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直解》


 三皇纪

三皇，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这三个君，叫做三皇。德冒天下谓之皇。古人质朴，未有皇帝称号，后世以其有大德，足以覆冒天下，故称之曰皇。纪，是记载其所行之事。三皇以前，还有君长，以其年代久远，无可考见，故作史者以三皇为始。

 太昊伏羲氏

    太昊，是伏羲氏之帝号，氏以别族，帝姓风，而以伏羲为氏，故称太昊伏羲氏。


    原文　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直解　华胥，是地名。渚，是水中小洲。巨人，是大人。迹，是足迹。妇人怀孕叫做娠。昊，是光明的意思。史臣说，大凡帝王之生，皆天所命，故往往有非常之兆。当初太昊生时，其母居于华胥之渚。偶见一个大人的足迹，他踏着那足迹，意有感动，天上又有虹光环绕其身，因而怀孕，遂生太昊于成纪地方。其后以木德继天而王。木生风，故以风为姓；以其有圣人之德，合日月之明，故称曰“太昊”。


    原文　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呿呿，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羲氏。


    直解　呿呿，是人睡时鼾声。吁吁，是舒缓自得的模样。佃，是取禽兽。渔，是取鱼。网罟，是取禽兽与鱼之器。上古之时，风气未开，民性颛朴，虽说人为万物之灵，实与禽兽之蠢然者无异。故其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相爱，不知礼体。卧则呿呿然鼾睡，起来则吁吁然行坐任意，再不知有一些念虑。饥时才去求食，饱则弃其所食之余，再不知有别样营求。吃的不过是地上草木，饮的不过是禽兽之血，就取禽兽的皮革，遮蔽身体而已，不知有耕田凿井、布帛丝麻之利。至太昊王天下，才教民做网罟去取禽兽与鱼，以供饮食，而民皆便之。因此以伏羲为氏，又以其能畜养马牛羊豕鸡犬之六畜，以供庖宰厨膳，以为牺牲而祭享天地祇，故又曰庖羲氏。


    原文　帝太昊伏羲氏，成纪人也，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丘。帝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人，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作甲历。


    直解　成纪，即今陕西秦州地方，都是帝王所居的去处。宛丘，即今河南陈州。河图，是河中涌出的龙马，背上有自然奇耦之数，叫做河图。洛书，是洛水中出的灵龟，背上亦有自然奇耦之数。这河图洛书两件，都是天降生的神物。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卦。卦之一画为一爻，每卦三画，故说三爻。书契，书是写字，契是约信。盖写字为信，以记久远也。结绳，是把绳子打结。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则打个大结，小事则打个小结以记之。象形，是字象其物之形，如篆书日字作，月字作之类。假借，是本无其义，特借其声而用之，如韦本为韦背，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而借为麦豆之豆；商本为商度，而借为商贾之商，又借为宫商之商之类。指事，是直指其事，如木下一画是本字，木上一画是末字之类。会意，是晓会其意，如日月为明，人言为信，草生田上为苗之类。转注，是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如善恶之恶，转为好恶之恶，行走之行，转为德行之行之类。谐声，是取一字为主，而附他字以调合其声，如松从木旁，以公为声；柏从木旁，以白为声之类。这六件都是造字的方法，叫做六书。甲历，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相配，以纪年月昼夜、方位者。十干以甲为首，故叫做甲历。历，是古曆字。帝太昊伏羲氏，乃成纪人也，以木德继天而王天下，建都于宛丘地方。其德合天地之德，故天应以鸟兽文章，盖鸟兽之形色，粲然示人者，皆至文也。地应以河图洛书，盖图书之奇耦，错然示人者，皆显数也。伏羲氏于鸟兽之文，图书之数，既已法则之。于是又仰观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观刚柔高深之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变化于人，会合了三才的道理，创始画出八个卦来。每卦有三爻，以象天地人。因未尽其理，又重增三爻为六爻，一卦变做八卦，八卦变成六十四卦，以发泄神明幽微之德，以区别万物感应之情，定天下之吉凶，而成民之务焉。前此未有文字，只结绳而记事，于是又造书契，凡大小政事，皆有文字纪载，替了那结绳之政不用。其造书之法有六样：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以此六书制字，使天下的义理，都包涵于文字之中，天下的文字，都不出乎六书之外。又作甲历，以明天道、授人时。若伏羲氏者，诚万世文字之祖也。


    原文　上古男女无别，帝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又因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于是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吴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治。


    直解　俪皮，是两张皮。共工、柏皇、朱襄、昊英、栗陸、赫胥、昆吾、葛天、阴康都是臣名。上古之世，男女混杂无别，伏羲氏始制为嫁娶之礼。时未有币帛，只用两张兽皮行礼。又正民之姓氏，使族类有分，通以媒妁之人，使合二姓之好，自是人始知夫妇为人伦之本，男女有别，不相渎乱矣。又因天降瑞物，龙马负图，出于孟河之中，遂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而龙名。如飞龙氏、潜龙氏、青龙氏、赤龙氏之类。于是命共工做上相，命柏皇做下相，朱襄、昊英两人常居左右，栗隆居北方，管北方事，赫胥居南方，管南方事，昆吾居西方，管西方事，葛天居东方，管东方事。阳康居下。这几个都是贤臣，分理着上下四方的事物。繇是政成化行，而天下大治。夫伏羲古之神圣也，亦必赖贤臣分理而后成治道，此图治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帝作荒乐，歌扶徕，咏罔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斫桐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以通神明之贶，以合天人之和，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乐音自是兴焉。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


    直解　荒字，解做大字。扶徕、罔罟都是乐章名。扶徕之义未详。伏羲初作网罟，教民佃渔，而天下享其利，故有网罟之歌。镇，是安定的意思。立基，是乐之总名。按《礼记》疏中说，伏羲之代，五运成立，甲历始基，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继德之乐，故曰立基。离，是大琴名。徽，是琴上十三个星，弹时按以为节者。贶，是赐。，是绳索。伏羲知天地有自然之元声，人君当用之以和平天下，于是始作大乐。歌扶徕之曲，咏网罟之歌，劳来感动，以安定天下之人，名曰《立基》，盖用此为兴致太平之根本也。又见得桐桑二木，其材皆能发声，乃斫桐木为琴，绳蚕丝为弦，弦有二十七条，唤做离徽。奏之郊庙朝廷，用以感格神明，使其歆享降福；合和上下，使其欢欣交通。又绞丝作绳，被诸桑木，造为三十六弦之瑟，教民鼓之，以收敛身心，调养性情，使各得其本然之正，而声乐音律，遂自此起。盖其神圣开创，实始泄天地太和之秘，而为万世乐律之祖也。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然后崩，其享国长久如此。

 炎帝神农氏

    炎帝，是帝号。神农，解见下文。


    原文　少典之君，娶于有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长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又号烈山氏，亦曰连山氏。其初国伊，继国耆，合而称之，故又号曰伊耆氏。


    直解　少典，是诸侯国名。有氏，是族名。姜水、烈山、伊、耆都是地名。初少典之君，娶有氏的女为妻，名曰安登。生二子，长子名石年，即是炎帝，因养育于姜水地方，遂以姜为姓。比先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帝继其后，取木能生火之义，以火德王，火性炎热，故号为炎帝。炎帝虽育于姜水，其起初本在烈山，故又称为烈山氏，亦称为连山氏。其祖上曾建国在伊地，后又建国在耆地，合两处而称之，故又号为伊耆氏。


    原文　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都于陈，迁曲阜。初艺五谷、尝百草。古者民茹草木之实，食禽兽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时，相地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始教民艺五谷，而农事兴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复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繇是民居安食力，而元夭折之患，天下宜之，故号神农氏。


    直解　陈，即今陈州，已解，见前。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农，是治田土以种谷之名。艺，就是种。五谷是稻、黍、稷、麦、菽，五样粮食。耒耜，是种田的器具。耒，即是耜柄。石，是药中所用之石。炎帝神农氏以火德治天下，建都于陈，后又迁都于曲阜。初种植五谷、尝百草，盖上古之人，都只采草木的果实，与取鸟兽之肉以为食，而未知耕种稼穑之事。至炎帝因天有春夏秋冬四时，生长收藏，各有其候，又相度地势，高下燥湿，各有所宜，于是斫削树木做个耜，又把木揉得弯曲了，做耜之把柄，叫做耒，教百姓每将这器具去耕田种谷，而务农之事，繇此兴起焉。上古民有疾病，不知用药石医治，至炎帝始将各样草木的滋味，件件都用口尝过，因审查其性，或寒凉、或温暖、或平和、或大热。又辨别那药味中，可为主以治病的，借名为君；可随着别药治病的，借名为臣；可帮助别药的，借名为佐；可引导别药的，借名为使。辏合将来，以为治病之法。炎帝因尝辨药味，曾于一日之内，遇着七十样毒药，他有神圣之术，就把相制的药味，去解化了，那毒不能为害。恐人不知这等法则，就造为治病的方书，以疗治百姓的疾病，而医药之道，自此立矣。又审察地上的水泉，有味甘而养人者，有味苦而损人者，使人知避了那苦处，就那甘处。夫避苦就甘，则便于取汲，而民之居处得安；耕种以为食，则民得自食其力，免于饥饿；而又知医药以治病，则民得终其天年，而无有夭死之患，天下皆以为方便。因他造为耕种务农之事，以养活天下的人，这事从来无人想到，独是他制造出来，如通神的一般，故称为神农氏。


    原文　炎帝之世，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始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火瑞，以火纪官，故为火师，而火名。


    直解　廛，是市上民居。交易，是将货各相交换。炎帝神农氏在位之时，民间风俗质朴厚重，端正诚悫。百姓每都不见忿争，而财用自然充足；朝廷上未有诏令，而百姓自然顺从。以德化民，虽威厉而不用刑杀，法度省简而不烦琐。先时未曾布市廛交易，到神农时，才教人布列店房于国都之中，每日中开市一遭，招致天下之人民，收聚天下的货物。如为农的有米谷，为工匠的有各样器皿，都把来交换买卖了，方才退去。人人各得其所欲，甚为方便，这是后世商贾之所繇起。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当时适有火瑞，于是以火纪官，故为火师，而以火名官。如春官名大火，夏官名鹑火，秋官名西火，冬官名北火，中官名中火之类是也。


    原文　炎帝之世，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谏而被杀。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长沙之茶乡。


    直解　夙沙氏是当时诸侯的名号。箕文，是夙沙氏之臣。交趾、幽都、旸谷、三危、长沙、茶乡，都是地名。炎帝神农氏之世，诸侯有夙沙氏背叛，不奉行神农的命令。他有个贤臣叫做箕文，谏他，反被他杀了。夙沙氏之无道如此，神农也不去征他，只益修自己的德政以感化之。于是夙沙氏的百姓，都恶夙沙氏之无道，而仰神农之德化，遂自攻杀其君夙沙氏，而以其地来归。于是南边至交趾，即今安南国地方；北边至幽都，即今顺天府地方；东边至旸谷，即今东海边日出的地方；西边至三危，即今陕西沙州地方，莫不服从神农之教化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因巡狩而崩于长沙之茶乡。

 黄帝有熊氏

    黄帝，是帝号。有熊，是国名。黄帝以国为氏，故称黄帝有熊氏。


    原文　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生而神灵，长而聪明。是时神农氏为天子，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最为强暴。轩辕修德治兵，与炎帝战而胜之，又禽杀蚩尤于涿鹿。于是诸侯咸归轩辕，遂推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直解　讳，是名讳。禽，是拿获，与擒字一样。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是有熊国君之子。他生下来就神圣灵异，不可窥测，到年纪长大，越发聪明过人，天命人心已有所归矣。此时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子孙衰弱，管不得天下，各国诸侯彼此相侵陵攻伐。炎帝既不能征讨，反去侵陵那诸侯。而其时诸侯中，有名蚩尤者，更为刚强暴虐，人受其害。轩辕不忍见天下之乱，因此内修德政，外振兵威，伐炎帝而胜之，又禽获蚩尤于涿鹿地方。于是四方诸侯，怀德畏威，都来归附轩辕，遂推尊轩辕替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原文　元年，黄帝既为天子，于是始立制度，天下不顺者，从而征之。其土地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薰鬻，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以师兵为营卫，以云纪官，有土德之瑞。举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直解　崆峒是山名。薰鬻，是北虏名。邑，是帝王所居的去处，叫都，又叫邑。涿鹿，是地名，即今之涿州。阿，是地势弯曲处。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是六个臣名。黄帝即位之元年，既立为天子，于是创立治天下的法度。天下诸侯，若有不顺从法度的，即用兵征讨之。其所管的地方，东边到于海，西边到于崆峒山，南边到于江，北边驱逐虏人薰鬻，使之远遁，遂建都于北方涿鹿之阿。然虽建都于此，却迁移不定，或在这里住，或在那里住，所至无城郭，只以众兵周围摆列，如营垒一般护卫着。因受命有云瑞，遂以云纪官。如春官为青云氏，夏官为缙云氏，秋官为白云氏，冬官为黑云氏，中官为黄云氏。又有土德之瑞，举用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得了这六个贤人为相臣，于是治道通乎天地。上无日月星辰失度之变，下无山崩川竭水旱之灾，虽神明亦感而至，如河图献瑞之类是也。


    原文　帝受河图，见日月星辰之象，于是始有星官之书。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造历，命隶首作算数，命伶伦造律吕，命车区占星气，容成兼而总之。为文章以表贵贱，作舟车以济不通，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八家为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封禅之礼，作咸池之乐，远夷之国，莫不入贡。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正妃二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皆为诸侯。黄帝崩，人以为仙去。子玄嚣立，是为少昊金天氏。


    直解　斗纲，是北斗的柄。大挠、容成、隶首、伶伦、车区都是臣名。封禅，是祭名。咸池，是乐名。黄帝既受河图之瑞，仰观于天，见日月星辰之垂象，于是设灵台。立五官，或占日、或占月、或占风，从此才有星官之书。初时伏羲作甲历，起于甲寅，以纪岁月昼夜方位而已。至是又命大挠因其法，探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情，占斗柄所指之方，始作甲子，亦用支干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纳音，如甲子乙丑属金，丙寅丁卯属火之类。命容成造历日以定四时，即今大统历便是。又命隶首作百十千万之算数，即今九章算法便是。又命伶伦取嶰谷之竹，截而吹之，造为六律六吕以正五音。又命车区占星气以验灾祥。仍命容成兼总其事。又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之分，如旗帜车服之类，各有等级是也。又作舟行水，作车行陆，济道路之不通者。既而俯察于地，画九野，分九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乃合八家做一井，井一为邻，合三邻做一朋，合三朋做一里，合五里做一邑，合十邑做一都，合十都做一师，合十师做一州。设左右大监之官，使他监临万国，如今总督巡抚是也。又举封禅之礼以祭天地，作咸池之乐以和神人。时远方四夷之国，都来进贡。帝生二十五子，得姓者一十有四人。正妃所出有二子，长名玄嚣，次名昌意，初皆为诸侯。及黄帝没，人以为仙去，玄嚣以长嗣立，是为少昊金天氏。

 五帝纪

五帝，是少昊、颛顼、喾、尧、舜。按谥法，德象天地谓之帝。以上五，君皆有配天地之德，故称五帝。这后面通是记五帝的事迹，故曰五帝纪。

 帝少昊

    原文　少昊名挚，姓己，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


    直解　华渚、穷桑、青阳、曲阜，都是地名。史臣说，帝少昊名挚，姓己，即前面说的黄帝之子玄嚣也。其母是黄帝正妃，名叫做嫘祖，曾出游于华渚地方，适有大星光耀如虹霓一般，下临其地。嫘祖因感着这祥瑞，遂怀孕而生帝少昊。当黄帝在位之时，少昊初封为诸侯，降居江水地方，又迁邑于穷桑之地，故号穷桑氏。又曾建国于青阳之地，又号青阳氏。到后来继黄帝而即帝位。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土能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天下，遂改号为金天氏。以其能修举太昊伏羲氏治天下的法度，故称为少昊。少昊王天下之后，定国都于曲阜。


    原文　元年，少昊之立也，凤鸟适至，因以鸟纪官。帝之御世也，诸福之物毕至。爰书鸾凤，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渊。


    直解　书鸾凤，是图写鸾凤的形象。建鼓，是大鼓。浮磬，是采地上浮石做成的磬。大渊，是乐名。少昊之元年，凤鸟适然来至。这凤鸟是不常有的瑞物，其来又正当即位之初，少昊因此祥瑞，故以鸟纪官。如凤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之类是也。不但有此凤瑞而已，自他在位之时，凡飞潜动植，诸福之物，莫不尽至焉。少昊于是使人描写那鸾凤的形象于乐器上，又设立建鼓，制造浮磬。作大渊之乐，以通山川之风气；用之祭祀郊庙，以谐神人；用之宴享朝会，以和上下。乐有九成，是以名曰九渊。盖自伏羲、黄帝时，皆已作乐，而至此又加备矣。


    原文　少昊氏衰，九黎乱德。天下之人，相惧以神，相惑以怪，家为巫史。民渎于祀，灾祸荐至。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寿一百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兄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


    直解　衰，是衰老。九黎，是黎氏九人，乃少昊时的诸侯。巫史，是祝祭祈禳的人。云阳，是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北。少昊氏至衰老之时，有诸侯黎氏九人，欲乱其德政，造为鬼神怪异之说，以愚天下之人。而人或信之，以鬼神相恐惧，以怪异相煽惑。于是人家都为巫史，烦渎于祭祀，以求禳灾免祸。如近世假降邪神之类，不知祭不可渎，渎则不敬，灾祸反荐至焉。盖九黎见帝衰老，欲民归己，故鼓惑如此。然帝素能修太昊之法，而彼又是邪说，故终不能改其历数也。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寿一百岁，葬于云阳地方，故后世又称为云阳氏。兄昌意之子高阳氏继立，下面所称帝颛顼的便是。按前称黄帝正妃二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此称昌意为兄，前后疑有一误，修史者仍而弗改，盖疑以传疑之意也。

 帝颛顼

    原文　帝颛顼，号高阳，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帝颛顼，号高阳氏，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少昊之侄也。


    原文　元年，土地东至于蟠木，西至于流沙，南至于交趾，北至于幽陵。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动静之物，大小之神，莫不砥属。颛顼崩，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直解　动，是物之有知的。静，是物之无知的。砥，是平定的意思。属，是服属。颛顼承黄帝少昊已成之业，而又圣德广被，为四海所归，故其即位之元年，所管的土地，就极其广大。东边到蟠木地方，西边到流沙地方，南边到交趾地方，北边到幽陵地方。颛顼之德，沉静渊深而有谋虑，疏畅通达而知事理，足以通幽明之故，而为神人之主。于是明而万物，或动的，或静的；幽而百神，或小的，或大的，无不坦然安定而皆来归属。颛顼享年九十六岁而崩，于是玄嚣之孙高辛继立，号为帝喾。不立颛顼之后，而立高辛者，必以高辛氏有圣德故也。

 帝 喾

    原文　帝喾，号高辛，玄嚣之孙，黄帝之曾孙也。


    高辛，是地名。帝喾起于高辛，因以为号，是帝玄嚣之孙，黄帝之曾孙也。


    原文　元年，帝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既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喾崩，其子挚立。


    直解　郁郁，是和穆的意思。嶷嶷，是凝重的意思。帝喾的资性聪察于事，能见到那深远的去处。又明睿，于理能穷到那精微的去处。行事则顺乎天之义理，而不敢违越，治民则知其紧急所在，而不敢迟缓。以仁存心，而宽严相济，是仁而有威，有惠及物，皆实心实政，是惠而能信，修身以化天下，而天下自然顺从，不待以法度强之也。取材于地，而用之有节；安抚万民，而施以教诲。按黄帝时所造历书，以察日月之晦朔弦望而成岁时，日来则迎之，去则送之。又能明于鬼神之理，而敬以事之。其容色，则郁郁和穆，有人君之容；其德性，则嶷嶷凝重，有人君之德。凡百举动，务要合乎时宜，不肯任其私意。穿的衣服，只与士人一样，不肯过乎华靡。凡中皆中道所在，而帝能执之，以遍施乎天下。是以天下之人，不止近者悦服，但凡日月照临的去处，风雨沾被的去处，亦无不悦服而顺从者。在位七十五年而崩，其子挚继立。

 帝 尧

    原文　帝尧，喾之子，挚之弟也。挚立封尧为唐侯。挚崩尧立。


    帝尧是帝喾之次子，挚之弟也。挚以长子继喾而立，封尧为唐侯。其后挚以荒淫见废，而崩，于是诸侯尊尧，立为天子。


    原文　元年，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白马，茅茨不剪。


    直解　收是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纯字读作缁字，是黑色。彤是赤色。茅茨是茅草，以之覆屋者。帝尧继帝挚而即位，始称元年。尧之德，其仁广大，如天之无所不覆。其智通微，如神之无所不知。近者莫不依就他，如向日之光华；远者莫不瞻望他，如仰云之覆渥。虽富有四海，能恭俭而不矜肆；虽贵为天子，能敬谨而不怠缓。所戴的是黄冕，所著的是黑衣，所乘的是赤车，所驾的是白马，所居的宫室上面是茅草覆盖的，不用剪裁修饰。


    原文　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直解　帝尧之心，时常念着天下，尤加意于失所的穷民。一民无食而饥，就说是我不能足其食以饥之也。一民无衣而寒，就说是我不能足其衣以寒之也。一民犯法而有罪，也说是我平日不能教化他，使之陷于有罪也。把这几件百姓的事，都任以为己责，所以百姓仰戴他如日月一般，亲爱他如父母一般。仁昭而惠泽极其显著，义立而法制无所废弛。德之所施者博大，而化之所及者广远。当时之民，不待爵赏而自劝于善，不待刑罚而自顺其治。《书》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是也。


    原文　是时，十日并出，焦禾杀稼，又有大风、猰、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欣悦，莫不向服，定天下道里远近广狭之名。


    直解　猰，是兽名。封豨，是大豕。修蛇，是长蛇。羿，是人名，古之善射者。青丘、洞庭、桑林，都是地名。当尧即位之初，七政失缠，有妖日并出于天上，其光酷烈，把下面的禾稼都焦槁了。又有怪物能作大风，坏人屋舍，恶兽猰、大豕、长蛇，都为民害。帝尧乃使善射的人名羿者，以丝系矢，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又上面射去十日，下面击杀了猰，斩长蛇于洞庭之滨，擒大豕于桑林之野。一应害人之物，皆驱除了。繇是万民得以全生，欣喜欢悦都来归服。然后将天下道里远近广狭，各定其东西南北方向之名。盖尧承帝挚之后，朝政荒乱，戾气充塞，故天象见异，物怪并兴，及七政既齐，帝德广运，则万邦协和，而天人交应矣。然此亦作史者传疑之言，固未足深信也。


    原文　是时洪水为灾，尧问群臣，举能治水者。四岳举鲧，使之治水。鲧为人方命圮族，尧试用之，果然功绩弗成。


    直解　尧时大水为灾，下民受害。尧问群臣，举善治水之人。四岳举崇伯鲧。然鲧之为人，违背上命，伤败族类，尧已知其不可用，但急于救民，又因四岳强举，姑试用之。鲧乃不知顺水之性，枉兴徒役，筑堤障塞，九载不能成功，尧遂废之。


    原文　尧作乐，名曰大章。


    直解　尧作一代之乐，以和神人，叫做大章。此时尧之政教大行，法度章明，故乐名大章，以象德也。


    原文　尧之子名丹朱，不肖。在位七十年，尧求贤德可以逊位，群臣咸举舜。舜为人贤明，尧亦闻之，于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执妇道。尧以舜为贤，遂使之摄位。


    直解　尧子丹朱，为人嚚讼，不能象尧之德，难以君临天下。尧在位已七十年，渐觉衰老，要求贤圣有德之人，托以天下，群臣乃同举虞舜。舜为人，极其贤孝聪明，尧亦素闻之。欲传以天下，先试他仪刑于家者何如，于是将二女娥皇、女英，与舜为妻。舜则以德化导二女，都恪执妇道，不敢以贵骄其夫子，慢其舅姑。又将难事历历试他，都随事有功。尧乃信舜果是贤圣，遂使权摄帝位，代行天子之事。


    原文　又二十八年，尧崩，在位九十八年，寿一百九十八岁。舜避尧之子丹朱于河南，天下朝觐狱讼者，不归丹朱而归舜，舜于是即天子之位。


    直解　舜摄位二十八年，尧乃弃世，计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九十八岁。舜仍要让位与尧之子丹朱，乃避处于河南地方。然帝尧付托有素，天下蒙舜德泽已久，都一心爱戴，故诸侯朝觐者，狱讼求平者，皆不归往丹朱，而归往于舜。舜见天命人心归向于己，不得复辞，于是即天子之位。

 帝 舜

    原文　帝舜，黄帝八代孙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康敬，康敬生句芒，句芒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姓姚氏。舜母死，继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叟惑于后妻并少子，尝欲杀舜。舜尽孝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每尤加恭顺。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闻，三十，尧之子丹朱不肖，求可以代己位者，四岳群臣皆举舜。尧乃召舜，舜至，尧将逊以位，先察试其才能。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直解　帝舜，是黄帝第八代的孙。始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颛顼，帝颛顼生穷蝉，穷蝉生康敬，康敬生句芒，句芒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姓姚氏。舜的生母早故，瞽叟又娶后妻生个儿子，名叫做象。舜之父母与其弟象，都是下等极愚的人，不可以道理化改者。瞽叟因偏听了后妻与少子象之言，三个人尝谋要杀舜。舜知道了设法躲避，方才得免。然未尝以此怀怨，只尽自家孝悌的道理，事其父母，待其弟，每每愈加恭敬和顺。盖但知我为子为兄的道理当尽，而父母之不慈，与其弟之不善，所不计也。舜虽是黄帝之后，至其父祖时衰微，身无爵禄，穷居畎亩之中，不免为耕稼陶渔之事以养父母。而其至圣之德，见者无不感化焉。尝耕田于历山，那历山之人都彼此逊让其所耕的田界；尝取鱼于雷泽，那雷泽之人都彼此逊让其所居的屋地；曾烧造瓦器于河滨，那河滨的人都学他一般信实，做出来的器皿，个个完美中用，没有苦窳不堪的。凡舜所住的地方，人便都来归依他，成一个聚落，及至二年，日渐加多，就如一个县治，及至三年，愈加辏集，就如一个都会，其为人所信从如此。舜才二十岁时，人就都闻他的孝名。至三十岁时，帝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访求有德之人，可以代己位者，四岳与群臣，众口一辞，都荐举他。尧乃使人召舜，舜既来到，尧欲传以天子之位，然犹未敢轻易，且先察试其才能。乃使舜为司徒之官，使之修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五典。舜则敬慎以美其教化，而人之具此五伦者，莫不克从。又使为百揆之官，统领众职。舜则及时以修举庶务，而事之总于百揆者，莫不时序。又使他兼管四岳，以宾礼四方诸侯。舜则能以礼辑和那来朝之诸侯，莫不穆穆然极其和顺。又因洪水为患，使舜到山林中相度形势。适遇猛风雷雨，人皆惊惧失常，舜则神气自如，略不迷乱。帝尧历历试舜，见其才德器量，无所不宜如此，然后决意付以大位也。


    原文　是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世济其美，尧未及举，舜于是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尧于是使舜摄位。又帝鸿氏有不才子，号曰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号曰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号曰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号曰饕餮，谓之四凶。尧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即共工、兜、三苗、鲧也。舜以鲧治水无成功，于是殛之于羽山，举其子禹，使之治水。舜摄位之后，二十八年，尧崩。舜避位于河南，天下朝觐讴歌讼狱者，不归尧之子而归舜，舜遂即天子之位。


    直解　高阳氏、高辛氏、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皆上古帝王的后代。缙云氏，是上古夏官的后代。四裔，是四方边远之地。当舜相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敳、鱼开切。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这八个人都有和粹之德，天下之人，号他做“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这八个人，都有善良之德，天下之人，号他做“八元”。“八恺”、“八元”，十六族，世世成其美德，帝尧未及举用他，舜于是荐举“八恺”于帝尧，使他为司空之官，主土地之事。又荐举“八元”，使他为司徒之官，布五教于四方。那时帝鸿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饕餮。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族，世世成其凶德，总名“四凶”。尧未及除去他，至舜则皆除去之，投弃于四方边远之地，即《书经》上所载共工、 兜、三苗、鲧四人也。舜既殛杀鲧于羽山，知鲧有贤子名禹，又举而用之，使他继其父以治水，而功绩果成。不以其父之恶而弃其子之善也。夫舜为天下举贤去凶，有功德于民甚多，所以摄位之后，到二十八年，帝尧崩时，舜虽避位于河南，以让尧之子丹朱，而天下同心归之。凡来朝觐的、讴歌圣德的、求决狱讼的，都不肯归尧之子，而惟归舜。舜以人心归己，不得终辞，遂继帝尧而即天子之位。


    原文　元年，舜既即位，号有虞氏。使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伯夷为秩宗，后夔为典乐，龙作纳言，是所谓九官也。舜作乐，名曰九韶之乐。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于是荐禹于天，使之代己位。舜在位五十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在位五十年，寿一百一十岁。禹避商均之位于阳城，天下不归商均而归禹，禹遂即天子位。


    直解　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俱人名。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纳言，俱官名。舜既即天子之位，国号称有虞氏，以为治天下惟在任人，任人当量才擢用。于是使禹做司空之官，管治水土；弃做后稷，管教稼穑；契做司徒，掌教化；皋陶做士师，掌刑法；垂做共工，掌百工之事；益做虞官，掌山泽草木鸟兽；伯夷做秩宗，掌郊庙社稷之礼；夔主作乐，以和神人；龙做纳言，以宣上命，遂下情。古称舜时有九官，皆圣贤之佐，即此九人也。九官既命，各称其职，所以事事做得停当，而舜则恭己无为成四方风动之治。治功既成，乃象其功德作乐，以奏于祭祀燕飨，名为九韶之乐。韶字解做继字，以其继尧成功，故称为韶。乐有九奏，故曰九韶。舜的子叫做商均，亦如丹朱不肖，不可以治天下，看得群臣之中，可传天下，无过禹者，于是荐举于天，使代己即位。舜在位五十年，往南方巡狩，遂崩于苍梧地方，寿一百一十岁。禹不敢受舜之禅，还欲商均继立，避到阳城。其时天下之朝觐讼狱者，不归商均，都去归禹。禹知天命人心不可终辞，遂继舜即天子之位。夫三代以前，君天下者，禅继无常，而天命人心，惟归有德。自禹以后，父子相传，遂为定制。然祚之长短，亦系乎德之盛衰。则夫创业垂统，与继体守成之君，欲为传世无穷之计，皆不可不以德为务也。

 夏 纪

夏，是禹有天下之号。

 大 禹

    原文　大禹，黄帝之玄孙也，姓姒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尧时洪水滔天，鲧治水无功，殛死。舜既摄位，举禹使续父业。禹为人克勤敏给，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之门不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音敲。山行乘。音局。左准绳，右规矩，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命益予众庶之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而均给诸侯。


    直解　史臣记，夏禹王乃黄帝第五代玄孙也，姓姒氏。起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当尧之时，洪水滔天，尧使鲧治水无功，舜既摄位，殛之于羽山。以禹圣智过人，就举他使继父鲧之职，以终其治水的事业。禹为人勤谨，才又敏捷，无有所为，件件速成。其德不违于理，其仁慈爱可亲，其言诚实可信。他的声音，洪亮中节，就可以为乐中之律吕，他的身体，长短有则，就可为量物丈尺，其圣质本于天成如此。禹痛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于是劳苦其身体，急焦其心思，汲汲要成治水之功，在外十三年之久，虽便道经过家门，也不肯到家里一看。其子启才生数日，呱呱而泣，禹亦不顾。其为国忘家如此。当治水时，在平地上行，则乘车；在水中行，则乘船；在泥地里行，则乘橇，以板为之，其形如箕，擿行泥上，取其不滑也；在山上行，则乘，以铁为之，其形如锥，长半寸，安在履下，以上山，取其不蹉跌也。他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则。左有所为，就是为平直的准绳；右有所为，就是为方圆的规矩。盖随他行出来的，或左或右，无不当也。前此天下，虽有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被洪水昏垫，疆界不甚分明。至此水土既平，始分别开九州，通了九州的道路，陂障九州之泽，遍历九州之山。看那下湿之地，宜种稻子，命伯益与百姓稻子，使种于下湿的水田。水土初平，五谷难得，命后稷教之播种五谷，与百姓以难得的粒食。播种虽同，所收未免多寡不一，食有不足者，则调转那有余的以补之，均平给与诸侯，使无一国一民之饥者。夫大禹平水土，教稼穑，不惟终君之命，又且盖父之衍，泽博九州，功被万世，此所以为有夏一代之圣王也。


    原文　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禹使章亥步自东极，至于西陲，二亿二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坚亥步自南极，至于北陲，二亿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尧于是赐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为司空，以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荐禹于天，使代己位。舜崩于苍梧，禹避之于阳城，天下之人，不归商均而归禹，遂即天子之位。


    直解　相，是相度。贡，是贡献。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隩，是水涯。章亥、坚亥，都是人名。玄圭，是黑玉造成的圭。苍梧、阳城，都是地名。禹既平水土，乃举行贡法，相度各处地土所有之物，以贡于天子。如兖州贡丝、青州贡盐、扬州贡金之类。又因道路未通，相度山川之便利，斩木以通之。向者洪水为灾，到这时节，水归故道，其害宁息，九州之域，皆就平治，无有不同，虽四海之隩，水涯之地，皆可居处。禹乃使章亥步算，自极东以至于极西的地方，得二亿二万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一步。又使坚亥步算，自极南以抵于极北的地方，得二亿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五步。除四海之外，荒服之远，不计外，其在四海之内，正朔所加，声教所及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按《汉·地志》，三代之前，中国疆域，东西计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今章亥所算，盖开方之法，故里数之广如此，其实不过如《汉志》所云也。尧以禹治水功大，赐以玄玉之圭，以酬其劳绩，而以其成功告于上帝焉。及尧禅位于舜，舜既即帝位，乃命禹以司空之官，居百揆之任，使之统领百官，揆度庶政，故谓之百揆也。时舜之子商均不肖，不可以君临天下，舜于是荐禹于天，使代己位。后舜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禹仍以位让商均，避之于阳城地方。然天下朝见讼狱讴歌者，皆不归商均而归禹，禹以人心天命有在，不容终辞，遂及天子之位。


    原文　元年。禹既即位，国号夏，仍有虞，以建寅月为岁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为徽号。作乐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尧舜之德也。悬钟、鼓、磬、铎、鞀，音桃。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击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以劳天下之民。


    直解　禹继舜即位改元，因所封之国在夏，遂定天下之号为夏。前此有虞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其得时令之正，遂因而不改。以水德王天下，水色黑，故以黑为尚。祭祀的牺牲，毛色用玄，凡章服旗帜之类，都用黑色，从其所尚也。禹既治定功成，作为一代之乐，叫做大夏。夏是广大的意思，言能广大尧舜之德也。禹又恐天下道理事务，不能周知，民情利病，无繇上达，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以待四方之士。各刻字于其架上说：有来教诲寡人以道德者，则击鼓；晓谕以义理者，则撞钟；告以事务者，则振铎；语以忧患者，则敲磬；有狱讼求决断者，则摇鞀。禹在里面听得那一件乐器声响，便知是那一项人求见，就着他进见，一一言之。是以每一饭时，尝起十次，一洗沐时，尝三绾其发，勤于接见咨访，不遑自爱其身，以劳天下之民，使之各得其所而后已。夫圣如大禹，犹不以成功自满，方且多方求言，勤于听纳如此，此智之所以为大，而成有夏配天之业也。


    原文　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直解　大禹出外巡行，路上遇见一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车来问其犯罪之繇，因而伤痛垂泣。左右的人问说：“这犯罪之人，所为不顺道理，正当加以刑罚，君王何故痛惜他？”禹说：“我想尧舜为君之时，能以德化人，天下的人都体着尧舜的心为心，守礼安分，自不犯刑法。今我为君，不能以德化人，这百姓每各以其心为心，不顺道理，所以犯罪，则犯罪者虽是百姓，其实繇我之不德有以致之。故我所以伤痛者，痛我之德衰于尧舜也。”


    原文　初舜分天下为十二州，禹复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


    直解　初舜为天子时，把天下地方分为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十二州。至禹时，将并、幽二州复合于冀州，营州复合于青州，仍前为九州。九州既定，于是将天下所贡方物之中，取其铜之美者，铸成九个大鼎，以象九州。又把九州山川所有怪物，都铸在鼎上，使民识其形象而避之也。


    原文　昔黄帝作车，少皞加牛，奚仲加马。禹命奚仲为车正，建旌旗斿旐，上声。以别尊卑等级。


    直解　车正，是官名。旌是干旄上插的雉羽。斿，是太常垂下的直幅，幅上画交龙的叫做旗，画龟蛇的叫做旐。上古人不知乘车，至黄帝时，始造为车，至少皋时，始以牛驾之，至禹时，有臣叫做奚仲，又加以马，禹就命奚仲为车正之官，专管车驾之事。又制为旌旗斿旐等物，设于车上，自天子以至诸侯大夫，各有不同，于是尊卑等级，皆有分别。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原文　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直解　醴，是薄甜酒。酪，是将牛马乳造成酒浆。古时只有醴酒酪浆，至禹时，有个人叫做仪狄，始用曲糵造酒，其味甚美，与醴酪不同。禹饮其酒，觉得甘美，有好之之意。恐因此妨了政事，就疏远仪狄，断绝旨酒，再不饮它。说道：“酒之可好如此，后世人君，必有以酒之故，流连迷乱，而亡其国者。”夫酒之作，本为祭祀燕享之用，岂能遽亡人国，但好之无厌，其祸必至于此。圣人见事之始，而即虑其所终，故深恶而豫防之如此。其后禹之子孙名桀者，果以酒为池而亡天下，然则禹之为虑，岂不远哉！


    原文　禹任皋陶、益以国事。


    直解　皋陶、益，都是贤臣，先时与禹同事虞舜，至禹即位，遂委任二人以国政。


    原文　是时，天雨金三日。


    直解　是时，禹之德感格于天，天降以祥瑞，下金三日，如雨一般。这事经史上不载，只一见于子书，未知果否。


    原文　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直解　涂山，是国名。呱呱，是啼哭声。荒，是大。度，是经营。禹治水时，娶涂山氏之女为妻，生一子名启。成婚之后，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不以妻为念。及启初生，呱呱而泣，禹也不以子为念。娶妻生子，皆不暇顾，惟以水土未平，奔走于外，大相度那平治水土之功。盖知有人民之忧，而不知有妻子之乐也。这是禹未即位的事，编《通鉴》者附见于此。


    原文　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禹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蝘蜓，禹颜色不变。须臾，龙俯首低尾而逝。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禹戮之。


    直解　涂山、会稽，都是地名。玉帛，就是《书经》上五玉三帛，乃诸侯所执以见天子者。寄，是寄寓。蝘蜓，是蜥蜴，形如蝎虎而稍大。防风氏，是诸侯之国。禹为天子，遵虞舜五载巡狩之制，曾往南方巡狩，大会诸侯于涂山地方。禹之功德既足以感动人心，又接着那唐虞极盛之后，所以诸侯每无远无近，都来朝见。一时执玉帛而聚集于涂山者，有万国之多。当巡狩渡江之时，忽有一黄龙来负其船，船上的人都恐惧失色，独禹不怕，仰面向天叹说：“我受天之命，尽心力以勤劳万民，万民既安，吾事毕矣。至于人生在世，就是客中寄住的一般，死了便是回还到家里一般。生乃其暂，死乃其常也。纵是龙能覆舟为害，我何惧焉！”当时禹看那龙，只如蝘蜓小虫一样，颜色略不变动。须臾间，那龙亦低头拖尾而去，恰似闻禹之言，而委顺驯扰，不敢为害也。禹又曾朝会群臣于会稽地方，诸侯皆依期而至，惟有防风氏恃其勇力，不恭王命，到的独迟，禹执而杀之，以儆诸侯。


    原文　有典则以贻子孙。


    直解　典则，是一代的典章法度，如今时《大明会典》与律令条例之类。贻，是传流的意思。禹以为创业之君，不立下一代的典章法度，则后王何所遵守，于是以其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著为谟训，留与子孙，使世守之。以后禹之子孙，传世几五百年，实赖此以为之维持也。


    原文　禹尝荐益于天七年。禹崩，在位九年，寿一百岁。益避位于箕山，天下之人，不归益而归启，启乃即天子之位。


    直解　益，是禹之贤相，禹以其可传天下，尝荐举于天者七年，禹崩。禹年老即位，所以在位止九年，寿一百岁。禹崩后，益不敢当禹之禅，避在箕山，让位于启。然天下臣民思禹之德，而知启之贤，皆不归益而归启，启乃即天子位。

 帝 启

    原文　元年。启既即位，乃即钧台以享诸侯。时有扈氏无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召六卿以征之，大战于甘，灭之。启在位九年，子太康立。


    直解　钧台，是台名，在今河南钧州。有扈，是国名，即今陕西鄠县。甘，是地名。威，是作威。侮，是轻侮。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在天有五行之气，在地有五行之质，在人有五行之理。怠，是怠慢。弃，是废弃。三正，是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古人迭用以为岁首之正月也。六卿，是六乡之卿。古时每乡卿一人，六乡有六卿，平居无事，则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而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各率其乡之一万二千五百人，而属于大司马，与王朝六卿不同。夏启王即位之元年，四方诸侯来朝，启乃就钧台以朝享诸侯。那时诸侯中有个有扈氏，所为不顺道理，擅作威势，轻侮五行，凡所行事，都背了五常之理，拂生长收藏之宜，而暴殄天物；又恣行怠慢，废弃三正，不奉夏之正朔；其狂悖不臣如此。启于是命六乡之卿，帅六军亲去征讨，大战于其国之南郊，遂灭其国。启在位九年崩，子太康立。按孟子称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其德可纪述者必多。此只载享诸侯、征有扈二事，乃作史者未之详考也。

 太 康

    原文　元年。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国事，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之君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许归国。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既失国，不得归，在位三十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直解　畋猎，是取禽兽。穷，是国名。羿，是穷国君之名。太康既即帝位，不守其祖大禹之谟训，怠荒逸豫，全不忧念国家的政事，只好去畋猎，罗取禽兽，远至洛水之表，至于一百日尚不回还。时有穷之君后羿，因百姓之怨，阻距之于河北，不许归国。是太康自弃其国也。其弟五人，知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之不可保，乃述其皇祖之训，作歌以怨之，今《夏书》中所载《五子之歌》是也。太康既失了国，不得返归，计其在位三十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天子。尝观《五子之歌》有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遂以失国。祖宗之训，可不守哉！

 仲 康

    原文　元年。仲康即位，羿为之相，仲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师。惟时羲和，沈乱于酒，遐弃厥司，至于日食大变，尚罔闻知。王命胤侯往征之。在位十四年崩，子相立。


    直解　胤侯，是胤国之侯。羲和，是司历象之官。仲康即位之元年，后羿为之辅相，于正位四海之初，首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兵权。那时诸侯羲和，世掌天文历象之事，乃沉乱于酒，心志迷惑，远弃其所司之事，失占天象，至于日食的大变，尚不闻知，也不奏闻救护。其失职违制，法所不容者，王乃命胤侯往征之，以正其罪。仲康在位十四年而崩，子相立，是为帝相。夫当羿之废太康而立仲康也，社稷安危，在其掌握矣。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以掌六师，征羲和以讨有罪，犹为礼乐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史臣录之，其有取于是欤？

 帝 相

    原文　元年。帝相继立，时权归后羿，相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氏。


    直解　元年，帝相既立为天子，虽无失德，然大权已归后羿，帝相微弱，被其赶逐，迁居于商丘地方，依夏同姓诸侯斟灌与斟氏居住。自是失国，不能为政于天下矣。


    原文　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囚、熊髠、龙圉，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谗子弟也，使相己。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愚弄其民，娱羿于畋，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畋，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夏旧臣靡，奔有鬲氏，浞自立。


    直解　羿，旧居穷石地方，故号有穷后羿，因夏民离心，代夏专政。既逐帝相，遂篡其位。依恃善射，不理民事，专好田猎，耽淫于原野禽兽。当时有武罗伯、熊、龙、圉，四人都是贤臣，羿乃废弃了武罗伯，将熊幽囚，将龙、圉削发奴辱，惟信用寒浞。寒浞原是伯明氏的谗佞子弟，为伯明后寒所弃，羿收之使为相。寒浞要固宠窃位，内则行媚悦于羿之宫人，外则施贿赂于羿之左右，下则用智术愚弄百姓，以收人心。专以田猎之事娱乐后羿，使不暇他顾。外内的人，被寒浞诱惑，都归服他。羿犹不知改悔，将归自田猎之所，寒浞使家众逢蒙等，杀而烹煮之。将他的肉与其子食，其子不忍食，又杀其子于穷之国门。夏有旧臣伯靡，素有兴复夏室之志，因见祸害相寻，乃奔于有鬲氏，以图后举。浞复篡羿自立焉。


    原文　寒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浇长，浞使浇灭斟灌、斟氏，弑帝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帝相在位二十七年崩。


    直解　寒浞既立，不改有穷之号，就收了羿的妻室，生下二子，一个叫做浇，一个叫做豷。此时帝相尚在商丘，及浇年长，寒浞使之统兵灭斟灌及斟氏，遂弑帝相。相妃，有仍氏女，叫做后缗，方怀孕，自穴窦中逃出，归于有仍之国，后生少康。计帝相在位二十七年，遇弑而崩。夫夏自太康逸豫灭德，取怨于民，遂致羿与寒浞，乱贼之臣，接迹而起，凡数十年，国统几绝。若非禹之功德深远，人不能忘，则夏将从此不祀矣，岂非万世之大戒哉！

 少 康

    原文　少康，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国君之女也。寒浞杀羿，灭夏氏。时少康方在怀妊，相后乃奔归有仍之国，而生少康。少康既长，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奔有虞，为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而抚其官。夏有旧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举兵灭浞，而立少康焉。


    直解　牧正、庖正，都是官名。虞，是国名，乃帝舜之后。妻，是以女嫁之。二姚，是姚氏二女，有虞国姓姚，故叫做二姚。纶，是邑名。二国，是灌、二国。烬，是火焚之余，二国虽被寒浞所灭，犹有遗下的臣民，譬如火焚之后，尚有焦木也。少康之母，是帝相之后，乃有仍国君之女也。起初后羿篡国，逐帝相于外，羿之臣寒浞杀了后羿，并灭夏之社稷，那时少康方在相后的怀妊中，相后避乱，逃归其母家有仍之国，而生少康。及少康长大，就为有仍牧正之官。寒浞之子名浇者，知道相后生了孤子，使其臣名椒者，寻求少康所在，要杀害他。少康又逃避于有虞之国，为有虞庖正之官。那虞君名思，知道他是帝相之遗子，大禹之玄孙，就把两个女儿嫁他，使他居于纶邑，给与他田一成，计有十里，众一旅，计五百人。少康管此一成之田，一旅之众，即能布其德惠，而兆其中兴之谋，以收复夏氏之众，而抚绥其所遗之臣。于是夏之旧臣有名靡者，自有鬲氏之国，收召灌、二国之遗民，举兵攻灭寒浞，而立少康以为君焉。


    原文　元年，少康使其臣女艾灭浇于过，使其子季杼灭豷于戈，乃归故都即位。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在位二十年崩，子杼立。


    直解　过、戈，都是国名。少康即位之元年，使其臣名女艾者，领兵攻灭寒浇于过，使其子名季杼者，攻灭寒豷于戈。寒浞父子皆已诛灭，乃归于夏之旧都，而即天子之位。于是有夏之道复兴，诸侯都来朝觐。盖自太康以来，日就微灭，至此然后中兴也。少康在位二十年乃崩，子杼相继而立。夫太康荒于逸游，则虽承大禹帝启全盛之势，而亦至于失国。少康能布其德，则虽遭后羿寒浞篡灭之后，而亦得以复兴。然则盛衰之机，惟在人君之修德与否而已。

 帝杼 帝槐 帝芒

<h2>帝　泄</h2>


    原文　元年，既嗣立，是时六夷从服，始加爵命之制。帝泄在位，凡十有七年而崩。子不降立，是为帝不降。


    直解　少康复国之后，传子帝杼，帝杼传帝槐，帝槐传帝芒，帝芒传帝泄。帝泄既继立，是时夏道中兴，六种之夷，皆来从服。始加立百官爵命的制度，凡公卿大夫士之等级，皆因旧制而更定之。在位凡十有七年而崩，子不降继立，是为帝不降。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h2>孔　甲</h2>


    原文　元年，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务修德，诸侯多叛。时天降乘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惧而迁于鲁县。在位三十二年崩，子皋立。


    直解　自帝不降之后，传帝扃、帝厪、以至于帝孔甲。孔甲既即位，好鬼神祈祷之事，只去祀神求福，不务修其德政，所以诸侯多背叛之，不奉王命，而夏之德业遂衰。那时天降下四只龙来，二雌二雄，孔甲不知所以驯养之，又未得养龙之人。比先陶唐氏既衰，其后世有个子孙叫做刘累，曾学养龙之术于豢龙氏，因孔甲要求养龙之人，遂以其术服事孔甲，能知龙之嗜好而与之饮食。久之，四龙都养得驯熟了，孔甲嘉美其能，赐以姓氏曰御龙，比古之豢龙氏焉。取已绝侯国豕韦之地封之，以代豕韦之后。其后有一只雌龙死，刘累不与孔甲说，私取其肉作醢，以进孔甲。孔甲不知而享受之，后又问刘累要那雌龙，刘累无可赔偿，恐怕得罪，遂逃移于鲁县地方。孔甲在位三十二年而崩，子皋继立。夫龙之为物，神变不测，非人之所能豢养。史臣传疑之言，恐不足信也。

 帝皋 帝发

    <h2>履　癸</h2>


    原文　元年。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桀尤为无道，暴戾顽狠，贪虐荒淫，残商百姓，天下颤怨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铁钩索，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喜有宠，所言皆从，为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笑以为乐。殷汤修德，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师不至，伊尹佐汤帅师以伐桀，桀战不胜，奔于三朡之国。汤又从而伐之，放于南巢而死。


    直解　颤，是恐惧战动的模样。有施、三朡，都是国名。殚，是尽。脯，是炙肉。南巢，是地名。夏自孔甲之后，传子帝皋，帝皋传帝发，帝发传履癸，是为桀。自孔甲以来，德政衰微，诸侯已多背叛。至于桀，尤为无道，其所为暴戾顽狠，贪虐荒淫，残害天下的百姓。天下百姓都颤兢怨愤，而忧其祸之将及己。盖不但诸侯背叛，而万民亦离心矣。桀有膂力，能伸直铁打的钩索。他恃其勇力，用兵征伐有施氏之国，有施氏进一美女，叫做妹喜，得免于祸。桀宠爱妹喜，但凡他的言语，无不听从，因要取他欢喜，遂造为倾宫瑶台，极其华丽，竭尽了百姓的财力。又将各样禽兽之肉，堆积如山，炙干为脯，悬挂如林，凿个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积下酒糟为堤，其高可望十里。招集人众来饮，约以鼓声为号，击鼓一通，齐到池边低头就饮，如牛饮水的一般。当时同饮者有三千多人，妹喜观之欢笑，以此为乐。是时殷成汤修德，诸侯畏服，桀忌汤强盛，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九夷都违命不至。汤有贤臣伊尹，见桀无道已极，天命人心已去，乃辅相成汤，帅师伐桀，为民除害。桀与汤战不胜，逃奔于三朡之国，汤又从而伐之，放于南巢地方，禁锢而死。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宫室、恶衣服，竭力以劳万民，因饮酒而甘，遂疏造酒之仪狄，其仁爱勤俭、创业艰难如此。桀乃不念祖德，荒淫暴虐，举祖宗四百年之天下，一旦而覆亡之，岂不深可痛哉！

 商 纪

商，是地名，以其始封于此，遂以为有天下之号。

 成 汤

    原文　成汤，黄帝之后也，姓子氏。初帝喾次妃简狄，见玄鸟堕卵而吞之，遂生契。契事唐虞为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为成汤。是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因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汤进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复归汤。


    直解　成汤，是商家创业之君。简狄，是妃名。玄鸟，是燕子，以其黑色，故称玄鸟。天乙，是成汤名。伊尹，是臣名。有莘，是地名。史臣说，成汤是五帝时黄帝的后裔，姓子氏。起初黄帝之曾孙帝喾，有个次妃，叫做简狄，偶见飞的燕子，坠下一个卵来，拾而吞之，遂感而怀妊。后乃生契，事唐尧虞舜二帝，为司徒之官，职专教民，教得百姓都相亲，五品都逊顺。帝舜美之，乃封之以商丘之地，而赐姓子氏。其后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为成汤。那时有个贤人叫做伊尹，乐尧舜之道，不肯出仕，隐于有莘地方，以耕田为业。汤闻其贤，三次使人以币帛为礼，征聘他。伊尹感汤诚意恳切，遂委质为臣。见夏桀无道，残害得百姓苦极了，因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汤不忍伐夏，乃进伊尹于桀，着劝他悔过迁善。桀乃执迷不悟，不用伊尹之言，于是伊尹复归而事汤。夫以伊尹之贤，使桀能用之，则化暴虐为宽仁，夏道可复兴也，乃不能用，而卒底灭亡。可见天下不患无贤，患有而人君不能用耳。桀不能用而亡，汤能用之而王，贤人之为国重轻也如是夫。


    原文　桀杀直臣龙逢，众莫敢直言，汤使人哭之。桀怒，囚汤于夏台，已而得释。桀将亡，贤臣费昌归汤。汤出见人张网四面，而祝之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及禽兽。”归之者四十余国。


    直解　龙逢，是臣名，姓关。夏桀无道，不受忠言，当时有个贤臣叫做关龙逢，直言谏诤，桀怒而诛之，繇是举朝再无一人敢言其过者。是时殷成汤为诸侯，悲龙逢以忠谏受祸，使人吊而哭之。桀闻之大怒，遂将成汤拘囚于夏台之狱中，良久乃得释放。是时两日斗、众星陨、伊洛竭、泰山崩，桀有贤臣名费昌者，知夏之必亡，汤之必兴，遂去桀而归汤。汤一日出行于野，见有人四面张着罗网，打取禽兽，口里又祷祝说：“凡一切禽兽，上而从天上坠者，下而从地上出者，中而从东西南北四方来者，愿都入吾网中。”汤闻其言，心中不忍，说道：“鸟兽虽微，也是生命，奈何一网都要打尽，残害不仁如此。”乃使人将那网解去三面，止存一面，又替他更祝说：“凡禽兽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任从你飞走自在，各遂其生，止是舍命不顾的，乃入吾网中。”夫汤之不忍于害物如此，则其不忍于害民可知。所以，那时汉南地方的诸侯，闻汤这件事，都称颂说：“汤好生之德，可谓至矣。虽禽兽且被其泽，而况于人乎？”自是归顺者，四十余国。


    原文　桀无道，暴戾残虐万姓，伊尹相汤伐桀，费昌为御，与桀战于鸣条，桀师败绩，汤遂放桀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处之，可以治之。”三让，诸侯皆推汤，于是即天子之位，都于亳。


    直解　夏桀无道，所行暴戾，残害万姓，伊尹见得民不堪命，乃相汤帅师伐桀，以除暴救民。那时夏有贤臣费昌，奔归于汤，汤就用他为戎车之御，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桀众离心，其兵大败，奔于南巢，汤遂因而放之。当时诸侯因汤此举顺天应人，都来会集，要尊汤为天子。汤不肯当，仍退就诸侯之位，说道：“我之伐桀，本为百姓除害而已，若是天子之尊，惟有道德者，才可以居其位而行其治，非我所能堪也。”如此让于众诸侯者凡三次，诸侯以有道者莫过于汤，天子之位非汤莫能居，都一心推戴汤为君，不肯听其让。汤既累辞不得，然后即天子之位，定都于亳，即今河南归德府地方。


    原文　元年。汤既即位，反夏桀之事，以宽治民。除其邪虐，顺民所喜，远近归之。乃改正朔，自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为正月，汤既革夏命，乃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色尚白，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服冔冠而缟衣。


    直解　正月，是岁首之月，至秦始皇名政，始避讳读做正字。自秦以前，原读做正字。建丑之月即如今的十二月，这月初昏戌时，北斗柄指着丑方，故说建丑之月。至次月斗柄指着寅方，是建寅之月。冔冠，是成汤制造的冠名。成汤之元年，既即天子之位，悉反夏桀所行之事，以宽仁治百姓，除去夏桀的邪僻暴虐，凡民之所喜者，如轻徭役、薄税敛等事，汤皆从而顺之。远近之民，莫不归戴他，无复有思夏者。成汤于是乃改夏之正朔，自夏以前，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之正月。汤既革除了夏命，乃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其所用的颜色，以白为尚。凡祭郊庙之牺牲，都用白的；凡旗帜车服之类，一切皆以白为号。其服饰则戴冔冠，而衣缟白之衣。盖皆以白为贵也。


    原文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


    直解　成汤既为天子，初设置两个辅相之臣，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盖宰相上辅君德，下统百官，其职甚重，而当时人才，莫贤于二臣，故举而任之。


    原文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祷于桑林之野。祝曰：“无以余一人之不敏，伤民之命。”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又以庄山之金铸币，救民之命，作乐曰大濩。


    直解　太史，是占候天文的官。苞苴，古人以果殽等物相送，必用草包裹着，或用草承着，叫做苞苴。成汤之时，曾七年少雨，天下大旱。太史奏说：“天灾流行，气运厄数，须是杀个人祈祷，乃可得雨。”成汤说：“我所以求雨者，正为救济生民也，又岂忍杀人以为祷乎？若必要人祷，宁可我自当之。”遂斋戒身心，剪去头发，断了指爪，只乘素车白马，身上披着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牺牲模样，出祷于桑林之野，祝天说道：“我不能事天，以致天怒，其不敏甚矣。但天只当降罚我身，无以我一人不敏之故，降此灾异，以伤害万民之命。”乃以六件事自责说道：“天变不虚生，必我有以致之，或者是我政令之出，不能中节欤？或使民无道，失其职业欤？或所居的宫室，过于崇高欤？或宫闱中妇女过于繁盛欤？或苞苴之贿赂，得行其营求欤？或造言生事的谗人，昌炽而害政欤？有一于此，愿以身自当其罚。”成汤当时为此言，一念至诚，感动上天，说犹未了，大雨即降，四方数千里，处处沾足，感应之速，至于如此。当那大旱时，万民穷困，无可赈济，成汤又发庄山所生之金，铸造钱币，给与民间行使，以救民之命。因此虽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甚病，到后来雨降年丰，天下欢乐，成汤遂作一代之乐，名叫大濩，以其能救护万民，使之复得其所也。即此观之，可见水旱灾异，虽盛世亦不能无，但为君者须当遇灾知惧，既诚心以责己，又设法以救民，才可转灾为祥，转危为安，如成汤之事是也。使忽天变而不畏，视民穷而不恤，则未有能免于祸乱者矣。


    原文　在位十三年崩，寿一百岁。太子太丁早卒，汤崩，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之子太甲立。


    直解　成汤在位，凡十三年而崩，寿一百岁。太子名叫太丁，先已早丧。至汤崩之后，次子外丙立二年而崩，又次子仲壬立四年而崩。于是太丁之子太甲，以嫡孙继立，遂为商之贤君，而享国长久焉。

 太 甲

    原文　元年，既即位，不明厥德，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宫，乃自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处仁迁义。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复归于亳。太甲增加修德，诸侯咸归，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号为太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子沃丁立。


    直解　颠，是颠倒。覆，是倾坏。典，是常。刑，是法。创业之君，立下一代的法度，传之子孙，可常行而不变，所以叫做典刑。桐宫是地名，汤墓所在。摄是权摄其事而兼总之也。艾是芟草，人之改过自新者，与剪草除根者相似，故以自治为艾。鳏，是年老无妻的。寡，是年老无夫的。成汤之孙太甲，既即天子之位，不能修明君德，把成汤立下的规矩法度，都颠覆坏乱了。伊尹原是成汤佐命之臣，见太甲所为违背祖训，恐至于亡国，则己不得辞其责也。于是自亳放太甲于桐宫，使其居守成汤的陵墓或生悔心，且以见今日之放亦以奉成汤之意耳。伊尹乃权管着国事，以朝诸侯，欲待太甲之改过，而后以国政返之。太甲在桐住了三年，果知怨悔前日的不是，痛加省改，去其不仁者而处于仁，去其不义者而徙于义，可以为天下君矣。伊尹于是奉天子的冠冕朝服，往桐宫迎太甲来，还居亳都，仍做天子。太甲复位之后，增修仁义，整顿典刑，诸侯之叛者复归。而又施恩德，以保爱百姓，其间有鳏寡可怜者，更加存恤，不肯凌侮。自是商道复兴，称太甲为太宗。太甲在位三十三年崩，子沃丁立。夫太甲始而失德，几于败亡，既而改图，犹为令主，可见无过维圣，而改过则贤，善始非难，而克终为贵也。

 沃 丁

原文　元年。沃丁嗣位，委任贤臣咎音臯。单，咎单一顺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而崩，弟太庚立。


    直解　沃丁嗣位之初，能委任贤臣咎单，凡国家的政事，都付托与他。咎单承沃丁之委任，凡事不执己见，取先朝贤相伊尹所行的事迹，件件都依着他的行。计沃丁在位凡二十九年而崩，后传之太庚。

 太庚 小甲 雍己

    <h2>大　戊</h2>


    原文　元年，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大戊问于伊陟，伊陟曰：“妖不胜德，君之政其有阙欤？”大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有贤臣巫咸、臣扈等，共辅佐之。商道复兴，号称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


    直解　大戊即位之初，亳都忽然有一物异。桑谷两木，共生于朝堂之中，生了七日，即长得大如合抱。大戊见之而惧，问于宰相伊陟。伊陟对说：“此木妖也，惟修德可以胜之，妖必不能胜德。虽然变不虚生，惟人所召，意者吾君之政事其有阙失未修者欤？”大戊从伊陟之言，于是修举先王成汤之政，讲明国家养老之礼，早朝晚罢，厉精图治，问疾吊丧，通达民情，及至三日，而祥桑遂枯死。此妖不胜德之明验也。前此雍己之世，诸侯有不至者。及大戊修德三年，远方蛮夷，皆来贡献，经过几处的通事译审，才得达于中国者计有七十六国。时又有贤臣叫做巫咸及臣扈等，共辅佐之。前此商道浸衰，至此又复中兴。然大戊严恭寅畏，不敢荒宁，是有德之君，故商人宗之，庙号中宗。计在位七十五年而崩，后传之子是为仲丁。夫野木生于朝堂本社稷丘墟之象，故大戊见之而惧，然一闻伊陟之言，反身修德而妖怪自灭，西夷来宾。可见人君遇有灾变之事，不必徒为忧惧，但能省躬修德，尽人事以应之，自可转灾为祥，化凶为吉，乃理之必然者也。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h2>沃甲　祖丁　南庚　阳甲</h2><h2>盘　庚</h2>


    原文　元年。时商道浸衰，耿都又有河决之患。乃自耿都迁于亳，臣民皆安土重迁，盘庚作书以告谕臣民，遂迁于亳，从汤所都。盘庚行汤之政，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在位二十九年而崩，弟小辛立。


    直解　大戊之后，传子仲丁，仲丁传外壬，外壬传河亶甲，河亶甲传祖乙，祖乙传祖辛，祖辛传沃甲，沃甲传祖丁，祖丁传南庚，南庚传阳甲，阳甲传盘庚。商自仲丁以来，继嗣不定，子弟争立，乱者九世，至盘庚继立之时，商道已渐衰了。商之初兴，本建都于亳，至仲丁始迁于嚣。嚣有河决之患，河亶甲又迁于相。相又有河决之害，祖乙又迁于耿。至盘庚时，耿都又有河决之害，盘庚以累世迁都，地皆近河，故常遭水患，不若亳都去河为远，又是先王创业根本之地，乃欲自耿迁都于亳。那时群臣庶民，居耿已久，又贪这河滨之地，土沃物饶，都恋着旧土不乐迁移。盘庚不忍臣民之昏愚陷溺，乃作书以告谕臣民，将迁都之利、不迁都之害，反覆辩论，极其恳至，即今《书经》上所载《盘庚》三篇便是。于是臣民渐渐晓悟，竟听盘庚之命，遂迁于亳，以从成汤之旧都，自此子孙相继，二百余年，无复水患，盘庚之功也。然盘庚不但居成汤之旧都，又能行成汤之旧政，举九世衰乱之政，一切更张之，以复于古。于是商道重兴，诸侯来朝，在位凡二十九年而崩，弟小辛继立。

 小 辛

<h2>小　乙</h2>


    原文　小乙元年。小乙自为太子时，备知民事艰难，时又不竞，享国在位二十八年而崩。小乙崩，子武丁立。


    直解　竞，是强盛。盘庚传小辛，小辛传小乙。小乙自为太子时，曾出居民间，备知小民生事之艰难。所以他为君，亦能怜恤小民。只是承小辛中衰之后，无扶衰拨乱之才，当时商道又不竞，享国在位二十八年而崩，子武丁继立。

 武 丁

    原文　元年，武丁嗣立，恭默思道。小乙崩，武丁居丧三年不言。既免丧，亦不言，梦上帝赉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说于版筑之间，命以为相，进谏论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举。


    直解　版筑，凡筑墙之法，必用版夹在两边，乃填土中间，舂之，叫做版筑。武丁既继立，有志中兴之业，恭敬沉默，想那治天下的道理，居小乙之丧，三年并不出一言语号令，既除了丧还不肯言，惟恭默思道而已。他至诚感动天地，忽然梦见上帝赐他一个好辅弼大臣，醒来惊异，就想那梦中所见的形象，使人描绘出来，把这画图广求于天下。到傅岩地方，有个人叫做傅说，正在那里舂土筑墙，其容貌宛然与画图相似。武丁聘他来见，果然是个贤人，就命他做宰相。傅说既作相，因进谏武丁，条陈天下之事，如宪天、法祖、从谏、典学等事，一一切于治道，详见《书经》上《说命》三篇。君臣之间，志同道合，朝廷政事无不修举，而商道复中兴焉。看这武丁得傅说事甚奇。盖天生一代之圣君，必与之以一代之贤佐，明良相逢，其机不偶。况武丁求贤图治之心，如彼其切，精神所通，天实鉴之，则良弼之赉，形诸梦寐，亦不足怪也。


    原文　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武丁内反诸己，以思王道。三年，蛮夷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无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复兴，号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子祖庚立。


    直解　雉，是野鸡。雊，是鸣。翟羽即是雉羽。鬼方，是南夷国名，其俗多巫祝信鬼神，故叫做鬼方。武丁祭于成汤之庙，忽有飞雉升于鼎耳，其兆不祥。盖黩于祭祀，故有此异也。于是贤臣祖己乃作书训王说道：“王之所职在于之民，不可但谄渎鬼神以徼福庇。”即《书经》上《高宗肜日》篇是也。武丁感此物异，深纳祖己之训，乃反己自责，侧身修行，以思先王之道。旧史记其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等事。如此者三年，不但中国治安，当时远方蛮夷编发之国，言语与中国不通，须经过几番通事译审然后得达者也都慕义来朝，凡有六国。自是，朝廷的章服多用雉羽为饰，盖因感飞雉之异而反身修德以致太平也。惟鬼方之国，恃其险阻扰害中国，武丁用兵征伐三年乃克之。从此内外无患，殷道衰而复兴，号称高宗，为殷家一代之贤君，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子祖庚继立。

 祖庚 祖甲 廪辛 庚丁

    <h2>武　乙</h2>


    原文　武乙元年，时东夷浸盛，分迁海岱，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博不胜而戮之。为革囊盛血，仰射之谓之射天。在位五年，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直解　博，是局戏。商自武丁中兴之后，历祖庚至武乙，俱不修德政，商道浸衰。武乙之时，东方诸夷渐加繁盛，分迁散处于海岱之地。武乙当此夷狄强盛之时，不知自强修德，却乃放纵无道，把木雕成人形，叫做天神，与之对局而博，使人代为行筹。若是偶人输了，就将他斫碎，恰似杀戮那天神的一般。又将皮革为囊，里面盛着生血，高悬于空中，仰而射之，叫做射天。其慢神亵天如此。在位五年，出猎于河渭之间，着暴雷霹死，天之降罚亦甚明矣。

 太丁 帝乙

    <h2>帝　纣</h2>


    纣，是帝乙之少子，其母帝乙之嫡后也，有贤德。帝乙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次曰纣。后以微子贤，欲舍己子而立之。大臣咸谏以为立子以嫡乃理之常，故帝乙遂以纣为嗣。


    原文　元年。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禽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


    直解　纣为人资质明辩，行事捷疾，但闻着见着的就晓得，甚是明敏。其材能气力过于常人，能亲手捉获禽兽；其智足以拒人之谏，使不敢言；其言足以饰己之非，不见有过。恃其强辩小智，看着天下的人，都不如他，以为出己之下。观此一段，则纣本是强敏有才之人，使能勉于为善，岂不足为有道之主。奈何不善用其材智，而用之以拒谏饰非，究其病根，全在以天下皆出己下。夫以尧舜之圣，天下岂有能过之者，尚且每事咨询，未尝自用，又孳孳求谏，惟恐有差，故能成其盛治。纣小有材智，遂以为天下皆不如己，所以做出许多不好的事来，以至亡国，皆此一念自满之心所致也。故仲虺之告成汤，有曰：“志自满，九族乃离。”又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真至言也。


    原文　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是时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其言是从，所好者贵之，所憎者诛之。


    直解　箕子，是纣之贤臣。象箸是象牙箸。簋是盛黍稷的器。犀是犀角。菽是大豆。藿是豆叶。短字当作裋字。裋，音树。裋褐是毛布的衣服。茅茨是编茅草盖房。卒字解做终字。有苏氏是国名。纣初用象牙做箸子，其贤臣箕子闻之叹说：“物之可好无穷，而人之侈心无节，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手里既持着象牙的箸子，岂肯用泥土烧造的簠簋去盛饭？其势必至于用犀角玉石的杯碗，方才与象箸相称。既用玉杯象箸，又岂肯食菽藿之羹，衣毛布之服，而住于茅茨小屋之下？其势必至于以锦绣为衣，九重为宫，筑高台，起大屋，方才与箸杯相称。件件都要华美，事事都要相称，则用度日侈，而其欲无厌，虽尽天下之财，不足以供其费矣。他日征求远方珍怪之物，修治车马宫室之渐，都自此箸而始，故我深虑其所终耳。”夫一箸之侈似不足惜，而箕子辄见始知终，形之忧叹如此。其后，纣果作瑶台琼室、酒池肉林，竭万民的财力。可见人君当崇尚俭德，事事朴素，不可少萌侈心以启无穷之害也。此时纣欲伐有苏氏之国，有苏氏恐惧，乃求一美女名叫妲己，进之于纣。纣甚宠爱，他但有言语，无不听从。所喜好的人，纣便为他贵显之，不问有功；所憎恶的人，纣便为他诛杀之，不问有罪。刑政紊乱，人心怨愤，而商家之亡自是益决矣。其后周武王伐纣数其罪曰：“今商王受，惟妇人之言是用。”又曰：“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盖纣之背常逆理，罪状固多，而其荒淫昏乱之繇，只为惑于妲己所致，女宠之亡人国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使师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直解　师，是乐官。延，是乐官之名。朝歌，是地名。北鄙，是北方边鄙天地之气。南主生育，北主肃杀，故北鄙之音，乃杀伐之音也。北里，是乐舞名。靡靡，是淫侈颓靡的意思。纣好荒淫，不喜闻其祖成汤大濩之乐，而使师延作为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夫乐以养性情，好淫乐者，其性情未有不荒，而施之政事，亦鲜有不乱者。所以说亡国之声淫。


    原文　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以人食兽。广沙丘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相逐于其间。宫中九市，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


    直解　纣又起造鹿台，以琼为室，以玉为门，其大三里，其高千尺，造了七年，方才成就。其营建之侈如此。什一取民，商之定制，纣却横征暴敛，厚取民间的赋税，积财货充于鹿台，积米粟满于钜桥。人情莫不欲富，而纣则糜费天下之财，如火燎焚，悉为灰烬；人情莫不欲安，而纣则疲苦万民之力，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征役无轻如此。又收畜狗马奇异之物，充满官室，甚至以人为猛兽之食，盖不但竭民财力，而且视人命如草芥矣。鹿台虽已壮丽，纣还以为未足也，又充广沙丘苑台，聚乐大戏，注酒为池，悬肉为林，令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观以为乐。宫禁本清肃之地，却开设九市交易，与外面市廛一般，饮酒以百二十日为一夜，称为长夜之饮，其荒淫无度如此。自是百姓困苦，嗷嗷怨望，有去暴归仁之念矣。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纣只要适一己之快乐，不顾百姓之怨咨，终至众叛亲离，国亡身丧，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此万世所当鉴戒也。


    原文　诸侯有叛者，妲己以为罚轻诛薄，威不立。于是重为刑辟，为熨斗，以火烧燃，使人举之手烂；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缘之。纣与妲己以为大乐，名曰炮烙之刑。


    直解　纣既无道，天下离心，当时诸侯多有背叛不臣者。妲己说道：“这诸侯每离叛，皆因朝廷的刑罚太轻，诛杀太薄，威严不立，所以人不惧怕。”纣从妲己之言，因而为严刑峻罚，把铜铁铸成熨斗，用火烧热了，使人将手举起来，人手登时烧烂。又铸铜为柱，以脂油涂抹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的人在上边行，铜柱既滑又热，如何行得，就都堕在火里烧死。时纣与妲己观看，见人手烂与烧死的，以为大乐，这个叫做炮烙之刑。尝观虞舜惟刑之恤，大禹下车泣罪，古之帝王，惟务修德，不务立威者，所以体天地生物之心，而立生民之命也。纣乃听妲已之言，肆炮烙之虐，反以为乐，残忍甚矣。厥后身衣宝衣，自焚而死。天道好还，岂不昭然哉！

 周 纪

周是国号。

 文王 武王

    周至武王，始受命为天子，然其创造王业，实繇于文王，故并记之。


    原文　其先祖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而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又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直解　史臣叙说，周之始祖，即尧时后稷之官，名弃者也。他的母，是有邰国君的女，姓姜，名原，为帝喾高辛氏第一妃。一日因跟随帝喾出去祭祀郊禖之神，以祈子嗣。忽见路上有个大人的足迹，心里忻然喜悦，以足践踏之，遂觉身上感动，如怀孕然。满足十月之期，忽生一子。不繇男女配合，履迹而生，乃天所赐也。姜原不知，反以为不祥，不肯乳养他。丢弃之于狭隘路口，那牛马走来过去的，都回避不敢践踏；又移而弃之于山林无人之处，适会有许多人入山伐木，看见了，移将出来；又举而弃之于沟渠之中，寒冰之上，那飞的鸟雀，都下来把羽翼蔽护他。姜原惊异，以为神灵，乃取回乳养，长大成人。因其初欲弃之，就取名叫做弃。弃为小儿时，已屹然有大人的志气，寻常戏耍，只好种植麻子菽豆，可见是出于天性。及长而成人，遂好耕田务农，视地土高下所宜，辨五谷种类，凡地之宜谷处，便去稼穑种植，种的五谷茂盛，收获得多，百姓每都以为法。当尧之时，洪水为灾，黎民阻饥。尧闻他善于耕稼，乃举为农师，着他教百姓每稼穑，天下都得其利。尧以其有功，封之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号曰后稷。后稷虽是帝喾之后，却因生赐姓，别为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务民事，不窟失其官，窜居戎狄之间。传子鞠，至孙公刘，而旧业复振焉。周自后稷以来，历唐虞夏商，为诸侯者千余年，至于文、武有天下，子孙为天子者八百余年，享国最为长久。乃其创造基业，实起于稼穑。到后来他家子孙，虽富有天下，犹惓惓以此为念。观《七月》之诗，与《无逸》之书，都是说稼穑艰难的事。所以国祚绵远，天命悠长。可见农事为王业所基，而有天下者，皆当时时以祖宗创业之艰难为念可也。


    原文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百姓怀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兴，实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


    直解　豳，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邠州。薰鬻，是古北狄名。漆是漆水，沮是沮水，都在西安府。梁山在西安府乾州。岐山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周自后稷以来，世为农官，至于公刘，虽承其祖不窟失官之后，窜居戎狄，然能守其旧职，复修后稷耕种之业，以教百姓。百姓感怀其德，多迁徙而往归之，以相保守焉。后来周道之兴，实自公刘得民为始。公刘卒，子庆节立，迁国于豳地。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其先世后稷、公刘之业，积累其德，力行仁义，国人皆爱戴他。薰鬻戎狄，恃强来侵伐，古公国小力弱，势不能敌，遂去豳，渡漆沮二水，逾过梁山，住止于歧山之下。豳人见古公之去，不忍相离，举一国之众，都扶着那衰老的，携着那幼弱的，尽归古公于岐山下。不但豳人来归，其他旁国闻知古公之贤，亦多有归之者。夫公刘、古公在戎狄之间，当播迁之际，势甚微弱，乃能得民以基有周之业如此，则民心之归，惟在有德，而大小强弱所不论也。


    原文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


    直解　如字解做往字。文身，是刺其身为文理，而以青涂之，盖古时水国之俗如此。周古公亶父之妃太姜，生三子，长的是太伯，其次是虞仲，少的是季历。季历娶太任。这太姜、太任都有贤德。太任生子名昌，当昌之时，有赤雀衔丹书入社，此圣王之祥瑞，可以卜周道之将昌也。太伯、虞仲知道古公的意思，欲立季历而因以传昌，他两人顺亲之意，遂逃避在荆蛮地方，文身截发，毁形自废，让与季历。及古公没，季历辞免不得，遂立为君，称为王季。王季修明古公遗下的法治，笃行仁义，四方诸侯皆顺从之。既卒，而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周家八百年王业，自文王始。则夫太伯虞仲之让，王季之受，皆天意也，其孰能违之？


    原文　文王既立，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让国不仕，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之徒，皆往归之。


    直解　周文王既立为西伯，修其祖后稷、公刘之业，遵古公、王季之法，敬老慈幼，礼下贤者，至于日中，犹不暇食，以待天下贤士，士以此多归之。当时有两个贤人，叫做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让国，隐居不仕，闻文王是个圣君，兄弟相与说：“吾闻今西伯善养老者，何不往归之？”又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都是一时贤人，亦皆往归而为之臣焉。夫国家之兴替，系于贤臣之去留，是时商纣无道，天下贤士皆弃商而归周，虽欲不王，其可得乎？


    原文　吕望，已年八十余。钓于渭水，西伯出猎，载之以归，尊为太公。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直解　吕望，姓姜氏，名尚，是上古四岳之后，受封于吕，故又叫做吕望。有莘、有熊，都是国名。骊戎，是西夷名。文马，是各样毛色的马。凡马四匹为驷，九驷是三十六匹也。吕望当商之末年，已八十余岁，老不遇时，钓于渭水。一日西伯出去打猎，遇于渭水之上，与之语，知其有王佐之才，乃载之后车以归，尊为太公，以师礼事之。其后纣杀九侯、鄂侯，西伯知此二人无辜，闻而叹息。当时有个谗臣崇侯虎，对纣说道：“西伯在背后毁谤。”纣闻之怒，乃拘囚西伯于羑里狱中，将杀之。西伯之臣闳夭等，日夜忧惧，设计救主，不令西伯知道。私自求有莘氏之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及诸般珍奇玩好之物，因纣之幸臣名费仲者，进献与纣，以赎西伯。纣果大悦，说道：“只这美女一件，就可以释西伯之罪，何况又有许多好物。”乃赦西伯放他归国，更赐以弓矢斧钺，凡天下诸侯有罪的，都许他径自征伐。西伯既归本国，益修德行善，如发政施仁、泽及枯骨之类皆是。诸侯见西伯有仁德，都倾心归服，凡有不平的事，都就西伯而取决焉。盖人心至是已去商而归周矣。然史所谓“阴行善者”，盖言文王积德行仁，不求人知，而人心自然感愧，非如后世所谓阴谋夺国者也。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深知文王之心者哉！


    原文　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焉，只取辱耳。”遂还，俱让其田而不取。汉南诸侯归者四十国。诸侯以西伯为受命之君，以是年为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寿九十七，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直解　虞、芮，是二国名。文王为西伯，修德行仁，四方诸侯，但有争讼不平的事，都来取决于他。那时有虞、芮二国的人，相与争地土疆界，久而不决，乃适周以求平。及入周之境，见其国中耕田的相与让畔，行路的相与让长，两国之人未见西伯，心各惭愧，相向说：“周人之俗，怡怡相让如此，我等争竞之事，乃其所深耻而不为者，何以往哉！见了西伯，只自取羞辱耳，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与还国，皆让其田而不取，以其所争为闲田而退。汉南诸侯闻之，相率而归向者，四十余国。当是时，三分天下，文王有其二矣。诸侯以文王之德，天与人归，宜受天命而为君，因以是年为受命之年。计文王受命凡九年，寿九十七而崩。太子发嗣立，是为武王。当是时，纣为天子，文王为西伯，乃虞、芮之人，不质成于纣而质成于周，汉南之国，不归附于纣而归附于周，何耶？盖纣惟暴虐是作，文王视民如伤，仁与暴之分，而民心之去留所繇判也，有天下者可以观矣。


    原文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旦，武王之弟也。召公奭、毕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绪业。时商纣无道，九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


    直解　左右，是扶助。观兵，是陈兵。盟津，是地名，在今河南府地方。王屋，是武王所居之屋。魄，是安定的意思。武王既继立为西伯，仍尊用文王之旧臣，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佐。周公旦，乃武王之亲弟也。又有召公奭、毕公高之辈，许多贤臣，都左右扶助武王，以率修文王之统绪功业，而成其未竟之志。那时商纣淫虐无道，武王即位之九年，欲伐纣，乃陈兵而东，到孟津地方，渡黄河正及中流，忽然有个白鱼跳入武王船中，武王低身拾起，就把这鱼去祭天。既过河了，又有一块火光自天而下，落在武王所居屋上，化而为乌鸟，其色赤，其声魄然安定而不惊噪。夫鱼者，鳞介之物，有甲兵之象，白者商家所尚之色，白鱼为武王所取，乃纣兵为武王所胜之兆也。乌有孝之名，又赤者周家所尚之色，火化赤乌，乃武王善继文王之业，而以火德王天下之兆也。是时，武王之师始出，而灵瑞叠见如此，则天命之归周，已昭然可知矣。


    原文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而归。居二年，闻纣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纣兄微子乃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遍告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乃东伐纣。


    直解　纣为暴虐，天下离心，当武王观兵盟津之时，天下的诸侯，不待期约而来会者，有八百国，都说纣恶已盈，宜兴兵伐之，以诛暴救民。武王见得此时纣虽无道，他家祖宗德泽积累甚厚，天命尚未绝他，纣的左右尚有几个贤臣，足以系属民心，遂对那众诸侯说：“你每不晓得天命尚未可也。”乃收兵回去。此时纣若知天下人怨他，惧而修德，改其所为，则武王亦必终守臣节，戴之以为君矣。纣乃长恶不悛，暴虐如故。武王既归周，居二年，闻纣暴虐日甚一日，王子比干与箕子，这两人是纣的伯叔，都直言极谏他，纣不唯不听，反把王子比干杀了，剖其心，把箕子囚了，以为奴。于是纣的庶兄微子知纣之必不可谏，恐一旦国家灭亡，宗祀覆绝，己为殷王元子，乃抱着宗庙中的乐器，奔归于周，冀存宗祀。此时殷家众畔亲离，民望既绝，无复可为。于是武王始遍告诸侯说：“如今商王受，杀戮贤臣，流毒海内，百姓如在水火之中，天命诛之，不可不伐。”乃率诸侯兴兵伐纣，以除暴救民。古来国家兴亡，视天命的去留。天命去留，视人心的畔服。人心畔服，视贤才的用舍。使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必不伐纣，商亦必不亡。及其既诛，然后东伐，贤才之为国重轻如此，人君为宗社计者，可不思所以爱惜之哉！


    原文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不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走反入，登鹿台之上，衣其珠玉，白燔于火而死。武王斩纣头，悬太白之旗，于是诸侯尊武王为天子。


    直解　牧野，是地名，在今河南卫辉府汲县。师尚父，即太公吕望。太白，是旗名。武王既立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率师伐纣，渡过盟津。那时诸侯，恶纣暴虐，都领兵来会。于是合诸侯之师，陈列于商郊牧野地方。帝纣闻知武王来伐，亦发兵七十万人以拒敌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勇力之士百人，先躯挑战，随后以大众驰击帝纣之师。纣兵虽多，皆怨纣暴虐，幸其速败，无有战心。武王亟入纣师，纣师皆回戈反走，不来迎战，以开武王。武王遂乘此势率众驰之，纣兵皆崩摧叛散。纣见大众离叛，自知不免，乃走回，登鹿台之上，把平素所积珍珠宝玉，披着在身，自焚于火中而死。武王乃使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以泄万民之恨。诸侯以武王有除暴救民之功，代天理物之德，咸尊武王为天子，而继商以有天下焉。按纣尝筑鹿台以聚珍宝，乃今衣之以死；尝为炮烙之刑以残民命，乃今竟致自焚，岂非万世贪暴之戒哉！纣既焚死，武王不必复斩其头，考之《周书·武成篇》不载，想无此事，或作史者传闻之讹也。


    原文　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即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杀之，太公曰：“义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直解　首阳山，在今山西蒲州地方。初武王伐纣之时，文王尚未葬，于是伯夷、叔齐二人叩着武王的马，谏他说道：“父死未葬，就兴动干戈，可以谓之孝乎？纣虽无道，君也，以臣弑君，可以谓之仁乎？”武王左右的人，听他这等说话，恶其无状，遂欲杀之。太公吕望说道：“此人乃忠义之士也，不可杀他。”扶而去之。及武王克商而定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归周，伯夷、叔齐自以商家臣子，耻复仕周，食其俸禄，兄弟二人退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穷饿而死。当此之时，天命人心皆去殷而归周，则纣乃天下之独夫，而武王为天下之共主也。而夷、齐乃独非其所为者，盖君臣大义凛不可犯，孔子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言武王，则谓其尽美而未尽善，亦此意也。后世为君，当以桀纣为鉴，而为臣者当以夷、齐为法。


    原文　元年，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纣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氓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飨祠于军。乃罢兵西归。武王追思元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直解　氓，是田野之民。隶，是微贱的人。武王即位之元年，以殷邦初定，人心尚未安集，恐复为乱，乃封纣子武庚于殷之旧都，而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辅相而监之，既以存殷之后，且用安定人心。先是纣把箕子囚了为奴，那无罪的百姓，亦多被囚系，又将贤人商容废弃不用。至是武王命召公释放箕子之囚，命毕公释放百姓之囚，旌表商容的门闾，以开释无辜，优礼贤者。先是纣又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不恤百姓的困苦。至是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的财货，发钜桥的米粟，以赈济贫穷孤弱的百姓。与凡那微贱的人，都使各得其所。又以历代相传的九鼎宝玉，是国家的重器，恐遭乱损失，乃命南宫括、史佚陈而观之，以慎典守。又伤比干直谏而死，命闳夭封筑其墓以表忠臣。又以武功告成，当修祀礼，乃命宗祝之官，飨祭于军中。然后罢兵西归，复还镐京。武王又追思古先大圣，功德在人，不可无后。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即今河南陕州；黄帝之后于祝，即今山东淄川县；帝尧之后于蓟，即今直隶蓟州；帝舜之后于陈，即今河南陈州；大禹之后于杞，即今河南杞县是也。以上都是记武王即位的新政，一一反商之暴虐，行己之宽仁，所以《书经》上说：“武王反商政，政犹旧。”孔子说：“武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即此事也。其能培周家八百年之基业，有繇然哉！


    原文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丘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侯。


    直解　武王克商之初，既封圣贤之后，于是又分封功臣谋士，以师尚父吕望为开国元勋，乃封于营丘之地，国号曰齐。以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皆佐命之臣，于是封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召公奭于北燕，封毕公高于毕。一时左右戮力之臣，无不分土赐爵者。当时武王有同母弟数人，又笃于亲亲，分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封弟叔振铎于曹，封弟叔武于郕，封弟叔处于霍。若康叔封、若聃季载，皆以年少未受封。是时大统初集，武王兼制天下，乃建立七十一国，计兄弟之国，凡十有五人，同姓之国，凡四十人。周之子孙除暴戾昏愚者，不与封国，其不狂惑者，皆得建为诸侯。夫武王既封功臣，又封同姓，则为藩为翰，翼戴之者众矣。周之所以享国长久者，虽其守之以仁致然，抑亦封建之力欤？


    原文　武王既胜殷，乃改正朔，以建子月为正月，色尚青，服以冕。王虚己问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杀纣，是欤？非欤？”箕子不忍言殷恶，而王亦丑之，乃问以天道，作《洪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余各以次受封，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诸侯，惟周公留周佐王。


    直解　建子月，是十一月。这月斗柄指北方子位，所以叫做建子之月。青字，当作赤字。《洪范》是《周书》篇名，以其所载皆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叫做《洪范》。宗彝，是宗庙中的彝尊。武王既胜殷而有天下，以为创业之初，当定为一代之制度。于是始改正朔，殷家以建丑之月为正月，今则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又易服色，殷家色尚白，服冔冠，今则色尚赤，服用冕。然武王不但变殷之制而已，又欲鉴殷之所以亡而反其政，于是虚心屈己，访问殷之贤臣箕子以纣所以亡天下者何故，又问他说：“我杀纣，是欤？非欤？”夫武王之杀纣，本为除暴救民，岂有不是处，但箕子元是纣的臣子，不忍言殷之恶，所以不对。武王也自念以臣伐君，不免有惭愧之意，乃不复穷问殷事，而遂问箕子以上天阴骘下民，所以能叙彝伦的道理，盖欲访道以图治也。箕子以天道不可以不传，乃举人君治天下之大法，如天降夏禹的九畴，一一为武王陈之，因作《洪范》之书，即今《周书》上所载的便是。然箕子只要传道于武王，却不肯为周之臣。武王亦欲曲成其志，乃封之于朝鲜国，使他自为君长于荒服之外，而不强臣之也。其余诸侯，各以次第受封，武王各颁赐他宗彝，以为宗庙之祭器，又分殷家所遗的器物与诸侯，以为世守之宝。如分鲁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卫以大路大吕之类。封赏既行，于是诸侯各就其国。惟周公仍留成周，辅佐武王，终其身不复至鲁焉。盖是时，天下初定，周公以元圣懿亲，不得不留辅王室也。夫武王一即位，而改正朔，易服色，行封赏，其规模固已宏远矣。至若访道于箕子，而万世之治法以明。委政于周公，而八百年之王业以定，此尤武王治天下之急务，有不专恃于法制者。然则为人君者，可不以重道任贤为急哉！


    原文　王谓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之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将营周居于洛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释旅，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通道于九夷八蛮，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直解　洛、伊，是二水名。汭，是水涯。易，是平易。固，是险固。三涂，是山名。岳鄙，是太行山下的都鄙。周家旧都丰镐，在今陕西地方。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以旧都偏在一隅，四方诸侯朝贡不便，乃对周公说：“自那洛水之涯，延及于伊水，这地方平坦，无有险阻，原是有夏氏所居。我就这里四面观看，南望三涂，北望岳鄙，回顾大河，前瞻伊洛，其山川形势阔大，居天下正中，四方道理均平，乃是天作之室，不可舍去。我将营周京于此洛邑，因有夏之居，以待诸侯朝贡焉。”今之河南府，即其地也。又以天下既定，宜偃武修文，以开太平，乃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偃武干戈，罢散兵旅，用牲血涂衅鼓旗甲兵，收藏在府库中，示天下不复用，以与万民休息。于是周家声教广被，不但中国诸侯，相率来朝贡，那九州之外蛮夷戎狄，夙昔与中国隔绝的，如今都梯山航海而来，各奉其地方所产的货物，将来贡献。遂定为常例，使世世守之以为职业，无敢忘焉。这是史臣记武王克商后，定都、偃武、绥怀四夷的事。周家八百年治平之规模，于此定矣。然武王虽营洛邑，而仍居丰镐，未尝弃根本而不顾也。虽偃兵甲，而犹寓兵于农，四时讲武，未尝废武备而不修也。虽通道蛮夷而以抚安中国为本，未尝要功于荒服之外也。虽使四夷各修职贡，而惟责以土地之所有，未尝靡敝中国以事外夷，而求难得之货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原文　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分司姓以珠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厥服也。


    直解　肃慎氏，是远夷国名。楛矢，是以楛木做成的箭。石砮，是以坚利之石为箭镞。咫是八寸，括是箭尾受弦处。武王既定天下，通道于九夷八蛮，那时有远方之夷，名肃慎氏者，贡其国中所造的楛矢，那矢以石为镞，其长一尺有八寸。武王欲昭著令美之德，能致远夷之来，以传示后人，使永远观法，故刻字于其矢之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见当时致治之盛，四夷咸宾，虽肃慎氏之远，亦以其方物来献也。武王既得天下的重宝，受外夷的贡献，不以自私，于是分同姓之国以珍珠宝玉，使益厚其亲，如分鲁以夏后氏之璜之类是也。分异姓之国以远方所贡的器物，使无忘其所服之职，如分陈以肃慎氏之矢之类是也。盖王者以其德之所致而赐于诸侯，诸侯宝其所赐而永怀其德，乃所以联属天下而成其仁也。


    原文　二年，王有疾，周公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请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书藏于金縢柜中。王疾瘳，武王迁都于镐，而文王之庙乃在丰。武王乐曰《大武》。武王崩，寿九十三，太子诵立。


    直解　金縢，是以金缄束柜子，使其谨密。瘳，是病愈。周武王即位之二年，偶有疾病。周公是武王的亲弟，以周家基业初定，武王有疾，成王尚幼，恐一日有不测之事，致宗庙社稷之无主，乃设为壇场，祷告其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神，愿以己身替武王死，使宗社生灵，永有所赖。乃卜之于神以祈保佑。既祷之后，遂以占卜之书，藏在金縢柜中。既而王疾果痊，是可见周公忠爱之至，精诚之极，感格于天地祖宗矣。初时文王建都在丰，后来武王以丰都狭小，不能容众，乃迁都于镐。而文王之庙，仍旧在丰，凡有封赏，必告于庙。武王治定功成，作为一代之乐，名曰《大武》。武王崩，寿九十三岁，太子诵立，是为成王。

 成 王

    原文　元年。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摄政代王当国，南面负扆以朝诸侯。成王将冠，周公命史雍颂曰：“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任贤使能，朝于祖以见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奄君谓武庚请举事，武庚从之，与管叔、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诰》，奉王命以讨之，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


    直解　负，是背。扆，是屏风上画，为斧形。啬，是爱惜的意思。孺子，指成王说。奄君，是奄国之君。《大诰》是《周书》篇名。疵，是瑕衅。成王即位之元年，周公位冢宰，总百官。以周家初定天下，而武王新丧，成王年幼，恐天下人心未服，或至离叛，且念己为王室至亲，又受武王付托，不得不把天下安危任在一身。乃权且摄行政事，代王当国，南面背着御屏，辅佐成王临朝，以见诸侯而裁决庶务焉。及至成王将行冠礼，周公命太史之官名雍者，作颂以戒于王，说道：“王今君临天下，既冠为成人矣。一日二日万机，凡事固须兢兢业业以图之。然尤当近于民，而爱养百姓，视如赤子。远于佞，而屏斥谗邪，勿使害治。近于义，而言动政事，务求合理。啬于时，而爱惜农功，无妨耕作。凡贤而有德者则任之在位，能而有才者则使之在职。王能如此，则君道之大，庶几克尽，而天命祖业亦可常保矣，王其念哉！”成王冠礼既成，周公乃奉之朝于祖庙，接见诸侯。那时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心怀忌嫉，意谓我与周公同是弟兄，彼如何得居中专政，我三人却在外监殷，遂生怨望，造为流言，说道：“周公欺成王年幼，将谋篡夺之事。”用此以鼓惑朝廷，动摇周公，使不得安于其位。当时有奄君者，正是纣子武庚之党，遂嗾武庚说：“武王既崩，今王年尚幼，周公见疑，此正殷家复兴之时也。机不可失，请举兵以图大事。”武庚本纣之遗孽，素怀不轨之心，听得奄君这等引诱，即从其说，与管叔、蔡叔同为叛乱。此王法之所必诛者，周公乃作《大诰》，晓谕众诸侯臣民，奉王命兴兵以征讨之，说道：“今武庚不靖，敢肆叛逆，虽是天降威于殷，使其有速亡之祸，然亦繇武庚知我国有三叔疵隙，流言动众，民心因之不安，故乘机生变，不可不举兵往正其罪，以安天下也。”观史臣所记，可见周公居摄，惟欲抚安国家，成就君德，其鞠躬尽瘁如此。乃有至亲如三叔者，倡乱以危社稷，使成王不察而信之，则周公不得安其位，而周之王业将倾矣。所赖成王虽在幼冲之年，然能深鉴周公之忠，而不为所惑，洞烛三叔武庚之诈，而天讨必行，所能定人心于反侧之际，奠国祚于泰山之安也。其为周家守成之令主，宜哉！


    原文　二年，周公居东，讨武庚、管叔诛之，放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东土以宁。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开金縢，见请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归。既诛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后，国号宋，用殷之礼乐，于周为客而不臣。


    直解　先是周公遭流言之变，不知这言语起于何人，退居东都以避之。至此二年，始知兴造流言，罪繇二叔，乃奉王命，讨武庚、管叔诛之，安置蔡叔于郭邻地方，革去霍叔的封爵，降为庶人，因东定奄国，南伐淮夷，诸为恶者皆已正法，然后人心始定，东土始宁。方流言初起之时，虽成王亦疑周公有不利于王室之心。及开金縢柜中，见册文上有周公请以身代武王的说话，王乃感悟，知周公之忠，执书而泣，亲自出郊迎周公归国。周公既诛纣子武庚，又以成汤之祀不可遂绝，乃封纣之庶兄微子启以代殷后，使奉其祭祀，建国号曰宋，使他仍用殷之礼乐，如用辂尚白之类，以存一王之法，于周为客而不臣。盖以其为先王之后，故以宾礼待之，而不以臣礼屈之也。夫周公以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于国家，其心忠于王室，岂待开金縢而后知？设若此时王心不悟，流言得行，则周之社稷，岂不危哉！以是知成王虽贤，尚不及汉昭帝能辨之早也。


    原文　五年，王与其弟叔虞削桐叶为珪，戏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择日，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直解　成王即位之五年，偶一日与他少弟叔虞在宫苑中闲游，将桐树叶剪削做诸侯所执的珪，戏与叔虞说：“我把这珪封你为侯。”这是成王兄弟友爱戏耍的说话。那时有臣史佚在旁，就请命官择日行册封礼。成王说：“我只与他相戏尔，岂真欲封之耶？”史佚对说：“天子口中无戏言，一言既出，史官就纪在书册上，行之于政事之间，有大礼以成之，有大乐以歌之，如何戏得？今王之言既出，则亦因而封之以践其言可也。”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尧之旧都，号他为唐侯。成王自此一言不敢轻易，一事不敢苟且，竟成周家令主，固是史佚匡救之功，而王亦可谓善于从谏矣。


    原文　六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乐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乐曰《武》，以象武王伐纣之武功。


    直解　明堂，是朝会诸侯以出政令之所，以其向明而治，故叫做明堂。成王之六年，适当诸侯来朝之年，周公辅佐成王以朝见诸侯于明堂，自九州万国之君，以至九夷八蛮之长，内外尊卑，皆各有定位。此时功成治定，礼乐可兴，乃制为一代之礼，作为一代之乐，用之于朝廷邦国，以昭太平。又定为丈尺斗斛等器的规式，颁之于诸侯，以立民信。于是礼乐备，制度同，天下之人皆大悦服，无有不尊其政令者矣。其所作的乐，名叫做《勺》，言成王能斟酌先王之治道，而合乎时宜也。又作乐，名叫做《武》，以形容武王伐纣之武功。今《周颂》之诗所载《酌》、《武》二篇，即其乐歌也。当此之时，礼备乐和，民安国泰，周家虽新造之邦，成王虽幼冲之主，而天下帖然安之，诸侯宗周，维持至于数百年而不废，周公辅相之功大矣。


    原文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译而献，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天之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周公归之于王，称先王灵神，致荐于宫庙。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车五乘，皆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载之，繇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故指南车常为先导，示有以服远人而正四方。


    直解　交趾，是今安南地方。越裳、扶南、林邑，都是海中蛮夷国名。译，是通各国语言的。质，是朝见的礼物。黄耇，是黄发的老人。车，是有障蔽的车子。成王继文武之后，又有周公为之辅相，当是时，中国治安，四夷宾服。交趾之南，有越裳氏，从来与中国不相通，至是乃忽然遣使重译来献方物，说道：“自我国到此，道路悠远，山川阻深，经过许多地方，只一个译使，恐不能通，故重用三译而来朝，方才得达。”周公辞他说：“吾闻君子德泽所不到的地方，不受其贡献；政教所不及的人民，不责其臣服：何劳使者远来。”译使对说：“吾受教于国中的老者说，如今天无疾风苦雨，海水不起波涛，已三年矣。想是中国有圣人为主，所以风调雨顺，海晏波恬如此。我远方也赖其余庇，何不往朝之。”于是周公以太平之功，归之于成王，又称先王灵神，将所献方物，祭告宗庙，见得这远人宾服，皆是宗庙神灵，天子明圣之所感召，人臣无所与其功也。及使者辞归，迷失了向来的道路，周公以其国在南方，乃赐他车五辆，车上各安一个木人，运以机巧，车虽回转不定，而木人之手尝指南方，叫做指南车。越裳使者乘此车，随所指而行，繇扶南、林邑二国海边，行了一年，方至其国。因此天子大驾前面，尝设个指南车，以为引导，盖本越裳氏之故，示有以服远人而正四方也。夫圣人在位，宇宙太和，周家虽谢质却贡，而中国既安，四夷自至。汉世通西南夷，发兵护使者赍金帛，诱之使来，威之使服，而竟不可得。繇是观之，服四夷者，在德不在力，明矣。


    原文　七年。初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将营成周，居于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郏鄏，卜曰，传世三十，历年七百。


    直解　鼎，是夏禹以来有天下者相传的九鼎。郏鄏，地名，在今河南府。成王即位之七年，定鼎于洛邑。初时武王承先世之旧封，自丰迁镐，作邑于镐京，叫做宗周，以其为天下所宗也。镐京在西方，是为西都。其后有天下，又以洛邑居四方正中，可为朝会诸侯之所，叫做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将营成周，东居于洛邑，而武王遂终，有志未就，至是成王欲成武王之志，乃定所迁九鼎于郏鄏地方，郏鄏即洛邑也。询谋既同，乃卜之于龟，其卜兆之辞，说居此地后来当传世三十，历年七百。然其后传三十七君，历八百余年，乃过于所卜。盖周家深仁厚泽，历世相继，固结人心，以保天命，有非数之所能拘也。然周家营洛，居易无固，旦夕兢兢，若天命之不克保，而享国最久。秦据关中之固，金城千里，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二世以亡。繇是观之，绵国祚者，在德不在险，明矣。


    原文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兴工营筑，谓之王城，是为东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所凑。制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千里，分为百县，县为四都，都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也。”周公又营成周。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西都。成王长能听政，十二月，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直解　郛，是外城。顽民，是梗化未服者。成王即位之七年，二月，欲继武王居洛之志，使召公先往相度其所居之地。相度既定，至三月，周公到洛邑，兴工营筑，所筑之城名为王城，表其为天子之居，非他城比也。那时镐京在西，故以洛为东都。王城之广，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其外城方十七里，南面联着洛水，北首依着郏山，其形胜如此，乃天下所凑聚之处。就此制为郊甸，其地方六百里，接连西土岐周之地，通共为千里，遵古王畿千里之制也。内分为百县，每县分为四都，每都之中，又各有鄙，随地广狭，以为鄙之多寡，而不限以一定之数。其营建洛邑之意，盖以此地居天下正中，四方诸侯朝贡者，道里适均，皆不至远涉，乃武王之本意也。这洛邑在瀍水之西，周公又于瀍水之东，营造一城，通名成周。奉成王居于洛邑，以莅中国，抚四方，而迁徙殷家所遗之顽民，编管于成周，使近而易制也。二城既毕，周公复还归于西都。是时成王年纪渐长，阅历既熟，能主断天下的政务了。十二月，周公乃将朝政归于成王，成王临朝，亲决庶政，周公辞了摄政之任，而北面就人臣之位焉。盖至是而武王付托之重，成王倚毗之隆，皆可以报称而无歉矣。天下后世，莫不仰武成知人之哲，而美周公笃棐之忠，宜哉！


    原文　初虞夏商之世，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直解　币，是财货的总名。龟、贝，俱宝货。龟可占卜，故以其壳为宝。贝，是海虫之有文理者。九府，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之九府，皆收藏财货的库藏。圜法，是均匀通融之法。十黍重为一铢。刀与布是人间常通用的。古时称钱为泉，以其形如泉字，又以其通行不滞，如水泉之流也。比先虞、夏、商之时，通行的货币，在金类便有三等。上等是黄金，中等是白金，下等是赤金。金之外又有钱、有布、有刀、有龟、有贝，这几样财宝，通行天下，民皆便之。及周而法制大备，则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其时太公望乃设立九府，收贮财货而各有职掌之官，为均匀通融之术，使上不病国，下不病民。钱之形圆，而其孔则方，分量轻重，以铢起算。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周家理财之制，大概如此。然亦各有取义，盖金为天地间的宝气，故货宝于金。刀能断物，其用最利，故货利于刀。泉流而不竭，故货流于泉。布则无所不遍，故布于布。帛可以束，故束于帛。当时之制为钱币，不徒有圆融之法，又多取流通之义如此。无非欲导利于民，散财于下，而后世乃专之以为己私，敛而不散，非先王设法命名之意矣。


    原文　周公留辅成王，召公奭不说，周公作书告之，以明本意。


    直解　夷，是召公的名。成王幼时，周公恐天下有变，既摄行天子之事。及至成王稍长，周公乃归政成王，退就臣位。然犹以王业初定，人心未安，不忍遽去，留而辅相之。其时召公奭为周太保，自以盛满难居，不乐在位，意欲告老而归。周公乃作书一篇以留召公，名曰《君奭》，中间反覆言大臣当辅君德以延天命，固人臣不可求去。其后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盖有悟于周公之言矣。


    原文　王尝问于史佚曰：“何德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臣，不善则仇也。夏殷之民，仇桀纣而臣汤武，若之何其不惧也。”在位三十七年崩，太子钊立。


    直解　食言，是行的与说的相背，如言出于口，而反吞之一般，故叫做食言。成王尝问其臣史佚说：“人君修何德，而后能使天下之民亲爱其主。”史佚对说：“人君要民亲己，在先自尽其所以亲民者而已。如知民事之不可缓，则使之以时，凡有兴作，无妨农功。知民情之不可拂，则敬顺所欲，而好恶利病，不违其愿。知民生之不可伤，则至诚保爱，而生养安全，无不尽心。知民心之不可欺，则颁布政令，务着实举行，而不爽其言。虽尊居兆庶之上，惟恐民心易失，天命难保，夙夜忧勤惕厉，就如临不测之渊，恐致失坠，行薄冰之上，恐致倾陷的一般。诚能如是，则上无失政，下皆得所，而天下之民，自然亲爱之如父母矣。”成王深有味于史佚之言，说道：“崇高之位，人但见其可乐，如汝所言，可惧也哉！”史佚对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人虽至众，而好仁恶暴，心无不同。人君若抚驭得其道而善，则心悦诚服而臣之。若抚驭失其道而不善，则众叛亲离而仇之，何常之有？昔桀为暴虐，而成汤宽仁，则夏之民即仇桀而归成汤。纣为无道，而武王有德，则商之民即仇纣而归武王，民心之叛服，天命之去留，只在仁与暴之间而已，若之何其可以不惧哉！”成王敬纳其言，常佩服之。在位三十七年而崩，太子钊立，是为康王。夫成王之时，周公既陈《无逸》之篇，史佚又进渊水之戒，是以王自幼冲为君，以至享国之久，惓惓敬天勤民之念，夙夜不怠，以致天下太平，民和睦而颂声作，故诗人美之，说：“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后世称守成令主，必曰成王焉，岂无自哉！

 周 纪

    <h2>康　王</h2>


    原文　元年。初，王即位，诸侯来朝，王作《康诰》以告之，繇是诸侯率服。十二年，命毕公保厘成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听断于陇陌阡亩之间，庐于棠树之下，以蚕桑耕种之时，乃弛狱出居民，使得反业，自侯伯至庶人无失职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怀棠树不忍伐，作《甘棠》之诗歌咏之。王朝诸侯于丰宫。成康之际，天下太平，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直解　周康王元年。即位之初，四方诸侯皆来朝觐，王作诰文以训诫之，即周书所载《康王之诰》是也，繇是诸侯莫不服从。至十二年，王以成周之众，皆殷之顽民，尚未帖服，乃册命毕公保安而厘治之。保之，则不至于激乱，厘之，则不至于容奸，即《周书》所载《毕命》篇是也。成王之时，自陕以西，召公治之。召公之治西方，加意抚恤，甚得百姓之欢心。凡有公事该处者，有司请叫百姓每来官府中听候处分，召公说：“我先君文王勤于政事，不遑暇食，怀保小民，视之如伤，今我一身自图安逸，却着百姓每舍其农业，奔走道路，岂我先君文王爱民之意乎？”于是亲自巡行于穷乡下邑，问民疾苦，凡民有争讼不决的事，就在那陇陌阡亩之间，替他处断，自家也不居官府，就栖止于田间棠梨树下，其心只是怕劳着百姓。每到蚕桑耕种的时候，就禁止词讼，把狱中轻罪的犯人都放出去，着他务农桑的本业，恐致失时。其惓惓于爱民如此。繇是上自侯伯，下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生时，有这等恩德及民，所以殁后，百姓每犹追思之而不能忘，见他平日所尝栖止的棠树，也不忍砍伐，因作《甘棠》之诗歌咏之，即《诗经》上所载“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是也。是时周道方隆，诸侯奉贡，都来朝会于丰宫。又自成王以来，至于康王，两朝相继，海内晏然，太平无事，民不犯法，以此刑罚置而不用者，四十余年，真泰和之景象也。王在位计二十有六年而崩，子瑕立，是为昭王。

 昭 王

    原文　元年。周道渐衰，月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溢，王巡狩返济汉，汉滨人以胶胶船，王至中流，胶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满立。


    直解　昭王既立，不能自强于政治，周道渐渐衰微。那时月有光芒五色，贯入大中紫微垣，又井水涌溢而出。月光水都是阴象，紫微垣乃帝座所在，今月光五色，井水上溢，皆是阴气太盛，而紫微为月光所贯，是阴气侵犯至尊之位，此皆下陵上替，阴谋将作之兆。而昭王不悟，犹巡狩南方，至于楚地，回时过汉水，汉水边的人恶王巡游劳扰，乃为王造船，不用钉灰合缝，只用胶粘了。王不知，径乘此船过水，到中流，那胶被水浸开，其船解裂，王与其臣祭公皆溺水而死。祭公，是王畿内的诸侯，从驾同行，故俱及于难。其后周家以溺死为讳，竟不能讨汉人之罪，而王室自此遂卑矣。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满立，是为穆王。

 穆 王

    原文　元年。王立之后，徐夷作乱，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逼，分命东方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得朱弓矢，自以为天瑞，乃称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王正西巡狩，乐而忘返，闻徐子僭号，乃命造父为御而归，以救偃王之乱。


    直解　穆王既立之后，不监昭王之覆辙，而专以周游天下为乐，因此诸侯多叛之者。东方徐夷作乱，率九种之夷以伐宗周，其兵西至河上。穆王畏他侵逼，乃分命东方诸侯徐子管领东夷以防其乱。徐子姓嬴，所管之地，四方五百里，徐子见得自己国势强大，而穆王又荒乱，遂阴有不轨之志，假行仁义，以收拾人心。曾因开通沟渠，偶得个朱色的弓箭，自以为天降兴王之瑞，就僭号自称偃王，诸侯从陆地来朝于徐者，三十六国。穆王那时正在西边巡狩，乐极忘归，闻徐子僭称王号，恐他夺了天下，乃命其臣造父御八骏马，急忙回还起兵伐徐，以救偃王之乱，幸然胜之，而周得不亡，然亦危矣。夫昭王穆王，才承文武成康四王之后，以天命则未改，以人心则未离，但德政一衰，诸侯即叛，昭王南征，而遂丧其身，穆王西巡，而几亡其国。繇此观之，为人君者，岂可矜崇高之势，恃祖宗之业，以为天下莫敢有谋我者，而遂肆然无恐哉！


    原文　命楚伐徐，徐子爱民无权，不忍斗，乃北走彭城，百姓随之以万数。徐子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穆王乃以赵城封造父，其族繇此为赵氏。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听，王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王又命吕侯作祥刑之书，作刑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扈立。


    直解　穆王闻徐偃王之乱，既使造父御车而归，以江淮之国，惟楚为大，而近于徐，乃命楚伐徐。徐子假借仁义以收民心，名为爱民而无权谋，不忍与楚战斗，乃北走彭城地方，百姓怀其私恩随之而走者，万有余家。徐子既败将死，自悔说道：“吾平日专靠着仁义之德，不讲明武备，所以至此。”其实篡窃之臣，何知文德，徒自夸大耳。徐乱既平，穆王乃以赵城之地封造父，使世世居之，其宗族繇此为赵氏。盖赏其为御而归以救乱也。夫穆王巡游无度，自弃其百姓，故奸宄窃发，天下几亡，然则人君之于巡游，可不慎哉！后三十五年，穆王又将西征犬戎之国，责他贡物。当时畿内诸侯有祭公谋父者，为王卿士，谏说先王耀德不观兵，犬戎本是荒服，惟继世一来朝见，不在宾贡之列，征之无名。穆王不听，发兵征之，止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远的属国，都不复来王，盖以征之非其职也。夫威亵而不震，故戎玩而不服，徒以一异物之故，遂失远方戎狄之心，然则人君之于征伐，可不慎哉！后五十年，王又命司寇吕侯，作祥刑之书，以告四方，即今《书经》上《吕刑》篇是也。其书专训赎刑，盖穆王巡游征伐，财匮民劳，晚年耄荒，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耳。然其篇中，反覆晓告，曲尽典狱情状。故刑，凶器也，而谓之祥，其哀矜恻怛之意，亦可想矣。此孔子叙书所以有取也。然则人君之于刑狱，可不慎哉！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扈立，是为共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h2>夷　王</h2>


    原文　元年。觐礼不明，王始下堂而见诸侯。荒服不朝，命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在位十六年崩，年六十，子胡立。


    直解　周自昭王以来，历共王、懿王、孝王，都不修德政，周道浸衰。至于夷王之时，王室日益微弱，诸侯日益强大，朝见之礼不明，夷王始以天子之尊，下殿堂而见诸侯，盖亵其居尊之体矣。于是朝政不纲，四夷背叛，荒服之国，皆不来朝。夷王不思增修德政，乃命虢公帅六师以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地方，仅获马千匹而已。在位十六年而崩，年六十，子胡立，是为厉王。

 厉 王

    原文　元年。王为人暴虐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任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


    直解　厉王即位之元年，因见他父夷王懦弱，诸侯背叛，欲振之以威强，然其为人，暴虐无道，好利不仁，故周道愈衰。东方淮夷入境寇掠，厉王命虢仲为将，领兵征之，不能攻克，盖王既无道，兵不用命，故师出而无功也。那时有臣名荣夷公者，专务谋利，以媚于王，王喜好信任他。大夫芮良夫谏说：“夫利，乃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专也。若专利于己，则害及于人者必多矣。故虽匹夫而专利，犹且叫他做盗，为其夺人之利，与盗贼无异也。况王者为天下之主，当布利于下，而乃行专利之事，则民心不服，归之者不亦鲜乎？王若不将这荣公疏远了他，周之王业，必至败坏。”王不听，专任荣公，及荣公为卿士之官，诸侯果皆离心，不来朝享，恶其好利而不好义也。《大学·平天下章》有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无如之何矣。”其厉王之谓哉！


    原文　王行侈傲，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雍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后三年，乃相与叛袭王，王出奔于彘。王在彘，不敢归，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静尚幼，乃相与和协，共理国事，故称共和。王崩于彘，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直解　弭，是止。障，是作堤防以御水。厉王奢侈傲慢，暴虐其民，国人嗟怨，都出谤讪之言。召公谏厉王说道：“今百姓被上之虐害，苦不聊生，故谤言日闻，王不可不改图之也。”厉王不听召公之言，反嗔怒百姓谤他，乃寻得卫国中一个降神的师巫，着他监视国中的人，说这巫能通神，但有造言兴谤的，他就知道，奏闻于王，拿来杀了。自是国人不敢声言，在道路上彼此以目相视，盖口不言而心实非之也。厉王不知民怨愈甚，方自喜其得计，告召公说：“我今设此二法，果能止谤矣。”召公对说：“王以刑杀止谤，如筑堤堵水一般。水势大了，强去堵截，冲决愈甚；民心怨了，强去禁制，为祸愈深。大凡人的言语，都从心上发将出来。心里念虑已成，自然要发于言语之间，如何止得他不说？纵能止得百姓的口，止不得他心里怨嗟。王今用法以塞下之口，执迷以成己之过，切恐民怨日增，祸乱将作，为社稷忧矣。”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而王之暴虐愈甚，百姓忍他不过，到后三年，遂相率作乱，乘其无备而攻之。王避祸，逃走于彘，不敢回京。彘即山西平阳县地方。周、召是天子畿内之地，那时王之卿士有食邑于周、召者，也称做周公、召公。二公并相，见得国有大变，而太子静年幼，未能治国，乃相与同心协力，共理国事，以定祸乱，故号称共和，待太子长而后立之。王毕竟居彘而崩，在位十七年，通共和为三十七年。夫盛明之世，颂声四作，足以自安矣。而乃悬闻谤之令，昏乱之世，怨讟朋兴，可以为戒矣。而乃为弭谤之刑，此兴亡治乱之所以悬殊，而有国家者之不可不鉴也。

 宣 王

    宣王名静，是厉王之子。厉王奔彘，静年尚幼，周公、召公共摄国事。至是厉王崩，静年亦长，周、召二相，乃共立之为王。


    原文　元年，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顺天下，更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尹吉甫作诗美之。


    直解　宣王既立，召公、周公辅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于是狁蛮荆，次第剪伐。时淮上之夷亦叛，王命召公虎帅师讨平之，又委任申伯、仲山甫，内则辅养君德，外则统领诸侯，入则典司政本，出则经营四方。繇是顺抚天下的人民，更补朝政的阙失，宣布天王的德教，搜举隐遗的贤士，一时纪纲振肃，中外清明，海内之人，皆欣然仰德向风，诸侯也都复尊周室，而修朝贡之礼。故贤臣尹吉甫作诗以美之，即今《诗经》上《崧高》、《烝民》诸篇是已。盖宣王有志拨乱反正，而又能推心任用众多贤臣，此其赫然中兴也。


    原文　王不藉千亩，虢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故稷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困民乏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直解　千亩，是天子躬耕藉田之处。宣王不修藉田之礼，其臣虢文公谏说：“民之大事，惟在于农，盖农为国家根本命脉，上以供神之祭祀，下以足民之财用，故我先王后稷在虞廷之时，特为九官之首，有大功于生民，传至子孙，以此积功累仁，而有天下。今王欲修先王绪，而乃弃其大功，上匮缺了神衹的祭祀，下困乏了生命的财用，国本先伤，将何以求福用民乎。”王竟不听。夫宣王，贤君也，顾乃忽于躬耕之大事，而不用贤臣之忠言，此中兴之治，所以终不能及成周之盛时，而诗人因之美刺并作也。岂不深可惜哉！


    原文　四十六年。初，王将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当师当作帅。友以达当作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在位三十七当作四十六。年崩，子宫涅立。


    直解　初时，宣王要杀其臣大夫杜伯，杜伯本无可杀之罪，是王用刑差了。那时杜伯有个朋友叫做左儒，进谏于宣王，说杜伯不当杀，凡九次往复言之，王都不准，且怪责左儒说：“我欲杀杜伯，而汝力救之，不知顺上之意，是汝自外于君，而独私其友也。”左儒对说：“君臣朋友，都是人之大伦，臣岂敢违背君父，而私厚朋友，但看道理上顺逆何如耳。若君上所为合道理，而朋友为逆，则顺从其君以诛友。此非从君，乃从道也。若朋友所为合道理，而君上为非，则率从其友以违君，此非违君，乃违其非道也。”宣王发怒说：“你改换了这言语，顺从我则生，不然则死。”左儒对说：“为士者只论是非，不顾生死。如其非义，岂可枉义以就死；如其合义，岂肯违义以求生。今王枉杀杜伯，是王的大过失，而王不自知，故臣能尽言发明君上之过失，而辩理杜伯之无罪，何敢易言以避死乎？”宣王终不听左儒之言，杀了杜伯，左儒亦相从而死。夫人君以从谏为盛德，以改过为美事，然往往不能者，其故有二：一是不晓得自家的不是，而疑其臣之偏私；二是不肯认自家的不是，而耻其臣之面诤，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不悟也。宣王只这一念之差，以致二士不得其死，未免为中兴之累，前面许多功业，都不得为全美。后世论治者不称宣王为明君，而称左儒为义士，过归于上，名归于下，岂不甚可惜哉！杀杜伯在四十三年，后三年而王崩，子宫涅立，是为幽王。

 幽 王

    原文　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涸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是岁三川竭，岐山崩。


    直解　西州，是镐京，周家建都的地方。三川，是泾水、渭水、洛水。震，是地动。幽王之二年，西州及三川地方，一时震动，时周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在昔有夏，伊、洛二水涸竭，而夏祚灭亡。在昔有商，河水涸竭，而商家沦丧。今观我周之德，亦似夏商之末年矣。夫地动，则泉源必至雍塞，源塞，则川流必至涸竭，川竭而水泉不润，则山必枯朽而崩，山崩川竭，亡之兆也。繇今计之，国之亡也，不过十年。盖数起于一终于十，此数之一纪也。夫天之所弃，谁能违之。”是岁三川竭，岐山崩。后至十一年，幽王果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而王室衰微，伯阳父之言，至是验矣。


    原文　虢石父为人佞，善谀好利。王以为卿，用事专任，国人皆怨，政治多邪，诸侯或叛，王室始骚。


    直解　幽王之时，奸臣虢石父，既与褒姒同谋，譛废了申后、太子，其为人又巧捷给，善能阿谀奉承而贪好货利。王不察其奸，反用以为卿相，专管国事。国人见这等奸佞得志，众心不服，所以皆怨，朝廷的政治，为他所坏多有偏邪。前此宣王之时，诸侯宗周，中兴王室，至是诸侯或有背叛，王室始骚动不安矣。夫宣王用召公、周公、申伯、仲山甫、尹吉甫诸贤，相与左右，才能中兴，而幽王以虢石父用事，遂致骚动。所谓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者也。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十一年，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在位一十三年，犬戎遂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并杀郑桓公，尽取周宝赂而去。诸侯即申国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直解　鄫，是国名。犬戎，是戎狄名。幽王既废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恐宜臼尚在，日后或为伯服之患，欲杀宜臼以除根。是时宜臼出奔于其母家申侯之国，幽王使人就申候处取要宜臼，申侯不肯送出，幽王怒，举兵伐之，申侯与鄫国之人召西夷犬戎同伐幽王。初时王曾戏举烽火，召诸侯以致褒姒之笑，诸侯繇此怨叛，不奉王令。至是王因有夷戎之乱，复举火以召诸侯，诸侯因前番哄了他，至此无一人来救者。幽王在位之一十三年，遂被犬戎杀害于骊山之下，连褒姒也虏去了。是时郑桓公名伯友者，为周司徒之官，亦为所杀。犬戎遂入周室，尽取其所积的宝赂而去。诸侯思念文、武、成、康之德，不忍其绝，乃就申国立旧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家之祀。

 平 王

    原文　元年。是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丰、镐逼近戎狄不可居，乃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后，王室微弱，号令不行于诸侯，政繇方伯，齐、楚、秦、晋渐大。齐，太公吕望之后。楚之先，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姓芈氏。秦，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为附庸诸侯，邑于秦。晋之先唐叔虞，盖武王之子也。成王与唐叔虞戏，剪桐为珪，于是封叔虞于唐，国又号晋。更历春秋之世，此四国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记春秋之始，此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于是平王以戎势渐盛，丰镐旧都与之逼近，恐被侵暴，不可久居，遂弃而避之，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后，王室日益微弱，天子的号令，不复行于诸侯。天下诸侯不听命于天子，而听命于大国之为方伯者，政令都繇他出。于是齐、楚、秦、晋四国渐渐强大，各雄长一方。齐是太公吕望之后，周初佐武王为尚父，其后到桓公而霸。楚是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者，为文王之师，成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地，姓芈氏，其后到庄王而霸。秦是虞臣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之，其国甚小，朝贡之礼不能自通于王，但附大国而行，叫做附庸之国，邑居在秦地，其后至缪公而霸。晋是唐叔虞之后，叔虞为武王子，成王弟。成王戏剪桐叶为珪以与叔虞，史佚遂请封之于唐尧所都地方，以其南有晋水，国又号为晋，其后到文公而霸。这四国更历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间互相征伐，周天子不能制焉。夫平王避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而王纲不振如此。正如人家偶被小人侵侮，不能发愤自立，便抛弃了祖宗数百年的家业，避居别处。所以气势日益消索，就是自家平日管下的人，也不听命，其强悍者，各自专擅，主人无奈他何。春秋之势，何以异此。是以有国家者，当以修德为本，揽权为要，不可一失其操柄，徒苟且目前，以至陵夷而莫之救也。


    原文　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也。鲁公，周公伯禽之后。天子微弱，赏罚不行。孔子修鲁史《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盖寓褒贬于赏罚，以正一王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平王崩，子之子林立。


    直解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古者列国都有史书，以记事记言，其名各不相同。而鲁国之史名为“春秋”。周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之元年也。鲁公，是周公与伯禽之后也。此时周已东迁，天子微弱，赏罚之权，不行于诸侯，臣子陵君父，夷狄侵中国而王法渐废矣。孔子见得周道之衰，实自此始。而鲁隐公为周公之后，不能继其先世之功，以匡复王室，心甚伤之。于是因鲁国原有史书，名叫“春秋”，孔子就取而笔削之，修成一书，特起于鲁隐公元年。书中所载事迹，虽因鲁史的旧文，而书法之间，则往往自创新意，以褒贬寓赏罚。有功的，天子不能赏，孔子则用一字褒他，以寓赏功之意，如大夫而贤，则书其字之类是也。有罪的，天子不能罚，孔子则用一字贬他，以寓罚罪之意。如诸侯而恶，则书其名之类是也。使一王之法，虽不正于朝廷之上，而犹正于史册之间，乱臣贼子虽能逃当时之典刑，而不能逃后世之公论，盖圣人拨乱反正之微权也。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谓此也。然有天下者，不能自操其赏罚，以致无位之圣人，为之寄赏罚于史书，亦可慨矣。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太子先卒，太子之子名林继立，是为桓王。

 桓王 庄王

    <h2>釐　王</h2>


    原文　三年。齐桓公始霸，会诸侯为盟主。桓公用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作内政而寄军令，谨正盐策。桓公专任管仲，号曰仲父，国事皆令问仲父，故管仲得以尽其材。故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直解　霸，是诸侯之长。盟，是约誓。盐策，是盐法。周釐王三年，齐桓公初霸诸侯。那时周室衰微，夷狄强盛，桓公始约会列国诸侯，立盟誓，以尊周攘夷为事，而齐独强大，故桓公为盟会之主。桓公以国事委任贤臣管仲。管仲为政，大约以富国强兵为主，于是定制，使士农工商四样人，各居一处，不相混杂。其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是他本等职业，则心专而艺精。管仲欲修明军政，恐诸侯晓得，也做准备，便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于是分制国内之地，做二十一乡，每乡各立一长，领二千人，其中大小相统，什伍相司，只当做治国的政令，其实里面暗藏着军法。遇有征伐，则二十一乡之长各将所属以听调遣，不待临时佥派，而兵马自足，军政自定矣。齐地滨海，盐利为重，管仲令民以冬月煮盐，取而积之，至春农事方兴，煮盐有禁，这时粜盐与人，而盐价顿高，上专其利，是以齐之富强，过于列国，能为诸侯盟主。繇是桓公益专任管仲，加以尊称，号曰仲父，国中政事无大无小，都听管仲处置，故管仲得以展尽其材，而谋无不遂，计无不成。所以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假兵车之威，自能使诸侯听命，以成其霸业者，皆管仲辅相之力也。夫管仲，霸者之佐耳，桓公能信用之，遂成霸业如此。若使为帝王者，而能任帝王之佐，则其功业所就，岂小小哉！

 惠 王

    <h2>襄　王</h2>


    原文　元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于齐桓公，使无下拜。桓公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乃下拜登受。


    直解　葵丘，是地名。宰孔，是周之冢宰名孔。胙，是祭肉。八寸为咫。咫尺，是说甚近的意思。周襄王之时，齐桓公方主盟称霸，大会诸侯于葵丘地方。束牲载书以明天子之禁，使诸侯各修其职，以尊周室，即今《孟子》上所载“五命”之词是也。襄王嘉齐桓公能主夏盟，尊周攘夷，乃使宰孔将祭文王、武王的胙肉赐与桓公。盖庙胙惟同姓之尊者，始得颁给，今以赐桓公，盖尊礼之也。王又以桓公年老，命他受赐之时，不必下拜。桓公对说：“王虽命我不下拜，然朝使下临，就如瞻对天子一般，天威不远，近在咫尺之间，何敢不下拜乎？”乃拜赐于堂下，而登受于堂上，礼也。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大，而桓公独能守臣节，以尊天子，此所以诸侯宾服，而为五霸之首也。

 顷王 匡王

    <h2>定　王</h2>


    原文　元年，楚庄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已僭称王，厉王暴虐，乃去王号。东迁之后，王室微弱，遂僭号称王。


    直解　周定王之时，楚庄王侣始霸，主诸侯的盟会。楚国初封，本只是子爵，至夷王之世，楚子熊渠吞并小国，僭称王号。其后厉王暴虐，熊渠恐被征伐，乃去王号。至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微弱，楚子熊通无所忌惮，遂自立为武王。周家诸侯之僭王，自楚始也。又四传至庄王始霸，于是终春秋之世，无岁无楚之兵矣。


    原文　三年，楚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王使王孙满劳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欲逼周取其鼎。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问也。”楚子羞惧而退。


    直解　陆浑，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县地方。鼎，是夏时所铸的九鼎，历代相传以为重器。定王三年，楚伐陆浑之戎，遂到周家郊外，大陈其兵以示威强。定王因楚兵过周，使大夫王孙满迎而劳之。楚子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意欲以兵威逼胁周家而取此鼎。王孙满对说：“主天下者在于有德，足以受天命，不系于鼎之有无。夏德衰而商德盛，故鼎始移于商。商德衰而周德盛，故鼎始移于周。如今周德虽已渐衰，但文武成康遗泽犹存，天命尚未改移，鼎之大小未可遽问也。”王孙满此言，其拒楚之意至矣，于是楚子羞惧，退兵而去，不敢取鼎。当此时，周家至弱，楚国至强，然王孙满一言，即足以折其不轨之心如此。使为周王者，能修德自强，则楚岂敢复为僭王之举哉！惜乎周之不能也。

 简 王

    <h2>灵　王</h2>


    原文　三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请纳虎豹之皮以和戎。晋悼公曰：“戎狄无亲，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郑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因陈和戎有五利。晋侯乃使魏绛盟诸戎。十年，郑人赂晋以歌钟镈磬女乐，悼公以其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九年之中，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二十一年，孔子生。在位二十八年崩，子贵立。


    直解　无终子嘉父，是戎狄之君长，名叫做嘉父。携贰，是离心改变的意思。周灵王之三年，晋悼公方为诸侯盟主，以尊周攘夷为事，于是戎狄慕义，欲求通好。当时诸戎中，有无终国君名嘉父者，使其臣孟乐，来到晋国，持着他国中所出的虎豹之皮，托晋之贤臣魏绛，献与悼公，以求和诸戎。魏绛劝悼公从其所请。悼公说：“戎狄无亲，难以恩结，不如伐之，未可与和。”魏绛对说：“今君方取威定霸，诸侯新服于晋，陈、郑初来通和，正看我的德义何如。我若修德招怀远近，他便都来亲睦；我若灭德逞威，他便离心改变，不肯服从。君不可失此机会，绝戎好而弃诸侯也。”因详陈和戎的利益有五：戎狄聚处贵货财，轻土地，其土可交易而得，是一利；边鄙不惊，民安田野，农夫成功，是二利；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是三利；以德抚戎，师徒不勤苦，甲兵不劳顿，是四利；远人既至，近者亦安，是五利。晋悼公闻言，欣然从之，就使魏绛盟约诸戎，与之讲和。自此，戎狄归顺，诸侯宾服，王室得安，晋国亦强。到周灵王之十年，郑人因感晋悼公有存郑之德，遂谢晋以歌钟、镈磬、女乐。前面魏绛所谓“我德则睦”者，至此验矣。晋悼公思魏绛之功，因以其乐之半赐之，说道：“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中华之未服者。到今九年之中，虽然戎狄怀柔，诸侯辑睦，如音乐之和，无所不谐，这都是子之力也。我岂可独享此乐，请与子共乐之。”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盖天生圣人，万世道统所系，故作史者，谨书之。灵王在位二十八年崩，子贵继立，是为周景王。

 景 王

    <h2>敬　王</h2>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为友，皆楚人也。伍员父为楚平王所杀，员奔吴，与包胥别，员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复之。”伍员既奔吴，遂导吴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尸。包胥乃如秦乞师，秦伯使就馆，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饮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乃为之出师。申包胥以秦师至，遂败吴师。吴师乃归，昭王复国。


    直解　郢，是地名，楚之国都也。初时楚臣有伍员者，与申包胥为朋友，这二人本皆楚人也。伍员之父伍奢，因进谏于楚平王，为平王所杀，欲并杀其二子。而其次子伍员，逃奔于吴，将逃之时，与申包胥相别。伍员说：“我必要覆亡楚国。”盖但知父仇当报，而不能裁以君臣之大义也。申包胥说：“我必要兴复楚国。”盖惟知臣节当尽，而不敢徇其朋友之私情也。伍员既到吴，吴王听用其谋，遂劝吴王伐楚。及破楚而入其国都，那时楚平王已死，其子昭王逃避于外，伍员遂掘平王之墓，取其尸而鞭之。申包胥欲兴复楚国，思量唯有秦兵强盛，可以敌吴，乃往秦国借兵救楚。秦伯初时不欲救楚，使他且就宾馆中安歇。包胥自念国破君奔，不忍就馆，只依立于秦之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饮食不入口者凡七日。秦哀公见他这等忠义，为之感动，而歌《无衣》之诗，以示出兵之意，乃许他借兵以救楚。申包胥带领秦兵，回到楚地，与吴师战而败之。吴师始去，昭王复归其国。申包胥复楚之言，至是验矣。按楚信费无忌之谗说，而戮伍奢之忠，纵子常之贪利，而结蔡侯之怨，此吴师之所繇来也。其受祸之惨，有不可言者。使无申包胥，则是时楚遂灭矣。国以一人亡，以一人兴，信哉！此用人者所当鉴也。


    原文　三十四年，孔子繇鲁司寇，摄相事。其初人谤曰：“麑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麑裘，投之无邮。”三月，政成化行，民诵之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


    直解　麑是鹿子，麑裘是以麑皮为裘，盖古时卿士大夫之服。鞞是刀鞘，古人佩必用刀，取其于事能断也。戾字解作罪字。邮是过，与尤字义同。袞衣，是上公之服。章甫，是冠名。周敬王三十四年，孔子繇鲁司寇之官，而权摄鲁国相事，欲以文、武、周公之道，施行于鲁，乃从而正纪纲，明教化，反其弊政。此时鲁国法度废弛已久，人皆习于因循苟且，一旦见孔子这等振作起来，遂不能堪，反而作为歌诗以谤讪之，说道：“麑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麑裘，投之无邮。”这麑裘与鞞，都暗指孔子身上的服佩。说那服麑裘而佩鞞之人，深为民害，我欲投而去之，只是他无罪戾可指，无愆邮可乘耳。其反复言之者，恶之深而急欲去之也。然常人之情，难与虑始；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虽有此谤讪之言，孔子也不去理会他，只管依着道理法度行将去。及到三月之后，政事成就，教化大行，鲁国之人，无不受其恩惠者。于是向前造谤之人，也都心悦诚服了，又作为歌诗以称诵之说道：“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这衮衣章甫，也指孔子身上的冠服。说这冠章甫而服衮衣之人，果能安辑我百姓，使我人人各得其所。他从前所行的政事，都是施恩惠于我，而非有所私也。其言之不一者，盖喜之甚，而爱之切也。夫孔子以至圣之德，行帝王之道，其初犹不免招谤如此。可见成大事者，不和于众，而为人君者，欲用非常之人，则不可挠于群议矣。

 元 王

    原文　三年，越伐吴，灭之。初越勾践为吴所败，栖于会稽，使大夫种行成于吴，吴王许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前，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折节下贤，厚遇宾客，赈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苦。二十余年，其民生长可用，乃以伐吴。


    直解　栖，是屯聚。会稽，是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府地方。行成，是讲和。折节，是屈体卑下的意思。元王三年，越王勾践举兵伐吴，遂灭其国。初时，勾践曾与吴王夫差战败，国破家亡，只收得些残军败卒，保栖于会稽山上，使其大夫名种者，到吴王军中讲和，愿举国臣服于吴，求赦其死。那时吴王自恃兵力强盛，足以制服勾践，不思后患，就许他讲解而去。勾践幸得归国，外虽事吴，内实用范蠡、大夫种之谋，勤苦其身，焦劳其心，日夜思报吴仇，乃置胆于坐处，睡卧时便仰视之，饮食时便取尝之，示不敢忘其苦也。于是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就是自家的衣食，也不敢以劳民。至于士有贤能的，则屈身卑下之，以结贤者的心。宾客从四方来的，则厚礼接待之，以接宾客的心。又爱养百姓每，赈济其贫穷，吊问其死丧，身与之同劳苦，以结百姓的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此谋了二十余年，其民生长可用，乃用之以伐吴，杀了吴王夫差，卒灭吴国，而雪会稽之耻焉。夫吴王以胜而骄，故灭；越王以败而惧，故兴。繇是观之，胜亦可败，败亦可胜，只在此心矜骄畏惧之间而已。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说：“有以无故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岂不信哉！


    原文　吴王兵败，栖于姑苏。吴使人行成，请曰：“孤臣异日得罪于会稽，孤臣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诛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罪。”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耶？谋之二十年，一旦弃之，可乎？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吴王乃自杀。勾践既败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元王使人赐胙，命为伯，诸侯毕贺。元王在位九年崩，子介立。


    直解　姑苏，即今苏州府地方。吴王夫差既败，收其残兵，保栖于姑苏之山，因使其大夫王孙雄求和于越，自称为臣，说道：“孤臣昔年尝举兵伐越，冒犯君王，得罪于会稽。那时君王使大夫种来讲和，孤臣不敢背逆命令，遂与君王讲和以归。今孤臣不道，得罪于君王，致君王举兵来伐，欲诛孤臣之罪。孤臣生死，惟命是听。意者亦望如会稽之事，得赦孤臣之罪，愿举国而为臣妾，幸君王怜而许之。”勾践闻吴人请和之辞，甚是卑屈，心中不忍，要许他和。大夫范蠡谏说：“不可，先年会稽之事，越为吴所败，是天以越赐吴矣，而吴不取，是逆天也。今日吴为越所败，是天又以吴赐越也，越岂可违天而不取乎？且君王二十年来，所以早朝晚罢、卧薪尝胆、苦身焦思者，为要报吴仇，而雪会稽之耻。今日若许他讲和，是谋之二十余年，而弃之一朝，殆养虎以贻患也。且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固与之，人若弃而不取，必反招殃咎，不可许也。”勾践用范蠡之言，不与吴和，进兵逼之，吴王自杀而死。勾践既已平吴，乃举兵北向渡淮，号令齐国、晋国诸侯，会盟于徐州地方，又致贡献之礼于周天子。周元王畏其逼，亦使人赐勾践胙，又命他为诸侯之长。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诸侯都遣人贺之，勾践遂僭称霸王。夫吴本太伯之后，于周为同姓，一旦为越所灭，周天子不惟不能正其罪，反从而致胙尊礼之焉，王室衰弱，至是极矣。计元王在位九年而崩，子介立，是为贞定王。

 贞定王

    原文　十一年。初齐桓公之世，陈公子完得罪于陈而奔齐，齐桓公使为工正。陈，舜之后也，武王封于陈为诸侯，完奔齐，更姓田，子孙盛多。其后齐乱，公室卑弱，诸大夫自相争夺，权归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贷于民，而以公量收之，民皆戴之，国内多篡弑，立君皆繇田氏。有田恒者弑齐简公，恒之子盘，号襄子，为齐相，至是与三晋通使，尽以其兄弟宗人为都邑大夫。


    直解　量，是斗斛。初齐桓公之世，陈国有公子名完者，得罪于陈，恐见诛而奔齐。齐桓公爱其才，使他为工正之官，掌管百工。陈本虞舜之后代，周武王封之于陈为诸侯，以继舜后，因以陈为姓。至陈完奔齐，又改姓为田，子孙蕃盛众多。其后齐有崔杼、庆封之乱，公室卑弱，诸侯大夫自相争夺，惟田氏为强，宗国之大权，遂归田氏矣。田氏欲邀买人心，以固其权位，乃多行私恩小惠，以结百姓之心。每放米谷借与百姓，都用自家的大斗斛出与他，到百姓将米谷还官，及各项纳粮，却只用官家的小斗斛收入，这是借君之物，以市己之恩，其奸计如此。百姓见齐君贪虐，而以田氏为有恩，皆感戴之。于是田氏益强，那时齐国内多篡弑之祸，凡立君皆繇田氏主张。有田恒者，号成子，田完之六世孙也，因齐简公宠任阚止，心怀不平，遂杀阚止，并害简公，乃立平公而专其政。田恒死，其子名盘，号襄子，为齐宣公辅相。至是见晋之三卿韩、赵、魏迫胁其君，与他同恶，乃通使者与之结好，以为外援。又尽用其兄弟及族人，做各都邑的大夫，于是齐国之中，处处都有田氏的人，而齐之地尽为田氏有矣。至其孙和，遂灭齐而自立为诸侯。即此可见人君威福之柄，一日不可下移。而欲常操其柄，又在人君正身修德，约己爱民，使主威常尊，而民心爱戴，则奸邪之臣，不得以行其窃夺之谋，而社稷永安矣。观田氏篡齐之事，岂非千古之永鉴哉！

 周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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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烈王</h2>


    原文　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直解　魏斯、赵籍、韩虔，这三人都是晋之强臣。春秋时，晋国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韩、魏、赵，是为六卿。到后来范、中行、智氏三家都为韩、魏、赵所灭，权势日渐重大，遂三分晋国之地，以威势逼胁周天子，求封为诸侯。天子微弱，不能讨正其罪，遂因而命之，与列国之君同等矣。周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卑微，诸侯强大，礼乐征伐之权不出于天子。然当其时，体貌犹存，名分固在，是以诸侯彼此吞灭者有之，尚未有以臣代君，以大夫而遂为诸侯者。至于三家分晋，割地自强，胁天子以请封，而天子不敢不从，则冠履倒置，纪纲扫地矣。故宋儒朱熹修《纲目》以继《春秋》之后，始于威烈王，特书“初命”二字，正说从前未有此事，所以垂戒万世也。


    原文　初，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直解　晋阳，是今山西太原地方。茧丝，是抽取蚕茧之丝。保障，是藩篱遮蔽的意思。初时赵籍之祖赵简子，名鞅，使其家臣尹铎治晋阳地方。尹铎请问说：“今往晋阳，将欲使我多取百姓的赋税，如抽取蚕茧之丝，至于尽绝而后已乎？抑使我爱养百姓，培植邦本，以为国家之藩篱保障乎？”尹铎此问，志在保障，不肯为茧丝。简子说：“保障哉！”正欲其固结民心，不为剥取民财也。尹铎至晋阳，减损百姓的户数，盖户口少，则赋税轻，民力自然宽舒，正所以行其保障之言也。到后来简子之子无恤，为智氏所攻，卒托于晋阳以免其难，只因能存心爱民，故后嗣遂蒙其利如此。况治天下者，可不以爱民为先，以聚敛为戒哉！


    原文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直解　赵襄子，是赵国之君。饮器，是溺器。匕首，是短刀。厕，是净房。委质，是委身以事君的意思。赵襄子既杀了智伯，恨他前日攻围狠毒，将他头用漆漆了，做盛溺的净壶，以快其恨，盖亦过矣。智伯之臣，名豫让者，平日受智伯的恩，要替智伯报仇，谋杀襄子，不得其便。一日襄子使刑徒之人，入宫涂饰厕房的墙壁，豫让就假扮做个刑徒，身中藏一把短刀，同众刑徒混入宫中涂厕，等待襄子上厕之时，就要行刺。襄子将去厕中，忽然心里惊动，疑有非常，把这涂厕的人，逐一搜检，搜出豫让身中凶器来。左右之人就要杀他，襄子说：“他为主报仇，乃是忠义之士，不要杀他，我但谨慎防护躲避他便了。”乃释放了他。豫让报仇之志不已，恐人认得他的模样，乃用生漆涂在身上，遍身发起癞疮，又吞食木炭，使其声哑，把容貌声音尽皆改变，装做个乞丐的人，在街市上讨吃。他自家的妻子也认他不得了，只有一个朋友，认的是豫让，怜其苦处，为之涕泣，因劝他说：“以你这等才能，若替赵襄子做个臣，必得亲近贵幸，得近之后，那时乘机下手，岂不容易，何故受这等苦楚。”豫让说：“不可！若依着你这等言语去干，虽是容易，然既已委着形质为人臣子，而又包藏祸心以图之，是为臣而有二心也。人臣怀二心以事君上，罪不可赦，我岂可犯此大不义乎？我自知所为的事，费力难成，然不肯舍难而就易者，将以明君臣之义，使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闻我之事而羞愧耳，岂可先怀二心以事人哉！此所以宁处其难，而不为其易也。”后襄子出外，豫让又埋伏于其所经繇的桥下，欲待其过而起刺之。襄子将到桥边，马忽惊跳，知道有人，使人搜寻，又拿得豫让，遂竟杀之。按豫让感智伯之知遇，故虽智伯已死无后，而必欲为之报仇，至杀其身而后已，真可谓义士矣。然即此可见人君出入起居，必时时警备，以防意外之事。故上而天象之昭垂，下而人情之动语，内而心神意气之惨舒，外而舆马旗器之变异，莫不随事精察，烛于幾微，而不少怠忽，诚欲保其身以保宗社也。有国者且然，况有天下者哉！


    原文　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期会哉！”乃往，身自罢之。


    直解　式，是在车上俯身致敬的模样。虞人，是掌管田猎之官。猎，是围取禽兽。魏斯者，乃晋大夫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文侯初即位，尊贤敬士，与图治理，其时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皆怀才抱德之士，文侯乃招致子夏、子方，尊以师礼。而段干木隐居不出，文侯每过其门，则改容起敬，虽在车中，不敢安坐，必屈躬而凭其车上横木，其尊贤敬士如此。繇是四方贤士闻其名者，多往归之。然文侯不但能尊礼乎贤人，而且不失信于臣下。一日与群臣饮酒欢乐，天又下雨，忽然传命掌驾者要往田野中去。左右止文侯说：“今日饮酒欢乐，天又有雨难行，可以暂止，君命驾何往乎？”文侯说道：“我曾与虞人有约，今日会猎，即令天雨，饮酒虽乐，岂可失信于彼，而不与一会期哉！”于是竟到田猎所在，亲命虞人，以雨罢猎。其重信而不荒于般乐，不忽于微贱如此，此魏之所以独强于三晋也。


    原文　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直解　中山是国名，魏文侯使其臣乐羊举兵伐中山之地，战胜取之，因以中山之地封其子名击者。文侯一日问于群臣说：“人莫难于自知，我为人主，不知是何等主也？”时群臣众口一词，都称文侯说：“是仁德之君。”独有任座对说：“不然，人君必至公无私，方可称为仁君。今主君得中山之地，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是薄于待弟，而私厚其子，仁者不如是也，何得为仁君哉！”文侯见任座当面耻辱他，不觉发怒，任座恐惧，因趋出待罪。文侯次又问于翟璜说：“我果何如主也？”翟璜对说：“吾君真仁君也。”文侯说：“汝何以知寡人为仁君？”翟璜对说：“臣闻上有仁圣之君，则下有鲠直之臣。向时任座之言，直而不阿，必有仁君在上，所以能优容之，因此知君之为仁君也。”文侯闻翟璜之言，其心乃悦，因使翟璜召任座转来，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而礼遇之。夫文侯始因任座之直言，则不免于怒，继悟于翟璜之善对，遂迎之致敬以有礼焉。所谓“说而能绎”者也，文侯亦贤君哉！


    原文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直解　成，是魏成。璜，是翟璜。这二人都是魏之贤臣。魏文侯欲立辅相，乃召其臣李克与他商量说道：“先生平日曾有言说：‘凡人家贫，则思量得个贤妻，共营家计；国乱，则思量得个良相，共理国事。’如今魏国初立，正是要求良相之时，我今所置立的辅相，不是魏成便是翟璜，这二子何如，还是何人可用？”李克不敢擅便拟定，但告文侯以观人之法，使他自择，对说：“凡欲观人者，当于其平居时，看他所亲近的是什么样人；于其富足时，看他能散财以济人之急否；于其显达时，看他所荐举的是什么样人；于其穷困时，看他能有所持守不肯妄为否；于其贫难时，看他能有所辞却不肯苟取否。把这五条参详考验，就足以定二子之高下矣。”此时魏成分禄养贤，所荐的都是贤士，正合着那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的两件，李克之论，也是暗荐他。文侯既闻此言，便自理会了，遂告李克说：“先生请归就舍馆，我之相已定矣。”其后果以魏成为相，而文侯所以称为贤君者，亦得魏成辅相之功为多。而李克所言五事，又万世人主择相者之准也。


    原文　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直解　西河，是郡名，在今山西汾州。邺，是邑名，在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李克与魏文侯论相而出，翟璜问李克说：“君召先生卜择辅相，果用了谁？”李克虽不见文侯说出姓名，然以所言五者定之，料得必是魏成了，遂对他说：“是魏成。”翟璜自负有功，不在魏成之下，忿然作色说：“我与魏成同仕于魏，自揣颇为尽心，且以我所荐举的人才言之，如西河郡守吴起，是我所荐也，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邺是大邑，近在内地，无可使治者，君以为忧，我荐西门豹，而邺遂大治。君欲伐中山，无人为将，我荐乐羊，竟取了中山。中山既得，无人可守，我又荐先生以守之。君之公子未有师傅，我又荐屈侯鲋以为之傅。凡此都是我的功绩，在人耳目之所共见而可记者也。我何不如魏成，而乃用魏成为相耶？”李克说：“荐贤固皆为国，而人才则有不同。魏成食禄虽有千钟之富，然未尝私积于家，都把来赒给贫乏，礼聘贤士，大率十分之中，有九分用在外面，只有一分自家用度，其厚于养士，而俭于自用如此，是以天下贤士皆归之。于东方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荐之于君，这三个贤人道高德厚，君皆以师礼待之。子所进的五人，君皆以臣礼使之。夫以师礼待之者，赖以进德修业，以端出治之本，其功甚大，三人不为少。以臣礼使之者，不过使各治一郡，供一职而已，虽五人不为多也，子何得与魏成比哉？”翟璜听李克说的有理，自知失言，乃再拜谢罪说：“璜是个鄙陋之人，方才的言语，失于应对，这是我见识不到处，愿终身为弟子，请教于先生，以长我之见识，开我之鄙陋焉。”夫人臣事君之忠，莫大于荐贤为国，而为宰相者，尤当休休有容，绝妒忌之私，开公正之路，使天下贤者皆集于朝廷，以共理国事，乃为称职。观李克向者五言，定相之说，与折服翟璜之语，可谓知人臣忠君之大，而人主择任宰相之道，于此亦可见矣。


    原文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直解　起，是吴起。赢粮，是余剩的行粮。疽，是痈疽。吮，是以口咂之。旋，是回转。踵，是脚跟。吴起为将，能抚恤士卒，他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士卒中最下等的一般。念士卒有风霜之苦，他睡卧也不设席褥；念士卒有奔走之劳，他行时也不骑坐车马；途中余下粮食，亲自收裹，不肯劳动下人。盖虽身为大将，而能与士卒同受劳苦，不分贵贱如此。士卒中曾有生痈疽的，吴起亲用口替他咂去脓血，使他容易痊可。那士卒之母，闻说此事，悲而哭之。旁人说：“你的儿子是个小军，今以将军之贵，亲替你儿子吮疽，你只该欢喜感戴，乃反哭泣何也？”其母对说：“我只所以哭者，哭吾子之将死也。往年其父生疽，吴公也曾吮之，其父感激吴公的恩德，不顾性命，替他出力报效，临阵时舍死向前，不肯退步，遂力战而死。如今吴公又吮其子，料他感恩效死，亦如其父。妾不知他死在何处矣，所以哭之。”吴起之为将如此，此所以战无不胜，而用兵虽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夫为将者，以恩结士卒之心，士卒且竭忠尽命，若人君驭将而能推心置腹，假之以事权，待之以恩信，则为将者感奋图报，又当何如哉！

 安 王

    原文　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繇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直解　浮，是泛舟。三苗，是国名。洞庭、彭蠡，二湖名。河、济，二水名。泰华即西岳华山。伊阙、孟门、太行，皆山名。羊肠，坂名。周安王之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击嗣立，是为武侯。武侯一日泛舟于西河，顺流而下，当河之中流，观魏国的形势，回顾其臣吴起叹说：“美哉！这山河之险固，乃天造地设以壮我国家的，岂不是魏国之宝。”吴起恐武侯只恃了这险阻，不去修德，遂以正对说：“国家之所宝，只在君德，不在险阻。何以言之？昔虞舜时有三苗氏，其国在荆扬之间，左有洞庭，右有彭蠡，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蠢玩逆命，德义不修，后来舜命禹征灭之而分北其众。夏王桀居于城，左有河济，右有泰华，伊阕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四面山河，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为暴虐，修政不仁，后来商汤举兵伐之，遂放桀于南巢。商王纣都于朝歌，左有孟门，右有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四面山河，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为暴虐，修政不德，后来周武王举兵伐之，遂杀纣于牧野。这等看来，果然只在君德，不在险阻。盖人君有德，则人心爱戴，虽无险而自固；若君不修德，失了人心，且莫说外面诸侯来伐，就是今日这眼前的人，同在舟中者，都是君之敌国，匹夫匹妇，亦能胜予，虽有险阻，无所用之，可不惧哉！”于是武侯闻言而悟，称道他说得好，可谓能受善言者矣。《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山川险阻，亦有国者之所不废，但必有德以固结人心，然后其险可守，非谓险可弃而不用也。宋家失燕云十六州之地，终为胡虏所乘，然则险亦何可弃哉！若能修德以守险，则根本固而国势尊矣。


    原文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直解　魏武侯置立辅相，用田文为之。吴起自负有功，不得为相，心中不乐，与田文说：“君之所以用子为相者，必以子之功多于我也。请与子比论功绩可乎？”田文说：“可。”吴起遂问田文说：“若统领三军，出去征战，能使士卒踊跃，舍死向前，每战必胜，而敌国惧怕，不敢谋我，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问说：“若内而统领百官，使大小称职，亲附万民，使上下同心，充实府库，使财用不乏，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也不如你。”吴起又问说：“秦兵强盛，又与我西河接境，若守住西河，一面能使秦人恐惧，不敢东来犯我，而韩、赵二国，也都畏我之强，卑词厚礼，相率宾服，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也不如你。”吴起说：“这三件事，子都在我之下，今君用子为相，位反居我之上，这是何故？”田文对说：“虽然这三件功绩，我不如你，若论主上幼小，国家危疑，大臣每不肯亲附，百姓每不肯信从，当这时候，若能托孤寄命，主张国事，使臣民莫不信服，这等大事，不知将付托于子乎？还是付托于我乎？”吴起默然思想许久，才服了田文，说道：“这样重任，须是你才当得，非我所能，吾君用子为相，信不差也。”即此，可见富国强兵，效劳任职之事，凡有材力者，皆可以勉而能。大臣处难为之际，而不动声色，措社稷于泰山之安，则非其德望器度，素能镇服乎人心者，不足以与于此。人君择相者，尚鉴兹哉！


    原文　二十五年，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直解　乘，是兵车。五百乘，用战兵五万人。子思，是孔子之孙。苟变，是卫国之臣。周安王之二十五年，子思居于卫，一日言于卫侯说：“君之臣有苟变者，其人甚有才能，可为五百乘的大将，宜即时用他。”卫候说：“苟变果是有材，我亦知其可用，只因他往日居官，征收百姓的赋税，乃取百姓的二鸡子而食之，其操守似欠廉洁，以此之故，我所以一向不曾用他。”子思说：“天下无全材，有所长，或有所短，岂可一一责备。圣人之用人，随才器使，就如大匠之用木一般，但取其所长，不必较其所短。故杞梓二木，材之最美者也，假使二木有数人合抱的大材，中间却有数尺朽坏，在良工必不因数尺之朽，而并弃其连抱之材也。今君处列国战争之世，正要选用谋勇爪牙之士，乃以二卵的小节，轻弃了干城的大将，适足以为敌国之资而已。此不可使闻于邻国，恐邻国闻之而取轻也。”卫侯听得子思之言甚是有理，起身再拜说：“寡人承教，谨己听受矣。”大抵天下未尝无才，而亦少有全才，所贵人君各用其所长而已矣。周公有云：“无求备于一人。”孔子亦云：“及其使人也器之。”用人者宜留意焉。


    原文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直解　和，是齐声附和的意思。卫侯一日在朝堂上，与群臣论事，他所言的计策，本等不是，而卫之群臣，都阿顺卫侯的意思，在他面前齐声说好，如出于一人之口，并无敢言其不是者。此时子思在卫，慨叹说道：“以我看卫国之君臣，乃古人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为君者，审察事之是非而不执己见，使事无差错，才是明君。若不管是非，只喜人称赞，以致误事，其昏暗不明孰甚焉。此所以谓之君不君也。为臣者量度理之所在，而不肯逢迎，使君无过举，才是忠臣。若不顾道理，只阿谀其君，以求自容，甚谄佞不忠孰甚焉。此所以谓之臣不臣也。君虽暗，而有忠臣以救其过，臣虽谄，而有明君以烛其奸，犹或可也。君暗臣谄，以居于百姓之上，则所行之事，必大拂乎民心，民其谁与哉！使知所改图，犹可免于祸也。若如此不改，则过日益积，民日益离，卫之国将败亡而无遗类矣。我岂可以无言哉！”子思于是告于卫侯说：“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说出的言语，自家便以为是，而下面的卿大夫，无敢救正其非；卿大夫说出的言语，自家便以为是，而下面的士庶人，无敢救正其非。君臣既皆自以为贤矣，而群下之人，又同声以称谀其贤。称谀其贤，则顺意而有荣宠之福；救正其失，则拂意而有黜罚之祸。如此则上下相蒙，而无悔悟自新之机矣，善何从生哉！《诗经》上说：‘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盖言人俱自以为圣人，则谁能别其言之是非，如乌鸟之雌雄相似而难辨也。此诗人伤时之言，抑以似君之君臣乎？君宜改其好谀之心，而求忠直以自助可也。夫称谀之言，人情所喜，而其祸乃至于此，则听言者可徒以顺己为悦哉！”史臣记子思之告卫侯，所以告万世也。


    原文　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悚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直解　即墨、阿、鄄，俱邑名。薛陵，是地名，俱在今山东境内。齐威王初即位之时，不理政务，凡事废弛，国势衰弱。到了三年以后，忽然奋发图治。一日召即墨大夫来，面谕他说道：“自从你到即墨地方，我左右的人，都说你做官不好，毁谤之言，日日闻于吾耳。及至我使人到你即墨境内查看，却见得田地开辟，没有荒芜的；人民富足，没有贫苦的；官事修举，没有废坠的。你东方一带，甚是宁静，全与那毁谤的言语相反。这是你以正自守，不结纳吾左右以求扶助也。贤能如此，岂可不赏。”乃加封万户以旌奖之。又召阿邑大夫来，面责他说道：“自从你治阿以来，我左右的人，都说你是好官，称誉之言，日日闻于吾耳。及至我使人到阿邑境内察看，却见得田地荒芜，人民穷饿。前时赵国攻鄄，在你邻近地方，你也不去救援；卫国取了薛陵，你尚然不知，全与那称誉你的言语相反。这是你不干实事，专用厚币结纳吾左右以求名誉也。罪过如此，岂可不诛。”于是当日就烹了阿邑大夫，并左右之尝称誉其贤者。从此以后，齐之群臣，人人震悚恐惧，不比前时。凡在外做官的，及左右进言的，无敢怀诈饰非，各务尽其真情。所以齐国大治，而于天下诸侯，最为强盛也。即此见人君之为治，不在多术。赏一人当其功，则千万人以劝，刑一人当其罪，则千万人以惩，觉察一毁誉，而毁誉之言，不敢进矣。

 显 王

    原文　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盻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从而徙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待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直解　田，是田猎。郊，南城。高唐、徐音舒。州，都是县邑名。径寸之珠，是围圆中径过一寸的大珠。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相与约会田猎于汶上的郊邑。相见间，惠王问说：“你齐国中有什么宝贝？”威王说：“没有什么宝贝。”于是惠王自夸说：“寡人之国，虽然褊小，尚有径寸的大珠，其光明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共有十枚。以齐国之大，何独无宝？”夫惠王所宝，在于珠玉玩好，此等物，何足为国之轻重而宝之，见亦陋矣。威王对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不同。盖王以珠玉为宝，吾则以贤才为宝。吾齐国之臣，有檀子者，使他守南城地方，则楚人近我南边的，不敢来侵伐为寇，那泗水上十二个小国诸侯，都来朝于齐。吾之所宝檀子其一也。又有盻子者，使他守高唐地方，则赵人近我西边的，不敢东来取鱼于河，恐惊动我境上。吾之所宝盻子其一也。又有黔夫者，使他守徐州地方。则燕人近我北边的，畏我兵出北门，赵人畏我兵出西门，都去祭告祈祷于神，求免齐之侵伐，两国界上的百姓，从而徙居于徐州者，凡七千余家。吾之所宝黔夫其一也。又有种首者，使他备国中的盗贼，他的令行禁止，盗贼都变为良民，就是道路上偶有遗失的物件，人也不敢拾取，况有攘窃劫夺者乎？吾之所宝，种首其一也。王所宝的珠，前后止照得十二乘，若论我这四个臣，保国安民，折冲御侮，其威名所及，将远照千里之外，何止十二乘哉！这个比王之所宝何如？”于是惠王自知失言，默然有惭色。夫齐威王不以径寸之珠为宝，而以贤臣为宝，此与《大学》所引《楚书》“惟善以为宝”意思正同，亦可谓知所重者矣，此所以为战国之贤君也。


    原文　韩昭侯有敝裤，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今裤岂特颦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直解　裤，是下体之衣。颦，是微笑。韩昭侯有一件穿旧了的裤衣，分付左右的人收藏之。左右侍臣说：“仁德之君，必乐于好施。今观吾君，一旧裤衣，也舍不得赏赐左右之人，还要收藏，这等样吝啬，岂是仁德之君乎？”昭侯说：“我闻明主行赏，必加于有功。不但赏赐人衣物，便是一颦一笑，启口之间，也不肯轻易发出。其颦也必有所为而颦，其笑也必有所为而笑。今裤虽敝，是我服御之物，岂特一颦一笑而已哉！我所为藏之者，将以等待有功的人，然后赏赐之耳。”盖赏罚乃人君威福之柄，赏当其功，而后人知所劝。若不论有功无功，冒滥行赏，则得之者不以为重，而他人亦不知所劝。昭侯之藏裤，岂吝此一物之微哉！其后宋太祖常解自己所着貂裘，以赐征西将士，正昭侯所谓以待有功也。


    原文　三十三年，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初孟子师子思，尝问教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直解　邹，是鲁邑名，在今山东境内。叟，是年高有德之称。周显王三十三年，邹邑中有个贤人，叫做孟轲，他传受孔子之道，所学以仁义为主，论治以尧舜为法，而战国诸侯皆不能用，故孟轲隐居不见。及魏惠王卑礼厚币，招聘贤者，乃自邹至魏，见魏惠王。惠王见了孟轲，尊而称之说：“自邹至魏，路程千里，叟，今不以千里为远，来到吾国，岂是徒然，或者也要施展平生的抱负，使我财富兵强，于国有利乎？”孟子对说：“君何必说利，治国之道，只是仁义尽之矣。”然孟子之言仁义，不是从今说起。初时孟子从孔子之孙子思受业，尝问子思说：“牧养百姓之道，何者为先？”子思说：“先要利民。”孟子又问说：“君子所以教民，只是仁义便了，何必曰利。”子思答说：“我所谓利，正从仁义中来。且如上不仁，则必残害其民，而下民不得其所；上不义，则必以智术御民，而下民仿效，乐为诈伪。上下如此，必至危亡，其为不利莫大矣。所以《易经》上说：‘利者，义之和也。’言物惟有利，则各得其所，不相侵害，乃为义之和洽。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言施用利而身安，乃所以为崇德之资。这两句都是说仁义之利，乃利之大者，而非如富国强兵之小利也。”即子思孟子之所授受，见孟子之言仁义，乃其平生学问，原是如此。人君欲用贤者之道，其无使舍所学而从我哉！

 赧 王

    原文　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士。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直解　孤，是诸侯自称之词。周赧王之三年，燕国之人因燕王哙为齐所杀，乃共立其太子名平者，是为昭王。昭王当破败后，虽即君位，势甚衰弱，欲收拾人心，以图兴复。民有死亡的，则吊恤他；有孤苦的，则存问他。薄于自奉，而急于济人，与百姓每同受甘苦。又自卑下其身，厚具礼币，以招致四方的贤士。尝与其臣郭隗商议说：“齐人因我燕国有子之之乱，而袭破我燕国，乃我之深仇。我今承此破败之后，极知国小力弱，不足以报复齐仇。然若得贤士与之共谋国事，转弱为强，以洗雪我先王之耻，实我之愿也。先生替我访求四方有才德之士，可与共谋国事者，我情愿屈身以师事之。”郭隗对说：“闻得古时曾有人君，将千金的重价，使人去寻买日行千里的良马。及到一个地方，那千里马已死，这使臣就用五百金买那马的骨头回来。其君大怒说：‘我着你寻千里马，你买这马骨回来何用？’使臣对说：‘这正是求马之术。夫以良马之骨，犹不惜重价而买之，何况活马乎？四方之人，听得吾君好马如此，则凡有良马者，必将献于君矣，岂待求哉！’不出一年，果然有三匹千里马来到，此买马骨之所致也。今王若欲四方贤士来归，可用此术以招致之，就把我郭隗当做个贤士，尊敬起来，如那买马骨的一般。四方之人，听得吾君这等敬贤好士，莫不愿为王臣，凡才德过于我者，皆将闻风而至矣，岂以千里为远哉！”昭王就依他说，特为郭隗改造一所宫馆，以师礼敬事他。于是四方之士，闻知昭王好贤，都争先来到。如乐毅自魏国来，剧辛自赵国来。而乐毅尤有才智，昭王用为亚卿之官，任以国政，后来果赖其力，破齐而复燕，乃昭王之好士所致也。夫燕昭以丧败之遗，而得一二策士之效，遂能转弱为强，兴复其国如此，况处全盛之势，而能尽用天下之贤者哉！


    原文　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相如至秦，秦王无意偿赵城。相如乃绐秦王，复取璧，遣使者怀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直解　和氏，是卞和。曾得一璧献与楚王，当时号为至宝。绐，是哄人的意思。战国诸侯，皆务以珠玉为宝。赵惠文王得楚人卞和氏之璧，秦昭王闻知，欲得之，使人与赵说，愿以十五座城池与赵换此璧。赵王畏秦之强，不敢不与，又恐其得璧之后，不肯与城，因与其臣蔺相如商议，还是与他好，不与他好。相如对说：“秦王以城求璧，王若不与，是我的理亏了；与了他璧，他若不与我城，是他的理亏了。宁可使他理屈，不可使我的理屈，还是与他为是。王若怕他失信，臣愿亲将此璧送至秦国。秦若不把城子与赵，臣请全璧而归，决不白送了他。”赵王依相如说，就使他奉璧到秦。秦王得璧到手，果然无以城偿赵之意。相如料知其意，乃设计哄秦王，取回此璧，密遣一使者将这璧藏在身边，预先送回赵国，却自家单身待命于秦，任从秦王如何处置。秦王见相如有智谋，不辱君命，也不忍杀，反以礼相待，遣而归之。相如归赵，赵王嘉其能全国之宝，增主之威，就用他为上大夫。然相如之完璧，不是爱惜此宝，但欲因此折服秦王，使之不敢有加于赵耳。以一智计之士，犹足为国之重轻，况于贤人君子乎！


    原文　乐毅围二邑，三年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尔，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尔。”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斩之，遣国相立乐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繇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直解　乐毅既败齐兵，入其国都，乘胜长驱，齐城无不下者，独有莒与即墨二邑为齐坚守，燕兵围了三年，尚未服降。乐毅既拥兵在外日久，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谗谮他说道：“乐毅有过人的智谋，攻无不克，看他前日伐齐，呼吸之间，就克了七十余城，今未克者止是莒与即墨耳。以他的智力，岂不能拔此两城，却乃攻围三年而不下者，他的意思，盖欲自为齐王，恐人心一时未服，故顿兵在此，久仗威力，渐收人心，待那齐国百姓都归向他了，然后据有齐地，南面而为王耳，岂有意为燕者哉！”昭王平素信任乐毅，知道乐毅是忠臣，绝无此心。乃设酒大会群臣，引出那谗谮的人，当众臣面前，数他罪过，即时斩了，就遣相国大臣，立乐毅为齐王。毅见昭王这等推心任他，不为谗言所间，愈加感激，曲命惶恐，不敢承受，但敬拜奉书，以死自誓，期于捐躯报主，不敢负也。繇是齐国臣民，见他君不负臣，臣不负君，都服燕之义；各国诸侯，见他臣不疑君，君不疑臣，都畏燕之信，无敢复有设为计谋，离间其君臣者矣。向非昭王知臣之深，信臣之笃，乐毅虽贤，恐不能自保，而田单之反间，又岂待继世而后行哉！此燕之已灭而复兴者，固繇乐毅之忠，尤本昭王之明也。


    原文　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直解　武遂、方城，是燕国二邑名。代雁门，是代地的雁门县，在赵国北边上。匈奴，即今之达虏。将军所居，以帐幕为府署，叫做莫府。烽火是狼烟，边上所烧以传报警急的。间谍，是军中探听事情的人。襜褴、东胡，都是虏人部落之名。单于，是匈奴君长之号。赵王用其臣李牧为将，率兵伐燕，遂取了燕家武遂、方城之地。这李牧乃是赵家北边上一个好将官，他曾统兵在代雁门地方，防备匈奴，赵王知其贤而重任之。凡边上一应军务，及举用将吏，都许他以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他。关市上的租税钱粮，就都上纳在他幕府中，以供士卒的费用。李牧就用这钱粮，每日杀牛市酒，犒赏军士，使军士每时时演武学射，谨慎墩台上传报的烽火，多置军中探听的人，都布置停当了，就分付众军士说：“今后胡虏要来犯边，你每就急忙走入城堡，收敛保聚，只使他野无所掠便了，却不许轻与之战。有敢违我的将令，擅自出去捉拿虏人的，定行斩首。”于是军士每都遵依着李牧的约束。但是匈奴进边就举起烽火，递相传报，无有疏虞，各城堡都预先知道了，便入收保，不与他战。如此数年，虽不曾斩获首级，自己的人马亦无所损伤。这正是李牧的计，盖佯输示弱以诱之耳。匈奴见他如此，都说李牧怯懦，不敢和他厮杀，意气渐骄。边上士卒，日受赏赐，又不用着他，蓄养的气力精锐了，都情愿出去与匈奴一战。李牧知士卒之可用，乃出其不意，举兵而攻匈奴，杀了他十余万人，遂灭襜褴，破东胡，那单于畏惧奔走，从此十余年，再不敢犯赵国的边地。盖李牧不耻小败，不求小胜，蓄威养锐，以乘敌人之懈，故能一举而成大功，真良将也。然亦繇赵人任之专、信之笃，故其计得行。若一有费用，便从中阻之，一不出战，便从中促之，未展谋猷，先见掣肘，虽良如李牧，亦安能为哉！所以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正此之谓也。

 秦 纪

秦，是国名。初周孝王时，始封非子于秦，为伯爵。平王东迁，秦襄公始尽有岐雍之地，至孝公益大，遂霸诸侯。及始皇遂兼并六国，自立为帝，仍以秦为国号。

 始皇帝

    原文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直解　谥法，是身后象其德行而追谥之，如文王称文，武王称武，幽王称幽，厉王称厉之类。秦王政既灭齐、楚、燕、赵、韩、魏之国，尽并有天下之地，自以为其德之盛，可以兼乎古之三皇，其功之高，则过于古之五帝，自开辟以来，只有他一个，于是兼三皇五帝之号而自称为皇帝。凡传命于群臣的言语，叫做制。凡出令于天下的说话，叫做诏。又谓古人死而有谥，是子议其父，臣议其君也。自今以后，不用古人追谥之法，只以世代相传，如我是一代创始之君，就称为始皇帝，到第二世，就称为二世皇帝，第三世就称为三世皇帝，从此数将去，直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焉。秦始皇之意如此。夫天位至重，天命不常，有德则兴，无德则亡。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尧之命舜，舜之命禹，都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虽一身犹不敢保，况敢预必其国祚之长远乎？始皇以诈力并六国，天下之人方且敢怒而不敢言，乃侈然自谓兼三皇、过五帝，而欲传之万世，岂不谬哉！此秦之所以速亡也。


    原文　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宫庭中。


    直解　廷尉，是掌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卿。守、尉、监，都是各郡的官名。咸阳，是秦之国都。，是乐器，亦钟之类。一百二十斤为石，千石，是十二万斤。秦始皇既定天下，丞相王绾等奏说：“天下之地，惟燕、齐、荆三国离京师甚远，若不立个国王，则无以镇服人心，恐生他变。请以皇帝所生诸子，分封为王，以守其地。”秦始皇将王绾所言，发下与群臣会议。那时群臣都以王绾之言为是，独有廷尉李斯议说：“周家文王、武王初定天下，要建立宗藩，以夹辅王室，所分封子弟，及同姓为公侯伯子男甚众。到后来族属疏远，不念同姓之亲，反举兵相攻击，如仇雠一般。周天子衰弱，通禁止他不得，天下大乱，以至于亡。诸侯王之害如此。今海内幸赖陛下神圣威灵，削平六国，归于一统，不如把天下都分为郡县，设流官以治之。其皇帝诸子及功臣，不必封为侯王，只以公家赋税钱粮重加赏赐，甚是富足，其势又易制。以天下共奉一人，则人无异心，此国家安宁长久之术也。若重置诸侯，则一统之势，复成分裂，各私其土，各擅其兵，他日又有列国分争之祸矣，甚为不便。”始皇有取于李斯之议，说道：“天下共苦战斗不息，只因有诸侯王。今赖宗庙之灵，天下初定，若又建国立王，是从新树起兵端也，而求天下之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说的甚是。”于是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各置郡守一人总管郡事，即如今知府之官；又置郡尉一人专管兵马，与郡守体统相似，即今之同知；又置监临之官，以御史为之，监察诸郡之事，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大小相司都繇朝廷除授黜陟，不得世守其土，而古来帝王封建诸侯之法，自此尽废矣。又恐民间私藏兵器，挟以为乱，乃收而聚之咸阳，把铜铁都销熔了，铸做极大的钟鐻，及金人十二座，各重十二万斤，置在宫庭中，使人无兵器，则不敢为乱。这都是秦始皇自为保守之计。盖其心以为侯王不立，则天下无乱人矣。孰知后来并起而亡秦者，乃出于闾巷田野之匹夫。又以为兵器尽销，则天下无乱具矣。孰知后来豪杰一呼，斩木亦可以为兵，揭竿亦可以为旗。可见人君之欲安天下者，惟在乎仁义之固结，而不在于法制之把持也。


    原文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上泰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遂东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书，请得与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药。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树，赭其山。


    直解　邹峄山，在今山东兖州府邹县地方。泰山，在今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地方。禅，是除地为坛以祭也。梁父，是山名。三神山，是海中三山，一名蓬莱，一名方丈，一名瀛洲。湘山在今湖广岳州府湘阴县地方。赭，是赤色。秦始皇之既立为帝，巡行天下，先已巡陇西北地，至二十八年，又东行郡县，登邹峄山，立碑刻铭于其上，称颂自家的功业。又登泰山之阳，至于山顶，亦立碑于其上，称颂自家的盛德。乃从山北阴道下来，为禅而祭于梁父之山，遂东游于海上。时有方士徐市等，欺诳始皇说：“今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都是仙人之所居，其中有长生不死之药。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共入海求之。”始皇误信其言，遂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已而卒无所得，竟为方士所欺。始皇东游之后，又渡淮而南，巡行楚地，浮于大江，至洞庭湘山祠，猝然遇着大风，几不能渡。始皇问于博士说：“这上面的祠宇，称是湘君祠，湘君是前代何神？”博士对说：“昔黄帝有二女，一曰娥皇，一曰女英，为虞舜之妻，后来葬于此地，所称湘君即其神也。”始皇以渡江遭风危险，疑是山神阻之，因此大怒，遣刑徒三千人，斩伐那湘山的树木，尽赤其山，以泄其忿焉。这一段前面是始皇侈心于封禅，后面见始皇惑志于神仙，史臣详记其事，所以深著其骄泰之失，垂万世之鉴戒也。


    原文　三十三年，始皇巡北边，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威振匈奴。


    直解　图书，是符谶之书。临洮，是今陕西岷州卫。辽东，即今辽阳地方。延袤，是四方连接的意思。始皇三十三年，又巡行北边，前此曾遣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至是卢生从海上回来，奏上他所录的图书，说道：“亡秦的是胡也。”始皇疑胡是胡虏，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以除胡虏之患，尽取了黄河以南的地土，分做四十四县，今宁夏地方是也。于是大起丁夫，营筑长城，自西至东，随其地形之高下，远近都堵截了，以控制那北边上险阻阨塞之处。这城西起陕西临洮，东至辽东地方，接连一万余里，兵威振动于匈奴。然匈奴自此虽远遁，边患宁息，而中国之民力则疲矣。按图书所言，胡乃胡亥，是秦二世皇帝之名，秦至二世而亡，故征见于图书如此。始皇不务修德爱民，以延国祚，乃劳民动众，伸威于万里之外，一旦祸起萧墙，土崩瓦解，虽有城池险阻，谁与守之哉！


    原文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直解　黔首，是黑发之民，与《书》称黎民相似。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说：“向时列国诸侯并起争战，得士者强，失士者弱，所以诸侯每争以厚礼招四方游学之士，以为谋臣。那时候不得不然，到今天下已定，法度号令出于一人，百姓每当家，则专务农业，为士的要通世事，则专学律令，天下要务，不过如此。今日诸儒生每，却乃不师今时之法，而学古人之说，讥诮时事，惑乱黎民，相与非朝廷法教之制，每闻朝廷有命令颁布于下，便各以其所学评论可否，入则非于其心，出则议于里巷，矜夸主上以取名，矫情立异以为高，倡率众无知小民以造谤。士风如此，不行禁止，到久后，则威福之柄，不在朝廷，而主势降于上，朋比之习浸以成俗，而党与成乎下，不可不为之虑也。臣请于史官之所纪载，非本朝典故，皆烧毁之。非文学博士官之所职掌，天下有擅藏诗书及百家诸子之言者，皆着他出首，在本管守尉官司处杂烧之。若有两人对谈诗书者，便是违悖明旨，当戮之于市。引古说以非今法者，为大不道，当加以族诛。可存留的惟医药、卜筮、栽种之书，乃日用之不可缺者。若欲明习律令，便以通律令的官吏为师。如此，则天下无异议，而朋党不兴，主威常尊矣。彼游学之徒，安所用之。”于是始皇以李斯所奏为当，降旨准行，而坑儒焚书自此始矣。


    原文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刑徒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


    直解　咸阳，是秦始皇的国都。汉，是天河。营室，是室宿。秦始皇以为咸阳都城中人多，而秦之先王所建的宫廷狭小不称，乃营建朝宫于渭水之南上林苑中。先起前面一座殿，叫做阿房殿。这殿的规制，自东至西，横阔五百步，自南至北，入深五十丈，上面坐得一万人，下面竖立得五丈高的旗，只这一座殿，其高大深阔如此，其他可知矣。周围四边，俱做可驰走的阁道，自殿下直至南山，就南山顶上竖立阙门，其北首砌一条复道，直跨过渭水，接着咸阳都城。以为天上有阁道六星，渡过天河，接着室宿，故把渭水当做天河，而跨河营造，如在天上一般，其侈靡如此。这宫室中所用造作徒刑之人，多至七十余万，其广可知。又分作阿房宫，其劳民伤财如此。夫自古帝王皆以民力为重，不忍轻用，知民心之向背，乃天命去留所系也。始皇竭天下之财力，以营宫室，极其壮丽，自谓可乐矣。而民心离叛，覆灭随之，竟为项羽所焚，悉成煨烬，可鉴也哉！


    原文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朕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直解　廉，是访察。蒙恬，是臣名。秦始皇焚烧诗书之后，时有儒生侯生、卢生这两人，相与讥议始皇所为的不合道理，又恐得罪，因逃去躲避。始皇闻之大怒，说道：“儒士卢生等，朕尝尊敬加礼他，待之甚厚，今乃背德忘恩，反诽谤我。这诸生每聚居于咸阳，我使人访察他，或造为妖言以煽惑百姓，罪在不宥。”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那诸生每互相讦告，攀扯连累，凡犯诽谤之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杀于咸阳地方。始皇长子名扶苏者，谏始皇说：“今此诸生，都是诵习孔子之言，取法孔子之行，学好的人。主上今皆以重法惩治他，臣恐天下人心从此疑畏不安，非国之福也。”始皇不听扶苏之言，反加嗔怒，因遣扶苏往边上去做蒙恬的监军，在上郡地方，以疏远之。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崇儒重道为先务者，始皇乃独反其道，至使诗书悉为灰烬，衣冠尽被屠戮，为罪可胜言乎？其不二世而底于灭亡，宜矣。

 二世皇帝

    原文　元年秋，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胜、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入据陈。


    直解　阳城、阳夏、蕲、陈，都是秦时县名。阳城、蕲，即今凤阳府宿州地方。阳夏，即今河南开封府太康县地方。陈，即今河南陈州地方。渔阳，是秦时郡名，即今顺天府蓟州地方。大泽乡是乡名，即今徐州丰县地方。闾左，古时闾里民居，以富强的住在右边，贫弱的住在左边。戍，是守边。都尉，是掌兵的官。秦二世皇帝即位元年之秋，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相与起兵于蕲县以叛秦。盖因秦虐用其民，刑法严峻，差役繁多，只为筑长城、征匈奴这两件事，把天下百姓坑死在边上的，不知其数。初时佥发天下殷实大户住在里闾之右的，去当军守边。到后来大户已尽，并那贫民下户住里闾之左的，也都发遣。因此天下人苦极了，都有离叛之心。此时，发楚地闾左百姓戍守渔阳的有九百人，行到地名大泽乡，权在那里屯住。陈胜、吴广两人做管军的头目。适遇天雨，道路阻滞行不得。陈胜、吴广两个计算路程到渔阳时，已是违了期限，恐坐死罪，遂起心谋反，召其同行的徒众，告之说道：“你每都误了限期，论军法该处斩，此一去定然是死了。然做好汉的，不死便罢，既拼一死，不如大家反了，舍命干一件大事，以成功名却不是好？那王侯将相岂有种类生成，也是人人做得的。你每若肯依随我举大事，则王侯将相之贵，可以立致矣，空死何为？”那九百人既苦当军之劳，又怕到边上死了，就都依从了陈胜、吴广之言，齐心造反。陈胜、吴广恐自己名号卑微，不足以鼓动人心，思量秦公子扶苏，原是秦始皇的长子，为二世所杀，天下多未知其真死，项燕是楚国的名将，为秦兵所杀，楚人至今怜他，又有说他逃在别处，不曾死的，今若假这两人的名目起兵，天下必多闻风而应者。于是遂诈称为扶苏、项燕，筑台说誓，告天起兵，号称大楚。陈胜自家做了将军，把吴广做都尉。初，始皇把天下的兵器都销了，陈胜、吴广初起事时，都是空手，或斫木头，或用锄柄，就杀将起来。所向皆无不克，引兵攻破陈县入而据之。于是天下百姓，多杀其官吏，以应楚而攻秦，故秦之亡自陈胜、吴广始也。夫秦之发兵戍边，本为防胡，然天下之乱，乃不在于胡虏，而反在于戍卒。秦之销兵，本为止乱，然以斩木揭竿之人，遂能乱天下而不可制。可见保邦之道，安民为本。若能布德施惠，轻徭薄赋，使民皆爱戴其上，而不生离叛之心，则虽有陈胜、吴广之雄，亦何所借以生乱哉！秦不知此，而以无道失天下，一夫作难而四海土崩。《书经》上说“可畏非民”，诚可畏也。


    原文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常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汉高祖初起的事，说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是沛县人也。他生的相貌异常，鼻准高大。人的额角叫做颜，他的额生得高耸广阔，如龙额一般。左腿上有七十二个黑子。其为人慈而爱人，喜好施与人财物，无所吝惜，意气豁达，有大度量，不理论家常营生置产的勾当，以为一身一家之事，都是小事，非大丈夫之所屑为也。盖天厌秦乱，笃生真主，故其容貌志气，自与寻常不同。常应当差役，到秦都咸阳里，适遇始皇帝出行，放人观看。高祖也混在众人中观看，见秦始皇车驾威仪，盛美赫奕，乃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当如此矣。”盖秦为无道，天下将亡，群雄并起争逐，故豪杰见之而生心也。如使上无失政，下无叛民，虽有豪杰，乐为使用，其谁敢萌异志哉！故人君之修德凝命，所以镇服人心，而止乱于未形也。


    原文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季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季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直解　厌，音叶。是镇压销伏的意思。季，是汉高祖的字。芒、砀，是秦时二县名。高帝在民间时，便有许多奇异的事。当初秦始皇既定天下，常占四方的云气，说道：“东南方光景非常，乃是天子之气。”恐有异人出于其下，于是亲自出去东游，到这所在，要当了这天子之气，以镇压销伏之。那时汉高祖尚在微贱，听得这说话，便自家惊疑说：“这天子之气，莫非应在我身上。”恐有人踪迹他，遂逃躲于芒、砀地方山谷草泽之中，以全身远害。高祖去时，也不与妻子说知，其妻吕后常同着人去跟寻，便寻着他。高祖心里疑怪，问他说：“你为何就寻得着？”吕后对说：“你这躲避的去处，上头常有异样的云气。我认着这云气，跟寻将来，便寻着了。”那时沛郡中少年子弟每，听得这说话，知道高祖不是凡人，后来必有天子分，多归心而依附之者，所以高祖起兵之时，四方之人，皆响应乐从。盖天命素定，人不能违。然而高祖本宽仁大度，知人善任，故天人协应，历数攸归，不专恃此征应而已。汉家四百年基业，默兆于田野之间，岂偶然哉！


    原文　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斩之。”妪因忽不见。后人告刘季，季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直解　老妪，是老妇人。高祖一日饮酒醉了，夜间繇捷径小路走，大泽中有一条大蛇，拦在路上，人不敢行。高祖乘着酒醉，就拔剑斩断那条蛇，行将过去。随着他在后面行的人，来到死蛇所在，见一年老妇人，夜间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而为蛇，在这道路上，今被赤帝子斩了，以此悲痛。”老妪说了这话，就忽然不见。盖西方属金，金之色白，秦都西雍，祠白帝，故白帝子应在秦皇帝。唐尧尚赤，汉是唐尧之后，故赤帝子应在汉高祖。赤帝子斩白帝子者，乃汉代秦之兆也。当时同行之人，闻见此事，以为怪异，传与高祖。高祖听说，知天命在己，有此异兆，心中独自欢喜自负。而跟随高祖之人，亦以此知他不是凡人，日加敬惮之矣。夫自古帝王之兴，往往有非常之兆，其迹似怪，而要亦至理。盖天命之去暴归仁，无从可见，故假之物事，露其机缄，以示神器有归，使人心知向，而举大事者不疑也。班彪谓高祖之兴有五，其一曰：神武有征应。盖以是哉。


    原文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将。梁乃使籍拔剑斩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服，莫敢起。梁乃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狥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直解　扛，是两手举起来。会稽，是秦时郡名，即今南直隶苏州浙江一带地方。秦二世时，陈涉倡乱，豪杰并起。有项梁者，本是下相县人，乃楚将项燕之子。楚亡，项燕战死，项梁逃在民间，尝杀了人，恐为仇家所害，与他侄儿名籍的躲避在吴中会稽地方。这项籍就是项羽，后来为西楚霸王。项籍少小时，项梁曾教他学习书写不成，弃去，学使刀剑，又不成。项梁恼怒，嗔怪他每事都不得成就。项籍说：“那书写不过略识几个字，记得人的姓名便了。至于刀剑，纵使会使，也只敌得一个人，此何足学。我所学的，必是敌得过万人才好。”于是项梁知其才略不凡，乃教籍以为将用兵之法。项籍身长八尺有余，又多气力，能举得千百斤的重鼎，其才能器局，远过于常人。那时会稽的太守，叫做殷通，闻陈涉等起兵攻秦，欲发兵与他连合，知道项梁是将家子，召他为将领兵。梁意要自家起事，不肯为人使用，乃使项籍跟随进府，就坐上拔剑斩了殷通之首。项梁就带了他的印绶，号令府中人。一时府里门下的吏卒，大惊扰乱，只项籍独自一个就杀了门下数十百人，一府中都恐惧畏伏，莫敢与他相斗，尽服从了。梁乃起吴中兵，又使人召募所属下县，共得精兵八千人。梁自家做了会稽太守，着项籍做副将，循行抚定所属县分，领兵渡江西击秦。项籍这时才二十四岁。史称其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气，亦一时之雄也。然德不足而力有余，岂足为天下生灵之主哉！此所以终不能成大事也。

 汉 纪

汉，是有天下之号，高祖初为汉王，后即帝位，遂仍旧号。这一篇书，载汉家一代的事迹，故称为“汉纪”。

 高 帝

    太祖高皇帝，姓刘氏，名邦，字季，沛县人。初以泗上亭长起兵，诛暴秦、灭项籍，而有天下。在位八年，以其功德高厚，为汉家一代之始祖，故庙号高祖皇帝。


    原文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直解　霸上，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组，是印绶。史臣记，汉高祖未即帝位，初为沛公时，奉楚怀王之命，举兵伐秦，以冬十月，先诸将入关破秦，到霸上地方。是时秦王子婴即位才四十六日，见人心离叛，事势穷蹙，遂驾素车，乘白马，颈项上系着组绶，将传国的宝玺与发兵的兵符及使臣所持的节都封了，献上沛公，投降于轵道之旁。时跟随的诸将劝沛公说：“秦为无道，天下怨之久矣。今既破了秦关，得了秦王，正该杀了他，以泄天下之忿。”沛公说：“不可。始初楚怀王命将伐秦，不遣别人，乃独遣我，固以我宽大能容人故也。且用兵之道，不杀已降。今子婴已降，又从而杀之，不祥，亦非怀王当初遣我之意也。”乃将秦王付与所在官司收管，以待怀王之命而处置焉。此沛公之仁也。其后项羽入关，遂杀子婴、坑降卒、烧秦宫室，秦人以是怀沛公之恩、而怨项羽之虐。则楚汉成败之机，盖已决于此矣。


    原文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直解　沛公既入关破秦，遂引兵西入咸阳京城。诸将每贪秦财物，都争先走去府库中，将金帛财物取而分之。惟有萧何独自先入秦丞相府里，急忙收拾那地图册籍等书藏之，其他财物一无所取。因此沛公按这图籍，得以备知天下形势险阻，及户口或多或少，殷实消乏的去处。所以后来用兵，晓得某处可攻、某处可守，均派粮差，知道某处户口殷实、某处户口消乏，皆赖萧何收藏图籍之功也。即此可见萧何志虑高远，迥出于寻常之外。汉高祖所以能成帝业，何之力居多。史称其为一代宗臣，岂不信哉！


    原文　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直解　沛公既破秦入咸阳，见秦家宫室雄丽，一应供具帏帐等物，极其齐整，凡狗马珍宝之类及侍奉的宫人美女，各有千数之多。沛公见了这等富贵，不免动心，便要留在那里住下。其臣樊哙恐他溺于侈乐，误了大事，进谏说：“请问沛公，此一来，要并有天下，成帝王之业乎？或只是图些享用，做个富家翁而已乎？若只要做个富家翁，便留在这里住也罢；若是要并天下而为帝王，则当鉴秦之所以亡，而反其所为才是。凡此奢靡华丽之物，皆秦剥民财力所为，秦人因此失了人心，以至亡国，今岂可复效其所为而用之乎！愿急引军回霸上去，不可留住于此。”沛公一时不能听樊哙之言，张良又谏说：“秦家只因所为无道，残虐其民，故沛公得以除暴救民为名，而至于此。夫既要替天下人除去残贼，吊民伐罪，哀怜百姓的困苦，当如丧礼一般，以缟素为资。今方入秦，就安享其奢靡之乐，全无哀痛之心，则是秦之虐固与夏桀无异，而公之所为又与秦无异，乃古人所谓‘助桀为虐’者耳，岂吊民伐罪之师哉！且忠直之言耳里听着虽不顺意，然却有益于行事。譬如毒药，口里吃着其味虽苦，然却能去病。今樊哙之言，乃是忠言，不可不听也。”沛公就听张良、樊哙之言，还军霸上。夫帝王之举动乃天下所观瞻，若动有可议，谁肯归戴？汉高祖初入秦宫，遂动心于富贵，几乎误了大事。及一闻张良、樊哙之言，遂整军霸上，以待诸侯之至。此等举动何等光明正大，故秦民因此信其果为除害而来，而敌国谋臣亦以此知其志不在小。视彼项羽收其宝货、妇女以东，而秦民遂大失望者，胜负岂待辨哉！然使非张良、樊哙之言，则汉高未免有过举矣。故史臣记此一段，以见二臣能谏之忠、汉高从谏之善，乃转祸为福之一大机也。


    原文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直解　父老，是百姓年高的。豪杰，是地方中的好汉。安堵，是安如墙堵，不迁动的意思。沛公既破秦入关，这年冬十一月将还军霸上，乃尽唤关中年老的百姓并地方上的好汉都来，分付他说道：“秦家暴虐无道，法令琐碎，你这父老人等被害久矣。那秦家的法度好生利害，但是诽谤君上政令的，便诛及三族，有两人对说诗书的，便戮于市曹，其烦苛惨刻如此。起初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的，便封为秦王。我今先入关破秦，当王关中，与你众百姓做主。如今先与你父老每相约，我的法度没有许多，只是三条：杀人的，着他抵死偿命；伤人的、与做盗贼的，各问以应得罪名。此外但是秦家那琐碎的法度，都一切除去不用，你众官吏百姓每都照旧各安分守职，不必迁动。我这一来，只要为你每除害，不是来侵暴百姓的，你每休得怕惧。我如今暂且收了军马，还屯霸上，等待众诸侯都到了时，面定前日王关中的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家原设的官吏循行各县、乡、村邑里，分投晓喻，使那未到的小民也通知道这意思。于是秦中百姓无不欢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与沛公，犒飨军士。沛公又辞让不受，说道：“今仓廒中粮食尽多，不至乏绝，不要破费了你百姓的钱米。”那百姓每听得这话，愈加欢喜感戴，只恐怕沛公不得做秦王。夫汉高初入关时便得民心如此，盖秦为无道，百姓方患苦之，而高祖一旦代之以宽，如大旱之得时雨，有不欢忻而仰戴者哉！《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故秦之严刑而多杀者，适所以驱民使归汉耳。汉家四百年的基业，在此三章约法中矣。


    原文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偏，不犹愈于死乎？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直解　三秦，是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分王秦地，故号三秦。始初楚怀王与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者，便封他做秦王。其后高祖独先破秦，当为秦王。项羽后到，却倚他兵力强盛，背约失信，不肯着高祖做秦王，乃三分秦地，把秦家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都封为王，镇守秦地，却将高祖封在汉中四川地方，叫做汉王。汉王因此嗔怪项羽处事不公，负约爽信，发怒欲举兵而攻之。其时周勃、灌婴、樊哙三个都是武将，没见识，不能审度时势，只管劝高祖举兵攻项羽。独有萧何进谏说道：“楚强汉弱，力势不敌，今若攻楚，必致败亡。汉中地方虽是偏僻，还得生而为王，不强如兵败而死乎？大凡成大事的，要忍小忿。古昔帝王有能审己量力，暂诎一人之下，竟能创业垂统，伸于万乘之上者，如殷汤事桀、周武王事纣是也。往事如此，可以为法。臣愿大王权且退一步，去汉中地方布德施惠，抚养百姓，招致四方贤人，收用巴蜀士卒。待君之根本已固、兵食已足，那时却举兵回来，平定三秦，收复关中地方，天下大事从此可图也。今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轻生以攻楚，不亦谬乎？”汉王听了这话，说萧何的见识远大，说得有理，便依从他说，去到汉中权为汉王，而以萧何为丞相，与图国事。其后高祖到汉中，果能任用三杰，还定三秦，遂灭楚而有天下，皆萧何“养民致贤”之一语启之也。


    原文　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直解　南郑，是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亡，是逃走。信，是韩信。汉王既用萧何之言，就国汉中，行到南郑地方。诸将及军士多是东方丰、沛等处的人，离家日久，个个思量东归，唱的歌曲都是思乡的意思，多有在半路里就逃去了的。那时韩信做治粟都尉，见汉王不能用他，也随着众人去了。萧何平日晓得韩信才略可任大事，猛听得说韩信也走了，心里忙迫，不及奏知汉王，就自家去追赶他。军中不知萧何是追韩信，只说萧何也逃去。有人告于汉王说：“丞相萧何走回去了。”汉王大恼怒，见失了辅佐，就如失了左右两手一般。住一二日间，萧何回来参见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问说：“你如何也撇了我走回去？”萧何对说：“臣不是逃走，乃是追赶韩信来。”汉王骂说：“我手下管兵的将领，逃去了十数人，不曾见你去追赶，乃独追一韩信，这是你支吾欺我之言！”萧何对说：“诸将都是庸才，便去他十来个有何难得。至如韩信，智勇才略天下无双。大王若只是长在汉中做王，却也用不着韩信；若是要东向争取天下，则除了韩信，无可与谋此大事者。故臣一闻其逃，不及奏知，急去赶将回来，恐失此人耳。但不知如今大王的意思何如。还是要王汉中？还是要争天下？”汉王说：“项羽违约，封我于汉中，我甚不乐。我的意思亦欲东向而争天下耳，岂能郁郁久居此处乎！”乃用萧何之言，就着人去呼唤韩信来，拜为大将。萧何说：“大王平素待人傲慢无礼，如今要拜一个大将，把取天下的大事付与他，却乃如此轻易，恰似呼唤小儿一般，这等待人无礼，人如何肯用命？此韩信所以不乐而去也。王若真个要他做大将，须选择个好日子，大王自家斋戒致敬，筑立坛场，备具礼仪，方才成个拜大将的道理，韩信才肯尽力为用。”于是汉王听许，一一都依着萧何的言语。那时诸将听得汉王将举行拜将的殊礼，却不知所拜的是谁，都暗地欢喜，人人自负说：‘这大将莫非是我做？’及至拜大将时，乃是韩信，一军之人无不惊讶。盖韩信在先未遇时，曾乞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人素轻贱他。只有萧何知道他是个豪杰，荐于高祖。一旦加之以殊礼，拜之为大将，故人以为惊讶。其后果能定三秦，举燕赵，破楚灭项，助成帝业。可见非常之功，非常人所能任；而非常之才，亦非常人所能知。韩信以一逃亡小卒，若不遇汉高英雄之主、萧何知人之相，则将终身困穷而已。夫欲图大事、建大功者，岂可以名誉资格求天下之豪杰也哉！


    原文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今项羽放杀之。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直解　平阴津，是平阴县的渡口。新城，是洛阳县的乡名。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老人。三河，是河南、河东、河内。汉王既用萧何之计，用韩信为大将，引兵还定三秦，出关、下河内，遂南渡平阴津，到洛阳新城地方。那时项羽方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于是新城乡有个三老叫做董公，拦着路献个计策与汉王，说道：“臣闻取天下在有仁义之德，顺此德的便昌盛，逆此德的便灭亡。兵之胜负，在德之顺逆。若出兵而无名，大事如何得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仗天下之大义，立个名号，显得那敌人是贼，我为天下声其罪而讨之，则顺在于我，逆在于彼，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矣。今项羽大逆无道，放杀其主，这正是天下之贼也。我的勇力虽不如他，然以仁义临之，仁不在勇，义不在力，顺逆一分，强弱都不论了。今大王正宜倡率三军，同服缟素，因以赴告于诸侯，而讨项羽弑君之罪，则兵出有名，大事可成矣。”于是汉王用其计，为义帝发丧成服，乃遍告诸侯说道：“往时天下诸侯共立楚怀王以为义帝，奉他做主，我与项羽都是义帝的臣子。今项羽乃放逐义帝于江南而杀之，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寡人今亲为义帝发丧，使军士每都穿着缟素孝服，尽发关中兵马，收集三河士卒，南浮江汉而下，愿随着诸侯王讨伐那楚国弑义帝的篡贼，以报君父之仇，明君臣之义焉。”从此汉王举动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汉兵之出，始堂堂于天地间矣。项羽虽强，岂能与之为敌哉！此不独能摧服群雄，而正人心以培国祚，实基于此，皆董公一言启之也。


    原文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馋，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不信钟离昧等。


    直解　骨鲠，是刚直不顺人意，如骨之鲠人一般。亚父，是范增，项羽尊他叫做亚父。反间，是造捏虚词、离间人的意思。汉王自睢水战败退守荥阳，与项羽相持日久，不能取胜，因谋于陈平说：“如今天下纷纷争斗，不得休息，不知何时才得灭楚，平定天下，你有甚奇计可施否？”陈平对说：“汉所以不能胜楚者，只因项王尚有心腹得力的臣帮助他故耳。臣料项王手下骨鲠忠直之臣其实不多，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辈，不过数人而已。大王若肯不吝数万斤之金抛舍出来，把去行反间之术，离间了他的君臣，使他自相猜疑，必至离心。项王为人心多疑忌，好听谗言，一闻反间之语，必然君臣生疑，内里自相诛杀。那时汉却乘机举兵攻之，破楚必矣。”汉王说：“此计甚好！”即捐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任他将去使用，更不稽查其出入。陈平乃多把这金去买嘱项王左右，广行反间于楚，到处传播说道：“钟离昧等为项王将，运筹出力，功劳多矣。然到今不得分土受封，枉受许多勤苦。以此心怀怨望，要与汉家连结为一，共灭项氏，把楚地分了，各自为王。”这是陈平反间的说话，要去激怒项王。项王听得这话，果然心疑钟离昧等，只道他真有反意。自此凡有计谋都不信用，盖已中陈平之计矣。楚之败亡实决于此。此虽陈平诡计，亦本项王意忌信谗，有以致之。向使项王君臣相信，不听谗言，如燕昭王之于乐毅，魏文侯之于乐羊，则虽有陈平之智，亦安所施哉！古语有云：“木必先腐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用人者可不鉴哉！


    原文　夏五月，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悦服。


    直解　高祖既灭项羽，即帝位。一日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众诸侯及诸将每，在我面前不要隐讳，各陈你每所见，且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内中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天性好简嫚轻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待人有礼。然人所以肯尽力于陛下者，以陛下能不吝爵赏。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享其利。因此人人尽力，以图功赏，所以能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有功者不但不赏，反忌其能而害之，贤者疑而不用。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所以失天下也。”高祖说：“公等说的虽是，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所以取天下者，全在能用人故也。夫运筹画策不出帏幄之中，而能料敌制胜于千里之外，这样智谋，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饷不致乏绝，这样才干，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用之有法，战则必胜，攻则必取，这样勇略，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一时豪杰，非常之才。我着张子房常在左右，运筹画策为吾谋臣；着萧何镇守关中，供给粮饷；着韩信做大将，领兵征讨。得此三人之力，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被我擒获也。”群臣闻高帝之言，无不忻悦敬服。夫用人者常裕，而虚怀者然后能用人。若论勇猛善战，汉高不及项羽远甚，所以胜之者，以能用人耳。而所以能用人者，繇其自谓不如人也。夫以匹夫取天下，天下莫不归服，而犹自谓不如其臣，此汉高之所以大过人欤。


    原文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直解　道引，是修养家运气之术。张良为人素多疾病，自从高祖入关之初，便就学修养之术，导引运气，不食五谷。及至佐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一日自家称说“我本是韩国之人，父祖以来，五世为韩相国，世受国恩。不幸宗国为秦所灭，我不爱惜万金之产，悉以家财募求力士，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为韩报仇。那时虽误中副车，不曾伤得始皇，然以秦皇之强而我椎击之，威加万乘，义复强仇，天下之人谁不振动！其后遇着真主龙典，我止凭三寸之舌运谋画计，毕竟灭了强秦，赞成汉业。天子待我以师礼，封我以万户，位为列侯，布衣荣遇，至此已极。我平生只要报仇雪恨，济世安民，今已心满意足矣，此外更复何求！惟愿遗弃了人间功名、富贵之事，随着赤松子同游于方外耳。”赤松子，是上古仙人之号，良盖假托之辞也。夫张良有大功于汉，高祖方尊礼之，何天下甫定，遂托于神仙之事而去乎？盖良以五世相韩之故，志复不共戴天之仇，其仕汉也，以为韩也，韩仇既报，遂浩然有归志焉。故后人论之曰：张良始终为韩。又曰：留侯君臣义重。其真知良之心哉！


    原文　始剖符，封诸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直解　剖，是分，符，即是如今封功臣的铁券，两块相合，一块赐与功臣，一块藏在内府存验，所以叫做剖符。彻字，解做通字，以其功通于王室，故谓之彻侯。酂，是县名。高帝既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不能决，至即位之次年，始剖分符券，封诸功臣等为通侯。以萧何之功最高，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比诸功臣独多。诸功臣心里不服，都说：“臣等身自披着坚甲、执着利兵，亲去攻城陷阵，多者百余战，少也有数十合，受了许多辛苦，才挣得个功次。萧何并未曾有汗马战斗的功劳，只以文墨议论为事，今论功行赏，乃反居臣等之上，何也？”高帝要折服群臣之心，乃设个比喻问他说：“诸君晓得田猎之事乎？夫打猎之时，赶杀兽兔者固在于猎犬；若解放那猎犬，发其踪迹而指示以野兽所在，使之追杀者，则繇于人。故杀兽者狗，而使狗者人也。狗之功，非人之比明矣。今诸君只靠勇力厮杀，虽有攻城略地、斩将搴旗之功，不过如猎犬能追得走兽耳。至如萧何，则居中调度，运谋画策，使诸将各效其能，就与猎者发踪指示一般，其功人也。诸君之功，岂得与萧何比哉？”群臣闻了高帝此言，乃自知其功不如萧何，莫敢复有争论者，而萧何之功遂巍然为一代功臣之冠矣。盖萧何能用人，诸将则为人所用，顾用人者功虽大而无迹，为人所用者功虽小而易见，非高帝取喻于田猎，何以服天下之心哉！此万世论功者之准也。


    原文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即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直解　什方，是地名，即今四川成都府什邡县。高祖既定天下，论功行赏，已先封萧何、曹参等有大功的二十余人为侯。其余诸将，因各人开报功次，查算多少，议论不决，未得行封。高祖一日在洛阳南宫中，从阁上望见外面诸将每时常有三三两两，在洛水边沙地上空阔无人处并坐着说话。高祖心下生疑，问左右说：“这将官每时常在那背地里说些甚么？”留侯张良对说：“陛下起自布衣，不阶尺土，用此辈众人之力，攻城略地，取有天下。今既为天子，当替天行道，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不以私喜怒与其间，方才人心悦服。今所封的虽是有功，然都是平日亲厚的人，其余皆未得封；所诛杀的大率是素有仇怨的人，未必尽当其罪。众将每因此心怀疑惧，恐未必得封，而或横被诛杀，故相聚谋为反叛耳。”高祖听得张良之言，甚以为忧，遂问张良说：“今人心危疑如此，当何计以安之？”张良对说：“请问主上平素所憎恶，群臣又皆知主上恶他的，第一是谁？”高祖说：“这诸将中雍齿与我旧有怨隙，我曾着他守丰邑，他叛我降魏，又屡次窘逼困辱我，我心里极恨他，只要杀之，但因他复降之后，屡立战功，所以不忍。这是群臣所共知者。”张良说：“既如此，宜急先封了雍齿，诸将见主上记功不记仇，虽一时未及尽封，他每也都自安心，不复疑惧矣。”高帝听用其言，即置酒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一面催促丞相、御史作速考定群臣的功次，以行封爵。诸将每饮宴既毕，皆欢喜相告说：“雍齿素与主上有怨，今尚且以功得封为侯，至公如此，何况我等无雍齿之怨，岂没我之功，而不加封爵哉？迟早定有处分，不必忧虑矣。”夫汉高以初定之天下，而当诸将之怀疑，使驾驭失宜，变生肘腋，为患非细。所幸急听张良之策，一封雍齿而众心遂安，较之反谋既成，而后勒兵扑灭者，利害劳逸何如哉！此可见消患者贵于未形，而惟至公乃足以服天下也。


    原文　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二者因时势、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直解　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因秦时所制的礼仪法令甚是烦琐，乃一切除去不用，凡事务从简易。但当此之时，初罢战争，朝廷之中皆武夫壮士，不知尊卑体统。群臣饮宴中间彼此争功，至有酒醉狂叫，拔剑击柱者。高帝看见，心里也甚是厌恶之。于是博士叔孙通因奏说：“臣闻世乱思得猛士，时平必用文儒。若要攻城略地，进取天下，诚非文儒所能；若要讲明礼度，保守成业，则非文儒不可。今上下之分不明，人心怠肆，不知礼法，岂长久之道。臣愿征召鲁国的诸儒生，与臣门下的弟子数十人，共起立一代朝仪，使人知尊卑上下之等，则体统立而朝廷尊矣。”高帝说：“这古礼只恐如今难行。”叔孙通对说：“昔五帝生不同时，所作的乐也各不同。如少昊作《大渊》之乐、颛顼作《六茎》之乐、帝喾作《六英》之乐、尧作《大章》、舜作《大韶》，这便是五帝异乐。三王生各异世，所行的礼也各不同。如夏则尚忠、商则尚质、周则尚文，这便是三王不同礼。盖礼、乐这两件，但随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或太过，则节损之；或不及，则文饰之。缘情而立，初非强人以难行之事也。臣愿博采古先的礼仪与秦时的礼仪，酌古准今，相杂而成朝仪，不必拘定古礼。”于是高帝许之说：“你可试做来与我看，务从简便，使人容易得知，又须度量我所能行者乃可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人而无礼，大乱之道。但俗儒不达制礼之本意，好是古而非今，务为高远迂阔之论，遂使人主苦其难而厌之。叔孙通谓礼乐因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可谓知礼乐之本者矣。


    原文　七年，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肃敬。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


    直解　长乐，是宫名。六百石，是汉时第八等官员俸禄之数。法酒，是礼法之酒。上寿，是献酒祝寿。汉家因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行朝贺礼，高帝既用叔孙通之言，新定朝仪。至七年冬十月新起长乐宫，工完，正当诸侯群臣都来朝贺之时，遂举行叔孙通所制的朝仪。上自诸侯王大臣，下至六百石品官，都以次引入殿廷中，行朝贺礼，莫不震恐肃敬，一一都依着他的仪注行。朝贺礼毕，又置法酒于殿上，诸侯群臣侍坐的，都俯身低首，不敢仰视，各照尊卑的品级，以次起来奉酒上寿，不得搀越。从初朝至酒罢，并没有一人喧哗失礼的。于是高祖喜而叹说：“我在位七年，今日方知做皇帝尊贵如此。”乃拜叔孙通为太常，使专掌礼仪之事。汉家一代典礼，皆自叔孙通始也。然其所制，皆就高帝之所能行者而为之，故真意虽存，而礼文颇略，后世讥之以为野焉。


    原文　十年，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之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直解　吃，是人说话謇涩。期，是必，重说期期，是口吃之声。高帝初立吕后之子为太子，至即位之十年，戚夫人方有宠，生个儿子，封为赵王，名叫如意。高帝甚爱他，常嫌太子慈仁而柔弱，无英明之资，恐不可为天下主，欲废之，而改立赵王为太子。夫以无罪而易太子，这是高帝差处。当时诸大臣皆执大义谏争，高帝溺于戚姬之爱，不能自断，谏者虽多，都未见听从。有御史大夫周昌，平素刚直敢言，当大廷中面争甚力，高帝因问他太子所以不可易之故，要他说将来。周昌为人口吃，说话迟难，心里又甚恼怒，越发气急，说不出来，因对说：“臣口吃不能言，然心里必必知其不可，陛下若欲废太子，臣必必不敢奉诏。”高帝见周昌口吃如此，不觉欣然而笑，而废立之意，亦为之中止。夫高帝溺爱宠姬，欲易太子，几乎动摇国本，固为过举矣。然能容周昌诸臣之强谏，竟割一己之私情，以从天下之公议，非其明达大度而能之乎？所以史臣称之曰：“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此类是也。


    原文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直解　乃公，是高帝自称，譬如俗说尔父也。高帝既定天下，其臣陆贾时常在高帝面前，称述古时诗书上的说话。高帝平时不喜诗书，因骂陆贾说道：“我东征西战，只在马上得了天下，要那诗书何用！”陆贾对说：“世乱用武，世治用文。这天下虽是马上得来，如今还可以马上治之否？昔者汤放桀、武王伐纣，初皆用武而以逆取天下。既得天下之后，便立纲陈纪，制礼作乐，用文以顺守之，故能绥定大业，传之永世。可见文武并用，乃长治久安之道也，安可弃诗书而不事哉！”高帝乃以陆贾之言为然，因命之说：“既是如此，你试替我做一篇书，著秦所以失天下者如何，我所以得天下者如何，及自古以来成败之国，备述其故，朕将览焉。”陆生乃略述古今兴亡事迹，著为一书，为道基述事等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辄称善嘉纳，以这说话，他从来未闻，遂名其书曰《新语》。不知陆贾所述，亦皆诗书中道理，固非创新为之者也。然高帝虽不事诗书，而其雄才大智，实旷代之英主；其创造大业，规模宏远，亦自有与诗书暗合者。顾当时号为儒生者，皆迂阔俗儒，所言皆诗书之糟粕，泥古而难通。故高帝见辄嫚骂，甚至溺冠以辱之。惟陆贾颇达时宜，卑论侪俗，故高帝悦之。然贾亦非真儒，其所著书，不过战国纵横之余论，其于帝王经纶天下之大经大法，实未有闻也。若以高帝之英明雄略，能留心于学问，而又得豪杰真儒以佐之，则其功业又岂止于是而已哉！


    原文　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叔孙通谏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直解　高帝每常欲废太子而立赵王，自破了黥布回来，疾病渐加，思为身后之计，越发要改立太子。虽亲信如张良者谏他，亦不肯听从。此时太子几危，于是太子太傅叔孙通舍死进谏，说道：“古时晋献公有太子申生甚贤，到后来宠爱骊姬，生少子奚齐，献公信骊姬之谗，遂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其后献公死，奚齐为其臣里克所杀，晋国大乱者数十年。近时秦始皇也只因不早定长子扶苏为太子，却使他监兵于外，以致身死之后，奸臣赵高得以诈称遗诏，杀扶苏而立少子胡亥，自取灭亡，宗庙绝祀，此乃陛下所亲见的，可为明鉴。今太子德性仁孝，未有过失，天下皆闻知之，一旦无故见废，臣恐人心不服，变故必生，而奚齐、胡亥之祸将复见于他日矣。陛下若必欲废嫡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戮，以颈血污地，不忍见其乱也。”高帝说道：“我不是真个要废太子，特戏言耳。”叔孙通对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为之震动，奈何把天下来作戏！”高帝闻叔孙通此言，心里感动，又当时大臣谏争者多，高帝知群臣之心皆不附赵王，恐立了生变，乃止不立，而太子遂安，实叔孙通强谏之力也。尝考叔孙通先时事秦，每阿谀苟容；及其事汉，乃能以死力争，而定太子之位。可见人臣之忠佞，亦观上之意向何如耳。语曰：“主圣臣直。”岂不信哉！


    原文　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直解　高祖与群臣同起艰难，开创基业，群臣的优劣知得最真，任用各当。及至末年有疾，吕后恐有不测，国事付托，贵于得人，乃从容问说：“见今萧何一时称为贤相，倘陛下到百岁后，那时萧何或又不在了，谁人可以替他？”高祖说：“曹参好。”吕后又问：“曹参之下，还有谁可以为相？”高祖说：“王陵亦可，但其性太直，不知通变，当兼用陈平以帮助之。陈平为人多智谋，然机变不测，难以独任。若用陈平，又须兼用周勃。周勃持重谨厚，虽少文采，然沉毅有力量，若国家一旦有事，能戡乱靖难以安定我刘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为太尉之官，管领兵马以备缓急之用。”吕后又问这四人之外，还有谁好。高祖说：“自此以后，人才固难预拟，恐那时你亦年高去世，不得知矣。”高祖与吕后商议之言如此。大抵宰相须才德兼全，守正而又能达变者，乃称其职。汉初宰相，惟萧何才德皆优，为一代宗臣。曹参之才虽不及何，而能谨守成法，无所变更，抑其次也。此外如王陵之正直，陈平之智谋，周勃之厚重，则各有所长，不能兼备。惟高帝知人善任，裁截而用之，故终孝惠、孝文之世，戡定祸乱，致治升平，皆此数人之力。可见人才难得，为君者诚得才德兼全之人而用之固善，如不得其人，则舍短取长，并用相济，亦足以建功立事，此人主择相之法也。


    原文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高祖的事实。说高祖始初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未尝修习文学之事。然其天性聪明洞达，遇事好与人谋画，闻人之言，即便听从。虽下而监门小军那样卑贱的人，才一见面就如故旧一般。待之有恩，人心无不感悦。初时见百姓每苦秦苛法，乃顺民之心，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及天下既定，以三章之约不足以惩奸，乃命萧何次第律令，作律九章；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命张苍定立各项法度章程；命叔孙通创立各项礼仪。又大封功臣，与他剖符立誓，为山河带砺之盟，以丹书之于铁券之上，盛之以金匮石室而藏之宗庙之中。这都是高祖立国规模，其大者如此。虽在位不久，其于法制品节之详，犹有未能一一整齐处，然其大纲已正一代之规模体统，亦可谓弘大广远而不可及矣。汉之所以垂四百年之基业者，良有自哉。


    原文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诚信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拔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直解　班彪，是汉光武时人。曾作《王命论》一篇，明帝王之兴，皆天所命，不可以智力强求，以警惧当时之称王僭号、窥窃神器者。其论中一段说道：“人只见汉高祖起自布衣，遂有天下，不知他乃天所命的，非是容易。盖在高祖之兴有五件过人处：第一件，他是帝尧之苗裔，盖唐尧之后有刘累，事夏孔甲，为御龙氏，传至高祖仍姓刘。是高祖乃帝尧后代子孙，非凡族也。第二件，他体貌多奇异，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生来就与寻常人不同。第三件，他神武有征应。初起时，当径斩白蛇；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及所居上有云气，龙虎成五采，识者已知其当兴。第四件，他有宽明仁恕之德，人心都归向他。第五件，他认的人，又善于任使，各当其才。既有这五件，又加以诚于好谋，明于听受。见人之善，求之若不及；用人之善，视之若己出。其从谏也，如水之顺流无少逆拂；其趣时也，如响之应声无少迟误。在荥阳时，先误听郦生计，欲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极言其不可。那时高祖方食，即吐哺骂郦生，不用其言，而纳子房之策，其见事疾捷如此。在陈留时，郦食其求见，高祖方洗足，不为礼。郦生说：‘今欲灭无道秦，不宜以倨傲接见长者。’高祖便自家认不是，辍洗而揖谢之，延之上坐，其屈己下士如此。起初高祖以家在关东，欲定都洛阳，一闻戍卒娄敬之言，说洛阳不如关中，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更无一些怀恋故土的意思，其果断刚决如此。起初溺爱赵王，欲立为太子，换了惠帝，张良因请起商山四皓来，与太子游。高祖素闻这四人的名，见了大惊，以为太子能招致贤人，必然可以付托天下，遂定立惠帝，而遣赵王之国，其为宗社远图，而不牵于私爱如此。韩信是个小卒，高祖举之于行伍之间，而拜为大将；陈平自楚逃来，高祖拔之于亡命之中，使之骖乘，其用人不疑如此。所以那时英雄之人都为他用，各尽其力；贤智之士都为他谋，各献其策。五载之间遂成帝业，非偶然也。”这是班彪《王命论》中，称述高祖许多好处，以见其兴王之繇。然所谓苗裔、体貌、征应，虽帝王之一验，而非其本也。就中最紧要的，只是宽明仁恕，知人善任，用人如己，从谏如流，数语得以尽之。这几件，不独是开创之大略，守成业而保天命者，亦所当取法也。

 惠 帝

    孝惠皇帝，名盈，乃高祖之长子，在位七年，谥曰孝惠。汉家世世称孝，谓能世守先业之故也。


    原文　帝怪相国不治事，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参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直解　惠帝即位之初，曹参既代萧何为丞相，凡事都遵依着萧何的行，无所改变。惠帝见曹参如此，心里疑怪，道他为相国，天下这许多事，为何都不理会？曹参因问帝说：“陛下自家看聪明圣武，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上比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才能，比前任的萧何如何？”惠帝说：“卿似不如萧何。”曹参因说：“陛下这话说的是，陛下果然不如高帝，臣果然不如萧何。夫以高帝之圣武，萧何之贤能，共起布衣，平定天下。东征西伐，经历过多少人情事变；熟思审处，立下法令以贻后人。既已明白停当，无可改变，今日但安享其成，陛下垂衣拱手于上，臣等奉法守职于下，一一都遵依着前面的行，不至失坠就好了，何用多事而纷更之乎？”于是惠帝乃以曹参之言为然，更不疑怪他。曹参为相国三年，海内治安，百姓乐业，民间做成歌谣说道：“萧何为法，较若画一。”言萧何定的法度，较然明白，甚是齐整也。“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言曹参代何为丞相，谨守他的法度，无所失坠也。“载其清净，民以宁壹。”言他能守法勿失，清净不扰，而民亦有所遵守，都安宁而齐壹也。然当是时，天下甫定，又当高帝、萧何开国之初，纪纲法度，事事齐整，为曹参者，只宜安静守法，与民休息，盖审时度势，不得不然也。若承平日久，人心怠玩，法度废弛，则又当修举振作一番，乃为久安长治之道。若不审于时势之宜，因循偷惰，旷日废职，而借口于曹参之安静，则将至于颓靡废坠而不可救矣。此又为君为臣者之所当知。


    原文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


    直解　太尉，是汉时掌兵之官。盟，是约誓。啑血，是盟时取牲血涂之口旁，相与发誓，以坚其约也。惠帝既崩，吕太后临朝称制，改建元年。是年冬，议欲立他家的子弟为王，恐大臣不肯听从，因试问右丞相王陵。王陵对说：“比先高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立盟誓说：‘后来若有不是刘家的子孙得立为王者，便是乱臣贼子，天下共兴兵诛之。’高帝之约如此，今封吕氏为王，岂不背约？臣窃以为不可。”吕太后听王陵这等说话，心中不喜，又问左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这两人知吕后之意已定，徒然分辩无益，且故意应承说道：“高帝定天下，王刘氏子弟；今太后临朝称制，王吕氏子弟，各封同姓，有何不可？”吕太后见二人听从，甚喜。朝罢，王陵因怪责陈平、周勃说道：“在先与高帝啑血为盟时曾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那时你每岂独不在耶！今高帝去世未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何忍就背了盟约、阿顺太后的意思，欲王诸吕？且你每纵阿意取容于此时，他日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对说：“当这时节，据理守法、面折廷争，我两人不如你；到后来用计策，诛僭乱，保全社稷而安定刘氏，那时节恐你又不如我等了。”王陵知他二人自有算计，不是阿意，遂默然无以应之。夫三子所言，正变不同，要其心忠于刘氏则一而已。然王陵之守正、陈平之多智、周勃之安刘，高帝在前已都看定了。当诸吕擅权之时，若不得此三人，则汉之社稷岂不危哉！故人主欲为子孙长久之计者，唯在贻之以贤臣而已。


    原文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直解　初，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陈平不得已权且依顺。及诸吕既王之后，遂擅权用事，气焰日盛，有图危刘氏之心。陈平心里忧虑，自度力不能制他，恐一旦乱起，宗社不安，祸及其身，每退朝闲居时，独自一个坐着寻思，求所以安社稷之计而不知所出。那时太中大夫陆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一日去候见陈平，只见陈平正在那里坐着思想。陆贾也不待通报，径走到里面坐着，因问陈平说：“丞相这等深思，岂非患诸吕之难制乎？今有一个计策献与丞相。因言国家文武之权在将相两人。方天下太平无事，人之所注意者在于相；及至有事之时，人之所注意者在于将。国家之有将相如左右手一般，若为将与为相的彼此和调，同心共济，则文武之士便都和豫而归附，无有观望疑贰之心。士既豫附，则上下同心，气势自壮。那时天下就有变动，我这里将相协和，事权归一，呼吸转移，号令措置都在我掌握中矣。今丞相当国，太尉周勃为将典兵，只怕太尉不与丞相同心，便有掣肘。为今之计，莫若先致私款，与太尉交好，这便是将相调和了。纵是诸吕有他谋，你二人同心合力，制之何难？”于是陈平听用陆贾计策，交欢于周勃。两人深相结纳，文武之士都齐心归附。吕氏诸人知道朝廷有人，也畏惧而不敢动，反谋从此益衰。其后左袒一呼，诸吕就戮，卒仗太尉之力，繇陆贾发其端也。若陆贾者，真智士哉！


    原文　吕禄、吕产欲作乱，惮绛侯、朱虚等，犹豫未决。绛侯使郦寄绐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太尉入军门，行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直解　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回迎候，故人之处事无决断者，谓之犹豫。绐，是欺哄。袒，是脱袖露肩。汉时兵制有南北军，北军专主巡徼京师者也。吕太后既没，吕禄、吕产没有倚靠，自知名器不正，恐祸及己，欲要谋为叛逆，又怕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都是有本事的，恐一动便为所制，因此迟疑犹豫而不决。绛侯乃先其未发，设计令吕禄等平素相厚的人叫做郦寄，哄吕禄说道：“你如今握着重兵，大臣每都心里怀疑，恐一旦祸起，不如解去将印，把兵权付与太尉，则人心自安，吕氏可以长保富贵矣。”吕禄信其言，遂解将印授与周勃。周勃既得了兵权，始入军门，遂下令说道：“你众军士每，如今要向刘家，还是要向吕家？若是要向吕家的，便袒其右肩；向刘家的，袒其左肩。”于是一军中人都是左袒。周勃见得人皆为汉，无有二心，遂帅领北军，分头差人将吕后家的人尽数拿了，不论男女长幼尽皆斩之。从此吕氏之祸始息，汉之社稷始安，皆陈平之谋，周勃之力也。然使吕太后当时不立诸吕为王，不使之掌握兵权，干预朝政，则其祸亦未必至于此。是吕后之所以厚其族人者，实乃所以深祸之也，岂非千古之鉴戒哉！

 汉 纪

    <h2>文　帝</h2>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原文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直解　文帝即位之元年，诸大臣有司以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故劝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说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庙社稷所系，故须豫先建立，正其位号，这不是私其子，盖将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苍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庙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汤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刘，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继，治安皆千有余岁，享国长久，繇太子早建而国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启年最长，其德性纯厚而慈仁，又最贤。夫立嫡、立长、立贤，于理为顺，就请立以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灵，下慰苍生之望。”初时文帝不听，后乃许之。按《史记》，文帝当群臣请立太子时，坚不肯从，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后群臣上请，至再至三，然后听许。此文帝谦让之德，过于后世人主远矣。但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国本，则无以系属人心而奠安国祚。况自古以继嗣不定，而祸乱国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苏，致有赵高之谋、胡亥之乱，而国随以亡。此近事之可鉴者也。然则有司之亟请于文帝，岂谀词过计哉！


    原文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直解　廷尉，是汉时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内史，是掌钱谷的官，即今户部提督仓场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国家的政事一一都讲求明白。一日临朝时，忽然问右丞相周勃说：“如今一年之间，天下决断过的狱囚共有多少？”周勃对说：“不知道。”帝又问：“一年之间，国家用度的钱粮数目共有多少？”勃又对说：“不知道。”周勃见连问两事，俱不能对，心上惶恐，不觉的流汗沾湿了背脊。帝乃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对说：“这两件事，各有该管的衙门。陛下若问决狱，便该责成掌刑的廷尉；若问钱粮出入，便该责成治粟内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职也。”帝遂问说：“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陈平对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则辅佐天子，使其君为圣君，燮理阴阳，使寒暑有常，顺序四时，使气候不差；下遂万物之宜，使飞走动植各得其所；外则镇抚四夷诸侯，使四夷都来朝贡，诸侯无不服从；内则爱养百姓，使民皆安土乐业，亲附其上，表帅百僚，使卿大夫各尽其职，分理朝廷的政务。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狱钱谷，则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听说，称陈平所言有理。于是绛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陈平，乃称病不出，请解相印，致仕而归。文帝允其所辞，以陈平专为宰相。夫宰相之事，陈平虽未必能尽然其所言，则可谓深识治体者。宰相得人，则一人元良，群贤汇集，民安物阜，外宁内谧，人主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语说：“相道得而万国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择相也。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直解　文帝初立，闻知河南郡太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为廷尉。吴公在河南时，他所属洛阳县有个秀才，叫做贾谊，甚是博学，吴公爱之。及为廷尉，就荐举于朝，说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贾谊来，授以博士官职。那时贾生年少，才二十余岁。文帝爱其文词博洽、学识通明，知是个经济之才，要大用他，只这一年内便超迁做太中大夫。汉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级了。贾生见文帝这等拔用他，一心报效，知无不言。汉家因秦法，以十月为岁首，今请改正朔，用正月；汉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说是土德，请改尚黄；汉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废置不常，今请定职官之名；汉家用叔孙通礼，《房中》、《安世》乐，与古不同，今请兴礼乐之事。整顿这几件，以立汉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秦时鄙陋之习。于是文帝谦让说：“这议论固好，但我一时未暇为此，且姑待之。”盖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躬修玄嘿，务与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扰民，故虽爱贾谊之辩博，而不遽行其说。若文帝者，可谓知为治之本者矣。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直解　晦，是月尽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适有日食之变。帝以日食者，阴胜阳，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亏，朝政有厥，故天见变异，以示儆戒，因此恐惧，务修德以回天变，乃下诏说：“尔文武群臣，各宜尽情思量我已前的过失，启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实修省。及天下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尔廷臣但有所知，都荐举将来，使他陈说时务，极言过失，以匡正我之不及处，庶乎可以改过迁善，感天心而消灾变也。”古语说，天心仁爱人君，每出灾异以儆戒之。盖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为子者当恐惧敬畏，益修子道，则父母之心亦必变嗔怪而为喜悦。故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克谨天戒，遇灾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气。今日食一事，未为大变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诏求言，引咎自责如此，可谓克谨天戒者矣。故终文帝之世，灾变虽多，而致治最盛，岂非天鉴有德之明验欤！


    原文　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选其贤者，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延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纳其言。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直解　孟贲，是古之勇士。是时文帝以日食下诏求言，于是颍阴侯有个骑士，叫做贾山，见文帝时常与近臣射猎，恐妨害政事，乃上一书，论天下所以平治乱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恶闻其过，自取亡乱，就借秦事为譬喻。这书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书中一段，先说当广开言路的意思，说道：“臣闻雷霆之所击，物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物无不糜碎者。今为人主者其威甚于雷霆，而其势重于万钧，臣下谁不畏惧。纵是多方开导他，使之直言无隐，又和颜悦色，虚心听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显荣其身，这等优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惧陨越，不敢尽言。又况纵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恶闻其过，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罚之威，压之以尊重之势，莫说是寻常人，就使智如尧舜，勇如孟贲，也都摧折于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试不测之怒哉！使人皆钳口结舌，缄默苟容，则人主之过失无繇得闻，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时，九州之内，封建大小诸侯之国共一千八百处。当是时，以九州之民力，供养千八百国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独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歌颂之声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时，改封建而为守令，天下一统归于天子，以古时千八百国之民力，供养一人，宜乎有余，却乃民力罢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财匮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盖古时为君者，嗜好减省，国家费用都有个一定的节度，无分外取办之扰，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养者，只驰骋射猎之乐，所费无穷，故虽以天下之财，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监于往事，宜乎以周为法，以秦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时诏天下有司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说：“吾君举贤自辅，将兴举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怀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时自奋，勉竭忠诚，以赞成陛下的盛德。及至举到朝廷，却只与之驰驱射猎，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见陛下所为如此，无复竭诚尽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将懈惰而废弛矣。陛下初从代邸来即帝位，亲自勉励，以加惠天下，裁节用度，爱养百姓。平讼狱，使无冤滞；缓刑罚，使无暴苛。一时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欢喜。臣闻山东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诏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着柺杖往而听之，都道圣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将死，不及见之，愿得少延须臾，思见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该与之讲议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与他日日猎射，击兔伐狐，搏取禽兽，以伤帝王之大业，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为陛下惜也。且为士者，平素诵诗读书，修古致君泽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荐举，登于天子之庭，这正是他试用之时。乃舍其所学，而从事射猎，把他平生所学之事都废坏了，臣又为诸臣惜也。”于是文帝嘉纳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视朝乘辇出来时，纵是郎吏侍从这等卑官，但上书疏，未尝不停了车驾，从容听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责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尝轻忽。此贾山所以得行其说也。文帝之虚己听言，不遗微贱如此，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哉！


    原文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岂可同坐！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乃召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直解　人彘，是吕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为太子。高帝崩后，吕氏鸩杀赵王，将戚夫人断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厕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猪形也。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尝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日从帝游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并设两座。此时有中郎袁盎随从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与皇后相并。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虽爱幸，论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岂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之事乎？彼时吕后处戚夫人，虽极为毒恶，也因高帝宠幸戚夫人太过，以致吕后愤恨不平，遂遭惨祸。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礼，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宫闱和睦，永承宠眷也。”帝喜袁盎说得有理，乃召慎夫人来，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赐盎金五十斤。夫万化之原，始于闺门，而齐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则家齐，家齐而国可治矣。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直解　文帝即位以来，躬行节俭，休养百姓。那时去战国未远，民多游食，不务农业。贾谊上疏劝文帝说道：“管仲有言：‘仓廪充实，则民有赖而知礼节；衣食给足，则民有耻而知荣辱。’盖礼义生于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汉兴以来，将近四十年矣，此时官府公储及民间私蓄尚是空虚，甚幸近庶岁得年谷屡登，天下无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饥荒与丰穰，乃天行之数，不可预必。就是夏禹、商汤，圣王治世，也曾被水旱来。如今岂能必得年年丰稔？脱或不幸，雨旸失调，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灾，颗粒无收。那时要赈济这许多饥民，何处取给？又或猝然边上有事，调动数十百万军马，把守截杀，这许多粮饷又何处取给？夫积蓄存贮，所以备灾变，这是天下的大命脉，安危所系。若积粟既多，财用有余，天下的事那一件干不得？以攻则必取，以守则必固，以战则必胜。以之绥怀敌人，降附远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见治国之道，先于足食。只要钱粮充足，则事事可为。然欲足食，必先重农。今蓄积所以不充，只为民不务农之故。必须设法劝民，驱逐他尽归于农，使各自出力耕作，以为衣食之资，不复去做商贾工匠，徒靠手艺远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转而缘南亩，改变其业，各守本等的农务，则蓄积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乐业，不轻去其乡矣。此今日之急务也。”于是文帝感悟贾生所言，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诏开籍田，仿古时天子亲耕以供宗庙粢盛的意思。文帝亲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礼，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闻知，说：“天子至尊，尚且亲耕，况我等小民，可不尽力？”是以不烦教令，不假刑威，而民争趋于农，繇文帝以身先之也。当时疮痍之民，一变而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贾生之言，信有验矣。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直解　文帝二年初，既尝诏群臣极言过失，犹恐群臣之不肯尽言，又下诏说：“古者圣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听言纳谏为急务。朝里面竖着进善之旌，使凡以善言来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诏问；又立诽谤之木，许人以朝廷之过失，写在木上，以图省改。所以然者，无非欲明目达聪，通治道而开言路也。及至秦为无道，但有尽忠直谏者，就说他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加之以重罪，著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怀罪，不肯尽言，而上有过失，无繇闻也。何以能招来天下贤良与直言敢谏之士？自今以后，除去了这一条律令，使人人得以尽言，无所忌讳。”夫诽谤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见其亡；汉文除之，为一代贤君称首。历观往古，莫不皆然。可见兴亡治乱之几，在言路通塞之间而已矣。为人君者，宜以文帝为法。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直解　文帝二年正月，既纳贾生之言，亲耕籍田，以率天下矣。这年九月，遂下诏说：“百姓的职业有为耕农的、有为商贾的，朕看来惟农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盖民生于食，食出于农，这是百姓每所赖以生养，而不可一日废者也。那商贾不过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专力于本，而乃从事于末，为商贾者多，为耕农者少，五谷何繇生？日食何繇给？所以民生不遂。朕为此故亲率群臣首耕藉田，以身劝率天下之民，使皆力于农事，庶本业不废，而民生有资。然民尽力以耕田最是劳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体恤，反不如那做商贾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悯之。今国家租税固有定额，然朕每事节省，亦自彀用。今年的钱粮且只着百姓每办纳一半，其余一半尽行蠲免，以苏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国用浩繁，又屡岁下诏蠲免租税，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称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府库充溢，海内富庶。至于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尽锱铢，宜其用之有余矣。而动见匮乏，卒致海内虚耗，盖其用之有节不节故也。可见足国者，不以厚敛为得计，当以节用为先务矣。


    原文　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直解　奏当，是法司议拟罪名的意思。跸，是驾出清道。长陵，是高帝葬处。两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发掘陵墓，故只说取长陵一抔土。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一日圣驾出行，从中渭桥过。有一人在桥下行走，惊了驾辇的马，文帝使兵骑拿获，发与廷尉问罪。释之问拟冲突仪仗罪名，该纳金赎罪。奏上，文帝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得马还调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驯熟的马，吃他这一惊，奔逸起来，岂不至败车而伤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拟罚金，何其轻也！”释之对说：“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与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为重轻，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跸之罪，论律只该罚金，而欲更为加重，是法可繇人增减，而百姓不以为信矣。且当犯跸之时，上若立遣人杀之，法虽不当，与臣无干。今既发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岂敢随上意以为轻重乎？夫朝廷之设廷尉，正要详审刑狱，使情法得中，轻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则天下从而效尤，必将任情用法，故为轻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跸者而已矣，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文帝闻言而悟，说：“廷尉问拟的是。”允其所奏。


    其后又有人偷盗高帝庙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环，吏卒捕获那为盗之人，送下廷尉问拟罪名。释之奏说：“此人盗宗庙服御物，依律该处斩。”文帝大怒说：“这人无理，乃敢盗我先帝的庙器，朕欲将他全家处死，诛灭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拟，何以重宗庙而慰先灵！非朕所以敬奉宗庙之意矣。”释之乃免冠顿首谢说：“窃盗之罪，不至于死。今以盗宗庙器问拟死罪，已是尽法处了，岂可复加。今人盗宗庙一器便诛及宗族，设或有等无知愚民，盗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时陛下愤山陵之侵损，必欲重处此人，又当万倍于盗庙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于族诛之上者乎？”于是文帝感悟，乃禀白于母薄太后，而听许之，竟从张释之所拟。夫释之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释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为后世法，故史臣记之如此。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直解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毕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爱贾谊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时大臣周勃、灌婴等，嫌其多事，常短毁之于文帝面前，说道：“洛阳贾生，年少初学，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华，便要专擅事权，纷更变乱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于是文帝从此遂疏远之，不复用其所言，而出为长沙王太傅，盖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后文帝忽又思谊，遣使召来，既至入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问及鬼神的来历，贾谊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对，谈论之久，至于夜半。帝听之，喜而不厌，促席向前，听其议论。既退叹说：“吾许久不见贾生，自以学问进益，胜过他了，今听其言，还觉不如。”乃拜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爱之，故用文学之臣为之师傅也。夫帝当天下初定之时，诸吕方平之后，清净无为，与民休息，固其所也。谊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见任用。至其通达国体，辩博有辞，帝未尝不爱其才，而叹服之。用人取善，两得之矣。


    原文　十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直解　引分，即引决，是自尽的意思。文帝十年，将军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尝恃宠而骄，擅杀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该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饮酒，与之诀别。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晓得该死，寻个自尽便了。薄昭恃在外戚，还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后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杀。看文帝处这件事，甚是刚断，又且从容。内不伤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谓得情法之中矣。然犹有未尽者，恨不能防之于早。古语说：“婴儿之患，常伤于饱；贵臣之患，常伤于宠。”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为薄昭置贤师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于骄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将何及哉？然后知向之所以过宠之者，适足以杀之而已矣。后世人主爱厚外戚，而欲长保其富贵者，当鉴于斯。


    原文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


    直解　诏狱，即今锦衣卫镇抚司狱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体断趾之刑。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被提至长安，系诏狱。淳于意无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缇萦，伤父之陷于刑罪，无与辩理，乃随父到长安，上书奏说：“妾父在齐中做官，齐中之人都称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误陷于罪，坐法当刑。妾伤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毁，不能再续，纵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从新行好，而形体已毁，自新无路，岂不可惜？然法有赎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无以为赎罪之资，妾情愿收没入官为奴，以赎父刑罪，使得以改过自新。”文帝览缇萦所奏，悲怜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惨刻如此也，乃下诏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直解　玄，是清净。默，是简重。禁罔，是法禁似网罗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错，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知百姓每方离了战争之苦，要在休养生息，不可以多事扰民，一切务在安静。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无所作为，不尚词说。那时为将相的，如周勃、灌婴、张苍等，都是高帝时开国的功臣。少文饰、多质朴，又亲见秦家以暴虐致乱亡，心里厌恶他，以为惩戒。凡百议论，务在宽大仁厚。人有过失，务为包容，不肯对人明说出来，恐羞辱了他，其宽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于天下，那百姓每也都变为忠厚，兴于礼让。旧时进本告状，讦发人阴私，那样偷薄的风俗尽改变了。故当是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钱粮蓄积，每岁增加；民间户口，日渐蕃息。下之风流笃厚，而无薄恶；上之禁网疏阔，而无烦苛。凡人犯罪，有可轻可重，疑而未决的，便都饶了他，不必一一深求，尽入于法。是以彼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岁天下有司所决断的轻重狱囚，只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无所用，盖有刑错之风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时，刑错不用，今文帝亦庶几乎此。与成、康比隆，而其本则上修玄默，下务宽厚，有以致之。汉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


    直解　单于，是北虏酋长的称号。老上，是单于的名。朝那、彭阳，是县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陕西地方。都尉，是管军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亲之约，其老上单于帅领十四万人马从朝那、萧关进，抢杀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阳一带地方。文帝不忍见百姓之被害如此，遂发愤整兵，亲自犒劳军士，要御驾亲征。群臣谏止，不听；皇太后再三劝住，才罢不行。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领兵截杀，驱逐虏骑出边塞之外，即班师而还。古称王者之于夷狄，来则御之，去不穷追。三代而后，如汉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远讨，岂不称雄？而海内虚耗，盗贼蜂起，几致大乱。人君欲知安攘之计，观汉二帝，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上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让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匈奴远避，不敢近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直解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处。巨鹿，是秦汉时郡名，在今真定及顺德府地方。人身两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阃，是门限。云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将所居的去处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辇从郎官署中经过，此时冯唐为郎署长，文帝见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问说：“父老，你家住何处？”冯唐对说：“臣的祖公是赵国人。”文帝说：“昔朕为代王时，一日正进膳，有尚食监高祛向我说：‘赵国的大将李齐甚是贤能，曾与秦兵战于巨鹿之野。观其用兵取胜，真乃是个良将。’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进膳，就想起李齐的事来，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尝忘也。”冯唐对说：“李齐虽好，然赵国良将还有个廉颇，曾在邯郸拒秦兵；又有个李牧，曾在代州雁门关拒匈奴。这两人为将更有本事，李齐尚不如他。”那时匈奴屡次犯边，杀了北地都尉，边事方急，文帝正要求个良将用之，一闻冯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叹说：“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颇、李牧来用？若得这般人为将，着他统兵在边上备虏，又何忧匈奴之为患哉！”冯唐因见文帝留意将帅，这时有个云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废弃，要把言语激发文帝，荐他起来，故意说道：“莫说今日没有廉颇、李牧，就是有廉颇、李牧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冯唐当面耻辱他，也不觉发怒，怪责不是。冯唐对说：“臣谓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将，非敢妄言，盖有所见。臣闻上古王者遣将出征之时，必跪而亲推其车毂以命之说：‘凡在阃以内的事物，悉听寡人处置；阃以外的事务，悉听将军节制。凡一应论功行赏的事，都任将军自家主张，取决于外，寡人不从中制也。’盖以将权不重，则号令不行；动有掣肘，则事机错误。故上古王者之遣将如此。赵用李牧，惟其能这等信之专、任之笃，所以李牧为将，凡事都繇得自己，便于展布，故能北边驱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面挫抑强秦，南面抵当住韩魏二国，赵国称强焉。今陛下之用将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云中太守，他军市中收的租税，一毫不入己，尽用之犒赏士卒，所以士卒尽力，而匈奴远避，不敢犯边。止曾进边一次，魏尚统领人马截杀，所斩获甚多。其功如此，臣以为宜蒙厚赏，只因报功幕府一两个字不相照对，那文官便说他报功不实，以法律纠正其罪，而罢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则太轻矣，而罚又太重也。夫魏尚当时不曾犯了大罪，止因报功册上混开了六颗首级，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难泯。陛下不但格其赏不行，又送下法司问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罚及之，此殆与上古王者之遣将异矣。何以为立功者之劝哉！即此看来，可见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文帝听冯唐这番说话，深自感悟，心中喜悦。即日令冯唐持节赦了魏尚，复职为云中太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谏焉。其后细柳劳军，委任周亚夫，可谓得用将之道，其有悟于冯唐之言者深矣。


    原文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直解　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是祭神的去处。玉器为珪，段帛为币，是祭神的礼物。祝厘，是祷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诏说：“一应祀典神祇坛场狭小的，比旧时都要充广，珪币缺少的，比旧时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亵渎。”又诏书内一款说：“吾闻祠祭官凡祭祀之时，祝文上的说话，都祈祷神福归于朕躬，不为百姓，朕心里甚是惭愧。这福必须有德，然后能飨。今以朕之不德，而欲专飨其福，独擅其美，私厚于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预，这乃是加朕的罪过，而重其不德也。今后一应祭祀，只着祠官致敬尽礼，无得仍前归福朕躬，有所祈祷。”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文帝诏广增坛场、珪币而无所祈，可谓能敬而远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并不曾播扬他的过失，其优待臣下如此。那时行出来的政事，说出来的议论，专要休养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罚。是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人人兴起于礼义，乐为善而耻犯法，遂致风俗淳厚，刑罚减省。一岁中总计天下有司决断的轻重狱囚，不过数百，庶几有古时刑错不用之风焉，其真可谓仁德之君哉！”这是班固总论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称之。然尝考文帝之为君，见事极其明察，行法极其刚断，而史臣只以仁称之者，盖其明而不失之苛细，断而不伤于刻薄，皆有慈爱恻怛之意行乎其间，所以能固结人心，培养国脉。汉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后世人主宜以文帝为法。

 汉 纪

    <h2>景　帝</h2>


    孝景皇帝，名启，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三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繇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直解　景帝与梁孝王，同是窦太后所生，甚相友爱。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国来朝，那时景帝未曾册立太子。一日与梁王宴饮于宫中，因酒酣，从容与梁王说：“朕千秋万岁之后，把天下传与王。”梁王起来辞谢。虽晓得景帝此言，未可便为定准，但心里也自家暗喜。窦太后听说，亦信以为然。那时有詹事窦婴，是窦太后的从侄，在宫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开争乱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进与景帝谏说：“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传之天下也。既承继高祖的基业，便须遵守祖训，彼父终子继，世世相传，不用兄弟继立，此高祖之约也。主上虽友爱梁王，何得违背祖训，而擅与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间，忽被窦婴间阻，因此憎恶窦婴，除了他的门籍，不许再入朝参。梁王因此自负他后日有天下之分，越发骄纵，车服宫室都僭拟天子，又阴杀朝廷议臣袁盎等，几取杀身亡国之祸，皆景帝一言有以误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则人无争心，况以天下相传，苟无一定之约，而得以私爱行于其间，鲜不起争而召乱矣。汉家父子相传之约，盖亦有见于此。景帝溺爱轻许，以骄梁王之心，及其罪状彰露，乃从而穷治之，使母子兄弟之爱，几于不终。所以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岂不信哉！


    原文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谢病去。


    直解　醴，是甜酒。钳，是犯罪囚奴，以铁钳其颈。初高帝有异母弟刘交，封于楚，后谥为元王。元王甚贤，雅好书史。少时曾与鲁人申公、穆生、白生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为师，从而受业，讲习《诗经》。后来刘交从高帝征伐有功，封为楚王，就用这三人做楚国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礼，时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饮，每置酒时，特为穆生别设一样甜酒与他饮，此后遂以为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孙王名戊，三世继立，都依着这旧规行，每宴必设醴酒。王戊即位之后，渐渐骄慢。一日宴会，忘记设了。穆生宴罢退去，便说道：“我如今就该告休长往矣。盖醴酒不设，虽是小节，然因此见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辈在意，日后轻视，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将钳我之颈，驱役于市上，做囚奴而后已。到那时求去迟了。”遂称病辞谢而去。其后王戊与七国谋反，申公谏正，王戊发怒，遂将申公罚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后知穆生之超然远举，真智士矣。《易》所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其穆生之谓乎！后之礼贤者，当以王戊为戒，慎毋始勤终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直解　广川，是汉县名，在今景州地方。历代天子即位，只纪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无年号。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号，叫做“建元”。自后每朝都有年号，实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有司，着荐举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贤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都到阙下。武帝亲自发一策题试问，他说：“古今治道，兴废不同，果是天命，抑繇人事？”那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对的策好，说道：“臣观天人一体，此感彼应，毫发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无道的，天便弃绝。其相与之际，甚是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若非无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还留意于他，屡出灾异，以示警惧，要他省改，无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乱者可治，废者可兴，其事只在人君夙夜强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强勉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此道，则闻见日渐广博，而智虑越发开明；能强勉于修为，反躬实践，以行此道，则君德日渐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强勉之有益如此，且这道理，繇之则治，不繇之则乱，乃是人君所繇以到那治处的路头。其具则仁、义、礼、乐四者是也。自古圣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传及子孙。故身虽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至数百岁。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盖此道常在人心，历世不忘，是以享国长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则仁、义、礼、乐之道，岂非万世人君之所当务者哉？尝观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之说，盈满天下。至秦而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教化，荡然无复存者。汉高不事诗书，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废缺，礼乐不兴。”仲舒此策，词若迂缓，而意实醇正。汉家经学，自此兴起，不可谓非其功矣。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国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长久隆盛的，莫过于周。及传至幽王、厉王，周道遂衰。其实道未尝亡，只是幽、厉肆行暴虐，不肯率繇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奋发有为，兴其废滞，补其敝坏，以昭明文武之功业，周家治道遂灿然中兴。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繇此观之，人君欲国家长盛而不衰者，可不以兴道致治为务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诚使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虚明光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则行出来的政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皆合天理、当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则必能进贤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则礼乐教化四达不悖，以正万民，以正四方，无远无近，荡荡平平，自无一人一处之不归于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协，至和薰蒸，无有邪气于乎其间，是以阴阳均调，而风雨时若，群生和乐，而万民滋殖。凡世间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备至，而王道大成矣。盖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繇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灾异之所繇臻也。然其本，则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语说：‘君心为万化之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意盖如此。”董仲舒对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实万世帝王为治之本。人君果能体而行之，则二帝三王之盛，岂难致哉！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诸福皆至矣。然也有圣人在下，势位卑贱，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势，且有圣德，又是能致之资。即位之初，观其施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泽又深厚，智识明达，而意思又美好，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阴阳或未必调，风雨或未必时，诸福之物或未必至，这是何故？只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故太平之业，犹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见利则趋，就如水之趋下一般。水性趋下，必须堤防障御；人情趋利，若不把教化来做个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摩厉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繇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繇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之先务，固在于教化矣。况秦废教化而任威刑，汉承其后，不可不变。自古圣王承继乱世之后，必须鉴其失而矫其弊。把那乱世所行的事，一切扫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业。譬如弹琴瑟的，若弦不和调到那极处，必须解下这弦来，从新安上，方才弹得；若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坏到极处，必须从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汉家自高帝得天下以来，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于时当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旧故也。古人有言：‘临着渊水，羡慕那游鱼，徒羡何益？不如退去结网来打取这鱼。’如今临政治民，愿治功成就，徒愿何益？不如革去旧弊，从新更化。盖结网则可以得鱼，更化则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则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物殖。天灾人害日渐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来，此国家之所以兴，非独天命，皆人事所致也。”这是仲舒第一策，劝武帝更改秦法，图新治理的意思。然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武帝承秦之乱，风俗彫敝，故仲舒陈更化之言。若承继治世、守祖宗之鸿业，则又当率旧章、遵成宪，而不可妄意纷更矣。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直解　囹圄，是牢狱。初董仲舒所对，头一篇策，既已称旨，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殷人执五刑以惩奸恶，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严刑而天下乱，所以不同者何故？”于是董仲舒又对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以学校教化为先务。其率教而有德者，则与之爵禄以养其德；不率教而陷于恶者，则用刑罚以威其恶。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并用如此。所以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胜奸恶者，盖以教化为先，而用刑以辅之，非专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纣之乱，不得已行大义，伐纣而并诛其党，以除天下之残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制礼作乐，修明教化之具，以润色太平。驯至成、康二王之时，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狱中空虚，没有囚系者四十余年。盖亦本于教化之所渐染，仁义之所周流，化行于上而俗美于下故耳。岂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于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绝域，莫不服从，虽三代盛时，无以过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于百姓，不能与三王并隆者，只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于此焉耳。昔曾子尝说：‘人能于所闻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则德日进于高明矣；于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则业日积于光大矣。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间而已。’今陛下发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于三王之教化，亦既闻而知之矣。臣愿陛下就把这个治道，立实心于内，而极力以行之，不为慕古之空言，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之业可以坐致矣，又与三王何异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于用贤。而贤才之在天下，又贵于素养。若平时不能作养那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岂可得哉？故欲求贤，必先养士。三代之时，内设太学以教于国，外设庠序以化于邑。然庠序之教，止于一方，人才尚少。若论养士之大者，莫如太学。盖太学聚天下贤士而教之，乃贤才所繇进用的门路。若从这里加意作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以尽其材能，成其德业，则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贤人而用之，繇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则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尧、舜的盛名，亦可几及也。”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也知敬重他。一日问仲舒说：“昔春秋时，粤王勾践发愤苦志，欲报吴仇，与其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图之，竟用这三人的计策，举兵伐吴，遂灭其国。粤王自此强于天下，得与中国之会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时三个仁人。寡人观泄庸、种、蠡霸粤吞吴，功业不小，说粤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对说：“王把仁许这三臣，不过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谓仁人者，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钝。义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无一毫图利之心；道之所在，则秉公而明之，绝无一毫计功之念。纯乎天理，一无所为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耻者。所以孔子之门，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称五伯之功，只为他专尚诈力，假借仁义以济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犹为圣门所羞称如此。今观泄庸、种、蠡，功既不高于五伯，而任术逞力，灭人国家，覆人宗祀，其专尚诈力，不顾仁义，比之五伯，殆又甚焉。这等看来，粤何尝有一仁乎？”按是时，江都王骄恣不奉汉法，观其羡慕于阴谋并国之臣，则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阴折之。所谓以礼匡正，即其事也。后其子建竟以谋反诛，岂非贻谋不善，世济其恶，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论五伯义利之辨，尤足以见其学术之纯正，汉世儒者，所不及也。


    原文　上雅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直解　推毂，是推举引荐人，如推转车毂一般。鲁邸，是京师中设有鲁王府第处，如今之诸王馆。历，是历书。武帝平时，向慕儒者的学术。那时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好儒术。君臣意合，于是窦婴、田蚡共荐举当时名儒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以古时天子有明堂之制，顺四时月令之宜，以朝诸侯、听政事，奏请立之。但其制度，一时考究未明，以其师申公是当时名儒，博通今古，乃荐之于武帝，请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时与楚元王同学者，此时归老在鲁国。武帝特遣使臣，将币帛一束，加上玉璧，以为聘礼，用蒲轮安车，驾驷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见他，访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已老耄了，言语质直，就对说：“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实去行，便可以致治；议论徒多，反生惑乱，无益也。”这时武帝正好文辞，见申公对说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里思量，既已招致他来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中大夫，暂安下在鲁国府中，与赵绾、王臧等，商议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国、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实无重用之意矣。夫申公虽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为治者，所当体验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岂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实一时礼贤之盛举，亦后世所仅见者也。


    原文　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直解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为武安侯。汉初丞相皆以列侯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恃其贵戚，习为骄侈。营造第宅，必穷极壮丽，比别人家的房屋独为华美，论甲乙次第，他为诸第之最；买置田园，都拣择上等肥美之地，极其膏腴，以为奉养游观之所；时常遣人市买各郡县中货物，往来道路，络绎不绝。又贪而好利，多受四方贿赂馈赠之物，所以其家蓄积的金银宝玉，与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之物极多，不可记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宫禁，时常入宫奏事。武帝便与他坐了说话，留连许多时候才出，但有所言无不听从。蚡所荐举的人，不拘资次，或从草野中，径与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渐渐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渐不能堪。一日因见他选的官太多，乃责问他说：“你自家选的官吏尽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选些官吏！”盖责其专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讨要少府考工的官地，盖造房屋。武帝发怒说：“你这等求讨再无厌足，何不把国家藏兵器的武库都占了去罢！”盖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骄恣之心也。田蚡自后，方才惧怕，稍稍退抑。这一段见武帝之刚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国政。彼富贵骄奢之人，识见短浅，一旦操握权柄，欲其不为非岂可得哉？昔文帝时，后弟窦广国有贤行，文帝欲用之为相，后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窦氏得长保其富贵，而朝廷亦不至于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渐，则又过于武帝远矣。


    原文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直解　东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闻其在地方，守己爱民，廉能卓异，遂升他做主爵都尉之官。汉时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以太守而为九卿，盖因其贤而超迁之也。史臣因叙汲黯之为人说道，起初汲黯做谒者之官，主引奏赞礼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严正为武帝所敬惮。曾因河内郡失火，延烧了千余人家，武帝使汲黯持节往那里验看火灾。汲黯还朝复命说道：“这是百姓人家不谨，偶然失火，房屋连接因而延烧，非关天灾，不足忧也。臣经过河南地方，见贫民遭水旱之灾，饥饿流离者，至万有余家，甚者或父子相杀而食之。灾变至此，深为可忧。臣目击百姓困苦，宜行赈济，若待奏闻朝廷，恐缓不及事。谨从权宜，辄自持节发仓中米粟以赈济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请纳还使节，退而伏受矫诏之罪。”武帝听说，喜汲黯能宣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为贤而宥之。按《春秋》之义，大夫繇疆，有可以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今水旱为灾，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发粟，救万姓之命，消不测之变，可谓得《春秋》之义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鲜不以专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责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于此可见。故观汲黯之事，可为人臣任事者之法；观武帝之赦汲黯，可为人君任人者之法。


    原文　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净。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直解　数，是责其罪。请告，是给假。守城深坚，是说人有持守，临大节而不可夺。譬如为将者，固守城池，深沟坚壁，不可攻夺的意思。贲、育，是孟贲、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东海郡做太守时，凡临治官事，统理百姓，只好清净简默，与民相安。其治务在顺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无所作为，不欲多事纷扰。一切设施措置，止是引用大体，不拘那琐屑事例。其为官如此。然汲黯为人，生性倨傲，少有礼文。但闻的人有过失，便当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里，必说出而后已。那时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学儒臣，会聚在殿廷，讲图治理。武帝是个好名之君，每与群臣议论，必高谈仁义，远慕唐虞。动辄说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实不能躬行。汲黯当众人面前，唐突对说：“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诚意、无私寡欲为本。今陛下心里，声、色、货、利种种私欲，纷扰于中，外面却要行仁义。这等样，却怎么学得那尧舜圣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当众耻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语，发怒变色，因此罢朝。公卿大臣以黯触犯忌讳，祸且不测，都替他惊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为人，退去宫中，对左右说：“汲黯为人何其直戆之甚，一至于此！”及群臣朝退，或戒责汲黯，说他言语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礼。汲黯说道：“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尽谏，以共成君德。岂是要依阿从谀，顺承意旨，陷主上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须是守正直道，方为称职。若唯务自爱其身，缄默避祸，自己一身虽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职？”夫汲黯之面诤，虽若伤于太激，而其刚方正直之节，则有大过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庄助替他请假调理。上因问庄助说：“你评论汲黯之为人何如？”庄助对说：“汲黯之为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寻常任职居官，其才能也不见有过人处。若着他辅佐少主，当危疑之际，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祸福利害都动摇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来；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坚定，确然不移，就是孟贲、夏育那样勇力，亦不能夺其志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长也。”武帝说：“此论诚然。古有社稷之臣，为国家所倚赖，国在与在，国亡与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戆直，且称为社稷臣，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几，而即出之于淮阳，不竟其用，则亦何贵于能知哉？《大学》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谓矣。


    原文　二年，李少君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海上燕齐迂怪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


    直解　却老，是养生延年之术。封禅，是祭泰山之礼。加土于山上，叫做封；设坛于山下，叫做禅。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时即位已八年，颇好祈祷鬼神之事。有个方士李少君，平日会使些妖术惑人，闻武帝好鬼神，乃奉献祭灶祈福却老延年的方术。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说道：“祭灶，则可以召致鬼物，点化丹砂便成黄金。把这金炼成灵丹服食之，使人添寿，而东海蓬莱山中的仙人，也可与相见。既见了仙人，因而行封禅之礼，则仙道可成，而长生不死矣。”又说他曾游海上，见安期生。于是武帝慕其术，始亲自祭灶烧炼黄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莱仙人安期生之类。那海上燕齐等处，妖言怪术的人见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图富贵，多更迭而来，争谈神仙之事矣。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见，则小人即以其术投之，逢迎煽惑，无所不至。武帝只为好鬼神、信方术、求长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间。自少君以祀灶之说进，其后少翁、栾大、公孙卿之属纷纷求售。虽其术后皆无验，并以诬罔被诛，而君德为之亏损，海内为之虚耗，末年痛悔，亦无及矣。然则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谨哉！


    原文　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遣将军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胡所败。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繇此服上之知人。


    直解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云中，即今大同府。雁门，即今朔州。龙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杀戮抢掠。武帝乃遣四个将军，分路出去。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领一万人马，往塞外征剿胡虏。独有卫青从上谷出去，直到龙城地方，斩获首级并俘虏共七百人，得胜回来。那公孙贺虽不曾败，也无所得。公孙敖与李广都被胡虏杀败了，公孙敖折了七千余军，李广被虏人捉去，全军尽没，单身逃回。以此只有卫青赐爵为关内侯，赏其功也。卫青本是平阳侯家人，出身微贱。然而他平日会骑射，材力过人。一旦贵显，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礼，极其谦谨；抚士卒以恩，致其体恤。那众士卒每都欢喜替他出力，真有将帅之材。所以每次出塞，便有功绩。当时武帝识他于微贱之中，拔用他为将，不待左右荐引，不拘寻常资格，天下繇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虽奴隶不弃，真知独断，迥出常情，此可为用人之法。然四将出塞，劳师远征，丧卒几二万，获虏仅七百，得不偿失，此可为黩武之戒。


    原文　元朔元年，冬，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奏可。


    直解　武帝元光元年，曾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已经六载，并不见有举到者。这年冬月，又下诏说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耻乃士人之美节。古先圣王每加意于此，以风化于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诏郡国守令等官，务要兴起清廉官吏，荐举孝子顺孙。庶几使人有所激劝，勉而为善，以移风易俗，承继先圣的美业。今却都不举来。孔子说：‘十家的小邑，也有生质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广，岂无贤人堪以应举的？今乃合一郡之中，通不举荐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于下，而使积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闻也。且朕闻人臣能荐进贤士的，该受上赏，若蔽塞贤路，不能荐进的，该被显戮，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独不然？你廷臣每可议拟那郡国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员，不举孝廉者应得何罪！”于是有司会议奏说：“前有诏书着各郡国举孝，却乃不行遵奉，便于诏书有违，当以不敬论罪。兴起廉能，扬清激浊，乃郡国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称其任，当以不职免官。”奏准俱依拟行。按武帝此举，亦是良法。夫天下贤才，伏于草莽之中，朝廷岂能遍知？而郡国俗吏，但以簿书期会为事，又岂能以举贤为急务？今既责郡国以举贤，而又罪其不举者，则人人畏罪而思自尽，天下贤才岂有遗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举之是非，而行连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责者，此不可不知也。


    原文　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直解　平津，是乡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丞相必以列侯为之，今公孙弘起自儒臣，原无封爵，武帝乃封他为平津侯，此后遂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实自弘始也。此时武帝方欲制礼作乐，开边拓境，兴起功业。公孙弘自以遭遇异常，责任隆重，恐他识见有限，不足以谋国事、称上意。于是就丞相府东边，立个客馆，另开一阁门，以延见天下之贤人，与之参决谋议。其所得俸禄，多以供给宾客焉。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谋于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谋于士大夫。集众思以广忠益，尽群议以开聪明，这才是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公孙弘之开阁延贤，庶几有得于是。但史称弘意忌，有隙必报，如出董仲舒，徙汲黯。则其所延者，未必皆贤人，而其所谋者，未必皆正论矣。后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贤，而戒其报怨焉，可也。


    原文　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加增太室祠。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孙卿见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见一老父牵狗，忽不见。”上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还封禅。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还，群臣上寿颂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曰：“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乃止。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至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直解　缑氏，汉县名，在今河南府。中岳，是嵩山，其东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留音溜。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蓬莱、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即今河套之地。甘泉，宫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孙卿之言，车驾亲到河南缑氏县地方，登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那扈从官员在山下的，都说恰才听得似有呼万岁者三声，这是各官影响附会，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实事。武帝却便信了，就诏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礼给三百户，以奉祠事。遂往东去巡行海上，以礼祀八方之神。公孙卿持节候神人无验，因诳说，见神人长数丈，尚有足迹在地，甚大。群臣都附和他，也说适间见一老父牵狗，口称要见天子，忽然不见。武帝以众人的言语与公孙卿相合，就信以为诸臣所见者必仙人也，因留住海上，守候仙人来。久之竟无所见，乃回到泰山，加土于山上，筑坛于山下，祭天地诸神，行封禅礼。那封禅的去处，夜间若有光明，昼间又有白云，从所封处腾出，这也是群臣附会欺诳，以此为应验。武帝回还，群臣庆贺，奉觞上寿，都称颂天子的功德。世俗传说秦始皇封禅，沮风雨不得上。今武帝既上封泰山，无风雨，正合方士所谓有封禅则不死，可上接蓬莱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机更言，蓬莱山诸神仙若就可立见一般。于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觊望得遇神仙，复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亲自渡海，去求蓬莱山仙人所居之处。以万乘之尊，而亲蹈风波不测之险，纵自轻，如天下何？当时侍臣有个东方朔，婉词谏说：“神仙只在人心，心静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宫去，澄神息虑，静以待之，仙人将自至，何必远求蓬莱？”武帝才止不行，而其心犹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经过许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才回甘泉宫。凡行过一万八千里，其远如此，千乘万骑，劳费又可知矣。


    原文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有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直解　泛驾，是马之奔逸，不循轨辙的。跅弛，是落拓不检，遗弃礼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内兴制作，外征伐四夷，纷纷多事，尝欲求文武异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时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见诛。看看凋落殆尽，不彀任使，乃于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诏，说道：“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待贤臣而建功业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后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寻常尺度去论他。譬如养马一般，有一样马，乘之即奔，立则踶人，虽则不甚驯良，却有绝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样人，赋性豪荡，不拘小节，往往为流俗所讥刺。虽则不甚谨厚，却有异才，干得事，能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人但见其奔逸不循轨辙，便以为弃物；跅弛之士，人但见其落拓不循规矩，便以为弃人。殊不知，只要自家会驾御他，若御得其道，则马之泛驾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跅弛者，不害其为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岂没有智勇殊绝之士？苦为绳墨所拘，罪累见废，而伏于下位，遗于草野。如千里之马，困于槽枥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类，可以为将为相，及奉使远方绝国，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过细累，不必苟责，都举荐将来，以备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锐于有为，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孙弘以海滨牧豕之人，数年而至宰相；卫青、霍去病以侯家仆隶而为大将军；卜式、桑弘羊、孔仅，发于商贾；张汤、赵禹，出于刀笔小吏。武帝驱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鞭挞四夷，威加海内，亦可谓得用人之术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驰骛于功名，不复知有名节行检之可贵，以致廉耻道丧，风俗败坏，则其所损亦岂浅浅哉！若古圣王之用才则不然，明教化以养之，表节行以励之，兴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贵贤而贱能，先德而后艺，故其风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丝羔羊之节，而兔罝之野人，皆可以为腹心干城。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语矣。后世人主，欲求贤以辅治者，当鉴于斯。


    原文　天汉元年，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使匈奴，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律谓武曰：“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直解　单于，是虏王的名号。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汉元年，因匈奴遣使来通好，遂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礼。及到了匈奴国中，那虏王单于却转加骄慢，不以礼相待。又使汉家先降顺的一个使臣，叫做卫律，呼召苏武，以兵威逼胁他，要他降顺。苏武抵死不从。卫律乃将好言语哄他说道：“我先年也为出差到此，只因惧罪不敢还朝，归顺了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就封我为丁灵王，统领着数万之众，马畜满山，其富贵如此。苏君你若是今日降顺了，明日也就是这等富贵，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杀戮，空把这个身子糜烂在草地里，有谁知道？死而无名，虽死何益？不如降顺的好。”卫律虽把这话去动他，苏武也只不答应。卫律又恐吓他说道：“你如今不早听吾计，到后面祸迫时，要再见我面，不可得了。”于是苏武大骂卫律说道：“汝本是汉家的臣子，忘恩失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贵，乃不忠不孝不义之贼也。这等的人，我要见你怎的！”卫律见苏武志节甚坚，知其终不可胁，乃将苏武的言语回报单于。单于大怒，乃囚闭苏武，放在个大窖里，绝不与他饮食，要饿杀之。苏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节，遇天下雪，就取雪和节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饥，捱到数日不死。匈奴见饿不死他，皆惊怪之，以为神灵，不敢加害。又迁徙苏武于北海之上，把一群公羊着他牧放。与他说：“待这公羊下羔儿时，才放汝归国。”夫公羊岂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终不得归之意也。又分别其同行官属常惠等，各安置他处，不得相近。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苏武持节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动其心，而艰苦久历，亦不能以变其节，古所谓“不辱君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其苏武之谓乎？


    原文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直解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无子，至二十九岁时，才生一子，名据，立为太子。初生时，武帝以得子迟，甚怜爱之。及太子长成，生性仁恕温谨，武帝却嫌他才能短少，不似己这般雄才大略。从此太子之母卫皇后与太子的恩宠渐渐衰减。他母子心下疑虑，恐遭废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这意思，一日对皇后之弟大将军卫青说：“我汉家自高祖以来，凡事都只是草草创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扰害边方，我若因循，不变更制度，兴起礼乐，则后世子孙何以观法？坐视四夷为患，不出师征伐，任其侵陵，无所惩创，则天下何繇安宁？我为此故，内修外攘，纷纷多事，不得不劳动百姓。若使后世子孙又复如我所为，纷扰不已，便与当时秦家一般。盖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劳扰，遂至于亡。我身后子孙若复如此，是蹈其覆辙矣。今太子敦厚简重，性好安静，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后，要求个谨守成法之主，岂有过于太子者？闻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将我这意思去晓喻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虑也。”大将军顿首拜谢。太子平日见武帝南北征伐，用兵于四夷，天下劳扰，往往进谏。武帝笑说：“如今四夷侵陵，必须征伐。劳动一番，才保得百年无事。我今身任了这劳苦事，经营停当，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遗下与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与所以晓喻卫青者其意相符。其谓身当其劳，而遗后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于父子之间，不可轻露爱憎之端，此端一露，则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为嫌太子才能少，不类己。此念一萌，其后江充遂有所观望，以行其谗谋。而巫蛊之祸起，太子竟坐死，不能自明。然则人主于子，爱憎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直解　巫蛊，是师巫咒诅之术。湖是县名，即今河南阌乡县。武帝末年，宫禁不严，妃嫔宫人都与外间师巫妇人交通，雕刻木人，祷祀祈福。其后宫人有彼此妒忌者，就说有人在背后咒诅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诛杀，遂成巫蛊之狱。谗臣江充因而诬陷皇太子，说太子也在宫中行咒诅之术。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发兵捕斩江充。长安城中，因传说太子谋反。太子惧罪，走出湖县地方，自缢而死。繇是穷治巫蛊之狱，无辜被诬者甚众。其后法司按问，通无指实，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当初，也是被江充诬赖，无处分辩，逼迫至此，仓卒惧罪，原无反意，心里渐渐明白，知太子之冤。适有高祖庙寝殿里一个郎官，叫做田千秋，来上急变替太子申冤，说道：“今律法上，儿子盗弄父亲的兵器，罪止于笞。在平民且如此，况天子之子？纵是擅发武库兵，过误而杀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谋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岂不冤哉？”于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面见，说道：“父子间的事，乃人所难言者。自从太子死后，谁人与他一言？今你独明言太子之无他意，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来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贻我的忠良之臣，便当为我的辅佐。”于是就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列于九卿。把江充的家族尽数诛戮，以泄神人之愤。武帝哀怜太子无罪而死，乃别建一宫，叫做思子宫。又于湖县筑一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归来也。天下闻而悲伤之。夫谗佞之臣，反覆倾险，以非为是，将无作有，虽明达之人，亦往往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痤，费无极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于希宠避罪，而其祸乃至于戕害骨肉，倾覆国家。然楚、宋昏暗之君，被惑固宜。以武帝之刚明，亦遭其惨毒而不能察，虽纳千秋之说，灭谗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犹疾谗说之殄行；孔子大圣，亦恶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后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原文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直解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余年矣。一旦觉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说道：“朕即位以来，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谬。如严刑、厚敛、征讨、土木、祷祀等项，致使天下的人忧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的，滥费财赋的，尽行停止。”于是大鸿胪田千秋进说：“今方术之士，言神仙者甚众，然求之数十年，绝无效验，其不足信明矣。臣请将那方士每，都罢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说：“鸿胪说的是。”于是悉罢遣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后，上每对群臣，辄自叹：“向时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诳，妄意求仙。到今看来，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节饮食，服药饵，培养元气，差可减少疾病而已，岂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汉业赖此遂以不坠，固可称矣。然是时武帝行年已老，海内虚耗已极，而后知悔过，不亦晚乎？虽幸而不至于乱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图治，必朝警夕惕，无怠无荒。或举动一有不当，即如古帝王之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庶可免于他日之悔也。


    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繇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直解　轮台，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台。隧，是开通的道路。擅赋，是额外加派的粮差。马复令，是百姓领养官马，该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时，好大喜功，极意兴作。内则求神仙，治宫室；外则征伐四夷，招来西域诸国，把国家的钱粮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为的不是，乃下诏书说道：“朕前此纷纷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无及。今有司官桑弘羊等，又奏请发兵募民，远去西域数千里外，开垦田亩，屯种于轮台地方，要就这荒远去处，筑墩台，开道路。若依他所请，未免又征调百姓，扰动劳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恻然，何忍闻此？为今之计，天下既以虚耗，务在严禁有司官员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时擅兴的科派，使百姓每尽力于本等农业。纵是一时马少，只当修举旧例，着百姓每领养，免其杂差，其所派养马匹，但以补足旧额所缺之数，不致消乏武备便了，不必又别生事端，以致劳民动众。”这是武帝悔过的说话。自此之后，更不复出军征讨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爱养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于是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这赵过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亩，分作干沟三条，沟阔一尺，深一尺，叫做甽。就这甽里栽种，待禾苗长时，却将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这甽亩，每年更换一处，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导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费大力。用力虽少，得谷更多。百姓每都以为便，而从其教焉。武帝能用赵过，盖真有意于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见，虽曰已晚，然所以补海内之虚耗，固汉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为亡秦之续者，赖有此耳。人主不能无过，而贵于改过，岂不信哉？


    原文　后元元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直解　奉车都尉，是官名。武帝后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个宠幸的赵婕妤住在钩弋宫，就号为钩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怀身十四月才生。此时年方数岁，形体壮大，异于常人。又资性聪明，多智识。武帝以其类己，奇异而钟爱之。心里要立他为太子，只为他年纪幼小，其母钩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后来或致母后干预朝政，又有吕氏之祸，因此犹豫不决，思量要求个托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后事付托之。遍察群臣中，惟有奉车都尉霍光，平日侍从左右，小心谨慎，忠诚笃厚，堪以担当大事。乃使黄门待诏的画工，画周公背负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与霍光。盖默示以托孤之意，要他将来辅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后霍光果能拥立昭帝，尽忠辅政，折燕王盖主之逆谋，汉业赖以不坠，武帝之付托可谓得人矣。

 汉 纪

    <h2>昭　帝</h2>


    孝昭皇帝，名弗陵，是武帝之少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于是卫律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直解　让，是怪责的意思。初时苏武既被匈奴迁徙在北海上牧羊，他自以汉朝的臣子，当时持节奉使而来，今虽被匈奴这等屈辱困苦，他一心只在中国，不肯改变。手里持着汉节牧羊，睡时也持着，起来也持着，到久后节上悬的璎旄都脱落了，他还不肯抛弃，所以表其始终一节，无二心也。及匈奴壶衍鞮单于年少新立，又国内骨肉乖离，常恐汉兵袭他，于是卫律替单于谋与汉家求和亲，愿两国通好，不复侵扰边界。汉家遣使者至匈奴往答之，就与他讨要先差苏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还，诈说苏武已死了。于是苏武的副使常惠，乃乘夜私见使臣，设一个计，教他对单于说：“我汉天子前日在上林苑中打猎，射得一只雁，那雁脚上系着一卷帛书，书上明写着苏武等，如今现在某泽中，你如何却说是死了？”使臣就依常惠的言语责问单于，单于不知是计，忽听得雁能传书，有这异事，乃相视大惊，只得从实谢罪，与使者说：“苏武等委的在某泽中。”乃放出苏武等，送他回还。苏武拘留匈奴凡十九年，初奉使时年方少壮，及还朝之日，须发已尽白了，其忠义之节，久而不变如此。后来汉朝拜他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又图画其像于麒麟阁上，所以表扬忠义，而劝万世之为人臣者也。然苏武在虏中十九年，身居北海无人之境，其心岂望后来尚有还朝之日，图形汉阁，标名青史哉？但以人臣事君，有死无二，义当如此。就使当时丧身异域，埋名千古，而其心终不肯变，这才是真实的忠心，无所为而为之者也。为人臣者，当以此为法。


    原文　秋，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直解　榷，是榷税。酤是卖酒。武帝之时，国家多事，财用不足，乃搜括天下的商税。凡民间一应商贩买卖的事，都是官府管领，榷取其利，无有遗漏。就是卖酒小生意，也要经繇官府，上纳税课，谓之榷酤。夫以人君之尊，而与民争利如此，这是武帝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因天下举到贤良文学之士，乃下诏问他民间所苦的何事。那贤良文学等，都说官家自卖盐铁酒酤，极不便于民，请罢其法。是年秋，始罢监卖酒酤的官，听民间自行造卖，盖从贤良文学之议也。初武帝时，甲兵土木纷纷并起，徭役烦重，赋敛增多。至其末年，把海内的财力虚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天下几于乱矣。及霍光辅佐昭帝，采纳吏民之说，晓得当时政务的切要，只在休息养民一事。于是轻其徭役，以宽舒民力；薄其赋敛，以渐蓄民财。务与百姓每休息，不复去劳扰他。如此数年，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相结和亲，不开边衅。于是百姓家皆有蓄积，安生乐业。当初文、景二帝富庶之业，至是乃稍稍复见焉。故武帝之后，汉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辅佐之力也。夫武帝劳扰其民，而天下几亡；昭帝一休息之，而天下复安。是可见人君之政，莫先于养民，不但为一时救乱之宜，而实万世为君者之所当念世。


    原文　元凤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纳之，光以其幼不听，安遂因帝姊盖长公主内入宫为婕妤，月余立为皇后，年甫六岁，于是桀、安深怨光而德盖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诈为燕王上书，欲共执退光。书奏，光闻之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直解　尚书，是管文书的官。昭帝即位第七年，改年号为元凤元年。那时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生得一女，即是霍光的外孙。上官安央托霍光将这女儿纳入后宫，希图做昭帝的后妃。霍光嫌他年纪忒小，配不得昭帝，不肯依从，这是霍光知礼守正的好处。上官安又去央托昭帝之姊盖国长公主，替他引进，纳入后宫，先做婕妤，一月之后，就立做皇后，年才六岁。于是上官桀、安父子深恨霍光，而感盖国公主之恩。又知燕王旦原是帝兄，不得立为天子，心里也怨恨霍光，遂与燕王暗地交通，相与排陷霍光。乃使人假充做燕王差来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说霍光擅添幕府的校尉，谋为不轨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休沐的这一日上本，他却与公主就中哄着昭帝准奏，共执退了霍光。这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幼，未能辨察，故相与设谋，共害忠良也。霍光既被劾，待罪于外，不敢入朝。然昭帝虽幼冲，却天性聪明，问左右说：“大将军何在？怎么不见他来朝？”上官桀就对说：“因燕王劾奏他罪恶，故不敢入。”昭帝即时使人宣霍光入朝。霍光见昭帝，取了冠帽，叩头请罪。昭帝说：“将军戴起冠帽，朕知这本是假的，将军你有何罪？将军选调校尉未及十日，燕王离京师数千里，他怎么便得知？可见是假。”此时昭帝年才十四岁，乃能明察如此，尚书官及左右人等，莫不惊骇。那上本的人，果然惧罪逃去。其后上官桀的党类，但有谗谮霍光的，昭帝便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付托他辅佐朕身，敢有再毁他的，定坐以重罪！”自此上官桀等惧怕，不敢复言，而霍光始得以安意尽忠也。夫以大臣辅少主，政自己出，谗谤易生，而又每事奉公守正，尤为奸邪小人所不悦。故周公辅成王，则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辅昭帝，则有桀安诈书之谋。幸赖成王终悟周公之忠，而昭帝则能立辨上官桀之诈，所以谗谤不行，忠勤得尽。若为二君者，少有不察，则不惟二臣不安其位，而周、汉之社稷亦危矣，可不畏哉！

 宣 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己，后改名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按古者宗庙之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庙称宗者，世世享祀，亲尽不祧。西汉十一帝，自高祖开基之后，惟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庙号，非若后世之一概称宗者也。


    原文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直解　闾阎，是里巷的门。初宣帝本是戾太子之孙，戾太子既得罪自杀，子孙皆从坐。宣帝时在襁褓，故得全。后来流落民间，依着母家史皇亲存活。及昭帝崩无嗣，霍光访求于民间，迎立为帝。宣帝一向生长在外，起于闾阎而登大位，所以尽晓得外面的事情及百姓每生理艰难的情状。及霍光既薨，宣帝始亲大政。即厉精图治，每五日一临朝，亲决政事。自丞相以下，各衙门官有事，都着他当面奏闻，一一敷陈其事，听他说某事当如何举行，某事当如何处置。到后来又考验功能，看他说的某事，曾否举行，处置的某事，果否停当，一一都核实考成，不使有欺罔之弊。那时官皆久任，不轻易迁转。侍中、尚书这样官，尤为亲近切要。凡积有年劳，应该迁转，或有奇才异能，任得国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赏赐，或赉以金帛，或增其禄秩，至于荫及其子孙，自家却仍居此官，终不改易。又善立法制，凡各衙门事务，出入都有关防，完否都有稽查，枢机周密，无一些疏漏。每事都立个科条，定个规则，与人遵守，品式备具，无一些缺略。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官都奉法守职，莫敢有怀苟且之意，以虚文塞责者。汉之治功，至是称为极盛焉。大抵民不安其生，繇于官不称其职；官不称其职，繇于人君不亲政事，而群臣苟且以塞责也。宣帝有见于此，故既试功能以考验之，又立法制以维持之，而当时遂有吏称民安之效。所以皋陶之告舜，必曰“率作兴事”，又曰“屡省乃成”。此真人君图治之要务也。


    原文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直解　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员，督察州内所属的郡国，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职。守，是郡守，即今之知府。相，是王国的辅相，即今之长史。二千石，指郡守国相说。这两样官，每岁食俸米二千石。玺书，是用宝的敕谕。关内侯，是小侯，无封国，但食租税于关内的。宣帝长于民间，知百姓每的困苦。只因有司官不职，那郡守、国相，为各县官的表率，刺史又是监临官，这三样外官，所系尤重。所以每遇除拜刺史与郡守、国相，必引来面见，访询地方事情，问民疾苦。试看他所用以治民者，其道何如。既亲问了，又恐他说得虽好，而所行未必皆然，等他到任之后，又详细考察他所行的政事何如。若言行不相顾，徒有虚名而无实政的，都一一体访得实。人不能欺，其综核之精如此。宣帝尝叹说：“百姓每所以得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以有司官刑政公平，狱讼得理也。我以一人之身，而居万民之上，天下事情，岂能一一周知？天下人民，岂能个个得所？全赖那郡国守相官替我分忧。如一郡之中，得一好太守，则一郡之民自安矣；一国之中，得一好国相，则一国之民自安矣。可不重乎？又以为太守乃一郡吏民之纲领，若数数更易，则不惟送旧迎新，劳费百姓，且人无固志，凡事苟且，下人亦皆有欺玩之意，上下不能相安。必须行久任之法，百姓每知他将来在地方日久，民情吏弊，凡事都欺瞒他不得，乃肯服从他的教化，以令则行，以禁则止，而上下相安也。”宣帝之意如此，所以当时做守相二千石官的，通要久任。若是历任未久，就有贤能功绩，也未便迁转他。但先降敕书奖励，或就彼加升官级，或赏赐金帛，或有赐爵至关内侯的，仍令在任管事。到做得年深了，遇朝里公卿有缺，即选那前日所旌表的好守相，次第超补。如黄霸以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太守入为京兆尹是也。夫宣帝之留心守相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勉励，都实心替国家干事，百姓都得以安生乐业。汉家一代循良之吏，惟此时最盛，而天下太平，号称中兴之治焉。尝考武帝时，民穷盗起，为吏者罕有可称。至宣帝时，乃循吏并出，是岂治民之才独产于宣帝之世哉？盖武帝东征西伐，不恤其民，而宣帝则知民事之艰难。武帝尊用酷吏，而宣帝则褒赏循吏。武帝于吏之巧文避法者不能察，而宣帝则综核名实。此其治效之所以异也。然则人主欲追宣帝之治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直解　初武帝时，治狱之吏，务为深刻，宣帝在民间深知其害。至是廷尉衙门有个掾史，叫做路温舒，上书说道：“今陛下始受天命，居至尊之位，当尽改前世的弊政，以正始受命的统纪，洗涤烦苛的文法，除去百姓的疾苦，以应上天眷命之意。臣闻昔日秦之所以亡者，其过失有十件，如废文学、好武勇、贱仁义、罪诽谤等事。自汉兴以来，把这些弊政，渐渐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尚存，则问刑官苛刻，不恤民命是也。这刑狱乃天下人性命所系，不可轻忽。一入于死，难以再生；肢体断了，岂可复续？所以《书经》上说：‘与其杀无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宁可失经常之法，而从轻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今之问刑官则不然，只是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责之郡县，官长以此责之僚属，上下互相驱迫，皆务以刻为明。问事深刻的，反说他是有风力的好官，名誉顿起；平恕的，反说他罢软不称其职，多致后患，以此成风。故问刑官都百般锻炼，只要人死，他也不是与那罪人有仇而憎恶之，盖能入人于罪，才保得自家无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势不得不为深刻。故冤抑之气，上干天和；太平之治，未得浃洽于天下者，坐此故也。俗语说：‘把地上画做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入；把木头刻做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说如今做法司官的刻薄成风，不惜人命，盖疾恶而悲痛之辞也。臣愿陛下减省法制，勿为烦苛，宽缓刑罚，勿尚深刻。则狱吏之弊可渐涤除，太平之风可渐兴起矣。”宣帝览书，称道他说的好。自此斋居决事，刑狱称平矣。大抵有罪之人不可姑息，无罪之人不可亏枉。惟公而明，则得其情，而天下无冤民矣。


    原文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使不辜蒙戮，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直解　廷尉平，是官名，即今大理寺评事。宣室，是未央宫中殿名，乃斋戒的去处。谳，是审录罪囚。宣帝有感于路温舒之言，这年十二月，下诏说道：“近日郡县问刑官，决断罪囚，引用法律，多曲为附会，舞文弄法，日渐深刻，致使那无罪的人，枉被杀戮，朕心甚为怜悯。旧制遣廷尉掾史，出去与郡守推鞫狱囚。本要平刑，但廷尉史官小，任轻禄薄，恐体统不尊，有司或轻视他，势不能行。自今以后，为特设廷尉平之官，稍重其品秩，食俸六百石，定其员数，总置四人，专务平郡县刑狱，使适轻重之宜，以称朕哀矜无辜之意。”于是每岁季秋后，审决之时，有司奏请各重罪犯人。有该处决的，有该减等的，宣帝不敢安处在宫中，常临幸宣室，就斋戒的去处，洗心涤虑，亲自裁决，重其事而不敢忽。问刑官见上留意于此，也都悉心详审。一时狱刑号称平允，无复有任情轻重者矣。尝观汉世，尽心刑名，未有如宣帝者。既置廷尉平，以平郡县所鞫之狱；又斋居决事，以平廷尉所上之狱。分理于人，以详其法；亲决于己，以审其情。此所以狱无冤抑，而治称中兴欤！后世用刑者，宜取法于斯矣。


    原文　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繇是被召。


    直解　渤海，是郡名。水衡都尉，是官名。潢池，是积水的洼池。宣帝地节四年，召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京，将大用之。因他年老不堪公卿之任，遂拜为水衡都尉。盖取其官职亲近，事务清闲，所以优待之也。先年渤海及左右邻郡，连岁饥荒，有司不恤其民，盗贼处处生发，二千石官都不能擒制。宣帝忧之，命公卿大臣，各选举有才略堪做这郡太守者。那时丞相、御史都说龚遂可用，于是宣帝就拜他为渤海太守，召来面见。问他说：“如今渤海郡盗贼甚多，我用你为太守，你有何方法，能使盗贼止息？”龚遂对说：“盗贼之起，非出本心，其初都是陛下的赤子，只为这渤海郡在东海边，地方窎远，不得沾被圣化。又遇着岁荒，其民困于饥寒，有司官不加怜恤，那饥寒困苦的，无可告诉，不得已失身于盗贼，为一时苟活之计，致使陛下的赤子，偷弄陛下之兵于洼池中，以鼠窃狗偷为事耳，非真有他志也。今陛下命臣为太守，责臣以除盗，不知欲臣以兵剿而胜之邪，或以德抚而安之邪？”宣帝说：“我选用贤良太守，正要抚安百姓耳，但不知抚安之道何如？”龚遂对说：“臣闻治乱民，如解那结住的绳索一般，不可太急。绳子结了，须慢慢地理他，然后可解。百姓方乱，须慢慢地处他，然后可安。若急之，则愈加扰乱矣。臣愿丞相、御史且莫拘臣以文法也，勿责效于旦夕，但凡可以安民的，许臣得一切以便宜行事，庶几盗可化而民可安也。”宣帝见他说的有理，就依他所奏，仍赏他黄金以宠其行。龚遂既受命，就驰驿到渤海郡界上。郡中闻有新太守到，发军马来迎接。龚遂一个也不用，都发放回去，一面行文书，戒敕所属各县，把捕盗的官吏尽行散遣。只晓谕百姓每说：“但是手里执着锄头镰刀并各样农器的，便是好百姓，官府不必问他；惟是执着刀枪弓弩的，才是盗贼，方许拿问。”于是龚遂坐着一辆车子，独自行到府中，也不要人马防护，这是示百姓以不疑也。那做盗贼的，闻得新太守教条如此，都即时解散，丢弃了刀枪弓弩，去持着钩锄田器，各安生理，变为良民，不须剿捕，都平静了。乃开仓廪，把有司蓄积的米谷假借与贫民为资。又选用郡中的好官，以慰安牧养之，使无失所。龚遂又见渤海是古齐地，齐俗奢侈，好做工商末技，不事田作，所以民穷盗起，乃躬行俭约，以倡率百姓，劝他务农田，治蚕桑，以为衣食之资。郡中百姓，但有带持刀与剑的，就教他卖了剑去买牛，卖了刀去买犊。且晓谕他说：“你这一口剑，就是一只牛，一口刀，就是一个犊。你为何将这牛与犊带在身上，有何用处？今变卖了去耕田，务本等生理，却不是好？”又亲自循行田亩中，劳来劝勉那务农的人，使他及时耕作。自是百姓感化，不敢为非，郡中渐渐都有蓄积，衣食足，礼义兴，狱讼止息，无复有为盗贼者矣。龚遂之治渤海，其功绩显著如此，宣帝征召他为水衡都尉，盖繇此故也。夫渤海之盗，前守以一郡之兵，制之而不足；龚遂以咫尺之书，散之而有余。可见弭盗之方，不在逐捕，而在抚循矣。然渤海之盗，起于年岁饥荒，百姓穷迫，故龚遂得以抚绥解散之。若强暴无赖之徒，不因饥寒，无所逼迫，而横行郡邑，劫掠人民，若以龚遂之法治之，则迂矣。遇着这等的，必须先用威以剿除之，后用恩以抚绥之，而后可。


    原文　魏相上书谏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


    直解　萧墙，是门内的墙。宣帝因匈奴尝侵扰西域屯田的军士，遂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要兴兵伐他。丞相魏相恐劳民动众，上书谏说：“臣闻武不可黩，兵贵有名。彼因敌国之暴乱，乃出兵讨之，以救其乱，而诛其暴，这叫做义兵，兵出于义，则人心归服，可以为王；因敌国先来加兵于我，不得已，出兵以御之，这叫做应兵，兵出于应，则士气奋厉，可以取胜；若争恨小故，不忍其愤怒之心，而必出兵以报之，这叫做忿兵，兵出于忿，则轻举妄动，必至于伤败；若利敌人之土地货宝，而出兵以夺之，这叫做贪兵，兵出于贪，则见利忘害，必至于覆破；若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民人之众，而大兴师旅，欲以示威于敌国，这叫做骄兵，兵出于骄，则士卒苦其劳，敌国乘其敝，不至于灭亡不止矣。可见兵有顺逆，则事有成败，不可不慎也。近年以来，匈奴常通和好，未见有侵犯我边境，纵是争些屯田小事，亦不足介意。今闻朝廷之议，欲因匈奴衰弱，遂兴兵深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是出何名者也。以义兵，则匈奴之暴未著；以应兵，则边境之警未闻。其无乃近于骄忿之兵乎？且今年天下所奏刑狱的起数，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可的变故，风俗败坏至此，深为可忧。今左右群臣皆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芥小忿于远夷，臣恐下伤人民之命，上干阴阳之和，外寇未平，内变先作。如孔子所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不惧哉？”于是宣帝感动，就从魏相之言，弃了屯田的地界与匈奴，不复争焉。自古帝王制御夷狄之道，莫急于自治其内。若朝廷之上，纪纲振肃，邦国之间，风俗醇美，内地无虞，根本牢固，虽有夷狄外患，亦不足忧。若内治不修，百姓不安，虽无夷狄外患，亦为可虑。魏相不以匈奴为患，而惟以风俗为忧，深见远虑，戢兵保民，真可谓贤相矣。


    原文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奏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未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直解　宣帝时，以魏相为丞相。魏相为人有治才，通达国体，他见得古今异宜，帝王迭兴，都有个立国规模。为后世子孙者，只当遵守他祖宗的法度，不宜远慕上古，徒务虚名而无实用。汉自高帝至今六世，中间阅历事变已多，一切因革损益，纤悉具备。在今日为君为臣的，只该讲求旧法，补偏救弊，自足以致太平，不必远有所慕。所以他平日只喜观汉家的故事，及先朝贤臣所条陈便民切要的章奏，把国家的事体，一一都讲究得熟了。及为丞相时，所条奏的，都是汉兴以来，一切便国宜民已行的故事，及文帝、武帝时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请施行。既不务虚名而慕古，亦不出意见而喜新，但求以利国家而已。他又见得天下太平，朝廷易生骄逸，那四方非常之事，足为警戒的，恐有司未必尽报，朝廷无繇得知。于是敕告丞相府中掾史，但是出去各地方勘事转来复命的，及给假回籍，从他家里回到衙门的，都着他陈说各地方所见异常的事。或有悖逆盗贼及风雨不调、水旱疾疫、灾变的事，各处有司官未及上闻，魏相先都知道了，己即奏过宣帝。因此有司不敢隐匿，四方民情疾苦得以上闻。他与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所任用者，魏相性严明，丙吉性宽厚，然两人一心尽忠于上，共辅朝政，彼此相济，绝无猜忌嫌疑之意，宣帝都敬重之。这一段，是叙魏相之贤。观其好观汉家故事，见他深识治体；观其奏白四方事情，见他留心民瘼；观其与丙吉宽严不同，而能同心共济，又见他能公忠体国，克己忘私。此魏相之所以为贤也，后之为臣者宜以之为法。


    原文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称病。上闻之，使侍中金安世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直解　汉时把京畿内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左冯翊，三曰右扶风。这三郡，皆以辅翼京师，总叫做三辅。少府，是九卿官，管内府上用的钱粮。左迁，是降调。汉时以右边为上，左边为下，所以降官的叫左迁。宣帝时，有个文学贤臣萧望之，宣帝知其才，亲自擢用，三年间，超迁至少府卿。以他经术精通，持守端重，又咨访他国家大事，他能援古证今，论议有余，其材他日可以为丞相。但未知其政事何如，欲详悉试验他，然后大用。乃复除望之为左冯翊，把这繁难的地方着他做，以观其治民之才何如。这本是宣帝的美意，但望之以为少府卿又着他出去治郡，似与降调一般，因此望之心怀疑虑，恐有不合上意处，故有此转，即称病乞休。宣帝闻之，乃使侍中金安世到望之家，宣谕他说道：“朕凡简用大臣，都先使他经历治民，以考其功能，而后用之。你前日虽曾做平原太守，不多时，历任日浅，功绩未曾表见，故今复试之于三辅，欲以详考其治民之材耳，非他有所闻而左迁之也。”于是望之才安，就去赴任管事。后为冯翊三年，果能称职，累迁至御史大夫。这一节，见宣帝不轻于任相如此。盖宰相上佐天子，处分天下事，非才德并茂、文学政事兼优者，不足以胜其任。故宣帝虽知望之之才，而犹必试之于三辅，可谓慎且重矣。


    原文　颍川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之。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伤！”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


    直解　颍川，是汉郡名。长吏，是县令以下通称。许丞，是许县县丞。督邮，是郡守差去督察属县的官。京兆尹，即今府尹。宣帝时，良吏最盛，以黄霸为首。黄霸做颍川郡太守，力行教化，不尚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那百姓每，化导他为善，非甚不得已，不加刑罚。所属长吏，有个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官访察回来，说这官老疾，该着他致仕回去。黄霸说：“这县丞是个清廉的好官，虽是年老，筋力未衰，尚能参见官长，拜起送迎。纵使耳聋重听，何害于事？着他照旧供职。”或问说：“这官已老，何故留他？”黄霸说：“夫长吏者，为民父母，不可轻率变动。若屡次更易，此往彼来，百姓每送这旧的，迎那新的，一切支应礼节，不无费用。又有一等奸猾吏胥，乘此交代之际，旧官已去，新官初到，出入文卷，都在其手，因而隐匿弃绝，侵盗财物，无可稽查。公私费耗甚多，都是民之膏血。及至换来的新官，又未必胜似旧的，或反不如前官，徒增这一番扰乱，有损无益。故有司官，苟非贪酷为民害的，纵是老疾，不必数易。凡治道只去其太甚者耳，岂可琐屑纷更？事在得己，且勿轻动。”黄霸之为治，外虽宽厚，内实精明，以此能得官吏百姓的心，个个都道他好。郡中户口，每岁增加，考其治绩，为天下第一。宣帝遂征召他，着权署京兆尹事。盖不次超擢，以旌其能，可谓得激劝之道矣。夫自汉以来，称循吏者莫如黄霸。然霸之抚百姓，待属官如此，何尝以严峻为风力哉？至其论数易长吏，公私费耗之弊，又可以知守令之当久任矣。此任人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蝤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直解　悃，是诚信。鼎俎，是烹调饮食的器具。世传伊尹善知五味，在微贱时，曾身负鼎俎为庖厨之事，后来成汤知其贤，举以为相。鼓刀，是摩刮其刀。世传太公未遇文王时，曾做屠户，宰杀牲口，后来文王知其贤，尊之为师尚父。百里，是百里奚。自鬻，是自卖。百里奚贫时，曾自卖与人，替人牧羊，后来秦穆公举以为相。甯子，是甯戚。饭牛，是喂牛。甯戚贫时做车户，在车下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听其歌词，知其非常人，举而用之，任以国政。伯牙，是古之善抚琴者。递钟，是琴名。逢门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乌号，是弓名。初宣帝闻益州人王褒，有俊美之才，善为文章，取他来京。宣入面见，命他做个圣主得贤臣的颂。王褒遂献颂一篇，其辞说道：“夫贤才之人，能为人君建功立业，随用随效，就如工匠手中的利器一般。匠人无利器，则不能成工作之事；人君无贤臣，则不能建太平之业。所以为人君的，当其未得贤人之时，须旁招博访，卑身屈己。或求之于在朝，或求之于在野，只要得个贤臣与之共理，就如匠人寻求利器的一般，这时节何等勤劳。及其既得贤人之后，便把国家的政务，一一都付他干理，自家只是总个大纲，不必身亲劳苦。譬如工人得了利器，自然不费气力，这时节何等安逸。然则人君之欲致治者，莫贵于得贤明矣。然不惟人君贵于得贤，而贤人亦贵于得君。古昔贤人未遇明君之时，上之人都不知他。为国家图谋事功，揆度计策，则君不用其谋；披沥肝胆，陈露忠诚，以自效于君，则君不然其信。所以伊尹勤劳于鼎俎，太公久困于鼓刀，百里奚卖身，甯戚养牛，皆遭罹此患也。及其遇了明君，遭逢圣主，运筹画策，即合上意；谏诤过失，即见听纳；进退左右，则得通其忠；居位任职，则得行其术。如伊尹居保衡之重，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奚之相秦国，甯戚之任齐政，载之青史，至今称之。夫此一贤人也，遇主则见用，不遇则见疑，身之穷通，名之荣辱，顾所遇何如耳。然自古贤臣易得，明君难遇。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有了君，则自然有臣，就如虎啸而风声自然凛冽，龙兴而云气自然拥护，蟋蟀必待秋才吟，蜉蝤必待阴才出。这虫豸变化，也各有时候，况贤臣效用，岂不待圣明之时？所以《易经》上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人君以圣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龙飞在天上。为臣的，遇这时节，利见这等的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诗经》上说：‘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思，是语助辞。皇字，解做美字。言美哉此众多之贤士，都生在周文王的国中。这等看来，可见世道清平，主上明圣，那俊乂的贤士，感时思奋，自然出来效用。圣君明明在朝，贤臣穆穆布列，元首股肱，联合为一体，精神意气聚会于一堂。君得臣，而益见其圣；臣得君，而益见其贤。主既圣，臣又贤，以圣主而用贤臣，两下里情投意合，言听计从。便就是以善抚琴的伯牙，而操递钟之古琴，以善射的逢蒙，而弯乌号之良弓，也比不得那君臣相得的意思。故圣主的功业，不能独成，必须待贤臣而后弘大；俊士的德行，不能自见，必须待明主而后显著者也。君要得这样臣，臣也要得这样君，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就如那鸿雁的毛羽，遇着顺风，翼然奋迅，大鱼在溪壑乘着顺水，沛然放纵，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为？垂衣拱手，坐致太平，天地之休征自应，人君之寿考无穷，这就是长生的道理。又何必偃仰屈伸如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然后可以得寿哉！”彭祖、王乔、赤松，都是古时仙人。偃仰屈伸、呴嘘呼吸，是导引运气之术。这时宣帝颇好神仙，故王褒应制作颂，篇终及此，所以寓讽谏之意焉。


    原文　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诏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萧望之以为：“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直解　款字，解做叩字。五原塞，是五原郡的边塞。自汉兴以来，匈奴强盛，常与中国抗衡。至宣帝时，匈奴衰乱，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争立，被郅支杀败，恐不能自保，乃谋事汉，以求中国之助。甘露二年，单于亲领人马，到五原郡的边塞，叩请边吏，说他愿奉国内珍宝来朝汉天子，比于藩臣。宣帝许之，先命公卿大臣议定他朝见的礼仪。那时丞相御史议说：“先王之礼，先中国而后夷狄。今待虏酋宜如诸侯王之礼，但其位次须在诸侯王之下。”独太子太傅萧望之议说：“匈奴本是汉之敌国，政教所不加。今虽来朝，宜待以不臣之礼，位次在诸侯王上。”宣帝采用望之之议，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当朝谒时，赞礼者只称臣而不称名，盖以客礼待之也。自古边境之安危，常视胡运之盛衰。汉兴以来，德莫盛于文帝，威莫强于武帝，然不能使匈奴之臣服也。至宣帝时，乃称臣纳款，稽首来朝。虽繇宣帝贤明、中国治安，然亦适当虏运之衰，故宣帝待以不臣之礼，以示非威德之所能致。盖天子之谦德也。自是终西汉之世，匈奴感恩归义，朝贡不绝，边境无事者数十年，岂非其礼让恩信，有以深结其心故哉！


    原文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直解　是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宣帝见塞外戎狄都来宾服，因此思想起一时辅佐的贤臣，为吾之股肱，运谋宣力，内修外攘，以致有今日。追念他的好处，不可泯灭，宴表而扬之，以明示四夷，永垂来世。乃使画工图画其人于未央宫中麒麟阁上，模仿他的形容体貌，佥署他的官爵姓名。第一个是霍光，独不书其名，上面只写说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因他曾受武帝顾托，拥立昭帝，其后又定策迎立宣帝，辅佐三朝，功德茂著，故尊重之，而不名也。其次是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都有定策宿卫，及征讨戎狄之功。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有同心辅政之功。太仆建平侯杜延年、宗正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也都各随职业，尽忠效劳。典属国苏武，曾在匈奴中，持节一十九年，为戎狄所敬重。这十一个人，都有大功德于社稷，当世的人，都知其名，以此用图画表而扬之。要显见这中兴的辅佐，就比着周宣王时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一般。盖宣王是周家中兴之贤君，方叔、召虎、仲山甫，都是中兴之名臣，今所图画的十一人，亦可与他并美而无愧焉。宣帝此举，一以不忘诸臣之功，见得宾服之有自；一以明示来朝之夷，见得中国之有人；一以流传于天下后世，见得当时君臣相与之盛，且以为后来辅佐者之劝。盖其意微矣。

 汉 纪

    <h2>元　帝</h2>


    孝元皇帝，名奭，是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初元元年，上素闻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他赋役，故家给人足。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天子善其言，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直解　太仆，即今之太仆寺。水衡，即今之上林苑监。王吉、贡禹两人当宣帝时致仕回家。元帝素闻这两人都通经术，且操行廉洁，心甚重之。即位之初，特差使臣赍诏去行取来京。此时两人都已年老，王吉在路上病故，只贡禹到京。元帝除授他做谏大夫，常虚心问他以政事。贡禹奏说：“为政莫先于爱民，而爱民必先于节用。古时人君躬行节俭，宫室有限，服用朴素，宫女不过数人，御马不过数匹，所自奉的甚简。故其取民之财，每十分则税他一分，其用民之力，每一岁只使他三日，此外再无别项科敛差役烦扰百姓。所以当时的百姓家家富给，人人充足。后世宫室大广，服用太侈，宫人与御马太多，而百姓太困。臣愚以为今朝廷用度，欲尽如上古之制固难，然亦须略仿古制以自撙节，减损服御，停止工作，凡事皆务从省约以利贫民，庶几得节用爱人之意。”元帝喜他说的有理，遂下诏命诸离宫别馆，车驾不到的去处，不必修理。又命太仆衙门减去食谷的马，水衡衙门省去食肉的兽。他如革服官、省卫卒、弃宜春之苑、罢角抵之戏，这都是采用贡禹的言语，其所利于民者多矣。故元帝之于汉，虽为中材之主，而节俭一事，则实后世之所当法也。


    原文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直解　酎，是新熟的醇酒。汉家常以正月造酒，酝酿到八月间，才取以荐宗庙，叫做酎祭。永光元年秋，元帝当酎祭宗庙，从长安城西便门出去，要就水路乘楼船以行。御史大夫薛广德拦着车驾，除下冠帽，叩头说道：“车驾该从桥上去，不可乘船。”元帝未及听从，且着他戴了冠帽起来。广德一时急切奏说：“陛下若不听臣，必要乘船，臣就自家刎死，把颈血来秽污了车轮。陛下不得洁净，难以入庙行礼矣。”元帝见他言语说得太直戆，心下不喜。于是光禄大夫张猛进前解说：“臣闻自古以来，主上明圣，臣下乃敢直言。盖以主圣，则能宽容听纳，人臣得以尽言而无所忌讳故也。今论事理，乘船则风波危险，就桥则道路安稳，圣主举动务为安稳之图，不履危险之地。今广德恃圣主在上，言语虽欠婉曲，然意在爱君，不欲其乘危，似可听从。”元帝的意思方才回转，向张猛说：“晓悟人的言语，都似你说得这等从容明白，岂不是好！何用急迫至于自刎，如薛广德所言耶？”乃从桥而行。夫酎祭非无故而出，乘船亦未必皆危。而广德谏之，其迫切如此，盖以人主一身宗社生灵所系，不可顷刻而忘慎重也。又况逸游田猎，登高临深，车驰马骤，轻万乘之尊而忘不测之虑者哉！此忠臣之爱君，所以不惜尽言，而圣主之所必察也。


    原文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繇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成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下之心，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直解　元帝时，用舍不明，邪正混进。光禄勋周堪、太中大夫张猛等，都以正直无私，为石显所倾陷。刘更生恐怕谗说得行、正人蒙祸，乃上书说道：“臣闻虞舜之朝，命禹、稷、夔、龙等九人做九官，所用的都是君子。那时群贤同心，都济济然以德相让，略无猜忌的意思，何等和顺！众臣既和于朝，则和气感动，万物亦皆和于野。故《箫韶》之乐奏至九成，感得凤凰瑞鸟来仪于庭，而虞以之兴。至周幽王、厉王之际，尹氏皇父等用事，所用的都是小人。这小人与君子不和，积成仇隙，更相非谤，互相怨恨，必欲谋害忠良。那时天地之变交作，日月薄蚀而无光，水泉沸起而不安，山陵或崩陷而成谷，溪谷反填满了成山。又夏月降霜，不顺节令。天灾物变，聚于一时，而周以之亡。繇虞周之事观之，可见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瑞多者，其国必安；灾异众者，其国必危。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未有能易者也。如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皆小人倾陷君子，怨气充塞之所致也。蹈衰周之覆辙，而欲追有虞之盛治，岂不难哉！夫国家之治乱，系于邪正之进退。正臣进用，便是治平的标表。盖正人见用，则所引进者必皆正人，君子满朝，政事修举，国家岂有不治者乎！正臣陷害，便是乱亡的机括。盖正人既去，则奸邪从此得志，小人在位，政事废坏，国家岂有不乱者乎？然邪人所以能害正者，繇上心多疑也。人君于贤人，既知他是忠正的，就该信任他；若心里又疑他未必是贤，或前或却，这叫做狐疑。那小人窥见主上如此不信任贤人，便来百般谗谮贼害他，君子何繇得安其位？于那谗贼的人，既知他是小人，就该斥去他，却又优游姑息，不能断然去之，这叫做不断。那小人无所惩戒，越发放肆，都引类而来，是开群枉之门，而招之使进矣。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谗邪既进，则众贤必退；群枉既成，则正士自消。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二卦，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三阴并进，小人的道长，君子的道消；阴胜过阳，则政日乱而为否。否者，闭塞而昏乱也。三阳并进，君子的道长，小人的道消；阳胜过阴，则政日治而为泰。泰者，亨通而昌盛也。邪正之消长，关乎世运之盛衰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早辨而决断之乎？今以陛下这等聪明圣智，诚能深思天下人的心，都好正而恶邪，于是去谗必断，以杜塞群枉之门，任贤勿疑，以广开众正之路，使邪正是非炳然明白，而举错各当，勿致混淆。则政有治而无乱，世有泰而无否，百灾自然消灭，众祥莫不毕至，以施于天下，乃太平的基本以贻于子孙，为万世的利益，岂不美哉！”大抵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恶小人坏败国家的事，故常欲去小人；小人恶君子攻发他的过恶，亦常欲害君子。顾人君所信任者何如耳。舜之世，不能无小人。然舜诛共工、 兜，而惟禹、稷、夔、龙之徒是用，所以君子得位而九官成济济之功；幽厉之世，不能无君子，然幽、厉疏召公、芮良夫，而惟尹氏皇父之徒是用，所以小人得志，而谗口肆嚣嚣之祸。朝廷之乖和、国家之治乱，惟在君子、小人一进退之间而已矣。元帝恭俭儒雅，亦是汉家贤君，只缘邪正之际，优游不断，知萧望之、周堪、张猛之贤，而不能信用，知石显之奸而不能斥退，致使君子被祸、小人擅权，而汉室遂衰，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成 帝

    孝成皇帝，名骜，是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直解　刘向，即是刘更生，后改名向，是汉之宗室。《洪范》，是《周书》篇名，箕子以天道告武王的说话。成帝时，常有日食星陨、山崩水溢，各样灾异。刘向自以汉家同姓之臣，见得外戚王氏权位太盛，宗社将危，欲上书论谏。而此时成帝方留意于诗书古文，刘向乃借诗书以寓论谏之意。看得《尚书·洪范》篇，箕子为武王陈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应，正可以发明天道，感悟君心。于是就因这书中所说的休咎，采集上古以来，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史书所记祥瑞灾异之类，每件必推寻其行之得失，以原灾祥之所始。又连附以后来祸福，以究灾祥之所终。如某时有某灾异，是因某君臣行的某事不顺，其后果有某祸，皆明著占验，以见变不虚生。又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貌言视听思之五事，加以皇之不极，分做十一门类。其说以为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则有木不曲直之异；弃法律，逐功臣，易嫡庶，则有火不炎上之异；治宫室，犯亲戚，则有稼穑不成之异；好战攻，饰城郭，则有金不从革之异；简宗庙，逆天时，则有水不润下之异。貌不恭，则其罚常雨；言不从，则其罚常旸；视不明，则其罚常燠；听不聪，则其罚常寒；思不睿，则其罚常风；皇不极，则其罚常阴。每门类之下，各引古今灾异为证，以类相从，悉有条目，其书凡十一篇，叫做《洪范五行传论》，奏上成帝。盖欲成帝览前代之休咎，悟今日之得失，庶几遇灾知惧，裁抑外戚以应天意也。成帝本是聪明的人，又多读古书，心里也知刘向忠诚爱国，故意为王凤兄弟专权，特起此论。但内制于太后，外制于诸舅，终不能夺王氏之权。其后王立、王商、王根相继执政。至于王莽，遂篡汉室，而向之书，徒托诸空言而已。


    原文　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凤死，以莽托太后及帝。久之，封莽为新都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直解　五侯，是成帝的母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成帝一日都封为列侯，故叫做五侯。永始元年，那五侯家子弟，恃着朝廷的恩宠，门户方盛。乘此时，争尚侈靡，都以车马驺从、声乐、女色、佚乐、游宴为事，一个要胜似一个。独有王曼早故了，不曾得封。王曼的子王莽是个极奸诈的人。他既孤贫，心里贪慕着五侯家的富贵，却故意矫情立异，以求名誉。乃自家屈体贬损，装做个恭谨节俭的模样，勤劳其身，从师问学，博通经传，外面结交英俊的贤士，内里承事伯叔诸父，都委曲而有礼意。此时他伯父王凤为大司马，秉朝政。王凤病时王莽假意侍奉，极其恭谨。王凤感他这意思，临死时，把他付托与太后及成帝，要抬举他。以此成帝常记着在心上，数年后，就封王莽做新都侯。王莽得计，愈加矫饰，爵位越发尊重，他节操越发谦谨，家中但有财物，就把来施与宾客，专干那恤孤济贫的事，自家更无蓄积。那时人都被他瞒过了，人人称颂他的好处，王莽的虚名日益隆盛，一时遍洽中外，倾压其诸父之上矣。其后竟代王根为大司马，专擅朝政，遂篡汉室。夫外戚之家习为侈靡，志在车马声色，此其常态耳。至于折节为恭俭以收众心，此其大奸不可测也。故王莽初时，以此欺哄其伯叔宾客，以致声名、取爵位。爵位既极，又以此欺哄天下的人，而倾夺汉室，此所谓渐不可长者。向使成帝于诸舅，止厚其恩赉，勿令秉政，使他无可希觊，虽有王莽之奸，亦何所施乎？善处外戚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上意解。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直解　槐里，是汉时县名。素餐，是空食俸禄。尚方，是内府。讪，是谤。龙逢，姓关，是桀之臣，比干是纣之臣，二人皆以直谏，为桀、纣所杀。是时，王氏专权乱政，朝臣多趋附之。有安昌侯张禹以经学为帝师，乃成帝所尊信者。他也惧怕王家威势，遂曲意党护，与他结好以自保富贵，其负国之罪大矣。有原任槐里县令朱云为人刚直敢言，恶张禹如此，乃上书求面见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云向前直说：“如今朝廷大臣，个个尸位素餐，叨享朝廷的爵禄，无有肯尽忠于上者，臣窃愤恨之，愿赐内府斩马剑与臣，先斩断一个佞臣的头，以警其余。”成帝问：“佞臣是谁？”朱云对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无礼，居下谤上，当大廷中辱我师傅，其罪该死不赦！”侍班御史就拿朱云下殿。朱云攀扯殿前槛干死不肯放，御史又拿得急，把槛干扯断了。朱云乃大叫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臣今亦以直言被戮，得从二臣游于地下，同为忠义之鬼，臣愿足矣！但不知圣朝后日何如耳！”御史遂拿朱云出去，罪且不测。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取去冠帽，叩头于殿下说道：“此臣从来狂直。使他说的是，则不可诛；纵使说的不是，然其心只是为国，亦当优容之。”于是成帝怒意解释，朱云才得免死。到后来修理栏干，成帝吩咐说：“这栏干不必改换，只把那坏了的修补起来，留个遗迹，使人知道是朱云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奸臣擅权，其初犹有忌惮之心，只因邪佞小人惧怕威势，贪图富贵，群然阿附，结成一党。至于忠臣义士，间或有发愤直言者，又不蒙听纳而反以得罪，则奸臣之势遂成，而人主孤立于上矣。所以为君者最要优容狂直之言，以潜消壅蔽之祸。今成帝知宥朱云，且辑槛以旌之，然不能疏张禹之宠、抑王氏之权，而汉之天下竟为王氏所篡，岂不深可恨哉！

 哀 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也。成帝无嗣，召而立之，在位六年。


    原文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公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繇是遂衰。


    直解　哀帝在藩府时，见得成帝之时，外戚擅政，威福下移，权胜私门，禄去公室，皆以主威不立之故。及即位之后，屡次诛杀大臣，欲以尊强主威，仿效以前武帝、宣帝的行事。其志未尝不锐，而乃宠信谗谄之人。如侍中董贤等，皆以嬖佞而至三公。憎疾忠直之士，如丞相王嘉等，皆以直言蒙祸。以此举动，岂能使人心悦服？虽杀之而不畏矣。所以汉家基业从此遂衰，不可复振，王莽因得篡而代之。夫济弱者不于威，而建威者在于德。哀帝承元成之后，国势已弱，奸臣擅命，诚能正身修德，信任忠贤，秉至公以明赏罚，操威福以驭海内，则奸邪无敢肆其志而主威立矣。不知出此，而徒欲假诛杀以振之，尚可得乎？其致倾危，非不幸矣。

 平 帝

    孝平皇帝，名衎，中山王之子。哀帝崩，无子，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原文　初，长沙定王发，四世孙南顿令钦生三男：、仲、秀。性刚毅慷慨，有大节。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穑。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历谶记，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轶往迎秀，与相约结，定谋议。归舂陵举兵，于是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与下江将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诸部齐心，锐气益壮。


    直解　宛，是县名，舂陵，是乡名，都在今河南南阳府。王莽既篡汉祚，暴虐无道，至其末年，天下叛之，盗贼并起。一伙在江夏新市地方，王匡、王凤为首，叫做新市兵；一伙在江夏平林地方，陈牧为首，叫做平林兵；一伙在荆州地方，王常为首，叫做下江兵。这时节，天下人心皆复思刘氏，于是光武皇帝乘时起兵，以兴复汉室。这一段是记光武初起兵时事。初景帝第六子名发，封于长沙，谥为定王。定王四世孙名钦，为南顿县令，生三子：长的名，字伯升；次的名仲；少的名秀。秀即光武皇帝。刘为人生性刚毅，慷慨有豁达大节，不治产业。光武状貌生得异常，鼻准隆高，额上有骨耸起，叫做日角，性却勤于稼穑，喜治产业，与不同。常讥议戏笑他，比他做高祖的兄刘仲一般。盖刘仲只知治生，无远大之志，故为高祖所笑。光武岂是这样人？乃处乱世，韬晦当如此。那时宛县人李守，好习天文符命的书，豫先知道兴废。当王莽篡汉时，私对他儿子李通说：“看图谶上，刘家气运还当中兴，我李家当为他的辅佐。”及至新市、平林兵起，迫近南阳，郡中骚动。李通有个同祖兄弟叫做李轶，对李通说：“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汉家宗室在南阳郡的，只有舂陵乡刘伯升兄弟，散财结客，泛爱容众，可与他共图大事，兴复汉室也。”李通心下常记得他父亲的言语，便笑说：“这乃是我的本心。”此时光武在宛县，李通就着李轶去迎接他来，与他相约结定谋议，回到舂陵地方，同起义兵。于是刘亲自佥发舂陵子弟为兵，那各家子弟心下怕惧，都逃躲了，不肯从他。及见光武穿着大红、戴着大帽，都惊异说道：“他平生谨厚，不肯胡为。如今也做这等事，想是大事可成，但从他去不妨。”子弟每乃稍稍自安，出来应募，共得子弟七八千人。一面去招集各伙在山泽的，与下江将帅王常，及新市平林的兵马，会合一处，以助声势。于是王常、王凤、陈牧等诸部齐心，南阳子弟锐气益壮矣。夫南阳之人，刘以豪侠率之而亡匿，光武以谨厚倡之而服从，可见此时众心之所属，已在光武矣。济大事者，以人心为本，此汉室之所以复兴也。


    原文　更始遣将攻武关，三辅邓晔、于匡起兵应汉，开武关迎汉兵。诸县大姓亦各起兵称汉将，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九月戊申，兵从宣平门入。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莽之渐台。晡时，众兵上台斩莽首，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直解　更始，是汉之宗室，名叫刘玄。王莽之末，汉兵并起，共立刘玄为天子，号更始皇帝。渐台，是太液池中的高台。脔，是肉块。汉兵既大破王莽兵于昆阳，乘胜长驱，于是更始遣其大将军申屠建攻打武关，欲入关中。那时人心思汉，三辅地方豪杰有邓晔、于匡，两人共起义兵为汉兵内应，开武关迎纳汉兵。关中各县的大户也都起兵自称汉将，愿助汉兵共诛王莽。而长安旁近去处的义兵也四面齐至，会于长安城下。九月戊申日，汉兵攻破宣平门入城，举火焚烧宫室，延及掖廷宫、承明殿。王莽走去宣室前殿避火，不知死在旦夕，尚且为魇镇之术，乃移席随北斗柄所指而坐，对群臣说：“天生德于我，使我受命为天子，汉兵其奈我何？”其欺天罔人如此。至庚戌日平明，兵火愈迫，群臣扶王莽往太液池中的渐台，欲阻水以避之。汉兵遂围其台。至日晚时，众兵上台，斩了王莽的首级。众将士每将王莽的身尸碎割了，逐节而解，逐块而分，都拿去请功，因此相争相杀者至数十人。此时更始都于宛县，申屠建乃传送王莽首级至宛，枭之于市。百姓每都怨恨王莽，共取其头掷击之，或切食其舌。自古乱臣贼子受祸之惨，未有如王莽者。盖汉家德泽尚在人心，王莽乃乘其孤寡，逞其奸诈，一旦夺而有之，是以人心共愤，义兵四合，不旋踵而遭屠戮之祸，此可以为万世篡贼者之戒矣。


    原文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繇是识者皆属心焉。


    直解　洛阳，在今河南府。刘秀，即光武皇帝。司隶校尉，是官名。三辅，是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帻，是裹头的巾。初，更始建都于宛，及取了洛阳，又要迁都于洛阳。此时光武尚在更始部下为将军，更始乃命他行司隶校尉的事，着他前去整理修葺洛阳的宫阙官府。汉家旧制，司隶校尉主督察三辅等地方，其僚属有从事史十二人，以司督察。光武既做这官，便设置僚属，作为文书，移与属县，其从事人员主司督察，一如旧制。那时三辅地方的官吏士卒，往东去迎接更始，见他手下各将帅过去的，只用巾帕包头，不戴冠帽，又穿着短窄的衣服，似妇人装束一般，莫不笑之。及见光武的僚属，其衣冠结束，都是旧时的制度，件件齐整，百姓每欢喜不自胜。其中老吏曾见旧日太平景象的，或感怆垂涕说道：“不意今日扰乱之后，复得见前时汉家官属的威仪如此。”自是有见识的，都归心于光武，愿推戴之矣。夫观当时百姓，一见汉官威仪，遂至于垂涕叹息，则人心思汉可知矣。宜汉之已废而复兴也。此虽光武之动依礼法，有以得人心，亦孰非其祖宗之遗泽，尚存而未泯哉！


    原文　更始拜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悦喜，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直解　汉家以大司马秉朝政，官品最尊。此时更始已平河南，都洛阳，乃除授光武行大司马的事。就着他持了符节，渡河而北，循行各州郡，镇抚慰安之。这时王莽暴虐，官吏不才，赋繁刑重。光武既到河北，所过郡县，便引见那郡守县令以下各官吏，一一考察其行事。有贤能的，即升迁之；其不职的，便罢黜之。狱中囚徒，轻重罪名都审录过，拟议停当，即时发遣。尽除去王莽琐碎的法度，崇尚宽大。前此王莽妄拟成周改汉官名，如郡守改名大尹，县令改名县宰，似此等类，一切革去，复用汉家旧时官名。于是官吏百姓每个个欢喜，都争先来迎接，牵牛担酒，献上光武，以犒劳军士。光武不欲烦费百姓，都辞了不受。昔高祖入关，除秦苛法，吏民争以牛酒迎献，高祖悉却不受，恐烦劳百姓。今光武循行河北，除莽苛政，吏民亦争以牛酒迎劳，光武亦却之。此可见光武之宽仁能得民心，同符于高祖，而帝王之施为气象，自与寻常不同也。


    原文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邺。秀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直解　策，是马棰，即今之马鞭，古时以竹木为之，故谓之策。邺，是县名，即今彰德府地方。赤眉、青犊，是当时诸贼的名号。南阳人邓禹，从小时就认得光武非常人，与他结识。光武初起南阳，邓禹未及随从。及光武领兵抚定河北，邓禹闻知，乃杖马策慌忙追赶，渡河到邺县地方才赶上了。光武见他远来，问他说：“我奉诏书，以便宜行事，得径自封爵除官。你今远来，莫非要官做么？”邓禹对说：“不是要做官，只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随侍左右，亦得少效尺寸之劳。干些功业，他日书在竹帛上，流芳千载，不枉了平生所学耳！”光武喜笑，就留他同宿。邓禹因乘间劝光武说道：“如今山东未安，盗贼群起，赤眉、青犊之类动辄啸聚数万人。更始既是常才，不能自家听断，而委政于下。他手下的诸将，又都自庸人暴起，所志不过图些财帛，争用威力以凌人，只求朝夕快意而已。何曾有个忠良明智之士，深虑远谋，欲上以尊君，下以安民者乎？君臣如此，其亡可立而待。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归服；又军令整肃，赏罚明信，举动自与凡人不同。今能平定天下者，非公而谁？为今之计，莫如礼贤下士，延纳天下的英雄，除残去暴，务悦天下的人心，复立高帝之业，以救万民之命，却不是好？且以明公之才图取天下，天下不难定也。何必屈身于更始，虚用其力于无成之地哉？”光武听了大喜，因命邓禹常宿歇帐中，与他私定计议。每任用诸将，多访问于禹。凡禹所荐的，一一都当其才，其知人如此。尝观萧何之劝高帝，有养民致贤人一言，高帝用之以成帝业。今邓禹亦劝光武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其意正与之合。萧何有发踪指示之功，而邓禹亦能举用诸将，各当其才。此其所以为佐命之元功，而与萧何并称也欤。


    原文　大司马秀至蓟，会王子接起兵蓟中，以应王郎，城内扰乱。秀趣驾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芜蒌亭，时天寒烈，冯异上豆粥。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


    直解　蓟，是县名。芜蒌亭、下曲阳、滹沱河，都在今真定府地方。澌，是水上流冰。这时光武为大司马，安辑河北，行到蓟县地方，适遇着邯郸王郎作乱。蓟中有个宗室王子刘接，起兵要与王郎连合，以此城内扰乱。光武急忙乘车走出，所过地方不敢复入城邑，只歇息在路边人家吃饭。行到芜蒌亭，时天甚寒冷，又无粮米，冯异煮豆做粥，进与光武充饥。又行到下曲阳县，听得王郎的车马在背后赶来，那从行的人个个惊恐。行至滹沱河，探候的吏回报说：“河水里流下冰来，不曾冻合，没有船只，怎生渡得过去？”光武使其将王霸前去打探。王霸看了，果是难渡，恐怕惊了众人，不如权且说渡得，以安众人之心。且要诸将士都到河边，临着河水以为险阻，待那贼兵到时，众人见前面没走处，只索与他死战，这就是韩信背水阵的意思。于是回还，对众假说：“河冰坚固，人马都过得去。”官兵听得这说话，个个喜欢。光武笑说：“先间候吏的言语，果是谎说。”即便前去。及到河边，那河水真个也就冻合了，光武便着王霸监护众军渡过河去。刚刚渡得数骑人马到岸，冰已开了。此时光武甚见窘迫，偶遇河冰，幸而得免，岂不是天意？然亦因光武能除暴安民，有此盛德，感格上天，故扶持保佑之如此。若不能修德，徒靠天命，欲侥幸于或然之数，岂有此理哉！


    原文　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直解　披，是阅视。舆地图，是天下地里之图。那时天下郡国，多为盗贼所据。光武一日阅视天下地图，指示邓禹说道：“天下郡国这等广大，如今才收复了河北数郡，是十分中才得了一分，怎能勾便得各处平定？你前日见我时，就说以我去图虑天下，指日可定，莫不忒看得容易了，此是何故？”邓禹对说：“自汉室中衰，盗贼并起，四海之内，纷纷扰乱，只以劫掠为事，无有能替百姓每做主者。这时人心思想要得个圣明之君，以为依归，就如初生的孩儿要得个慈母，靠他乳哺一般。自古以来，兴王之君，只看他德之厚薄如何，不在地之大小。若是德厚，人心归之，虽无尺土，亦可以成大业；如其德薄，人心离散，虽有天下，亦必至于亡。今只宜论德，何必论地？”前此邓禹曾劝光武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这就是修德的事，所谓天下不足定者此也。中兴诸将，识见未有能及此者，故邓禹战伐之功，虽不加于诸将，而独为一代元勋，岂非以其能识天下之要务哉！


    原文　五月，王霸追斩王郎。秀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直解　反侧子，是反覆无定、怀二心的人。更始二年五月，光武既连破王郎之兵，王郎战败逃走，王霸追击斩之。光武入邯郸，收王郎遗下的文书，捡得当时河北官吏百姓每与王郎往来交通及谤毁光武的言语，有数千纸。光武通不查看，即时聚会诸将，对众烧之，说道：“这书我若查他的姓名，未免人心疑惧。不如尽行烧毁，泯其形迹，使反侧之徒得以自安。”盖帝王以天下为度，不修私怨，不计旧恶。况当时祸乱初平，人心未定，若复究其交通之罪，则将人人自危，而益生动摇之变矣。故光武之烧文书，一则能容人过，见他度量广大；一则务安人心，见他智虑深远。此所以能有天下也。


    原文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悉令罢兵。耿弇进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贵戚纵横，虏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


    直解　光武既诛了王郎，更始见他威名日盛，有疑忌之意。遂遣使者到河北，封他为萧王，就命他罢了兵，与将士每都回京师，盖欲借此以收其兵权耳。那时，光武的意思犹豫未决，欲从更始之命，罢兵回去，又恐失了河北地方，人心离散，汉室难以兴复。于是耿弇进谏说道：“当王莽篡汉时，政令烦苛，百姓每怨苦王莽，复思汉家，所以一闻汉兵之起，莫不争先归顺，望其能除暴救民也。今更始本是庸才，不可以为天下之主，又不能钤束群下。诸将每都专权擅令，不知有朝廷。后妃之家，恃宠使势，不循法度，纵横于京师。甚至虏掠人家财帛子女，放恣无忌，与盗贼一般。其暴虐害人，有甚于王莽者，所以元元之民，困苦无聊，都搥胸呼冤，反想起王莽之朝，以为不如彼时之为安。百姓离心如此，以此知更始决然成不得大事。虽欲辅之，亦何益乎？明公先破王莽百万之众于昆阳，今又平定了河北，功名已著，天下归心。若仗大义以行征伐，谁不响应？只消传一道檄文，分投告谕，而天下可定矣。天下至重，公本汉之宗室，可乘时自取，勿令异姓得之，绝了汉家的宗祀。”光武感悟，乃托辞说：“河北地方尚未平定，未可罢兵回朝。”不赴更始之召。始初更始杀了光武之兄刘。光武一向隐忍，屈己而为之臣，至是见得天命人心，不在更始，乃与他分为两家，各自行事，不复用其命令矣。未几更始果败，而光武遂自河北即帝位焉。大抵天下大器，非庸才所能堪，而人心已离，天命必去，不待成败之既形，而智者能预见之矣。观王莽已篡而诛，更始已立而败，其故皆繇于失人心。而光武之德，为人心所归，卒能兴复汉业。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岂不信哉！


    原文　是时，诸贼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秋，萧王击铜马于，吴汉将突骑来会青阳，士马甚盛。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秀为铜马帝。


    直解　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都是盗贼的名号。突骑，是冲锋的马军。渠帅，是贼首。此时天下无主，盗贼纵横，于是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贼，各领部曲，大众会合，约有数百万人，到处劫掠，扰害百姓。这年秋间，光武为萧王，领兵征剿铜马贼于县。将军吴汉发幽州突骑，来会于青阳县，军马甚盛。那铜马贼以此不敢散出打抢，粮食尽了，乘夜逃去。光式统兵追赶到馆陶县地方，把这伙贼都杀败了，尽数投降。光武因他来降，赦而不诛，就收在部下为用，封其头领为列侯。一时诸将见这伙贼以战败来降，未知其诚伪，萧王如何就这等收用他，心里都疑而未信。那贼来投降的也自危惧，心下不安。光武知道他每这意思，乃下令着投降的各回本营，勒习兵马，光武独自一个骑着一匹马，径到各营中，按行部陈，观看营伍，示之以不疑。于是来降的人，转相传说：“我等新来投降，意思好歹尚未可知，萧王就这等待我，他把一片赤心，推出来放在人的腹中，没有一毫猜忌，他以至诚待人如此，我等安得不倾心归向，愿为效死乎！”繇是数万之众，无不悦服。光武乃尽以投降的人，分派在诸将营中，各自管辖。因此光武的军马众盛，至数十万。此时虽未称尊号，然从此威名大著，远近归心。关西百姓因他能收服铜马诸贼，遂号他为铜马皇帝，一时人心皆愿戴以为主矣。

 东汉纪

    <h2>光武帝</h2>


    世祖光武皇帝，是景帝七世孙。举兵诛王莽，兴复汉室，为中兴一代之始祖，故庙号世祖皇帝。


    原文　还至中山，诸将请上尊号，王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固请之，王不许。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王深感曰：“吾将思之。”


    直解　中山，即今定州。平棘，即今赵州，都属真定府。光武此时为萧王，剿平群盗回到中山地方。诸将马武等料度更始必败，又见光武功德日盛，因劝光武即帝位，称尊号。名号既正，乃可以声罪讨贼。光武谦让不肯听从。又行到南平棘地方，诸将再三劝进，光武尚不肯从。于是耿纯进前说道：“如今众将士每都是各处地方的人，所以抛舍了亲戚，离别了乡土，来从大王于战阵矢石之间，冒死而不顾者，他的算计也只指望大王一旦立为天子，他每就都是佐命之臣。如攀着龙鳞，附着凤翼，乘此机会立些功业，以成就平生的志气，也不枉了相从这遭。如今天时已至，而迟留不决；众心共戴，而违逆不从。不早正天子的位号，臣恐众将士每失了指望，差了计算，个个都灰心解体，思量回去了，何故久抛了乡土亲戚，空自在这里受许多辛苦，为着甚么？将见大众一散，难以再合，大王手下的谋臣猛将既都散去了，却与谁共取天下乎？”光武乃深自感悟，说道：“你这话也说的有理，待我仔细思量，再作区处。”当是时光武所以逊避而不敢当者，以有更始在也。然更始虽在，不过徒拥虚名耳。天下祸乱，岂庸才所能平定乎？观三辅吏士，喜见威仪，王郎追急，滹沱冰合。人心天命，已属光武久矣。继汉家之统者，舍光武其谁？乃犹不得已而后从，此可见真主之气度，与寻常盗名字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原文　行至鄗，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直解　鄗，是县名，即今真定府高邑县。光武因诸将耿纯等劝即帝位，心里尚踌躇未决。行到鄗县，以将军冯异镇守孟津，必探听得长安中的消息，乃使人去召他来，密问他四方动静如何。冯异对说：“更始政事荒乱，必然败亡。汉家宗祀无托，大王既汉家宗室，又且功德隆盛，今宗庙之忧，在于大王，不可拘小节而忘大计。宜勉从众议，早正位号，以奉宗庙之统，以安亿兆之心。”正商议间，适有个书生姓强名华，自关中奉个谶书，叫做《赤伏符》，来见光武。那谶书上说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刘秀是光武的姓名，这句是说，光武起兵，剿灭那无道之人；“四夷云集龙斗野”，这句是说，四方兵起如云之聚，群雄战争，如龙斗于野一般；“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二十八，自汉高祖开国，至光武起兵，凡二百二十八年，故曰四七，汉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火为主，这句是说，汉家天下，中间虽遭一厄，到二百二十八年之间，又有真主中兴，还是汉家作主。看这符谶，都是光武受命、汉家复兴之兆，于是群臣以光武名应图书，又再三劝进。六月，光武乃即皇帝位于鄗县之南，改年号做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夫以光武之功德，又当更始垂亡，天下无主，其正尊位以系人心宜矣。但不必借《赤伏符》以为受命之征。盖谶记之书，乃圣人所不道，多出于方士妖人假造出来，不可尽信。光武既以《赤伏符》即位，遂加尊信，其后用王梁为司空，亦决之于谶语，而郑兴、桓谭，皆以非谶被谴，则惑之甚矣。后世妖书、妖言，实自此始，岂非盛德之一累哉！


    原文　二年，悉封诸功臣为列侯。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叩头让曰：“臣托属掖亲，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从之。


    直解　贵人，是妃嫔的官号。掖，是掖庭，指后宫说。建武二年，光武以天下初定，念诸将征伐之功，乃尽封众功臣邓禹、吴汉等为列侯。那时功臣里面有个阴乡侯，叫做阴识，是后宫贵人阴丽华的兄。前此已受封了，他有军功，又该加封。阴识乃叩头辞让说道：“臣妹在后宫，臣既附托于掖庭为亲属，若再加爵邑之赏，人不说陛下是赏功，只说是偏厚亲戚，有所私于臣，恐不可以昭示天下，使人心服。”光武因他说得有理，就准其辞免。夫外戚之家，不患不富贵，但患富贵太过，盛满难居耳。观前汉吕氏、霍氏及王莽家，皆以亲戚滥封，满门贵盛，终致祸败，大则乱国，小则破家。阴识之辞让，岂非有鉴于前车之覆辙乎？光武从之，亦所以爱厚而保全之也。


    原文　五年，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


    直解　陇右，是地名，在今陕西巩昌临洮等府地方。光武即位之五年，此时西州上将军隗嚣尚占据陇右，使其宾客马援至洛阳朝见光武，以通归顺之意，且欲窥看光武之为人。光武既管待了马援，使来歙持节伴送他回陇右。隗嚣因马援初回，乃引他入卧内，与他同睡同起，私问他以东方事体。盖陇右在西，洛阳在东，故称京师为东方。马援对说：“前到朝廷，主上引入相见，凡数十次。每接燕谈，辄自夜至明，亹亹不倦。窃见主上之才明勇略，皆非常人所能敌也。且开心见诚，把心腹的话都直说出来，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有帝王之度，略与汉高帝相同。至如博览经学，通知古今，其政事与文章辩论，则近代帝王无可比者。”隗嚣问说：“卿看今上比高帝优劣何如？”马援说：“今上若比高帝，还不及些。高帝豁达大度，不拘小节，随时应变，无可无不可。今上好亲理吏事，一言一动，必循着规矩，不肯一些差错，又不喜饮酒，似不如高帝之雄略。”隗嚣见马援这说，以为褒美光武太过，意下不乐，乃应说：“如卿所言，动有节度，又不善饮酒，这正是帝王的美德，然则今上反更胜于高帝邪？”此时隗嚣虽遣使纳款，而其心实持两端，所以一闻马援以光武比高帝，便不乐如此。以今论之，汉高帝天资极高，弘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但不好学，故每事有粗疏处。光武之规模虽不及高帝，而博览经学，动合古法，故事事精密，少有过举。可见帝王聪明，虽得于天纵，而学问之功，亦不可无也。


    原文　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直解　关中，即今陕西地方。咸阳，即今西安府。征西将军冯异，既代邓禹镇守关中，剿除群盗，安集百姓。出入三年，光武一意委任他。关中有个上林苑，原是车驾游幸的去处，冯异屯兵在里面，百姓归附得多，便成一个大都会。那时朝中有人奏他说：“冯异在关中，专制一方，威权太重，百姓每的心都归服他，号他做咸阳王。关中地方只知有冯异，不知有朝廷。其得人心如此，势不可测，须用提防。”这正是谗邪小人离间冯异的说话。光武心里却信得冯异是忠诚为国的人，初不因人言而生猜忌，就把这章奏封去与冯异看。冯异见了惶惧不自安，即上书表白心事，自陈谢罪。光武手诏批答说：“将军于我国家，义虽有君臣之分，恩则犹父子之亲。将军忠义，朝廷备知。纵有人言，岂能离间？何嫌何疑，而怀恐惧之意哉！”这是光武慰安冯异的意思，所以保全功臣者至矣。尝观韩信、彭越俱有开国之功，然高祖一闻疑似之言，便加诛戮，而光武乃能保全如此。虽冯异之谦让不伐，自与韩、彭不同，而光武之以礼御臣，过于高祖远矣。


    原文　冯异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齐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直解　披荆棘，是削平僭乱的意思。钩，是带钩。槛车，是囚车。巾车，是乡名。此时冯异镇守关中年久，思慕朝廷，乃自长安入朝。光武见了冯异，因指示与公卿说：“此人是我起兵时主簿也，相从最久。关中连经更始、赤眉之乱，盗贼纷起，道路不通，如荆棘一般。他能替我削平僭乱，芟除荆棘，以定关中，收复我祖宗的旧都，其功大矣。”朝罢，又特赐他珍宝、钱帛等物，传旨与他说：“先年在河北为王郎所追，仓卒困饿之时，你于芜蒌亭进我豆粥，到滹沱河又进我麦饭，幸得免于艰危，致有今日。你这厚情，久未酬报，今特以此物相报。”夫光武之赐冯异，不专为一饭之德，盖念其相从于患难耳。冯异叩头谢恩对说：“臣闻昔齐桓公与其弟子纠争国，此时管仲臣事子纠，将兵堵截桓公，不使入齐，射中桓公的带钩。及桓公既立，求管仲于鲁。鲁人把管仲缚在囚车里，解送与齐桓公，知他是贤人，亲解其缚，用以为相。其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齐国富强。乃告桓公说：‘愿吾君无以今日佚乐，忘却前日射钩之危；臣无以今日显荣，忘却前日槛车之辱。君臣上下，常念念如在患难之中而后可。’管仲与桓公以此交相警戒，而齐国卒赖其福。臣昔为郡吏，替王莽坚守父城，偶出行至巾车乡，被汉兵拿获，荷蒙陛下圣恩，赦而不诛，以有今日。臣今亦愿国家不要忘了河北窘辱之难，而常兢业以图存；小臣亦不敢忘了巾车赦罪之恩，而必感激以图报，庶几无愧于齐之君臣矣。”光武留冯异住京师十余日，命他与妻子仍回长安镇守。自古有国家者，每能忧勤于艰难多事之秋，而不能不侈肆于宴安无事之日。惟逸能思危，安能惟始者，然后可以履盛持盈，永保天命。故管仲之警桓公以射钩，冯异之动光武以河北，其意一也。然桓公竟以骄侈不终，而光武之恭俭忧勤三十年如一日，其贤于桓公远矣。


    原文　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可使有司察公辅之罪。”帝从之。


    直解　大司农、司隶校尉，都是官名。司农掌出纳钱谷之任，司隶校尉专以督察奸邪。汉家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即是宰相之职。其后王氏以外戚相继为大司马，专擅国政，王莽因之而移汉祚。到光武时，大司农江冯惩鉴前弊，建议奏说：“三公位尊权重，他的罪过无人纠举，恐养成祸乱。今司隶校尉本是京师督察的官，可着他访察纠举三公的罪过，则大臣知所警畏，不敢为非。”这虽是防患的意思，然人君信任辅相，优礼大臣，岂宜如此？于是司空衙门有个掾史陈元，上疏说道：“臣闻人君于臣，有大贤可为师的，能以师礼尊之，法其道德，便可以兴帝业；有次贤可为友的，能以宾礼敬之，资其谟议，便可以图霸功。故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尚父，这便是师臣者帝；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这便是宾臣者霸。若论近世，则我朝高祖也曾优厚相国之礼，如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是也；太宗文帝也曾宽假宰辅之权，如容申屠嘉召治邓通是也。周家之典如彼，祖宗之德如此，今陛下只宜法周文王、武王，修其圣典，法我高祖、太宗，袭其遗德。劳心以下士，无有傲慢；屈节以待贤，无有猜疑。则宾师之礼既尽，帝王之治可兴。今既以为贤，立他为三公辅相，上佐天子，下统百僚。那司隶校尉，一有司官耳，乃又使之访察公辅的罪过，得以持其长短，成甚体统？尚何以为天子之股肱、百僚之师表乎？臣以为断不可如此。”光武因陈元说的有理，即从其言，而待辅相之礼加隆矣。大抵人主任相，只当审择于未任之先，不可致疑于既任之后。前时王莽所以能为祸乱者，乃是信任外戚之过，非信任三公之过也。若缘此故一概猜疑，苛求备责，谗谮易生，虽有太公、管仲之贤，亦岂得行其志哉！贾生有言：“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又曰：“鼠近于器，尚惮不投。”而况贵臣之近主乎？待大臣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又诘责门候，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藩臣礼，大不敬。”良贵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肃然。永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直解　中郎将，是官名，主宿卫侍从之事。门侯，是守城门的官。辟，是举用。强御，是豪强抗拒的意思。来歙领兵伐蜀，卒于军中，还葬洛阳。光武亲率群臣与他送殡出城。有赵王名良，随驾送殡，回来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路。赵王怒，喝令张邯退回车子，让他先入，又怪责城门官，不该先放张邯进城。城门官既叩头谢罪，赵王仍着他当马前走行数十步以辱之。那时司隶校尉鲍永，是个刚正执法的人，就劾奏说：“赵王良位在侯王，本是国家的藩臣，乃不尊朝廷，斥辱天子之命吏，无藩臣之礼，大不敬！”赵王是光武之叔，贵戚尊重，而鲍永乃敢据法劾奏之，朝廷之上因此都肃然敬畏，不敢犯法。鲍永又举扶风人鲍恢做都官从事。都官从事，是司隶的属官，专访察百官之过失。鲍恢为人也刚直敢为，百官但有犯法，即行举奏，就是势要人家，能抗拒有司的，他亦依法纠举，无所畏避。光武常戒谕皇亲外戚家说：“你每各人且当敛手以避那鲍永、鲍恢二人，不要犯法取他劾奏。”夫人臣必能为君执法，而后朝廷之势尊；人主必能容其臣执法，而后朝廷之法行。今鲍永劾奏亲王，鲍恢攻击强御，光武不惟能容，且常举之以戒贵戚，此岂待贵戚之厚，不若一臣哉？盖容二臣者，所以正法也；正法者，所以尊朝廷也。使当时于执法之臣，一犯贵近，即从而加罪之，则人臣孰肯以身守法，而朝廷又安有肃然之治哉！史称光武明慎政体，总揽权纲，观于此益信矣。


    原文　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直解　睢阳，是县名。武威，是郡名。雷同，是同声附和，如雷声之相应一般。光武知道睢阳令任延是好官，升他做武威郡太守。召来面见，戒谕他说道：“郡县官的名誉，全凭上司官荐举。你今去到地方，好生承事那监临的上司官，不可违拂了他的意思，以致损失了你的名誉。”这是光武故意试问任延，以观其意向何如。任延却以正对说：“臣闻古语说：‘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盖人臣实心为国为民，不顾自身的毁誉荣辱，这叫做忠。若只为身图，不顾国与民的休戚利害，这叫做私。二者相反，所以忠的便无私，私的便不忠，此必然之理也。故为臣者，所履而行的，必是正理；所奉而守的，必是公法。但观理法之是非，不徇上官之喜怒，这方是人臣的大节。若上官道可，我也道可，上官道不可，我也道不可，更不顾正理公法如何，同声附和，如出一口，似这等的人，虽是做了好官，要了名誉，却把国家的事都废坏了，百姓的困苦都不相关，岂陛下之福哉？今臣受国家厚恩，唯知奉公守法，上为国家，下为生民而已。毁誉祸福，岂暇顾哉！善事上官之言，臣实不敢奉命。”于是光武叹息说道：“卿所言是也！”其后任延在武威，内搏豪强，外御羌虏，置水官以理沟渠，置校官以兴儒雅，列名循吏，真可谓不愧其言矣。大抵郡县官务求声名，必善事上官；善事上官，必刻剥百姓。故上官好贿赂，则郡县必取民以馈遗之；上官好逢迎，则郡县必劳民以奔走之；上官好自尊大，则郡县必承望风旨，颠倒是非以阿顺之。于是监临官视此以为贤否，而举劾因之；铨曹视此以为优劣，而黜陟因之。故雷同者往往得美官，而履正奉公之士，为世所讥笑。吏治之日坏，有繇然也。要必严敕监司督察之官，崇奖悃幅无华之吏，无为声名所眩然后可。


    原文　十三年，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献宝剑，价直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上雅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


    直解　骑士，是扈驾的马军。鼓车，是载鼓的车。光武即位十三年，外国有以良马来献者，其马一日能行千里。又献宝剑，其价可值百金。光武虽以远人之意，受而不却，然未尝以之为宝。即以剑赐骑士悬带，以马驾鼓车，都不留自用。光武为人，素性不喜听音乐，手里并不曾持着珠玉为玩，其简淡俭约如此。盖人君好尚虽微，关系甚大。凡珠玉狗马音乐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而贻生民之祸。汉武帝只为好大宛之善马，南越之珠玑玳瑁，而穷兵远讨，坏了多少生灵。唐明皇只为好《霓裳羽衣》之曲，终日流连，废却政事，天下几至于亡。故古之圣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渊，不畜珍禽奇兽，不近淫声乱色，所以防其渐也。若光武者，诚可为万世之法矣。


    原文　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直解　上东门、东中门，都是洛阳城门。参封，是县名。光武一日曾出去打猎，到夜深方回。那时城门已闭，光武至上东门，有个守门的官，姓郅名恽，闭门不开，不放车驾进入。光武只道他不认得，着左右随从的人，见面于门间，使他识认。郅恽对说：“这等深夜，火光辽远，怎么辨得真伪？”终不开门。光武不得已，转从东中门进入回宫。至次日早，郅恽又上书谏说：“昔日周文王不敢以出游打猎为乐，使那万民只供正经的赋税，未尝无故滥费。且陛下以万乘之尊，远猎山林，昼日不足，以夜继之。陛下纵自轻，其如社稷宗庙付托之重何？臣未见其可也！”书奏，光武深嘉其言，赏郅恽布百匹，反将那守东中门的官，降为参封县尉。盖罪其门禁之不严也。夫当郅恽拒关时，他岂不认的是光武？但京城门禁，最宜严谨，深夜启闭，当备非常。故虽天子之诏，且不敢奉，况其他乎？光武之赏郅恽，诚悔其夜猎之过，而为社稷宗庙自爱重也。且郅恽以忤旨蒙赏，东中门候以顺旨被罚，惟论事之当否，不徇情之喜怒。赏罚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直解　光武自起兵以来，身经百战，在兵间日久，已厌苦武事。又知道天下遭战争之苦，疲敝虚耗已极，都愿休兵罢战，得以息肩无事。只为隗嚣据陇右，公孙述据蜀中，二方未定，不得已用兵征讨。自嚣、述既灭，陇蜀既平之后，即专意休息，非有警急的边报，未尝说起军旅，恐其生事以劳民。皇太子曾一日问及攻战之事，光武说：“昔卫灵公问陈法于孔子，孔子以‘军旅之事，非为国之急务’不肯答他。今攻战事非尔所能及，可勿问也。”盖兵乃凶器，战乃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用武不已，则不惟国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既平陇蜀，不言军旅，实有得于先王偃武修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原文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繇，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繇是益奇爱阳。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直解　陈留、颍川、弘农、河南、南阳，都是汉时郡名。谒者，是近侍官。二千石，是郡守。国相、长吏是正官。此时光武方踏勘核实天下开垦地亩，照地起科，各郡太守都差人到京奏报地亩粮差的规则。陈留郡差一个吏来，他奏书板上写着两句说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偶然看了，不晓得这意思，就诘问那差来的吏：“为何写这两句？”吏不敢承认，只支吾说：“从洛阳长寿街上拾得这奏牍，不知其意。”光武恼怒。此时光武第四子，封东海郡公名阳的，年才十二岁，在御幄背后说：“这吏是受他本府官分付，叫他把各处垦田的事体相比方耳。”光武问说：“即如此，何故说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对说：“河南是京城地方，多有左右贵幸功臣田土；南阳是父皇的乡里，多有族属亲戚人家的田土。近臣近亲，这两样人家倚恃权势，占种地土往往违越法制，朝廷不知，人不敢言，所报数目不可为定准。所以说颍川、弘农与他郡中事体相同，可问，河南、南阳事体不同，不可问。”光武就着面前侍卫的虎贲郎将，诘问那差来的吏。那吏乃自首输服，说委的是这意思。光武见东海公聪明如此，越发奇爱他。因遣谒者官往各处地方，考察核实那郡守、国相、县令等官，但有阿谀奉承势要人家，及亏枉平民，不得均平的，都治以罪。自古国家要立法度，必须先从左右贵戚人家为始。若这两样人家任从豪横放纵，无所稽查，朝廷法度如何得行？因循日久，僭乱之祸皆繇此起，不独垦田一事为然也。东海公方在冲年便能知此，可谓资禀不凡者矣。其后竟立为太子，即位为孝明皇帝，岂非天启之哉！


    原文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繇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栗。


    直解　雒阳，是县名。苍头，是家奴。楹，是柱。文叔，是光武的字。光武时，陈留人董宣，做在京雒阳县令。光武之姊湖阳公主，有家奴白日行凶杀人，因藏躲在公主家里，官府拿他不得。一日公主出来游行，那家奴跟随在车上，董宣探知，先往夏门亭伺候他。公主车到，就拦驻了车，叩着马，不放过去，以刀画地，大声数责公主的过失，说他不该纵容家人，窝藏罪犯，乃喝奴下车，就亲手击杀之。公主即时回宫告诉光武，光武大怒，唤董宣来要打杀他。董宣叩头请说：“愿容臣一言而后死。”光武问说：“你要说甚么？”董宣对说：“陛下圣德中兴，当以法度治天下。若纵家奴杀人，不使偿命，是无法度了。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杖，请得自杀。”就以头撞柱，流血满面。光武见他说得有理，急令小黄门持定他，不要他撞死，只着他与公主叩头谢罪便罢。董宣不从，光武使人将他头按下，董宣两手撑地，终不肯低头一叩。公主见光武有容董宣之意，从旁谮说：“文叔做白衣庶人时，曾藏亡命的、匿死罪的，官吏畏文叔之威，也不敢上门拿人。如今做了天子，其威反不能行于一令，而任其杀家奴乎？”光武笑说：“做天子却与白衣人不同。”盖布衣任侠使气，犹或可以妄为，若天子则法度所自出，若任意容私，是自家先坏了法度了，又何以正朝廷，而正万民？光武喜董宣如此鲠直，以其强了头项而不屈，遂称他做“强项令”。传旨着这强项令且出，既饶了，又赐钱三十万，以奖励之。董宣把钱尽分与手下诸吏，盖彰君之恩，欲诸吏皆效其所为，不畏强御也。董宣既受知于上，因此能搏击豪强，无所畏避，京师中莫不震栗，无敢倚势以犯法者。光武这一事，与戒贵戚避二鲍的意同。夫亲王至尊，一与朝臣争道，则司隶得以劾其罪，公主至贵，一纵家奴杀人，则县令得以数其失，而为司隶与县令者，又或以见称或以受赏。然则国法安有不行，而人心安有不肃者乎？故终光武之世，宗藩贵戚皆知循礼守法，保其禄位，有繇然矣。


    原文　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诸国愁惧。车师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直解　莎车、车师，都是西域国名。贤，是莎车王名。都护，是总领属夷之官。光武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恃其强大，要兼并西域诸国。诸国自度弱小，敌他不过，恐为所并，都忧愁惧怕，要借大汉的兵力以为助。于是车师、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一时都遣其嗣子入侍汉庭，以为质当。情愿请朝廷都护官一员，出去镇抚西域诸国，使莎车不能侵害。光武自思中国祸乱方才平定，北边匈奴尚未归服，兵戈始息，防御尚多，何暇又远及西域？于是将那各国侍子都发遣回去，仍厚加赏赐，以答其来意。至于都护之请，则寝而不行，恐劳费兵力也。夫西域诸国，武帝频年遣使出兵，糜费中国，以求其通而不得，今诸国自来纳款、质爱子、求都护，而光武不许。然武帝不免于虚耗，而光武不失为治平。繇是观之，中国之轻重，固不在戎狄之去来，又何必徒敝吾民以事无益哉！


    原文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直解　大人，是虏中各部落的头领。鲜卑，是东胡国名。光武时，匈奴中有个日逐王名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管领匈奴南边八个部落。这日逐王自以不得立为单于，常怀怨恨，欲与单于相图。至建武二十四年，那八个部落的头领，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仍袭他祖公的名号。以他祖公呼韩邪尝依汉得安，如今也要自附于汉，以求中国之助。于是率众到五原郡塞上，自请称臣内属，愿永为汉之藩蔽，替中国堵截北虏。光武将这事情，下与公卿每会议。那时会议的都说：“若受了匈奴之降，须用金帛赏赉他，万一他国内有难，又须出兵去救他。今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岂可复费中国之力，与夷狄作主？且夷狄狡诈，真伪难知，不可许也。”独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议说：“昔孝宣帝受呼韩邪之降，边境无事者数十年。自中兴以来，匈奴骄慢，屡为边患。今幸他国内分离，他的孙子又来纳款，宜如孝宣帝时故事受他，就使他近塞居住。东边捍蔽着鲜卑，北边抗拒着匈奴，以夷狄而御夷狄，最为中国之利。且以倡率勉励诸四夷，都效他这般归顺，又乘边境无事之时，得把那沿边诸郡被匈奴残破的，渐渐修复，却不是好？”光武以耿国之说为是，遂从其计，立日逐王为单于，号做南匈奴。于是匈奴遂分为二矣。尝观西域诸国，各请内属，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请降，而光武受之，何也？盖先时中国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请，而专意北虏，所以安中国也。至此时匈奴有分争之衅，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虏，亦所以安中国也。且西夷北虏，其势不同：西域之去来，不足为中国之轻重；而北虏之分合，则有关于边境之安危。故制御之策，不同如此。其后南北匈奴互相攻击，而中国晏然，累世无兵革之警，斯其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直解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自家预先造下生坟，叫做寿陵。谓之寿者，盖取考终之意。光武说：“上古时，帝王丧葬，其礼甚简。陵前摆列人物，都是土烧成的，冥器之类，都是瓦的。以素木为车，茅草为马，不用金银珠玉，其葬之薄如此。所葬之地，又都只因地势之高下，不另起山陵丘冢，所以然者，不但节省财力，亦欲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免于发掘之患也。今我所制造的寿陵，其地不过用二三顷，不必太广，亦略仿古人之制，因山为高，因地为下，不必又筑土为山陵，凿地为陂池，止通沟渠，令可流水便罢。庶使继汉迭兴之后，虽朝代不同，此坟陵体制，与丘阜陇阪一般，人莫知其处，可以保全而无患也。”夫死者，人情所忌讳也，而光武预作陵寝于生前。穷奢极费，以厚葬为礼者，秦汉以来之敝俗也，而光武务从简俭。比那秦家骊山之制，用徒七十万，耗费天下财力，不数年而遭发掘者，何其愚之甚哉！以此益知光武见之明，而虑之远也。


    原文　臧宫、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悬购赏，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本传此句下有“以灭大寇”四字。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直解　黄石公，是秦时有道之士，曾授书于张良，叫做《素书》。光武二十七年，北匈奴屡被南匈奴抄掠，不能自安，也要与汉家和亲。那时汉朝有两个猛将，叫做臧宫、马武，齐上本说道：“匈奴之性，惟知贪利，没有礼法与信义。穷迫时，则稽首投降；及安乐时，又侵犯为寇。不可以恩信结得。今闻虏中地面，人畜遭瘟疫多死，又有大旱蝗虫之灾，数千里尽成空地，一无所收，疲困乏力，不能当我中国的一郡。此天亡匈奴之时也。今若乘此时，遣将临边，悬厚赏之格，以告谕东胡、西羌诸国，使他左右夹攻，则北虏亡灭之期，不出数年耳。岂可舍而不诛，以养寇遗患乎？”光武下诏答他说道：“黄石公书上说：‘天下之事，柔者偏能制刚，弱者偏能制强。舍近而谋远者，徒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者，安逸而有终。所以说，务广辟其土地者，必致荒乱；务广施其德泽者，乃能强盛。’这几句都是黄石公的格言，大抵恶刚强而戒远图，真有国家者之所当念也。今我国内自无善政，天降灾变，也连年不息。方自忧之不暇，而又欲穷兵远讨，从事于边外乎？假如时势可为，就是用天下一半之力，以灭此大寇，岂不是我的至愿！苟非其时，不如且休息民力，保守中国，以遵黄石公守弱谋近之戒可也。”自此以后，诸将知光武有休兵之意，莫敢再言兵事者。盖帝王之制御夷狄，于其来降，则以恩抚之，至其有侵犯之衅，亦不过预修武备，固守边疆，使之不能为大害而已。若忿其难驯，乘其衰敝，遂欲发兵深入其地，将见虏未必灭，而中国之疲耗，已不可胜言矣。光武引黄石公之说，以却臧、马二将之请，何其识明而虑远哉！


    原文　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直解　封，是加土于山上。禅，是设坛于山下。泰山，是东岳山名。自秦汉以来，相传古者帝王在位年久，天下太平，则于东岳泰山上，行封禅祭天之礼，以告成功，而延福祚。自书传所记，曾封禅泰山者，有七十二君，这都是世俗夸诞之言，非圣帝明王兢业守位之道也。光武即位之建武三十年，车驾出去巡狩东方。此时天下无事，群臣因而献谀说道：“自古帝王都曾封禅，今陛下即位三十年，功德茂盛，礼当封禅泰山，好趁此东巡而行之。”光武不许，说道：“封禅泰山，是因天下太平而告成功。今我即位虽三十年，当战伐疮痍之后，无德于民，百姓每未免愁苦，怨气满腹。若说太平，我将谁欺，敢要欺天乎，天如何欺瞒得？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林放尚能知礼之本，泰山必不享非礼之祭。今何必务此虚名，载在史书上，徒污辱那七十二代圣君所编的图录，以取天下后世讥笑乎！”于是群臣乃不敢复言封禅事矣。按封禅之礼，不见于圣经，惟秦始皇尝为之。至于汉武帝信方士祷祀之说，登泰山，禅梁父，而侈心日肆，卒之海内虚耗，汉业几倾，安在其为太平有功乎？夫自古圣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然后能永保天命。三代以后，惟汉文帝功德最盛，然观其临终遗诏说：“朕在位二十余年，嗣守先帝洪业，常恐其不克终。”是其心未尝敢一侈然自放也。而天下后世称文帝之德者不衰，又何必封禅以夸世俗哉！今光武之拒群臣，止是谦让未遑，尚未能明言其非礼也，故未几而又信谶文以行之，盖信道不笃之过也。


    原文　京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帝自谦无德，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直解　光武之末年，京师有醴泉涌出，其味甘美，如酒醴一般；又有赤色瑞草，生于水滨，各处郡国常奏上有甘露之瑞。于是群臣奏说：“灵异之物频仍而降，这都是圣德所感，非偶然也，宜宣付史馆，令太史官撰集成书，以传示来世。”光武不听，每自谦己无功德可致祥瑞，凡郡国所进上的，辄抑止之而不敢当，往往不曾宣布。所以当时祥瑞虽多，然史宫少得记载焉。夫水泉雨露、草木鸟兽，或色味稍别，或形质特殊，此皆出于气化之偶然，不足为瑞。惟人主一好之，则天下之搜求假饰以中其欲者，纷纷而至，甚有指菌为芝，指雀为鸾者，记在史书，徒取后世之嗤笑耳。尝观汉文帝之世，不闻祥瑞而天下称治；至于武帝，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瑞，史不绝书，而竟无补于海内之虚耗。然则祥瑞果何益乎？光武抑祥瑞而不书，非独谦让，盖其所见者远矣。


    原文　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光武的好处。光武每日天明时，便出来临朝，直到日西时，才罢朝回宫，其勤政如此。罢朝之后，又时常引见公卿大臣及宿卫的郎将，与他讲论经书中的义理，直到夜半才去歇息，其勤学如此。皇太子见光武这等劳苦，恐过用了精神，每乘空进谏说：“陛下励精图治，固有大禹、成汤之明，而形神过劳，恐失了黄帝、老子所以养性之福，愿且颐养爱惜自家的精神，使常安闲自在，何必这等朝夕勤苦？”光武说：“我自喜欢与群臣讲论，考求经典，启发志意，以此为乐，不觉疲倦。”其勤劳出于天性如此。虽值衰乱，起于民间，百战而有天下，用征伐以成大业。及天下既定，便偃武修文，功臣退奉朝请，文吏进而用事，以武取之，以文守之，其文武并用如此。又且明慎政体，悉得其枢要，总揽权纲，无失其操柄，量其时之所宜，度吾力之所能，务在可行，不为迂阔，凡所举动，一无过差，故能恢复前烈，于高祖有光，而身致太平，成建武之盛治也，光武之为君如此。规模弘远，而节目精密，此所以能振炎运于中衰，而垂东汉二百年之统欤！

 明 帝

    显宗孝明皇帝，名庄，是光武之子。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


    原文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直解　辟雍，是古时太学之名，即今国子监。缙，是插，绅，是大带，插笏于带间，叫做缙绅。亿，是十万。明帝即位之二年冬十月，车驾临幸太学，初行先王养老之礼。古时养老，于公卿中选年高有德的，号做三老。又选年高更历世事的，号做五更。天子以父师之礼事之，迎之以安车，授之以几杖，又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供奉他饮食。所以敬老尊贤，帝王之盛节也。自秦汉以来，此礼久废，至明帝始举行之。以其贤臣李躬为三老，师傅桓荣为五更，而飨之于太学，凡一应迎送供奉的仪节，都照依古礼。行礼既毕，又引桓荣及其门下弟子，同上讲堂，明帝亲自与诸弟子辩论经义。诸弟子各手执经书，在帝座前质问疑难处，明帝一一与他讲解。此时大礼初行，人所创见，冠带缙绅之人，罗列在桥门外，观礼听讲者有亿万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动人心如此。自古帝王莫不以礼乐教化为急务，然三代而下，尊师重傅，好学崇儒，未有如明帝之甚者。固是他天性过人，又为太子时，曾受经于桓荣者十余年，所以道理讲明得多，慨然有慕古之志，至降天子之尊，宾礼老更，而不以为厌。故永平之治，粲然可观，岂非务学之效哉！


    原文　三年，立贵人马氏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后宫，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谒，望见后袍衣疏粗，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直解　大练，是粗厚的丝帛。绮，是文锦。縠，是绉纱。明帝永平三年，册立后宫贵人马氏为皇后。后乃功臣马援的少女，光武时，选入太子宫，上事皇太后，下接同列，曲尽道理，其贞淑之德，在后宫为第一。故明帝以母后之命，立为皇后。既正中宫之位，尊贵已极，越发谦谨整肃，无一毫奢侈放纵的意思。平日无他嗜好，只喜好诵读书史。寻常穿的袍服，不尚华美，只是粗厚的纻丝绢帛之类，裙裳下边，不加缘饰。每月朔望，众妃嫔公主每都来朝谒，望见皇后袍服疏粗，只道是锦绮罗縠奇丽之物，及就而视之，乃笑道：“这样粗衣，岂是皇后所服的？”马后不好自说是节俭，只权词解说：“这丝帛虽粗，却耐得浣洗，好染颜色，故用以为衣服耳，岂可以为朴陋耶？”大抵宫闱服御虽微，而风化所关甚大。自皇后安于俭朴，则六宫妃主必不敢以华靡相高，而凡戚里人家亦莫不敛饬矣。民间传闻，以为宫中尚然如此，又岂有不安于布素者乎？繇是绮縠之物将无所用，淫巧之工自不肯为，天下物力必然滋殖。其所以助成德政者，岂小补哉！此马后之贤，所以为东汉首称也。


    原文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直解　椒房，是皇后住的宫，以椒和泥涂壁，故名椒房。明帝追思光武时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的形像于南宫之云台，传示后世。以邓禹之功最多，列居第一。其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这二十八人或从光武起南阳，或从光武定河北，都有佐命之功。此外又加添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盖王常、李通之推戴，窦融之归顺，卓茂之不仕王莽，皆有功德可称故也。凡所画的共三十二人。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北伐功劳甚多，本当在图画之列，只因他是马皇后之父，明帝不欲己有私外戚之名，故舍马援而不与焉。夫马援平陇蜀，征交趾，其功不在吴、贾诸臣之下，即使图形云台，藏名太室，天下后世孰议明帝之为私？而帝乃以外戚之故，遂不敢录，其亦避嫌之过矣。然帝能不私后家，终其世，后之兄弟未尝改官，而后亦能仰体此意，不为外家少求恩泽，此皆可为后世法也。


    原文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直解　汉时尚书秩二千石，是掌管文书的官，与今尚书不同。郎，是直宿的郎官。明帝天性褊急苛察，喜以耳目窥人隐微处，而发其阴私，以是为聪明。在朝公卿大臣，稍有过失，往往当面数说耻辱。近侍官员，自尚书以下，稍不如意，或以物掷击，或左右拖拿，殊不能优容。当时有个郎官叫做药崧，曾因事触忤明帝恼怒，自持杖去打他。药崧走入御床下躲避，明帝越发恼怒，急呼药崧快出来。药崧乃从床下说道：“闻之古礼说天子之容，穆穆然深远，诸侯之容，皇皇然和美，这才是上人的气象。几曾闻为人君的，乃自起持杖而击郎，无乃失穆穆皇皇之体乎？”明帝感悟，始赦其罪。此时朝廷上大小官员，无不悚惧战栗，惟恐稍有疏失，以至得罪，争为严切，求免罪谴，谁敢进谏？独有尚书姓钟离名意的，他敢上书谏争，说：“当务宽大，不可严急如此。”纵是诏书已下，若事体不可的，往往封还不行。臣下但有过误，或被谴责，辄为从容救解之。使明帝释怒而后已，不敢阿谀承顺，以遂君之非。若钟离意者，亦可谓忠直矣。自古君德贵明不贵察。明，如日月在天，万物皆照；察，如持火照物，用力劳而不免有蔽。盖其所见者小，而所失者大也。然人主恃聪明，则必流于察；喜苛察，则必伤于急；上愈急，则下愈欺。人无所措手足，且相率而为诞谩矣。又或乐宽大之名，而优游姑息，以至长恶容奸，废时失事，亦非所以为明也。古语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惟明君能辨之。


    原文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直解　天竺，是西域国名。沙门，即今之僧人。这一段，记佛法入中国的缘繇。初明帝闻西域天竺国有神，名叫做佛。佛字，即是觉字，言众生迷失了本性，能觉悟的乃是佛也。明帝因此就遣使臣往天竺国去，求其道术，始得佛书。及其弟子为沙门的，同到中国来，从此中国始有佛法。这佛书上所说的，大略以虚无为主，言天地万物都是幻妄。他所崇尚，只要慈悲不肯杀生，所以常持斋素。说人死后，灵性还在，随即受形，又复托生，即是轮回之说。人生时所行，或善或恶，死去都有报应。善者升天堂，受快乐；恶者入地狱，受苦楚。即是因果之说。所以只要勤下功夫，守戒习静，修练自家的精神以至觉悟而为佛，方脱得生死轮回之苦。又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见佛力神通无边无量，古今世界，唯我独尊，使人一意信向他，以劝化引诱那世俗愚蒙的人，同归于善。就中有深得这道术的，号为沙门。沙门译做息字，言能正息妄念而为佛也。于是中国始传其道术，图其形像以奉事之，而铸像建寺，皆从此起。当时王公贵人，独有明帝的兄楚王英最先喜好，敬奉其道，然其后竟以谋反诛，则佛法之不足信亦明矣。大抵古圣相传，只是此心，祸福之几，惟心所造。一念之善，福不求而自至；一念之恶，祸欲避而不能。自生人以来，未有易此者也。究观佛氏之说，其意也只是劝人为善，禁人为非。其言之精粹而近理者，则中国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已自说尽。初无异指，而其流之弊，乃至欲弃父母、离妻子、灭人伦、废本业，以求所谓佛者，斯大乱之道也。世人往往惑于其说，至于糜费财力，兴建塔庙，以广福田；毁坏身体，捐弃骨肉，图生净土。然毕竟世间几人成佛？几人为仙？岂如尧、舜、周、孔之道，明白正大，近足以正心修身，得天人之佑助，远足以平治天下，措斯世于康宁，顾不简易而切实欤？此学道者所当明辨也。


    原文　九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直解　期门、羽林，都是扈卫禁军的名号。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莫不教他从师受经，欲其通于学问，以为他日治天下国家之用也。又以贵戚之家，多不知书，往往溺于骄奢以失富贵，乃为皇亲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诸年幼子弟，立个学馆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之师，求选经术精通、行能高洁的人充之，与小侯每讲授学业。下至期门、羽林之士，虽是介胄武夫，也都着他习通《孝经》章句，其崇尚儒学如此。那时声教远被，匈奴君长也慕中国文明之化，遣子来入太学，而学校之盛至此极矣。自是礼乐修，明儒先辈出，济济洋洋，几同三代，至于东汉之衰，而余风未殄，则崇儒劝学之明验也。


    原文　十一年，东平王苍来朝，月余还国。帝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事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直解　东平王苍，是明帝同母弟。光武十一子，惟苍最贤，明帝极爱重之。中傅，是官名。永平十一年，东平王苍从本国来朝，明帝留住月余方遣归国。既归，仍思念他，又手写一诏书，遣人持赐东平王辅导官中傅说道：“近日东平王来朝，曾从容询问他：‘你处家以何事最为快乐？’王答说：‘只有为善一事，最为快乐。’夫藩王处富贵之极，苟纵其欲，何求不遂？而人之常情，所以快意适心者，不过是声色、财货、盘游、弋猎之娱而已。今王乃以为善为乐，而别无所好，可见他志向高迈，识度深远。其所以保国家而贻子孙之道，实在于此。其言包括甚大，非浅陋之见所能及也。今送列侯印一十九颗，但是王的子孙，年五岁以上，能趋走跪拜的，都着悬带此印，比于列侯以旌赏之。”按东平王此语诚为格言。古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今世人之所谓可乐者，不过只是这几件。然至其流荡忘返，乐极生哀，或身婴疾患，而夭折其寿命。或荒废政务，而覆亡其国家。向之所谓乐者，乃天下之至苦耳。智者而能觉悟于此，制节谨度，清心寡欲，爱惜精神，动循礼法，则身体康健而有乔松之寿，国家治安而有圣哲之名。庆流子孙，声施万世，天下之至乐，孰大于是！奈何人之常情唯求取快于目前，而不能图虑于久远。往往弃此而取彼，至于堕落苦海，不能救拔，身殁名丧，虽悔何追？殊可悲也。然则东平之言，岂独为藩王者所当深思哉！


    原文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之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直解　建武，是光武的年号。公车，是掌受章奏之官。反支日，是历书上禁忌的日子。汉家相传，凡遇反支日，便停封不奏事。明帝在位凡十八年，所行的事，都只遵守着光武立下的制度规模，无所更改。盖以光武圣德中兴，百凡制度都熟思审处，至明至备，为子孙者，只当谨守成宪，不可妄意纷更也。又鉴于王氏五侯之祸，凡后妃贵戚人家，只是优之以恩礼，并不得辄封为侯爵，亦不许他干预朝政。光武之女馆陶公主，尝为其子求做郎官，入备宿卫，明帝不许，但赐钱一千万，又对群臣说：“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个星，叫做郎位星，可见这郎官职位虽卑，然上应列宿，非同小可。出补外任，便是县令，宰制百里，一方生灵之命寄托于他，苟非其人，百姓每便受其祸，岂可容易与人？所以不敢轻许也。”公车官以每月反支日例有禁忌，不受章奏。明帝闻而嗔怪说：“百姓每抛弃了农桑，远到阙下，进本陈诉，指望即日替他奏闻，若复拘以禁忌，耽误了他的生理，岂是朝廷宣达下情的意思？”从此便除了这禁忌，虽反支日，也受奏章。明帝之留心政务如此，所以那时官无滥授，而皆得其人；民无废时，而皆乐其业。永平之治，内自京师，外达四海，无不畏服。民间户口日见蕃殖矣。夫谨守法度，裁抑外家，慎重郎官，通达章奏，以至于吏称民安如此，此明帝之所以为明也。

 东汉纪

    <h2>章　帝</h2>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原文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号。棰，是竹片，楚，是荆条，这两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争尚严切以称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时承永平年间故事，吏治还尚严切，尚书官决断众事，科罚人罪，大率务近于重，不肯从轻。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章帝览陈宠所奏，深嘉纳之。于是除钳钻之刑，罢妖恶之禁，每事务从宽厚，而汉之法自是称平矣。盖人君之治天下，以宽仁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狱为要。汉家法网，既伤于密，而永平之间，有司又承望上旨，争以酷刻为事。观楚王英一狱，株连者至数千人，则当时之刑，冤滥可见。故章帝承其后，不得不济之以宽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于前，章帝以敦大养之于后，此东汉之治所以为盛欤。


    原文　二年，太后兄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直解　卫尉，是官名。创字与疮字同。结字与髻字同。章帝之母马太后，天性俭朴，内外从化，永平建初之间，助成朝廷美业，天下称其贤。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卫尉马廖，恐其富贵既极，不能久持，盛美之业难以克终，乃上一疏，劝成德政，说道：“夫政出于朝廷，风行于郡国，或美或恶，改变移易，都有个本原，不可不慎也。古书说道：‘昔日吴王阖闾喜好击剑的武士，以其善斗也。此风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学剑，往往为剑刃所伤，身上多有疮痕。楚灵王喜好细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风一倡，那宫中妇人，或减食以求腰细而多至于饿死。’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师中也有俗语说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观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则四方之髻必至于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画阔眉，则四方之眉必至于半额，比城中又阔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则四方之袖必至于用全匹丝帛为之，比城中又大矣。’这样言语虽似戏谑，其实上行下效，理势必然，切于事理，非虚谈也。今诚能常持俭朴，无变初心，则德政可成，而美业可终矣。”太后闻其言，深加听纳，故终太后之世二十余年，俭朴如一日。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宠亦得保全。若马廖者，可谓识明而虑远者矣。


    原文　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


    直解　石渠阁，是藏秘书的去处，在未央宫北。白虎观，是白虎门的楼观，在北宫。章帝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广招众儒生每，就石渠阁上讲论五经同异，亲赐裁定，使诸说有所统一，学者知所遵守，其后稍稍以衰乱废业。中兴以来，天下治平无事，学者趁此时，正好从容讲求，以成就学业。而浅陋之徒各主其师说，章分句析，穿凿附会，以破坏大体。异说纷纷，都失了圣经的本意，学者不知所从。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会集诸儒，与之论定，垂示永久，以为后世法则。”章帝依杨终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属五经博士及各署郎官与众儒生每，会集在北宫白虎观里面，讲论五经中注释同异，将那诸家所说的参酌其是非。章帝亲自览诸家之说，传旨裁决务求至当，以归于一，使天下学者依此诵习，而不惑于异说。于是作《白虎议奏》凡四十篇，引经断义，即今所传《白虎通》是也。当时名儒如侍中丁鸿、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玄武司马班固、卫士令贾逵，与明帝第三子广平王刘羡，都在其中。自是五经训诂赖以仅存。其后宋儒得有所据，以为注释而发明大义，羽翼圣真，亦汉世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亲儒臣，讲经义，为益甚多。记诵博，则闻见广；思索勤，则智识开。专心致志，则内无放逸；体验扩充，则外有资助。审学术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当否，可以决政务。以胜嗜欲，则养寿命之源；以希圣贤，则垂明哲之誉。其视声色玩好、射猎逸游之娱，无益而有损者，万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务学为急，治天下者，岂可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将窦宪恃宫掖之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乎！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将窦宪，是窦皇后的亲兄。那时章帝宠厚外戚，把窦宪兄弟都擢居贵近之职，亲幸无比。因此窦宪就倚恃皇后的声势，把贱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田。公主畏其势，不敢与他论价，章帝也被他瞒了，只说是两平交易，到后来这事发觉，才知他倚势强买。章帝大怒，召窦宪入宫，切责他说道：“昔赵高欺秦二世皇帝，当面指鹿为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谩着朝廷，强夺公主家庄田，比赵高指鹿为马之事相去几何？仔细思量起来，使人十分惊怕。想你所恃的，不过说你是皇亲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无亲，若将我祖宗的法度行起来，便弃舍了你一个窦宪，也只当孤雏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窦宪闻帝之言，始大惶惧。皇后乃脱了冠服，替他再三谢罪，许久才得解释，姑饶了他。观章帝此一事，可谓能裁抑贵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宠任之如故，则为窦宪者将何所复惮乎？故其后窦氏专恣愈甚，势倾天下，几致大祸，实章帝之姑息，有以养其乱也。古人论君德，以刚为尚。若章帝者，岂非短于刚德之为累哉！


    原文　二年，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于元和二年，下诏书说道：“夫国家设立官长，本以为民，故为官的，必能爱养斯民，方为实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务本等职业，只去粉饰那虚文外貌之间，要取名誉，虽若可喜，而其实无益于民，这等的官我甚厌之，甚苦之。若那安静之吏，只是诚心爱民，朴朴实实的做去，不事矫饰，外面全无才华可观，眼前虽不见他有赫赫的功绩，到久后与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处甚多。课其治效，以日计之，虽若不足，以月计之，实为有余。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县令刘方，吏民每与他相安，众口一词，都说他刑清事简，安静不烦。看他行政，虽未有别样卓异，然拟诸悃愊无华之吏，亦庶几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细，显他精察；以问事深刻，显他聪明；以轻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严。若只这等做将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为民父母者，岂宜如此？我诏书累下，惓惓以四事为戒。赍诏的使者，冠盖相接于路，晓谕不为不勤矣。而为吏者，不见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过安在？无乃视诏令为虚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欤？自今其勉思向来的诏令，加意奉行，以称我爱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伤化，而能要显名；良吏便民，而类鲜近效。今章帝乃厌苦矫饰之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刘方无他异能，特以不烦之故，至蒙褒奖，可谓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见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读其诏令，犹可想见温厚恻怛之意，虽古之仁君，何以过哉！


    原文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幸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之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殽，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和 帝

    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四年，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郑众谨敏有心几，遂与众定议诛宪。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迫令自杀。


    直解　和帝永元四年，此时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既将兵出塞，北破胡虏，成功而归，拜大将军，封武阳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显官，有权势。如叔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府，弟窦笃封郾侯，位特进，窦景封汝阳侯，为执金吾，窦环封夏阳侯，为光禄勋。其余为侍中等官的，尚不计其数。一门亲属，权贵显赫，充满朝廷。而窦宪兄弟，倚宫闱之势，挟征伐之劳，专擅朝权，肆无忌惮，遂生逆谋。和帝心里思量要处治他，但当时在朝大小官员都是党附窦宪的，没有可与商议此事者。独有个中常侍内官郑众，他平日却谨慎明敏，有心计，多智策。和帝就与他密定谋议，诛戮窦宪，把他朋谋为恶的人尽数拿了。只缘他是太后的亲兄，恐伤母心，不欲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将军印绶，发遣就国，使人到国中，勒令自尽，而窦氏遂此败矣。按和帝此举，制外戚，收威权，似有孝文诛薄昭、宣帝除霍氏之风。惜当时不得忠臣智士与之图谋，而独使中贵得以参帷幄之议。故贵戚虽除，而宦官之势遂盛，驯至十常侍，专恣乱政，而汉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乱救乱，不败不止，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 帝

    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孙，清河王庆之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尚书郎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几，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


    直解　衎衎，是和乐的意思。謇謇，是直言。，是巧言。安帝之初，尚书郎樊准见当时儒风渐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说道：“为人君者，必亲近儒臣，讲明经典，庶几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学问，则义理无所发明，兴亡无所鉴戒，如何做得明君圣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学，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汉之后，受天命而中兴。那时群雄四起，光武东征西战，连岁只在兵间，虽坐止之安，亦有不暇，这是何等扰攘的时节。然犹好学不倦，才投下干戈，就去讲解文艺，才歇下鞍马，就去谈论治道，而况于从容暇豫之时乎？孝明皇帝具英睿过人之资，庶政万几，无不亲自听断，一一简择于帝心，这是何等勤劳。然且留情于古人之训典，加意于六经之文艺，每次行飨老、大射礼毕，辄正坐自讲经书，诸儒辈皆环侍而拱听之。四方之人，传闻朝廷这等好学，都欣欣喜悦，有慕学之志。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庙之上。那时群贤满朝，便是遇着饮宴聚会，只相与论难讲习，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术。下至期门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经》大义。惟其化导之本，倡自圣躬，故其风教所流，不但中国从化，而且远及于蛮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学。所以论者，每称盛时，都说永平年代，我祖宗列圣崇儒，劝学之效如此。近年以来，稍稍衰废。如今学者渐少，在远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讲授为职，今则空倚着讲席，全无生徒听讲。纵是号为儒者的，亦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争论浮华，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习巧好之虚辞，是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治？今圣上讲学有期，须用名儒为之辅导。臣愚以为宜早下明诏，广求山林幽隐之贤，宠进儒学博雅之士，置诸朝廷，以待圣上讲习之期。如此，则圣学既有所资，而儒风亦有所劝矣。”此时安帝尚幼，邓太后览疏，深加听纳。于是海内名儒稍稍响用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

 顺 帝

    孝顺皇帝，名保，是安帝长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汉安元年八月，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饕，纵恣无极，以害忠良，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直解　二千石，是郡守、国相。绶，是悬带印信的组绶。古时官员印信都悬带在身上，其绶有紫的、绿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级。这县令郡丞等官，他的绶该用黑色，故叫做墨绶。都亭，即今驿馆。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一个刺史，以督察郡守、国相、县令等官。其后刺史多非其人，举劾不得其当，奸豪横行，盗贼并起，到顺帝汉安元年八月，又选侍中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这八个人，都是素有风力的，着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贤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实勤敏的，便显扬他，都荐来擢用。其贪污暴虐、罪状显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这等大官，使臣虽不敢擅处，许他差人驰驿到京劾奏，请旨黜免。其余墨绶以下县令等官，听从拿问，径自处置，然后奏闻，就是如今抚按官一般。于是杜乔等七人各领了敕旨，前往所属地方去讫，独有张纲不去，却将所乘的车轮埋在雒阳县公馆里面，以示不行。说道：“朝廷要我等访察奸贪，搏击豪强，必将那大奸臣恶处治得几个，然后人知畏法。如今贵戚纵横，专权擅政，朝纲不振，时事日非，就如豺狼猛兽据了要路，放着这样人不能驱逐，却远去四方搜寻那贪官污吏，而问此区区狐狸之辈，岂不谬哉！”于是遂劾奏：“皇后之兄大将军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国厚恩，身处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务循理守法，而专肆贪饕，招权纳贿，纵恣无极，阴行刺杀，枉害忠良，他每心里全不知有朝廷。谨开列梁氏兄弟欺上无君的事迹一十五件，都是举朝臣子所切齿痛恨者，愿陛下察之。”书既奏进，一时京师臣民以张纲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无不震动悚栗。然当是时，皇后宠眷方盛，诸梁姻族满朝，顺帝心里虽知道张纲的言语切直，而内牵于宫闱，外怵于邪党，毕竟不能从也。夫人主总揽乾纲，威福在己，乃不胜其宠幸之私，而至于掣肘如此，亦可叹矣。卒之养成其祸，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专恣诛，中外亲族无长少，皆戮于市，资产三十余万尽没入官，亦今日之宠幸误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原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佑。章为冀州刺史，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


    直解　顺帝时，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县的长吏，其搏击豪强，擿发奸宄，以才能见称者，有洛阳县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国相吴佑。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苏章做冀州刺史，有个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属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贪赃坏法，苏章按临所属地方，考察官吏之时，要查究他枉法赃私。以故人之情，不可遽绝，乃先请他相会，摆设酒肴，与叙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欢洽。那太守见苏章这等厚待他，不胜喜幸感激，说道：“众人头上都只顶戴一个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众人独有两个天矣。岂非我之至幸乎！”苏章自称其字说：“人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苏孺文与故人饮酒，极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顾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尽发其赃私，而明正其罪。于是一州境内，凡贪残之吏，豪强之家，知苏章之无私，莫不望风惧法，为之肃然。按古刺史，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御史若能奉公守法，则有司官岂敢放纵为非？有司清廉，则百姓自然安乐矣。朝廷选差御史，都得苏章这样人用之，天下何患不太平哉！

 冲 帝

孝冲皇帝，名炳，顺帝之子，在位一年。

 质 帝

孝质皇帝，名缵，是章帝玄孙，渤海孝王鸿之子，在位一年。

 桓 帝

    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间王开之孙，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原文　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直解　公车，是收天下文书的所在。结绳之约，是上古时风俗。古时未有文字，凡立契约，只用绳子打结为记。干戚之舞，是虞舜的乐舞。舜尝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格。平城之围，是汉高祖的事，高祖尝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乃得脱。熊经鸟伸，是修养家导引之术。呼吸吐纳，是修养家炼气之术。骀字，解做脱字。衔，是马勒。牡，是牡马，古时以四马驾一车，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辀，是车前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和、銮，都是铃名。和在车轼，銮在马镳。马走则马銮鸣，銮鸣则和应而有节奏。东汉自和帝以后，主威陵替，国纪不张，外戚中官，擅权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天下独行之士。涿郡以崔寔应诏，荐举将来。崔寔诣公车，自称有疾，不能对策，退而作论一篇，讥切时事，叫做《政论》。说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无乱，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君承继先世，坐享太平，为日已久，遂生骄逸，风俗渐以敝坏，而上不悟，政事渐以衰废，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颓惰，不务讲求所以因时达变，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于乱亡而不可救。夫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宽，便是严。惟至德之世，无宽严之名，自非上德，则宽不如严，往往严的便治，宽的便乱。盖天下人心，全在这纪纲法度，以维持其涣散。而继世之后，多优游姑息，养成祸乱，所以常要励精振作，以严治之，而后不至于乱。怎见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儆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都有所惩创。不敢为非，而海内清肃，天下宁静。如今算计他的明白效验，比于文帝之躬修玄嘿，与民休息者，反似过之，这便是严之则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优游姑息，或知其贤而不能用，或知其恶而不能去。嬖宠用事，贵戚擅权，遂致纪纲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为奸臣所夺。至于王莽，遂篡汉室，究其祸原，实繇于此。这便是宽之则乱。夫严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宽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乱。繇是观之，政道之得失，不必远求，近观二帝，亦可为明鉴矣。昔周之衰，齐桓公、晋文公以兵威纠合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远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称齐桓公，嘉美晋文公，又叹管仲之功，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夫孔子岂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纲不振，夷狄内侵，诸侯莫制，而齐桓、晋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犹有取焉。诚达于权宜，救乎时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因时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于泥古，不识变通，以为上古结绳之约，可复用之以治乱秦之绪，虞廷干戚之舞，可复用之以解平城之围，岂不迂哉！然则当衰乱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宽政之是行者，何以异此。今以养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经，如鸟之伸，以调其形，这虽是延寿之术，却不是治伤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纳新，以调其气，这虽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药膏。若不问其病势之所急，但以此为良方，而概用之，则误矣。那为国之道，也如养身一般。当身子和平的时节，常常用粱肉以致养，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药石以攻之。这两件都各有所宜。夫为政者之有刑罚，即是治衰乱的药石；德教，是养太平的粱肉。粱肉虽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则非所宜。药石虽可以疗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残贼，则过于姑息，是犹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罚去治太平，则伤于惨刻，是犹以药石养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养身者，贵识攻补之宜；善为政者，贵审宽严之用。知用宽而不知用严者，犹知有补而不知有攻也。岂达权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运人事，相为循环，历代帝王，起初立法无有不善，到后来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运厄塞的时节，自和帝、安帝、顺帝，数世以来，朝政不纲，主威日替，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多以恩贷，惟事姑息，就似乘车的一般。这纪纲法度，庆赏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衔辔也。今国政废弛于上，人心纵恣于下，如驭马的人，失了韁辔，驾车的马，脱了衔口，以致四牡横奔，无可控制。纵是大路，亦成倾险，势必倾覆。到这时节，方将约结其衔勒，缠束其辀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鸣和銮，清节奏，雍容如平日哉！今当纪纲废坠，上下陵夷之时，必须用严，方可救济，若复从宽纵，将至于长恶容奸，国势衰替而不可复振矣。昔文帝之世，号称治平，人见他除去古时肉刑，只说是一切从宽，不知那时肉刑虽除，然罪该斩截右趾的，改为弃市，杀于市曹，该斩左趾及割鼻的，改为笞五百、笞三百，笞数既多，往往至死。名虽轻刑，其实杀之，盖将使人不敢轻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严致之，非以宽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严，而法其宽，岂善学文帝者哉！”那时山阳郡人，姓仲长名统者，见了崔寔这书，喜其识达时务，叹息说道：“凡为人主的，宜将这书全写一通，置于坐侧，时常省览，庶不蹈衰世之风，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

 灵 帝

孝灵皇帝，名宏，是河间孝王之曾孙。桓帝无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献 帝

    孝献皇帝，名协，是灵帝次子，强臣董卓废少帝辩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原文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繇是往见瓒，瓒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


    直解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东，即今平阳府解州等地方。这一段是记刘先主的事迹。说先主姓刘名备，是涿郡人，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子孙，流落在民间。他生有异相，手臂垂下过膝，自家回顾，便看见其耳。平日有大志，要安定天下，简默沉静，无多言语，心有喜怒，不发露在颜色上。当初曾与辽西人公孙瓒，同拜涿郡卢植为师。东汉之末，董卓擅权，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此时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屯军在右北平，先主既与他有旧，就去投他，瓒收留他做平原国相。先主少时与河东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相好，结拜为兄弟。先主既为平原相，就着关羽、张飞做别部司马，分管其众。先主与这两人情意绸缪，就是睡卧时，也不相离。同在一个床榻上，其恩爱如至亲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尽忠于先主，却不以兄弟结义之情，失了上下相临之礼。平居虽是这等忘形相爱，若是公庭聚会，在稠人广众之中，便终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时跟随着来往，一步不离，虽在艰难险阻之中，未尝辞避，其忠义如此。今世俗相传桃园结义，即此是也。夫先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而负忠义之气，然又情投意合，誓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诚无间，此所以能跨有荆、益，而兴蜀汉之业也。


    原文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直解　初时曹操曾破刘先主于徐州，擒获关羽以归。曹操见关羽英雄出众，每壮其为人，礼待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动静，还眷恋旧主，似未肯久留为用，以其将张辽素与他相好，乃使往见之，以试探其意如何。关羽叹息，从实对张辽说：“我极知曹公待我甚厚，非不感激，奈我先受刘将军厚恩，与他发过誓盟，愿同生死，不可负背他，更事别主。我终不留于此，但曹公之恩，我岂肯遽忘，须要立些功效，以报答曹公，方才辞去耳。”张辽把关羽的言语，回报曹操，曹操见关羽这等忠义，越发敬重他。及袁绍遣大将颜良来攻曹操，其锋甚锐，关羽替曹操迎敌，单刀匹马，刺杀颜良于万众之中，既以此报曹操的恩，遂写一封书，拜辞曹操。那时闻刘先主正在袁绍军中，就径自奔寻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领兵追赶，曹操止他说：“人各有主，他也是各恋其主，终强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说关公千里独行，便是这件事。夫刘先主之在当时，兵破势穷，寄身河北，其视曹操之势，安危成败，相去何如。然关羽宁为故主死，而不肯为曹氏留，艰险不避，始终一心。此所以忠义贯于古今，精灵充于宇宙，而后世有叛君事仇，自托于去就之智者，视此可以深愧矣。


    原文　十二年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繇是诣亮，凡三往，乃见。


    直解　献帝建安十二年，此时天下扰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藉父兄之业，据有江东。刘先主新败于曹兵，往荆州依刘表。这里有个贤士，姓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荆州襄阳县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乐毅。管仲，是齐桓公的谋臣，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是燕昭王的谋臣，能复燕国，报齐仇。诸葛亮自负有王佐之才，若遇着齐桓、燕昭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济天下，兴复汉室，做得这两人的事业，故以自比。当时众人莫有能知他的，见他自比管、乐，都不信许，只有颍川郡徐庶与崔州平，这两人认得他是奇才，果然干得管仲、乐毅的事，非是浪说。及先主在荆州时，访问这地方的贤士于襄阳人司马徽，徽对说：“那儒生俗士每，徒事章句，岂能通达世故？要求通达世故的，须是英俊豪杰，非常之人才可。这里自有伏龙、凤雏，两个俊杰。”先主问是谁，司马徽对说：“诸葛孔明乃伏龙，庞士元乃凤雏。”孔明是诸葛亮的字，士元是庞统的字。其后徐庶来见先主于新野县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说：“诸葛孔明是个卧龙，虽在潜藏，实能变化，将军可要见此人否？”先主说：“既如此，你可与他同来。”徐庶说：“这人只可到他家里就见，怎么呼唤得他来，将军还该枉驾去求见他才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语，便亲自到亮家里，连去三次，才得相见，就与先主谋据荆、益二州，结好孙权，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后来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矣。观此，可见孔明在草庐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经画得停当了，故蜀汉四十年之业，与孔明相为始终。有孔明，则日兴，无孔明，则日废，是汉室不可无孔明也。然遇先主，则建三分鼎足之业，不遇先主，将终为南阳之耕夫，是孔明不可无先主也。其两相成如此。而又必本于相知，盖主能知臣，然后信之而不疑，任之而不贰，虽亲密如关羽、张飞，不能间其交。臣能知主，故感激而驰驱，尽瘁以图报，虽富强如曹操、孙权，不能移其志。惟相知，故相得；惟相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鱼水之投者，必称先主、孔明，而至于今，犹以为美谈也欤。


    原文　曹操密遣蒋干往说周瑜，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直解　孙权的大将周瑜，既破曹操之兵于赤壁，曹操大惧，他帐下有个宾客，姓蒋名干，是周瑜的旧交，乃密遣他往见周瑜，说他来降。蒋干乃穿布袍，戴葛巾，只托做故人自来相访，使吴人不疑。周瑜已知他来意了，出营相迎，立便呼蒋干的表字说道：“子翼好生受苦，远涉江湖，不避风波之险，莫非是替曹氏做说客邪？”因延入蒋干，与他遍观营寨中的军马，又行看仓库钱粮，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严整，夸其富贵。既一一看了，乃请他回到帐中饮宴。因对蒋干说：“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丈夫处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面虽托为君臣之分，内里情意相结，实与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则必用，以计则必从，上下一体，休戚利害，无不同之。遇主如此，自当感恩图报，有死无二，莫说常人离间不得，便是苏秦、张仪那样舌辩能言的人此时再生，亦岂能反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绝蒋干者至矣。蒋干既被周瑜说破，只得笑应，终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报曹操，盛称周瑜识量弘雅，志趣甚高，君臣义重，非言辞所能离间也。夫以周瑜之才，不思为汉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窃据之孙权，固为不得其正矣。然能报恩于知己，尽心于所事，不以祸福动其心，亦人臣之大节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孙权言行计从，骨肉之恩，有以结之。吴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业，不亦宜乎。

 后汉纪

    <h2>昭烈帝</h2>


    昭烈皇帝，即刘先主，名备，在位三年。此时天下三分，曹操据中原，为魏，孙权据江东，为吴。先主在益州蜀地，闻曹操子曹丕篡汉，遂即位于蜀。纲目以其本帝室之胄，而仗大义以讨汉贼，功虽未成，名义甚正，故以接汉家正统。


    原文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繇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直解　诸葛亮佐先主治蜀，颇尚严刑峻法，蜀人法度久废，骤见严峻，多有怨叹者。蜀郡太守法正谏说：“昔日汉高祖破秦入关，与秦民相约，法令只有三章，尽除烦苛，秦民以此感恩归服。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才有了蜀地，未垂恩惠，抚恤百姓，而先以严急，何以使蜀人知德乎？且我兵初至蜀地为客，蜀土人士为主，以客临主，凡事且宜将就，以相降下乃可。今蜀人当兵戈之后，正望我能抚恤他，愿且轻缓刑罚，宽弛禁令，以慰安蜀人仰望之心。”诸葛亮答说：“治有时宜，不可执一。你说高祖入关，崇尚宽大，只知这一件道理，不知又有一件道理。如今与高祖时不同，当初秦始皇暴虐无道，其政苛刻，其民怨苦，故戍卒一呼，天下响应，如土崩坏，不可收拾。是秦本以苛急失了天下，高祖承其后，便当反其所为，用宽弘以济大业。今蜀主刘璋，昏暗懦弱，每事姑息，德政废而不举，威刑玩而不肃，蜀土人士不畏法度，专权恣意，各行其私，君反受制于臣，臣不听命于君，上下之道，日渐陵替。虽以爵位宠荣他，然官忒冒滥，到那极处，无复可加，他反看得轻贱了，不以为荣；虽以恩赉随顺他，然赏忒容易，到那尽处，无复可施，他反骄慢怨望起来，不以为恩。夫刑赏者，人主之操柄，失其操柄，何以为国，所以致敝，实繇于此。是刘璋本以宽纵坏了国家，我今承其后，亦当反其所为，用严峻以救之。明敕法纪，示以威严，使刑当其罪，不可倖免，然后察其情理，或赦宥，或旌赏，他才知得是恩泽而不敢骄慢；爱惜爵赏，都有个限制，使赏当其功，不可妄觊，然后量其勤劳，或序迁，或超擢，他才知得是宠荣，而不敢轻贱。可见有威严然后有荣恩，有恩威，然后有上下。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则操柄在我，不至下移，纪纲正而名分尊，为治之要，于斯显著矣。”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时务知政体者，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佥忘其身，而人心无不服也，真可为万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原文　刘备以零陵蒋琬为广都长。备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治，时又沉醉，备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直解　零陵，是郡名，即今湖广永州府。广都，是县名，即今四川成都府双流县。刘先主用零陵郡人蒋琬做广都县长。先主曾一日因出行游观，忽然到广都县，看见他县中众事都废阁不治，那时蒋琬又正值沉醉，先主大怒，怪他好酒废事，将加刑戮。诸葛亮素知蒋琬之才，乃请于先主说道：“蒋琬志量远大，他日可当重任，乃是社稷的伟器，却不是治百里为县令之才也。且其为政，专以安民为本，但民得安便了，不去修饰虚文，以求名誉，愿主公重加察之，未可以其事之不治，而遽罪之也。”先主平素敬信诸葛亮，乃因其言，不加蒋琬以罪，仓卒之间，姑且罢免其官而已。后来蒋琬果能继诸葛亮为相，镇抚中外，汉之社稷赖之。可见人才大小，各有所宜。若以大才而小任，则不尽其用，或因小过而轻弃，则终泯其能。使蒋琬不遇孔明，将不免于罪戮矣，岂不深可惜哉！所以用人者，当因才授任，舍短取长，勿以一切律人，亦勿以一眚弃人，然后贤才无遗滞之忧，而职事有各称之效也。治一国且然，而况于治天下者乎？

 后 帝

    后皇帝，名禅，昭烈之子，在位四十一年。蜀汉先后共四十四年，而为魏所并。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问，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直解　南阳，是郡名，即今河南南阳府。泸，是水名，在今四川泸州，春夏有瘴气，人不敢渡。不毛，是蛮夷中不生草木之地。汉后主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出军汉中，欲伐魏以图中原，临行时上表说道：“先帝与臣，本图恢复中原，削平僭乱，重兴汉室，这事业未曾做得一半，便中道崩殂了。如今天下三分，北有曹魏，东有孙吴，未能混一，我止得益州一隅之地，又当百姓疲敝，强不如魏，富不如吴，他这二方都思量吞并我，这是何等危迫存亡不能自保之际。然内而左右侍从之臣，不懈其志，外而忠义志节之士，不顾其身，以图转危为安，易亡为存者，盖先帝平日优礼贤士大夫，深得其心，至今犹追想其恩遇之隆，图报无繇，以陛下是先帝亲子，都要就陛下身上，效些功劳，以报答先帝之殊恩，故内外同心有如此耳。今陛下当思基业之重，时势之艰，内外旧臣所以报效之意，正该信任不疑，凡一切宫府的事，都与他谋议，务开广圣听，以光显先帝遗下的恩德，益成其所未成。且以恢弘志士之气，使他无所疑虑，尽心竭力，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死，才不负贤士大夫仰望的本意。岂可妄以爱憎，自处菲薄，引喻不当，违忤正言，以闭塞忠谏之路哉！且国家之兴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这二者相为消长，不可并立。能亲信贤臣，斥远小人，用舍停当，则政事自然修举，此先汉高祖、文、景、武、宣诸帝所以兴隆也；若亲近小人，疏远贤臣，用舍颠倒，则政事必然昏乱，此后汉桓、灵二帝所以倾颓也。追思桓、灵之时，如单超、曹节等，专权擅政，浊乱海内，本是小人所当疏远者，他反尊信之，惟言是听。如李固、陈蕃等，刚方正直，忠于国家，本是贤臣所当亲信者，他反诛戮之。又立为党禁，残害善良，以致群小得志，窃弄朝权，董卓乱之于前，李催、郭汜乱之于后，曹操、孙权等遂乘时窃据，把天下都败坏了，深可叹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二帝也。今可不以为鉴戒哉！臣本是布衣贫贱之士，遭世之乱，隐居南阳，以耕田为业，但求苟活性命于乱世而已，并不求声名闻达于诸侯，以希图富贵。不意先帝偶闻臣名，不以臣为卑贱鄙陋，乃轻自妄屈，三次访臣于草庐之中，必求相见。及一见，即问臣以当世之事，情投意合，言听计从，臣因此受知感激，遂许身先帝，愿与戮力驱驰。未几值曹操南破荆州，先帝仓皇逃避，几至倾覆，臣于此时，受委任于败军之际，奉使命于危难之间，往说孙权，共拒曹操，驱驰艰险，不敢自爱，幸而竟济大难，以报先帝知遇之恩。自此以来，二十有一年矣。臣事先帝既久，先帝察臣益深，知臣平素谨慎，任事不苟，故临崩顾命，特把讨贼兴汉的大事，付托与臣，非轻授也。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才小力弱，有负委任，不见功效，以伤先帝知人之明。故勉强奋厉，不敢惮劳，五月渡泸，当炎暑，冒瘴气，提军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七擒孟获，遂平南夷，收其地所出金漆牛马等物以给军资。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当乘此时，奖劝率励三军之众，北伐曹魏，平定中原，庶竭臣驽钝之力，攘除奸凶之徒，兴复汉室，仍还洛阳旧都，此臣所以报答先帝之恩遇，而尽心于陛下之职分当如此也。至于宫中府中，一切事务，刑赏与夺，斟酌停当，损其太过，益其不及，归于平明，进尽忠言，献可替否，匡辅主德，这乃是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的责任。三人任其内，以佐主治民；臣任其外，以讨贼兴复。各当专责，以佐其成。臣愿陛下专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若不能诛灭曹魏，兴复汉室，是臣上负先帝，罪何可辞，则当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攸之、祎、允等，不能尽忠斟酌，慢弃职业，是其仰负陛下，咎将谁诿，亦当责诸臣之慢，以明著其失职之咎。然有言而不尽，其过在臣，尽言而不听，其过在君，陛下亦宜反己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无塞忠谏之路，深追先帝遗诏，所以付托于臣，及简拔攸之、祎、允等的意思，使皆得以尽其职，此又臣之望于陛下者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之至。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表既上，于是率师前往汉中伐魏。观孔明此表，惓惓忠爱之意溢于言外。后儒谓其言与《伊训》、《说命》相表里，良不为过。至论君子小人之用舍，关乎先汉后汉之兴亡，于君德治道，尤为切要。其后孔明既没，蒋琬、董允亦相继以亡，而黄皓、陈祗等用事，遂亡其国。然后知孔明之言，深中后主之病，实万世之龟鉴也。

 晋 纪

    <h2>武　帝</h2>


    世祖武皇帝，姓司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执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吴而有天下。初封晋王，故国号晋，在位十一年。


    原文　晋初置谏官，以傅玄为之。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主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


    直解　武帝既代魏而有天下，乃广开求言之路，初置谏官，使之专论朝政得失。选择群臣中，以傅玄素称刚直，遂用他为此官。傅玄见魏朝末年教化不明，士风颓败，思有以救正之，乃上疏说道：“臣闻先王统御天下，以教化为急务，倡天下以礼义之风，而养之以廉耻之节。教化既崇于上，则清议自行于下。人人皆知重名教，畏清议，而败礼伤化之士自无所容，治隆俗美，皆繇于此。近者魏武帝不知教化之务，只好用法术以制天下，所进用的都是刑名之吏，于是天下之人都尚刑名以应之。文帝又喜慕通达，不拘拘于小节，所进用的都是浮薄之士，于是天下之人都以放达相高，反以谨守名节者为贱，而教化之具尽废。所以后来朝廷上，纪纲法度不复管摄，而放诞不简，如何晏、王弼之流，满于朝野，谈论虚无，遗弃礼法，遂使天下之人争慕效之，以名教为不足贵，以清议为不足恤，而教化之衰，风俗之败，至此极矣。今陛下圣德龙兴，受魏之禅而有天下，能力行恭俭，以求广尧舜之化，固可谓得其要矣。但好恶用舍之间，乃人心之劝戒所系，陛下即位以来，不曾见举一个清操远识以礼自守之臣，以敦尚风节，也不曾见退一个虚名鄙行之士，以惩戒人臣之不恪者。好恶未彰，而劝戒无法，然则人心风俗安能遽变乎！臣所以犹敢有言，愿陛下留意于此。”晋武帝嘉纳其言，以为切于时务，但当时承魏之敝，习俗已成，帝亦不能痛革之。其后晋世士大夫皆崇尚玄虚，清谈废事，荡然放纵于礼法之外，以为旷达，遂以亡国。可见教化诚国家之急务，风俗为治忽之所关，而欲行教化以移风俗，又在人主。但率之于上，立之以表仪，示之以好恶，而后天下可渐化也。今武帝之初，虽矫情于恭俭，未几自恃升平，荒于游宴，而忘经国之远虑矣。虽欲移风易俗，其可得乎？此图治者之所以贵端在其本也。


    原文　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直解　交州，即今广东雷州、廉州及安南一带地方。仆射，是官名。晋武帝太康元年，此时吴国既平，天下混一，武帝便说太平无事了，因思汉末董卓、曹操等，皆以州兵强盛，胁制朝廷，欲矫其弊？乃下诏说道：“汉家初置刺史，只着他督察郡县官吏，到东汉末年，四海分裂，各州刺史把郡县的职事都自专制，内既亲理民事，外又统领兵马，各据一方，朝廷不能制，遂致乱亡。如今天下僭乱尽平，合为一家，岂可复蹈其弊，正该韬戢干戈，偃武修文。凡刺史分职，只主督察官吏，如汉家故事。尽除去州郡兵马，大郡只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都不得管领。”于是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州与广州东西数千里，与诸夷接界，此二州兵马恐不该减损，以示单薄虚弱，而生蛮夷之心。”那时仆射山涛也说：“不独交、广二州，天下州郡的兵马，乃是国家的武备，若无武备，万一盗贼窃发，何以制之？恐乱繇此起，都不该裁革。”武帝不听，毕竟都革了。其后才过得三十余年，到惠帝永宁以后，内则诸王相残，外则五胡纭扰，盗贼纷纷，乘时并起，这州郡中兵马既撤，都无准备，虽有武吏百数十人当得甚事？看着那盗贼横行，莫能擒捕制御，天下繇此大乱，果如山涛所言。到后来诸州刺史又复兼领兵马，而州镇之权越发偏重，海内分裂又甚于东汉之末，仅及百五十余年而晋亡矣。此武帝贻谋不善之所致也。古语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晋武之谓乎！


    原文　三年，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直解　太康三年，晋武帝亲祀南郊。礼毕，从容访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试看朕可比汉朝那一个皇帝？”武帝自负是开创之君，或比得高祖、光武，次亦不出文、景、明、章之下。刘毅平生直戆，适见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事，任用外戚杨骏，交通请谒，公行贿赂，就对说：“陛下可比汉家桓帝、灵帝。”武帝惊骇说：“这两个昏乱亡国之君，朕虽不德，何至如此？”刘毅对说：“臣非妄言，有所指证。昔桓帝、灵帝自家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官库，为国家的公用；今陛下却被那贵戚权臣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私门，为他的私用。这等看来，还似不如桓、灵。”武帝乃大笑说：“桓、灵之世，君昏政乱，在朝都是面谀的人，几曾闻有这等言语！今刘毅面折朕过，是朕有直臣。主明则臣直，岂不远过于桓、灵之世乎？”尝观晋史，武帝恭俭明达，足称贤主，虽其末年任用匪人，岂可遽以桓、灵为比？刘毅此言，指斥太甚，常情所不堪，而武帝乃能优容，略无怒色，传之当时，益见其盛德，载在史册，至今为美谈。此后世人主之所当法。然于卖官一事，竟置而不问，卒亦未见其疏杨骏，抑私门，彼复何惮而不为也？徒有纳谏之虚名，而无用谏之实意，虽美何益！此又后世人主之所当戒。

 惠 帝

    孝惠皇帝，名衷，是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七年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直解　惠帝七年九月，升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居三公之任。那时贾后专政于内，贾谧等擅权于外，王戎虽为三公，只随波逐流，与时上下，以图容身保位而已，并不曾直言正色有所匡救，把府事都委与僚属管理，常轻身出去遨游放荡，无复拘简。其性又贪婪鄙吝，所置园庄田产遍于天下，每自家执着牙筹，日夜算计帐目，常如不足。家中有一种好李，发卖与人，恐人得了这种，分夺其利，临卖时常钻破李核，使人再种不得，其贪吝至于如此。三公以荐贤为职，他凡所称赏荐拔的，专一采取虚名，不论实行。有阮咸之子阮瞻，尝谒见王戎。王戎问他说：“历代圣人，崇尚名教，要人遵守礼法；老子、庄周却发明自然无为之教，只要任意率真，不以礼法自拘束。这两样教门，其旨意同乎？异乎？”此时放达之士祖述老、庄，而礼法之士每深嫉之，两家各争是非，故王戎发问及此，有混同儒、老之意。那阮瞻正是个尚老庄的人，会得王戎的意思，乃含糊答说：“这两家道理得无相同。”王戎甚喜其言，叹美良久，就举他做三公府中的掾属。当时人见他因这“将无同”三字便得了美官，遂号他做“三语掾”，其轻于取人又如此。盖自魏晋以来，士大夫祖尚老、庄，崇奖浮薄，其自处则抑名教而贵玄虚，其取人则采虚名而略实行。至于惠帝之时，其风益盛，其习愈靡，以不拘名分者为旷达，不修职务者为高雅。丧容止之仪，纵耳目之欲，则谓之任真；托虚无之论，悖哀乐之情，则谓之忘累。废时失事，败礼伤化，无所不至，甚者以国家之治乱兴亡亦举而委之自然之数焉。驯至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王戎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倾覆人国家，诚万世之所当鉴戒也。


    原文　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直解　武都，是郡名，即今陕西巩昌府阶州地方。秦川是地名，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等府地方。晋惠帝元康九年，此时秦雍氐、羌齐万年反，将军孟观始讨平之。太子洗马江统因思汉、魏以来，氐、羌、胡、羯、鲜卑来降的，都杂处在中原地方，以致扰乱我华夏，这乃是腹心之患。宜趁此时，驱遣出塞，以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一篇，以警动朝廷，说道：“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古时列在四方远处，叫做要服、荒服，言但以约束羁縻之，而荒忽无常也。昔夏禹平水土，而于西戎，止就而序之。盖以诸夷性气贪婪好利，凶悍不仁，本与中国不同。而四夷之中，惟戎、狄在西北者，其贪悍尤甚，从来叛服不常，顾其势力强弱何如耳。有时衰弱则畏服来降，有时强盛则侵叛为患。我中国帝王遇着他强盛的时节，就是汉高祖这等英武也被他诈诱，围困于白登；汉文帝这等仁明也被他侵犯，出军于灞上。及至遇着他衰弱的时节，就是汉元帝、成帝这等衰微，而匈奴酋长如呼韩邪之类，也都称臣来朝。可见戎、狄之叛服，不足为我中国之重轻，历观往事，其明验如此。所以有道之君，其牧夷、狄也，如畜禽兽。款待他必有准备，不因其服而纵弛；制御他必有常法，不因其叛而穷黩。他虽稽颡执贽畏服于我，而边城不废固守，待之有备也；他虽强暴为寇，侵叛于我，而兵革不烦远征，御之有常也。其意只要峻出入之防，明要荒之制，使中国自为中国，夷、狄自为夷、狄，境内之民获安，疆埸无所侵扰便了。何可幸戎、狄之来服，便容他居我内地，以启乱华之阶，而忘中国之备哉！至魏朝初兴，天下未一，西边与蜀国隔界，那时内附的西戎，如羌、氐之类，有在彼界上的，有在此界上的。魏武帝恐蜀人招引武都氐、戎，助兵入寇，乃迁徙他入居秦川，散居关中地方。其意欲以外弱寇敌之党援，内壮国家之藩屏，藉此氐戎，以打御蜀虏。此盖一时权宜之计，实非万世经人之利也。武帝只以御寇为急，不暇远虑，而祸本实种于此。到如今蜀国既亡，天下混一，这祸患却是我国家当之，往年杀害官吏，近日反叛朝廷，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地肥饶，物产丰盛，乃自古帝王建都之所，未闻戎、狄之类可居此土也。盖戎、狄犬羊，原非我的族类，则其心决然与我不同，岂肯安心帖服我中国。只因其衰敝，迁入畿甸内地，以为不足复虑。百姓每与他杂居既久，也有玩忽之心。又见其寡弱，或从而欺侮之，使他怨恨之气深入于骨髓。到后来生育众多，渐渐强盛，遂坐生叛乱之心。以其贪悍之性，怀挟愤怒之情，一旦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又居封疆之内，无边塞之隔，从而掩袭我素不防备之人，收掠我散在四野之积，故能为祸滋长蔓延，暴害发于不测，此必然之势，而亦已验之事也。今可不深监而预防之哉！宜徙诸羌于先零、罕开之地，徙诸氐于阴平、武都之界，庶几华夷不杂而祸原可绝也。且戎之当徙，不止氐、羌，今并州之胡，分为五部，户至数万。幽州句骊，户落孳息，且以千计。譬如犬马，豢养太过，至于肥充，其气骄盈，则有噬啮之患，况于夷狄居我内地，能不为变乎？但顾其初衰微寡弱，势力不逮耳。今日渐蕃盛，将不可测。夫为国家者，其所忧患不在人民寡弱，而在社稷不安。今天下一统，土地这等广大，士民这等殷富，本自众盛，何须那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既无益于中国，而适足贻患，都该再三晓谕，着有司发遣，给以行粮，使还旧土。在彼客居此地，不无怀土之思，既有以慰其心；在我华夷杂处，不无纤芥之隙，又有以释其忧。保惠此中国，以安靖彼四方，绝将来之祸，贻永世之德，其为计不亦长便乎？”当时朝廷上下，只苟安目前，都无忠谋远虑，虽江统之论深切著明如此，毕竟不能用也。前此郭钦亦尝言于武帝之时，而不见听。夫武帝自其身艰难开创，尚虑不及远，况后世乎！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苻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廆，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郭钦、江统之言，于是乎验矣。


    原文　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直解　晋惠帝昏愚，政在臣下。权势贵戚之家，皆交通贿赂，凡事非钱不行，于是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笑之。其文说道：“铜钱之为物虽微，而其形体外圆内方，有乾坤之象，世人亲爱之如亲兄一般，以钱孔四方，遂字之曰‘孔方’。这物虽无道德而极其尊，人皆贵重之；虽无权势而极其热，人皆趋附之。他能排进天子的金门，直入公卿的紫闼。事之危急的，有了钱去营求，则危者可安也；人之该死的，有了钱去营求，则死者可活也。虽是尊贵的人，要摆布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贵者亦可贱矣；虽是生活的人，要杀害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生者亦可杀矣。忿怒争讼的事，不论是非，若非钱则必不取胜；幽晦淹滞的人，不论贤否，若非钱则必不超拔。怨恨仇雠，非钱则不能和解；令名美誉，非钱则不能自发。钱之功用，其大如此。如今洛阳城中，穿朱衣、当要路的贵人，都爱我孔方家兄，无有止极。执他之手，怀抱他终始，不肯相离。其爱钱如此。大抵凡今之人，也不管甚么道理，也不知甚么法度，惟知有钱而已，此钱之所以为神也。”自古观人国者，但见纪纲整肃，上下清白，便知其国之盛；但见权势恣横，贿赂公行，便知其国之衰。古人有云：国家之败，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今观鲁褒之论，晋之朝贵，惟钱是爱，而钱得以移其贵贱死生之权，则其国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原文　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


    直解　左右贤王，都是匈奴的官名。冠军、积弩，都是将军的官号。弱冠，是二十岁。匈奴称单于，即中国称天子的意思。这一段是记五胡乱华之始。初，惠帝弟成都王颖镇邺时，奏荐匈奴降人居晋阳的，有左贤王刘渊可用，以他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领兵在邺。渊有子名聪，生性骁勇，远过常人，又博涉经史书籍，善作文词，有气力，弯弓重三百斤，才兼文武。弱冠时，游于京师，凡有名的士大夫都与他交游。颖又以聪为积弩将军，父子都被亲用。渊的从祖右贤王刘宣对他族人说：“我匈奴本与汉家约为兄弟，何等尊宠。其后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汉亡以来，徙居塞内，曾为单于的，如今空有名号，实无尺寸之地，其余王侯都无封爵，下与平民同编户籍，以供差役，其屈辱如此。今吾部落虽衰，犹不减二万，足以自奋，岂可束手受制于人，听其役使？奄忽之间，过了百年，与草木同朽乎！吾观左贤王英姿武略，超绝一世，天若无意兴起我匈奴，必不虚生此人，既生此人，便是天意有在。今晋室诸王自相屠戮，骨肉相残，内难既作，海内纷纷，盗贼并起，就似鼎中沸汤一般。天下祸乱乃英雄之资，我等当同心协力，推戴左贤王，兴复呼韩邪的故业，正在此时，岂可坐失机会而甘心于人下哉！”遂相与谋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乃设计辞颖，脱身北归，至左国城，自立为汉王，未几又僭称大号。其子刘聪继之，日益猖獗，以至洛京不守，怀、愍蒙尘，而晋室遂东矣。按刘渊父子虽是骁雄，然在武帝时，羽翼未成，诚如郭钦、江统之言，申谕而发遣之，使还其旧土，后虽为患，不过侵犯我边境而已。失此不图，使二百年余孽安处中国，包藏祸心，习知我虚实强弱，一旦乘隙，相扇而动，千百成群，遂不可制，以成滔天之祸。驯至北魏、辽、金，以极于有元，而天下胥为夷矣。盖刘渊之乱，其滥觞也，后之处降胡者，尚思履霜坚冰之戒，而防其渐哉！

 怀 帝

    孝怀皇帝，名炽。是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在位六年，为匈奴刘聪所虏。


    原文　十一月，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直解　荆州，即今湖广等处地方。青州，即今山东等处地方。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此时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专擅朝政，以王衍素有重名，就用衍为司徒。王衍因劝太傅越说道：“今朝廷危乱，正该倚赖各州刺史，这是古时方伯之官，外镇四方，内卫王室，须得能文能武兼禀全才的人，以居此官，缓急方可得力。”因荐其弟王澄做荆州都督，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王澄是个浮华之士，王敦是个凶狠之徒，朝廷如何倚赖得他？此是王衍假公济私，要植亲党以保禄位耳。因私下对王澄、王敦说道：“吾等遭此危乱之时，常恐身家不能自保。今荆州境内，有江、汉二水，可依以为固。青州背后，就是大海，可恃以为险。你二人在外，各据要地，我居其中，秉执朝权，尔以我为腹心，我以尔为羽翼，谁复有能害我者？此足以为三窟而保全身家矣。”窟是土穴，兔性最狡，穿地为穴，若止是一处，恐怕人以水灌，或以火熏，无处可逃，故连做三个巢穴，彼此相通，以为藏躲脱走之地。王衍设此譬喻，自以为得计矣。岂知忠臣忘家徇国，国安则家安，未有不顾国之危乱，而身家可保者也。到后来王澄纵酒废事，遂为王敦所杀。敦又以谋反败死。而王衍竟死于石勒排墙之下，虽有三窟，何足恃哉！此可以为人臣负国不忠，背公植党者之戒矣。


    原文　五年，东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丧还葬东海。石勒帅轻骑追之，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繇，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直解　怀帝即位之五年，羯胡石勒，举兵入寇，逼进京师。东海王越时为太傅，不护守京师，却领兵出镇许昌。怀帝恶其专擅，密诏大将军苟晞讨越。越因此忧愤成疾而薨，临薨时，把后事托与太尉王衍。衍奉其丧柩回东海国中安葬，被石勒帅领轻骑追至苦县地方，围住晋兵，将士十余万人尽被擒获，无一人得脱者。石勒拿住王衍，叫他坐于帐下，问以晋家变乱的缘故。王衍备细陈说晋室祸败都繇宗室争权、骨肉相残，以致宗社倾危，朝廷坏乱，实不干我等大臣之故。且我少时宦情甚薄，不愿做官，所以一切世事懒得干预。王衍这说话，只是惧怕石勒杀他，要推罪免祸的意思。又劝石勒早称帝号，以逢迎其意，冀免于死，其不忠甚矣。勒见衍言词虚妄，因折他说道：“世间有那不爱名位的人，方可说的无宦情，汝自少登朝，名盖四海，位至三公，负这等大名，居这等重任，如何说道无宦情邪！今天下事全是你每坏了，所以致此祸败者，不是你却是谁？”因命左右牵出，至夜，使人推墙压之而死。夫人臣之义，食其禄则当任其事，王衍为晋大臣，义同休戚，当国家多难，固宜效忠戮力，死生以之，却乃平时则崇尚虚谈，隳废国事，及至临难则甘心媚虏，俯首乞怜。虚名无实之士，其误人国家如此，人君于任人之际，可不慎所择哉！


    原文　周奔琅邪王睿，睿以为军咨祭酒。前骑都尉桓彝亦避乱过江，见睿微弱，谓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直解　睿，是晋元帝名，元帝初封为琅邪王。军咨祭酒、前骑都尉都是官名。中州指洛阳说。管夷吾，即管仲。新亭，在今应天府江宁县地方。中国叫做神州。楚囚，是借春秋时钟仪留晋的故事，以见羁旅异乡的意思。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刘聪的军马攻陷洛阳，怀帝被执，又西据了长安，此时海内大乱，独有琅邪王睿镇守建业，江东稍安。于是中州名士周 遂奔江东，来投琅邪王睿，睿就收用他做军咨祭酒。又有前骑都尉桓彝，也是从中州避乱过江，因见琅邪王兵力微弱，恐难倚赖，私下对周说：“我本为中州兵乱，特来这里避乱全身，不料江东事势单弱如此，将何以存济而得免于祸！”心下疑虑。后来得见王导，与他共论时事。王导是琅邪王的谋臣，先劝琅邪王潜图兴复，收人望，振法度，别名器，凡所施为，都有次第，言论风旨，慷慨动人。桓彝不觉敬服，既退，与周说：“当时齐国只得一个管夷吾，便能攘夷狄、兴周室，向见王导，即今之夷吾也。江东虽微弱，有这人在，吾复何忧？”诸名士每暇日相邀出登新亭，临江游宴，周到半坐时，感叹说道：“昔洛都游宴，多在河滨，今新亭乃临江渚，风景都是一般，只举目之间，未免有江、河之异，故国丘墟，胡尘阻绝，使人对景伤怀。”于是彼此相顾，不觉泪下。那时王导独愀然变色说道：“诸名士在此正当并力一心，共扶王室，削平祸乱，克复神州，才是大丈夫的事业。何至区区似楚囚一般，羁旅无聊，相对涕泣，徒悲何益耶！”诸名士乃猛然警省，都收泪而谢之。此亦王导激励人心之一机也。可见国势之强弱，只在贤才之有无。晋元帝当丧败之余，收乌合之众，只得一王导，遂能系属人心，立国江左，而延晋室百年之命脉。况以天下之大，而驱策一时之英杰，将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哉！

 愍 帝

孝愍皇帝，名业，武帝之孙，吴孝王晏之子。在位四年。长安破，降于刘聪。

 元 帝

    中宗孝元皇帝，名睿，宣帝司马懿之曾孙，琅邪王觐之子。怀、愍蒙尘，晋室无主，睿从琅邪起兵，兴复晋室，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在位六年。


    原文　初，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为军咨祭酒。逖居京师，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繇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直解　范阳即今涿州。司州，今河南府。愍帝之时，有范阳人祖逖者，从少时即慷慨有担当世事的大志，素与刘琨相厚，两人同做司州的主簿。一夕同处歇卧，到半夜的时分，忽然听的鸡叫，祖逖此时正思量着天下的大事，睡不着，就以足去蹴刘琨醒来，与他说道：“半夜鸡鸣，虽不是时候，然唤人早起，不致失觉，亦于人有益，非不祥之声也。”因披衣起舞，有不胜踊跃奋发的意思。后来逖避乱过江，元帝以逖为军咨祭酒。逖住在京师，专一纠集那骁健的勇士，加意抚恤，欲得其用。一日，劝元帝说道：“举大事者，全在人心，我观晋室之乱，非干在上的行政无道，而在下的怨叛离心也。只因那宗室诸王树党专权，骨肉分争，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之人，若刘聪、石勒辈，乘此衅隙纷纷并起，侵扰中土，荼毒生灵。即今晋室遗民，自遭残害以来，各为其父兄子弟之仇抱恨积怨，欲奋身讨贼，只是没人倡率之耳。大王诚能遣命将帅，兴发师旅，使勇敢忠义如我这样的人统领前去，恢复中原，那郡国的豪杰，一闻此举，必然望风而来，随声而应矣。何乱之不可克乎？”祖逖此言，深为有见，争奈元帝素性优柔，只想保守江东，无志北伐，乃命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着自募兵马而行，竟不能出师以图大举。于此便见元帝立国规模本来狭小，原无远略，所以终其身仅能偏安一隅，而长、淮以北，尽委腥羶，寸土尺疆，不能收复，忘宗社丘墟之恨，孤豪杰向义之心，岂不可慨也哉！


    原文　陶侃为广州刺史。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


    直解　广州，即今广东广州府等处地方。甓，是砖，世俗误以为瓮。斋，是退居的去处。陶侃先在荆州，为王敦所忌，左迁广州刺史。陶侃在广州，破杜弘、诛王机、擒温邵，叛乱悉平。威名既立，州中无事，然陶侃却有远志，不以无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运砖百块于斋外，晚间又运将进来。人见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从而问之。陶侃答说：“今王室陵夷，盗贼群起，中原多事，我要替朝廷出些气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无事，便过于偷安，任意恣情，优游逸乐，一向自在惯了，却恐精力懈弛，不复堪任劳苦的事，所以早晚运甓，不放此身安闲，以习劳苦尔。”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则日明；好偷惰，则日昏。人之精力，常练习，则愈强；务安逸，则愈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陶侃之运甓，盖亦欲兢惕其志意，而练习其精力，有大《易》自强不息之义焉。当时人士，崇尚清谈，遗弃世事，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而陶侃独不安于暇逸如此，可谓卓尔不群者矣。

 明 帝

    肃宗明皇帝，名绍，是元帝长子，在位三年。


    原文　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直解　东晋时，将湖、广、四川接境一带地方，分做四州。荆，是今荆州汉、沔等处。湘，是今长沙、常德等处。雍，是今襄阳、陨阳等处。梁，是今汉中、顺庆等处。晋明帝太宁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荆州刺史。前时陶侃曾有功德于荆州，百姓每都感戴他，愿得他管领这地方，及至重来荆州，士民儿女无不欢庆，其得人心如此。陶侃生性聪察警敏，谦恭勤劳，终日衣冠，敛膝危坐，纵在闲居，绝无惰容。而军府中事无大小，一日之中，都简摄无遗，绝无一件废阁。精勤职务，未尝少闲。晋时风俗，率以游宴醉酒为高，他独不然，尝对人说：“昔大禹圣人，克勤于邦，一寸光阴，尚且爱惜。况今之人，万万不及大禹，就是一分，也该爱惜。百年之内，能够几何？岂可逸游荒醉，把这光阴虚度了！自家身上，全不理会，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枉过一世，分毫事业不能成就，岂不是自弃乎？”尝造船只，剩下的木屑竹头，都着簿籍记了数目，收掌在官，不肯抛弃。人都不晓得他的意思，只说这零碎物件，收藏他有何用处？到后来正月元旦，府中官僚都聚会称贺，那厅事前残雪沾湿，就把这木屑铺在地上才好接见宾客，此时木屑也有用了。及穆帝永和中，桓温造船伐蜀，就把陶侃所藏的竹头作了丁装船，此时竹头也有用了。其经理诸事，精微细密，都是这样，不可悉举，即此亦可想见其为政矣。夫王衍诸人，高旷清远，不屑世事，固以陶侃为鄙琐；陶侃勤敏微密，不遗小物，亦以王衍等为虚浮。二者正相反，然天下卒败坏于王衍而兴复于陶侃，可见虚谈者不适于用，而勤事者乃能有成。人君取人之际，当知所审择矣。

 成 帝

显宗成皇帝，名衍，是明帝长子，在位十七年。

 康 帝

康皇帝，名岳，是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

 穆 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是康帝之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祸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直解　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清虚，儒者诗书六艺之学，久废不讲。至是新野人有范宁者，独能考究经籍，专心儒学，而性又质直，不能委曲随时，尝以首倡清谈起自王弼、何晏两人，因说这两人的罪恶比之桀、纣尤为深重。或有人说：“桀纣暴虐无道，身弑国亡，古今称为凶恶之人，今把王弼、何晏比他，莫不贬之太过些。”范宁答说：“圣贤垂世立教，全凭那典谟文章、仁义礼乐，以为维持世道之具，不可一日而缺者。王、何二人，把典谟文章当做古人的糟粕而轻弃之，把仁义礼乐当做道德的渣滓而泯没之，专一祖述老、庄的言语，高谈虚无，其游漫之辞，浮诞之说，使那后生每心志摇荡，随波逐流。缙绅士大夫亦皆翻然变其旧辙，务以放旷为高，把世事理乱兴衰全不经管，以致礼度败坏，音乐崩缺，遂有五胡乱华、中原倾覆之祸。其遗风余俗，传至于今，百姓每视听习熟，恬然不以为非。将来之患，尚无止极。其风俗败坏，人心陷溺，都繇王、何二人倡之。若桀、纣虽是暴虐无道，然不过纵恶于一时，其丧身亡国之祸，传之后世，适足以为作恶的鉴戒，岂能鼓惑百姓每的耳目，而回其视听如此哉！所以我说桀、纣之祸，止害的一世，其祸犹轻；王、何之祸历代犹受其害，其患为尤重也。桀、纣之恶，止丧的他自家一身，其恶犹小；王、何之恶，众人皆被他迷惑，其罪为尤大也。”夫魏晋清谈之祸，虽自王、何两人倡之，然亦繇当时纪纲不振、教化不明，故邪说易行，人心易惑。诚使朝廷之上纪纲振肃，而国无异政，学校之间，教化修明，而士无异学，则道德以一，风俗以同，邪说何繇而得肆哉！有君师政教之责者，当鉴于兹。

 哀 帝

哀皇帝，名丕，是成帝长子，在位四年。

 废 帝

废帝，名奕，是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为强臣桓温所废。

 简文帝

太宗简文皇帝，名昱，是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孝武帝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是元帝之孙，简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


    原文　二年，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郗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


    直解　晋自元帝以来，偏安江左，中原地方，尽为苻秦所据。秦王苻坚，既东平慕容，西取蜀汉，北克凉、代，九州之地，已有其七，恃其强盛，有并吞江左之意。此时晋室兵力微弱，边境数被侵扰，朝廷上下，方以秦寇为忧。乃下诏遍求文武全才的好将帅，可以镇守备御北方、抵敌秦寇者，付托他以兵事。时谢安为宰相，就举他的侄儿谢玄以应诏命。遂拜谢玄为建武将军，监江北诸军事。中书郎郗超，素与谢玄不和，然曾因共事，知其才能，听得谢安荐举他，因叹说：“知人固难，能副所知亦不易。况至亲之间，人多畏避嫌疑，不敢推举。今谢安之明，乃能不徇众情，独举其侄，不以私亲为嫌；谢玄虽是年少，未曾经事，然他的才能足以胜此重任，异日必能成功，不负谢安之荐举也。”观郗超心服谢安之举如此，则其得人可知矣。其后谢玄屡立边功，及苻坚大举入寇，玄以五千骑破秦兵数十万于淝水之上，超所谓不负所举者，岂不信哉！大抵人臣有体国之公心，则形迹有所不必拘，嫌疑有所不必避，然后能为国家得人于爱憎毁誉之外。自昔名臣，有举其子者，祁奚之举祁午是也；有举其仇者，解狐之举荆伯抑是也。故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谓至公矣。近世若吕蒙正之荐夷简、文彦博之荐唐介，亦得古人遗意，推此可以为荐举之法。


    原文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直解　道子，是晋宗室，封为琅邪王。浮屠，是佛。孝武帝即位初年，褚太后临朝摄政，及帝既冠，始亲政事，总揽威权，爵赏刑罚，都自己出，又委任谢安、王彪之等，外平寇乱，内理国事，甚有人君的度量，可为贤主。及到后来耽溺酒色，恣意荒淫，遂不亲理政事，把朝政都委之于琅邪王司马道子，着他管理。这道子为人性亦好酒，不能管理政务，日里夜间，只是与帝纵酒，以酣饮狂歌为事而已。帝又听信邪说，崇尚佛教，在于内殿去处，修建精舍，招引僧人，住居其中，倾竭资财，奢侈费用，略不顾惜。左右近习之人，遂得以操弄权柄，擅作威福，繇是政出私门，交通干托，凡那营求干办的，明白用钱馈送，贿赂公行。遂使无才者得以冒官，无功者得以冒赏，而官赏滥杂；有罪者倖逃法网，无辜者反被诛戮，而刑狱谬乱。国事大坏，人心怨咨，晋室之亡，实决如此。夫帝始亲政事，何等精勤；一旦溺于酒色，委政道子，遂致迷缪。可见人君一心，难于清明，而易于蛊惑。是以大禹以旨酒垂戒，成汤以女谒省躬，皆所以防情欲之流而绝祸乱之本也。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 帝

安皇帝，名德宗，是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

 恭 帝

恭皇帝，名德文，是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而禅于宋。

 宋 纪

    <h2>武　帝</h2>


    高祖武帝，姓刘，名裕，彭城人。初起布衣，为刘牢之参军，从破孙恩有功。后倡义平桓玄之乱，威名日盛。因灭南燕并秦，遂封宋公。进爵为王，而受晋禅，国号宋。在位三年。


    原文　二年，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六月，宋王至建康。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具诏草呈帝，使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逊于琅邪第。王为坛于南，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


    直解　建康即建业，是今应天府。晋元帝渡江，遂都于此。初，刘裕既平桓玄之乱，复兴晋室，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恭帝立二年，此时刘裕自立为宋王，虽出镇寿阳，实专擅威福，朝廷徒拥虚位而已。裕久蓄代晋之意，要恭帝把天位让与他，却自家难于发言，乃先遣中书令傅亮到京谋事，亮劝晋征裕辅政。六月，刘裕被征至建康，傅亮就劝晓恭帝以当禅位的意思。因具一诏稿，呈与帝看，使帝亲写发下施行。恭帝知道事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听从，遂欣然执笔，对左右说：“昔安帝时，桓玄为乱，晋氏已失了天下，赖得刘公倡义起兵，诛桓玄，复晋室，延至于今，将二十载。这都是刘公之功，今日就把天位让他，本自甘心，不须逼迫。”便亲书赤纸为诏，禅位于宋，自家逊避，出居琅邪邸第。于是刘裕乃筑坛于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而晋家百五十年之祚，遂移于宋矣。夫篡逆大恶，天道好还，晋司马氏本篡魏而有天下，乃假托于禅受之名，故其后世，强臣陵夺，亦复如是。今观刘裕之所以取德文，即向日司马炎之所以取曹奂者也。先后一辙，报施不爽，可以为永鉴矣。历宋而齐、梁、陈、隋，朝君臣，暮仇敌，君如弈棋，国如传舍，才得便失，远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繇君德不纲，强臣擅命所致。然则国之权纲，人主其可一日不揽，而使下移于强臣，以成陵替之渐哉！

 少 帝

少帝，名义符，是高祖长子。立一年，废为营阳王。

 文 帝

    太祖文皇帝，名义隆，是高祖第三子。在位三十年，为太子劭所弑。


    原文　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陈，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繇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长，不论本末。听察精微，下无遁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直解　此时晋、宋相承，立国江左，长、淮以北，皆没于夷，天下中分，称南北朝。南则宋、齐、梁、陈，北则魏拓跋氏，后分为宇文周、高齐，至隋代周而混一焉。魏本鲜卑部落，其太祖拓跋珪起代地，子明元帝嗣，孙太武帝焘。太武北伐柔然，西伐夏主赫连昌，所向皆克，声威大振。这一段是纪他刚明果断的去处。鸷，是鸟名，其性最猛。说魏主为人躯体壮健，生性鸷勇。每行军用兵，攻打城池，或两军对阵，他亲自出战，冒犯矢石而不畏，左右的将士，或为矢石所中，相继死伤，他神色也只照常，略不慌惧。将士每见他这等胆略，都输心畏服，个个拼死，与他出力，因此所向无不成功。又明于知人，凡智谋勇略之士，间或从行伍中简拔出来任用，只是论其材能所长，因材器使，至于出身始末来历、高低贵贱，更不论他。其听察下情，详审精微，臣下每一言一动，分毫不能欺隐。凡有功当赏的，便是微贱的人，也不肯遗落；有罪当罚的，便是尊贵的人，也不容避免。不但贵人，虽是素所亲爱的人，一旦有罪，亦必尽法处之，到底不饶。尝说道：“这法，不是我一人的法，乃我与天下人公共的法，若徇了我一人的私情，便违了天下人的公论，我何敢以私情而轻纵之哉！”其至公无私如此。但其资性残忍，诛戮太暴，遇人有罪过，不复推问情实，即时拿去杀了，每到既杀之后，察知冤枉，方才追悔，已无及矣。夫古先圣王用刑，虽罪在必诛，犹必三奏五复，不厌其详，诚以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今观魏太武知人能用，信赏必罚，亦可谓识治体者，独其果于杀戮，未免伤于惨刻之私，岂非刚断有余，而宽仁不足者哉！


    原文　宋主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直解　江左，即江东。是今南直隶浙江一带地方。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这一段，史臣记宋文帝的好处。文帝天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谨守法度，虽是严明，却不伤于峻急；含容待物，虽是宽厚，却不失于纵弛。又行久任之法，百官皆久于其职，外面郡守县宰，尤生民所寄，必历两考，定以六年为限，限满然后迁转。盖官吏迁转不常，则民心无所系属，今皆久任，无有视官如传舍，而苟且以觊速迁者。那百姓每知其久，亦且倾心服从，专一听信，不复涣散。故文帝即位以来，三十年间，虽海内分裂，兵戈扰攘，而江左四境之内，独能保境息民，晏安无事，休养生息，户口蕃多。民间出租税、供徭役，止是每年常额，并无不时征派、琐碎扰民。百姓每晨出暮归，都只干办自家的生理，更无他事。所以衣食饶足，礼义自兴，闾阎之内，家习诗书，讲诵之声，达于里巷。为士的都敦崇操尚，以行谊为先；居乡的都渐被忠厚，以轻薄为耻。魏晋以来，江左风俗，为之一变，足称淳美。自后谈说政治者，皆以文帝元嘉之际为称首焉。夫江左经六朝之乱，当百战之余，社稷递迁，人民离散，仅一宋文帝躬行节俭，留心民事，而其效遂如此。本其所繇，只缘守宰久任，是以政治可观。可见天下无不可行之法，亦无不可为之时，况夫世方全盛而能守法任人，尚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孝武帝

    世祖孝武帝，名骏，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诛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


    原文　宋主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已来，宫室草创，宋兴，无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


    直解　武帝为人，机智警敏，处事刚断，其学问广博该洽，无所不通。作为文章，词既华藻，才又敏捷。每读书史，或省览章奏，一目之间，七行俱下。其聪明才辩如此。又有武略，善骑射，可谓英主矣。但志意骄奢，纵欲无度。建康自晋元帝渡江已来建都于此，其宫室规模，一时草创，不暇恢弘。及宋高祖受禅而兴，亦只仍其旧制，无所增益更改。至是武帝嫌其狭小，乃大兴工役，拆毁旧时宫室，从新盖造，墙壁栋宇，都用锦绣妆饰，土木壮丽，大异昔时。侍中袁尝见高祖时传留的葛布灯笼、麻结绳拂之类，因盛称高祖节俭朴素之德，贻谋子孙之善，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嘲笑说：“高祖起自田野，本是个庄家老。有这等受用，已为过分矣。今日之事，岂可同哉！”夫自古创业之君，身履艰难，而知其成之不易，故尝俭用厚积以诒后人，其为虑至深远也。为子孙者，不能绎思先德而敬守之，乃至讥诮其祖为田舍翁，悖逆甚矣。是以传及子业，即有篡弑之祸，岂非荒坠厥绪、自取灭亡者哉！

 明 帝

太宗明帝，名彧，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东王，及太子业被弑，为大臣所迎立，在位七年。

 苍梧王

    苍梧王，名昱，是明帝长子，在位五年，为萧道成所弑。


    原文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尤重刑罚，大刑多令复鞫，或囚系积年。群臣多以为言，上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卒而滥乎！夫人忧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


    直解　魏显祖名弘，是太武孙、文成帝之子。显祖乃魏之贤君，嗣位以来，勤于为治，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严而且明。慎择州牧郡守，必得贤牧寄以民事，又时加访察，进其清廉的，退其贪污的，所以吏称民安。尤重刑罚，以其为民命所系也。每有大刑，虽论定了，多令法司重复鞫讯，恐有冤枉，或至幽囚拘系，积年不决。群臣多以为言，显祖说：“淹滞狱囚，诚非善治，然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比那一时仓卒而滥及者，岂不为犹愈乎！死者不可复生，若乘快而误杀，悔之何及？且人之常情，忧苦困郁，则恐惧思省，而善念自生，故明智的人，以囹圄为福堂。囹圄是牢狱，如何反看做福堂？正以其拘系于此，则忧苦而思善，可以转祸为福故也。今所以久系者，正要这等困苦他，使他省改，追悔前日之非，我便也矜怜他，原情宽宥，开其自新之路耳。”此时南朝有宋文帝久任守宰，北朝有魏显祖慎重刑狱。夫偏安之政多苟且，而宋文独能责成；夷狄之性多残暴，而魏主独能矜恕，皆可谓贤矣。况为中国之主，当全盛之时，又岂可忽吏治、轻民命，而有愧于二君也哉！

 顺 帝

顺帝，名准，是明帝第三子。初为萧道成所迎立，寻被弑，宋遂亡。

 齐 纪

<h2>高　帝</h2>


    太祖高帝，姓萧，名道成，汉相萧何二十四代孙。起建康令，破贼有功，威名日甚，进爵为齐王，遂篡宋。国号齐，在位四年。

 武 帝

世祖武帝，名赜，是高帝长子，在位十一年。

 明 帝

    高宗明帝，名鸾，是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原文　九月，魏主谓陆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繇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尔。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尔。”


    直解　魏主名宏，献文皇帝之子。恒，即今北岳恒山，在大同府浑源州地方。齐明帝元年九月，魏主以北人不知向学，欲迁都洛阳，以变其俗。一日，与恒州刺史陆睿说道：“人性不甚相远，今北人常说北方土俗，质朴愚鲁，无繇通晓诗书。朕闻此言，甚是怃然不乐。即今天下之人，知书者甚多，岂皆聪明特达，生来就是圣人！只在学习与不学习而已。学，则质鲁者可变而为聪明；不学，则聪明者亦流而为质鲁。朕今辨名定分，整饬百官，考古证今，制作礼乐，因欲改移北土质鲁之风，变为中原文明之俗。所以今日汲汲要迁都洛阳，意固有在，非为朕自己一身。盖朕既已为天子，何必入居中原而后为尊，只要汝等子孙渐染美俗，以变化其气质，广闻博见，以开扩其心胸，其意为此故尔。设使世世住居恒山迤北，又遇着为人主者不好文学，耳不闻诗书之言，目不接礼义之事，譬如面墙而立，一窍不通，一物无见，质鲁之俗，果何自而变哉！”夫魏主本以戎狄之君，僻处朔野，其于礼乐教化，令非素具，事不习闻。乃能慨然修古帝王之业，据鞍论道，遣使求书，禁胡服胡言，立太学小学，卒能用夏变夷，化民成俗。况抚一统之规，承熙洽之运，而能修文德以绥太平，其致治之美，又当何如也哉！

 东昏侯

东昏侯，名宝卷，是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萧衍所废。

 和 帝

和皇帝，名宝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禅位于梁。

 梁 纪

    <h2>武　帝</h2>


    高祖武帝，姓萧，名衍，是汉萧何之后，仕齐为雍州刺史。齐主宝卷无道，信任群小，诛戮大臣。衍遂举兵内向，废宝卷，立和帝。于是加衍大司马，封梁公，进爵为王，而受齐禅，国号梁。在位四十八年。


    原文　魏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洛阳令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直解　殿中尚书，是官名。停解，是考满去任，及为事停职解官等项。《北史》记魏明帝时，用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专主铨衡。魏家旧制，文武官都着六年考满，考满后，在外的六年叙用，在内的四年叙用，于其中又品第优劣，分为九等，量才升授，不拘次序先后，常把后面的人拔起，那前面的人都壅滞了，不得升转，颇生嗟怨。及崔亮为吏部，遂权宜设法，定下个资格事例。凡待选的人，不问贤愚优劣，只据他除授考满停职解官的月日以为资序。若年资浅的，就是贤能，也不得升补；年资深的，就是不贤，也依序升用。以此淹滞者都喜其便己，而称颂其能；而有识之士，则不以为然。于是洛阳令薛琡上书说道：“朝廷选择长吏，为民父母，百姓每的性命，都系属于他，可不慎重！若为选曹者止论年月，以积久为功劳，不复简择其贤否，只挨次选用，如雁之行列、鱼之贯串一般，执着簿籍，照次呼名，这只消一个掾吏就够了，要那尚书何用？且吏部之职，名为铨衡，谓其能评品人才，进贤退不肖，如权衡之称物，轻重不爽也。若不论贤愚，挨次点名，数着便用，这等谩无轻重称量，又如何叫做铨衡？此当今弊政，不可不厘正者也。”书既奏上，不见批答。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亦以人才难知，任己意为进退，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如只循资擢用，己不劳而物无议，甚是简便，遂守崔亮之法，跟着他行。而魏朝选举失人，实自崔亮始矣。然北魏以来，历唐及宋，这停年资格，至今尚踵行之而不废，何也？盖世变久而情伪滋，便资格尽废。待选的，或矫饰声名，或窥伺隙窦，适以启侥倖之门；主选的，或交通请托，或公行贿赂，适以资奸利之弊。则年格亦何可废哉！但序迁所以待中人，而超擢所以拔异才。天下异才少而中人多，诚于资格之中，而寓考核之实，凡任满者，勿概署以称职，必明开其优劣，而筒拔其卓异，亦庶乎不蹈崔亮之失矣。


    原文　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亲为四众讲《涅槃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表请还宫，三请，乃许。


    直解　梁武帝惑于佛教，倾心侍奉，亲自幸同泰寺，建设斋醮，聚集僧俗人众，叫做四部无遮大会。脱去衮服，穿了僧衣，受清净戒行，把自家身子，舍在寺中。卧的是素床，用的是瓦器，屏去了天子的奉养，修斋持素，件件与出家人一般。又亲升讲堂法座，为僧俗大众讲《涅槃经》。佛家说，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灭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经》。武帝信之，故亲讲与众人听。文武群臣，见武帝迷惑，舍身在寺里，无可奈何，乃共出钱十万，献在佛前，赎出武帝来，上表请帝还宫听政。武帝初时不肯，恳请三次，然后许之。夫人主一身，天地祖宗之所付托，社稷生民之所倚赖。虽战兢以保守之，犹恐有伤；虽恭敬以奉持之，犹恐或亵。况于轻万乘之尊，从夷狄之教，弃其身如卖僮，或舍或赎，若非己有，此其四体且不能保，而何以保天下乎！卒之侯景构乱，饿死台城，奉佛者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梁贺琛启陈四事，言奢侈赋役之弊，梁主切责之。梁主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大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奏及之。


    直解　天监，是梁武帝初即位的年号。释氏就是佛。木绵，即今绵花。梁散骑常侍贺琛上书，条陈四事：一件是牧守贪残，使臣骚扰；一件是风俗奢靡；一件是百司奏事，诡竞求进；一件是兴造非急，征求可缓。大略都是说那时用度奢侈、赋役繁重的弊病。梁武帝大怒，下诏切责，为其触犯忌讳故也。武帝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又通晓各样技艺，如阴阳避忌、卜龟筮卦、驰马射箭、声音乐律、草书隶字、围棋，无不精妙，是个聪明的人。且勤于政务，虽在寒冬时节，每日四更尽时便起视事，执笔批答，触冒寒气，手皮冻破了，也不休息。其勤如此。自天监年间，信用佛法，长持斋素，断绝鱼肉，日止一膳，只是菜羹粗饭而已。或遇事繁，不暇进膳，日已过中，但用净水嗽口便了。所尚袍服，止用布素，不御丝帛；所设帏帐，只用绵布，染成黑色，不尚华采。一顶冠帽，可戴三载；一件衾被，可盖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拖地。其俭如此。又性不喜饮酒，自非宗庙祭祀、大飨礼宴及设斋供佛等事，未尝动用音乐。就是独处暗室中，也常常整理衣冠，绝无惰容；暂时憩息，当盛暑之际，也不曾揭衣露臂，以取凉快。对里面宦竖、外边小臣，也如遇大宾，不敢轻忽。其恬澹恭敬如此。武帝有这许多好处，宜乎能身致太平而为明主矣。只缘他崇尚佛教，专主慈悲，其待士人极其优厚，宽假太过，有罪不问，以致外面州牧郡守有司官，多侵渔百姓，肆无忌惮。公差出去的官员，所过地方，需索供应，扰动郡县。所以贺琛说，牧守贪残，使臣骚扰。又喜亲任小人，论奏纷纷，吹毛求疵，争为苛察，以觊信用。所以贺琛说，百司奏事，诡竞求进。又广用资财，多造塔庙，以供奉佛，官民钱谷，费用耗损。所以贺琛说，兴作非急，征求可缓。又江南数十年间，地方无事，上下偷安，渐成奢侈。所以贺琛说，风俗侈靡。这四件事，深中武帝之病。帝不能用，反加诘责，如讳疾忌医，卒至于危亡而莫救，岂不可惜哉！看这一段，可见帝王之治天下，有大德，有小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亲贤远佞，纳谏听言，振纪纲，明赏罚，节财用，爱百姓，执事理之要而坐运天下，此大德也。粗衣澹食，勤事修容，此小行也。细行虽不可以不谨，而天下所以治乱安危，实不全系于此。若大德有亏，则小行何补？且为治有体，日出视朝，日中听政，岂必四更即起，皴手执笔而后为勤？膳羞有节，服御有度，岂必终日一食，三年一冠而后为俭？且自身日用，所省几何？而塔庙岁兴，糜费无极。若使邪竞进，守宰贪残，风俗奢侈，则人主虽布衣粝饭，适足自苦，无益于民也。至于卜筮、骑射、书隶、围棋之类，又方术小技，虽士人之有大志者，犹不屑为之，况于帝王乎？今观梁武帝之所长者，通是细行，而大德全亏。故虽劳心苦形，至于白首，而终无救于台城之祸。然则人主之学，其可不务识其大哉！


    原文　梁主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梁主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繇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直解　这一段，是纪梁武帝慈爱弛刑，致生祸乱的事。武帝素好书史，敦尚文雅，而于刑名法律之事，都疏简阔略，一意宽纵。自公卿大臣而下，都承顺风旨，务为宽大，把审鞫狱囚的事，尽行停阁，漫不为意。遂使奸吏得以操窃权柄，舞弄文法。有罪者用钱买免，而货赂成市；无辜者牵连诬害，而枉滥众多。王侯子弟，倚恃贵势，多骄纵淫佚，不循礼法。武帝年既衰老，怠于政事。又信奉佛戒，慈悲不杀，每断死罪重囚，常尽日不乐。或谋反叛逆重情，事既发觉，亦哀怜涕泣，赦而宥之。繇是王侯无所忌惮，愈益骄横，或白昼在于都市，持刃杀人；或暮夜聚众劫财，公行剽掠。犯罪在逃的人，藏在窝主家里，有司踪迹至门，亦不敢搜寻捕捉。豪强恣横，一至于此。武帝明知其弊繇宽纵所致，而溺于慈爱，不忍加刑，毕竟不能禁制也。夫古之帝王，若舜之钦恤，禹之泣罪，何尝不以好生为心哉！然舜诛四凶，禹戮防风，则其好生之心，乃以矜愚民，非以惠奸慝也。武帝溺于佛教，欲戒杀以造福，遂至叛逆大恶，亦宥而弗诛，杀人重辟，概置之不问。纵弛如此，天下安得而不乱乎？其后侯景构难，大江南北，积尸遍野，所造者福耶？祸耶？明主当有以辨此矣。

 简文帝

太宗简文帝，名纲，是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弑。

 元 帝

世祖孝元皇帝，名绎，是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及简文帝被弑，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降于西魏。

 敬 帝

敬帝，名方智，是元皇帝第九子。在位二年，禅位于陈。

 陈 纪

<h2>武　帝</h2>


    高祖武皇帝，姓陈名霸先，字兴国，吴兴长城人。初仕梁为始兴太守。讨侯景之乱，奉晋安王为帝。王僧辩又纳贞阳侯渊明为帝，而废晋安王为皇太子，霸先袭僧辩杀之，复正晋安王位，因以丞相自进爵为陈公，遂篡梁而有天下，国号陈。在位三年。

 文 帝

世祖文帝，名蒨，是武帝兄始兴王之子。初封为临川王，及武帝崩，承遗诏入即帝位。在位七年。

 废 帝

废帝，名伯宗，是文帝长子，在位二年。懦弱不振，政归安成王顼，寻被废为临海王。

 宣 帝

高宗宣帝，名顼，是始兴王第二子。废帝既黜，以太后诏即帝位，在位十四年。

 后 主

    后主，名叔宝，高宗长子。在位七年，荒淫无度，为隋所灭。


    原文　隋主不喜辞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治书侍御史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繇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诏以谔所奏，颁示四方。


    直解　雕虫，是雕刻虫豸，譬喻文字工巧纤细的意思。丱，是童子的丫髻。六甲，即今六十甲子，古时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记之事。隋主杨坚，性尚敦朴，不喜辞华。既代周而有天下，诏谕天下，凡朝廷表章，官府公移，士人撰述，一应公私文翰，都着从实叙录，不得徒逞浮词。那时有个治书侍御史，叫做李谔，也见当时文章体制崇尚轻薄，宜痛革其弊。乃上书说道：“昔魏之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都崇尚文词，专攻诗赋，君人为治的大道，却不知留心，只好那雕虫小艺。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始于朝廷，达于里巷，波荡风靡，遂以成俗。晋宋以来，立国江左，历齐及梁，其弊愈甚。排比声律，竞一韵之奇；剪裁对偶，争一字之巧。制作繁多，连篇累牍，积案盈箱，其中所言，不过是描写那月露的形容，妆点那风云的状态而已，于身心何与？于理道何关？沿习既久，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取士，止据浮词，选擢在位，加以爵禄。此路既开，人见这几句浮词可以得富贵，越发爱尚，好之愈笃。于是闾里间童幼昏蒙之人，贵宦家游闲总角之子，年方稚艾，未曾通晓六甲名目，便去操笔学做五言诗句。所以浮华荡心，浑朴尽散。其文日繁，其政日乱。此无他故，良繇其废弃古先大圣之轨模，凡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别造一种无用之词，把来当做实用。父兄以是期望，师友以是传习，下以是希用，上以是取人，此政之所以日乱也。近日朝廷虽有诏书，谕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然未必就能改观易听。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盖有司官未必着实举行，仍举浮辞，不先实行。宜加采察，令法司纠劾然后可。”隋主嘉纳之，诏以李谔所奏，颁示四方。然习俗已成，毕竟不能革也。大抵朝廷有教化，然后士人有风俗。隋主虽有美意，而不学无术，何以转移士风。汉董仲舒尝劝武帝罢黜百家，推尊孔氏，故武帝表章六经。西汉文章，遂称尔雅，庶几与三代同风，至今犹赖之。此可见崇经术而罢词赋，诚有国家者之急务也。


    原文　十二月，隋军临江，高颎谓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颎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


    直解　陈后主叔宝祯明二年十二月，隋主举兵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元帅韩擒虎等统兵五十余万，分道并进。前临大江，长史高颎与郎中薛道衡计议说：“用兵之道，贵在万全，今番大举人马，去伐江东，可保必胜乎？”道衡答说：“必然胜之。我尝闻的郭璞推算历数说，江东地方，分据为王三百年，当复与中国合而为一。今建康自晋元帝渡江立国，历宋、齐、梁以至于陈，三百年之数，已将尽矣。以气运推之，知我必取胜，一也。我主恭俭勤劳，务修德政，有道则宜兴；陈叔宝溺于声色，荒淫骄侈，无道则宜亡。以君德论之，知我必取胜，二也。国事安危，系于所倚任的大臣，倚任得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彼以江总为相，依任的是狎邪小人，唯令侍宴后庭，赋诗饮酒，不理政务。以国政度之，知我必胜，三也。我既有道，又是大国；彼既无德，又是小邦。量彼战士，不过十万，我以五十余万之众，西起巫峡，东至沧海，阵势联络，数千余里。彼欲分兵拒战，则势悬力弱，众寡不支；欲并力守城，则顾此失彼，缓急不救。以兵力较之，知我必取胜，四也。以此观之，我件件当胜，彼件件当败。今日之举，乘胜直前，可以席卷江东，尽为我有，事在必克，更有何疑？”高颎闻其言大喜，乃欣然说：“兵家胜负，难以预期，得汝之言，将彼己之情、成败之理，说的件件透彻，使我心下豁然，洞知胜算，便当决策渡江，无容别虑矣！”其后隋兵渡江，陈人望风瓦解。建康既破，陈后主逃于枯井之中，隋兵出而执之，国遂以亡，竟不出乎薛道衡之所料。夫自古伐人之国者，往往待时而举，观衅而动，故国有衰弱眊乱之形，未有不为敌所乘者。叔宝承偏安之末运，抚散亡之余卒，其衰弱之形，不待智者而后见矣。而君臣方且溺志于宴安，纵情于诗酒，弃长江之险而无备，迫眢井之祸而不知。孟子谓“不仁之君安其危，利其苔，乐其所以亡”，其叔宝之谓矣！覆辙之鉴，有国者所宜深省也。

 隋 纪

    <h2>文　帝</h2>


    高祖文皇帝，姓杨，名坚，弘农华阴人，是周之国舅，初封隋公。周天元暴虐，传位于太子阐，坚因乘其孤危，篡而取之，国号隋。在位二十四年。


    原文　十年。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常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又常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然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直解　令史是各省台属吏。隋文帝开皇十年，此时陈国既平，天下混一。然隋主起自将家，生性猜疑忌克，不喜问学以讲究古帝王行事，昧于人君大体。初时既任智术，以篡周而得大位，因谓智术可恃，吏事可师。遂用文移法律自家矜喜，任其所长，以聪明苛察临驭下人。常遣左右近习，出去窥视内外诸臣，但有过误差失，就发其阴私，不论大小，便加以重罪，要见得人都瞒他不过。又怕各衙门令史贪赃作弊，私地里故使个人把钱帛去送他，若是受的，立时拿来杀了。时常在殿廷中行杖挞人，一日之间，或至数四，不可谏止。又常怒甚，就在殿廷中杀人。殿廷固非杀人之地，况古帝王但遇死刑，必三复奏，岂可造次如此？兵部侍郎冯基极力进谏，隋主不听，竟于殿廷杀之。少顷怒消，又复追悔，乃宣召冯基，特加奖慰，而嗔怪当时在廷诸臣不曾谏诤的。不知反己而徒责人，虽悔何及哉！看来隋主急于殿廷捶人、杀人，都是暴怒。然其多怒，繇于多疑，多疑又繇于不学。向使隋主留意诗书以广其识，讲明义理以养其心，则猜疑尽释，暴怒潜消。躬俭素以先天下，谁敢不廉？明法度以示天下，谁敢不惧？推诚以照物，何待觇而后知？虚心以纳谏，何待失而后悔？此可见学之为益甚大，而隋主开国之初，乃不务学而任术，其行事如此，宜其运祚之弗长也。

 炀 帝

    炀皇帝，名广，是文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为宇文化及等所弑。以其好内远礼，故谥为炀帝。


    原文　四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身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直解　两京，是东京、西京。江都，在今南直隶扬州府地方。汾州，在今山西地方。炀帝即位之四年，天下承平，民物殷盛。炀帝恃其富强，恣意奢侈，乃大兴土木之役，修治宫室，经年累岁无日不然。于西京作仙林宫，于东京作显仁宫，于江都作迷楼及毗陵等宫，其林苑园囿，亭台殿阁，所在皆有。虽是甚多，然只是初时看着欢喜，到后来看得厌了，也便不以为美。每遇游幸的时节，左右观看，都中不得他的意思。正不知走向何处才可以适意取乐，乃尽索天下山川图画，一一亲览，择个山环水绕的胜地，可以盖造宫室、筑治苑囿者。独有汾州之北，汾河之源，其地川面宽平，山水清胜，堪以建宫，乃诏于此地，营离宫一所，叫做汾阳宫，以备游幸焉。夫炀帝以一君之身，其所汲汲于自奉者，不过居处游观之娱而已。乃至积累岁之经营，览九州之形胜不足以供其一快。西起秦宫，东开洛苑，朝泛江渚，暮筑汾阳。遂使海内骚然，百姓罢敝，故工役未息而盗贼群起矣。于此见人君一心，其奢欲之端若甚微，而慆淫之祸则甚大。故帝尧堂高三尺而不饰，汉文台费百金而不为，非其财力不足，诚不忍以万民之苦，而易吾一日之乐也。有天下者，其鉴之哉！


    原文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拜朝散大夫。


    直解　隋炀帝无道，好人谄谀，偶有两个孔雀，从西苑里飞来栖集于宝城朝堂之前。孔雀，乃是人间常有的，不足为异。鹰扬府亲卫校尉高德儒，蓦然见了，便奏说是鸾凤出现。那时孔雀既已飞去，无可证验，于是百官每迎合朝廷的意思，都说果是鸾鸟，一齐称贺。炀帝甚喜，下诏说这祥瑞之物，众人都不曾看见，却是高德儒一念至诚，默然与嘉祥会遇，前此未有，今始见之，遂超升德儒四级，拜为朝散大夫。夫国家官爵，本以待人臣之有德有功者，今德儒指野鸟为鸾，与指鹿为马何异？炀帝以官爵赏之，是赏谀也，彼希富贵者，复何惮而不为谀哉！于是菌可指为灵芝；祲可指为庆云；彗星出，说是除旧布新；日食云遮，说是当食不食。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否，以否为贤，国欲不亡得乎？其后唐太宗破西河郡，执高德儒，即指此事数其罪而斩之。夫邪佞小人，昏主之所褒赏，明主之所诛戮者也。观此可以识国家兴亡之机矣。


    原文　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辄迎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繇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


    直解　内史郎，是官名。炀帝自即位以来，巡游征伐，岁无虚日，百姓怨叛，盗贼群起。而帝方自以为治平无事，纵欲偷安，恶闻寇乱。于是内史郎虞世基揣知帝意，欲以希旨取容，凡遇盗贼生发，拒敌官兵，攻围郡县，诸将及各有司有遣人告败求救者，世基辄先使人迎至中途，邀取表章，将所奏报的贼数，减多为少，不以实闻。及到帝前，但掩饰说：“今之盗贼，不过鼠窃狗偷，何能为患？有司捕捉驱逐，行当殄灭无遗，陛下幸宽圣怀，不须介意。”帝惑于其言，不复加察，深以为然。反杖责遣来的使者，以为虚张贼势，无实妄言。繇是上下相蒙，盗贼得志。李密起河南，杜伏威起山东，林士弘起江南，刘武周起代北，薛举起天水，萧铣起江陵。干戈纷纷，遍于海内，所至郡县，尽皆失没。天下破坏如此，而世基蒙蔽于内，无繇上闻，帝皆不得而知之也。其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帝尚不知变所繇起，犹疑其子齐王暕所为。海内之乱，至死终不能明，壅蔽之祸，其真可畏也哉！大抵奸臣能壅蔽人主之聪明者，亦人主之意向，先有所惑于中也。昔秦二世时，盗起关东，请事者留司马门三日，而赵高不见，及对二世，则言“此小寇，无能为也”。世基之欺炀帝，盖亦赵高之故智耳。然二世惟可欺以鹿马，故高之计得行；炀帝惟可欺以鸾雀，故世基之奸得遂。诚使为人君者，秉虚明之鉴，不眩似以乱真，持正大之情，不好谀而恶直，则臣下何所容其壅蔽之奸哉！

 恭 帝

    恭帝，名侑，是炀帝之孙。初封代王。唐公李渊举兵进克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即位。帝寻禅位于唐。


    原文　初，唐公李渊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晋阳宫监裴寂，与刘文静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


    直解　这一段是纪唐高祖与太宗起兵的缘繇。初，唐高祖李渊，是陇西世家，隋时袭父封为唐公。娶窦氏生四男子，长的是建成，次的即太宗，叫做世民，又次的是玄霸，少的是元吉。这四子中独有太宗生得聪明睿智，勇敢决断，识见度量，远过常人。在炀帝时，土木繁兴，巡游无度，征伐不息，盗贼并起。太宗因见隋室方乱，私地里图谋，有济世安民的大志。思量要起义兵，兴帝业，必以延揽英雄为本，乃倾身谦下，以礼接贤士，分散家财，以结纳宾客，但是四方贤俊来的，个个得其欢心。那时高祖留守太原，是晋阳地方，炀帝置有行宫，设宫监官以守之。其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相好，夜间同宿，见城上举烽火，传报声息，裴寂叹说：“我辈做这等官，禄薄位卑，又遇着这等时节，世乱民离，将何以自存济？”文静笑说：“如今的世事，已是看见了，天下将乱，正是豪杰奋起之时。我与你二人相得，彼此同心，审择所从，互相推引，何患不富贵！”后来文静既从高祖，因见太宗龙姿天表，意气超常，不觉惊异，遂委心托命，深自结纳，因对裴寂说：“这非是寻常的人。观其豁达大度，推诚不疑，恰似汉高祖；其神谋武略，算无遗策，又似魏武帝。年纪虽小，乃是命世之才，真英主也，我等可以依归矣。”其后高祖起义晋阳，太宗削平群盗，遂有天下，皆刘文静、裴寂二人启之。然亦繇当时隋政不纲，百姓愁苦，故英雄豪杰，得借以为资。若使朝廷之上，德政修举，闾里之间，民生乐业，则虽有十太宗、百刘文静、裴寂，不过驱使为吾用耳，何能为哉！然则人君制治保邦之道，惟在安民而已。


    原文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世民将兵击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达晋阳，往还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


    直解　西河郡，即今山西汾州地方。唐公李渊谋举义师，遣人借突厥兵马为助。突厥要渊自为天子，乃肯出兵。渊以为不可，命将佐更议名号。晋阳官监裴寂等乃定议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迎炀帝的孙代王侑，立为天子，以安隋室。渊然其言，就代为书檄，发下郡县，征调人马。独有西河郡抗拒渊命，不肯听从。渊使其子世民等，领兵去击西河。兵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闭门拒守，不肯降顺。世民领兵攻破其城，将德儒拿至军门，数责其罪说道：“汝为人臣，不能直道事君，妄指孔雀野乌以为祥鸾。欺诳主上，躐取高官，乃朝廷之佞人，国之巨贼。我今兴举义兵，正要诛除你这邪佞小人，以安社稷，汝尚不自知罪乎！”遂斩首示众。自余官吏军民无罪的人，一个也不肯妄杀，其财货子女，秋毫也无所侵犯，下令安慰抚恤，使其各还生理。繇是远近闻知，都道唐公除害安民，人人感悦。西河郡既下，建成等引兵回晋阳，计其往还，刚得九日。唐公欢喜说道：“行兵取胜，若似这等神速，虽横行天下，有何难哉！”遂与诸将定计西向，谋取长安。此时晋阳精兵已近数万。唐公又开仓发粟，赈济贫民。繇是丁壮来应招募者益多，旬日之间，军众大集。裴寂等乃上唐公官号为大将军，诸将佐以下，皆受命而行事焉。夫隋以残刑重敛困天下，天下之民，叛隋已久，唐公当举义之初，首诛佞臣，自余不戮一人，谕使复业，真可谓隋民之汤武矣！虽其尊炀帝、立代王，假借名号，未为正大，然亦足以见神器至重，有不敢遽窥之心。及江都之变既闻，海内之乱愈炽，然后受禅而登帝位，盖会其时之易为耳。古语有言：“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又曰：“摧枯朽者易为力。”观于唐室之兴，讵不信哉！


    原文　渊帅诸军济河，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渊女李氏适柴绍者，亦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世民引兵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


    直解　隰城，即今山西汾州孝义县。阿城，是秦阿房宫城，在今陕西渭南县。这一段是记唐高祖、太宗入关破隋的事。此时隋炀帝幸江都，四方盗起，关中无主。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既克河西，下霍邑，乃亲率众军渡河而西，以向关中。那关中士民，苦隋之虐政，思得真主，见高祖来，都争先归附，就如到市上去的一般。其子太宗世民，分军徇渭水之北，所到地方，官吏百姓每，与那结聚为盗的，也都归附如水之流，止遏不住，其得人心如此。太宗就其中看有豪杰好汉，便收取他以备僚佐属官之用，资其谋略，以济事功。高祖有女李氏，嫁与柴绍为妻的，也从鄠县散家财，聚徒众，得精兵一万多人，亲自率领，与太宗会遇于渭北。其夫柴绍，先从高祖，李氏却不与他合在一处，乃各自领兵开府，叫做娘子军，以李氏为将故也。临淄人房玄龄，仕隋为隰城尉，及太宗徇渭北，玄龄来至至军门求见。太宗一见，知其为豪俊之士，便与他情投意合，恰如旧时曾相熟识一般。因铨注他在幕下做记室参军，掌书檄，赞计画，引为谋主。凡军中事，都与他商议，极其信任。后来遂用他为宰相，平定天下。玄龄此时亦自以为遭遇知己之主，尽心竭力，但是知道的，都着实去做，无一毫推避。其君臣相得如此。太宗引渭北军，驻扎在阿房宫城，其精壮人马，有十三万。收集既多，而号令约束严肃整齐，经过去处各守纪律，无有纤毫侵犯百姓者。其行军有法如此，所以得人心之归也。大抵高祖之有天下，繇太宗为之子；而太宗之取天下，繇房玄龄为之臣。观太宗每下城邑，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可谓得大臣以事君之道矣。此所以为贞观之贤相欤。

 唐 纪

高祖初封唐王，其后遂以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唐家一代的事，故称唐纪。

 高 祖

    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名渊，陇西成纪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国公，渊袭封为太原留守，乘隋之乱，举兵进克关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谥为神尧，庙号高祖。


    原文　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


    直解　万年县，即今陕西西安府成宁县。法曹，是县尉之官。唐高祖初即位，颇有失政，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首先上表，进谏说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难，试观隋家天下，何等全盛，只因炀帝骄矜刚愎，遂非文过，恶闻直言，遂致积恶日深，丛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应兴王之运，龙飞晋阳，义师一举，远近归心，其应如响，攻下汾霍，进克长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只见得取天下这等容易，却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难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复效其所为，这便是蹈其覆辙，同归于乱而已。以臣之愚，谓宜鉴于亡隋之弊，改途易辙，凡君德有愆违，朝政有阙失，务广开言路，使人人得以自尽，事事得以上闻，庶下情上通，上泽下究，而保天下不难矣。”表中指陈高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间私献，一件不宜陈百戏散乐于玄武门游戏，一件太子诸王左右不宜滥用匪人。高祖览表大悦，乃下诏褒奖，称道他至诚慷慨，据义直言，因不次超拔，擢为治书侍御史，着他专掌法令，仍赏以绢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夫自隋以来，言事者轻则斥，重则诛，以致忠臣结舌而不敢尽直，士丧气而不获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纳伏伽之谏，至不吝高爵厚赏以宠异之，盖不惟有受善之诚，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气，士怀忠抱义者，孰不感激而思奋哉！此所以能延揽贤杰，而开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原文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之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唐主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直解　古时用三尺竹简，写法律于其上，叫做三尺法。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论之，罪不该死。高祖心里恼他，不依律断，特命戮之于市。那时有个监察御史李素立进谏说：“这三尺律书，乃王者所与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该遵守，虽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为轻重。若是可轻可重，无一定之规，这法便可动摇了。法一动摇，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举手投足，便犯法禁，复何所措其手足哉！况陛下初创大业，将垂法于后人，岂可先自废弃了这法，使后嗣何所遵守？臣忝为法司，分当执法，此人法不该死，虽有特诏，不敢奉行。”高祖听从其言。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顾非常。唐朝监察御史是从八品，高祖命该衙门升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事权的官。该衙门拟升他做雍州司户，是京兆府官，掌户籍驿传等事。高祖说：“这官虽当要路，有事权，却繁冗而不清。”又拟做秘书郎，是秘书省官，掌四库图籍。高祖说：“这官虽是清高，却闲散而不要。”遂升授他为侍御史。侍御史，从七品台官，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权，故特授此官以宠异之。夫素立之执法，高祖之听言，以定国家之法典，以开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两得之矣。


    原文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直解　唐高祖欲激劝臣下，使之进谏，尝考校群臣的优劣，分别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纲、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会群臣，与尚书右仆射裴寂说道：“隋家天下，只因为君者志意骄盈，不肯听谏，为臣者甘心卑谄，不肯尽忠，所以上下相蒙，养成祸乱，遂致灭亡。朕自即位以来，惩隋之弊，凡百举动，不敢自以为是，每虚心求谏，冀闻直言。然群臣之中，止是李纲能随事箴规，颇尽忠款，孙伏伽论事慷慨，可谓诚直。除此二人之外，其余诸臣谄谀顾忌，犹踵习亡隋之弊风，凡遇事有当言者，都只低头缄默，俯眉而已，无有吐一词、建一议者，岂朕所以虚心求谏之意哉！尔等自今必须以李纲、孙伏伽为法，斯为不负朕之所望也。”夫人君听谏为难，知人为尤难。盖切直之谏，虽庸主犹或勉从，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虚心尽下，不惟有听谏之诚，而某也忠直，某也依可，又能因迹考心，甄别不爽，则君子既得以目见，小人又无以自容，听言之道，莫善于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原文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返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斩首千余级。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直解　唐太宗既破刘武周，他部下的大将尉迟敬德与寻相等都来降，其后寻相等又逃叛去了，只有敬德未去。诸将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拿了囚系在军中，于是屈突通、殷开山二人向太宗谗谮他说：“敬德为人骁勇绝伦，今既被囚系，心里必然怨望，留着他在此，恐生歹意，将来为祸不小，不如杀了他，永绝后患。”太宗说：“诸将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当与寻相一同去了，岂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缚？我看他决无此意。”即时传令，释放了敬德，引他到卧房内，取些金银赏他，说：“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以意气相期许，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个忠良之臣，无有二心，纵是众人要谗害你，我终不听信而加害也。你当体谅我的心，相与戮力匡时，共成大业，不可自生疑虑。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强留，就把这金银资助你做路费，以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繇是敬德感激，誓死相从。一日太宗征郑主王世充于洛阳，领五百马军出去观看交战地方，适登北魏宣武帝陵上，远览形势。不期王世充帅领步卒马军一万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围住了。世充有一骁将，姓单名雄信，手持丈八长枪，径奔太宗。事势危急，敬德策马大呼，从旁一枪，刺雄信落马。世充兵见雄信被刺，稍稍引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杀透重围。既出之后，又复与太宗领着马军杀入世充阵中，如此往来数次，并无敢有阻挡之者。少顷之间，大将屈突通统领大军继至，把世充的军马，杀的大败奔溃，世充仅得单身脱走，斩获首级一千余颗，得胜而回，这是敬德单身救主的第一功。于是太宗对敬德说：“公之报恩何其速也！”遂赏敬德金银一箱，以酬其劳，自此恩礼眷顾，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尽才略，以树功名，后来遂为佐命功臣，封鄂国公，以此见太宗之善用人也。大抵人君御下，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蓄疑。推诚者，虽其寇仇，亦将归心；蓄疑者，虽其亲信，亦将解体。陈平楚之降将，汉高祖一日得之，遂以为护军，捐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铜马群盗来降，单骑按行诸部，示以不疑，故能驾驭豪雄，兴建大业；项籍以盖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忌信谗，虽其骨骾之臣，如钟离昧、范增之伦，皆以谗见疏，故终以取败。观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兴，项籍之所以亡，则推诚之与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远矣。


    原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乃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直解　唐武德四年，此时太宗尚为秦王，高祖以太宗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其功勋甚大，前代官爵都不足以称其功，特为他置一官，叫做天策上将，其位加于诸王公一等。乃于冬十月，拜太宗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于府中设置官属。太宗既受此官，见得海内渐次平定，当亲近儒臣，乃开馆于宫西，延引四方有文学之士，使居其中，亲出教令，以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官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及信都县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每日六人，更日直宿，供给珍馐饮膳，恩礼极其优厚。太宗每日朝谒了毕，公事闲暇，辄至馆中，引见诸学士，相与讨论文籍，讲明义理，或至夜分方才就寝，其亲密如此。又使库直官阎立本图画诸学士的像貌，使褚亮题写像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此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瀛州，是海外山名，道家说，是神仙所居，以比诸学士荣遇，就如登仙也。夫太宗当天下甫定之初，即开馆延贤，讲论经籍，真可谓右文之令主矣！是以当代夸之以为盛事，后世传之以为美谈焉。


    原文　八月己未，突厥颉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唐主从之。


    直解　突厥，是北虏。可汗，是虏中酋长之号。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陕西固原州。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长号颉利可汗者，引十五万骑，繇雁门入犯并州地方，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与群臣计议说：“今突厥入寇，本该与他战，乃又遣使来讲和，又似该与他和，和与战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郑元说：“战未免伤损人马，纵使得胜，彼亦仇恨，结怨愈深，不如休兵，与他讲和为便。”中书令封德彝说：“讲和固好，然必须先战而后可和。盖突厥贪悍喜斗，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众多，轻视我中国，所以敢来为寇。若不与一战，就听讲和，显是中国怯弱，不敢与他厮杀，他越发无忌惮了，今虽讲解而去，明年又将复来，边患何时而息？臣愚以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击之，彼骄我奋，其势必胜，战既得胜，彼必惧怕我中国，不敢轻视，然后却与他讲和，既畏战胜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听从封德彝之言，其后边将连破突厥，然后遣郑元责颉利以负约，说之讲和，可谓得制御夷狄之术矣。大抵不战而和，则制和在彼，战而后和，则制和在我，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使中国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战，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战备，御虏之策，莫善于此，筹边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直解　武德九年，此时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诸宿卫将士，在于显德殿前，演习射艺，因省谕之说道：“有中国则有夷狄，夷狄侵盗，自古为然，不足为患。所患者，只在夷狄不来侵扰，边境稍宁，此时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游乐，忘却战伐之事，不复堤备，一旦虏寇乘间而来，那时措手不及，无以御之，深足为患。今海内宁靖，汝辈安闲，朕不用汝辈之力，穿池筑苑，以供役使，专教汝辈演习弓矢。平居闲暇无事，则操练教习，为汝之师，万一突厥入寇则统领出征，为汝之将，庶乎有备无患，中国之民可以稍安。”于是每日引领卫士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之前，太宗亲临比试，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赏以弓矢、刀剑、绢帛等物，其所部将帅，亦考列上等，论功优处。此时文武群臣见得殿庭之间，操弓挟矢，甚非体面，又恐万一狂夫窃发，所系非轻，多上章谏止者。太宗皆不之听，说道：“王者父母天下，看着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内的，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这一片实心，置在人之腹中，更无一毫猜忌，奈何守卫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繇是将士闻之，都感激太宗诚信，思自奋励，不出数年，个个武艺精熟，意气敢勇，尽为锐卒，皆太宗教训鼓舞之功也。夫天下虽安，忘战则危，人君之武备，诚有不可一日而不讲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师，古者蒐苗狝狩，各以其时，未闻日事简练以为威，泽宫洛水，各以其地，未闻引集殿庭以为便，广厦细旃，以近有德，未闻狎卫士以为不疑。况舞干可以格有苗，橐弓可以靖时夏，人主之所当务，尤在增加其文德，有不必专意于武功者，审治体者，当辨于兹。


    原文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直解　太宗初封秦王，故称秦府。其兄建成先为太子，称前宫。弟元吉封齐王，称齐府。至是太宗从秦王立为天子，那旧时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从龙之后，超升官职，却久不得升，心中不无觖望。于是中书令房玄龄奏说：“这秦府旧人未得升迁的，都是背后嗟怨说道：‘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经今多少年岁了，枉自受了许多辛苦，不曾沾一些恩典，今除授官职，反居前太子宫中及齐王府中人之后，我等旧人，倒不如那新来的，何也？’”太宗说：“为人君的，凡事须一秉至公，无一毫偏私，方才服得天下的心。况朕与卿等每日穿的、吃的，都是民间赋税，件件取给于百姓。今日设官分职，正是为着百姓，要使他得所，必须选择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受其福。用之先后，乃在贤不肖，不在新旧，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若必新的果贤，有益于百姓，就是前宫、齐府人，也该用，旧的不肖，无益于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不该用，又何可只论新旧，舍贤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论其贤与不肖，只说旧的嗟怨，要加意于他，以满其望，便是任情轻重，偏私不公，为政之体，岂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职私厚我秦府旧人也。”太宗此言，真可谓知治体者矣！盖朝廷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故能称其职，虽仇不可弃，不能称其职，虽亲不可私。如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弃而不用，何以成贞观之治哉！至于房玄龄，实秦府旧人，乃首擢以为相，天下不得议其私，可见王道至公，有意任旧而不择贤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弃旧人，亦不可。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可为用人之法。


    原文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故故字当作政字。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直解　这一段是纪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太宗见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无一件不载之于书，乃于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观览，因开馆于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馆。妙选天下能文有学之士，使居其中，选得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使之轮日直宿，每日听朝毕，遇有间隙之时，即延引诸学士入至内殿，将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载在经籍者，与诸学士一一讲论，务考究其成法，朝廷见行的政事，有疑难不决者，与诸学士件件商确，务参酌以时宜，或讲论未明，商确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为劳，其延访之勤如此。又以秘书藏在内殿，外人得见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着他习读秘书，讲究今古，因以储养人才，而为他日之用焉。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诗书，而国事草创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当在秦府时，已尝开馆延贤，即位未几，乃又广收图籍，专精讨论，下至大臣子孙，并使肄习，其于诗书教化之际，惓惓如此，君德岂有不盛，治道岂有不隆者哉！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繇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直解　太宗一日与群臣计议说：“盗贼为患何术以禁止之。”有一臣议说：“盗贼肆行而无忌者，繇法轻故也。今请益严其法，凡为盗的俱从重论，使人不敢犯，盗将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说：“民虽至愚，指之为盗，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为此，岂得已哉！良繇在上的，用度不肯节省，往往加派于民，赋税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贪赃需索，又侵渔其间，以致百姓每废弃生理，变卖产业，衣食不给，一时迫于饥寒，遂不暇顾廉耻，相率而为盗耳。今朕只该反身节欲，自宫中以至于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费用，本源既清，自可无暴征横敛，繇是轻徭役，不尽民之力，薄赋税，不夺民之财。又选用清廉官吏，分理郡县，爱养百姓，使其安生乐业，衣食有余，则自然知有廉耻，不肯为盗，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才数年后，四海之内，渐跻太平，道路上或有遗失物件，也无人拾取，人家外面门户，晚间都不用关闭，那做商贾与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里歇宿，亦绝无盗贼之警，可谓升平之极矣。此可见人君欲止盗，不在重法，只在轻徭薄赋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费用减省，郡县之间，官吏清廉，虽欲轻徭薄赋，岂可得乎？彼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国赋日增，则国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于民穷盗起，而后救之，则晚矣。然则太宗选用廉吏一言，尤弭盗者所当留意。


    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繇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直解　太宗深鉴前代昏主纵欲败度，不恤小民，以致丧身亡国之祸，尝与侍臣说道：“君之与民，本同一体，君之安危系于国，国之安危系于民，民安而后国安，国安而后天位可以常保。故君虽贫不可以剥民而求富，若刻剥乎民，以奉养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虽因啖肉而饱，却不知肉尽而身亦随以亡；君虽因剥民而富，却不知民贫而国亦随以乱。故人君之祸患，不在夷狄盗贼自外而来，常繇纵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无穷，欲心既盛，则将穷奢极侈，无所不为，其费用必广。费用既广，则常赋不足以供，必将额外科求，其赋敛必重。赋重，则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则国本以摇而有危殆之势。国既危，则君不能以独安，而丧亡无日矣。原其初，只繇纵欲一念所致，其祸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内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贻祸不小，故宁樽节以省费，不敢纵欲以病民，庶几保民以保国，保国以保身焉。”大抵人君纵欲而不恤民，只缘不见得有亡国之祸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琼宫之华；商纣知亡，必不贪鹿台之富。唯蔽于欲而不悟，故陷于祸而不知。人主诚能清心明理，见祸于未形，则一切肆情纵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为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在居安思危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直解　太宗即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对司空裴寂说：“近来群臣多有进上章奏，陈说政事的，其条件甚多，朕恐一时览过，未得其详，无益于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将来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际，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观览，反复详审。但有切于身心的，便自家体察，有关于政治的，便随事施行，未尝轻忽过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为朕的辅佐，亦当各效忠诚，恪勤职业，以称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思，庶几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于政理如此，其致贞观之治也宜哉！


    原文　上励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直解　太宗鉴于隋朝以恶闻其过亡天下，于是奋厉精神，勤求治理，兢兢业业，常恐所行或不当于人心，乃时常召引谏议大夫魏徵，进入卧房内，密地里访问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当，那件差失。盖使他进在内殿，可以从容尽言，又有事关机密，不敢显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陈也。魏徵是个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亲信他的意思，于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无不尽言，其行得是的，便说是以将顺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说不是以匡救其失，无有隐讳，无有避忌，太宗都欣然无忤，一一嘉奖而听纳焉。大抵人君挟崇高之势，虽行有得失，而过每难于上闻；人臣怀畏惧之情，虽意欲箴规，而言每难于自尽。故明圣之主，务开之使言，引之卧内，以示其亲，赐之嘉纳，以行其说，然后忠直之臣，得以自遂，过失日闻，而人主益见其明圣。若太宗者，可以为后世法矣。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直解　司门令史，是执掌门籍之官。民部尚书，即今户部尚书。此时天下初定，法令疏简，各衙门官吏，多有贪赃坏法者，太宗深以为患，要设法禁止，乃暗地里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将钱帛去馈送各衙门官吏，以试验之。有个司门令史官，受了绢一匹，太宗就要拿来杀了，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道：“为吏贪赃坏法，加以死刑，诚当其罪；但置人于法，必须繇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将钱送他，他贪图接受，分明是赚哄他入法网之中，而故陷之于死地也，恐非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盖王者禁人为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导之于前，导之而不从，又有纪纲法度整齐之于后，岂有设计用术，诱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纳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说：“人臣于君上之过，力争者少，面从者多，裴矩因朕要杀受绢的令史，当朝堂之上，能持正据法，尽力谏诤，不肯唯唯诺诺，务为面从，傥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则举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悦服，何忧天下不太平乎！”按隋文帝患令史赃污，尝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于时谗构横生，枉滥殊甚，太宗亲承其弊而不能变，又从而效之，岂不误哉！然隋文帝不用冯基之言，太宗能听裴矩之谏，而兴亡顿殊如此，论治者宜于此究心焉。

 太 宗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原文　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繇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直解　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繇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直解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予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直解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原文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直解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原文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灼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直解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狥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原文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直解　修字，解作长字。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繇，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繇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原文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说，赐绢五百匹。


    直解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原文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直解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原文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繇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衣。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直解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原文　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太宗以诚信待夷狄的意思。此是北虏突厥衰乱，十五部皆叛，又值饥荒，鸿胪卿郑元出使突厥回返，对太宗说道：“戎狄之俗，不食五谷，专恃羊马为生，故其兴衰，只看那羊马如何。羊马蕃盛，是他兴的时候；羊马消耗，是他衰的时候。今见突厥国中，人民饥馁，羊马瘦损，这正是他衰弱将亡的证验，算来不过三年，必为我擒。”太宗道他说的是。朝中群臣，因此多劝太宗趁这时候，出兵击破突厥。太宗说：“王者之待夷狄，当以至诚，不可见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与突厥盟誓，不相攻击，他既不来犯我，乃无故兴兵，背了盟约，便是不信；他国中人饥畜瘦，这是天灾，所当悯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为利，便是不仁；他有将亡之兆，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击之，纵能取胜，不过欺他衰弱，非我兵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马一时稍损，便谓可击，就使种类部落都已离叛，羊马等畜，无复存留，朕终不出兵击他。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今突厥不曾犯边，有何罪恶可指为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灭亡，然后兴师以讨其罪，岂不名正言顺，堂堂乎为帝王之义举哉！”太宗此言，深得中国之大体，使外夷闻之，亦当心服，边将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终能雪耻除凶，致颉利之请朝，而贻边境无穷之利也。


    原文　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直解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暗者，却是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说：“君德之昏明，系于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于天下，而兼听众人之言，所以闻见广博，而日进于聪明；昏君寄耳目于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聪明壅蔽，而遂流于昏暗。昔者帝尧虚怀访治，下问小民，故当时恃险不服，如有苗那样的叛国，随即上闻，而不能逃征讨之师；舜明四方之目，达四方之聪，故当时蠹国害民，如共工、鲧、兜那样的凶人，随即败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这是兼听则明的证验。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宫弑逆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倖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直解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繇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繇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直解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之，如何说治之隆替不繇于此？”太宗说：“你这话不是。盖乐的声音能感动人，故喜乐的人听得便喜，悲忧的人听得便悲，这悲与喜乃在人心，不在于乐。你说齐、陈二曲，能使行路悲泣，盖以国之将亡，其政暴乱，那百姓每愁苦无聊，心里先自悲切，所以一闻乐声便不觉悲痛耳。如今这两般歌曲都在，朕试取来奏与你每听，看你每悲也不悲？可见哀乐只在人心，不繇于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说：“古人有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礼乐自有个本原，那玉帛、钟鼓，乃仪文器数之末，未可便叫做礼乐，可见乐只在人心和乐，不在声音，诚如圣谕。”这太宗、魏徵之言，诚为探本之论。自古说：“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应之，此乐之所繇起也。”向使宽政缓刑，轻徭薄赋，四海之内，欢欣鼓舞而颂声作，天下之乐，莫大于此。不然，则虽日奏以咸英韶頀，亦何补于治哉！世儒不达，而拘拘于累黍尺度之间，以求所谓十二律者，陋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哑是忿气不得伸说。稂莠，是害苗的草。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赦宥罪过，固是朝廷旷荡之恩，但刑法之设，本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颁放诏赦，则为恶者得以脱网，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纵有时而赦，亦只可偶一行之，设使一年之间，两次放赦，则小人得志横行，而良善之人，吞声忍气，就如喑哑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岂非君子之人不幸乎？盖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谷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锄去稂莠，那田苗才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则草盛苗荒，反为嘉谷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须除去奸恶，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释放有罪，则强欺弱，众暴寡，反为良民之贼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后，至今以来，不欲频数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为脱罪之地，遂恣行暴横，轻犯刑章，则赦宥愈频，犯法者愈众，不但君子以为不幸，便是那为恶的，也无所惩创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数赦者为此。”按《舜典》有云：“眚灾肆赦。”盖言人有过误不幸而犯罪者，则放赦之，其余不概赦也。后世大赦之令，不问罪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赦除，甚至著以为令，国有大庆则赦，行大礼则赦，失议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权一时，不可以为常制。执此以议赦，则法既不弛，恩又不滥，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为禁哉！


    原文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直解　两株树其干与枝连合为一，叫做连理木。太宗说：“近见群臣屡上表章，称贺祥瑞，盖见一希有之物，遂以为治世之征也。然治莫如尧舜，乱莫如桀纣。若为君者能寡欲省费，使天下百姓每饱暖安乐，就是那时无一件祥瑞，也不妨为尧舜；若纵欲广费，使天下百姓每忧愁怨恨，就是那时遍天下尽皆祥瑞，也不免为桀纣。且如后魏之世，处处都产连理的木与白色的雉鸡，瑞物极多，当时吏人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时窃据分争，生民涂炭，岂是至治之世？可见世之治乱，不系于祥瑞之有无，则今日纵有祥瑞，何必称贺？”史臣因记那时曾有白鹊结构窝巢在寝殿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间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世间少有白鹊，又少有合欢之巢，今在寝殿，实为祥瑞，理当称贺。”太宗说：“我尝笑隋炀帝酷好祥瑞，其时卫尉高德儒遂指野鸟为鸾以欺之，君愚臣谄，卒以亡国。夫国之祥瑞，在于得贤。尧、舜得岳牧、元凯，故成唐虞之治；桀、纣有龙逄、比干而不能用，故丧夏商之业。人君得贤才是可贺的事，若一鹊之奇，一巢之异，何关于国而称贺哉！”遂令撒毁其巢，纵放那鹊于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按太宗瑞在得贤一言，可谓超世之见。盖天之生贤不数，君之求贤甚难。得，则政事理，百姓安，而天下治平；不得，则政事隳，百姓困，而天下扰乱。贤才之得不得，关天下之治乱，这才是真正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则得者未必贤，贤者未必得，譬之指菌为芝，视麟为怪，其失远矣，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边塞乎！”


    直解　太宗时，突厥颉利拥兵犯边，朝中群臣，或请修葺古时所筑的长城，发民丁乘守沿边屯堡亭障，以备虏寇。太宗说：“今突厥国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灾异相因。其酋颉利，不务恐惧修省，以德禳灾，乃更为暴虐，日甚一日，又与其亲族突利可汗内相攻伐，此其灭亡近在朝夕，岂能久存？朕方选将厉兵，乘此天亡之时，为你每灭此残虏扫清沙漠之地，使华夷一家永无边患，又何用重劳民力，远修边塞乎！”这是太宗审时度势，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论守国御夷之道，则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务。故周平狁，城彼朔方，诗人美之；秦筑长城，虽毒民于一时，而使匈奴不敢南向，万世得因以为利。此乃中国之备，不因夷狄之盛衰以为兴废者也，筹边者宜留心焉。


    原文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曏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盛，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直解　贞观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边郡兼领诸蛮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镇抚，遍求其人，得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职，遂征召他入朝，亲谕他说：“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须卿往彼镇压抚安之。”祖尚领命，拜谢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说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谕旨意，祖尚再三左辞，终不肯行。太宗大怒说：“君为臣纲，随其所使，无不从命，才是政体。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听命，后将何以治人！”遂斩卢祖尚于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顷又复追悔，已无及矣。一日，与侍臣论北齐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说：“文宣帝贪酒嗜杀，虽是个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与他争辩，若自己理屈，便肯听从。如青州长史魏恺改光州不行，以其辩说有理，竟不加罪，这一节也可取。”太宗说：“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时卢祖尚违命不肯行，虽失人臣之义，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杀之，未免太暴，繇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复卢祖尚原官与恩荫，以示悔过之义焉，从魏徵之说也。魏徵的容貌，虽不过与寻常人一般，而有胆气才略，善转回人主的意思，每每触犯颜色，苦心谏诤，或遇太宗怒盛，群臣震恐，魏徵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太宗亦往往为之霁止威严以从之。此虽魏徵回天之力，而从谏弗咈，则太宗之明达，尤常情所难也。然人臣事主，贵于有忠爱之实意，积至诚以感动之，则虽刚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尝考魏徵本传，言其忠谏恳至，尝劝太宗力行仁义，以君不及尧舜为耻，则其忠爱之诚，孚于上者久矣。岂徒以其有胆略而已乎？故人君以从谏为圣，事君以勿欺为本。


    原文　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直解　都督，是唐时各路总管官名，如今之巡抚都御史。刺史，是唐时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为朕惠养斯民，使之得以安生乐业者，唯在各路都督与各州刺史。这两样官，职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为紧要，故朕尝记录其姓名于便殿屏风上，坐卧观览，时加察访，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迹，或善或恶，都各填注于本官名下以备将来，恶者罢黜之，善者升用之，使有所劝戒。至于县令之职，于百姓尤为亲近，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简择。”于是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各将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为县令的，俱列其名，奏闻朝廷，以备选授。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书》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爱民虽切，其势不能独治，须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后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选贤养民如此，又定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受命之日对便殿，赐衣物，所以宠任责成者，可谓至矣。贞观之治岂偶致哉！

 唐 纪

    <h2>太　宗</h2>


    原文　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直解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书省，有尚书令，总理六尚书之事，有左右仆射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后以太宗曾为尚书令，遂不设此官，但以仆射为省长，即宰相之职也。贞观三年三月，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卿等为仆射，事当急其大者，必广询博访，求得真贤，随其才能，授以职任，乃为称职。近闻卿等身亲细务，听受辞讼，至于每日勤劳，应给不暇，安能从容咨访，助朕求贤乎！”于是敕令六部尚书，凡一应琐细事务，俱属左右丞分理，惟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乃关白仆射，听其处分。太宗之意，盖欲使房、杜二人，事简而心专，庶能求贤以图治也。盖百官之职，在于任事，宰相之职，在于任人，故人君择一相，宰相择庶官，而后天下之事可不劳而举。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务无穷，虽日劳心焦思，身亲辞讼而遍听之，何益于治哉！太宗可谓知治体矣。


    原文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直解　这一段，是因太宗属任宰相，遂并记房、杜之相业如此。房玄龄之为人，才学兼备，既明达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学济之，蚤夜孜孜，尽心为国，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则宽厚而和平，待人又虚心而能恕。闻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备之心取人，而苛责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长拒人，而沮绝其所可用。每与杜如晦引拔士类，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于台阁中政事规模，亦皆二人相与裁定，以为一代之章程焉。是时太宗每与玄龄谋议政事，必说道：“所谋虽善，然非如晦，不能断决。”及如晦到来，相与裁议，又竟用玄龄所谋之策。盖玄龄性资明敏，善于图谋，如晦性资刚果，善于断决故也。二人谋断，彼此相资，契合无间，同心协力，以徇国家，故能举贤任能，弼成贞观之治。唐时称贤相者，必推重于房、杜焉。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繇是鲜有败事。


    直解　中书省、门下省都是唐时宰相衙门。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侍郎，是中书省佐贰官。令，是中书省长官。给事中，是门下省属官。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佐贰官。贞观三年四月，太宗御太极殿，谕侍臣说道：“国家建立宰相，设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凡制册诏敕，皆属其宣署申复。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凡国家之务，皆与中书参总。此两省乃机务紧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处，都该辩论执奏方为称职。近来两省官，惟见阿旨顺从，不闻一言违异，夫宰相若但奉行诏敕文书而已，则凡人谁不能做，何必选择贤才而任之乎！”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皆顿首谢罪。两省相传故事，凡遇军国大事，有关系难裁决的，则中书省先令舍人各执所见以判断之，因各佥署其名于所断之后，谓之五花判事，盖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参错而不齐也。众舍人判讫，中书侍郎至中书令都省览审察一过，酌其是非以为取舍，犹恐中间还有差失，仍行于门下省，令给事中至黄门侍郎，次第参详驳正，然后施行。这规矩已久废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旧行，繇是事皆停当，少有差谬者。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茌平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直解　茌平，是县名，即今山东东昌府茌平县。太宗时，茌平人马周，有奇才，以贫贱不修细行，为人所轻，乃感激西行，客游于京师，先投见中郎将常何，馆于其家。贞观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灾，诏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极言时政的得失，以图修省。常何是个武官，平日未尝学问，不知有何事可说，乃央托马周代笔。马周就替他做个本稿，条陈时政便宜，可以弭灾者凡二十余件，都是当世切务，凿凿可行的。太宗看了这本，疑怪说：“常何怎么会做得这本，必是有人代笔。”乃面问常何，常何从实对说：“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门客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时宣马周入见，未到间，连差了几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见之急如此。及来到朝见，太宗亲与之谈论，见他应对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于门下省，以待顾问，不久便除授监察御史之职，差他出去巡行郡县。马周果能激浊扬清，除奸革弊，甚称合上旨。太宗越发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荐马周，为有知人之明，乃赐绢三百匹以赏之。其后竟用马周为宰相，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夫贤才之在天下，何代无之，但或阻于疏贱，而无左右之容，或失于跅弛，而乏乡曲之誉，往往困穷湮塞，莫能自见。惟明主旁搜博访，拔之于常格之外。然后可以搜罗遗佚，兴起事功。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览其文，即召见擢用，首置禁近，旋参机密，虽古之求贤于版筑、取士于屠钓者，亦何以远过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贞观之治也欤。


    原文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直解　突利可汗，是北虏突厥酋长。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单于，即是可汗。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举国内附，亲入京师朝见。太宗因谕侍臣说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时突厥强盛，欲借他兵马以为助，不得已卑词厚礼，至为之称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岂知今日我中国强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长，稽首来朝，前日称臣之耻，庶几可以洗雪矣。”


    原文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直解　靺鞨，是北狄一种，其地与突厥相邻，至是遣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太宗与群臣说道：“靺鞨地方隔远，不通中国，今乃远来朝贡者，盖突厥在四夷中，最为强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从而顺化也。昔人严尤，曾说御戎无上策，盖以夷狄非我族类，叛服不常，攻之则劳费无已，置之则时来侵犯，所以说自周、秦、汉以来，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尝劳民伤财，勤兵于远，惟务修政立事，治安中国，而四夷闻风慕义，自然相继来庭，然则专修内治，岂非御戎之上策乎！”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国，譬如人之一身，元气充实则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穷兵黩武，快心无用之地，斯之谓无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内修外攘之大本也。


    原文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直解　贞观四年三月，太宗既破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虏王名号，称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说：“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统御万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为夷狄君长乎！”太宗此言，虽若不屑其请，而实有矜夸自许之意，于是群臣及四夷酋长同呼万岁称贺。自后以诏书颁赐西番北虏的酋长，都加称天可汗之号，以从其请焉。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之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原文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上御顺天楼，盛张文物引见，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直解　此时突厥的部落，有两个酋长，一个是突利可汗，先已归顺唐朝，一个是颉利可汗，这一种最为强盛，不服中国。太宗命大将李靖往征之，遂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太宗御顺天门楼，盛陈威仪文物，引见颉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馆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廪给食用。太上皇高祖闻之擒了颉利，心中甚喜，叹息说道：“昔汉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后毕竟不能报复。今吾儿乃能大奋兵威，将突厥擒灭，是汉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与他，可谓得人矣，又何忧哉！”于是召太宗及公卿贵臣十余人，并宗室诸王、皇妃、公主，在凌烟阁上，置酒大宴，以庆成功。饮至半醉，上皇自弹琵琶，太宗离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来，称觞上寿。君臣欢饮，至夜方罢。盖突厥在唐初时，极其桀骜，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辞，太宗患其凭陵，申之以盟誓，其强如此。一旦命将出师，扫平朔漠，擒其酋长，献至阙廷，是诚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庆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则治定功成，正人主忧勤之日。他日虏酋请朝，太宗自谓且喜且惧，盖亦有得于警戒无虞之旨，岂徒以成功为幸哉！


    原文　六月，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魏徵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直解　洛阳宫是隋时旧宫。兵戈之后，百姓犹带伤残，故叫做疮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适中的去处。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命调发徒卒，修治洛阳旧宫，以备他日巡幸。时有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洛阳去京都数百里，圣驾无故必不轻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预先修造此宫，恐非今日要紧的事务。窃见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恶隋氏以奢侈亡国，凡洛阳宫室宏壮侈丽者，都下令拆毁，以垂后人鉴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来，何前日这等恶他，而今日反效其所为也！且今日财用民力，正在困穷，如何比得隋家那样富贵？陛下不思撙节爱养，乃役此疲敝疮痍之民，而踵袭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财力困竭，祸乱将作又甚于炀帝之时矣！”太宗遂问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却比夏桀、商纣二君何如？”玄素对说：“桀、纣也只因不爱百姓，不听忠言，以至于乱，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劳民致怨，亦将与桀、纣同归于乱耳！”太宗闻此言叹说：“我一时思虑不熟，乃至于此，是我之过也。”因回顾宰相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进贡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营造宫室，以备巡幸。今闻玄素的言语，诚为有理，当即为之停罢工役，后日或有事要到洛阳，就在露地暂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赏其敢言之忠焉。比时魏徵闻之，叹息说道：“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闻张公一言，即为停止，是其论事，实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许多民财，宽了许多民力，天下人谁不受福？真可谓仁人之言哉！”盖魏徵谏主之心，与玄素相同，故不觉其嘉叹而称美之也。夫玄素肯犯颜敢谏，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虚己受言，尤见盛德。观其诏令已发，工役已兴，一闻正论，即时停止，且以桀、纣、炀帝比之，不怒其言过直，而复加以厚赏。其纳谏如流，一至于此，则忠言岂有不竭，政令岂有不善者哉！传曰：“兴王赏谏臣。”太宗有焉，其兴也宜矣。


    原文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繇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直解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问左仆射房玄龄、御史大夫萧瑀说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对说：“文帝日夜勤劳，留心治道，每临朝听政，直到过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对，都引上赐坐，与他从容议论，临朝既久，侍卫的军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间，传递熟食以充饥，其勤如此。虽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却也是励精图治之君。”太宗辩说：“卿等所言，只得他好处一边，却不知他那不好处。盖文帝为人本自昏昧不明，却乃喜于间察，不明则于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则于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无大小都要自决，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人君以一人聪明，纵使内劳精神，外苦形体，亦岂能事事合理，无少差错？群臣窥见人主意思，在于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担当，凡事唯取主上裁决，受其成命而行，虽于事理有过差处，都只推说上面的意思要如此，我辈岂敢有违，也只含糊缄默不敢明言谏争。繇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于大坏极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唯选择天下贤才，布列在百官之职，使之各尽所长，图思该干的职业。凡事俱经繇宰相，任其精审熟思，区处停当然后奏闻于上，请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劳任事，而功绩著闻者，朝廷自有恩赏；有阿意曲法，而罪状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罚。赏罚既明，谁敢不竭尽心力以修职业。百官既尽其任，则政事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而至于劳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职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不稳便处，都该明白执奏，另请处分，毋得心知不便，却只阿旨曲从，不尽其意之所欲言也。”大率文帝之意，在于自用，故君骄臣谄而政日乱；太宗之意，在于任人，故君逸臣劳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与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岂安享无为、而一无所用其心哉！然则居敬以行简，又审治体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直解　《明堂针灸》，是医书，相传是黄帝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书，见上面说道：“人腹中五脏经络相为连属，其根蒂悬系的去处，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断囚，有笞背之刑，岂不摇动脏腑，伤人性命，况应笞的人，本是轻罪，若反令致死，尤为可悯。于是诏谕所司，自今以后，一断囚人不许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复用矣。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须人主留心，只缘长民断狱之官，不能仰体德意，往往以严刑峻法，刻剥无辜，故虽鞭朴之刑，亦有极其惨痛者，盖不待丽于大辟，而民命之伤残者众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怜，而朝廷怀保之仁，何繇而下布乎！太宗节医经一语，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见刑无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后一岁断狱，止于二十九人，刑措之风，比隆三代，岂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原文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直解　太宗一日宴群臣于丹霄殿，众宰相都在侍宴。太宗与侍中王珪说道：“卿平日识见鉴别精明通达，有知人之哲，且又善于谈论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将他每众人所长，悉加品题藻鉴，并说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众人何如。”王珪对说：“臣观今日执政诸臣，各有所长，类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只在奉公报国，凡有所知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这等样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龄。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将三军、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陈章奏，详细明白，出纳命令，的确允当，这等样详慎，臣不如尚书令温彦博。处烦难之事，治匆遽之务，料理有方，事事修举，这等的干才，臣不能及民部尚书戴胄。若以道事君，惟耻其君到不得尧舜的地位，献可替否，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等责难陈善，臣不能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推激那污浊之流，扬显那清白之士，嫉恶如仇雠，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纪纲、正风俗，这等的去处，以臣比之诸臣，亦似微有所长，不敢多让也。”太宗见玉珪评品诸臣，个个停当，深以其言为是。一时同列诸臣，亦心服其言，以为至当精确之论也。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观王珪所论房、魏诸臣，皆极—时妙选，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然诸臣者非隋室遗才，则建成旧党，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过亡虏戮民耳，恶能各尽所长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无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至矣。千古称隆贞观政治之美，庶几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原文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直解　这一段，是叙太宗致治之繇。蚩尤是黄帝时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颛顼时诸侯。魅，是精怪。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时建都之处。五岭，即今两广地方。太宗初即位时，常与在廷诸臣说道：“如今经隋家大乱，方才宁静，天下之人，渐染于旧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义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从也。”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繇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原文　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直解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繇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于公者，亦不少矣。”夫图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后，君臣各让其功，虽唐虞之气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虽未必尽可挣，至谓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时，固不待言，若继体守成之君，则药石也。


    原文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直解　阅，是看验。房玄龄奏说：“臣看验府库中，见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远过于隋时所藏的。”太宗说：“坚甲利兵，乃是武备，虽在治世，实不可缺。然人君为治，不专恃此。如隋炀帝时，府库甲兵，岂是缺乏，只因他暴虐无道，朝无良臣，阿谀苟容，不恤百姓，终至于亡失天下，虽有甲兵，何益于用？可见国家所恃，不在甲兵，只在有贤臣耳！若你每诸臣，为朕辅佐，都肯替国家尽力，兴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则内治修举，外患自除，这就是朕的甲兵了，岂在府库所藏，能胜前代哉！”太宗此言，诚得保天下之道。盖甲兵之盛，用以戡乱，固为国家之利，用以黩武，亦为国家之害，岂若贤臣，有事足以却敌制胜，无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当胜兵，惠政为保障者，此其潜消奸宄之心，增重国家之势，过甲兵远矣。然承平既久，武备渐弛，则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缓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兢业保治的说话。太宗见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谕侍臣说道：“人君治国，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时，求医服药，慎起居，节饮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时谨慎。殊不知病势虽愈，还该将息调护，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纵，不肯爱惜性命，保养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气日损，一旦前病再发，虽有良医，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国家者，虽是祸乱已平，天下安定，还该日夜忧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为无复可忧，便就骄奢纵逸，不肯谨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祸乱复作，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后矣。今中国经隋朝危乱之后，幸得安宁，四夷皆来归顺，一统之盛，真自古以来所不多见。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谨慎似一日，只怕太平功业，有始无终，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论来谏争我，或是政有过差，所当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当警惕，都要极言无隐，使我得以改过从善，庶可以保其始终也。”于是魏徵对说：“方今内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为喜，正恐恃此而骄，则大有可忧也。唯是陛下处安宁之日，而有危亡之思，只此一念常存，自然不至放肆，这才是久安长治之机，斯则深可喜耳。”大抵治乱无常，只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骄心生，则必至于危乱；忧其危乱而惧心生，则常保其治安。太宗当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谓安不忘危者矣。后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原文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繇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直解　田舍翁，譬如说庄家老，言其村野直戆，不知礼体也。魏徵在朝，每竭忠尽言，无所忌讳，至有人主所不堪处。一日，太宗罢朝还宫，心里恼怒不已，不觉形于词色说：“这庄家老好生无礼，少顷定须杀了他。”长孙皇后说：“是谁？”太宗说：“是魏徵，他每于大廷朝会众臣僚面前，数说我过失，当面耻辱我，忍受他不过，以此要杀之。”皇后平日也闻得魏徵是个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这时正恼怒，若说不该杀，便越发激起怒来。于是暂且退去，换了朝服，站立在宫庭下。太宗看见，惊问说：“你何故穿这朝贺的衣服？”皇后答说：“妾闻古语说，人主明圣，能容受直言，然后臣下乃敢直言无忌。今闻魏徵冒犯天威，直戆如此，乃繇陛下明圣，能开之使言，彼知言之无罪故也。人主明圣，天下之福，敢不称贺！”于是太宗方才欢喜，解释了前时恼怒，而于忠直之言，愈加听用矣。当是时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补阙遗，内又有长孙后之贤，以保护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圣也。然面折廷诤，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强容受于殿廷，又能克己从善于宫禁，此其不废药石之言，能扩转圜之量，尤后世人主所不能及欤。


    原文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直解　妩媚，是和柔的意思。太宗一日宴近臣于丹霄殿中，时有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在宴上说道：“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昔日为隐太子宫僚，本是仇雠，不想陛下忘其旧怨，置在左右，使今日得同臣等在此侍宴，这是二臣遭逢之幸也。”太宗说：“魏徵、王珪，当时也是各为其主，尽心事奉，本是忠臣，故我不记其仇，特任用之。但只有一件，魏徵每每直言谏我，固知其为忠，然我或一时未即听从，与他讲说，他再不答应，这是何故？”魏徵对说：“臣原以其事为不可行，所以直言谏诤，若陛下来及依从，而臣漫然应之，则事必施行，再难救正，所以不敢承应，正欲陛下三思而止耳。”太宗又说：“你权且答应，从容又谏何伤！”魏徵对说：“昔舜戒群臣稷、契辈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盖人臣于君之过宁可当面谏诤，不可背后非毁，若臣心里分明知道不该行，口里却只阿旨承应，图陛下一时欢喜，这就是面从了，岂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于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说：“人只说魏徵在我面前举止疏慢，我看起来，越见他和柔可爱，正为他一念忠爱之心，不忍面欺我耳。”徵乃感激，起而拜谢说：“臣数有献纳，屡犯天颜，皆因陛下开心见诚，引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虽心有所见，亦岂敢数犯颜色，而无所忌讳乎！”魏徵归美太宗如此，可谓知所将顺者矣。至于汝无面从一言，真万世事君之法。盖面折廷诤之臣，外虽不肯曲从，而心无欺慢，谗谄面谀之人，心虽知其不可，而口无违言，此忠佞之所以分也。故伊尹告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听言者以此为准可也。


    原文　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直解　太宗为君，英明仁恕，任贤纳谏，节己爱民，以致中国治安，外夷归服。那时秘书省少监官虞世南，日侍左右，亲见圣德，就作论一篇，叙述太宗许多好处，以尧舜为比，叫做《圣德论》，上献御前。太宗览毕，特赐手诏答说：“上古圣君，莫如尧舜，览卿所论，就把今事来比拟，说得太高，朕何敢当。但自量所行，兢兢业业，不敢失道，比近世人主淫暴纵肆的，为稍胜耳。然善始非难，慎终为难，卿适才见我始初如此，尚未知后来如何，若朕果能常持此心，日慎一日，到得后来，也如今日，则卿所论的，都是实事，方可传信后人。设或不然，因此骄纵，有始无终，人但见后来所为不副其言，只说今日所论，都是粉饰，恐无益于朕，徒使后世笑卿为谄谀耳。”夫太宗闻人之誉，不以为喜，而反以为惧如此，其君臣交警，以为保终之图者，意可想矣。大抵人臣事君，将顺其美与匡救其失，二者不可偏废。匡救，譬则药之攻击者也；将顺，譬则药之滋补者也。若一于匡救，而有美不为称扬，固非善则归君之义，亦非人臣之所以爱君者矣。故危言未必皆忠，逊言未必皆佞，亦顾其君听受何如耳。诚能闻匡救而不罪，如太宗之于魏徵，闻将顺而不骄，如太宗之于虞世南，则二者适所以相济，而莫非纳忠之地矣。彼是魏徵而非世南者，此迂儒之见，非确论也。


    原文　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直解　太宗一日与近侍之臣论及天下所以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道：“天下安危，其本在人君之心，若此心常存敬畏，慎终如始，便是治安之本。一或不能敬畏，有初无终，便是危乱之本。今日之治，不必远有所法，只愿陛下常以贞观初年那等励精图治，即可以永享太平，而为尽善之道矣。”太宗闻温彦博之言，心中警惕，因问说道：“据这等说，想是我近来怠于为政，不如贞观之初乎？”魏徵对说：“陛下今日志意，委与当时不同。盖贞观之初，陛下鉴隋朝之奢侈，志在节俭，惟恐劳民伤财，鉴隋朝之偏听，求言不倦，惟恐臣下不肯尽言。近年以来，营造宫室，稍觉过多，是节俭不如初了；群臣进谏者，颇有违忤旨意，以致得罪，是求谏不如初了。即此两事，皆不似前时，此其所以异耳。彦博所言，盖有见于此也。”太宗见魏徵说得是，遂拊掌大笑说道：“诚有是事。”盖自言得闻其过也。大抵为治之道，只在撙节财用，嘉纳直言。节用，则可以养天下之财力，而不至于虚耗；受言，则可以尽天下之人情，而不至于壅蔽，二者诚安危之所关也。太宗当贞观之初，欲构一殿，财用已具，因鉴秦而止，是何等节用。因孙伏伽直言，以公主田园赏之，是何等纳谏。及其太平逸豫，而戒慎之念稍弛，遂不自觉其骄侈之萌，可以见保治之难矣。然能因二臣之言而自知其非，则改过不吝之风，亦足法也。


    原文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直解　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意思。太宗面谕魏徵说道：“朝廷设官，职掌不同，士人待用，才品亦异，或启沃论思，或承流宣化，或钱谷，或甲兵，须是精加选择，必其人之所长，与官之所职相称然后可，不可一时轻易苟且，胡乱便与人做。虽是才与官相称，又必看其人品如何，若所用的是有德行的君子，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君子，故用一君子，则众君子皆至，君子满朝，天下岂有不治者。若所用的是无德行的小人，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小人，故用一小人，则众小人争进，小人满朝，天下岂有不乱者。此用人之际，所以不可不慎也。”魏徵对说：“任官当择君子小人，此言诚是。盖如今太平之时，与当初创业之时不同。彼时天下未定，只求能成功济世，或有勇力的，或有智谋的，便都擢用，更不必看他人品邪正、心术好歹。今丧乱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他心术好，有德行，方可用之。若但有才无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适足以蠹国殃民，诚不可不慎择也。”盖天下之治乱，系于人才，人才之邪正，系于心术，若心术不好，虽有才能适足以济其奸恶。人主不察而误用之，必为天下大害。此唐虞官人，必以九德，而后世使贪使诈之说，所以至于误国家也。


    原文　去岁，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至期来诣京师。至是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直解　太宗于去岁贞观六年尝亲自审录罪囚，见那该死的囚犯，心里怜悯，不忍便杀他，都放了回家看视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间，着他自来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将天下死囚也都暂放还家，亦限至明年秋里自来赴京。至是岁贞观七年九月，去年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杀之恩，不要人催督帅领，个个照依期限，齐到朝堂听候处决，没一个逃亡隐匿下的。太宗见这些囚犯依期就死，是他能守信改过了，乃皆赦其罪而遣之。这是太宗恩德所及，感动人心，能使极恶罪人，视死如归，可谓难矣。然帝王以刑赏治天下，自有个大中至正之道，人而无罪，即不当刑，罪而可杀，奚有于纵？倘或纵而不来，将何以示信？若使来而论死，又至于伤恩。所以后人论纵囚之事，以为可偶一为之，非圣人之法。且罪囚至三百余人，一年之间，宁无物故死亡之事，乃谓绝无一人亡匿，此则史臣欲纪太宗之德政，而不觉其辞之过，观者但法其一念好生之心可也。


    原文　十一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直解　开府仪同三司，是唐时官名。司空，在唐朝为三公。是年十一月，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不敢当，说道：“臣是皇后之弟，忝预外戚，若处以三公尊位，恐天下人议论，说陛下私厚亲戚。”太宗不许其辞，说道：“司空大臣，未易称职，我只要替这样官选择个好人，但是有这样大才的，就与他做，不论亲戚。设或不才，纵是亲戚也不用，如襄邑王李神符，本是朕的叔父，只因他无功劳，但封为王，不任他以官职，所谓虽亲不用也。若是有才能的，虽平日所仇恨也不轻弃，如魏徵等诸人，先事隐太子，同谋害朕，本是仇人，只因他有才能，故倾心委任，忘其旧恨，所谓虽仇不弃也。今日举卿为司空，盖因卿有才德，能称此官，故以此位处之，不因为是皇后的亲戚而用之也。”这一段，见得唐太宗用人至公的意思。这长孙无忌随太宗定天下，本是开国功臣，与其他外戚不同，若论国家待亲戚的道理，还是不要他干预政事，才得常保富贵，又不可藉口太宗之言，以私厚其亲而误国家也。


    原文　十二月，帝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直解　上皇，是唐高祖。未央宫，是汉时宫名。下面太上皇，是汉高祖之父。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陪侍上皇高祖，在旧时汉家所遗的未央宫中置酒宴会。那时太宗平定天下，四夷君长都为左右宿卫之臣，也随着群臣侍宴，饮酒中间，高祖命突厥酋长颉利可汗在筵前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在席间歌诗，因喜不自胜，笑说：“自古中国之患，不是北虏，便是南越，今日胡越酋长，同堂宴会，歌舞为欢，都做了一家人，这等盛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于是太宗自捧酒觞，为高祖上寿，说：“这四夷君长，皆来臣服，都是奉父皇陛下平日教诲，不是臣之智力所能及也。昔汉高祖微时不事生产，他有一个兄刘仲，却会治产业，他父太上皇只道高祖不如刘仲。后来高祖得了天下，也曾陪太上皇在这未央宫中置酒，自奉玉卮上寿，却说当初父亲以臣为无用，不如我哥会治家业，今日看臣所创的事业，却比我哥何如？其言如此，是在他父母面前自夸其能，妄自矜大，臣平日甚不取他，岂如我今日父子君臣聚会之盛耶！”高祖见太宗这等谦退，越发喜欢。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汉高祖、唐太宗，皆以盖世之雄起自闾巷，削平僭乱，混一华夷，乃至大业已成，太平无事，又皆尽孝养之典以奉其亲，故未央上寿之仪，前后数百年，若合符节，虽其词之工拙，若有不同，而其情之殷勤，则无或异，真旷世之美谈也。况以继体守成之君，而当四海升平之日，则所谓养以天下，而奉亲之欢心者，当不在二主之下矣。


    原文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事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直解　左庶子、右庶子，俱是东宫官名。太宗面谕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道：“太子乃继体之君，不但要涵养德性，又要通晓世务。然世务甚不易晓也。朕年十八岁时，为将家之子，未有官职，尚在民间，凡民间疾痛困苦的事，与人之诚实的、诈伪的诸般情状，皆耳目所闻见，无不尽知之。及居太子的大位，区处世务，或思虑之所不及，或计画之所未精，一日万机，犹不免于差失。况今太子生长深宫，未尝出外，百姓每的艰难，如饥寒困乏之苦，鳏寡孤独之人，皆耳目见闻所未经涉，但安享富贵，不知忧勤，安能无骄纵放逸乎！卿等为东宫官，各有辅导之责，不可不极言谏正，使动皆繇礼，而无骄逸之过也。”那时太子承乾，性好闲游戏耍，于圣贤礼法，颇有亏损。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因遵奉太宗责成之意，凡有过差，每每直言谏止，太宗闻之，嘉此二人忠谠，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以褒赏之。这一段是纪唐太宗勉东宫官预教太子的事。盖太子天下之本，四方之人心系焉，教训之功，不可不预，辅导之人，不可不择，是以古之帝王，最慎乎此。自襁褓之中，以至于成人之日，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皆有法度，养成元良之德，而立太平之基，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长也。有天下者，当知所法矣。


    原文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繇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直解　太宗问魏徵说道：“朕近观群臣上本奏事，其本内说的话，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问，听其奏对，便多仓皇错乱，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对说：“臣观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对实为至难。每欲奏一事，常在数日之前，昼夜寻思，要到上前，如何敷陈，如何议论，莫不预先想下，记忆在心。及到御前，仰见天威严重，把那要说的话，三分之中，说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错乱，不成次第了。况因朝廷过失，直言进谏者多是违怫意旨、触犯忌讳的说话，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温和的辞色，而直以天威临之，彼将恐惧畏怕，愈觉仓皇，虽有恳款忠爱之情，亦何繇得尽于君上之前哉！”太宗闻魏徵之言，自此以后，接待群臣，辞气颜色，越发温和，惟恐不尽其情，尝说：“隋炀帝当时性多猜忌，每临朝接待群臣，不出一语，所以上下不交，君臣间隔。我却不然，看那大小群臣，都是股肱耳目，相亲相信，真如一体，政事得失，只管虚心访问，他每有所欲言，也都着他说尽，唯欲通上下之情而已。”夫人主尊如天地，威如雷霆，堂陛分严，君臣礼隔，若不使臣下尽言，则天下之利病，何繇得知？若不降辞色延访，则臣下之忠悃，岂敢自尽？所以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为千古明良之会也。后世谀佞之臣，欲壅蔽人主聪明，以为天子之尊，不可与臣下接谈，故有临朝渊默，不发一语，如隋炀帝之所为者，真覆亡之轨辙也，宜太宗以之为鉴也与。


    原文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直解　箴规，是谏正的意思。长吏是郡守县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众，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虑或有不到处，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一时难得其人。李靖荐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说：“魏徵能直言无隐，朕有过失，全赖他谏正，得以省改，岂可一日离朕左右，舍根本之地，而任出使之事乎？”于是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萧瑀等一十三人，分投出去，巡行天下，访察天下有司官员，那个贤良该褒升，那个不才该罢斥。又询问民间所疾痛困苦的事，为他处置。民有高年的，优加礼敬，有穷乏的，厚为赈恤，善良的，褒扬而录用之，贤能而淹滞于下位的，荐拔而疏通之，凡远方小吏，下民隐情，朝廷不能遍历而周知者，都看他每所到地方一一经理，就如朕亲看见的一般，庶几朝廷之政教，无远不举，朝廷之恩泽，无微不被，以称朕爱民求治的意思。这黜陟大使，就是如今巡抚官一般。夫常置魏徵于内，以匡辅君德，间遣李靖等于外，以勤求民瘼，太宗可谓明于治体而善于任人者矣。


    原文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


    直解　太宗时，有个中牟县丞，叫做皇甫德参，上本条陈时政，说道：“朝廷修盖洛阳宫殿，用许多丁夫，劳了人力；有司收地亩租粮，起科太重，厚敛百姓；又民间风俗，妇人好梳高髻，盖因宫女髻高而仿效之也。”其大意如此，不过欲朝廷轻徭薄赋，表正风俗而已。太宗看了震怒，谓宰相房玄龄等说道：“我才修一宫，便说是劳民，才收些地租，便说道厚敛，至于民间髻高，也说是宫中所致。凭他说起来，必欲使朝廷不役民间一夫，不收百姓斗粟，宫人都无发可梳，方才可其意邪！这等妄言谤讪，宜加以罪。”魏徵劝说：“人臣进谏之言，容有过当。如贾谊当汉文帝时，是何等治平，他上《治安策》，还说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件，可为流涕者二件。可见自古以来，上书建言者，若词不激切，则不能耸动人主之心，所以宁为过甚之言，而不敢忌讳也。古人曾说：‘狂夫之言，本无足采，圣人恐其或有一得，犹加选择。’今德参固是狂愚，未必有心谤讪，望陛下裁度鉴察，未可深罪也。”太宗一闻徵言，当时省悟，说道：“朕方虚怀下问，嘉纳谠言，若因此人之言，遽加罪责，以后大小群臣，谁敢再谏？”即赦德参之罪，仍赏绢二十匹以旌其直焉。夫德参一郡邑小臣，乃能抗疏阙廷，规切时政，虽其言语识见，未必能知大体，而其一念为国之心，不以卑贱而自诿，诚亦有足谅者。太宗始因其辞之已甚，而欲以罪加之。一闻魏徵之言，而洞然开悟，不惟不罪，又从而赏之。虽谤木谏鼓之设，不是过也，岂非万世之所当法者哉！


    原文　九年，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噉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直解　馋是穷饿、贪食的意思。噉是吃。毙是死。北朝齐后主，叫做高纬，为周宇文邕所灭。周天元帝，叫做宇文赟，为隋杨坚所篡。太宗一日谓魏徵说道：“近时齐后主、周天元都穷奢极欲，不恤其民，寻常用度，恣意征取，重敛于百姓，以厚自奉养，竭万民之脂膏，以供一己之逸乐，至于民穷财尽，遂以亡国。就如那穷饿口馋的人，只要他腹饱，乃割自身上的肉，食之以充饥，不知肉既噉尽，身亦随亡，如此昏愚，岂不可笑！然就这两人较论，孰为稍优？孰为最劣？”魏徵对说：“齐后主性资懦弱，凡事都无主张，只听那左右的拨置，那左右的人，都得以窃弄权柄，朝政出于多门；周天元性资骄暴，虽是奢侈残虐，却自家能主张国柄，不至下移，威福之权，尚繇己出。故虽同为亡国，然周天元在时，杨坚尚不敢篡位。若齐后主遂为敌国所擒，把祖宗的基业，徒供群小的愚弄，尤下愚最劣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然二主之事，虽优劣稍殊，而亡国则一。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倦倦然以约己厚下、节用爱民为务，故深仁厚泽，结于民心，而享国长久。若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顾百姓之困穷，至于人心怨叛，瓦解土崩，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究观二主之事，咸以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后先一辙，其刚暴之与懦弱，不过五十步之笑百步耳，何足为优劣哉！然则人主欲为宗社万年长久之计，惟在保民而已。


    原文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系囚，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繇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徭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宫司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为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直解　这一段，是记长孙皇后的女德之美。说皇后天性仁慈孝顺，无所违忤，俭约朴素，不喜纷华，平日宫中无事，只好读书。闲常与太宗从容议论古人行过的事，于凡善恶是非、兴亡理乱，皆能一一评品，就中献可替否，以为劝戒，所以补助治道甚为不少。太宗有时将无罪的宫人偶加谴怒，后心知其枉，待要当时分解，又恐违忤上意，也就阳为恼怒，奏请亲自问理，因命左右将这得罪的宫人，囚系在掖庭狱中，待太宗怒气已消，却慢慢的与他申理。以此宫壶之中，刑责所加，再没有冤枉滥及者，其内政之善如此。到后来得病沉重，与太宗永诀，那时正遇宰相房玄龄偶被太宗谴怒，罢归私宅，后因与太宗说道：“房玄龄奉事陛下为日最久，平时极是小心，谨慎周密，凡与主上商量的奇谋秘计，不可使人闻者，他出到外边，再不肯泄露，其慎密如此。近日谴归私第，不知为何？若是原无大事，愿陛下照旧任用，不可轻弃之也。仍望陛下自此以后，亲近有德之君子，斥远邪佞之小人，嘉纳忠直之言，屏弃谗慝之语，减省不急之征徭，罢止无益之田猎。如此，则圣德日新，太平可保，妾虽没在九泉，亦无遗恨矣。”说罢，遂崩于立政殿。史臣又记皇后在日，曾将自古妇人，上自后妃，下逮士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采辑成一部书，叫做《女则》，其目有三十卷。太宗一向不曾看见，至是女官方将此书进与太宗。太宗览之，不胜悲恸，将出与侍臣看，说道：“皇后此书，劝戒详明，有关风化，真可以垂法百世矣。人之生死，本有大数，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往时朕有过失，多赖皇后规正，自他没后，入到宫中，再没人把好言语来规谏我，恰似失了一个贤相一般，所以不能忘情耳！”因想皇后的遗言，即召回房玄龄，复其官职，任之如旧。盖闺门之际，实为万化之原，故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内助而成者，三代以来，皆可考而知也。太宗躬行仁义，为一代之贤君，而长孙后宣教宫闱，为一代之贤后，太平之业，固相须而成者矣。然推其令德之所自，则本于性好读书，是以能涵养德性，多识古今，而不流于燕昵之私也。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直解　宣州，即今南直隶宁国府地方。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地方。缗，是穿钱的绳，每钱一千为一缗。俟字，解作待字。太宗时有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说道：“近时宣州、饶州两处山中矿银大发，若差人收采，一岁所得，可以值钱数百万缗，亦足以济国家之用。”太宗说：“朕贵为天子，纳四海九州的贡赋，所缺之者，不在钱财，但恨无贤臣，不得闻好言语可以利益生民者耳。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其利有限，岂如得一贤才，为国尽心，为民造福，其利无穷。卿为侍御史，不能荐举一个贤人，退去不肖的人，而专言税银之利，是诚何心？古时圣君如唐尧、虞舜，不以珠玉为宝，抵璧于山岩，投珠于渊谷，弃掷不用，万世称颂其美。惟是汉朝桓帝、灵帝昏乱之君，听信小人欺诳，别于府库之外，积聚钱财为自己的私藏，万世鄙笑他。卿不劝我学尧、舜，却要我做桓、灵，把这等昏乱之君来待我，将谓朕为何等主邪！”即日黜退权万纪，罢职还家，以示朝廷不用言利之臣也。夫自古小人献谄，常说替国家生利，故人主容易信之，如权万纪所言，若非太宗聪明英断，未有不受其欺者矣。今既拒绝其言，又黜退其人，则天下人皆知太宗重贤才，轻货利，虽有怀奸献佞，欲引诱以非礼者，谁敢妄言哉！此贞观之治所以为盛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赏爵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直解　殷，是盛。挹，是酌。僭，是过。魏徵上疏于太宗说道：“人主取天下本难，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观之，创业垂统，善其始者恒多，而治定功成，保其终者恒少，岂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难乎？盖繇缔造之初，有敌国外患，常怀莫大之忧，故能竭其诚心，以尽下情，当此之时，虽匹夫之言，有重于泰山者矣。及祸乱平定，而身居安逸，则骄泰放恣，而轻忽物情，慢不加意，当此之时，虽公卿之言，有轻于鸿毛者矣。夫能尽下情，则人人乐为效力，虽远而胡越之人，亦与我同心，而况于英雄豪杰乎！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轻忽，则人人不肯用情，虽近而六亲之人，亦与我离德，而况于四方之远乎！虽震之以威，劫之以势，也只是外貌从顺，心中其实不服，亦终于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难而反难也。人主诚能留意于此，事事致思，不敢怠忽，凡声色货利之交，虽若可欲，必思知足而不贪；凡宫室土木之工，虽欲经营，必思知止而不费。托侯王士庶之上，虽高而实危，则思谦虚以自降；处丰享豫大之时，既满而且盈，则思挹损以自保。遇逸游快乐之事，则思乐不可极，而撙节其放荡之情；居宴安无事之日，则思治不可常，而预防乎后来之患。虑左右壅蔽，则思招贤纳善，以广吾之聪明；恶谗邪之害正，则思正己率下，以杜人之欺罔。爵赏因喜而过，则人无所劝，务思赏当其功，而不使有非分之获；刑罚因怒而滥，则人必自危，务思罚当其罪，而不使有无辜之枉。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则内立保业之本，又能选任贤能，共图化理，则外有保业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为哉！”魏徵此疏不过数十语，而人君为治之大法，已尽于此，真可谓嘉谋嘉言矣。要之十思虽多，总只是一个敬字，随事而见，《书》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予临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马，皆此意也。然非有读书穷理之功，亦何以持养此心，而不流于慢易哉！此又徵之所未发也。


    原文　五月，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直解　贞观十一年五月，此时太宗幸洛阳，以供献不齐备，谴责有司，魏徵既当面谏正，退又上疏说道：“陛下初年，欲善无厌，改过不吝，存心仁恕，待下温和。如今孜孜为善的意思，似不如昔时，闻过必改的勇决，稍亏于往日，谴罚渐积太多，威怒微觉峻厉。这等看来，乃知古人说：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盖既贵，则尊崇无比，必至于骄矜。富不与侈期，而侈自至。盖既富，则用度有余，必至于奢侈。今以陛下行事观之，岂非富贵已极，自不觉其骄侈乎！古人之言，信非虚语矣。且陛下代隋而有天下，昔隋恃其府藏之富，甲兵之强，户口之多，其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虽妄用些财力，以开拓边境，有何不可？故赋敛差役，无有了期，东西征伐，不得休息，以至民心怨叛，天下土崩，危亡之祸，将及其身，尚不觉悟，隋事之可鉴如此。夫鉴形容之妍媸者，莫如止水；鉴政事之得失者，莫如亡国。隋既以骄侈而致败亡，则今日岂可复蹈其覆辙乎！伏愿陛下取鉴于隋，屏去奢侈，从事俭约，亲近忠直，斥远谀佞，务反隋之所为，毋蹈隋之所败。况当今天下太平无事，而礼贤节用，又陛下初年所已行者，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无一毫疵议，就如尧舜之荡荡难名，又何得而称焉。夫天下未定，亲与群雄斗智角力以次收取，其实艰难；天下既定，席已成之业，谨守勿失，甚是容易。陛下昔日既能取天下，得其所难，则在今日岂不能守天下，保其所易乎！”惟不忘昔日之恭俭，便可以贻子孙而垂万世。不然，得之艰难，而失之容易，甚可惜也。魏徵此疏，大要劝太宗以力行恭俭，保守鸿业，可谓忠爱激切之至者矣，不独太宗，万世有天下者所当深思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繇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直解　魏徵见太宗推诚任下，渐不如初，遂上疏说道：“昔《文子》书中曾说：‘上下之间，贵以诚信相与，比如一般样的言语，而独能取信于人者，以其有不欺之信，孚于未言之前也，不然，则虽言不信矣。一般样的法令，而独可行于下者，以其有无伪之诚，格于法令之外也，不然，则虽令不行矣。’繇此观之，可见为国之道，固必以诚信为本也。自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中外成宁，王道体美章明，已十有余年于此矣。然而朝廷之德化，犹未浃洽于天下者，盖繇待下之情，未尽出于诚信，而多以疑贰参之故也。臣每见朝廷欲修立政事，图致化理，则必委托于君子，而责其成功，至于所行之事，或有得失，则又咨访于小人，而唯其可否。是使智者谋之，而与愚者论之，使贤者虑之，而与不肖者疑之也。其待君子也，非不敬而重之，然实惮其正直，而与之疏远；其遇小人也，固亦轻而贱之，然实乐其柔佞，而与之狎昵。狎昵，则形迹相忘，而其言无所不尽；疏远，则君臣间隔，而其情不得上通。夫使小人之言得尽，而君子之情不通，委任之不诚也，无足怪矣！然小人之所以见听者，不过以其捷给之材，或足以中人主之心而已。殊不知中智庸常之人，岂无些小辩慧！然其才不足以经国，识不足以虑远，纵使竭力尽诚，实心为国，尚不免于倾败。况心藏奸宄，谲诈多端，而唯承颜顺旨，以为容悦者，乃欲倚而信之，则其坏法乱纪，蠹国殃民也必矣，其为祸患岂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见疑者，或以其偶有小过，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谓君子者，只是大节过人，才德出众，至于心思之所不及，智虑之所不周，亦岂能全无小过。但其无心之失，不害于正道，即当略而不论矣。今既谓之君子，则已知其正，而复疑其不信，则又以为邪，何异立直木于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盖既曰直木，则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则其心未有不诚者也。又何疑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诚能慎选于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确然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礼，驭之以恩，诚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为一体，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间，则彼方能殚竭忠猷，展尽底蕴，君臣同志，上下一心，庶事自无不康，万几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哉！不然，诚信之道一亏，即阻忠良之志，疑贰之心一起，即开群枉之门，天下之事，将日趋于倾败，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览魏徵之疏，心甚嘉悦，即降手诏褒美说道：“昔晋武帝既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志意骄怠，不复留心政治。那时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谓其子何劭说：‘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只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谋者。一、二世之间，定要大乱，尔辈犹可以免。’因指着诸孙说：‘此等必遇乱而死。’后来晋室大乱，其孙何绥，仕至尚书，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常以为曾位极三公，责任至重，明知其主骄奢，不能直词正谏，却乃私语子孙，自夸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岂至于一传而乱乎！朕今溺于宴安，不自觉其怠忽，兹得闻公之言，方知从前所行，多有不是，所当省改。昔西门豹性急，常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将此疏，置在几案，朝夕省览，以为警戒，就如古人佩韦、佩弦以自矫其过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终也。”尝观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贤以图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报主。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则以推诚之道，有所未尽也。若必上之任下，无一毫疑贰之心，而后臣之事君，无一念顾忌之意，圣帝明王所以无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规，比以韦弦，真可谓能纳忠言者矣。至其论何曾数语，尤中后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则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


    原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恃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直解　茌平人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为侍御史，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尝上疏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子孙相承，所历年数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五百年。这等长久，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躬行节俭，以为家法，不劳民之力，不费民之财，深仁厚泽，固结民心，虽其后嗣未必皆贤，赖有先德维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晋以降，至于周、隋，多的只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这等短促，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不为子孙远虑，残虐其民，厚敛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后，鉴隋之亡，当以三代圣王为法，隆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德业，繇一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可但恃当年，只顾目前安享富贵便了。若不恃当年，必为子孙万世之计，则所以厚施恩泽、固结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开皇年间，户口最盛，几至九百万，如今的户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给力役的，终岁不息，户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还，道路往返，累累相继。陛下虽有恩诏，命有司裁减夫役名数，然朝廷土木繁兴，工作不息，须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减。所以有司视恩诏为虚文，必至民穷盗起而后已。臣观自古以来，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于相聚而为盗贼，所在蜂起，则其国家未有不丧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为后世所笑。盖周家幽王、厉王，尝笑夏桀、商纣，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桀、纣。近时隋炀帝，尝笑周天元、齐后主，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周、齐。今日正当以此为戒，不可又蹈其覆辙，使后之笑今，亦犹今之笑炀帝也。且人君之心，其为民与否，动于一念，即彰闻于百姓。如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米贵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志在养民，忧念不忘，今日虽困苦，终必安乐故也。如今连年丰熟，一匹绢可换米十余斛，米贱如此，宜乎民皆乐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志骄意怠，不复忧念百姓，而妄兴土木，其所营缮的，都是没紧要的工作，以此烦民，虽年谷丰登，终必转死沟壑故也。然则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务哉！自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然其所以兴者，不是为钱粮蓄积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钱粮蓄积得少，只在百姓苦乐而已。若是暴征横敛，腹削民财，使百姓愁苦思乱，则民穷盗起，其亡无日矣，蓄积虽多何益？若是轻徭薄赋，培养休息，使百姓都安生乐业，则本固邦宁，大业可长保矣，蓄积虽少何伤？只以近日所共见之事证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将民间财物，尽皆搜索，以为私藏，于洛口仓中，贮下许多粮米，后来被反贼李密占据，开仓散施，道路米厚数寸，洛水两岸，望如白沙。又于东都洛阳城中，积下许多布帛，后来贼臣王世充篡位，资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为爨。又于长安西京府库，积下许多金宝，后来我国家平定关中，就因其所遗，以为军国之需，至今二十余年，用之未尽，其多可知。繇此观之，隋之积蓄，岂不丰富，只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积下多少财物，适足为敌人之资而已，这便是蓄积的明验。夫国以食为命，蓄积故不可无。然民以食为天，征敛尤不可过，必须家给人足，财力有余，然后以正额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将贫敝之民，强行搜括以为寇敌之资也。夫敦行俭约，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行过，年来海内治平，皆其明效。在于今日，若肯将已试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难也。然则陛下必欲为长治久安之计，亦不必远求上古，取法前王，只是照依贞观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节用爱民为主，则天下苍生自然受福，为幸多矣。又一件最紧要的，欲要王业长久，须是百姓得安。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机只在刺史、县令，这两样官，最为近民，关系甚重。若是刺史选用得人，则一州之民皆受其福；县令选用得人，则一县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则百姓自然乐业，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无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只是崇重京官，把那州县官看得太轻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却多以武将为之，那武官只能用兵，不晓民事，如何为有司表率？又或京官不能称职，方调补外任，夫州县之事，更难于京官，彼既不称京职，如何能临民蒞众？至于边方远处，动系安危，却乃以其荒僻险远，越不经心，只将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于亲民之官，乃轻忽之如此。朝廷既轻其选，则其人必不自重，繇是迁延岁月，以苟升斗之禄，则视其官如传舍，甚或恣肆贪渔，以充溪壑之欲，则以其民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为此故也。今欲培植国本，为久长之计，则守令之选，其可不加之意哉！”马周疏上，太宗览毕，道他说得好，称赞不已，谕侍臣说：“守令之官，委的当重，今后刺史有缺，朕当自选于群臣，择其可者。至于县令，当令京官五品以上，访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举一人，以备选择，庶不至失人耳。”详观马周一疏，大意欲太宗轻徭薄赋，固结人心，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其要归在于重守令，诚为致治之急务。至谓朝廷重内轻外，以京官不称职者补外任，以迁谪之人守远方，则又古今通患。古之圣王，详内而略外者，但指法制政令之类而言，若夫亿兆之众，则一般样都是朝廷赤子，岂可以远近视之乎！官不得人，则民不乐业，外郡骚动，则近地亦为之不宁，其所系非浅浅也。愿治之主，宜加意焉。

 唐 纪

    <h2>太　宗</h2>


    原文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直解　著作佐郎，是秘书省属官，以撰集文章为职。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见太宗万几之暇，曾有制作，恐其散逸，请将平日御制的文章，集成一部，传示天下后世。太宗说：“文章不贵虚词，在裨实用。朕平日所撰的辞令诏敕等类，其关系国体，有益民生的，史臣都已采而书之，载于国史，不至磨灭，何须更集！若其他一时感触，因事漫言，诗文等类，非关国体，无益民生的，即使集成，将何所用！若近代梁武帝，与其太子萧统最好文章，他如陈后主、隋炀帝这三君，都有文集刊行于世，然武帝身遭侯景之乱，陈、隋二主，同为亡国之君，虽有文集，何救于乱亡！可见为人主的，只怕无大德实政，足以覆被生民流传后世者耳。区区文章，乃雕虫小技，何足为轻重哉！”遂不准所奏。按太宗此言，可谓识其大者矣。盖人主留意文章，虽贤于声色逸游之好，但所以仰承天地祖宗，永保子孙黎民，固自有其大者，不在章绘句间也。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直解　绳，是木匠的墨线。愆，是过。绳愆，是攻其过失如木理之不直者，匠人以墨线弹之而加以裁削也。纠，是矫之使正的意思。太宗因皇孙新生，临幸东宫，宴朝官五品以上，因与诸臣说道：“人君以武功定祸乱，必有佐命之元勋；以文治开太平，必有辅理之贤相。昔在贞观以前，天下未定，那时从朕东征西讨，经营四方，奇谋秘计，日陈于帷幄之中，使朕克有成功者，都是房玄龄之功。及是贞观以来，宴安日久，朝廷之上，肯面折廷诤，以绳朕之过失，纠朕之差缪，使动无过举者，却是魏徵之功。当时若不得玄龄，则一统之大业，何繇而成！后来若不得魏徵，则一代之治功，何繇而定！二臣之功，均可为一时之冠矣。”因各赐之佩刀以宠异之。尝考太宗之定天下，外则有二十四功臣，为之宣力军旅，乃独称一玄龄者，盖以运筹决胜，其功大也；内则有十八学士之流，论思左右，乃独称一魏徵者，盖以献可替否，其益宏也。然玄龄任于危难，魏徵出自仇雠，若非太宗倾心委任，则二臣亦无以自效矣。然则二臣之功，繇太宗知人善任成之也。


    原文　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直解　这一段，是魏徵劝太宗慎终如始的意思。太宗宴五品以上官于东宫，因从容问魏徵说道：“朕近日的政事，比之往年何如？”魏徵对说：“近日吐谷浑既破，突厥来降，吐蕃、朱俱波、甘棠等国，都遣使入贡，陛下神威圣德，不但平定海内，又且加于四夷，比之贞观初年，所及更远。若论天下的人，心悦诚服，则不及贞观之初。”太宗说：“远方蛮夷不可以力制，惟是畏惧我之威，悦慕我之德，故来输服，若人心悦服，不逮初年，何以能致远人畏慕如此？”魏徵对说：“臣所谓不逮者，正为陛下之心恃此而骄，比前不同。盖贞观初年，天下甫定，四夷未服，陛下方以未治为忧，兢兢业业，惟恐失坠，故一举动不敢纵逸，一施措不敢苟且，而德义日新，天下改观易听，自然心服。到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陛下遂以既治为安，志得意满，侈然自足，无复意外之虑，天下的人，口虽不敢言而心实不满，故虽勉强服从，终不及初年之悦服也。”太宗因问说：“朕自家省察，如今所为也与往时一般，何故不同？”魏徵对说：“陛下在贞观初，惟恐己有过差，人不肯谏正，故常委曲开导使之尽言，群臣谏诤，中间有可采者每欢喜听受，无所勉强。今则不然，外面虽勉强听受，中心实不喜，尚有苦难之意见于颜色，是陛下虚心受善不及往时，所以不同。”太宗说：“此非谩言，必有事实可指，愿闻其详。”魏徵对说：“往时元律师犯法，陛下要杀他，孙伏伽执奏说：‘此人所犯，论以律法，罪不至死。’陛下即听从其言，又重赏之，就将兰陵公主的园地价值百万者，给赐与他。或云一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繇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


    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繇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繇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


    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守边者不可不知。


    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


    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史官书之以为美谈，万代仰之以为准则矣。有天下者，岂可一日不留心于此哉！


    原文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直解　特进，是唐时宰相加官。史臣记特进魏徵有疾，于私宅调理，不能朝参，太宗心甚想念，即降手敕，差人往问其疾，因说：“自卿给假，已数日不见，朕之所行，无人规正，过失必多。今欲亲自临幸，与卿一言，只恐越增劳扰。故特遣官往问，卿若有闻见朕行的不是处，可封本进来，以便省改。”魏徵回奏说：“陛下临朝与群臣议论，常说为政要至公无私，及退朝之后，行出来的事，未免有偏私颇僻的去处。或有时自觉其非怕人窥见，却又横加威怒，以震慑其心，殊不知人心至愚而神，上之意向所在，无有不知，欲要遮盖，越发彰显，竟有何益！总不如无偏无党，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方是人君之体也。”其疏中大意如此。此时魏徵寝疾已笃，所住的私宅中，尚未有厅堂，太宗知之，那时方欲构一小殿，材用已具，即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知徵素性俭朴，室中所须器物，都赐以素屏风、素褥，及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好，正以彰其贤也。夫太宗之待徵，数日不见，则想闻其言，其信之专如此；私第无堂，至辍殿以营之，其遇之厚如此，真可谓恩礼兼尽者矣！为之臣者，安得不鞠躬尽瘁，忘身报主，而天下之治，又安有不成者乎！


    原文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直解　百万叫做兆。太宗谓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朕荷上天眷命，为兆民之主，以天下养一人，可谓富矣，以天下事一人，可谓贵矣。天既与朕以富贵，而朕独不思所以安养兆民，岂上天之意哉！故朕已富，要使百姓每都富；朕已贵，要使百姓每都贵，只在教养之而已。诚能教以礼义，使知尊卑内外之理，上下事使之宜，年少的都尊敬那年长的，为妇的都尊敬那为夫的，则父兄役使子弟，男子役使女人，虽无爵位，也如官府一般，这就是贵了。轻徭役，不尽其力，薄赋敛，不尽其财，使百姓每都有余闲，各去治理生业，为长的得以怀其少，为夫的得以育其妇，渐有蓄积，不至匮乏，这就是富了。既然如此，那百姓每家家饱暖，无有不给的；人人优裕，无有不足的。这等安乐，朕为民父母，也自安乐，不须听那丝竹管弦之声，自然快活，天下极乐的事，也就在这里面了。”此与民同乐之道，而不徒以九重之贵、四海之富，自奉其身者也。夫前代中主，莫不挟其贵以侮百姓，而太宗欲教以礼义，使之皆贵；莫不恃其富以夺百姓，而太宗欲导以生养，使之皆富；莫不溺于声色以为娱乐，而不恤其民，太宗乃以家给人足为乐，胜于听丝竹管弦。为人君者，能常存此心，天下岂有不治者哉！


    原文　二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直解　业，是已成的意思。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昔帝舜始造漆器，其臣谏者十余人。一器之微，何关得失，而纷纷论谏如此？”遂良对说：“人君好尚，所系甚大。惟崇尚节俭，乃是治安之本；若崇尚奢侈，便是危亡之本。以漆为器，虽未至奢侈，然为漆器不已，必将以金玉为之，是乃奢侈之渐也。大凡忠臣爱君，惟恐德业不成，故不待其过失昭彰，方去救正，只从那微细的去处，预先提防。如费用稍有不节，便恐渐入于奢侈；起居稍有不敬，便恐渐流于怠荒；闻直言稍不乐从，便恐渐至于拒谏；任君子稍有疑贰，便恐渐惑于谗邪。是以朝夕图惟，必防其渐。若使见之不早，防之不豫，至于大坏极蔽，祸乱已成，则虽有爱君之心，无所复用其谏矣。”于是太宗说道：“卿之言，说的极是。朕一日万几，岂能无过，卿亦当谏其渐。每见前世帝王，拒阻谏诤者，多以成心为主。或是政事有当改行的，只说业已做就了，诏旨有当改正的，只说业已许他了，文过遂非，终不为改。如此，则君德必然日损，政事必然日非，欲无危亡，其可得乎！”这一段说话，于人臣忠君爱国之心，人君防微杜渐之道，最为明切，不可不深体也。


    原文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直解　辐，是车轮中木。辏，是集。太宗谕群臣说：“人主居万民百官之上，应接事务，只有一个心，下面小人，欲希图富贵，千方百计，只要引诱君心，把那许多不好的事，来攻之者甚众。故人主或好武功，他便以勇力来动之；或好谈论，他便以口辩来动之；或喜人赞扬，便献其谄谀，称颂功德，以迎合之；或略可欺瞒，便行其奸诈，颠倒是非，以蛊惑之；或意向有所偏好，便以各样嗜欲，如声色、器玩、宫室、游幸等事来奉承之。以众人之巧计，攻人主之一心，就如那车轮众辐，都攒凑做一处，各人都要求售其计，以图得上心，而规取宠禄。人主少有懈怠，一时不堤防他，这几件中，但只有一件引动，则君心迷惑，政事废弛，危亡之祸，随之而至矣，此君道之所以为难也。”这一段，是论人君当持守此心的意思。太宗天性英明，又历练世故，下人的情状，都看得透彻，然犹虑攻之者众，自觉其难，不敢少有懈怠，此其所以成贞观之治也。有天下者，能以此言常自警省，则众欲之攻，何足以动之哉！


    原文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信任功臣的意思。那时李世忽然得个病症，甚是危急，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就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和药。世病愈，感太宗这等恩眷，叩头出血，涕泣谢恩。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今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着社稷，非是为卿一身也，何用叩谢！”一日世侍太宗饮宴，情意欢洽，太宗从容向世说：“朕在位久，太子幼弱，朕为社稷远虑，遍求群臣中，可付托以幼孤的，莫过于卿。记卿往时在李密部下，那时李密败降，卿据守其地，尚念这土地人民，原是李密的，虽决计来降，然不欲邀功，必启李密自献，不负他一时恩德。况今朕之待卿，忘形迹，披腹心，义虽君臣，恩同父子，卿岂不尽忠于朕所托之幼孤，而负朕恩德哉！”世见太宗这等信任他，不胜感激，既荷知遇，又怕不能胜任，遂流涕辞谢，乃自啮其手指，至于出血，以见此身可捐，此恩不可负的意思。因忘分尽欢，无复疑忌，饮至沉醉，昏卧殿上，太宗就解脱自己所御的袍服，以覆盖之。一时君臣之遇，真不啻家人父子之亲也。夫君之待臣如此，人臣有不感戴上恩，而誓死图报者，此岂有人心者哉！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直解　太宗既立晋王为太子，一日谕侍臣说：“朕自立太子之后，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志意。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天禄可以永保，而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是生命，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驱驰有节，不尽其力，则马不至于困敝，而常得乘之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见太子息阴于树下，就教之说：‘木生来多有枉曲，惟匠氏以绳墨正之，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行事岂无差错，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自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太宗教诲太子，其用心谆切如此，惟以太子将有君人之责，故欲成就其德而诲之，不得不详耳。况于人主之身，正天下安危所系，岂豫养者所可比。诚能因物自警，如太宗之所指，则其为进德讲学之助，岂浅浅哉！


    原文　十八年，上曰：“盖苏文杀其君，残虐其民，今又违诏命，不可不讨。”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盻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劝上伐之。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谏，上不听。


    直解　高丽国，即今朝鲜。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丽，先与群臣商议说：“今高丽乱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残虐其国中百姓，又无故兴兵，侵扰新罗的疆界。朕特遣使谕使罢兵，盖苏文抗违诏命，不肯听从。这等凶暴梗化之人，法不可容，朕为华夷之主，岂可不声罪致讨。”褚遂良谏说：“陛下初起晋阳，平定海内，但一举手指麾，中原便清肃晏安，一举目顾盻，四夷便恐惧畏服，这是何等威望，震古耀今，盛大无比。今区区东夷，限隔辽海，乃劳王师渡海远征，冒风涛之险，以问罪于小夷，若能指期克捷，似无不可，设或不虞，万分之中，一有挫折，彼小夷得以藉口，说大唐天子也无奈我何，岂不伤损了威望。到那时节，甘休不得，更起忿兵，夫兵忿者败，臣恐胜负安危，难以逆料，非万全之计也。”彼时朝臣皆以征辽为不可，独李世劝太宗发兵讨之。盖世武人，识见不足，太宗以其意与己合，遂决计亲征。褚遂良退而上疏说：“天下譬如一身，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诚有罪，必要征他，只消发四五万兵，遣一二员将帅便了，何至劳车驾亲行。”然此时太宗之意已决，终不能听从也。盖太宗平生，百战百胜，当时群雄如李密、王世充等，与我角力者，今皆削平，四夷如突厥、吐蕃等，为我借资者，今皆臣服。独高丽僻处东隅，隋炀帝竭天下之力以从事于此，而不能克，今幸当其危乱之时，又恃我富强之力，以为取之若振槁，可以震动四方，夸耀千古也。故虽在位既久，而雄心未忘，至于劳万乘而不辞，违群议而自用，卒之辽左无功，竟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终其身悒郁追悔，皆一念好大喜功之心为之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直解　飞白，是字体。史臣记太宗天性嗜好文学，辩论敏给，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与之折辩，群臣多不能对。侍中刘洎上疏谏说：“凡人名分相同，智识相若，方好彼此往复辩论。若乃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势位智识，上下相去，悬绝甚矣。故群臣奏事于明主之前，乃是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堂陛既已森严，才识又复短浅，往往慑于天威，仓惶失措，徒欲勉强自效，不可得也。陛下于群臣论奏，虽明降恩旨，假借慈颜，凝旒静听，使之得尽其词，虚襟广纳，使之得行其说，犹恐群下不能对扬休命。况复内动神机，外纵天辩，文饰词说以屈其理，旁引古事以排其论，却教那凡庶之流何繇应答，而尽其所言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体，亦非自养之道。盖记闲事太多，则心必为所损，言语太多，则气必为所损，心气既内损，又且外敝形神，虽今日春秋鼎盛，不觉其劳，然日积月引，久后必受其累矣。”太宗见刘洎所言，剀切忠爱，乃自写飞白字答之说：“人君居上临下，若于所陈章奏，不加思虑审究，中间取舍，岂能无失。然思虑在心，若非言语，又无以发之，所以近来每有谈论，遂致烦多。繇此不改，将至于矜己傲物，恃才陵人，诚有如卿之言者，若形神心气，则不以此为劳也。今既闻忠谠之言，即当虚怀以改。”夫天下事重，万几至繁，若非君臣相与当面商确，岂得事事停当。但或以才辩高人，而果于自用，则臣下反不得尽言，此刘洎之所为惓惓于太宗也。


    原文　上以辽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


    直解　高丽国在辽水之东，故称辽左。少牢，是羊。魏徵平生能直言极谏，面折廷争，太宗甚重之，但有举动过差处，常怕他知道，或未行而止，或因谏而罢，就是太宗决意要做的，若于事理未当，他也能极力挽回。魏徵没后，太宗眷念不忘，亲制碑文，立于墓所，表扬他平生好处，后乃被人谗谮，把这碑仆了。及车驾亲征高丽，无功而还，止取得盖州、辽州二城，反折了许多人马，大损威望，太宗深自追悔，却思量起魏徵来，叹息说道：“朕此一行，轻举妄动，若魏徵尚在，必能谏阻，不使朕有是行也！”于是遣人驰驿到魏徵墓所，祭以少牢，仍将前时御制的碑文，立于墓上，以见追思魏徵之意。大抵忠鲠之臣，人主所畏惮，当其时为苦口之言，逆耳之听，若龃龉而难入，然徐而思之，裨益甚大。盖惟心有畏惮，则事无过差，一举一动，必然斟酌停当，而可免于后悔。然非明圣英断之君，能省身克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亦未有不后事而追悔者也。如唐太宗造次征辽，功隳而后思魏徵；唐玄宗仓皇幸蜀，乱成而后思张九龄，亦无及矣。故为人主者，必持志养心，惩忿窒欲，不以强盛而骄，不以治平而怠，常若法家拂士之在侧，师保箴规之在耳，则何至有后事之悔哉！


    原文　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如是！”


    直解　史臣记特进萧瑀天性狷洁孤介，独行己意，不能谐俗，与同僚共处，多不相合。一日奏太宗说：“陛下以房玄龄为勋旧，信任不疑，却不知他与中书门下诸臣结成朋党，不肯尽忠朝廷，执掌大权，私意胶固，其所行的事，陛下不得详知。看他专擅之状，已甚明著，但未至于反耳。”太宗闻萧瑀之言，心甚不悦，面斥之说道：“卿之所言，岂不太过！人君选择贤才，置之辅弼，托以为股肱心膂，当推一片诚心去委任他，方肯尽忠为国，无所顾忌。若一心以用之，又一心以疑之，人臣谁不解体。且人之才行，本不能全，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者岂可求全责备，只宜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然后人人得以自效。若将那好处不说，只就其一事之短，以概人之平生，则天下无可用之人矣。朕因玄龄忠谨，所以倾心委任，你却说他朋党不忠，是朕之用人贤否混淆、邪正颠倒矣。朕虽不能聪明，无帝王知人之哲，亦岂应顿迷贤否，至于如是！卿之所言不亦过乎！”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繇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直解　齐州，即今山东济南府。封事，是奏章。亘字，解做遍字。疾，是毒害之物。太宗在三代以后，可谓希世贤君，但其末年，征伐并兴，土木继作，以此稍失人心。那时齐州有个狂人，叫做段志冲，无故上本，说太宗在位日久，厌倦政事，莫若自家退闲，及早把这天下传与皇太子罢。太子闻得这话，甚不自安，心切忧惧，形于颜色，每一发言，辄为流涕。国舅长孙无忌等，请太宗诛戮此人以正典刑，太宗不听，手诏答说：“五岳为群山之宗，陵逼霄汉，何等高峻；四海为众水之会，横亘地脉，何等深广。这五岳四海，也容纳那污浊的，也包藏那疾恶的，然岳常自高，海常自深，何曾有纤毫亏损。今志冲乃一匹夫耳，就要朕解去大位，使天子退闲，此不必论其言之是非，但当自省朕之罪过。若朕果有罪，天心弃之，民心厌之，要是他正直敢言也，直的固不当诛；使朕果无罪，上不负天，下不负民，便是他颠狂妄言也，狂的亦不必诛。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区区狂言，岂足为轻重。譬如天被尺雾障蔽，依旧是这等广大，不因此而少亏；日被寸云点缀，依旧是这等光明，不因此而少损。今只当置之不问便了，何用诛戮！”然志冲狂言，不但不足以累太宗，天下后世，因此益见太宗度量之大，识见之明，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出于寻常世主万万也。


    原文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自作一书，叫做《帝范》，凡十有二篇。赐与太子。第一曰君体，言人君当正身修德，以端万化之原；其次曰建亲，言人君当敦睦宗藩，以固本支之祚；其次曰求贤，盖得贤者昌，故必广求人才，以资理道；其次曰审官，盖知人则哲，故必甄别贤否，以正官常；其次曰纳谏，盖从谏则圣，故言路不可不开；其次曰去谗，盖偏信生奸，故谗佞不可不远；其次曰戒盈，言满则必覆，当持之以戒慎；其次曰崇俭，言富不期侈，必守之以撙节；其次曰赏罚，盖赏罚人主之大权，故必当其功罪，而后人心服；其次曰务农，盖农桑天下之大本，故必使之力本，而后百姓足；其次曰阅武，言肄兵讲武，以备非常，帝王之武功也；其次曰崇文，言重道隆儒，以施教化，帝王之文德也。其书中篇目如此。因教太子说：“这十二篇书，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备在其中。我若一旦不讳，临终之时也更无别言嘱咐，只是这一部书就尽了。”又命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贤哲帝王以为师，如我为君，不足法也。盖取法那上等的人，仅能成中等，若取法那中等的人，将不免为下等矣，岂可不求法乎上哉！我自居位以来，所为不善的事多矣：如古人不贵异物，贱用物，而我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古人不作无益害有益，而我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田猎本非美事，我则犬马鹰隼无远不致；巡幸民之所苦，我则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之深过，汝不可当做好事去仿效。然我所以不败者，盖隋政不纲，天下大乱，我能翦除暴乱以拯济苍生，其有益于民甚多，混一土宇以创造华夏，其有功于世甚大。后来虽有这些过失，却以益人处多，损人处少，故人心不怨；有功处大，有过处微，故基业不堕。若比那古帝王尽善尽美，无一事之可议者，则羞愧多矣。汝不曾有我之功勤，而承受我之富贵，从此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可少安；若再骄惰奢侈，则一身恐不自保。且成之甚迟、败之甚速者，国家之业也；失之甚易、得之甚难者，天子之位也。岂可不自爱惜哉！岂可不自慎重哉！”太宗之教太子，恳切如此。盖开创之君，以百战得天下，故知大业难成，天位难保，是宜其言之谆谆也，使继体守成者，能一一遵而行之，则何至于颠覆哉！伊尹之告大甲曰：“率乃祖攸行。”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天下者，不可不深长思矣。


    原文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并吞六国，返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自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直解　徐惠，是贤妃徐氏，名惠。龟兹，音丘慈。是西域国名。翠微宫、玉华宫，都是京师游幸的去处。鸩鸟的羽有毒，入酒中能杀人，叫做酖毒。太宗晚年颇兴土木，尝选胜地，营造玉华宫一所，戒饬督工诸臣，务从俭约，惟是临御的正殿覆盖用瓦，其余的皆用茅草苫盖，虽极节省，然所费亦不少矣。那时宫中有个贤妃徐氏名惠者，甚有贤德，读书能文，见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外面征伐不息，又作翠微宫、玉华宫，内里营缮相继，又御前服饰器玩，俱尚华靡，渐见奢侈成风，乃上疏规谏，其大略说道：“农夫终岁劳动，所得几何？今征辽之役，乃裹粮渡海，轻冒不测，往往漂没，把这有限的农功，填委在那无涯巨浪之中，岂不可惜！我军几年训练方才成就，今即用以东征西伐，要四夷臣服，然他方之众，未必便来臣服，而我训练已成之军，反先自丧失了，岂不可悯！昔日秦始皇并吞了韩、赵、魏、楚、齐、燕六国，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二世而亡，曾不旋踵，其速如此；晋武帝奄有了魏、蜀、吴三方，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数传而灭，覆败之祸，若在朝夕。这是何故？盖秦始皇既灭六国，矜其功高，恃其势大，不务修德保邦而轻弃之，心以强盛而骄，故方兴而忽亡；晋武帝既平吴蜀，止顾目前利便，遂忘意外之变，不悟危亡所伏，而快意荡情，纵肆无极，武备弛于外，女谒盛于内，心以治平而怠，故方成而遽败。此前事之明鉴也，可不戒哉！”疏中又说：“人知斧斤之能伤物，不知珍玩之器、技巧之工，非但耗蠹财力，亦且妨废农桑，也能断丧人国，如斧斤一般。人主好此，是怀斧斤以自戕也。人知酖毒之能害生，不知珠玉之宝、锦绣之华，非但诱引耳目，亦且蛊惑志意，也能迷乱人心，如酖毒一般。人主好此，是饮酖毒以自害也。”又说：“人主创业垂统，乃后世子孙所观望，顾其作法者何如，诚使躬行节俭，以为后世表率，尚恐子孙每生长富贵，渐忘艰难，日盛一日，以至于奢；若作法于前者，先自奢侈，则后来骄溢，何所不至，动以祖宗藉口，谁能裁制之，诚不可不慎也。”其言词剀切如此。太宗道他说得好，甚加礼重焉。按徐妃虽一妇人，乃其告太宗者，类皆格言，有裨于君德治道，人主所当朝夕体念者也。


    原文　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倘蒙录此，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薨。


    直解　太宗晚年，征讨高丽，不能成功，又选将练兵，欲图再举，海内为之骚然。那时宰相房玄龄得病沉重，因与诸子说：“吾奉事主上，三十余年，荷蒙厚恩，不能图报。如今天下已定，无事可言，只是东征辽左，不肯休兵，在廷群臣，惟恐违拂意旨，不敢进谏。我既知其不可，若是终于无言，虽死亦有余责矣。”因上一表谏说：“陛下盛德宽仁，每决一重囚定要三覆五奏，始命行刑，且为之进素膳，止音乐，无非怜悯人性命的意思。今辽左之役，兴师不已，驱迫那无罪的士卒，委弃在锋刃之下，任他身死草野，肝脑涂地，这许多性命，独不可怜悯乎！夫不忍一囚之死，而忍三军之命，陛下之心，必有不能安者矣。然天下之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向使高丽违失臣节，不肯奉顺朝廷，诛其罪可也；或是侵犯边境，扰害百姓，灭其国可也；或是他兵势强盛，他日能为中国之害，及早除之亦可也。今高丽既不曾失了臣节，又不曾侵扰百姓，蕞尔小夷，又不能为我患害，三者无一于此，而坐烦中国之民，以事无用之地，内则因隋朝不能平定，而为之雪耻，外则因新罗被其侵伐，而为之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因高丽服罪，计其自新，休兵息民，以固根本，自然华夷庆赖，远迩得安。臣临终之言，倘蒙录用，虽死亦不朽矣！”表上，太宗闻知玄龄病重，遂幸其所居，亲握其手，与之为别，悲痛之怀，不能自胜。玄龄遂薨。然辽左之师，自是亦不复出矣。夫玄龄以济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佐成帝业，遂致升平。三十余年，帷幄密勿之中，所以弥纶匡赞者，世皆不得而闻，所以号为贤相，而无迹可寻。至于一息尚存，而犹忧念国家，冀以垂绝之言，动人主之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矣，岂非万世人臣之轨范哉！

 高 宗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繇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闻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短，以悉闾阎之利病。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繇，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繇。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高宗昏庸，又都委他裁决，以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凡官员之黜陟、刑狱之生杀，都决断于武后之口，天子不能做主，但拱手听命，尸位而已。于是中宫之尊，与天子并，内外臣民称为“二圣”，而威福之柄，不自天子出矣。《易经》上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书经》上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妇人不与外事，阴干阳位，鲜有不致祸败者。唐自武后专政之后，遂以女主临朝，革唐为周，实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然原其始，则高宗一念之嬖爱为之也。是以人君必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身齐家，谨于幽独之中，察于燕私之际，使妇不得乘夫，内不得干外，然后君权无旁落，而宗社可常保也。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选法之详。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告身即今之诰敕。唐初承兵革之余，人不乐仕，候选者少。到高宗时，天下承平日久，入仕之途渐广，每年应选的人数，比旧增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乃调停斟酌，设为长名姓历榜法，以定其留放，引铨注之法，以为之规格，又将州县大小分为八等，因量官资除授，如资望高者，授以上等州县，资望卑者，授以下等州县。自二人更定，此法甚为便利，以后吏部铨选，遂守以为定制，无有能变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其取人有四：一曰身，是观其仪状；二曰言，是听其应对；三曰书，是试其书写；四曰判，是考其批判。合是四者，又计其资俸之浅深，量其效劳之多寡，而后拟官以授之。每年十月以里，天下候选人员，皆集于吏部，选至三月而尽。初集则先考试，所谓观其书、判是也；已试而后铨择，所谓察其身、言是也；已铨而后填注，面问其地方相宜、官资相当与否，以注其阙；已注而后唱名，使选者皆集，各以其官告之，于是上问下省审定，请旨奉行，各给敕文，以为符验，叫做告身。其详节如此。盖辨官论材，是朝廷第一要务，固贵处得其当，犹须任得其人。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详品士类，必以器识为先，而浮华浅躁之流，虽材不取。故唐初以来，掌铨者以为称首，固不专恃立法之善而已。自此以后，铨总之法益密，而伪滥之途益增，至于糊名易书、假手代进，而所谓身、言、书、判者，亦不过文具而已，则任法之不如任人可见矣。


    原文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如今之试御史。菽，是豆。稔，是熟。殍，是饿死的人。此时高宗仿秦汉封禅之仪，既亲幸泰山，加土于山上以祭天，因欲并封嵩山、霍山、华山、恒山遍周五岳，遂于嵩山之南，营造奉天宫，以为驻跸之所。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上疏谏说：“封禅之举，本以天下太平告成功也。今数年以来，天下凶荒，五谷不熟，饿死的人，举目皆是，又四夷都来侵犯，我中国兵车岁岁驾行，不得休息，这等景象，岂是太平！意者天降灾谴，以为言戒。陛下正宜深居内省，端拱静默，思量治道，以消禳灾谴，庶乎天变可回，人心可慰。今乃更事巡游，广营宫室，劳役百姓，耗天下之财力，所在骚然，民不堪命，岂不大失天下仰望之意乎！”这疏内所言，高宗虽未听纳，亦宽容而不罪也。盖自高宗初年，褚遂良、韩瑗二人谏立武后，得罪贬死，繇是内外群臣，以言事为忌讳，虽心知其非，未有敢违逆上意而直言极谏者，天下不闻谏疏，几二十年。至是善感始有此疏，天下闻之，莫不喜庆，比于“凤鸣朝阳”。盖凤凰之鸣，旷世而一见，善感之谏，亦数十年而始闻，诚悲其稀阔，幸其仅有，又深叹其难得也。夫言路国家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则荣卫调畅；血脉壅塞，则疾病横生。今以言官之常职，比于世所希有之物，此岂盛世之事哉！故惟明主不罪逆耳之言，然后人臣敢陈苦口之说，使言路常通，则政事可无阙失而天下治矣。

 唐 纪

    <h2>中宗</h2>


    中宗皇帝，名显，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后，太后武氏废为卢陵王，后复正位，前后在位六年，中间武后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原文　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繇是得免。


    直解　昔武后生四子：长太子弘，次雍王贤，皆为武后所杀；又次中宗，即位之后，亦为武后所废；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为皇帝，是为睿宗。已而武后改唐为周，自称帝号，又以睿宗为皇嗣，使之退处东宫。是时，武后任用酷吏来俊臣等，大兴罗织之狱，将唐家宗室、大臣诛灭殆尽，仍欲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风旨，上本告皇嗣暗怀别心，图谋争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绝唐家社稷。武后听信其言，就命来俊臣将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问。俊臣用酷刑拷讯，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过，都要招认。此时有个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东宫人数，独一力保救皇嗣，大声叫呼，向俊臣说道：“皇嗣实无异谋，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愿将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带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太后闻知，方信皇嗣受诬，为之感叹，即命来俊臣将这东宫左右停止推问。睿宗繇此得免于祸，皆安金藏之力也。按武后以女主当阳，潜移大命，唐室宗支，枝连蔓引，横遭屠戮，虽其子亦不免焉，如线之绪，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当时一有动摇，则高宗、太宗之基业，自此倾矣。金藏一区区贱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为主，以上感武后之心，而下消觊觎之望，可谓有功于社稷者矣。可见忠义之在人心，不以贵贱而有异，亦可见人心之思唐室，虽以武后之虐焰，而不能加于匹夫，岂非其祖宗德泽入人之深哉！


    原文　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太后召还卢陵王，太后意稍悟，繇是遣徐彦伯召卢陵王诣行在。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


    直解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后的侄。初武后既僭帝位，废中宗为卢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还东都。然中宗所以废而复正，唐家社稷危而复安者，皆狄仁杰之功。史臣叙其始末说道，初武后二侄武承嗣、武三思听信小人拨置，以武后既为天子，改唐为周，岂可复用李姓为嗣，乃百计营求武后立他为皇太子。武后之意，犹豫未决。狄仁杰为宰相，每乘间从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处，开悟武后，说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开创之初，历了许多艰难辛苦，昼夜暴露，与群雄战争。头不暇梳，风为之梳，面不暇洗，雨为之洗，亲身冒犯刀刃箭镞，间关行阵，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内，创造基业，传与子孙。此乃天之所授，岂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临崩之际，亲把他二子卢陵王及豫王，付托与太后。以太后国母，可以托孤，必不负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为嗣，灭绝唐家社稷，其无乃违上天眷顾李氏之意乎！违天者不祥，虽夺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后之侄，太后乃姑也；卢陵王、豫王是太后之子，太后乃母也。人家姑侄与子母，那个最亲？妇人从夫，以父母家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爱。太后若立子为嗣，则子有天下，太后千秋万岁后，配食高宗，永享太庙之祭，子子孙孙，永继无穷。若立侄为嗣，则自古以来，未闻有侄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庙者也。为太后远计，亦不当舍子而立姪矣。今卢陵王见在房州，莫若召还以为皇嗣，则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后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劝之。太后以仁杰言词剀切，稍稍开悟。繇是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宣召卢陵王还东都。是年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复萌侥倖之心。其后张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为唐，皆狄仁杰之力也。大抵人心蔽锢，非以从容开导之，则不入；非以至情感动之，则不从。姑侄子母之说，始发于李昭德，仁杰不过申明其意耳。然武后不悟于昭德，而悟于仁杰，则仁杰之重望至诚，又太后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谏君，必以积诚养望为本，又能徐伺机会而不骤，切中肯綮而不泛，则天下无不可悟之君，无不可成之事矣。


    原文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稜”。


    直解　武后时，改吏部为天官，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显，乃宰相之职也。摸稜，是含糊两可的意思。武后临朝，擢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与凤阁鸾台长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记说，味道前后再入相位，共有数年，其任不为不重，却只依附阿私，以取容悦，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与人说道：“大凡处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只摸着边稜，在是非可否之间，两下里都占些分数。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于罪责。”味道此言，都是全身远害的意思，其人品心术，因可概见。故当时之人，闻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苏摸稜”，其鄙之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只当论义理可否，不当顾一身利害。事苟有益于国，虽众人皆以为非，亦断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于国，虽众人皆以为是，亦决然止之而不为。至于成败利钝，又未尝期必于其间，这才是为国为民之心。岂有身为宰相，而以摸稜为计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时之所鄙，亦后世之深戒也。


    原文　娄师德薨。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常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直解　武后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娄师德薨。史臣叙说，师德之为人，性资沉深厚重，待人宽恕有容，有恩不使人闻知，有仇不与人计较。初武后用狄仁杰为相，实为师德疏荐其贤，而师德未尝自言。仁杰不知，意颇轻忽师德，以为不堪宰辅，屡屡要排挤他出为外任。武后觉得仁杰不能容师德，盖繇不知其荐引之故，因问仁杰说：“宰相以知人为先，师德亦可谓知人乎？”仁杰答说：“知人甚难，臣尝与师德为同僚，相处最熟，未尝闻他有知人之明。”武后说：“我所以知卿之贤，而用为宰相者，实繇师德荐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贤而举之，不可谓不知人矣。”仁杰闻武后之言，才知繇师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觉叹服说道：“娄公盛德长者，于我有荐举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娄公终不以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宽广，真如沧海一般，吾不得窥其涯涘也。”那时武后开告密之门，任鸷酷之吏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人罪，纷纭多事，文武大臣动辄为人所告，指为谋反，或下狱，或贬死，虽仁杰不免。而师德在朝最久，出将入相，独保全功名终其身，绝无间隙，则以其盛德长者，上下信之，不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大抵宰相荐贤，本以为国，非为私也，故荐人而人不知，乃谓之公。若一求人知，则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则不免有望报之意，而其弊将至于借公举，以树私人，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仁杰若知师德之荐己，宁肯以薄待。乃师德之终身不言，则庶几乎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为相天下者之法。


    原文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缊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狄仁杰的事。仁杰封梁国公，谥文惠。卓荦，是超绝的意思。长史、司马，都是刺史佐贰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史臣记武后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杰素有德望，因擢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见仁杰奏对，只称为国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杰亦感激知遇，尽心辅理，遇有所行不当，辄面引廷争，无所顾忌。武后虽天性暴虐，然谅其忠恳，亦每每屈意从之。武后曾问仁杰说：“朕要得一贤士用之，只今群臣中谁为可者？”仁杰说：“不知陛下欲用为何官？”太后说：“要堪为将相者。”仁杰对说：“今群臣之中，若论文章学识，醖藉抱负，则凤阁侍郎苏味道、成均祭酒李峤，一时人望所推，无出其右，只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荦出格的奇材，可以担当大事者，目前却不多得，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年纪虽老，观其器略，却是个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时而用之也。”武后闻仁杰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马，尚未决意大用。数日之后，又问仁杰访求贤士，仁杰对说：“臣前荐张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后说：“张柬之因卿之荐，已迁为洛州司马矣。”仁杰说：“臣荐柬之，谓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若止以司马处之，岂足尽其才耶？”武后见仁杰之荐，遂升柬之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宰相。仁杰又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共有数十人，都是当时贤士，武后一一任用，其后皆能建功立业，为唐室名臣。或谓仁杰说：“方今天下贤才，皆为公所引进，一似种了许多桃李在门墙之下，不亦盛乎！”仁杰答说：“引荐人才，只是要同心共济，为国家分猷宣力，岂为树恩于人，以图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虽汲引无遗，亦非为国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夫自古以来，名臣贤相，未有不以荐贤为首务者，然心之公私少异，而其孚格顿殊。武后虽猜忌之主，而于仁杰所荐，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益谅其心之纯于为国故也。若一有树恩好名，徇情为己之心，则虽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为党，况其他乎！可见为宰相者，不徒贵于能荐贤，尤贵于至公也。


    原文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直解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苏安恒上疏请武后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武后慰谕而遣之矣。既阅岁不行，至是十九年，苏安恒又上疏说：“臣闻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得来的天下。太后今日改唐为周，虽居正统，非偏安窃据之比，其实因唐家旧时开创的基业，还是李氏子孙的故物，岂容久假不归。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东宫，年垂五十，阅历既多，孝敬著闻，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属望。太后以母代子，贪恋大宝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爱，孤负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庙无依，不知太后将何颜面以见唐家的宗庙，将何词命以谒大帝的坟陵？名不正，言不顺，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反之于心，得无愧乎？且天位至重，机务至烦，太后有子在，可以代劳，何故日夜自积忧勤？譬之天色将明，钟已鸣矣，漏已尽矣，年衰力倦，犹贪恋权势，不肯少休，岂不愚乎？臣愚以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还归李家。太后虽欲据之以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无往不复。大凡物理到那极处，其势必反。如热极则寒，荣极则悴；又如虚器注水，至于盈满，必然倾覆，不可不戒。故能传位太子，则安如泰山；若贪位不止，则危如朝露。臣固知触犯忌讳，言出而祸随之，然万一开悟，则国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万乘之国哉！惟太后采纳，臣死且不朽。”是时武后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虽词多触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奋其气于鼎镬之前，即此可以见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诸臣，乃俯首听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为诸武画策者，视此可以内愧矣。


    原文　神龙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


    直解　神龙，是中宗复位年号。中台右丞，是尚书省佐贰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卫大将军，是上直宿卫官。右散骑侍郎，亦是领亲军官名。神龙元年春正月，武后寝疾在宫，病势沉重。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做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这两人自知罪过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后一旦不讳，为朝臣所诛，因潜谋倾陷太子，势甚危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承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诛戮二贼，以安社稷，只少一个管领禁兵的人，为之内应。时有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他是高宗的旧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只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语去打动他，说道：“将军，你今日这富贵，是谁与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来，不觉垂泣说：“我今日这富贵，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说：“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竖谋害，旦夕不保，将军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报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贼竖，保全得皇太子，则先帝之恩报，而将军之富贵，可以长保矣。”多祚遂感奋说道：“当今事体，苟有可以利国家者，随相公如何处置，我无有不从。”柬之见多祚忠义，遂与定谋。又恐他一人不能独济，再用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将宿卫禁兵委之管领。已而同谋举兵，诛戮二张，迎中宗于东宫，复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按武后改物革命二十余年，虽用狄仁杰之言，立中宗为太子，以系属天下人心，然内而二张之流，盘据禁苑，外而诸武之党，布列朝廷，瞬息之间，事不可测矣。柬之等乃能协力同心，匡复神器，使唐之宗社，绝而复兴，其功可谓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杰所荐用，故后世论功者，不称柬之等之定难，而称仁杰之能荐贤也。


    原文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直解　二张，即前张昌宗、张易之。吕产、吕禄，是汉吕太后的侄，吕后称制时，并封为王，及后崩，二人领南北军，欲为乱，为太尉周勃所诛。机，是切肉的案。噬，是啮。麝脐有香，被人追急，乃自啮脐抉出其香，以求脱免。初张柬之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等，既诛张昌宗、易之，而迎中宗复位，那时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长史薛季昶忧之，对张柬之、敬晖说：“今昌宗、易之二凶虽诛，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汉时吕产、吕禄一般，使其居中用事，为祸不浅。譬如去草不去其根，这根在土，终当复生，至于滋蔓，便难图矣！”张柬之、敬晖二人都无远虑，不着三思在意，不从其言，说道：“今反周为唐，大事已定，区区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辈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这竖子干得甚事。且二张之党，一时诛杀已多，岂可又加杀戮！”季昶见计不从，知祸乱且及己，乃叹息说：“留此祸根未能除灭，吾不知此身当死在何处矣！”又有朝邑尉刘幽求，亦知三思必能为祸，也对桓彦范、敬晖说：“武三思尚在，公等必为所害，终无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图，恐一旦得志，悔之晚矣！虽复噬脐求免，将何及哉！”彦范等亦不能听。后来韦后专权，三思与之私通，依旧如武后时，中宗暗弱不复能制，将柬之等五王，尽都杀了，为武氏报仇，而唐之社稷几于再乱，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又云：“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伐，将寻斧柯。”繇是观之，乱常生于所忽，几常失于不断，祸常伏于不足畏，功常隳于无远图。有天下者鉴诸。

 睿 宗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中宗末年举兵诛韦后而即位，在位二年。


    原文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直解　宋王成器，是睿宗长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又乱政，鸩毒中宗，诸韦之党，布列左右，此时唐家社稷，几于再危。睿宗时在潜邸，其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同谋，举兵诛韦氏，拥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长子当立，而平王有匡复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决断。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内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辞说：“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假如国家无事，固当先立嫡长以正本宗；若是国家多难，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当此之时，社稷事重，须要以功为先，不必论长。若平定大难的人，不享其报，却只以长幼之序，使无功享其成，则事违其宜，岂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为是。臣宁死决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请，累日不止。那时在朝大臣也都说：“平王有大功，当立为太子。”中书令刘幽求亦奏说：“臣闻天位至重，不可虚享，必是能除得祸乱的人，为天命人心所归，方当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临朝，国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赖平王仗义讨贼，拯济社稷之危，救护君亲之难，其功甚大。且孝友著闻，在诸王又为最贤。功德兼隆如此，正当立为太子，无可疑者。”睿宗见成器谦让，人心有归，因从诸臣之请，立平王为太子。夫古之立后者，嫡均以长，长均以贤，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创业，玄宗之中兴，则不可以例论。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亦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玄 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直解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倖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原文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直解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直解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原文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直解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淫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原文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直解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上“棠隶之华，鄂不靴靴”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直解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直解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


    原文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罢，以刑部尚书宋璟、苏颋同平章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侥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直解　默厥，是突厥可汗。开元四年十二月，宰相姚崇、源乾曜罢政，遂以刑部尚书宋璟、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史臣因记宋璟为相，专以选择人才为主，每有铨补，必随其材器所宜，而授以职任，使大小臣工各尽所长，以修职业，无有不称其官者。且有罪必刑，有功必赏，皆秉公道而行，无所私曲。又遇政事有失，敢犯颜色正谏，不肯阿谀顺旨，以取容悦。玄宗见他这等正直，甚敬惮之，虽所言不合意旨，亦常委曲从之，其忠诚感动人主如此。突厥可汗默啜，在北虏中最为雄黜，自武后时即侵扰边境，为国患害且三十年。朝廷设谋备御，常至日晏不食，倾尽天下财力，竟不能制。后于开元三年间，有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突厥，因得默啜之首，献于朝廷，自谓建了不世奇功，必有破格升赏。时遇宋璟当事，思量玄宗亲平内乱，本好武功，灵荃之功虽奇，若是骤加重赏，恐有干宠喜事之人，争欲生心侥倖，图立奇功，致开边患，因痛抑灵荃之赏，守候一年，始授右武卫郎将之职。灵荃见功大赏薄，心怀恚愤，恸哭而死。盖宋璟是唐时贤相，故即拜相之日，并记其大略如此。其抑灵荃之赏，盖以防人主未萌之欲，故虽一夫抱愤而有所不恤。后来天宝年间，玄宗果然好尚边功，宠任蕃将，致有安禄山之乱，方知璟之深谋远虑，非人所可及也。然考默啜之死，本为别种胡夷所杀，适遇灵荃奉送，遂传首京师，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故虽裁抑其赏亦不为过。向使灵荃果能身履行阵，得虏酋之首，而朝廷曾无以激励之，则赏功之典不信于天下矣，宋璟必不为也。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直解　殿檐下叫做轩。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继为宰相。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于人所难处的，能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宋璟资性刚直，善守法度，于所迁就的，能执持坚定，不失事理之正。这二人志向操行，虽各不同，然皆忘私徇国，协力同心，彼此相资，先后共济，辅佐玄宗，经理天下，使赋役宽平，刑戮减省，百姓每都财产饶足，户口蕃多，而天下治安。故唐家三百年贤能宰相，前在太宗时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在玄宗时只称姚崇、宋璟。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共成贞观之治；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共成开元之治。他人为相者，皆莫得而比焉。姚崇、宋璟这两人为相，玄宗甚加优礼，每进见时，玄宗在御座上站起来接待，及事毕退去，必出至檐下亲临送之，似宾客一般，其礼遇之隆如此。后来李林甫为相，虽是玄宗爱幸的人，宠眷信任，过于姚、宋，然心里便轻忽他，不加敬重，礼貌接遇甚是卑贱鄙薄，不及姚、宋远矣。此可见人主之心，其于忠佞，未尝不明。但佞臣每顺人主之欲，而人主狎之；忠臣每拂人主之欲，而人主惮之。狎者易亲，惮者易疏，其势然也。然玄宗任姚、宋则成开元之治，任林甫则成天宝之乱，敬贤狎佞，只在一念之间，而治乱遂有霄壤之别。任相者可以鉴矣。


    原文　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月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家府兵废坏之繇。成丁是二十岁。开元十年，始募兵充宿卫。初太宗既定天下，内设十二卫，分领诸府，外设六百三十四府，分隶诸卫，凡民六家共出一兵，无事则散耕于野，而以农隙讲习武事，每月量地远近，更番上京，以备宿卫，粮饷资装，六家共备。有事征伐，则以鱼书下府征发，而命一卫将统行；事别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国无养兵之费，兵无失业之患，将无握兵之权，而京师又得居重之意，本是良法。但其定制，民自二十岁成丁，即简选为军，至六十岁衰老才免役回籍，中间四十年在官，而其家隶于有司，庸调之类一概征派，又不免其杂徭，以此府兵渐至贫穷削弱，宿卫之士，逃匿殆尽，百姓被累，甚病苦之。至是宰相张说建议：“请出榜召募壮士，以补宿卫之缺，不必追问他是何色人役，既募为军，一切杂徭，量行优免，著为定制。那府兵逃匿的，必争出应募，不待勾摄佥补而自充矣。”玄宗从其所请，下诏募兵，才及旬月，便得兵十三万，以分隶于十二卫，谓之“骑”，定为六番，更番上下，自是长从宿卫，不免税民以供军，而兵农之分，实自此始矣。此府兵之一变也。夫自古有国家者，其祖宗立法，虽至精至当，然数世之后，亦未有不坏者，要在善守法者，补其偏，救其敝，期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一举而更新之，不可也。唐之府兵，虽为良法，然至于中季，闾阎贫困，宿卫单弱，则其法已敝，亦有不容不变者。但尽改更番之制，而用召募充之，兵不土著，类皆市人，徒有虚名，不胜战斗，其后宿卫之兵渐弱，而方镇之势益强，此不善变之过也。


    原文　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直解　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掌管铨选。唐制吏部选司，铨注官员，惟视其人之能否，以为升降。若有才能卓越者，或不拘次序，超拔升迁。至于庸才凡品，或终身不得升转，老于下位，甚至有出身二十余年，尚以铨试黜落，不得食禄者。中材之人，不免淹滞。又且州县大小，亦无等级分别，或繇大州大县反补简僻地方，或初任附近，及至再迁，反得边远，升降高下，皆无一定之制。至是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奏请用循资铨选之格，大略候选人员，只据他在先考满去任之后，经选凡几，各以多少为次，而集于吏部，原官高者，人数不多，少候几选，原官卑者，人数本众，多候几选，通不问其贤愚优劣，只是候选期满，即挨次铨注。限其年之浅深，以为升转之级，若是资俸尚浅，就有奇才异等，也不得超过前人。应选之人，自非有罪负谴，不得叙用的，都照年限迁转，有升无降。此法一行，那庸愚的人，平日淹滞下僚，一旦得积日累月，历级而升，不至沉废，人人欢喜，把光庭这选法，称为“圣书”。而才能俊杰之士，反为资序所限，不得超拔，以致老于常调，无不怨叹。宰相宋璟以为不便，极力争之，竟不能回。自此以后，升转铨选，皆以资格为准，无能变之者矣。大抵资格之法，如工之治木，规矩准绳，一定而不可易，虽拙匠可守而行。超迁之法，如医之诊疾，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必卢、扁而后可耳。然人固不可常得，而法亦不可纯任，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于资格之中而寓超拔之意，则选法不患其不平矣。


    原文　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萧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直解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用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盖宰相之职也。韩休为人，峻峭质直，未尝阿意希宠，以干求荣贵利达，那时人都敬重他，至是拜相，甚协时望。宰相萧嵩，初时只说他恬柔和顺，容易钤制，故引荐他。及与他同在政府议论国事，韩休守正不阿，事有未当，每每坚执，不肯曲意附和，萧嵩渐不能平，意颇憎恶之。夫尽心于国事，而不徇私恩，尽言于官长，而不为私党，这正是韩休的好处。宋璟此时罢相在京，闻知叹说：“不意韩休为相，乃能持正如此！”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或举动非礼，稍有过差，怕韩休知道，辄问左右说：“韩休曾知道否？”恰才说了，他的谏疏已到御前，其知无不言，为人主所敬惮如此。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揣知其意，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固执，违拂上意，以致陛下圣容，比于往时甚是消瘦，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叹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以礼，我得他为辅佐，百姓每都阴受其福，我容虽是消瘦，天下必然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他与萧嵩共事，萧嵩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其终夜睡卧不安。韩休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卧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岂可忘社稷之安危，而计一身之肥瘠乎！”繇是观之，韩休守己之正，事君之忠；玄宗知人之明，任贤之笃，皆可见矣。至于敬惮韩休一节，尤为盛德。盖自常情言之，人主尊无二上，势莫予违，况外庭临御，既劳心于万机，则宫中行乐，虽稍有过差，似亦无害者。人臣于此，岂宜与闻，就使得闻，何须苦谏。而玄宗乃兢兢然若师保在前，惟恐其见知，使能常持是心，岂有一念之纵肆，一事之过差乎！惜乎韩休去，而李林甫进，玄宗敬贤之心，终不胜其悦佞之意，而开元之治，遂转而为天宝之乱矣。


    原文　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直解　平卢讨击使，是幽州部下军官。穰苴、孙武都是春秋时名将。王夷甫是晋人王衍的字。石勒是胡人，称帝秦陇，国号后赵。先是营州塞上有胡人安禄山，逃入中国，养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官至平卢讨击使。至开元二十四年，适有奚、契丹二种胡人反叛，守珪遣禄山追讨，禄山恃勇率兵轻进，遂为虏所败。守珪奏闻朝廷请将禄山依军法处斩，有旨允奏。禄山临刑大呼说：“大夫不要平灭奚、契丹二虏耶？若要平灭二虏，如何将禄山杀了，何不留我以责后效！”守珪见他辞壮，惜其骁勇，欲全活之，但已奉有明旨，不敢自专，乃执送京师，听朝廷处断。奏至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不从所请，遂引古事批说：“昔楚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使宠臣庄贾监军，那庄贾素日骄贵，穰苴与他约定日午会于军门，庄贾至日夕方至，穰苴遂对众斩之，以令三军，繇是军威大振。可见君之宠臣，若犯了军法，尚不可赦，况其他乎！又吴王阖庐，曾出宫中美女，令孙武试阵法，以宠姬二人为左右队长，约束已定，鸣鼓进兵，那宠姬大笑，孙武即将这二姬斩了，别用两个妇人为队长，鼓声一振，那妇人每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于是吴王知孙武善用兵，任以为将。可见君之宠姬，即试以军法尚难假借，况其他乎？今守珪为大将，军令若果能行，禄山既犯军法，即当处死，不宜轻免。”玄宗见禄山有才，不忍即杀，有旨革其官职，只着以白衣领兵，立功赎罪。九龄固争说道：“禄山失了纪律，丧败师徒，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见他状貌有谋反之相，今日若不早杀，后来必为国家之患。”玄宗说：“卿要学王夷甫识石勒乎？当时石勒微时，曾随人行贩洛阳，王夷甫见而异之，说：‘这胡雏有奇志，将来必为天下患。’即遣人追之，不及而返。后果扰乱中原，为晋室之祸，这是王夷甫有识见处。但禄山本是忠良之臣，如何比得石勒。卿乃以是律之，岂不枉害了他？”竟将禄山赦免，仍加宠任。后来禄山果反，玄宗方思九龄之言，虽悔无及矣。按禄山失律丧师，罪本当死，即使其无反相，亦不可赦，况骁雄黠狡之人，必有一段过人之材，足以竦动人主，而其奸猾叵测之情状，亦必有不可掩者，九龄之断，固有所试矣。玄宗不能行法，反从而崇养之，宜其及于祸也。


    原文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直解　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初五日，壬子乃玄宗生辰，是日受群臣朝贺叫做千秋节。朝中群臣都献宝镜以祝圣寿，寓圆明久照之意，独宰相张九龄说：“古时镜铭上两句道得好，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盖把镜来照面不过见自己的形容而已，若把他人行过的事来反观内照，便知那件合道理是吉祥的事，当以为法；那件悖道理是凶祸的事，当以为戒。岂不尤切于君身，有关于治理。”于是乃备述前代帝王行事，起初兴创必有所以兴创之繇，后来废败必有所以废败之故，如水有源而流之清浊，皆出于此。作事鉴十章，分为五卷，以备法戒，叫做《千秋金鉴录》，献上玄宗，盖于祝颂之中，致规讽之意。玄宗览其书甚喜，特赐御札褒答称美焉。当初太宗尝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千秋金鉴录》，便是此意。贤相之嘉谟，即烈祖之成法，所当置之座右，以备观省也。然非人主留心体验，加意推行，则亦徒具虚文，存故事而已，竟何补哉！玄宗徒能赐书褒美于献纳之时，而不能体验推行于政事之实，故天宝以后，渐不克终，质之录中所载前代事迹，往往悖其所以兴，蹈其所以废。当是时九龄虽去，而《金鉴录》犹存，尚能观省否邪？悦而不绎，玄宗之谓矣。


    原文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于是耀卿、九龄，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直解　先是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柔佞奸猾，能迎合上意，玄宗甚宠爱之，要用为宰相。访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知林甫是奸臣，即对说：“宰相之职，辅佐人主，统率百官，关系国家安危。若用得其人，则政事清明，而天下安；若用非其人，则纪纲紊乱，而天下危。岂可不择人而授。林甫乃邪佞之臣，陛下若以为相，臣恐其误国殃民，异日为宗庙社稷之忧，悔之无及。”玄宗正喜林甫，不信九龄之言，竟以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时九龄方以文章学术为玄宗所重，宠遇甚隆，林甫闻其言，心虽怀恨，外面还曲意奉承，不敢显露。时有侍中裴耀卿，与九龄相厚，林甫因恨九龄，遂连耀卿也疾恶，谋欲并伤之，只不得间隙。适是时玄宗在位年久，见天下治平，心志懈惰，渐肆奢欲，将国家政事，怠而不理。九龄却不肯阿顺，遇事无大小，都要正言力争，玄宗心里已有些不快。那李林甫善于窥伺，揣知上意，每日寻思要暗害九龄，见有一二事忤旨，遂日夜在玄宗面前谮毁九龄之短。玄宗不知林甫之奸，只以所言为实，待九龄渐觉疏慢。至是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即令林甫兼中书令以代九龄。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曾被九龄沮抑，因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林甫并相，盖林甫欲引九龄所不悦之人，以固其党耳。按玄宗即位以来，所用宰相如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说、张九龄，都是正人君子，各尽所长，同心匡辅，所以二十四年之间，海内宴然，闾阎富庶，治平之效，直与贞观比隆。只因用一李林甫，被他以甘言佞辞，逢迎为悦，外面却专权乱政，壅蔽朝廷，以致政事日非，生民受害，至于酿成天宝之乱。则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乃治乱安危之机也，可不慎哉！


    原文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志在聚敛，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直解　这一段是记玄宗用聚敛之臣，以快己欲而失民心的事。藏，是库藏，唐设左、右藏，以收贮每岁天下额征的钱帛。其取民只有三件：有田则有租，如今税粮便是；有身则有庸，如今差徭便是；有家则有调，如今绢布便是。天宝四年，玄宗用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盖管理民间户口及杂色徭役之官也。王是个邪媚小人，他的意向只在聚敛钱帛以供人主之费，全不顾百姓的穷苦。且如旧制抽丁戍边，六年一换，这六年中都免纳粮当差，后来只因那戍边死者，边将多不申报，以致原籍未与开豁，空有籍贯，本无人丁。王乃按据户籍，逐一查出那戍边死亡的，只除六年不征外，其余不拘年月久近，一概都问他追征粮差。其最久的，有连征三十年者，这都是里中百姓赔偿，家家被累，无处告诉。只举这一件，别事可知。此时玄宗在位日久，心志荒惑，御前用度日渐奢侈，后宫赏赐滥费无节，不欲数数关白有司，就左藏右藏里面取给，要别做个方法。王探知玄宗这意思，乃于每年租庸调正额外，更贡献钱帛百数十万，别贮于内庭库藏，专以供给宫中宴乐赏赐之费，奏说：“这钱帛都不出于租庸调三件里面，不关系正经钱粮，无损于民者。”玄宗只道他会设法取用，以富足国家，是个有才干的人，愈加宠任，礼遇优厚。王亦自以为得计，专一额外巧取，刻剥小民，以媚悦主上。民不能堪，内而京师，外而郡国，无有不嗟叹怨恨者矣。玄宗初政清明，足称有唐英主，末年乃信用聚敛之臣，驯致大乱而不悟，何哉？盖内蛊于多欲，外惑于巧佞故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安得常赋之外，又有百亿万之入。巧佞之臣借言不加赋而用足，其实都是刻剥小民取来，人主但见眼前充足，便喜其能，而不知闾里号啼之声，困苦之状，有耳目所不忍闻见也。然使为人主者清心寡欲，节用爱人，绝无益之玩好，裁无名之赏赐，则虽有聚敛之徒，工为巧佞，亦何至于中其术哉！此治乱安危之几，不可不深念也。


    原文　八载春二月，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直解　玄宗末年，用宇文融、王之流，掌理天下财赋，暴征横敛，无所不至，故一时帑藏充溢，自古未有。至是年天宝八载二月，玄宗因率领百官进到左藏中，阅视所积金帛，以夸耀富盛，因以帛分赐百官，大小有差。盖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各处州县，都殷实富足，所以诸臣巧立名色，竞为聚敛，仓库中所积的粟米布帛，动以万计。玄宗晚年志昏，又见财用丰足，心遂侈荡，无有撙节，看那金帛等物犹如粪土一般，任意浪费。一时贵宠之臣，但是心中所喜的，即横加赏赐，无复限量。如杨国忠五宅珠玉锦绣，充溢街衢；为安禄山造第，官室器具皆以金银为饰。自古赏赐之滥，用度之奢，未有甚于此矣。夫朝廷之财赋，皆百姓之脂膏，有司头会箕敛，棰楚诛求，小民至于鬻妻卖子，以充赋役。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知财货之所繇来，艰苦如此，往往暴殄天物，以作无益之事，赏无功之人，而乱亡之祸随之，盖亦深可哀矣。有天下者，尚鉴之哉！


    原文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


    直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薨。史臣因记林甫为相，大略以著其奸邪之状，说：玄宗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海内无虞。及至天宝年间，自恃天下承平，以为治功已定，无复可忧，遂只深居宫中，专以音乐女宠自取娱乐，将国家政事都委托于林甫，任其所为。于是林甫独掌大权，威福繇己，日惟曲为谄媚，以奉事左右，探知玄宗心所欲为，每每先意迎合，要奉承得主上欢喜，以固结其宠眷；又恐臣下进言发其奸状，于是杜绝言路，使大小群臣都不敢上疏建言，以掩蔽朝廷耳目，因而自遂其奸；又且妒忌贤能，不使进用，若有才望功业胜似自家的，必百般排抑之，以保其禄位；这等专权用事，又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用一般深刻的人，屡起大狱，将朝廷贵臣牵连罗织，诛戮贬窜，以张大自家的权势，使人人惧怕。其平日所为，虽不能尽述，大率不出此四者。那时自皇太子以下，贵戚大臣莫不畏其倾陷，侧足而行，其权势薰灼，至于如此。凡在相位专任十九年，致海内绎骚，人心离叛；天下之乱，虽繇禄山等发之，其实是林甫养成，而玄宗不之悟也。夫自古人主若明知臣下之奸，必不肯用；惟是不知其奸，而终以为贤，所以信任而不疑。然使其将大小政事，件件自家留心，则虽有奸臣，亦不能壅蔽；惟是安于逸乐，而不亲庶政，所以壅蔽而不知。然则明于知人之道，固所当求，而逸于任人之说，尤不可不讲也。


    原文　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直解　南诏是蛮夷国名，即今云南地方。唐时南诏，在剑南边外。自高宗以来，世入中国朝贡，至玄宗末年，因宰相杨国忠用其故人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处置乖方，将南诏激反，后遂连兵不解。至是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侍御史李宓为留后，领兵七万进讨南诏。那夷王阁罗凤故诱官军深入重地，举国攻围，李宓遂为所擒，全军皆没，无一人生还者。国忠以启衅繇己，失事地方又是自家所管，遂将这败军情繇隐下，反报功奏捷，欺罔朝廷，益大发中国之兵，分道讨之。那云南在万里之外，又多瘴疠，师老财费，不能取胜，前后死者几有二十万人。朝中群臣明知此事，只畏国忠之威，无人敢说。玄宗不知，只道天下无事，曾向内侍高力士说道：“朕在位四十余年，今已老矣，看来天下承平，不必劳心，今只将朝廷政事付托与宰相使之办理，边上军情付托与诸将使之防御，朕只恭己无为而已，夫复何忧。”力士对说：“陛下深居禁中，不知外面的事。臣闻云南自用兵以来，虽屡有捷报，其实丧了许多人马，都隐匿不闻，又各边节度使专制一方，坐拥强兵，威权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养成祸乱，一旦窃发，将至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力士此言，明指杨国忠、安禄山二人。玄宗心里也觉悟，因说：“你且莫言，待我慢慢思量，再作区处。”盖亦知其不可，而老耄偷安，不能决断耳。古人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言壅蔽之害深也。明皇以朝事付之杨国忠，至于丧师二十万而不知；以边事付之安禄山辈，至于逆谋已成而不悟。当其祸机之伏，岂止力士知之，下至咸阳父老亦知其必败，而玄宗方自以为泰山之安。壅蔽之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十五万众，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直解　范阳，即今顺天永平一带地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反。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河北、河东，专制三道，久蓄异志。宰相杨国忠又数以事激之。至是遂假密诏，尽发其部下兵共十五万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此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累世以来不识兵革，一旦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地方，又在禄山统属之内，威令素行，但是贼兵所过的去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为郡守县令的，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避，或稍稍出战便被擒缚诛戮，无有敢拒敌者。于是东京不守，而贼势日逼，天子幸蜀，而宗社几亡矣。原其所以至此，非禄山能乱唐，乃唐自乱耳。盖玄宗末年，溺于声色，用度奢侈，信任小人，专意聚敛，剥民膏血，天下人心久失，法令不行，武备废弛。而禄山本胡雏异类，乃引为腹心，宠任太过，养成骄悍。又使之专制三道，委以重兵，听选番夷以代汉将，是启其异志，而资其横行也。虽欲不乱，其可得乎！人主察此，则所以固人心，振武备，慎威福，节宠倖者，诚不可一日不兢兢矣。


    原文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繇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直解　平原、博平，是唐时河北二郡，俱在今山东地方。史臣记说当时安禄山未反时，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因在河北统内，与范阳相近，见禄山阴蓄异志，知其将反，要预先防备，恐他知觉，适遇霖潦，因假以为名，修筑城垣，浚深濠堑。又佥补民间丁壮，以备选兵；积蓄仓廪粟米，以储粮饷。禄山只道他是个书生，无能为，心里轻易他，不把来当事。及禄山已反，发兵南下，河北郡县都是所属地方，大半降附，因行文牒与真卿，着他领平原、博平二郡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以备官军。真卿拒而不从，即遣平原司兵参军李平，繇小路潜入京师奏报。玄宗初时闻禄山反，河北郡县都望风而靡，因叹息说：“河北地方共有二十四郡，这许多官员都是朝廷臣子，就没一个忠义之士替国家出力耶！”及李平赍奏至京，方知平原一郡不肯从贼，玄宗大喜说：“朕平昔不认得颜真卿是怎么模样，乃能尽忠为国如此！”真卿又遣所厚宾客密怀文牒“悬购贼赏格”，分诣邻近各郡。那各郡守臣见真卿如此忠义，也都感奋相率起兵，推真卿为盟主，同心讨贼。真卿乃常山太守杲卿从弟。常山亦在河北统内，杲卿仗义勤王，与真卿声势相倚，随为禄山所攻，力不能支，骂贼而死。后来真卿官至太师，奉使贼臣李希烈军中，亦不屈而死。这是颜真卿兄弟始末。按唐太宗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臣平居之时，俱享朝廷爵禄，一旦国家有难，往往全躯自保，甚至甘心从贼，而真卿兄弟独能以二郡之兵，纠合忠义，同奖王室，至于先后节死，若合符契。其芳名大节，直与日月争光，真万世人臣所当法也。

 唐 纪

    <h2>肃　宗</h2>


    肃宗皇帝，名亨，是玄宗第三子。开元中，立为皇太子。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分兵北行，至灵武为诸将所拥立，在位七年。


    原文　上惧，召宰相谋之。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门，至咸阳，日向中，上犹未食，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


    直解　蜀地，即今四川。唐时长安禁城西门，叫做延秋门。咸阳，即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初，安禄山既反，宰相杨国忠尚以为不足忧，及潼关失守，玄宗方才畏惧，乃召宰相商议计策。杨国忠独先倡说，请车驾幸蜀地，以避贼兵。那时玄宗仓皇失措，便道他说的是。六月乙未日黎明，玄宗带领宫眷、皇子、皇孙径出延秋门，望西去，行四十里，至咸阳县。所过地方，官吏逃窜，供给缺乏，日已向中，玄宗尚未进膳，杨国忠自往民家买得些蒸饼，献上充饥。于是百姓每知道御前不择美恶，争献粗饭，那皇孙辈以手掬食，须臾而尽，其途中困苦如此。有个年老的百姓，叫做郭从谨，因进前说道：“安禄山恃宠眷，拥强兵，阴怀反意，要倾危社稷，已非一日。人皆知其谋，也曾有亲到阙下，告他谋反者，陛下往往不信，反将告的杀了。遂使安禄山肆无忌惮，得逞其奸逆，以致今日乘舆播迁，道路颠沛，皆壅蔽之为祸也。是以古先帝王，不敢偏信独任，务在延访忠良，以天下为耳目，广开聪明，使上下之间无有间隔，为是故耳。臣犹记开元之初，宋璟为相，凡朝政得失，四方利病，往往直言无隐，故主上聪明日广，天下赖以治平。近年以来，在廷诸臣，惟恐直言得罪，以为忌讳，每事只阿顺谄谀，徒取容悦而已。是以人主深居禁中，耳目有限，阙门之外，皆不得知，上下隔绝，奸宄恣行。臣在草野，必知国家有此祸乱，不待今日。但君门远于万里，下情不得上通，向使事不至此，则陛下高拱九重，无繇与百姓相接，臣亦何能仰睹天颜，而诉此衷曲乎！”玄宗说：“此朕往时昏蔽不明，致有今日，实其自取，虽复追悔，亦何及哉！”因慰谕郭从谨而遣之，以谢其殷勤之意焉。繇是观之，此一君之身耳，当其清明，直臣在朝，民情无所蔽则治；当其昏惑，佞臣在朝，民情无所诉则乱。方其治也，端居九重，玉食万方而有余；及其乱也，道路播迁，粝食充饥而不足。治乱安危之几，亦可畏矣。况幸蜀之举，又失策之甚者，安有为天下主，乃委弃其宗庙社稷、九族百官于贼，而苟图自全者乎？且蜀地虽险，偏安一隅，可以退守，不可以进取。向非天意祚唐，百姓拥留太子，收兵灵武，克服两京，则天下事去矣。然则人君守社稷，即有急难，国都岂可轻弃哉！


    原文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直解　平凉，即今陕西平凉府。朔方，即今宁夏地方。署掌节度使叫做留后。灵武，即朔方镇城。马嵬是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地方。先是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出奔幸蜀，行至马嵬驿，父老百姓都遮道请留。玄宗不住，命太子在后面宣慰。那父老人等遂拥住太子，请回兵兴复长安。玄宗因宣旨传位，太子不受。于是车驾西幸，太子领兵北行，至平凉，屯驻数日。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闻太子此来，欲请至朔方共图匡复。乃令人整顿资储，亲自迎接太子，至平凉北境，因说太子道：“朔方一镇，士马精强，四方无比，乃天下劲兵处也。西面则吐蕃请和，北面则回纥内附，皆可以借兵入援。内而四方郡县虽被贼攻掠，然大率都为国家坚守拒贼，以待大兵东讨，兴复社稷，可见天下大势未至动摇。今殿下只驻劄灵武，整兵蓄锐，按辔徐行，长驱而进，传布文檄于四方，收揽忠臣义士，以为己用。将见四方人心，闻风响应，出兵勤王，唯恐或后。量这些逆贼岂有不屠灭者乎！”太子从其言。秋七月，遂至灵武。时又有河西司马裴冕也在灵武，与鸿渐图谋，因见玄宗入蜀，恐人心离散，遂上笺太子请遵马嵬传位之命，即皇帝位，以系属人心。太子以未经请命，不肯允许。冕等因说：“殿下不即大位，固是孝思。但这些从行将士都是关中人，离家远来，日夜思归。所以不惮崎岖艰难，跟随着殿下远到这沙漠穷边，无非欲乘时讨贼，希望立尺寸之功，以求爵赏。今若不正位号，则人心失望，倘或一旦解散，恐再不可收集，凭何恢复？愿殿下勉强曲徇众心，为社稷大计。”笺凡五上，太子方允其请。是日甲子，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


    原文　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乃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重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与事。”仍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直解　肃宗既即位于灵武，因遣使奉表入蜀，奏知玄宗。使者至蜀，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意，玄宗大喜说道：“朕避贼西行，中原无主，天命人心皆归太子。吾儿此举，上应天命，下顺人心，使宗社有所付托，苍生有倚寄，吾复何忧！”乃下诏说：“自今以后，凡朕所出的制诏敕命，改称为诰；臣下所进的表章奏疏，只称太上皇，以别于新君。天下事务，但关系军国大事，都先奏知皇帝，取其裁决以为进止，然后奏朕知道。待后克复长安，还归都邑，朕自退居别宫，不复预闻政事，悉听皇帝处分。”于是特命宰执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赍捧传国宝玺，及玉制册文，亲诣灵武，传授天位。此玄宗与肃宗父子授受之始末也。按此时玄宗既已西幸，中原无主，其事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但肃宗久在东宫，令德素著，使其拥储副之重，称制讨贼，天下人心，谁不归之，何假位号以为重。玄宗知之，亦必致命传位，不待灵武使者之至而后发册矣。乃当时大臣不知学术，不能以道事君，致使肃宗有自立之名，而奸邪小人，又从而构煽其间。至于西内劫迁，贻讥后世，殊可惜也。


    原文　上与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直解　唐制，三品以上官，衣紫袍。先是肃宗为太子时，曾以京兆处士李泌为宾友。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至灵武，与之图议大政，旦夕不离。尝欲以为宰相，李泌不受。适一日，肃宗与李泌同出巡视军营，军中一时不能分辨，只见军士每指着肃宗、李泌，私相告语说：“那穿黄袍的，是圣上；那穿白的，乃是山人李泌也。”肃宗要授李泌以官，正无方略，忽闻此言，因与李泌说：“方今军旅艰难之际，卿既不受官职，朕亦不敢相屈，但将士耳目所属，若只服山人之衣，恐人心疑惑，可且穿一件紫袍，以便出入。”李泌不得已拜受，因衣紫袍入谢。肃宗即笑说：“卿既穿了这样服色，岂可无官职名号。”因怀中取出一道敕命，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此时，皇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故以李泌佐之，仍朝夕参谋军国大事。这是肃宗计用李泌。李泌原是隐士，不愿做官，仍固辞不拜。肃宗乃说：“卿志在物外，本是布衣之交，朕非敢以官爵相臣。但今宗社未复，国步艰难，欲暂劳弘济，不得不假以职名。待逆贼既平，天下无事，那时任你辞职归山，以行高志，不敢复强矣。”李泌见肃宗如此说，方肯受职。后来两京平复，车驾还朝，李泌果然归隐，肃宗亦不苦留矣。夫肃宗在羁旅之中，而能屈己下贤，委曲任用如此，故能扫荡胡尘，光复神器。得贤者昌，信非虚语。至于李泌以奇谋大略，历事三朝，运筹帷幄，再襄大难，而又翱翔物外，不贪荣宠。考其平生出处，与汉之子房颇有相类，固一时之间气也。


    原文　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言于上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流也。”上繇是疏之。


    直解　车驾暂驻的去处，叫做行在。板、荡，皆雅诗篇名，是说天下丧乱的意思。此时房琯自蜀奉册宝至灵武，肃宗见其仪度庄整，言语明畅，又闻他素有重名，遂倾心信任，委以政事。房琯平日喜接宾客，延揽豪俊，又好与人谈论，引拔当世知名的士人，而轻忽鄙薄那寻常庸俗的人，过于分别，不能包容，以此被他轻鄙的，都怨恨他。那时有北海太守，姓贺兰名进明者，素与房琯有隙，偶至行在朝见，遂奏肃宗说道：“晋家只为轻徇虚名，任用王衍以为三公，秉执朝政。王衍祖尚老庄，崇事浮虚，专以清谈为事，不把国家政务在意，以致人心邪僻，法度废弛，中国丧乱，沦于夷狄，其祸如此。今房琯平日也只好谈老子浮屠，遗落世事，务为迂阔大言，高自称许，以窃虚名。他所引用的也都是这般样人，浮薄虚华，言过其实，无裨世用。琯在今日，正是王衍之流，若重用之，必误天下。”肃宗因贺兰进明之言，自是遂疏房琯，不甚亲信矣。然进明之言，实中房琯之病。可见延揽人才，讲求政务，虽是宰相之职，亦必综核精审，体验真切，循名而责实，察言而观行，使浮华之人，不得售其欺，迂阔之言，不得淆其听，然后可。不然，是蹈房琯之覆辙，而踵王衍之祸机也。万世而下，君之择相，与相之择人，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海内，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倘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直解　肃宗与李泌说道：“近日安禄山之乱，全得朔方节度大使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二臣率兵破贼，立大功于国家。见今加升官阶至同平章事，都是宰相职衔，名位已极。若以后克复两京，平定海内，那时无官以赏之，为之奈何？”李泌对说：“以官赏功原非古制，盖古者设官分职，只要任那有能力的人，如其才堪为某官，方授以某官之职。至于有功之臣，则以封爵酧之，而不任以事。汉魏以来虽立郡县，任守、令以治民。然人臣立有功绩，则分茅胙土，封以国邑，使之世有其地，以传之子孙，至于后周及隋，亦莫不然。至我唐初开国时，止有关中之地，关东各路尚为群雄所据，未及版图，故一时封爵功臣，虽有国邑之号，皆是虚名。中间有食实封者，只是给以缯帛布匹而已，亦未有分土也。是自三代以来封建之法，至唐初而始废。贞观年间，太宗欲复古制，分封世袭，因大臣议论不同，其事遂止。自是以后，封爵不行，有功者多以官赏之。夫以官赏功有二不便：其人虽有功，然其才未必能称此官，而强以任之，必至于废弛职业，一不便也；官职太崇，则权势因之而重，或至骄纵难制，二不便也。不如以爵赏之，于事体为便。盖人一有爵土，则自保之念重，向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可以为世业，则亦谨守爱惜以传之子孙，必不谋反矣。可见赏功当以爵，而不当以官也。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分疏爵土以赏有功之臣，则虽国邑至大者，亦不过二三百里，只好比得今之一小郡而已，操纵指使唯朝廷所命，岂难制哉！若以官赏之，恐二者之患，不能免也。”肃宗闻李泌之言，深以为是。然赏功之典，实朝廷激劝大权。官为职业所系，固不可轻，而爵为名器所关，亦不可滥。肃宗之时，府库无蓄积，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以备赏功，至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而官爵俱滥矣。李泌虽欲复封建之法，亦不能救也。论功辨才者，宜慎之。


    原文　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之曰：“吾之家国，繇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直解　广平王俶，是肃宗长子，即代宗。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咸阳是西京县名，县东有望贤宫，是天子游幸的去处。兴庆宫，是玄宗旧邸，改为宫，叫做南内。肃宗初在灵武，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讨贼。至德二年九月，收复西京。十月，收复东京。十一月，肃宗在西京，广平王俶、郭子仪自东京来朝见。肃宗慰劳郭子仪说道：“自禄山叛乱，两京失守，我祖宗创造的基业几至丧亡。今日荡平逆贼，收复两京，朕之家国，危而复安，乱而复定，乃繇卿等奋勇效忠所致，恰似替我重新创造一番，这等大功，社稷所赖，卿辈劳苦，实切朕怀。”这是肃宗归功臣下的意思。初，肃宗收复西京时，即遣使入蜀奉迎玄宗。十二月丙午，玄宗还至西京咸阳县，肃宗即备仪仗卤簿，亲往迎接于望贤宫中。那时肃宗虽已为天子，身上还着紫袍，下马趋拜，玄宗特取黄袍着他换了。次日，玄宗入都城，暂御大明宫，宣慰百官，告谢九庙。即日，幸兴庆官，遂居之，盖退就南内，以避正殿也。肃宗屡次上表，请避天位，还居东宫，玄宗终不听从。盖其君臣父子之际，亦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非繇于矫饰矣。惜乎良心虽见于艰难厎定之初，而私意竟昏于宴安嬖倖之后。故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不能不夺于鱼朝恩之谮；上皇兴庆宫之养，不能不迁于李辅国之谋。夫小人谗说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此始。


    直解　平卢，即今永平、卢龙等处地方。乾元元年十一月，是时河北未平，适遇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肃宗只当别命重臣往代其任，方是朝廷体统，却只为用兵之后，恐一有处分，人心摇动，遂为姑息之政，差中使往平卢军中安抚慰劳将士。因访察军中将士要立何人为帅，即授以旌节。那时平卢部下的副将李怀玉，原是高丽人，平日与副将侯希逸为党，遂杀玄志之子，而推希逸为平卢主帅，以待朝命。朝廷不得已，因从其请，即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自此以后，各镇将士观望成风，节度使若抚恤不周，失了众心，即为军士所逐。其部下将士以私恩小惠，邀结人心的，即共推以为主帅。其废其立，皆不繇朝廷，只繇军士，实自侯希逸始也。夫人君所以制驭海内，而统人群者，不过以威福予夺之柄，在上而不在下也。今乃以军士之向背为主帅为废立，繇是偏裨士卒逐杀主帅，朝廷不治其罪，反以其位授之，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复存者矣。欲天下之不乱，其可得乎！然求其所以，不过一念之姑息所致也。有天下者其鉴诸。

 代 宗

    代宗皇帝，名豫，是肃宗长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事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谦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选当作道字。举亦非理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直解　唐时取人，有明经、进士两科。帖括，是就所书经中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帖三字以试之，而括取萃会其义。今之科场出题试士，即其遗意也。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道：“古时选举贤士，必取其有德行之实，方荐之于朝。近世以科目取士，专校文辞，不察行检。自隋炀帝时始设进士之科，然其初犹只试时务策而已。至我朝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将进士加词赋、杂文二篇，以考其文艺，明经加试帖之法，以验其记诵。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以声病记问为进身之阶，积弊相沿，展转成俗。在朝之公卿惟以此待天下之士，而不复观其志行；人家父兄长老惟以此训其子弟，而不复教以进修。其明经亦不全通经旨，只将那有司常帖的括取萃会为书，转相诵习，以求侥幸。又明经、进士每年入试皆令投文州县，自求应举，与古人辟举征聘之意甚相背戾。如此，欲其返淳朴之风，崇廉让之道，何可得也！请如汉魏以来举孝廉之法，令天下县令各察境内孝友廉洁之人，取其德行著于乡里，而学又能通知经术者，即荐之于本州。本州刺史就所习之经再加考试，升之于尚书省。任其精通一经，不必多占，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使为主司，亦不必帖经及试杂文，只问本经大义二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经义及策全通者，为上第，即便铨注官职；经义十条中通得七条，策通得二道者，为中第，即与出身候选；其不中此格者，为下第，罢归原籍。只用一科取士，其现行明经、进士皆当停革。又开元年间，曾设道举一科，乃异端之教，亦非治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庶不失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此疏既上，下廷臣会议，或以明经、进士行之已久，若一旦遽革，恐士失所习，多有不便，其议遂寝。然有识之士，皆以绾言为是，惜其不行也。按杨绾之言，诚得古人兴贤举能之意，但人心不古，浇伪多端，文艺虽是虚名，犹有凭据。至于荐举行义，反开奔兢之门，其得失盖相当矣。若能于文艺之中而存尚实之意，亦未必不可以观人也。


    原文　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援穗以给禁军，官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惟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直解　汴水，在今河南地方。江水、汉水，在今湖广地方。梁、洋，二州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及洋县地方。太子宾客，是东宫官名。唐时都关中，每岁漕运东南之粟，繇淮入汴，繇汴入河，繇河入渭，以达京师。自天宝以来，经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中原扰攘，汴水湮塞废绝，漕运粮米，都繇江、汉二水绕从湖广地，以至梁州、洋州，迂远险阻，劳费数倍。代宗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素有心计，着他做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兼领三道漕运。那时兵火之后田地荒废，年岁不登，京师内外米价腾贵，米一斗值钱千文。朝廷催科又急，百姓每耕种不及其熟，将那才结实的禾穗，拔取将来用手搓挪取米，以供给禁卫之军。就是宫中庖厨御膳，及六宫支用的，也只够得目前取用，更无多余蓄积，其匮乏如此。刘晏思量今日匮乏，实繇汴水湮塞，漕运艰阻之故，于是将汴河故道疏通挑浚，依旧接淮达河，以便转输省劳费。又念此时元载为相，居中用事，若不关白，恐有牵制，乃投书政府，备细陈说漕运的利病，使其事理晓然明白，庶不惑于浮言，中外同心，彼此相应，然后疏浚之功可成。自是汴渠复通，每岁运东南之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上下赖之。盖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刘晏为第一，后来为转运使的都遵守他的法度而行，无所改变焉。


    原文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直解　成德，即今真定府。魏博，即今大名府。相卫，即今彰德、卫辉两府。卢龙，即今永平府。这都是唐时藩镇之名。姑息，是苟安的意思。羁，是马络，縻，是牛缰，总是牵制的意思。这一段是史臣叙唐家藩镇跋扈事迹，见天子威命所以不行于河北的根繇，以为后戒也。代宗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几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将，后来安史败灭，归顺了朝廷。代宗无有远略，苟倖无事，就把他每分授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这几人原是背叛朝廷，曾经做贼的人，见天子柔弱，都强梁放肆，不守法度，收拾旧日禄山、思明余党，号召团结。每人拥健卒数万，整治甲兵，缮完城郭。凡文武将吏都自家私授，不请命天子；地方贡赋都自家私享，不供奉公家。朝廷既惮于振作，又畏其强悍，只是听其所为，专事姑息，不复能以法度制之。这几人虽叫做唐家藩臣，实不用其命令，不过寄一名分以羁縻之而已。按代宗即位之初，河北诸州皆已降服，若乘战胜之威，图经远之略，处置得宜，谁敢不兢兢奉命。况薛嵩辈残贼遗孽，方喙息虑死之不暇，而敢有他念乎！乃怵于仆固怀恩之邪说，分建贼帅，俾相党援，遂成藩镇之祸。河北之土地人民，迄于唐亡不复为国家所有。失在苟一时之安，而不知流患若是之深远也。然则审庙谟，揽威柄，固明主所当时时加意者哉！


    原文　四月，以杨绾为中书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之。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直解　京兆尹，即今府尹。大历十二年四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史官因记说，杨绾为人清介简静，不嗜荣利，自奉俭素，能甘淡薄，以清德重望，为时所推仰。及拜相命下之日，在朝在野都互相庆贺，以为得人。勋臣郭子仪素颇奢侈，时方大宴宾客，盛张声乐，闻杨绾拜相，即将坐中音乐五分中减了四分。京兆尹黎幹，平日仪卫甚盛，每出入常用百余人随从，至是即日减除，止留十骑。又御史中丞崔宽，宅舍宏侈，有逾常制，至是亦即拆毁。盖因杨绾素有清俭之名，今居宰相之位，故一时大臣之奢侈者，皆惕然严惮，改其所为，而相率效法之恐后也，其为人所畏服如此。代宗乘多难之后，用杨绾为相，方倚赖他将各衙门弊政，一一厘革，以复旧制。会绾有疾，至七月中遂薨。代宗痛悼之甚，对群臣说：“想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若欲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耶！”夫以当时在朝之臣，多贪婪纵肆，各处藩镇因而效尤，借侈无度，一时风俗纪纲。败坏极矣.一闻相杨绾，人心回响，恪守礼法，不惟风俗移易，而纪纲亦且振兴。可见政本重地，所用得人，其效捷于影响如此。任人者可不慎哉！


    原文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李宝臣、梁崇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实如蛮貉异域焉。


    直解　李正己原是平卢的偏将，旧名怀玉，因与军士逐了节度副使侯希逸，代宗就除他做节度使，赐名李正己。是时，各镇皆挟重兵，然惟李正己军力最盛，拥兵十万，雄据一方。那诸镇与他邻近的，恐被他侵害，无不畏惧。李正己又与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山南梁崇义结为婚姻，相与党助，就如大树的根，据地蟠结，彼此纠缠，牢不可破，声势日盛，越发纵肆了。虽说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凡官爵之叙迁，甲兵之攻战，租赋之出纳，刑杀之重轻，件件自专，都不请命朝廷。代宗是个宽仁之君，一听所为，不与计较。以是名虽为中国藩臣，其实如蛮夷外国一般，不复知有朝廷矣。这一段是记唐时藩镇之横如此。夫人君之所恃以制驭臣下，使不敢窥伺者，惟有纪纲而已。李正己以偏将逐主帅，乱法坏纪孰甚焉，代宗不能讨其专擅之罪，又授之兵柄，赐以美名，繇是各镇士卒逐主帅，主帅凌天子，纪纲堕夷，威福倒置，而唐室遂不竞焉，则肃、代之姑息为之耳。故帘远堂高之防，履霜坚冰之渐，不可不慎也。

 德 宗

    德宗皇帝，是代宗长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倖，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佑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及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佑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之未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直解　自肃宗至德以来，天下用兵，诸将皆争论功绩以邀爵赏，往往有市井佣贩，一立军功，即授金紫，官爵冒滥极矣。及常衮为相，欲革其弊，爱惜名器，杜绝侥倖，凡四方使职衙门有所奏请论荐，一概停止，不肯轻与，却不就中间分别品第，致使贤人愚人一同淹滞。及崔佑甫代之，欲矫常衮之弊，多收拾一时有名望的人为朝廷用，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满二百日，所荐人才，除授官职者至八百人。盖常衮为官冗滥，矫之于前，却失于太刻；佑甫为贤愚同滞，矫之于后，又失于太宽。所以用人之法，终不得停当。又佑甫引荐太多，中间或有相知，致人谤议。德宗问佑甫说：“人多说卿所用之人，皆亲戚故旧，此言因何而出？”佑甫对说：“臣待罪宰相，为陛下选择百官，要得贤才称职，不得不详悉谨慎。若是平日不相识的人，何以熟知其才行而用之。必是知之素真，方敢荐用，所以不免涉于亲故耳。”德宗以其言为然。按佑甫所言，不为无见。然宰相用人，只要有至公无私之心，其心诚出于公，则虽不避亲故亦公也。若其心一涉于私，则虽举所不知，亦不免于私矣，而况于亲故乎？然则开诚心，布公道，固相天下者之要图也。


    原文　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直解　内庄宅使，是在内管庄宅的官。豹、貀，都是兽名。淄青，是平卢节度使部内地方。淄，即今临淄县。青，即今青州府。德宗初年，励精图治，凡所为的事，都当于人心。时内庄宅使奏：“内庄宅积有诸州官租一万四千余斛。”德宗见各处军饷不足，庄宅所积有余，就将此租分散各处军士，以充粮饷。又先年外国屡献驯象，共有四十二只。德宗说：“象食兼牛马，费豢养无算；且生于炎方，其性又不习于北土；乃数十为群，饲之内厩，将安用之！”命悉放于荆山之阳。并其他所畜禽兽，若豹、貀、斗鸡、猎犬之类，在内苑供玩好者，尽数放之。又以宫女太多，一时放出数百人。夫散私蓄以给军储，纵禽兽以适物性，出宫女以恤人情，这都是帝王的盛节。德宗初政，乃兼有之，于是中外人心莫不欢欣喜悦，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睹。至如平卢李正己部下淄青军士，乃习于悖乱，不服王化的，闻朝政如此，也都弃了兵甲，彼此相顾说道：“明主出矣，我辈尚可仍前反叛乎！”夫德宗即位未及期月，而能使中外颂戴，不疾而速，强暴革心，不怒而威如此，若能率繇此道，终始不渝，则贞观之风亦岂难致乎！奈何恤民之政方行，聚敛之法继立，卒令百姓困穷，盗发都邑，而播迁之祸不旋踵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斯可为万世鉴也。


    原文　先是刘晏、韩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出为晋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直解　山南，即今湖广郧、襄等府。江淮，即今南直隶江浙等处。岭南，即今广东。关内，即今陕西。河东，即今山西。剑南，即今四川。缗，是穿钱绳子。先是代宗时，用吏部尚书刘晏为转运使，户部侍郎韩滉判度支，分掌天下财赋。自关以东河南、山南、江淮、岭南各路漕运钱粮，都属刘晏分管。其关内、河东、剑南各路属韩滉分管。至是以韩滉为太常卿，用刘晏兼判度支，并关内三路皆以属之。盖德宗素闻韩滉聚敛民财，掊克太甚，故嗣位之初，即罢其利权，仍出为晋州刺史，而专任刘晏，使之总领天下财赋。刘晏有心计，综理钱谷最为得法。肃宗至德初年，以第五琦为转运使，始榷税各处食盐以佐行军之用。及刘晏代之，盐法益加精密。起初行盐法，一岁中所入官钱不过六十万缗，及其末年比之旧额增多十倍。然处置有法，未尝掊克小民，故人亦相安，无所厌苦。代宗大历末年，总计一岁各项征税所入共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逾六百万，居其大半，都是刘晏所致。又见盐法内钱粮有余，即挪借为漕运脚价，以省民间之费。自江淮起运至渭桥入仓，大率每粮一万斛用脚价七千缗，俱在榷盐内取给，用度饶足，而民不知劳。又自淮以北，于沿河地方列置巡察衙门，选择有才干的能吏为知院官，专管漕运。漕舟所至，并未尝烦扰州县百姓，而事无不集。其区画之善如此。按唐室理财之臣以晏为称首，即后世盐法漕运之详，亦皆其所创遗也。国家生财自有大道，惟是躬行俭德，戒奢靡，节赏赉，生之众而食之寡，为之疾而用之舒，则惟正之供，自足以充有经之费，公私俱利，而上下相安，固不必为巧术以夺民也。


    原文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佑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直解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太平，不似代宗姑息，一时藩镇闻风震悚。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自来专制一方，不供贡赋，至是畏惧德宗之威，乃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先以货财窥视朝廷的意向。德宗欲受之，恐谓朝廷好利，反见其欺侮；欲却之，又恐显示拒绝，难于措辞。乃与宰相崔佑甫商议，佑甫对说：“朝廷举动四方所观，今固不可受之以堕其计，亦不可直却之以疑其心。请遣一使臣，往淄青慰劳正己部下将士，就将正己所献的钱赐之，使彼中将士人人感上恩德。又使各藩镇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一以破奸雄之计，一以收天下之心，计莫便于此矣！”德宗悦佑甫之言，即行其计。正己知朝廷有人，乃大惭服。是时，天下闻之，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按佑甫此言，能通达国体，曲中几宜，使强臣悍将帖然心服，可谓善于谋国者。然惟德宗初志清明，能虚心任贤，推诚尽下，故佑甫得行其言如此。其后信用卢杞，一致朱泚之变，再激李怀光之逆，乘舆播越，宗社几危。故此一德宗也，任佑甫则几以兴，任卢杞则几以亡。人君用人听言，可不慎哉！

 唐 纪

    <h2>德　宗</h2>


    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设制两税赋法缘繇。版籍，即今黄册。主，是土居。客，是流寓。唐时人丁，以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成丁。度支，是总理财政之官。唐初，赋敛之法叫做租、庸、调。每丁授田百亩，计亩起科，上纳田粮，谓之租，即今之地粮也。每人一丁一年有二十日在官差使，若免了差使，每日折绢三尺，谓之庸，即今之丁银也。每户各随其所出，上纳绫、绢等项，谓之调，即今之门银也。当时粮差只有这三样，再无别项科派，行了百余年。至玄宗之末，法久弊生，版籍已渐坏了，所载田地户口，多非实数。及至肃宗至德年间，兵戈纷扰，用度烦费，各处追征钱粮，催督紧急，当时取办又无一定之法，添设许多钱粮衙门，如盐铁度支、转运等使，都不相统摄，各人任意征科，自立名目，旧管衙门派了一番，添设衙门又派一番，新旧相仍再无休息，非复唐初租庸调之制矣。至是宰相杨炎建议，改为两税之法，先算各州各县每年应该存留费用若干，又算起运上供钱粮该用若干，而后取之于民，量其出之多寡，以为入之轻重。户不分土著、流寓，只查见居何州县，即上册寄籍；人不分成丁、中男，只审其家之贫富以为差等；为行商者，所在州县估其货物，三十分中抽取一分，使与居民一样应役，不得侥倖便利。至于居民赋税，分为秋、夏两季追征，故谓之两税。其租、庸、调旧法，并后来加派杂徭，尽为罢革。天下财赋，都着度支总领，别项添设使职不得专制，其所议如此。德宗以为便民，即于登极改元赦令中，即将此条开载，命各处守臣查核百姓丁产等级，通行此法。繇是两税定赋，遂为历代相沿通制，以迄于今矣。


    原文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贱甚贵之忧。


    直解　县官，指朝廷说。不赀，是无量的意思。觇，是窥视。德宗时，刘晏为转运使，专理财赋。初，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数年之间，兵戈扰攘，百姓死亡逃窜不可胜数，天下户口十减其八九，税粮无从出办，又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都自占用，不供给朝廷，所以府库之财，日加耗竭。且中国多事，每有征讨，又戎狄岁岁犯边，各处调重兵屯宿防御，军饷都仰给于朝廷，所费不可限量，凡一应军国之费，都只靠着转运使刘晏一人经理。然刘晏素有精神，能理烦治剧，又多机识，能随机应变，凡天下财货，有无通融都设法区处，曲尽其妙。常谓公私所以不足，只是物价未平，或甚贱甚贵，莫能流通故耳。乃多用工食雇募善走之人，沿途设递相望不绝，使窥探四方物价，星夜传报，虽在远方，不数日都达转运使司。一应粮食货物，如某处多余则官为之疏通，使不至太贱；某处缺少则官为之接济，使不至太贵。一轻一重之权，皆在其掌握之中。自是利归于官，既可以佐国家之用，而物价常平，天下亦无甚贱甚贵之忧，盖公私俱便矣。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直解　句捡，是查理。符牒，即文书。刘晏为转运使时，常以为办集众事，在于得人，故其经理财赋，必选择一般通达敏捷、精力强悍又廉洁勤励的人，方肯委用。至于查理文书、收放钱粮有干系要紧处，事虽至小，必委那读书出身的士人掌管。其左右掾吏只令书写文牒，不许轻出一言，有所干预。所以然者为何？晏常说：“士人所志远大，爱惜名节，一陷赃私贿赂，犯了清议，即沦弃终身，不为时用。他看得名重似利，故多务清修，纵使居财货之地，不肯便去干染。吏胥资革原卑，虽苦行廉洁，也终不得显荣。他看得利重似名，故多有贪污，若使掌管钱粮簿书，定是有弊。所以只用士人，不用吏胥。”然其理财之法，惟晏能行之，他人效之者终莫能及。其船场、巡院要紧繁剧之官，晏俱加意拣择，必尽一时之选，不肯轻授一人。故自晏之后，但是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多是他旧日属官，其能用人如此。按刘晏用人之法，不止可施于理财，即帝王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士人固多为名，亦繇上人爱重他，故不肯苟且；吏胥固多为利，亦繇上人轻贱他，故无所顾惜。如两汉之时，经术吏治相兼进用，往往有起自刀笔为名臣者。可见人才之用无常，全在上之人所以鼓舞作兴者何如耳。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


    原文　晏又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直解　知院官，是各道掌巡察的官。买谷米叫做籴，卖谷米叫做粜。不稔，是谷不熟。史臣记说刘晏理财，不是敛民以足国，以为财用不足皆户口消耗之故，若户口滋多，则生之者众，赋税自广，何患不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于诸道各设知院之官，使时时巡察州县利病，每旬月，必开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关白使司。如丰处谷米有余则增价而籴，使不积于无用；歉处谷米不足则减价而粜，使不苦于艰食；或歉处多杂货，就将谷米易买之彼中，以供官用；或丰处少杂货，就将所易的于彼处卖之。其有无相济，变通不滞如此。又以民之饥荒，朝夕待哺，若待其申请而后济之，则展转废时，民不沾惠，乃令知院官先时巡察，才见某州某县有凶荒不熟的端绪，便预先酌量分数申报使司，某处须蠲免几何，某处须救助几何，晏即预为经理。至期，不待州县申请，就奏行蠲免救助，应民之急未尝后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恤之也。自是民得安居乐业，无流离死徙之患；户口日益蕃息，比初时增了三分之一，而赋税渐广，国用充足矣。夫自古言利之臣，莫不以聚敛为富国，以蠲助为病国，卒之国与民两受其病。晏独以养民为先，通其有无，时其蠲助，使天下沾实惠，而国亦未尝不足，可谓知理财之要矣。有天下者，慎无剥民以富国哉！


    原文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直解　扬子，即今直隶仪真地方。锱，是八两。铢，是半分。史臣记刘晏为转运使，于江、汴、河、渭各造运船，在扬子地方置十处官场造船，每船一只给与料价钱千缗。或曰：“造船所用实不及五百缗，恐虚费太多。”刘晏说：“不然，费用固当节省，然论大计者不惜小费，人凡举一事，必须为永久之虑，不要只算目前。今创立船场，执事人役众多，必先使他私用宽裕，不至窘急，则所造官物自然坚固完实。若屑屑计较于锱铢之微，使之无所利赖，必不乐就，且弊孔定不能革，徒使官物不得坚好，安能久行乎！后日掌漕运的必有患吾所给太多而减之者，若但减得一半以下犹可支持，若过一半则不能运矣。”刘晏没后五十年，有司果将造船之费减了一半，至懿宗成通年间，有司估价犹以为多，乃计算他造船一只实费多少，照数给与，无复羡余。繇是所造之船越发脆薄易坏，不能行远，而漕运之法遂废，果如刘晏之言也。刘晏为人勤敏强力，掌管天下钱粮，事务丛集，他不论事之优闲繁剧，必于当日决遣，不使留至明日。文移上下绝无停滞，吏胥人等无繇作弊。因他才力过人，万事处置得法，一时国课充足，公私两便，后来言财利者皆不能及也。盖唐时善理财者莫过于刘晏，故史臣记其事独详。至于论大计不惜小费之语，真经国之远猷，万世所不可废也。盖天下之事，要图经久坚完，财必不可省，要图目前节省，事必不能就。世有动大众，兴大役，而以费半功倍，炫一时之功者，而不知其成易坏，则其费愈多，不惟无益而且有损者也。为国者可不察哉！


    原文　子仪为上将，拥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繇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


    直解　汴州，即今河南开封府地方。史臣记唐自安史之乱，宗社几亡，赖郭子仪克服两京再造唐室。那时大盗虽除，中外多事，子仪身为大将，总统兵马，功烈既高，声势又重，权倖小人如程元振、鱼朝恩等，平素嫌他不来附己，嫉妒他的功业，早晚在天子面前百般谮毁，说他强梁难制，恐为国患，天子心中不能无疑。然子仪忠顺小心，朝廷但有片纸召他无不即日起程，不敢时刻淹缓，与其余将帅拥兵倨傲者不同，繇是天子知子仪纯心为国，无有他念，程元振、鱼朝恩虽终日谗谤，毕竟不听信他。是时藩镇跋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最称强悍，子仪尝遣使至承嗣处，承嗣西望之，指其膝谓使者说：“此膝不屈于人久矣，今日特为令公下拜耳！”又汴宋留后李灵曜，窃据汴州作乱，凡公私财货经繇汴梁过者，都强夺留下，不肯放行，惟有子仪的物货乃不敢近，且遣兵护送出境，以防他盗。盖繇其忠诚之至，无感不通。故上为主所信，而谗间者沮其谋；下为众所归，而强暴者服其德。不徒以其功绩之茂也。


    原文　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直解　中书令，是宰相职名。唐时考课之法，一年一考。颔，是点头。口傍为颐。颐指，是以口指使。史臣又记说郭子仪历事三朝，为中书令极品官，凡经二十四考，其久如此。官高禄厚，每月俸钱所入多至二万缗，其田庄房产所入还不在此数内，所以他府库中珍货堆积如山。家中人口多至三千，有八子、七婿，都做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至子仪处问安，人多不能尽辩，只点头而已。当时领兵大将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起初都在子仪麾下为偏裨小校，后来繇子仪任用提拔，各以才能树立功业，皆为节度使、副元帅，封户数百，贵为王公。虽是这等贵盛，子仪还照先日颐指役使，令奔走趋命于前，如仆隶一般。即家人见此三人，亦以寻常仆隶视之，不觉其为王公也。是时子仪忠诚孚于人心，勋业盖乎宇宙，天下之势，悬衡在他一个人身子上，有他则天下安，无他则天下危，如此者将至三十年。唐祚所危而复安不至中绝者，子仪之力也。凡人勇略震主者身危，子仪则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凡人处高位者多惧，子仪则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晚年勋爵崇隆，子孙贵盛，其所自奉虽若穷奢极欲，然人亦皆视为宜然，不以为非也。年至八十五，竟以令终。其麾下将佐后来相继立功，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不特浑瑊等数人而已。夫自古人臣建大功于国，苟非遇明昌之代，鲜有不蹈危疑之灾者。唐之中叶，肃、代及德，暗陋多忌，一时建功之臣若建宁之与定大计，光弼之荡除巨憝，皆鲜克令终，甚者父子不保，其时可知也。乃子仪忠义天值，一以至诚不二之心，始终不渝，卒至见信猜忌之主，安定国家，完名令终，可为万世人臣之矩范矣。


    原文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陆贽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直解　两河，是河南、河北地方。德宗初为太子在东宫时，即闻监察御史陆贽的才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在禁中侍直，常常访问他以朝政得失。那时两河藩镇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兵拒命，朝廷调各路兵马讨之，相持数年，胜负不决。军饷之费每月至一百余万，赋税差役日日滋多，民间不胜其苦。陆贽见师老财匮，人心不安，恐别生内变，乃上疏陈奏，其大略说：“国家用兵，欲克敌制胜，不在兵之多寡，要紧在将得其人；朝廷驾驭将帅之方，又在操得赏罚之柄，以鼓舞激劝之。将非其人，则调练无法，调度失宜，兵虽多亦不足赖；操失其柄，则赏不当功，罪不当罚，将虽才亦不为用。”又说：“主将若不能驱使兵士，朝廷若不能驾驭将帅，必至旷日持久，不能成功，不但虚费钱粮，养成危乱，且恐法度不行，终为大害。就如火一般，若不收敛戢灭，光焰一起反自焚烧，其灾非小。”又说：“当今事体，不要只益兵讨贼，图解眼前的近忧，还恐或兴起意外的祸患。盖百姓是邦家的根本，必百姓安然后国安。财货是百姓的心，必轻徭薄赋，然后得民心之归向也。若征科太急，剥削太甚，则必伤民之心。民心既伤，则邦本不固，卒有异外之变，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譬如树木，其根本既伤，其枝条必皆颠瘁，无复生意矣。然则欲固邦本，岂可不救人心；欲救人心，岂可不轻赋役哉！”按陆贽此言，极为切要。盖将兵之权，繇于将将；足兵之道，本于足民。二者内修外攘之大机也。德宗当强臣跋扈之时，以猜忌待群下，既无御将之权，而横征暴赋，竭泽以渔，又敛万民之怨，卒致播迁之患，非不幸也，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师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直解　陆贽又与德宗论关中形势，说道：“王者虽以尚德为要，然必积蓄威力使人心詟伏，然后恩德可以宣布。若专用恩惠，偏废了威，则纪纲不振，而国势危。王者虽以四海为家，然必自居于重，以驭其轻，使天下之势在己，就如持着刀剑把柄在手，才得宰割方便。若轻重倒持，则必受制于人，而事势逆。夫王者建都所在，乃四方根本，必根本坚固，乃可以控制四方。故天下大势，当使王畿重，四方轻。昔太宗既定大业，于各路设置折冲诸府统率官兵，分属京师禁卫，总计天下诸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在关中畿辅之地者乃有五百。举天下之兵不及关中一半，使京畿之势常重，四方之势常轻，其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自后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之名犹存旧制，而兵马缺乏，不复练习。至于玄宗崇尚边功，强兵劲卒尽在北边，于是天下大势偏重在外，京师反轻了，就如倒持刀剑，以把柄递与人的一般。于是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旦举兵叛逆，其势洶涌，恰如洪水滔天，东西两京相继失守。所以致此者，皆因畿辅空虚，禁兵单弱，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本之虑。故意外之变起于仓卒，征兵四方急不能救，前事不远可为明鉴。陛下若追思及此，岂不为寒心哉！今拱护京畿止有朔方、太原诸镇，守卫宫阙止有神策六军，自两河用兵以来，先后调遣马燧、李怀光统率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李晟、哥舒曜统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兵粮，搜括太甚；官苑之内，禁军尽出，守卫多缺。腹心之地空虚至此，万一各镇将帅中，有如朱滔、李希烈之辈，生心不轨，或是负固于边垒，诱引蕃夷合谋入寇，或是窃发于郊畿，乘虚作乱，惊犯城阙，那时京畿无出征之师，仓卒又不能入援，不知陛下将何以备之！祸机所伏，真可为寒心也。陛下倘误听臣之愚计，所遣神策六军将士李晟等，并近日节将子弟召遣东征者，尽数取回，以守卫宫阙。明诏泾原、陇右、邠宁三镇只着严备封守，再勿调发，使知各保安居，皆有固志。又降恩诏，将京师及畿内各县近日所添间架等项杂税，尽为停罢，庶乎民之已输纳者可消怨望，兵之未调发者又得宁居。人心不摇，则根本牢固。四方例僭乱从容图之，当渐次可平也。”陆贽此言，于当时事势甚为切当。德宗方锐意用兵，竟不能用。夫居重驭轻之势，在王畿固所当先，而防微虑患之机，在禁地尤为至要。士庶之家，门户堂室犹当严谨，况人主九重之居，而守卫不全，岂不深可虑哉！然当时所谓禁兵，自调征外虽列名尺籍，日给官饷，其实身居市井，自不知兵，虚名而已。以故泾原叛卒，称兵向阙，召禁军无一人至者，而车驾遂出奔矣。使早从陆贽之言，以根本为计，岂至是哉！


    原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直解　洎字，解做及字。怨讟，是怨谤。德宗时，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召泾原等道兵马讨之，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统兵至京，其军士亦乘间作反。那时京师禁兵只有空名在籍，召之并无一人至者，德宗仓卒无计，遂出奔奉天以避之。姚令言就迎先任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据了京师。朱泚日夜围攻奉天，德宗在围城中与陆贽说致乱根繇，引为己过，深自切责。陆贽对说：“今日之患，陛下固当引以自责，然使在位群臣各效其职，其祸必不至此。以臣看来，都是群臣之罪。”德宗又说：“国家治乱亦有定数，先年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今日朕逃难至此，可见天数已定，非尽繇于人事也。”贽退而上疏，说道：“祸福之来，未有不因人事感召者。陛下三年之间，锐意讨贼，两河之役一时并兴，今日征师于泾、陇，明日征师于邠、宁，既无虚日；今日赋商钱僦质，明日税间架、陌钱，又无宁时。所以内自京邑，外及边陲，行军者委身于敌，有锋刃之忧；居家者输财于官，有诛求之困。人心洶淘，衅孽日生，致叛乱之谋相继而起，怨谤之语杂然而兴。当是时，谁不知非常之变近在目前，只陛下不闻耳。夫朝廷设立群臣布列左右，正欲其事事尽言，人人尽职，持其危而扶其颠耳。今陛下大之则有股肱之臣，近之则有耳目之任，居言路则有谏诤之列，任兵戎则有备卫之司，平居高爵重禄，未尝之人，乃至见天下之危，皆闭口不言，谁能先事而竭其诚悃？当大难之冲又袖手无措，谁能临事而致其死力？至使乘舆播越，君辱国危，国家何负于臣，而泄泄若此。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者，信非徒言也。”按当时群臣非惟不能谏，不能死，实导之。其重敛也，以韦都宾、赵赞等；其禁兵不至也，以白志贞等。至欲以百口保朱泚之不反，则卢杞之罪尤有不胜诛者。然以贽之恳疏，而德宗犹不悟，复信杞言以激李怀光之变。唐祚之不振，其君臣皆不得辞其责矣。


    原文　“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者，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袄袄当作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直解　理，是治。妖氛，是邪气，以比当时乱臣。陆贽疏中又说：“治乱之机，每相为倚伏。故有当治平之时，不期于乱，而或以生乱者；有遭危乱之祸，不期于治，而或以资治者；有因国家无难，而反失其守者；有因国家多难，而反以兴邦者。盖太平无事之时，君心怠肆，人事多不能修，故天降之祸，致生乱而失守；艰难多事之时，君心警惕，人事不得不修，故天降之福，致资理而兴邦。其机在人而不在天，此无足疑者。今日之患，正坐生乱失守之弊，其事已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则在陛下惕然自奋，以天命为必可回，以治平为必可复，兢兢业业，克励而谨修之，则转祸为福，捷于影响。寇兵虽炽，寻当伏诛，何忧乎乱人；大运虽危，寻当复泰，何畏乎厄运。且自此而益加勤励，勉勉不息，所以资理者在是，所以兴邦在是，升平之业，致之有余，岂但荡除邪秽，旋复宫室，仅仅守其故常而已哉！此臣所以断然谓天命繇人，而重有望于陛下也。”夫德宗惑于术士之言，方谓人不可胜天，而贽疏中专以克修人事为主，诚不易之论矣。然人君当患难在前，其克修也易；当太平无事，其克修也难。故资理兴邦之业，在中主亦可庶几，而生乱失守之事，虽英君犹或不免焉。此复隍之戒，日中之忧，所以必于丰泰之时也。有制治保邦之责者，尚鉴于斯。


    原文　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杞惧，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月，当作日字。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直解　德宗以朱泚之乱，出幸奉天，贼兵攻围经月，城已将陷，那时得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入援，大败贼兵，奉天围解。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时，思量这祸乱之繇，皆因卢杞为宰相，处置乖方，赵赞领度支，赋敛繁重，白志贞掌宿卫，卖放禁军，遂使贼徒倡乱，车驾蒙尘，都是这三人所致。恨其欺君误国，心甚不平，途中常与人说：“这三个是奸佞小人，我这一去若见了天子，必然奏请诛之。”及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指望朝廷召入行在，待以殊礼，却不知已有人将他路上的言语，说与卢杞知道。卢杞大惧，即设一计，奏德宗说：“怀光功业乃社稷所倚赖，贼徒为怀光所败，已惊惧破胆，虽逃入长安，亦皆无固守之心，若使乘胜进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而神都克复在即矣。今若听其入朝，须当赐宴犒劳，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以从容设备，恐难图矣。”卢杞之言，虽似有理，其实是怕怀光入朝说他罪过，故假此疏远之。德宗不悟其诈，只道他说的是，即诏怀光不必入城朝见，直引军进屯长安城外便桥地方，与各镇节度使李建徽、李晟连兵讨贼，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从数千里外竭忠远来赴难，破了朱泚，解了重围，如此劳苦有功，而离行宫咫尺之近，不得一见天子，心中怏怏不乐，说：“我今已为奸臣所排陷，自此以后必不见信于朝廷，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奉天东南鲁店地方，逗留二日方行，盖已无心为国矣。夫当时奉天之围，真危急存亡之秋，怀光间关破贼，保车驾于围城之中，其功可谓大矣。德宗乃以卢杞之言不使一见，竟至于激反，岂不误哉！然卢杞之奸佞阴险，不独于怀光为然，如忌张镒之忠直，欲出之于边镇，则曰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幸臣不能镇抚；忌颜真卿之德望，欲陷之于贼营，则曰真卿三朝旧臣，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可见小人欲倾陷君子，若直指以为恶，人主未必肯信，必是阳称其美，以行排陷之计，然后听者不觉而堕其计中耳。此人主所当审察也。


    原文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


    直解　乾、坤、泰、否、益、损都是《易经》上卦名。德宗在奉天城中，思寇兵难退，贼臣尚据长安，乃召翰林学士陆贽，问当今拨乱反治，何者最为切务。陆贽以祸乱之兴必有繇致，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今日之务，莫有切于通上下之情者。因劝德宗接下从谏，凡文武群臣朝见的时候，必特加延接，备询得失。至于上疏建言的皆曲赐嘉纳，惟取其有益于治，虽犯颜逆耳亦不必计也。又奏说：“圣人作《易》别卦取象，皆有深意。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合而名之曰泰卦。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合而名之曰否卦。巽卦在上，震卦在下，叫做益卦。其彖辞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艮卦在上，兑卦在下，叫做损卦。其彖辞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乾，阳卦，其象为天，为君。坤，阴卦，其象为地，为臣。天在下，地处上，似于尊卑乖错，却反为泰者，盖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则万物化生，就如君臣交而庶政谐和的一般，所以取通泰之义。君在上，臣处下，似于尊卑之义为顺，却反谓之否者，盖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则治道壅隔，就如天地闭而万物不生的一般，所以取否塞之义。损上益下，如何反谓之益，盖上能省约自己用度，轻徭薄赋，使民生家给人足，那百姓每必欢忻感戴，乐出所有以奉君上，这是君民两得其利，安得不谓之益乎？损下益上，如何反谓之损，盖上若蔑视下民，横征暴敛，唯图肆行己志，那百姓每必生怨咨，甚者至于背叛，这是君民两受其害，安得不谓之损乎？夫明于损、益之义，则必散财得民，而君民之情可通矣。明于否、泰之义，则必虚己接下，而君臣之情可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将使和气充塞，万邦咸谧，何寇盗之足虑哉！”盖德宗天性严忌，以法绳下，不肯虚怀延访，与群臣相亲，故郡邑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情，不通于殿陛，其上下之不交甚矣。又立间架、除陌之法，厚敛小民，聚天下之财，以充琼林、大盈二库，真所谓损下以益上者，是以群臣疑阻，众庶离心，逆贼内讧，强藩外叛，国之不亡者幸耳。否、泰、损、益之机，此非其大验耶！陆贽究祸乱之繇，反复开陈如此，不特一时之急务，诚万世君道之大端也。


    原文　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直解　仲虺，是商汤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阙，是过失。陆贽因德宗以推诚待下为悔，又恶谏官彰己之过，恐其猜忌益深，言路益塞，故上疏说道：“人君临御臣下，既赖之为股肱耳目，则当视之为腹心，一以诚信为本，无所猜防，乃是一体之义，正不当以推诚为失而悔之也。至于人君行政少有差失，为臣者分当谏诤，虽其词情鄙俗拙直，亦须曲谅其心，优容嘉纳，以开敢言之路。若是人君怀不信之心，而有拒谏之意，震之以雷霆之威，折之以聪慧之辩，则臣下人人自危，谁敢尽言，以犯不测之怒，后虽欲闻其过失，何可得哉！”又说：“人君所以拒谏者，只是恶人说他的过失。盖不知过失人所必有，亦自不妨，只要知而能改耳。故仲虺作诰以美成汤，曰：‘惟天锡王勇智，改过不吝。’吉甫作诗以诵周宣，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仲虺不称汤之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不美宣王之无阙，而美其补阙，则过之不必讳亦明矣，而人君又何以拒谏为哉！”又说：“人臣以身许国，莫不愿忠于上，人君以身临民，莫不求至于治，其相须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尽其忠，这是何故？盖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绝，两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又是何故？盖因上下之间，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尽去故也。”夫君臣本以义合，有了一弊，便为害义而不相合，况九弊不去，如之何能使两情之相通哉！然则为君为臣者，固当各去其弊，而感倡之机，又在人君以诚信为本而已。


    原文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直解　愎，是刚狠。愞，是柔怯。陆贽疏中又说：“君臣之情不通，固繇于九弊之不去，然所谓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谓上之六弊？一是好胜而不肯下于人，二是耻闻过而忌于直谏，三是骋辩给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聪明而虞人以诈，五是厉威严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强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规。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谓下之三弊？一是谄谀以阿君之好，二是顾望以希君之宠，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则日尊于上而不肯顾其下；臣有此三弊，则日卑于下而不敢通于上。堂陛之间，交相疑忌，两情何繇而通，天下何繇而理。然则欲求治者，必通两情，欲通两情，必去九弊而后可也。”又说：“人君纳谏不违，非以彰过，适足增美。故谏者之多，繇我乐谏以来之也，岂不表我之能好；谏者之直，繇我奖谏以励之也，岂不示我之能贤；谏者之不实，至于狂诬，繇我能容之也，岂不明我之能恕；谏者之不密，至于漏泄，繇我能用之也，岂不彰我之能从。四者有一于此，皆为盛德之事，传之天下，载之史册，人君所以继成汤之改过，绍周宣之补阙，而显令名于无穷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则谏亦何亏于圣德，而顾欲讳之哉！”此疏既上，德宗感其言，颇采用之。按陆贽此疏，所以救德宗猜疑之失，而广其纳谏之路者，可谓恳切而著明矣。至所谓两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又可为万世之药石，不独为德宗发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书》曰：“后从谏则圣。”自古及今，未有君臣乖疑，言路壅塞，而可以致治者。后世人君能以诚信感人，使臣下得毕志尽言，而无所疑惧，则两情通，九弊去，而盛德之事全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原文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诏书，虽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又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直解　陆贽在奉天城中，奏德宗说道：“今逆贼充斥遍满天下，车驾流离播迁，未还京邑，存亡安危，在此一举。向时朝廷行政用人，委有过误，所以人心离叛，祸乱遂成。陛下今欲拨乱反治，须是痛自引过，明告天下，以感动人心，方可转移。昔成汤遇七年之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故能表正万邦，式于九围，王业勃然而兴。故虽贤圣之君，亦不以罪己为讳。楚昭王为吴兵所败，国灭出亡，国中父老送之，昭王说：‘父老可都回去，我虽失国，尔辈何患无君。’那父老感其善言，相与从之，遂复宗社。故虽败亡之君，一有善言，亦可以保国。今日之事，不过劳陛下一言而已，何惮而不为乎？陛下果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赦书诏令，痛为引咎自责之辞，无所避忌，臣虽愚陋，竭其思虑，亦可以撰拟诏章，仰副圣情，庶使反侧之徒，变其凶顽之心，而归向圣化也。”德宗是其言。后来奉天所下诏书，都是引过罪己，安抚人心的说话，各处藩镇，虽狂悖之将，凶悍之卒，听见诏书中的说话，无不感激流涕，投戈解甲，谢罪归降，而天下遂定矣。盖此时因改元肆赦，以故陆贽预有此请。德宗遂将中书省撰进赦文，与陆贽看，令其参酌详定。陆贽见赦文条款，多循旧套，不能动人，因奏说：“朝廷平日无实惠及人，有事之时，只靠这几句言语动人，其所感已浅矣。若言语又只泛常，无痛切之实，则人亦将以故事视之，谁肯归服。故今所下赦文，不得不过为罪己之辞也。”因将改革事条，开具以进。又说：“凡人有过失，能自家知道不为难，惟是知过而能改方是难事。言语辞令说得好不为难，惟是件件都能行方是难事。假使今日赦文，极其精切，亦止于知过言善而已。犹望圣虑更思其所难，过不止于能知，而期于能改；善不止于能言，而期于能行。庶乎人心可感，而太平可望矣。”德宗亦以为然，是以当时诏书感人如此之深也。按奉天赦文，实出陆贽之手，至今读之，犹能使人感动。况其时强藩梗化，未必有心造逆，或为谗邪所间，或为将校所推，不能自明，激而为变，一旦见人主开诚悔过，其忠义之心，固自有感发兴起者，所以一闻诏令，相率纳款。唐之宗社，几亡而复存者，陆贽之力也。


    原文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之。上即命去其榜。


    直解　行宫，是天子驻跸的所在。庑，是两边围廊。榜，是房屋上悬的牌额。德宗在奉天，攻围既解，贡献稍丰，乃于行宫两庑之下别造二库，将各道贡献之物积贮其内，以为私藏，因题其额：一边叫做琼林库，一边叫做大盈库。陆贽以为昨在重围之中，诸将卒外御凶贼，内守孤城，五旬之间，死伤无算，卒赖其力，以收战守之功。今日财货稍余，正宜与士卒同利，乃赏赉未行，遽私别库，恐士卒从此怨望，不复有死斗之志，天下事尚未可知也。乃上疏，言：“天子至尊，不当复崇私货；士卒嗜利，不可使有怨咨。”反复千余言，甚为剀切，德宗始大悟，即令撤去其榜，示以不复私蓄，以安众心。夫人君以四海为家，其所操自有大体，所享自有大利，非惟不当私蓄，亦有不必私者。唐自天宝后，王等岁进额外之钱，积大盈库以供入主燕私，遂使万乘之贵，下同有司之守，亏体诲盗，为鉴不远，正德宗所宜深省也。而又踵行于大难甫夷之日，何其谬哉！然是时犹能听贽谋，其后为裴延龄所惑，至分建六库，以便己私，而贽且以力谏罢矣，岂非其贪鄙之性，可制于忧患，而不可挽于安乐欤！诚万世所当戒也。


    原文　萧复尝言于上曰：“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浊乱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遂命复充山东西、荆湖等道宣慰、安抚使，实疏之也。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以萧复为宰相。萧复为人忠诚正直，不肯阿顺取容，已为德宗所不喜。一日又奏德宗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昭明，光被海宇，天下想望太平。自从用杨炎、卢杞为相，炎则专以报复恩仇为事，杞又荧惑上听，排陷忠良，浊乱朝政，激成祸变，至今未已，天下皆知是此两人所致。今陛下诚能变更睿志，推诚纳善，图济艰难，臣敢不竭力辅导，以期匡复。若使臣依阿承顺以图苟免，不顾国家利害，则臣实不能也。”又曾与卢杞同在御前奏对，那卢杞所言都窥探德宗意旨，就顺那一边说去，全不管道理何如。萧复见其阿谀，即正色奏说：“卢杞所言，不是正理！”德宗愕然而惊，退朝与左右说：“萧复在朕前面斥卢杞，显是轻朕！”至是乃托言迁幸以来，恐江淮远方传闻过实，欲遣重臣抚慰，乃命萧复以宰相职衔充山南东西、荆南等道宣抚、安慰使，着他巡历江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德意。委任虽重，其实是出之于外，以疏远之也。夫大臣事君，惟匡救为难，若要阿谀顺旨，谁不能为。况上可以结主之欢心，下可以保己之禄位，揆之人情，亦孰不愿。但朝廷设公卿辅弼之臣，君德治道视之以为隆污，宁令阿意从欲，陷主子不义乎？古之大臣，所以忘身徇国，不惜苟免者，正以是耳。德宗乃以为轻君而斥之，忠邪倒置如此，欲求治安，其可得乎！


    原文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直解　散试官，是有职衔而不管事的官。青朱、金紫，都是官员服色。胥、徒、舆、皂，都是衙门中役使的人。德宗既解奉天之围，李怀光恃功怨望，又率众作反，先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为内应。浑瑊知其谋，急请德宗幸梁州以避之。德宗在路上，有百姓以瓜果献者，德宗感其意，欲以散试官授之，问于陆贽。陆贽上疏，其大略说道：“国家所重者在名器，祖宗时未尝轻以与人。自兵兴以来，财赋缺乏，不足以供赏赐，乃权以官爵酬之，而职官之赏兴焉。其后滥施无度，日甚一日，穿青衣朱者纷杂于胥徒，拖金纡紫者遍及于舆皂，名器之亵，莫甚于此。今日之病正坐爵轻，朝廷设法以贵之，尚恐流弊已久，不能使重，况又自弃其法，将何劝人。且前此所授，犹谓其有死战之功也然且不可，今若献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则彼有功者必相谓曰：‘我辈竭力排难，忘了躯命，仅得此官，他只进些瓜果也得此官，是国家以我辈躯命止值一瓜果矣。’视人如草木，后虽欲用人，谁肯复为用哉！此臣所以断谓其不可也。”按古之官人者，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自一命以上，非其人则不轻授，其重如此，士犹有轻之而不乐就者。后世或以入粟拜官，或以有功代赏，或以恩泽累赐，市井小夫，朝游里巷，而夕被章服，是朝廷先自轻之，欲人知所重而乐为用也，不亦难乎！陆贽此言，可谓切中时弊，诚万世人君所当省也。

 唐 纪

    <h2>德　宗</h2>


    原文　陆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僚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直解　史臣记陆贽为翰林学士，日侍左右，为德宗所亲信。德宗在艰难危急之中，全仗陆贽谋划，虽有刘从一等为宰相，及遇军国大小事务，德宗必与陆贽商议。盖当时中书、门下两省，有宰相佐理万机，而陆贽以学士入直禁中，参预密勿，其任与宰相等，故当时称之为“内相”。虽是这等信用，然陆贽以道事君，不肯阿谀，遇事有不可，每每直言匡谏，致忤上意。卢杞为宰相专事容悦，为主上所喜，后虽因李怀光上表迫胁，不得已贬其官，然德宗心里还庇护他。陆贽极言卢杞奸邪不忠，酿成祸乱，德宗外面虽勉强依从，心颇不悦，道他说得不是。故刘从一以吏部郎中，姜公辅以翰林学士，皆自下僚登用为宰相，陆贽恩眷礼遇虽隆于二人，而未得为相，以其直谏忤旨故也。夫德宗在艰难之中，事事倚仗陆贽，非不知其忠，但以其直言违拂而惮之，遂忘其忠。见中外人心淘淘，皆为卢杞乱政，亦岂不知其佞，但以其甘言承顺而悦之，遂不觉其佞耳。可见任贤勿二，去邪勿疑，信非圣人不能也。要之直臣之事君，譬如药石，一时虽觉苦口，终赖之以保身；佞臣之事君，譬如美味，一时虽觉爽口，终因之以致病。所以古之帝王舍己从人，虚心任下，不拒逆耳之言，不罪拂意之谏，正为此耳。若德宗者，真可为明戒也。


    原文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浑瑊帅诸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直解　这一段是记李晟为国排难，不顾其家的说话。初，朱泚既据长安，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闻车驾播越，急引神策军从河北入援奉天。那时晟家属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都在长安城中，朱泚欲以计诱之，乃以金帛存恤其家，待之甚厚。然晟一心为国，绝不以家为念，军中有言及家者，晟即涕泣而告之说：“我辈受朝廷厚恩，就使国家无事，犹当公而忘私，今天子在何处，尚敢言其家乎！”泚尝使晟吏王无忌婿持家书诣晟营，谓晟说：“公家俱平安无事。”晟大怒说：“今万乘蒙尘，我为臣子恨不能一举灭贼，以雪国愤，敢顾其家，汝乃与贼为反间乎！”立命军中斩之。是时军势孤危，钱粮欠缺，军士未得春衣，盛夏犹披裘褐。晟能与下同苦，以忠义感发其心，所以士皆奋激，终无叛志。晟既矢心破贼，屯军东渭桥，而浑瑊又帅诸军西屯奉天，两军为掎角，东西相应，以逼长安，于是军威稍振，始有恢复京师之望矣。按是时，朱泚、李怀光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再迁，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而人心益奋，气不少衰，卒成恢复之业者，徒以一念忠义有以激之也。向使晟有一毫私家之念，人谁不解体乎！若晟者可以为纯臣矣。


    原文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辅表谏。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上意犹怒，罢公辅为左庶子。


    直解　德宗南幸梁州，长女唐安公主病没，德宗欲造塔厚葬之。宰相姜公辅以车驾蒙尘，兵食不给，乃糜费钱粮以事无用，因上表论谏。德宗怒其忤旨，遣使问陆贽说：“唐安造塔，其费不多，似无关系，非宰相所宜论谏。公辅乃上表陈奏，岂真为国家惜费，不过欲指朕之过失，显得他直言无隐，以自求名耳。朕拔擢公辅，倚为腹心，乃负恩如此，必不可容。卿谓当如何处置？”德宗此意，盖欲加之以罪也。陆贽乃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凡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是他的责任。所以遇事论谏，不敢曲隐，似宜优容，不当深罪也。”德宗闻此言，虽勉强曲从，而怒犹未解，竟罢公辅为左庶子。夫宰相辅佐人主，以绳愆纾谬为职，只当论理之是非，不当计事之大小。况造塔之役，一则崇尚异端，违圣王之典训；一则虚费财力，竭百姓之脂膏。真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其事虽微，而关系则甚大，为公辅者岂得无言。德宗不能嘉纳，乃以指过求名恨之。夫人臣事君，惟恐不能将顺其美，岂忍指君之过以求名？惟是暗惑之主，讳其过行，故深忌而不欲闻耳。公辅之守正不阿、陆贽之惓惓开导，皆可以为后世法。


    原文　贽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虑，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


    直解　陆贽见德宗欲追寻贼党，防虑太深，故因其问及，上疏谏之。其大略说：“今车驾蒙尘，人心未定，凡有涉险远来者，正宜开诚优纳，不复猜疑，方是君人之道。若欲以一人之聪明而穷宇宙间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范而胜亿兆人之奸欺，则其势必不可穷，其力必不可胜。用智愈精，失道愈大，甚非所以收拾人心也。臣请以往事喻之：昔楚霸王项籍与汉高祖共起兵灭秦，项籍是个多疑的人，未到关中纳了秦卒二十万，恐其怀诈复叛，乃于新安城南一举而尽坑之，其防患如此之密。汉高祖是个明爽远量的人，凡天下士来归者，皆纳用之而不疑，其备虑如此之疏。然而项籍卒败于乌江，汉高祖卒代秦而有天下，这是何故？盖项氏蓄疑而不能任人，人亦以疑应之，安得不灭；高祖推诚而善任人，人亦以诚应之，安得不昌，其效自不同也。又有秦始皇为人严肃雄猜，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宜人之不敢犯矣。然燕太子使荆轲假说献燕图籍，直到秦庭行刺，秦皇几不能免。汉光武为人宽容博厚，无所猜防，宜人之易欺矣。然隗嚣使马援来谒光武，觇其动静，援见光武度量恢弘，即知帝王有真，倾心献其诚款。若此者，岂不以光武开虚心以待人，故人皆愿为依附，秦皇任术数以御物，故物终不敢相亲，亦自然之效也。夫观高祖、光武之所以兴，秦皇、项籍之所以亡，则陛下今日惟当推诚虚纳以收人心，何可过为防虑，蹈秦项之覆辙哉！”按陆贽此言，非特救德宗之失，实万世人君之要道也。盖四海至广，人君以一身临之，非宽弘不能容物，非诚实不能感人。况虚怀者亦未尝不察天下之隐，推诚者亦未尝不烛天下之奸，正不必屑屑猜防，而后可以得天下之情伪也。古之帝王所以范围一世者，皆不出此，不独汉高、光武为然。君天下者可以知所务矣。


    原文　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繇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宗社无疆之休。”


    直解　区寓，犹言海宇。陆贽又奏说：“蓄疑、推诚之效，往古既有明鉴矣。若乃陛下以至圣之德，固宜坐致太平，而乱犹未弭，化犹未洽者，盖亦有故焉。良以陛下睿智首出于庶物，便以为人莫己若，而有轻待人臣之心；思虑周及于万机，便以为无恃于人，而有独御海宇之意；谋可以兼包众略，往往虑及于意外，而有过慎之防；明可以照烛群情，往往视及于未形，而有先事之察；以严厉绳束群臣，即谓任刑可以致治，而不思尚德；以威武制服四方，即谓用力可以胜残，而不肯施惠。繇是有才能者以上之不任而怨心生，怀忠荩者以上之见疑而忧心生，建功业而震主者即恐其不容，怀反侧而狐疑者又迫于见讨，上下相疑，衅端日长，以致中外离叛，构成祸灾，原其所以，皆一念猜忌之心为之也。陛下若能追咎以往之失，开诚布惠，以消群疑，譬如前面的车已覆了，后面的车不复蹈其辙迹。如此，则人心回向，而大难可平，实宗社无疆之休也。”盖德宗以聪察太过，致失人心，故陆贽以此为言。


    原文　上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划，令其进取。”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机，下无死绥之志。”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直解　掣肘是牵挽其手臂，不得自如的意思。绥是战车上所执的索。死绥，是死战而不退的意思。德宗以浑瑊、李晟统领重兵将向长安，乃与陆贽说：“浑瑊、李晟两人统兵在外，若不设个方略与他，恐一时进止难定。今当议其规划，遣使宣谕，着他遵奉行事，庶免临期有误。”贽以为：“国之安危，系于一将，惟恐不得其人。既得其人，便当委任责成，方可成功。若一一从中制之，则将权轻而不得展布，责其成功难矣。”乃上奏，其大略说：“兵势无常，不可遥度，惟在为将者，因时制宜，临敌决胜而已。今锋镝之变，远在原野，而欲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之乘，变在顷刻，而欲定计于千里之外。则一用一舍，动相阻碍，或否或臧，皆蹈凶危。且上挠下柄有掣肘难运之机，则下苦中制，无效死勿去之志，败军之祸，往往坐此，关系非细故也。”又说：“君上之权，与臣下迥别。臣下为人所用，君上主于用人，惟推诚任下、不好自用者，人乃乐为我用。若阃外之事，屑屑焉欲以一身专之，则不惟事多窒碍，亦失君上之权，恐非所以奔走天下之士也。夫自古国家用兵，未有大将受制于内而能立功于外者。所以古之贤君专务择将，既得其人则假以便宜，重其事权，曰阃以外将军制之，是以人乐为用而功易成。后世文网日密，议论日多，使手足不得展布，何以责其成功？汉时冯唐谓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亦是此意。”陆贽之言，将将者所宜深察也。


    原文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泚兵大至，晟纵兵击之，贼败走。再战，又破之。贼众大溃，姚令言帅余众西走，晟屯于含元殿前，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掖，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慄。公私安堵，秋毫无犯。六月，晟遣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直解　通化门，是长安城门。股慄，是战惧之状。安堵，是安静不扰的意思。掌书记，是节度使幕下掌文书的官。露布，是报捷的表文，不用实封，露布于外，要使人都看见。虡，是悬钟的架。兴元元年，以李晟为副元帅进讨朱泚，屯兵长安城外。至五月庚寅日，李晟大陈兵马，传布号令要刻日收复京城，遂调集各路官军，进至通化门外。朱泚之兵前来迎敌，李晟纵兵击之，贼遂败走，官兵乘胜追至光泰门，与之再战，又大破之，贼众大溃。朱泚与其将姚令言帅率败残之兵，出长安西走。李晟遂屯兵于含元殿前，因传令诸军说：“晟赖众将士之力，收复京城，扫清宫掖，想这长安士庶久陷贼庭，幸得复圣朝，人人有乐生之望，若官军不知敛戢，稍有震惊，便非朝廷吊民伐罪之意。”李晟以此戒谕将士，使之遵守。适其部下大将高明曜取贼兵中妓女，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李晟便都拿来斩首示众。于是军中畏其威令，莫不战慄。官府民居安堵如故，秋毫无犯。远坊居民有经一宿方知官军入城者，其纪律严正如此。六月中，李晟命掌书记官于公异作露布表文，报捷于行在，中间叙说：“臣已扫荡贼氛，肃清宫禁，敬谒祖宗陵寝，宗庙之中钟虡不移，列圣庙貌犹如旧日。”这几句话是铺张恢复之功，以慰安朝廷的意思。德宗正在梁州，见了这露布，且喜且悲，因泣下说：“天生李晟，乃是为再造我唐家社稷，非为朕也。”繇是德宗驾还长安，天下遂定也。按德宗初以朱泚之乱幸奉天，继以怀光之叛幸梁、洋，山东河北群盗纵横，车驾间关险阻，命令不通，国之不亡者如线耳。一旦剪灭逆寇，克复神京，李晟之功可谓大矣。德宗徒知奖赏之于有事之时，而不能保全之于无事之日，卒之罹谗畏咎，几于不免，岂劝劳作忠之道哉！


    原文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李怀光有五不可。”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乱，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直解　河西，即今陕西朝邑县。河中，是李怀光屯兵的地方，即今山西蒲州。德宗虽已克复长安，而李怀光反于河西，尚须征讨。那时连年旱、蝗，财赋无所出，度支钱粮缺乏，不足以供军需。于是言事者多请下诏赦李怀光，许其自新，庶可息兵省费。李晟上疏，言：“怀光罪恶滔天，法所必讨，且赦之有五不可：一、恐乘我不备，忽惊同州；二、恐赦怀光必以晋、绛等地还之，令浑瑊无所往；三、恐起吐蕃诸夷窥觎之心；四、恐朔方将士应叙奉天旧功，赏不满望；五、恐罢诸道兵赏典不行，又生怨讟。”疏中究极利害，言之甚详。会河东行营副元帅马燧亦自太原入京，并面奏：“怀光凶逆尤甚，此而可赦，则威灵益屈，何以令天下。且其势已垂亡，臣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不足虑也。”德宗乃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县。是时河中饥荒，又大将杀戮殆尽，军无统纪，一见燧军至，即自相惊乱，望风而降。怀光计无所出，乃自缢而死。河中于是悉平。自燧辞朝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果不出一月之外也。按德宗奉天之围赖怀光而解，不为无功。使是时待之以恩礼，御之有道，则不惟保全功臣，亦岂贻忧宗社。奈何惑于卢杞之奸，使其咫尺不得见天子，而怨望日深，嫌疑日积，所以酿成叛逆之谋，有自来矣。至此虽幸荡平，而天下已受其毒。小人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曩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主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诏：“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直解　徼，是求。觊，是望。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地方。轶，是冲突的意思。贞元元年，李怀光既平，那时还有贼臣李希烈占据淮西，未归王化。陆贽恐有希旨生事之人，请乘胜讨之者，将使各镇自疑，激成他变，乃上疏论奏。其大略说：“方今朱泚、怀光相继诛灭，中外人心孰不称贺，殊不知战胜乃社稷大福，只可偶一得之，不可屡屡徼求。用兵本有大幸，只是适然而遇，不可常常觊望。若繇此不已，别生事端，使蓄疑负罪之人，不信朝廷诏令，兵连祸结，其害方深。臣且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说：“往时河、朔、青、齐同谋拒命，朝廷曾征讨数年，愈不能屈。及降奉天赦文，一释其罪，即皆去其伪号，纳款归降。往时以百万之兵，力尽而不能服，今日以咫尺之诏，化行而不敢外，可见圣王之敷布治道，怀服暴人，唯当以德为先，而不当以兵为尚，明矣。今大难既平，正群凶观望之时，只当乘此施惠以安其心。彼淮西穷寇，可不讨而定矣，何用纷纷多事为哉！”此奏既上，德宗即从其言，乃诏诸道节度使与淮西地方境界连接者，都只各守封疆，彼如不敢侵犯，不须进讨。李希烈若能悔罪求降，朝廷当以不死待之，其部将士百姓并系胁从，皆当一体赦宥，无所追问。德宗能用陆贽之言，果然各镇藩臣安心向化，李希烈孤立无与，兵势日蹙，遂为其部下所杀，而淮西亦平矣。大抵人君治天下，有威有惠。当王纲委靡，所以整肃之者，利用威；及国势强盛，所以绥怀之者，利用惠。如天道春生秋杀，各随其时，相济而非相戾也。陆贽之言，可谓深识时务者也。


    原文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直解　唐都关中，其军饷皆仰给东南之粟。德宗当兵荒之后，漕运不继，仓廪匮竭，禁军不得粮食，或自脱去巾帽，呼叫于道路说：“朝廷拘佥我每于军中，而不给粮食，恰似犯罪的人一般。”其势几欲为乱，德宗闻之，甚为忧惧。适江淮转运使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急奏知德宗，以宽其忧。德宗乃大喜，即亲至东宫与太子说：“韩滉已运米至陕，军士得粮，可无他变，吾父子今日才得生矣。”时禁中乏米，不曾造酒，乃取坊市上酒入宫中，饮之为乐。又遣中使传谕神策六军，使知米至，以安其心。军士亦大喜，皆呼万岁。先是连年饥馑，兵民饥饿日久，无不瘦黑者，至是麦始熟，稍可充饥，市中间有醉酒的人，当时便比之为祥瑞，盖叹其希有而幸其仅见也。然人久馁之余，乍得饱食反为所伤，死者复五分之一。至数月后，人肌肤颜色才得复旧，盖当时疲弊之状如此。记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德宗之时，其窘乏至朝不及夕，观其父子相慰之言，其情亦可悲矣。而天下以醉人为祥瑞，则闾阎困穷之状，又可想见，亦安在其为国乎！后世人君于仓廪盈溢之时，常念军无储饷，于宫闱宴乐之际，常思市无醉人，则所以约己裕民者，自不容己，国何患其不足哉！


    原文　以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直解　吏过、兵过、六押，是各官职掌的事务，唐时吏部兵部拟选文武官员，皆过门下省审驳，用给事中二员分管，叫做吏过、兵过。中书省又有舍人六员，佐宰相判案，分押六曹之事，叫做六押。贞元三年中，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时功臣李晟为中书令，马燧为侍中，又有张延赏、柳浑同平章事，都是一时宰相。德宗欲以宰相分判六曹，一日，李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朝见，德宗谓李泌说：“自今以后，凡军旅粮储之事，卿宜专管，吏、礼二部事务委张延赏专管，刑名法律委柳浑专管，庶各有分职，得以尽心料理，不至异同。”李泌对说：“不可。陛下不以臣为不才，使之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不比门下省给事中则有吏过、兵过，以分掌文武之选；中书舍人则有六押，以分掌六曹之事。至于宰相，辅佐人主责任重大，天下事务无大无小都要同心商量，共成化理，若各有专管乃是有司之职，非宰相之体也。”李泌此言甚知大体，德宗亦悟，乃笑说：“朕适才失言，卿言是也。”于是宰相分判六曹之举，遂不果行矣。考之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六卿。故汉文帝问钱谷决狱之数，陈平以为各有主者。乃论宰相之职，在上佐天子理阴阳，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李泌之言，盖出于此。可见人主之职在于任宰相，宰相之职在于任庶官，庶官皆得其人，则政事无不理，而相道得矣。为君相者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法。泌请：“铸农器，给牛、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


    直解　长牒，是官文书，即今之长单。续食，是路上的口粮。土著，是土居的人。唐初府兵之制，兵皆土著，无事则散耕于野，更番上京，以备宿卫；有事征发，则命一卫将统之以行，事毕则各散归农。将不得握兵，而士不失常业，其法本善。但其徭役日烦，剥削日甚，以此府兵渐弱，多至逃亡。开元间，张说乃请募壮士充宿卫，号为骑。及李林甫又奏诸军皆募人为之，于是府兵之法荡然无存，下陵上替之患实坐此矣。德宗曾与李泌论及府兵，慨然有修复之志，至此，复问泌以复之之法。泌以为欲复府兵，必须土著，欲存土著，必须屯田。乃请：“多铸农器，并给耕牛、谷种，分赐沿边军镇，召募戍卒，开垦荒田而种之。夫关中土厚易生，又久荒之余地力未竭，诚及时屯种则收获必多，立可致富。戍卒因屯田而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有归志矣。旧制，戍卒三年一更代，今宜及其满时，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与为永业，其宗族有愿来者，又令原籍官司给长单，所过郡县给口粮以至戍所。夫有田以为常业，有宗族以为依附，则皆视戍所为乐土，谁肯去之，不过数番，戍卒皆土著矣。既为土著，则人有固志，法可举行，然后效国初之制，一一以府兵之法治之，是使关中之疲弊一变而为富强也。欲复府兵，舍此岂有他法哉！”德宗乃喜曰：“天下只因废了府兵，所以至今多事。果如卿言，则国无养兵之费，将无握兵之虞，而关中又得居重之意，天下无复事矣。”按唐制，惟府兵为近古，盖太宗亲定天下精思熟计而制之，后虽不能无弊，只宜酌量时势补其偏而救其失，奈何举其法而尽废之，使市人纳贿充数，不能受甲，甚且召之不至，而祸乱从此炽矣。德宗虽喜泌言，而终不能复，亦其积习之势然也。后世欲为守成之令主，则无务为一切目前之功，而轻变祖宗之法哉！


    原文　十二月庚戌，上畋于新虚，当作店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直解　贞元三年十二月庚戌日，德宗偶出畋猎，至长安城外新店地方，至百姓赵光奇家内，问光奇说：“如今百姓每安乐不安乐？”光奇对说：“不乐。”德宗说：“今年各处丰稔，想民间衣食不乏，何为不乐？”光奇对说：“闾阎之间，赋役轻省，百姓才得乐生。今朝廷诏令不信于民，差赋繁重，百姓如何得安乐！且如前日诏书中一款说，自秋夏两税之外，再无别项差徭，今非两税正额，而分外诛求者比之两税其数反多。又一款说，今年丰收，令各处行和籴之法，收买民间粟麦，及至和籴时被官吏人等作弊，只是强取于民，不曾有一文钱到手。起初说，所籴粟麦都只随便纳于沿途仓次，今又着自备车牛解送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摧牛毙，将产业破尽不能支持，愁苦无聊至于如此，纵稍有收成，亦不得实用，何乐之有！每次降下诏书，开载优恤条件，有司全不奉行，不过成一空文而已，百姓何繇得沾实惠！恐圣主深居九重之中，此等情弊皆不得知之也。”德宗闻光奇之言，为之感动，命将光奇本家徭役尽为除免，以示体恤之意。按光奇之言，说尽民间疾苦，自古人主苟知百姓穷苦未有不念者。惟是苛刻有司不肯仰体德意，将朝廷诏令视为虚文，故有名为蠲免，而实照旧征收，名为赈贷而实不见一钱者。所以君忧劳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上不知，以至人心离叛，法令不行，而土崩瓦解之势成矣。愿治之主，于此宜留意焉。


    原文　四年，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上曰：“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直解　贞元四年，李泌自陈衰老，请更除一宰相，协理机务。德宗难其人，未行简命，因从容与泌评论即位以来所用的宰相，说：“卢杞为人，本是忠清强介之士，人却说他奸邪，以朕观之，但见其才行可用，殊不觉其奸邪，卿以为何如？”泌对说：“人臣之奸邪使人主得而觉之，其奸犹未甚也。今天下皆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然，这是他才足以饰诈，智足以欺人，以致于误国殃民，而陛下不觉其为奸。倘陛下觉之，则必更置贤相，思患预防，岂有建中年间播越奉天之乱乎？”德宗说：“建中之乱，三年前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请建城以备之，此盖天命已定，非杞所能致也。”泌对说：“天命二字，在他人皆可言之，独人君与宰相不可言。盖人君主治于上，宰相辅治于下，操纵阖辟，惟其所为威福予夺，皆自上出，是乃所以造天下之命者也。若凡事只委之于天命，则凡礼乐刑政之属，出于人所经划以为治天下之具者，一切可以不用矣，岂有是理哉！昔纣为不道，其臣祖伊告以民心弃绝之故，纣曰：‘民虽欲亡我，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卒不听，竟以此亡其国，可见人君必不可言命。陛下正宜以此为戒，不可复蹈亡国之辙也。”按建中之乱，三尺童子皆知卢杞致之，而德宗竟不悟。至于事定之后犹委之于天命，非独德宗之昏迷甚也，亦繇杞之有邪，其才辨足以惑人主之听闻，其弥缝足以蔽人主之观视，居之似忠清，行之似强介，使人主一堕其术中，即终其身而不觉，此其所以可恨也。然则亲贤讲学，虚心观理以培养其鉴别之原者，岂非明主之要务哉！


    原文　八年三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


    直解　台省长官，即今部院之长。贞元八年四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建议，以人才众多，恐所知有限，请令台省长官各择属官贤能者举荐于朝，以待擢用，德宗已允其请。未几，有人言于德宗说：“诸司长官所举属吏，皆有情出，或受其货贿而荐之，往往不得真才。”德宗因密谕陆贽说：“自今除改官员，卿宜自加选择，不必委任诸司。”陆贽上奏，其大略说：“本朝以台省长官简拜宰相。今日之宰相，原是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是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所行所举顿有不同。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知一二属吏之贤否而举用之，及至居宰臣之位，即能尽知千百具僚之贤否而选择之乎！今乃以诸司所举皆为不称，而欲专任宰相，则进言者之过也。物议悠悠，各生异见，其惑乱人心愈甚矣，可不察哉！”按陆贽之言，虽出于至公，然宰相职在用人，若非专任，则有不得行其职者。故必以考课之务，责之铨曹；以举荐之方，责之僚长。而为相者，虚心以察之，秉公以用之，则庶几各尽其职，而人才未有不得，天下未有不理者矣。用人者其知之。


    原文　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有一谴责，终身不复收用。陆贽上奏谏，其略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直解　史臣记德宗为人性多猜疑忌刻，惟恐臣下欺之，不肯倾心委任。凡官员迁除，不问大小，必自择其当意者而用之。宰相有所推举，少有称意许可者。至于群臣稍有过失，一被贬黜，则终身不复收用。以此人才淹滞，上下交疑。陆贽乃上奏谏之，其大略说：“人主进用一人，当论其平生，而不可取其一言之偶合；黜远一人，当谅其心术，而不宜责其一事之偶差。今一言称旨便以为能而任用之，曾不核其虚实；一事违忤便以为咎而摈弃之，曾不考其忠邪。则彼见用者，付任必至于逾涯，而职司之鳏旷日多，安得有成功。见黜者，罪责必至于过当，而君臣之嫌怨日深，安得有定分。其于理乱之故关系不小，不可不慎也。”德宗竟不能听。夫人君耳目有限，聪明易蔽，若非简任宰相，付以进退人才之责，而欲自选而用之，则不惟真才遗佚，且争进称惬之言以希宠用，而幸进之门开矣。至于以罪见黜者，亦当论其所犯何如。若果怙终故犯，罪固难赦。若出于过误及有功罪相准者，亦宜湔涤瑕垢，许令自新。若概从摈弃，则悔过者无繇自补，而用人之途隘矣。德宗只因性多猜忌，所以犯此二病，终身不悛，而国亦几于不保。后世人君宜痛鉴之。


    原文　九月，裴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虚之不疑。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


    直解　这一段是记户部侍郎裴延龄欺君罔上的事。贞元十年九月，裴延龄因德宗好聚私财，欲迎合上意，乃奏说：“左藏财货库司册籍不明，年月渐深，多有混失，近因逐项检阅，各置簿书以便查清，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又有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历朝遗失之物，委弃已久，原非正数，即是羡余，尽应移大内库，以供朝廷别敕支用。”这是延龄欺罔德宗，其实库中无此物，不过那移正数，虚张名目以惑上耳。延龄每奏对，必恣为诡谲之辞，凡可以饰诈希宠者，无所不至。有众人所不敢言，及世所未尝闻者，延龄皆肆然为之，略无忌惮。是时在朝之臣，明知其欺，只因德宗宠信延龄，恐以言取祸，竟莫敢抗言其非者。按唐自丧乱以来，府库久竭，兼之朱泚尽发帑藏以恣兵费，安得复有羡余。延龄明欺其主而不畏，德宗明受其欺而不问。陆贽他日劾奏延龄，谓其“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夫人主一为贪欲所蔽，遂被小人愚弄，一至于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陆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移东就西，便为深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直解　共工，是尧时的奸臣。尧说他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遂放之于幽州。少卯，是春秋时鲁国的奸臣。孔子说他有五大恶，为人之奸雄，遂诛之于两观。赵高，是秦二世时的奸臣，指鹿为马以欺二世，卒至亡秦。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因裴延龄屡肆欺罔，德宗不能察，群臣不敢言，乃上疏极论延龄奸诈之状，历数他平日的罪恶。其大略说：“延龄在户部本无一善可取，但以聚敛百姓为经国之长策，以诡诈妄诞为事主之嘉谋，以掊克财货、丛积天下之怨于一己，为忘身徇国，以搜发阴私、献谮行谗于君侧，为尽节事君。其文诈饰非，欺君误国，近世罕有。可谓尧时之共工，鲁邦之少正卯，流之诛之，不足以尽其辜也。陛下不加显戮，反为容掩，所以他志意愈放，险诈愈深，据其奸蠹，日长月滋。如事迹本无所见，只将东边的移过西边，便做他的功绩；钱粮原无余剩，乃把这一项抵做那一项，便说是国家羡余。以此愚弄朝廷，如同儿戏，其欺罔不臣如此。”又说：“昔赵高欺罔秦二世，指鹿为马，自古言人臣奸诈者，皆以赵高为最。然以臣观之，鹿与马都是畜类，形质虽是不同，实在尚有其物，岂如延龄悦空为奸，将有的掩之以为无，无的指之以为有，以此欺蔽聪明全无影响，其奸诈尤甚于高哉！”陆贽此奏可谓切直，奈何德宗惑于延龄之奸，反嗔怪贽言，而待延龄益厚。夫君子事君惟恐顺君之欲，而小人事君惟恐不投君之欲。故君子之言虽有明验而不用，小人之奸虽至败露而不悟。延龄之事德宗，知其欲聚财货，便言左藏有羡余十余万；知其欲构大木，便言同州有美材数千；知其欲闻外事，便攻发人阴私，日兴谗谤，投间抵隙，若穿窬然，幸其一中则牢不可破，宜贽言之不能入也。故人主贵正心寡欲，使臣下无可窥之端，则佞人自远，正人自进，而太平不难致矣。


    原文　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繇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贽罢为太子宾客。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事无大小，皆咨谋于陆贽，后又简命为相，眷倚甚隆。贽感德宗知遇之厚，矢心图报，凡德宗所行事稍有不当，即力谏之无所避讳。其亲友或劝贽稍自隐默，不宜直强如此。答说：“吾受朝廷之恩，若雷同不言，岂不负了天子。读圣贤之书，若忍默苟容，岂不负了所学。吾所为正言不阿者，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尽吾责而已，他如死生荣辱，原非所恤也。”是时，裴延龄因贽指陈他罪恶，心甚恨之，日在德宗前言贽之短。又赵憬之入相，本繇贽所引用，其后因事恨贽，反将贽所讥弹延龄的事密告延龄，使延龄得以预为弥缝，多方营解，故德宗反信延龄而不以贽言为是矣。方贽未上本时，与憬约至德宗前极论延龄奸邪，期共斥之，憬已许诺。及至上前，见德宗嗔怪陆贽，怒形于色，憬即默然无言，竟背其约，所以贽势益孤，而德宗之猜疑益甚，遂罢贽相为太子宾客。按陆贽事德宗，前后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切中事情，可谓不遗余力。德宗在危难时则能听之，及祸乱已平，宠信谗邪，逐之若弃梗。贽诚不负德宗，德宗负贽矣。然则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固愿治者所当时时加意也。


    原文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


    直解　凡物折则成方，转则成圆，税外方圆，犹言常税之外，别自转折以致财货也。西川，即今四川。刺史，是州官，即今知府。浙东，是浙江之东。观察使，是各道掌巡察安抚的官。观察使之下置有判官，以其在幕中从事，故谓之幕僚。初，德宗在奉天城中，资粮匮竭，至采芜根而食之，极其窘急，故还宫以来，一意以聚敛为事，比前尤甚。各处藩镇揣知德宗之意，多进奉财货，希图恩宠，皆说是“税外方圆”，又说是“用度羡余”，巧立名色以欺朝廷。其实或将正赋割留，或将小民增敛，或将官吏俸禄减刻，或将地产蔬果贩卖，往往挟朝廷之名，百般掊聚，以实私囊，所进奉者什分中才一二分而已。是时李兼在江西逐月有进，韦皋在西川逐日有进，德宗皆累加褒宠，所以效尤愈众，习以成风。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骤升浙东观察使，州刺史职卑乃亦进奉，则自裴肃始。及宣歙观察使刘赞卒，判官严绶署掌留务，倾府库所有以进，遂召入为刑部员外郎。幕僚之职益卑乃进奉，则自严绶始。按奉天之乱，本以人心离叛，纪纲陵夷所致。德宗念此时之艰难，则当深思其故，薄税敛以安人心，惜名器以振纪纲，庶几培元气而存国体。奈何益专聚敛，使天下皆剥民脂膏以希恩泽，与税间架、陌钱何异？且又不问其所从来，而概以要职酬之，比之授散试官抑又甚矣！迷而不复，一至于此，国之不亡，岂非幸乎！


    原文　十九年，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谲诡多计，与王伾相依附。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


    直解　山阴，即今浙江山阴县。死友，是朋友交结之厚，以死相许的意思。贞元十九年，初，德宗在位久，顺宗为太子在东宫，有等小人乘时构党，密图权幸。时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写，山阴王叔文善弈棋，两人各以技艺得出入东宫，侍奉太子，以为娱悦。叔文为人谲诡多计，与王伾交结，相为依附。叔文尝乘间与太子评论朝臣，某人可为宰相，某人可为大将，希后日太子用之，以植己党。又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进士及第李景俭、司封郎中韩晔、户部郎中韩泰、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日与游处，纵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大抵小人欲窃天下之柄，必自托于知名之士，相与固结以为羽翼。伾及叔文德宗昏耄，太子柔懦，阴植党类，规权遂私，而一时倖进之士，皆挠节从之，互相推奖，日夜汲汲，如狂卒之收利权，揽兵柄，肆行于顺宗之朝，若无人然。非宪宗监国，相继贬黜，其祸将不知其所终矣。用人者其慎之。

 唐 纪

    <h2>宪　宗</h2>


    宪宗皇帝，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原文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直解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拒命，心甚不平，因与宰相杜黄裳计议，思有以处之。黄裳对说：“人主制驭天下之大柄有二，威、福而已。威福之柄在上则治，在下则乱。德宗初年，承肃、代之后，也有意振作，只因经奉天之乱，忧患相仍，恐一有处分，或生他变，乃务为姑息之政。各镇节度使见任在生前，并不别有除授更换，只待他有事故乃遣中使往彼军中访察众情，要立何人为帅，即因而授之。中使或受大将贿赂，归而称道之，说其人得众心可为主帅，朝廷即不问可否，降旄钺与之，未尝有出自朝廷本意者。如此，则威福之柄皆在于下，朝廷不能主张，纪纲安得不堕，藩镇安得不横。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及今日人心观望之时，独奋乾刚，稍立法度，裁制藩镇，使天下悚然知明主在上，无敢僭越，然后耳目新而心志定，天下可得而治也。”宪宗深以其言为是。是时西蜀刘辟正阻兵拒命，宪宗欲讨之，而群议未定，及闻黄裳之言，始决意用兵讨辟，卒至平蜀，而淮、蔡、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亦以次威服，皆黄裳之言启之也。按姑息之政，不独德宗，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代宗已然矣。当时建议之臣亦有言者，而二君皆不能听。宪宗一闻黄裳之言即断然排群议而用之，其后淮、蔡用兵又专委裴度，卒收成功。然则用谋善断，信非明主不能也。


    原文　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序，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功，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食，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直解　衡，是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宪宗初年，锐于有为，因与宰相论说：“自古帝王所务不同，或不惮勤劳，亲理庶政，或端拱于上，无所作为，其劳逸不同如此。然其间亦各有得失，未能尽善，不知何为而可？”杜黄裳对说：“王者一身，上则承天地宗庙之重，下则抚百姓四夷之广，一日万机，固当早夜忧勤，不可自图暇逸。然君上臣下自有定分，大纲小纪自有次序，人君亦惟操居上之体，总其大纲而已。诚能虚心鉴别，慎选天下贤才分任其职，而又随事考成之，于称职而有功的，则加之以赏，不称职而有罪的，则加之以刑。选用既公，赏刑又信，则人有所劝惩，谁不各尽其力，凡君所欲为者，又何有不得者哉！是以明主始而求贤则甚劳，终而得人则甚逸。虞舜所以任用五臣，无为而天下治者，正以此也。若夫簿书期会，以至刑狱市井，一应烦细的事，所司各有任其责者，非人主所宜亲理也。昔者秦始皇每日省览文书都有课程，以衡石称之，限以斤数，若课程未完，不肯止息。魏明帝亲至尚书省按行其事。隋文帝临朝每至日昃，卫士不得休息，往往传餐而食。此三君者或乱或亡，皆无益于当时，见讥于后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正因不能用人而喜于自用，失上下之分，昧纪纲之序，所务非其道故也。且夫人主不患事之不理，患不能推诚以任人；人臣不患不任事，患不能竭忠以事君。苟上不推诚而疑其下，下不竭忠而欺其上，则堂陛且不相孚，政事岂能修举，纵日勤劳于上，亦徒敝精神耳，将以求治不亦难乎！”于是宪宗深然其言。盖黄裳知宪宗锐于求治，恐不得其要，故以任贤之道告之。又欲其鉴德宗之猜疑，故终之以推诚之说要之，帝王致治之道，实不外此。


    原文　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直解　元和二年，宪宗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一闻简命，感而泣下，与中书舍人裴垍说：“吉甫自贞元七年以罪贬谪，流落江、淮之间，今十五年矣。自分弃捐，无所复冀，乃一旦遭际圣明拔之罪废之中，擢居宰相之位，蒙恩至此，无可报称。思所以仰答知遇者，惟在进用贤才，使众职毕举，庶几称塞其万一耳。然而久居疏远，于朝廷后进之士相知者少，无凭荐举。君素留意人材，藻见精确，愿举所知，尽为我言之。”垍因取笔书三十余人，吉甫皆藏记之，以次推举，数月之间，三十余人选用殆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所用为得人。盖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宰相为天下择庶官。《大学》称：“大臣之休休，能保子孙黎民者，亦惟在荐贤而已。”吉甫为相，首以此为急务，虚心访用，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可谓知为相之体矣。


    原文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锜实无行意，屡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冬十月，左右执锜，械送京师。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辇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直解　夏，即今宁夏地方。镇海，即今镇江府。宪宗初年，裁制藩镇，不事姑息。其时杨惠林反于夏绥，兵马使斩之。刘辟反于蜀，高崇文擒之。两镇既平，朝廷威令始行。各藩镇平素跋扈，抗拒朝命的，始知危惧，都上表求请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最称强梁，亦不自安，求入朝，宪宗许之，遣中使慰抚，而令王澹署掌留务。然锜本无行意，见朝廷解其军务，心益不平，乃屡次上表称疾，请至岁终入朝。宪宗与宰相计议，武元衡对说：“陛下行政之初，四海观望所系，若使锜求朝入朝，求止便得止，则行止皆在于锜，朝廷不能主张，将何以号令四海乎！”宪宗以其言为是，乃下诏宣李锜入朝。锜前此本无行意，只是说谎支吾，至此情见计穷，遂令军士杀王澹以胁中使，因发兵谋反。冬，十月，锜将张子良等知锜必败，举兵缚锜，械送京师。有司籍没锜家财，输解来京。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疏说：“李锜僭侈多无度，剥削浙西等处六州百姓之财，以富其家。陛下恶其害民，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京师，是徒利其所有，非朝廷振肃纪纲之意，恐远近从此失望。愿即以逆人资财，还赐浙西百姓，当今年租赋，使天下知朝廷不重货财，且以慰百姓之望。”宪宗见其疏，称叹久之，即从其言。按唐自代、德以来，尚姑息而悦货财，威不行于节帅，惠不及于穷民久矣。宪宗鉴于覆辙，一听元衡之言，则李锜就缚，再从垍、绛之请，则六州复苏，中兴事业，此其肇端矣！


    原文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遵道贵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如是，则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绅。”


    直解　绅，是大带之垂者，欲其言不忘，故书之于绅。宪宗一日问于翰林学士李绛说：“我祖宗时如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之治，可谓极盛，朕甚慕之。今欲庶几比隆于二祖之道德风烈，不知何为而可以至此乎？”此宪宗有志于法祖致治也。绛对说：“二祖所以开创鸿业者，只有两端：修身、用贤而已。陛下诚能正身励己，不溺于怠荒，体道尚德，不杂于功利。修身既如此之纯，又鉴别贤否，于邪佞者远之，忠直者进之。与大臣讲求理道，敬而且信，不使小人参于其间；与贤者朝夕游处，亲而有礼，不使不肖者与于其侧。用贤又如此之专，则所行无非正道，所闻无非正言，所游无非正人，道德风烈既可配合祖宗，号称中兴之主矣。去贞观、开元之盛，夫何远之有！”宪宗感其言，乃叹说：“美哉斯言！真致治之要道，朕将书之于绅，佩服不忘也。”夫宪宗志在法祖，而绛以修身用贤告之，可谓切至之语。然自古圣帝明主所以创业守成，致太平之盛者，举不外此。图治者所当留意也。


    原文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繇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直解　初，德宗性多猜忌，常恐臣下欺之，不肯委任宰相，虽天下琐细的事务，也都自家裁决。以此大臣日益疏远，那奸邪之徒如裴延龄辈因得以乘机用事，而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矣。宪宗在藩邸时已备知其故，心甚非之。及即位，痛鉴此弊，首以亲贤为急，选擢宰相，推诚委任之。尝与宰相裴垍等说：“我祖宗致治，未有不须贤臣而成者，虽以太宗、玄宗这等明圣，当时亦藉房、杜、姚、宋诸臣辅佐，乃成贞观、开元之治，况如朕薄德，不及先圣万倍，所望于卿等者不尤切乎！卿等宜同心辅弼，以匡朕之不逮可以。”垍感宪宗知遇之厚，亦竭诚辅佐，惟恐有负上恩。宪宗尝问垍：“为治之要，何者为先？”垍对说：“君者天下之主，心者一身之主，心不正，何以正身，身不正，何以正天下。故必寡嗜欲，端好恶，先正其心，则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自此而推之。为治之要，信无先于此也。”夫人君非任相无以理万机，非正心无以宰万化，二者帝王之切务也。宪宗临御之初，即能推诚任相，几致太平，可谓知先务矣。而及其晚节，复信匪人以亏成业，则正心之学未讲耳。此纯心所以为用贤之本欤。


    原文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直解　京兆判司，是京府佐贰官。眼不见叫做盲。宪宗之时，裴垍为相，至公无私。史臣记其事说道，垍为人禀性刚方，其器量格局严峻整齐，不为世俗依阿之态，所以人见之莫不敬惮，无敢以私意干请于前者。曾有一故旧，特从远方来谒。垍念其平生，凡资助供给皆从优厚，与之从容款曲，不失故人之情。其人见裴垍待之厚，遂乘间求为京兆判司之官。垍回答说：“京兆判司，乃是朝廷的官，不是宰相可私与人的，故必才干相称乃可居之。今公之才称不得这个官，我为宰相当为官择人，岂敢以故人私情伤了朝廷公道。倘后日有等瞎宰相，认不得人的，或有曲意怜公者，公他日不妨得此官。若垍今在位，断乎其不可也。”夫宰相之职全在用人，而心之公私则用人之当否系焉，故理乱之所关也。诚能至公无私，惟才是使，虽不避亲故，无害于公。若一从干请，则倖门遂启，虽公亦私矣。如垍者真可谓有唐之贤相也。


    原文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直解　唐制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稽勘文书，分理省事。江、淮，即今南直隶等处。二浙，即今浙江之东西。荆、湖、襄、鄂，即今湖广荆南等处一带地方。宣慰使，是安慰百姓的官。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久旱，百姓大饥，宪宗闻而悯之，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分道赈济。敬等将行，宪宗特召至御前面戒，谕之说：“朕性本俭约，凡宫中自奉就是用一匹绢，也都登记其数，以便查考，不敢妄费。惟赒济百姓，则费用虽多，益所不计。盖自奉惟恐其过侈，惠民惟恐其不周也。卿等须要体朕之意，悉心区处，使百姓每困于饥馑的，都得以均沾实惠，如朕亲去赈济一般，庶几不负任使，慎勿学那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昔年宣慰江淮，只是饮酒游山，全不以民命为念也。”夫君民本同一体，民之困苦譬如疾痛在身，人君未有不欲济者。惟是奉行之人，或苟且塞责，因而侵渔，或牵制文法，惮于多费，故虽蠲恤之诏累下，慰抚之使屡出，而民卒不被其泽也。宪宗戒谕敬等，可谓深知民瘼矣。而于潘孟阳辈不加显罚，则亦何足以示警哉！为君上者宜加意焉。


    原文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繇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未可轻议也。”


    直解　唐自代、德以来，河北诸镇恃强结党，蔑视朝廷，节度使一故，其子即总领军务，因而世袭，朝廷并不得自除一人，其弊久矣。宪宗思裁制藩镇，以为必革此弊，庶可振肃纪纲。适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欲乘此机会朝廷自除节帅，不许其子承宗替袭，若不从命即兴兵讨之。谋于大臣，裴垍谏说：“今之藩镇虽均为强梗，然其间亦有功罪不同，朝廷宜稍加分别，以服其心。昔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称王，最是跋扈不恭。王士真之父王武俊，曾与李抱真破朱滔，可谓有功于国。论罪则淄青当削，论功则成德可原。然陛下前已许纳子师道承袭，今独夺了承宗，是赦有罪诛有功，沮顺劝逆，背违常理，彼必执以为辞不肯心服，反伤朝廷威重，不可不慎也。”繇是议久不决。宪宗又与翰林诸学士计议，李绛对说：“河北久肆强梁，不遵朝廷声教，有人心者谁不愤叹，思一举而灭之。然臣熟思今日时势，恐取之亦未易能也。盖成德军自王武俊传与士真，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以为当然，不知其为非矣。况承宗父死之后，业已总领军务，为士心所戴，一旦夺而易之，恐未必便肯奉诏，那时国体所关，不得不调兵征讨。而范阳、魏博、易定、淄青诸镇，皆以地相传，与成德一体。彼见成德另除节帅，必恶伤其类，内不自安，外假讨罪之名，以糜爵赏，而实则按兵玩寇，阴为党助，胜负未定，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按垍、绛之论，皆老成谋国，曲中事情。然以朝廷节钺之臣，数十年不得自除一人，虽英明如宪宗，犹动多掣肘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代、德之姑息，固有以酿成之矣。有天下者慎毋狃目前之安，而贻子孙以难制之患哉！


    原文　时吴少诚病甚，李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愿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


    直解　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镇、冀、申、蔡，是四州名。镇、冀，即成德王承宗所据地方。申、蔡，即淮西吴少诚所据地方。宪宗前欲用兵河北以讨承宗，因大臣谏阻，议尚未决，时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甚，李绛等见河北难图，不如先取淮西为便，乃上疏，说：“少诚病甚，势必不起。臣观淮西事体与河北诸镇不同，河北四镇都是贼境，蟠结婚姻，互相党助，所以未可轻议。若淮西则四旁皆我国家州县，不与贼为邻，其势孤立，无党援相助，前此特忌少诚之强耳。今少诚已不起，朝廷乘其子之未袭，命一将帅往镇之，正在此时。万一不从，即可声其拒命之罪，兴师征讨。彼势孤力弱，克之必易，非若河北之难也。愿陛下舍成德难图之策，曲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就淮西易成之谋，坐行机宜，必得申、蔡之利，计无便于此者。不然，舍易图难，势既不可，二役并举，力又不能，岂不两失之乎？”按藩镇之患，河北为甚，而绛等欲先取淮西者，以为淮西一定，则河北破胆，可不烦兵而服耳。卒之元济就擒，而承宗亦献地质子，归命恐后。绛等之言，无弗验焉。老成之谋国，固如此。


    原文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直解　元和五年，此时宪宗留心治理，每遇军国重大事情，必召见翰林众学士与之谋议，以此国事得失，皆得上闻。间尝经过一月，不赐召对学士，李绛恐上下从此间隔，因奏说：“朝政或有关失，为大臣的但知保守禄位，不敢直谏；小臣的但知畏避罪责，不敢进言。若此者甚非国家之福。昔管仲佐齐桓公图霸，曾有这两句说话，以为妨害霸业莫此为甚。今臣等享着朝廷大俸大禄，饱食终日，不出一言，自为一身之计则诚得矣，其如壅蔽聪明，耽误国事何哉！”宪宗闻说感悟，随有诏旨，宣翰林众学士于次日赴便殿奏对，令其指陈军国大事，一如平时焉。按持禄、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在于此。盖忠臣心在国家，故义所当言，虽万钟不顾，九死不回，岂肯持禄畏罪，以误朝廷。惟奸佞小人，富贵身家之念重，所以缄默苟容，一言不敢发，其弊至于欺君误国，皆繇此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于犯颜敢谏者，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而尊信之，于阿意顺旨者，察其持禄、畏罪之状而黜远之，庶于纳谏之中，兼得观人之术矣。


    原文　翰林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财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直解　河湟，即今陕西、甘肃等处地方。左袵，是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叫左袵。此时宪宗见得府库空虚，颇务蓄聚财货。翰林学士李绛只道宪宗取供私用，尝从容规谏，劝上莫要积财。宪宗说：“朕今聚财不为私用，但念国家重镇如两河、河湟都是我祖宗疆宇，今河东、河北数十州郡都为强臣所据，朝廷政令久不奉行，河、湟一带地方，连接数千里都为吐蕃所侵，中国衣冠尽陷左袵。疆宇分崩一至于此，祖宗在天之灵，亦以为羞。朕因此昼夜思惟，要为我祖宗除凶雪耻。怎奈仓库匮乏，财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积钱粮，预备兵食，其意良为此耳。不然，朕宫中饮膳服御一切用度，极其俭薄，分毫不敢华奢，多藏财货要他何用乎！”大抵人主所不宜聚财者，只嫌于重敛而妄费耳。若征输有额，制用有经，下不病民，上不损国，即聚财庸何伤乎！宪宗俭于宫中之费，急于军国之需，可谓知用财之大计矣，而李绛犹惓惓谏止之，况可加额外之征，以供无名之费哉！


    原文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直解　是时官员冗滥，宰相李吉甫奏言：“自汉以来，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凡一十三代，若论设官众多，莫有如我唐朝者。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起，处处屯兵，见今实在可以数计的约有八十余万，其余有做商贾的、有做僧道的，总计不耕而食的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六，那吃受辛苦种地纳租的人才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劳苦筋骨的人奉养那七分不耕不种，坐待衣食之辈也。即今在京在外官员以租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一万员名。天下县分才只有二百余县，其间又有那地方窄狭去处，止可做一县之地，或即升而为州，有那人民稀少去处，止够的一乡之民，或即建而为县。如此者甚多。以这二百余县供给那一万余官，租税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请敕有司将今内外官员某项该减省，某项该存留，一一参详更订废置。如吏员冗滥，可以裁省的则裁省之；州县狭小，可以归并的则归并之；那杂流异道，非正涂入仕的，可减革者则减革之，庶乎官无冗员，民不重困。”于是宪宗依从其言，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公同参详定拟其废置之数焉。按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议定文武职官，总计六百四十员，以宪宗时较之不啻增多十倍矣。盖国初吏能其官，百废修举，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后来吏怠其职，百弊丛生，所以事多而官亦多。故欲省费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然事无难省，能随事考成，则事皆奏效，而自不烦。官亦无难省者，能为官择材，则官皆得人，而自不冗。此又切要之论，李吉甫所未详也。


    原文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绛恶其为人，出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上曰：“朕谙李绛必不尔。”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后相识，情于何有！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当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直解　京兆尹，即今之府尹。鄜，即今陕西鄜州。坊，即今鄜州所属中部县。同榜进士，叫做同年。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见内侍吐突承璀为宪宗所宠用，遂屈节事之，极其谄媚。李绛恶义方为人，不欲使在朝列，乃出之为鄜坊观察以远之。义方入朝谢恩，因在宪宗面前谮说：“李绛私厚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宪宗说：“朕素知李绛公正，必不如此。”明日，宪宗诘问李绛说：“人于同年，固有情分乎？”绛对说：“人必平阶交深而后有情。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素非知识，一旦偶同科第，登科而后识之，何情之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之职在于用人，必量其才之短长授以任之大小。若其人果才，足以办天下之事，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不避嫌疑而用之，况同年之疏远者乎！若知其才有可用，徒以迹涉亲故避嫌而弃之，使在己幸逃于物议，而国家不免于乏才，是乃私便其身图，而昧于徇公之大义，臣不敢也。”于是宪宗益信绛之无私，乃说：“卿言甚善。”遂趣义方之官。大抵人才甚难，幸有之，常患宰相之不知。宰相幸知之，又以避嫌之故而不用，则天下事谁当为者。此古人所以不避亲也。然必如李绛之无私，而后能不计毁誉，必如宪宗之信绛，而后能不惑谗言，斯亦一时君臣之盛矣。


    原文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直解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泾、陇，二州名，在今陕西平凉府地方。元和七年三月，宪宗退朝，御延英便殿，宰相随侍，李吉甫从容奏说：“人主常患天下不得太平，以为忧虑。今国家西平刘辟，东擒李锜，干戈宁靖。天下既已太平了，陛下宜及时行乐，不必过为忧劳。”李绛面折吉甫说道：“如今天下比汉文帝时如何？昔文帝时，匈奴和亲，休兵罢战，兵不带血，刀剑之类皆以木为之，不施锋刃，百姓安乐，家家给于资财，人人足于衣食，是何等治安。当时其臣贾谊尚以为忧，比说天下事势，如人堆积柴薪厝火于中，而寝卧其上，火未及燃，遂谓之安，有时而发，则祸不可救，至为之恸哭流涕。盖忧治世而危明主，忠臣之设心固宜如此也。当今河南、河北一带地方，多为强臣所据，朝廷法度号令所不能制者，不下五十余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与我泾陇二州接近，屡次传报烽火，惊扰边疆。又加以水旱为灾，年年饥馑，仓廪积蓄在在空虚，较之汉文帝时不及甚远。臣窃谓此时，陛下正当未明求衣，日晏忘食，与臣等兢兢业业，思量修举法令，整搠兵马，储积钱粮，以振中兴之业，岂得谓之太平无事，而遽为逸乐之事哉！”宪宗闻李绛之言，欣然而喜说：“朕意原是如此，卿所言者正与朕意相合也。”退还宫中因谕左右说：“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专要奉承朕意，取朕喜悦，甚非宰相之体。如李绛者，事事尽言，忠诚正直，乃真宰相也。”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不能知人。宪宗鄙吉甫之谄媚，鉴李绛之忠诚，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于吉甫则狎昵之，而不加黜逐，于李绛虽敬礼之，而信任不终，则岂能尽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见贤要在能用，见不贤要在能退，不独贵于知之而已。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纪纲废弛，法度陵夷，奸轨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未有甚于此时者。不知何故乃至于此？”李吉甫对说：“天下事至广，本非人主一人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政事不理，实繇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


    原文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直解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原文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佑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直解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佑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佑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荡荡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任相者当辨之。


    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直解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盖谓之朋党，则是彼此要结，相济为非，以坏国家之事。言之殊可痛恶，足以动人主之听。及寻问其实，则又无迹可求，易于罗织。此所以必指朋党以害之，正小人之巧于为计者也。昔东汉桓、灵之世，凡天下贤人君子，如李膺、杜密辈，曹节、王甫等皆指为党人而禁锢之，相继死徙者数百人，遂使朝政陵夷，人心离散，黄巾诸贼一时并起，而国亡矣。往事昭昭，可为明鉴。故凡为朋党之言者，都是小人欲害善人的说话。愿陛下以东汉时为戒，深加体察，勿宜轻信，以蹈亡国之辙也。且夫君子与小人，各以类聚，故君子与君子，心一道同，自然相合，原不谓之党，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夫自古盛时，必藉君子满朝同心共济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小人用事，非尽去君子，不足以便其私图，而快其心志，故往往借朋党之名以尽除之。不知君子既去，则国亦随灭，小人未有不受其祸者，亦何益哉！东汉之主，不能深察以及于亡。其后唐又不能鉴汉，宋又不能鉴唐，皆以朋党二字，失人心而蹙国祚，若出一辙。此万世人君所当时时加察也。


    原文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直解　恒、郓，都是藩镇名。恒，即今北直隶真定府地方。郓，即今山东东平府地方。中丞，是官名，即今左右副都尉史也。此时吴元济窃据淮西，不奉天子的命令，朝廷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分督诸道兵马讨之。元济势孤力弱，因遣使，一求救于恒州节度使王承宗，一求救于郓州节度使李师道，这两人与吴元济同是叛臣，声势相倚，因其求救乃屡次上表奏请罢兵，以赦元济之罪。宪宗知其党护，不肯听从。但此时各路兵马招讨淮西者暴露日久，未有成功，进止莫决。乃于其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往淮西诸军营宣布朝命，安慰军心，因而体察用兵形势，酌定机宜。裴度到彼，见得贼势孤弱，回至朝中，奏言淮西地方断然可取之状，且说：“臣遍观诸将中若李光颜者，材力骁勇，况又晓知忠君报国大义，必能挺身破贼，建立奇功，陛下不可更怀疑心，失此机会也。”宪宗闻言喜悦，遂决意讨贼，自后纷纷罢兵之议，都不能入矣。自古人君戡定祸乱，必有谋臣决胜于内，而后将臣乃能成功于外。今观察宪宗时，元济强梁不臣，恒、郓又党恶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势，决策用兵，其时师老无功，鲜不中止。然则人君欲决大疑，平大难者，非得忠谋之佐，恶能不惑于群言。


    原文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上以裴度为知人。


    直解　时曲，在今河南商水县地方。宪宗讨淮西，久未有功，又各处盗贼窃发，人情危惧，群臣多言罢兵为便。考功员外、知制诰韩愈，恐宪宗惑于人言，而弃垂成之功，乃上疏说：“臣观淮西一镇总其所据之地，不过申、光、蔡三小州，其力甚微，兼之连年用兵，民穷财尽。以残弊困剧之余，而当诸道合攻之力，势必不能久支，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之心，断与不断而已。诚能断自圣衷，不摇群议，则指日可以收功；若狐疑不断，使将士阻气，逗遛观望，则事之成败未可知也。”此时宪宗锐意讨贼，已知愈言为是，又李光颜适差人奏捷说，大败淮西兵于时曲。宪宗因裴度独许光颜成功，于是深以裴度为知人，而讨贼之意益决矣。按淮西之役，外则李师道辈恶伤其类，多方挠阻，内则韩弘等欲倚贼自重，不愿速平，故使垂成之功，几于中废。非宪宗独断于上，专倚裴度，则腹心之疾，何时而除哉！韩愈断之一言，系于国体甚大，真救时之药石也。


    原文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直解　度，是裴度。宪宗前用裴度之言，增兵淮西征讨吴元济时，恒州藩镇王承宗、郓州藩镇李师道与元济事同一体，因而内不自安，互相煽乱，于是人情洶惧，议论纷纭，或有请罢去裴度的官职，以安恒、郓反侧之心者。宪宗发怒说道：“今强藩拒命，蔑视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听其胁制，罢去度官，则奸计得成，大权旁落，从此朝廷之上，用舍进退，皆当受制于彼，无复纪纲之存矣。我今专用裴度一人，足破恒、郓二贼，岂可罢黜忠良，反为二贼报怨乎！”乃于是年十二月乙丑，进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济反叛，譬如人有腹心之疾，势不得不除其患。且朝廷既已发兵讨贼，两河诸镇，平素强梁不服的，都看朝廷这番举动以为向背。若平得淮西，则诸镇群然慑服；平不得淮西，则诸镇将益肆凭陵，无复忌惮。此其关系不小，不可畏难而中止也。”于是宪宗以裴度之言为然，将用兵之事尽委裴度，令其悉心区处。繇是大议始决，而发兵讨贼，愈加严急矣。尝考汉景帝时晁错议削七国，七国反因以诛错为名；今裴度议讨淮西，淮西构兵遂以罢度官为请。盖强宗悍将，迫胁君父，仇害谋臣，往往如此。然景帝听人言以诛错，而七国之势愈张，宪宗不听人言罢度，而三镇之祸随息，则二君之识量大小相去远矣。人主欲计安国家，慎毋弃任事之臣，以快奸人之愤也哉！


    原文　六月，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直解　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地方。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领兵攻讨淮西，与吴元济战于铁城。霞寓大败，官军杀伤殆尽，霞寓脱走，仅免其一身而已。那时朝廷议论，皆以为淮西为不可取。中外人心方在危疑，及闻霞寓军败，莫不惊骇错愕，争欲息兵。只有宪宗与裴度之见相合，决意讨贼，不为群议所挠。会宰相李逢吉等入见宪宗，将劝上暂罢征讨，以安人心。宪宗说：“输赢胜败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要我这里庙谟审定，将士用命，何愁贼不能平，岂得以一将失利，便仓皇失措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讨贼愈急。群臣知宪宗意不可回，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大抵议天下之事者，惟相其时之权宜，审其势之缓急，而主之以果确之志，则事无不成。宪宗之讨淮西，群臣阻之矣，宰相阻之矣，重以大将之挫败，中外人情之汹汹，而宪宗持之愈坚，略而不为动，则所筹于时势者甚熟，而其志甚果也。此可为处大事者之法。


    原文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六月，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


    直解　吴房，是县名，属蔡州地方。往亡，是不吉的日辰。淮西之乱，自元和九年发诸军征讨，至是四年，尚未能克。百姓经年运粮不胜疲劳，甚至牛不得耕，却用驴去耕田者。宪宗见得久妨农事，颇亦患之，因问计于宰相。于时李逢吉等争言，大兵久顿于外，财用困竭，意欲暂且罢兵，休息百姓。独有裴度默然无言。宪宗怪问其故，裴度对说：“吴元济悖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仇，讨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请自往战，一决胜负，宁与此贼俱死，誓不与此贼并生。臣观此贼兵力寡弱，势实穷蹙，一战可擒。但诸将互相观望，心志不一，不肯并力向前，故彼此相持，未即降服耳。若臣亲至行营，身自督战，诸将恐臣夺其功，必然并力争进，破贼不难矣。”宪宗喜悦，乃于是年六月，加升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令其前去总督军务。裴度受命将行，面辞宪宗说：“臣此行若擒得元济，则班师奏凯，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济尚存，则委命捐躯，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因其言词激烈，不觉恻然动念，为之流涕。于此见当时君臣相与之情，臣不忍负君，君亦不忍舍臣也。时诸将闻裴度出朝，果皆奋勇争先。唐、邓节度使李愬以吴房系蔡州的要路，将进兵攻之，众将都劝止，说今日乃往亡之日，不利进兵。李愬说：“兵法有常有变，我今兵少，不足以战，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以今日往亡，道是兵家忌讳之日，定不防我，我却乘其不意而击之，可以取胜也。”遂率兵径进，吴房果不设备，因攻破其外城，斩首一千余级而还。夫诸将顿兵淮西，四载无功，裴度一出，随有吴房之捷。于此见天下之事，不倡率则众力不前，不振作则众心不奋，而其机又在人主委任责成于上，然后计议得毕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宪宗之于裴度，具可为万世法矣。


    原文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拒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之，槛送京师，不戮一人，屯于鞠场，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直解　洄曲，即时曲地方。槛，是囚车。鞠场，是球场。櫜，是箭筒。鞬，是弓袋。这一段是记李愬克蔡州，擒吴元济的事。李愬见淮、蔡精兵皆在外拒守，州城空虚，乃乘雪夜袭之，引兵直抵城下，破了蔡州城。元济犹坚守内城以拒敌官兵。淮西宿将董重质，是元济的谋主，统精兵万余在洄曲拒守。李愬说：“元济势已穷蹙，独守孤城，他只指望董重质来救耳。乃访重质家属在州城者，厚抚恤之。因作一书与重质，开示祸福，遣重质之子传道持往谕之。重质见书，知州城已破，即弃了兵甲，单骑赴李愬投降。元济外救已绝，乃于城上叩首请罪乞哀。李愬着他用梯子下来，以槛车囚之，解送京师。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李愬皆慰抚之，官吏尽复其职，不杀一人，屯兵鞠场，以待裴度。此时度为主帅，愬执军中之礼，戎服披执带櫜鞬出迎，拜于路左。裴度以李愬功高，不欲当此礼，将引车避之。愬说：“蔡人自叛乱以来，习成顽悖，不识上下名分，数十年矣。愬今所行，正是上下相接之礼。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体统，不可假借，益见朝廷之尊。”度以其言为当，乃受之。按淮西恃强跋扈已数十年，其风俗犷戾甚于蛮夷，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而后克。人知度、愬诸人同心戮力之所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


    原文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斗杀，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直解　牙兵，是帐下亲兵。偶语，是两人相对说话。裴度既平淮、蔡，因将蔡州降卒收在帐下用为亲兵。或有人谏裴度：“蔡人虽云降服，其间阴怀异志反侧不安者，尚多有之，当加意提备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说：“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为彰义军节度使，讨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恶吴元济一人而已。首恶既擒，其余胁从之人，归服于我者就是我部下的人了，我自当待之如一家，亲之如一体，又何必分别彼此，而过生猜疑乎！”于是蔡人闻度此言，无不感泣。盖当是时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闻其言，众心始得宁帖，所以感激而至于垂泣也。又前此吴元济父子悖逆相承，拥兵拒命，禁止蔡人涂间不得聚谈，夜里不得举烛，或有备办酒食相过往追随者，其罪至死。数十年间，蔡人摇首动足惟恐犯法，一向不得安生。裴度既至，除去烦苛，更下宽令，但只禁止盗贼行劫，及斗殴杀人重犯，其余一切罪过，悉置不理。百姓每有相往来的，聚散早晚各随其便，不限昼夜，于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间有此安乐，感戴裴度真如父母矣。繇此二事而观，可见御众莫要于推诚，安民莫先于宽大。盖众志方危，我猜疑则彼益摇惑；民生方蹙，上严急则下益愁苦。惟当其摇惑之际而推诚以镇之，则众之附我也必坚；乘其愁苦之余而宽大以抚之，则众之德我也必厚。《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即帝王之治亦有然者，岂但为将相者所当知哉！


    原文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繇是有宠。八月，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直解　宪宗即位以来，日夜忧勤，思雪祖宗之耻，颇为励精。及是淮西既平，便觉志意盈满，日渐矜骄奢侈，好兴土木，无复昔时勤俭之意矣。时有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两人都是管钱粮的官，晓得宪宗意思，欲有所逞，而用度不足，乃专事掊剋，时时进奉羡余银两，以充其费，欲以自结于上。宪宗见两人投其所欲，果甚喜悦，繇是大有宠幸。八月，镈以户部侍郎、异升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度支转运使如故。诏下之日，满朝百官及四野的小民，见两人素望极轻，一旦用做宰相，无不骇愕。至于街市上负贩做小买卖的人，也都嗤笑之，其不惬于众论如此。夫古之明君，所以久安长治者，惟其功愈盛而志愈惕，小人不得乘间而窃用故也。宪宗穷四年之力，仅平三小州，不思河北之未臣，吐蕃之寇掠，尚属可虑，而逸欲一生，使小人遂得窥见其意而入之。以十年之忧勤而不胜其一念之骄侈，以众贤之戮力，而不胜其两小人之逢迎，卒使前功尽隳，身且不保，良可慨已。处四海无虞之日者，其深鉴之。


    原文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隳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裴度为朋党，不之省，繇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山人柳泌能合长生药。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直解　是时宪宗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这两人都是邪佞小人，裴度羞与同在相位，因进谏不从，上表求自退避。宪宗不许，裴度乃复上疏，奏说：“天下治乱，其本全系朝廷，朝廷轻重又在辅相，辅相得人，则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辅相非人则朝廷轻辱而天下乱，治乱之机所关甚重，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轻辱朝廷，此何足惜。所可惜者，强藩悍将，如两河诸镇为患已久。今吴元济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继归服，河北幸已安宁；王承宗上表献德隶二州，拱手纳地；韩弘奉诏讨李师道，扶病出兵。似这等奉顺朝廷，岂是朝廷之上徒以威力压服，能制其死，而使之不敢违哉？直以生杀予夺，正大公平，一切处置事理成中机宜，能使强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耳。陛下劳心焦思建此升平之业，以大势而论，十已八九，正当兢兢业业，尽善尽美，图维有终，何忍宠昵小人，将垂成大业旋自隳坏，使四方将吏见朝廷举措如此，离心解体，不复有臂指相使之势，岂不可为痛惜者哉！”疏上，宪宗反以裴度为朋党，不览其奏。繇是皇甫镈愈益恣肆，无所忌惮。程异自知不为众论所容，颇能廉谨谦退，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干预事权，故后来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而死，而程异仅得免于其祸，然已无救于国家之败矣。宪宗晚年又喜好神仙，诏天下访求方士通晓仙术者。宗正卿李道古欲谄媚求容，乃荐举山人柳泌，说他能合长生药，服之可以延年益寿。宪宗信以为然，诏柳泌居兴唐观中烧炼药饵。其后宪宗服其金丹，躁渴举发而崩，柳泌杖杀，诸方士皆流岭表，然亦不能赎其罔上之罪矣。夫国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宪宗轻用匪人，至隳成功而不恤；异端至虚诞者，莫如求仙，而宪宗轻信邪术，至蹙大命而不疑，是非镈异之奸，柳泌之妄能惑宪宗也，繇宪宗之惑于利欲焉耳。使其能养德于虚明，持志于静定，虽有奸妄之徒，何自而入哉！此明主所当知也。


    原文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繇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悃，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愈为潮州刺史。


    直解　潮州，即今广东潮州府。宪宗末年，崇信邪术，小人希宠者争以异端迎合上意。于是有言陕西凤翔府法门寺塔中有佛指骨，二十年一开，开则岁丰民安者。德宗听信其言，遣内使往迎其骨，至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师。宪宗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乃遍送诸寺，令其转相顶礼。于是上自王公，下至士民，都去争先瞻奉，舍施钱财，唯恐不及，甚有倾竭资产以充布施者，有然香于臂膊及顶上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见得蠹财惑众，乃上表切谏，说道：“我中华地方，以礼乐教化为俗，本无有佛。佛者乃是夷狄教门中之一法，其大意只要以祸福之说，怂动愚俗耳。臣尝考之上古，自黄帝、尧、舜，以至禹、汤、文、武，这许多圣帝明王都享有寿考，多者百数十岁，其次百余岁，国运久长，百姓安乐。当此之时，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才得福也。汉明帝时始听信邪说，遣人到天竺迎取佛书，于是佛教始入中国。然汉自明帝而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齐、梁、陈、元魏而下，奉佛之礼渐加恭谨，计其享国多者十数年，少则三、五载，年代转益短促。唯梁武帝在位颇久，然四十八年之间前后舍身三次，以天子之贵为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后竟为贼臣侯景所逼，断其饮食，饿死台城，国亦随灭。原其奉佛之心，本为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祸，以此看来，作祸造福，全不繇佛，佛教虚妄不足凭信，其理昭然从可知矣。但百姓愚下懵懂，其心易于煽惑，而难于晓悟。彼但见陛下敬信佛教如此，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奉佛，况我等微贱小人，尤当加敬顶礼，岂可更爱惜身命，所以弃却本等生理，都去瞻奉舍施，以至竭资产，燃臂顶而不顾也。惑乱愚俗，莫此为甚。乞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断除一世之疑，后代无所流传，可以杜绝将来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举动，远配古圣帝明王，而迥出汉魏六朝庸主万万倍也，岂非至盛美之事哉！设使佛有神灵，能作祸福，臣今排诋其妄，凡有灾咎，宜加臣身，臣请自当其祸焉。”表上，宪宗览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极刑，置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群在上前力争说：“愈言虽狂，发自忠恳，心则无他，宜姑示宽容，以开进言之路。”乃从轻贬愈为潮州刺史。按佛教虚妄，先儒辟之详矣，而深切著明无如此表。盖佛教所以能惑众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寿而恶贫苦。彼以祸福之说动之，故群起而信奉，而自不暇察其理之有无也。韩愈此表历征古之帝王年寿修短，国运久促，全不系于奉佛与否，以见其本无神灵，本不能作祸福。此说出，则彼之虚妄立见，而无所挟以惑众矣，其有功于世教，岂不大哉！明君以正心穷理为学，当三复于斯言。


    原文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繇分也。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繇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繇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繇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淫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繇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

 唐 纪

    <h2>穆　宗</h2>


    穆宗皇帝，名恒，是宪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原文　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士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故每战多败。


    直解　长庆二年春，初，穆宗新即位之时，河南、河北之乱，才得平定，人心尚未帖服，正该养威蓄众，图维善后事宜，以防反侧。宰相萧俛、段文昌虑不及远，便说天下已太平无事了，议欲以渐销兵用省军费，乃请密下诏书，令天下军镇有兵的所在，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为渐次销减之法。那时穆宗方溺于荒淫宴乐，不以国事为意，遂不论可否即从其奏。繇是军士除籍者日众，无所归着，都去山泽中聚而为盗。未几乱果复作。幽州军士囚了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庭凑杀了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两人同时作反，一呼而士卒皆往从之。朝廷下诏调各道兵讨贼，各道兵在籍者既少，都一时仓卒，召募乌合之众。平素既无恩威，又未加训练，谁肯用命，所以每战多败，皆轻议销兵之过也。夫祸乱初定之时，如疾病方痊，恃其已安而遂废药石，则病将复生而不可救矣。唐之销兵何以异此？况兵非土著，散之最难。萧俛等不思所以驭之安之之法，而镘去其籍，是驱坐待衣食之辈，而责之归农，非其情也，其为寇兵之资也，又何怪乎！


    原文　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繇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直解　幽、镇，都是藩名。时朱克融反于幽州，王庭凑反于镇州。朝廷承销兵之后，行伍空虚，乃仓卒募兵征讨。兵既不精，及其遣用将帅，又不假以事权，凡诸将一举一动，必须从禁中授以方略，进退掣肘，不得自专。朝令夕改，事无成算，以致众心眩惑，莫知所从。忽然而行，忽然而止，全不审酌机宜，度量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万之众，声势联络，兵不为不多，而领兵者若裴度为耆德元臣，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知名大将，将不为不良，然而幽、镇二州其众不过万余，大军讨之，屯守经年，竟无成功，徒致财用困竭，民力疲劳，坐受其敝，则繇庙堂之上，辅相不得其人故耳。盖此时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这三人都是庸下凡材，无有深谋远略。魏博牙将史宪诚，既鼓扇众军逼令节度使田布自杀，崔植等不能力赞朝廷讨正其罪，因以宪诚代布，遂将朱克融、王庭凑一并姑息，授以节钺，以克融为平卢节度使、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繇是河朔一带地方，在先朝归顺者复为强臣所有，天下大势既去，迄于唐亡，寸土寸疆不能复取，皆宰相不得其人之故也。夫河朔诸镇，在宪宗朝得裴度诸贤，则叛者服，及穆宗用崔植诸人，则服者叛，相道得失，而国家之理乱因之，所系诚至重矣。然宪宗之用裴度也，言听计从，虽大奸如李逢吉不能阻挠。而穆宗出度于外，反使庸鄙如崔植等得从中制，度亦安得以有为哉！故人君欲尽贤相之用，尤必信任专一而后可。


    原文　五月，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直解　山南东道，即今湖广襄阳等府。邓县，即今邓州地方。吏书作弊，舞弄文法，叫做舞文。长庆三年五月，穆宗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巡行所属，过邓县审录囚犯，适有两个犯罪吏，一个是要钱贪赃的，一个是作弊舞文的。众人私拟公绰素性廉介，赃吏罪重，必然杀犯赃者。公绰判断其案说道：“赃吏贪财，自干法纪，其于国家之法只是犯之而已，却不曾变坏了法度，是法犹在也。若奸吏舞文，则增损律例，改易公私轻重，皆出其手，虚实无从而稽，把国家之法全然变乱了，是法因之而亡也。”于是竟诛舞文者，众人咸服其明。夫国家所以纲纪天下，成画一之治者，恃有法在耳。惟是积胥巨猾，欺公罔上，奸弊百端，主司者或受其愚弄而不能察，或被其把持而不能禁，甚且曲为隐护以自盖其疏虞，于是奸吏接迹，不可胜诛，而法益荡灭矣。然吏之所以敢于乱法者，实皆贪心所使，则诛赃吏亦所以弭奸吏也。欲澄清天下者，宜加意焉。


    原文　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岂得复循其覆辙乎！”


    直解　先是宪宗因服方士柳泌之药，致疾而崩，穆宗即位已将柳泌等杖杀。至长庆四年，诸方士稍又因左右近幸之人干求进用。穆宗志意怠荒，不能惩戒往事，仍又服其金石之药，欲求长生。有处士张皋者上疏，谏说：“人禀血气以生，贵于和平，而忌偏胜。惟能澄神定虑，使本原之地，宁静澹泊，不为情欲所扰，则血气自然和平，而百病不侵。设使恣情纵欲，或耽于声色，或荒于游宴，嗜欲既胜，则血气必致损耗，而疾病斯作矣。人惟致有疾病，所以必须用药攻治，是药本为攻疾而设也。若本无疾病而轻服药饵，反使药力有所偏助，其患立见。君身所系至重，岂可如此。昔先帝听信柳泌妄言，谓服药可得长生，以致躁渴举发，遘病而崩。此陛下所亲见者，正宜惩其既往之失，永为鉴戒，岂得再踵其覆辙乎！”穆宗徒善其言，终不能用也。按神虑澹泊之言，最得养生之理。盖人君一心，众欲交攻，必须爱惜精神，减省思虑，于凡可喜可好之事，泊然如水，一无所动其中，才能培养寿命之原，永绥和平之福。而其要又在讲学勤政，使志意既有所专，然后神虑斯无所杂。未有无所事事而心能澹然者也。明主宜留意焉。

 敬 宗

    敬宗皇帝，名湛，是穆宗长子，在位二年。


    原文　上视朝每晏，左拾遗刘栖楚进言曰：“陛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归。


    直解　穆宗在位四年而崩，其子敬宗即位，昏迷不德，视朝甚迟，百官伺候朝参，废时失事。于是左拾遗刘栖楚面进谏说：“陛下嗣位之初，上承宗庙，下抚万邦，海内人心方颙颙望治之日，正宜兢兢业业，不遑宁宽，虽在夜间犹当披衣待旦，以求治理可也。今乃溺于宴安，嗜好寝卧，耽乐女色，至日晏而后起，甚非励精图治之意。况先帝梓宫在殡，尤人子闻乐不乐之时，而鼓吹日喧，略不为念。美誉未彰于天下，恶声已布于遐方，臣恐如此怠荒，福祚必不久远，关系非细故也。臣叨居谏职，不能补阙救过，何颜立于朝廷，请碎首玉阶以谢旷职之罪。”遂以额叩于龙墀，出血不止。敬宗见其恳切，命中使宣旨慰谕，劝之使归，然终不悟也。卒之敬宗以逸豫灭德，在位二年而亡，栖楚福祚不长之言，于是验矣。可见人君勤政，不惟可以理万机，且使志气清明，精神会聚，一切纵欲伤生之事，自不暇为，亦所以养寿命之原也。周公作《无逸》以励成王，而惓惓以享国修短为言，正是此意。人主宜三复之。


    原文　宝历元年正月，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上优诏答之。


    直解　扆，是御屏。丹，是赤色。宝庆元年正月，时敬宗即位之初，不知保身勤政，每微服出外，游戏行幸，举动无常，所宠昵亲近的都是狎邪小人，蛊惑上心，无所不至。每月视朝不过三两次，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其面者。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因作《丹扆六箴》以献，言人君负扆临朝，所当箴警者有六件事：一曰《宵衣》，说人君于天未明时就当起来着衣，待旦视朝，盖因敬宗视朝太稀，日晏始出，故以此讽谏也；其二曰《正服》，说人君所尚袍服，自有定制，不可崇尚奇丽之饰，盖因敬宗服御乖异，有亵威仪，故以此讽谏也；其三曰《罢献》，说人君所受贡献，自有常额，不可于常额外受人贡献，盖因敬宗征求玩好，有损俭德，故以讽谏也；其四曰《纳诲》，说人君于直言正论当委曲听纳，以示优容，盖因敬宗侮慢忠言，拒而不听，故以此讽谏也；其五曰《辨邪》，说人君于谗谄奸佞当详审辨别，以防蒙蔽，盖因敬宗亲信群小，任之不疑，故以讽也；其六曰《防微》，说人君一身所关甚重，出入举动，当时加戒慎以防不虞，盖因敬宗轻生游幸，履危蹈险，不知戒惧，故以此讽谏也。六箴进上，敬宗优诏褒答，然竟不能从其言也。按此六箴虽均切治理，而《辨邪》一言尤要。盖敬宗以冲年即位，使能尊礼师傅，亲近老成，则心志有所维持，而起居出入自然有常，服御玩好自不及侈矣；惟其有群小之狎，无师保之助，此所以童昏失德，过日积而不自知也。明主当深省于斯。

 文 宗

    文宗皇帝，名昂，是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夏四月，上对柳公权等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


    直解　洗濯衣垢叫做浣。开成二年夏四月，文宗召翰林学士柳公权等，入对于便殿，文宗言及汉文帝恭俭，因举自家袍袖以示众学士说：“朕这袍服已经三次浣濯了，今犹服之，不欲遽弃也。”众学士都称美文宗的俭德，以为过于汉文帝，独柳公权默而无言。文宗问其故，公权对说：“节俭固是美德，然帝王治天下，尚有大道理。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所重者不在财帛，当思官职贵于得人，于贤者则进之，不肖者则退之，忠言不可轻弃，于谏诤之当者从之，有不当者亦容之，恩威不可滥施，于有功者赏之，有非者罚之，则朝廷之上大本克端，天下自然理治，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劳而致矣。这才是帝王的盛节。若区区服浣濯之衣，不过细小末务而已，治天下的大经大法，不系于此，岂可遽以为美而自足哉！”夫节俭，美行也，而公权犹以为非帝王之大德。若恣情纵欲，奢侈败德者，又当何如哉！为人上者可以鉴矣。


    原文　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繇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人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直解　开成四年九月，时文宗崩，武宗即位，首召还袁州长史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见谢恩，因奏说：“人君致治之要，不必他求，只有审察群臣，辨其孰为邪人，孰为正人而已。夫人之邪正不同，其存心制行亦每相反，若使同朝而立，其势必不相容。正人疾恶邪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妒忌正人，亦反指正人为邪，邪正相攻，名实混乱，人主欲从而辨别之，诚甚难矣。然以臣言之，正人持身孤介，譬如木中松柏一般，其节操刚劲，无所倚靠，而挺然独立；邪人则柔佞卑鄙，譬如草中藤萝一般，若非依附他物，必不能引拔而振起也。故正人独行己志，一心事上，耻为和同；而邪人背公植私，交相引援，争为朋党。其人品较然不同，宜无难辨。先帝深知朋党为患，每恨其难去，而所用者若李训、郑注等，又卒皆朋党之人，良繇其辨别不真，持心不定，乍疑乍信，所以奸邪得乘间而入，以构谗启祸，人主卒被其误而不知也。夫为宰相者固不能人人忠良，其中或有一、二心怀欺罔者，人主之心始不能无疑。疑心一生，不能自决，乃又旁问左右之人，以伺察执政的贤否。如先朝德宗末年，不信宰相而信群小，所听任者惟谗佞裴延龄等，专权用事，至于宰相反不得预政，但署名于敕，主行文书而已。体统废坏，纪纲陵夷，此政事所以日乱而不理也。陛下诚能于择相之始，其难其慎，务选择贤才而任之，固不因之以滥用小人。其有欺君罔上，罪过昭彰者亟行罢斥，亦不因之以概疑君子。常使朝廷政事都出自中书，决于宰相，推心置腹，委任责成，志坚意定，不为毁誉所间，爱憎所迁，则臣主一心，政事毕举，何忧天下之不治也哉！”大凡人君择相，未尝不欲得正人而任之，而任之未必专者，其知之犹未深也。心诚相知，则信之必笃，任之必专，自非邪人所能间耳。古人所以比君相于元首股肱，明其有一体之义，岂有一体而可使间隔者哉！后之任相者，以一人誉之而用，既不能辨别之于始，以一人毁之而弃，又不能信任之于终，其于一体之义疏亦甚矣。明主宜知所重焉。


    原文　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直解　李德裕又对武宗说：“昔先帝文宗御下多疑，其待大臣不肯开心见诚，每每好为形迹以全体面。大臣小有过失，心里虽是不喜，却乃务为包容，不即显言于外。自此日累月积，下之罪过益深，而上之猜疑益甚，小人乘机中伤，不觉信之深而发之暴，以致大臣继去，人人自危，而国之祸败随之矣。此一事，乃先帝大错误处。陛下今日始临群臣，愿深以为戒，勿蹈其辙。臣等若有罪过，陛下但有所闻，即当面赐诘问。事苟不实，则臣等得以一一辨明，不致为人诬陷；若其有实，则辞屈理穷，自然输服，亦可得其真情，就中分别。小过姑容其悛改，使之自新；若犯大罪，即加以诛谴，无所宽贷。如此，则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形迹俱忘，非惟君不疑臣，臣亦不疑君矣。所以保全大臣，而遏群邪媒孽之端者，皆在于此，祸败何从而生乎？”武宗以其言为是，深嘉纳之。夫君臣之分本严，所恃以成上下之交者，惟心之相信而已。若君心一有所疑，蓄而不发，则积疑销金，积毁销骨，臣下之心迹无繇自明，而上下之交离矣。父子相离，不可以治家，君臣相离，尚可以治国乎！故夫上推诚以待下，下积诚以格上，宜各尽其道也。

 武 宗

    武宗皇帝，名炎，是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原文　四年八月，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稹谋主也，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未几，谊果斩稹，收稹宗族尽杀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贺，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对曰：“刘稹，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郭谊等至京师，皆斩之。


    直解　镇、魏，都是藩镇名。邢、洺、磁，是州名。邢州，即今顺德府地方。洺州，即今广平府地方。磁州，即今彰德府地方。昭义，在秦时为上党，今为潞安府。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其子刘稹自为留后。武宗用宰相李德裕之谋，诏镇州节帅王元逵、魏博节帅何弘敬发兵讨之，先攻其邢、洺、磁三州，三州守将皆相继请降，于是镇、魏二帅以状闻于朝。宰相入贺，李德裕奏说：“昭义一军所恃以为根本者，正以其有邢、洺、磁三州在于山东，其士马可以进援，险阻可以退守也。今三州来降，则根本既拔，以势度之，上党孤悬无助，难以独存，不日之间必有内变矣。”武宗说：“彼中若有变，必起于郭谊，盖郭谊乃刘稹的谋主，见事不成，恐并受其祸，必杀刘稹以自赎其罪也。”德裕说：“稹必死于谊手，诚如圣算。”未几，郭谊果杀了刘稹，并收稹宗族尽数杀之，将刘稹首级用匣子盛了，献上求降。于是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说：“郭谊本是贼党，法当诛戮，今能杀稹来降，功又当赏，宜如何处之？”德裕对说：“刘稹乃一痴孺子耳，何知叛逆，所以教之阻兵拒命者，皆郭谊为之谋主。始则依势附力，导稹以为乱，及势孤力屈，不能自存，乃又以稹为奇货，卖之以求赏，其反侧如此，真奸人之雄也。若释此不诛，何以惩恶！宜及镇、魏诸军尚在境内，并郭谊等俱诛之，以为党恶之戒。”武宗深然其言，说：“朕意亦是如此。”乃诏郭谊等送至京师，皆斩首以正法，于是泽、潞始平。自古谋国之臣，多计算而少成事，非但其谋之不审，亦繇君相异心，任之者不专也。今观武宗之与德裕，同心相谋，同谋相信，君所言是，相则曰“诚如圣料”，相所言是，君则曰“朕意亦然”，其计议投合如此，令何所不行，威何所不克？此所以使镇、魏如臂指，取上党如拾芥也。在相者宜以为法。

 宣 宗

    宣宗皇帝，名忱，是宪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二月，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直解　大中二年二月，宣宗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此时宣宗励精图治，志欲法祖。一日，尝以太宗所作《金镜录》授与令狐绹，使在御前读之。《金镜录》中有两句说道：“国家之乱皆繇小人导之，未有不任不肖而乱者。国家之治皆繇君子辅之，未有不任忠贤而治者。”绹读到这两句，宣宗大有感悟，命绹且住，因说人君用人得失，甚有关于治乱，凡欲求致太平者，当以此言为首务，使不肖者不得倖进，忠贤者不致遗佚，则有治无乱，何患太平之难致哉！宣宗又以史臣所记太宗《贞观政要》事事切于理道，欲时加省览，乃书于御座屏风，每正色拱手，致敬而读之。盖太宗用此以致太平，嘉言懿行，具载此书，故敬慕之如此。《书经》上说：“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太宗固唐之烈祖也。宣宗即位之初，景念若此，可谓无所豫怠矣。是以虽当末世，而犹能整齐法纪，维系人心，人称为小太宗，况于重熙累洽之时，而法祖攸行者，其治功当何如哉！


    原文　八年秋九月，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匿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直解　军家，唐时有南北军，其部下的人，叫做军家。泾阳县，今属陕西西安府。海州，今属南直隶淮安府。大中八年秋九月，宣宗出猎于苑北，偶遇打柴的樵夫，问他是何县人。樵夫对说是泾阳县人也。宣宗问他县里正官是谁。樵夫对说是李行言。宣宗因问此人做官何如。樵夫对说此人性刚，执法不能容奸。县中有强盗数人，打劫人家事发，藏匿一军家，他差人捕捉，那窝主竟不肯与，遂将强盗与窝主一并拿来，尽数杀之。其执法不挠如此。宣宗默记其言，回至宫中，便写李行言姓名，帖于寝殿之柱，以备擢用。到冬十月，乃除授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朝谢恩，宣宗特赐以金带紫袍以宠异之。因问行言：“卿知今日所以腰金衣紫之故乎？”行言对说：“不知。”宣宗乃命左右取殿柱上帖子的姓名示之，以见行言自为县令时，已受知于朝廷也。夫守令之贤否，生民之休戚系焉，人君知以为重者鲜矣。虽举刺之章日上，殿最之牍满前，某贤某不肖尚有不辨其谁何者。宣宗一出猎之际，惓惓吏治，问之惟恐不详，一得其人，手记心存，用之惟恐不速。明主能法其意，以察贤否、行黜陟，守令岂有不劝，百姓岂有不安者哉！


    原文　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爽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诸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直解　醴泉，即今陕西醴泉县。怀州，即今河南怀庆府。渭上，是渭河之上。大中九年二月，宣宗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史臣因叙说，初，宣宗出猎于渭上，见年老的百姓有十数人聚会于佛庙中，宣宗问他每是何县人，为甚么聚会在此。父老对说：“我等都是醴泉县的百姓，因本县令李君奭做官廉能，有异常德政，百姓每戴之如父母，不忍离之。今当考满之时，资俸已深，必然升迁罢去，因思好官难得，恐后来者未必似他，欲到府上乞留久任，故此祈祷于神，冀得遂所愿耳。”宣宗闻其言，知君奭是好官，记在心上，欲重用之。后来怀州阙刺史，宣宗不待吏部推举，即手书君奭除补。宰相每都惊异，不知君奭何以见知于上而被简擢如此。及君奭入朝谢恩，宣宗以所得于父老之言奖励之，众始知其故也。夫亲民之官莫如县令，令贤，则民惟恐其不久；令虐，则民惟恐其不去。此人情也，而激劝之机实在朝廷。汉宣帝留心吏治，综核名实，玺书勉励，增秩赐金，而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唐之宣宗固亦汉宣之流亚矣。

 懿 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长子，在位十四年。

 僖 宗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昭 宗

    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


    原文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直解　宋臣司马光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


    原文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污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淫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荡，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直解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淫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并兴，不可救药矣。其后两京虽复，然国势自此日衰，兵端自此日起，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漫延而不息者，皆明皇贻之也，岂不深可叹哉！《诗经》上说‘凡人都知谨始，但少能有终。’所以把前功尽弃了，正明皇之谓也。夫安之中，即危之所伏，不可常恃；治之中，即乱之所基，不可常保。其机如此，处治安之时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肃宗以国之元子，收兵灵武，反旆而东，不失旧物。代宗分命群帅，剪除凶丑，使大河南北复为唐臣，其功皆不细矣。然此两君者，武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烛理，倘无郭子仪之忠，李光弼之智，因仆固怀恩以用回纥之众，则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肃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辅国不得养其父，惑于张后不能庇其子，则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宽仁，而听谗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怀恩招引外寇，几再亡国，则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经远之谋，专为姑息之政，盗贼据州郡者因用为牧守，士卒杀主帅者因授之旄钺，使强暴纵横，下凌上替，积习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纪纲大坏，不可复振，则肃、代之为也。”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叛，破了两京，玄宗幸蜀，宗社不守。幸得肃宗为太子，至马嵬驿前，为百姓父老所拥，收兵于灵武地方，转旆向东，克复两京，不失旧物。代宗继之，分命诸将，剪除贼党，诛史朝义于莫州，使大河南北还为唐家方镇之臣，论其功业皆不为小矣。然此两君者都是庸才，武不足以断决疑事，明不足以照察物理。当时赖有大将郭子仪之精忠，李光弼之勇略，又因仆固怀恩借兵于回纥，故得以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若使当时无此三人，则天下已非唐家之有矣。夫以肃宗之天性孝慈，宜能保全父子之恩也，然外制于李辅国之奸，逼迁上皇于西内而不得养，内惑于张后之谮，杀其子建宁王倓而不能庇，此非武不足以决疑乎？以代宗之天性宽仁，宜能保全君臣之义也，却乃信听谗臣程元振之言，使李光弼忧畏而不敢入朝，至于惭愧发愤而死。又听信谗臣辛云京之言，使仆固怀恩怨望不平，招引吐蕃、回纥以入寇，几至于再亡其国，此非明不足以烛理乎？又且不思经常久远之谋，专为目前姑息之政。民间盗贼窃据州郡者，非惟不能讨，又因而用之以为本处正官；各镇士卒杀逐主帅者，非惟不能制，又因而授以节钺使为节度使。法纪不张，威权丧失，遂使强暴纵横，公然无所忌惮，下凌上替，名分为之荡然。转相效习，遂成风俗，恬不为怪，莫有知其非者！故终唐之世，士卒凌将帅，将帅凌天子，纪纲大坏，不可复振，以至于亡，则肃、代二宗实启其渐也。然则二宗虽有中兴之功，实乃基祸之主耳，岂足为贤哉！”


    原文　“德宗愤积世之弊，悯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繇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社稷。自是之后，消刚为柔，刓方为圆。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顺宗不幸婴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为贤矣。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选任忠良，延纳善谋。师老财屈，异论辐辏，而不为之疑；盗发都邑，屠害元宰，而不为之惧。卒能取灵夏，清剑南，诛浙西，俘泽潞，平淮右，复齐鲁。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盗，皆狼顾鼠拱，纳质效地，稽颡入朝，百年之忧，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变生肘腋，悲夫！”


    直解　灵夏、剑南、浙西、泽潞、淮右、齐鲁都是唐时藩镇地方。《历年图》又叙说：“德宗为太子时，见肃宗以来，各镇强臣跋扈，朝廷纪纲不振，愤积世之凌替，悯王室之衰微，即位之初，赫然有拨乱反正之志。但其议度既昏，暗而褊浅，资性反猜疑而刚愎。所用的是卢杞、杨炎之辈，多非正人。所行的是残忍忌刻之事，不繇正道。立两税之法，赋税日加烦重。枉杀忠臣刘晏等，诛戮及于无辜。以此怨讟并兴，叛逆继起。李希烈反于关外，朝廷召泾原兵马讨之。关外未平，而泾卒奉朱泚先作乱于都城矣。于是车驾出奔奉天，极其困辱，仅乃得免。又为李怀光所逼，播迁山南。那时缙绅被执，公卿科于贼庭，宫阙失守，锋镝集于黄屋，天下大势几不可支了。尚赖陆贽知无不言，尽心匡救于内；李晟、浑瑊不顾私家，毕力捍御于外，故能使诸将用命，荡灭元凶，两京复完，还奉宗社，皆诸臣之力也。自此以后，德宗志气消沮，刚者化而为柔，方者削而为圆，无复有昔时振作之意。及其晚年，日事姑息，以求旦夕之安，偷懦之政又甚于肃、代矣，何怪国之不竞哉！顺宗本是贤明之君，惜其即位未几，不幸得了风疾，奸邪王叔文等遂弄权放肆，神稷几危。赖顺宗心里明白，把国家政事尽付与皇太子宪宗监管，随又传位宪宗，以安社稷，不贤而能之乎！宪宗资性甚美，聪明果断得于天授，慨然以振纪纲，平僭乱为务。选任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为将相，凡有善谋无不延纳。当其讨淮蔡时，师老财尽，满朝都要罢兵，异论纷然辏集，而宪宗略不为之疑。又有贼臣李师道，恶宰相武元衡专主用兵，使人潜入京师杀害元衡，人情汹汹，不能自保，而宪宗亦不为之惧。其明决如此，所以有谋必成，有战必克，卒能取杨惠琳于灵夏，讨刘辟于剑南，诛李铸于浙西，俘卢从史于泽潞。入蔡州擒吴元济，而淮右遂平；取淄青诛李师道，而齐鲁克复。于是天下强臣悍将，以地相传深根固蒂而不可动者，皆惶恐悚惧，如狼之遁，以求自全，如鼠之拱，以纳款曲，质子献地，稽颡入朝，而国家百年之忧，一旦廓然平定矣。然而志欲易满，怠于防微，致大业未终，而弑逆生于肘腋之近，良可悲也。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穆宗蒙已成之业，承既平之绪，授任非才，为谋不臧，使柙中之虎，复纵暴于原野，网中之鱼，得自脱于深渊，元和之功，于兹坠矣。宝历轻易荒纵，自贻颠覆。文宗优游不断，受制家臣，虽有好贤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称也。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克上党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业不究，惜哉！”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自宪宗平定淮蔡，朝廷纪纲大振，诸藩镇皆畏威敛手，不敢复肆，天下号为治安。穆宗蒙受已成的功业，缵承既平的统绪，使其稍知理道，便可以坐享太平矣。却乃委任非才，当时宰相如萧俛、段文昌辈，皆庸暗之徒，为谋不善，轻议销兵，遂使朱克融、王庭凑两人相继复反。譬如虎已在柙，又使其肆暴于原野，鱼已入网，又使其脱逃于深渊，将宪宗元和十五年的功劳，一旦都废坠了，深可惜也。敬宗嗣位，改元宝历。敬宗为人轻易不检，常与群小为伍，荒纵无度，只以游戏为事，身被颠覆之祸，乃其自取之耳。文宗性度优游，柔而不断，受制于王守澄等，而不能振。虽有好贤乐善之心，文雅诗词之美，然大纲不振，虽有小善，何足称乎？武宗天资英明敏给，特达非常，又知李德裕之贤能，委任为相，言听计从。故刘稹据上党，自为留后，朝廷命镇、魏诸将讨而克之，易如拾芥。杨弁作乱于太原，河东兵缚送京师，易如反掌。亦可谓有为之君矣。而天命不永，在位六年而崩，使其功业未得尽展，岂不可惜哉！”


    原文　“宣宗少历艰难，长年践位，人之情伪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故方内乐业，殊方顺轨，求诸汉世，其孝宣之流亚与。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辅弼之任委于嬖宠，四海之财竭于淫乐，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已来，近习用权，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养之，犹惧不济，又况饮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离，盗贼遍于寰区，蓬蒿塞于城阙，漂泊幽辱，寄命诸侯。当是之时，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宣宗是宪宗庶第十三子，当穆宗、文宗、武宗之时，潜居藩邸，韬晦如愚。少时历经艰苦，备知民间之事。及到登极，年已三十八岁。阅历既久，于人之诚实的、奸伪的，无不周知，故能尽心民事，精勤为治之道。有功当赏的，必精简而停当，绝无冒滥之弊；有罪当罚的，必严峻而果决，略无轻纵之私。威福不移，劝惩具备。故方域之内，莫不安生而乐业，四夷之人亦皆向风而顺轨。求之汉朝，其可与孝宣皇帝相为上下者欤。懿宗骄纵奢侈而无节度，贼害暴虐而无忌惮。不为朝廷惜名器，将辅弼重任委寄于嬖幸之人；不为国家惜财用，将四海膏脂，匮竭于淫乐之费，以致民怨于下而己不知，神怒于上而己不恤。李氏宗社之亡，于此决矣。且唐自肃宗至德以来，近习用事于内，藩镇跳梁于外，元气凋丧已尽，虽以恩德拊循，犹恐不支，而况以懿宗之暴虐继之，岂有不亡之理。譬久病羸瘦的人，虽以糜粥调养，犹恐不济，又况以毒烈之酒饮之，其为速死无疑矣。及僖宗、昭宗嗣位之日，天禄已去而不可复留，民心已离而不可复合。黄巢倡乱，盗贼满于四海之中；两京陷没，蓬蒿塞于城阙之内。以天子之尊而不能自保其一身，漂泊无依，幽辱不振，而寄命于诸侯。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将欲救之，岂可得乎！唐于此时遂亡矣。”按有唐一代，传祚二十，历年三百，其间可称者，惟太宗一君，而犹多惭德，其他则玄宗、宪宗皆不免于鲜终，亦可以见为君之难矣。昔宋臣孙觌辈，常请进读《唐鉴》，取其殷鉴不远也。明主诚熟察其兴亡之故，其于治道，岂不深有裨益哉！

 五代后梁纪

唐昭宣帝之后为后梁。朱温初为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举州降唐，懿宗赐名全忠。全忠后弑昭宗于椒殿，立辉王柷为太子，即位为昭宣皇帝。朱全忠进封梁王，加九锡，吞噬诸镇，卒灭唐室。

 太 祖

    太祖皇帝，名温，姓朱氏。初从黄巢为盗，既而降唐，赐名全忠，封梁王，挟天子以号令天下诸侯，竟移了唐祚。居帝位七年，为太子友珪所弑。


    原文　开平元年，昭宣帝禅位于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梁。奉帝为济阴王。张蔚奉宝册，即帅百官舞蹈称贺。梁王与之宴，举酒劳之曰：“此皆诸公推戴之力也。”


    直解　开平，是年号。禅，是授，更改也。名晃，改换全忠为晃。济阴，地名。张蔚，臣名。宝册，是立君位的册命。帅，统领也。舞蹈，凡臣入朝，必要三缙笏，三舞蹈。何谓舞蹈，举左足向右三次，又举右足向左三次，俗呼扬尘舞蹈便是。朱全忠得了唐昭宣帝君位，改换了旧名字，重命其名晃，居皇帝九重之位，定国号叫做梁。把唐昭宣帝封为侯国，做济阴王。那张蔚手捧着册立君位诏，率领文武百官，尽舞蹈之礼以进贺，全忠便赐百官宴酒，把卮酒劳张文蔚，曰：“今日我居君位，都是诸公推重爱戴之功也。”观全忠矫托气口，绝无揖让征诛气象，而莽、操奸君窃位之恶露矣！


    原文　淮南节度使杨渥骄侈，张颢、徐温泣谏不从。二人帅牙兵露刃直入庭中，执左右乱政者诛之，谓之张、徐兵谏。


    直解　骄侈，骄淫侈肆的模样。杨渥、张颢、徐温，三人名。谏，是规讽。当时杨渥处节度使之尊显，不禁其骄淫侈肆之恶。那张颢、徐温为副贰之官，有同寅之谊。前必已谏了，至是又涕泣以谏止之。杨渥只是不从他。张颢、徐温计无所出，率部下亲兵，手执兵刃，直入杨渥庭中，擒其从谀导引以为非者，杀之。使杨渥警省戒惧，以改前愆，叫做以兵为谏。


    原文　梁以吴王钱镠为吴越王。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钱镠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镠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直解　吴越、杭越，即今杭州。镇海，地名。节度判官，是节度使参军。钱镠自保一方，历四主不受兵。罗隐见朱全忠僭窃唐室，因以钱镠为吴越王，说之曰：“君若起义兵讨全忠，兴问罪之师，伸大义于天下，上也。傥或事业未可必，自固杭越，为东都一帝，人无敢挠我者，次也。若之何如臣附之，同声以服事全忠之贼叛乎？”镠初意以罗隐先年不得见用于唐，必有怨恨唐而服梁者，今听其一腔义气所发，镠虽不能如隐之言，奋其一怒，使乱贼授首，一复唐室，而隐之眷念旧主，亦举世不一二见者。


    原文　梁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唐进士梁震归蜀，过江陵，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不慕荣官。明公不以为愚，必欲使参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许之，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


    直解　荆南，湖广地名。留后，官名。高季昌据有江陵，传四世。梁震，前唐进士。蜀，四川也。樽俎，是礼器。辟署，是征聘以用之也。当时高季昌权做荆南留后，遂为节度使。有唐朝进士梁震者，回家四川，道经江陵。高季昌素重震文才学识，留住了他，要题奏全忠为幕下判官。震耻以唐进士而仕梁。吾闻忠臣不事二君，乃食梁之禄，是无耻心也。欲拒绝之，必及祸害。乃说：“震平素不慕荣禄，不图仕宦，明公不以震为愚拙，必要使赞助谋议，只以布衣侍于樽俎之间可耳。不愿为官职也。”季昌亦不强为奉荐，遂以白衣留幕内，震亦终其身自称前进人，亦称前进士，不从高季昌征聘。


    原文　二年，晋王李克用卒，其子存勖嗣为晋王。克用将终，称存勖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因赐三矢，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约归梁，吾遗恨也。与女三矢，无忘父志。”遂卒。


    直解　李克用，沙陀兵马李昌国之子，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留后，官仆射。唐僖宗召克用诛黄巢，复长安，功为第一。克用一目微眇，人呼独眼龙，后封晋王。克用去世，子李存勖继为晋王。当克用临终将死，谓存勖说道：“这儿子志气远大，凡我平生未了事，必能代我成就。”那时就交他三枝箭，曰：“梁朱全忠，吾夙有仇怨，燕王是吾所立，契丹背前盟降于梁。吾有此三恨在心，未雪而死，女知之乎？吾付女三枝箭，勿以父言为乱命而忘之。”


    原文　梁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潞州，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遂帅兵直抵夹塞，大破梁兵，潞州解围。梁王惊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直解　当初宋仁宗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东边有河东路，是一路省镇一般。上党，是郡名。潞州，属上党治下，是州县一般。藩蔽，即屏障。倍道，即兼程赶路。夹塞，地名。梁将李思安兵众，攻夺潞城，坚守，众不能破。晋王李存勖，对众将说道：“上党、潞州两路，是河东极冲要所在。若是上党失去，是河东无了藩篱，不失犹失也。且朱温所畏惧的只有我先王克用一人。今既听得我新嗣王位，朱温有妄自尊大，眇视我的意思。我若选用精兵，速速袭之，朱温必然败走的。立威天下，创霸域中，正在此机会，不可错过了。”那时就领兵直到夹塞地方，大破梁兵，胜之。那李思安久围潞，就解散而退。全忠惊骇说道：“人若是养儿，必竟象得李克用儿一样方好。今李克用虽死犹不死耳。至于我的儿子，庸常无用，如禽兽一般。”


    原文　梁王景仁等进军柏乡。晋王自将救之，距柏乡三十里而军。晋王欲速战，周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见王，曰：“此岂王安寝时？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拔营退保高邑。


    直解　王景仁，梁将名氏。柏乡，是地名。周德威，是唐朝良将。垒门，军的营门。展其足，把足运掉转来。张承业，唐朝尽忠宦官。高邑，是县名。当时梁将王景仁军众，进兵攻夺柏乡县。晋王李存勖自家领兵救他，相去柏乡三十里多路。晋王兵到，便要与他交战。将军周德威说：“镇、定之兵，该教他守城，不该教他宽旷之地交战。如今吾所恃者，乘马之骑兵，战于平地广野，冲突相杀。今既压着贼营门了，教马不能运旋其足，如羁绊了一般。况又彼众我寡，敌他不过。若是知道我的虚实光景，则事便坏矣。”王听说，不合意而闷卧帐子里。周德威往见张承业，说道：“天王出军，虽即战胜，决不可轻敌。不如退军高邑地方去，引诱贼兵离营。他出兵，则我归；他收兵，则我出。以轻骑出其不意徼住他的粮食。不出一月，破之必然者矣。”张承业走入见晋王，曰：“这日子，王尚安卧高枕耶？德威老将，精于兵法。他说话不可忽视也。”晋王跃然醒悟而起，拔其营寨，退保守高邑县。


    原文　乾化元年，晋王大破梁于柏乡。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饷军勿杀。”于是战士悉降。嚣声动天地。


    直解　乾化，后梁年号。柏乡，地名，晋李存勖，大破后梁兵于柏乡地方。大将李存璋领步兵乘其后，呼曰：“梁朝人便是吾的人，凡是父子兄弟为粮饷来供军士者，不可杀之。”那时梁军听得了，通来降服，军声愿降者，高远可倾动天地。

 末 帝

    末帝，名友贞，太祖第三子。初，太子友珪弑太祖。均王友贞起兵讨贼，友珪伏诛，友贞立于大梁。


    原文　乾化三年，晋王分兵徇燕，山后八州皆下，进逼幽州。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燕王守光帅妻子亡去。晋王入幽州。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遂斩之。


    直解　燕山、幽州，都是郡名。燕王刘守光自称帝，僭国号大燕。晋王统兵几支，分袭燕，山后面八个州郡通降，进逼近幽州。晋王督众军，四面攻其城墙，克取之，入城。燕王守光先领妻子逃出去了。晋王入幽州方宴酒时，将官军吏擒拿守光适然来到。晋王对守光曰：“客人已在此，汝为主人，何畏避客人之甚耶？”即命杀之。


    原文　贞明三年，晋王还晋阳。晋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张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军民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赐伶人，承业靳之。王乃置酒库中，令子继岌为承业舞，指钱欲赐之。承业曰：“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不敢以为私礼。”王不悦，语侵之。承业怒曰：“仆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之，何用仆为？”王怒，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灭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曹夫人闻之，王惶恐叩头谢，请承业痛饮，以分其过。承业不从。夫人使人谢承业。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不受，但称唐官终身。


    直解　晋阳，郡名。先，晋王乃父李克用，乾宁二年曾上表昭宗，讨三镇犯阙，诛了王行瑜一人，李茂贞、韩建二人则释其罪。昭宗召克用还归晋阳，进爵为王。今克用儿子统兵讨燕王守光归，到晋阳。晋王李存勖每年连领兵出征，凡军中政事，件件靠着张承业。承业劝勉课督百姓，兴农事，种桑麻，藏蓄积聚金银五谷。军中民心肃清，军士粮饷，能接续不阙。倘有时支些银钱，赏赐那奏乐度曲的伶人、乐工，承业都不轻与他。晋王就便设酒钱谷库中，教儿继岌为承业戏舞，作衍戏模样，指着所积银钱之类赏赐承业用之。承业就正色说道：“这些钱你父大王留他以养征战军士，我不敢以为私情礼物，而擅自受的。”晋王不喜。承业愤气说道：“仆为宦官，没有子孙。今我不轻放钱物，不是留他付与子孙，政是要资助大王成霸天下事业也。大王若是不要成霸天下事业，竟自用之，那用得我？”晋王发怒，问取剑来，意思要杀承业于剑下。承业起身牵住晋王衣服，哭泣说道：“我记先王临终看定我，付托几多说话，付箭三枝，勿没忘了你父之志，誓要替国家诛灭汴地国贼。若是我为爱惜库内钱物，必要留以养战士，资助大王成霸天下事业，所以我死于大王剑下，我到九泉之下，相见先王，亦无有过失可愧于心矣！”那时晋王母太夫人听知了。晋王就于太夫人前惶恐叩头陈其过失，以求太夫人息怒。就请承业把酒痛饮，以作一舦酒失。承业不从他。太夫人差人致意道：“是晋王有罪，勿必记怀。”不多时，晋王立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不肯受职，但称旧唐朝之官以终身。看来张承业其寺人中之不多见者，国亡而忠不改，后世人主尽得若人，国长治矣。


    原文　四年，晋王自将万骑，直趋大梁。至胡柳陂，周德威曰：“今已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王曰：“公何怯也！”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遂与战，父子俱败死。王将阎宝、李从琦等，复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


    直解　胡柳陂，是地名。时晋王李存勖亲领军马万骑，直从大梁地方进发。到了胡柳陂地面，将军周德威说道：“如今深入敌人地方，一举一动，必要万全，不可造次。兵法所谓料敌制胜在此时。”晋王说道：“明公何退怯若此也！”竟自亲提兵先冲贼阵去了。德威无可奈何，父子两人齐入阵中交战，不意父子两人通战败被杀。晋王手下将官，一个叫做阎宝，一个叫做李从琦，领众军马大声呼陷阵，从军又猛力助战，梁兵败走。


    原文　五年，吴越王钱镠在军中，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惊枕。


    直解　吴越王钱镠领兵自居营中，昼夜不睡，身子倦甚，取圆木头小枕为枕，或把铜大铃为枕。如此倘偶睡去，木自滚动，铃自声响，不得安眠，自惊醒矣。大凡军事多变，倘因稳睡，至启不测，故豫备此两件物作枕，正恐倦时易睡也。


    原文　龙德元年，蜀、吴王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不听。既而将佐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献传国宝。张承业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抢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遂邑邑成疾而卒。


    直解　龙德，是末帝改元年号。蜀、吴王，是两位王。蜀王王建据西川。吴王杨渥据淮南。向曾移檄诸道，欲歧王、晋王兴复唐室，卒无应者。歧王李茂贞，据凤翔；晋王，李克用是也。此时每每以书致晋王，劝他称帝，机不可失，晋王不听。后来将佐藩镇劝进不休，乃使有司官买玉一块，镌造法物。又得魏州僧人所献传国宝者，是帝王君天下御极符玺也。张承业知之，谏晋王道：“吾王与先王世代尽忠唐室，凡有患难，无不力为救援，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或抢或拾些财钱赋物，召补兵马，指天誓日，要诛灭逆贼，兴复本朝宗庙社稷。今河北地方稍安定，朱温子孙尚有遗留未灭，而大王遽居天位，不是向来锄逆讨叛之本意，天下人心，那个不离心离德乎？王何不先灭了朱氏，复李氏屡代之深仇，方去访求唐氏子孙，而中兴之。南边取吴杨渥，西边取蜀王建，扫清天下，并合为一家。当此时就使唐高祖、唐太宗再生，谁有能居王之上者。逊让愈长久，则得之愈坚牢矣。老奴之志，别无他意，但以受先王大恩，要替大王立万年不朽之基业耳。”晋王说：“这不是我要如此，当不起群臣众心耳。”承业晓得晋王不可挽回，仰天大哭，说道：“诸侯血战，为唐家，不是为己。今日大王自取天位，称帝背唐，老奴事大王向来指望复唐室，不意竟为自有。”承业乃邑邑不乐，遂成病而死。

 后唐纪

    <h2>庄　宗</h2>


    庄宗皇帝，名存勖，姓朱。先世事唐，赐姓李。父克用，平黄巢功封晋王。存勖袭封，灭梁。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殂。


    原文　同光元年，晋王即帝位，国号大唐。二年，唐主祀南郊，大赦。郭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唐主内府钱财山积，不肯给赐。于是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直解　同光，是唐王年号。大唐，是唐主国号。南郊是郊天。郭崇韬，后唐藩镇。时唐主居帝位的第二年，行郊天之礼，就大赦天下。郭崇韬第一献赏军士钱财十万缗。缗，是贯。唐主宫中库内积钱似山一般，竟不肯把些来给赏出战军士。军士初指望把钱分给与他，那时都失所望，岂有不离心离德者。


    原文　郭崇韬位兼将相，权侔人主，自附于汾阳王之后，以膏粱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繇是嬖幸嫉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


    直解　藩镇郭崇韬，当时出将入相，其权之重，比并帝王，尝自家道：“我原是汾阳王郭子仪子孙，以珍羞肥美之物，做家常饭受用。”其用人于侪辈中，选择的都是虚浮不根，外面华饰动人以愚耳目者，超拔在高位显职。所以朝内的有宦寺伶人，唐主宠任者，人人衔恨；朝外的有战功勋戚，唐主倚重者，人人抱愤。他既居出将入相之位，只图穷奢极欲，引用非类，废弃勋旧，无一善政。那比郭子仪爵封王位，穷奢极欲而人不桀，位极人臣而主不疑，乃敢谓其后人哉？


    原文　三年，唐主欲徙郭崇韬镇汴州。崇韬辞曰：“臣富贵极矣！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勋贤，使臣得解旌节，乃大愿也。”唐主曰：“卿为朕画策，保固河津，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崇韬固辞，乃许之。


    直解　汴州，是今汴梁地方。藩方，是藩镇之职。旌节，旌旄符节，是出将入相者有的。当时唐王要迁郭崇韬做汴州藩镇。崇韬也有算计，心上道：位极尊者，恐祸亦大。辞不敢当。说道：“臣繇将入相，富贵极尊，于臣下为无二矣！何必又领受藩镇之职。况且，朝中众官，也有经血战百次，建大勋劳，封邑不过一州一县之地。若臣从没有汗马的战功，反得享此大位，臣方心不自安。比之百战的所赐，反为过当。今日之下，正当选择有功劳贤才者用之。使臣解去符印，放归田里，受恩终身，乃大望也。”唐主听了说道：“卿替朕尽心筹画良策，使河津保守得坚固，直向大梁进发，获梁主友贞，遂成帝王规模，岂比得战马之功乎？”崇韬只是力辞，唐主乃许之。


    原文　四年，唐以郭崇韬帅兵伐蜀，灭之。未几，诏杀崇韬，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


    直解　蜀王建听韦庄之谋，即皇帝位。时郭崇韬领兵伐而灭之。不几时，唐主诏到，教他自杀。此时就封孟知祥为王，以继蜀王建后。知祥后来自家称帝，子昶嗣为帝。宋太祖灭之。


    原文　唐赵在礼反于邺，命李嗣源讨之。嗣源至邺，军士作乱，帅众大噪，逼中军曰：“将士从主上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今众议欲击退诸道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泣谕之，不从。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唐主幸关东。招抚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作乱。唐主为流矢所中，殂。嗣源入洛阳，即位于柩前。


    直解　邺，地名。赵在礼，唐将也，反叛于邺地方。唐主命其父养子李嗣源领兵讨其罪。嗣源一到邺地方，军将士卒，造反起来，领众军士大挠乱呼叫，逼迫中军大将说道：“吾辈将士，随主上血战几百次，以除梁贼而有天下。今主上把有恩者摈弃之，威权在手，杀戮任意。”又说道：“这回得胜，克了城邑，这些魏博之兵，用他不着了，必要把来尽坑杀之。掘大地潭，坑他在内。这等说激怒众军士，要杀退诸镇军，请主上为帝河南地方，请明公为帝河北地方。两处立为军民之主，此众军士本意也。”李嗣源涕泣晓谕之，军士不听。嗣源不得已，乃使安重诲移文檄约会兵士。唐主就驾幸到关中地方。不想有招抚从官马直，同那指挥使郭从谦，两个作反，不奉唐命令，唐主与他对敌，被他流矢射中而死。嗣源收军士进洛阳城中，于唐主灵柩前即帝位。

 明 宗

    明宗帝，本胡人，李克用养子，名嗣源。庄宗遇弑，诸将立之，在位八年崩。


    原文　天成元年，初令百官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转对奏事。


    直解　天成，李嗣源年号。内殿，人君宴处的殿，为起居注处。时元年，先着文武官僚间五日，齐到内殿起居处，将国家事务，举朝君臣商量问答，以证是非缓急。


    原文　以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唐主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尽通，乃置端明殿学士，以道、凤为之。


    直解　冯道，晋王朝掌书记的。赵凤，人名。端明殿，王朝内殿，人君视朝之殿。至是擢二人为端明殿学士。但唐主是个卒徒之辈，何曾识得书籍文理，每臣下奏事，都着安重诲侍读于前。然重诲于文理亦未尽通晓，乃特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


    原文　二年，唐以冯道、崔协同平章事。时议置相，孔循荐郑珏、崔协，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安重诲曰：“李琪非无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仪刑多士矣。”他日议于朝，唐主曰：“吾在河东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矣。”他日安重诲谓任圜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圜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转也。”竟以冯、崔为相。


    直解　冯道，前晋用以掌书记的。崔协、孔循、郑珏、李琪、任圜、安重诲是个人。当时唐主用冯道、崔协拜相，同平章事。先是朝中议立宰相，孔循荐举郑珏、崔协二人，而任圜要用李琪。但是郑珏平素极怪李琪，所以孔循合力阻抑他，对安重诲说道：“李琪不是道他没有文才学术，只是他不廉，便贪财耗国必然者。若是擢用宰相，必得镇重严肃，器量风度可以作法天下士民的方好。”至他日朝中议置相，唐主说道：“吾向在河东时，尝见冯道掌职书记，才思也多，学问也博，其余交人际物，并不存计校争竞之心。这样人可立为宰相了。”另一日安重诲对任圜说道：“今天下正少有才有学的人，崔协聊以备官员数可否耶？”圜对道：“明公择相，不用李琪，而用崔协，这就是弃撤苏合丸之贵重有益于养生，而取蜣螂所弄之丸也。”蜣螂，秽虫，在桑树下，把人矢弄成丸，如弹子光润圆转，人力不及。丸成，脱壳成蝉飞去。此蝉脱，医家用之，此似贵重之药，譬喻李琪，有益于天下国家。以无用之绝譬喻崔协，无补于天下国家。任圜说得如关系，而唐主竟相了冯、崔。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之言已验矣。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辐辏其门，争问吉凶，非所以靖国家也。”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直解　周玄豹，是精于风鉴之人，尝相唐主说：“其贵不可量。”隐然说他帝王之相了。那时唐主记其相法之高，要征召他到廷阙之下。在廷端明殿学士赵凤进言道：“周玄豹风鉴已合于今日了。若是留之京师，则轻浮躁妄之辈、狂肆险辈，跻塞其门，如乘车中辐辏相屏，以来争前叩问吉凶，以图侥幸。必至令人若狂，竞集一处，甚非所以安靖国家之人心也。”于是除光禄卿官衔致仕，又厚赐他金帛，使之实用的。


    原文　唐以石敬瑭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


    直解　石敬瑭，唐主的爱婿，与他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如殿前宿卫将军之职。


    原文　四年，唐主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而颠陨。凡为天下，亦犹是也。”唐主深以为然。又问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劳，人主不可不知也。”


    直解　唐主同平章事冯道闲谈及农工辈种田，几年来秋收，米谷多有收成，军民食足，四方无灾荒寇贼之患，朕心上颇安。冯道因事进规，借那先王李克用事，说道：“臣向年在先王军府中，遣臣出使中山路，经历井陉之险危地方，途路崎岖难行，只得紧紧持着鞭缰，甚是小心谨慎，所以一路无倾跌失措。及至过了险危地方，到那平坦所在，鞭辔可以稍宽，自家也要安逸少顷，不想反遭倾跌失踬。这不止乘马行路若此，就是人君治天下，也是这个道理。只在治天下谨守，如驭六马委辔，固不是说或遇扮索易绝，六马易惊，为人上者不可不谨也。”唐主甚道是他说得当理，谈丰歉，说太平，便虑到致治未乱，保邦未危，甚可铭心者。唐主又说道：“今年小民田中有收，想是风调雨顺，百姓每都有收成，必无告馈的了。”冯道又进说：“今目前之事，岁那得丰豫，小民那能全收。臣看今年农家就是那唐时进士有聂夷中者，赐观灯宴上，命各赋诗为盛典，夷中颂诗云：二月卖新丝，先借债纳官，约以新丝出还，丝成则卖矣。五月粜新谷，五月借债纳官，约以新谷收即还。新谷出，即粜矣。医得眼前疮，目前之疮要医治，不去治病根，只要宽得目前之急耳。剜却心前肉，是丝、谷都为还债去了，下半年何以聊生？就如目前，疮虽已治，而心头肉已先剜去，欲求生得乎？农家困苦之光景，于士农工商四类中极为勤苦。凡播种耕耘，收敛水旱虫蟊，那样不是时时刻刻在心，件件种种尽力。人主居九重之位，崇高富贵，焉知民间之勤苦至于如此。人虽说道年岁丰登，不知到收成日子，那补得一年辛苦之报。人主知，则民受赐；不知，则民受虐。君无忘聂夷中之诗，尝为省念之。斯驭民如驭马，无灾荒外侮之侵，而国治矣。”


    原文　三年，唐初刻九经板印，卖之。


    直解　九经者，《孝经》一、《论语》二、《孟子》三、《毛诗》四、《尚书》五、《周易》六、《周礼》七、《礼记》八、《春秋》九，总为九经。命这九经用木板镌刻出印之，卖与天下行之。


    原文　唐少卿康澄上疏曰：“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隐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勿失。”唐主优诏奖之。


    直解　少卿，官名。周有六卿，汉有九卿，梁有十二卿。宋亦六卿，每一卿有正卿，有少卿。当唐朝康澄为少卿之官，上奏疏一通，疏中说道：“国家有可惧而犹不足惧者五件事，有人不知畏而最可畏者六件事。夫气化有阴阳，太极静而生阴，太极动而生阳，不可垂舛，一不调，人必惧，不知可惧不在是。三辰，日月五星，日月昏蚀，五星失度，是天变也。人君省愆官司救护是惧，不知可惧不在是。小人逢迎尊贵，陷害善良，恶党乌合，造言生事，旁劝惧之，不知可惧不在是。山谷崩颓，川泽涸竭，此地变也。当伊洛竭而夏亡。最可惧，不知可惧不在是。禾稻之灾，或蝗虫杀稼，为五谷之蟊贼，秋成何望，人必惧。不知可惧不在是。这五件可惧而不足惧的。夫贤人，国家之桢干，人主之佐理，倘或挂冠，或弃家，则国无贤人，谁与共理？人不觉其可畏而深为可畏。四民者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倘一不售，必然改业，或有地理不仁，必然迁居，似不足畏，而深为可畏。上下者君臣父子主仆便是。上该以诚信宽厚待下，下该忠孝尽力事上。苟上以虚縻，下以虚奉，则国事日非，离心离德矣。人不知畏，而深为可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若寡廉鲜耻了，有位者窃位苟禄，无位者为奸为盗，人不觉可畏，而深为可畏。毁人者恶而谤之，誉人者爱而赞之。一失真，把贤人说坏，不肖赞扬，是非混乱，好恶任口，人为簧鼓，不觉可畏，而深可畏。直言所以救过规失，臣直则主圣，友直则过寡。古圣贤告之则喜，闻之则拜，不然，怙恶终身，不觉可畏而深为可畏。这六件以不足畏而深可畏的。前五件不足惧的，臣望吾君件件要留意；后六件深可畏的，臣望吾君件件修省勿懈。”唐主见康澄所奏疏言，下诏褒嘉赐之。


    原文　四年，唐主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直解　唐主每夜退朝之后，到禁中焚香，对天祝颂说道：“我李嗣源本是沙陀兵马李昌国子，李克用养子，原不是中国人，为乱世被众军士所勉强推立为主。惟愿天心思治，早早生出圣人来，为天下万民之主，天其勿缓哉！”唐主在君位，止历八年，不能永久。但是每年丰谷熟，民乐有年，敌国罕侵，束兵息马，人无争夺，据五代之君，比之如明宗之世，虽非汉文、景之盛，亦小小平安世也。彼嗣源胡人耳，每以国泰民安留意，天意遂以丰安应之。今日堂堂天朝，顺天应人，以为万生民主者，可不以民事留心，国计系念哉！

 闵 帝

    闵帝，名从厚，明宗之子，在位四月，为潞王从珂所废。


    原文　应顺元年，唐潞王李从珂举兵凤翔。唐主以康义诚为招讨使，将兵拒之。从珂至陕，诸将及义诚皆降。唐主遂出奔。从珂引兵将至，冯道谓中书舍人卢导曰：“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从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矣。”


    直解　应顺，闵帝年号。李从珂，李嗣源养子，封潞王，起兵寇凤翔地方。唐主升康义诚做招讨使之职，率兵拒敌。从珂到陕西，义诚同将官投降了，唐主只得出奔。从珂领兵将到，冯道替中书舍人卢导说：“从厚既出奔，主位不可虚。今潞王既到，就该定劝进君位。诏书先具草以待其来可也。”卢导说：“潞王入朝时，文武百官随班迎之耳。设使废一君，又立一君，当待太后令旨，岂有骤然劝进之理。”冯道说：“事势到此，从实做耳。”卢导曰：“那有天子蒙尘在外，为臣子者，轻以主君大位又劝他人居耶？”李愚在旁说：“卢舍人这话金石也。吾辈人之罪过，把头发逐根数去，其多犹不足以尽之矣！”

 废 帝

废帝，名从珂，明宗养子，封潞王，废闵帝从厚为鄂王而自立。闵帝被弑，磁州宋令询死节。立二年，石敬瑭以兵入洛阳，遂自焚死。


    原文　清泰元年，唐主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


    直解　清泰，废帝年号。唐主先年在明宗朝，与明宗婿石敬瑭，皆以猛力好争斗居左右。但是他互相妒忌，心里争端，忿忿不相好。从珂既居君位，石敬瑭出于不得已，进朝见唐主。唐主以敬瑭复为河东路节度使。敬瑭既奉命还镇，潜地里养士屯粮，以图大举。

 后晋纪

    <h2>高　祖</h2>


    高祖皇帝，名敬瑭，姓石氏，明宗婿也，与潞王素有隙，乃借契丹兵以灭唐，在位七年。


    原文　天福元年，唐主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辞归晋阳。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耶？”乃议使敬瑭移镇郓州，未几，为天平节度使。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都押衙刘知远曰：“明公将兵，久得士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然卒以河东相授，此乃天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爱婿，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公诚屈节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及唐主发兵讨敬瑭，敬瑭乃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割卢龙等州与之。契丹喜，自将五万骑赴援，唐兵大败。唐主曰：“石郎使我心胆堕地。”十一月，契丹册敬瑭大晋皇帝。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州以报，仍许岁币。唐主登玄武楼，自焚死。


    直解　天福，后晋年号。千春节，是唐主庆贺节，是日设酒。晋国长公主，明宗封长女为晋国，千春节要辞归国。从珂酒醉，说：“何不再住几日？急归欲要同石郎敬瑭谋反耶？”使敬瑭移镇郓州地方。不几日以为天平节度使。敬瑭疑虑，对将佐说：“吾今重到河东，主上面约终身不调换。今日之命，或者合千春节与公主这句话否？”都押衙官刘知远说：“明公将兵，平素极得军士心。今拥据险要胜地，兵勇马壮，若起兵传檄天下，帝王之业可坐而成也。奈何以一纸移镇制书把自身投入虎口而往乎？”管书札桑维翰说：“主上始初即帝位，明公入朝觐，岂不晓得蛟龙不可放入深渊，入深渊，便不可制御。今以河东授汝，此是天授公之大物也。昔年明宗之遗爱在于人心，而主上以异姓养子代立，万民不服。明公，明宗之嫡婿，契丹平素替明宗结为兄弟，公卑身事之，朝若期之，晚即来到，何虑不成事？”那时从珂发兵讨敬瑭，敬瑭使桑维翰书表称臣于契丹，且事以父礼，约事若有成，割地奉报。契丹见敬瑭表文心喜，亲领兵五万助力，唐兵遂败，说石郎敬瑭使我心胆惊落在地矣。契丹册命敬瑭大晋皇帝。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处以献契丹，又约年年献金玉币帛，尽为子之道。从珂自焚，死于玄武楼上。


    原文　四年，晋加刘知远、杜重威同平章事。知远自以有佐命功，耻与重威同制，制下数日，杜门不出。晋王怒，欲落知远军权，令归私第。赵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为唐所攻，非知远心如金石，岂能成大业？”晋王意解，知远乃受命。


    直解　晋刘知远、杜重威同为宰相，但知远自道是有拥立君位功劳，其官爵之尊，必然无比，怎与杜重威同受诏制。制颁下了数日，知远竟闭门不出，往来俱绝。晋王闻，怒发，要革去知远军权兵柄，着归私第。时赵莹在旁拜请说：“陛下当时在晋阳，为唐兵攻伐，知远不是心若金石坚定，陛下岂能成帝王事业耶？”晋主提起前因，怒意解，令之受命。


    原文　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晋主尝访道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晋主然之，宠无比。


    直解　司徒，官名。《周礼》，地官掌教，户部尚书之职。唐以丞相为大司徒侍中。唐有侍中，以貂为节。左散骑常侍二人，侍中主人，为左貂便是。晋以冯道为司徒兼侍中。晋主尝问冯道以军旅之策，道对说：“征叛伐敌大事体，此在圣心独自剖断。臣道者掌书记，书生耳，只晓历朝法制，谨谨奉行，余不知也。”晋主听之，宠厚礼遇愈至。

 齐 王

    齐王，名重贵，高祖侄。晋主殂，重贵即位。高祖无嗣，大臣迎立之。重贵致书契丹，称孙不称臣。契丹怒。重贵在位四年，契丹执之以归，封为负义侯而国亡。


    原文　开运元年，契丹入寇，晋主命刘知远会兵山东，后期不至，晋主疑其有异谋。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何忧乎！”


    直解　契丹怪齐王称孙不称臣，背父约，举兵入寇。晋主召刘知远领兵，齐到山东地方同会，知远兵日期失约不至，晋主虑其反叛之谋，不可知也。那时郭威见知远有忧惧不安之色，对知远说：“河东山如砺，河如带，险要坚固，风土习俗都重武艺。军士强，战马习，无事则勤劳力作于农功，有事则或守或战，见寇敌无退缩之气。此图王定霸之地，何必忧乎！”

 后汉纪

    <h2>高　祖</h2>


    高祖皇帝，名嵩，字知远，姓刘氏，其先沙陀人。仕晋，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贵被虏，嵩乃即位于晋阳，建国号后汉，在位二年。


    原文　天福十二年，晋刘知远在河东，富强冠诸镇。及闻契丹深入，知远无入援之志，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知远从之，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国，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


    直解　天福，仍晋年号。刘知远拥兵河东地方，富足强盛，在诸镇以上。至是闻得契丹兵深入为寇，知远无入救意，止将兵分开坚守四境之地，以防备侵扰。自此将佐辈都劝请知远称尊号为帝，以号令天下。知远久有此念，遂从之，居皇帝位，自家亦不忍背晋号，又怪齐王开运之号不嘉，仍从前天福云。


    原文　晋主至大梁，改国号曰汉。乾佑元年二月汉主殂，子承佑即位。


    直解　晋主被契丹虏去，知远领兵至大梁，即皇帝位，乃改国号曰汉，改年号曰乾佑。

 隐 帝

    隐帝，名承佑，高祖太子。初即位，狎昵嬖幸，诛戮大臣。及郭威举兵反，群下归附，帝为乱兵所杀，在位三年而汉亡。


    原文　乾佑元年，汉以郭威为西面招慰安抚使。威问策于冯道，道曰：“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威从之，繇是众心始附。


    直解　时冯道为晋首相，郭威为西路招慰按抚使之职，问治国之策于道。道说：“今帑中官物，军士都嗷嗷然，思得以救军需。公不必爱恤此物，以充主上纵欲之费，出以分赐士卒，则人人感恩效力矣。”威从其说，将库官物都分给士卒，自己无所留，不为吝恤，至是众将士以威不私官物，人人沽惠，人心尽归。


    原文　汉主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于是遂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于东庑下。又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及邺都，杀王殷、郭威、王峻。知之，乃留养子荣镇邺都，自将大军至封丘。汉主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战，败还。汉主出劳军，为乱兵所弑。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自迎春门入，帅百官起居太后，因请立嗣君。太后诏迎汉王弟赟即位。辽入寇，太后命郭威击之。威至澶州，将士大噪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裂黄旗以被威体，因拥南行。太后诏废赟为湘阴公，以威监国。


    直解　汉主无道，宰相谋止，遂厌之。乃谋杀大臣总机政杨邠、典宿卫史弘肇、掌财赋王章于东首丹墀下。又差供奉承应官孟业捧密诏到澶州地方，及邺都地方，杀王殷、郭威、王峻三人。三人先知凶信，威乃留养子郭荣镇守邺都，自统大军至封丘地面。汉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战，败还，归大梁。汉主亲出劳赏战士，军众竞所钱物，乱军竟弑汉主。时冯道领文武百官来，见郭威。威犹自以武臣下拜宰相。道受威拜如平日。冯道徐曰：“侍中此举不易，得之机会。”威自迎春门领兵入，领百官问安太后，就请立新君。太后诏旨迎汉主嫡弟即君。会辽兵入寇，太后着威伐之。威到澶州地面，将士鼓噪起来，大声说：“天子既死，今新天子必侍中自为，别立君，不服也。”军前所建大黄旗在，众以立天子，不备黄袍，竟裂旗作袍，权覆威体，随拥凑逼之南行归。太后废赟为公，乃命郭威监国。

 后周纪

    <h2>太　祖</h2>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尧山人，仕汉为枢密副使。及隐帝遇害，将士拥而立之。建国号后周，在位三年而崩。


    原文　广顺元年，以监国即皇帝位，国号周。周主出汉宫宝器，悉毁之于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


    直解　广顺，周太祖年号。太祖始初，太后诏以为监国，众军士就推拥即皇帝位，改国号后周，取前周武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的意。周主性疏财，不比李存勖钱财山积，不肯给军士。至汉宫中积聚宝器，必是古来贵重之物，周主不以为贵重而珍藏之，反尽出毁碎于殿庭。这不是吊誉沽名念头，只是不贵异物的意思，说道：“凡为帝王者，治世驭民为急，这宝器积于宫，有何关系。”亟毁碎之，无容爱惜也。周主此举，犹唐太宗焚珠玉锦绣殿前一样，重本轻末道理。


    原文　初，周主讨河中，已为人望所属。李谷时为转运使，周主数以微言讽之，谷但以人臣尽节为对，周主以是贤之。即位首用为相。


    直解　周主起兵，以河东富强冠诸镇，先讨之。此时人心已有归意。其李谷正为转运使转运钱粮，周主于言语间微露监国就该即帝位了，有时有势不失却机会，公以为何如。李谷只以为臣之道，君安则竭忠以事，君危则尽节以报，这是公所当为。周主听其语，愈信其为忠贤。至是即帝位，首推以为宰相。

 世 宗

    世宗皇帝，名荣，姓柴。太祖无嗣，养以为太子。太祖崩，乃承大号，在位六年。


    原文　显德元年，北汉连结辽主入寇。周主自将兵御之，战于高平之南。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等，引兵先遁。惟宿卫将赵匡胤力救世宗，大败之。徽等复还，周主责之曰：“汝辈非不能战，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


    直解　初，隐帝被弑，太后迎河东节度使刘崇子赟嗣位。及赟废，郭威监国，即帝位，遂弑赟。时崇为北汉，结好辽主，领兵入寇。周主亲统大兵敌之，在高平南方交战，尚胜负未分。将军樊爱能、何徽率先逃遁，令周主孤危。幸有宿卫近身之将，姓赵名匡胤者，竭力交战，救护世宗出阵无伤，且又杀败了他。周主兵胜后爱能、徽复返营中。夫临敌而逃，失机误国，罪不胜诛。周主唤至，责之说：“汝等不是不善战，只内有叛意。所以临敌而逃，要把朕为一件货物，卖与刘崇那厮耳。”军法该斩，俱命斩之。


    原文　三年，周世宗命匡胤将兵伐唐，遂克滁州。世宗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匡胤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匡胤繇是重窦仪。范质荐赵普为滁州判官，匡胤与语，悦之。时获盗百余人，皆应死。普请先讯鞠，然后决，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时匡胤威名日盛，每临阵，必繁缨饰马。或曰：“恐为敌所识。”匡胤曰：“吾固欲其识之耳。”


    直解　初，后唐闵帝被潞王所弑，潞王又被石敬瑭借契丹兵灭之。此时李氏尚有人，不尽降汉。周主遣赵匡胤乱统兵伐之，遂得了滁州地方。周主遣翰林学士窦仪，藉没滁州库中钱粮。匡胤遣亲近官吏取库中绢用。窦仪说：“公初得滁州时，尽库中物都取之无妨。今既已登簿籍为朝廷官物，非朝廷诏书来，取之不动的。”匡胤自是敬重仪甚。范质是周主信任的，一日荐赵普为滁州判官。时滁州初克，未有官设也。匡胤同他议论甚喜。适间获寇盗数十多人，均当论死。赵普说：“必先究问详细，方就刑戮。”普鞫之，十中有七八宜赦去者。匡胤愈重之。时匡胤威名著，远近敬服，每出战，必繁缨以装饰马首。有进言恐为敌寇所觉。匡胤说：“吾正要他识我耳。”


    原文　周以赵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匡胤表赵普为节度推官。


    直解　定国，取安定国家意。都指挥使，指挥之长，尊于宿卫之职，权尤亲重。周主以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时匡胤表荐赵普为幕职，以商议军政。繇匡胤从尘埃中相识故也。


    原文　六年，周淮南饥。世宗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世宗曰：“民，吾子也。安在责其必偿耶！”


    直解　淮南地方民秋收无成，民饥困馁，以米假贷之。廷臣有奏言：“民贷米，为饥也。饥因贫致，将何以补偿耶？”周主说：“彼民贫而贷之粟以民，吾子民，民饥即子饥也。安有责其偿还理耶！”


    原文　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


    直解　周主好看书史，夜分不寐，见昔年唐之元稹均田图。当时德宗以杨炎为相，行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绘均田图。后世传之司农。今周主欲均田租，以图编赐之道，诏左散骑常侍艾颖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使官民知之。

 恭 帝

恭帝，名宗训，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时方七岁。在位半年，禅位与宋。

 宋 纪

唐之后为五代，曰梁、唐、晋、汉、周，递兴递亡，总不过五十余年。当是时，干戈日寻，海内分裂，称帝建国者，十有余姓，而皆窃据僭号，非大命真主，至宋太祖始统一之。太祖在周时领归德军，起于宋地，遂以宋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宋家一代的事，故称宋纪。

 太 祖

    太祖皇帝，姓赵氏，名匡胤，涿郡人，生于洛阳之夹马营，有紫云黑龙之瑞。周世宗时，为殿前都点检，屡立大功，人心归服。及恭帝嗣位，为众军所拥立，遂受周禅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庙号太祖。


    原文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陈桥之变，先遣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安喜，是县名，即定州地方。陈桥，是驿名。汴，是宋建都之地，即今开封府。《宋史》记建隆元年二月，太祖既立太庙，追崇祖考，即尊奉其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史臣因叙说，太后乃定州安喜县人，有贤德，治家严正，事事都有家法。生五子，长曰匡济，次匡胤，即太祖，次光义，即太宗，次光美，次匡赞。匡济、匡赞早卒。太祖为都点检时，领兵出御汉寇，行至陈桥驿，诸将士逼立太祖为天子，把黄袍加在身上。太祖不得已而从之。那时，家眷都在汴梁。太祖先遣麾下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母后闻之说道：“吾儿见天下久乱，素有济世安民的大志，今果为天子，不负其志矣。”及是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满朝无不欣跃。太后独愀然不乐，忧形于色。左右因进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做了天子，尊为太后，似这等极贵，何故反有不乐？”太后答说：“吾闻之古语，为君的最难。盖天子以一身处于四海兆民之上，任大责重，若兢兢业业，治之得其道，则兆民允怀，此位可以久居，才是尊贵。苟少有忽略，失所以制驭之道，则民心离散，争夺并起，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矣，何尊之有。此吾所以忧之也。”太祖闻其言，深有儆悟，乃再拜说：“谨受母后之教。”夫人君受命而兴，以弘太平之业，必有贤母笃生而训迪之。太后受册之日，不以得位为乐，而深以失驭为忧，丁宁恳切，有古儆戒之风焉，可不谓贤哉！所以成太祖之仁明，而培宋家之元气者，其本原深远矣。


    原文　以窦仪为翰林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先贬官。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使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复入翰林。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繇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直解　端明，是殿名。宋有端明殿学士官，备顾问，预议论，班在翰林学士上。挺冠露额，叫做岸帻。太祖用窦仪为翰林院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醉酒乱性，致有过失，贬为比部员外郎。太祖与宰相范质等说：“翰林学士职掌制诰，宿直禁中。禁中是深邃严审之地，不宜滥用浮薄少年，当选老成的儒者处之。”范质等对说：“原任学士窦仪，清修廉介，持重敦厚，最为称职。但其资望既深，已从翰林升端明殿学士了。今复用为翰林学士，恰似降了他官阶一般。”太祖说：“翰林职任清要，非此人不可。”当日命下，还入翰林，虽若落其端明，实则加以宠任也。一日太祖要降制书，召仪起草。仪到内苑门边，看见太祖挺冠露额，跣足而坐，因退立不肯进去。太祖知其意，就便讨索冠带，整理威仪而后召入。窦仪因奏说：“陛下新得天下，创业垂统，乃后嗣之所取法，四方之所瞻仰，必须动遵礼法，以示天下。若或轻亵威仪，侮慢贤士，臣恐豪杰闻之，以为陛下不能尊德乐道，不足与有为，将解体而散去也。”太祖深纳其言，肃然敛容谢之。自此之后，虽对近亵之臣，未尝不矜庄束带焉。故有宋一代之君，待士大夫最有礼，皆太祖之家法也。


    原文　太祖又尝以幽燕地图示普，问进取之策。普曰：“图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谓深虑矣！”普尝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直解　幽燕，即今顺天府地方。太祖即位之时，幽燕之地，尚属北虏契丹。太祖急欲取之。一日尝以幽燕地图示宰相赵普，计议进兵的方略。普以幽燕之地，久为契丹所据，彼国无衅，恐攻之未必能取，就使取得，未必能守。而蔡州团练使曹翰，往往喜立功名，疑其希旨为之，乃先问说：“这地图必出于曹翰之手。”太祖说：“果然。”因问说：“朕今就用曹翰为将，卿料他取得幽燕否？”普对说：“论翰才力，或亦可取，但此地取之固难，守之尤难。不知既取之后，谁可守之。”太祖说：“就着曹翰守之。”普对说：“假如翰死，谁可替他？”太祖默然无言，思之良久，乃悟，说：“卿为国忠谋，可谓忧深虑远矣！”普曾在太祖前，荐举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太祖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见其违旨奏扰，大怒，把奏本扯碎，弃掷在地。普颜色不变，跪于地下，将碎纸拾起，怀之以归。他日也不再写，只将旧本补缀，复奏如初。太祖始知普为国荐贤，非有私意，卒用其人焉。大抵忠臣事君，惟论事之可否，而不敢阿旨取容，以负委托。赵普之于太祖，于其所欲取者，则力阻之而不以为抗，于其所不欲用者，则力荐之而不以为嫌，可谓忠于谋国矣。而太祖皆能从之。君臣之际，相得益彰，所以开一代之太平者，岂偶然哉！


    原文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果断类如此。然从太祖久，得志，屡以微时所不足于太祖及己者为言。太祖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敢言。


    直解　《宋史》又叙赵普事，说赵普为宰相时，有群臣资望相应，合该升官。太祖素不喜此人，不准推升。普再三执奏说，其人可用。太祖大怒，说道：“朕决定不用此人，卿将我如之何？”普又奏说：“刑罚所以惩恶，爵赏所以劝功。此乃古今之常道，不易之定理也。此人有功，岂可不与升赏。且刑赏乃天下之刑赏，非一人之刑赏也。天下以为当刑，虽天子不得以私喜而废法。天下以为当赏，虽天子不得以私怒而靳恩。陛下岂得以私喜私怒专制刑赏之柄，不顾天下之公议乎！”太祖见赵普不依顺他，越发恼怒，不顾而起。赵普也不退，径跟随着行。太祖入宫，普立宫门外，良久不去，竟得太祖感悟，准升此官。其刚毅果断，执法不挠，大率如此。然普从太祖起侧微以至宰相，为日最久。及既得志，屡以微时轻慢太祖与自己的人言之于上，意图报复旧怨。太祖说：“凡人识见短浅，岂能逆说未来。若使茫茫尘埃之中，可识某人他日当做天子，某人他日当做宰相，则人人皆将访求物色，都去结纳他了。大英雄豪杰处穷困之时，被人轻贱，亦理之常，无足怪者，区区旧怨，何足记乎！”自此以后普悔悟，不敢复为报怨之言。大抵人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不用素恶之人，赵普说天下刑赏不可以喜怒专之，此真宰相之言。至于赵普不忘索怨之人，太祖也说尘埃中不可识天子宰相，亦是天子之量。君臣之间，各以所明，攻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如此。


    原文　初，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直解　初，太祖遣大将王全斌将兵伐蜀之时，会汴京大雪，寒甚。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尚着紫貂裘帽，出以视事。忽谓左右说：“朕在毡帷里面，穿了这等温暖的衣服，身上犹觉寒冷。我思那西征的将士，日夜在原野中，冲霜冒雪，不知何以堪处。”即解下所服裘帽，遣中使驰至蜀中，赐与全斌，仍慰谕众将说：“朝廷深知尔等寒苦，但裘帽有限，势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激殊恩，至于泣下。诸将士亦人人思奋，愿效死力，故所向辄有成功。出兵六十日，而两川悉定，蜀主孟昶举族来降，皆太祖有以励之也。按此事与古投醪挟纩事相类。昔楚人有献酒醪于楚庄王者，庄王欲分给诸将士，以人众不能遍，乃以酒倾在河里，令诸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又楚师伐宋，值天气甚寒，楚王念将士寒苦，以温言拊恤之，三军之士，人人感奋，暖如挟纩纩是绵絮。一般。盖将士身冒锋镝，百死一生，常患朝廷不能知之。朝廷一加存恤，则其气自倍而成功，易矣。古之英君，所以鼓舞豪杰者类如此。将将者所当法也。


    原文　太祖尝见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也。”


    直解　溺器，是便溺的净器。昶，是蜀主孟昶。太祖平蜀之后，见孟昶一个便溺的净器，是七样宝贝镶嵌的。太祖大怒，就命打碎之。说道：“器用贵贱，各有所宜。这溺器，是器之至秽至贱者，汝乃以七宝装饬，不知又用甚么样的器皿去盛贮饮食。似你这等暴殄天物，骄奢淫纵，不惟损一己之福，亦且尽百姓之财，如此而不灭亡，更待何时哉！”此可见亡国之主，与兴王之君，其奢俭迥别如此。大抵创业之君，生长民间，备尝艰苦，故能节用爱民，垂法后世。亡国之君，沉溺富贵，不知小民疾苦，纵欲自恣，而邪佞之臣，又往往阿意逢迎，导之以奢侈淫佚之事，卒之乐极生悲，民穷财尽，或自促其寿命，或复亡其国家。从古以来，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可不戒哉！


    原文　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乱，凡使者至，各令陈王全斌等不法事，遂尽得其状，乃皆征还，以其初立功，不欲属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黩货杀降之罪。命责授全斌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昭化节度留后，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以刘光义、刘廷让廉谨，并进爵秩。曹彬自蜀还，橐中唯图书衣裳。又能戢下，秋毫无犯，太祖深嘉之，以为宣徽南院使。彬辞曰：“征西将士俱得罪，臣何敢独受赏。”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惩劝，国之常典，又何辞焉。”


    直解　宋时有宣徽院，设南、北二院使，总领内诸司及内侍之籍，盖贵近之职也。初全斌等平蜀之后，纵饮贪财，不恤军士，蜀兵因而作乱，两川之民争应之。全斌又诱杀成都降兵三万，众心愈益愤怨，蜀地几不可守。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作乱，凡有公差从蜀中来的，都着他一一陈奏王全斌等不法的事情。于是尽得其罪状，乃皆召还京师。念其初立大功，不欲付法司究治，只教中书省宰相审问他事情的虚实。全斌等不能隐情，将贪黩财货、杀戮已降的罪名都招认了。太祖因他吐实认罪，又以其有大功，姑从轻处，降授全斌为崇义节度留后副都部署，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都监，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于内有都部署刘光义、副都部署刘廷让，这两员将官廉靖谨饬，乃并升爵秩以奖之。又有都监曹彬，平素清介自持。诸将在蜀中多取子女玉帛，彬自蜀还，橐中惟图书、衣服而已，且能禁戢部下，所过秋毫无犯，太祖深嘉叹之，升为宣徽南院使。彬辞说：“臣与诸将同功一体，今征西将士皆得罪左迁，臣何敢独受上赏。”太祖说：“卿有平蜀大功，又不以此矜骄夸伐，与诸将贪肆的不同。一惩一劝，乃国家常典，何必以诸将之故而辞之。”竟不许。其后曹彬卒为名将。按征西将士，全斌为主帅，曹彬等副之，是全斌乃功首也。太祖于全斌则贬降而不顾，于曹彬则擢用而不疑，岂非以彬之廉谨有恤民之惠，而全斌之功，不足以赎贪酷之罪哉！《易》经上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太祖得之矣。


    原文　春三月，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著《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从之。太祖召见于便殿，年已七十余矣。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直解　处士，是隐居有道之士。太祖开宝三年春三月，征聘河南处士王昭素为国子监博士。昭素为人，素有文学德行，精通易理，曾撰著《易经论说》三十三篇，一时学者多师事之。太祖闻其名，召见于便殿。此时昭素年已七十余岁矣。太祖命他讲解《易》经中乾卦，至第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九”是阳数，“五”是君位，以九居五，是圣人为天子之象，就如龙禀纯阳之气，飞在天上，能兴云致雨，润泽万物一般。昭素讲到此处，就敛容正色而奏，说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为天子之事，乃援引古今之事，以为证据，因而寓讽谏的微意，以见天位至艰，君身至重，不可以不慎也。太祖大喜，就问他治天下与养身的道理。昭素对说：“治世莫如保爱万民，养身莫如寡省嗜欲。盖民为邦本，治天下者，必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使百姓安乐，则邦本宁固，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如爱民也。欲为身害，养身者，必爱养精神。凡一切伤生伐性之事，皆绝而不为，则身体康健，而寿命延长。故养身莫如寡欲也。”太祖爱他这言语切于实用，书写在屏风及几案上，以时时警省焉。然寡欲爱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为爱民之本。盖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人主多欲，则奸谀之徒，必巧为进奉。闾阎之下，必困于诛求，亏损德业，无甚于此者。故寡欲一言，不但可以养身，亦爱民治国之要也。


    原文　秋七月，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饬。”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繇。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直解　襦，即今之披氅。官家，是天子之称。肩舆，是抬的小轿。开宝五年秋七月，太祖的女永宁公主，曾穿一领贴绣铺翠的襦入宫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说：“汝可解此襦与我，自今以后，再不要如此装饬。”公主笑说：“此衣用得几多翠羽，却以为过费。”太祖说：“我之所惜者，不专为这件衣服。主家既穿此衣，宫中妃嫔及皇亲贵戚每见了，必都相仿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价必贵。百姓每逐利，见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鸟展转贩卖。伤生害命，从此渐广，皆汝此衣有以致之，主罪过多矣。汝生长富贵，不知艰苦，当思人生福分有限，不可用尽，爱惜樽节，长得受用，岂宜造此恶业之端，自损己福耶！”公主乃惶恐谢罪。又一日公主侍坐于太祖之侧，与皇后同劝太祖说：“官家做天子日久，便受用些也不为过。岂不能用黄金装饬肩舆，乘以出入乎！”太祖笑说：“我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莫说肩舆，就将宫殿都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思这财物乃是天下万民的膏血，我为天下主，不过为天下守此财物，以备缓急耳，岂可将来自己妄费，不顾天下利害乎！古人有言，人君置身兆庶之上，当以一人之勤俭，拊治天下，不当以天下之财力，供奉一人。苟专以自家奉养为意，则穷奢极欲，无所不至，民力必然耗竭，帑藏必然空虚。一旦天灾流行，民穷盗起，天下何所仰赖哉！此我所以不敢恣意妄费也。汝等当识此意，不可再以为言。”夫宫闱之好尚，系四方之观法，服饬无度，则天下化之，渐以成风，朴散实漓，民穷财尽，皆繇于此。其害不止于伤生折福而已。太祖身历艰难，不敢以一身之奉，竭天下之财，故其训戒于家庭者，最为激切。创业之君，其用心类如此，守成者所当时时警省也。


    原文　九月，命曹彬帅师伐唐。初，帝屡遣使喻江南国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以伐之。将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又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直解　唐，是南唐。五代之乱，有李昪者，据有江南地方，自称为南唐。传子及孙李煜，国势日削，贬号为江南国主。开宝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统领兵马以伐南唐。先是江南国主李煜稟奉宋朝正朔，太祖累次差人喻意，征他入朝，李煜拒命不至。太祖大怒，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官，潘美为都监官，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官，统兵十万以伐之。彬等辞朝将行，太祖戒谕之说：“江南军旅之事，一切都委任于卿，切不可恣为暴虐，杀掠生民，务要广布朝廷威德信义，使其自然归顺，不须急图成功，只务攻击也。”既又丁宁之说：“李煜无道，暴虐其民，我遣汝征之，本为救此一方人性命。城破之日，切不可杀戮平民。设使李煜不降，拥兵困斗，罪虽难赦，情亦可怜，则煜一门家口，务要保全，不可杀害。”太祖既嘱付曹彬了，又以一口剑授之，说道：“大将有权，然后朝廷恩威得行，今以此剑与你，凡副将以下，有不遵号令者，并许先斩后奏。”潘美等正是副将，闻之，皆悚惧失色，无不遵奉号令者。先是王全斌平蜀之时，纵兵掳掠，多杀生命，上每以为恨。以曹彬素性仁厚，故专任以江南之事焉。其后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李煜既降，待之极有礼。固彬之能奉行德意，亦太祖之仁恩及于无穷也。


    原文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尝宴近臣紫云楼下，因论及民事，谓宰相曰：“愚下之民，虽不分菽麦，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直解　太祖一日视朝毕，退坐于便殿中，怏怏有不乐之色，如此者久之。左右请问其故。太祖说：“汝等见天子尊荣，只说这皇帝是容易做的，不知为君者日临万几，事事当理，心里才放得下。朕早间临朝，有一事不及深思，乘着一时快意，轻率就处分了，遂致差误，即今悔之无及，是以不乐，可见做天子甚不易也。”太祖又尝宴近臣于紫云楼下，因论及民间疾苦的事，乃谕宰相说：“那田野小民，虽有愚蠢无知，不能辨菽与麦的，也都是朝廷的赤子。藩侯专制一方，民命所关，若不为朝廷抚字爱养，务行苛虐之政，严刑暴敛，使小民无所控诉，朕决当尽法处之，断不姑容也。”又京城宫殿新成，太祖御正殿坐，令前面洞开诸门，望之皆端直轩豁，无有壅塞遮蔽处。因谓左右说：“这门庭正直光明，容不得一些邪曲，恰似我心一般，少有一毫邪曲，人皆得而见之，无所逃蔽矣。”按太祖创业之初，忧勤惕励，惟恐一事之误，致万几之丛脞，一民之困，贻四海之怨咨，故其言之恳切如此。至于心无邪曲之一言，尤为知本之论，为事为民，皆繇此出，汉唐诸君所不能道也。其身致太平，而开有宋三百年之业，宜哉！


    原文　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


    直解　太祖又曾与宰相薛居正等说：“君心乃万化之原，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天下国家可理也。朕观自古为君的，少有能正其心，而自致于无讨之地者。朕为此故，早夜不宁，悚然畏惧，惟恐此心一为非僻所干，则救之无及，必乘其未发而防范之，恐此心一为嗜欲所蔽，则攻之甚难，必及其未行而窒塞之。欲以先正其心，立于无过，以庶几古帝王以德化人之义耳。若唐太宗天性高明，不护己短，受人谏诤之疏，虽至于直言相诋，以彰其失，也欣然受之而不愧耻，人皆称之。然以朕观之，与其既为不善而后更改，孰若防之于微，而不为不善，使上无失德，而下无间言，岂不更为胜哉！”盖人君一有过失，虽即改之，所损已多。唐太宗虽能改过，而不求无过，故太祖讥之如此。但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喜闻其过，则其过将日寡矣。自谓无过，则其过将日积矣。夏禹悬钟鼓铎磬，以求四方之言而兴；周厉王使卫巫监谤，道路以目而亡。然则唐太宗之乐闻直谏，亦自不可及，此又明主之所当知也。

 太 宗

    太宗皇帝，名匡义，是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原文　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宴贡士于开宝寺。帝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及亲试举人，阅其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又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锡宴，自为诗二章赐之。


    直解　宋初取士，有进士科，试诗、赋、论、策。有诸科，试九经、五经、开元礼、二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九件。以其各习一科，所以叫做诸科，皆一年一举。繇本州取送礼部，礼部考试中式者，列名放榜，赐及第出身有差。史臣记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初开科取士，诸贡士中式者，皆赐宴于开宝寺中。此时内外衙门缺官甚多，皆须选补，又恐士子有人在积滞，不得进用者，思振拔而用之，乃谕侍臣说：“用人之道，求之贵广，选之贵精，然不博求则无以为精选之地。朕欲广收天下才俊美彦之士于科场中，不敢望取拔十人，便有五人可用。只得十人之中，有一二真才实学替国家干事的人，亦足为致治之具矣。”至是，亲复试举人于讲武殿，阅贡籍，曾经十举至十五举者，得一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之部检阅其年深至十五举以上的进士，及诸科共得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同本科出身。又九经中有七人不中式，例该发回，太宗怜其久困场屋，老而无成，也都收录，特赐同三传出身。前此进士诸科，每一举总不过百人，这次所举共有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于开宝寺。太宗又自为诗二章以赐之。恩礼之盛，前时所未有也。然此时当开国之初，在野贤才，未得尽用。故太宗广收博取，特加恩赐以宠异之，所以网罗豪杰，开其进用之路也。若承平日久，士习已定，则又当慎选举，精鉴别，以罗真材。傥令不中格者，皆得以淹滞见收，则滥进之门启，侥幸之途多，抡材取士之典轻矣！此又用人者所当知。


    原文　初，太祖幸洛，张齐贤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辅汝为相也。”至是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尽赐及第，特与京官通判。


    直解　宋时以洛阳为西都，即今河南府地方。布衣，是白身无官职的人。先是太祖行幸洛阳，有个布衣之士，叫做张齐贤，献策于太祖。条陈十件事：一件伐北汉，以取并、汾；一件富百姓，以固国本；一件广封建，以藩本支；一件敦孝行，以广至德；一件举贤能，以备任使；一件兴太学，以养人才；一件亲籍田，以劝农桑；一件选良吏，以兴教化；一件惩奸恶，以正风俗；一件谨刑罚，以重民命。十事之中，太祖只取他四件事以为可行。齐贤固执，说他十事件件都好。太祖怒其不逊，令武士扯出去。及回銮到京，与太宗说：“朕昨行幸西都，他无所得，但得一个贤士，叫做张齐贤。此人有经济大才，但我要摧折他的英气，不与之官，留在他日，待你做皇帝时，可使辅佐汝做宰相，致太平也。”太宗牢记在心。到这年开科选士，齐贤也来应举。考官一时失于选择，将他名列于下等，不在取中人数。太宗见之不悦，特命一榜里面，不分上下，尽赐及第，故齐贤也得入选，又特与他做大理评事，以京官职衔通判衡州。宋时通判，职任最重。进士及第在高等者，乃得除授此官。张齐贤甲第在后，而选授独优。盖太宗遵太祖之命，欲大用之也。其后齐贤果能慷慨任事，为一代名臣，亦可谓不负所举矣。


    原文　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归，封俶为淮海国王。俶会陈洪进纳土而惧，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归其甲兵，求还。帝不许。俶乃籍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帝以淮南节度管内为淮海国，封俶为王。俶弟仪、信并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为节度使，赐赉待遇冠绝当时。


    直解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来归。太宗诏封为淮海国王。史臣因叙说，钱俶之祖名钱镠，浙之临安人也。当五代时，起于贩盐，之有吴越之地，自称吴越王。传至钱俶，遇宋太祖之兴，俶知天命有归，遂称臣奉贡，执礼甚恭。然其土地尚未入于版图。至是来朝京师，适值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漳、泉二州来献，俶心中恐惧，乃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纳其甲兵，求还本土。太宗初不许。俶乃造册开载所管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人，尽数献于朝廷。太宗嘉其诚款，特御崇元殿受之。初时俶欲纳土归顺，恐他手下的将佐不从，因此不着众人知道，只自以己意献上。及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说：“吾王已委身于朝，自今不复归国矣！”太宗既受其献，乃以淮海节度所管地方为淮海国，改封俶为淮海王。俶弟仪、信并授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各授官有差。又推及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授为节度使。凡赏赐物件及接待礼貌都极其隆盛，冠绝于一时焉。按是时，宋一统之业已成，负固如北汉者，犹欲以孤垒自全，使王师累出，诛戮无辜。而俶独能保全一方，以归于宋，不致血刃，非但忠顺可嘉，抑亦有仁者之功矣。此史氏所以特书之欤。


    原文　帝既还京，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张齐贤上疏，其略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谨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繇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袵而至矣。”


    直解　幽，是幽州。蓟，是蓟州。即今顺天府地方，此时为北虏辽人所据。太宗既平定天下，要复中国旧境，自将伐辽，为辽将耶律休哥所扼，不能成功。至是班师还京。一时献议者，皆言今中国士马方盛，宜及时进兵，急取幽蓟地方。张齐贤度量时势未可，乃上疏谏之。大略说：“圣人举事，动必求其万全。不敢侥幸以成功。故百战而百胜，犹为侥幸，非万全也。不若不战而自胜，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坐收其功。此为上策也。陛下若能重之谨之，忧勤图治，则国富兵强。在我者有余力，而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矣。自古边境之患，岂都起于夷狄也。多因边吏骚扰生事，致开衅端。若使沿边一带诸寨选用良吏，抚御有方，只教他高筑墩台，深掘濠堑，休兵息马，畜力养锐，以逸自处，而待敌人之劳，宁我致人，而不为人所致。这正是古人所谓：‘拣精兵，不如择良将，靠一己的膂力，不如集众人的谋勇。’能如是，则边方宁静，而河北之民可得休息矣。今乃计不出此，而欲与之角胜于疆场，幸功于难必，非所谓不战而胜，万全之策也。臣又闻之，天子以六合为一家，则当兼容并蓄，以天下为心，岂止于争尺寸之土以为广，角戎狄之势以为强而已哉！是故圣人之治天下，以保安人民为本，以制服夷狄为末。以中国为内，而务求安定；以夷狄为外，而听其自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图根本，爱养生民，而可以建太平之业者也。尧舜之道，岂有他术，只是推广此心之仁恩，以及于天下之民而已。其所谓推恩，只在安全而利养之，使无死亡穷苦之患。民既安利，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远。戎狄之人自将慕德归义，敛袵而来朝矣。何用兴师动众以伐之哉！”齐贤此疏，可谓深知治本。惜乎太宗不能从，以致曹彬一败于岐沟，杨业再败于陈家谷。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图边事者宜三复此疏焉。


    原文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同签署枢密院事。帝谓琪等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饬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又谓蒙正曰：“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虽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直解　参知政事，是下宰相一等，参预朝政的官。枢密院，是掌管军机戎务的衙门。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知开封府李穆，翰林学士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右补阙张齐贤，大理评事王沔同佥书枢密院事。太宗既简用此数人，擢居要职，因谕宋琪等说：“自古君臣相与，莫不欲长治而无乱。然世之治乱无他，惟视庙堂之赏罚何如耳。诚能于有功者赏之，或厚或薄，各当其功，于有罪者罚之，或重或轻，各当其罪，则赏罚出于天下之公，人心自然悦服，而天下治矣。若以赏为饬喜之具，任着一时喜欢，即便行赏，不论他功之何如，以罚为饬怒之具，任着一时恼怒，即便行罚，不论他罪之何如，则赏罚出于一人之私，人心莫不愤怨，而天下乱矣。一赏一罚，关系之大如此。卿等职居政府，凡于赏罚之施，切宜详慎，不可徇私灭公，以为基乱之地也。”又谕吕蒙正说：“凡士当穷居未遇之时，见当世政务，有一差失，不合于理，即郁郁不满于心，思欲尽言而无其路。及列于位，居可言之时，得以献纳其可，替废其否，却又避讳不言，岂不自负其志？自今朝政有阙，卿等当竭其底蕴，为朕言之。所言的虽未必句句切中，亦可因而讲求，大家商议而改之，使合于道理。朕固不敢自负其崇高之位，使人隔绝而不言也。”夫上无鉴别之明，则赏日僭而刑日滥；朝无谏诤之士，则臣日谄而君日骄。国之祸乱恒必繇之。此太宗所以惓惓于诸臣也。然惟人主之心公，则臣下自不敢私，而赏罚必当矣；人主之心虚，则臣下自无所隐，而过失必闻矣。是又未可专责之臣也。愿治者宜加意焉。


    原文　以吕文仲为翰林侍读，王著为侍书。帝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文仲以经义，著以笔法，葛湍以字学。


    直解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吕文仲为翰林院侍读，王著为侍书。太宗天性好学，勤于读书，每日自巳时朝退之后，即览观书史，直到申时方才放下书卷。又特诏开馆，命翰林学士李昉等，将前代书籍分类编辑为书，以资博识。书成叫做《太平御览》，总计一千卷。太宗自立书程，每日进读三卷。宰相宋琪恐诵读太勤，圣躬劳瘁，请少休息。太宗说：“朕每一开卷，便觉聪明启发，日有进益，心里喜好在此，自不知其为劳苦也。朕所以每日限读三卷者，欲以周年之力，读遍此千卷书耳。”其勤学如此。每于万几之暇，则问吕文仲以六经中有不通晓的文义，又问王著以真草篆隶等用笔之法，问葛湍以点画声音等字学之法。大抵人主之情，必有所好。或好酒色，或好狗马，或好田猎，或好游宴，或好财利，皆足以戕生伐性败德丧身。惟好读书写字，则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故自古英君圣主，莫不留意焉。宋太宗以创业之主，犹孜孜问学如此，况继体守成者，可不勉哉！


    原文　雍熙元年春正月，诏求遗书。帝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帙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繇是四方之书简出矣。


    直解　宋时于禁中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叫做三馆。雍熙元年春正月，太宗性好读书，手不释卷，常以五代兵火之后，书多遗失，乃下诏求遗书于四方，因谓侍臣说：“自古及今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教化所出，必有个根本，治乱所繇，必有个原始，世远人遐，全靠那书籍上记载得明白，后世得以稽考，有所取法。若没了书籍，则于百世之下，虽欲知其本原，亦何从寻讨而取以为法哉！今三馆所贮之书，遗失者尚多，不足以备参考。这是国家一阙典。”乃诏募中外士庶之家，有以所藏书来献，多至三百卷者，特议纪录旌奖以酬之。其余三百卷以下，量其卷帙之多寡，分为等级，优加赏赐。若有爱惜珍藏不愿将书送官者，但借其书抄之，仍以原本发还。诏下之后，中外人家但有遗书者，都来献上。于是四方之书间出，而古今载籍尽归四库矣。大抵物常聚于所好。人主好珠玉，则珠玉至；好淫巧，则淫巧之物至。太宗好书籍而四方之书聚于册府，于以开一代文运之盛焉。可谓好得其正矣！


    原文　三月以杨延庆等为知州。帝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州，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直解　刺史，即州太守。雍熙元年三月，太宗选择守臣，以杨延庆等十余人为各处知州。太宗因谕宰相说：“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然惟刺史之任，与那百姓每最为亲近，必须有才力，有操守，实心爱民的，方为称职。傥误用不才的人，贪赃坏法，那百姓每被其虐害，负屈含冤，莫可控诉，其祸可胜言哉！昔后汉时有秦彭做颍州太守，他能兴利除害，为百姓造福，教化大行，致令所属地方，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诸般祥瑞，可见做好官的，上天也未尝不昭鉴也。”宋琪因奏说：“秦彭一太守耳，政善民安，天且应之以祥瑞如此。况于君天下者，若能奉天子民，使海内乂安，则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矣。岂止一郡之福而已哉！”夫天下郡县至多，民间利病朝廷岂能悉知。得一良牧则一郡生灵受其福，否则一郡生灵受其害，所系诚不小也。然须朝廷加意鼓舞，重循良之选，峻贪酷之罚，甄别不差，然后人人尽力。自古明君，未尝不操此术而治者也。图治者宜留意焉。


    原文　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平章事，王沔参知政事，张宏为枢密副使，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帝谕普曰：“卿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法度，举贤能，明赏罚，弭爱憎，何忧不治？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卿其念哉！”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帝嘉其无隐。普开国元老，蒙正以后进同相位，普雅重之。


    直解　太宗既复赵普相位，乃加普为太保兼侍中，又拜吕蒙正同平章事，与普共理机务，以王沔参知政事，召成都镇抚使张宏还京，为枢密副使，以翰林学士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太宗谕赵普说：“凡人有权势的，不期骄而自骄。卿位极人臣，权势已盛，正宜持正守谦，慎勿以此骄恣。但能谨守国家法度，荐举天下贤能，明赏罚之典以布公道，克爱憎之私以定取否，则相业光明，人心悦服，天下何忧不治？至于朕之所行，或有未当，卿宜即时救正，不可面前曲从，以成朕过。古人爱其君，必欲使之为尧为舜，若其君不如尧舜，则引为己责而耻之。此正卿今日之事也。卿其念之哉！”此时吕蒙正同在政府，其为人质实厚重，宽大简默，时论翕然重之。平素以正道自守，不肯阿旨取容，遇国家政事，该说的便说，无所避讳。每论时政，或太宗不能听从，即再三执奏，反复明其不可，必求依允而后已。太宗见其无隐，每嘉纳之。当是时，赵普乃开国元老，勋名齿爵，举朝无与为比。蒙正以后进之士，同居相位，普绝无忌刻，常称他是台辅之器，甚加敬重，有济济相让之风焉。夫惟明君为能择相，惟大臣为能有容。太宗复相赵普，不忘耆旧，而又以蒙正之正直者参之，可谓善择相矣。普以开国元勋，推奖后进，略无嫌疑，有古大臣休休之度焉。其相与以致太平也不亦宜哉！


    原文　夏四月，以张齐贤、陈恕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初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问以得失，众以天数对。准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顷之，复召问以不平状。准请召二府至而言之。于是以准为可大任，故有是命。


    直解　淳化二年夏四月，太宗命张齐贤、陈恕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院副使。先是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一日尝奏事于殿中，准所言与上意不合。太宗恼怒而起。寇准就扯住太宗的袍服，请还御座，将所奏的事裁决停当，方才退去。太宗乃嘉奖之，说：“朕今日得寇准，就如唐太宗得魏徵一般。昔太宗每有阙失，魏徵即犯颜苦谏，虽遇太宗怒甚而神色不移。今准能直谏，亦朕之魏徵矣。”及是年天旱蝗起，太宗召近臣问以时政得失，众皆阿谀不敢正言，都对说：“是天数如此，不关人事。”独寇准奏说：“《周书·洪范》篇中论天人之际，有感必应，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无有差忒。今岁方大旱，论其征应，当是刑狱有所不平。盖匹夫含冤，上干天地之和，故致如此。”此时太宗常留意刑狱，每亲自审录囚犯，见说他刑狱不平，不觉发怒，起入禁中。少顷又召问准：“卿说刑狱不平，有何指实？”准请宣中书省、枢密院官到来，面陈刑狱不平之状。于是太宗以寇准忠实任事，可以大用，故有枢密副使之命焉。大凡人臣阿谀苟容者多，刚直敢言者少。此非独人才之难，亦上之人喜软熟而恶方正，以致如此。彼魏徵与寇准论事，常犯人主之怒，然二君皆能屈己以从之，故功烈垂于二代，俱称太宗，不亦宜乎！愿治之主，幸毋疏骨鲠之臣可也。


    原文　夏五月，以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帝谓侍臣曰：“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前呼后拥，延赏宗族，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帝然之。


    直解　淳化四年夏五月，太宗以中书舍人张洎、职方员外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太宗因谕侍臣说：“翰林学士，地居禁近，职在论思，最为清要而贵重，非他官可比。朕今虽贵为天子，然常以不得做这官为恨。卿等须自己爱重，勉图称塞，不可徒取清华，致负此官也。”又说：“士在草野之中，与平民无异。一旦应举出仕，遭逢明时，致位通显，穿着朱衣，拖着紫绶，前徒呵呼，后人簇拥，又荫及其宗族子弟，并受国恩，书生之荣，可谓极矣。岂得不竭其诚悃以报知遇乎！”若水对说：“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报君，实有不系于此者。彼恬退高洁之士，爵禄不入于心，虽宠之以名位，固不以是为光荣。秉忠守正之士，忠义根于天性，虽所遇有穷通，亦不以是而变其志操。一则不可以爵禄拘，一则不必以爵禄劝，可见爵禄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繇以为忠者也。如或以爵禄荣遇之故，然后效忠于上，则其心必不纯，其忠必不固，不过中人以下者之所为耳。岂可概望之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为是。然天性忠义不因爵禄而后劝者，上臣也，千百中无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必待上臣而后任之，则天工之旷废者多矣。若水之言虽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驭下之术也。明主之所以驭臣，有德而后爵之，有功而后禄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后受官，度德而后居位，不以无德而尸位，不以无功而冒赏，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原文　夏四月，吕蒙正、柴禹锡、苏易简罢。蒙正在中书，帝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许。他日三问蒙正，三以其人对。帝曰：“卿何执耶！”蒙正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因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列竦息不敢动。帝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称职。及罢相，判河南，日引亲旧于林园欢宴。政尚宽简，委任僚属，事多总裁而已。


    直解　太宗至道元年夏四月，平章事吕蒙正、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参知政事苏易简俱罢相不与政事。史臣因记吕蒙正在中书为宰相时，太宗曾要遣人奉使于朔方辽国，谕宰相择群臣中素有才干，可使外国者以闻。蒙正因择一人，以其名奏上。太宗以为不称，不许。他日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只将此人奏上，再不改易。太宗说：“卿何如此固执，全无变通耶！”蒙正对说：“臣非固执不通，盖因陛下未谅臣之心耳。”因备道此人素有才识，堪以奉使，除了此人，别的都不及他。夫人臣之义，当以忠诚正直事其君，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宁可一时违拂上意，不可误国家的大事。若谄媚邪佞，只顺着人主的意思，要用便用，要舍便舍，以求取悦于一时，万一举措失宜，误国偾事，则其罪愈大，此臣所不敢为也。此时同僚官，皆竦息畏惧不敢动。而蒙正慷慨直言，略无互回。太宗退朝，与左右说：“蒙正气量凝厚，真有担当，朕也及他不得。”既而竟用此人，果然称职。可见蒙正知人之明，与其谋国之当、事君之诚如此。及至罢相，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河南是蒙正本贯地方，每日只引亲戚故旧于林园之中，欢宴叙情。为政不务苛细，只尚宽大简易。择僚属中可用者委任以事，己则总裁其大纲而已。大抵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故委任贤臣，所以审图国是。若但以人主之意裁决，必不能尽究天下事理之极，虽揽独断之权，实生意外之虑矣。此吕蒙正不欲妄随人主意以误国事也。而其治河南，委任僚属，意亦如此。太宗始虽未谅，终至信服，亦可谓英哲之主矣。

 宋 纪

    <h2>真　宗</h2>


    真宗皇帝，名恒，是太宗第二子，在位二十五年。


    原文　以张齐贤、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参知政事，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为志。尝从容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帝尝问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沆对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


    直解　真宗即位之初，召刑部尚书知安州张齐贤还京，与参知政事李沆同平章事。又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杨砺、给事中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在相位，慷慨任事，有经济大略，每以大臣事君，经开陈善道，匡救过失，使其君为圣帝明王，方副其志。故尝于奏对之时，从容陈说古昔皇王之道，而又推本其所以然。如论政事，则推原其出政之本，论治化，则究极其致治之繇，以为必如此则合于皇王，不如此则否。真宗答说：“朕以为皇王之道，随时运用，非有定迹，但令事事都合于道理，无有差误，则不必拘泥陈迹，而自近之矣。”真宗又尝问李沆以治天下之道，何者最先。沆对说：“天下之治乱，系于用人之得失。而明主之所信任者，似在于老成端厚之士。有等虚浮轻薄新进喜事的人，本无经国之远识，而好为高论，以猎时名，本无任事之实心，而急于立功，以希速进。人君一或用之，则上伤国体，下坏士风，不至于乱天下不止矣。故惟不用此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乃第一要紧的事，不可不察也。”真宗因问在朝之臣谁是此辈。沆对说：“如户部判官梅询，粗有才辩，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多不可行。户部员外郎曾致尧，性甚刚率，前后论列时政，语皆狂躁。如此辈者非议朝政，排间老成，正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可用也。”大抵英明之君多尚功利，而厌闻皇王之道，喜新进而惮用老成之人。不知皇王之道如五谷之养人，不可暂废。若功利，则不察正味而徒取适口，所损必多矣。老成谋国，如良医之治疾，先固元气。若新进则不辨脉理，而妄投药剂，其害愈甚矣。古今治乱之迹，皆原于此。张、李二臣之言，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帝又语及唐人树党，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久之自败。”帝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美人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帝尝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直解　真宗一日又与宰相等论及唐时群臣，专树朋党，如牛僧孺、李德裕等，各相结纳以倾异己，遂使私议横行，王室微弱。盖正之与邪不容并立。正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奸邪之人，心术诡谲，言语巧诈，最难分辨，故人主皆为所惑，以至于乱耳。李沆对说：“凡人诚伪分明者易辨，惟似是而非者难辨。巧佞之言，似忠而非忠，奸邪之言，似信而非信。如唐之卢杞，极是奸邪小人，乃德宗被其蒙蔽，深信不疑。常说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御史李勉奏说：‘人皆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此卢杞之所以为真奸邪也。’繇此观之，奸邪益深，则情状益伪。若卢杞者，正所谓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者也。”真宗说：“奸邪之人，一时固难分辨，久之自然败露，岂终不可辨哉！”真宗一夕遣中使持御札，要将爱幸的刘美人立为贵妃。沆对中使就引烛将诏书烧毁，因附中使口奏说：“你只说臣沆以为此事不可行。”其议遂止。沆之持正不挠如此。真宗又曾以沆无机密章奏谕之说：“他人都有密启，卿独无有，何也？”沆对说：“臣幸待罪宰相，宰相当秉天下之至公，但有公事，则当于公庭言之，何用密启。凡人臣有密启者，不是谗毁群僚，即是佞谀主上，非公言也。臣尝恶此等人所为，岂可效尤乎！”盖人臣事君之道，莫贵于正直，而罪莫大于奸邪。凡阿意以养人主之欲，私交以结人主之心，既非正直之为，是即邪佞之渐也。今观李沆之事，真有正直大臣之风矣。然真宗能不以房闼之爱而违宰辅之言，岂不亦守成之令主乎？宜为史氏之美谈也。


    原文　以寇准为三司使，陈恕罢。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


    直解　三司使是总管盐铁、度支、户部三衙门钱粮的官。真宗以工部侍郎寇准为三司使，命三司使陈恕罢任。史臣因叙说陈恕在太宗时领三司事十余年，阅历既深，经理益密，国家财用甚赖之。真宗即位之初，尝命他开载中外衙门钱粮数目来看。恕久不进上。真宗屡有旨催促他上紧进来。恕乃对说：“臣非敢故违明旨，但以陛下年龄正盛，志意或未收敛，德性或未坚定，若知道府库充实，只说这钱粮是容易来的，便不肯省费节用，凡声色、狗马、土木、甲兵，一切奢侈之心都从此而起，伤生伐性，劳民病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敢进也。”真宗知其忠爱恳切，深嘉纳之。大抵人主之心，常忧不足，则不期俭而自俭，一恃有余，则不期侈而自侈。侈心一生，如火之始然，难于扑灭。奸邪之臣，又从而导之，不至于燎原不止矣。真宗初嘉陈恕之言，后为丁谓、林特等争上会计录，而天书、封禅之事，遂纷纷不已，率如陈恕所虑。可见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而明君自治，当谨其微也。愿治者宜加省焉。


    原文　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时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参知政事王旦叹曰：“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旦以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于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直解　旰，是日暮。真宗景德元年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史臣记李沆为宰相时，正当契丹入寇，西北边用兵，庙堂之上，调度兵马，处置钱粮，匆忙多事，或自朝至于日暮，才得退食。参知政事王旦叹说：“我辈生当此时，受这等劳苦，不知何时得坐致太平，而忧游无事耶！”李沆说：“人情处安乐则肆志，遇忧勤则小心。今边境未宁，君臣之间，有些小忧患勤苦之事，足以警戒人心，使不溺于晏安。此正国家之福。夫外宁必有内忧，他日若四方宁静，国家无虞，朝廷之上，未必不别生事端。那时方以为忧，而未可以为乐也。”王旦闻李沆之论，心中不以为然。李沆又每日将四方水旱盗贼事情，奏之于上。王旦以为人主总揽天下之大纲，其余琐碎的事不必一一烦渎圣听。李沆答说：“圣人戒于方盛之时，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今主上年方幼冲，涉历未久，那黎民百姓，或匮于饥寒艰窘，或苦于盗贼纵横，或因粮差繁重，不得安居，或被贪官污吏，科敛剥削，种种苦情，无繇上达。我等辅弼之臣，正当随事奏闻，使朝廷备知小民之劳苦，而不敢恣为逸乐之计。不然，则春秋正富，血气方刚，不留意于淫声美色，与夫狗马射猎之事，则将起土木之工以广宫室，兴甲兵之役以要边功，亲祷祠之事以奉鬼神，无所不至矣。我年已老，不及见此，此乃参政他日之忧，不可不豫为之虑也。”李沆此言，可谓深于爱君矣。未几，真宗与契丹讲和，天下无事，果然崇奉道教，信惑天书，而土木祷祠之事，纷然并作。王旦乃追思其言，叹说：“李沆能见事于未来，真圣人也。”向使真宗能存心于天下，防欲于未然，则沆之言不验，岂非真宗之福哉！明主抚盈成之运者，宜慎保此心，如朽索之驭马，加志穷民，如痌瘝之在身，然后可免于他日之忧，而长享太平之福也。李沆之言，真千古之明戒哉！


    原文　丁谓与寇准善，准屡以谓才荐于沆。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沆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


    直解　史臣又叙李沆的事说，初沆为宰相时，有知制诰丁谓者，奸邪小人也。素与寇准厚善，而准不知其奸，常在沆前荐举他，说他有才能，可大用。沆终不用之。准问其故。沆答说：“朝廷任用大臣，必先德望，不但取其才而已。若丁谓之为人，可使之居于人上乎？”准心中不以为然，答说：“如谓这等才能，今日虽不用他，后必有用之者。相公终能抑之使久居人下乎？”沆笑说：“公若用此人，他日败坏国事，必然后悔。那时当思吾言之不妄也。”沆又尝自说：“我为宰相，当国家重任，无可补报，只于中外群臣上本条陈利害的，一切报罢，不曾举行，此则可以少报国恩耳。盖朝廷制度皆繇祖宗经画，所以防制天下之利害者，已纤悉具备，不可复加矣。今日只宜守而勿失。若或轻听人言，纷纷举措，则变乱成法，百弊丛生，利未及见，而害已随之，所伤者多矣。此吾所以少补于朝廷者也。”其后寇准不听李沆之言，举用丁谓，同居相位。而谓以奸邪误国，准亦被其谗害。自真宗之后，朝廷之上，议论繁多，人主不能主张。每有一事，甲可乙否，朝更夕改，以致政事纷乱，国势衰弱而不可复救，皆如李沆之言。夫以丁谓之奸，寇准犹不能识，而沆独知之，可谓明矣。至于祖宗制度，每因喜事者好为条陈，以博声誉，庙堂或不深察而遽行之，又或心知其未当，而姑以徇之，则倏行倏罢，意见横出，不至于荡灭成法不止矣。故省议论者，尤第一要义。李沆之言，真可为相天下者之法也。


    原文　沆尝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及卒，帝惊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终始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耶！”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则已宽矣。”


    直解　跛倚，是一足偏倚。太祝、奉礼，都是太常属官。宋时大臣荫子，多授此官。《宋史》又记李沆暇时，常诵读《论语》。或人问说：“《论语》乃浅近之书，看他何故？”李沆对说：“我官居宰相，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修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为称。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闾阎之间，差繁赋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的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虽终身诵法之可也。岂可忽哉！”及是年沆卒，真宗闻之，震惊哀恸，与左右说：“沆为国大臣，心性忠良，器宇纯厚，又且终始如一，不改其节。朕倚毗方殷，岂意不享遐寿耶！”其悼惜之如此。李沆为人，天性直谅不欺，内行修谨，少有过失。凡事谨密，绝无疏漏。所行务实，不求声名。遵祖宗法度，不为更张。识国家大体，不为苛细。奉公守法，直道而行，人不敢以私事干他。每公事既毕，退回私宅，则终日正容高坐，未尝懈怠而偏倚。尝盖造住宅一所，在封丘门内，规模狭小，厅事前空地，仅可牵马转身而已。或言其太狭。沆笑答说：“宅第当传之于子孙，不止为一时之计。若论今日，这是宰相的厅事，诚为窄狭。若论传之子孙，他每的官，不过是太祝奉礼而已。有此厅事，已是宽了，岂可以为狭乎！”其遗子孙以俭朴如此。大抵古今名臣，所以能建立大功者，只是一个真实之心。实心为学，只一部《论语》，而其用无穷，不必记问之博；实心为政，只谨守法度，而其利无穷，不必可喜之功。至于不求声誉，人莫能干以私，尤正己格物之本。盖不徇名，则事皆当理而无违道干誉之病；不受私，则所行至公而无偏党颇僻之愆。宋之贤相当以李沆为第一，后世所当法也。


    原文　闰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统军使萧挞凛攻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败其前锋。又攻北平砦，田敏等击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与契丹主合众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驻师阳城淀。然每与宋师遇战小却，即引去，倘佯无斗志。寇准闻之，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锐捷，据要害，以备之。”会降将王继忠以书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讲和。普以闻于朝，朝臣皆以为不可信。毕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于是帝手诏谕继忠曰：“朕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许通和，即当遣使。”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望都，即今庆都县。保州，即今保定府。莫州，即今任丘县。皆宋时边境也。景德元年闰九月，北虏契丹侵犯定州，遂引军径入，屯于望都。契丹自奉其母萧太后南下，而命统军使萧挞凛分兵攻威虏地方。顺安军钤辖魏能，与副都总管石普出兵御之，败其前锋萧挞凛。又攻北平砦，总管田敏等又击走之。又攻城益急不得利，乃与契丹主合兵攻定州。都部署王超拒击之于唐河地方。契丹驻师于阳城淀。虽说内侵，然每与宋师遇合战，若小却，便引兵而去。其迹倘佯宽缓，无苦斗之志。寇准闻而疑之，说道：“贼兵深入而不决于一战，是欲使我狃于小胜，志骄意懈，然后乘我之不备也。请练兵命将，简选果锐劲捷之兵，据要害之地以备之，毋堕其计。”适有契丹降将王继忠以书送莫州部署石普，说契丹本无斗志，只要与宋讲和。普以其言奏闻朝廷。朝臣皆以契丹多诈，不可信。独宰相毕士安奏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说契丹虽深入，屡经挫衄，不甚得意，阴欲引归，又无名色，自以为耻。繇此观之，则讲和之请，似有可信，殆无他计也。继忠之奏，臣请以身任之。”于是真宗手书诏旨谕继忠说：“朕方爱养元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契丹果欲讲和，出于至诚，朕即当遣使通好，以定盟约，毋徒苦天下百姓也。”按宋之和议始于此时。真宗不忍生灵之困，而姑听其和，未为不可。但当时契丹拥兵南下，深入内地，以求关南地为名，实袭耶律德光割地于石晋之余策，岂是委心求和者。若真宗能用寇准之言，命将简锐与之一战，未必不胜。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其体常尊。乃不知出此，而幸契丹之许和，至与之盟于城下，输岁币以奉之。其后岁币愈增，国势愈弱，而靖康之祸，所繇基矣。夫中国之于夷狄，必握其机而制之，可战可和，而不失中国之尊，斯久安长治之计也。


    原文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将御之。时契丹败宋师于洺州，破德清军冀州，遂次于澶渊北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帝闻之大骇，以问准。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愿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


    直解　澶州，即今大名府开州。洺州，即今广平府临洺关地方。冀州，即今真定府冀州。景德元年十一月，北虏契丹，入犯澶州。真宗从寇准之谋，亲将兵以御之。史臣叙说，时契丹入寇，已败宋军于洺州，又攻破德清军于冀州，遂引军深入，屯于澶渊地方。北边声息紧急，一夜之间，凡五次飞报至，中外人心俱惊惶震骇，而宰相寇准不将警报传发，但饮酒欢笑，无异平时。真宗闻之，怪宰相不以边事为急，大骇异之，因召问寇准。准对说：“臣料契丹此来，其兵易破，陛下若欲剿除此虏，不过五日而已。但须陛下亲幸澶州，庶可成功耳。”同僚官闻准劝上亲征，皆畏惧不敢赞成，欲退班出朝。准留住同僚，令即候圣驾兴发。真宗以为难，要且还宫中。准奏说：“陛下若入宫，则臣不得进见，而亲征之策不成，天下大事从此去矣。请勿还宫，即刻起行，乃为御虏上策也。”宰相毕士安亦以准言为是，力劝真宗依准所奏。真宗于是始议亲征焉。盖用兵之道，当以气胜。真宗此时若不亲征，则我师之气不振，而虏之势愈张。寇准料之已熟，故决意劝帝亲征也。


    原文　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心知二人之谋，乃阳为不知者，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诛也。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计幸澶州。二人繇是怨准。庚午，发京师，准命朝士出知诸州，皆于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库皆财，不责汝浪战。但失一城一壁，当以军法从事。”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至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策，修斋诵经而已。时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


    直解　临江，即今江西临江府。金陵，即今应天府。阆州，即今四川保宁府。珥是日旁的气，如耳环之形，所以叫做珥。真宗因契丹侵犯澶州，欲从寇准之言，将议亲征，乃宣召在廷群臣，问以方略。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临江人，与金陵相近，因请真宗幸金陵以避虏。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阆州人，与成都相近，因请真宗幸成都以避虏。这两人都顾念私家，不论朝廷利害。真宗心里疑惑，乃以其谋问于寇准。准心知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之谋，只装做不知，对说：“这是谁人为陛下画此计策，据其误国之罪，真可斩也。夫陛下以神武驭世，将臣同心协和，愿效死力。若大驾一出亲征，敌必畏惧威灵，自然远遁。若不遁去，我则相其机宜，或用奇兵，出其不意，以挠其谋，或坚守城郭，不与之战，以老其师。战守皆繇于我，彼处其劳，我处其佚，以佚待劳，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宗庙社稷，欲幸楚蜀远地，大驾一动，则各处人心，都慌张无主，崩离溃散。敌于此时乘势长驱深入内地，天下岂复可保乎？”真宗见其说得明切，乃决计幸澶州。然王钦若、陈尧叟不得行其谋，则深怨寇准矣。庚午日，真宗驾发京师，准命在朝官员有才力者，出守诸州要害，都到殿廊领敕，因戒谕之说：“汝等莫愁无兵，百姓每都是兵，任汝选练。也莫愁无财，府库中都是财，任汝支使。朝廷只要保守地方，不责汝出兵浪战。但失了一城一壁，即以军法处治，决不轻贷也。”钦若为人诡谲多智，准恐其在朝妄有陈说，疑沮大事，乃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军马至天雄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计可施，只是修斋诵经，祈天保佑而已。小人遇事不能担当如此。时司天监奏言：“日边有晕如耳环一般，黄气周围充塞。据占法，虏当不战而却也。”其后车驾渡河，虏气遂夺，不待接战而和议已成，果如司天之言。


    原文　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适苦寒，左右进貂裘。帝却之曰：“将士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军而阵，未接战，萧挞凛出按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发矢中挞凛，死焉。契丹主大惧，欲引去，而宋师数十万方至，繇是和议益决。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跸。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入，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陛下若不过河，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虏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退虏耶！”即麾卫士进辇。


    直解　真宗从寇准之策，亲至于澶州，遂与契丹讲和。史臣叙说，真宗既发京师，在中途偶苦寒冷，左右进貂裘。真宗不用，说道：“今从征将士都冒寒远行，朕安可独尚此裘耶！”其体恤将士如此。壬申，契丹兵恃其强，直犯前军，排列阵势，尚未交战，契丹统军使萧挞凛，出马看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管守床子弩，见挞凛来，发弩放箭，正中挞凛而死。挞凛有机勇，契丹主甚倚赖之。见其死，大惧，欲引兵北归。而宋朝各处兵马数十万方至。彼气既夺，我势益张。繇是契丹求和之议益决。丙子，众请上暂且驻跸。寇准再三奏请说：“陛下亲帅六师，而畏虏之盛，不敢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名而决胜策也。”众人皆惧，莫敢劝行。准尽力争之，不能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前，与之说：“高太尉，你受国厚恩，享此高爵，今日事势紧急如此，亦思有以报国家否乎？”高琼对说：“琼一介武夫，惟愿捐躯效死，以报国家。”准乃又入奏请。琼即随入，立于庭下。准大声奏说：“陛下若不以臣言为是，何不试问老将高琼等，当过河否。”琼即仰奏，说：“准所言极是，陛下若不过河，则将士之战不力，百姓无所归命，就如丧父母一般了。”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以琼言为非，遽呵止之。琼发怒说：“你等平日不过会做些文章，以此致位两府。今虏骑充塞如此，君何不赋一首诗以退虏骑耶！今当用武之时，文章何用？高琼保任寇准之策，定不差也。”于是真宗之意乃决。高琼就指麾护卫军士，进辇渡河。此时若非寇准决策，高琼力赞，则真宗未必就肯渡河。天下事尚未可知矣。


    原文　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帝悉以军事付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直解　真宗既至澶州，因高琼力赞寇准之议，遂进辇渡河，御北城门楼上。远近望见乘舆伞盖，知天子果然亲征，诸军皆踊跃奋励，欢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为之惧而夺气。真宗把一应军中的事，尽付与寇准，准承制得专决机务。凡发号施令，都明爽严肃，士卒无不畏惧悦服者。既而契丹遣数千骑来逼近城下，看我军动静。准令出军迎击之，斩获其太半。贼遭挫衂，乃引去。真宗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镇守调度从容。使人到准处审看准做些甚事。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酒博戏，歌谑欢呼，如无事一般。真宗乃大喜，说：“准当兵事匆遽之时，从容闲暇如此，必有万全之谋矣。朕复何忧哉！”盖准审势度时，已有胜算，且欲慰主上之心，安三军之志，而阴夺敌人之魄，故处之泰然如此。其识量宏远，出于寻常万万矣！


    原文　戊寅，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准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准盖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乃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被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尚未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来请盟。准不从。会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乃许其成。复遣曹利用如契丹军议岁币。帝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召利用至幄，谓曰：“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自是南北弭兵，寇准之力也。


    直解　关南地，是瀛、莫二州，即今河间府所属地方，晋石敬瑭割以与契丹。至周世宗伐契丹，取之，复归中国。契丹入寇，正欲得此地。又通书议和。真宗遣崇仪副使曹利用奉书往报之。至是十一月戊寅，利用回朝，说契丹要得关南地以和。真宗说：“这地是祖宗所传之地，岂可弃割。彼欲得之，极为无名。若必邀求不已，朕惟有决战而已。若欲货财，昔汉文帝尝以玉帛赐单于，有此故事，宜可勉许。”寇准以为，虏气已夺，我战守之力有余，岂可赂以货财，示之以弱。彼若欲求和，则令称臣于我，及献还中国幽州、蓟州等地，方可许之。因画计以进，说：“必如此而后可保国家百年无有边患。不然，则今日虽和，不过数十年之后，虏且生心，窥伺我动静矣。”盖是时，虏深入吾地，食尽兵疲，而我兵四集，士气正倍，准欲合兵击之，尽歼其众，使其只轮不返。而真宗素无远略，方厌兵革之苦，乃谕说：“但保今日无事，数十年后，另有人出来打御他。朕不忍驱民于战，使生灵被困，且许其和可也。”然准意尚未之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其飞龙使韩杞，持书来求盟。准不从。适有谗谮寇准，说他幸国家用兵，以专权取重者。准恐获罪，不得已，乃许其和。又遣曹利用往契丹军中，定议每岁币帛之数。真宗谕说：“若契丹贪求无厌，你不得已，虽以百万许之亦可。”准闻之，私召利用到己帐房中，与之说：“你虽奉有圣旨，许他百万。然虏情无厌，事当慎始。汝须加忖量，若所许过三十万，我斩汝矣！”利用奉命而往，竟许他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定和议。称宋朝为兄，契丹为弟，交写誓约文书，各罢兵而息。自此之后，南北兵息，天下无事，乃寇准劝上亲征之力也。按当时寇准之意，专主于战，真宗之意，专主于和。寇准岂不知战为危事。盖战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和可久长。惜乎！真宗仁而不武，遽许之和。其后岁币日增，而国势愈弱，至于靖康，竟有北狩之祸，一如准之所料。故御虏者，必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长策，此不易之论也。


    原文　春二月，寇准罢。准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耳。”自澶州还，颇自矜其功。帝亦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繇是帝顾准浸衰，竟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直解　例簿，是升官的资格簿。陕州，即今河南陕州。景德三年春二月，寇准罢相位。史臣叙说，寇准为宰相，其用人只论才品，不拘资次。同僚以为非旧规，颇不喜。一日推升官员，同僚将眼觑着该吏，教他将升官例簿送看。准说：“宰相以进退人才为职。知其贤，即当进之，知其不肖，即当退之，何必拘例。若不论贤否，只照旧例，挨次进用，则不过一掌案书吏之事耳，又安用宰相乎？”准澶渊回还，自以为有退虏功，颇露矜夸之意。真宗亦因澶渊之功，待准眷顾隆重。一日朝罢，准先退，真宗以目送之。钦若在旁，心生嫉妒，因进说：“陛下敬重寇准，将谓其有安社稷之功耶？”真宗说：“果然。”钦若奏说：“陛下但知准有退虏之功，不知准有辱国之罪。昔春秋之时，楚人伐绞，兵临其国，绞人降服。楚人与之盟于城下而舍之。《春秋》以绞人不能御敌，特书以耻之。澶渊之举，正所谓城下之盟也。夫小国之于大国，势力不敌，故为此乞哀求和之举。今以堂堂天朝，乃亲屈万乘之尊，与虏人盟于城下，是《春秋》之所深耻也。而陛下乃以为功乎！”于是真宗愀然变色不乐。钦若又乘机进说：“陛下曾闻赌博之事乎？赌博者，输钱将尽，无计可施，则尽其所有之钱，出与之博，以侥幸于一掷，这叫做孤注，为其输赢只此一举，更无第二着也。今澶渊之举，准不能别出方略，遽欲圣驾亲征，万一不利，臣不知准再有何法可支。是准以陛下万乘之主，作一孤注耳，岂不危哉！”真宗中王钦若的谗言，繇是眷顾寇准之意，渐见衰薄，竟罢准相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大抵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况功高则忌者愈深，宠盛则间者愈密，自非明君，鲜有不为所惑者。钦若之于真宗，既援《春秋》之义以愧之，又举孤注之喻以危之，其言若切于事情，使听者不觉其易入。此小人之所以可畏也。真宗不能深察，而轻弃社稷之臣，其亦不明甚矣。


    原文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之鸱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辱，居常怏怏不乐。王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沉思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喻以圣意，宜无不可。”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


    直解　鸱尾，是屋上兽头。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世言古之帝王，致治升平，则加土筑坛于泰山上，祭天以告成功。然此皆秦汉之后怪诞不经之说，非实事也。黾勉，是勉强的意思。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降于承天门之鸱尾上，大赦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先是真宗听王钦若谗谮寇准之言，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耻，每常间怏怏不乐。王钦若欲逢迎取宠，揣知真宗厌兵，却故意进说：“陛下既追悔澶渊之盟，何不用兵攻取幽蓟地方，以洗雪前耻？”真宗说：“河北生灵自讲和以来，才免于兵革之苦，朕安能再用兵耶？卿可更思一策。”钦若乃进说：“今惟有修举古帝王封禅泰山之礼，见得皇穹恩眷，天下太平，用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而洗雪澶渊之耻。但自古封禅者，必得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不易有之事，乃可举行此礼。然上天祥瑞，岂可必得。前代人君也有将人力假做出来的。惟在人主先自深信而尊奉之，以明告天下，则天下的人，便道真是天降的祥瑞了。”真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断，沉思久之，乃说：“王旦每事持正，得无以为不可乎？”钦若又说：“臣请喻以圣意，旦宜无不可。”钦若乃乘旦空闲，具言其事。王旦知上意难回，遂不敢谏，而勉强从之。繇是天书封禅之事成矣。按当时澶渊之盟亦未为失策。真宗若能修德自强，选将练兵以待敌人之衅，则故地可复，契丹可图，岂止雪澶渊之辱而已乎！不知出此，而听小人之邪说，为矫诬上天之事，垂之史书，遗笑千古，岂非后世之永鉴哉！


    原文　乙丑，帝谓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盖所降之书也。”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其书黄字三幅，词类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论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柜。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直解　星冠绛衣，是道家的冠服。老子姓李名耳，即孔子所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盖道家之宗也。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日，真宗既用王钦若之言假造天书，欲以夸示天下，乃谓群臣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时，方欲就寝，忽宫中光曜满室，见一神人，戴着星冠，穿着绛衣，来告朕说：‘上帝见今治化隆盛，将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以示眷异。’此神人传上帝之命以告我也。今日果见皇城司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绢一段，曳系于鸱尾之上’，必是天所降之书也。”王旦等都迎合上意，遂率群臣称贺。真宗即步行到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登屋取天书，恭奉以下，王旦遂跪捧而进。真宗再拜受之，付陈尧叟拆封。其黄绢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是说太祖姓赵，起于宋地也。“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是说以天下神器付于后人，当守之以正也。“世七百，九九定”，是说国祚绵远，传之无穷也。其书缄封谨密，书上有黄字三幅，词语似老子所著《道德经》。初一段说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述先世之业。次一段教真宗清净无为，简默俭约，以崇尚老子之术。末一段述宋家世祥久远之意。此即所谓天书三篇也。陈尧叟宣读讫，真宗又跪捧尊藏，仍将绢帛包裹，以金柜盛之。天书既成，钦若之计得行。陈尧叟等又援引经书所载祥瑞之事，附和其说，以阿奉上意，于是中外臣民揣知朝廷之意，争言祥瑞矣。独有龙图阁待制孙奭奏真宗说：“祥瑞之事，本不可信。况天书尤为无据。以臣愚所闻，孔子有言，天何言哉？既不能言，岂有书也？”真宗不能答，为之默然。夫自古言祥瑞，未有若天书之妄诞者，此虽庸愚之人，莫不窃笑，而在廷群臣，相率附和，无一能救其失者，独孙奭能言之。可见人臣容悦者多，正直者少。君心一有所惑，则谄谀四至，日陷于非而不自觉矣。岂非明主所宜深省者哉！


    原文　八月，以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将有事汾阴而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陈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毕东封，又议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尝停封禅，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乃卑辞厚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臣侥幸之资，此臣所以长叹痛哭也。”时群臣争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夫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直解　汾阴，是地名，在今蒲州荣河县。汉武帝尝亲祀后土于此。继迁姓李，累世据银、夏等州。太宗时纳款，赐姓名为赵保吉，授以官爵，未几复叛，为西边患。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以宰相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真宗将祀后土于汾阴，适值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谏之，历言其不可者十事。且说：“陛下才完东封泰山之事，又讲西幸汾阴之礼，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巡幸之意。盖先王凡有征行，必先于五年前占卜吉凶。五年五卜皆吉，然后行，不吉，则不行，其谨如此。今国家营缮土木之功，连年不止，而各处水旱为灾，饥馑甚多，乃欲劳民力以事鬼神。鬼神有知，必不享矣。”奭又上疏，说：“今在朝奸臣，因见先帝曾停止封禅，便说先帝有此志而未成，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昔先帝尝欲北伐辽以平幽、朔，西灭李继迁，以取银夏等州。今在朝诸臣，并不曾有献一谋，画一策，以赞陛下继承先志者，而乃使国家卑其言辞，厚其岁币，以求和于契丹，蹙小疆土，羁縻官爵，以姑息于保吉，不念主辱臣死之大义，而视为空言，不畏诬下罔上之大戒，而反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创造之业，为奸臣侥幸富贵之资。君臣若狂，国家将乱，此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时群臣又争献祥瑞。奭又上疏，说：“今人臣相率欺罔，阿意取容。虽野雕山鹿之微物，亦称为珍禽，而形之奏简；秋旱冬雷之异事，乃反谓瑞应，而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耶？则天居高听卑，不可以欺。将以愚下民耶？则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愚。将以惑后世耶？则人心是非昭然，不可以惑。大凡国将兴，则人君听察于民，用舍好恶，惟民是从，故事皆得其当而兴；国将亡，则人君听信于神，不务修德，而谄渎鬼神，故事皆失其当而亡。陛下何为不自思省，而甘处于危亡之地也。”疏上，真宗虽心嘉其忠，而不能从。按当时天书之事，起于王钦若，而决于丁谓，虽以王旦、寇准之贤，不敢有异议，独奭反复言之，至剀切矣！真宗知钦若之奸而不能去，知奭之忠而不能用，谓之何哉？先王惟畏天明命，故无所不畏。若真宗者，上以欺天，下以欺民，中以自欺，方且欲以夸示夷夏，亦可谓至愚也已。


    原文　太尉侍中王旦卒。旦为首相，会天下无事，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改。帝久益信，言无不从。凡大臣有所奏请，必问曰：“王旦以为何如？”旦与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贫，客恒满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日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除，必先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奏入，无不俞允。丁谓因是数谮其专，莫知其故也。


    直解　太尉侍中王旦病卒。史臣叙说，旦为首相，遇天下承平无事，谨守祖宗法度，未尝以己意变更。真宗任用既久，愈益敬信。旦之所言，无不听从。大臣欲行一事，有所奏请，真宗必问，说：“此事王旦意思以为何如？”其信重如此。旦性简默，与人相处，不轻发言笑，及至奏事，或群臣意见不合，议论异同，旦从容出一言以断之，即无不定。其操守廉洁，虽居相位，其家甚贫。宾客常至满堂，旦未尝拒之，而亦不轻与之接。察其中有才识过人，可与议天下之事，及素有名望者，数日后召与之语，咨访四方利弊，或口不能尽，使之书写其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果可任用，即密记其名，自后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委除授，必预将所记者，开具四三人姓名，密请于上。真宗择其可用者，以笔点之。同僚不知，乃各以己见争欲荐用，多不合真宗之意。惟旦奏入，无不依允。丁谓因此嫉妒，时时在真宗前谮他专擅，不知旦己预先奏请得旨，非出于己意也。旦在宋为贤相，其事之可纪者固多，至于不妄言笑，而一言足以决大疑，不市私恩，而群才悉为所收用，尤得大臣之体。此史臣所以特书之也。


    原文　旦凡荐人，人未尝知。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从容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但师德后进，待我薄耳。”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守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张士逊转运江西，见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遵其言，不求羡利。人称士逊识大体。薛奎发运江淮，辞行。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叹曰：“真宰相之言也。”


    直解　转运、发运，都是掌管一路钱粮的官。史臣又叙，王旦每凡荐引人才，人未尝知其荐者。盖不敢以朝廷官爵市私恩也。谏议大夫张师德曾两次到旦门求见，竟不得见，以为被人谗毁，故为旦所拒。告于向敏中，敏中从容与旦言之。旦答说：“旦处安得有人谗毁人者。但师德乃后进之士，习于浮薄，不以厚道待我耳。”及知制诰缺官，议要用人。旦叹说：“可惜张师德是名家之子，素有才行可用。不意他两次到我门求见，希图荐举。夫师德以状元及第，荣进已素定，但当安静以守之，何患不做美官，而乃急于进用如此。状元犹且奔竞，将使孤寒之士，无阶而入者，又当何如耶？是其人才器可取，而不自爱为可惜也。”这是王旦裁抑奔竞，以正士风的意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见旦请教。旦告说：“朝廷征求财利之法，可谓至矣！不可更为搜括，以困吾民。”于是士逊遵守其言，并不加求羡余银两。时人翕然称之，以为识大体。乃旦教之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行。旦无他语，只说：“东南民力已竭尽矣！可不思所以安辑之乎？”奎退而叹说：“宰相上佐天子，保国安民，旦惓惓以百姓为忧，真宰相之言也。”大抵辨论人才之法，当以平淡为上，躁竞为下。师德虽才，即其躁进一念，何所不至？宜为旦之所抑也。及旦每论理财，则以民力为言。盖民者财之所自出。民富则财充，而上下皆益；民穷则财尽，而上下皆损。旦之言若为民，实所以为国耳。《大学》论用人理财而思休休之大臣，若旦者真无愧矣。


    原文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当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帝尝问曾曰：“凡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皆幸吕蒙正第，曰：“卿诸子孰可用？”蒙正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简繇是进用。


    直解　洛阳，即今河南府。颍州，即今凤阳府所属颍州。乾兴元年秋七月，仁宗即位，以参知政事王曾平章事，知开封府吕夷简、右正言鲁宗道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这四人都是一时人望。史臣因叙说，王曾为人端方严毅，持重不苟，每进见真宗，言国家利害之事，议论详审，切中道理。于天下贤才多所荐拔。至于侥幸骤进者，尤深恶之。真宗尝问曾说：“人臣进退，出自朝廷。今臣僚有所请对，多自求进用者，为之奈何？”曾对说：“士人之节概，在上所以励之。惟陛下裁抑奔竞躁进之人，崇奖恬退静守之士，则天下知重廉耻，畏名义，即有奔竞躁进者，亦无所容，而士风自正。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东封岱岳，及亲祀汾阴，两次过洛阳地方，皆枉车驾，临幸吕蒙正家。是时蒙正方致仕家居，真宗因问蒙正说：“卿诸子中谁可大用者？”蒙正对说：“臣诸子皆庸才，不足用。有一侄夷简，今任颍州推官，乃是宰相之材，可大用者也。”真宗记忆在心，故夷简得不次进用，至是擢居政府，推真宗之意也。按真宗之末，奔竞者多，至使人臣得自求进用。士风之坏，极矣。独王曾正色立朝，凛然有难进易退之节，故其告于君者，必欲抑奔竞而崇恬静，诚至当不易之论也。仁宗冲年，首用王曾为相，而一时名士如夷简、宗道辈，皆并入政府，朝廷可谓得人矣。

 仁 宗

    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


    直解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


    直解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繇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直解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行之。于是革弊厘奸，多所张弛，小人翕翕腾谤，以为不便。修恐善人不胜，数与仁宗分别言之。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开，则君子因得尽其忠，而小人亦将肆其说。一不加察，则巧佞者进，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虑用谏之难，而欧阳修汲汲于君子小人之别也。然君子小人岂难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欲，无隙可投，则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原文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因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直解　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史臣又记欧阳修的事说，初范仲淹知开封府时，上疏讥切时政，吕夷简恶之，谪贬仲淹于饶州。那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为是，各相论救，亦见斥逐。于是群邪小人韩渎等请书仲淹等为党人，揭之朝堂，而朋党之论遂起，士君子被祸者多矣。及仲淹见知于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党论》一篇，进于仁宗。其大略说：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则相与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则相与为朋。此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虽有所同，其实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何也？盖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慕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交结，党助援引以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见利，则争先取之，不肯少让。或利尽则交绝，反相倾害，虽兄弟至亲亦不能保，何况他人？所以说小人无朋。若君子则不然，所操守者在道义，所践行者在忠信，所爱惜者在名节。以此修身，则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则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济。且自始至终，真切无二，这才叫做朋友。所以说惟君子有朋。为君者，但当虚心鉴别，孰为小人之伪朋，则退远之，孰为君子之真朋，则进用之，天下自无不治矣。何必以朋党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论事，俱恳切正直，无所隐讳，人都恨他，视之如仇敌，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称奖，顾侍臣说：“人臣正直者少，阿随者多。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盖叹其不可多得也。按朋党之论，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其几难辨。而况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难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恶之原，未有不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于弃逐之后，奖欧阳修于众恶之中，君子满朝，一时称盛，亦可谓宋之明主矣。


    原文　戊子，雨，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饬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直解　庆历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远近沾足。辅臣率百官称贺。仁宗谕说：“今岁天久不雨，小民难以种作，将害农事。朕心甚悯，每自焚香上祷于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寝殿中，忽闻微雷之声，心中喜幸，急遽起来，整冠束带，露立于殿庭之下。瞻望须臾，大雨来至，朕身上袍服，尽皆沾湿。直待移时雨霁，朕又再拜以谢上苍，方敢升阶还宫。自此之后，犹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济，以期丰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诏罪己，引咎自责，撤去常用之乐，减损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于崇饬虚名，徒美观听，不若夙兴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祷，不以外闻，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或可精诚感通，乃为佳尔。”按仁宗此谕，为不敢受贺而发，可以见其侧身修行之实矣。盖自汉唐以来，人君每遇灾异，则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以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传既久，徒为虚文而已。夫匹夫犹不可以虚文感动，况上天乎？人君心与天通，则降监孔赫，修饬虚文，反涉矫诬。仁宗此论真修德弭灾之彝宪也。


    原文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在枢密，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直解　庆历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罢任。仁宗以枢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参知政事。杜衍在枢密院守正不阿，未尝以朝廷官爵，轻易与人，每有内旨传升官员，衍皆停阁不行，积诏旨至十数通，即封还御前，竟不传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谓欧阳修说：“杜衍封还内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于人在朕前干求进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还之数尚多。此则外人不及知而朕独知之耳。”古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虽天子不得私以与人。若使干求进用者皆从内降，则是以天下名器为人主市私之物。爵禄不足重，统体亦甚亵矣。杜衍封还内降，最为忠直。然仁宗不以为忤，而且称之，亦贤矣哉！


    原文　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免茹孝标罪，戒天下勿献。”


    直解　无为军即今庐州府无为州。仁宗皇佑三年夏六月，诏天下州郡，自今以后，毋得贡献祥瑞等物。是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于朝，希图恩宠。仁宗不悦，却之。因下诏说：“天子职养万民，明王不宝异物。朕他无所好，只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盖时和物阜，五谷丰登，则百姓安乐，而国本安于泰山，岂不是瑞；贤俊登庸，君子满朝，则朝廷有人，而国势重于九鼎，岂不是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徒蛊人耳目，荡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标妄献瑞物，本当治罪，姑从宽免究。其布告天下，自今勿得贡献瑞物。”大抵人主好尚，关系甚大，不可不谨。除天下岁贡额办外，凡有不时进献者，即系谄邪小人，败坏圣德，以为希宠干进之图，所宜亟加诛绝者也。然小人百计钻伺，为术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谨，即为所惑，若非真以亲贤乐善，保国爱民为心，未有不为嗜欲引去者。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真治天下之药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原文　以文彦博、富弼平章事。初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觇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直解　仁宗召忠武军节度使文彦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还朝同平章事。史臣叙说，初彦博与弼同召至国门外。仁宗因两人具耆旧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礼之意。知谏院范镇奏说：“人君之于大臣，固当有致敬之仪文，尤贵有倚毗之实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虚礼加之，不若推至诚恻怛之意，专心委任，始终如一，尤为得任贤之实也。”及传宣制书，以文彦博、富弼为相，满朝士大夫莫不私相庆幸，以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黄门出外探听众论何如。及知朝臣相庆，仁宗甚喜，乃谓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于梦，如高宗之于傅说，或得之于卜，如文王之于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为相，虽不假于梦卜，而人情欢悦如此，可谓得贤矣。岂不更胜于梦卜哉！”修乃顿首称贺。是时适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枢密使王德用与之射于玉津园中。防因谓德用说：“南朝天子，以公掌枢密院，任将帅之事，而又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其人矣！”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观望系焉。得其人，则朝野相庆，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则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则窥见朝廷之无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惬中外之心，其后韩、范诸臣亦相继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过于此，其称一代之令主，宜哉！


    原文　以包拯权知开封府。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


    直解　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府。宋都汴梁开封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时未有皇太子，乃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盖重用之也。包拯为人素性峭厉正直，刚毅不挠，深恶当时官吏以苛细刻薄为务。其为政专尚敦笃仁厚，不事苛刻，见了为恶的人，虽是深加嫉恶，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尝不以至诚忠恕，情意恳切，盖未尝弃人于恶也。与人相交，必择正人端士，不为苟合，必以诚心直道相与，不为假言语，虚体面，以求悦于人。奉公守法，平生绝不与人通私书。及知开封府命下，一时贵戚宦官，皆为之肃然敛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严明，不敢欺瞒。下至儿童妇女也都晓得他的声名，因其曾为龙图阁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师中有两句谣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说别的官都通得关节，可以干求请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阎罗王一般，通不得一些关节。言其公直无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赋性严毅不轻喜笑，将他的笑容比做黄河清一般，言其难得也。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节，难于无私。无私则法行，而天下并受其赐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原文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直解　嘉佑六年六月壬子朔，目有食之。时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数，该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见。群臣以为当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旧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奏说：“日之照临，合中国蛮夷之地，无不周遍。若云则不过蔽于一方，最为近狭。今在京师日为云蔽，虽不见其食，那四方远地无云的去处，必有见之者。岂可因此地不见，便以为休征而称贺乎？夫日者君之象，云者阴之气，日为云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谓人君为阴邪所蔽，聪明壅塞。凡民间之愁苦，四方之灾害，天下人共见共闻，莫不忧惧，而朝廷之上，独不得知，就如日食之变，其为灾慝甚明，四方共见，乃为阴云所蔽，而京师独不见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运行，本无差忒，其食不满分者，乃是历官术数不精，推测未至，非缘当食不食，正当治其失职之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其言，竟罢朝贺。古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所以荡阳事而谨天变也。若遇灾不畏，日以受贺，岂非慢天之甚乎！司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从之，皆可为后世法矣。


    原文　复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直解　札子，即今奏本。司马光既知谏院，入对之后，又条陈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论君德说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谓仁，不是妪煦姑息，沾沾然为私恩小惠以悦人，叫做仁。必也兴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万物，使天下百姓个个都蒙被其福泽，如天地之无所不容，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烦苛伺察，屑屑然为小见私智以惊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谊而审察其当否，识安危而不失其事机，别贤愚使人品无所混淆，辨是非使国是无所摇乱，如日月之无所不照，这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强亢暴戾，刚愎自用，敢作敢为而不顾，叫做武。必也凡事之来，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断然行之而不疑。虽有奸邪，不能为之惑；虽有谀佞，不能为之移。如雷霆之无所不服，这才是人君之武。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如有良田，而不能种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则见善而不能用，见不善而不能去。如看着田苗被草莱荒芜，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则但知威严以检下，而无慈爱以及物。如但知收获，而不知种作的一般。三者兼备，然后威福并行，刚柔相济，庶事和平，而国家治强。少了一件，则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国以衰。少了两件，则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国以危。三件通无，则君德全亏，天命去，人心离，而国以亡矣。然则人主可不务修三德，以为治国安民之本哉！”按司马光所谓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鲁哀公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为私欲所蔽，其始虽若甚微，而其后遂至于昏愚残暴而不自觉危亡之祸，皆繇于此，可不畏哉！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务也。


    原文　“臣切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


    直解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司马光既论人主当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说：“臣切见陛下天性慈祥温惠，处盈成而能谨察细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闾阎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类，泛爱不遗，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加矣。然登极几四十年，而朝廷纪纲尚有亏缺废坠之处，闾里穷民，尚有怨咨愁叹之声，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扬圣化，抑或陛下于仁明武之三德，容有万分一之未备欤？臣伏见陛下之待群臣，推诚相与，略无猜疑，且端拱无为，渊默不发。群臣各以其意见，有所陈奏，陛下不复咨访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实不欺、守正无私之士，则如此御之，可谓至善矣。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


    原文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直解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直解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繇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原文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直解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然创业之难，人所皆知，守成之难，人所易忽。创业之难，难于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难，难于富贵之有余。继世之君，若不深思创业之难，则以骄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原文　二曰惜时。其略曰：“《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


    直解　泰、否、丰都是《易经》卦名。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二款是惜时。大略说：“隆盛之时，难得易失。《易经》上天地交为泰卦。泰之极，则变而为否。天地不交为否卦，否之极，又转而为泰。盖治乱相生，乃天运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丰卦民物成亨，若可无忧矣。而又谓王者至此，宜戒于日中。孔子《彖传》释之说：‘天地之数，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势必昃，月到盈满，其体必亏。’人君处丰大之世，虽若无虞，而不知盛极当衰，实有大可忧者在焉。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恒存日中之虑，戒谨恐惧，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运，保令名于不坠，延国祚于无疆也。若失此不为，使颓败之势已成，后虽顿足扼腕而恨之，亦无及矣。时其可不惜哉！”


    原文　三曰远谋。其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


    直解　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牖户，是鸟之窠巢通气出入的去处。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三款是远谋。大略说：“天下之患，有隐于幽远而不在目前者，人君当思患而预备之。《诗经》上的《豳风·鸱鸮》之篇说：鸟之为巢，及天未下雨之时，取那桑根的皮，补葺巢之牖户以防患害。夫所谓‘迨天之未阴雨’者，比喻国家当承平之时，上下安闲，无水旱盗贼之警，如天气晴明，阴雨未施之日也。所谓‘彻彼桑土’者，说贤才隐于侧微，当汲汲求之，以待国家之用，如鸟之取桑土也。所谓‘绸缪牖户’者，说资贤才之力，以修明其纪纲，整饬其政教，如鸟之绸缪牖户，而不使倾覆也。”盖天下之事，谋之于目前则仓卒苟且，而无救于败。谋之于久远则从容周密，而不至于败。故《书经》说“远乃猷”，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之圣王，方暑而忧寒，方食而备饥，惕然远览，不敢荒宁，正为此也。愿治者宜永念之。


    原文　四曰谨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四款是谨微。大略说：“天下之患，每起于至微，不可不谨也。且如宴安怠惰，暂尔肆意，不过此心之少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沉湎酒色，以极心意之娱。是乃所以启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过此心之少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穷极靡丽，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发奢泰之端也。或为近习之人，甜言美语，为悲哀可怜之辞，有所求乞，而遽听许之，则必至于升赏纷纷。侥幸之途自此而启矣。或为阴私之辈，附耳而言，屏人而语，专为诡秘，而不早斥之，则必至于颠倒是非。谗害之门从此而开矣。爵赏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轻与人，则位愈高而势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导之矣。赏罚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则权日去而势日卑。是陵夺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时，端倪甚微，常以为无害而不谨。然日滋月益，渐增渐长，遂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于知其为害而后改图，则用力甚难，百倍于前矣。岂若禁于未发之为易乎？”《周书》有言：“勿谓胡害，其祸将大；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古语说：“涓涓不塞，流为江河；萌芽不折，将寻斧柯。”古之圣王，所以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者，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诸？


    原文　五曰务实。其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国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帝深纳之。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五款是务实。大略说：“为国家者，不宜崇饰虚文，须要敦尚本实。如君道莫大于仁。然屡赦有罪，沿门散钱，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国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穷民个个都受实惠，乃是仁之实也。君德莫先于孝，然建立宫庙，修广御容，特一节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绪业，传之子孙，使继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实也。礼非繁缛之谓，乃礼之实也。乐非器数之谓，必和气通于上下，亲爱行于远近，风俗熙然，不相离怨，乃乐之实也。钩校簿书，非政之要领，惟别白是非，审定好恶，使万事各当于理，乃政之实也。苛责微文，非刑之本务。惟究诘奸邪，禁止暴乱，使威令必行于下，乃刑之实也。求贤不在文词声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试之以政事，取有益，罢无用，乃求贤之实也。审官不在出身资序之间，量其材能之大小，课其功状之上下，进有功，退不职，乃审官之实也。纳谏之道，不贵于从，而贵于审，必问其安危之故，咨访其治乱之繇，略浅近之言，而图久大之计，乃纳谏之实也。治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必选勇果之士，习战斗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战，乃治兵之实也。凡此十者，皆务实之道。实存则不求文而自文。若实之不存，虽有文采之饰，歌颂之声，亦终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见其疏，深嘉纳之。按司马光五规，事事恳切。至于务实之言，尤中时弊。盖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缘本实不存，虚文日盛。方其无事时，非不称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则百孔千疮，杂然并出。譬之病在腹心，虽有四肢百骸，无能为矣。故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虚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长治者，其尚务其实哉！


    原文　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筯，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帝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直解　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总叙仁宗的事，以赞美他的说话。说宋仁宗可谓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拟议上请，多从宽宥，所全活每岁以千计。尝说：“朕以好生为心，不曾将死字骂人。骂且不敢，况敢滥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谕左右说：“朕昨夜因不睡而饥，偶思烧羊吃。”左右奏说：“何不传旨取讨？”仁宗说：“我今取讨一次，以后该衙门便日日准备，遂为永例。朕岂可不少忍一夜之饥，而开他日无穷之杀乎？”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钱千文。仁宗说：“一枚千钱，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筯之间，而费钱至二万八千。暴殄天物，吾不为此也。”契丹使臣来说：“高丽国职贡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谕说：“高丽不贡，这只是他王子的罪，与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诛，而百姓且受杀戮之惨矣。”契丹闻之，竟为罢兵。京师中疫疠流行，太医进方救疗。内库出犀角二枝制药，其一乃通天宝犀也。或请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说：“明主不贵异物，而以爱民为先。朕岂以一犀为贵，而轻贱民命，不以拯救之哉！”即此五事，可见仁宗之心，无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况于良民；蠢动之物尚不忍，况于同类；异国之民尚不忍，况于本国；服御之珍尚可舍以救民，况于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为宋之称首，宜哉！


    原文　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濂洛道学之懿，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以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已开四书之端矣。


    直解　濂，是濂溪，即今湖广道州地方。洛，是洛阳，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颐讲学于濂溪。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学者宗之，因谓之濂洛之学。戴记，是汉儒戴德、戴圣所定的《礼记》。胡氏又赞仁宗说，初，端明殿学士苏辙应举之时，制策中极言得失，且于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说：“设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摈弃，是外务求言之名，而阴实沮之。朝廷诏令，先自背驰矣。天下其谓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学不倦，崇重儒臣，常与诸臣讲明治理，以维持斯道于不坠。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开濂洛诸儒道学之懿，尤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经筵，谓侍臣说：“朕每听诸臣讲解经史，真觉意味深长，虽盛暑未尝少有厌倦之意。朕殊不为劳，但恐卿等劳耳。”又以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仍亲定太学生员，以名儒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训诲之。王尧臣及第，则赐《中庸》篇。吕臻及第，则赐《大学》篇。这两篇书载在戴记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独以《中庸》一书其中和位育之化，《大学》一书立修齐治平之准，故特表而出之，以风厉儒臣，使家藏而户习焉。是时虽未有四书之名，而《学》、《庸》二篇盛行于世。后与《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则自仁宗开端矣。按三代以后，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习于功利，则狃于词章，未有究心于圣贤之学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诸儒得以衍其统于不坠，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经筵，盛暑不倦，故心志无所分，聪明无所眩，而义理自为之融通也。有志于圣学者，尚念之哉！

 宋 纪

    <h2>神　宗</h2>


    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


    原文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直解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


    原文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直解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


    原文　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问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更变。”介退谓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直解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预机务。是时神宗欲用安石为相，平章事。曾公亮以安石素有才名，因力荐之。参知政事唐介奏安石不可大用。神宗问其故。介对说：“安石虽好学，多读古书，而执泥不通。凡有议论，率多迂阔难行。若使为政，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变更，非国家之福也。”介退朝，与曾公亮说：“安石若果大用，天下必从此困扰多事矣，诸公当自知之，恐他日悔之无及也。”神宗见人情不协，又问于侍读孙固。固对说：“安石文章行谊，卓尔不群，使之居侍从献纳之职则可。若夫宰相，当有休休容人之度。安石狷狭少容，多所抵牾，天下贤才岂乐为之用乎？必欲求贤相而用之，如翰林学士吕公著、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此三人皆时望所归，真宰相也。何必安石哉？”神宗不以诸臣之言为然，竟用安石。拜相之后，神宗谕之说：“他人都不知卿，说卿只会读古书，知经术，不晓得经世之务。”安石对说：“经术世务原非二途，古先圣王之道，句句皆可施行，是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神宗又说：“朕今用卿，卿所设施，当以何者为先？”安石对说：“方今风俗颓靡，法度纵弛，上下务为姑息，不可以兴治。必须变风俗以去玩习之弊，直法度以定经久之规，此方今之急务也。”神宗深纳其言。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明主当以此为鉴，审察治体，因革得宜，则大业可永保矣。


    原文　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颢，河南人，初举进士，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意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贱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见，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即今之试御史。晋城即今山西泽州地方。神宗以晋城令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史臣叙说，颢，河南人，初举进士，除晋城县令，其为政专以化民善俗为务。民有事到县的，必告以孝亲弟长，忠信不败的道理。量度乡村远近，立为保甲之法，使之力役则彼此相恤，而不至偏累，奸伪则昼夜相诘，而不得容留。凡地方有孤寡茕独，及残疾废弃之人，责令亲戚乡党，助其不给，使不至于失所。行旅出于其途，或有疾病，皆为之药食以养之。每乡必设有小学，教其子弟。暇时亲到学中，召父老与之言语，访问民间利病。儿童所读的书，亲为正其句读。教者或不善则更易之。又于其中择子弟之秀敏者，聚而教之，以责其成。乡民有作社会者，替他立下条约，为善的众共称之，为恶的众共斥之，使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焉。至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颢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时常召见，问以朝政得失。每于颢将退之时，必分付说：“卿可频来求对，朕欲常常见卿耳。”一日神宗与颢从容咨访，自早入对，不觉到正午时候。颢闻报午时，方才趍出。庭中人问颢说：“御史奏对许久，岂不知上犹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欲神宗正心遏欲，以端化原，求贤育才，以资治理。每进对，务积诚意，以感悟人主。尝谓人主处富贵之极，欲心一萌，难于禁制，骄心一生，易轻贤士大夫，故每劝神宗以道御情，防简未萌之欲，及勿轻慢天下贤士，使乐为我用。神宗感其言，乃俯身致敬而答之说：“卿言甚切，朕躬当为卿戒之。”夫邑有贤令，则民行修而一方治；朝有弼士，则君德修而天下治。观程颢所以为令为御史者，皆可为治民事君之法，神宗有是大儒而不能用，岂亦悦而不绎故欤？


    原文　冬十月，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救，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直解　熙宁二年冬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解相职。是时参知政事王安石方受知神宗，柄权用事，议论偏执，素不与弼合。弼自度难以救正，告病求去。疏至数十次进上。神宗将许之，因问说：“卿若去，谁可以代卿者？”弼荐侍中文彦博，久历将相，老成持重，堪以托用。神宗方喜于有为，轻彦博以为无能，默然不答，良久方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何如？”弼知上意难回，也默然不对，微示不足之意。弼遂罢相，出判亳州。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原文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许之。时帝御迩英阁听讲，光读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直解　象魏，是宫阙之名，古者悬法象于阙门，其状巍然高大，所以叫做象魏。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神宗许之。史臣叙说，时神宗御迩英阁听讲经史。光读汉臣曹参代萧何为相，凡事一遵萧何所行的，无所变更。神宗因问光说：“使汉常守萧何所定之法，世世不变，亦可以为治乎？”光对说：“岂独汉守祖法可以常治，假使三代继体之君常能守其祖禹汤文武之法，则政教岂得废坠，国本岂得动摇，虽至今犹存可也。只因他后世子孙自作聪明，轻改成法，以至于亡。如汉武帝骋其雄才，把高帝裁定的约束纷纷更乱，致民穷财尽，盗贼半于天下。汉元帝任用儒生，把宣帝整理的政事渐次改革，致吏民无所信守，汉业自此而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皆从创业时熟思审处，至当不易，不可得而变也。”司马光盖因王安石创立新法，故为此言以感悟神宗。时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正阿附安石者，乃进说：“夫法，亦何常之有。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如周官正月之吉，天气始和，县法象于魏阙，使万民观刑象，是一年一变其刑象也。有五年一变者，如天子五年一巡狩侯国，考较其制度，是五年一变其制度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周书·吕刑》，谓刑罚世轻世重。夫三十年为一世，而刑罚之轻重随之，是三十年一变其刑罚也。今如光言，则祖宗之法虽百世不可易，其究将使天下坐守其弊而不为之所矣，岂是确论！光之意盖借汉事以讥讽朝廷耳。”神宗以惠卿之言诘问光，光对说：“如惠卿所称，妄引经义，尤为无当。夫所谓布法象魏者，谓张布旧法，使民知所守也，非新立一法也。所谓巡狩考制度者，谓诸侯有不守制度变礼易业者，为不从王者巡狩则诛之，是诛其变法者也，不自变也。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谓新立之国，民未习于教，则用轻法以治之，叛乱之国，民化于恶，则用重法以治之。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而为轻重也。且人君承藉祖宗之业，其智虑未必有加于前人，法有不便处，只宜补其偏而救其弊，不可轻有更张。譬如住房子一般，有弊坏处则修理之，非至于大坏，不可更造。盖更造则费多而力倍，未必胜前，而家业自此废矣。今惠卿之言，所谓不务修理而务更造者也。岂国家之利哉！”司马光前后论辩可谓切直，然神宗不用其言，而徒置之要地，所以固辞不拜也。其后宋业竟以新法而敝，守成业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府，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制河阳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直解　熙宁六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罢职，不预朝政。是时彦博久管枢密府事，以宰相王安石多变祖宗旧典，天下不便，乃上疏于神宗说：“朝廷四方之极，凡有行事，务须合于人心，广询博采，使众论佥同，以静重为先，勿蹈轻举妄动之弊。今陛下励精求治，宜致太平，而反令人心兀兀不安者，盖更张太过，轻变祖宗之法故也。祖宗之法皆至精至密，其在于今，岂皆不可行？但时异势殊，不无偏而不举之弊耳。只宜救偏补弊以求可行，岂宜一扫而更之乎？及其最可鄙者，如市井上买卖生理，宜从民便，乃亦设市易司，官为之监督，下至果品微物，也都经官监卖，岂不伤损国体。盖市易乃商贾之事，凡缙绅士大夫之家，若有经商贩卖，罔利于市者，尚不为清议所容。岂有堂堂大国，遑遑求利不已，而不为四方非笑、公论鄙薄者乎？陛下何为而不务大体，而屑屑于小事也。”疏上，留中不报。于是求去益力，遂以原官司空出判河阳府。然彦博以宿德众望，身虽在外，而神宗之眷念特有加焉，此可见神宗之于彦博，知之未尝不深，尊之未尝不至，然不能用其言，安其身者，正以求治太急，偏听安石之深故耳。夫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治。今神宗之所贤者，独安石一人，而老成耆德纷纷引去，尚可以为治乎？虽加之眷礼，亦虚文而已，宜乎宋事之日非也。


    原文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及久旱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回，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并，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


    直解　光州，即今河南光州。司法参军，是断理刑狱的官。麻籸，是麻查。麦麸，是麦皮。糜，是粥。熙、河，是二州名，即今陕西临洮府，河州卫。在京商贾，输钱于官，而免其当行，叫做免行钱。朝廷自出钱帛货物与民交易，叫做市易。当青苗在田之时，把官钱借与人户，待收成加利还官，叫做青苗钱。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免其差役，叫做免役钱。立为方限，丈量出土，而分等定税，叫做方田。京畿及河北诸路，各立保甲，令自置弓箭，叫做保甲。皆王安石所行之新法也。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守安上门。是时久旱岁饥，民不聊生，而有司奉行新法，征敛愈急。百姓每四散逃移。东北一带的流民，每遇风沙霾蔽之时，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其傍城居民买麻籸、麦麸和米为粥而食之。或有采木实，掘草根以充饥者。又被官府比较钱粮，只得拆卸房屋，甚至身被枷锁而负瓦揭木，卖以还官。如此者累累不绝。郑侠在安上门见了许多情状，心甚不忍，思量小民这等穷苦，朝廷如何知道。乃将每日所见，画成图本，叫做流民图，连本奏上。阁门不肯收纳。遂假称有机密紧急事情，发驿马走递，进上银台司，径达御前。本中说道：“陛下近来南征交阯，北伐熙河，人都以战胜克捷之势画图来献。至于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料无一人为图以献者。臣谨将安上门一带逐日所见，画成一图，中间困苦流离之状，百分中画不尽一分。然只此一经圣眼亦可伤心流涕矣。夫安上门一处，近在辇毂，尚且如此，况于千万里之外哉！所以然者，只因新法不善，贻百姓之害，伤天地之和，所以久旱不雨。今欲挽回天意，须是急罢新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若十日之内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将此图反覆省览，才晓得新法之害如此。长叹数声，袖了入宫，一夜不能安寝。到明日传旨着开封府官量除免行钱。三司官审察市易禁革奸弊。司农发常平仓，赈济饥民。殿前马步三卫开具熙河所用兵食若干，以听裁省。诏天下诸路各上言民物所以流散之故。青苗钱、免役钱暂停追并。方田、保甲并罢不行。一时革去新法共有一十八件。百姓欢呼相庆，有再生之望焉。夫小民穷苦之状，无处无之。但人君深居九重，无繇得见，而所司又不以时闻。此下情所以不通，德泽所以不究耳。神宗有感于郑侠之图，而不能不惑于安石之说，以致民心离叛，国本摇动，岂非壅蔽之习已成，而忧危之言难入哉！此古之帝王所以贵清问下民，而先知小人之依也。明主宜深监于斯。


    原文　先是帝语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劳，奈何？”维对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因上疏极言青苗及开边之害。帝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会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繇。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日闻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矣。


    直解　史臣叙神宗未罢新法之先，曾谕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说：“方今久旱不雨，朕闵念小民，日夜焦劳，当如何处之？”韩维对说，陛下忧旱灾，损膳避殿，意非不诚，但此只是沿袭旧规，举行故事而已，恐不足以上应天变，格天心也。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庶民隐不壅于上闻，而朝廷得改其缺失，乃有益耳。”维因上疏极言青苗与开边之害，于是神宗感悟，即日命维草诏罪己。诏书一出，人情无不欢悦。适郑侠流民图疏亦至，故神宗慨然独断于心，罢新法十八事。是日天果大雨，远近沾洽，可见天人感应之机不爽如此。于是辅臣入贺，神宗将郑侠所进图状出以示之，且责其变法扰民。辅臣皆再拜谢罪。王安石因不自安，上疏求去。起初诏从中出罢新法，外边人莫知其故，至是知其繇于郑侠。安石党中群奸切齿痛恨，遂锻炼其罪，拿侠付御史狱。因疏中难以指摘，说他不合擅发马递，以此治罪。翰林学士吕惠卿、御史中丞邓绾这两个小人共奏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讲求经书，以成美政。天下方才得被恩赐，一旦闻狂夫之言，便轻信之，罢废几尽，岂不惜哉！”因相与环泣于上前，以蛊惑竦动之。于是神宗又失了主张，将一切新法仍都照旧施行。只方田一法，暂且停止。天下复被其害矣。夫新法之行，举朝以为不可，神宗不听也。及民害已深，天变示异，方始知惧，而韩维之言，郑侠之图得以感动之。观于新法罢雨泽降，而天之告戒明矣。使能繇此省悟，尽复祖制以与民更始，宋祚未可量也。乃惑于群奸，甘蹈欺天之罪，竟为有宋基祸之主，岂非万世之永鉴哉！


    原文　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读《后汉书》毕，帝语以释老之事。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默然。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帝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帝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帝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故有是命。


    直解　释，是佛家。老，是道家。神宗以端明殿学士吕公著、工部侍郎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平生以忠直事主，不肯阿旨取容。在翰林尝至御前读《后汉书》，读毕，神宗偶言及释老之事。公著即问神宗说：“陛下取法尧舜，而谈及释老，不知尧舜当时亦知此道否？”神宗答说：“尧舜是圣人，岂不知此道。”公著对说：“尧舜虽知此道，然其心之所汲汲者，惟曰知人则哲，安民则惠，以此为难，而不敢暇逸，未尝为释老遗世绝俗之事。此所以为尧舜也。”神宗默然不答。神宗又尝与公著评论前代帝王，谓：“汉高祖及武帝俱有雄才大略，非庸君世主可及。高祖尝叙取天下之功，谓镇抚百姓，馈饷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胜攻取，吾不如韩信。二人皆称名，至论张良，独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而尊之，故称其字而不名也。”公著对说：“诚如圣谕。”神宗又说：“汉武帝时，汲黯屡好直谏。武帝虽怪他愚戆，然心敬重之，不戴冠则不相见。后虽坐小法免官，未几，复召用为淮阳太守，竟以二千石终其身，恩礼亦不薄矣。”公著对说：“所贵乎敬礼贤臣者，为其能用之耳。武帝之于汲黯，每以切谏不令出入禁闼，是但能不杀之而已，岂真能用之乎！”神宗又论及唐太宗。公著说：“太宗所以能成其业者无他，只是屈己从谏，不以势位骄人，不以才能自是，所以人乐为用，而王业遂成耳。”是时神宗临御日久，群臣都畏其威严，莫敢以规讽之言进者。至是闻公著之言，句句都是规讽，知得公著是个忠直之臣，竦然敬纳之。故有同知枢密之命。古语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吕公著当群臣畏避缄默之时，独能因事纳忠，尽言不讳，可谓直亮之臣矣。然神宗不以为忤，而且重用之，其知人纳谏之明亦不可及。宜史臣记之以为后法也。


    原文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诚孝，后亦慈爱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谒。帝以后春秋高，数请召弟佾入见，久之乃许。及见少顷，后谓佾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焉。帝尝有意于燕蓟，与大臣定议而白其事。太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曰。”帝曰：“敢不受教。”


    直解　太皇太后曹氏，是仁宗继后，神宗之祖母，武惠王曹彬孙女也。元丰二年十月崩。史臣记神宗事太后，敬养尊崇，极其诚孝。太后亦慈爱笃至，出于天性，非繇勉强。旧制，外家男子不许入宫朝见。神宗以太后年事已高，心中必思念至亲骨肉，屡请召太后弟曹佾入见，欲以承顺其意。太后初间不许，及后神宗请之不已，日久方许。及宣佾入见，才得少顷，太后便与佾说：“这宫禁之地，非汝外人所当得留。我岂可徒徇私情，不顾祖宗家法。”即时遣令出宫。其内治之严如此。神宗尝以燕蓟本中国地方，自石晋时陷入契丹，为虏久据，要兴兵取之。与大臣计议已定，奏知太后。太后说：“这事情关系甚大。大凡吉凶悔吝，繇动而生。惟安静无事，可以获福。今取得燕蓟，不过南向而坐，受百官朝贺而已，更何加益。万一不成，则兵连祸结，仇杀无已，此乃生灵性命所系，岂可轻言。若这燕蓟地方，可以容易取得，昔太祖、太宗的时节，兵精将猛，所向克捷，那时必已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况今日钱粮兵马大非太祖、太宗之时可比，而欲取其所不能取，不亦难乎！”于是神宗感悟，奏说：“敢不谨受教训。”自此不言取燕蓟矣。夫太后以一妇人而知天下之大计，神宗受命，其不妄兴，可谓伟矣！不然，宋室之祸将不待靖康而始烈也。史又称太后性慈俭，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左右臣仆毫分不假借，宫省肃然。其坤仪纯备，可以为万世宫闱之法矣。


    原文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司马光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不可泥三年不改于父道之说。”而当时进言者犹谓三年无改父道，欲稍稍损其甚者。公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直解　登州，即今山东登州。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

 哲 宗

    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原文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直解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佑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原文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初神宗崩，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阙哀临。太后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直解　元佑元年五月，哲宗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史臣叙说，初，神宗崩时，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京哀临。太皇太后因维是先朝旧臣，特加慰劳，且问以当今政务何者为先。维对说：“为政在顺人情。今日之切务，惟察人情之所思者为之处置而已。彼人情当贫窘之时，则思财富；当疾苦之时，则思快乐；当劳困之时，则思安息；当拂郁之时，则思通畅。此自然之情也。今天下民情有所思而不得久矣。诚能知民之思富也，为之薄其税敛，常以利民为本，则财不在官而在民，民自富矣。知民之思乐也，为之御其灾患，常以忧民为心，则忧以一人，而乐以天下，民自乐矣。知民之思息也，凡赋役之重，非人力所堪者，悉罢去之，则不尽人之力，而劳困者得息矣。知民之思通也，凡法禁之苛，非人情所便者，悉蠲除之，则不尽人之情，而郁塞者得通矣。即此数者而推广之。凡人情有所思而无以自遂者，莫不为之经营，而又以实心行之，不徒以虚文塞责，则不惟天下穷民如解倒悬，而圣子神孙观感陛下之德者，亦皆约己裕民，无敢侈然肆于民上，不待教而自成矣。岂非今日之切务哉！”然欲富、欲乐、欲息、欲通，乃人之恒情，君民之所同也。惟在上者，但知遂己之欲，而不复体民之情，剥下以奉上，拂民以从欲，至于人心怨叛而上不知，覆亡之祸率繇于此。诚能以己之心，度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民心悦而邦本固，君之所欲者，亦未尝不两遂矣。此又君天下者所当知。


    原文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多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为之恸，即日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


    直解　陕，即今河南府陕州，是司马光原籍。岭南，是广东地方。封州，即今肇庆府封川县，是极南界上。元佑元年九月，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是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光名德宿望，用以为相，虚心委任，凡朝廷政事，一切听光整理，无毫发疑沮。光亦见己之所言必行，所谋必从，感激非常知遇，誓欲委身致命，以为社稷，凡一应机务，虽至纤细之事也都身亲经理，不肯放过，以夜继日，未尝休息。宾客见其形体渐渐衰弱羸瘦，举汉时丞相诸葛亮故事，劝他节劳。说诸葛亮为相，自较簿书，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烦，岂能久活，果然不久而死。今公当以此为戒可也。司马光答说：“人之死生有命，非关劳佚，我岂可自爱其身，而不为国家尽力乎？”于是为之益力。及到病危之日，精神昏愦，不复自觉，口里犹谆谆说话，不甚明白，如梦中语，却都是朝廷天下的事。其精诚为国至死不休如此。及卒，太皇太后因失了贤相，不胜哀恸，即日与哲宗亲到他家哭临，赠官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应恩数，尊隆无比，年止六十八岁。京师人争去吊丧，虽常日市井人多的去处，也都空虚无人交易，至于典卖衣服以供祭奠，丧车过时，合巷聚哭。及归葬陕中，送丧的人，如哭其私亲一般。至于岭南封州极边去处的父老，也相率具祭。京中及四方人皆画他形象，朝夕祭献，一饮一食必告祝焉。按司马光自元丰八年五月入相，至是才一年有余，而身死之日，天下痛惜之如此，何哉？史称光生平不欺，诚心自然，虽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盖惟至诚故能动物，不期月而化成，良有本也。若光者，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矣。


    原文　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直解　元佑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请哲宗每日讲读，移就崇政、延和二殿。颐又上疏说：“臣近言迩英阁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者，恐圣躬临幸未便故也。今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无他，不过谓延和殿乃天子临御朝群臣之所，不可使讲官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耳。臣以为此非所以尊其君也。臣不暇远引异代，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尝召布衣王昭素讲《易经》，真宗尝令直讲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都是坐讲。立讲之仪只起于仁宗时明肃皇太后之意，非祖制也。此可见祖宗尊儒重道不以势分为拘，诚旷古之盛节，昭代之美事，岂独子孙所当遵守，实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见人主稍自谦损，便以为亵尊，是徒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所以遵之之道也。盖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人君惟讲学亲贤，使道德益高，则其尊益至，故以道德责成于君，乃为尊君之至也。若只以势位论之，则其崇高已到极处，尊严已到至处，不可复有加了。区区堂陛之节，乃其分所固有，何足以尊其君哉！”又说：“天下至重之任有两件：一是宰相之任，一是经筵之任。宰相佐天子理万几，得其职则天下治，失其职则天下乱。是天下之治乱系宰相也。经筵乃辅养君德之地，养之善则君德日就，养之不善则君德日非。是君德之成就责经筵也。”夫经筵之任，与宰相并重如此，则虽坐而讲读，岂为逾哉！然君德虽责经筵，而朝夕纳诲未尝不系于宰相也；治乱虽系宰相，而端养化原，未尝不系于君德也。人君知此而亲贤讲学，与躬行实践，并行而不废焉，则道德有于身，而至尊至贵，又有出于势位之上者矣。万世太平之业至岂外是哉！


    原文　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直解　史臣记哲宗在位时，适因夏天暑热，传旨暂辍讲筵。著作佐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天下之治乱在君德，君德之成否在讲筵。今陛下辍讲，必谓暂时优闲，未为大害。然今日之学与不学乃他日之治乱所关，非细故也。陛下若好学，则圣志清明，君德日进，天下之贤人君子皆欢然欣慕，以为圣君在上，无不愿立于朝，或敷陈正言，或修举正事，皆以直道事陛下，而辅佐德业以致太平，天下自此治矣。陛下若不学，则无义理养心之助，无贤人夹辅之功，天下之小人皆谓有隙可投，而动其不肖之心，务为邪佞谄谀以干富贵，苟可以蛊惑君心，浊乱朝政者亦无所不至，而天下自此乱矣。且学者难进而易退，时者难得而易失。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少年之时，盖以情欲未开，志虑专一故也。今圣质日长，正当汲汲学问之时，岂可一日放过。若失今不学，臣恐数年之后，情欲渐广，志虑渐分，必为他事所夺，不得如今日之专矣。臣窃为陛下惜此光阴，须及时勉学可也。”范祖禹此言，明白痛切，至于虑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尤当深省。夫人方年少，未尝不谓将来之日尚多；至于长大，未尝不以少年失学为悔。苟有远虑，则所以爱惜光阴者，宜无不至矣。


    原文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惑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此辈若返，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调停之说遂已。


    直解　噬脐，是以口咬脐，势不相及，比喻事势已成，救之无及的意思。哲宗以翰林学士苏辙为御史中丞。是时正人在朝，新法尽革，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所用的旧臣一概摈斥不用。于是失志之人怨入骨髓，乃捏造不根之言以离间朝廷，摇惑在位之士。宰相吕大防、刘挚恐激成大变，心甚忧之，因奏请太皇太后欲稍稍引用一二旧人以平夙怨，使两下和解，叫做调停之法。太皇太后心中疑虑不决。苏辙深以宰相之议为不可，乃于太后前面斥其非。又退而上疏说：“君子小人，道各不同，其势如冰之与炭不相容入。若同处一朝必至争竞。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也？小人贪着利禄，忍得耻辱，虽被人排击，不肯便去；君子洁己不污，守义不屈，少或沮之，即引身而退。今君子所以得安其位者，幸不与小人同处耳。此辈若返旧位，必将乘机肆毒，戕害守正之人，渐复熙宁之法，以快其私忿。小人安得不胜，君子安得不败乎！夫人臣被祸害止一身，犹不足言，所可惜者祖宗之基业，朝廷之法度，一旦为小人所坏，可为寒心耳。愿陛下为祖宗朝廷万世之虑，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致后来击之不去，救之不能，有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深自感悟，谓丞相说：“苏辙疏中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夫邪正岂可兼用，其言极有理。”于是宰相皆同声和之，调停之说，遂罢不行矣。夫国之有小人犹田之有莠，芟之尚恐不尽，况复引用，则蔓延之势益难图矣。汉时陈蕃、窦武协心同力而不免党锢之祸。张柬之等方中兴唐室，而武三思一得志，即相继窜移，皆除恶未尽之故也。苏辙之言，盖监于此。惜乎哲宗不悟，卒致群邪害正，而汉唐之祸复见于绍圣、元符之间，可为永鉴矣。


    原文　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可不畏哉！太皇内决大策，拥立陛下，斥奸邪，抑侥幸，九年之间，虽德泽深于天下，然失职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离间之言，不可听也。”


    直解　元佑八年十月，是时太皇太后高氏既崩，哲宗初亲政事，旧朝乱政的小人，久被斥逐，都要夤缘起用，人情汹汹。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大略说：“陛下临御以来，赖太皇太后主持调护，得以坐享太平。今太皇太后宾天，陛下初揽庶政，延见群臣，访求治理。今日不是寻常的时候，乃宋室隆替之本原，社稷安危之机括，生民休戚之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界限。上而天命之去就，下而人心之离合，皆在此时。一念正，则延无疆之休；一念偏，则贻无穷之祸。可不兢兢业业深加敬畏哉！昔先帝晏驾之时，中外危疑，赖太皇太后以至公之心，决定大策，拥立陛下，又斥退奸邪以正朝廷，裁抑侥幸以清左右，九年之间兴利除害，海宇清宁，德泽之被于天下者深矣。然而先朝小人失职怨望者亦多。臣料今日必有小人捏造邪说以惑圣听，说：‘先帝孜孜图治，所行的都是正事，所用的都是正人。太皇太后只宜件件遵守，不当更改先帝之政，斥逐先帝之臣。’这等的说话皆非忠言，乃欲离间陛下，构起衅端，以开群邪进用之门耳。陛下宜审察之，不可轻听也。”大抵小人心怀不测，舌辩难穷。苟欲遂其私，则离间人之骨肉而不顾；苟欲行其说，则倾败人之国家而不惜。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祖禹此言，至为剀切，而哲宗不悟，卒至奸邪柄用，国事日非，谗间之说一行，则祸乱之关已启，岂非万世之鉴哉！


    原文　“陛下初立，上书言法不便者万数。太皇因人心之欲改，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亦以众言逐之，皆上负先帝，下负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奸言进者，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若稍入其言，则奸言继进，万一追报之礼少有不至，于太皇圣德无损，而于陛下孝道有亏。今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故不可不谨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将复误陛下，天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直解　范祖禹疏中又说：“陛下初即位时，中外臣民上书言新法之不便者至有万数。太皇太后因人心之所欲改，与陛下同改之。盖出于天下之至公，非一人之私意也。夫既以法为病民而改之，则当时立法之人，与附和而行其法者，自然有罪当逐。太皇太后亦因天下人心之共愤而逐之。盖此辈皆诬上行私，蠹国害民，上负先帝知遇之恩，下负天下仰望之意，罪不容诛者也。太皇亦岂以私意逐之哉！愿陛下清心察理，鉴太皇忧勤保国之心，烛群小挟私兴谤之故，敢有以离间之言进者，重处一人以警群邪，则小人自知慑服，朝廷帖然无事矣。若陛下一不主持，稍入其言，则奸言望风而兴，凡可以上诬太皇而阴间陛下者，必相继而进。万一陛下追报太皇之礼少有未至，于太皇圣德固无所损，而于陛下孝道则大有亏缺，所系岂小小哉！今陛下初揽万几，人怀观望，正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不可不谨防之也。此辈昔日既上误先帝，今又结党窥伺，将复误陛下。天下事被此辈破坏久矣。以太皇十年之培养尚未全复，岂堪小人再坏之耶！”按哲宗以冲年践祚，赖太后同政，信用诸贤，故元佑之政庶几仁宗。及太后一崩而群奸窥伺者望风而至，虽以祖禹辈之极谏而不能阻章惇诸人之频进，议论纷纭，国是不定，以致国家破坏，卒不可收拾，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按元佑中，帝御迩英殿，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直解　史臣记元佑年间，一日哲宗御迩英殿，宰相吕大防等侍侧，因奏说：“本朝祖宗家法极多，立得规矩最好。前代人主事母后，朝见有定期，情礼疏简。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朝见，以尽昏定晨省之礼，此事亲之家法也。前代大长公主入宫则行臣妾之礼，是以姑拜侄。我朝仁宗皇帝以侄礼事姑，不敢少慢，此事长之家法也。”哲宗说：“今宫中姑侄之间，见行家人礼，尊仁宗故事。”大防等又奏说：“前代宫闱之内，多不严肃，致多秽德。我朝宫禁严密，内外肃清。此治内之家法也。前代皇亲外戚，多于预政事，致有擅权乱政害国亡家之祸。我朝母后之族，但荣之以爵禄，并不委任政事。此待外戚之家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竭民财力以作无益。我朝宫殿止用赤白二色，并无五彩辉煌之制。此尚俭之家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近地，出入必乘舆辇。我朝祖宗皆从内廷步行出到后殿，宫中无乘舆之制。此勤身之家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中适情自便，冠服多苟简非礼。我朝祖宗以来，燕居独处，必正衣冠，尊瞻视，依礼而行。此尚礼之家法也。此等都是祖宗以来世守之家法，故家齐国治，累世安享太平，皆繇于此。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之君，但尽行祖宗家法，即为守文之令主，而足以治天下矣。”哲宗深纳其言。按宋之立国规模不及汉唐，而家法则远过之。若吕大防等之所宣述，皆修身齐家要务，诚其子孙所当世守也。

 徽 宗

    徽宗皇帝，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无子，佶以端王继统，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以朱勔领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初蔡京过苏州，欲建僧寺阁，会费巨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语之。居数日，冲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还朝，遂挟冲子勔与俱，窜姓名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贡五六品。至是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命勔总其事。


    直解　应奉局是供应上用衙门。花石纲是管运花木山石的领头。这一段是记宋徽宗崇信奸回，纵欲害民的事。崇宁四年十一月，徽宗新设应奉局于苏州，以朱勔领之，就教他兼管解运花石的领头。史臣因叙花石纲根繇及朱勔所以进用的缘故，说初蔡京未入相之时曾过苏州，要于僧寺建一佛阁，估计支费该用钱巨万。僧说这工力艰大，非得郡人朱冲干办不可。蔡京随即唤朱冲来，以此事托之。数日之间，朱冲便请蔡京到寺，看度建阁的地基。及蔡京到寺，已有大木数千株堆积庭下，可以建阁。于是蔡京以朱冲干济敏给，才力过人，堪备委用。次年京被命还朝，遂将朱冲并他儿子朱勔，一同带到京中。时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使，用兵于西边上。蔡京就将朱冲、朱勔父子姓名诡窜入童贯军籍中，后皆冒滥军功，得授官职。是时徽宗怠于政事，颇留意于花木山石之好。蔡京乃教朱冲密地采取浙中所产珍异之物以进。初间止进黄杨树三株以窥探上意。徽宗果甚喜之。以后便年年进贡，加增至五六样。至是所进益多，用大船装载，前后连续不绝，以百千计，从淮入汴，运到京师，号为花石纲。因置应奉局于苏州地方，命勔总管其事。此应奉局花石纲皆自古所未有之事。史臣叙之，见宋之所以亡也。大抵小人欲盗君之权，必先中君之欲，使其心流连于淫乐而无忧危之远图，使其身羁迷于玩好而无清明之暇日，然后得以纵其恶而无忌矣。蔡京之于徽宗正用此术。是以明主必清心寡欲，以端治原，则小人无所投其隙矣。


    原文　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薮，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帊覆之加封识焉，指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卖子女以供其须。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相视。


    直解　粮饷纲就如今运粮的船。篙工柁师，是驾船的人。朱勔既奉朝命，总领应奉局，遂恣意购求花石，指供奉为名，动支内库钱粮，就似囊中取物一般。每一取，辄以数十百万计。于是岩穴薮泽之中，无不搜剔，虽幽深隐辟去处也不放过。凡士民之家有一块石，一根木，稍稍可玩者，即带领健卒径入其家，用黄巾帊盖上，加以封识，指为朝廷御用之物。又未即取去，着本家早晚看守。一或不谨，小有损伤，便加以大不敬之罪。及发行时，必撤毁房屋，抉破墙壁以出。人家不幸有一物小异，都指为不祥，惟恐芟除不速，致受其累也。百姓每为这差使，中等人家都破荡产业，或至鬻卖子女以供其费。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凿山取之，用车搬运，催督工匠，极其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也千方百计取之，务要得了才罢。及装载入京，船只众多，至将各道粮船都截住不行。又四散捉拿商船，将贡物安放暴露于上。篙工柁师，因而恃势贪横，凌轹所过州县。道路观者不敢出一言，只以目相视而已。夫人主以四海之富，垂意一花石，似无甚害。乃其弊至于耗国用，竭民财，敛天下之怨，何哉？盖人主一有所好，则小人争致奇美以中其欲，而取用必多，征求必广，其势必至此极也。昔魏明帝起土山于芳林，正与徽宗之事相类。然两君皆立致丧乱，曾不得终享花石之乐。人主推此而观其嗜好，可不慎哉！


    原文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怀奸植党，威福在其手中。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滥，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因睹帑藏盈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及彗星见，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罢之，而免京为中太一宫使。


    直解　遥郡刺史，是不到地方，但遥领各州刺史的职衔。徽宗崇宁五年二月，宰相、司空、右仆射蔡京有罪罢免。史臣因叙他罪状说，蔡京在朝，心怀奸恶，广植私党，窃弄国家刑赏之柄，作威作福在其手中。以绍述熙宁、元符之政为名，将朝廷制度纷纷更改。凡一时贤人君子，目为党人，贬斥流窜，死亡略尽。增修聚敛财利之政，务在剥民媚上，以淫侈华靡之事迷惑人主。每常将《周礼》中“惟王不会”一句借为口实。盖《周礼》中载周时制度，凡诸司费用钱粮，每岁终则会计其多少，惟王之所费则不会计，不敢以有司之法制王也。然虽不会计，却自有九式定制，不是荡然无节。蔡京要阿奉徽宗，乃妄引圣经以恣其欲。又每论及前朝圣帝明王惜财省费之事，则曲加诋毁姗笑，以为鄙陋，不能以天下自奉。至于土木营造之工，都要极其宏丽，度越前人之规制，而震耸后人之观瞻。是时天下太平日久，官秩冗滥。如各路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兼学士与待制衔的官，在京在外至百五十员。其耗财扰民无有纪极如此。京因见库藏充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说王者当这等极盛之世，百凡规模都宜恢弘阔大，以明示得意。故其视官爵财物，略不爱惜，如粪土一般。不但百计巧取的四方物货浪费尽绝，并将累朝祖宗之所储蓄皆扫地尽矣。及是彗星出见，徽宗始悟其为奸。于是下诏，凡蔡京之所建置如诸州供奉之物，方田之法，党人之禁，一切都停革，并免京为中太一宫使，罢其宰相职事。按宋室之乱始于哲宗之相章惇，成于徽宗之相蔡京。今因大变而黜京，宋事犹可为也。乃未及一年，而京复入相，迄于颠覆播迁而不悔，何哉？徽宗侈忲自恣，宴安成性，徇于耳目玩好之事，溺于流连荒亡之业，始终皆蔡京引诱赞成之。蔡京一去，则承顺无人，徽宗之心必有寂然不乐者。是以明知其作奸误国，天怒人怨而终身不能去也。可为万世之永鉴矣。


    原文　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初，挺之首兴边事，用兵累年。至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拏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


    直解　徽宗召中太一宫使赵挺之复为尚书右仆射。挺之在朝专务迎合上意。初时见徽宗喜好边功，遂首建用兵西夏之议，致夏人进略镇戎，再攻湟州，兵连数年不息，边民横遭屠掠，财力困竭。至是徽宗悔悟，临朝谓大臣说：“朝廷与四夷，但当以威信服之，不可擅生衅隙。衅隙一开，则兴兵构怨，祸患不解，徒使兵民糜烂，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之意哉！”挺之知其意，乃退谓同列说：“主上志在息兵，我等正宜将顺。西方用兵之事，所当止矣。”按西夏在宋世，自元昊纳款以后，世奉盟约，未有衅端，而挺之与童贯等徼功生事，自启祸阶，误国之罪大矣。徽宗因兵连祸结，知四夷不可生隙，乃不能推类观变，而复听邪说，约金灭辽，自挑强敌，以至国破身辱，何哉？盖沉酣逸欲，内鲜谋议之臣，是以颠倒迷谬，轻蹈危亡而不顾也。


    原文　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阶道篆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褚慧等八百余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吏，盛章、王革即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己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甚加宠信，赏赉无算。灵素本无所能，惟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


    直解　温州，即今浙江温州府。浮屠，是僧。淮、泗，即今南直隶、淮安、泗州等地方。王老志、王仔昔都是方士，蔡京所荐以瞽惑徽宗崇奉道教者也。政和六年正月，徽宗赐方士林灵素道号为通真达灵先生。史臣叙灵素原籍温州人，少本无赖，出家投僧为师，不守戒律，苦被其师打骂，因逃去为道士。善为妖幻之术，以煽诱愚俗，常往来于淮、泗间，从僧寺中乞丐度日，僧人都厌苦之。是时徽宗崇奉道教，尊礼道士王老志、王仔昔等。及王老志病死，王仔昔术穷宠衰，徽宗乃访求方士于左阶道箓官徐知常。知常遂将林灵素姓名奏荐。徽宗闻之，即时召见，灵素因妄设无影虚言以耸动徽宗，说：“天上有九霄，而神霄是最高的去处，其王者所居，号名为府。其王是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长子，主管南方，别号为长生大帝君，因下界无主，故降生为天子，即陛下是也。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他有个兄弟号青华帝君，主管东方，今替他带管南方之事。长生大帝君名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唤名褚慧等，共有八百余员仙官。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的化身。学士王黼，是文华吏的化身。盛章、王革是园苑宝华吏的化身。枢密使郑居中、童贯等都是有名的仙吏。”林灵素说他本身也就是褚慧下降，都为长生大帝君出世，共来辅佐政治耳。此时刘贵妃正得宠，林灵素因谄奉徽宗说贵妃是天上九华玉真安妃。其言诡怪鄙浅，人皆知其妄诞，无不非笑，而徽宗心为所惑，独喜其事以为实然，甚加宠信，赏赐不可胜算。灵素虽利口狂言，然其实别无本事，只有些小法能呼唤风雷，间或使之祷求雨泽，略有小验而已。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圣王之世，有左道乱政者杀无赦，岂有亲奉异端，务为妖幻以惑世者乎！昔梁武帝舍身佛寺，而终饿死于台城。今宋徽宗倾信道教而亦陷没于虏地。二氏所称祸福报应之谈不足信亦明矣。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此治天下者所宜审察也。


    原文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伐辽，诏编管于海州。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怜，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


    直解　罪人迁谪远方，编籍为民，着地方收管，叫做编管。海州，即今淮安府海州。金，是前代女直夷人国号。宋自太祖以来，与辽人通好，世世不绝。至是金人乘辽国内乱，发兵攻之，辽主败奔。宋遂用王黼、童贯等议，与金人约夹攻辽，以复燕云之地。宣和四年九月，朝散郎宋昭以伐辽为不可，上书切谏。徽宗怒其妄言，命革职编管于海州。昭疏中极言辽为中国唇齿，必不可伐。金人如豺狼，必不可亲。今金人所以通好于我者，不过欲借我兵力共灭辽耳。他日得了辽地，便垂涎中国，必将败盟为中国患。此社稷存亡所系，识者无不忧之。而少傅王黼、内侍童贯、秘书丞赵良嗣等方以为得计，力主此议，误国之罪不可胜诛，乞斩此三人以谢辽主，而阴折金人之心，天下幸甚。又说：“祖宗时与辽结好，两国誓书中有言，败盟者祸及九族。列圣相承，世守勿失。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背此信誓，基九族之祸而忘列圣在天之灵乎？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陛下以仁覆天下，河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忍驱之战斗，置斯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见其疏大恨之，故有海州之贬。大抵善为国者，惟在政事之修举，而不在土地之广大。向使宋能亲贤图治，保境安民，虽无燕云，何损于治。徽宗荒废政事，信用小人，忽宋昭之忠言，而信王黼等之谬计，贪一时之小利，而忘万世之远图，卒之燕云甫复，而金师既至，靖康之祸举族北辕，岂不深可恨哉！

 宋纪附金纪

    <h2>高　宗</h2>


    高宗皇帝，讳构，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在位三十六年。


    原文　建炎元年，元佑孟后降手书告中外，俾康王嗣统。其略曰：“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世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旧服。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王受命即位于应天府。


    直解　建炎，宋高宗年号。元佑，宋哲宗年号。孟后，宋哲宗后。元佑三年，废为仙师，出居瑶华宫。自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驸马都尉如金师，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元佑皇后孟氏，以废居私第获免。至是尊为元佑皇后，入居禁中，垂帘听政，乃降手书，诏告国中侯国知道，使康王承大统。诏大意云：“历有二百年来，人无有知兵者。祖孙父子，相传九代为君，代代无有恶行。今日虽因金人虏去二帝，举亲族都随驾去，其祸非常，然而布满天下人心，都左袒我宋者。昔汉高帝殂，吕后临朝，吕氏肆横，刘氏失职。周勃曰：‘为刘氏者左袒，为吕氏者右袒。’军皆左袒，无向吕氏的。今日天下都左袒我宋，乃思念康王有贤能，使居祖宗之旧位，着祖宗之成服。当昔汉业十传后，遭王莽之篡，而光武皇帝中兴，不失旧物。又晋献公生九子，为惑于骊姬，九子中止重耳逃入外国，其余诸公子都被诛戮。这都是天数，不是人谋可及也。康王为嗣王，受命钦哉！”乃即帝位于金陵之应天府。


    原文　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纲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


    直解　仆射者，制六部尚书，左右仆射为入座。当时，李纲者，以河南、河东路宣抚使罢知扬州，特召为尚书右仆射。纲一拜职，即上奏疏云：“国以一人兴，以一人衰，及反乱为治之君，不是英敏明哲者，不能胜其任焉。何也？惟其英敏，故作用存心刚果，足以断大事，而不使小事得以摇惑之。惟其明哲，故见善洞彻朗鉴，足以识君子，而不使小人得以离间之。此往昔为君体贴此道者，惟汉之高祖与光武皇帝，唐之太宗，我朝之太祖、太宗二帝者，臣望陛下取法而无失焉。”


    原文　监察御史张所上言曰：“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误割三镇，两河民怨入骨，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请帝还京。具言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帝欲用所，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潜善引去，帝留之，乃安置张所于江州。


    直解　初集百官于尚书省，议三镇弃守。百官多请割三镇与金。何卓曰：“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无信，割亦来，不割亦来。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则并其民弃之，为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故所言民怨割地，仍用之可仗以为守。就请帝复归京师，且陈五利以献上。欲大用张所，会说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潜善求致仕，留之。乃责张所，改御史，斥之江州。正言正人，自不两立也。


    原文　李纲至行在，固辞相位。帝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其勿辞。”纲泣谢，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一议国是，二议巡幸，三议赦令，四议僭逆，五议伪命，六议战，七议守，八议本政，九议久任，十议修德。”


    直解　行在者，高宗自济州受即位诏也。李纲至帝行宫，见帝力辞相职，且说：“当时唐明皇要姚崇为相，崇著十事要说进。今臣纲亦以十事干渎天朝听闻，臣即不在臣位，臣亦有荣矣。”


    原文　翼日班，纲议于朝，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行。纲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崇僭逆之臣，用伪命之事，四方谁不解体。”乃安置张邦昌，并其党王时雍等。


    直解　翼日，是明日。僭逆伪命，前金人遣人至京，议立异姓为帝，竟立张邦昌为楚帝，以宋二帝北归是也。高宗以二事止不行，繇潜善主张。李纲说：“二事，今日极大事，陛下要中兴宋业，而尊崇僭逆之邦昌，从矫伪之事，天下人心谁不涣散。”帝乃斥邦昌，并其恶党王时雍辈，而答众心。


    原文　以傅雱为二圣通问使。李纲上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矣。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词厚币，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


    直解　宋二帝羁留虏廷，帝以傅雱与金人通问，候二帝起居。李纲奏言：“古帝王之孝弟，莫过于尧、舜。故孟子尝说尧舜之道，孝弟尽之矣。今我宋之事，正与臣不忘战，则以戈为枕，思报仇，则以胆为尝。内则修德，外则攘乱，使刑明政举，而中国强盛，则二帝不待奉迎以归，而虏人自扈驾以归矣。若不如此，虽通问使相接于道路，修币表踵献于虏，终曰无益。如今去通问二帝，只当曲陈思慕之念可也。”


    原文　以宗泽为东京留守。有王善者，河东巨寇也。泽单骑驰至其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泽，又降诸贼，又连结两河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泽累表请帝还京，而帝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不报。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宗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氾水，使立功赎罪，飞遂大败金人而还，乃升飞为统制，而谓之曰：“尔智勇材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飞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飞繇是知名。


    直解　时宗泽为东京路留守之职，留守司主除寇贼者。那时有王善，河东有名大盗。宗泽一身一骑，奔至其营中，垂涕对他说：“当今二帝被虏，京师失陷，正朝廷危难之时，因为国家无有才干人耳。使有如公一二辈维持于内，捍御于外，岂犹有金虏之患乎！今天下得人为急，英雄展布，正在此时，汝辈建功立业之秋，不可失了。毋图小成，为自顾之计可也。”王善闻之，不觉痛心，解甲免胄降服。其他同辈为寇者，闻王善降，亦望风而降。泽又连结河东、河北怀忠抱义之民，于是陕西京一路，及东西各路人马，都愿受泽的节制。泽几次表请帝还京师，而帝惑于黄潜善奸计，决意只要幸东南。泽虽上表，帝不报命。有秉义郎名岳飞者，犯法不赦，将受刑，宗泽见其貌奇之，说：“此人必有将材，非凡庸辈也。”正当金人进攻氾水地方，使他出死力，建功业，赎前罪，飞遂大胜而还，金人乃遁。于是进飞为统制之职，而对之说：“尔智谋勇力，材调武艺都全，即古来名将亦不能胜尔。然尔喜旷野之地交战，不是万全计策。”因而授飞战阵图册。飞阅之说：“依阵法而后战，兵家之常事。惟运筹决胜之妙理，在心上施行。”泽深服其言，而飞亦因泽之识拔而名著。


    原文　以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所以岳飞充中军统领，问飞曰：“尔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定谋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补飞武经郎。


    直解　岳飞以立功赎罪败金人，遂升中军统领，对张所说：“徒恃勇力何用？行兵须先定谋略。昔年晋国栾枝欲取荆，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先驱，舆曳柴而从之，荆人败。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复诸山下，大败之。此二国之胜，皆是谋先定耳。”所闻醒然说：“君不是武弁辈中人。”遂补武经郎，进统领一级。


    原文　帝欲幸东南避敌，李纲极言不可，且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夫南阳光武所兴，高山可以控扼，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跸，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帝乃许幸南阳，而汪伯彦、黄潜善阴主扬州之议。


    直解　李纲主意在还都，而帝意每信汪伯彦、黄潜善幸东南，所以纲极言幸东南不可：“中兴之主起于西北，是处活路，起于东南，是处死路。活路，可守中原而有东南；死路，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汉光武兴于南阳，高山可以捍御外寇，平野可以屯粮养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募将士；东至江淮，可以转运米粟；南通巴蜀，可以征求货财；北距王都，可以征兵援救。且暂留停驾，方可以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帝于是许幸南阳，法光武之兴，而汪、黄阴主幸扬州。


    原文　太学录陈东、布衣欧阳澈上书，乞留纲而罢汪、黄，诋用事大臣。潜以语激怒帝，遂斩之于市。


    直解　陈东于徽宗七年上疏：“乞斩六贼。”帝嘉纳之。至是东与澈詈斥用事大臣，求罢之。所以汪、黄激帝怒，俱斩于市。


    原文　三年，金粘没喝入天长军，报至，帝乘骑驰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时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说法。堂吏大呼曰：“驾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


    直解　粘没喝，金主名。天长军，在应天府城外。金兵至天长军，帝始闻报，乃匹马奔至瓜州，幸遇小舡渡得江。此时天子播迁，逃窜无从，而汪、黄二人，犹与同官听僧徒谈经说法。汪、黄之堂吏大声呼说：“天子驾出矣。”汪、黄骇愕无措，乃衣戎衣，驰马南行。


    原文　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作乱，杀王渊及内侍康履等，劫帝传位于皇子旉，请隆佑太后临朝。敕至诸镇，韩世忠举酒酹地，誓不与贼共戴天，遂与张浚、吕颐浩会兵讨之。帝复位，召浚知枢密院事，帝解所服玉带赐浚及颐浩。浚获苗、刘至行在诛之。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世忠。


    直解　苗、刘作乱，擒帝左右内侍杀之，欲废帝，别立皇子居帝位，解元佑太后印，请隆佑太后临朝，传敕各镇。那时韩世忠手执酒卮酧于地，誓不与贼同生，与张浚、吕颐浩合兵讨之。帝初闻乱避位，至是方复位，召浚知枢密院事，帝解己所系玉带赐浚及颐浩。浚获苗、刘送帝前诛之。帝亲写忠勇两字，揭旗以赏赐世忠云。


    原文　以洪皓充金通问使，金人执之，乃迫使仕刘豫。皓不屈，将杀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为皓跪请，得流递冷山。


    直解　洪皓字容斋，择他为通问使，往金候二帝。金人执之，强他仕刘豫。初为济南知府，金人来侵，刘豫以城降。皓不屈节，力拒。金人将杀之，旁有金人将校说：“此真忠臣，不易得，不可杀。”至跪救请，乃赦之，得流窜冷山地方。


    原文　帝如临安府。


    直解　临安府，属浙江，即今临安县界，属东南。帝幸之，从汪、黄议也。自是不议防淮矣。


    原文　起居郎胡寅进七策：一、罢和议，而修战略；二、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京、襄；六、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七、存纪纲，以立国体。书凡数千言，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于外。


    直解　胡寅上七策，中兴之第一良策，但件件都是帝与汪、黄所忌。言虽切直，而身不容矣。


    原文　御史赵鼎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陈战、守、御三策，拜御史中丞。鼎上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经营大计，无出此。”


    直解　赵鼎为御史时，和议、守战、权臣、任将、用人等凡四十件，已行者三十六件。至金人到江上，又陈战、守、御策，进中丞。又言经营大业，帝受之。


    原文　兀术入建康，守臣杜充出降。通判杨邦义不屈，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遂骂贼而死。


    直解　金太子兀术寇建康，郡守臣降虏，通判死节。忠叛较然矣。


    原文　岳飞败金人于广德，韩世忠大败金兀术于江中。


    直解　岳飞前败金人于氾水，此又败之于广德，飞立两次功。宗泽败之于东京，韩世忠又败之于江中，金人四败矣。


    原文　秦桧还自金师，至越州，求见帝。帝谓辅臣曰：“桧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虽屡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桧始。


    直解　秦桧自金还，到越之温州来见帝。帝见桧巧为对答，与廷臣说：“桧之忠，在廷少有。朕既知二帝母后起居安否消息，又得这一个才能不凡之士。”以前帝尝使使者到金，只是或说守或说和。至于立意与金人相好，不用兵戈，则始于秦桧。


    原文　金立刘豫为齐帝于大名府。


    直解　前济南知府刘豫，把城降金。这济南府属山东，领州四，县二十六。今金人以豫为齐帝，居大名府。大名府领州一县十。豫称帝于大名府，金僭立，豫僭号。


    原文　岳飞败金人于静安。


    直解　时飞败金人于静安，此飞已立功有三次矣。


    原文　金徙二帝于五国城。洪浩自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栗面等献二帝。


    直解　时洪浩被金人流递冷山，已令人访知二帝，被金人徙五国城，使人奉书与果物献二帝。


    原文　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时范宗尹既去，桧扬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今无相位，不可行也。”语闻，乃有是命。


    直解　先是桧从二帝至燕，金主以桧赐挞懒，为其任用，乃南伐，以为参军事。桧与妻王氏自军趋禩水砦，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及见宰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人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桧又自言有二策耸动天下。此时有策，不省何以能然，况前又有范、李之荐，因传及于帝，与荐言相合，遂拜为相。


    原文　吴玠大败金兀术于和尚原，兀术亟剔须髯而遁。初，金人至，有谋劫玠兄弟北降者。玠召诸将插血，勉以忠义，故感激成功。


    直解　吴玠宋朝名将。和尚原，在宝鸡县西。插血，是杀牲取血，以立盟誓也。吴玠与金兀术战于和尚原，兀术大败，又恐玠追及识其面貌，乃剃削其须而逃。初，金慕吴玠兵法勇力，计校引诱至北边，迫勒投降，兄与弟俱不放过。玠知之，召众将插血立誓，通要尽忠竭义以扶宋室，所以军士奋力，以收和尚原之战功也。玠弟璘，仕太傅宣抚，亦名将。


    原文　韩世忠拔建州，范汝为自焚死。捷闻，帝曰：“虽古名将何以加。”世忠因进讨江西、湖广诸盗。


    直解　建州，府名，属福建。前建州被范汝为所据，世忠破其城，汝为遂自焚。帝闻世忠奏捷，乃说：“世忠克建州，计前败兀术诸功，比之从古以来有名之将，孰能胜之？”世忠因以得胜之兵，进讨江西、湖广两省诸为寇盗者。


    原文　召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安国因上时政论二十一篇，谓：“尚志所以立本，正心所以决事，养气所以制敌，宏度所以用人，宽隐所以明德。具此五者，王之能事毕矣。”论入，改给事中。


    直解　胡安国，号康侯。时政论，是关系当时急务也。立本者，《中庸》所谓立天下之大本，然必先尚志。志而曰尚者，不是孟子高尚其志之说，此尚在帝王心上说，即如二帝陷虏，皆繇志不定，故尚志为首决事，凡军国、思祖、安民、复仇诸大事，不可不决，然必先君心正而万事可理。制敌者，如问罪金人，内修外攘，雪徽、钦二圣之耻，斥和议之说，故曰制敌急矣。然必先养气。人君气壮，则军民亦气壮；人君气馁，则军亦气馁。君以浩然之气塞于上，则军民辈皆勇往直前，而何坚不破，何敌不克，所以养气急也。用人正今日，倥偬之际，难于得人，得其人则忠正有益于国，不得人，则邪佞有损于国。又须在用之，随才器使，不可求备，然而用人又以容人之量为要也。明德即帝尧克明峻德，即《大学》在明明德。明德中有许多工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此。不为物欲污染，不为欺诈掩蔽，即心曲隐微，必宽弘开大，如天之高，如日之明，而德始昭著矣。以上五件全具于心，则君天下之大端全备矣。安国论上，改给事中。


    原文　秦桧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复用。吕颐浩讽御史黄龟年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乃罢桧相。初，桧所陈二策，欲以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帝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语乃塞。至是人始知其奸。


    直解　秦桧免相，揭其罪恶榜之于朝堂之上，示永不录用。时尚书右仆射吕颐浩隐讽御史黄龟年，劾桧专意欲与金人和议，画地与他，沮止朝廷恢复中国、迎还二圣之永远图谋。乃罢桧相。初，桧言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无相位不可行，欲要把北面人民、地方与金人，中原人民、地方与刘豫。帝初不省，即拜为相。今思想南付与刘豫，北付与金人，朕亦北人，置之何地？桧无以为辩，至此方人人知其奸恶。


    原文　岳飞大败盗彭友于雩都，使吉平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直解　彭友据江西赣州府雩都县，长二十里，前临大江，冈阜陡绝，多虎盗之警。岳飞于彼地大战彭友而败之，使吉平来见帝奏捷。帝亲手御书“精忠岳飞”四大字制之于旗，以旌赐飞，用表其功。


    原文　吴玠大败金人于仙人关。


    直解　仙人关，辽东地名。金人驻兵于此，玠败之。


    原文　以岳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时湖贼杨么与刘豫通，欲顺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阳六郡，又欲自江西陆行趋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飞奏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根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从之。逾月，襄汉悉平，捷闻，帝喜曰：“朕素闻飞行军有纪律，未知其能破敌如此。”


    直解　黄是黄州府，汉阳是汉阳府，襄阳是襄阳府，湖是襄湖，俱属湖广省所属。德安是九江府，江西省所属。高宗以飞诸处制置使。时湖寇杨么与刘豫交通，欲一顺水而来。且湖寇李成已陷襄阳六府，又欲从江西陆路直奔浙江，与杨么会合。高宗命飞防备之。飞就奏言，襄阳六府，是恢复中国根基，先收复六府以去腹心之病，然后起兵到湖湘以灭众寇。帝意正与飞合。一月之外，襄汉尽平。复捷报闻于帝，帝大喜，说：“朕平素听闻飞行军一本纪律而行，不道他能除灭寇盗，立如许大功绩也。”


    原文　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初以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条奏便宜，朱胜非忌而抑之。时鼎上疏将赴川陕，会刘豫使子麟以金师寇淮南，报至，举朝震恐。帝曰：“卿岂可远去，当相朕。”制下，朝士相庆。


    直解　赵鼎方奉旨都督川陕二省、荆襄二府军事，条陈事宜，被朱胜非谮忌而沮抑之。至是鼎方赴任。值刘豫子以金人之师寇淮南地方，举朝君臣震惧。帝乃曰：“卿岂可往川陕，留以为相朕矣。”制命遂相鼎，满朝俱庆宰相得人矣。


    原文　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镇，追至淮南还。捷闻，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直解　大仪镇，地名。淮，是淮安府。韩世忠迎金人兵于大仪镇交战，金兵大败。世忠兵又远追至于淮上而退。捷音闻于朝，帝说：“世忠存心忠而气力勇，临事自然好谋而成者。”在朝有沈与求说：“自建炎初年起兵与金人战，至今绍兴四年，共八年以来，惟此举我朝中兴首功，为宋朝君臣稍为吐气，今后当图后举可也。”


    原文　帝自将御金师，次于平江府，以张浚知枢密院事，视师镇江。浚至，见赵鼎曰：“此行举指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浚视师江上，将士勇气十倍。


    直解　赵鼎劝帝亲征金、齐，帝从之。喻樗谓鼎曰：“大龙临江，兵气百倍。若使宣抚江淮、荆浙、福州诸道军赴阙，为朝廷归路。”帝遂发临安，驾次平江府，欲自度江决战。帝曰：“逆豫犹使子，岂可烦至尊耶？”以张浚视师镇江，对赵鼎说：“此一行，举动尽当人心。”鼎笑说：“喻子才裁度之功也。”喻樗，字子才。张浚于江上观兵，凡在将士，勇气加十倍。


    原文　金师渡淮北归。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佐朕中兴，可谓社稷之幸。”鼎奏：“金人虽逃归，尤当博采群言，为善后之计。”于是诏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李纲上疏，帝褒谕之而不能用。


    直解　时挞懒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镇，为韩世忠所扼，以书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说：“张枢密贬岭南，何得在此？”乃出浚文书示之。兀术色变，遂有归志。会雨雪馈绝，引师还。帝谓赵鼎说：“近将士争先，守臣自效，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焉。”鼎奏金人虽去，尤当广收众论，为后日计。于是李纲上疏，帝赐赞美，而终不用。


    原文　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著书讲学为事。学者推为程氏正宗。罗从彦往从三日，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游其门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为豫章先生。李侗从从彦学，悟曰：“学问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而已。”学者称为延平先生。朱熹称侗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自然中有成法。


    直解　杨时号龟山。程氏，程明道。罗从彦字仲素。从彦从学龟山。李侗字延平。侗又从学从彦。今龟山致仕，以汪、黄小人而居宰辅之尊，贤否倒置矣。


    原文　岳飞受命讨杨么，其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不如往降。”遂降。飞单骑按其部，复遣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佐疑飞玩寇。张浚曰：“岳侯忠孝人，兵有深机，胡可易言？”会旨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曰：“都督能少留。”不八日而捷书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直解　湖贼杨么向与刘豫通，欲从襄汉自江西陆行趋浙，与李成会合。岳飞平之，其党已先胆破矣。至是其党黄佐者，说：“岳节使军中号令如山岳之不可捍，我辈犯之，只卵被泰山压耳，不如投降。”佐遂降。飞即单骑至黄佐营中，点检按验其部伍。仍遣佐到湖中，视其贰三者擒之，可以言语劝从者招徕之。佐又疑飞以寇为玩。张浚谓之曰：“岳侯忠信孝义之人，其军中大有机变，说不可尽。”正值圣旨召浚还临安以防秋警，飞即于袖内出一小图示浚，说：“都督且未去，寇可不待八日而捷音至矣。”浚俟之，不八日，捷书果至，浚乃叹说：“岳侯之算，真有神助者也。”


    原文　六年，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楚州。岳飞为京西河北路宣抚副使，屯鄂州。张浚每称二人可倚以大事，故并命之。


    直解　京东、淮东、京西、河北，宋分天下二十三路，京东东路为一路，京东西路为一路，京西南路为一路，京西北路为一路，淮南东路为一路，河北东路为一路，河北西路为一路。楚州、鄂州二郡名，韩、岳分为二处。宣抚张浚每每称赞二人可倚仗以恢复中原大事，所以并用二人任之。


    原文　以岳飞为湖北京宣抚使，进拜太尉。飞数请恢复中原。走刘豫而复陕右，屯浚、滑而经略两河，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遂图大举。秦桧主和议，忌之，言于帝，请诏飞诣都督张浚议事。浚谓飞曰：“欲以淮西军付王德、吕祉，何如？”飞曰：“德与郦琼不相下，恐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俊、杨沂中何如？”飞曰：“张宣抚暴而寡谋，沂中视德等耳，岂能御此军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军为念哉！”遂与浚忤。即日上表乞终丧，步归庐山。浚怒，奏飞求去要君，遂以张宗元监其军。


    直解　时飞以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十余次奏请与金人战，恢复中原，迫走刘豫，收复陕右，屯兵浚、滑，二县名，属顺天大名府。经略淮南、淮北两河。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说：“中兴事业，一仗卿身上矣。”飞此时正拟为恢复计。值秦桧力主与金人讲和，嫉飞，言于帝，诏诣都督张浚处议军事。浚与飞不合，遂相矛盾。飞即上表乞还庐山之母丧，竟自步归。浚奏飞求去要君，借终丧以逆君命，罪不容逃矣。遂举张宗元监飞军事。此实忌飞爵位与齐，以议见忤，宜矣。


    原文　以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副之，二人交讼，召德还。参谋吕祉密奏罢琼，漏语。琼怒叛降豫，祉死之。张浚悔不用飞言，乃因力求去。荐赵鼎代为相。浚去，帝欲远窜浚，鼎力救，故止贬永州。


    直解　初张浚欲以淮西军付王德、吕祉何如。飞说：“王德与郦琼各是己非人，终致争斗。况吕尚书不闲习军事，虑其不能服众人。”今王德与郦琼果然不睦，上召德还归。吕祉密地奏罢琼之副，偶几事不密，琼觉惧罪，怒叛王德，投降刘豫去，执吕祉杀之。此时张浚悔飞先见之言不用得，以至败事，乃引咎求去。帝问：“谁代卿？桧何如？”浚对暗。又问赵鼎，对得之。桧繇是憾浚。浚得赵鼎言，遂奉祠罢，安置永州。


    原文　帝定都临安。


    直解　帝因无志中原，以临安僻在海隅，又非用武之地，图苟安而已。若有志中原，不都川陕则都荆襄，不都建康，则都维扬矣。


    原文　以秦桧为尚书左仆射。时朝士相贺，独吏部侍郎晏敦复有忧色，曰：“奸人相矣。”闻者皆以其言为过。


    直解　初，张浚与赵鼎论人才。浚极称桧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足矣。”及鼎再拜相，桧惟鼎言是从，鼎遂言桧可大任。桧相，满朝相庆，独晏敦复知人，洞烛其奸，忧形于面，曰：“奸人作相耶！”闻者俱以其为过。


    原文　参知政事刘大中与赵鼎不主和议，秦桧忌之，荐萧振为御史，振即劾大中，罢之。鼎曰：“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谓人曰：“赵丞相不待论，当自去矣。”遂罢鼎。


    直解　秦桧主与金人讲和，赵鼎与刘大中主与金人战，复中原，意已相背。桧因大中参知政事，赵鼎为相，思劾去之，乃荐萧振为御史，振繇我荐，欲劾鼎及大中，彼必惟吾意指，遂劾大中。鼎曰：“振之劾，桧之计也。意在我，不在大中也。”振也说：“今赵丞相不必劾，当自见几矣。”未几，鼎知上先入之言，引疾求罢，遂出知绍兴府。


    原文　诏侍从台谏详议和金得失。先是礼部侍郎曾开当草国书，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请罢。桧慰之曰：“主上虚执政以待。”开曰：“儒者所争在义，爵禄弗顾也。”复引古谊折之。桧大怒。至是晏敦复等皆言不可和。李纲亦上疏，不省。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亦上书，连贬窜。陈刚中启事贺胡铨，吴师古锓其书于木，金人募其书千金。师古坐流袁州。


    直解　帝下诏，凡侍从台谏详议与金人讲和可否。前此礼部侍郎曾开当起草创制书，与其词意若何，桧不合，曾开请罢。桧阳为慰之曰：“主上留执政之位，虚以待公。何求罢也？”开曰：“儒者于义之所在，宜明诤之。执政之位虽尊，儒者不顾也。”开又援引故事来辨。桧便动怒，见于容色矣。至是晏敦复、尹焞等俱极口说不可与金人和。李纲亦上疏言不可和。上不悟。胡铨也上疏，遂罢职远窜。时陈刚中有书贺胡铨此贬。吴师古镌板以传之。金人闻知，觅得其书者予千金。桧知之，坐以罪，流配于袁州。


    原文　岳飞在鄂州上疏，力陈和议之非，有“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功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之语。疏人，桧益怒，遂成仇隙。


    直解　初，岳飞为京西河北路宣抚副使，屯鄂州，至是上疏于朝，力诋讲和之失。其疏词有云：“愿定谋于全胜”，矢志出万全之谋也。云“期收功于两河”，相期两河收复以见功也。云“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言向所失四京燕云之地，金人唾手而还我，庶国仇可复，而国恩可报。云“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言对天立誓，不与贼俱生，歼其渠魁，以正冠履之分，终令为藩国称臣。此疏入，桧以飞不附己，不从和议，失信金人，己之权不专故也。


    原文　四川宣抚使吴玠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利，御下严而有恩，故士卒乐为之死。自富平之败，金人专意图蜀。微玠当其冲，无蜀久矣。


    直解　孙、吴，是孙膑、吴起，战国时名将，其兵法有《武经七书》传于世。玠行军务远大之谋略，不狃隘小之便利。待下士卒，有罪必诛，有功必赏，虽严而以恩济之，故士卒愿为之出死力。前金人富平之败，立意有图四川一省之志，而四川所以不被金人陷者，以玠当一面之冲，守御密而机谋胜也。故卒后西人思之，作庙以祀焉。


    原文　李纲为相七十日，其忠诚义气，动乎远迩。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畏服如此。


    直解　李纲位观文殿大学士、庞西公，然不能立朝日久，建复中原之业，而共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繇一腔之忠诚，一生之义气，凛凛然华夏蛮夷，无不闻风仰慕。金人虽夷虏顽慢，每见中国使人至，必问公举动安否。其远方畏服，惓惓敬服如此。


    原文　金人寇京西，帝赐岳飞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飞遣牛皋、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诸郡，而自率军长驱以阚中原。皋、宝相继败金人于京西，而秦桧力主和议，奏谕旨班师。


    直解　札，是手札。时金人攻掠京西二路。帝赐岳飞手札曰：“设施方略，尽属于卿。”飞乃使牛皋、李宝二将，分布经营谋略西京几郡军事，而飞自统军长驱直入，以看顾中原可复。于是皋、宝协力接踵，与金人战于京西，大败之。而秦桧之主于讲和，奏遣司农少师李若虚诣飞军谕旨班师。


    原文　岳飞大败金兀术于郾城。初，兀术以拐子马万五千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飞军奋击，遂大破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以来，皆以此胜，今已矣！”愤甚，复合师十二万侵颍昌。飞使王贵及子云，又大败之。兀术夜遁，追奔千五里，中原大震。飞使梁兴渡河，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金人于垣曲，又败之于沁水，遂复怀卫州，太行道绝，金人大恐。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兀术走还汴，飞遣使修治诸陵。


    直解　郾城县属河南开封府。兀术犯郾城，其兵用拐子马，以三匹马为一拐，一马仆地，二马俱行不动。飞命士卒步敌，以麻绳束刀，冲入其阵，只看马足斫去，勿得上视。军士奋力斫马足，兀术兵遂大破，哭曰：“自从起兵，皆是此阵胜人，今日休矣！”恨极，又合兵十二万攻颍昌。颍昌即许州，郾城邻县。飞使副将及子岳云又杀败之。兀术畏惧夜逃，贵与云追逐他千五多路，中原百姓大喜。飞又使副将梁兴渡河，约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兀术于垣曲。太行山在彰德、卫辉二府界内。垣曲，地名。又败兀术于沁水。沁水在山西泽州属县。又收复怀、卫二州。怀，怀庆府，卫，卫辉府，俱属河南省。自是太行一路，人迹断绝，金人畏惧。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朱仙镇，地名。兀术于是还奔汴梁去。飞方能修治宋太祖、太宗诸陵寝。初金人寇河南，尽发诸陵，骸骨暴露。有义士假妆乞人，潜取其骸骨，藏以趋至临安献之，收置庙宇。至是重整诸陵葬之。


    原文　岳飞奉诏班师，河南州郡复陷于金。时两河豪杰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父老百姓顶盆焚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金将王镇等帅其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秦桧方欲画淮以北与金人和，讽台谏请诸将班师。于是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乃引兵还。民遮道泣曰：“我辈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取诏示之。留五日以待民徙，从而南者如市。初兀术败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不免矣。”兀术乃止。及飞还河南，新复府州，皆复为金有。


    直解　岳飞统兵，河南失而复得。不意帝以桧意，必欲与金人议和，诏飞班师，河南州府，得而复失，仍陷于金人。所可恨两河豪杰，俱拟兴师大举恢复，与官军期约，父老及士民听从的与百姓每焚香于盆，以头顶之者遍满道涂。自燕以南金人号令民不奉行，就是金人将官姓王名镇者，都以军士归附。飞大喜悦，对其在下军士说：“直到金人黄龙府，擒得兀术渠魁，迎还二圣，中原重整。那时与君等痛饮以洗宿恨耳。”秦桧正要剖分淮之北畀金求和，潜讽台谏尽诏诸将还师，庶向日与兀术相期之约不爽耳。于是飞一日内奉朝廷十二次金字牌诏回。飞愤恨泣下，拜来诏曰：“十年征战之劳苦，一朝付之东流。”乃不得已引兵而还。万民遮蔽于路，哭曰：“我每顶香盆，运供粮草，以迎候官军。金人若知相公兵去，其一来，我小民毛发无存矣。”飞亦哭泣，只得取诏书示民看了。姑缓五日还师，待百姓迁徙，从军中而南行如归市。初兀术兵败于朱仙镇，意要弃舍汴梁而逃去。偶有一书生拜于马前曰：“太子不必去，从古以来，朝中有权臣，必忌大将立功于外。今宋朝有秦桧，岳少保必不免加罪，况立功乎！”兀术乃留不去。自飞还师，河南新复州府，仍为金人有。


    原文　秦桧以刑部侍郎张九成排和议，贬之。


    直解　张九成上策，以中兴之主，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桧以九成兴喻樗谤讪和议，遂贬官有差。


    原文　刘锜败兀术于柘皋，又败之于东山。敌望见惊曰：“此顺昌旗帜也。”即退走。锜复庐州，旋奉诏班师。


    直解　刘锜以太尉为威武节度使。柘皋在太平路。庐州巢县有柘皋河。东山一曰孤山。顺昌属福建延平府。前已曾败术一次。庐州府属应天。兀术两败于刘锜，远望旗帜，即前败我兵者，遂退奔。锜复归庐州府。桧主和议，尽收诸将兵柄也。


    原文　张俊首请以所部隶御前，力赞和议。桧喜之。


    直解　张俊为枢密使，以己部下军士留御前听调，用是和议。桧悦之。


    原文　岳飞以恢复为己任，不附和议，尝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二语，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遂罢飞为万寿观使，奉朝请。


    直解　飞不附桧和议，力主恢复。兀术乃遗书与桧：“汝朝夕以和来请，而究竟岳飞正在图河北。看来飞在，和决不成。杀飞，和乃可必。”桧遂讽中丞何铸等，论飞奉旨援淮西而不进，比于张俊按兵淮上，欲弃山阳而不守，乃罢之。


    原文　下岳飞于大理狱。桧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及与张俊谋，必欲杀之。乃密诱飞部曲能告飞事者优赏，卒无应者。闻飞统制王俊善告奸，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张宪所抑，使人谕之。王俊许诺。于是桧、俊谋以张宪、王俊皆飞部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以及飞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权。执宪赴镇江行枢密府鞫之，使宪自诬，谓得飞子云手书，命宪营还兵计。宪被掠无完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桧矫诏遣使召飞父子证宪事，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与云就大理狱。桧命中丞何铸庭诘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旧湼“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曰：“此上意也。”乃改命万俟禼。禼素与飞有怨，遂诬飞致书张宪、王贵，令虚申探报以探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云其书已焚，附会成狱。大理卿薛仁辅等，皆言飞无辜。判宗正寺士请以百口保飞无他。且曰：“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皆不听。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直解　桧以飞不附和议，且兀术致书桧曰：“必杀飞，始可和。”桧遂置飞于大理狱。大理狱，拘罪人之地。桧以和议不成，身必及祸，乃同张俊谋，必欲杀之。乃暗地以重赏置之，有告飞者予之。但同朝惟俊、桧恨飞，此外绝无人也。闻得飞手下统制王俊善于讼，号称雕儿，素以奸贪数为张宪排抑。以王俊又在张宪下，必思报平素排抑之仇，使人谕以此意，正合其怀。桧与俊就谋以张宪、王俊俱是飞部下将，使其二人自相攻击，因以及飞父子，则帝自然无疑。俊乃自草相构之状，潜与王俊造言副都统制张宪阴谋占据襄阳，还飞兵权。拘宪送镇江府行枢密府鞫，强使宪自诬，谓得飞子岳云手札，致宪营还兵计。宪被拷掠，身无完肤，竟不伏。张俊手自具供状告桧。桧不为题请朝廷，矫为天子诏令，遣使召飞父子证实宪事。飞笑曰：“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天地昭明，此心可对，不可妄加陷害也。”桧即命拘飞与子云就大理狱。桧使中丞何铸跪飞于庭鞫之。飞裂开衣露背，示铸见之，有旧时墨湼刺“尽忠报国”四大字，其墨深入肉内。既而坐实，俱无证验者。何铸察飞冤，往陈于桧，冀一宽其罪。桧曰：“此举实帝不喜悦，欲置之死地，我辈何必强为之理说哉！”又改命重勘，使万俟禼。禼平素与飞曾不有合，遂诬坐飞致书张宪、王贵令枉造手申报上，以耸朝廷，听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说其书付火焚灭，巧为坐实就狱。大理卿薛仁辅诸官尽说飞父子无罪，字字句句枉法。判官宗正寺官士 敢以一家百口保飞无此事。且说中原来及恢复，大祸已加忠义之辈，是不与二圣复仇，又不要恢复中原也。桧俱不听。此时韩世忠闻飞父子诬坐重辟，心抱不平，往与桧穷究其故。桧曰：“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白，道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个字，天下闻之谁为心服？”


    原文　韩世忠屡抗疏言秦桧误国之罪，桧讽言官论之，罢为醴泉观使。世忠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


    直解　韩世忠为秦桧主和议，误天下国家，数抗疏论之。桧讽御史论罢。世忠自杜门闭口而已。


    原文　秦桧杀万寿观使岳飞于大理寺狱。云与张宪弃市。洪皓在金以蜡书奏言，金人所畏惟飞，及闻其死，诸酋酌酒相贺。


    直解　秦桧以金字牌十二召岳飞，贬为万寿观使，随诬坐置大理寺狱，矫诏并云与宪弃市。洪皓使金被拘，欲寄信，恐为金人检验，细书藏于蜡丸中，潜以寄归。书云金人向畏惧者飞，知其死，酋辈设酒相庆，见中原永为我有矣。


    原文　加秦桧太师，封魏国公，以和好成也。


    直解　秦桧主和议，至是和议成，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奉表称臣于金，故加秦桧是职。


    原文　行人洪皓留金十五年，至是和议成，还入对，求郡养母，除徽猷阁直学士。复以论事忤桧，出知饶州。


    直解　初以皓充金通问使，金人执之，流递冷山，经十五年。时以割地讲和得归。甫受职，即罢之。


    原文　徙赵鼎于吉阳军。桧怨其不附和议。


    直解　前以赵鼎不主和议，桧命萧振劾之。罢之安置潮州，又徙吉阳。桧曰：“此老倔强犹昔。”


    原文　秦桧死。桧居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误国，忠良诛尽，兴大狱诬张浚等五十三人，病亟释。


    直解　桧主和议，不欲恢中原。令高宗牵手制足，惟其指使。忠良将相，被其屠戮，病不成狱，实天意不能容之也。


    原文　虞允文大败金师于东采石。刘锜执允文手曰：“朝廷养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允文还入对，帝嘉叹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直解　采石，山名，属应天太平府北。昔李白尝乘月与崔宗之放歌豪饮处。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时败金师于采石，因王权已去，李显忠未来，贼兵充斥，允文大败之。裴度，唐封晋公。


    原文　帝至建康，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倚以为重。


    直解　前张浚以淮西王德、郦琼之败，贬永州。起判建康。因帝驾至，张浚拜迎道左旁。凡护驾宿卫之士卒，久闻浚名，及见其容貌，无不举手谢天。中兴可倚重者，况废而再起，至举动之。军国之事，万民之命倚重焉。


    原文　洪迈充金贺登极使，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迈执不可，遣还。


    直解　时金人弑其主亮于瓜州，金师北还，立乌禄为帝。桧以和议成，奉表称臣于金。今新主立，命洪迈充金贺登极使臣。金人必要于表内臣字上加一“陪”字，言臣犹不敢，仅仅陪耳。迈执意不肯。即臣字亦出桧意，至于陪臣两字，羞辱极矣。

 宋 纪

    <h2>孝　宗</h2>


    孝宗皇帝，讳眘，太祖七世孙、秀王子偁之子。高宗无子，立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原文　高宗逊位皇太子，自称太上皇，谓群臣曰：“付托得人，吾无憾矣！”


    直解　皇太子初封建王，至是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帝对百官说：“天下大事，君位重任，不可授非其人。今得其人，我可无恨矣。”


    原文　召张浚入朝，以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浚入见，帝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劝帝坚意以图恢复。帝嘉纳之。


    直解　帝召张浚入朝，以建康判擢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浚入觐，帝喜形于面，说：“朝廷事体艰难重大，担当肩任，甚难其人。今日惟恃公在朝耳。”于是浚从容讲说：“陛下在今日所急者惟学耳。但帝王之学与士庶不同，要以一心为本，心又以法天为本。法天则自强不息，大公无我，而动与天合，事事当理。若舟楫然，巨川亦济；若调羹然，五味亦济。自然无有抵牾，无有偏倚，方为合天，何谓合天，天者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公理也。”又劝帝说：“陛下新嗣服之时，立志不可不坚。立志一坚，则思忠邪之当辨；志一坚，则思祖业之当守；志一坚，则思耻辱之当雪。况中原几为金人蹂躏矣，称臣几为祖宗玷辱矣。恢而复之是在陛下，勿便己私，勿图苟安，听忠臣义士之良谟而意诚坚，何虑金人为。”帝于是嘉纳之。


    原文　诏复岳飞官，以礼改葬，官其孙六人。


    直解　孝宗新立，夙知秦桧和议之失，岳飞恢复中原之忠，为桧矫诏诬坐，致之于死，己为惜之。然死于枉法，桧亦不容其善葬。至是帝念其战功忠诚，乃以成礼改葬之，其子云枉法弃市。云子有六人，具命之官秩，以荣其父子尽忠。


    原文　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浚子栻为机宜文字，其所综画，幕府诸人不及也。


    直解　张浚初为江淮宣抚使，此又进枢密使，都督江淮，开府建康。浚子栻前赴行在见上，即进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以振之，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异其言，以为机宜文字，掌职文书。其所裁定草创，俱核事理，即夙谙幕府中事者，俱让其能事云。


    原文　以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初，次膺力谏和让，为秦桧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召为中丞。帝呼其官而不名。渡江以后，直言之臣，次膺为首。


    直解　辛次膺初不主和议，秦桧久已罢其官。至此帝即位，心切报仇，故特起次膺是职，时帝召为中丞。帝但呼官衔而不呼其名，尊之也。自高宗渡江以至于今，无直言者，惟次膺一人。


    原文　张浚使邵宏渊、李显忠帅师伐金。显忠复灵璧及宿州。捷闻，帝手书劳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邵宏渊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


    直解　邵宏渊、李显忠是二名将。张浚命统兵伐金，复灵璧、宿州二县，奏捷。帝说建炎以来，十四处战功，皆因其来而与战，今往而征之，故说十年以来，从未有此美举也。显忠，关西人。


    原文　帝以符离之败，乃议讲和，遗卢仲贤使金军。金人书定四事：一、欲通书称叔侄，二、欲得唐、邓、海、泗四州，三、欲岁币银绢之数如旧，四、欲归彼叛臣及归正人。帝大悔。


    直解　帝以李显忠、邵宏渊师败于符离地方，乃听汤思退议如金讲和，议遣卢仲贤使金军以议。金人写定四件事：一要书札往来称叔侄，二金画唐、邓、海、泗四州，三要每年币银绢之数照旧，四要送还他的叛臣及正人。金人先写定这四件以要宋。帝悔之。


    原文　诏侍从台谏集议和金得失，召张浚还。浚曰：“今之和议，失中原将士、四海仰慕之心。夫立大事以人心为本，人心既失，他日复谁为陛下用命哉！”帝乃令胡昉谕金以四州不可割。金以失信执之。帝曰：“和议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


    直解　帝诏群臣议与金人讲和是否。召浚还。时浚还扬州，上疏劾李显忠纳印待罪，帝慰之。至是召还议和金得失。浚曰：“今之和议，大失人心。立天下大事，以人心为本。抚即后，虐即仇，人心至愚而神者也。倘人心一失，就如土之崩，如瓦之解，一有不虞便散而之四方，谁与皇家出死力以相卫哉！”帝于是命胡昉往金谕之，说通书称叔侄可也，岁币银绢之数可也，归彼叛臣及正人可也。欲割唐、邓、海、泗四州，则祖宗世传之土宇，岂容分裂与人。胡昉一露其意，金遂以宋朝语言不实。当先秦桧遣使来讲定和好，道中国决无反复。今人吝四州之割，汝来何干。拘留不容返国。帝闻报曰：“前者秦桧力主讲和，今讲和已定，又欺凌如此。和好不成，真天意有在。祖宗之有灵也，今后中国一以恢复为事矣。”


    原文　魏杞至金，金人以国书称大宋，胁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敌国礼而还。


    直解　先是秦桧奉表称臣于金，今宗正少卿魏杞易表为国书，改臣字而称侄，以宋字上加大字。金人逼杞止称宋，不许称大宋。杞不从，终以大宋为敌国之礼而归。


    原文　帝以射弩断弦伤目。陈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骑射者，盖志图恢复耳。诚使任智谋之士以为腹心，仗武猛之将以为爪牙，明赏罚以鼓士气，恢信义以怀归附，则英声义烈，不出樽俎之间，而敌人固已逡巡震慑于千万里之远，尚何待区区驰射于百步之外哉！”


    直解　帝日思二帝被虏，中原失土，以复仇雪耻为急，从事弓马，不意为弓弩弦绝伤目。陈俊卿奏曰：“武备中有弓弩以御寇也，亦凶器也。陛下宵旰于万几，勤思乎民祚，诚寝食不遑者。然而未能忘情于骑射者，盖念祖宗以积德累仁，奄有疆土，而金人以背逆不仁，残我土宇，盖志图恢复耳。若果能委任智术谋议之士以为运筹帏幄而腹心待之，全仗武毅勇猛之将，以爪牙寄之。赏有功，罚有罪，诚明白不爽，则士气奋；敦其信，明其义，崇厚不薄，则众云集。如是则英发之声，高义之烈，即在樽俎间雍容礼法之场，而金人固己退缩畏惧于千里之外矣。何必于身亲武夫之事，仅仅驰马射箭于咫尺百步之近已哉！”


    原文　起复刘珙，同知枢密院事。珙辞不拜，其上札子略云：“陛下卑宫室，菲饮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复是图。然而旷日持久，绩用未著者，有恢复之形，而未尽恢复之实故也。荆襄兵单财乏，要当责两路帅臣，练兵以壮军声，令荆南守臣措置以广边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务也。然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气也。元气强，则四支壮。故以修己为本，求贤为先，恤民为重，而后用将养兵，此本末先后之序。政事之大，亦无过四者。愿陛下强固根本，增修德政，此恢复之上策也。人事若尽，以兴六月之师，犁庭扫穴，在反掌间耳。”时六诏起之，而刘珙亦六疏辞之。帝纳其言为寝前诏。


    直解　初，刘珙同知枢密院事，罢为端明殿学士，至是复起同知枢密院事，为荆襄宣抚使。珙不受职不拜，所上札子大略有云者：“俭德勤政，总为恢复中原计也。偏荆襄二府，中原枢要所在，譬之人之手足一般。至于朝廷，人之腹心元气一般。元气强足，则四支荣壮。所以人君修己之本根，求贤为先，务恤民为重事，然后用良将、养精兵。缓急轻重之序，无出于此，而国家政事之极大，亦无有过于此四者。愿陛下坚固其根本，增修其德政，方是恢复中原之第一策也。然此皆是人事，若人事不尽，则志卑身辱，不可言矣。倘人事能尽，犹之兴六月之师，犁庭扫穴，如反手之易耳。”刘珙方罢职，以和议不成，帝六降诏起之，珙亦六疏辞之。帝虽纳札子所上之言，而前六诏遂寝。


    原文　六年，诏求直言。知建康军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大要以民贫赋重，宜计军实、去浮冗为言，反复切至。


    直解　孝宗是时，近习盗权，而民贫赋重，不堪其忧。文公一疏，惓惓于恤民，计军实，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而恤民之本，又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非苦口良药，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帝读之大怒，熹以疾辞。诏以提举江西常平茶盐。


    原文　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罢。栻在朝仅一年，召对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故宰执近习皆惮之。罢知袁州，改右殿修撰。病且死，犹手疏劝帝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尝言：“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之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矣。”学者称为南轩先生。


    直解　张栻，张浚子，号南轩，罢左司员外郎兼侍讲，缘宰相虞允文阴主张说故也。时张说签书枢密院事。栻立朝止一年，召对六七次，帝遇之重矣。凡对所言，皆修身等正事，近习小人皆畏忌之，故落职袁州。及改右殿修撰，至病，临终手疏皆忠君爱国之诚，死而不忘，诚不负所学矣！


    原文　著作郎吕祖谦，学以关洛为宗，少辩急，一日诵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熹言：“伯恭方能变化气质，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学者称为东莱先生。


    直解　关洛，即周敦颐、邵雍诸先儒，为理学之正宗。吕祖谦，字伯恭，其祖即好问。祖谦心平气和，不立崖异，言论不事辨给，一读躬自厚句，骤然把是己非人念头镕化。朱文公尝说：“吕伯恭之气质，皆从涵养得定，一应浮薄都消释如冰镕。即卧病时，而任重则以仁为己任，道远则力仁，死而后已。至于居家，自有法度，不异居官，可永为天下后世法。”


    原文　以黄治为御史中丞。治质重有大臣体，尝言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直解　黄治敦重严整，有大臣立朝之丰度。尝自说：居家尽孝于亲，无涯之报，罔极之恩，何容有欺？出仕尽忠于君，竭股肱之力，效靖献之忱，何容有欺？至于自修，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幽不欺鬼神，如尸居而龙见，渊默有雷声，为五不欺。

 光 宗

    光宗皇帝，讳惇，孝宗第三子。年四十受禅，孝宗即退居重华宫。在位四年。


    原文　帝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两宫，帝疑之。顷之，内宴，后请嘉王扩为太子，寿皇不许。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后又以黄贵妃有宠，谋杀之，以暴疾闻。翼日，合祭天地，风雨大作，黄坛烛灭，不能成礼而罢。帝既闻贵妃卒，又值此变，震惧增疾，遂不视朝。


    直解　光宗即位，尊孝宗皇帝为寿皇圣帝。嘉王扩，光宗第三子。光宗年四十即位，宜立扩为太子。时后性悍妒，亟欲立子，又因宦者离间，后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后以贵妃有宠，后杀之，以暴疾闻。及祭天地，因天变，不成礼而罢，遂增疾，至不能视朝。


    原文　帝疾不朝重华宫。吏部尚书赵汝愚谏，秀王伯圭调护，两宫之情始通。帝乃朝，竟日而还，都人大悦。


    直解　帝有疾，重华温清之礼，与诞辰节序，屡以寿王传旨免。既而帝稍愈，百官请帝朝者，至叩头引裾，即夙驾而不果，都人始以为忧。至是赵尚书，王嗣伯圭，往复言而悟，帝拟朝，寿皇允朝，两宫通意，帝遂朝。父子聚欢终日，都人忧改而为喜。


    原文　陈亮才气超迈，善谈兵，议论风生，志在经济。淳熙中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擢用，亮辞。帝至是问礼乐刑政之要。亮对策以君道师道对。帝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御笔擢为第一，授佥书建康府判官。


    直解　陈亮才气英发，善讲兵法，笔舌如悬河，而留心经济。淳熙中上书言事，帝善之。大臣恶其切直，交沮之。是时对策，甚切帝心事，帝喜，以为善调停骨肉之间。


    原文　韩侘胄欲推定策功。赵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迁侘胄为汝州防御使。侘胄大失望，然犹以传道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叶适闻侘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侘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


    直解　韩侘胄，韩皇后季父。立嘉王，侘胄亦与定策。赵汝愚，宋太祖宗室，故说宗臣。侘胄于韩皇后面为外戚。宗臣外戚俱矜不得功。但侘胄以防御使不能有节钺之任，大失所望。然犹以御座前传宣诏令，渐见亲爱，时时伺有可下手处，便将朝廷威权窃弄。时左选郎官叶适闻韩侘胄怨望朝廷薄待之语，对汝愚说：“侘胄本意，不过欲得节钺为荣，此分所宜与者。”汝愚不听，是终虚其望矣。适曰：“侘胄能窃弄威权，何难伸怨于人，祸根始此矣！”


    原文　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进讲，务积诚意以动帝心。讲毕，极言四事：一、谏修东宫，二、定省太皇，三、谏左右窃柄，四、为寿皇求吉地。熹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四十六日，进讲者七，内引奏事者再。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亦颇见严惮，帝遂罢熹职，侘胄益无所忌。


    直解　朱熹每进经筵前一日，必沐浴端居，积诚以为献纳地。讲毕有可以开益帝德者，罄竭无隐，帝亦虚心加纳焉。其所最急切者四件：一、修东宫以储太子；二、辰昏必定省太皇安否；三、左右窃弄威权，以中伤忠良；四、为孝宗皇帝宜葬，急须勘吉地以为山陵。熹自出仕以来，已历九考，而立朝止四十六日，进讲经筵者七次，内召对者二次。熹以尧舜之君望君，有所学则有所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下不负所学。光宗颇有畏惮之意。倘帝以四事一一行之，而使久于其位，进讲岂止于七，奏事岂止于再，于凡陈善闭邪，进贤远奸，用以启心沃心，而君臣之间严惮如对师保，朝夕纳诲以辅德，则中原可复，耻辱可雪，而名分可正，岂至偏安于一隅已耶？奈何熹进言而终为侘胄所嫉，一罢职而只为侘胄恣行无忌，赘旒其君之地耳。


    原文　国子祭酒李祥抗疏言：“赵汝愚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后世其谓何？”李沐劾为党，斥之。


    直解　韩侂胄欲逐赵汝愚，谋于京镗。镗曰：“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乃引李沐为右正言，使劾汝愚将不利社稷，乞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时祭酒李祥见方正不容，谗谄蔽明，邪曲害公，乃上疏言：“功劳昭然于社稷，精诚忠悃达于天地，翊皇上以登九五，如此鸿功伟积，乃受诬陷而去位，近而天下，远而后世，其何以解？”右正言李沐劾为恶党，斥逐之。


    原文　太学生杨宏中与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余范等六人伏阙上书，言：“赵汝愚之忠勤，祥等之非党，乞窜李沐以谢天下。”疏上，韩侂胄大怒，内批编管六人五百里外，天下号为六君子。


    直解　太学生六人伏阙上书，言：“赵汝愚定策翊主，勤劳王室，李祥救汝愚，为致君，非党恶。李沐计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社稷而乞罢政，使陛下孤立，万民丧气。陛下降窜逐之诏，快天下之心。”侂胄闻之大怒，矫诏流放六人于五百里远方，天下称六君子。


    原文　蔡元定生而颖异，父发博览群书，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义。既长，闻熹名，往师之。熹叩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不当在弟子列。”至是被窜，与从游者饯之，坐客叹泣，元定不异平时。熹喟然曰：“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至舂陵，远近来学日众。爱元定者，谓宜谢生徒。元定曰：“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元定贻书训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学者尊曰“西山先生”。


    直解　时韩侂胄命沈继祖论朱熹十罪：“又收召四方无所义之徒，以益其党。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元定幼年英敏不群。其父名发，博览万卷，以程颐《语录》、邵雍《皇极经世书》、张载《正蒙》授元定，说：“此孔孟相传正脉也。”元定潜心以涵泳其义理。及长，闻朱熹名誉，负笈去，师事之。熹探问其夙学，大骇曰：“汝年虽少，乃似老学，不是弟子辈中人也。”此时被窜，熹与同门游者饯行，坐间客或叹其以学为圣贤，乃蒙罪累事不可解，至于泣下。独元定坦然如平时。熹叹曰：“友朋相爱之谊，季通百折不回之志，俱得之矣。”元定乃言：“数该有祸患，不是闭户绝迹可脱的。俗言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言非人所自取也。元定留家训于子说：“庄子有云：“独行不愧影”，言所为可对天日。云“独寝不愧衾”，言所行不欺暗室。汝勿谓吾以为善得罪而遂懈于修身力学也。”明年卒于道州路次。先生字季通，又以居洞庭之西山，学者称“西山先生”。


    原文　放前起居舍人刘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学记》，言：“学之大者，明圣道以修身，而世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志，而时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议大夫张釜劾光祖佐逆罔上，遂落职。


    直解　涪州，是郡名。刘光祖是时重修涪州学，作记以记之。但当时以名儒为党人，以圣学为伪学。御史胡纮乞禁用伪学之党。沈继祖论朱熹十罪。至乡会试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刘德秀奏毁《语录》、《四书》、《六经》。所以光祖记云：“大者明圣道以修身，而世以道为伪。大凡立学校以养人才，为士者明历代圣贤之道以治身，而近世以道为虚伪无实之物而毁之。立学以兴文运，作文者明经传义理之蕴以成文，而近世以文为张浮驾诞之物而禁之。好则奸邪合志，恶则忠正违心。不知是是非非，公论千万世不泯灭者也。”时谏议大夫张釜希韩侂胄之旨，劾光祖辅佐背逆以欺上，贬职。


    原文　时攻伪学日急，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改《大学》诚意章，此为绝笔。门人黄幹尝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能使斯道章著者一二人。繇孔子而后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繇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众以为知言。李燔初见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燔因以“弘”名其斋。熹语人曰：“李燔进学可畏，处事不苟。他日任师道者，必燔也。”燔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陈淳少习举子业，得《近思录》读之，遂弃其业而学焉。及熹至漳，淳受学，熹曰：“吾南来喜得陈淳。”繇是所闻见皆切要语。淳义理贯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李方子初见熹，熹曰：“子于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斋。尝曰：“吾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尝觉泰然。”


    直解　时韩侂胄攻伪学，附之者御史陈贾、京镗、李沐、胡纮、沈继祖、谏议大夫张釜辈。外面攻伪学严紧，而熹日与门人讲学不辍，至《大学》诚意章，手为辑定。其门人黄幹，字直卿，尝说：“道统之正传，必待其人，使斯道章明昭著者，千古来不过一二。自孔子而后，曾子与子思得道之传，而尚微而未著。至孟子而道始章明昭著于战国之际矣。孟子而后，又历千百年，周敦颐、程颢、张载继其垂绝，至朱熹而又章明昭著于有宋矣。”看黄幹此言，深识道脉之渊源者也。又门人李燔初见熹，熹告以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一语。燔因以“弘”题其斋额。熹语人曰：“吾门李燔，其勇猛精进，一往之概，令人可畏。及其临事，无论物来顺应，即盘根错节，亦游刃处之，无难事矣。今日无论，即他日任师范者，必燔也。”燔尝说：“凡人何必出仕有职事，方展经济，立勋绩。但随我本分，随所造诣，有以济人利物，即功业也。”又门人陈淳，字安卿。少时习举子业，所学未博，尚是无本之学。及见《近思录》读之，憣然有悟，遂改其前习而学焉。及熹至漳。漳，漳州府，属福建省。陈淳受学。熹曰：“吾自南方来此，喜得陈淳一人。凡所闻，无不切要语。”淳潜心养道，凡义理看得透彻，恬退自得，不以爵禄为荣，不以意气为尚，其声誉播满天下。李方子，字正叔，熹高弟。初见熹，熹对说：“子天资近道，而端谨纯笃，气度宽宏，尤须合规矩，禀性和易，尤须作事果断。”方子遂于“果”题其书斋，说：“吾幸于大本根上看透，此心便自觉得与义命皆安，与乾坤同泰。”


    原文　史弥远杀韩侂胄于玉津园。


    直解　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谋，乃复锐意出师，中外忧惧。吏部侍郎史弥远陈危迫之势，诛侂胄以安邦国。帝始允可。翌日侂胄入朝，弥远以兵拥侂胄至玉津园，殛杀之。


    原文　以真德秀为江东转运副使。德秀论边事，上奏曰：“臣观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直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陛下宜以宣、政为监，不可不预图以应之也。”


    直解　真德秀，号西山，论当日边事上奏云：“鞑靼，夷人也，在今日就如向者女直盛时，归燕城，通和好，一旦与相邻近，亦必要照依女直所行旧事。陛下当以宣和、政和为戒，不可不防备以应敌也。”


    原文　签书枢密院事任希夷尝从朱熹学，笃信力行。为礼部尚书。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未有赠谥，乃上言：“四人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议赐谥。”朝廷从之。


    直解　任希夷说：“朱熹谥‘文’，张栻谥曰‘宣’，吕祖谦谥曰‘成’，皆已赐谥。而四人继续百代之绝学，求亦赐谥以褒贤哲。”言上，朝廷遂赐谥。


    原文　权知枣阳军孟宗政大败金人。金自是不敢窥襄汉。中原遗民来归者，宗政发仓赡之，籍其壮者号忠顺军。繇是威名大振，金人呼为孟爷爷。宗政信赏必罚，好贤乐善，为一时名将循吏云。


    直解　枣阳之胜，孟宗政竭力于内，扈再兴合兵于外，金人自大败于枣阳军，并襄阳、汉阳二府，俱不敢窥望。枣阳县，属襄阳府。此时遭乱之民归者，宗政以仓廪发赈之，选其年壮者号为忠顺军。宗政自此威名大著，金人以爷爷呼之，畏之、重之也。即赏必信，罚必果，好贤人，乐善事，为当时名将良有司云。


    原文　真德秀朝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比邻之道不可轻，三曰幸安之谋不可恃，四曰导谀之言不可听，五曰至公之论不可忽。


    直解　一言，国家于金虏万世必报之仇，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何惮而犹事之？且重于绝虏者，畏召祸而启畔也。然能不召怨于亡虏，而不能不启衅于新敌。权其利害，孰重孰轻？二言，鞑靼及山东之盗，苟得志而邻于吾，莫大之忧也。愿朝廷毋轻二贼，日夜讲求攻守之策，以杜窥窬之心。三言，议者以金之存亡为我欣戚，闻危蹙之报，则冀其非，实得安青之耗则幸其必然。愿陛下励自强之志，恢用武之经，毋以虏在为喜，虏去为安，则大势举矣。四言，边事方殷，正君臣戒惧之日，而小人工为谀说，或以五福足恃为言。天象告警，迩日尤甚，其可恃谶纬不经之说而忽昭昭之儆戒哉！五言，公论国之元气，元气痞腷，不可以为人，公论湮郁，不可以为国。倘能以言者为爱君为报国，无猜忌之意，而有听用之诚，则公论自此伸矣。若以言者为沮事，为徼名，无听用之诚，而有猜忌之意，则公自此屈矣。五事之论俱老成谋国之念，宁宗当惕然于中，昭示中外，与群臣朝夕策励，强固国本，俟敌有衅，然后起而图之，何难哉！


    原文　以魏了翁为起居郎。开禧初，了翁以武学博士对策，谏开边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辞去。筑室白鹤山下，开门受徒，士争负笈从之，繇是蜀人尽知礼义之学。


    直解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时宁宗改年号嘉定，前者号开禧。初，了翁官武学博士，召试学士院，对策谏开边事。时和战未定，有提兵临边战者，徐相劾其说为迂阔狂妄。了翁辞职，筑室于嘉定府卬县西白鹤山下，以讲学受徒。士子慕其文艺道德，负橐而从。四川人始知圣贤义理之学而文盛。

 理 宗

    理宗皇帝，讳昀，太祖十世孙，荣王希之子。宁宗无嗣，史弥远矫诏迎而立之。时元主灭金、灭夏，威行海内，中才之主能自固耶？然崇尚理道，在位四十年。


    原文　赠前礼部侍郎张九成太师、崇国公。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兴明道之功也。


    直解　张九成，字子韶，陈说忠愤激烈，无所顾避。仕礼部侍郎，与秦桧议论不合，谪南安军，复知温州。理宗特起加太师，封公，以研思经学功，足以明道也。


    原文　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贬权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笑之。了翁至靖，多士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归浦城，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可也。”


    直解　靖州，属湖广省。梁成大以知县谄事弥远，因弥远言德秀当逐，成大曰：“若入台必能辨此。”遂擢监察御史。首劾德秀罢之。了翁因不为弥远所容，力求外补，乃出知常德府。谏议大夫朱端又劾之，夺三秩，靖州居住。梁成大见二公俱罢，借二姓以调笑云：“此二人罢，大快在朝公论。”而识者实笑成大无耻之极矣。了翁到靖州，湘、湖、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作《九经要义》九经：《孝经》、《论语》、《孟子》、《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周礼》、《春秋》。成百卷，晰义精详细密，俱先儒所未及发者。德秀归，修《读书记》，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理。对门人说：“如后有用我，执此以为具矣。”


    原文　赠全州教授陆九龄、舒州通判沈焕官谥。九龄累世义居，闺门之内，肃若朝廷。与兄九渊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为“二陆”。


    直解　九龄，金溪人，幼颖悟端重，进士调教授，未上。会寇剽掠。公曰：“文事武备，一也。”遂领其事，调度有法，郡县倚以为重。仕兴国，士类兴起。改全州，卒。公累世义居，如张公艺治家，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岁选子弟分任家事，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阖门百口，男女各居其职，闺门俨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顺焉。且与兄九渊自相师友，天伦之乐，德业之进，志同而道合。谥文达。沈焕，九龄门人。


    原文　陆九渊年三四岁，问其父贺曰：“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他日读书至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忽悟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又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学者称为象山先生。初九渊与朱熹会于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直解　陆九渊父名贺。穷际，言穷尽处。“宇宙内事，乃己分事，见得功满乾坤，不出本分。德配天地，只为分定，何有限量乎？”又说：“天生圣人，原不择地。东西南北，同此心理。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学者称为象山先生。初九渊与朱文公会于鹅湖地方，各出一议论不相合。及文公至白鹿洞，那时九渊工夫更进，及讲喻义章书，听者至有泣下者。如《孟子》“孳孳为善，是舜之徒，孳孳为利，是跖之徒”，其切中俗学隐微沉痼之病，为之痛心。


    原文　沈焕尝言：“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无所愧，始可以言学。”


    直解　沈焕，九龄门人，人品甚高，不肯自恕。观诸妻，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卜诸梦寐，如寝不愧衾。此燕居独处，平旦清明境界如此而两无愧怍。斯学有修治矣。


    原文　舒磷刻苦磨励，改过迁善。闻朱熹、吕祖谦讲学婺源，徒步谒之。以书告其家曰：“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


    直解　舒璘，沈焕友也，从游于张栻、陆九龄，工夫勤励不息，见善能徙，改过不吝。熹与祖谦讲学婺源县，步往拜之，寄家信于妻子，得道之乐，不知有困苦荒凉之味。


    原文　袁燮尝曰：“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


    直解　袁燮，九渊门人，说：“人心一小天地，求而得之，得而守之，便与天地相合矣。”


    原文　图功臣像于昭勋崇德阁。


    直解　赵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载、潘美、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曹玮、韩琦、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赵汝愚。


    原文　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


    直解　理宗以文公集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封赠之。熹子朱在入对，以人君务学为急陈之。帝云：“卿父熹作《中庸》序，以详言之。朕每读不忍舍去，恨不同时亲见之也。”


    原文　帝始亲政，励精求治。郑清之亦以天下为己任。下诏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严谨始；圣德开太平之路，尤贵更新。”


    直解　自宁宗崩，史弥远矫诏拥立。至是弥远死，帝始亲政，而以谨始更新为词，则九年间诏诰命令，皆出弥远，理宗拥虚位而已。郑清之以天下为己任，不负所学。


    原文　帝因民望，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德秀进《大学衍义》，因奏三札：一言，祈天永命，在敬德和民；二言，进取有二难，用将难，馈饷难。有此二难，正诸葛亮闭关息民之时；三言，守战之论，同于为国。帝曰：“封事可见忠诚。”了翁入对曰：“陛下以圣贤之资而为权臣所据者十年。试思当事变之时，可以系天下之重者谁与？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


    直解　书召所以表理宗用贤之美。《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极陈帝王为治为学之本，在乎以身心为始。万几之暇，特诏德秀进讲是编，祈天永命，在敬德和民。《尚书》召诰云：“王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大意去谗佞，远声色，答天心，重民命，其一也；急于用人，又急之兵饷，其二也；战守之论不同，同于为国。以前事为戒。帝读其札子称善，俱积诚所发可知。此时了翁亦入对，以宰相辅导为急。史弥远之奸，帝德其立己，恩宠终身，权倾内外，天下托非其人矣。诗云：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师，众也。大邦，强国也。大宗，强族也。宗子，同姓也。引此六者，见守邦之要道也。


    原文　召崔与之参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访以政事之当行罢，与人才之当用舍者。与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人主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逾于此。”帝嘉纳之，召命益力。与之抗疏至十三疏，不许。


    直解　广东安抚，会摧锋军士作乱，与之肩舆登城，叛兵望之，俯伏听命而散。帝闻之，注想弥切，乃召参大政。但与之出自番禺，所历有政惠，屹然有大臣风。疏言皆虑弥远最亲用事，尚多在朝，故独惓惓及之。然与之犹虑祸及，所以力辞，帝终不许。


    原文　元人初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元太祖见枢至，甚喜，特嘉重焉。继拔德安，得赵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既被获至燕，学徒百人，繇是北方始知经学。


    直解　许州，属河南开封府。元人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至燕。杨惟中见之，以兄礼事枢。比时北庭尽为元有，而为士大夫者并无汉人。元太祖一见枢至，大喜，知为南方文士，更嘉礼焉。又克德安府，赵复被获，以文行著于儒学，为世所重者，其徒称之江汉先生。被获，令北行不肯，力求死所，姚枢止之，始悟，枢与至燕，学徒甚众。自此北方经学行矣，而枢亦始得程颐、朱熹性理诸书之奥焉。


    原文　嘉熙元年，以李心传为秘馆修撰。心传父李舜臣博学力行，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明。”朱熹每为学者称之。


    直解　隆州李舜臣有子三人。曰：心传、道传、性传。父子四人，皆道学之儒。心传闭户著书，有史才，通政事。至是召为修撰，专修高、孝、光、宁四朝实录。道传为明河洛之学，操行修洁，阐《易》理之微玄。朱熹每为学者称其邃《易》。


    原文　元忽必烈召许衡为京兆提学，不至。衡过目辄不忘，七八岁受学于乡师。问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举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师大奇之。谓衡父母曰：“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过人者，吾非其师也。”及长，刻意坟典。闻姚枢以道学自任，乃诣苏门见之。枢授以《伊川易传》，晦庵《四书集注》。或问及小学书。衡说：“读之，深有默契于中。”尝曰：“今闻进学之序，令众皆自小学入。”又语其子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


    直解　忽必烈，元主太弟。许衡，河内人，号鲁斋，幼嗜学，颖悟不凡。及长，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通。七八岁便道，读书不徒取科第，父师已奇之。及长，有道学志，闻姚枢名，不辞千里之劳，往见之。从枢受程氏《易传》，文公《集注》等书，有深会于心。尝自幸得进学之次序，且又鼓舞后学从入之门。又对其子弟云：“小学、《四书》，其中义理关切甚大，吾敬信之，直如对神明。”


    原文　时策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考官王应麟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庆。”帝赐及第。


    直解　文天祥策以“君道当法天行健”为对。帝亲拔为第一。王安石以来，状元多非其人，至末运得一文山。王应麟批卷，卜其一生忠义，冠绝万古不爽云。


    原文　元主侵蜀，内侍董宋臣请迁都以避敌锋。判官文天祥上书，乞斩宋臣，不报。


    直解　元侵四川，逼近帝都。宦寺董奏帝迁都以避其锐气。时天祥初受判官，上书斩议迁都者。


    原文　右丞相董槐政务大体，任人先旧，嗜进者不悦。又极言丁大全奸邪。大全先围其第，迫之出城，而罢相之制始下。太学生六人极言大全之奸。大全取旨，削六人籍，编管远州，士论号“六君子”。


    直解　萧山尉丁大全谄事内嬖，窃弄威福。槐恶之，大全惧，日夜求槐短于帝。槐入对，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劾槐，因夜半擅召兵露刃围槐第，驱出城，而罢相之制方下，物论大骇。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六人上书言：“进退大臣，当以礼。”遂极言大全恶。大全怒，矫旨籍六人编远州，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焉。


    原文　加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将士进官有差。似道既至，诏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奖眷甚至。时帝年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悦上意。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又引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作芙蓉阁、香兰亭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群臣有谏者，帝宣谕使去，谓之节贴。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颇称能。然既颛政，权倾内外，蛊惑帝心，进用群小，变更法制矣。


    直解　哲宗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命百官郊饯，设祖帐以迎。理宗待似道亦依此故事，眷礼极隆。时帝老年，凭内侍辈敛财物以悦其心。兼进匪人，通货贿以陟通显。又引阎贵妃子侄贾似道子弟，为监司郡牧以敛钱粮。作亭阁，献倡优之辈以奉帝。窃帝威柄，不容谏诤。初相，令百官守法。人以为似道有相才。及权柄在手，内而朝廷，外而郡邑，惟其威权所使，帝心被惑，群小进御，比初相立法，更变尽矣。

 度 宗

    度宗皇帝，讳禥，理宗侄，初封忠王，理宗立为皇太子，在位七年。


    原文　诏贾似道十日一朝。时襄樊围急，似道日肆淫乐，方与群妾斗蟋蟀，狎客戏曰：“此军国重事耶？”又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大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繇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于帝者。


    直解　似道时加太师，封魏国公，平章军国重事。赐第西湖之葛岭。起楼台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广收宝物。人有物，求不得，辄得罪。累月不朝，即边事甚急，闻者贬杀。帝闻之，必穷究言者，诬他杀之，无敢言者。

 恭 帝

    恭宗皇帝，名显，度宗次子。年四岁，北兵入临安，执帝北狩，降封瀛国公。在位二年，殂于沙漠。


    原文　江两提刑知赣州文天祥起兵入卫。初，勤王诏至赣州，天祥捧之涕泣，乃发郡中豪杰，并诸溪洞山蛮万人遂入卫。其友止之曰：“今敌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国家养育士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力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妓满前。至是痛自损益，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客僚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莫不为之感动。


    直解　文文山奉勤王诏，起兵入卫，征郡中溪洞山蛮赴援。其友止之。天祥曰：“国家三百年来养士，有急征兵，竟无人肯赴，吾方恨之。故吾不自揣，愿以身殉国，庶令有忠义之气者，闻风而起。有谋可立，有力可济，全赖义与众耳。能如是，社稷犹宋朝社稷也。”天祥豪华之性，自享不薄，声伎在列以为乐。至是痛自省却，尽以家财为军中费。每与人谈及时事，便泣下曰：“俗语云：天下治平，君民偕乐，吾亦乐之；天下危乱，君民偕忧，吾亦忧之。口食天禄而沾君惠，身死王事而报国恩，政在此日。”闻者莫不为之感动焉。


    原文　端明殿学士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闻似道师溃，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乃置酒召宾寮与诀，手自为书，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嘱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挥拳抚膺者三，扼吭而卒。后伯颜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颜。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直解　三宫者，天子、太子、后妃也。汪立信死国难署，时必不可为，所以起居三宫，以全君之义。与子书，属以家事，以全祖宗之义。别僚友，以全朋友之谊。此伯颜亦为之感叹，厚赒恤其家曰：“忠臣之家也。”


    原文　张世杰败绩，奔圌山。台谏侍从上疏，每诛似道，太皇太后不许，遣归越终丧，似道留扬不还。王爚复论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级，婺州居住。婺州闻似道至，率众为露布逐之。诏徙于建宁。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专权罔上，卖国召兵，迫于众怒，仅谪于建宁。窃惟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呕唾，况见其面乎？乞投荒昧以伸国法。”遂诏籍其家，安置循州。会稽尉郑虎臣以父尝为似道所配，请为监押。似道时寓建宁之开元寺。虎臣至，夺其宝玉，撤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窘辱备至。至泉州洛阳桥，遇叶李自漳州放还，见于客邸，李赋词赠之，似道俯首谢焉。及至漳州木绵庵，虎臣讽令自杀，似道不从。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于别室，即厕上拉似道胸杀之。殡于庵侧。


    直解　似道以败绩为捷闻，以边事报则罪死。至是张世杰败绩，三学及台谏侍从皆上疏乞诛似道。太皇太后不从，遣归家终丧事。似道留淹扬州，恋恋不行。平章军国重事王爚，又论似道国家事坏，既不出死力以尽忠，又不奔亲丧以尽孝，遂降似道三级官，徽州居住。徽人闻似道至，率众作露布逐之不容。至诏徙于建宁。翁合文上言：“似道以妒害贤人至于无比，并之李林甫，尚敢自言我即伊尹、周公也。昔霍光不学无术，而似道亦无学问，乃敢效法王莽、曹操所为，擅天子之威权，卖国于元以起兵衅，为众怒所迫，止谪建宁。但念建宁实是朱文公讲道之阙里，虽赤子无知，也知向方，闻说似道二字，也要唾骂，况见其面乎！必得投之天涯海角，荒野无人处以正其罪。”遂下诏籍没其家事，流放循州。适会稽尉郑虎臣，正是父仇不共戴天，少雪其恨于路。又叶李也相遇，天道不爽，李赋词赠之云：“余归路，君来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关会竟何如，子细思量真自误。雷州户，厓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邂逅，欠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似道听而谢之。至漳州府城南木绵庵，虎臣杀似道于厕上。


    原文　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知平江府。天祥至临安，上疏言：“本朝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侵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统于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鄱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鄱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约日齐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不难却也。”


    直解　信国公之谋略，其条理谨严，可谓御敌之上策。宋削藩镇，惩五季之乱也。在今日则可行，议者反以为迂阔而不报，宋事其不可为矣。


    原文　伯颜进次皋亭山。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己帅众背城战。陈宜中不许，白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以降。伯颜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议降事，宜中遁归于温州之清澳，世杰以不战而降，去入海。


    直解　皋亭山在杭州府西北，伯颜次兵于此。文文山、张世杰请三宫入海，自己背城一战，胜负未可知。陈宜中终是贾似道故智，启太后上伯颜传国玺以求降。伯颜召宜中降礼如何。宜中遁逃而还，世杰遂入海。


    原文　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元师议和，见执于元。元唆都说天祥曰：“国亡与亡四字，愿公勿言。”天祥拒之，争辩不屈。伯颜怒，遂留焉。


    直解　杨应奎自皋亭还，言伯颜欲执政面议。天祥往，对伯颜曰：“北朝若以宋为与国，请退兵，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伯颜怒，拘留之，夜以军围所寓舍。唆都从容说天祥曰：“丞相在宋为状元宰相，今为大元宰相。国亡与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统，为大元宰相岂是易事。”遂留之。


    原文　文天祥自镇江亡入真州，至温州，以求益王昰、广王昺。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昰，即皇帝位。


    直解　伯颜执文天祥北去，亡入真州，制置司捕文丞相甚急，天祥乃变姓名，繇通州浮海如温州。陈宜中等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开府福州，起兵兴复。秀夫先入闽中，抚安生民。二王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有将官刘浚等多来归，兵势稍振。

 端 宗

端宗皇帝，名昰，度宗长子，恭宗兄，在位三年，时年十一岁。


    原文　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即帝位于福州。文天祥帅师次于汀州，兴化军通判张日中等，闻天祥开督勤王，遂各起兵来应。


    直解　天祥开府剑州，经略江西，复梅州，命陈瓒复兴化军。天祥自梅州出江西，复会昌、兴化。通判张日中、赵时赏兵皆会张世杰，复潮州、吉、赣诸县。


    原文　元李恒袭文天祥于兴国县。天祥出走，与长子道生奔循。天祥妻欧阳氏，男佛生、环生，及二女见执。


    直解　时赵时赏、张日中皆死。天祥妻子家属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帝 昺

    帝昺，名昺，度宗末子，端宗弟，即位于碙州，又迁新会厓山，在位三年而宋亡矣。


    原文　祥兴元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俨然正笏，立如治朝，与张世杰共秉政，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直解　二公每外筹军旅，内调工役，虽播海滨，急遽流离，犹如是。


    原文　元张弘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乃命天祥为书招张世杰。天祥不肯，强之，书所“过零丁洋”书与之，末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


    直解　天祥被执，吞脑子不死，固请死。弘范不听，求族属被俘者悉还之，处之舟中以自从。


    原文　张弘范以舟师南北并进，宋师大溃。陆秀夫负帝同溺，太后赴海死。世杰至平章山下，遇大风作，仰天叹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存赵氏，则风覆我舟。”世杰溺死。

 元 纪

    <h2>世　祖</h2>


    世祖皇帝，讳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宪宗同母弟。灭宋，始承正统，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统一十六年。


    原文　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荐之。对曰：“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未几入对，愿乞死。乃诏斩于燕京之柴市。天祥临刑，从容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有张毅甫者，负天祥骸骨，归葬吉州。会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柩同至，人以为忠孝所感。


    直解　信国公在元，欲用之，固辞。元欲杀之，亦不屈，乃赦。至三年，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积翁荐之，力辞。积翁欲请宋官谢冒等十人，释为道士，议将释之。未几，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数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问何愿。天祥曰：“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赐之一死足矣。”帝犹未忍，左右力赞，帝从其请，乃诏杀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临死，南向拜宋。孔曰成仁，言杀身以成仁句也。孟曰取义，言舍生而取义者句。无愧，犹言九原之下，可答君亲也。张毅甫故为义举，林某此举若有神使之，此皆信国忠君孝亲使然。


    原文　参政魏天佑执宋故臣谢枋得北去。天佑让之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安仁之败，何不死？”枋得曰：“程婴、公孙杵臼，一存孤，一死节。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万世之下，皆不失为忠臣。”天佑曰：“强辞。”枋得曰：“今日乃参政之时，枋得复何言。”遂不食而死。


    直解　安仁之败。初，枋得知信州，元吕师夔徇江东，枋得迎战，败绩。弃家变姓名，奔建宁之唐石山。元人执枋得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拘于扬州狱。母夫人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二子得还。程婴、公孙杵臼事。婴、杵臼相与谋曰：“立孤与死孰难？”婴曰：“死易，立孤难耳。”臼曰：“子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乃婴死杵臼存孤儿。后十五年，孤儿武长，婴具实告，方谋族屠岸贾报之。俱为忠臣。枋得誓不仕元。

 成 宗

成宗皇帝，名铁木耳，世祖之孙，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一十三年。


    原文　丞相答剌罕哈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选，定官吏赃罪十二章。


    直解　治道先守令，知治道而又知用人之道者。

 武 宗

武宗皇帝，名海山，顺宗答剌麻八剌之长子也，在位五年。


    原文　帝读《贞观政要》，谕侍臣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命刊行。又有进《大学衍义》者。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刊行以赐臣下。


    直解　《贞观政要》唐太宗御制以颁天下者。《大学衍义》宋真德秀辑成，以《大学》为序，共四十三卷，极陈帝王为治为学之本。命刊行以赐臣下行之。

 仁 宗

    仁宗皇帝，名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宗次子，武宗母弟也。在位十年，孜孜为治，一遵世祖成宪，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


    原文　帝谕近臣曰：“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此何足为宝，惟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


    直解　回回，夷国名。彼国以珠宝为重，头面俱妆嵌珠宝，馈送交际，俱重宝玉。善人为宝，即楚书“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同意。置宝玉而善人用，则以安百姓为国本，而天下可平矣。


    原文　以李孟为翰林学士承旨。先是孟平章政事时，言：“人君之柄在刑赏，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所施失当，何以为治。”乃奏冤死复官荫，滥爵者悉追夺。


    直解　赏以赏有功，罚以罚有罪，是人君之操柄也。人君诚赏一善，而天下俱劝于为善；诚罚一恶，而天下俱惩不敢为恶。若施为失当，天下何繇而治哉！是向之枉死者，奏复官荫子，冒滥爵禄者，追夺示惩。

 英 宗

英宗皇帝，名硕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用人无私，果于诛杀。在位四年。


    原文　以吴澄为翰林学士。初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其身。


    直解　元明善，清河人。五经皆通，尤邃《春秋》，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吴澄自初知用力圣贤之学，著述万卷。明善就证诸书奥义，叹说：“吴先生所言，如探沧海之渊源，寻本溯脉，非徒文章小技而已也，即为百世师可也。”终身师视之。

 文 宗

文宗皇帝，名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弟。泰定帝崩，大臣迎立，登大宝，在位五年。


    原文　经历范椁，天资颖异，虽瞿然清寒若不胜衣，而卓然自树于流俗，所至兴学教，雪理冤滞。


    直解　椁于是时，而体质瞿瘦，衣若不堪服，而超然于俗，又兴学校以教民，理冤狱以救民云。

 顺 帝

    顺皇帝，名妥欢贴睦尔，明宗长子，出广西。宁宗崩，登大宝，在位三十六年。


    原文　金华处士金履祥，所著《论语孟子考证》，尝曰：“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门人许谦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谓“为学之功，无间断耳”。


    直解　金履祥得朱子之传，谦又出于其乡，统绪相传之，自理一分殊，以约该博，以博反约是也。


    原文　处士吴莱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为法度所缚。”闻者服之。


    直解　吴莱穷经史，以著述为务，善论文，所论皆作文要诀，可为万世法。


    原文　翰林学士揭傒斯，进《太平政要策》。


    直解　揭傒斯，字曼硕，进《太平政要策》。帝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其见敬礼如此。


    原文　以朱公迁授翰林直学士院。劝帝亲贤远佞，却豪强，省冗费，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帝嘉纳之。公迁辞职，章七上，出为金华学士。


    直解　公迁，字克升，以天变地震，而帝乃荒于游乐女色，公迁知世之不可为，故进言而旋辞职。


    原文　翰林学士虞集尝论省海运，帝不行。集学博洽而究极本源。与弟槃构二室，左书陶潜诗，曰“陶庵”，右书邵雍诗，曰“邵庵”。学者称集为邵庵先生。


    直解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孙。槃字中常。集言东南运粮，实竭力。疏不行，遂构陶庵、邵庵自适。


    原文　宁国府推官杨载，文章以气为主，自成一家言。于诗尤有法，与范、杨、虞、揭俱为一代文章巨擘。


    直解　杨载，字仲弘。论文章，尚气胜，无蹈袭常套，自成一家言；于诗更清新俊逸，为文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