯进来的是容光焕发的达莎，她怀孕已八个月了，根本穿不下婚纱，只穿了一套奶色丝绸套装：一条宽松肥大的裤子，一件小翻领的加长女衫，上面打着很多褶，走起来飘然若仙。怀孕并未影响她的容貌：一头浓密的浅黄色头发，蓝蓝的大眼睛，目光和蔼可亲，穿一身缝制得体的套装，根本不像一个将做母亲的女人，倒像个颇有魅力的胖姑娘。 “我就知道你们还在睡大觉！娜斯佳倒是出了名的瞌睡虫，可你呢？” “我怎么啦？”奇斯佳科夫不解地问，“我们10点钟才去婚姻登记处，现在刚8点。” “这么说就不要穿衣服、化妆，也不要买花了？再过一个小时亚历山大就来接我们了，可你和娜斯佳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你说够了吧。来得及，别激动，这对你身体不利。”廖沙安慰着这位未来的弟媳妇。 “新娘呢？”达莎追着问。 “洗淋浴呢，她刚醒。” “礼服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奇斯佳科夫不知所措地说，“这个我没问。” “我早料到会是这样！她大概抽不出功夫检查纽扣都钉好了没有，衣服要不要熨。你去忙早饭吧，我来看看礼服。” 奇斯佳科夫顺从地拖着步子到厨房去煮咖啡，房间里不时传来达莎的叹气声和数落声。 “哎，我让她穿的那件衬衫，不知她塞到哪儿去了？嗯，本来放在这儿……当然，裙子是要熨一熨的……真是的，这哪儿像做新娘，简直莫名其妙……家里熨斗总该有吧？” 娜斯佳从浴室里出来，一下子愣住了：风风火火的达莎把屋里弄得一片狼藉。柜子里的衣服乱扔在沙发和椅子上，达莎正跪在地毯上熨娜斯佳的黑裙子。 “你干吗像座雕像似的站着一动不动？”达莎没回头，边熨边对娜斯佳说，“快去喝咖啡，该开始打扮了。” “也许可以不化妆吧？”娜斯佳小心地说，她最不喜欢化妆，虽然她也承认，脸上适当做点美容会变得更有魅力。 “真有你的！怎么能不上妆？娜斯佳，别争啦，我们早就说定了。我同意你不专门去买礼服，有什么穿什么，可脸上你总要收拾得像模像样吧。” 她转过头来，看见自己新郎的姐姐赤脚站在那儿，身上裹着一条长浴巾。 “娜斯佳呀！”达莎不耐烦地高声喊道，手里还一个劲儿地熨着裙子，“你可别让我发火，快点！要不我们就迟到了！” 10点整，亚历山大-卡缅斯基按响了门铃，娜斯佳已喝完两杯咖啡，正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套装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化妆。 “娜斯佳！”弟弟在前厅里喊了一声，“你的信。” “哪儿来的？” “不清楚。信塞在门缝里。没写地址。” 娜斯佳放下眉笔，迎面走了出来。他们姐弟俩互相吻了一下，闹着玩似地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互相打量着，挑剔着对方的毛病。 “怎么样？”娜斯佳问道，“合适吗？” “完全合适。我呢？” 萨沙身材修长，长得并不算好看，可今天竟像好莱坞影片中的超人明星。不知是由于他的服装出自地道的好裁缝之手呢，还是他的神态发生了变化，他的整个形象似乎在向世人夸耀：“我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所向披靡。” “好极啦，”娜斯佳笑了笑说，“拿信来。” 她接过递过来的白色信封，急不可耐地打开来。在叠成四折的一个小纸片上，用印刷体写着：“别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她马上就克制不住自己，脸色煞白，两手颤抖不已。 “怎么啦？”亚历山大关切地问道，“碰上了什么倒霉事？” “别大惊小怪。小事一桩。”她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惊恐不安。 “娜斯佳！” “萨沙，别往心里去。一切正常。这跟我们两桩婚事一起举行没有任何关系。你快到厨房去，缠住达莎和廖沙五分钟，别让他们到屋里来，我得打个电话。” 她关上门，抓起电话机，拨通了侦查员奥利尚斯基的电话。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她焦急地说，“阿尔秋欣大概吓得够呛。有人在我门缝里塞了封信，是恐吓信。不让我把昨天碰见他的事告知您这位侦查员，还说，不然我会后悔的。” “信你用手拿了？” “只用指甲捏过边。我有经验，像巴甫洛夫驯的狗一样。这种信我决不会用手指去拿的，这已是条件反射了。” “你现在在哪儿？” “还在家里，10分钟后出去。” “去哪儿？” “10点钟，去索科利尼基区，12点，回到伊兹梅洛沃区，下午两点，去市中心的地铁广场。” “我10点前赶到索科利尼基，你把信交给我。娜斯佳，别紧张，听见吗？你要真的使他相信，到星期一前你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他现在就不会碰你。有这两天时间，我会逮住他，叫他连吱声都来不及的。这个阿尔秋欣，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坏蛋！” 娜斯佳结侦查员打完电话，便匆忙跑进浴室继续化妆。这时她听到厨房里传来弟弟和未婚妻兴致勃勃的谈话声，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娜斯佳做证婚人拿什么花，娜斯佳做新娘时捧什么花，餐厅该摆什么样的花，萨沙给父亲的前妻（娜斯佳的母亲）赠送礼物是否得当。廖沙没有参加讨论，至少娜斯佳没听到他的声音。 她用眼影刷涂上最后几道线，在颧骨突出部分轻轻晕了一点胭脂，使脸盘更显鹅蛋形。这时，弟弟从厨房走了出来。 “怎么样啦？都收拾好了吧？” “差不多吧，”她边照镜子边对他说，“索科利尼基婚姻登记处附近会停着一辆浅蓝色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你尽量把车停在这辆车旁边，好吧？” “好的。那是哪儿的车？” “市检察院侦查员的车。我得把信交给他，趁我举行婚礼的时候，让侦技人员鉴定一下。” 萨沙站在她身后，想看看镜子里姐姐的面庞，以便仔细观察一下她的眼神。 “娜斯佳，我提个问题，也许不合时宜，但你得保证不骗我。你要么说实话，要么于脆别回答。” “好，我保证。”她边在双唇上涂着暗红色的口红，边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你后悔要嫁人了吧？现在，就在此时此刻，你后悔了，不想去婚姻登记处，宁愿亲自把这封见鬼的信送交鉴定人员，在那里盯着他坐等结果。是这样吧？然后，一拿到鉴定结果，你就会马不停蹄地跑到什么地方去搜索那个威胁你的人。你对这事比嫁人感兴趣得多。我说的对吧？” 娜斯佳慢吞吞地把唇膏拧进去，套上金色小管，未转过身子，只是从镜子里仔细端详着萨沙的面孔。萨沙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简直像极啦：晶莹透明，几乎没有色彩，睫毛、眉毛淡白，鼻子细而直，嘴唇轮廓分明，颧骨高高隆起，双颊深陷。姐弟俩都身材修长，像得出奇，既然娜斯佳不算漂亮，那么萨沙就显得有点难看。 “你凭什么断定有人威吓我？”她慢条斯理地问道。 “因为信里的字很大。你看信时，我也看到了，那么，你回答不回答我的问题？” “不。你就当我是避不作答。” “谢谢。” “为什么谢我？” “因为你没有骗我。” 他把姐姐的身子转过来，让她的头紧靠在自己的肩上。虽说娜斯佳比他大七岁，可萨沙竟然这样对待她，好像她是自己的小妹妹，该保护她，该关心她。 “好姐姐，我爱你，”他悄声说，嘴唇触及着娜斯佳那银白色的头发，“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促成，我不会像今天这么幸福。当初，我一点也不了解达莎，也许会抛弃她，像认识她之前抛弃别的女人一样。我会永远鼓不起勇气和前妻离婚的。当然，那样可能会更糟，达莎就会活不下去的。是你救了她。谢谢你。” 娜斯佳轻轻地推开弟弟，抚摸了一下他的脸颊。 “好弟弟，现在不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今天是我俩的大喜日子，让不吉利的事滚得远远的，从我们的心里和言谈中滚开吧。走吧，该动身了。达莎可能等得不耐烦了。” 亚历山大并未挪动身子，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镜子里娜斯佳的身影。 “萨沙，你怎么啦？在寻思什么？” “姐，你一定是出了点什么麻烦事。我不会坚持非要你把事情都告诉我，但我希望你清楚，不管出了什么事，我都会尽我所能帮你应付的。我对你一片真心，你尽可完全信赖我。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谢谢你，好兄弟。我很感动，这是心里话。可现在一切就绪，该动身了。” 他们沿着洒满阳光的街道来到索科利尼基婚姻登记处，在那里为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和达莎-孙季耶娃登记结婚。萨沙和娜斯佳乘车走在前面，廖沙和达莎的车尾随其后。起初，娜斯佳并不赞成这样安排，但达莎不容违抗地断言，新郎和新娘不该乘同一辆车去登记。一路上他们停了好多次，去了几个市场和地铁站，达莎精心为自己和娜斯佳买了两束鲜花。差10分10点，他们终于来到登记处。奥利尚斯基那辆浅蓝色的莫斯科人牌汽车早就停在大门口，夹在两辆崭新的萨伯、一辆奔驰和一辆奥迪车中间，显得可怜巴巴的。 奥利尚斯基一个人坐在汽车里纹丝不动，像是根本没看见娜斯佳从开到跟前的汽车里出来。一直到她拉开车门时，他才浑身一颤，转过身来说： “天哪，是卡缅斯卡娅，我都认不出你了！是你吗？” “当然不是，”娜斯佳打趣地笑着说，“我现在上着班，坐在彼得罗夫卡大街的办公室里。您认错人了。” 她交给他一个薄膜塑料口袋，那封信平平整整地放在里边。作为回答，侦查员递给她一支深红色的玫瑰花，那粗壮的枝干几乎有一米长。 “这是送给你的。荷兰玫瑰。不怎么香，但开花时间长。” “谢谢您，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也谢谢你。我找到了你们那个奥列格-祖博夫，和他说好了来取信。所以现在直接去他那里。要是你感兴趣，傍晚打电话来，告诉你结果。” 他透过车窗朝外瞧了一眼，窃笑了一下。 “那位大肚子的公主是什么人？你的证婚人？” “不，是我弟弟的新娘。我们现在先给他俩登记，然后送我和廖沙去举行婚礼。” “年轻人，安排得太好了！那两位之中，哪一个是你的廖沙？” “红褐色头发的。” “那淡黄头发的是你弟弟吧？” “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很讨人喜欢。” “你瞧，看上去就是亲兄弟，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很明显，你们父亲的遗传基因很强，胜过别的基因。好吧，娜斯佳，祝你……祝什么你自己知道。我这个人不会说话，可待你不错，尊重你，器重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偏爱你，这你自己最清楚。祝你成功。” “也祝您成功。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娜斯佳说着从车里钻了出来。 看来，是亚历山大和登记处主任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免去了等待。女工作人员在门口迎接他们，笑容可掬地接过他们的护照，立即请新娘和女方证婚人到专为新娘准备的房间去梳妆。 “过三分钟就请你们去登记。如果你们愿意在登记后喝点香槟，可以事先放到冰箱里。” “你们这儿有地方喝咖啡吗？”娜斯佳脱口而出。 这句话正好被从旁经过的一位女士听到，这位女士体态丰满，戴着一副雅致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请问，您是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的证婚人吗？”她朝娜斯佳问道。 “不是，我是他新娘的证婚人。有什么事吗？”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事先关照说，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姐姐，她也在今天结婚。大概就是您了？” “是的。” “我想就是您，”女士满意地笑笑，“请您和新娘到我的办公室来。” 达莎心里一惊，望望娜斯佳，又瞧瞧这位壮实的女士，迈着碎步跟着走了过去。怎么既不见萨沙，也看不到奇斯佳科夫，娜斯佳也有点儿不自在。 女士把她们领进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室内有一张低矮的大桌子，周围摆着五把椅子，桌上花瓶里插着鲜艳的玫瑰花，旁边是一盒打开盖的巧克力，一瓶放在冰桶里的香槟酒。 “请，请进，”女士殷勤地微笑着，“我叫季娜-鲍里索夫娜，是这儿的主任。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马上就来，他们一到，你们就一块儿去大厅进行结婚登记。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您是叫阿纳斯塔西娅-帕夫洛夫娜吧？” 娜斯佳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留神地等待着下文。季娜-鲍里索夫娜边说话边喀嚓一声拧开了一个看不见的开关，只听得咕嘟咕嘟的倒水声，刹那间，娜斯佳面前就摆上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关照过，他的姐姐多半是要喝咖啡的。”女主任含笑说，“因此，咖啡壶我早就煮上了。等登记完毕，你们回到这间屋子，还要象征性地庆贺一番。糖果、香槟、酒杯，一应俱全。” 娜斯佳寻思：还不错！这位主任为萨沙和我们如此尽力奔忙，不知弟弟甩给她多少钱？连名字都记住了，包括我的，还有廖沙的，招待得够周到的。萨沙真是好兄弟！就连我爱喝咖啡都特意关照过了。现在我才似乎开始明白他所说的“办喜事”的含义。就是要办得无处不使人感到方便舒适。 她刚喝完一杯香气扑鼻的浓咖啡，萨沙和阿列克谢就到了，主任办公室通往礼仪厅的那扇门也立刻打开了。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请您和新娘及证婚人来进行登记。” 达莎突然慌乱了起来，手中的花怎么也摆弄不好。花刺竟然挂住了薄薄的绸衫，几支含苞欲放的鲜花，不是遮住了脸，就是快要搭拉到地上。达莎又着急又恼火，眼泪都掉出来了。季娜-鲍里索夫娜马上赶到她身边，帮她收拾好花束。 “请您把花先放下，放到这儿，”女主任说道，“现在把衣服和头发整理一下，怎么舒服就怎么站着。双手放到胸前，要自然些，不然，一会儿手就麻了。好，我把花放在您的手上。您瞧，这样多好呀，哪儿也挂不着，也不东倒西歪。” 他们在弦乐队的伴奏声中，庄严地走进了敞开的大门。仪式立即就开始了。娜斯佳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大厅里的人群，倾听着祝词，算计着时间，不时地看一眼手表。这一套烦琐的程序她很不喜欢。她想象着即将和这里一模一样的自己的婚礼：自己将不自然地站在大厅的中央，手捧一大束不好摆弄的带刺的玫瑰花，一位素昧平生的夫人喋喋不休地说：“现在娜斯佳和奇斯佳科夫迈出了人生中最最重大的一步，今后……互敬互爱……互相关照互相尽责……”等等。然后是摆好姿势慢步走，好让摄影师拍照，接着交换戒指、接吻，最后走到桌前，在厚厚的大簿子上签名登记。她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要是早知道登记结婚的手续这么折磨人，她就会考虑考虑，要不要出嫁了。她和廖沙没登过什么记，不也照样过了15年…… “现在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妇……新郎新娘，请交换戒指……请新郎向新娘祝贺……请到这里来，签上名……请证婚人签名……” 仪式终于结束了。娜斯佳吻了一下达莎，又送给她一束玫瑰。接着，奇斯佳科夫也送上一大束带刺的玫瑰。身材矮小的达莎几乎淹没在花丛之中，奇斯佳科夫见状于心不忍，便从她手里把花束都拿到自己手里。他们四人回到季娜-鲍里索夫娜的办公室，娜斯佳如释重负，一下子跌坐在沙发椅上。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怎么样？一切都满意吧？”女主任关切地问，“都是按您的意思办的。” “季娜-鲍里索夫娜，非常感谢。一切安排都是高水平的。请一块儿来坐坐，和我们干一杯。”他邀请道。 大家一起喝了香槟酒，萨沙和阿列克谢因为要开车，所以只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达莎也只用嘴唇碰了一下泛着泡沫的金黄色饮料，为了生一个健壮的小宝宝，她时时都注意保养。娜斯佳却连自己也感到奇怪地畅饮了一大杯，又要了第二杯，这香摈是地道的上等品。她心里感觉到：也许不是因为酒好，而是因为我心神不定，说起来也真怪。可有意思的是，自己干吗要心神不定呢？是因为要嫁人？还是为了那封信？ 从索科利尼基到伊兹梅洛沃，仍是萨沙和娜斯佳坐一辆车，奇斯佳科夫和达莎坐另一辆车。 “萨沙，可不可以跟登记处商量一下，免去这一套仪式，直接给我们登上记怎么样？”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这么办，是不喜欢吗？” “说句实话，是这样。我讨厌这一套。站在大厅中央，像个笨头笨脑的女人，听着那些胡言乱语……给你们举行仪式时，我脑袋都发胀了。下一次，轮到我当主角，我可受不了。” “好，我去商量一下试试。”萨沙点头同意了。 一到登记处，他们就分头行动。娜斯佳和达莎坐在华丽的大厅里，两个男子汉去找人商量简化仪式的事。廖沙积极支持娜斯佳，想免掉那套繁文缛节，弟弟也别无他法，只好顺从姐姐那古怪的脾气。 过了十分钟，待在众目睽睽的前厅里的娜斯佳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出去一下。” “干吗？” “抽支烟。” “我跟你去。”达莎起身说，可娜斯佳猛地拉住了她。 “你坐在这儿，哪儿也别去，要不他们俩会找不到我们的。” “娜斯佳出来走到台阶上，站在有果皮箱的那一边。她喝了两杯香槟后，开始抽第一支烟。她忽然觉得有点儿‘晕乎乎’地，头发昏，腿发软。可这种感觉几秒钟就过去了，她又开始好奇地打量起登记处进进出出的人们。从驶过来的一辆浅黄色日古利牌汽车里钻出一个挂着照相器材的年轻小伙子。” “您要拍照吗？”小伙子从娜斯佳身旁走过时问道。 “不要，谢谢。”她笑了笑说。 小伙子没有停留，径直穿过玻璃门进入了大厅。娜斯佳看见他走到达莎身边，她发觉，从远处看他要显得年轻一些。达莎也摇头谢绝了，于是这位摄影师就又往前走。 娜斯佳回到大厅，达莎已经极不耐烦了。 “他们溜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着急啦？”娜斯佳神情严肃地问道，“坐着吧，谁也不会赶我们走的，不会有人来催，这儿又暖和又不潮湿。你还要什么？” “难道你不想早点当妻子？”达莎惊讶地反问。 “我有点儿无所谓，”娜斯佳坦白地说，“我这么过了15年，等于当了妻子。登记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登过记你们就得在一起过日子了。” “你指的是什么？廖沙还要住在茹科夫斯基，从那儿他上班只要走五分钟。他以前到我这儿来多半是在休息日，当然，有时候他也抽空来看看我，但次数很少。以后还会是这样。” “反正不一样。”达莎固执地说。看来，要她承认结婚远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更不是最神圣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她是不会认输的。 亚历山大和廖沙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 “姑娘们，都办妥了，只是得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我们前面还有两对，每对需一刻钟，随后就来请我们，交还盖上印记的护照，发给结婚证书，我们在登记簿上签个名，就算完事了。他们保证在两分钟内办完。” “那交换戒指呢？”达莎气愤地说。 “到饭店再说，”娜斯佳安慰她说，“要不就在大厅里交换。” “这算什么！娜斯佳，你真叫人捉摸不透……” 达莎伤心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她刚满20岁，萨沙是她第一位真心相爱的恋人，她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在她看来，结婚是她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她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娜斯佳和阿列克谢对待结婚一点也没有激情，甚至无动于衷。 他们坐在大厅里耐心地等待着。娜斯佳又一次出来到台阶上抽烟。这时，那个拍照的小伙子站在果皮箱旁，又向娜斯佳兜揽起生意来。 “还没拿定主意？”他微笑着问，“我的价钱公道，保证照好。” “不用，谢谢。”她又一次拒绝了。 “为什么不照呢？”小伙子惊奇地问，“像您这样的女性，该是喜欢拍照的。” “您从哪儿看出来的？” “您很上相。无论从哪个角度，拍出来都是个大美人。您大概是模特吧？” “不，不要这样拙劣地奉承我，这会使我心存戒备，会惹我生气的。” “我有点儿不明白……” “为了让我拿定主意，您说了那么多的恭维话，简直太离谱了。您应该能看得出，我长得并不美，无论如何都变不成美人。可您却指望我听了您的奉承话得意洋洋，心甘情愿让您拍一张试试，只因为您把我看成美人，也能在照片上把我拍成美人。” 摄影师若有所思地瞧了瞧娜斯佳，怜惜地摇摇头说： “哎一哟一哟！您怎么这么心灰意懒？真怪！这么漂亮的美人，却有点儿心理变态。您从小就这样吗？” 娜斯佳只觉得满脸臊红。她对自己并不出众的长相从来都是泰然处之，也没有因此而产生过什么心理变态。但她却不能容忍旁人对她的长相说三道四。 “这样吧，”摄影师用他那带点淡绿的棕黄色眼睛兴冲冲地望着娜斯佳，“用拍立得牌相机给您照，两分钟照片就能出来，而且别急，拍照免费。我给您露一手。” “您到底想向我证明什么？”娜斯佳已开始恢复常态。 “证明我没有骗您。我拍个即兴照，要是拍得不好，我甘愿认输。” “那好，开始吧。”她无精打采地同意了，反正她还有半支烟没抽完呢。 “这么说，您同意了。我准备好相机就转过身去。您喜欢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然后数数，数到三，我就转过来拍照，好吧？” “好吧。”她心不在焉地又说了一遍。 小伙子转过身去，娜斯佳仍抽着烟，她在考虑阿尔秋欣的事，这小子不在现场的伪证露馅了，今天是她办喜事的日子，他竟送来了这封卑劣的恐吓信。烟快拍到过滤嘴了，娜斯佳才忽然想起来，快速数起数来： 摄影师飞速转身，屏住气息，快门咔嚓一响，眼前掠过一道明亮的闪光。 “您准备了好久。”他摆弄着相机说。 “说老实话，我把您给忘了。”娜斯佳冷冷地回答。 “您是女友的证婚人？” “不是，是新娘。” “怎么可能呢？” “干吗不可能？” “新娘子怎么穿黑衫黑裙？怎么不喜气洋洋激动万分地挽着新郎，反而站在台阶上抽烟，和陌生的男子聊天？我怎么也不相信。” “不信就不信吧。照片怎么样啦？” “再忍耐一小会儿，马上就洗出来了。您大概不是第一次嫁人吧？要真是这样，那您如此神态自若是可以理解的。您是过来人，结婚登记那一套是经历过的，婚后的酸甜苦辣吗，唉，也是尝过的。对不对？”摄影师想逗她乐，自己却先笑了起来。 娜斯佳也忍俊不禁地笑了一下。 “您瞧，印出来了。这就看出咱们谁赢了？” 娜斯佳看着照片，大为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是她吗？照片上的她，年轻优雅，短裙下修长的双腿婷婷玉立，黑色衬衫衬托出白皙的皮肤，外罩一件雅致的白色长上衣，这是她吗？照片上的她，脸庞清秀，神情冷漠，颧骨隆起，双唇丰满，目光深沉。望着这张照片，她才终于想起，今天用了半个小时化妆，才显得这么仪容端正。她早就习惯于不修边幅，即便自己真的成了银幕上的明星，她也会把自己当作不起眼的小灰鼠。 “说真的，我认输了。该罚我什么？” “什么也不罚。只要您为刚才的无礼道个歉就足够啦。” “请原谅，”娜斯佳真诚地说，“您是对的，可我真蠢，对您太无礼了。” 她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可这时达莎正在冲她打手势，想必轮到他们了。 “对不起，”她笑了笑说，“叫我去举行婚礼呢。” 她把照片还给摄影师，他却摇摇头说： “留著作个纪念吧。” 她迅速回到大厅，阿列克谢、达莎和亚历山大都在那儿等着她。 “咱们该去那儿，九号房间，”廖沙往右边指了指说，“那儿好几个门，一模一样，只是号码不同。” 一走进房间，便看到两位讨人喜欢的姑娘坐在那里。俩人正忙着填写结婚证书和往护照上盖章。其中一个姑娘见他们进来，便匆匆忙忙走出去，没过半分钟便拿着厚厚的登记簿回来了。 “快点儿登记吧，”她气喘吁吁地说，“登记簿得马上送回去，不然，下一个仪式就不能进行。” 娜斯佳和廖沙及证婚人都登了记，那个姑娘又急急忙忙把登记簿拿走了。 “您要不要改成丈夫的姓？”登记处的姑娘问娜斯佳。 “不，我不改。” “那就这么写：丈夫姓奇斯佳科夫，妻子姓卡缅斯卡娅……” 这时，忽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是一位妇女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一群妇女的惊叫声。 “达莎，你在这儿坐着别动。”娜斯佳匆忙交待了一句，便冲出房间，奔向大厅。 亚历山大和廖沙急忙尾随其后。大厅里，靠近盥洗室的门旁，穿着黑色、白色婚礼服的新娘新郎挤成一团。娜斯佳从挎包里掏出工作证，高举在头上，没费什么劲就挤过人群： “请让开，我是警察。” 走到盥洗室门口，她停住了脚步。只见瓷砖地面上躺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穿华丽的礼服，胸前雪白的衣服上，一块血迹越洇越大。她的眼睛大睁着，直勾勾地一动不动。她是被子弹直射进心脏而立即死于非命的。 姑娘身旁跪着一个身着深色西服的青年人。他脸上像戴着副假面具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娜斯佳看出，他是深度休克，正处在无意识状态中，对周围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应。 她退后一步，转过身来面向人群，用手臂撑着盥洗室门两边的墙。她踮起脚，看到了丈夫和弟弟，便开始发号施令： “萨沙，廖沙，控制出口。不准任何人随便出去。看着，别让达莎到这里来。” 刹那间，照相机刺眼的闪光掠过她的眼前，娜斯佳往左一瞥，看到了摄影师。 “喂，小伙子，到这儿来。”她喊道。 小伙子挤到她身旁，激动地低声说： “您是警察局的？让我拍照吧，这事儿我内行。” “您说什么？” “喂，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干这事……要知道，我本是《刑事侦查报》的摄影记者，每星期六来婚姻登记处捞点外快。”他把证件递给娜斯佳看，“请允许我把出事现场拍下来，行吧！” “好吧，只是要快，”娜斯佳果断地说，“给你五秒钟拍照，然后来帮我。” 小伙子顾不上身后人们气愤的喊叫声，咔嚓咔嚓接了快门。 登记处主任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被吓得脸色煞白，这位女士年纪很轻，喷过“摩斯”的头发被过氧化物弄得乱蓬蓬的，像只好久没剪过毛的卷毛狮子狗。 “天哪，我的天啊……”她双手举起轻轻一拍，像是在向上帝诉说。 “您叫警察了没有？”娜斯佳问她。 “叫警察……没有……”女主任支支吾吾地低声说。 “那就快去叫，”娜斯佳生气地命令她，“算了，请站到我这儿来，看住不让任何人进盥洗室。最好别碰新郎，就让他这样跪着。都明白了？” “明一明白。”“狮子狗”结结巴巴地说。 “电话在哪儿？” “在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在哪儿？” “穿过大厅往右拐……门口有牌子……” 娜斯佳快步穿过大厅，边跑边向门廊瞧了一眼，看见奇斯佳科夫认真地守着岗位，耐心地向刚赶来登记的一对新人及亲友解释着，她这才放心而去。找到主任办公室，推开门，抓起电话就拨号。 “我是市局值班员库金中校。”她听到深沉的男低音。 “你好，瓦夏，”她从容地说道，“我是卡缅斯卡娅。” “唉，没见过这样的人！”库金吼道，“休息日你还在家里待不住？” “我这儿有一具死尸，瓦夏。” “地址？……电话？……噢，是这么回事，知道了……婚姻登记处？还可以！等一小会儿，马上就到。” 她听见开关咔嚓一响，库金向别处喊话道：“值勤组，准备出发。” “等等，你不是今天结婚吗？”市局值班员又靠近话筒说。 “瓦夏，是的，是今天。这不刚刚才结婚，五分钟前。” “啊，真见鬼，卡缅斯卡娅，你真是个怪人！连结婚都跟常人不一样，都离不开死尸。” “看来，我是命该如此。瓦夏，求你件事，给我接一下内线，拨尤拉-科罗特科夫的电话，星期六他一般都来上班的。” “稍等……这就拨通了……科罗特科夫吗？库金向你问好。你的女朋友找你……哪一位？娜斯佳……我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哪有功夫捉弄你？她现在就等在这儿，挂的市内电话……有什么事？喂，娜斯佳，他问你有什么事。” “让他随值勤侦缉小组一起来。”娜斯佳说。 “尤拉，你听着，她要你来一趟。她现在婚姻登记处，那儿有一具死尸。我要派一个侦破小组去，你要是也去，就快点下楼……”他告诉娜斯佳说：“尤拉马上就到，你还需要什么？说吧，别不好意思，今天作为给你的新婚礼物，随便什么事，都愿为你效劳。” “请把奥列格-祖博夫派来，行吗？” “噢，不行，这我办不到。我还得活下去，我的人马也要活下去。今天，市检察院从一大早就找了他好几次，你要是能听听祖博夫骂些什么就好了，他大发雷霆。他刚干了一昼夜，才换班，现在他只想回家，可大家又抓住他不放。” “瓦夏，那就算啦，你派人来吧。有什么事，我再打电话。” “当然，随时恭候。” 她放下话筒，走出了办公室。那位摄影帅还等在门口。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她生气地问道。 “等您。您说过，叫我帮您。这不，我在听候您的吩咐。” “开始拍照。” “照物？还是照人？” “都照上。人、家具、屋内装饰、房间布局、正门、后门，最主要的是人。我想只有两种可能：罪犯已逃离现场，或者还留在这里。如果已逃窜，做这些就没什么意义了。” “您听我说，我和您的估计差不多，我考虑……”摄影师刚开始说，又吞吞吐吐起来。 “怎么不说了？” “嗯……从听到第一声惊叫，我便立即开始拍摄，就在那一瞬间。（别忘了，我在《刑事侦查报》工作）我情不自禁地开始了行动。” “拍下的多吗？” “有三盒胶卷。” “有三盒？”娜斯佳惊奇地问，“您工作效率真高。” “这么说，您已经相信我了，”摄影师微微一笑，“还要继续拍吗？” “一定得拍，”娜斯佳点点头，“您叫舍夫佐夫？安东-舍夫佐夫？” “您从哪儿知道的？”摄影师吃惊地问。 “是您给我看过您的证件的。” “可您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这只是您的感觉。该看的，我都看了。” “那么您贵姓？” “我叫阿纳斯塔西娅，阿纳斯培西娅-卡缅斯卡妞。安东，开始干吧，要注意听人们的议论。要知道，无意中说出的话也许是很关键的。” 娜斯佳走出大门，来到门廊上。廖沙在那里无奈地来回走动，守着大门，不让赶来登记的新郎新娘进入。她心里明白，这里的情况不妙。在遇到意外情况时，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延期进行，可以把今天中断的演出推迟到第二天补上，可停止举行婚礼却是不妥。就连平时极其马虎、不讲究场面的人，在结婚前夕也会再三盘算，作出决定，愿在结婚这一天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这种氛围不能被取代，更不能换到第二天。客人已经被邀请，饭店已经被预订，当天晚上动身去蜜月旅行的票也已购好……做什么都行，只是取消婚礼绝对不行。 她毅然走到人群前面，举手示意。 “请大家注意！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登记处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因此在医生和警察到来之前，暂时禁止入内。请大家别着急。有两种方案可供你们选择：或是你们同意按简化程序登记结婚，或者，要是你们还想隆重举行，那最快也得等两三个小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天应当登记结婚的，都能办成。一刻钟之后，登记处工作人员就会把办公桌和证书拿到外边来登记。请大家谅解。” 人群开始活跃了些，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走出来，到了娜斯佳身旁。男士显得很年轻，但乌黑的头发已染上银霜。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是医生，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出力。” “您是什么专业？”娜斯佳问道。 “我是精神病医生，这对你们未必合适，可我妻子是外科医生，要是有人受伤或精神受了刺激……” “很好，”娜斯佳马上对他说，“精神病医生正需要。请随我来。” 她领着医生穿过人数明显减少的人群，来到女盥洗室门口。遇害姑娘的新郎仍跪在新娘尸体前，双手捂着脸，身子有节奏地晃动着。男士一见此状，立刻作出诊断： “他是休克。可以靠近他吗？” “一般来讲，不希望这样。地板上可能留有脚印。他跪着不动，我还放心些。可是我希望您给我一些明确的提示，警方人员到来前，该怎么做。我是说，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个小伙子的症状不恶化。不然就可能用头撞尸体，或闹出什么别的事故……殉情自杀。” “我明白您的意思，”医生点点头，“我站在旁边，亲自盯着他。为防万一，得派个人到药店去一趟，我马上开个处方，得买点药。不行就给他打一针。这里能找到注射器吗？” “未必。但法医大概会带的。” “太好了。” 男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夹子，从中抽出一张盖有印章的处方笺，很快开好了方。娜斯佳拿着处方又来到门廊，高声问道： “谁能开车到最近的药房去一趟？” 起初没人应声。后来，终于有一个年轻的高加索人走到她跟前。 “天哪！他们都不是男子汉，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愠怒地说，“我以面包起誓，要不是亲眼看见，怎么也不会相信。大姐，把处方给我吧。” “您也是来登记结婚的？”娜斯佳准备让他优先登记，以表彰他的见义勇为。 “不，大姐，我是路过这里，刚刹住车下来看看登记处门前干吗挤了这么一大堆人，你这就出来了。出了什么事吧？有人病了吧？” “比这还糟，”娜斯佳随着他的口气忧愤地说，“一位新娘被人枪杀了。” “天哪！”这位高加索人怒目圆睁地惊叫道，“我这就去！马上就回来！” 他从台阶上飞速跑下，发动机的轰鸣声与警车的呼啸声交织在了一起。值勤组终于赶来了。 第三章 尤拉-科罗特科夫同情地望着娜斯佳。她的面部表情专注紧张，一点也不像来举行婚礼的年轻新娘。 “真想不到，让你碰上了这样不走运的事。”他一边听她叙述一边说。 “没什么，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还嫁了人，可这位新娘……”她叹气说。 这一天像夏日似的温暖，从敞开着的窗户里不时传来阵阵乐曲、庄重的话语和热情的祝贺声。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前摆了几张桌子，临时安排的结婚登记仪式开始进行。登记处室内，值勤小组和法医正在工作，人手太少，却要询问近50位目击者。 “尤拉，我得走啦，”娜斯佳看了一下表，羞怯地说，“我们预订了饭店，两家人都等在那儿呢。” “当然，最好有你在，”科罗特科夫喃喃地说，“但是，去吧，新娘子，别折磨自己了。也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尤拉，我告诉你件事，只是你要沉住气，好吧？” “开个好头，就大有希望。快说。” “你记得彼得里切茨那个案子吗？” “佩恰特尼克发生的那件强xx案吗？记得。” “你还记得主要嫌疑人阿尔秋欣吗？” “记得。后来不是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吗？” “昨天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弄清楚了，那是伪证。那个碰巧路过的女证人，说案发时谢尔盖-阿尔秋欣在城市的另一头，实际上她是阿尔秋欣的情妇，他们早就相识。我已告知阿尔秋欣，说我星期一把此事向侦查员报告。于是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信中写道：‘别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你按惯例进行报告，被他识破了？” “大概是这样。可我是五分钟后马上报告的，阿尔秋欣不可能知道，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的警告是及时的。今天上午10点钟，我在路上同科斯佳-奥利尚斯基见了面，有关人士有可能看见。” “那么，你为什么要鬼使神差地要和科斯佳见面？” “把信交给他，让他转给侦技人员鉴定。” “娜斯佳，你真笨！这不是露出了破绽吗？” “现在明白了。” “现在？你想说什么？” “尤拉，我想告诉你，按登记顺序我本来排在第十号。但我们请求免去那些繁琐的礼仪，直接到登记办公室，给我们快速登记。于是12点一刻，即原定该我们登记的时间，走进婚礼大厅的却不是我和廖沙，而是排在第十一号的那一对新人。确切地说，他们还未跨进大厅，只是挨到号了。因为新娘正好在此时被人开枪打死了。” “是这样。” 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从低矮的软椅上站起身来，伸了伸两条发麻的腿。然后走到娜斯佳跟前，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耸立在她身旁。 “我喜欢你的思路，”他十分严厉地接下去说，“你作出这种最佳推断后，还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亲爱的朋友，你头脑还清醒吧？现在有个姑娘做了你的替死鬼，被错杀了，谁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呢？” “别吓唬我，我已经被吓得够呛了，虽然受了惊吓，但我的头脑还正常。如果凶手是冲着我来的，可又弄错了目标，那么正说明根本不是阿尔秋欣干的，因为他认识我。很可能是他雇的什么人。如果凶手立即从这里逃掉了，那么他绝不会知道我还活着。要是没来得及溜走，那么他现在就还在这里，因为凶杀事件发生后十分钟，所有出口就都被控制了。如果凶手在这里，那么我就无论如何都可以去饭店，并且不会发生意外了。现在到处都在谈论着遇害者的名字，凶手已经明白枪打错了，但又不能再有所举动，既出不去，也不能给阿尔秋欣打电话。” “娜斯佳，我不明白，”科罗特科夫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反正我要是处在你这种境地，是不会去冒险的。” “是呀，尤拉，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亲戚都在饭店等着我们。廖沙的父母，达莎的父母，萨沙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有八个人在等着。让我丈夫一个人去，像什么样子？我妈妈也在那儿等着我，她是特地从斯德哥尔摩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昨天我没去机场接她，因为想到今天会见面的。” “你们说好几点钟到？” “两点。现在只差20分钟了。” “好吧，随你的便，”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说服不了你，去吧，拿着我的手枪，以防万一。” “你疯啦？但愿不会发生什么事！你把枪给了我，我又收下了，以后怎么说得清呢？这是要掉脑袋的事。” “当然，上帝保佑可别出什么事，可你拿什么防身呢？脑袋反正不能掉，别管那么多了，拿着，这样我更放心些。” 娜斯佳四处寻找着自己的亲人。在一个敞着门的办公室里，她看见了奇斯佳科夫，他正和刚来的侦查员交谈着。萨沙没了影儿，可却看见了满面愁容的达莎，大家都把她给忘了。娜斯佳心里一阵刺痛，怜悯起这个年轻的女人，她为准备一生中的大喜日子，费尽心力，现在一切事与愿违，她只得孤单单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警察围着新娘尸体奔忙着。 “达莎！可以过来一会儿吗？”娜斯佳招呼她。 达莎抬起沉重的身子，向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坐的地方挪动着。望着达莎那消瘦的面庞和眼睛周围半圆形的黑圈，娜斯佳忽然意识到，达莎太累了，她已疲惫不堪。她怀孕已八个月了，又受了这样的刺激！她本该躺在舒适的床上，敞开窗户，挂上窗帘，睡上一个来小时，可她从早上6点就起来忙活，又节外生枝地发生了这么多令人情绪激动的事。 “达莎，萨沙在哪儿？” “有位先生带他走了。” “什么样的人？” “矮个，小胡子，穿一件方格衬衫。” “是侦技员，”科罗特科夫说道，“我马上去把你弟弟找回来。达莎，请站到我和娜斯佳前面，别让人看到我们。” 达莎听从他的话，站到前面，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娜斯佳一面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一面打开挎包，科罗特科夫则麻利地从肩上背的枪套里抽出手枪，迅速塞进了她的包里。 “妥啦。” 接着，尤拉很快走进询问奇斯佳科夫的那个办公室。 “米哈伊洛维奇，你放这个人走吧，新郎不到，宴席上的饭菜都要等凉了。” 他看侦查员犹豫不决，又接着说： “让他走吧。他是我们娜斯佳的新郎。如果还需要问什么，他就是钻到地底下我也能把他挖出来。” 侦查员极其勉强地中断了谈话。廖沙对他笑了笑表示感谢，然后来到大厅。科罗特科夫一路小跑并大声呼喊： “侦技员萨延科！侦技员萨延科！” “在那边。”一个牵着警犬的人应声说，他正从后门走进大厅。 过了一分钟，亚历山大-卡缅斯基也来了，人等齐了，大家在科罗特科夫的陪同下出了大门。 “车怎么个坐法？”娜斯佳望着萨沙和廖沙的那两辆车，心里拿不定主意。她很想和廖沙乘一辆车，但又不放心弟弟和达莎在一起。萨沙知道早晨收到那封恐吓信的事，并很容易作出和她同样的判断。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想法告诉达莎或奇斯佳科夫。 “现在已经……”达莎开了腔。 娜斯佳估摸着达莎马上会说：“现在已经可以各就各位，夫妻俩坐在一起。”便迅速打断她的话说： “我们还是不打乱原来的安排吧。前两回怎么坐的车，第三回还是这么坐。上帝喜欢三位一体1。” 1三位一体为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上帝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这里意指三次坐车安排都一样——译者注 达莎顺从地坐进了奇斯佳科夫的车，娜斯佳也挨着弟弟坐定了。 起初，他们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亚历山大终于憋不住了： “姐，你不觉得……” “我觉察到了。萨沙，我求你，这种感觉只能我们俩知道。你早晨保证过，要给我帮助，还要我完全信赖你。是吧？” “嗯，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首先要守口如瓶。廖沙不该知道这事，达莎更不该知道。他们听说了准会吓坏的。其次，从后视镜里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我们。最后……嗯，算了，就这些，不‘最后’了。” “为什么？姐，你说吧，我都照办。” “最后，记住，我挎包里有手枪，但我不一定能用得上。” “为什么？” “不知道，”她耸了耸肩，“我也许会被吓呆，不过不要紧……我只是不习惯。” “你想让我开枪？” “不，绝对不行！你只要记着我有枪，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抢走我的包。否则我会一惊之下干出傻事来。我再说一遍：记住，如果出了事，就用放枪的包作武器，可以着实有力地击打对方的脑袋。我大概是不行的，可你行。” 他们一来到饭店，便看到了等在门口的父母，在热烈地交谈着。娜斯佳一跳下车就扑向母亲，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看见妈妈了。 “好妈妈！” “宝贝女儿！祝贺你！廖沙，亲爱的，过来吧！” 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踮起脚，亲切地拥抱了奇斯佳科夫。 “廖沙，好样的，有头脑，终于让娜斯佳开了窍。我就觉得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真行！” 他们相互拥抱，亲吻，祝贺了好几分钟。这时，娜斯佳好奇地注视着自己的生父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到尴尬。看来弟弟说得对，这都是陈年往事，不会再引起伤感的。 娜斯佳走进大厅，追上了并排走着的达莎和她的母亲，拍了拍达莎的胳膊说： “达莎，咱们情绪好一点儿，没必要让父母不安，好吧？” 达莎抬起那双困乏得失神的眼睛望了望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入席后，娜斯佳坐在继父的对面，她那苍白的脸色和紧张的表情，是逃脱不了这位老侦查员的目光的。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她一会儿，又故作姿态地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向她打了个手势。 他们来到了大厅，走近沙发椅和果皮箱，坐下抽起烟来。 “孩子，说出来吧，”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严肃地说，“别糊弄我说你没出什么事。” “刚才婚姻登记处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娜斯佳若无其事地说，“打死了一个新娘，为了等值勤小组来，那所房子不准出入。因此我们耽搁了一会儿。” “你说的这些只能骗骗你丈夫。可对我，你得说实话。” “爸爸，这是实话……” “娜斯佳，我的孩子，你真叫我伤心，”继父叹了口气，“我多次提醒过你，我一眼就能把你看透。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说吧！” “你得保证不告诉妈妈。”娜斯佳央求道。 “我不会作什么保证，”他生气地说，“我搞了一辈子侦探，虽说这几年从事教学工作，可该对谁说什么，我是会掂量的。你这个毛丫头，别给我提什么条件。” “不是毛丫头了，已经是新娘子了。”娜斯佳微笑着纠正他的话。 “对你的廖沙，你是新娘子，可对我来说，还是毛丫头。快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有个家伙恐吓我，不过这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有点儿神经紧张。就这些。” “就这些？这跟婚姻登记处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 “是没关系。爸，你就别再问啦。” “这么说，还有别的情况。”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肯定地说，“废话太多也是疑点。孩子，要记住，话越多，越值得怀疑，骗局往往隐藏在这些废话后面。你自己对付得了吗？” “尽力而为吧。只是别对妈妈说，好吗？” “行家用不着指点。”他微微一笑，掐灭了烟，站起身来。“走，去热闹热闹。对了，再问一句，你要不要回登记处去一趟？” “不用，我对此不过是心存好奇，我从下星期一就开始度假了。” “娜斯佳，你又在说谎，”继父懊恼地摇摇头说，“我们坐在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你就往自动电话瞧了不下十次。有磁卡吗？” “有。” “快去打个电话咱们再走，离开太久不怎么好。” 娜斯佳感激地给了他一个响吻，去拨登记处主任的电话号码了。 “情况怎么样？”科罗特科夫一接电话，她就开门见山地问。 “没有新情况，”他丧气地说，“让摄影师舍夫佐夫到洗印室洗照片去了。傍晚就能全部洗出来。从照片上或许会看出点线索。所有在场的人都一一盘问过了，未找到凶器。总之，很棘手。人太多，又不能让他们总待在这里，亲朋好友都等着呢。只好放他们走。” “没发现可疑的人？” “没有。在场的都是随新婚夫妇一起来的。不是客人，就是亲属和证婚人。” “这么说，他已经溜了。” “可以这么说。”科罗特科夫肯定地说，声音里流露出懊恼，“你的喜宴热闹吗？” “什么都没动呢，就这样吧，祝你成功。” 他们回到大厅，正赶上达莎和亚历山大互相亲吻。娜斯佳感到了奇斯佳科夫探询的目光。 “情况怎么样？”他情不自禁地低声问道，重复的竟是娜斯佳刚刚问过科罗特科夫的话。 “什么情况？” “你不是去打电话了？” “你怎么猜到的？” “我还不了解你？！”奇斯佳科夫狡黠地笑了笑说，“娜斯佳，我的神经很正常，你一心为公，我不会生气的。也许，正因为此我才爱上了你。” “是吗？可我爱你的却不是这一点。” “我倒想知道，是什么？” “因为你理解我，不生我的气。我们干杯吧。” “待会儿我要开车的。” “你只把酒杯举起来就行了。我说几句祝酒的话。” 娜斯佳从位子上猛地站起身来，手里举着酒杯： “我可以说几句话吧，一向了解我的人？真奇怪，我怎么会下决心和阿列克谢办手续正式结婚。为此，我要说两句，以消除一些误解和流言蜚语。多年来，我不清楚是否真正爱他，总觉得因为他是个好人，我才依恋着他。可后来，我突然明白，他就是我的唯一。” “怎么，就这么简单？”坐在桌子对面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叫了起来，“不能就这么简单，得来个‘苦啊’1！” 1俄罗斯人举行婚礼时，来宾要求新郎新娘接吻时，便喊：“苦啊！”相当于“亲一个（嘴）！”——译者注 “苦啊！”大家应声喊了起来。 穿黑礼服的人和技白婚纱的人，披白婚纱的人和穿黑礼服的人。新郎和新娘，新娘和新郎……上帝啊，我憎恨你们这些人！ 我憎恨所有穿黑礼服的人，因为黑色就是不幸。 我憎恨所有披白婚纱的人，因为披白婚纱的人抛弃了我。 我要穿上黑色的礼服，瞧瞧你们这些穿着白色盛装的人们，你们在那里忙碌着，但与我无缘。因为你们永远也不会接近我了。 他们回到家里还很早，不到7点。娜斯佳首先做的事就是脱去婚纱，换上舒适的家常衣服。她一穿上“庄重体面”的礼服和高跟鞋，就觉得很累，只有穿上牛仔裤、毛衣和旅游鞋，才感到舒适自在。 她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即便于点简单的家务，思想也老是开小差。要不要做晚饭？刚才在饭店吃喝了一通，能顶到明天早晨吗？明天要不要请客？还是打破习俗不管老一套？电视节目报放到哪儿去了？…… 她记得有件事该做，该给个什么人打电话，可怎么也想不起来给谁打，谈什么事了。宴席上，当着宾客和父母的面，她还能控制自己，现在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她知道，必须而且应该和廖沙谈谈，因为若是阿尔秋欣真的要对她下手，那么她丈夫也会和她一样受到威胁。不过阿尔秋欣也有可能不涉嫌今天加琳娜-卡尔塔绍娃凶杀案！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惊人的巧合呢？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是要给奥利尚斯基打电话。 “卡缅斯卡娅，我只能让你失望了，”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向她通报说，“阿尔秋欣被拘留了，可信上没发现他的指纹。” “那么有谁的指纹？”她慌不择言地问。 “指纹是有的，可是是谁的，不清楚。科罗特科夫给我打了电话，我已了解了你在婚姻登记处遇到的险情。当然，我们会取证所有在现场的人的指印，并与信上的指纹作比较。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阿尔秋欣说了些什么？” “他能说什么呢？自然是一概否认。但我会挤出他的口供的，请放心。我早就深信，他在那件强xx案中有罪，只是他不在现场的有力旁证使我犯了难。现在我可以放手去搞了。此外，今天我了解到，他还与贩毒有牵连。” “您什么时候拘留他的？” “下午两点左右……” 同奥利尚斯基的交谈，并未使她感到轻松些。身处险境的不安全感并未消除。娜斯佳决定试着干点别的事情，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她来到厨房，奇斯佳科夫已在厨房的桌子上摊开书，埋头工作起来了。 “廖沙，咱们来庆祝一下咱们的节日，就我们俩，畅饮一回。” 阿列克谢惊讶地仰起头望着她。 “娜斯佳，你怎么啦？你是被今天的事弄得魂不守舍了。你该休息，而不是畅饮。” “真是胡扯。今天是我们新婚的好日子，我们整整等了15年。把你的那些书都收起来，拿出香槟来。” “你向来是不喜欢喝香槟的。”奇斯佳科夫微笑着提醒说，但还是将桌上的书收拾起来了。 “可没有别的酒。” “谁说没有？有你喜欢的马提尼鸡尾酒。” “哪儿来的？” “什么哪儿来的？商店里买的，还能从哪儿来。我又不会酿酒。” “廖沙，你真是我的可心人！” 她一把搂住丈夫，紧紧地靠在他身上。 她喝了几小口马提尼，觉得轻松了些。冰凉的手指暖和了，苍白的脸上显出了红晕，仿佛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掀掉了，这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廖沙，咱们明天怎么安排？”她身子有气无力地摊靠在椅背上，伸直了双腿。 “睡觉，睡觉，睡个够。然后再说。” “上帝啊，再好不过啦。”娜斯佳怡然自得地慢声说，“等我们睡醒了，你就带我去散步。我们要溜达很久，只要我的腿不酸，然后吃午饭，再坐下来工作。我把电脑让给你。” “那你用什么？又要敲打字机啦？” “一两天内我还用不着打字机。我先把书从头至尾看一遍，吃透作者的风格和构思，然后再开始翻译。再说，我要是不先通读一遍，好奇心会影响我进行翻译的。我对情节的发展，最后的结局特感兴趣，有时恨不得马上停止翻译，躺在沙发上往下看。” “明白了。娜斯佳，我想顺便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结合，也意味着家庭的收支共享共用。你没忘记这一点吧？” “这我可没怎么考虑过。”娜斯佳坦白地说。 “那就不对了，你该考虑的。我的工资不算少，因此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搞翻译。我们说定，这是最后一次，好吧？” “廖沙，别生气，这可不行。我已经习惯于这样打发业余时间了。再说，这样可以保持我的外语水平。还有，我不喜欢向人讨钱过日子。” “娜斯佳，你的独立性可带着刺儿，”奇斯佳科夫大笑了起来，但眼光里却流露出忧郁的神情。娜斯佳看出他心里有怨气。 她正打算对他说几句亲热话，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忽然，电话铃响了。 是尤拉-科罗特科夫打来的，他的声音有点怪。 “娜斯佳，你没喝醉吧？”他首先问道。 “大首长，你可委屈我了，”她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醉过？” “可你过去没举行过婚礼呀。你脑子还好使吗？要不，今天就不打搅你了？” “没关系。有什么新闻？” “有，而且是重要新闻。你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 “站着。” “那你先坐下。” 娜斯佳把电话机拿到沙发跟前，舒舒服服地坐好。 “喂，坐好了。” “今天上午10点钟，昆采沃婚姻登记处一位新娘被人用枪打死了。我刚刚知道。去那儿的警察是州里的，他们没叫彼得罗夫卡市局的值勤组。” “你说什么？” “娜斯佳，别着急，听我说下去。有一个新娘说，她昨天，结婚前夕，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是白色的。你猜，信里写了些什么？” “这不可能。”她的声音突然嘶哑起来，又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才接着说：“你是在取笑我吧。” “一点儿也没有。你就别放不下你那个阿尔秋欣了，他与此事毫无关系。这是另一桩案子，更严重的案子。” “尤拉，我真糊涂啦。两封同样的信，两桩完全相似的凶杀案，两桩案子都发生在同一天，都在婚姻登记处，两位被害的姑娘都不是收信人？这不可能。不会有这等事。” “我的好娜斯佳，你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科罗特科夫说道，“你可是常说，生活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你说得对。生活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她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可所有的案件都该有个来龙去脉，疑团总要解开。” “好啊，你就解开这个疑团吧。” “舍夫佐夫的情况怎么样？照片都洗好了吗？” “都洗好了。你想看看？” “嗯。” “什么时候？” “明天吧。行吗？” “我倒无所谓，就怕你那位刚上任的丈夫会把我揍扁的。” “他不会的。你明天上午11点来吧。” “好吧。你大概把我当成神风特攻队队员1了……” 1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中驾机撞击敌人军舰、坦克和其他目标的志愿敢死队的队员——译者注 娜斯佳放下话筒，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沙发上。如果只是一桩凶案，还可以用罪犯误杀来解释，他没射中原定的受害者。可发生的却是两次？！同一天出现两次误杀？太不可思议了！那么如果根本不是误杀，不过是罪犯巧妙地摆出的迷魂阵呢？那么就可以认定，两个受害者中，必有一个是罪犯要打死的人，而打死另一个是为了掩盖真相，想以此迷惑警方。但是，伪装需要做极其缤密的准备工作，要下很大的气力。 如果都是误杀呢？能否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假如果真是这样，那在她娜斯佳和另一个也收到恐吓信的姑娘之间，就该有某种联系。 她陷于沉思之中，竟没发觉奇斯佳科夫走进了屋里。 “又出了什么事？” “婚姻登记处又发生了一桩凶杀案。廖沙，帮着动动脑筋，行吗？” “我的脑筋已经开动了。你说吧！” “你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要打死的不是加琳娜-卡尔塔绍娃，那就肯定是我了。你觉得罪犯会认错人吗？会把死者看成是我吗？” “娜斯佳，你别吓唬我。哪儿来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推论？” “哪儿来的并不重要。不过，我可是身陷其中看不清呀，因此难于判断。现在你对我说说，我和这个姑娘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 “不清楚……” “那好，我来解释一下。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我认为，写这封信的人是知道我的相貌的。在婚姻登记处，我没有发现这个人，但这并不说明什么，因为我并没有专门搜寻他。要真是他开的枪，是绝不会出错的，他认得我，最近一次看见我是在昨天晚上。也许是他雇了个人，他给那个人描述了我的相貌。现在我问你，根据口头的描述，会不会把我和那个姑娘弄错？” “不会，除了头发的颜色，你们毫无相似之处，”奇斯佳科夫肯定地说“娜斯佳，可你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什么细节？” “今天，光凭口头描述，大概是认不出你来的。把你在门口台阶上拍的照片给我看看！” 娜斯佳伸手到挎包里，掏出了那张用拍立得相机拍的照片。 “你现在站到镜子跟前去照照。看见了吧？镜子里的你，是平常的样子。昨天晚上碰见你的那个人看见的你，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现在你来说说，这张照片与你本人很相像吗？凭口头描述能认得出你吗？” “见鬼！”她懊恼地说，“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现在可以想象，按照别人描述的外貌他是找不到我的，但只要设法弄清我的登记号，找到第九号就知道谁是下一个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并不复杂！” “什么？不复杂？娜斯佳，你胡说些什么？他们想打死你？”廖沙惊恐地问道。 “完全可能。不过你不要害怕，这个人已经被拘留了。当然，如果凶手是他的话。” “这么说，还有别的可能性了？” “是的。比方说，他们想打死卡尔塔绍娃，而那两封信和第二桩凶杀案，只是为了转移视线。他们想打死的那位姑娘也收到了和我一样的信。我们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是他们真正要杀害的对象，其他人只是这场闹剧的陪衬。” “而且是一出相当残酷的闹剧。到底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 “我也是这么想……得仔细了解这几位姑娘的家庭情况，并围绕这些家庭寻找与婚姻登记处有关系的人。比方说，他是从哪儿知道我们今天结婚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一切不过是一个躁狂者的发作，他对杀死新娘着了迷。那样，我们这些推测就都白费了。” “但愿这是躁狂者干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只对新娘子感兴趣，那么你就再不会受到威胁了。” “不过，廖沙，亲爱的，假如他对新娘子感兴趣，就说明哪一天都可能有悲剧重演。没有比一个发疯的凶手更糟的了，因为他不可预测。你明白吗？还是让他冲我来好一些。” “我可不这么看：我不想当鳏夫，听见吗？我不想！” “请别大喊大叫。你很清楚自己娶的老婆是什么人。你也应该清楚，我们不是在闹着玩。” “我不喊行了吧，我……” 他猛地转身走出屋外，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娜斯佳心情沉重地挥了一下手，打量着镜中自己的容貌。 哎，痴情的姑娘，结了婚又怎么样？难怪人们常说，5月份不能嫁人，更何况是不吉利的13号呢。一大早就不顺当，什么事情都乱了套。最后还是以吵翻告终。高兴，根本谈不上…… 埃利娅-巴尔托什今天就这样没嫁成人，气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号啕痛哭。她的未婚夫瓦列里-图尔宾沮丧地沉默不语，和还没有正式成为自己的岳父岳母的伊什特万和塔米拉一同坐在摆好饭菜的桌子旁。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塔米拉边说边给丈夫的盘子里夹了几块肉，“说来说去，如果你们的感情够深的话，还可以再等等。过一个月再结婚。” 她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今天婚礼没有举行，说不定埃利娅以后会改变主意呢。她塔米拉不需要这样的女婿，埃利娅也不需要这样的丈夫。因此，婚姻登记处一发生混乱，塔米拉就立即千方百计劝说这对年轻人别登记了。 “旁边躺着一具女尸，怎么能举行婚礼？！”她气愤地悄悄向丈夫嘀咕，“皮什塔，你最好和瓦列里像男子汉一样地谈谈。这是命运的安排，皮什塔，他们不该结婚。你瞧，不光是我，大家都不同意这桩婚事。” 伊什特万为女儿惋惜，但在内心里是同意妻子的看法的。他并不反对图尔宾，不过一时想不出赞成的理由。他希望女婿成为他事业上的帮手，可以让他成为股东，可以信赖他。这个蛀书虫会在国家预算单位工作，那里收入少得可怜，得靠他伊什特万-巴尔托什赚的大笔钱来过日子。 还有一个情况，巴尔托什夫妇不能不予考虑。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定居的事都已办妥了。那里的事情已有安排，找到了合作的伙伴，并达成协议，从明年起企业开始运营。可埃利姬不去，他们就哪儿也不能去，总不能把宝贝女儿一个人丢在这里吧。可埃利娅呢，丈夫不去，她就不去。塔米拉和伊什特万知道，瓦列里有个年老多病的母亲，不带上她，瓦列里是哪儿也不会去的。如果以前他们说服不了女儿，那么现在也许能成。只是要明智地找个台阶让他下。 “我想，你现在最好回家去，”塔米拉转向图尔宾说道，“埃利娅心情不好，你让她安静安静。” “我觉得，我应当和她待在一起。”瓦列里说得不太理直气壮，他对塔米拉的专横和不近人情有些害怕。 “我最了解自己的女儿。她哭的时候，谁都不能待在身边，有人在她只会更难过。瓦列里，走吧，明天你们再见。傍晚神志昏，留待翌日晨。走吧。”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究竟是谁给埃利娅写的这封奇怪的信呢？” “你有什么根据说那封信是给埃利娅的？它同样可能是写给伊什特万或我的。伊什特万是做生意的，有几个竞争对手，都是些不怀好意的人，说严重一些，就是仇人。信封上没有署名，我倒相信，这封信与埃利娅没有任何关系。瓦列里，回家去吧，我们都累得够呛，该休息休息了。” 她给女儿未婚夫下的逐客令太露骨了，使伊什特万都有点尴尬。图尔宾一言不发地向门口走去，他最后投向塔米拉的目光中明显地流露出厌恶和憎恨，这使塔米拉夫妇很不自在。 他们送走客人，悄无声息地收拾起桌上一口未动的菜肴。 “你真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封信？”伊什特万突然用匈牙利语问道。他不想让女儿碰巧听见他们的谈话。 “当然，皮什塔，一点也不知道。”塔米拉也用丈夫的母语匈牙利语答道。 但她那心满意足的笑意和洋洋自得的神色却逃不过伊什特万的眼睛。 “你不觉得这事太奇怪了吗？信来的那么凑巧，你竟然没发现？” “皮什塔，相信我，我们把埃利娅带到加利福尼亚，在那儿给她找个英俊潇洒的丈夫。我们的埃利娅多才多艺，容貌出众，她会出人头地的。她的这个哲学家有什么出息？能派上什么用场？还拖着一个老弱多病的母亲……” “塔米拉，你心太狠了。埃利娅爱上了他。当然，你说的都在理，不过……” “够了，皮什塔，求求你别再说了！” 塔米拉把一摞用过的餐具放进水池里，走到丈夫身边，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依偎到他怀里。 “你说，我们的傻丫头懂得什么是爱情吗？这个研究生不过是个能满足女人性欲的男人，是个技巧高超的男人，这是不可否认的。可埃利娅不懂这些，仅凭一时感情冲动，就自愿跟他上床。可以后呢？要是对性生活腻烦了呢？现在，他们一星期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幽会一两回，她却像是吃了奶油蛋糕似的，觉得世上再没有更甜蜜的事了。你我过来人都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样吧，亲爱的？你想想，1月1日我们要是不能投产，就会惹出许多麻烦事……” “是啊，当然，”巴尔托什赞同地说，“我们不能担这个风险，赌注太大了。不过，塔米拉，亲爱的，我总有点儿担心。” “担心什么？”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封信来得太凑巧了。婚姻登记处恰好又在那天发生了不幸。” 塔米拉推开丈夫，心存戒备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想说明什么？你是怀疑我，你认为这信是我写的？” “塔米拉……” “没良心的东西！你怎么说得出口！你还不如干脆说，那个倒霉的姑娘是我用枪打死的呢！伊什特万-巴尔托什先生，你真是个恶魔！” 说着，她扬起手，想狠狠地打丈夫一个耳光，巴尔托什麻利地闪开了，抓住她的手腕，一下子扭到她的身后。塔米拉疼得直咬嘴唇，双眼还在恶狠狠地盯着伊什特万那双灰色的眼睛。可过了一会儿，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温和起来。不错，塔米拉是个专横的女人，但她的丈夫也是个固执的、“说一不二”的人。他从小受的是西欧教育，而这种教育只是给他披上了一层温文尔雅的虚假外衣，他骨子里已经浸透了地道的俄罗斯流氓痞子的习气。当年，正是这一点赢得了塔米拉的好感，她为这个美男子的稳重和派头十足而倾倒，可他在床上的举动又粗鲁又放肆，他给她讲述自己的激情和瞬间感受时，满嘴俄国的污言秽语，却操着匈牙利人那种迷人的腔调。此时此刻，她站在这儿，手臂弯在背后，瞧着伊什特万那冷冰冰的眼睛，终于弄明白，丈夫不仅是怀疑她，而且还赞许她。 丈夫的眼睛突然狡黠地一闪，刹那间，刚才还紧紧抓着她胳膊的手移到了她的臀部，又猛地把她拉到身边，把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 “拥抱我，埃利娅在看我们呢。” 塔米拉扭过头来，女儿已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地瞪着他们，泪水将脸都浸肿了。 “出什么事了？妈妈，你那么大声叫喊……” “我在和你奶奶尤季特通话，”塔米拉灵机一动，她觉得女儿即使听见了她们说的匈牙利语，也听不懂，“她从布达佩斯打来电话，有点儿听不清。奶奶想向你表示祝贺，我只得解释，说你未婚夫遇上了车祸，把腿摔坏了，所以婚礼推迟了。” 姑娘的面颊上又是泪花滚滚。她急转身子，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四章 昨天的口角深深地刺痛了丈夫的心。星期天一大早，娜斯佳初次感到，在她和奇斯佳科夫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冷漠。他们难得争吵，相识20年来只有三四次，其中一次就在昨天，他们新婚之日。 但是，不管怎样，在尤拉-科罗特科夫到来之前，得设法缓和一下气氛。娜斯佳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方法。早餐上喝完第二杯咖啡抽第三支烟时，娜斯佳开口说： “原谅我，廖沙。昨天我态度不好。是我不对。原谅我，好吧？” “还有什么好说的。”奇斯佳科夫显得很轻松地叹了口气。他和娜斯佳一样，不喜欢吵吵闹闹，特别是在一些无谓的琐事上。“不过，还得请你别忘了，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时时刻刻都在为你担心。你能记住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她模仿丈夫的口吻重复了这句话，冲他作了个鬼脸。冲突就此烟消云散了。 尤拉-科罗特科夫带来了厚厚一纸袋照片。安东-舍夫佐夫确实尽心尽力，把当时在婚姻登记处的人一个不漏地拍了下来。娜斯佳把照片摊在地板上，手里拿着尤拉编排的名单，一对对的新郎新娘，粗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面孔，只得花些功夫，在每张照片的背面写上名宇。他们几乎忙了三个小时，才把名单上的姓名和照片上的人对起来。 “不对头，”娜斯佳警觉地说，“人名应该多一个才对。” “为什么？” “摄影师。他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可名单里有他。这就说明，既然名单上有54个人名，照片上就应该只有53个人，可现在也是54个。我们来找找，谁是多出来的。” 他们又仔仔细细地把所有照片翻腾了一遍，终于找出了一张没写姓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妇女，50岁左右，瘦削的脸显得疲惫不堪，眼神奇特而又紧张。娜斯佳确信，在登记处没有看见过这个女人。 “这是谁？”她把照片递给尤拉。 “从未见过，”他仔细瞧着照片上女人的面容答道，“她当时不在场，没错。” “她曾经在场，”娜斯佳更正了他的话，“但又溜走了。发现尸体时，她在现场，因为一响起喊叫声，舍夫佐夫马上就开始了拍摄。她大概是在封锁出入口之前溜出去的。得马上查一查，她到底是什么人。把照片拿给在现场的所有人看，或许她只是和举行婚礼的哪对新人一起来的，要不就是工作人员。” “她绝对不是工作人员，”科罗特科夫摇了摇头，“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我查对过。她多半是跟着哪对新婚夫妇一起来的。只是她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有很多原因可以为她解脱，例如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买花、打电话……或许她是要到汽车里去拿什么东西。出去容易，可回来难，出入口都给封住了。” “她完全可以说明一下，会让她进来的。” “她可能被吓坏了。也可能是她跟同来的人闹翻了，干脆走人以示抗议。总之，不管情况如何，都应该找到她。说不定她是听见了什么或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她。再问问廖沙，也许他见过她。” 然而，奇斯佳科夫对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印象。 侦破工作准备从巴尔托什和图尔宾两家开始，因为考虑到，虽然婚姻登记处的枪杀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姑娘，但在结婚前夕收到这种信的，却远非所有的人。娜斯佳周围的人中，找不到有谁想破坏她的婚礼。那就应该在埃利娅-巴尔托什和瓦列里-图尔宾的熟人中去找。 塔米拉-巴尔托什接待了科罗特科夫。她穿着朴素而又有风度的西装，一副干练的样子，给人一种她其实很忙，需要外出办事，但为了这种事情，只好把要办的事情推迟了的感觉。 “我不认为，您对这封无聊的信应给予过分的重视，”她傲慢地说着，并从容不迫地用小勺在细瓷杯中搅动着，刚沏的英国茶冒着腾腾热气，“我以为，恐吓信不是针对我女儿的，多半是冲着我丈夫来的。” “这么说，您相信，埃利娅的出嫁不可能引起别人的……比方说，反感？” “瞧您说的！”塔米拉哈哈大笑起来，“谁会对埃利娅出嫁这么感兴趣呢？” “会不会是忌妒心在作怪？有人会忌妒她吗？” “我向您保证，埃利娅自与瓦列里结识以来，再没有别的追求者。” “那在此之前呢？” “以前有过几次小孩子之间的迷恋，最后一个是在与图尔宾相识前几个月心平气和地分手的。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忌炉的。”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请告诉我，为什么您女儿的证婚人由您的侄女担任？” “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好吗？” “没什么，不过，这可不怎么符合常规。按照常规，姑娘们都是请自己最要好的女伴来担任这一角色的。人们把这个角色叫做‘新娘的伴娘’，不是没有来由的。莫非您女儿没有这样的女伴？” 不知怎么，他话音刚落，一丝愁云便从塔米拉的脸上一掠而过。这是真的还是仅仅是科罗特科夫的感觉？ “哎，埃利娅中学时代的女友现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嫁人为妻。埃利娅同她们都没有保持联系。不过多半是她们不同她来往，而不是她的缘故。您是知道的，有钱人家的姑娘，表面上没什么正经事干……她们看不惯。” “这么说，您女儿一个朋友都没有？” “哦……”她踌躇起来，“只有卡佳。” “哪个卡佳？” “卡佳-戈洛瓦诺娃，就住在我们这个楼里，在另一个单元。是埃利娅中学的同班同学。” “她们怎么，吵翻啦？” “没有，您怎么能这么说？她们没吵过嘴。” “那埃利娅干吗不请她陪着去婚姻登记处？依我看，她作伴娘就很合适。” “埃利娅好像跟我说过，卡佳那天有事。不知是要参加什么考试，还是有什么别的事……” “您女儿对收到的那封信怎么看？” “能怎么样呢……”塔米拉又耸了耸肩，“她吃了一惊。” “就这些？她是一般的吃惊，还是大吃一惊？” “我倒没觉得她特别吃惊。” “现在埃利娅在哪儿？” “和她父亲到郊外去了。她需要散散心，安静安静。” “图尔宾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没有。他们父女俩去的。” “什么时候回来？我得跟您女儿谈谈。” “大概得到傍晚。” 白色和黑色，黑色和白色…… 整个世界就只有这两种色彩。我无缘跻身于白婚纱的行列之中，只得低三下四，苦苦哀求，后来她们却拒绝我，粗暴而无情地抛弃了我，脸上还露出一副厌恶的神色。她们说，能被白婚纱接纳的，只能是最好的人，最配得上的人，真正洁白无瑕的人。 而我呢？ 难道我不够洁白？难道我身上有哪怕是一丁点儿污点吗？她们为什么拒绝我？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因为她们身上的白婚纱只是伪装。事实上，她们的心灵是黑的，双手是黑的，思想也是黑的。她们并不需要白的，她们该要的是黑的，这些人善于用白色服装打扮自己。而我不会。 不过现在我掌握了另一种本领。现在我会把白和黑融而为一。谁说黑白相融就是灰色？这是不对的。黑白融而为一成不了灰色。 黑白相融成了红色。是血的颜色，是死亡之色。在红色面前，黑和白是平等的，因为谁都无法摆脱死亡。红色可以使所有人平等。 白婚纱上的殷红色，是被害新娘的血。 随之而来的是黑礼服上鲜红的…… 晚上八点左右，叶卡捷琳娜-戈洛瓦诺娃才从大学回来。科罗特科夫在她家门洞旁的小铺里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他已去过她的家里，和她母亲谈了一会儿，还看了照片，因此一眼就认出她来。 “卡佳，您好。”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起身相迎。 姑娘停住了脚步，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她与埃利娅是同龄人，但她看起来要大几岁，可能是由于她体态不够切娜、轻盈，比标准少女至少超重8-10公斤。也许问题还在于她那双郁郁寡欢的眼睛里射出的过分严肃的目光。 “我叫尤拉-维克托维奇，是刑侦处的，”科罗特科夫自我介绍说，“能和您谈谈吗？” “谈什么？”姑娘吃惊地问，“我犯了什么错？” “没什么，”他尽量和蔼地说，“我想和您谈谈您的同学埃利娅。可以吗？” “天哪，她出了什么事？” “她没出什么事，您别着急。我们坐下谈一会儿吧。也许您想出去走走？” 卡佳思量着，犹豫不决地把书包换到另一个肩上。 “我倒愿意散散步，不过背着这些书……中包太沉了。” “我来背，给我吧。” 科罗特科夫接过书包，才感觉到出奇的沉。当然，姑娘并不属于那种柔弱无力的类型，可那装得满满的书包还是显得太重了。 “您星期六考得好吗？”他随便问问，显示出对她的关心，“通过了吧？” “什么考试？”卡佳惊讶地问。 “难道星期六您没有参加考试？” “没有。您问这个干吗？星期六我们一般没有课。”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那星期六您在哪儿？” 谈话就这么中断了，科罗特科夫心中有些不快。卡佳在一旁默默地走着，用脚尖踢着空纸盒。 “我在等您回答，”他提醒说，“卡佳，您星期六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怎么啦？” “您在干什么？” “喂，尤拉-维克托维奇，您刚才说想跟我谈谈埃利娅。可现在您不谈她的事，却对我星期六在家里干什么感起兴趣来。这与埃利娅有什么关系？” “有直接关系。我想弄明白，您为什么没去参加她的婚礼，是什么刻不容缓的大事让您待在家里。要知道，埃利娅是您的挚友。她邀请您到结婚登记处去了吧？” 卡佳一言不发地点点头，仍一个劲儿地踢着脚前的硬纸盒。 “可您为什么没去呢？” “不想去呗。” “卡佳，请别让我再像挤牙膏似地逼您回答。发生了凶杀案，我必须取证，可您却像个孩子似地不好好配合。您是聪明人，是个大人了，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帮我个忙吧。” “您大概是想恭维我，”她讪笑了一下，“不过，有时候当个小傻瓜。要比做个聪明的成年女人强得多。” “强得多是什么意思？” “更讨人喜欢呗。” “为什么？” 卡佳又不说话了。这次中断的时间更长。最后，她终于又开口了： “星期六我待在家里，因为不想去参加埃利娅的婚礼。这还不够吗？” “不，卡佳。这不够。我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她的父母。他们太高傲。我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别扭。现在够了吧？” “请告诉我，埃利娅的未婚夫您喜欢吗？” “未婚夫是她的，”她耸了耸肩，“我干吗要喜欢？埃利娅喜欢他就行了。” “您跟他在一起感觉好吗？他也同埃利娅的父母一样吗？” “跟他在一起我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 “接触不多。” “怎么，您还不认识他？” “怎么不认识，认识。” “您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 她又一次模棱两可地耸了耸肩。 “您干吗要问我的看法呢？去问埃利娅吧，她更了解他。” “我会去的，”科罗特科夫表示，“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尤拉-维克托维奇，别谈她的未婚夫了，我们谈谈埃利娅吧。” “您对这个话题感到不愉快？” “不，只是对埃利娅我非常了解，可对她的未婚夫我说不出什么来。” “卡佳，为什么婚礼没举行，您知道吗？” “埃利娅说婚姻登记处有个姑娘被人打死了……” “她没跟您讲起过信的事吗？” “讲过。” “依您看，她对那封信很敏感吗？” “非常敏感。” “收到信后，她有没有过放弃同图尔宾登记结婚的想法？” “第二天她就到婚姻登记处去了……” “噢，收到信的当天呢？” “不知道。星期五她收信后没给我打电话。我是星期日才知道这事的。不过我想，她妈妈准利用这封信对埃利娅做了说服工作。塔米拉-沙尔科夫娜不喜欢图尔宾。他们结不成婚，她一定是很庆幸的。”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对他有什么意见？” “不知道，这您得去问她本人。不过母亲不赞成，使得埃利娅心情一直很不好。” “心情不好归不好，可还是拿定主意嫁给他了。”科罗特科夫说。 “她既然迷上了他，是不会顾及母亲的赞同与否的。” “卡佳，依您看，给埃利娅写这封恐吓信的人是谁？” “不知道。” “总该有一点推测吧？” “嗯……塔米拉本人就有可能，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会是这样？这倒是新鲜事。您的推测纯粹是出于直觉还是有什么根据？” “没有任何根据。我只知道，只要需要，塔米拉是会踩着别人的尸体走的。” “她有这种需要吗？” “不知道，但有可能。她大概不想让瓦列里进入她的家庭。有钱人总是要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不让外人涉足的，特别是没有钱的外人。而塔米拉和伊什特万又都是世上罕贝的伪君子。” 瓦列里……没有钱的人……是该刨根问底一下。特别是刚才提到这个人，她说不太认识。她该知道点什么，可她总说不知道。她可是和巴尔托什一家相识好多年了。卡佳这姑娘真怪。 从电话里听来，安东-舍夫佐夫的声音有点儿不像在婚姻登记处的台阶上劝娜斯佳照相时那样劲头十足。他的声音勉强听得见，口齿不清，说说停停。 “安东，您怎么啦？”娜斯佳问，“病了吗？” “我打不起精神来……心脏病犯了，老毛病了。” “真想不到，”她同情地说，“您这么年轻就有这种病。” “从小就有。那时我能跑，能跳，可以几夜不睡觉，后来突然得了这个病……气喘得厉害，身体虚弱无力。连走到厨房都得中途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一次，我算了一下时间，从沙发上站起身，到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点着火，我花了40分钟……” “可以想像，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好吧，那我就不麻烦您了。祝您早日康复。” “您有什么事吗？” “我对您拍的一张照片很感兴趣，但既然您病了……没关系，等等再说。” “是哪一张？” “照片上有位妇女，发生凶案后，她立即从婚姻登记处溜掉了。警方登记的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我想，也许您能记起她来。您家里没有这些照片吧？” “没有，我是在洗印室洗的，为了赶时间，只印了一份。您正在处理这件案子？” “不完全是……从今天起我开始休假。所以我参加破这些案子纯粹是挂个名而已。算个业余侦探吧。” “您刚才说这些案子……”安东又喘了口气说。娜斯佳听出他呼吸困难。“怎么，是几桩案子？” “是两桩，在同一天，两小时前在另一个婚姻登记处也有一个新娘被枪杀了。所以我才对那位神秘的妇女很感兴趣。我是想要那张底片，好再洗印几张。您把那些底片也放在洗印室里了吧？” “是的。星期六那天我太匆忙了，照片刚一晾干，就赶快跑到你们那儿了。” “谢谢您，安东。好好治病，早日康复。” 娜斯佳放下话筒，仰身靠在椅背上，脑海里不时涌出一种想法：人在休假中，对自己上班的地方、所在的办公室，怎么总是感觉不一样。墙壁还是那个样，窗户、电话保险柜都是老样子，可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外人，待在这儿是不合法的。 但她总是忍不住风风火火赶来。早晨起来，她不好意思地对廖沙说，她想顺路到单位去看看，丈夫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 “去就去吧。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用你的电脑工作了我就觉得你坐不安稳。反正你在家也心神不定，科罗特科夫离了你就像缺胳膊少腿似的。” 与奇斯佳科夫相反，戈尔杰耶夫上校对娜斯佳的到来并不持赞同态度。 “要学会抽出身来，不能什么事都想插足。”他在走廊里看见娜斯佳时嘟哝了两句。 娜斯佳真有点生气，可转念一想，自己本来就只想找点事情做做而已。 就这样，她忙起这两桩情节完全相同，只是案发时间相差两个小时的凶案来。新娘都是在婚姻登记处的盥洗室里被打死的，用的都是“tt”式手枪，口径7.62毫米。显然，手枪是带消音器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人听见枪声。罪犯选择的作案时机是：姑娘一个人待在盥洗室时，约在1.3-1.5米的距离开的枪。凶手极其沉着冷静，竟然在两个地方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盥洗室，又悄悄溜走。他一定是守候到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时才行凶的，可要抓住这一时机绝非易事，他却都等到了。也许凶手不是个男的，而是个女的呢？一个男子能在大白天钻进女盥洗室，又悄悄溜掉吗？还有一个问题：要捕捉最有利的时机，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是待在盥洗室门旁的某个死角里。由此看来，凶手很可能是个女的。必须立即查清安东-舍夫佐夫拍的照片上的那个中年妇女的身份。 娜斯佳又翻了一遍肇事地点的勘查报告副本，总感觉自己的推断不太准确。尸体的位置表明，射击来自门口。两处婚姻登记处的房屋是一种格局，盥洗室的设计也完全一样：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出入口，通往宽敞的吸烟室。吸烟室还另有两扇门，分别进入男女盥洗室。姑娘从盥洗室出来到吸烟室，就能看到迎面走来的人。这时她会吃惊地往后退……一步……再退一步……姑娘退进盥洗室，来人冲到门口开枪。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这时吸烟室里没有任何人。可如果真是这样，凶手就不一定是女人了。 姑娘看到一个男子向女盥洗室走来，也许并不会惊慌，只是有点不知所措。而如果走来的是个女人就更是正常现象了。为什么要后退呢？一位女士往外走，另一位女士往里进，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这位进来的女士无论如何不该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姑娘也许没料到会在这儿看见她。这个女人如果满脸杀气、眼神狂乱呢？那么姑娘很可能向后退，想离她远点儿，特别是这个女人手中有枪。不过，男人手中拿着枪，也不是好兆头。问题又回到了开始，凶手要么是女人，要么是男人。 还有那两封信。罪犯的目的大概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挠婚礼的举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大体上是这样：让新娘在结婚前夕收到恐吓信，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就在婚姻登记处制造凶杀案，以此使婚姻登记处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但为此而采取这么骇人听闻的手段，下的睹注也太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打死哪位姑娘就无关紧要了。只要选一个在盥洗室里待的时间最有利于他下手的姑娘。最主要的是，他破坏婚礼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把同样的信寄给她娜斯佳又是为什么呢？她的婚礼是不会有人想破坏的，至少她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娜斯佳没有争风吃醋的追求者，奇斯佳科夫也没有抛弃过女人，又没有财产争执，什么都没有。这大概是早有预谋的迷魂阵。如果埃利娅和瓦列里的婚礼由于恐吓信而未能举行，那么娜斯佳收到的信就纯属恶作剧了。假如凶手继续采取极端手段，不让埃利娅和瓦列里结成婚，那么第二封恐吓信和第二次谋杀就是必要的了，这完全是为了打乱侦讯工作。而这一切的谋划和实施，都需要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杀死同一天结婚的两个姑娘，仅仅是为了不让另外一个姑娘结婚？真是想不通…… 她正准备回家，科罗特科夫打来了电话： “你还在工作？” “正打算走呢，快9点了。” “那我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有几句话得说说。” 他们在娜斯佳回家途中的地铁站会面了。 “我送送你，”科罗特科夫说，“想交换点看法。” “关于什么？” “关于埃利娅-巴尔托什唯一的知心好友，那位卡佳-戈洛瓦诺娃。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什么她没去婚姻登记处？埃利娅为什么没请她作证婚人？卡佳毕竟是她唯一的女友。” “弄清楚了没有？” “谎言，露骨的谎言，搅混了水。” “引爆的混合物，”娜斯佳开玩笑说，“快说吧。” “是这样。卡佳姑娘装作和瓦列里-图尔宾不太认识，尽管她和图尔宾在同一所学院里学习，图尔宾是研究生，目前正在写论文。可是很明显，埃利娅同瓦列里相识不是在电车上，也不是在排队买戏票时，而是在卡佳的直接参与下。再说，她交谈中有一次不留神竟称图尔宾为‘瓦列里’，这之前我们提到他时，只称‘埃利娅的未婚夫’。” “卡佳有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什么也没说。我没对她谈自己的看法。暂且由着她不说实话吧，还不到逼问她的时候。后来，她流露出即使当个小傻瓜，也比做个聪明的成年女人强得多的想法。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你认为她是指埃利娅吗？” “可以肯定。并且她对没参加婚礼作出的解释是她不喜欢埃利娅的父母。一谈到女友的母亲她便充满敌意，说‘只要需要，塔米拉是会踩着别人的尸体走的’。还说给埃利娅的恐吓信完全可能是塔米拉自己写的。” “谁？她母亲写的？” “是呀。卡佳就这么看。好像塔米拉极力反对这个女婿。” “可是，如果她真的不喜欢这个女婿，为什么允许自己的女儿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申请呢？又怎么能听任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举行婚礼的地步呢？” “是埃利娅事先没有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女儿急不可待地要做图尔宾的妻子，于是瞒着父母递交了结婚申请，两星期后才向父母和盘托出。还有件怪事：埃利娅和图尔宾结婚的时间，起初定在下午1点半。可两星期后，塔米拉-沙尔科夫娜到登记处去商量时，却说要提前，要求一上班就给他们登记。她这股子麻利劲儿你觉得正常吗？” “是不太正常，”娜斯佳摇了摇头，“上午10点钟，登记处的人不多，进行犯罪活动最方便。” “就是呀，我也想到了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接着说，“不过，我还是举棋不定：一个是埃利娅的母亲，另一个是身份不明的女人我们该重点考虑哪一个呢？” “你漏掉了这位怪姑娘卡佳。” “你考虑她？”他不解地望了娜斯佳一眼。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姑娘显然对图尔宾很了解，知道的比她愿意提供的情况多得多。再从她不愿意参加婚礼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嫉妒。图尔宾看不上她，却选中了苗条的富家女埃利娅，她能不难受吗？” “怎么搞的，我们怀疑的女人是不是多了点，得找个男子汉给她们做伴。比方说，埃利娅的父亲。” “他怎么啦？也不喜欢图尔宾？” “这我倒不知道，但是卡佳也不喜欢他。她对埃利娅父母的评价是一样的，都是伪君子，他们绝不会让外来的穷小子钻进自己的家族的。” “得在这堆人中找找与登记处有联系的线索。给我写信的那个人，不仅知道我要出嫁。而且知道我登记的确切时间。暗杀发生在我在登记处时，造成了凶手认错人的假相。如果我和死者的登记时间稍有变动，事情就告吹了。对吗？” “终点站绍尔科沃站到了，列车不再向前行驶，请乘客们下车。”他们头顶上的电动扬声器不太悦耳地响了起来。 他们乘自动电梯上来，朝汽车站走去。 “太棒了，暖洋洋的，夏天快到了，”娜斯佳突发遐想，“我不喜欢严冬，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我浑身难受。要是一年四季都是22度就好了。” “到热带去吧，那里暖和，”科罗特科夫挪揄地说，“现在你是我们的教授夫人了，可以随心所欲。” “不，热带太闷热，我受不了，我血管太脆弱。” “喂，娜斯佳，要满足你的愿望可真难。你要坐的车来了。” 他等到娜斯佳随人群挤上公共汽车，才挥了挥手，转身回去乘地铁。 米哈伊尔-多岑科长着一双黑眼睛，外表很讨人喜欢。一大早，他就待在昆采沃婚姻登记处，拿着那张身份不明的女人的照片询问几个工作人员。 “我想，我大概见过她。”一个年轻女职员不太有把握地说。 “能记起具体时间吗？”米哈伊尔怀着一线希望。 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能想起点情况的人，哪怕一丁点儿也好。引发别人的回忆，是需要本事的，这个米哈伊尔是很在行的。 “不，我想不起来。”姑娘摇了摇头。 “您觉得哪些地方有点像？脸？眼睛？发式？还是衣服？”多岑科继续追问着。 “说不上。真的，我想不起来。当时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心想：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想得好，”他来劲了，“那么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想过。可为什么，记不起来了。” “好，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试试。假如您在这儿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男青年在一起，您会想到什么？” “他们是来申请登记结婚或离婚的。” “可假如是一位妇女抱着个四五岁的孩子呢？” “那她肯定是来给孩子办改姓手续。” “假如是一位已过中年的男子一个人来呢？” “多半是为妻子或父母办理死亡证明。您在和我玩猜谜游戏？” “怎么？依我看，这游戏挺好。”米哈伊尔用不容争辩的口吻说。他笑了笑又问：“假如您在这儿看到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您想到的是什么？” “她是丢了什么重要的证件来请求补发的。她在这儿还能干什么？不会是来嫁人的。给孩子做教母也晚了点。”姑娘大笑起来。 “可对那个女人，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比方说，为什么她不会是来办死亡证明的？” “她脸上的表情……”她住口不说了，搜索着恰当的词语。 “表情怎么样？” “嗯……不对，不像失去亲人的表情。死亡证明书只发给近亲，那些人的表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那她脸上是什么神情呢？” “有点儿发呆，冷漠，呆若木鸡的样子。不伤心，不沮丧，也不高兴……您知道，登记处是个很特别的单位，与人们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密切相联。我们常把这儿说成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事登记科。有任何变动都得马上往我们这儿跑，而且必须是大的变动。不论喜事还是丧事，不论结婚还是离婚，不论生了孩子还是死了亲人，都由我们来管。但凭经验，这种平静冷漠的面孔，在我们这儿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而这个女人脸上的表情……用不着我给您解释，您自己瞧瞧，和她照片上表情一模一样。” 姑娘说得很对。照片上的女人显得冷漠异常，紧绷着脸，像凝固了似的。米哈伊尔当了这么多年侦探，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面孔。简直是个精神病人的面孔。 娜斯佳进家门时小心翼翼，生怕碰见满肚子怨气的奇斯佳科夫，她早做好了一番不愉快的解释的准备。可廖沙并没有生她的气，没有因为她不陪他去度蜜月，而生气。这使她那颗悬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些。说实在的，他们已经热恋了15年，再去度什么蜜月，岂不可笑。 阿列克谢坐在厨房里独自玩纸牌卦“拿破仑的坟墓”。炉灶上放着平底煎锅，一股诱人的香味从盖着锅盖里扑面而来。 “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呀？”她快活地说着，伸手就要揭锅盖。 廖沙转过身来，拍了一下她的手，逗弄地说： “脏手别伸进锅里去。不给好奇的人吃。” “那给什么样的人吃？” “给待在家里替丈夫洗衣服的好女孩吃。” “难道我该饿死？”她气呼呼地说，“我已经是老太婆了，想把我改造成好女孩太晚了点儿吧。就像我们的乌克兰朋友常说的‘买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你就不该娶我做妻子。” “怎么不该？你琢磨琢磨我的招法有多高：多年来养成你不买菜不做饭的习惯，于是你只能靠着我，然后哄着你结了婚。一结婚就不给你饭吃，等你饿死了，我就成了你的继承人，这一切就都归我了，”他用手划了个大圆圈，好像要把整个屋子都划进去似的，“我在莫斯科有了这套住宅，再把年轻的妻子娶进来，而她又正好是个好女孩，就把茹科夫斯基那边的房子留给父母住吧。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你却说我不该娶你。你要把那块肉抓到哪儿去？！”奇斯佳科夫看见娜斯佳听着听着，突然揭开锅盖，飞快地取出一块烤得焦黄的嫩牛肉，便气势汹汹地大声嚷嚷： “马上放回锅里！” “晚了，”娜斯佳嘴里塞得满满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牛肉已经吃到嘴里了。来，来吧，摆你的纸牌卦，玩你的‘坟墓’，把拿破仑埋葬掉吧。等我死你是没门了。好一个凶手教授，竟然想把我饿死！” 奇斯佳科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把弄乱桌上摊着的牌，迅速收了起来。 “去洗手，小扒手，这就吃晚饭。顺便告诉你，今天我写完了整整一章教材。你上了一天班，能汇报点什么吗？” “没什么进展，”娜斯佳叹了口气说，“主要是在构思。不过，你尽管放心，这对我没什么威胁。看来，这事牵涉到我，纯属偶然。” 她洗完手，换上便服，坐到了摆好饭菜的桌旁。阿列克谢做的晚饭是烤嫩牛肉和娜斯佳爱吃的面包干菜花。她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像整整一星期没吃过东西似的。 “还要添点吗？”奇斯佳科夫笑眯眯地瞧着她那空空如也的盘子。 “啊，不要了，”她嘟哝着，“我知道你耍的什么花招。我不会饿死的，只会因贪吃而撑死。除了你，谁也不会给我弄这么多好吃的。不出一年，我就会撑成个大胖子，连门都进不去。” 她倒了杯咖啡，还没喝上两口，电话铃就响了。 “想早点让你高兴，”话筒里响起了尼古拉-谢卢亚诺夫的声音，他和挪斯佳在一个科里工作，“刚接到《刑事侦查报》编辑部的报警，他们照相洗印室的门被撬了。” “丢了什么没有？” “暂时不清楚。经过初步查看，仪器都在，只是底片和照片被翻得乱七八糟。照片没有进行登记，都放在敞开的抽屉和没上锁的柜子里。现在只好把摄影师都叫来，自己去核对了。” “先把舍夫佐夫叫来，”娜斯佳急忙说，“如果他的胶卷还在，就不要声张，把案子交给格里戈里他们科处理，不归我们管。如果舍夫佐夫的底片丢了，我们就得自己来办了。” “还是你有办法，”谢卢亚诺夫唠叨起来，“我已经给你的舍夫佐夫打过电话了，他病了，行动困难。我怎么好硬要他来呢？除非把他抬来。明天再说吧，也许明天早上他会好一些。” “尼古拉，说真的，你有时怎么像个孩子！问问看过舍夫佐夫那些照片人不就知道底片在不在了吗，很简单。” “嗯，”谢卢亚诺夫哼了一声，“这我也想到过。看过婚姻登记处全套照片的，名单上有三个人。一个就是有病在身的摄影师舍夫佐夫，另一个是科罗特科夫，可他不知到哪儿去了，家里和单位都没有。你猜得出，谁是第三个？” “尼古拉，奇斯佳科夫不会谅解我的。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在家，我们毕竟结婚才两天，不能再考验他的耐心了。你再找找科罗特科夫，好吧？” “叫我到哪儿去找呢？再说，即使过一个小时他就能回到家，也是深夜12点了。他要是再往外跑，家里人能谅解吗？别逗我了。不管怎么说，你的奇斯佳科夫也是个有理智的人，可尤拉的那口子是什么样的，你是不会忘记的吧？她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干脆点，娜斯佳，你决定吧。要不你来，要不等到明天再办。” “等等，别放下话筒，我跟廖沙谈谈。” 她用手捂住话筒，歉疚地看了丈夫一眼。廖沙若无其事地喝着茶，吃着葡萄干蛋糕，一点也不流露出自己对所听到的谈话的态度，尽管他心里对此一清二楚。 “廖沙，我们该到一个地方去一趟。” “一起去？”他感兴趣地问了一句，接着往嘴里又塞了一块橙子蛋糕。 “是，一起去。有人撬开了《刑事侦查报》洗印室的门，就是舍夫佐夫洗照片的地方。他病了，心脏病。但得马上核查一下他在登记处拍的照片底片丢失了没有。除了我们俩，再没有谁能办这事，你明白吗？只有我们俩看见过昨天科罗特科夫拿来的那些照片。” “有什么办法呢，”奇斯佳科夫不慌不忙地说，“该去，那就去吧。可别让你的同事们把我看成蛮不讲理的大男子主义者。” “亲爱的，谢谢你了。”娜斯佳如释重负地莞尔一笑。 40分钟后，他们走进了《刑事侦查报》编辑部的大楼。一个半小时的核查证明，舍夫佐夫的底片不见了。 第五章 昆采沃分局和彼得罗夫卡市局的侦查员合编成一个小组，分头进行侦查。一部分人调查在伊兹梅洛沃婚姻登记处被枪杀的加琳娜-卡尔塔绍娃一案，以证实她是否是凶杀案的真正牺牲者。另一部分人调查在昆采沃被枪杀的新娘斯韦特兰娜-茹克的身世。 5月17日是星期三，两个姑娘同时下葬。对葬礼的跟踪观察中，没有发现什么新线索。只是探听到人们的一种看法：最不会得罪人的人，也可能有他意想不到的对头。侦查员混在送葬的人群里，留心捕捉传到耳边的只言片语。 “如果加琳娜不抛弃伊戈尔，就不会出事……” “我就觉得这小伙子不会使她幸福……” “斯韦特兰娜不该听她父母的摆布。他们非要她5月结婚，不如听我的，等到秋高气爽……” “我总觉得，这是埃迪克干的。我早就知道，她要和他分手，但他是不会认命，不会就此罢休……” 必须找到伊戈尔、埃迪克，看看为什么“这小伙子”不会使人幸福…… 瓦列里-图尔宾的母亲对科罗特科夫的来访并不表示欢迎。她开了门，冷冰冰地请他进了屋子，径直坐在他对面，一双露着凶光的小眼睛死盯住他。 “的确，婚礼办不成，我很高兴。”她幸灾乐祸地说，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韦罗尼卡，那是为什么？您不喜欢埃利娅？” “埃利娅倒没什么，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姑娘。我只是觉得，我儿子现在结婚还为时过早。他不是好丈夫，没有能力养家糊口。” “瓦列里27岁了，难道还不该成家？”科罗特科夫不胜惊讶地问道，他可是民警学校一毕业就结婚了，那时他只有21岁。 韦罗尼卡对这善意反问的反应却使他很窘。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缄口不言，只是把视线转向一旁。尤拉神经紧张地猜想，自己可能出言不当，冒犯了老人。得尽力改变这尴尬的局面。他突然觉得，作为27岁儿子的母亲，韦罗尼卡似乎太老了点，她已经70岁了。43岁才生儿子？这可是罕见的事，莫非……于是他问道： “瓦列里是您的独子吗？” 老人顿时脸色煞白，她那涂了红色唇膏的双唇在土灰色的脸部的映衬下似乎变成了青紫色。 “您是来谈婚礼的，还是要了解我的家庭？”她故意提高了声调，语气里却透着紧张和恐惧。 “我只是想，您对瓦列里的婚姻持反对态度或许与您其他子女在婚姻上的不幸有关。对吗？” “不，”韦罗尼卡断然否定，“我没有别的子女。瓦列里是独生子。” “请谈谈他的父亲。”科罗特科夫刚出口的话似乎触到了她的痛处。 老太太的面孔变得更难看了，布满皱纹的双手紧攥，十指交叉在一起，仿佛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们分开。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我不想跟您谈起曾是瓦列里父亲的那个人。再说，他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话谈不下去了，总是存在某种无法形容的障碍。科罗特科夫很着急。很显然，图尔宾的母亲对他有所保留，但要不要设法让她心平气和地继续谈，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他环视四周，竭力想从室内陈设和氛围的某些重要的细节中找出点话题，好让谈话继续下去，不至于冷场。他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最基本的，一件多余的也没有。书籍虽然相当多，但也都是“标准定价时期”出版的平价书。一台便携式黑白旧电视，孤零零地勉强摆放在窗台上，一条电线拉到敞开的气窗口，作为自制天线。 科罗特科夫掏出手绢，用力擦手，还时不时地皱皱鼻子，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我能洗洗手吗？”他终于开口说，并歉意地微笑着站了起来。 韦罗尼卡也跟着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把他领到浴室。尤拉拧开水龙头，仔仔细细地往手上擦肥皂，同时不动声色地察看着洗手池上面那已裂了缝的镜子，还有那把廉价的火星牌刮脸刀架，这是十年前市场上卖的那种，记得当时的价钱是两卢布30戈比。十年前，瓦列里才17岁，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刮脸用具，一直用到了今天。浴室内有些地方的瓷砖已经脱落，浴盆的瓷面上满是黄斑。一眼就能看出，这所住宅已经多年没有维修了。 “您早就住这套房子吗？”他似乎是在随便问问。 “刚一年多。” “这之前呢？” “以前我们住在马里纳小树林那边。” 科罗特科夫暗自思索，真奇怪，马里纳小树林离和平大街不远，交通便利，商厦林立，是个方便的好地段，干吗搬到这个窄窄巴巴连电梯都没有的“赫鲁晓夫贫民窟”1来？这儿可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工业区。 1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大量建造的房间很小的五层楼房住宅区——译者注 他绞尽脑汁搜索话题，想跟女主人谈下去，又不致引起她的反感，同时又能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线索。然而，一小时过去了，却毫无成效。看来，韦罗尼卡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科罗特科夫对她耍尽招数也未能奏效。 “您是否知道，瓦列里和埃利娅什么时候再去登记？”已走到门口的他不甘心地问道。 “他们不会去了。”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不友好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直言相告，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娶老婆。只要我还活着，这事就甭提了。我还希望，我死后他也同样娶不成。” 科罗特科夫对扮演这种温良恭谦让的外交官式的角色已经厌烦了，他明白，韦罗尼卡已经上了年纪，用平时惯用的那种硬碰硬的腔调和一个70岁的老太太交谈是不恰当的。可如果死去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就是她儿子的未婚妻的话……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他气势汹汹地又进了屋子，“可能您还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依据证明，有人很不希望您的儿子和埃利娅-巴尔托什成婚。我们交谈中您一再提到的那些话使我不得不怀疑，这个人就是您。因此我提醒您，别再用不痛不痒的表白来回避我的问题，让我们来谈谈实质性问题。您得明白，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第一个，您为什么不希望您的儿子娶埃利姬？第二，您得让我相信，您与这两封信没有任何关系。我谈得够清楚了吧？” 科罗特科夫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严厉的话，威风凛凛地坐到桌旁，双手交叉在胸前，逼视着女主人。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一下子变得面如土色，她试着想把矮小的身躯伸直，可怎么也挺不起来，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靠到墙上。科罗特科夫看出，她的双手在发抖。 “您没有权利这样对我，”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年老体弱，有病在身，已经70岁了，您却闯进我家，逼我回答我认为没有必要的问题。您应当感到羞愧。用年轻力壮来威胁我，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她一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留下科罗特科夫一个人。这种局面，是他始料不及的，不过他只惊呆了一小会儿，两分钟后，又打起精神，果断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廊。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他向关着门的小房间大声说，“我这就走，您关上大门吧。很遗憾，我们的交谈没能进行下去，不过说老实话，这是您的不对。也许下次见面会谈得好些。” 他喀嚓一下拧开门锁，拉开门，走到楼梯上。他刚一下楼走到街上，便四处寻找他急需的两样东西：自动电话和一处便于监视楼门洞的地方。电话他很快就打通了，答应给他在两个小时内查明，为什么一年前图尔宾母子搬到这所年久失修的住宅里。接着，他找到了一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图尔宾家的房子的有利地形，开始耐心等候。他还从来没跟70岁的女涉嫌人打过交道，因此要预测她的一举一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只好作长时间守候的准备，等待意外事件的发生。 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对姐姐的请求是很认真的。 “当然，我知道‘蓝色多瑙河’公司，”他说道，“出于业务往来，我不止一次遇见过巴尔托什。你交待任务吧，我会尽力查明的。” 上班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所谓无关紧要的信件，如广告说明书、礼仪性的请柬和其他色彩艳丽的纸张。在这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里，他迅速找到了所需要的，国际医药公司邀请他所在的银行去参观卧床病人护理用品展览会的请柬。生产厂家列了十个公司，其中就有“蓝色多瑙河”。这说明展览会上会有“多瑙河”的代表出现。 他不很熟练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想到马上就要听到快要做妈妈的妻子的声音，心里无比激动。 “达莎，你现在感觉如何？”他关切地问。 “挺好，”她快活地说，“只是闷得慌。快点儿回来，好吗？” “我有个建议。我得去参观一个卧床病人护理用品展览会。我想是不是带你一起去？大约再过一个月，你就是卧床病人了，你可以去挑一些到时候用得着的东西。” “萨沙，那不过是几天的事儿，”达莎捧腹大笑，“生孩子不是病，是妇女的自然生理现象。” “达莎，别争了，我的妻子要有最好的照顾，哪怕只是几天。再说，我应当去看看产品，好弄清楚有没有投资价值，我也需要有人参谋。你就给我去当参谋吧。快穿衣服，过半小时我来接你。” 在展览会入口处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具有西方风度的经理，剪得很讲究的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深红的西装上衣内衬雪白的衬衫。 “我是‘维佳’银行的。”亚历山大自我介绍说，同时递上自己的名片。 “请进，”那位经理满脸堆笑，殷勤地招呼着，“很高兴你们光临。对不起，请问，这位女士陪您一起参观，还是让我送她到休息室去？” 亚历山大注意到，达莎突出的肚子没有逃过经理的眼睛。 “这位女士是我妻子，我的顾问，”他严肃地说，“她要陪我看看展品。” 达莎脸上泛起了红晕，歉意地看了看保养得很好的经理，又突然顽皮地微微一笑，滑稽地皱了皱鼻子。经理向她报以礼貌的微笑，走到前面带路去了。 他们挑剔地研究着用途各异的、有些甚至是稀奇古怪的产品。 “看我要给你买什么，”萨沙指点着，“产妇卧床不起时，那东西能自动把婴儿裹在襁褓里。” “萨沙，用得着吗？”达莎告饶道，“你以为我生了孩子就会得重病，卧床不起吗？我可没这个打算。” “达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摔倒、骨折，我又经常不在家，就把它买下吧！” “大概是你看上它了吧！”妻子笑了起来。 他们终于走到了“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展台前。展出的品种虽不算多，但亚历山大一眼就能看出，开发这为数不多的产品，要投入巨额资金，但利润也很大。为巴尔托什工作的专家们，成功地研制出几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织物，使用这类织物可以解决卧床病人的两大难题：肺炎和褥疮。有这类病人的家庭，很希望用这种布做的内衣，再贵也不在乎。银行家卡缅斯基马上意识到，这种织物值得投资，成本回收快，资金周转期短。但作为侦查员挪斯佳-卡缅斯卡娅的弟弟，他又想到了别的方面。他需要同这家公司的代表作进一步的接触。 这家公司的代表是位迷人的年轻女士，穿一身绿色丝绸套装，温文尔雅地站在角落里，身旁有一张低矮的圆桌和几把沙发椅。她捕捉到卡缅斯基的目光，马上对他微微一笑，走了过来。 “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她训练有素地打着招呼，“我叫塔季扬娜，是公司派驻展览会的代表。‘蓝色多瑙河’公司愿与‘维佳’银行竭诚合作。请允许我向您的夫人赠送一件小礼品。” 话音刚落，塔季扬娜就向达莎递过去一个不知从哪儿拿出来的装潢精美的纸包。 “我们好像见过面？”亚历山大装出吃惊的样子，虽然他本想凭良心说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年轻女士。 “我们没见过面，”她又莞尔一笑，这回笑得很自然，甚至有点儿调皮，“不过，你们刚一进大楼，我就猜到，这肯定是‘维佳’的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和夫人来了。” 她朝身后的一个地方点了一下头，随着她的视线，萨沙看见了无线电话。 “重要的客户都预先向您通报？”他探问道。 “那是不言而喻的。不然，我就起不了作用了，如果我事先不上心的话，就是洛克菲勒来了，也会错过的。要想给我们公司吸收巨额资金，就得正经八百地做好准备工作。您同意我的看法吧？” 三个人哈哈大笑，坐到桌旁的沙发椅上。塔季扬娜立即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一分钟后给他们送来了咖啡和饮料。 “拉特舍夫先生好吧？”亚历山大一边关切地问，一边喝了一大口加冰块的橙汁饮料，“我和他好像是在一个电影制片厂的最新广告片首映式上见过一面。” “他挺好。虽然遇上了一件不幸的事，不过，我以为他能对付得了。” “出了什么事？” “他想娶的姑娘，嫁给了别人。真是一场庸俗的闹剧，是不是？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事，哪怕只是一次。但依我看，没有谁会因此而去死的。” 塔季扬娜笑吟吟地说着，仿佛是在讲一件趣闻。 “那位对他不忠的情人看上的是什么人？更富有，还是更漂亮的？” “噢，您可别当真，据我所知，她看中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卡缅斯基留神起来。马拉特-拉特舍夫，这位“蓝色多瑙河”的商务经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个非常自信而又一帆风顺的生意人，但实际上他可是个精明机智地往上爬以求辉煌腾达的人，他卑鄙无耻地不择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而且非常狡滑奸诈，从不大肆张扬。 “那个未婚妻，”他把沉甸甸的玻璃杯放到桌上，抽出了一支香烟，悠然问道，“她真的值得别人这样为她操心劳神？” “您别以为我是个爱搬弄是非的女人，”塔季扬娜显出讨好的样子，“据我了解，您对拉特舍夫先生非常熟悉，所以我可以直言相告：这个未婚妻就是巴尔托什先生的女儿。马拉特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了。” “您说什么呀！”达莎两手举起轻轻拍了一下。丈夫虽然没把要完成的任务告诉她，但达莎聪明机灵，随着谈话的逐步深入，她猜到这与案件有关。她虽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当天还发生了另一桩凶杀案，更不知道埃利娅-巴尔托什也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但是她明白，萨沙拉她来看展览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和这位漂亮的塔季扬娜的攀谈也不是顺便闲扯，他对别的公司的代表连看都不看一眼。既然萨沙要让这位姑娘多说一些，那就助他一臂之力。 “怎么会是这样呢！”达莎接着说，两眼瞪得圆圆的，“马拉特是个男子汉，哪个姑娘嫁给他都会幸福的。” 其实达莎从来没见过这位马拉特，更没听说过他。只是萨沙问塔季扬娜，埃利娅后来看中的那位是不是更漂亮、更富有时说的这个“更”字，使达莎领悟了其中的奥妙。而塔季扬娜无意中偶然提到“马拉特”这个名字，又使达莎得以顺水推舟说了几句，给人一种她与马拉特相互认识的假相。 “不过，人们常说：五月嫁人，一生受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塔季扬娜说，“虽然婚没结成，但说不定这正是马拉特的希望。” “哟，这可是奇谈怪论。”达莎马上表示反对，她牢牢抓住谈话的主动权，将其引向纯粹是妇女关心的话题，为此丈夫对她真是感激不尽。“我们也是5月结的婚，而且是13号，我相信我们会过得白头到老，幸福美满的。没准儿还会在同一天去世，像格林童话中的主人公那样。” 塔季扬娜的脸上顿时显得有些愕然，像是看见了一艘载着外星人的宇宙飞船。 “你们是5月13号结的婚？去年？” “不，是今年。就在上星期六。”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巴尔托什的女儿也定在上星期六出嫁。真怪，竟有这么巧！真难以想象！” 达莎的用意很简单，做法也很符合实际。世上有些事情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莫名其妙地突然使陌生人互相之间产生好感，其中之一就是巧合。比方说，你在别的城市偶然碰见一位邻居，从此成了好友，而在此之前，你们每天早上在汽车站上相遇，连个招呼都不打。再如，你在火车上与一位旅伴攀谈，发现你们曾先后在同一所大学里学习，或者生日恰巧在同一天…… “您说婚礼没有举行，这是为什么？”达莎作出对不在场的马拉特-拉特舍夫深表同情的模样。 “真是难以置信，竟然在婚姻登记处发生了凶杀。这太可怕了！当然，后来警察来了，对所有在场的人进行询问，哭叫声混成一片，哪里还能举行婚礼！” 达莎本想再说些什么，可她看到了丈夫示意的目光，便收住了话头。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该说。可哪些不该说，她心中可没数，于是只好将话题从喜事没办成转到不走运的未婚夫身上。 “不过，我想，巴尔托什先生本人应该赞成马拉特娶他的女儿为妻。比他再好的女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 萨沙紧张的神情终于松弛了下来，达莎明白，这回话题引对了。她对所谈之事一无所知，也不认识提到的人，所以只能聚精会神地听着，惟恐贸然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她感兴趣的是，这位巴尔托什是个什么样的人？拉特舍夫又是谁？最好再弄清那个没嫁成人的姑娘的名字，才能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你们透露个秘密，马拉特曾经有个女朋友，在我们公司广告部工作，她说马拉特早在埃利娅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她的主意了。伊什特万经常带妻子和女儿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马拉特则追随他们寸步不离。塔米拉特别钟爱马拉特，并要把埃利娅嫁给他。为此她想尽了办法，甚至让女儿到匈牙利巴拉顿湖畔她祖母那儿去度假，而陪同女儿的任务自然是交给马拉特了。据说，是因为他会讲匈牙利语。” 塔米拉、埃利娅、伊什特万……天哪，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可别弄混了。伊什特万，可能就是那位巴尔托什了。埃利姬大概是他女儿。那么塔米拉又是谁呢？是不是巴尔托什的妻子？ “结果马拉特坠入了爱河？”达莎问道，脸上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心里却很紧张，惟恐捅出漏子，无法挽回。塔季扬娜鬼迷心窍似地瞎扯起来，显然忘记了同自己谈话的是银行家的妻子，只把眼前的达莎看作是一位年轻妇女，与她东拉西扯。 “哪能呀！”她挥了挥手，“马拉特可是天下少有的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人。这可是为了钱！为了在公司的地位，他什么干不出来！他如果真成了老板的女婿，董事会里肯定有他的位子。再说，别忘了，巴尔托什家族是很富有的，他们的家底源于伊什特万的曾祖父。巴尔托什的声誉是靠得住的，他们的业务往来遍及全球。与那些目光短浅的暴发户不同。长达百年的历程中，巴尔托什家族一次也没有衰落过，总是向前发展，日渐强大。” 萨沙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忽然明白，塔季扬娜喋喋不休的闲扯只是个幌子，是巧妙进行广告宣传的一种手法。她以纯女人的方式引导对方，给人以无意间闲扯的假象。但稍加留意，就能听出她言外之意：“蓝色多瑙河”是一家信誉可靠的公司，值得为它投资，这家公司从没有出过问题，更谈不上破产。近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业务经验，造就了巴尔托什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为西方同行认可的经商能力，可以顺利地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业务。好一个塔季扬娜！好一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这样的信息，经伶牙俐齿的漂亮女人一渲染，谁能不信以为真？东拉西扯闲聊会造成偶尔说漏嘴的假相，听者会以为自己得到了极其隐秘的重要信息，从而对投资前景作出正确的评估。并且会为自己的聪颖过人而自鸣得意，为自己的机警而沾沾自喜。自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欣然接受公司代表随后提出的一切建议。“蓝色多瑙河”的这位有头脑的职员实在令卡缅斯基惊叹不已，他觉得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把这一方法也用到自己的银行里来。 “亲爱的女士们，咱们言归正传吧，”萨沙将姐姐所需的情况探听完毕，终于介入了谈话，“如果我们肯投资。50万美元生产防治褥疮的纺织品，你们能很快投产吗？” 塔季扬娜马上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迅速拿出小型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手指灵巧地在键盘上移来移去。 “如我们向贵方购买我方应得到利润份额的产品，贵方是否授权我们银行出口这批货物？你们是否有专利局的鉴定书？” 卡缅斯基又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实业家，有条不紊地向塔季扬娜提出问题，这些都是他在银行董事会提出投资问题之前需要了解的。达莎插不上话，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又仔细观赏起那些装潢美观的展台来。 一小时后，娜斯佳同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联系上了。 “在您的侦查对象中，又出现了一个角色，”她向他通报说，“有个叫马拉特-拉特舍夫的，是‘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商务经理。他最不希望埃利娅嫁给图尔宾，因为他自己想做她的丈夫。” “从哪儿打听到的？” “这不是你的事，”她戏谑地说，“但信息可靠。科罗特科夫在哪儿？” “去找图尔宾的母亲了，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怎么，失踪了！？” “别担心，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去找图尔宾的母亲后，来过电话，要了解他们什么时候搬的家，搬过几次。我答应两小时后给他回音。两小时早过去了，他却音讯全无。也许他窜到柳夏那儿去了吧？” “在上班时间？他疯了？”娜斯佳半信半疑地又问了一次。 谢卢亚诺夫的猜测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三年前，科罗特科夫又一次坠入情网，但这次不知为什么，他们爱得很深很久。可能是柳夏以前当过侦查员，因此非常体谅尤拉，不像包括他前妻在内的其他女人那样对他不谅解。同柳夏在一起，可以探讨业务问题，听到内行的忠告，还可以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帮助。也有可能，科罗特科夫与柳夏是真心相爱，而对其他女人仅仅是一时冲动。但上班时间借口执行公务去幽会，是绝对不可能的。科罗特科夫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想上班时间忙中偷闲，是肯定会请人帮他打掩护的，而通常这个人就是娜斯佳。上司戈尔杰耶夫有急事找科罗特科夫时，她总是用诚实的目光回答说，他刚来过电话，说是去过什么什么地方，现已离开，一小时后回办公室。随后她就按尤拉留的电话号码给他通风报信：“一小时过去了，快回来吧。”还有，柳夏不仅有两个儿子，丈夫也健在，因此他们幽会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她那严厉的丈夫离开莫斯科去外地，房间可自由支配的时候。 “他一回来，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娜斯佳请求道。 “一定转告。”谢卢亚诺夫满口答应。 “照相洗印室被盗的事，有什么新情况？” “暂时没有。几位摄影师都在翻腾自己的匣子，东寻西找，可能还有人丢失了底片。” “这是白费功夫。据我所知，丢失的只是舍夫佐夫的底片。我们碰上了个狡诈的罪犯！” “我们！”谢卢亚诺夫滑稽地模仿这个词儿来挖苦她，“还是说‘你们’吧。你在度假避风头，可我们却在这里马不停蹄地跑。还是库金说得好：‘你就是出嫁也跟别人不一样，离不开死人。’” “真不该让我出嫁，”她立刻反击，“你们整天絮叨，都听烦了。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已经被通缉了吧？” “查了20册特征描述样本，都没碰到这类女人。”谢卢亚诺夫兴致勃勃地说，“看来还得利用《刑事侦查报》，在上面登个寻人启事。” “你瞧，尼古拉，只要你想干，就能办好。” “只是得你亲自出马同编辑们谈好。” “那是为什么？” “昨天夜里，我们在洗印室找胶卷时，有个人一直盯着你看，他大概喜欢上你了，就是那个副总编，现在你说话最管用。” “尼古拉，别瞎说。说真的，是你懒得打电话吧。” “看你说的。我要打电话，还得求人，可这对你是举手之劳，舍夫佐夫是你的熟人。怎么样，咱们谈妥了？” “真拿你没办法。”她叹了口气。 安东-舍夫佐夫显然恢复了健康。今天他的声音有力多了，几乎感觉不出气短。他自告奋勇给副总编打电话，商谈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 “娜斯佳，没问题，我向您保证。” 半小时后，他打来了电话。 “都办妥啦，”他高兴地说，“副总编很乐意按您的要求去做。不过，作为回报，他对您个人也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接受我们记者就婚姻登记处事件的采访。” “绝对不行，”她立即回绝，“这是侦查秘密。” “娜斯佳，您误解了。不是让您以民警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来接受采访，只是让您作为现场的见证人来谈谈这事件。您在刑侦处工作的身份，我们是不会公开的。您只需讲述事件的经过，像任何一个在现场的人一样。” “您不是也在现场，”她反驳说，“不如您自己讲吧。” “我讲不好，”舍夫佐夫笑了起来，“我是编辑部的在职人员，按规定我不能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我的稿酬，您却不同。” “我不需要什么稿酬。” “您倒是不需要，可谁来付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的费用呢？我们这儿一毫米免费的版面都没有，毕竟是商业出版物。这样，为了不向彼得罗夫卡民警局要钱，我们发表对您的采访，给您支付稿酬，您一收到就交还给出纳处，作为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的费用。这样可以了吧？” “你们可真精明，连协助侦破凶案也一毛不拔？” “财务纪律嘛，毫无通融的余地。这么说，您同意了？”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了。” “那我就把您的电话告诉我们的记者了，由他同您联系，商定采访时间。也可能我们一起见面，他同您谈话，我负责拍照。我明天就上班去。” 同舍夫佐夫谈妥之后，娜斯佳将上周六发生的一切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因为不能排除罪犯看到登有访问记的报纸的可能性，所以有些情况必须守口如瓶。 尤拉-科罗特科夫在跟踪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她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又换另一辆，这已是换乘的第三辆公共汽车了。科罗特科夫离开她家后，大约过了40分钟，她才走出家门。她拐来拐去，走出了很远，显然很熟悉地形。她朝柳别尔齐区走去，科罗特科夫有点纳闷，她放着电气列车不坐，为什么偏要多次换乘这又挤又闷的公共汽车呢。 她终于走近了一所房子，这里显然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走进大门，尤拉稍等了一会儿，随后蹑手蹑脚地把门打开了一点，往里面窥视了一下。一股强烈的臊臭味和薰人的酒气扑鼻而来。破旧的墙壁上，满是有伤风化、下流猥亵的淫秽图画，这大概只会使下个世纪的未来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因为这些画既集中反映了当代流行的不规范的风格，又充分体现了象征线条画艺术的发展水平。他踮起脚沿楼梯走到最高层，观察着各家住户的门，从装在门框上的电铃数目来看，这里大都是几家合住的套房。走到每个套房门口，他都留神地谛听一会儿，竭力想捕捉到人们的说话声，从中获悉哪家刚来了客人。但他未能如愿以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到底进了哪间套房。 科罗特科夫只好走下楼来，直奔当地民警分局。 第六章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望着坐在眼前的这个男人红红的浮肿的面孔，不禁怒火中烧。他看起来比她年轻得多，虽然布满皱纹的枯瘦的脸和拔掉了半数的牙使他老了足有十岁。 “拿来了没有？”他用嘶哑的男高音问道，眼睛一直盯着她的手提包。 “拿来了，”她冷冰冰地回答，“帕维尔，你还是早点儿死了的好。我实在受不了了。” 那男人恶狠狠地把嘴一撇，气呼呼地想大骂一通，可没了牙的嘴里却先飞出了唾沫，溅到图尔宾娜的袖子上。她厌恶至极，赶忙把衣服擦干净。 “怎么，瞧着我不顺眼了，想甩开我，”帕维尔用令人厌恶的流氓腔调说，“我帮你生了个多好的小伙子，你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你怀上他的时候，可没说厌弃我。” “闭上你的臭嘴，”老太婆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先说说，星期六你在哪儿？” “怎么，你来过这里？没碰见我？我在家呀，不在这儿，我还能到哪儿去？我大概只是和几个大男人在小树林里坐坐，我总是这样的，这你是知道的。” “帕维尔，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韦罗尼卡叹了口气，显得疲惫不堪，“你酗酒早就把良心也喝掉了，头脑也喝糊涂了。老实说，这事是你干的？” “干什么？”他真的吃了一惊，“你指什么事？” “星期六你去过莫斯科？” “没有，还要我说多少遍。你老找什么碴儿？星期六瓦列里结婚了，是吧？” “帕维尔，他没结成婚。谢天谢地，没结成。” “怎么会这样呢？未婚妻从婚礼上溜了？” “这不关你的事。我只告诉你：我不要有天生缺陷的孙子孙女。像你这样的，最好一个也不要。” “唉——呀——呀，”帕维尔拉着令人厌恶的长腔说，“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儿子嘛，长得端端正正，有了孙子也不会差。你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什么仙女，更不是什么聪颖过人的姑娘。我搞上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42岁的老处女了，谁希罕你那副丑脸和那双罗圈腿。我可比你年轻20岁，身体特别棒。要说瓦列里身上有什么优点，那肯定是遗传我的，绝对不是从你那儿来的。难怪这么好的姑娘都看上了他。” “什么样的好姑娘？”她马上哑着嗓子问，“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见过几次，”帕维尔冷笑着，龇着稀疏的虫牙厚颜无耻地说，“她那屁股，多圆溜。两个xx头又匀称又结实，嘿，那身打扮就更别提了！我自己都想把她……” “帕维尔，你答应过我……得了，快别作孽了！……”图尔宾娜嘟哝起来，“你要的，我都给你办到了，一再给你送钱来，只求你别骚扰儿子。” “别骚扰？儿子是我的，我想找就找。老不死的，你管不着我。我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不定一下子就‘蹬腿’了，谁来养活我？儿子可是我的亲骨肉。” 他坐在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上，身子往后一仰，得意地盯着韦罗尼卡。她痛苦万分，那不幸的一幕怎么也难从她脑子里抹去，当时……现在。她却只好千方百计不让儿子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她一再给他送钱，自己和瓦列里节衣缩食，从她娘俩那本来就入不敷出的收入中一点一滴地挤出来供他挥霍，还终日提心吊胆，惟恐这个罪孽深重、一文不值的酒鬼来找儿子。他既然看见过埃利娅，就说明他还是悄悄接近了瓦列里。要是儿子娶上一个家庭富裕的姑娘，那就大祸临头了，帕维尔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啊，老天爷呀，让他死了该多好！ “好了，拿钱来，走你的路吧，”帕维尔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也许，你还想说点什么？” “我想，”韦罗尼卡突然声色俱厉地说，“我想说，但愿今生今世不再见到你这副讨人厌的嘴脸！” “你还是随和点吧，”他恼羞成怒地说，“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嘴脸……要真蹬了腿，可就再也看不见了。还是早点进坟墓吧，这样你就解脱了。” “恶棍，宁愿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你害了我一辈子！天哪，我作了什么孽，要受这样的惩罚！” 老太太失声痛哭起来，她盼着快点儿死，可又怕死，若是她不在世上了，儿子会受不住这种打击的。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进去的那座楼房所在地段的民警，原来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睫毛淡淡的，面带稚气，笑眯眯的，很讨人喜欢。 “科利亚，查一下户籍资料。”科罗特科夫递给民警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所有人的吗？”科利亚想明确一下，“那儿的单元房都是合住的，住户很多。” “一个叫图尔宾娜-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的老太太常去的那一套。我想了解一下她可能去谁家。也许你能马上知道是哪一户？” “图尔宾娜，图尔宾娜……”科利亚边思索边重复着，“不，这个姓我没有印象。得一户一户地查。” 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档案夹，从中抽出一张他们要找的那幢楼房住户的长长的名单。名单上的姓没有值得注意的。 “我们简单一点，”科利亚建议说，“马上挨户去摸摸底很快就能弄清楚。谁家今天来了客人，就到谁家去。你跟我一块去吧？” “不行，”科罗特科夫摇头说，“图尔宾娜和我见过面我今天刚和她谈过话。你还是一个人去，好吧？” “好的。她长什么样？” “上了年纪的老太太，70来岁，身材瘦小，头发灰白，梳个发髻，穿一件深蓝色连衣裙，灰色外套。还有，脖子上系一条三角围巾，颜色很浅。” 年轻的地段民警出去了，他向这幢楼房的住户讲述今天街上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个姑娘遭抢劫，罪犯正好蹿进了这幢住宅。一个半小时后，小伙子才回来，他告诉科罗特科夫说，那个老太太曾两次去找有前科的酒鬼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他们立即在公民证股拿到了斯米季延科的档案资料，但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同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有什么相干呢？ “你对这家伙有什么印象？”科罗特科夫问道。 “酗酒，”科利亚皱着眉说，“没有工作，天天烂醉。” “既然没工作，哪儿来的钱酗酒？” “嘿，您还问呢！”他笑了起来，“过去还有惩治不劳而获的法律条文，可以追究某人用什么钱酗酒，现如今，谁还过问这个，法律也不禁止。” “你别讲什么法律，这我比你清楚。作为地段民警，也该知道你的地段内谁靠什么生活。” “尤拉-维克托罗维奇，您说得倒轻巧，”科利亚气愤地说，“我管的事还少吗？连夫妻打架我都得过问，总不能让他们打出人命来吧。这个斯米季延科，还算守规矩，只是嗜酒如命，可没有惹是生非。” “你从哪儿知道他没有惹是生非的？你又没管他。”科罗特科夫挖苦说。 “没人举报，就说明他很安分。”地段民警面带笑容地下着结论。 “当然，谁也不会接你两下子，”尤拉叹了口气说，“不过你不挨打，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记住：没被举报并不代表没有危险。好吧，回头见。” 他回到彼得罗夫卡民警局已是深夜了。科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桌上摆着一份刚查询到的材料，上面写着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搬过几次家，什么时候搬的。这份材料使科罗特科夫困惑不解：她60岁以前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最近十年却换了四个住处，而且每次搬的新居都比原来住的差。真怪，这是为什么？ 马拉特-拉特舍夫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未婚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神态自若，事业上一帆风顺。他结过一次婚，大约一年前离异，想与他结姻的女士不少。谢卢亚诺夫难以与他交谈，因为很遗憾，拉特舍夫是那种红尘中的人，认为有金钱作后盾，什么事都能对付。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弄明白，您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他傲慢地说。 “上星期六，巴尔托什的女儿登记结婚的时候，出了一桩事。” “我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谢卢亚诺夫耐心解释着，“我们认为有人企图破坏这桩婚事。您对巴尔托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女儿及其周围的人都非常了解，所以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对破案有帮助的情况。” “请问，怎么个帮法？” “您可以讲一下埃利娅是否有其他的追求者，也想娶她为妻，或者巴尔托什本人是否有宿敌，会出于某种动机，阻止他女儿出嫁。” “您简直是在说梦话。” “我希望，您能采取合作态度。” “我未必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对您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 “未必吧？”谢卢亚诺夫冷冷一笑，脸上掠过了一丝疑惑，“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您是否知道，巴尔托什为什么拒绝与土耳其拿撒公司签订合同？” “天哪……怎么又扯上了拿撒公司？” “请说为什么？” “喂，您可是刑侦处的，不是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科的……” “那个科早就不存在了。现在改名为经济犯罪科。”谢卢亚诺夫纠正说。 “反正都一样，就算是经济犯罪科吧。我没有得到授权同任何人讨论签订契约的条件问题。这属于商业秘密。” “您无须具体谈，”尼古拉心平气和地同意说，“只要说一下，条件对你们是否合适，就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与拿撒公司的合同没谈成呢？” “您自己已经回答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不满意他们的条件。” “怎么，拿撒公司改变了他们开始提出的条件？” “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暂时没什么依据。我是在问您。” “我不懂您的意思，”拉特舍夫掏出烟来恼火地说，“毫无根据的臆测。” “据我所知，同拿撒公司的谈判始于1月份，很快进展到签订合同，可到了4月底，事情突然搁浅了。那么，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得到授权……” “当然，”谢卢亚诺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商业秘密，这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不过我想，如果拿撒公司的条件你们一开始就觉得不能接受，就不会白白花费三个月的功夫去商谈了。那么这三个月期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有什么关系？” “也许什么关系都没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但我想弄明白。” “我向您保证，没有关系。” “好吧，我们往下谈。你们公司1993年签订了18个合同，1994年是21个。而今年已过了四个半月，却一个也没有签。您能对此作出解释吗？” “无可奉告，”拉特舍夫冷冰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这是商业秘密。” “那么，您认为这合乎常理吗？” “我认为，这与您无关。” “您可是公司的商务经理……” “是又怎么样？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不相干的人。” 谢卢亚诺夫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堂堂一个刑侦干部，负责侦破两桩凶杀案，一出马就碰上了这号人。往下可怎么进行呢？” “我认为，‘蓝色多瑙河’公司正收缩在俄罗斯的业务。如果可能，您可以谈一谈看法，以正视听。” “我爱莫能助。即使您说的是正确的，公司也不会因此而触犯法律的。” “那么上个星期六您在什么地方？” “在家。”拉特舍夫毫不迟疑地随口答道。 谢卢亚诺夫可不愿听到这种回答。 “有谁可以证明？” “当然有。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可以告诉您她的名字，她会证实的。” 由一个女人证明不在犯罪现场，谢卢亚诺夫更是不中意了。这种作证有多大价值，他是很清楚的。 “有人说，有段时间您对埃利娅-巴尔托什追得很紧。是这样吗？” “怎么，这也违法吗？更何况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早晚有什么差别呢。有过这事吗？” “就算有过吧。” “您当时有意娶她吗？” “您凭什么这样说？” “我只是随便问问。是有过打算吧？” “没有的事。我不过是向漂亮姑娘献献殷勤而已。” “对您老板的女儿献殷勤？”谢卢亚诺夫并无恶意地追问道，“这么说，您当时没有娶她之意？” “想都没想过。” “可塔米拉-沙尔科夫娜不这么看。”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怎么看，我不感兴趣。” “埃利娅怎么想，您也不感兴趣吗？” 拉特舍夫张口结舌了，谢卢亚诺夫眼看着他的脸沉了下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问来问去，”马拉特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和埃利娅来往过，但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说，埃利娅对您和她的关系的看法，您也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 “这就怪了，她可对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凭什么对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话！” “凭您向她求过婚。顺便再说一句，她当时也接受了。您莫非把这事给忘了？” “喜欢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吗？” “给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来的吗？” “什么戒指？” “你们一起在巴拉顿湖度假时，您亲手送给她的戒指。难道是埃利娅有幻想症？” “听我说，您不要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没错，我们一起到巴拉顿湖她奶奶那儿去过，并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确送过她戒指。可这又怎么样？我是个正常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是一个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认为送她礼物是正常的。” “那么贵重的礼物？镶有三颗钻石的戒指？” “您对‘贵’与‘贱’的看法有点儿坐井观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复了他那高傲的神气，“以我的收入，卖这么个戒指算不了什么。” “这么说，埃利娅要嫁给别人，您一点儿也不感到痛心？” “一点儿不。” “好吧，”谢卢亚诺夫叹了口气，“让我记下和您度过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请吧！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我们公司的女职员，在广告部工作。” 白与黑，黑与白…… 从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缩小成这两个概念。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没有中庸之道，没有中间色调。不能模棱两可，只能有一种答案：“是”或“不是”。从来就没有“可能”。 那时我五岁……父母为什么事大声叫嚷着，我觉得他们是在吵架。父亲叫妈妈为母狗，我马上学会了一个陌生的词，一个一念就上口的词。 “母狗！妈妈——母狗！妈妈——母狗！”我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这个新词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记住了。 争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妈妈都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这个词很粗野，”妈妈严肃地训斥我，“不能这么说，你表现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现不好？”我据理反驳。 妈妈一时慌了神，答不上来了。这时，父亲亲自出马来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 “猫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着我，却望着妈妈，“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岁，“从来就没法说清楚”的话，不可能令我满意。我是个小孩子，我要明确肯定的说法。我生性胆小，绝对相信妈妈爸爸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适的小床上，枕头旁边摆着那只长毛绒小兔，每天晚上听着童话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苹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馅饼。我想确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说“谢谢”和“请……”并且很听话，是否就能受到夸奖；我要是调皮淘气或弄坏了什么东西，是否一定会受到处罚。可要是听到“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这样的话，就能团表现好而受到处罚，因表现不好而受到夸奖吗？我这五岁的小脑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于是我就发起脾气来。 我八岁了……父母带我去电影院，我和他们一起看着银幕上的罪犯从监狱里逃出来，舍命救了一个人。妈妈悄悄地擦着眼泪，可我却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妈妈，你怎么了，可怜他？”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已是傍晚时分，但春风暖洋洋的，飘着花香。 “当然啦，亲爱的。”妈妈点点头。 “可他是个罪犯，”我气得嚷起来，“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干吗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个腔调，“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不错，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个小姑娘，这说明他还算是个好人。事情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干什么会得到奖赏，干什么会受到惩罚。我在寻找答案，一点一滴地收集着，向父母问过成千上万个为什么，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总是那么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地给我解释说：“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同……” 日积月累，我终于开始对世界有了独立的见解，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书、看电影，什么都看：百万富翁与罪犯，侦查员与间谍，“红军”与“白军”，于是我把世界分成了这两种颜色。中间色调使我不安，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感到害怕。我最讨厌这些了。 11岁时，我被汽车撞了，因脑震荡住进了医院。生来头一回，晚上睡觉前妈妈没吻我，早晨没喝上家里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为，过去怎么样，将来还会怎么样的。我总是缠着大夫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疗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确切的回答：什么时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大夫对我说，“这取决子很多情况……”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话，和从父母口中听到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开始精神错乱，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们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让我出了院，但仍要我严格卧床静养，要母亲向他们保证，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兴极啦，终于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盼着尽快恢复健康，决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里，放下窗帘，尽量少下床活动，不看书，不看电视，一天吃六次药。十一岁的我当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里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开窗帘，看起书来。到了下午，班上同学来了，我一跃而起，可没过多久就是一阵头晕，想吐。妈妈下班回来，关切地询问我的感觉，我骗她说挺好，我不敢说出真相，因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谎言终于露了馅，妈妈在上班时间突然回来了，正碰上我俯身冲着马桶痛苦万分地呕吐。妈妈要叫急救车，我却大哭起来，求她别叫，直到失去了知觉。妈妈心疼我，只好请了假，在家里照料我，并监督我按要求做。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果然好了起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只有春秋两季才犯脑震荡。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觉得难受，头痛得很厉害，情绪坏透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毫无来由地发火。但这种情况一会儿就会过去。 防暴处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卢亚诺夫最讨厌女人，并因此而讨厌由女人作不在现场证明，特别是当作证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时。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爱撒谎的背叛者。妻子抛弃了他，夺走了两个孩子，跟新结婚的丈夫跑到沃罗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听不进那些劝他改变这一看法的话了。离异使他痛苦了很久，见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记恨妻子给他造成的苦楚，于是便将满腹怨恨发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当马拉特-拉特舍夫推说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可以为他作证时，谢卢亚诺夫丝毫不相信，他断定，年轻实业家的女友一定会按他的意愿为随便什么事作证的，更何况拉特舍夫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对不在现场证明信不过时，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得到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赞同，而谢卢亚诺夫对领导经常不断的责难置若罔闻。他是只看重结果的那种人，对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非议，并不在乎。 为实现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个技术高明的摄影师，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电话给安东-舍夫佐夫说： “我指给你看一个姑娘，你设法给她拍几张照片。然后我再给你几张照片，你给我剪辑拼凑成蒙太奇。能办到吧？” “没问题。”舍夫佐夫痛快地答应了。 他没费周折就找到了“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职员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暗中“护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张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无轨电车站的、有在商店里的、有在林荫道上的、有在楼门口的……姑娘长得很亮丽，就是不怎么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练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尽可能选用仰拍，好让奥莉加在照片上显得更具魅力。他觉得有一张拍得特别成功：奥莉加向一个摊贩买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钱时，被安东抓拍了一张。她大概以为小贩存心骗她，心里默算着：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贩说的那么重，正好“够上”一万卢布？总之她当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甚至有点吃惊。 当天晚上他就同谢卢亚诺夫见了面，又同他一起回家。谢卢亚诺夫在一间紧靠厨房的储藏室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照片洗印室，在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洞接了水管。 “哎呀。”安东不胜惊讶地打量着谢卢亚诺夫这些收拾得井井有条的简易设备。 “得想想办法，”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不要点小聪明，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只有我们的娜斯佳破案不使诡计，老老实实，但她毕竟只代表她。” “娜斯佳，就是那个卡缅斯卡哑？”舍夫佐夫追问道。 “嗯，就是她。” “她能行，为什么你就不行？莫非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天晓得，”谢卢亚诺夫微微一笑，“大概因为她是个天才演员，说实话说得跟撒谎一样，别人就不信她的话了。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又不致引起责怪。” “这是怎么回事？”摄影师感兴趣地问，“我有点儿不明白。” “再简单不过了。打个比方，你回到家里，妻子问：‘你吃过午饭了没有？’你根本不敢正眼看她，只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啊，对啦……是的，吃过了……当然吃过了，你不用忙啦。’而实际上你是去会情人了。而你那位贤内助还一直坚信你这个可怜虫整天马不停蹄地顾不上吃喝呢。你说的既是实情，又对她有所隐瞒。懂了吗？” “真狡猾，”安东笑了起来，“你怎么就不行呢？” “不知道。也许是没有这根神经，想象力迟钝吧。娜斯佳能马上对事态作出反应并随机应变，我却在几小时之后，才能琢磨出如何转移话题……但我有我的高招。先给你弄点吃的还是马上开始工作？” “结合进行。要是不麻烦，可以在胶卷显影时先吃点儿东西。等底片晾干了，再休息一次。” 照片洗出来棒极啦，只是谢卢亚诺夫给他看那几张要给奥莉加“剪辑”的照片时，安东才明白要干什么。按照侦查员的意图，他们最终要搞出几张奥莉加与几个不同的男人相会的照片。而她伸手接找的零钱的那个镜头是最恰当不过的。另外还得给奥莉加“换换装”。 “这是什么馊主意？”舍夫佐夫疑惑不解地问，“我们搞这个干吗？” “除了迷惑人，还能为什么，”谢卢亚诺夫开玩笑地说，“干我们这行的，办事准则很简单：不骗人，就别想弄清事情真相。趁晾照片的功夫，咱们再喝点咖啡吧。” “不，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喝点茶，”安东说，“我一口咖啡也不能喝。” “你怎么啦，有病吗？” “缺血性心脏病。” “真的？你看起来还很年轻。”谢卢亚诺夫惊讶地说。 “这病从小就有了。不过你可别把我当残疾人看，”摄影师笑了起来，“我也习以为常了，还带病参过军。工作几乎没有影响。我的病大约两个月犯一回，躺上三四天就好了。还要不了命。” 谢卢亚诺夫沏好茶，切开夹肉面包，从橱子里取出一瓶白兰地，犹豫不决地看了摄影师一眼。 “这个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东摇了摇头。 “不行。不过，你想喝就喝吧，我不会嘴馋的。” “真的？”谢卢亚诺夫喜形于色，“让你看着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习惯于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和姑娘们说笑逗乐了。” “可你自己，绝对不行吗？” “我是担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说，“这身体我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只爱抽抽烟。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爱了，我想再多活几年。” “这是对的，”谢卢亚诺夫赞许地点着头，拿过酒杯，倒上了白兰地，“祝你健康。” 他喝干那杯浅褐色的酒时，透过酒杯看到了安东那奇异的目光。 “你干吗盯着我看？把我当酒鬼了？” 安东耸了耸肩，端起热腾腾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个人过？”他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问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谢卢亚诺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还没结婚吧？” “还没有。”安东微笑着说。 “有打算吗？” “暂时没有。” “干吗拖着呢？” “创造物质基础呀。”摄影师诙谐地说，“结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头偕老，帮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可我的心脏，要是突然一命呜呼，撇下她和孩子无依无靠，这与欺骗和背弃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必须攒些钱，一旦我死了，他们好不至于受穷。” “别考虑那么多了！”谢卢亚诺夫责怪他说，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许，你能活到70岁呢。” “有可能，”安东同意说，“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结婚就意味着责任。心脏病人与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大差别的。健康人是不会理解我们的。” “好啦，别恶狠狠地盯着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额。不喝这三杯，睡不着。现在喝完了，我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橱子里。此时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了，满面红光，两眼发亮。 “听我说，安东，咱们来谈谈你们洗印室被盗的事。据我所知，你们那儿的锁像玩具似的。” “谁会需要我们这些照片和底片？那儿从来就没用过什么锁，屋里只有几个铁柜，同事们十年九不遇地往里边放些器材。相机也都是自个儿挑的，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自己买自己修，从不借给别人。再说，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们总是‘机不离身’，一旦路上碰到个感兴趣的镜头，就能派上用场。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险柜里时，才会加封上锁。屋子里东西很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嘿，你们的规章制度可够健全的。”谢卢亚诺夫摇了摇头。 “那儿原本就没什么可保密的……” “今天没有，明天就被盗。还有其他底片丢失的情况吗？” “他们说还少了两卷胶卷，不过那两个胶卷和我的那些一样，无关紧要。其中一个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团日活动中拍的；另一个是新拍的，是在你们内务总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拍的。把你们的新领导都拍进去了，说不定小偷正好需要这卷底片。你以为如何？” “都有可能，安东，都有可能。现在去看看我们的成果。” 他们小心地从绳子上取下夹着湿漉漉的相片的夹子。照片上显出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和两个表情丰富的男子。他们正把小纸袋交给奥莉加，而紧张地微笑着的奥莉加正慌张地接过它们。 明天，用这些相片，谢卢亚诺夫很快就会查明，两个新娘在婚姻登记处遇害时，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么地方。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刚一上楼梯，就听见电话铃响。她急忙掏出钥匙，打开门奔向铃声不停的电话机。 “晚上好，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话筒里传来悦耳的男声。 “你好，马拉特。” “您那儿情况如何？” “小声点儿，民警上我这儿来过。” “也到我这儿来过，问起星期六的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在家，和奥莉加一起。问起过您吗？” “没有。谁对老太婆感兴趣？他们根本想不到怀疑我。而且也没有什么把柄。你就麻烦点了。” “您说得是，”马拉特朝话筒里冷笑了一下，“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也许我们会走运的。您不讲点我感兴趣事吗？” “好像明天下午，瓦列里和埃利娅动身去别墅。” “是吗？”马拉特兴奋起来，“这很好，值得高兴。” “有什么好？你以为要劝阻住他们，一个月就够了？”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我们可以试试嘛。我也到别墅去，坏他们的事。请原谅，只能让您的儿子在他心爱的姑娘面前丢脸了。现在还有时间，记着，不管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我都欠您的情。” “马拉特，谢谢你。”老太太叹了口气。 “没什么，该谢谢您。”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不慌不忙地脱去外衣，给自己做了份简单的晚餐。给瓦列里留的是现成的，两块馋人的煎肉排配炸土豆片。她自己从来舍不得这么吃，好的肉食只买给儿子吃，平时她总是省吃俭用。她只给自己煮点便宜的通心粉，撒点糖，再加上一丁点儿抹着黄油的面包片。她一边用笊篱捞着开了锅的面条，一边盘算着：还算好，事情快要解决了，马拉特就会给钱的，他答应过。这笔钱可真不少，足够把帕维尔那个恶棍打发走，还能体面地养家糊口。天哪，这没完没了的苦日子，她早就过够了！ 第七章 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一生中只与民警打过两次交道：一次是领公民证，一次是迁新居注册户口。因此，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市民警局的侦查员的造访，她感到又好奇又有些害怕。侦查员个头不高，有点儿秃顶，没有事先通知就“从天而降”。奥莉加暗自庆幸自己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但这不是偶尔为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在家里，她从不穿着随便，总是身着雅致的套装。打马拉特追求巴尔托什的女儿开始，她就有了这样的习惯。如果说以前他们的幽会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么马拉特追求埃利娅时情况就正相反，他根本没法知道，哪一天、什么时候他会有“空档”去看一眼昔日的女友。他们的幽会既没有规律，又很突然。但奥莉加心中企盼着这种关系能保持下去，于是一天24小时随时准备着马拉特的到来，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那位叫尼古拉-谢卢亚诺夫的侦查员，有礼貌地得到女主人准许落座后，把几张照片摊在奥莉加面前的桌子上。 “请告诉我，和您在一起的这几个人是谁？”他开始询问。 姑娘仔细地看了看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太像她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是衣着不一样，奥莉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短裙和套装。 “我头一回看见这些人。”她的眼睛从照片上抬起，不胜惊讶地回答说。 “怎么可能呢，奥莉加-德米特里耶夫娜，您和他们一起被拍过照，怎么说是头一回见着他们？”谢卢亚诺夫客气地责问道，“为什么非要当面撒谎呢？这位就是您，没有问题吧？” “确实不是，”奥莉加有点儿火了，“这不是我。” “怎么能不是您呢？您再好好看看，看看您那张脸。” “这个女人很像我，但不是我，”奥莉加坚持说，“而且说真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奥莉加-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意味着5月13日一整天，您同两个罪犯见过面，这两个人因多次贩卖麻醉品而被通缉。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您参与了这件事并为他们提供了帮助。您瞧瞧，这个人是瓦连京-基留欣，有过三次前科，您正从他那儿接过一包海洛因。两小时后，您又和另一个罪犯一起被拍了照，此人外号叫费多特。您不会再对我说没有这回事了吧？有照片为证。” “我可以向您发誓，真的是头一回看见这两个人！”奥莉加张惶失措，几乎失声叫了起来，“这是误会，天大的误会，那女人长得是和我很相像，但确实不是我！我没有这样的衣服，不信您看……” 她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扑向衣柜，用力拉开了柜门。 “请看，我没有她穿的那身衣服。您瞧瞧！” 她一副想把谢卢亚诺夫也拽到柜子旁欣赏一下她那些引人注目的时装的样子。她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谢卢亚诺夫明白，施加的压力足够了，现在该拉她一把了。 “您是想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认错了人？”他故作迟疑地问，“脸部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是认错了人，”奥莉加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急忙说，“外表上倒是惊人地相似，可衣服不是我的，您看一看！这样的衣服我从来不穿。” “嘴上说说罢了，”谢卢亚诺夫又接过了话题，“穿没穿过不能作为证据。现在的确是没有这件衣服，可谁能保证上星期六，也就是13号那天，你是否将这套衣服卖掉了。况且从面部来看，你和她是绝对的相似，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您帮了这两个家伙的忙。奥莉加-德米特里耶夫娜，如果您现在把他们的情况都告诉我，我保证您不会受牵连。怎么样？” 奥莉加又惊慌失措起来。 “天哪，我该怎么办？”她失声哭了起来，“怎么才能证明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呀，您明白吗？绝对不是我！！！” “5月13号，星期六那天您去过高尔基公园吗？”尼古拉手里晃着一张照片问道。 “没有！绝对没有！那个公园我从来没去过。” “那么当时您在什么地方？” “11点以前我在家，后来去了市场，买了菜和肉准备做饭，那天有客人来过我这儿……” “这样吧，咱们一点一点来，”谢卢亚诺夫打断了她的话，“谁能证明11点之前您在家里？当时家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就我一个。”奥莉加慌了神。 “也许，有人给您打过电话？” “打电话？对啦，妈妈打来过电话，我和她聊了有一刻钟。还有我的女朋友也打过，那天晚上她和丈夫来我这儿作客。” “这都是在几点？” “妈妈来电话时，我刚起床，大概是九点光景，阿尼姬的要晚一些。嗯，嗯，想起来了，我向她打听做辣汁菜丁要用些什么料，她给我口述了菜谱，我就马上收拾去了市场。” “这么说，是在上午10点半左右？”他进一步确认。 “对，差不多。” “好。到了市场，遇见熟人了没有？谁能证明您11点之后确实在市场，而不是在高尔基公园和基留欣相会？” “有，当然有，”姑娘急忙说，“市场就在我家旁边，步行只要三分钟就到，在那儿经常会碰见我们这幢楼里和邻近楼里住的人。让我想想，星期六在市场上看见过谁……” 她皱起了眉头，但不过半分钟脸上的神情就豁然开朗了。 “五层的费奥多罗夫夫妇。他们在买草莓。我之所以记住了，是因为草莓现在特贵，可他们一下子就买了三公斤。我走到他们身边开玩笑地问，干吗买这么多，想贩卖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的儿子今天过生日，请了十来个同班同学，奶油蛋糕他们早就吃腻了，于是他们俩想给孩子做草莓奶油甜点心。您去问问，他们会作证的，他们准会记得我走到他们身边的情景，他们还请我吃了几个草莓呢。” “我会去问的，”谢卢亚诺夫点点头，“您还能想起什么？您还同什么人谈过话？” “还有……”她又沉思起来，“我还到食品店去买过沙拉油和调味汁，收款小姐兑不开五万卢布的大票，我足足等了有十分钟。但我不知道，她还想不想得起来……” “是哪位收款小姐？在哪个食品店？” “食品店就在附近的街上，叫‘叶莲娜高级食品店’，店里有两位收款员，一个很年轻，大约有十七八岁，另一个年龄稍大些，梳着一种很难做的发型。找不开钱的是那个年龄大的。” “您几点到的食品店？” “请等等……对，她唠叨说，现在该午休了，还惹人烦地催她找钱。真是个爱惹是非的娘儿们！”奥莉加埋怨说。 “她们的午休时间是一点到两点？” “对，大约是在一点差十分或差五分。” “好，”谢卢亚诺夫又点点头，“我们接着谈。从食品店出来，您还去过哪儿？” “面包房，那儿是两点到三点午休，我又赶上了。后来就回家了。” “谁能证明？……” 他们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查，一直到了晚上。奥莉加挖空心思一一说出那天她接触过的人，谢卢亚诺夫则默默听着，不断点头。他满意地发现，即使马拉特要求过奥莉加为他不在现场作证，她现在吓得想不起来了。 “好啦，奥莉加-德米特里耶夫娜，如果您说的是实话，就说明真的是由于外表罕见的相似，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另一个女人看成是您了。当然，我们还要查证您说的每一件事，所以请写个说明，把您5月13日所做的事详细列出来，把证明人的姓名、电话和住址都写清楚。” 半小时后，谢卢亚诺夫走出了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的住宅，在附近电话亭给马拉特-拉特舍夫挂了个电话，约定了在彼得罗夫卡见面的时间。 巴尔托什的别墅位于基辅大道旁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靠近佩列杰尔金。拉特舍夫很熟悉这里的地形，几乎用不着考虑路线。他完全沉浸在不愉快的思索之中，真想不到，这个傻姑娘会把他抛出来！一点头脑也没有。 他没料到去彼得罗夫卡会有什么麻烦，但一看到谢卢亚诺夫的表情，他便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 “我再问您一遍，”谢卢亚诺夫立即开口说，“5月13日星期六那天，您在什么地方？” “我说过，在家里。” “谁能证明？” “这我也对您说过，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可以作证，她是我们公司的女职员。” “那么只能令您失望了，”谢卢亚诺夫叹了口气，“叶梅扬采娃作不了这个证。嗯，您看看。” 马拉特拿起递给他的那张纸，很快扫了一眼，字行整齐，笔迹清晰，是奥莉加写的。真是糊涂！我可是求过她的……她怎么啦，难道忘了不成！还是为了埃利娅，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报复我？这不公平。有好几次我都在她那儿发现过有男人去过的蛛丝马迹，看来的确有个男人常去她那儿，也可能不止一个。是因为我偶尔跟她吵闹？还是因为我要把她的不忠公之于众？都不像。我在奥莉加面前一直像个男子汉，只是她总是扭扭捏捏的。现在我该怎么办？认错，还是编造新的谎言？ “我的确在家，”拉特舍夫坚持说，“不错，我对您撒了谎，奥莉加那天不在我家。但我肯定是待在家里的。” “一个人？” “对，一个人。” “为什么非要扯上叶梅利扬采娃？” “是您要求有个人作证。” “可现在无疑，谁也作不了这个证。”谢卢亚诺夫冷笑了一下，露出怀疑的神色，“听我说，拉特舍夫，我总觉得，那天早上您去过昆采沃婚姻登记处附近。是我弄错了吗？” “您误会了，我没去过那里。” “可有人在那里见过您的汽车。您能对此作出解释吗？” 马拉特顿时面无人色。见鬼，谁会发现我呢？我停车的地方，离登记处所在的广场很远。好像也没有熟人住在那个区。是谁发现了我？ “您凭什么认为那就是我的车呢？”他想尽量说得镇定自若，可又难以控制。 “绿色福特牌轿车，车号为t308mk，国家汽车检查局登记的，车主姓名为拉特舍夫-马拉特-亚历山德罗维奇，1969年生。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此我无话可说。不过这是个误会。” 马拉特只拣他认为必要的话说，心里却七上八下，脚下的地板也仿佛烧得烫人。承认？不行。这会把他和图尔宾母亲的秘密交往暴露出来，并且会节外生枝地惹出其他麻烦。是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恳求他把她送到登记处去的。无疑，没有人请她去参加婚礼，而她却认为自己很有必要待在那里。自然，她没对我说她为什么去，可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行，绝对不能承认，但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也是不行的。得马上想出对策来。 “马拉特-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不是误会。”侦查员声音很轻，却很有力，“您只有两种选择：您本人在凶案现场附近出现过，或者是您把汽车借给了破坏埃利娅-巴尔托什婚礼的人。” 过了好一会儿，马拉特才打起精神来。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只有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一个被抛弃的情夫的角色。到底是哪个浑蛋在昆采沃记下了他的车号？要是查到了，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是的，我去过那儿。”他终于深深叹了口气，“可这有什么？” “是啊，去过又怎么样？”谢卢亚诺夫赞同地点了一下头，“去了，就是去了，为什么隐瞒？还把不幸的叶梅利扬采娃也扯了进来。您叫自己心爱的人撒谎，也太不高明了。马拉特-亚历山德罗维奇，5月13日您在昆采沃究竟干了些什么？” “您理解不了，”拉特舍夫冷漠地说，“什么时候有女人把您抛弃了？” “还用说，”谢卢亚诺夫冷笑了一下，“有又怎么样？” “您难道就平心静气地退出来，不抱希望了吗？” “拉特舍夫先生，可能的话，请您说得具体点。”侦查员皱起了眉头，“现在我们谈的是您，不是我。” “我还抱着希望。您明白吗？我还盼望着。最后一刻会出现奇迹，埃利娅会改变主意，回到我身边来。即使到她结婚的那一天，我也不灰心，于是我才去了昆采沃。我远远地看见他们走下汽车，进了登记处。我想亲眼目睹他们作为夫妇从那里出来。当时心里只想：看不见，就不离开；看不见，我就有盼头。” “当时您为什么不马上把这些告诉我？” “您会对别人讲这样的事吗？”马拉特以问代答，“这会让人看不起的。” “好吧，那么请您告诉我，您5月13日在什么地方，你的女友叶梅利扬采娃知道吗？您当时总该向她解释一下您那奇怪的请求吧？” “什么请求？”拉特舍夫没听懂。 “编造谎话作伪证。您怎么对她解释的？” “用不着解释，”他满不在乎地说，“请她这么说，就行了。” “这对她合适吗？” “很合适。奥莉加相信我……” 和谢卢亚诺夫的谈话给他留下了不快之感。马拉特心里清楚，谢卢亚诺夫并不相信他说的话，尽管没有表现出来，还不住地点头赞同，同情地随声附和。可这证明不了什么。谎话是说了，把奥莉加也扯上了，并且还认了错。是不是真话，去查吧。 马拉特一个急转弯把车开上了直通别墅大门的路，接着又往前开了一点，想从小门进去，径直走到湖边。 他熄了发动机，耐心地把车门关好，掏出小门的钥匙。别墅四周围着高高的栅栏，门上的锁绝对不是装样子的。拉特舍夫穿过马林果丛，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习惯地环顾着这一大片园地。他最近一次到这里，还是在去年夏末的时候，那时那位瘦削的哲学研究生还根本不存在，他和她在巴拉顿湖度过了令人陶醉的一个月，眼看他就要加入巴尔托什家族了。当时他正春风得意，对这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别墅也另眼相看，那是即将占有者的眼神。那时他就已经知道，巴尔托什有意移居加利福尼亚。于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出国，他不惜委屈自己去娶他那个傻里傻气的女儿为妻。他女儿虽说长得不错，但却是大家公认的傻丫头。同她没什么可谈的，说不上两句话。奥莉加就完全不同了，做爱之后，他们可以躺在床上聊上好几个小时。但奥莉加不是值得他下赌注的女人。靠奥莉加他上不了天堂，可要是攀上了埃利娅，这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塔米拉是个露骨的恬不知耻的女人，早在一年前，她就对马拉特说： “马拉特，你心里可得有数，这次走的只有我们一家，不是人人都可以去。只有当上我的女婿，你才有可能和我们一起走。别以为皮什塔很看重你的才干，你这点本事要是拿到美国去，根本一钱不值。” 第一次听到这种话时，马拉特感到既恶心又委屈。他到“蓝色多瑙河”当学徒是在中学毕业那年，他每天晚上来事务所拖地板、擦家具。早晨5点就得起床，才能赶上8点的课。他从小就跑腿当差，后来上了夜大学，白天为巴尔托什干活，在实干中学会了经营之道，并力求从会计那儿摸透收支平衡的奥妙，满城奔走，张贴广告，寻找客户，经办的业务不计其数，先是做些具体事务，后来交办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他对伊什特万崇拜至极，把他看作自己的恩师，打心眼里认为他马拉特今生今世永远和“多瑙河”联系在一起。不错，两年前，他从塔米拉的频频秋波中看出了毫不含糊的暗示。对此马拉特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果然不负所望，言谈举止颇有水平，而且恰到好处，令经理夫人十分满意。打那时起，他们定期相会，但并非不加节制，大约一个月一次。 后来，塔米拉竟再三坚持要马拉特娶她的女儿为妻，他只把这看作是塔米拉意欲将他这个年轻的情夫拴在自己身边而已。但是，同埃利娅深入接触以后，他才明白，塔米拉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她的情欲，不如说是想竭力把女儿交到可靠人的手里。她对女儿智商不高看得很清醒，担心她有朝一日会引狼入室，成为觊觎家产居心不良者的牺牲品。可好，事情终于发生了。在这件事上，马拉特只怨自己不该拖拉，从巴拉顿湖一回来，就该马上拉着埃利娅去婚姻登记处。可当时真不想结婚。巴尔托什经常夸奖他，说他是左膀右臂，再强调他在公司的地位很高，而他这个傻瓜，竟自信巴尔托什离不了他。 埃利娅戴上了马拉特送给她的戒指，于是他便以为她迟早是他的人了。只要姑娘同意这门婚事，举行婚礼就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了，只要赶在出国前。而出国的事，是万万不可以让埃利娅知道的，否则就会坏事。首先，她一定会以此向别人炫耀，那马上就会有毛遂自荐的人来抢占他的位子。其次，这些不请自来的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完全有可能向姑娘说长道短，说他马拉特就是为了跟有钱的岳父出国，才赢得这个位子的。如果他们之中再出个多事的好心人想刨根问底，就连他和埃利娅母亲之间的关系也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跑去找塔米拉的情景，她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塔米拉毕竟是个蛮横无耻的女人，总是躺在又轻又软的被窝里，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说： “亲爱的，咱们实话实说了吧。我想给埃利娅找的丈夫不是你这样的。在俄罗斯生活，你是个理想的人选。他虽说比她大一点，但年轻，英俊，有成就。我也挺满意的。虽然在这儿我未必能给她找到比你更好的，但在加利福尼亚就完全不同了。为了在当地生活，她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丈夫，我相信，我能给她找到。问题全在于怎么把她顺利带出国。得再坚持一年半时间。在此期间，她既不能嫁给别人，也不能怀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指望你了。你娶了她吧，这样直到她出国我都能放心睡觉。不过到了美国，你得同意和她离婚，由我来安排她的生活。对你的效劳自有回报，你给我保全埃利娅，我们带你离开这儿。亲爱的，顺便问一句：你为什么不自己出国去呢？钱不够吗？你在我们这儿挣的可够多的了。” 天哪，她竟然说：在我们这儿。不是“在公司里”，也不是“在伊什特万那儿”，而是“在我们这儿”。说真的，塔米拉说话随便，从来不注意用词，听者得完全凭谈话的思路来揣摸她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即使是有朝一日要作她独生女儿丈夫的人，她也会随口称之为“什么东西”，比如“什么东西”不合适、“什么东西”挺不错。 然而，一提到钱，马拉特就大为不快。他的确没有钱。当然，也可以说他有钱，至少可以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和在星级宾馆住上几天，仅此而已。可要想马上买一幢像样的房子去开创事业，对他而言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的钱他没有。也可能会有的，如果……如果他不赌的话。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他多次许下诺言，发过誓，戒过，没少折磨自己，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不过在巴尔托什的公司里，谁也不该知道他嗜赌如命，不然就会立即被除名。 那次他和塔米拉统一了看法，认为应对埃利娅隐瞒他们即将出国的安排。塔米拉承诺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控制她的交往。但还是没管住她。比如，她和女友一起到学校去考试，这该无可非议吧，谁能料到会发生如此难以预见的后果 遗憾的是，塔米拉得知女儿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已为时过晚。她顿时火冒三丈，但很快头脑便冷静了。这次是她跑来找马拉特的。 “这个小伙子对埃利娅影响不好，”她说道，“他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来阻止他们。只剩两个星期了，我们来不及采取什么败坏他的名声的措施。她已经爱得神魂颠倒，根本听不进去推迟婚礼的话。只有我来快刀斩乱麻，把他俩拆开，才有希望。你得帮我这个忙。” 当时他们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根据计划可以让这对年轻夫妇吵得绝了情，到12月中就得办离婚。登记既然推迟了一个月，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利用这段时间。指望离婚恐怕是不高明的，要是离不成怎么办？如果年轻的丈夫知道了出国的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埃利娅分手的，任何污言秽语他都会忍气吞声地听下去，还会说声谢谢呢。最主要的是不让他们单独在一起。谢天谢地，埃利娅眼下没有怀孕，用不着去冒险。小心谨慎总不会错。 拉特舍夫坐在枝叶繁茂的柞树下的长凳上，目不转睛地查看着这幢房子。埃利娅和未婚夫在外廊上喝着咖啡，他确信他们没有发现他。他试过好几次，这条凳子尽管近在咫尺，但从房子里看不见，浓密的枝叶挡住了视线。他终于站起来，从容地走上了外廊。 他们不欢迎他。无论是埃利娅，还是图尔宾都毫不掩饰这一点。不过埃利娅对马拉特的到来已习以为常了，只是觉得有点不是时候，犹如父母过早下班回来，碰上自己房间里有个年轻小伙子，可图尔宾却视马拉特为情敌，有点坐立不安。马拉特盛气凌人，俨然一个别墅的主人，他曾来过多次，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连开大门、房门和汽车库的钥匙都有。 埃利娅穿着轻薄的长裙，裙摆上开了六个高衩，上面穿一件细背带的丝绸短背心。马拉特的到来令她很尴尬。看得出，她的穿着和姿态都是在尽量裸露自己。当然，她这么是为了图尔宾，结果竟然也给马拉特看到了。她不时碰上马拉特那贼溜溜地落在她那从裙衩处外露的丰满的大腿上的嘲笑的目光。她稍一俯身，胸脯就袒露出来。埃利娅一和他的目光接触，就面红耳赤，图尔宾终于被激怒了。 “埃利娅，请把糖拿来。”马拉特对她说。 埃利娅递给他糖罐时，他趁势把她的手抓在手里不放。 “戒指哪儿去了？”他一边问，一边把糖罐放在桌上，一只手仍握着她的手腕，另一只手在她的手掌上亲热地抚摩着。 埃利娅极为难堪。 “戒指？”她含糊地说，同时用责备的目光望着马拉特。 “我的天啊，傻姑娘，难道你以为咱俩谈情说爱对别人还是秘密！”马拉特高声嘲笑她，望都不望图尔宾一眼，仿佛这儿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你把戒指弄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戴，你可是最喜欢那个戒指的。” 马拉特这一招有点缺德，但并不令人反感。他在为自己那安稳、富裕的好日子而拚搏。为此，他豁出去了，不惜伤害这傻姑娘的自尊心。她缺乏智慧，没有生活阅历，难以体面地摆脱这尴尬的境地，以反击马拉特。要是奥莉加处在这种境地，就会知道该怎么做。马拉特似乎真的听见了奥莉加那镇静的声音说：“我喜欢你的时候，才戴你的戒指。现在。我要嫁给另一个人了，你不再是我的情人，我也不再戴你的戒指。你要我赔偿吗？”你会被说得哑口无言的。可那是奥莉加，埃利娅是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 “您看，”他突然对图尔宾说，“这个傻姑娘以为，她戴着那个戒指，您就会生气。可我想，您还不至于认为，您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吧？”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图尔宾冷冰冰地说，“埃利娅就要做我的妻子了，至于她的过去，我根本不在乎。” “你瞧！”马拉特得意地笑了笑，又转向埃利娅，仍然握着她的手，“你的男友看问题的方法很对头。对一个女人的过去吗，需要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而不应成为引发悲剧的导火线。对不对？” “您过去和埃利娅交往很密切，依您看，我该吸取什么教训？”图尔宾还是冷冰冰地问。 “您可以向我询问，该怎样呵护她，送她什么东西，她喜欢在什么地方度假、住什么样的宾馆、上哪些疗养地。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您，”马拉特笑了起来，“这样您就会避免重蹈我的覆辙。” “能举个例子吗？” 这正中马拉特的下怀，他的离间计进展顺利。图尔宾终于被吸引到这场对他凶多吉少的谈话中来。 “比方说，我领她到巴兰西阿加时装店去，试了大半天连衣裙和皮大衣，又挑选与之配套的用品，最后她竟然不要了。她是讨厌巴兰西阿加的款式，又不愿扫我的兴。我们‘白白在那个商店里浪费了好几个钟头，还不如去做爱或去沙滩晒太阳呢’。后来才明白，原来咱们这位姑娘喜欢的是韦尔萨奇的款式。” 马拉特边说边搂住站在身旁的埃利娅的腰，像摆弄布娃娃似的，时而抚摩她的后背，时而拍拍她的腹部。 “咱们这位姑娘过去不穿庄重雅致的套装，是因为咱们那小圆屁股穿不进窄裙子，那酥胸裹在西装上衣里，也显不出魅力来。埃利娅，是这样吧？所以咱们的美人儿喜欢宽松、性感、容易触摸到肉体的衣服。行了，小姑娘，别害臊，姑娘家喜欢性感，没有什么不好。像你这样的年纪，这很正常，不要不好意思。我希望你的朋友会满足你的需要吧？” 马拉特已经第二次故意称图尔宾为“朋友”，而不是“未婚夫”了。这也是他来这里施展阴谋中的一个环节。他要让埃利娅知道，他不把图尔宾当作真正的情敌，不嫉妒他，不感到图尔宾对他构成威胁。这样一来，埃利娅就很容易回到他的身边来，因为他马拉特不把她和图尔宾的关系看作是不忠，他马拉特和埃利娅的关系仅仅是中断了一段时间，甚至还说不上是中断，只是暂停，往后又会像以前一样卿卿我我。她不该有负罪感，她还太年轻，不懂事，处理不好这种事。 “马拉特，别再说了。”埃利娅忍气吞声地央求说，尽力想抽开被他紧握着的手。 “为什么？”马拉特惊讶地问，一副真诚的样子，把她搂得更紧，“傻姑娘，我可是关心你呀。对了，顺便再说一句，”他又把头转向图尔宾，“别忘了，埃利娅喜欢住五星级宾馆。她爱干净，每天不仅要换床单、毛巾，还要换浴衣，而且您得记住，毛巾和浴衣要色调协调。还有，选宾馆时，不要住膳宿全包的，只要管早餐和午餐的，一定要瑞典风味的。绝不要订欧式早餐，早晨她胃口特好。当然啦，晚上你可得好好侍候了。哦，我希望您会尽力的吧？” 图尔宾一听这话，气得满脸通红。马拉特得意地笑了笑，令人作呕地向他睐了睐眼。 “早餐吗，”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她爱吃很多水果，而且一定要有一道热的，糊糊。” 图尔宾的脸上掠过一丝困惑不解的神色，他显然没懂“糊糊”指什么。大概他以为，那是一种半稀半稠的糊状食品，像巧克力酱似的，抹在面包上吃的。唉，图尔宾呀，你干吗这么傲气？你不懂，就问吧。我会给你说清楚，“糊糊”就是平常吃的通心粉做的食品。现在我给你趁热打铁再说点儿。 “如果她要一盘糊糊，您可别搞错了，我和她在一起的头三天也弄错过，您别给她要又细又长的通心粉，滑得没法用叉子叉起来。您得挑那种小圆形的或贝壳状的。关于早餐，我似乎都说了。现在说午餐吧。咱们这位姑娘喜欢海鲜馆，这您得记住。订宾馆时，一定问好，附近有没有好的海鲜馆，不然，您就得多跑腿。不过说起来，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咱们的埃利娅毕竟很腼腆，不好意思对您说出口。我得提醒您，不能给她吃半生不熟的东西，也不要加辛辣调计。只能要煮的或炸的。中式海蛎子，她绝对不能吃，她过敏很厉害。大虾要用葡萄牙式调品汁烹调的，鲑鱼不要小河里的，要山中湖里的。” “马拉特，请别再说了。”埃利娅又苦苦央求他。 “我们不打算住五星级宾馆，也不上海鲜馆，”图尔宾忍无可忍，终于插进来说，“这样，您那故弄玄虚的忠告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怎么，不打算住宾馆？那你们住哪儿？” “过去怎么住，以后还怎么住。” “您这样过惯了。”马拉特说，他特别强调“您”这个词，“因此您本人可以像您习惯的那样去过日子。而埃利娅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您现在必须保证她原有的，从小就习惯的生活水平。您能做到这一点吗？” “马拉特，你怎么啦，瓦列里哪儿来这么多钱？” 埃利娅终于挣脱了旧情人那搂得紧紧的手，坐到沙发上，尽量让靠马拉特那边的裙衩口露不出大腿来。 “他是搞学问的，不是做生意的，”她摆好了坐姿，心里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他和母亲两个人仅靠研究生助学金和养老金过日子。” “那可真妙，”马拉特嘿嘿暗自一笑，“怎么来设想你们未来的共同生活呢？你是要做第三位坐享这点可怜巴巴的生活费的人呢？还是去找个工作挣点钱？” “马拉特，你怎么没完没了的，”她埋怨说，“父母会资助的。别再说这些难听的话了。” “父母资助？亲爱的，你凭什么说，他们会资助你们？就凭他们供养你到现在？那可会让你大失所望的，结婚以后，你们别想得到一文钱。” “那是为什么？”埃利娅惊讶地问，“你为什么说妈妈爸爸不会资助我们？” “亲爱的，因为你父母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你认识的那些俄罗斯人不一样。按西方观念，女儿嫁了人，就得随丈夫去建立自己的家庭，购置自己的房舍。在西方，结了婚的子女，从来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更别说指望得到他们的资助了。用父母的钱不合乎传统，是不体面的。你没嫁人之前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可以供你吃穿，送你去度假。顺便说说，咱们去巴拉顿湖那次旅游，全是我掏的腰包。因为，既然我爱你，所有费用就都得由我来解决，而不能由你父母来承担。如今，你就要为人妻了，就什么都得靠你自己的丈夫了。” “你在故意瞎说，”埃利娅固执地说，“爸爸一定会资助我的，请你不要再无中生有了。” “你怎么啦，亲爱的，”马拉特哈哈大笑，“我只是说说你不了解的情况。这么说你是喜欢过穷日子了？那就看在上帝的份上，祝你过得好，过得愉快。你的男友倒是过惯了那种日子，可你行吗？他和他那领养老金的妈妈一个月的收入，只够你看十次电影的。你能过这样的日子？” “马拉特，听我说，”图尔宾终于开口了，“您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吧。” “当然，”马拉特的语气缓和了些，“可以穿旧衣服，可以去乘地铁，也可以到乡下亲戚家去度假，上用木条搭成的厕所，不用热水洗脸，可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使得埃利娅改变了自己从小就习惯的生活方式？” “我们彼此相爱，这就够了，为此我们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图尔宾心里明白，埃利她早已六神无主，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彻底驳倒马拉特的嘲弄了。 “完全正确，”马拉特又点了一下头，“但我想让埃利姬说说，她对您的这份情和对我的那份情有什么不同。就是不久前，和您认识一个星期之前的事儿。埃利娅，请你发发慈悲，给我说说吧，好姑娘。” “住口，够了，”图尔宾勃然大怒，“您知道，她是不会对您说的，对这种问题，谁也无法回答。有爱，就有了一切。要是有谁能说清这种差别，能对爱情下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义，那他就该得诺贝尔奖。” “哦，您开始讲大道理了，”马拉特幸灾乐祸地说，“好吧，那咱们就谈谈哲学吧，既然谈经济我们谈不到一起。可您连保证她过正常生活都做不到，只能把她领到您老妈的那所破旧的房子里。也许，您对她的了解比别人多？也许，她生来命运坎坷，多年来没有遇到知音而突然出现了您，使她感到轻松愉快？不是吧？也许，您是个天才的学者，在哲学上创立了新的学派，于是她为此而崇拜您，爱上了您？钦佩您这位科学界的大人物？图尔宾，对不起，咱们这位姑娘一辈子只看完过一两本书，她未必能恰如其分地看出您在学术上的贡献。” “您想各个击破，”图尔宾宽容地笑了笑，“作为搞哲学的，我可以对您讲，这招儿不灵。” “太有意思了。这么说，我只剩下一招儿了。这倒令我很高兴。” “您指什么？”图尔宾心存戒备。 “就是您本人。您只会使娘儿们着迷。姑娘爱您，只因为您是个男妓，有个坚挺的大阳物。作为一个哲学家，您该为此而感到羞耻。刚才都弄清楚了，她在您的身上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也许是您这号人多情善感，招人喜欢，那么看中您身上的这一点的女人会不只一个。” “马拉特，请住口，越说越过分了。” “不，我只是把情况挑明而已。不错，我在性感方面不如您，可您毕竟是搞哲学的，不能不懂得，性感会促成百分之八十的人结婚，但没有一对会长久，顶多一年就厌倦了。如果在这一年中夫妇没有成为知音，那么，不管有多少次性高xdx潮，也挽救不了婚姻。一年内，您可以如鱼得水，寻欢做爱，她也许不会在乎龟缩在那破烂不堪的屋子里，也不会在乎您给她吃那些恶心人的东西。可以后呢？” “以后她会习惯成自然，像我一样生活。”他平静地回答说。 “您错了，”马拉特表示反对，“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为了维护您的婚姻，这一年里，您应当做两件事：成为埃利妞的知心朋友，教会她过穷日子。如果在这一年里，您只图肉体的欢乐，那您会失望的，您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陪她。可如果您不把性生活当回事，那么她在您那儿连一年都待不上就像您说的，这招儿不灵了。” “我弄不懂，您到底想要干什么。马拉特，您闯到这里来，像回到自己家里似的，一来就侮辱埃利娅，把我扯进爱情和婚姻的毫无意义的争论里。为了什么？您想叫埃利娅甩开我，嫁给您？” “当然啦。我对此毫不隐瞒。我只想要一点：让埃利娅睁大双眼清醒地看着这两个同样爱她的男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是要那个除了精于性花样以外什么也给不了她的人？还是要那个可以保证她原有的生活水平的人：出外旅游、选购时装、品尝美食，他不需要埃利娅去工作。这后一个候选者的缺点只有一个：床上的本事不大。但是过几个月，埃利娅就会懂得，这不仅不是主要的，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地地道道的阳痿者的遁词，”图尔宾气呼呼地说，“这是您自己杜撰的妙论，还是您在哪儿看到的？” 马拉特心想：“太好啦，我终于把这位涉世不深的知识分子逼得和我对骂起来了。应该公正地说，他忍了很久，但现在事情的进展如我所料，他已失去了控制。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塔米拉在两周内没能使他们吵翻。原来图尔宾是个慢性子，从不在埃利娅面前降低身份。” “您这是自相矛盾，”马拉特心平气和地说，“只有除了做爱什么都不会的男人才会否认其他方面的重要。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事业上一事无成，却也会以在床上是英雄来安慰自己。你是搞哲学的，一定懂得，性欲不是文明的产物，是与生俱来的。以自己的解剖数据和生理能力而自豪，那无异于一个男人以浓密的头发或漂亮的眼睛而自豪，是愚蠢的，有失体面的。而一个真正男人的可贵之处应在于他取得了多少成就。图尔宾，在这一点上我有可以自豪之处，而您呢？” 马拉特把目光转向呆坐在那儿的埃利娅，她像受了惊吓的兔子似地一动也不敢动。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双方的旁征博引都源于何处，更分不清谁是谁非。正如学者圈里常说的那样，该降低一点争论的水平。 “亲爱的埃利娅，我不强求你马上拿定主意，我知道下这个决心是很困难，也是很痛苦的。但在你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你能权衡利弊。咱们俩谈情说爱达一年之久，”他向图尔宾点了一下头，“你和他交往才五个月。我和你情更投意更合，你明白吗？” 埃利娅顺从地点点头，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中学生正在听讲几何定理似的。 “我的收入不算少，能保证你的正常生活，至于情欲吗，你可以想想在巴拉顿湖的情景。难道你当时对我不满意？我们每次都成功，感觉都挺好。后来回到了莫斯科，我们感觉也一直不错。就像你平生第一次吃桃子，桃子又香又甜，你一口气能吃下去三公斤，可吃到五公斤，你就会感到恶心。第二天就会连看它一眼都不想看了。过上一个月，你对桃子又不那么讨厌了，给你拿来，你又会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可要是不给你摆到桌上，你也想不起来要吃桃子。情欲也是这么回事。明白吗？” 她又点点头。到这时图尔宾才从马拉特的眼神中领悟出点什么，他立即火冒三丈： “您这副架势像个抢劫犯。别再逼她了。埃利娅心软，对您的侮辱逆来顺受，您这是趁火打劫。滚开吧！” “好埃利娅，该我滚吗？” 她又点了一下头。眼泪夺眶而下，但她没有觉察到，也没有理睬坐在身旁的两个男人，只是呆呆地望着什么地方。 “好吧，好姑娘，我就走，老天爷作证，我多不愿意走开呀。你的朋友骂我阳萎，抢劫犯，谁能保证将来他不会骂你蠢货，母狗。一个人如果从骨子里就惯于侮辱人，那么辱骂亲爱的妻子，也是迟早的事。俗话说：‘上帝给的，上帝也会拿走。’你知道这句话吗？这说明，人天生具有的一切，会在一瞬间消失的。浓厚的头发会掉得稀稀拉拉。漂亮的面孔会由于不幸的灾祸而变得难看。即使是人的生命也可能突然中止。而一个人作出的成绩却会永远存在。他学到手的本事也不会失去，因为这不是上帝给的，上帝拿不回去，这是一个人亲自干出来的，亲自奋斗得来的。一旦明天你的朋友患了重感冒，那么他的性魅力就会变得很差劲的。剩下的是什么？贫困和寂寞。” 马拉特不紧不慢地站起来，从咖啡壶里往自己杯子里倒了一杯凉咖啡，一饮而尽，不露声色地观察着埃利娅和图尔宾。埃利娅脸上的表情很沮丧，图尔宾脸上充满敌意。看来现在可以让他俩单独留下了：第一阵休克很快会过去，他们很快就会开始长谈。要是图尔宾辱骂起马拉特来，他会抓住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来作文章，会使用每一句尖酸刻薄的话来侮辱他。他，马拉特，不是信口开河说这番话的，他知道该说什么。图尔宾的言辞越粗野，埃利娅会越相信他马拉特有理。可要是图尔宾表现得委婉、有文化、有修养，那么他的论据埃利娅便理解不了，因为她不擅长委婉含蓄的言谈，她只懂得简单的句子和熟悉的话语。这一点马拉特早就注意到了。 第八章 谢卢亚诺夫离婚后留下的那套房子很大，无人照料。妻子没和他分住房，因为从一开始她便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是沃罗涅日市一个相当大的人物，住房条件十分好。尼古拉给自己选了一个活动范围：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厨房，把那里整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其余的两个房间和那间宽敞的前厅于脆撒手不管。尤拉-科罗特科夫常到他这儿来。尤拉和妻子、儿子，还有瘫痪了的岳母居住在一套两间的小住宅里。在谢卢亚诺夫宽敞而阔气的住宅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几个小时，科罗特科夫的心情会愉快起来，可以稍微恢复恢复精力。妻子常常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吵大闹，逼得颇有耐心的科罗特科夫不得不砰地一声关上门，飞快地逃离家门。遇上这种夜晚，他反倒认为是最大的幸事。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便快步跑到地铁车站，50分钟后便走进同事兼好友那所宁静的住所。虽说没人收拾，脚下灰尘一团一团的，空气稍一流动便滚来滚去，墙上有的地方壁纸已脱落，挂了下来，但却是一个安宁、可靠的住处。谢卢亚诺夫家是尤拉唯一可以美美睡一觉的地方。这也许还因为每当冬季的严寒一过，尼古拉便经常敞开所有的窗户，因而家里的空气总是新鲜凉爽的，而科罗特科夫家里因为害怕瘫痪的岳母得肺炎，气窗一昼夜只打开15分钟。家里有瘫痪病人的人都十分熟悉那股子浓重的药味。尿味和屋里到处晾挂着的潮湿的内衣。床单的气味。尤拉在自己家里每早起床脑袋都是沉甸甸的，总觉得睡不够，心情不好。 今天尤拉运气不错。早晨他准备去上班时，妻子照例又一次疑心重重地间他，星期六打算上哪儿去。令人惊异的是，最近四年来尤拉没有一个星期六在家里待过，不过每次他准备去上班时，总是听到妻子疑心重重地这样问他，想听到从他那简短礼貌的回答中得出的公正推论。妻子从昨天起心情就非常不好，因此让她说出放他去谢卢亚诺夫家过夜那句他渴望听到的话是不必费很大力气的。在谢卢亚诺夫家那问空房间敞开的窗前的长沙发上过夜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妻子的话说得越粗野。越难听，尤拉就越有理由“生气”。 “我预感到，要是我死了不再打扰你，你就高兴了，”他一边冷冰冰他说着，一边打开大门，抓起挎包挎到肩上，“我到办公室或者到尼古拉家去过夜。我不打搅你，你好好休息休息。也许你终究会明白，不该没完没了老是瞧不起人。” 星期六这一天是在奔忙中度过的。尼古拉接待了马拉特-拉特舍夫，分析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尤拉这一天用一部分时间来调查卡佳-戈洛瓦诺娃，因为他不喜欢卡佳的举止，觉得很可疑。当然，要说她一个人完成了两个如此复杂且早有预谋的刺杀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但她完全可能是一个策划者。真想知道，是跟谁一起干的？跟埃利娅的父母？跟图尔宾的母亲？还是跟马拉特-拉特舍夫甩了的情人？ 另一部分时间用于研究那个奇怪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她70多岁上突然心血来潮喜欢搬起家来。 当然，星期六可不是进行这种历史性研究的最好日子，因为五月份到别墅去的季节开始了，想在家里找到什么人可不太容易。但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 他们俩半路相遇，一起回到谢卢亚诺夫家。顺路走进一家大型超级市场，买了一大堆食品。当然，主要是科罗特科夫买的。他每次到朋友家来过夜总是这样。起初尼古拉还想扮演一下殷勤好客的主人的角色，给科罗特科夫做晚饭，可是尤拉很快就让谢卢亚诺夫这个烹调新手勉为其难了。 “尼古拉，家里给我做的饭食我连看都不想看。倒不是老婆手艺不好，做的不好吃，只是我家有四张嘴巴，靠两个人不多的工资过活，所以她不得不节省着过。当然啦，要是我的话，用这点儿钱也可以吃得好一点儿，可是我能说不合她心意的话吗？不管你说什么，她总是一个回答：等你挣得像伊万诺夫、彼得罗夫或者西多罗夫那么多的时候再回家来吩咐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年青时代读法学专业，在民警局里工作名声好、受人尊敬，而攻读民法、经济法和财政法，那个时候只意味着能在企业里混个法律顾问的差使、枯燥单调地苟且偷生？说20年前我选择报考哪所高校时，根本无法预料，今天一切都正好翻了个个儿？说20年前金融家、经济学家、计划工作者、会计师、民法专家，说得客气点儿，没人看得上眼，可是今天，人家成了生活的主人，成了百万富翁，而我们，这些民族的骄傲、社会的精华，却被抛到一边，横遭污辱？尼古拉，简单说吧，只要你让我到你家来睡觉，我就自己动手。我做的饭味道好极了。” 这使谢卢亚诺夫十分满意。 他们买了些调味汁、调料、蔬菜，每样一两份儿，装了满满几网兜，快步朝尼古拉家走去。这些调味汁、佐料、蔬菜的名称，谢卢亚诺夫从未听说过，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跟什么东西一块儿做了吃。 “你那包里是什么东西这么香？”个头儿不高的谢卢亚诺夫问道。他小心翼翼地仰起头，望着高大的科罗特科夫，咽着饥饿的口水。 “不告诉你，”尤拉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对尤拉来说，最大的快乐是让尼古拉因猜不出而难受。他从来不事先说，打算用什么东西做什么。但是每次都做得好吃极了。 “科罗特科夫，你这个坏蛋。”尼古拉生气了，“你知道，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一点我忍受不了。快告诉我，是什么这么香？说呀！醋渍蒜头？” “不是。” “熊葱？” “也不是。尼古拉，别问了。”科罗特科夫哈哈大笑。“过一个钟头你就知道了。” “真见鬼！”尼古拉被激怒了，“一个钟头后我会因饥饿、好奇而死的。” “你要是表现得好，我就放你进厨房看看烹调大师是怎么工作的。”科罗特科夫答应说。 他们进了厨房。尤拉扎上一条围裙，动手洗菜切菜，谢卢亚诺夫则在面前摆满一张张记着笔记的纸片。 “简单地说，拉特舍夫供认，凶案发生时他在昆采沃婚姻登记处。”他向尤拉简要地讲述了他和马拉特及其女友叶梅利扬采娃的长时间谈话。 “那么是谁看见他的汽车了？”科罗特科夫一面切着圆葱丝一面用手背擦着眼泪问道。 “老实说，谁也没看见。那是我虚张声势诈出来的。”尼古拉坦白说。 “怎么，毫无顾忌地诈他？” “不，不完全是。有一辆绿色汽车，这是真的。有个人看见了。当然，牌号是我发挥了想象力。” “发现汽车的是什么人？” “是个小伙子，在邻近建筑工地的起重机上干活。他坐在高处，看得远。我头一件事便是跑去找那些建筑工，幸好他们星期六也工作。起重机司机说，婚姻登记处所在的那个广场从他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老是朝那儿张望，因为他自己很快也要结婚了。他回忆起，那辆绿色小汽车驶离婚姻登记处，高速驶过广场大约是在1点刚过。” “算你运气好。”科罗特科夫点头赞许说，“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跟你商量商量。”尼古拉微微一笑，“拉特舍夫除了到过婚姻登记处之外，我还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控他。我跟侦查员谈过，他断然拒绝搜查拉特舍夫的住宅寻找手枪。” “他是对的。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要是手枪至今还藏在他那儿，那么它一定还会在那儿，什么时候搜查也不晚。要是他已经把枪扔掉了，那么搜查就更没有意义了。现在只好使用一些小的花招儿了，采取根本性措施已为时过晚。说到底，想破坏巴尔托什和图尔宾婚礼的人太多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进行凶杀。只不过在那儿发现了马拉特，其他人幸运，没人认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去过那儿。也许是那个戈诺瓦诺娃，要么就是图尔宾娜老太太，还有可能是巴尔托什太太本人。她杀了人，把婚姻登记处的工作搞得乱作一团，把手枪塞给一个什么人，比方说塞给卡佳。卡佳那时候正在不远的地方，不想被新娘看见。马拉特在婚姻登记处旁等着卡佳，她很快乘马拉特的汽车走了。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所以，要么搜查所有人的住宅，要么不露声色，暗地里行动。” “对，对，一点儿不错，”谢卢亚诺夫接过话茬，“他正是这么说的。顺便说一句，我没发现拉特舍夫和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有任何联系。所以，如果你我把他作为主要嫌疑人，那么首先应该调查这件事。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 “我在调查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科罗特科夫忧郁地叹了口气，“真是个令人不解的人。听听我都打听到了些什么吧。她生于1925年，一个著名建筑师的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她是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的。后考入医学院，当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未婚。她父亲死于1956年，母亲死于1963年。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套摆满书籍、绘画和古董的宽大豪华住宅里。1968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叫瓦列里，可谁也不知道是跟什么人生的。她有两个十分要好的女友，她们可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两个人都死了，一个死于去年，另一个四年前就死去了。她以前的邻居、同事自然都不知道，她自己不说，他们也不便于问。就这样直到1985年，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便一直住在她那幢古旧而珍贵的住宅里，把瓦列里抚养大。后来她却突然像疯了似的，开始从一所住宅搬到另一所住宅，而且每搬一个住宅总比原先的那个要小些、要差些。” “换个小点儿、差点儿的房子，为了拿补差费？”谢卢亚诺夫猜测说。 “很像是这么回事。”尤拉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钱干什么？如果说，第一次搬家时瓦列里17岁，那么可以推测，钱可能是用作一笔巨大的贿赂，为的是让儿子不参军或者送他上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等一等，可那时她已经60岁了，她儿子不可能参什么军，他是年迈母亲的独生子，应该免服兵役。” “哎哟，我怎么把这条规定给忘了，”科罗特科夫深感遗憾地皱了皱眉，“这么说，我说了这么半天都白说了，还得从头开始。她1985年突然需要钱，有什么急用？而且数额这么大。” “也许她想避开什么人，换个地方住。你记不记得她第一次搬到哪儿？” “我短外衣上面口袋里有一个活页本，劳驾给我拿过来。那上面记着呢。” 尼古拉取来短外衣，当着科罗特科夫的面掏出那份两天前他给他留在办公室桌上的情况资料记录。 “真怪，”他耸了耸肩，“她在那幢房子里住了60年，可突然搬到紧挨着的那条街上。” “真的？”科罗特科夫放下手中那把不时搅拌几下煎锅里炒的圆葱的厨刀，两眼直盯着谢卢亚诺夫。 “你有把握，她新搬的住处就在紧挨着的那条街上吗？”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没错儿，正常走路只相距三分钟路。你要是不信，咱们这就去，我指给你看。”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对莫斯科了如指掌。因此，他的话完全可以相信。 “这么说，她不是隐藏起来。”尤拉一边用舌头舔着粘在刀刃上的金黄色圆葱碎块，一边深思地嘟囔道，“尼古拉，这么说，还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免除儿子的兵役，也不是为了他上大学。那么莫非瓦列里犯了什么罪要花钱打发受害人或者向侦查员行贿？”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因为科罗特科夫开始进入一道十分精细、需要全神贯注的操作程序——制作卤汁。谢卢亚诺夫家里没有量杯，各种拼料只好凭眼力大约估摸着量。这种时刻是不能谈任何闲话的。 调配好卤汁后，尤拉把切得整整齐齐、事先拍松的肉放了进去，记下时间。 “塔吉克式煎肉排要浸渍45分钟，不多不少。”他说，“这是咱们的第二道热菜。第一道过十分钟就好。” “第一道是什么菜？”尼古拉急不可耐地问道。 “用十种不同蔬菜做的辣汁菜丁。别怕，你会喜欢的，挺好吃。好吧，咱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我们那位老太太。钱的问题暂时不谈，来看看今天她都干些什么。第一，她不让她儿子娶埃利娅-巴尔托什，而且拒绝做出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第二，她不知为什么到很远的郊区柳别尔齐去跟一个两次被判刑的醉鬼帕沙-斯米季延科来往。” “跟谁？跟什么人？！”谢卢亚诺夫突然问道，由于出乎意料，他把烟灰没磕到烟灰缸里，而是磕进了盛矿泉水的玻璃杯里，“跟帕沙-斯米季延科？” “是呀，你认得他？” “唉，尤拉，你怎么忘了？你自己也认得他。你不可能不记得他。1980年传我们大家去作证，因为我们大家都认得他。想起来了吗？” “咳，真见鬼！” 科罗特科夫笨重地跌坐到椅子上，双手在围裙上擦着。 “这么说，就是那个家伙？” “是啊，是那个斯米季延科。” “我怎么把他的姓给忘了，真是的！不错，我想起来了，帕沙-斯米季延科。上帝啊！是那个下流坯！”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我一想起他，就感到恶心。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跟那位领退休金的医生、著名建筑师的女儿能有什么关系？” “雇佣？”尼古拉猜测道，“她雇他破坏儿子的婚礼？” “有可能。不过她干吗要破坏儿子的婚礼呢？为什么她这么不愿意儿子娶埃利娅？不过，如果斯米季延科真是个酒鬼，那么从他口里套出实情倒是不用花大力气的事儿。明天一早我就去请他喝伏特加酒。” “我跟你一块儿去。”谢卢亚诺夫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尤拉感到奇怪，“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多此一举。” “好奇心呗！”尼古拉笑着说，“想看看帕沙，好多年没见他了。” “好吧，”科罗特科夫同意了，“咱们一块儿去。” 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两个人喝了一瓶伏特加，科罗特科夫只喝了三分之一。然后他们在厨房里又坐了很久，这一个星期忙忙碌碌，有很多话来不及痛痛快快说个够。尼古拉想念孩子，一想起那个背叛自己的妻子就恨得要死。尤拉诉苦说他不能抛下他的妻子利里娅，让她一个人照顾儿子和瘫痪的母亲。他们当然也谈了被刺杀的两位新娘，婚礼前夕收到同样的匿名信的两位新娘，那桩案子实在是稀奇古怪、头绪纷繁。 “可惜娜斯佳在休婚假！否则她是会理出头绪来的……” 星期天，娜斯佳-卡缅斯卡妞原本指望从容不迫、懒洋洋地度过，不料却一下子紧张忙碌起来。先是她母亲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打电话来。本来娜斯佳和阿列克谢今天该到母亲和娜斯佳的继父家里去吃午饭，但是来电话说，计划变了。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被紧急召去工作单位——法学院，他在那里教犯罪侦查学。学院一位领导猝然去世，得安排葬礼及葬礼后的酬客宴，可因为赶上星期天，什么人也找不到。 “娜斯佳，你爸爸马上得走，看样子晚上才能回来，咱们得另作安排。”母亲说道，“让他把我送到你家，晚上等他办完事儿再接我回去。咱们玩一玩儿，说说悄悄话儿，你们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再到我这儿来。” “当然，妈妈。” 母亲突然要来家里，意味着娜斯佳原来打算的半天安安静静搞翻译的计划全泡汤了。得整理房间、用吸尘器除尘、把随手乱放的东西摆好、上商店买食品、做饭。这一切都不会使娜斯佳得到快乐。但她不想拒绝与母亲见面。 她正忙活着收拾房间，安东-舍夫佐夫打来了电话。 “阿纳斯塔西姬-帕夫洛夫娜，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原谅我。我知道，我这样做有点儿不得体，但主编掐着我们的脖子逼我们这样做。” “出什么事了？”她没明白。 “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采访的事，请您给我们报纸发表一次谈话，我们给您刊登那个女人的照片。” “记得。怎么啦？” “是这样，照片我们刊登在昨天的报上。主编吩咐在照片和寻人启事下面加上一段文字：‘与寻找这位妇女有关的那件血腥凶杀案有关的细节，本报将于星期一出版的下一期作详细报导。请看本报记者对目击者的采访。’从商业角度我是很理解主编的做法的，有这样一个预告，他就能以三倍的价格出售明天的广告版面。” “有道理。”她同意说，“那么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于，要是采访报道明天刊登，那么现在就得进行采访。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您有自己的安排，不过……” “真拿您没办法。”她叹了一口气，“那咱们来商量商量。不过有一点，我是哪儿也不能去。妈妈要到我家里来，一直要待到晚上。” “当然，阿纳斯塔西哑，当然。您只要定一下时间。” “下午3点，好吗？” “我们3点准时到。”安东高兴地向她保证说。 娜斯佳心里却在责骂自己不会拒绝别人，她发疯似地用吸尘器在屋里的地毯上来回吸着。真是的，今天怎么这么不走运，妈妈和记者都赶在同一天来了。但这还不算完。娜斯佳刚收拾完屋子，洗完淋浴，换上那件她喜欢穿的旧长罩衫，在厨房里坐下准备喝杯咖啡、吃点儿夹火腿面包，这时，门铃响了，达莎飞快地走了进来。 “达莎，你肚子里怀的好像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气球，你在乘着气球飞行。”廖沙一面亲吻她，一面开玩笑说。阿列克谢一直很瘦，朋友们形象地形容他走起路来骨头都咯吱咯吱响。所以他简直无法想像，像达莎这么大的肚子怎么个活法，更何况还得走动，甚至还要奔跑。 “就你一个人？萨沙在哪儿？”娜斯佳拥抱着她问道。 “在楼下锁汽车。” “真的？”娜斯佳疑心重重地脱口而出。弟弟锁汽车从不多花一秒钟，他说只要他把司机座位一侧的车门用钥匙锁上，报警信号系统便马上自动接通。今天可有点儿不对劲儿。 她的怀疑不无道理。几分钟后，萨沙扛着一只大箱子闯了进来，腰都压弯了。 “这是什么？”阿列克谢望着那只有40公斤重的箱子吃惊地问道。 “水果和鲜鱼。昨天夜里这鱼还在里海里游着呢。”亚历山大喘着粗气回答说，“我的一位朋友从巴库寄来的。他本想赶来参加上星期六的婚礼，但他们那儿出了一件什么麻烦事儿，机场关闭了，昨天航班才恢复。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机场去接早晨的航班，他给我寄来了刚摘下来的水果和昨天傍晚才捕的鲜鱼。我跟他说不用了，婚礼一星期前就举行了，可他什么也不想听。他说，这些对你妻子有益。” “这也对，”娜斯佳笑了笑表示同意。“对她有益处，就让她吃。你把它拿到我们这儿干吗？” “要不往哪儿放？”亚历山大两手一摊说，“我那儿这样的箱子有五个。我父母和达莎父母各送去一箱，给你一箱，还有一箱得另找地方放。水果不能放，熟透了，最好两天把它吃掉。鱼呢，就更不用说了。冷冻已经来不及了，在炎热的空气中已经晃荡了十二三个小时了，得赶快做，赶快吃。娜斯佳，你的熟人中有没有人要？要是白白糟蹋了，真太可惜。人家费了好大力气，又是包装又是寄的……” 娜斯佳用手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弟弟汗湿的脸，吻了一下他的鼻子。 “萨沙，你真能把人气死。这么重的东西你干吗一个人扛？廖沙可以下楼去帮你呀。你会受内伤的。又是一个扎博京斯基1。多的那箱我来处置，你就别操心啦。我和奇斯佳科夫也有父母呀。” 1扎博京斯基，俄罗斯著名举重运动员，世界纪录创造者。多次获得全苏冠军、欧洲冠军、世界冠军、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译者注 “好极了。”萨沙高兴了，“给我倒点儿什么喝的，我们再开车往前走，去送掉这些鬼箱子。” 娜斯佳拿来一杯矿泉水，温柔地望着他那瘦瘦的脖子，脖子上那只突出的喉结每喝一大口水便抖动一下。突然，她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萨沙，你去送东西的功夫，让达莎留在我们这儿，好吧？她跟你东奔西跑干吗，只能多吸汽车废气。我跟她把水果挑一挑，分一分等级，哪些得马上吃，哪些还可以放一放，聊一聊婆婆妈妈的事。达莎，你看我的建议怎么样？” 娜斯佳说这话时，悄悄向达莎递了个眼色，让她知道，问题根本不在水果。 “是啊，萨沙，让我留下好吗？你待会儿来接我。” “好吧。”卡缅斯基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留下吧，我5点前回来接你。” 他和廖沙下了楼，把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箱子抬了上来。这只箱子里装的水果鲜鱼准备分给廖沙和娜斯佳的父母。 他们送走了萨沙刚关上门，雍容华贵、穿戴雅致的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就来了。娜斯佳看见她身后跟着继父，手里提着一个挺大的包。 “孩子，我把妈妈交到你手里马上就得走。”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很快说。他总是一看眼色就明白妻子前夫的女儿的心情。他立刻注意到娜斯佳脸上有一丝惊慌和无可奈何的神色，又看到站在屋里的达莎，便明白了，这样小的一座住宅里，人似乎多了些。娜斯佳有点儿急躁不安，在生气。 娜斯佳感激地吻了吻继父，毫不掩饰她感到松了一口气。 “这个包拿去，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道。 “妈妈送你的礼物。从瑞典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服装和罐头。” 娜斯佳看了一眼表。离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到来只剩下20分钟了。要是今天她不被弄疯，那么以后无论什么样的精神挫折她都能受得住。 剩下的20分钟里，她除了指示达莎该怎么做，向妈妈简要说明了情况，换了一身衣服，甚至还来得及淡淡地化了一个妆。3点整，安东-舍夫佐夫和新闻记者来了。新闻记者自我介绍说叫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 “我不想让我的照片出现在报上。”娜斯佳请客人和达莎入座后对他们说道，“因此，我给你们找了个替身。你们采访我的这位亲戚，我的弟媳，她当时也在现场。安东，您还记得达莎吗？” “当然记得，”舍夫佐夫微微一笑，“怎么会记不得您呢？您的外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是我的外貌令人难忘，而是肚子非凡出众。”达莎爽朗地笑了起来，“婚姻登记处可不太常见像我这样怀孕这么久的新娘。不过我对您的彬彬有礼很欣赏。” “这么办。”娜斯佳继续说，“由达里姬-卡缅斯卡娅向你们发表谈话，给她拍照拍多少都行。要是有什么只有我能回答，并且你们非常需要在谈话中提及的问题，由我来回答，但这些话也算是她的话。总之，谈话中最好不提我的名字。好吗？” 娜斯佳从新闻记者的脸色看出，记者不喜欢她的这个要求，他想采访刑侦处的工作人员，以证明他与刑侦处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碰上有人不想和他交谈，不肯向他透露任何消息的时候，不妨漫不经心似的顺口说上一句：“我善于搜集微妙的情报，刑侦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一星期前发表了我采访反严重暴力犯罪科的卡缅斯卡娅的谈话。”但是不管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喜不喜欢她的主意，反正他得按她说的去做，因为昨天的《刑事侦查报》上已刊登了预告，星期一将发表这个倒霉的采访。因此，不管有什么困难，这次谈话必须进行下去。 安东怕影响达莎讲话，一下子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这之后，娜斯佳便把他撵到厨房，让他在那里踉丈夫和母亲待在一起，她自己回到房间里。 娜斯佳把安东-舍夫佐夫一领到厨房，廖沙便马上感觉到，他们三个人待在这里不会舒服。娜斯佳请母亲在新闻记者同她和达莎交谈时，跟摄影记者闲聊解闷儿。阿列克谢-奇斯佳科夫找不到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像木偶似的一声不吭地呆坐着？动手做午饭？要么就得加入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的毫无意义的谈话。他与这个人唯一的关系就是，他们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即案发现场待过。当然，还有一个办法：绕过摄影师，与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闲聊。他早就对丈母娘很熟悉，至于摄影师，如果他愿意，就让他去适应吧。 总之，奇斯佳科夫逐一权衡了这间拥挤的小厨房里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后，决心作出明智的决定：不参加这出戏的演出。舍夫佐夫来到厨房后5分钟，阿列克谢便忧心忡忡地打开冰箱，像是寻找什么东西，可找了半天，最后还是不高兴地说，他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午餐必须使用蛋黄酱，他昨天告诉娜斯佳说用不着买，因为冰箱里还有两瓶，可现在才发现，那两瓶不是蛋黄酱，而是姜粉。简单地说，他请求原谅，他必须马上去商店买蛋黄酱，但今天是星期天，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休息，要买到这个蛋黄酱看来得花费不少时间，因为他可能得到市中心去，到特维尔大街，上叶列谢耶夫百货店去买。 奇斯佳科夫教授一边这样唠叨着，一边披上一件牛仔服离开了这座一时集聚了太多人的住宅。 “您那天为什么去婚姻登记处？有什么事？” “我作娜斯佳的证婚人……” “她为丈夫的姐姐的婚礼作证婚人。”娜斯佳更正她的话，“不必提名字，读者对名字不感兴趣。” “您到婚姻登记处时心情怎样？” “心情好极了。我本身是一小时前结的婚，因此，您该理解，跟做新娘一样。” “您说什么？您也是5月13日那天结的婚？” 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十分好客，每做一个动作都伴随着一长串解释和哈哈大笑，安东也跟着哈哈大笑。她很久没来女儿家了，所以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找茶叶时间最长。 “安东，您听我说，看来我得向您道歉，恐怕我没法儿请您喝茶了。”她打开所有的橱门和盒盖后说道，“我找不到茶叶。” “都找遍了吗？”安东两眼紧盯着娜斯佳的母亲看，他发现至少有五个地方可能放着茶叶，可她却看也没往那儿看一眼。 “依我看，到处都找遍了。让我来给您煮咖啡吧。”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我不喝咖啡。” “怎么回事？” “心脏不好，医生不让。” “真的吗？”她惊讶地问道，“这么年轻！我非常同情您。您知道，年轻人生病，老年人却自我感觉良好，这不正常。就拿我来说吧，像新生婴儿那么健康，可我的娜斯佳，整个儿一个病包。总是脊背疼，大概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自己是吃天然食品长大的，你们却是用化学合成食品喂养大的。生态环境破坏了，空气污染了。” “您女儿娜斯佳这么多病，怎么让她进民警局工作了呢？是走后门安置的？” “安东，说哪里话，要后门干什么。干这工作是她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当然，我丈夫一辈子都在刑侦处工作……” “您瞧吧。”舍夫佐夫讥讽地哼了一声。 “我跟您说老实话，他跟娜斯佳的工作分配毫无关系。她一生里一切都是自己奋斗的。” “她背疼医务委员会怎么能通过？” “她可能没告诉过任何人她受过创伤，医生们也没查出来。我们的医生怎么样，您是知道的，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么说，为了进民警局工作，只好说谎了？”安东笑道。 “不是说谎，只是隐瞒了实情。”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着回答，“这可不一样。” “可依我看没有什么不同。顺便说一句，您在那只盒子里找找茶叶看，那儿您还没看过。” “这一个？哎哟，真的。您瞧，这不是茶叶吗？您怎么猜到的？” “凭直觉。” “……为什么您确信，凶案发生十分钟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婚姻登记处走出来？” “因为我丈夫和廖沙……” “和我亲戚的丈夫。”娜斯佳纠正她的话说。 “对，是这样，和我亲戚的丈夫。他们把门关上，谁也不让出去。”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有人叫他们这样做的吗？” “是娜斯佳叫他们这样做的。” “是我丈夫的姐姐叫他们这样做的。”娜斯佳又一次更正她。 “对，是我丈夫的姐姐。” “她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从前她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她读过很多侦探小说，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办。”娜斯佳替达莎回答说，“斯拉瓦，您想毫不掩饰地暗示读者，当时有一位刑侦处的工作人员在场，并且您有幸跟她相识，您的这一愿望我可以理解。但是，放弃您的这个想法，好吗？我是不会容许达莎说一句多余的话的。”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茶很好喝。请您告诉我，您的女儿从小就想在民警局工作吗？” “不，安东，哪能呢？！她从小就学几门外语，学数学。当时我曾深信不疑，她会效仿我，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怎么说呢，事先一点儿先兆也没有。后来，从九年级起，廖沙跟她经常在一起。廖沙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数学家，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事。我丈夫期望他们考同一所大学，上同一个系。可是，您瞧，我们错了。” “难道她没跟您商量？” “当然商量过。我劝过她，可我丈夫却鼓励她。显然，他的理由比我的更有说服力。您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不过感兴趣而已。这个职业不是女人干的，可是我觉得，您女儿却干得很顺利。这可以为我们报纸提供一个好素材。我想您会同意的。” “有可能，有可能。”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就我所知，她是绝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不太好解释。”她笑道，“可能是性格如此。” “难道阿纳斯塔西娅-帕夫洛夫娜对荣誉不感兴趣？” “您瞧，她的确不感兴趣。” “这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荣誉，尤其是女人。我想，还是可以劝她同意的。” “那您就试试吧。”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了笑说。“可我不敢保证您成功。” 到傍晚6点钟，一切终于恢复了正常。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结束了采访。萨沙来接他妻子，比他说的要早。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张长椅上看书的奇斯佳科夫，看见舍夫佐夫那辆黄色小汽车开走了，便马上回家来了。家里剩下三个人——娜斯佳、丈夫和母亲。 娜斯佳怎么也摆脱不掉母亲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感觉。她在国外住了这么久，已经不再理解俄罗斯的生活，不再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要善于安排收支计划，”娜斯佳告诉母亲说，“别弄得发工资前一个戈比也没有。存起一点儿钱，以备不能按时发工资时用。” “妈妈，倒不是我的钱不够用，而是因为今天我的全部工资还可以买二百美元，可一星期后就只能买一百九十美元了。美元涨价，而且一直在涨。” “真的？……” 趁着廖沙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母女俩，母亲悄悄问道： “你说说，这个摄影师安东……你跟他早就认识吗？” “认识了一个星期，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得罪他了吗？” “没有。您这话从哪儿说起？” “他不喜欢你。” “别说了，妈妈。”娜斯佳懊丧地皱了皱眉，“为什么要他喜欢我？我是他的什么人？我们是在婚姻登记处偶然相识的，凶案就发生在那儿。我结我的婚，他拍他的照。” “不，我的好女儿，”母亲执拗地反驳说，“他很生气。他对你持否定态度。” “妈妈，请你别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认定他很生气？” “因为他一下子就认定你是走后门安置进民警局的。” 娜斯佳哈哈大笑，可实际上她真想哭。 “妈妈，您在酒足饭饱、万事称心如意的人们中间生活惯了。他们那儿一切都井井有条，因此他们可以放任自己对所有人抱肯定态度，喜欢所有的人。您好久没在俄罗斯生活了，因此您不知道，谈论走后门今天已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谁也不会因为有人说他走后门而感到难为情，谁也不会因这件事生气。我们所有人都对周围的一切不满，都彼此仇恨。今天，只要能捞到好处，希望别人死也视为当然。妈妈，你睁开眼看看吧，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娜斯佳看到母亲心绪不佳，便责怪自己太不克制了。应该跟母亲谈得更委婉些。她合同期满就得回来，她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吗？俄罗斯生活变化这么快，离开三年回来就得重新适应。或许，妈妈会再次延长合同，在瑞典再住上一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分离这么长时间，还能在一起生活吗？妈妈或许会感觉爸爸跟她那个瑞典情人迪克-屈恩相比显得很凶，不那么善良？娜斯佳是在意大利出差时认识屈恩的。 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疲惫不堪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来了，用车把妻子接回家去了。娜斯佳洗好餐具，用热水淋浴了15分钟，想松弛一下，消除精神上的紧张。然而却怎么也松弛不了。 她爬出浴池，水龙头也不关，身上裹一条毛巾，来到厨房。她看也不看坐在桌旁摆纸牌卦的廖沙，从小橱里取出一只高高的玻璃杯和一瓶马提尼酒，倒了好大一杯，一口气喝干了。她故意不理睬丈夫那惊异的目光，一言不发地把玻璃杯放进盥洗池，又把酒瓶放回橱里，然后回到浴室，又站到莲蓬头下冲淋起来。冲了几分钟后，她才感到轻松了些。抽筋的肌肉放松了，寒颤也停止了。 娜斯佳用一块厚厚的大毛巾仔细擦干了身子，裹上浴衣，回到房里。她打开电视机，马上又气愤地把它关上了。第一套节目里，一个被花天酒地的生活弄得面容疲倦的家伙意味深长地唱道：“让我们今晚欢乐地死去——我们来扮演一回颓废派。”第二套是例行的肥皂剧，第三套是足球赛，第四套播送的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玩艺儿，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在扭扭捏捏地表演。 “我的天哪，妈妈，你简直无法想象在我们这儿是怎么生活的。”她一面摊开两用沙发，从柜里拿出床单、被单和枕巾，一面想道，“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你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标准衡量我们的人，这种标准只能用来衡量童话中的人物和充满浪漫色彩的王子。要知道，尽管我不喜欢电视播放的东西，可这东西还是要播，而且各个频道都播，这说明，多数人喜欢它。可见我们国家里大多数人是喜欢这个头发蓬乱、开着平淡无味玩笑的白痴，喜欢那些身穿满是铆钉的衣服、戴着手镯的头脑简单的歌手唱个没完没了的音乐短片，和那些看了叫人想上吊的广告。妈妈，我们现在是一些充满怨恨、头脑迟钝的人。可您还在用基督教的‘善’与‘恶’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我们大概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我们已经成了完全陌生、格格不入的人了。” 她脱掉浴衣，熄了灯，钻进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九章 瓦列里-图尔宾把埃利娅送到她家门口，询问似的望了一下她的眼睛。正像他预料的那样，她又一次没邀请他进她家。他依然得把自己摆在一个追逐她的崇拜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她的未婚夫。要不是发生了那个倒霉的意外事件，他一星期前就成了她的合法丈夫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你？”看到埃利娅取出钥匙，他问道。 “也许明天吧。”她轻声答道。 “你心情不好？” “没什么，一切正常。” “我知道，你还在为昨天那个坏蛋讲的那些胡话难受。埃利娅，我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忌妒，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责怪你，我发誓。来吧，忘掉这一切。” “这么说，马拉特是对的了。”姑娘消失在大门里，把未婚夫丢在楼梯上。 图尔宾气恼地用拳头猛击一下墙壁。唉，为什么他这么不走运？本来一切都顺顺当当、平平稳稳，可突然发生了这起混账凶杀案，把一切都毁了。婚礼推迟了，现在又插进一个有钱的、一副阔佬派头的马拉特。 “这么说，马拉特是对的……”当然，见鬼，别提多对了。一百个对，一千个对！他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正因为此，他图尔宾昨天在别墅里，才在马拉特-拉特舍夫面前显得那么可怜，那么理屈词穷，无法反驳马拉特那些“完全正确”的话。瓦列里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甚至准备认可他的每一句话。因此，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是一场争论，而是马拉特义正词严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痛斥有罪的年轻无知的瓦列里。 他回忆起他第一次和女人睡觉时的情形。那时他还什么也不会，什么都怕。那时他才17岁，那个女人比他大10岁。她很有耐心，很委婉，知道自己是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干这种事。 “你干吗这样做？”完事后他问道，“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女人微笑说，“你身上有一种……我简直不知该怎么说。你身上有一股浪潮似的袭人的魅力，这是令女人着迷的东西，这很少见，非常非常少见。通常和女人做爱前要长时间地对她温存爱抚，细心地抚慰她，让她真地想要你，发自内心地想拥有你。为此，男人们想出成百上千种不同的花招和动作技巧。而你却用不着这些，你身上那股强有力的磁性，就是最吸引女人的潜在的魅力。” 瓦列里小时候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孩子，有个聪慧、有学问的妈妈。妈妈能给他讲解从小学直到十年级的任何课程的任何一个题目，连书本都不用看。在智力方面，妈妈是他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使他深信，人生最重要的是成熟的智力和渊博的知识。有了这两样，就可以掌握任何一种技术，达到任何目的。于是，中学毕业时他获得了金质奖章。 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大自然赋予的东西，与拥有知识一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使用的是更为令人愉快、更少麻烦的方法。这么说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全白费了？那么多没参加的晚会，那么多没看的影片，那么多没吻过的同班女生——这一切都是他为了学习、为了获取知识所做的牺牲，难道这一切全都白费了吗？本来可以度过一个正常的、跟别人一样的童年，享尽种种欢乐，干一些半大孩子们常干的傻事，体验一下未成年人可笑的性生活，喝喝酒，逞逞能。原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都与学知识同样有成效。他上的那所大学的招生委员会秘书、一位党的积极分子、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子，即使瓦列里没有那些优异的成绩和“获得金质奖章”的知识，那位不到30岁的大学招生委员会的女秘书也会把他列入那些特招的名单之中。她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与瓦列里无关。他俩在黑暗的通往阁楼的楼梯上度过了15分钟时间，她享受到了她结婚六年来从未享受过的一切，而他呢，又一次获得经验：女人最需要的是达到性高xdx潮，至于用什么方式则并不重要。这一经验对他以后倒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他瓦列里-图尔宾的潜在魅力是与生俱来的。 他学习成绩优良，每年写的学年论文都很出色，但他选题很狭窄，只选那些他最感兴趣的题目。教授们对他评价很高，建议他研究社会学，当然，研究政治学更好。 “多党制时代马上到来，政治制度将瞬息万变，那时急需拥有大量资料的分析研究专家、评论家、谋士。”教授们争先恐后地开导他，“你将被抢着聘用，这可是荣誉和金钱呀！” 是的，他想要获得荣誉，更想要金钱。打从母亲退休、他长大成人时起，他和母亲就搬来搬去，把居住面积较大的住房换成面积较小的住房，获取一点补偿金，来维持生活。他领的那份奖学金，虽然高于一般奖学金，但也少得可怜。儿子说要放弃学业去工作，这话母亲听也不要听。贫困的生活对于瓦列里来说，有如骨梗在喉，难以忍受。他还清楚地记得他那不愁吃不愁穿、拥有古老的封面烫金的书籍和有画家亲笔题名的珍贵名画的幸福童年。他知道，这些古书和名画都卖掉了，为的是把他养大成人，给他吃市场上卖的优质天然食品，而不是附近商店里的令人厌恶的含化学添加剂的食品。每年带他去波罗的海沿岸，租一整幢楼房，而不是一间只能放两张床的小小的又暗又脏的狗窝似的陋室，而且一租就是三个月。这要花一笔数目惊人的钱。但母亲舍得花这笔钱，为的是让这三个月的暑假不会变成贫困、屈辱、不知如何举手投足、处处受拘束的三个月，而是名副其实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有书读（随身带来好几箱书），还可以写生，有电视、电唱机。 长大成人后，他没有忘记妈妈为他的健康和安乐所做的牺牲。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金钱来源，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途径只有两个： 研究他不屑一顾的、令人厌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并且很快获得地位和声誉，获得好的职位和大量金钱，足以保证母亲至少能过上几年她应得的体面的晚年；要么研究他真正热爱并且非常熟悉，但还有无数未认知的东西的科目——古希腊人。认真地研究古希腊语，攻读古希腊文原着，欣赏其表达技巧和章法、深邃而奇特的思想、敏锐的论断和尖刻的评价。今天谁还需要古希腊人？谁会对古希腊人感兴趣？的确，有些学科仅仅是富人的领地。因为叫花子搞古希腊人研究，终究逃脱不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下场，因为靠研究古希腊人可能连一身可以穿着登上大学讲台作关于古希腊人的讲演的衣服都挣不到。贫穷的人应该研究化学和生物学，应该在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中建立自己的事业，贫穷的人应该成为律师或者经济学家。古希腊人就只有留给社会的精华——百万富翁们去研究了。瓦列里-图尔宾必须决定，他要不要研究他喜爱的古希腊人，至于钱吗，可以靠他那特别旺盛的性功能获得。 他终于选择了希腊人。于是开始在他周围的姑娘中物色一个能够成为他的金钱来源的女人。他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35岁以下的、什么都有的能干女子。她对丈夫的需要只是上床，不是为了让他干男人干的家务活儿，也不是为了给她狂妄的计划打通道路。他会直截了当地对她提出条件：他不干涉她的事情，不要求她的服侍，更用不着每天早晨起来给他做好早点端到床边请他吃。他不需要她告诉他自己的隐私、跟他商量问题。他不需要她带着他去参加会见和上层社会隆重的招待会，她尽管和情人、倾慕她的人一起去。他只需要能给他最起码的应有的舒适生活和赡养老母的钱。作为报答，他将有求必应地尽他做丈夫的义务，随时随地地做任何花样，多么凶猛都可以。 但是，生活毕竟与理想相距甚远。那些已经取得成就、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有了体面而稳固的经济地位的女人显然并不需要单纯满足性欲的伙伴。她们需要的是心心相印。是温暖、是柔情、是孩子。她们希望关怀别人，或者被别人关怀。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古希腊人的哲学学说感兴趣的瓦列里是无论如何不能使她们满意的。而那些只求满足赤裸裸性欲的女人要么太年轻，经济上还成问题，要么是些性欲上贪得无厌，被称作“鲨鱼”的女人，跟她们上床简直可怕。所以有利可图的婚姻暂时还没有着落，这工夫母亲又换了住房，他们又搬了家…… 突然，出现了一个卡佳-戈洛瓦诺娃，一个大学生，非常像他，也热爱哲学，对哲学很熟悉，有敏锐的领会能力。跟她交谈很有趣，下课后跟她尽兴地玩乐，一直玩到很晚，然后送她到家门口，每次都欣慰地感觉到自己对她的魅力。卡佳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如果现在是夏天，他俩一定会想出巧妙的办法在两层楼之间的楼梯上做爱的。然而现在是12月，身上穿的衣服多了点儿。 图尔宾差点儿扔掉他那心爱的古希腊人，差点儿更换论文题目作政治学的论文答辩。他已经准备向卡佳求婚了，只是想先找个房子能跟她睡上哪怕只是一次，否则向一个一次也没亲近过的姑娘求婚可能有点儿不合现代潮流。要是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但是，一下子全完了。一天，卡佳领一位女友到学院里来。那是一个公司大老板的女儿，一个名叫埃利娅的生活富裕、游手好闲的女子。瓦列里退缩了，放松了改弦易辙的打算。他发现，埃利娅是个很容易到手的猎物，她根本没有头脑，却有着南方人的气质，对性欲有很强烈的需求。她还有个有钱的爸爸，能够给瓦列里安排一个事情不多挣钱却很可观的工作。大公司里什么都不用会的轻松工作有的是。 哄骗傻乎乎的漂亮的埃利娅毫不费力。看到卡佳极度的痛苦，他用最粗野的话咒骂自己，然而，在卡佳和古希腊人之间选择时，他还是更喜欢古希腊人。古希腊人毕竟使他更感兴趣，更为需要。 瓦列里很有先见之明，他不让埃利娅告诉父母已向婚姻登记处递交了申请的事。他很清楚，巴尔托什夫妇不会急于在家里见到他，因此他尽量不在他们面前露面，给他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倾慕埃利娅的人而已，不构成任何危险。他让埃利娅待结婚登记之后，木已成舟时再告诉她的父母。但埃利娅忍耐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婚礼前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吵得一塌糊涂。说话尖刻、厚颜无耻的塔米拉说什么不能仅仅因为想上床就冒冒失失地结婚之类的话刺激他们。她很有洞察力，明白她那习惯于要什么有什么的女儿和那个习惯于靠下身的那个东西捞取一切的穷研究生之间力量对比。 他咬紧牙关，暗下决心，只要他能挺住，忍受住塔米拉那卑劣下流的含沙射影和埃利娅歇斯底里的发作，两个星期后一切就都会结束。再说，这个家的户主，百万富豪伊什特万-巴尔托什本人对女儿的未婚夫十分友好，没有参加妻子的正面攻击，只是同情地频频朝瓦列里使眼色。瓦列里觉得，巴尔托什对既成的事实倒是有自己的看法，至少他不会抛下女婿不管的。 这两个星期他觉得足有20年那么长——要经受住这期间发生的种种波折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啊。再加上他完全没料到的来自亲生母亲的打击。他母亲不知为什么也反对他这桩婚事。也许是因为害怕晚年落得孤零零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不喜欢这个没有头脑、游手好闲的埃利娅，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像那些过分关心子女的母亲那样：只要是你挑的，我就不喜欢。 5月13日清晨，瓦列里一觉醒来便想：我做到了，没有失去自制，没有对塔米拉蛮横无礼，没有打埃利娅，尽管她俩确实该骂该打。我忍受住了一切，既没失掉自己的尊严，又向未来的岳父显示了自己工作中的刚毅果敢和冷静沉着。 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再不会有什么事情妨碍他们了。特别是他们已经坐进了朝婚姻登记处驶去的汽车，图尔宾已经感觉自己是丈夫了，可是突然……顷刻之间一切都落空了。女人们呼喊惊叫，号啕大哭，民警也赶来了。于是塔米拉这个黑眼睛的坏家伙不放过机会，马上厉声尖叫，说身边躺着个死人不能举行婚礼，说这是凶兆，是上天的警告。埃利娅当然听信了母亲的话，尽管不太情愿。她自己非常想结婚，可又不敢公然违抗母亲。母亲还没说“不许这样做”时，偷偷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申请是一回事；可公然对妈妈说“我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即便你不喜欢，我也要做”可是另一回事了。即使40岁没嫁人的女人也不一定都能这样做，埃利娅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又得再等整整一个月。瓦列里预感到这一个月要比那两个星期更难熬。先是瓦列里的母亲加入了塔米拉的猛烈进攻，现在又有埃利娅从前的情夫马拉特加入这一大合唱。看来他也是个垂涎巴尔托什钱财的人。怎么才能经受住这一切？要想不朝塔米拉大喊大叫，不给这个傻瓜埃利娅一记耳光，不跟母亲顶嘴，不冲上去和马拉特打架，哪儿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克制力？！ 还有一件事令他不安：拉特舍夫说，巴尔托什夫妇在女儿婚后不再给她钱了。他有没有说谎？他瓦列里看待一切的眼光和埃利娅一样，认为父母应养育子女一直到退休。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要是马拉特说的对，他和埃利娅什么钱也捞不到那可怎么办？要是那样的话，他忍受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是不是白白抛弃了卡佳，使她深受委屈、备受侮辱？他强迫自己违背意愿地去听塔米拉的长篇大论，去给埃利娅擦眼泪、擦鼻涕又有何用图？ 他曾经有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权衡过他童年所做的牺牲是否与他获得的结果相符。当时他就认定，一切全都白费了，认为他虚度了美好的童年和青春。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事。但是很有可能这一次他又失算了。 谢尔盖-阿尔秋欣因涉嫌强xx案被拘留，他提交的不在现场的证明被驳回，72小时后被传到侦查员办公室，对他宣读了关于对他的强制措施决定。第二天他的律师以阿尔秋欣的名义给法官写了一个上诉状，称强制措施过严，援引了第154条法律证明完全可以不予逮捕，请求取保释放。那天法官情绪很好，答应了他的请求，收取了阿尔秋欣的保释金，当然是用卢布计算，折成美元是五万。星期六一清早，谢尔盖-阿尔秋欣便被释放，当天晚上他就逃跑了，去向不明。 星期天上午，索科尔尼基公园有三个人聚在一起，是他们借给阿尔秋欣保释金的。逃跑的阿尔秋欣得赶快寻找，要不然五万美元就得泡汤，上交国库。 “我们怎么找他呢？有什么办法？”一个戴眼镜、穿件牛仔方格衬衫的秃顶小个子问道。在生意同行中，他以财务账目管理得完美无疵以及在逃税漏税上难以置信的灵巧而著称。 “应该雇一个什么人。”一个胖子嘴里叼着香烟发话说。他什么事都不喜欢自己做，当年他投身商界仅仅是因为想挣大钱，以便支付无数的劳务开支，而他自己运作极少。 “雇什么人呢？这也要花钱，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根据保释金的数额提成。该考虑考虑，能不能不花钱找个什么人把事情办成。” 这个主意出自一位梳着油光的深色斑白头发、戴一副墨镜、脸刮得净光、皮肤黝黑的漂亮男子。 “这兔崽子3月份就跟我借了一万美元的债，他就是用这笔钱把我套住的。他说，他有一笔交易要吹，那笔交易他从中正好能得一万美元，可以还我的钱。还说，他随时可能被抓走，要是他被捕了，我可得救他。我真傻。”穿牛仔方格衬衫的秃子伤心地说，“为了追回那一万美元，又贴上了三万。” “可不，把我们也扯了进来。现在想想该怎么找他。还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逮捕他？他怎么预先知道的？” “得了，真不好意思说。”秃子皱了皱眉头，“他涉嫌强xx案。他提出了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是人家不相信。他得知侦查员不相信他，便马上想到，说不定要把他关进牢房，所以预先告诉一声。” “真的吗？你可当心，斯捷帕什卡，我们相信你的话，你可别坑了我们。朋友，晚上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得马上开始寻找。要花费的钱吗，我们不能给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的两万美元要是落入了国家的腰包，我们可得问你要，别看我们是朋友。”皮肤黝黑的人嘴里咕唧咕唧不紧不慢地说道，“斯捷帕什卡，亲爱的朋友，你顺便告诉我，法官为什么要给他定这么高的保释金？” “保释金通常是根据被捕者的经济状况来确定的。”秃子小心翼翼地辩解说。但是皮肤黝黑的人声音虽轻却清晰可辨地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这样，斯捷帕什卡，法官怎么会知道，你那位朋友的经济状况如何呢？材料上写着他相当于五级钳工，好像你是这样跟我说的，是吧？” “是的，是钳工。”那个叫斯捷帕什卡的承认说。 “一个钳工哪儿来的五万美元？” “你们这是怎么啦，伙计们。这与是不是钳工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皮肤黝黑的漂亮男人严厉地，但依然轻声轻气地继续说道，“如果他只是个钳工，又犯了单纯的刑事罪，是绝对不会给他定这么高的保释金的。既然定了这么高的保释金，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钳工。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收入太多才把他抓起来的，斯捷帕什卡，是吧？因为倒卖美元什么的，决不是因为把个什么娘儿们强xx了。也许是他对你撒了谎，要不就是你在欺骗我们。” “天哪，谢尼亚，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为娘们儿还是为美元被逮起来有什么不同？首先得找到他……”秃子挥了挥手，一副谢尔盖-阿尔秋欣逃跑的原因跟为数五万美元的损失相比，不值一提的表情。 “有什么不同？一个姑娘肯跟你做爱，另一个只是跟你玩玩。不同就在这儿。”胖子回答说，他把口里那支点燃了的香烟从他那肥圆的大嘴的一边滚到另一边，“要是你那朋友阿尔秋欣玩倒卖美元的行为，可是违规了。在莫斯科一切都早有定规，都由特罗菲姆1签了字，谁也不敢不遵守。既然没人为他缴纳保释金，就说明他没入伙，而是一个单干的傻瓜。特罗菲姆对这种单干行动是严格禁止的，这种行为一旦暴露，就会吸引人们注意，从而惊动警察。要是他发现我们借钱给这个不遵守规定的人，把他从牢中救出来，这家伙肯定会安排人在牢里捅他一刀，让别的人不敢再背判特罗菲姆，那我们又能活多久呢？” 1指黑社会团伙的头子——译者注 “我想，大概两个小时。”黝黑皮肤的家伙沉思地附和胖子的看法，“也许比这还少。” “可我想，至多40分钟。”胖子反对说，“所以赶快抓紧办吧，斯捷帕什卡，弄清你那朋友为什么被抓，为什么法官给他定了这么高的保释金？明天这个时候，上午10点，我们还在这儿碰头。奥德拉！”他突然响雷似的大声喊了起来。 从树丛里马上蹿出一条肥得像根又粗又短的灌肠似的达克斯狗。胖子以他同伙意想不到的轻盈灵活弯下腰去抱起狗，朝公园出口走去。一条波斯鬈毛狗听到黝黑皮肤美男子的哨声也马上跑到主人跟前。秃顶小个子斯捷帕什卡忧郁地望着他的背影，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牵狗皮带拴到一条毛茸茸的高加索大牧羊犬的颈圈上，喊了声： “皮尼亚，走，咱们回家。” 白色、黑色、红色……三种颜色，包含了地球上生命的全部涵义。三种颜色贯注着一个主要信念，一种最高理想。其余一切都是为了安慰弱者而虚构的骗局。 白色对我来说是组织完美的幸福生活的象征。然而我突然发现，这个生活不是为我安排的，我不适合过这种生活。是你们这样决定的，是你们不让我过这种白色的幸福生活。为什么？为什么生活对你们来说是美好的，而对我却不适合？为什么？ 我将消灭你们的白色，我将向你们证明，你们哪儿也不比我强。不仅如此，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我比你们强。然后我会安然死去。反正我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欺骗，是谎言，是伪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白色，只有用迷彩伪装的黑色和那使所有人均等的血液和死亡的鲜红色。但是，在我死去之前，我要向你们证明……我会证明的。 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跟那个两次被判刑的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一起度过的两小时里，澄清了许多事实，但也令这两位侦查员毛骨悚然。现在他们才明白，那个不幸的老太太为什么搬来搬去老是换房子。他们也似乎弄明白了，为什么老太太这么害怕自己的儿子和百万富翁巴尔托什的女儿结婚。她怎么能不害怕呢？ 事情发生在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42岁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安葬了双亲，孤身一个人住在那所豪华的大房子里。她祖父就是在这座老房子里出生的。那时她在医学院工作，已是副教授了，正认真考虑写一篇博士论文。她深信未来的生活道路早已确定，不会有什么能从根本上改变她那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 那年7月，酷暑难耐。她总是把窗户和阳台门全部敞开着，希望在闷热的空气里寻找一丝凉意。在家的时候她总是尽量坐在阳台上，把一张旧的小茶几和一把藤圈椅也搬到了阳台上，在那儿备课写讲稿。 一天，当她坐在阳台上看稿时，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一股令她这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非常熟悉的气味，她大吃一惊。显然，这味儿是从邻居阳台上飘过来的，是尸体的气味。 图尔宾娜马上去按邻居家的门铃，可是没人来开门。她知道，这家住着一对老夫妇，而且记得，两个月前，女主人去哈萨克斯坦看望女儿了。她63岁的丈夫格里戈里一个人留在莫斯科，据图尔宾娜所知，他打算到别墅去度过盛夏。自从女主人动身后，韦罗尼卡就没再遇见过他。 惊惶不安的韦罗尼卡报了警。来了两位民警中士，但说什么也不肯把门撬开。图尔宾娜领着他们穿过自己的房子来到阳台上，才终于把门打开了。 格里戈里是大约10天前死去的。尸体已完全腐烂，整个身子都膨胀起来，变成黑绿色，散发出阵阵恶臭，软组织都变得粘乎乎的。一位中土呕吐起来，另一位飞也似地逃出了住宅，从图尔宾娜家打电话叫了辆“运尸车。” “马上就来。”中士一边擦着那张惨白的脸上的汗，一边嘟囔着，“怎么就没发现他不在，找找他呢？他有亲人吗？” “他妻子去哈萨克斯坦女儿家了。”韦罗尼卡解释说，“我也没留意，以为他住到别墅去了。大概他是回城里来取食品，突然心脏病发作……他本来就有病，已经很久了。” “真可怕！”中士叹道，“老天保佑，别这个死法。” 救护车一个半小时后开来了。图尔宾娜在自家门厅里，透过打开的大门看见，聚拢来的邻居闪出一条道儿来，让一位高个儿、宽肩、黑发的小伙子走过去，他腋下夹着一副卷着的担架。 “怎么，就一个人？”那个比较坚强点儿的中士惊奇地问道。另一个中士还处于半昏厥状态，正坐在楼下的警车里。 “怎么啦？”刚来的卫生员也吃惊地问道，“没人帮忙？我们那儿人手本来就不够。” “等着吧，看我会来帮你。”中士恶狠狠地顶了他一句，“你看看，那儿像一堆烂泥，走都不敢走到跟前去。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把它运走是你的事。快行动吧。” 卫生员耸耸肩，在韦罗尼卡的陪同下一言不发地朝死者家里走去。不知为什么，韦罗尼卡听了民警这番粗鲁的话感到很不自在。 “我的天哪，”卫生员看见腐烂的尸体惊恐地喊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他躺在这儿已经有十几天了，只多不少，天又这么热，又是在屋里……真可怕。” 图尔宾娜像是在辩解地给他讲起去看子女的女主人，讲起别墅，讲起心脏病…… “看来，我一个人还真弄不了，”卫生员发愁地说，“他一托起来就得散架。你得帮帮我。” “我？”韦罗尼卡大为吃惊，“你说什么？我可不行。我一闻这味儿就受不了，更不用说……” 卫生员很有礼貌地挽住她的胳膊，领她回到她家里。那个执拗的中士正站在楼梯上抽烟，脸上一副毫不退让的表情。他怀疑地望了望走进图尔宾娜家的卫生员和女主人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看得出，他闻了腐烂尸体的气味也很恶心。 “您听我说，”卫生员让韦罗尼卡在厨房里坐下后温和地说道。“总得有人做这事。您看见了，民警帮不了我们。可我一个人又弄不了。劳驾了，咱们一块儿来干。您有伏特加吗？” 图尔宾娜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家里总备着不少伏特加酒。要是家里的锁突然坏了，水龙头滴水或者什么人打碎了窗上的玻璃，她便用伏特加来付钳工、水电工、木工的劳务费。 “那太好了。现在我给您倒上一小杯，您一口气喝干，坐上一刻钟，然后咱们就去。您叫什么？”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她嗓音颤抖回答说。面临的事使她感到恐惧，心里一阵阵恶心。她不敢想象怎样去触摸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的遗体。 “我叫帕维尔，就叫我帕沙好啦。”卫生员微笑说，“怎么样，咱们说好了，您帮我？” 她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说实在的，总得有人帮忙……要是连民警都不想干的话。她毕竟是名医生。 “您的伏特加在哪儿？”帕维尔问道，“您坐着，我来倒。您应该保存体力。” “在冰箱里。” 他取出一瓶酒，灵巧地打开盖子，从墙上的搁架上取下两只玻璃杯，往一只杯子里倒了半杯，另一只杯里只倒了一点儿。 “我陪您一起喝，”他说，“省得您一个人不肯喝。来，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一口气喝干。” “我不行。”她摇了摇头，“一下子喝不了。” “亲爱的，喝少了不管用。喝吧。” 图尔宾娜眯起眼一口气喝干了伏特加。她看到，帕沙的那一点儿酒可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掉的。她知道，这是为了让酒精更快地渗透到血液中。她喘了一口气，往嘴里塞了一小块面包。 “这才是好样的。”卫生员夸奖说，“现在我们坐一会儿，然后就去。您吸烟吗？” “有时候吸。” “吸一支吧，”他劝说道，“会有好处的。” 韦罗尼卡从厨房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包刚打开的香烟，抽了几口。头马上就晕了起来，一阵恶心涌了上来。 “不行。”她把香烟掐灭在烟缸里。 这时候门厅里传来脚步声，中士走了进来。 “你们还打不打算把尸体收拾走？” 他望着放在桌子中央的伏特加酒瓶和两只空玻璃杯，眼里露出责备的神色。“我不会在这儿和你们待到明天。” “那就别待在这儿。”帕沙反唇相讥，“你不想干事儿，就赶快从这儿走开，没有你我们也对付得了。” “我得把房子锁上，贴上封条。”民警一副傲慢的样子回答说，“明天侦查员要来查验现场，兴许死者是他杀。” 侦查员当然已经来过，但一看到尸体处于这种状态，便嫌恶地缩起身子说，这种条件没法工作。他命令用粉笔画出尸体的位置，房子里什么都不许碰，他明天带专家来。 “你给我走开……”卫生员生气地说，不乐意地站起身来，“好啦，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咱们来试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橡胶手套，递给图尔宾娜。 “拿着，戴上它。” “那您怎么办？” “我能对付，习惯了。” “不，不。”她不安起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医生。“没有手套绝对不行，万一出现割伤或划伤怎么办！中了尸毒可不是闹着玩的。请等一等，我马上去找个什么东西来。” 她到厨房小橱柜里找到一副洗餐具用的手套。当然，这不完全是需要的那种，但毕竟…… 她深吸了一口气，跟着帕维尔朝停放死者的那套房子走去。帕维尔在腐烂的尸体前若有所思地站了片刻，仿佛根本没觉察到那股子恶臭，可图尔宾娜的喉咙却立刻抽搐起来。 “的确，情况不太好。”他拖着长声说，“得找一块漆布来。咱们用手可没法把他收拾起来。” 韦罗尼卡马上奔回家去。几分钟后帕维尔赶到她家来，惊奇地看到她正坐在厨房里，双手撑着头。 “我还以为你在找漆布，”他不满地说，“没想到你是在这儿坐着。” “不，我不能。”她央求道，“原谅我，帕沙，我不能。”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镇静一下，现在除了您和我，没人能干这事。” “不，我不能。” “好吧，我们再稍稍喝一点儿。”卫生员果断地说，也不问她同意不同意，很快给她又倒了半杯伏特加，往她手里一塞，“来吧，一口气喝下去，会起作用的。” 她眯起眼睛，喝干了。又过了两分钟，才感到恶心轻些了。 “咱们去吧，帕沙。”她艰难地站起身来。 这一次她坚持的时间长了些。他们差不多已经把漆布完全塞到那堆腐烂的黑绿色烂泥下面，她的头才又晕了起来。她感到马上就要昏过去了。帕维尔发现她脸色煞白，赶紧直起身子扶住了她。 “慢点儿，慢点儿。”他边说边搂住韦罗尼卡小心翼翼地领她走出那座房子，“事情都办好了，现在我们坐一会儿，休息一下。您真是好样的，很勇敢。好吧，坐着休息吧。” 他又倒了些伏特加递给了她。 她顺从地喝干了伏特加，这次竟不觉得嗓子辣，也不感到厌恶了。 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的遗体终于完全收拾到一块大漆布上。她和帕维尔抓住漆布的四角，兜起来，放到摆在地上的担架上。 “好了。”卫生员满意地叹了口气，把漆布的四只角系起来，“最可怕的事情过去了，现在抬下去放到汽车上就完事了。” 他朝门外看了看楼梯间，那儿除了那位愁眉苦脸的中士外，只剩下两个最坚强的男邻居，他俩对别人死亡的好奇心比对尸体气味的厌恶更强烈。 “男子汉们，下楼去叫汽车司机来，告诉他要抬担架。”帕维尔请求他们。 过了几分钟，楼梯上传来司机的脚步声。听声音他们还差两段护栏就走到这套住宅的时候便开始呕吐了。腐臭味实在太厉害了。 “咳，”卫生员沮丧地说，“他也帮不了咱们的忙。只好咱俩来抬了。” 图尔宾娜轻声哭了起来。这时她又坐在自家厨房里，刚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呢。 “喂，韦罗尼卡，亲爱的，”帕维尔恳求说，“您再最后努一把力。人们不是铁打的，我是习惯了，对他们能有什么要求。” “我也不是铁打的，”她抽噎着说，“我再也不行了。您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别打扰我了吧。” 巴维尔站在她身旁不作声，脸上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图尔宾娜倒开始可怜起他来了。说真的，这事弄成这个样，有他什么过错？他对她非常殷勤周到，可最后一刻她却抛下他不管了。 “好吧，我帮您。” 她擦干了泪水，又给自己倒了些伏特加，一口喝完。现在可以去了。 “您在前面抬，”他们走到担架跟前，卫生员颇有预见地说，“这样您可以不去看。” 她感激地点了点头。他们眼睛望着双脚，小心翼翼地把尸体从三楼抬到了街上，又把担架塞进了汽车里，啪地一声关上了后门。 “好了，现在一切都弄完了。”帕维尔轻松地叹了口气，“谢谢您，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 她一声不响地转身回到了家里，再也没有力气谈话了。由于难以忍受的恶臭，她上下颌抽搐得好像永远也松不开牙齿了。她看见厨房桌上那个瓶子，里面的伏特加还剩下一点儿，只有一两口吧。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把一瓶酒都喝了。帕维尔自己只倒了一次，而且并不多。她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拿起瓶子，对着瓶口就把剩下的酒喝光了。她觉得她没有醉。 韦罗尼卡走进浴室，把水龙头开大，用浴巾发疯似地擦着身上，不停地往浴巾上洒德国“巴杜赞”牌香水，直到她认为已经摆脱了粘在自己身上的气味。她用一块厚厚的毛巾擦干自己，躺到了床上。但是睡不着。她今天看到的令人厌恶的景象在她眼前不停地出现。 她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一直到晚上，最后还是下了床。喝下去的伏特加开始起作用，她感到轻松了些。她试着弄点什么东西做晚饭，但是一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又忍不住想吐，只好呆坐在厨房的桌旁。一阵门铃声使她清醒过来。门口站着帕维尔。 “晚上好！”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对不起，打搅您了。我来看看，您感觉如何。我走的时候，您脸色苍白。” 不知为什么，她很高兴看到他。经历过这可怕的一天之后，她感到孤独一人简直无法忍受。她并不觉得跟停尸间卫生员谈谈自己的孤独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对她很关心。 “您吃了什么东西没有？”他关切地问道，又一次走进了她这漂亮的大住宅里。 “试着想吃点什么，”她承认说，“但吃不下。” “这可不行，得吃点儿。您一整天都很紧张。” “像块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您别去想它。”帕维尔愉快地劝说道，“可以再喝点儿。” “我怎么能喝得下，我今天已经喝掉了一整瓶。” “那算什么？既然不管用，就得再来点儿。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吧。” 这本来是很不礼貌的，可是此时此刻，韦罗尼卡却没有这种感觉。她很高兴他来，并竭力不去注意不时涌上来的恶心，很快做好了晚饭，摆好桌子，又取出一瓶伏特加。他俩不知不觉就把这瓶酒喝光了。紧张心清渐渐放松、全身涌动着一股幸福的暖流。 “您家里真好，”帕维尔赞叹说，“有书、有画。您生活很阔绰，不过将来都得留给子女。” 这并不使她感到讨厌。此时此刻，她准备受所有的人，原谅所有的人。 “我没有子女，一个人住。” “什么，也没有丈夫、父母？”帕维尔惊奇地问道。 “什么人也没有。父母过世了，我又没结过婚。” “真没想到，”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这么多财富，竟没有人来继承。太遗憾了。” 他在房间里串来串去，细看着那些画，赞赏地哼哼着。她跟在他身后，自豪地告诉他，哪一幅是她祖父在巴黎拍卖会上买的，哪一幅是作者亲自赠送给祖父的，哪一幅又是祖父的和父亲花了不少钱专门请人画的。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帕维尔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老实说，她也不希望他走。后来的事就模模糊糊记不清了。早晨，她一觉醒来，感到身边有个什么人的身体。她慌忙翻了个身，一下子惊呆了。她和停尸间的卫生员过了一夜。天那！她这个贵族的孙女、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医学院副教授，竟在一个醉鬼小青年的怀抱里失去了童贞！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不，不，不！ 她很快推开熟睡的帕维尔，他还迷迷糊糊地弄不明白，为什么她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赶他走。 “帕维尔，你给我走。”她气呼呼地说，看也不看他，“请你快点儿走，我得去上班。” 他被激怒了，但没露声色。有什么大不了的！该说声谢谢，这么大年纪让你尝到了男人的滋味，要不死了也还是个处女。临走，趁女主人没看见，他把一只放在小匣子里镶有钻石的名贵戒指塞进口袋里。 从那以后，因为偷了戒指，他便没再在韦罗尼卡家露面。大约过了一年，他因流氓罪第一次被捕入狱。他在牢里蹲满了两年，又回到了那个停尸间。愿意干这份工作的人，就是大白天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因此，这里即使是被判过十次刑的人也收留，更别说只判过一次的了。他只能得到莫斯科郊区户口，不过对此他并不介意。1980年他又坐了牢，这一次是因为他在停尸间的女尸身上发泄性欲，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当时碰到一位非常年轻的辩护律师，很想在法庭上表现一下自己，竭力使法庭相信，流氓行为的特征是从事一些凌辱社会道德的行为，即那些社会公众可以看到的行为。而被告斯米季延科却是偷偷地犯下他的过失，竭力不让任何人看见，根本没有打算凌辱社会道德的意思。但是法庭听不进他的话，因为即使辩护人说得有理，根据某项法律条款也得对他犯下的罪行有所制裁。所以因其极端无耻的流氓行为，判了他八年，这显然对他予以了严惩。 他1985年假释回来时，牙齿脱落了，头发也几乎掉光，代替麻醉剂的浓茶喝得他颜面发黑，身上散发出一股子清洁剂的气味。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差不多20年未见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这些年来韦罗尼卡几乎没变，只是个子好像矮了点儿，有些干瘪了似的。不过那时她已67岁了，但身材还是匀称挺秀，小巧玲珑，整个身段像个小姑娘，臀部不肥、胸部不胖。身边走着一个高个儿、黑头发的漂亮小伙子，帕维尔觉得他非常像一个什么人，可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究竟像谁。他走到图尔宾娜跟前，令人厌恶地讪笑着。他早把偷戒指的事儿忘掉了，因此，一点儿也没表现出不好意思。 她马上认出了他，惊恐地急忙往旁边一闪，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迅速朝走在身边的小伙子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小伙子和他20年前一模一样。个子、头发颜色、体型、眼睛，身上的一切都是从他帕维尔那里遗传下来的。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过得怎么样？”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很高兴再见到您。” 她心慌意乱，说他认错了人，他们根本不相识。可这未免太愚蠢了，因为他已经叫出了她的名字。 “谢谢，我一切都好。”她焦躁地回答。 “这是您的儿子？” “对。” 斯米季延科在她眼神里看到了明显的张惶失措，于是一个计划在他脑子里立刻形成了。 “好小伙子。”他赞赏地点点头，“您还住在那儿，没搬家吗？” “没有，还住在那儿，在原来那所房子里，就在邻近的那条街上。”她回答得比较平静，显然是认为帕维尔没猜到什么。 他们又聊了大约有五分钟。向他告别时，图尔宾娜毫不掩饰自己松了一口气。但是她高兴得未免太早。帕维尔猜得对，只要能向这个高个子漂亮小伙子，她的儿子隐瞒关于他父亲的实情，她会不惜交出自己的一切。他感兴趣的是，她究竟对儿子胡编乱造了些什么？比如，爸爸是个极地探险人员，在完成重要任务时牺牲了？或者是个消防队员，为了救人献出了生命？甚至什么更动人的故事。 他终于在她一个人上街的时候偷偷地等到了她，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现在法律上没有条文规定不准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所以他以后不工作了，要韦罗尼卡给他钱，让他能过上安定平静的日子，能尽兴地喝伏特加酒。如果她不同意的话，后果自负。那孩子会高兴的，终于可以拥抱亲生父亲了。自然，为了让她服服贴贴地听从他摆布，斯米季延科不仅讲了他被两次判刑，而且具体讲了为什么判的刑。他讲得绘声绘色，毫不感到难为情。她想让他知道，他帕维尔能给她那亲爱的儿子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图尔宾娜搬了家，后来更是搬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搬迁，韦罗尼卡都能余下一点儿钱，自然，这些钱都进了他帕维尔-斯米季延科那无底洞似的口袋。现在这个独生子打算结婚了。他帕维尔当然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来到韦罗尼卡和儿子居住的那所房子附近，盯小伙子的梢，等着他跟他的女友见面。接着是不辞劳苦地跟踪，看她住在哪儿，探听她是个什么人。弄清楚之后，他简直垂涎欲滴。要是一切顺当，他可以不再打扰那个多年前醉酒后被奸污的老女人，可以抓住她的儿子不放。儿子大概也不会希望他新攀的亲家知道，他们的女婿有个多好的爸爸。这样，只要他开口，儿子就会慷慨解囊，只要张开口袋接着就行了。那样会更好些…… 第十章 朋友们叫他斯捷帕什卡的那个秃顶商人，解下他那只毛茸茸的大高加索犬——皮尼亚颈圈上的皮带，坐到一张长凳上。那两个吸血鬼马上就要来，用没完没了的问题折磨他：事情怎样了？……他倒是有话答复他们，只是不知道，他打听到的事情会不会令他俩满意。 昨天，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会面之后，他找到了那个逃跑的谢尔盖-阿尔秋欣的情人拉里莎-萨梅金娜。拉里莎赌咒发誓说不知道她的男友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起初她跟谢尔盖搞了个很动听的天衣无缝的不在现场的证词，说当时他正在找一个药房，并向她这个偶然路过的人问路。阿尔秋欣说，虽然天气很冷，这姑娘却穿着牛仔裤、背心，而且没戴帽子。由此可见，姑娘就住在问路的地方附近，或许是跑出来去面包房买面包什么的。当然，阿尔秋欣还详尽描绘了那姑娘的相貌，她呢，也自然“想”起了那位向她问路的年轻人。她甚至能准确地说出了事发的时间。据她说，当时她正在看电视播放的一部上下集的影片，中间休息插播新闻，她跑出来一会儿上商店买东西。侦查人员看了看电视节目表，那天的确上演一部上下集的影片（怎么能没上演呢？谢尔盖和拉里莎早把这个节目表背得烂熟了），中间休息插播新闻的时间也正好是受害人彼得里切茨遭强xx的时候。 所以就没再打扰阿尔秋欣。过了差不多三个月，他俩突然撞见了刑侦处的卡缅斯卡娅，她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听见了他俩的谈话，得知她根本不是什么偶然路过的，而是犯罪嫌疑人阿尔秋欣的老相识。于是，谢尔盖第二天就被捕了。过了一个星期，星期六那天，他被取保释放，又去找拉里莎，向她告别，说他要悄悄溜掉。就这些。再多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么说，好吧，美人儿。”斯捷帕什卡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全是你自己的错。你该先四下里张望一下再开口哇啦哇啦。谢尔盖被抓是你的错。所以，费心啦，请你还我五万美元。我不打算因为帮助你的情人而蒙受损失。” “可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拉里莎害怕了。 “愿意上哪儿弄就上哪儿弄。是我弄到了钱把你的那个笨蛋从监牢里保了出来。你也该能弄到。要么找到他，让他趁警察还没发现，赶快回来。起诉书给他签字了吗？” “好像签了，”她没有把握地回答说，“谢尔盖说，案子转到法院去了。” “那太好了。”斯捷帕什卡高兴了，“这么说，现在他归法院审理了。等候法庭审理的案子排队很长，所以一两天不会发现他不在。要是他自己快点儿回来，法官是不会知道他逃跑过的。那样的话，钱就可以保全了。赶紧想办法吧，美人儿。要么拿出五万美元，要么让阿尔秋欣回来。不要再拖延，我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了解有什么新消息。” 今天坐在公园长凳上，看着波尼亚跑来跑去，斯捷帕什卡又一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昨天跟拉里莎的谈话。看来，他的这一招很奏效，她吓得要命。 第一个来赴约的是胖子，他双手抱着那条有个贵族名字的达克斯狗。他气喘吁吁地，走到小个子斯捷帕什卡身旁，咕咚一声坐在长凳上。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没有？快说吧，别等若拉了，他不来了，打过电话说他忙。” 小个子三言两语讲了他和拉里莎见面的情况。 “你认为，她能找到他吗？”胖子一面习惯地嚼着烟卷，一面像是说话漏风似的唏唏地说： “要是找不到他，就得弄到钱。我狠狠地吓唬了她一下，现在叫她自己考虑考虑，该怎么办。” “你说过，那个抓住他俩的刑侦处的娘儿们姓什么来着？” “卡缅斯卡姬。” “卡缅斯卡娅……我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名字。得了，问问若拉去。你跟拉里莎怎么说定的？” “她去找他，我每天给她打电话，了解情况。我相信，她会找到他的。她认得他所有的熟人，一定也认得那个帮他逃跑的人。” “哎呀，你可以随便想。”胖子鄙视地拖长声音说，“他又不是从布蒂尔斯克监狱1逃跑的，不需要很多的帮助，坐上飞机就拜拜了。” 1布蒂尔斯克监狱，莫斯科有名的监狱——译者注 “可别这么说。”秃顶理智地反驳说，“他的护照被收了去，没有护照他能到哪儿去？得问什么人借一个，不然的话，不但不卖机票，而且不让上飞机。” “火车和汽车不用费那么大事吧。” “汽车——坐谁的车？坐自己？车牌号码人家知道，马上会宣布通缉。坐别人的？还是说明有人帮了他。坐火车呢？倒是有可能。可去哪儿呢？得住在什么地方。住旅馆？没有护照没法住。住朋友家、亲戚家？还是说明有人帮他。所以，不论他到哪儿，总有人知道他躲在哪儿。拉里莎肯定能找到这些人，你转告若拉，叫他别担心。我们能把钱弄回来。” 胖子走了，秃顶还坐在长凳上，在五月里少见的炎热阳光中晒太阳，懒洋洋地看着皮尼亚跟一只英国小硬毛犬凑到一起交朋友。他想，谢尔盖-阿尔秋欣这个傻瓜倒有个不错的姑娘。为什么这些不务正业的人都能搞到这样标致的姑娘？他这个没有脑子的糊涂虫，却连一个什么轻浮的女人都攀不上。他不会花言巧语，扑上去就蛮干，结果她告到了警局。拉里莎对他不是很合适吗？也许可以趁阿尔秋欣在逃试试接近她？给她提供点儿帮助、保护。这种女人会上钩的。她属于那种身边缺不了男人的娘儿们，没有男人会觉得连内衣都没穿。应当试一试，又不受罪，况且借口是现成的：他答应过给她打电话。 星期一娜斯佳睡得很香。廖沙老早就起了床，吃过早饭，在厨房里摊开文稿，埋头工作起来，而她还躺在床上蜷作一团，轻声地打着鼾。 11点左右，奇斯佳科夫叫醒了她。 “起来吧，你这个有名的睡不够。” 他把新出版的一期《刑事侦查报》放到她脸上，这是他跑到最近的一个售报亭买来的。第二页上一整版登的都是婚姻登记处凶杀案，还配有照片。娜斯佳一把抓过报纸，留神地浏览了一遍报道，看看写的是否如她希望的那样。当她确信，那位记者虽然对娜斯佳的名字换成了一个什么达里娅-孙季耶娃-卡缅斯卡娅明显不满，但却没有一意孤行，一切都写得正确、明白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关于凶杀案前一天两位姑娘收到恐吓信的报道写得特别突出，再次刊登了寻找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寻人启事，并登了她的照片。 娜斯佳慢慢地喝完两杯咖啡，心满意足地想着，今天哪儿也不用去，可以安心地和廖沙一起待在家里搞搞翻译。这已是婚后第八天了！ 但是，一切却又一次不像她打算的那样。翻译搞得很不顺手，因为她思想总是开小差，去想巴尔托什家的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还改不掉一打听到点儿什么就立刻告诉她的习惯。所以早在昨天，娜斯佳就听他讲了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一连串的事情和关于马拉特-拉特舍夫的极为凄惨的故事。一个越来越明确的印象形成了：两起凶杀事件都是因巴尔托什和图尔宾的婚姻而引起的。 “娜斯佳，你太累了。”奇斯佳科夫已不知是第几次提醒妻子了，又见她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便诚挚地说道，“你怎么有点儿翻不下去？” “我在想那两起凶杀案。”她漫不经心地回答，“精神集中不起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去散散步。”他提议道，“反正译不出来，边走边想便于思考。我也想走走，让脑子平静平静。” “走。”她高兴地说。 他俩在街上留了很久，偶尔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基本上保持沉默，各自想着心事。最后，阿列克谢说，他想出了他的“点子”，准备回家去。 “我可什么也没想出来。”娜斯佳忧郁地说，“身体是有直觉的，它知道我在休假，所以不肯开足马力干活。” 他们回到家里便动手做午饭。准确点儿说，是娜斯佳做午饭，因为她感到问心有愧。上个星期整整一星期她把家务活儿全都推到丈夫身上了。廖沙也坐在厨房里，不时偷眼看她烹调时那笨手笨脚的操作。那副样子可真叫人看不惯。他下决心不插嘴，但实在做不到。 “你干吗往肉里加盐？肉汁要淌掉的。”他终于忍不住了。 “怎么，不用加盐？”她奇怪地问道。 “要加，但不是现在。” “那什么时候加呢？” “待会儿，等肉上有一层薄皮的时候再加。那样可以保持肉里的水分。” “真没想到，挺有意思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一看就知道，我中学里化学学得不好。” “你不是化学学得不好，而是不会做菜。”廖沙笑了笑，又埋头看起书来。 可是当他看见她把土豆切成长方片，准备往烧热的煎锅里放黄油的时候，又忍耐不住了。 “娜斯佳，快住手！” “怎么啦？我又有什么做的不对了？” “要是你想让土豆有一层酥脆的焦黄皮儿，就应该用植物油来煎，至少先用植物油煎，然后再加人造奶油或黄油。而且别加盐。” “怎么，土豆也不能加盐？” “绝对不能加，要不就会变成土豆泥。盐起锅前五六分钟再加。” “去你的吧，”她不满地挥了挥手，“你干吗老吓唬我？我在努力，在学，你却要挖苦人。” “我不是挖苦你，娜斯佳，是在抢救我的午餐。你要是打算学，应该先问一问智勇双全的奇斯佳科夫该怎么做，然后再动手。还有，请拿下煎锅上的盖儿。” “为什么？” “因为……你是煎土豆，不是蒸土豆。你喜欢吃的那种土豆，做的时候不盖盖儿。” “为什么？” “娜斯佳，别糊弄我了。你不光化学学得不好，物理也学得不好。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从理科学校毕业的。” “我抄你的呀。你难道忘了，你可是专门为了帮我才调到我们班的。” 俩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实际上娜斯佳学习很好，廖沙调到她班上只是因为想离她更近一点儿。课后他俩一起做功课，然后一起散步，散到很晚。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老师、同班同学、父母都知道。 经过两人的共同努力，午餐终于做好，摆上了桌子。散步之后胃口大开，花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做出的东西，十分钟就一扫而光了。 午饭后，娜斯佳的心到底还是静了下来，集中精力搞翻译。但是，快8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又一次破坏了这套小住宅里的宁静。电话是安东-舍夫佐夫打的。 “阿纳斯塔西姬，我们这儿又有了一些意外的新消息。”他惊恐不安地说，“刚才有一位妇女打电话到编辑部来，说她是两个月前结的婚，婚礼前她也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娜斯佳差点儿把话筒掉到地上。 “怎么会是这样。” 这么说，问题不在埃利娅-巴尔托什身上。两个月以前谁也不知道她打算跟图尔宾结婚。连她信得过的女友卡佳-戈洛瓦诺娃也不知道。 “这女人留下地址和电话了没有？” “当然，我都记下了。您要给她打电话？” “不，我去找她。”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样更好些。您说地址吧。” “我用汽车送您去，可以吗？”安东建议说。 “谢谢，安东，没有您我能做什么！您总是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 “小事一桩，”他说，“您定一下时间？” 娜斯佳说了个时间，便开始换衣服。 他们找到的那位妇女30岁上下，也许更年轻些。她有股抑制不住的兴奋，这瞒不过娜斯佳。最令人惊奇的是，她丈夫不知为什么也显得很满意。不过，一切很快弄清楚了。 “你们能想象得出，打那时起我丈夫就使我不得安宁。”那女人说得很快，忙乱地挥动着双手，“他确信，我跟他幽会的同时，还跟另一个人关系暧昧，现在那个人不愿意我出嫁。不管我怎么表白、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谢天谢地，现在他放心了。” “如果一切如您所说，那么收到这样的信，您难道不感到奇怪吗？”娜斯佳表示怀疑。 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匆匆瞥了丈夫一眼。娜斯佳突然觉得，一上来就同时跟他们两个人谈话，恐怕有些不妥。应该把他俩分开，可又为时已晚，只好想个办法周旋。 “说老实话，我……”女人开始语塞。 她丈夫不失时机地来给她解了围。 “你认为是我前妻写的吧？”他直截了当地问道，“虽然你从来没提过，但我知道，你这样想过。” “不错，是这样。”那女人叹了口气，“我认为，你也确信是你前妻写的，所以把一切都推到那个你臆造出来的我的那个什么情人头上，好让我不想起你的前妻。天哪，真妙！一切终于清楚了。” 她喜形于色，眉开眼笑，其他几个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封信你保存下来了吗？” “没有，我扔掉了。” “可惜。”娜斯佳惋惜地说，“是封什么样的信？” “白色信封，上面没写字。放在信箱里。信是用印刷体写的：‘别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那么这几封信到底是什么人写的呢？”丈夫问道。他显然十分高兴，因为关于他前妻的不愉快谈话如此轻松地结束了。 “要是知道就好了。”娜斯佳叹了口气，“好了，谢谢你们，请原谅，打扰你们了。” “哪里的话，该谢谢你们。”夫妻俩由衷地感谢道，“给我们搬掉了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 安东用车送她回家。娜斯佳坐在后排座位上，伸直双腿，抽起烟来。 “真想不到，这个恶棍差点儿把人家的生活破坏了。”她说，“结婚才两个月，就因为这封倒霉的信出现裂痕。要不是报上那篇报道，他们绝对不会知道，这封信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还得没完没了地吵下去。” “阿纳斯塔西姬，无风不起浪。”舍夫佐夫对她的说法发表不同意见，“如果她没有别的男人，如果这个丈夫跟前妻和平分手，就不会出现这种彼此怀疑的情况。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现在又……” “谁知道，也许您是对的。”娜斯佳漫不经心地回答。 现在她明白，这起令人费解的犯罪是谋划已久的。问题是怎样识破这个骇人听闻的计划。 他们来到她家附近。娜斯佳伸手想打开车门，突然看见她家大门旁站着一个身穿一件黑红色皮外套的姑娘，她感到非常眼熟。是拉里莎-萨梅金娜。她在这儿干什么？ “安东，等一等，别把车子开走。”她请求说，“看来，这姑娘是在等我。我不愿意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跟她谈话。” 安东熄掉发动机，跟她一块儿从汽车里走了出来。 “阿纳斯塔西妞-帕夫洛夫娜，”拉里莎朝她奔来，“您得帮帮我！” 从她那发红的面色和红肿的双眼看得出她刚刚哭过。 “发生了什么事？”娜斯佳迎着她走过去，冷冷地问道。 “谢尔盖逃走了。刚被保释出来就逃跑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没事儿，这与您无关。对您起诉是因为您作伪证，您为什么这么不安？” “他们问我要钱。” “他们是谁？问您要什么钱？” “交保释金借的钱。谢尔盖逃跑了，他们要我还钱，不然就得找到谢尔盖。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 “多少？” “五万。” “怎么，五万卢布？” “哪能？！当然是美元。阿纳斯塔西姬帮我找到谢尔盖吧。” 拉里莎双手掩面，可怜地拱起背，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了，拉里莎，”娜斯佳皱起双眉，“请您放心，如果那个谢尔盖真的逃跑了，民警肯定要抓到他的，我帮不了您什么忙，回家去吧。” “可您应该帮忙！这一切都是因为您！都是您的过错！” 姑娘绝望得喊叫起来。 “这话怎么讲？”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扬起眉毛。这种场面使她感到很为难。 “要不是那天您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去告诉侦查员……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现在他们说，要是我拿不到这笔钱就杀死我。” 拉里莎放声大哭，已经不再用双手遮面了。泪水像雨点似的顺着面颊滚落下来，鼻子也红了，颧骨上出现了难看的斑点。 “请您帮帮我，求您啦……他们要杀死我……杀死谢尔盖……救救我们！” “回家去吧，拉里莎。”娜斯佳疲倦地向大门口走了一步。 拉里莎急忙抓住她外衣的袖子。 “等等，您不能就这样走掉！……” 娜斯佳小心地抽出手来，走进了大门。一直站在旁边的安东也跟了进去，虽然她并没邀请他。他俩一言不发，乘电梯上了楼，走进了家里。 “你们好。”奇斯佳科夫高兴地说，“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 “没什么。”娜斯佳含混地回答说，“安东，脱去外衣，现在咱们吃点什么。请您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打个电话。” 她把电话拿进屋里，把门关严。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是我。您知道不知道，阿尔秋欣逃跑了？” “还不知道。怎么，真的跑掉了？”奥尔尚斯基平静地间道。 “我刚跟萨梅金娜谈过，这些消息是她告诉我的。” “萨梅金娜没有跑掉吧？” “没有。” “那就好。她在我这儿因作伪证而接受调查，阿尔秋欣我已经交法庭审理了，是他们同意他取保释放的。” “怎么，现在谁都对他不感兴趣了吗？” “娜斯佳，你知道，取保释放刚实行不久，还没有经验，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如何监视。也许法官会突然想起来，要和阿尔秋欣谈点什么。也许民警局会到他住处检查他表现怎样，保释条件遵守如何。民警局里也有忠于职守的。也许到开庭前谁也想不起来，这很难预料。但我还是得告诉法官。你跟萨梅金娜说了些什么？” “那几个借给阿尔秋欣钱的老板怕保释金冲了公，问她要回那笔美元。所以她跑来求我可怜她。” “她认为一切都是你的过错？” “是的。” “别介意，我们会应付过去的。你就安心休假吧，家庭生活怎么样？” “很不错，比我原来想的要好。” “好吧，上帝保佑。” 安东走的时候，娜斯佳披了件外衣，跟他一起走下楼去。 “阿纳斯塔西姬，难道您一点儿也不可怜这姑娘？”他站在他那辆鲜黄色汽车旁掏出打火机时问道。 “不。”她谨慎地回答。 她跟他一起下楼来正是想谈谈这事。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又不想说了。 “她为什么认为都是您的过错？” “因为我证明了强xx那姑娘的是她的情夫。” “奇怪的逻辑。”安东微微一笑，“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知道。得发动起所有的私人侦探代办处，付他们钱，在民警局想起要找阿尔秋欣之前找到他。” “您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个主意？” “因为我在民警局工作，不在私人侦探代办处。” “那么您自己能找到他吗？” “未必。”她耸耸肩，“我不会做这种事。这向来是由专门人员负责的。” “我还是挺可怜她的。”安东叹息道，“她哭得简直叫人受不了。” “是吗？你大概没看见过那个被阿尔秋欣强xx的姑娘痛不欲生的惨状。她脸上、手臂上那可怕的青伤紫斑难道不值得可怜吗？您知道，他对她拳打脚踢，在街上就缠上了她，她吓得就逃，想穿过公园，因为这样路近些。当然，路是近了些，可公园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那时是1月，傍晚6点钟就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事发时间是9点钟。一个人也没有，而且，阿尔秋欣刚喝了不少酒。” 安东沉默片刻，又突然微微一笑。 “请您原谅，我说了些蠢话。不管怎么说，您比我清楚该怎么做。” 他俩亲切友好地告了别。娜斯佳不知为什么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没等安东汽车开走，便快步走进了大门。 第二天早晨，娜斯佳醒来时还没睡够。昨晚她睡得太晚了，脑子里总转悠着两个月前收到恐吓信的那一对夫妇。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凌晨3点，便起身来到厨房，坐得舒服点儿，把两条腿架到凳子上，点起一支香烟，沉思起来。奇斯佳科夫醒来，打断了她的沉思。他作了一个鬼脸，强拉她去睡觉，给她服了安眠药。 “廖沙，吃什么安眠药？已经3点半了。”娜斯佳不想吃药，“吃了药片至少要睡上八小时，不然就会觉得疲惫不堪。” “那又怎么样？你就尽情地睡吧，随便睡多久，又不用去上班。” 4点左右，她终于睡着了。可是11点的时候廖沙又把她推醒了。 “娜斯佳，舍夫佐夫打电话来。他们那儿又出现了几封信。” 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娜斯佳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丈夫递过来的话筒。 “今天从早上起已经有四个人打电话来，”安东通知说，“最早的一封信差不多是半年前收到的。”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这鬼东西干吗不让我们安宁。” “您说谁？” “杀人凶手。我一理清头绪，就会突然发生点什么事，一切又都全打乱了。” “看来是碰上了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安东笑了起来，“连您也对付不了。有什么指示吗？” “这要看您有没有时间和我一块儿去。” “阿纳斯塔西娅，瞧您问的。”舍夫佐夫感到很愤慨，“当然有时间啦。您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何况，这也与我有关。” “怎么跟您有关？” “您忘了，我被盗了，揭穿杀人凶手跟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再说，我看见过那个被杀害的姑娘和她的未婚夫。您知道，这可不那么容易忘记。” 他们谈妥：安东搞到所有地址，然后他俩乘车去找那几位收到恐吓信的女子。 两小时后，他们跟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尤利娅谈上了话。为了跟民警局的人谈话，她专门请了假。 “当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她坦白地说，“同时有三个人向我求婚，我选择了很久才决定，因此我确信，这封信是另外两个求婚者中的一个写的。” “那么，您丈夫知道信的事吗？” “当然不知道，我没对他讲。” “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您还有别的追求者吗？” “知道。我担心，他会去报复，您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他性情火暴，动不动就打人。” “您不怕他也动手打您？” “不怕，他爱我。”尤利姬很有把握地说，“他从来不惹我。” “那封信没保留下来吗？” “保留下来了，那还用说。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对那两位求婚者的纪念。”她令人不快地冷笑说。 尤利娅拿来一个娜斯佳熟悉的白色信封，掏出一张对折的纸，上面写着跟其他几封信上一样的话。 “可惜，”她真诚地叹口气说，“原来他们俩谁也没写这封信。我还以为，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人想要把我夺过去，可是……” 娜斯佳和安东又驱车去找下一个地址。 “真没想到，多么可笑。”他说，“咱们昨天找的那对夫妇得知信不是他们亲近的人写的十分高兴。可是尤利姬却正好相反，觉得很遗憾，实在太可笑了。” “可笑。”娜斯佳同意说，虽然她一点儿也不感觉可笑。她怎么也弄不明白罪犯的逻辑和意图，并因此而十分难过。 下一个收到信的女人是个抑郁寡欢的女人，显得颓废无力。娜斯佳环视了一下屋内，发现，虽然女主人四个月前才出嫁，屋里却看不到有男人存在的迹象。 “因为这封信，一切都毁了。”那个女人说，她躲躲闪闪，尽量避开客人的目光，“现在谈这些都晚了，已经无法挽回了。丈夫到底还是不相信我。” “吃醋？” “不是，不如说是愚蠢。当然，也有吃醋的成分。总之，人身上的肮脏东西都冒出来了。我没料到他这个人如此记恨，而且蛮横无礼。不过，也许这一切会使我因祸得福。” 她淡淡一笑。 “安娜-伊戈列夫娜，请问，信还保存着吗？” “怎么可能！丈夫马上把它撕得粉碎。更确切点儿说，是未婚夫，因为这发生在婚礼前夕。您知道，举行婚礼那天，他还强作温存。可是从第二天起，在他眼中，我就变成了淫妇、下贱货、姘妇、妓女。他知道那么多骂人的话，是我始料不及的。”她微笑了一下，“我忍耐了整整十天。第十天，我们分手了。离婚手续都办了。” “我很同情您。”娜斯佳轻声说道，“那么，现在弄清楚了，收到这种信的不光是您。事情还可以挽回吗？” “不，我不想。”安娜-伊戈列夫娜否定地摇了摇头，“我受够了。我已经36岁了，不想为了护照上一个图章而低三下四。现在用不着隐瞒了，我曾经非常想结婚，可总是不成功。不，我不想再尝试了。” “您为什么没把信送到民警局去？” “因为我知道信是谁写的。确切点儿说，昨天以前我还认为我知道。我错了，可是你们用不着可怜我。每个人都应该直面自己的命运，我命中不该出嫁，所以用不着试了。不像有的女人，跟丈夫分手时下决心以后说什么也不再挨打挨骂，不再出嫁，可后来还是没能坚持住。她们命中不该孤独，人和人不一样。” 他们又去了两个地方，倾听了两个如此不同而又如此相同的女子的故事，她们都是在婚礼前夕收到的恐吓信。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报告民警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信是谁写的。 他俩在市里跑来跑去，在上班的地方、家里或朋友家里寻找他们所要询问的女子。 “阿纳斯塔西娅，我们马上要路过我家，也许咱们该到我家去一下，喝杯茶也好，怎么样？”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他俩一整天什么东西也没吃，现在已经快到晚上7点了。 安东-舍夫佐夫住的是两居室，四壁贴着浅灰色带有隐约可见的银色花纹的壁纸，给房间里平添了一种亮丽的色彩。 “茶还是咖啡？” “怎么，您家里也有咖啡？您是不喝咖啡的呀。”娜斯佳感到很惊奇。 “我自己不喝，请客人喝的。” 安东端进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两只茶碗、一只糖缸、一罐速溶咖啡和一只沏茶的壶。 “想吃点东西吗？我可以请您吃夹干酪的面包片和饼干。” “好吧，”娜斯佳表示感谢地笑了笑，“我正饿得要命，您又一次救了我。您这儿可以抽烟吗？” “请便吧，”他在厨房里喊道，“烟灰缸在桌上。” 娜斯佳漫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又来到阳台上，发现阳台更是异常清洁。她在阳台上坐下来，点着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安东端来面包片和一碟果酱。 “阿纳斯塔西姬！”他大声呼唤，“吃的端来了。” 她把未吸完的香烟从阳台上扔了下去，回到屋里。 “您脸色很苍白，”他一面给她倒咖啡，一面说，“累了吧？” “有点儿。” “这样度假太令人遗憾了，对吧？又是刚刚结婚。” “不，没什么。很正常。” 她喝了一点儿咖啡，拿了一片面包。面包是新烤的，干酪也是价格昂贵的品种。 “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儿。”她说，“上次在疗养院发生的那起凶杀案就被我撞上了。也许我只不过是不会休息，总感觉无聊，所以脑子里总得想着点儿什么事才好受。” “可我喜欢休息。真正的休息，摆脱一切烦恼，什么事也不做。人有时应该解脱解脱，”安东笑了笑，“不过不一定像我一样。我的心态是心脏病患者的心态。医生说应该好好休息，我总是相信医生的，您呢？” “我不这样。说得更准确些，医生我当然是相信的，但我还是习惯于我行我素。” 她一口气喝完已经变凉了的咖啡，站起身来。 “安东，谢谢您。我该走了。” “我开车送您。”安东十分乐意地跳起来。 “不用了，我乘地铁回去。这就够麻烦您了，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娜斯佳，快别这么说。”他这是第一次不称她阿纳斯塔西哑，“我们是朋友嘛，何必计较。我愿意跟您在一起，更何况您又累了，就别去坐地铁了。” 她不想再坚持，所以很快就让步了。 那个很会算计的小个子商人斯捷帕什卡认真地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先打电话给拉里莎，然后马上打电话转告皮肤黝黑的美男子若拉。 “我们那个小姑娘行动起来了，正在积极配合，”他说，“昨天她去找了卡缅斯卡妞，想说服她帮着找阿尔秋欣。” “她去找……什么人了？”若拉才说了半句就咽住了，“去找刑侦处的卡缅斯卡娅，彼得洛夫卡大街上的？” “是呀，就是她，那个把谢尔盖送上法庭的。” “蠢货！”若拉朝着话筒喊叫起来，“你是干什么吃的？就不能告诉她一声？” “怎么啦？”斯捷帕什卡生气了，“你干吗大喊大叫？” “你想想，这个卡缅斯卡娅是个什么人？！你他妈的，脑子不够用？” “她是什么人？” “你还记得吧，两个月前特罗菲姆的宝贝孙子被人用枪打死了。” “记得。怎么啦？” “就是这个卡缅斯卡娅找到凶手的。现在特罗菲姆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真的？”斯捷帕什卡怀疑地问道，“你别说得太玄了。” “我是要你那个不开窍的脑袋瓜子明白，如果让她知道了，我们是要掉脑袋的。一切全都会败露。必须想办法不让特罗菲姆知道咱们帮你那个阿尔秋欣付了保释金。可是你……这个傻瓜。” “我又不知道，”斯捷帕什卡辩解道，“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卡缅斯卡娅。” 他显然是在撒谎，因为他只不过是忘记了。神通广大的黑手党老大特罗菲姆的孙子的事他听说过，而且不止一次，当然也听说刑侦处那个姑娘的名字，只是他没太注意罢了。真见鬼，事情搞糟了。 “长话短说，斯捷帕什卡，”若拉的语气平和了些，“快到拉里莎家去，给她讲讲清楚，叫她给卡缅斯卡娅打电话道个歉。再保证说谢尔盖一两天就回来，他哪儿也没去，确实是住在又一个什么女人那儿，她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所以吓坏了，怕他走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好吧，可是要快。分秒必争。” 斯捷帕什卡放下听筒，急忙换上一套名贵的三件套装。他打开冰箱门，取出一大盒糖果和一瓶名酒“乔尼-沃克”，把这些放进一只小公文箱里，跑下楼去。 第十二章 “我们当然可以收您母亲住院，要是您坚持要她住院的话，不过她只能躺在走廊里，而且无人照料。” 医生给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检查完后，洗净擦干了手。接受一位70岁的中风病人住院？主任医师会解雇她，而且不给退休金。医院早已住满了病人，而且设备陈旧、医师不足，病房塞满了，超过标准一倍。谁也不会容许放进一个不可能康复、要住很久的瘫痪病人住进来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图尔宾一面递给女医生披风，一面不知所措地问道。 “要是您自己不能护理，就雇一个助理护士。”女医生漠不关心地说。 “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护理瘫痪病人呀！”他绝望地说。 女医生开始可怜他了。这么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被瘫痪的母亲给拴住了。但是她没法帮他。 “您知道，我负责的病区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告诉您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您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会给您介绍经验。护士每天来打针，我隔两天到你们家来一次。别忘记一天量两次血压。别失望。只是一开始挺可怕，然后一切会正常起来。您会习惯的，会学会照料病人。这是实话，我向您保证。我工作十年了，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 他送走女医生后关上门，回到房里。母亲睁着眼睛躺着，动也不动，肤色蜡黄。他坐到窗旁的圈椅里，一下子呆住了。 他和马拉特在银色松林会面后赶回家来时，母亲正在做饭。 “妈妈，你先停两分钟，我要问你件事儿。” 他确实相信，这只是两分钟的事儿。他问，母亲答，或许还要给他看看他从未想过，也从未想问起的什么材料。他的出生证明中“父亲”一栏中写着：“尼古拉耶夫-维克多-费奥德罗维奇”，母亲有一次也告诉他说，图尔宾这个姓是个很有名望的姓氏，所以她希望儿子也用他那贵族曾外祖父和建筑师外祖父使用的姓。这种说法从未引起过瓦列里的怀疑。的确，图尔宾这个姓比那个尼古拉耶夫好些，姓尼古拉耶夫的人数不胜数，一个班上就有两个。 “儿子，你问吧，”韦罗尼卡笑了笑说，沾满面粉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到了凳子上。 “你再告诉我一次，我父亲是什么人？”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黯然失色。这逃不过儿子的眼睛。 “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样的问题？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 “今天有人告诉我，我父亲是停尸间的卫生员，因奸尸而被关过监狱。你如果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以后我就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 图尔宾娜面如土色。 “谁跟你说的？谁胆敢这样说？” “妈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真的不是。” “他找到你了？跟你说话了？” “谁？谁该找到我？跟我说话？回答我呀，你倒是说呀。” “你父亲，这个下流家伙。是他对你说的？” “这么说，这是真的了。”瓦列里闭着眼睛，背靠着墙低沉地说。 于是母亲把一切都讲给他听。讲了她怎么发现了死去邻居腐烂了的尸体；停尸间卫生员帕维尔怎么让她喝伏特加酒，好有勇气帮他，因为没有别人想干；讲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两人一块儿喝酒，怎么留下在她家过夜，早晨起来她怎么把他赶了出去。甚至当她发现他偷了她那只祖传的十分名贵的戒指，也没去找他，没向民警局告发他，尽管她很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她感到羞愧，感到恶心。她恨她自己。 可是，过了两个月，她发现了怀孕的征兆。她不是马上发现的，以为是更年期过早开始了。她没生育过，在此之前从未和男人上过床，月经本来就没有规律。不过老是头疼，爱打盹，她只好去看医生。医生确诊她怀了孕，已经七八个星期了。她不用说也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因为自己算得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她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郑重通知她，作为一名党员，一个积极参加院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被推荐去捷克斯洛伐克交流经验，为期两个月。那是1967年，出国只有最幸运的人和最善于钻营的人才有份儿。所以，韦罗尼卡慌乱起来。她不能拒绝。过两个星期就得动身。她急忙去找一位妇科医生、一位和她无所不谈的老熟人，想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堕胎。但是她运气不好，那位熟人正休假。她又急忙去住处的妇女保健所，要求转诊。人家要她交了化验单以后才给开转诊单。拿到转诊单，到了医院才知道，堕胎得排队，她只能排到12天之后。可是离动身去捷克斯洛伐克总共只剩下七天了。她要求、恳求、哭诉，说马上要出国两个月，必须赶在动身之前做手术……科主任鄙夷地把转诊单扔了回来，唠叨说什么，有时间到国外旅行，可没时间跟不出国的人一起排队。当然，韦罗尼卡可以找学院的同事，求他们托人情随便找个什么医院，哪怕是最蹩脚的医院，但是……42岁了，孤单一人，党员，清白的名声。她无脸去求情。 她怀着孕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回国后，为时已晚。四个半月的身孕谁也不敢给她堕胎。 她屈服了，甚至开始为能有一个孩子而高兴。可脑子里那可怕的一天情景总是抹不掉。那天她喝了多少？白天喝了一瓶伏特加，晚上帕维尔来了，俩人又喝了一瓶。帕维尔又喝了多少！她模模糊糊记得，他俩一块儿喝掉那瓶以后，她又开过一瓶，她自己没再喝，可帕维尔喝了。 她在专业文献里看到了有关酒鬼父母生下畸形儿的记述，不过她还是决定找专家咨询一下。关于她自己的事，她当然对谁也不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装成纯粹是出于职业的兴趣，对耳鼻喉出现什么样的变态可能是父母嗜酒的后果很关心。专家给她作了详尽的解释，出示了石膏模型、酒精浸泡保存的畸形儿，既有从母亲肚子里取出的，也有生下来的。她毛骨悚然，每到夜里就做恶梦。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却一天天长大，已经开始微微动弹了…… 儿子生了下来，韦罗尼卡专注而恐慌不安地望着儿子，竭力寻找畸形或缺陷的征兆。然而瓦列里很健康，而且漂亮得出奇，长着一头浓浓的黑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从诞生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孩子像帕维尔，像得出奇。于是她便开始祈祷，但愿仅仅限于外表相像。 一发现有一点儿不健康的征兆，她便没完没了地领着儿子找大夫检查，花大笔的钱购买食品，想方设法让儿子吃最新、最有益健康的东西，不管价钱多贵。她非常注意让夏季的休假过得尽善尽美。她担心儿子遗传方面有问题，想方设法让他的生活方式健康，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可能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她觉得对儿子有罪，她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怀上他时，自己也喝醉了。这个男人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的，除了名字和工作地点外，她对他一无所知。谁知道这个男人有什么病，他父母怎样。她的精神痛苦有时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她竟然想找帕维尔问问他的健康状况，但每次都克制住了。她不能见他，更不能让他知道有了孩子。 有一阵子，她的痛苦减轻了些。瓦列里16岁了，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并且身上没发现任何严重变态的征兆。韦罗尼卡看着儿子那匀称的体形，漂亮的面孔，每星期自豪地在那写满五分的小记分册里签字时，她如释重负地想，也许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但是，她高兴了还不到一年。一天，她在街上遇到帕维尔，跟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明白，一切比她期待的要糟得多。要是帕维尔没说谎的话，他有严重的性心理变态，开始表现为下体裸露癖，后来表现为恋尸欲。她望着孩子的父亲，知道他没说谎。 帕维尔向她要钱。于是韦罗尼卡和儿子开始搬来搬去。接着，又有了新的担心：要是突然帕维尔想把秘密告诉儿子怎么办？ 帕维尔嘲弄她，勒索她的钱财，侮辱她，折磨她，她都忍受了。可现在瓦列里长大了，又添了一层恐惧：这次她是担心孙子孙女儿会是畸形儿，许多疾病是隔代遗传的。儿女生下来可能健康没毛病，可是孙子孙女儿得为祖父祖母的罪过受到惩罚。 当瓦列里生活中出现了埃利娅-巴尔托什时，韦罗尼卡惊恐地想到，要是帕维尔得知儿子将娶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为妻，他就会不满足于她千方百计从家庭开支中挤出来给他的那点儿可怜的施舍。但是，她却毫无办法：她总不能搬到帕维尔家去住，拉住他的手，监视他走的每一步吧。走在路上，她总是警觉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眼睛浮肿的家伙，担心斯米季延科会偷偷地走近瓦列里。一天，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马拉特-拉特舍夫来找她。马拉特因为埃利娅十分苦恼。韦罗尼卡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她指望他俩能够阻止这桩婚事，但他们一无所获。于是，登记那天，她请求马拉特用车把她送到婚姻登记处，因为她担心帕维尔会来。他这个人一点儿良心也没有，很可能到婚姻登记处来，那可要出大丑了…… 听完母亲一席话，瓦列里终于明白，他永远也别想回去找埃利娅了。跟儿子谈话的那天夜里，韦罗尼卡就开始感觉不舒服。瓦列里叫了急救车，但医生还没来到，老太太就中风瘫痪了。现在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新娘没了，还要照管瘫痪了的母亲，真不知道以后还会怎样。昨天早晨他还和埃利娅一起躺在银色松林的沙滩上，那时他觉得生活即使不十分美好，也是完全可以心满意足的。过了仅仅一天，现在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了。他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生病、打针、给病人倒便盆、防止褥疮的世界里……顷刻之间一切都完了。 处理未婚夫妻和已登记成为夫妇的名单花掉的时间远比娜斯佳预料的要多。 安东-舍夫佐夫自告奋勇来帮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些帮工活儿。娜斯佳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打印出来的名单是一卷一卷的，工作起来十分困难，纸老是卷起来，从手里滑脱。他们把纸卷剪成相当于从娜斯佳的那间屋子的房门到窗户的距离那么长，把它们铺开摊在地板上，两头用几本沉重的百科全书压住。 “我们来寻找一个超过40岁、递交了结婚申请却没结成婚的女人。”娜斯佳解释说，“电脑给我输出人名。你呢，在名单里找这个人的资料。任务清楚了吗？” 安东点点头，在一个观看纸条最方便的地方跪了下来。 “开始。季坚科和马茨科娃。” 过了两分钟，安东在名单里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马茨科娃，1973年生。” “不是。伊万诺夫和科鲁格利科娃。” “科鲁格利科娃也是个年轻的。1970年生。” “乌格列赫利则和谢罗巴巴。” “谢罗巴巴，加琳娜-米哈伊洛夫娜，1953年生。” “好极了！现在看一看，她是不是结婚了？” 安东看着那一张张打印出来的长长的名单，找了很久。 “有了。她一年之后嫁给了一个叫达维多夫的。” “这个格鲁吉亚人没咬住钩。”娜斯佳沉思着评论说，“往下。阿里斯托夫和卢基切娃……” 奇斯佳科夫到茹科夫斯基市1去了。他得跟他那个准备学位答辩的研究生见面，所以娜斯佳直到饿得胃里隐隐作痛才想起要吃午饭。他们找到了三位年过四十，由于某种原因没举行婚礼的女子。 1莫斯科州的一个城市，在莫斯科东南——译者注 “现在吃点儿饭，然后咱们去找这几位妇女。”她这样决定。 这一次他们运气不好。三位妇女中他们只“活捉住”一位。另外两位不在莫斯科。一个在国外一个什么地方休假，另一位出差了。他们“抓住”的那位没举行婚礼的女子愉快地微笑着告诉他们，有人请她帮助一位好人，跟他订婚，这样那个人便可以从机关里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可是，就在递交申请和登记之间这段时间里，未婚夫工作的那个单位更换了领导，他一下子被提到一个很高的职位，而且无条件提供了住房，已无必要搞假婚了。 晚上7点左右，安东用车把娜斯佳送了回家。 “我们继续干吗？”她开车门准备下去时，他问。 “要是您不累的话。不过我真不好意思剥削您了。” “娜斯佳，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他一边锁车门，一边责怪地说。 回到家里，她又坐到电脑前，舍夫佐夫坐到地板上打印出来的名单中间。 “日丹诺夫和科霍姆斯卡娅。” “1968年生。” “罗日诺夫和奥格涅娃。” “1970年生。” “马拉霍夫和尼基京娜。” “1955年生。” “看看登记。” “是的，有。她嫁给了格里亚多维。” “斯洛博金和库津娜。” “1975年生。” 到晚上10点钟，他俩看字母和数字看得眼都花了。 “得了，安东，回家去吧。我可把您累坏了。” “咱们改称‘你’，怎么样？”他像土耳其人似地坐在地板上说道，“苦役般的劳动能使人们关系更密切。” “好吧，”她表示同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反正是我把你累坏了。” “我走后你就躺下睡觉吗？” “当然不，我还要继续找。” “那我也留下来。” “可是太晚了……” “娜斯佳，什么太晚？太晚，那是说姑娘得一个人在漆黑的街上走回家。可我是男人，而且开着汽车。等你自己也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再走。” “那你就得永远在这儿住下了，”她笑了笑，“我只有死掉的时候才会精疲力竭。好吧，那就再晚一点儿。斯塔赫耶夫和波利扬斯卡娅。” “1963年。” “西波夫和捷里亚特尼科娃……” 拉里莎觉得，她的膀胱马上就要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炸裂开来。她已无法再忍受了。 “我得上厕所。”她痛苦地说。 他一声不响走出房间，取来一只便器。 “当着你的面我不行……领我去卫生间。” 她两眼涌出泪水。难道还得忍受这种屈辱？ “要么就这样尿，要么就别尿，”折磨她的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把便器塞到她屁股下面，“真找了个好时候难为情。” 她一只手仍被手铐铐在暖气片上，另一只手被捆在身上，简直动弹不得。 “我得脱下裤衩……我不能就这样……” 他弯下腰，猛地一下撕下了她那条透明的小裤衩。 “来吧，我扭过脸去。” 拉里莎闭上两眼，她真想一死了事。他平静地、毫无嫌恶的样子从她身下取走便器。 我的天哪，她这是碰上了什么倒霉事呀！她想起了谢尔盖两个朋友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们一定会知道谢尔盖在哪儿。起初，她想把这事告诉那个折磨她的人，可是突然想到，那样的话不仅仅是她，连谢尔盖也会落到这个疯子手里。他是疯了，这很明显。他会杀死谢尔盖的，而在杀死之前，他会严刑拷打他。不，她要努力阻止他这样做。她要尽可能坚持住，她要想办法挽救谢尔盖不受这个可怕的躁狂家伙的伤害。 “怎么，想起什么人来了吗？” “还没有。” 取走便器后，他就没打算再给她穿上裤衩。所以现在拉里莎便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她发现，折磨她的那个人时不时地看看她那双裸露的大腿和长满金黄色细毛的阴部。也许用这个能使他变得温和些？她不惜搭上自己的身体，只要能够稍微减轻一点她遭遇的苦难。不过主要的是为了救谢尔盖。 她顾不得浑身疼痛，用力把两条腿稍稍分开，使自己看起来更有诱惑力。那个男人看她的次数多了起来，眼睛盯在她身上的时间也更长了。拉里莎又变换了个姿势，忍不住痛得呻吟一声——屁股上和两条大腿上被踢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 “你干吗转来转去？”他不满地问道，“想起什么了吗？” “还没有。” “两条腿为什么分开？想性交吗？” “跟像你这样的男人？那当然。”她竭力想诱人地笑一笑，可结果却是一个佯笑、苦笑。“你与众不同，这么强壮，这么叫人想入非非。随便哪个女孩儿跟你都会感到幸福……” “真的？” 他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不撒谎？” “真的。” “现在咱们就来检验一下。” 他朝她嘲笑地看着，解开了裤子。 “怎么样？没改变主意吗？这么说你将有幸和我性交？咱们来瞧瞧。” 他一本正经地脱下长裤和游泳裤，用力一击把她两条腿分开，在两腿之间跪了下来。 “我最后一次问你。以后可别说是我强xx了你。” 拉里莎感到恐惧，但她勇敢地咧开嘴笑了笑。 “瞧你说的，是我自己要求的。” “既然这样，那好吧。” 他突然弯下身，用手掌捂住了她的嘴…… 他站起身来，穿好衣裤，坐到那张圈椅上。他把圈椅转了一下，让他和他的牺牲品面对着面。 “你身上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他仿佛思索着说，“你身体构造跟所有女人一样。你也像所有女人一样，认为你两条大腿之间有个无价之宝，可以买到一切。不知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这么想，是谁给你们灌输了这种糊涂想法？” 拉里莎几乎绝望了。一切都完全不像她期望的那样，结果反倒更糟。他甚至没强xx她，只不过是占有了她，像是占有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而且她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的确是她自己要他做的。他并没有强迫她。 “你那个谢尔盖大概对你说过，床上功夫没人比得过你，你就相信了。” “没有，他没这样说过。” 拉里莎想，好吧，性引诱不成，咱们就试试跟你唠唠，让你散散心。随便怎样，只要别打我。昨天，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因为疼痛和害怕，她完全张惶失措了，可是今天她已经能集中思想了。她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每逢发生点什么意外，她便马上张惶失措，脑子就不灵了。过一段时间她便能平静下来思考问题，虽然常常为时过晚，已经做了一大堆蠢事。 “那么，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折磨她的人感兴趣地问道。 “他说，他对我依依不舍。他跟我在一起感到很温暖，感到很放心。我俩很早就认识。” “你说说。”他要求道。 这也会使他感兴趣？拉里莎很惊奇。但她还是讲起她跟谢尔盖-阿尔秋欣那久远而又令人不快的故事来。讲这些倒未必能得到这个躁狂家伙的怜悯，但是也许能够稍微分分他的神…… 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同一幢楼里，上同一所学校，只是谢尔盖比她大五岁。她13岁那年，跟八个小伙子到一个地下室去“听音乐”，被那八个小伙子给强xx了。那天傍晚，谢尔盖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小公园里找到号啕大哭、衣衫破烂的拉里莎。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咱们去民警局报案，”听完拉里莎讲的事后，他毅然说道，“会找到他们的。” “不，决不！”她摇了摇头，又大哭起来，“是我自己不好，这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地下室的事。” “既然有人提醒过，你干吗还去呢？” “我以为，我不会出这种事儿的。” 她用鼻子大声吸了一下气。 “那好吧，别难过，”谢尔盖像监护人似地拍了拍她的肩说，“这个地方是受不到任何保护的。用不着哭，谁知道你一生中还会有几个男人？数都数不清的。” “你说什么！出了这种事，还有哪个小伙子愿意碰我……” “你这个小傻瓜！”阿尔秋欣哈哈大笑，“谁会知道！你身上又没写着。” “反正一样。我现在是个脏女人……哎，谢尔盖，我以后还怎么活呢！” 她把脸埋在他那宽阔的胸前，又号啕大哭起来。 “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放心吧。过一个星期，你就会忘记这些家伙的。除了咱俩，谁也不知道你的不幸。再说，也不会知道。” 他领她回到他家，给她拿来了针线，让她把衣服上明显的破洞缝好。倒用不着太费事，因为拉里莎父母疗养去了，她和曾祖母留在家里，曾祖母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 这一夜之后，拉里莎觉得，她爱上了这个18岁的谢尔盖-阿尔秋欣。她心中怀着炽烈的感情，精心保护着他，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看他一眼。谢尔盖的目光也越来越炽热，让人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夏天过去了。11月里，阿尔秋欣要去部队服役。那件事以后，他们有时在街上或院子里相遇，拉里莎怕羞却又很温柔地朝他微笑，他诡秘地向她使个眼色。有几次拉里莎看见他和几个姑娘在一起，忌妒像毒刺似的穿透了她那颗小小的心。 两年后他复员回来，拉里莎才明白，她爱他爱得更深了。这两年里她一直在思念他，盼望着他归来。看见她长成大人、变得漂亮了，他一定会爱上她。可是，当她再次见到他时，可真是难受极了，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这两年里，她对他的爱越来越炽烈，现在一见到谢尔盖，她差点儿昏了过去，她爱他爱得要命。 他回来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又在那个小公园里遇见了她。她坐在两年多以前坐的那条长凳上。仿佛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坐在这儿等待他似的。 “过得怎么样？”他在她身旁坐下，快活地问道。 “我爱你，”她控制不住自己，一口气说了出来，一双深不可测的大眼睛直盯着他。 “哈，瞧你！” 他掏出香烟，点着吸了起来。 “你多大？16吧？” “现在还是15。” “已经恋爱了？”他面带嘲弄地微微一笑。 “不是已经，而是爱了整整两年了！” 这两年里她受尽了煎熬，已经不感觉不好意思了。已经无所谓了。 谢尔盖冷笑一声，野心勃勃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她那圆圆的已完全是女人的身段。她毕竟不是少女了…… “好吧，要是你爱我，咱们就走。” 他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领她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到外地去了，把住房钥匙留给了他。 从那天起，拉里莎-萨梅金娜仿佛成了谢尔盖-阿尔秋欣的一条狗，对他忠心耿耿。他却根本没把这个九年级的女学生当回事儿，当着她的面跟别的女孩子调情，领女孩子回家，带她们去彼得堡看“白夜”，去海边，还去什么地方喝伏特加。她痛苦极了，吃不下，睡不着，根本没有心思学习。谢尔盖一召唤；她立刻飞快地跑到他身边，容光焕发，感觉幸福极了。她已经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了。 也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深情依然如故。谢尔盖虽然还跟别的女人鬼混，但已不那么明目张胆了。拉里莎长成大人了，所以他怜悯她。只是怜悯而已，因为他在她面前从不感到羞愧。要不他怎么会老实告诉她说他强xx了一个少女呢？而且不光是告诉，还要她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 ……折磨拉里莎的那个人细心地听她讲述，一次也没打断她的话，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所以，一瞬间她竟然认为，他有点儿同情她了。她想，或许他也有过不幸的爱情，因此变得疯狂了。要是跟他好好地谈，也许他会变得善良些、温和些，不再打她了。 “你爱这么个败类不觉得恶心吗？” 拉里莎没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折磨她的人会认为谢尔盖是个败类？难道她说过他什么坏话吗？难道她抱怨过他吗？ “他不是败类，”她反驳说，“他非常好。” “好什么，是他奸污了你。那时你才15岁，这可是刑事犯罪。你怎么，不明白？” “可是我爱他，”拉里莎急忙为自己的情人辩护，“是我自己愿意的，他没有强xx我。不许这么说他。” “你爱他，”他轻蔑地撇了撇嘴，“你那谢尔盖一点儿也瞧不起你，可你却说什么‘我爱他’。他才瞧不起你的爱和你的那些感受呢。瞧，他急着找女人，就去强xx了他遇见的一个姑娘，尽管你成天着急地等着他。再说，你自己也一点儿不比他强。他强xx了那个姑娘，把她打得要死，可你却包庇他，欺骗侦查人员。你跟她一样是个女人，难道你就不同情她？假如你是她，会怎么样。” “我也有过跟她一样的遭遇，”拉里莎轻声说，“我说过的。” “哎，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是因为愚蠢而受害，是你自己的过失。可她有什么过错？她的过错就是碰上了你的男朋友？你别拿自己跟她相比，你这条淫荡的母狗。你也是像你的那个野汉子那样的下贱货。他侮辱你，嘲弄你，可你却逆来顺受，这说明你哪一点儿也不比他强。恶有恶报，活该。” “我爱他，”她声音轻得刚能听见，“我已不能自拔。我曾试着离开他，但我做不到。他使我着魔。” 她仍然想用她的坦率和真诚呼唤起他身上哪怕一点点儿人性。但是，折磨她的那个人越来越被激怒，两眼闪着凶光，双唇发白。拉里莎明白，她失算了，事情完全不像她想的那样。 “怎么能爱他那个臭山羊！”他几乎喊着说，“人家都是用头脑去爱，可你，你是怎么爱的？你完全是用另一个地方去爱的。你想救他吗？你骗我说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该求谁。你在撒谎，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他跳起身来，又给她嘴里塞了一块破布，用橡皮膏贴住。拉里莎闭上了眼睛。他马上又要打她了。天哪，这可怎么忍受…… “你想用女色收买我？你以为我心软了？你一无所获，你这条母狗。”他一边说着，一边有节奏地踢她，虽说用力不大，却踢得她生疼。 她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嘟咕嘟声，两眼又淌出了泪水。她被捆绑着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一筹莫展，只盼着一件事：死。 娜斯佳和安东已检查了一多半，主要是一些年龄在23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妇女。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他们一一找到住址，询问为什么没有举行婚礼。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为车祸，新郎住进了医院长期治疗；有的因为失节、背叛、愚蠢的口角；有的因为父母干涉；有的因为利欲熏心，等等。但这些妇女中没有一个稍稍有点儿像安东-舍夫佐夫在婚姻登记处拍下照片的那个女人，其次，没有一个女人给人以精神不正常的印象。 他们回到娜斯佳家里，又继续检查起名单来。 “亚采连科和杜比宁娜。” “杜比宁娜，1974年生。” “纳罗兹尼科夫和奥斯特里科娃。” “也是年轻的，1972年。” “利万采夫和阿列科。” “阿列科？” 安东从铺在地上的名单上抬起头来。 “娜斯佳，你还是把病毒输进了电脑。” “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头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已登记结婚的人名单中见过这两个名字。这个姓很少见，我好几次在这个姓上碰到困难。” “也许她嫁给了另一个人。请你检查一下。” 安东跪在地上顺着长长的纸条爬着，仔细地查看那些小小的字母。 “我记得很清楚，见过利万采夫和阿列科的名字。他们跑到哪儿去了？有过的呀……啊，在这儿。一点儿不错，利万采夫和阿列科。1993年4月登记结婚。” “见鬼，难道真的是病毒？” 娜斯佳可真灰心了。要是数据库和程序真的遭到破坏，电脑输出的姓名完全不对，那么一切就都得从头另做。更糟糕的是，得用手工操作。靠眼看嘴念来对照两个名单。那得干上一年。 突然，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根据程序，电脑应该给她输出那些未出现两次的姓名，也就是说，不是两个数据库里都有的新婚夫妇的姓名。他们的根据是，如果新郎新娘递交了申请书，可是没有登记结婚，那他们的姓名就可以出现。可是，也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没递交申请，却登记结婚了。当然，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有了贿赂，什么事儿办不成？这毕竟不是常有的事。一定得检查一下。也许电脑里什么病毒也没有，可以安心地继续工作。 “安东，赶快在递交申请书的名单里找一找这对新人。如果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那么一切正常，电脑没感染病毒。” 舍夫佐夫又在地上顺著名单爬了起来。 “有，”他惊奇地抬起头来说道，“利万采夫和阿列科，在1992年10月递交的申请。” “这么说，还是有病毒。”娜斯佳沉重地叹了口气，“这么多工作全白费了。真叫人懊丧！好吧，咱们到厨房去，休息一下，然后一切再重新开始，用手工操作。我没能让计算机操作规程适应侦破犯罪。” 她给安东沏了一壶新茶，自己倒了一杯速溶咖啡。情绪被破坏了，难过得真想大哭一场。 “顺便问一句，他俩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舍夫佐夫咬了一口娜斯佳做的夹肉面包片，思考着问道。 “你说什么？”她没听明白。 “他们10月里递交的申请书，却是4月里登记的。半年。拖这么长的时间的情况可很少见，最多的不过三个月。” “你大概弄混了，”娜斯佳疲倦地摆了摆手说，“眼睛累了，注意力分散了，看错了行。” “不，”安东显得很着急，“我根本不累。绝不会弄混。” “再倒几点茶吗？” “不！你怎么，不相信我？” “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娜斯佳对他的急躁感到奇怪，“几月结婚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姓。” “不，我不愿意你认为我弄错了。走，咱们去检查一下。” “你坐着嘛，咱们来得及检查的。” “不，现在就去，”他犟起来，“我想亲自证实，我没错。” 娜斯佳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慢慢地朝房间走去。安东像个孩子似的想恢复自己在娜斯佳心目中的形象并证明他也像娜斯佳一样是个不知疲倦的人的愿望使她感觉很可笑。 “瞧这儿，利万采夫和阿列科，这里是1992年，而这里却是1993年。瞧，我一点儿也没错。” “你干吗老围着这个日期转？”娜斯佳心不在焉地回答他说。此刻她只在考虑，该怎么修理电脑，明天廖沙从茹科夫斯基市回来知道了这事儿会说些什么……“说不定，他们请求改期了，什么原因都有可能。给他们安排在一月里，可也许他俩中的一个生了病，也许亲人中有什么人去世了，也许赶上了长时间出差。但重要的是，他们终究结了婚。” “娜斯佳，”安东喊了一声，他的声音有点儿奇怪，“娜斯佳，这不是那个阿列科。” “不是那个，是哪个？” 他仍然跪在地上，头低垂在名单上。 “真是胡闹，”他嘟哝说，“康斯坦丁-利万采夫1992年10月递交了跟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结婚的登记申请书，可是过了半年，1993年4月，跟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科登记结了婚。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娜斯佳跳起身来，跪到他身旁。 “我明白了，他不知什么原因没跟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结婚。可是他递交过跟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结婚的申请书吗？” 两个人趴在地上看起名单来，很快找到了他们1993年1月递交申请书的记录。 娜斯佳直起身子，用手指揉搓着酸痛的脊背。 “真是一场有趣的电影，”她喃喃地说，“一位34岁的利万采夫公民，准备娶当时已48岁的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为妻。婚礼订在12月或1月里举行。但不知为什么没办成。这位急性子的利万采夫公民于1月里递交了申请书，4月里跟25岁的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科结了婚。这会不会是那个被抛弃了的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女儿？如果是的话，那……” 她急忙抓起电话，拨了科罗特科夫的号码。他不在，但找到了谢卢亚诺夫。 “尼古拉，赶快给我找到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阿列科和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阿列克的住址。” “干什么？” “以后告诉你，快查询地址，我马上穿衣服。” “怎么，你没穿衣服吗？”谢卢亚诺夫照例开玩笑说，“你一丝不挂站着，把电话紧贴在你那裸露的漂亮的胸前？” “我打死你。”娜斯佳扔下了话筒。 第十三章 他们在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家里没找到她。她一人独居，没有人给他们开门。邻居们也说不出她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是两年前搬到这座房子里来的，跟这里的住户没有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没人知道她在哪儿工作，是干什么的。 然而，他们却在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跟丈夫康斯坦丁-利万采夫因为家务而口角正热闹的时候找到了他们。夫妻俩毫不掩饰他们对民警局来他们家找他们的不满，当他们得知为什么来找他们时，才无话可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翻旧账。”伊琳娜是一个很任性又很自信的漂亮姑娘，“这里会有什么犯罪行为？” “纯属家事，”丈夫随声附和说，“你们无权干预。请你们解释清楚了再谈。”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寻找一位妇女，她能够作为一起严重犯罪的见证人。我们有她的照片，也登过寻人启事，但没人回应。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人曾打算出嫁，但未嫁成。我们去找过你母亲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她家里没人，所以我们决定找你们问一问，她是否曾打算结婚，为什么婚礼没办成？” “为什么你们认定那女人就是我母亲呢？” “我们没这样认定，只是在寻找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女人，看看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位妇女。” “请您把照片给我看看。”伊琳娜要求说，“是呀，是她，”年轻女子还给挪斯佳照片时不知所措地说，“这是张什么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婚姻登记处发生凶杀案时拍的。”娜斯佳解释说，“我很想知道，您母亲在那儿干什么来着。莫非是她的一个什么熟人结婚，她作为客人受到邀请？” 娜斯佳明知不是这么回事。所有结婚的新婚夫妇都一个个询问过，没有人认得这个妇女。 “有可能。”伊琳娜耸耸肩说。 “难道您对母亲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不常见面……” 娜斯佳好不容易从不愿吐露真情的伊琳娜和她丈夫口中询问出来的那段经历，简直糊涂得无耻，残酷得惊人。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跟一位各方面都很值得尊敬的规规矩矩的人一起度过了多年十分圆满的夫妻生活，但是他很久以前得了重病。对于斯维特兰娜来说，他是一个十分好的丈夫，是伊琳娜的慈父。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好情侣。斯韦特兰娜从35岁起就与夫妻房事无缘。突然，她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康斯坦丁，他比她小14岁。于是她又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招人喜欢的迷人女人。这时伊琳娜已长大成人，斯韦特兰娜完全可以离婚。但生病的丈夫这么多年与她相伴，如此爱她，对她忠贞不贰…… 她非常痛苦，很想跟康斯坦丁一起生活，但又怕抛下丈夫。伊琳娜毫不掩饰对母亲钟情于康斯坦丁的鄙视，因为她和利万采夫之间年龄差别太大了。 “他不该追你，追我才合适！”她傲慢地说，“你该感到害羞！” 她说到做到，开始对母亲的情人大送秋波，公然趾高气扬地捕捉他回报的微笑和那意味深长的眼神。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丈夫结束了她的痛苦。他不能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一天，他收拾起东西，搬到不久前丧偶鳏居的弟弟家去住了。 很快办了离婚，于是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开始准备和利万采夫结婚。 “妈妈，别丢人现眼啦。”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买结婚礼服时，伊琳娜刻薄地对她说。当然，这件礼服不像年轻新娘穿的那样，没有长长蓬松的裙摆，不带花褶边，但也十分名贵华丽。“你这把年纪怎么能穿白色婚纱？” “你怎么这么残酷无情？”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哭着说，“你这一点像谁？” “不是我残酷无情，”伊琳娜冷冷地回答，“我跟你不同，我头脑很清醒。你被那个色鬼弄得神魂颠倒了。” “不许你叫他色鬼！”母亲勃然大怒。 “可是你瞧瞧，他看着我垂涎三尺的样子，”女儿沉着地反驳母亲说，“与色鬼没什么两样。” 举行婚礼那天，伊琳娜说，要陪新郎新娘去婚姻登记处。斯韦特兰娜很高兴，认为这是女儿寻求和解的表示。从家里出发前15分钟才发现，伊琳娜穿着一件豪华漂亮的白色连衣裙。 “伊琳娜，求求你啦，”母亲恳求道，“穿件别的什么衣裳吧。白色连衣裙是新娘穿的。” “你才该穿件别的什么衣裳，”伊琳娜毫不退让地回答，“你看看你自己，48岁了还打扮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真是天大的笑话！只要你换件衣裳，我就换掉这件连衣裙。” “可是，伊琳娜……”斯韦特兰娜不知所措了。 “我说了：要么咱俩都换，要么两个人都穿白色衣服。” “天哪，你怎么这么无耻！”母亲哭了起来。 “因为嘛，你是一个老淫妇。”伊琳娜嘲笑地回答。 最后，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去了婚姻登记处。说老实话，伊琳娜看起来才像个真正的新娘。当他们走进大厅时，伊琳娜往大镜子里看了看，她在美男子利万采夫身旁，看起来很般配。母亲呢，又老又可怜，蹒跚地跟在后面。她俩眼睛在镜子里相遇，伊琳娜傲慢地朝母亲笑了笑。 过了几分钟，斯韦特兰娜走进女更衣室去整理发式、化妆。在男女共用的吸烟室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狂热亲吻的一对。起初，她没认出这对亲吻的男女是谁，可仔细一看，一下子惊呆了，紧接着转身跑出了婚姻登记处。 第二天她找到经纪人，请求尽快把他们那三间大住宅调换成两套，最好是在城市两头，相距越远越好。调房搬家之前，她住到一个女友那儿，不搭理女儿，也不过问她。伊琳娜嫁给利万采夫的事当然有人通知了她。她默默地听完，一句话没说就放下了听筒。这段时间里，她一次也没给女儿打过电话。 “伊琳娜，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感觉到斯韦特兰娜有点儿不健康！”娜斯佳小心地问道。 “不健康？”伊琳娜扑味一笑，“她壮得像头牛。” “我指的是精神。” “啊，这个吗……是的，她能抛弃爸爸，打算嫁给康斯坦丁，精神是不怎么正常。精神健全的女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根据这两年来她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来看，她也真是在这件事上认死理了。” “您怎么想，斯韦特兰娜现在可能在哪儿？” “大概在什么地方散步吧，现在已是晚上快10点了。她总喜欢长时间散步，特别是晚上太阳落山，天开始变黑的时候。父亲因为她喜欢这样散步，不知添了多少白发。她常常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回来时已是午夜1点钟了。我跟父亲一直朝窗外观望，一听到一点轻轻的沙沙声就出去迎接她。可她只管自己散步，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是有点儿不正常。” 他们离去时，娜斯佳已站在楼梯间平台上，突然转过身去问伊琳娜： “伊琳娜，您是否有时也会感到羞耻？” 娜斯佳蔑视地回头看了伊琳娜一眼，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驱车穿过城市，又来到老阿列科住的那座房子前。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仍然不在家，于是他们决定等她回来。 天已经黑了。他们坐在汽车里，灯也不亮，怕错过走近房子的那个女人。她的照片就放在眼前的汽车仪表盘上。他们低声交谈着。 “真是件可怕的事，怎么会有像伊琳娜这样的人？”娜斯佳叹气说。 “你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个性特强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培养、教育出来的。斯韦特兰娜做出了什么教育，就出什么样的结果。大概童年娇生惯养，纵容她任性，容忍她对成年人放肆、蛮横无礼，后果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真想吃点什么，也想喝点儿。” “你坐一会儿，我到拐角跑一趟。我看见那儿有个咖啡馆。马上弄点儿什么来。” “谢谢你。” “先别谢。” 安东从咖啡馆买了些硬纸盘装的热汉堡包和一大瓶两公斤装的“雪碧”。汉堡包挺不好吃，胡椒放得太多了。但是娜斯佳没留意。她的思绪还在围绕着斯韦特兰娜转，这个女人受到的竟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情人的侮辱与伤害。 “你怎么想，她会发疯，开始仇恨所有的新娘吗？”安东问道。 “当然会。先给他们写信。然后是杀害她们。而且就在那个地方，在她看见自己的新郎和女儿的那个女更衣室里。我好像没对你讲过，有人也在发生第二起凶杀案的那个婚姻登记处见过她。” “可她从哪儿弄到武器的呢？” “这算什么问题。现在别说手枪啦，就是手榴弹也能买到，只要有钱。” “听我说，咱们是不是漏掉了她？已经半夜12点多了。” “你没听见伊琳娜说过，她喜欢散步到很晚。” “咱们还是去查看一下，万一她来了呢？” “可咱们一直坐在这儿，她走过咱们面前不可能不被发现。大概还在散步吧。” “要是她到邻居家去作客，现在已经回家了呢？下一层楼，咱们在这儿看不见。” “也对，”娜斯佳同意说，“走。” 他们又乘电梯上到阿列克住的第五层，持续地按了一会儿门铃，没人回应。于是他们沿楼梯下了半层，坐在窗台上，吸起烟来。 “也许她不在家倒好，”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未经主人同意23点后闯入住宅，可能碰到不愉快的事。我不敢保证她会张开双臂迎接你我。在路上或者楼梯上相遇则是另一码事。我们完全可以走到她跟前，自我介绍一下，提几个问题。或者不作自我介绍，扯个谎，这样不会违反法律。” “你不害怕吗？她有手枪呀。再说，看样子，她肯定是个疯子。” “当然害怕。可要是怕出事，就一桩案子也破不了。你我得尽力做得仔细、小心，别激她侵犯我们。别说废话。我们现在还只是把她作为一个见证人，仅此而已。再说，别忘了你们洗印室失窃的事。未必会是她干的。她很可能还有一个同谋。而且武器很可能就藏在他那儿。因此她本人对我们不构成威胁，只要我们一举一动都不出差错。” 楼上一户人家的大门砰地响了一声，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轻微的抓挠声：有人牵着狗下楼来。过了几秒钟，在五楼的楼梯平台上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里牵着一条黑色的大猎犬。 突然，那狗停下脚步，在阿列科家门前蹲下，吼叫起来。 “弗雷德，咱们走，别装傻。”主人伸手抓住狗的颈圈，“早晨就在这儿叫个不停，够了。” 娜斯佳像被烫着似地跳了起来，朝楼上奔去。 “您是说，今天早晨狗走过这个门前也这样叫过？” “是啊。好不容易才把它拉开了，老是叫，毛都竖起来了……您看，它又故技重演。走哇，弗雷德，走哇。不早了。” 弗雷德的样子简直可怕。毛全竖了起来，龇牙咧嘴，浑身抖个不停。 “像是冲着死人叫，我的天哪。”主人想把这只大猎犬从地上拉起来，牵下楼去，但未成功。 “看样子像是冲死人叫。”娜斯佳嘟哝说。 她从包里取出工作证，给那男人看了看。 “我们可以到您家里打个电话吗？得叫民警来。看样子斯韦特兰娜像是发生了不幸。”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拉里莎浑身哆嗦了一下。折磨他的人回来了。好在他每天上午去上班，只有傍晚、夜里和早晨折磨她。她已学会趁他不在家的功夫打个盹儿。身子因为老是一个姿势躺着，已肿了起来，麻木了，只是那些被打痛了的地方才有感觉。她在这儿多久了？两天？三天？好像是三天。 他走进屋子，脸色像往常一样苍白，两眼射出凶光。 “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吗？你可得注意，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现在我只不过是一般的打你，再坚持我可就要用刑拷打了。” 他走到她身旁，从身下抽出便器。这只便器是早上他要整天离开时放的。拉里莎想：“人的知觉变化真快。第一次用这个便器我羞得要死。过了才两天，我已毫不在意了，光着身子尿在身下，好像就该这样似的。” 折磨她的人回到她身旁，揭下贴在她脸上的橡皮膏。这橡皮膏是他上班前贴堵嘴的破布用的。他不想让拉里莎喊叫、呼救。他在家的时候，她不会喊叫，不会呼救，不然的话他马上就会揍她。不过，他揍她的时候，也要给她堵上嘴。 “怎么样？你打不打电话？”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该给谁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好吧，明白了。” 他若有所思地从头到脚打量着她，仿佛是头一次见到她似的。 “这么说，你不知道。好吧，我想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他取出打火机，把火苗送到她袒露的胸前，一直凑近乳头。拉里莎吓得两眼睁得老大。她估计他现在不会马上烧痛她，因为他害怕她会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如果遭受毒打，她会忍不住尖叫的。所以，现在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她。 “我该用什么发誓呢？”她竭力表现得令人信服一些，“我可想不出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你能，”他冷笑说，“你什么都能。现在我就证明给你看。”他又往她嘴里塞了破布，把火凑到她胸前。疼痛难忍，拉里莎真想昏死过去，那样倒可以感觉不到疼痛。在此之前他赏赐给她的那些殴打，此刻在她看来简直是无可厚非的抚爱。她这个小傻瓜，刚才还以为不会更疼痛了，她能忍受住。可那仅仅是开始。这样的折磨她可不能忍受。 他拿开了打火机，询问似地看了看她。拉里莎点了点头。 “这才是聪明人，”他高兴地说，“刚才还说不能。现在就打电话。” 他又从她嘴里抽出塞着的破布，给她拿了点儿水来。她就着他手里端的玻璃杯贪婪地喝着，呛得喘不过气来。她感觉自己就像残酷的主人喂养的一条狗似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她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我来告诉你。你说，事关五万美元，所以不能让民警知道。阿尔秋欣应该到这儿来。只有这样，那笔保释金才能保全。明白了吗？要是他一个人去民警局，被人家查出他曾出逃过，所有的钱就马上完蛋了。那时候就只能由你们俩去还账了。” “如果他跟你一块儿去，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钱就丢不了啦？” “因为只有我知道，该怎么办钱才丢不了。说电话号码，我来拨。” 拉里莎告诉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谢尔盖就是乘他的汽车离开莫斯科的。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死了大约两昼夜。朝嘴里开了一枪，颅骨打得粉碎。一支7.62毫米的“tt”手枪扔在一旁。民警局工作人员在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无法再忍受，原谅我。”娜斯佳看见，是跟新娘们收到的恐吓信上一样的印刷体字母。 “典型的自杀。”侦技专家奥列格-祖博夫皱着眉头嘟哝了一句，他正同值班员一起检查案发现场。 从侦查小组抵达时算起，过了三个多小时。已经是深夜了，马上就要天明，对那些不睡觉的人来说，这时是最难熬的时刻。黎明前显得更黑暗。已是丑时1时分。 1丑时，夜里一点至三点——译者注 她默不作声地坐在房子一角观察着。阿列科身穿黑色丝绸连衣裙，躺在长沙发上。从她躺的姿势判断，开枪那一刻她靠着沙发背坐着。长沙发的浅色布面上满是污血，连衣裙上也有很多血渍，不过在黑色的料子上不明显。现在在查看尸体。娜斯佳看见这个50岁的女人身上穿着极精致的名贵内衣，好像是全新的。甚至不用手触摸头发就可以知道，她的头发死前不久刚洗得干干净净，仔细做过发型。两只手上指甲都修整过，指甲油未磨损、未脱落，好像也是死前不久涂的。这女人在决定离开人世前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在阴曹地府仍然是个女人。 娜斯佳环顾四周，看见屋里一切井然有序，干干净净，要不是自杀后过了这么多时间，家具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尘，定会光洁得闪闪发亮。侦查人员打开了一本放在桌上的皮面信笺夹，娜斯佳看到了那熟悉的白色信封。跟那些寄恐吓信的信封一模一样。 谢卢亚诺夫一厘米一厘米地查看家具的后背，手指灵巧地一件件翻检衣服、餐具。 “萨沙，”他喊侦查员，“到这儿来。我找到了。” 侦查员和侦技专家祖博夫走到他跟前，小心翼翼地从一摞毛巾下面取出一个包在一块布里面的消音器和一盒子弹。这令两个在现场的见证人、那位牵着猎犬弗雷德去散步的男子和他妻子感到不胜惊讶。 “真难以想象，”女人小声说道，“她那么温和，不声不响，独来独往。我总觉得她有点儿失魂落魄。果然出事了……” 科罗特科夫从厨房里走出来，两眼红肿，人也消瘦了。 “娜斯佳，到这儿来。帮帮我。” 娜斯佳踮着脚，努力不踩着放在地上的仪器、工具和试剂，走进厨房。 “找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得清理一下垃圾桶。” 他们从水池下面拖出一只装有半桶东西的红色塑料桶，在地上铺了一块聚乙烯薄膜，把桶里装的东西倒在了上面。 “哎，你们俩，真能自力更生。”娜斯佳耳朵上方响起了祖博夫那爱唠叨的声音，“拿镊子。这不是在你们家里，不能什么都用手抓，明白吗？” 他们对他这番无礼的话毫不见怪。奥列格的性格早为大家熟知，人们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正好得忙到早晨6点，”科罗特科夫在那堆垃圾前蹲下来说道，“那时很可能地铁就开始运行了。我是乘私人汽车来这儿的，现金全花光了。这里最近的一个地铁站是什么站？”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坐舍夫佐夫的车。他送我来的。” “是吗？他到哪儿去了？怎么我在这儿没见着他？” “你们来之前，我就打发他回家去了，不让他在这儿晃来晃去。已经转不过身来了，都要踩着脚后跟了。再说，我知道萨沙不能容忍出事现场有闲人。” “那你怎么回家呢？挺老远的，又下着雨。” “没事儿，我又不是糖做的，化不了。” 她从垃圾里抽出两只带小圆孔的锃亮的标签，仔细端详起来。 “我猜中了。她身上穿的内衣是新的，刚从商店买的。值很多钱。真难以想象，女儿和情人的事给她精神上造成这么强烈的打击。买了新内衣，修了指甲，做了发型，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后人们能够说：‘多好的女人呀’”。 他们聚精会神地在垃圾堆里翻检着，但是再没找到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既没有撕碎的信件，也没有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字条，更没有能够证明曾有人来斯韦特兰娜家作过客的烟头。 窗外天色已亮，娜斯佳感觉疲倦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觉得仿佛有人给她手臂上腿上都挂上了一普特重的哑铃，这些哑铃她现在要带着，直到累死。 关于阿列科可能有一个同谋的想法使她久久不得平静。是的，刺杀两位年轻新娘的武器藏在她家，可是，撬开洗印室的门，偷走底片这事她就未必能办得到了。娜斯佳不知道为什么对此坚信不移，一分钟也没怀疑过。再说，她得得到有关打算结婚的姑娘和妇女的信息呀。 “尤拉，咱们得审查一下各个婚姻登记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她疲惫地说，“找一个相当年轻、从事体育运动、性格怪僻、个人生活不顺利的女人。斯韦特兰娜应该有一个帮手。她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事。” “这跟体育运动有什么相干？”科罗特科夫感到奇怪，“婚姻登记处的女工作人员可能性格怪僻，个人生活不顺利，这我可以理解，可体育运动从何谈起？她又不是顺落水管爬进洗印室去的。” “她应具有运动员的特性，善于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精确设计每一个动作，遇到需要做出应急反应的情势时，能够按预定计划迅速行动。你设想一下，一个赛跑运动员：起跑前他脑子里应该有一个精确的计划，前几十米怎么跑、中间怎么跑、什么时候开始冲刺。而且这一切只有二三十秒的时间，看台上的人都望着你，电视里有占全世界一半入口的人看着你，还有周围吹口哨、大声喊叫的人群，这几十秒钟能决定许多事情。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才能用偷配的钥匙打开锁，瞅准没人发现的一瞬间在并不熟悉的房间里找到所需的底片，并悄然离去。这样的任务正是需要一个当过运动员的女人来完成。” “好吧，那就找吧。”科罗特科夫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走到前厅，叫住了侦技专家。 “奥列格，冰箱上的痕迹查看过了吗？” “没请示过你。”祖博夫阴沉着脸嘟哝说。 “可以打开吗？” “开吧。要是找到什么，千万别用手摸，叫我来。” 尤拉打开冰箱，开始检查食品架。 “你想在那儿找到什么？”娜斯佳问道。她动也不想动，仿佛粘到凳子上了似的。 “不知道，”科罗特科夫回答说，“只是看看而已。” “好吧，你就说说都看见了什么。” “一盒小灌肠，切尔基佐夫肉联厂出品，未启封。生薰腊肠，切成薄片，盒装。干酪，也切成片，盒装。听我说，我从没见过这种干酪，”他从打开的冰箱门后朝外看了一眼，“有大窟窿。” “达姆塔列尔。”娜斯佳闭着双眼，两手撑着下巴坐在那儿提示说。 “你又没看见……” “我听见了。达姆塔列尔干酪上有大窟窿。往下说。” “一罐沙拉子油，打开过。一瓶番茄沙司，也开过，还剩下三分之一。黄油，新西兰产，银白色包装，半包。还有鸡蛋，一、二、三、四……九个。西红柿，三只。四根黄瓜。一小盘什么沙拉，看样子像是鳕鱼肝……你干吗跳了起来！” 娜斯佳猛地一起身，把凳子咕咚一声碰倒在地上。 “沙拉在哪儿？给我看。” “就在这儿。” 尤拉伸手递过一只不大的水晶玻璃冷拌菜盘儿。盘子里盛着的黄色东西整整齐齐地摆成一小堆，上面装饰着一小圈西红柿和香芹菜的茎叶。 “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儿？”传来了侦查员的声音，“家具为什么倒了？” “对不起，萨沙，是我站起来时不小心碰倒的。”娜斯佳不好意思地说。 侦查员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重回房间去了。娜斯佳走到洁白发亮的灶台前，灶台上除了一只带叫哨的红色水壶外什么也没有。她打开烤箱。白色烤盘上放着四块肉，已经干了，是加干酪和沙拉子油一起烤制的。她慢慢直起了身子。 “尤拉，她不是开枪自杀的。” “你说什么？”科罗特科夫猛地转过身来问道。 “不是自杀，是他杀。” 她刚跨进家门，就听到了电话铃声。打电话的是吓得要死的奇斯佳科夫。 “天哪，娜斯佳，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你怎么没在家里过夜？到哪儿去啦？” “请原谅，廖沙。我没来得及通知你。后来耽搁了，忙得晕头转向……我们找到了婚姻登记处的那个女人，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你记得吗？” “记得。那女人怎么样？” “死了。我们一整夜呆在她住的房子里。” “可怜的人。”廖沙同情地说，“躺下睡觉吧，我很快回来。” 她冲了个淋浴，躺到床上便像死人一样睡熟了。第二天，中午之后过了很久才醒过来。从厨房里传来的声音知道，丈夫回来了。她喝完咖啡，便开始收拾电脑输出名单的长长纸条。这些纸条铺在她房间地板上已经好几天了，再也用不着了。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可惜，太晚了。 廖沙在埋头工作。娜斯佳舒舒服服地坐在窗边圈椅上，拿起婚姻登记处拍的那张斯韦特兰娜的照片来。她仔细观看她那张脸，那双暗淡无光、躲躲闪闪的眼睛，那件雅致的黑色女短衫。不知什么东西使她不安，这张照片上有点什么不对头…… 谢卢亚诺夫打来电话，他一早便到已故的阿列科工作过的一个事务所去搜集情况了。原来，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更换住处的同时，也更换了工作地点。显然，原来工作的地方有太多人知道她和利万采夫的浪漫史。在新的工作地点她没跟任何人接近，只忠于职守，默默完成自己的职责，准时上下班，从不请假，也不迟到。总穿着黑色服装，显得优美雅致却难以接近。谁也不了解她的事。之所以她没去上班也没人找她，是因为现在她正在休假。 原来工作的地方，人们记得她，那儿有她的许多女友，她们很了解她的事。她曾要出嫁，然而在最后一瞬出了什么岔子……婚礼未能举行的第二天，斯韦特兰娜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早晨来上班，递上一份退职申请。但在找到代替她的人选之前，她得再干两个星期。她一句话没说，点点头便走了。过了两小时又回来了，又是一言不发地把一张病假证明放到主任桌上，便出去了。一连两个星期谁也没见过她。后来她来了，冷漠却很干练地把工作移交给新的工作人员，收拾起多年来她工作台中积存起来的各种零星杂物，放进包里，便走了，这一次是一去不复返，甚至没同任何人告别。她的女友曾试过打电话给她，从她原来那所住房的新住户那里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是阿列科谈话很冷淡，并请她们不要再打扰她。女友们生气了，就没再打过电话。 快到傍晚的时候，安东来电话告诉说，在汽车里找到了挪斯佳的打火机。他问道： “你大概一直在找打火机，是吧？” “找到了就好，”她高兴地说，“那是丈夫送的礼物。” “过一小时我就送过来，反正我有事儿要到你们那个地区去……” 娜斯佳头疼得厉害起来，不得不吃了两片止疼片，但疼痛并未停止。 “你该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奇斯佳科夫不容置疑地说，怜悯地望着她那张苍白的脸和黑眼圈，“走，我领你散散步去。” “你工作吧，廖沙，我一个人去。在房子附近的长凳上坐一会儿，等等安东，他要来。昨天我把打火机忘在他车里了。他这就送来。” “你把他当成侍候公主的忠实随从了？”阿列克谢笑了笑，“当心，娜斯佳，举止轻佻招致不快。” “什么不快？” 她低下头去系旅游鞋带。 “就算你没爱上他，他要是爱上你，你怎么办？” “廖沙，他不可能爱上我。对我只能或者爱，或者忍耐。没有第三条路。只有你才会爱我这个又笨又不漂亮的女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别说了，”她不屑一顾地摆摆手，亲切地拥抱了他一下，“除了你，别人都不会。你这种稀有人种，世上不会再有了。好了，我走了。” 她扣好外衣，打开门。 “要是有人给我来电话，告诉他我过一小时准回来。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就在楼下，离接最多不超过十米。” 娜斯佳下了楼，坐在长凳上。在室外新鲜空气里果然感觉好些。头痛减轻了，马上就想吸烟。娜斯佳看看时间，自言自语说：“再忍十分钟看看。”为了不去想香烟，她开始回忆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的事。很想知道，她的担心到底有多少根据？可惜，自己对遗传学了解的太少，应该读读专业书籍，学点儿知识，工作上会用得着的。总之，学学生物挺不错。中学时她对这门课程马马虎虎，刚够课堂上回答提问用的。现在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她怎么又突然想起生物了？真有种说不出的不快。 十分钟过去了，她决定再忍耐十分钟。头痛大概是因为吸烟太多。应该给身体一个机会休息休息。她刚才想到什么地方来着？噢，生物。中学里她学了些什么？先是自然，后来是植物、动物、解剖学和普通生物学。真可惜，这么多课程，学到的知识却等于零。关于解剖学她还记得什么？染色体……大概仅此而已。这么大一个题目，在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个术语。真是可怜。植物学还记得什么？花冠、雌蕊、雄蕊、果柄。也不多。天哪！为什么我想起这些感到这么不愉快？自尊心在作怪吗？ 也许她能再忍耐五分钟，头痛明显减轻了，不要去刺激，香烟只能坏事。 她终于忍耐到安东那辆黄色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来的时候。 “迎接我吗？” “呼吸新鲜空气。”娜斯佳突然想起奇斯佳科夫关于安东的感情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因此小心地回答说。当然，任何迹象也没有，不过见鬼的事儿还少吗……但愿别发生这种事。 “你在想什么？”他边问边把奇斯佳科夫在她生日时送的那只名贵的打火机递给她。 “遗传学。” “遗传学？你没生病吧？” “没有，”她笑了起来，“我在想遗传性，在想，孩子在多大程度上像或者不像他们的父母。你见过我弟弟，是吧？” “亚历山大？是的，记得。他到过婚姻登记处。” “我和他同父异母。可我们都像父亲。不过，他也好，我也好，在选择职业上都没有步父母的后尘。有趣，是吧？” “我正好相反，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像父亲，当然，也不像母亲，却继承了他们的职业。” “你父亲是摄影记者吗？”娜斯佳感到惊讶。 “父亲不是，母亲是。不是摄影记者，而是摄影艺术家，并且相当有名。她前不久在电影中心举办了一个摄影展。” “等一等，你母亲是阿拉-莫斯潘诺娃？” 出于惊讶，娜斯佳甚至忘记了戒烟的坚定决心，伸手到口袋里掏着香烟。 “瞧，我泄露了家庭秘密，”舍夫佑夫大笑起来，“我妈妈看起来很漂亮，谁也不会想到，她有这样一个笨头笨脑的儿子。” “那你的姓呢？是父亲的姓？” “当然。妈妈开始搞新闻工作，出嫁时她的名字已相当有名气了，所以就没改姓。是她让我爱上了摄影，因此，我从小走的就是前人踏出来的笔直的大路，从未拐过弯。你呢？” “我拐过，”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开始，我学的是数学，后来突然一下子钻进了法律里，经受不住继父桂冠的诱感，继父一生都在民警局工作。” 她看了一眼手表：从家里出来已经超过了40分钟。 “谢谢你，安东。我走了，我答应过一小时回去的，阿列克谢大概等急了。” “祝你幸福！” 他愉快地挥挥手，坐进汽车里。 “妈妈让我爱上了摄影……我从小走的就是前人趟出来的笔直的大路，从未拐过弯……” “我儿子也曾想进民警局工作。当时他没能考到你们那儿去工作，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幸的事啊。他那时非常难过……” “从未拐过弯……” “多么不幸……” 他俩之中有一个人说了谎。要么是阿拉-莫斯潘诺娃，要么是她儿子。是谁，又是为什么呢？ 就像一些事物的突发性变化那样，有时一场无意的谈话会导致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 娜斯佳又抓起那张斯韦特兰娜-阿列科的照片。现在她已确知，照片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刺眼了。照片的背景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那座房子。那座房子阳台上养着一些花。正是这些花娜斯佳非常不喜欢。 她取出百科词典，迅速找到了所需的那一页，上面有彩色插图。 ……茄科。茎高40-150厘米。叶大而宽，呈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管状或漏斗状合瓣花冠，由长形管及漏斗形或星形卷边构成。花味芬芳，晚间或阴天时开放。某些品种开洋红色花朵，适宜北向或西北向阳台栽植的珍贵植物。性喜在阴影遮蔽处生长、开花。阳台栽培宜选植株低矮的品种。 晚间或阴天开花，真有意思。5月13日的凶杀发生在中午12点，天气晴朗，温暖而有阳光，可照片上看得很清楚的花朵却完全开放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大自然的失误？要不，是摄影师把一张在别的时间拍的照片塞进那一包刺杀发生后马上拍的照片里，蓄意制造的错误？ 不，这不可能……安东跟这有什么相干？真是胡闹。 可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些安东说过的只言片语，他总是缠着要帮忙。正是他让娜斯佳注意到了阿列科这个名字。当她准备把利万采夫和阿列科递交申请和登记结婚之间拖延的时间归结为某种家庭的原因时，又是安东坚持要把一切再检查一遍，并发现了两个同姓不同名的阿列科。他非常希望娜斯佳发现这一点，生怕她注意不到。他竭力把寻找那个孤独的、被抛弃的女人的全过程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而且他也有可能从洗印室偷出他自己的底片，假装被盗。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不使底片落人民警手里。因为，在婚姻登记处拍摄的底片里，没有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镜头。 现在需要弄清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无可能搞到新娘的地址。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他干这些是为了什么？ 第十四章 “安东-舍夫佐夫？当然，我们大家都十分了解他，他总在我们这儿挣外快。” “安东？那个摄影师？是的，他常到这儿来……” “舍夫佐夫？知道这么个人。他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来……”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乘车跑遍了莫斯科各个婚姻登记处，了解安东-舍夫佐夫那儿有没有熟人。熟人竟然很多。最后终于弄清楚，他是怎么打听到新娘们的住址的。 “安东定期向我要近期准备登记结婚的人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当然，我给他提供了这些消息。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登记申请表上都写着。” “他要这些信息干吗？他没说过吗？” “说过，他说他想事先和她们商量一下，向她们提供服务。如果她们同意的话，商定照片的数量、尺寸和底片的质量，以及价格。您知道，那些到婚姻登记处的人，都是手忙脚乱，激动不安的，他们不会记得跟什么人商量过些什么事。常有忘记地址或者别的什么的事。我倒是很理解他，照我看他做得没什么错。什么事都应该事先做好。” 在其他婚姻登记处，谢卢亚诺夫也听到了同样的回答，一切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现已查明，侦查组来到凶杀现场时，没有搜查安东。如果你面对的是50个人的人群，其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那么你是不会想起去检查一个帮助你，而且是应卡缅斯卡妞的请求帮助你的人的提包和口袋的。舍夫佐夫装相机的箱子有好几个…… 谢卢亚诺夫在各婚姻登记处收集情况的功夫，尤里-科罗特科夫正坐在医务管理局负责人的办公室里。这位负责人刚上任不久，此前曾多年主持军事医疗委员会的工作。应科罗特科夫的要求，他吩咐给他拿来安东-舍夫佐夫在医务委员会的体检档案材料。 “对，他被拒绝了，”他翻阅着装订在文件夹里的资料说道，“他患有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及未治愈的颅脑创伤。” “拒绝接收他进内务部服役，这个理由充分吗？”科罗特科夫感到很惊奇，“就我所知，虽然有这些毛病，但他还是应征入伍了。” “不能这么比，”医生挖苦地笑道，“军队里什么人都可以接收，连智力发育不全的人也包括在内，他们得保证数量。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挑选的工作人员不是干两年，而是要于20年。军事医疗委员会只要小伙子不说哪儿不舒服，就不特别考虑他的健康状况，医生也不会去专门给他查找疾病。总之，部队的基建工程营里有他们的用武之地，那儿不需要很多智力，只要胳膊腿儿完好就行。民警局里就不一样了，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给您细讲了。” “那么，舍夫佐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颅脑创伤后遗症就不能在民警局工作？” “问题不在创伤本身，而是在于创伤后舍夫佐夫出现了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这个他自己清楚吗？” “当然不，我们从不讲这种事。如果他去看精神病医生，并诉说病情，医生会尽力帮助他，并向他说明他的问题在哪儿。可是对那些来医疗委员会作体检的人，我们只是在疾病可以治疗，恢复后允许再次体检时，才告诉拒绝的原因。例如，我们拒绝患有子宫糜烂症的妇女来民警局工作，可是这种病简单易治，一个月便可治愈，那么我们就对她们说明，并允许医治后来医疗委员会复查。可要是精神病，就免了吧。您为什么对舍夫佐夫这么感兴趣？他于了什么坏事吗？” “对。您的诊断看来得到了证实。” “可惜……”医生叹了口气。 “您为什么叹气？这正说明您作为医生是称职的。” “可是您看看，他的智商指标很高。” 医生把文件夹翻过来，打开需要的那一页。 “他的头脑是出色的，毁掉这样一个人才，真是令人遗憾。您那个舍夫佐夫，当时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很会交际、很友善，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好的小伙子！坏就坏在他急于想……” 舍夫佐夫家里究竟有没有武器的问题还是个谜，考虑到他精神不正常，行为难以预测，因此对他的拘捕，计划得特别细致周密。来到他住的这座房子的侦查人员共有五个。他们小心仔细地观察地形，标出舍夫佐夫逃跑可能走的路线，确定潜入他住房的可能方法。突然，其中的一个人，科尔恰金中尉，看见就在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人正是谢尔盖-阿尔秋欣，两周前他亲手逮捕过他。几天前他保释后躲藏起来被通缉。 科尔恰金没多考虑。首先，他认为抓住这个阿尔秋欣是他份内的事。第一次逮捕时他就非常不喜欢这个人。两星期前在一个肮脏的贼窝里抓他时，他正在玩弄一个姑娘。他吸足了大麻，进行疯狂抵抗。其次，这位中尉功名心很重，想提前获得第三颗星晋升上尉。柯尔恰金忘记了他是化装成一个游手好闲的大学生进行现场侦查的，竟掏出手枪，一眨眼功夫来到阿尔秋欣身旁。 “两手放到脑后！”他用枪抵住他的背，边掏手铐边低声喝道。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致阿尔秋欣老老实实按照命令做了。转眼功夫他狂怒异常，脸都气歪了。 “这条母狗贱货，骗我上了圈套。”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句话什么意思，科尔恰金没听懂，但他也没特别用心去搞明白。 从处长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很不满意。往常，在他需要思考事实和作出决定时总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现在却一反常态，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旁的扶手椅里，眼镜挂到鼻子上埋头看着文件。娜斯佳只看见他脸的一部分和那个闪闪发亮的大秃顶。 “你不该不同我商量就吸收外人参加工作。”她刚一走进办公室，他就生气地说，“你至少该知道，整天跟杀人凶手在一起有多危险。你的头脑哪儿去了？你那出了名的小心谨慎哪儿去了？”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是有意的。”娜斯佳辩解说，“我一分钟也没怀疑过他。事实清楚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明白了就好。”上校喃喃地说，“可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你在两个星期里竟会识破不了罪犯。别骗我，你跟他交往了这么久，就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可疑的地方也没发现？” “没有，说老实话，没有。” “那可不好。这说明你没有辨别能力。看来当初我是对你评价过高了。不该这么早把你从分析研究工作岗位上调出来。” 娜斯佳紧咬双唇，竭力抑制住眼中涌出的泪水，一言不发。 “现在谈点儿别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说，“既然你在休假，我就不再为这件事打扰你了，不过既然你来了，我就说出来吧。你在街上看见阿尔秋欣和萨梅金娜在一起时，为什么硬要凑过去跟他谈话呢？怎么，是言语失禁，不能不作声？” 没什么好回答的。她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办得很蠢，不像个侦查员干的。只不过在那一刻她松弛了，已进入“休假”状态，第二天就要出嫁了。当然，处长说得对，没什么可辩解的。而且所有这些铁面无私的指责，她已经对自己说了不止一次。 “不过你的疏忽没有酿成大祸，这是唯一可以宽恕你的地方。好在当时阿尔秋欣没逃走，也没干什么坏事，否则是完全有可能出事的！”他用那只粗壮的手指直指着娜斯佳，“只有傻瓜才靠运气。可你不是个傻瓜。” 上校说了一通，便不作声了。从那一刻起，他就一直这么坐着，一言不发，只是接接电话。侦查组去拘捕舍夫佐夫了，所以娜斯佳明白，一切并未结束，她也好，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好，都不能离开这里。 门突然大开，惊慌失措的科罗特科夫站在门口。没让他，也没让谢卢亚诺夫参加拘捕舍夫佐夫，因为安东认得他俩的面孔，预先侦查时便可能从窗户里发现他俩。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逮捕了阿尔秋欣。”他说。 “谢天谢地，”上校从文件上抬起头来说，“你为什么不高兴？” “他们是在舍夫佐夫家附近逮住阿尔秋欣的。” “什么？！”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而娜斯佳正好相反，像是跟扶手椅长到了一起。 “这些蠢货！”上校大叫起来，“从窗户里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要是舍夫佐夫看见了，他就会知道，街上的人是民警局的而不是偶然过往的行人。哪个没脑子的笨蛋干的？” “米沙-科尔恰金。阿尔秋欣已经在押送的途中了。” “真想拧掉科尔恰金的脑袋。”处长脸涨得通红，与他过去的绰号“小圆面包”完全相符。这个绰号还是在中学时代同学们因为他矮墩墩的身材和圆乎乎的脑袋而给他起的。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娜斯佳轻声说，“请您放心，会有转机的，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 “拉里莎-萨梅金娜在舍夫佐夫家里。” 安东-舍夫佐夫慢慢离开窗口，坐在长沙发上。刚才他亲眼看见抓住谢尔盖-阿尔秋欣，并把他塞进汽车的情景。他非常不希望这是真的，所以当他看到街上奇怪的一幕后，便马上问拉里莎： “你那个混蛋长什么样？” 拉里莎的样子真是惨不忍睹，被踢打得混身肿胀，躺着一动不动。安东有时也踢打她的脸，因此，她嘴唇上凝结了一层血污，眼睛也浮肿起来，说起话来很困难。 “谢尔盖……他个子不高，比您矮……深褐色头发，长发垂肩，留小胡子……” 拉里莎的描绘跟刚才被带走的家伙完全一致。舍夫佐夫感到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涌了上来。阿尔秋欣已经走到距房子几米远的地方，再有五分钟，他就能走进他家了。那样的话，安东就可以亲自逮住他，把他带到民警局。不，还没这么简单，他要让他坐进汽车，开到彼得罗夫卡大街，叫出卡缅斯卡娅，亲自把逃犯交到她手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安东-舍夫佐夫能做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做不了的事。阿尔秋欣被通缉，几百个人找他，可是舍夫佐夫却抓住了他。得让他们知道，拒绝他这样一个天才，说他有病，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会证明给他们看！ 可突然间，一切急转直下……现在阿尔秋欣正被带往民警局，他们会认为是他们的机智和聪明使得他们跟踪到阿尔秋欣，并抓住了他。卡缅斯卡娅只要稍稍忙活一下，那么一切荣誉就都会属于她。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洞察力强，她只要想出一个狡猾的点子，不费吹灰之力，事情就能办成。 他从长沙发上站起来，走到躺在地上的拉里莎跟前。他怒火中烧，头脑发昏，已难以思考和计划他的行动。 “这都是你的错，”他慢吞吞地说，竭力抑制住自己想要喊叫的冲动，不让怒火发泄出来，“都是因为你，要是你马上打电话，那个混蛋早就来这儿了，事情早就结束了。可是你这条淫荡的母狗，却一直拖延到民警跟踪找到了他。现在那些钱全完了，你跟你那个败类得一辈子拼死拼活还这笔债。不，是他一个人拼死拼活还债，因为我现在就想打死你。你的过错就是，我一无所得。为了这个，你现在就得死……” “她怎么到了舍夫佐夫家？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问道。他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快步走着。已经忘记当时他是怎样责骂娜斯佳的了。现在她又成了他喜爱的娜斯佳，他的孩子，他可靠的台柱子和好帮手了。 “她在我家附近等我，那天晚上正好舍夫佐夫开车送我回家。他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上了楼到我家，15分钟后开车走了。大概那时候拉里莎还没走，所以他在楼下遇见了她。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不认为应该找到舍夫佐夫的母亲吗？要是他头脑有毛病，那么只有靠他母亲的帮助我们才能制服他。” “怎么，你认为，对于一个25岁的男人来说，单独居住、一心从事自己事业的母亲能够成为他的权威？孩子，你太不切实际了。”戈尔杰耶夫生气地说。 但是，娜斯佳并没有见怪。她在戈尔杰耶夫手下干了多年，很喜欢他，尊敬他，因此，能原谅他的一切，甚至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原谅的事情。但是，应该承认，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有值得称赞的优点，对于他亲爱的娜斯佳来说，最近八年来他总共只有过两三次上述那种行为。而且，每次他的不满都是绝对正当有理的，就像今天一样。 “但是我认为，阿拉-伊万诺夫娜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使他出现了不正常症状、他是怎么长大的、对什么感兴趣、表现怎样。没有这些信息，我们什么也做不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应该理解，他是个精神失常的人他那发热的头脑里会产生一些有逻辑的联系，而这些联系是我们既无法解释，也无法事先预料的。他家里有一个姑娘他用某种方法迫使她跟阿尔秋欣取得联系。您自己想一想要是她，谢尔盖的情人，同意就强xx的事为他不在现场作证，那她对他该是多么忠心耿耿。我相信，她不是安东一提出要求便去寻找他的。要是她知道该怎么办，那为什么还跑来找我，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联系？” “那究竟为什么呢？你能回答吗？” “我只能猜测。阿尔秋欣当然是个败类，但他不完全是个笨蛋，保释后逃走时他十分清楚，那一大笔钱将会有危险，并且是要偿还的。拉里莎要他回来的请求不会起作用的。他不是因为钱回来的。他回来是因为拉里莎面临险境告诉了他这事。这是其一。” “那其二呢？” “其二，拉里莎没有立刻和他联系。她的确对他忠心耿耿，所以尽可能拖延。但是她终究还是呼唤了他，这说明她处境不妙。我怀疑，舍夫佐夫在折磨她，拷打她。这又一次证明，他病情严重。不，我们不能冒风险，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应该至少大体上知道他头脑里在想些什么，然后再动手拘捕他，解救萨梅金娜。” “科罗特科夫，去找莫斯潘诺娃。”戈尔杰耶夫命令道。 尤拉-科罗特科夫二话没说，急忙跑出办公室。 他心痛起来。这是这几天紧张的结果。这些天他睡得非常少，只是聚精会神，十分留心，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是在卡缅斯卡娅身边度过的，眼看着卡缅斯卡娅侦破他犯下的罪行。他赞赏她的智慧和清晰敏捷的思维，赞赏她的记忆力和毫无破绽的逻辑，而且越是赞赏她，便越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知道，凶杀案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侦破。他看着卡缅斯卡娅一步步接近阿列科的住宅非常高兴。她不可能再有进展了。一切表明，给新娘们的恐吓信是斯韦特兰娜写的，两处婚姻登记处的刺杀也是她干的，在此之后，她开枪自杀了。信跟遗书一样，是她写的。只有上帝知道，为使斯韦特兰娜写这些信跟这封遗书，他想了多少巧妙计谋，精心编造了多少谎话——他做到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她的精神失常，狡猾地授意她干他需要干的事。那些恐吓信的信纸上没有留下他的一个指痕，只有斯韦特兰娜的手指触摸过。他没能编造出故事，让她在信封上也写上地址，因此他只有亲自分送这些装在未写地址的白色信封里的恐吓信，把它们投进新娘家的信箱里。 他坚信，卡缅斯卡娅侦查到阿列科自杀就得停止了。一切按他的计划进行。安东很高兴，他胜过了像娜斯佳这样的聪明人，骗取了她的信任，他要亲自证明，他比他们那些拒绝他的人更优秀、更聪明，他犯下的罪行他们永远也侦破不了。 他真想把阿尔秋欣带到彼得罗夫大街！亲自带去，看着这个自信的卡缅斯卡姬的眼睛对她说：“阿尔秋欣就在这儿。你还记得吗，你告诉过我，说不知怎么找到他。你没能找到他，你们那些备受称赞的警察也没能找到他，可我找到了。我能。”让她感到羞惭。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拒绝了他，认为他不配，不适宜站在他们的行列之中。 可是现在阿尔秋欣就在他眼皮底下被带走了。有什么办法，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荣誉应该属于那个在他舍夫佐夫窗下给阿尔秋欣戴上手铐的瘦瘦的、长得平平常常、愁眉苦脸的小伙子。现在阿尔秋欣就要被送到侦查员那儿，他们会向他询问在被捕的那个地方干什么来着，那么他能回答什么？说有人转告他拉里莎求他回莫斯科，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他说自己根本没离开过莫斯科，那怎么办？说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人家不过是找不到他，而他，对不起，根本没想逃跑。那样的话，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 但是，也许他还是会说出拉里莎。要是那样，民警局的人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这儿来，那时他安东-舍夫佐夫会告诉他们，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看，多亏有谁的帮助逃犯谢尔盖-阿尔秋欣才返回莫斯科的。他要迫使他们承认他的功劳，他要把这条淫荡的母狗扔到他们脚下。这条母狗不配得到更好的下场，因为她当年没把那八个强xx犯送交司法机关审判，不久前又想救另一个强xx犯。他们会称赞他，因为罪恶和欺骗总该得到惩罚。也许，他暂时不需要打死她…… “舍夫佐夫的父母不在莫斯科。”没过多久科罗特科夫便走进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报告说，“他们去农村探亲了，一星期后才能回来。” “嗨，真倒霉，”“小圆面包”摇了摇他那圆脑袋。“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应付了。” “也许可以试试，请医务管理局那位给安东诊断的医生？”娜斯佳提议说，“当然，医生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但他毕竟对安东的各种症状有个全面的了解。” 戈尔杰耶夫看了看表。 “7点半。他已经下班回家了。应该试试去家里找他。” 尤里又走了出去。既然开始不走运，那么背运还要持续很久。十分钟后得知，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家，电话没人接。考虑到这5月份异常温暖的天气，他很可能去了别墅。搞到别墅的地址后，戈尔杰耶夫派了辆车去接他，但是处长、娜斯佳和尤拉三个人都认定，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几乎每一个侦查人员都有这么一种“第18感觉”，能够事先预感成功，也能准确预测失败。 这功夫，被逮捕的阿尔秋欣被带了进来。他证实了他们的最坏推测：那个应拉里莎的请求找到他并要他回莫斯科的人说，打电话的姑娘声音颤抖，只剩一口气了。她在电话里说：“救救我。叫谢尔盖回来，要不会打死我的。” 拉里莎时不时昏迷过去。舍夫佐夫漠不关心地看着她那布满青伤、烧伤的裸露的身子。他并不可怜她，心想：“小坏蛋，淫棍和强xx犯是最适合你的搭档。”阿尔秋欣的事儿落了空，都是她的过错，他真想打死她才痛快。不过暂时他还要她活着。但话又说回来…… 拘捕阿尔秋欣已经过了一小时，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应该告诉他们拉里莎的事呀。难道他没有说？难道他装成一只温顺的绵羊，告诉他们说他哪儿也没去，没离开过莫斯科？要是那样的话可全完了。再也没有希望了，他也就不再需要拉里莎了。 他拿来一大杯冷水，浇到姑娘头上。姑娘眼皮抖动了一下，抬了起来，但是嘴里堵着，没传出一点儿声音来。她疲惫地冷漠地望着折磨她的人。她只想快点儿死。水在地板上淌开，她那裸露的双肩泡在冰冷的水洼里，但是她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 “听我说，母狗。看来，你那个混蛋在民警局什么也没说，为了挽救他的钱而装成哪儿也没去过的样子。他根本不打算救你，你对他有个屁用，你这个破烂货。既然如此，你对我就更没用了。你在我这儿只会添麻烦。要是再过15分钟还没有动静，我就把你打死。痛痛快快……” 他弯下身，取出便器。尿里血很多。看来，他打坏了她的肾脏。 拘捕方案基本制定好了，安排在天黑行动。舍夫佐夫住的房子的位置极为不利，正好在街角，窗子朝向两面。白天要想隐蔽地接近这座房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两边窗户里往外望去没有任何遮挡，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子。娜斯佳记得很清楚，因为她在舍夫佐夫家里时，曾到阳台上去过。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 15分钟过去了，他不再等待了。十分明显：他们窃走了他的胜利。这些卑鄙下流的坏蛋，制服是洁白的，双手却是肮脏的，心也是黑的，一群拙劣的小偷儿。他们夺去了安东-舍夫佐夫花费巨大劳动为自己创造的东西，心安理得、面带微笑地顺手夺了去，好像就应当夺去似的。可这个胜利对他非常重要！当然，婚姻登记处那两起凶杀案他们永远也侦破不了，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都完成得很仔细，很小心。可是这个胜利只有他安东一个人知道。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他这个被他们粗暴拒绝了的人，这个被他们一脚端出门外的人，胜过了他们。至于他是能够逮住阿尔秋欣的，他们应该知道。应该建议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不只是建议，而且应当请求。而他呢，则冷漠、高傲地拒绝他们。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一时刻！但是现在清楚了，这一时刻不会到来了，战胜的欢乐被他们从他这儿偷走了。 他拿来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认真地观察了拉里莎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子，然后又拿来一块漆布和厚厚的一大块聚氨酯纤维。这样会很好。血会流进聚氨酯纤维，被吸进去，他呢，过一段时间把聚氨酯纤维拿到浴室去挤干。她身上能有多少血？大约七公斤。这块聚氨酯纤维能吸大约两公升液体。就是说，总共只要往浴室送三四次，干净、无声无息又不会溅开来。当然，也可以直接把拉里莎放进浴室，让她在那儿把血流尽。可是浴室里没地方可以铐住她。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据说，女人像猫一样不易死掉，什么也制不住她们。不，还是在这儿，在房间里安全些。在这儿她被铐在暖气片上，即便装成失去知觉，也逃不到哪儿去。 他仔细铺开漆布，往身子下面掖上聚氨酯纤维，在皮肤上切开一个口子。一看见鲜血他头就晕了起来，但紧接着一阵怒火使他丧失了理智。他从小一见到血就受不了，马上开始呕吐，而现在却不得不忍受，直到姑娘流尽血死去。而且还得运送吸满鲜血的聚氨酯纤维，并把它挤干！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痛苦！这一切都是因为谁呢？因为卡缅斯卡娅。都是她的过错。是她推开了哭诉的拉里莎，说不帮她找阿尔秋欣。是她亲口说的，不知道该怎么找他。一切都是因为她…… 他几步跳到电话跟前，很快拨了号码。娜斯佳的丈夫接的电话。他的声音像透过棉花似地传到舍夫佐夫耳朵里。他几乎失去知觉，但仍竭力用平常的声音说话。卡缅斯卡娅的丈夫告诉他，娜斯佳在办公室。安东问了电话号码，说他很需要。廖沙告诉了他。 这么说，她在办公室。这个黄毛丫头，卑鄙可恶的家伙。看来是在审讯阿尔秋欣。要寻找谢尔盖时，她休假，可要攫取荣誉时，她却跑去上班了。他要让她看看这荣誉…… 他们坐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里，一次又一次地讨论拘捕方案，寻找薄弱环节，讨论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麻烦。临时加放的一张长桌上摊着一张小区地图，还有那座楼房的楼层平面图以及根据娜斯佳口述画出的舍夫佐夫家的平面图和家具的分布图。遗憾的是，她只亲眼看见过前厅，一个房间和阳台，另一个房间和厨房她没进去过。 米哈伊尔-多岑科走了进来，从小吃部给所有的人买来夹肉面包片和前天的白面包。 “阿纳斯塔西姬-帕夫洛夫娜，你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他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桌子的一边说道。 多岑科是反暴力罪行科的工作人员中唯一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娜斯佳的人，虽说他们一起工作已不止一年了。 “去吧，”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朝门的方向作了个手势，“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她自己也正想回办公室去：处长办公室里不准吸烟，可她早就想喝杯咖啡吸支烟了。 娜斯佳走到走廊，立刻就听到从她那扇锁着的门里传出来的电话铃声。 她笑着想：“真奇怪，响了这么久。什么人急着打电话来。可有那么一些令人厌烦的人。”她迅速打开门，走到电话机旁。 “怎么样，满意了吧？”她从听筒里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这声音她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儿熟悉。 “对不起，您是哪位？”她有礼貌地说，一只手抓着话筒，另一只手从桌子里取出杯子和“热得快”。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么说，你不再需要我了？我当了一阵子车夫，就完了？我不再有用了？” 她正准备往杯子里倒水，差点儿没把长颈玻璃瓶掉到地上。她听出了他的声音。 “安东，你怎么了？”她问道，尽力说得亲切些，“你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 “逮住了阿尔秋欣，现在高兴了吧？”他继续说道，“抓住逃犯，又想在肩章上添一颗星？可是你忘了你是怎么对我说的，你说，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找他。忘了？” “没忘，我记得。阿尔秋欣不是我拘捕的。是另一个同事。安东，你干吗发这么大火？” 她感觉两腿在发抖，于是便坐到椅子上。真没想到这么不凑巧！身边一个人也没有，都坐在“小圆面包”的办公室里。可以给处长打个内线电话，可是，现在是跟一个躁狂的人打交道，冒险不得。谁知道什么事会使他失去平衡，谁又知道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阿尔秋欣？怎么，你跟他认识？” “是我把他引诱出来的，是我使他回到莫斯科来的。是我！听见了吗？你这个卑鄙可恨的家伙，是我！可是你却把他夺了去，现在正高兴地说：‘瞧，我多么机智，多么聪明’。你是个窃贼！” 明白了，现在多少明白了些。要是同事们有谁这时走进来就好了…… “拉里莎在哪儿？在你家吗？” “你问拉里莎干吗？不放心？她跑来求你的时候干吗不替她担心？我亲眼看见她怎么哭，怎么求你的，可你却拒绝了她。你不可怜她，你把她扔给命运去摆布，怎么现在忽然想起要关心她了？因为你抓住阿尔秋欣了？” “阿尔秋欣跟这没关系。侦查员传讯拉里莎，可她没来接受审讯。现在我们在寻找她，所以我才问。或许你知道她在哪儿。” 娜斯佳小心翼翼地用手捂住送话器，摘下内线电话的话筒，拨了戈尔杰耶夫的号码。 “我知道又怎么样？想让我告诉你，然后你好跑到领导面前去报告，说你有多么聪明，找到了拉里莎，是吗？你想再一次踩着别人的脊梁上天堂？” “喂。”另一只听筒里传来上校的声音。娜斯佳还捂着送话器，乞求上帝让安东再讲哪怕是几秒钟，别等着听她的答话。否则她只好放开受话器回答他。可要是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小圆面包”再重复一遍‘喂’怎么办？会被安东听见的。 “你想往个人档案里再装上一个嘉奖，是吗？我不告诉你拉里莎在哪儿，自己找吧。” “干吗要找呢？”娜斯佳平静地说，“我知道她在你家。只是我不明白你想要我做什么？你把她当作人质？那么就讲讲条件吧。” “讲条件？”安东哈哈大笑起来，“我不要你什么，也不要你们那些狗屎密探们什么。” “那怎么办呢，安东？你得让我了解你。你给我讲讲清楚。” 戈尔杰耶夫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冲进了办公室。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毫不客气地把娜斯佳推开，拉开办公桌最上面一层的抽屉，抽出一张白纸。 “谁打的电话？”他用清楚的大字体写道，塞到她手里。 “就是他。” “拉里莎在我家，这你猜中了，不过你得不到她。现在她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了。” “萨梅全娜？”“小圆面包”又写道。 “在他家。” “安东，为什么？你说服她抛弃阿尔秋欣了？现在她是你的姑娘了吗？” “我才不要她呢，她这条淫荡的母狗！”舍夫佐夫令人厌恶地笑了起来，“她就要一命呜呼了，我跟她一块儿，像人们常说的，手拉手，一块儿走。怎么，你不喜欢？没想到吗？” “他情况非常不妙。”娜斯佳写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毅然说道，“你是个成年人，自己会作决定，我无权劝阻你。不过我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要作这些决定。” “你要弄明白干吗，精通人类心灵的行家？想再添加一点点荣誉？” “我对人类心灵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安东-舍夫佐夫，一个跟我一起度过几天时光的人，一个帮我完成艰难任务的人，一个我喜欢的人，一个对我说过我跟他是朋友的人。其余的人与我不相干。我想了解的正是你。我向你保证，我不来劝你，不求你任何事，但有一点：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让我了解你。我不希望你离开人世，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杀害拉里莎并自杀。”她又在纸上写道。戈尔杰耶夫点点头，把科罗特科夫朝门那儿轻轻推了推。娜斯佳明白，他是让尤拉去拿通讯工具。现在得跟在舍夫佐夫住的那个小区里的侦缉人员保持联系。眼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想方设法让安东待在电话旁，直到天黑；要么冒冒险，因为安东眼看就要转成“危急病人”了，任何耽搁都可能引起严重后果。 “这么说，你怀疑我离开人世也带上这条母狗？”舍夫佐夫不相信地追问道。 “你既然决定了，就意味着会那样做。你是个男子汉，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安东，把一切都告诉我。这对我很重要。说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令人厌烦地对着话筒嘿嘿笑了笑，“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决定是我作的。我愿意作就作出决定，我愿改就改变决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得赶快确定他谈话的目的。他是在考验她，还是在刺激她？也许是非常坦率地讲他所想的？该怎么办呢？坚持原来的方针，要不抓住伸过来的一根稻草，施加压力，劝说他改变他那可怕的决定？怎么做才对？哎，要是能多了解他一些多好！唯一的方法是跟他谈话，同时回想一下他俩一起度过的时间里他说过的一切。说不定从这些回忆里能够形成对他的个性的某种认识。 “这点你更清楚，”她很有分寸地回答说，“虽说我个人更喜欢可信赖的、始终不渝的男人。但这纯属个人爱好。” “听我说，你那儿就你一个人吗？”安东突然问道。 “一个人。” “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由你，不过我是相信你的。” “你相信什么？相信我会杀死那个姑娘，自己也开枪自杀？” “开枪自杀！”她在脑子里反应着。 “有武器。”她匆忙写道。 “当然相信。” “还相信什么？” “什么都信。你一向对我说实话。只有一次说了谎。但是，两个星期里只一次，不算多，可以原谅。”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说呀，说呀！” 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新娘的住址他是从申请表格中知道的，表格里还有工作地点、收入来源等信息。这么说，他得知一个姓卡缅斯卡娅的新娘在刑侦处工作，便瞄准她发出了恐吓信。这是怎么回事？愚蠢的冒险？男孩子的狂热？不谨慎？要么是完全有意识地想跟刑侦处较量一番。还有这些没完没了的关于荣誉的对话…… “你说你从小就走着前人踏出的笔直的大路，步母亲的后尘。这不是谎话？” “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声音由放肆胡闹变成警觉戒备。 “这并不难。因为你曾想进民警局工作，后因健康状况被拒绝，这对你是个巨大的打击。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这件事，安东？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干吗要说谎呢？” 安东不作声了。听筒里只能听见他那若断若续的呼吸声。娜斯佳明白，他现在又开始呼吸困难了。但她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决定，是让他继续认为他骗过了她呢，还是让他失望。要不要对他讲阿列科的事？她给他提了一个愚蠢的、毫无用处的问题，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在电话线路的另一端安东正在绞尽脑汁考虑怎么回答更正确，他也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还是尽力想弄清他的回答中会不会潜藏着什么危险。这样一来她便赢得了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来思考。 “她自己的过错，她不该作孽……” “是她自己的过错，她怎么教育的，就出什么样的结果……” “你怜悯他们干吗？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这是个永恒的动机：寻找罪人，力求确定每个人的过失和责任。没有中间色调，没有辩解的因素，没有可减轻过失的情节。只有黑和白。只有善和恶。 他想站在善的一边，因此来民警局求职。谁也没对他讲过，民警局的工作全是由谎言、妥协和肮脏勾当组成。他以为他将与恶斗争，而自己能出污泥而不染。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费些心思告诉他，他是大错特错了。 可是，没有接纳他进民警局，对于他来说，是件多么不幸的事啊！他那时非常难过。当兵他合格，进民警局却被拒绝了。所以他设计了一件民警无法侦破的天衣无缝的罪案。他不是报复，而是向自己证明，他更优秀、更聪明、更机智，更有心计。民警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完美无缺的罪案是他安东-舍夫佐夫设计的。只有安东自己知道，并因此而自豪，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刑侦处的人差。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要比他们强。 他想使他那因遭到拒绝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一点儿满足。那么，现在该怎么做才好呢：给他一个打击，让他明白，他的意图已被识破，民警局里的人不比他笨；还是顺毛摩挲，迎合他的心愿，装作他一切都很成功？怎么做对呢？ “安东，你为什么不作声？听见我的话了吗？” 他太阳穴里嘭嘭直跳，有时甚至听不见娜斯佳的声音她为什么问起这件事？她怎么知道的？ 他笨拙地在长沙发上转了个身，看了看拉里莎。拉里莎闭着两眼躺着，像死人一样，大概失去了知觉。已经流了很多血，应该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去挤干聚氨酯纤维。但是，不知怎的，他又不想挂上听筒。 “等一等，我得离开一会儿，”他心里暗自庆幸找到了一个方法不回答那个问题。 “好吧。” 他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朝拉里莎弯下身去。头立刻眩晕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但是，他终于战胜了虚弱的身体，小心地抽出聚氨酯纤维，把它送进浴室，用湍急的水流冲洗干净，强忍着头晕恶心，拖着疲惫的双腿走了回来。 “喂？”他呼了一口气，沉重地坐到长沙发上，拿起听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说，他离开了。”她写给戈尔杰耶夫看。上校表示理解地点点头，反正不能说话。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检验卡缅斯卡娅有没有欺骗他。说是走开了，却坐在那儿把听筒按在耳朵上听着，看她会不会跟什么人交谈。 娜斯佳用手摸了一下额头，大吃一惊。原来她浑身是汗。这时她才感觉到短衫粘在身上，背上和胸前汗珠滚滚流下。但她无法脱掉衣服凉爽一下，便掏出一支香烟。从安东打电话来时算起，这已经是第四支了。 他认为他以巧计胜过了她，他那天衣无缝的犯罪得逞了。他说，他打算去死。既然一切顺利，又为什么要死？要知道，他并没有坐牢的危险。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存在已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解决了自己的难题，证明了他想证明的事？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再也不对什么感兴趣了。他母亲是怎么说的？“幸好他没到民警局工作。他干不了。”什么事干不了？整天生活在谎言、肮脏勾当和妥协之中？他从小就习惯于把整个世界分为白和黑，善和恶，而不能生活在现实之中。这种生活是他无法忍受的。因此他想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如果揭穿他的失败又会怎么样呢？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由于失望，他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再作一次尝试。成功的可能性一半对一半，这么说，应该试一试。不管怎样，就第一种可能他已作出决定，现已无路可退。第二种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保住他的性命，再说，还有拉里莎呢…… 听筒里传来沉重的喘息声。 “怎么样？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没想到花。” “什么花？你胡扯些什么？你故意岔开话题。” “长在婚姻登记处对面一座房子阳台上的花。” “你在说什么？什么花？” “那花跟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一起摄入了镜头。这是一种特殊的花，太阳落山后或者阴天才开的花。我结婚那天，天气温暖而晴朗，可是跟阿列科一起拍入照片的那盆花的蓓蕾却开放着。那张相片你是傍晚拍的吗？要不，拍照那天天气不好？” 从开始谈话起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戈尔杰耶夫从值勤部领来一位女服务员，他自己便走出办公室去了。姑娘二话没说，动作麻利地解开娜斯佳身上的短衫，用湿毛巾给她擦了擦身子。娜斯佳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表示感谢，示意她出去。“小圆面包”又回来了，动作轻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在她面前放了一大杯浓咖啡，又往桌上放了一张字条。 “他家电话在哪儿？” “长沙发上方的墙上。” “是有绳电话吗？” “不，挂在墙上。” 他踮着脚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又呆然不动地站在桌旁，两眼凝视着娜斯佳。现在她几乎不说什么，只是听着，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偶尔提几个问题。 他反正是要离开的，他是个男子汉，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因此，他把什么都对她说了。他现在才明白，他多么想把这些讲出来。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使他沉重得透不过气来，像中了毒似的血直往上涌。 他说，一次他在婚姻登记处遇见一位全身穿着黑色衣服，面部表情躲躲闪闪，两眼无神的奇怪女人。第一次看见她时，他没在意。过了一星期他又遇见她，是在另一个婚姻登记处。这一次他和她结识了。他骗取了她的信任，了解了她的过去。她每星期都到婚姻登记处来看看新娘们，排遣自己的痛苦和仇恨，从而得到极大的快乐。她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他跟阿列科的关系密切起来，便开始设计自己的计划，努力使计划中的一切细枝末节都是从她的过去中产生出来的。两个新娘、女更衣室，等等……他用计谋，用欺骗让她写了30封完全一样的恐吓信，放在他那儿，不时地送几封投进新娘家信箱里，第二天便赶到新娘举行婚礼的登记处，寻找机会下手。但他很不走运，光是找机会就找了整整六个月。终于，他交了好运。为奖励他的耐心和细心，命运赐给他机会在一天里干两次谋杀。当然他只对一次作了谋划。难道能指望两次都得手吗？但他却两次都很走运。 他像驯兽似地使斯韦特兰娜对自己渐渐亲近：温情脉脉地看着她，温存地抚摩她的手，对她说些女人喜欢听的亲热话。他很知道该怎么做。这也是他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时机成熟了，他便让她明白，他要到她家来不只是作客。他爱她，他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她相信了他的话。这一点他一跨进她家门就立刻明白了。她梳洗得很漂亮，刚涂过指甲油，穿一件新连衣裙。虽然是件黑色的（因为她不喜欢穿别的颜色），却显得很雅致。坐到她的身旁并不困难，还得让她闭上眼睛，微微张开双唇。当她舌头感觉到的不是年轻情人的嘴唇，而手枪枪筒的金属怪味时，她甚至没来得及惊讶，他便马上扣动了扳机。他把信封放进信笺夹，把消音器用一块布包起来塞进一摞内衣里。 剩下的事该怎么处理，他也早都想好了。他买了许多犯罪侦查学的书，仔细研究过……确信他没留下任何痕迹。 “我什么地方出了错？”他问卡缅斯卡娅，非常想知道他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除了那盆倒霉的花以外，还有什么没有？” 这时，楼上人家里开始挪动家具。几个男人大声地商量着什么。 “往哪儿？要不再往前点儿？” “再靠右一点儿，跟你说靠右哇。瞧，这地方很小，通不过。主人！主人！来看看。在哪儿固定？这样行吗？” 头顶上用什么东西敲了起来。显然是在给固定处作标记，使得安东听不清卡缅斯卡娅回答他些什么。 “再重复一遍，”他要求说，“听不清。” “我说，你不了解女人的心理。这是你最主要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一个决定自杀的人是不会准备两个人的晚餐的。你没到厨房去过，是吧？” “是的。厨房里我有什么事好做？我只在我到过的地方消除痕迹。” “你看吧……” 楼上，就在安东头顶上方，一台电钻响了起来。卡缅斯卡娅的声音又淹没在一片刺耳的尖啸声中。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要是你到厨房去过，就会看到我所看见的。两个人用的晚餐。我明白了，斯韦特兰娜正等着什么人来作客。从食物的数量判断，客人应该是一个人。而从食物的搭配判断，客人是男性。喝非烈性酒常用的几个冷盘，没有女友来作客时人们常买的大蛋糕、甜点心。还有一点……” “还有什么？” 电钻又吱吱尖叫起来，安东觉得钻头直钻进他的后脑勺，穿透他的脑袋。他的心痛得更厉害了，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谈话，注意力常常分散。 “等一会儿，我关上窗子。楼上什么人忙着修理房子，噪音太大，我根本听不见你的话。” “当然，我等着你。”娜斯佳回答说。 在邻近一座房子里监视舍夫佐夫家窗口的侦缉人员将无线电报话机凑近唇边。 “一切正常。他关上了窗户。” 指挥拘捕行动的人下达了命令： “可以了。小伙子们，开始吧。” 安东把两扇窗子都关上了，他觉得房间里安静了许多。他望了望正在消血的拉里莎，该再把聚氨酯纤维拿到浴室里去一趟，已经吸满了血水。可是他感觉极度虚弱无力，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心脏在喉咙眼儿里什么地方跳动着，仿佛再过一会儿就要跳到外面来了。不，看来他不能到浴室去了。现在反正已经无所谓了。他再和卡缅斯卡娅谈一会儿就离开人间了。 他从包里取出手枪，用虚弱得颤抖的手指检查了一下弹夹。他想把子弹送进枪膛，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汗如雨下，终于推了进去。他扳起扳机，重又在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他一只手拿着电话听筒，另一只手握着准备射击的手枪。 “喂！你刚才说什么？” “看起来，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像一个决定自动离开人世的女人，却想尽可能看起来漂亮些。你明白，她对于那些发现她的人会看见她是什么样子并非漠不关心。可是，一个对此并非漠不关心的女人是绝对不会朝自己嘴里开枪的。” 电钻又响了起来。安东眼前出现了一片红色薄雾。要是他有气力的话，真会大喊起来。 厨房的窗玻璃被无声无息、轻而易举地取了下来。侦缉人员从楼上那家人家顺着外墙爬了下来，迅速跳到地板上。舍夫佐夫关上窗户，可以不必担心他能听见他们从楼上爬下来和摆弄玻璃的声音。 他们停下来，侧耳倾听。楼上传来电钻声，持枪犯罪分子所在那间屋子里却很安静。他们端着随时准备射击的短筒自动步枪，踮起脚走了几步。 “安东，你觉得不舒服吗？你怎么了？安东，回答我的话。”娜斯佳呼唤他。 她眼前出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他们已经进去了。” 安东没有回答，她甚至没听到他的呼吸声。听筒里只传来电钻那令人厌烦、撕裂神经的声音。 难道他听见了什么，从电话旁走开了？躲在门旁，等待向潜入住宅的侦缉人员开枪。侦缉人员有两个，他一个人，不过他的位置有利…… “安东！安东！回答我。安东，你怎么了？”娜斯佳继续呼唤，脑子里想象着他的房间和那扇通前厅的门。她觉得她仿佛看见他站在这扇门后，两名侦缉人员从另一面接近这扇门，完全看谁先开枪，谁射得更准了。 “安东！安东！” “喂！”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回答道，“是卡缅斯卡娅吗？” “是的。” “我是斯特雷金大尉。” “是维佳吗？那里情况怎么样？” “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他死了。” “我的天！你肯定？也许，他是失去了知觉？” “摸不到脉搏了，瞳孔对光线也没有反应。即便是临床死亡，也等不到送医院了。” “那拉里莎呢？” “好像还活着，一大滩血……” “维佳……” “什么？” “是开枪自杀的吗？” “不是。但他是准备开枪自杀的，手里握着枪。大概是心脏承受不了，你转告一下，叫他们命令关掉电钻。真能叫人发疯。就是健全的人，神经也受不了，别说……” 娜斯佳慢慢放下了话筒。这只话筒她攥在手里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奇怪，塑料竟然没粘住手掌。 “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她轻声叹了口气，靠到椅背上，后脑勺抵着墙壁闭上眼睛，“一切都结束了。” 站在她对面的戈尔杰耶夫拿过一把椅子，骑坐在上面。 “娜斯佳，我了解你，所以我事先警告你，不许你后悔，你已经尽了全力，做了能做的一切，甚至还要多。除了你，别人谁也不能让他在电话旁待这么长时间。他毕竟没有开枪自杀，要不是心脏有病，小伙子们会抓住他的。你是个聪明人，孩子，你做的一切都很对。没办法呀，他没那个命。” “他没那个命。”娜斯佳像回声似的应了一声。 她一回到家，马上就躺到床上。廖沙打算问她一件什么事，但她没有气力，也不想说话。 “明天吧，廖沙，明天再说，”她喃喃地说，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蜷作一团，“我需要安静安静。” 第二天，她刚醒来便往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拉里莎的情况。可惜，拉里莎没能抢救过来，她失血过多。 权作尾声 时值7月，天气预报说将有40度高温。预报看来似乎是得到了证实。家里住着瘫痪病人的那股子浓重的疾病气味本来就已经令人透不过气来了。 瓦列里-图尔宾的生活骤然变化已有一个半月了。女医生说得不错，他的确开始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倒便器、跑药房找药、洗脏床单、给母亲熬粥、用擦成细丝的蔬菜煮汤好让母亲容易下咽。夜里他才赶写学位论文，因为母亲总是呻吟，在周围一片寂静无声的深夜里，这呻吟声显得特别响，使他无法入睡。现在每天下午4点钟以后他可以睡一会儿，这时周围的大街上、邻居们家里的喧闹声形成一种令他习以为常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瘫痪母亲的呻吟声几乎听不见。 他偶尔给卡佳-戈洛瓦诺娃打个电话。卡佳上个星期告诉他，说埃利娅要嫁给马拉特了，过两个月他们全家就要去美国了。图尔宾只感觉很惊奇，他听到这消息，心里竟然一点儿也不难过。现在他跟这一切已经很疏远，很远很远…… 门铃响的时候，他正在晾晒几条洗好的床单。门口站着一个早已失去人的模样，牙齿掉了一半，看了就令人厌恶的枯瘦男子。 “您找谁？”图尔宾问道，两只湿手像女人那样在围裙上擦着。 “儿子你好，”牙齿零零落落的家伙说道，一股酒气和消化不良的难闻气味朝瓦列里迎面扑来。 “您想干什么？” “给我两万卢布吧，啊？给亲生父亲……” “走开，”瓦列里冷冷地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门铃又响了起来，但他根本不想去开门。听母亲讲了以后，他就作好了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准备。结果果然发生了。而且他深信，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