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序言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叙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了。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国和英国，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转变的基础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开，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 d. bernal）、戴金（dou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 g. 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 f. 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 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 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61年12月于伦敦
导言
词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比如“工业”、“企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以及“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词。[1] “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和城邦以来，那遥远的时代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地说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非偶然，也非毫无意义的事件。从公元3 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圣鞠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传统习俗有什么两样；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去解释这些新兴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去追溯它们在以往几个世纪逐渐取得的侵蚀性和破坏性成就，而是它们对这个堡垒的决定性征服。此外，我们还要去追溯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对下述两个地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些最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引用此时世界史的说法，即“征服的资产阶级”——爆炸性影响下的世界。
由于双元革命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自然以那里最为突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历史必然主要是区域性的。同理，由于这场世界革命是从英国和法国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会采取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的确，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印度沦为由英国殖民总督统治的一个省，伊斯兰国家危机重重、摇摇欲坠，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庞大的中华帝国，也被迫于1839—1842年间向西方殖民者开放门户。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认为对他们有用而需要占领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其前途已经一路通畅，所需要的仅是时间而已。
然而，双元革命的历史不仅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历史，它也是这些新兴力量在1848年后的百年之中，从扩张转变为收缩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来命运这一异乎寻常的逆转已依稀可见。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争，在当时仅仅初露苗头。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国家经由这样的进程，采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扭转了局面：例如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内部开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进行的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具重要意义的改革事业。但是，在欧洲内部，预示着要取代这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新社会的力量和思想，已经在萌芽。1848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1848年，人们驱走了“幽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便像幽灵一样处在软弱无力的状态，特别是在被双元革命迅速改变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环顾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双元革命中诞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力量，这一思想体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经典性阐述。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是以在兰开夏ncashire）建立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munist manifesto ）的发表。
[1] 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
——圣鞠斯特[1]
1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这是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第一个看法。从地理方面看，当时的世界比较小，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受到过最好教育、见识最广的人——比如说，像科学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这样的人——也只了解这个人类栖息的地球的局部地区。（相对于西欧，那些在科技方面较不发达、较不具扩张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显然要比西欧所认知的更小，小到只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没有文字的西西里农民或是生活在缅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永远一无所知。）由于有像库克（james cook）那样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纪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大洋表面的大部分地方（尽管绝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经由考察绘制在地图上，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海底的知识仍微不足道。人们已能了解到各个大陆以及大部分岛屿的概貌，尽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还不太精确。人们对于分布于欧洲的山脉面积和高度的知识比较精确，而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则了解得非常粗略。对于亚洲，所知甚少。至于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s）以外］，在实际用途方面毫无了解。除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径对于世人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只有少数靠设陷阱捕兽的猎人或商人，诸如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区的皮货商，才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河流走向，或者说曾经有所了解。除了几个地区之外——在几块大陆上，他们只从沿海伸入内陆不过几英里——世界地图都是由商人或探险家的明显足迹穿越过的空白空间所组成。要不是由于旅行家或在遥远前哨站服务的官员们，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资料，这些空白地区甚至会比实际上标明的还要广大。
不仅“所知的世界”比较小，而且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类活动的世界是如此。由于无法取得实际的人口统计资料，所有现有的人口评估完全是靠推测得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当时的地球只能养育相当于现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过今天的1/3。如果我们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测数据出入不是太大，那么，亚洲和非洲在当时所养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87亿（现在的人口大约6亿），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显然就更小了。大体而言，在1800年时，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两个是亚洲人，每五人当中有一个是欧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则只占1/33。很显然，那么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面，人口密度自然比现在要稀疏得多了。也许，除了一小部分地区，比如说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或西欧和中欧的某些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发达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着类似现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规模比现今要小，那么，人类有效拓居的区域自然也会小一些。气候状况（尽管气候不会再像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那个“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时代那样寒冷或潮湿，但比今天可能还要冷一些、湿一些）遏制了人类在北极圈内定居的极限；流行性疾病，例如疟疾，在很多地区仍然制约着人口的增长，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实际上长期无人居住，到了19世纪，才逐渐有人定居。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狩猎和（在欧洲）游牧，浪费了土地，使得人们无法在整片地区安家落户，例如意大利东南端的阿普里亚（apulia）平原。19世纪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们描绘罗马四周地区的图画，那是一个空旷且到处都是废墟的疟疾流行区，少量牛羊伴随着三三两两古怪奇特的盗匪，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水涝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
比较小的第三个现象表现在人类的体形上：总的说来，那时的欧洲人明显要比今天的欧洲人矮小许多，我们可根据应征士兵的大量体格统计数字，从中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2] 但这并不表示18世纪晚期的人要比我们来得纤弱。法国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发育不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具有的体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跃在殖民地山林丛中小巧伶俐的游击队员们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装，连续行军一周，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体质很差，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身娇命贵的国王和将军都把他们的性命系于“高个子”身上，由这些人组成精干强悍的卫队、身披甲胄的骑兵护卫队，以及诸如此类的保安人员，这一切都说明了上述事实。
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来得小，那么，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却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这些困难，按照中世纪或16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晚期是一个交通工具众多且快速的时代，即使在铁路革命以前，道路、马车和邮政服务也已大有改善。从18世纪60年代到该世纪末，由伦敦前往格拉斯哥（sgow）所需的时间，已从10—12天缩短到62小时。18世纪下半叶建立的邮车或驿车系统，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到铁路铺设这段时期内大为扩展，它不仅加快了速度—1833年，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邮件递送只需36小时——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务。然而，陆路的旅客运输量依然很小。陆上的货物运输不仅速度慢，而且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对那些经营官方事业或从事商务的人而言，相互往来是绝对无法断绝的，据统计，在与拿破仑开战之初，计有2 000万封信件经过英国邮差之手（到本书所论时期尾声，信件数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信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能识文断字，而且，出门旅行——或许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事。倘若他们或他们的货物要走陆路，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缓慢的二轮货运马车，这种方式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运输了5/6的法国货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长途跋涉，行色匆匆；马车夫赶着邮政马车，捎带着十来个过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每个乘客都颠得散了骨架；贵族的私人马车在路上飞驰。但对于那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牵着马匹、骡子步行的车夫，仍主宰着陆上运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从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时间分别用了四天和三天。这位才子对于旅途花费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他用这几天时间舒舒服服地完成了与陆上路途一样的旅行。码头所及的距离就是世界的距离：从实际意义上看，从伦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诺福克郡布雷克兰村（br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要比从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亚多利德（vadolid）出发更容易。从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汉堡（hamburg），要比从东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走内地更方便。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就是间歇太长，即使到1820年，从伦敦发往汉堡和荷兰的邮件，每周才两次，发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发往北美的邮件，则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顿、纽约与巴黎的联系肯定要比喀尔巴阡山的玛拉马罗斯郡（maramaros）与布达佩斯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正因为通过远洋运输运送大量的货物和人员比较容易，所以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更方便。比如说，从爱尔兰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时间（1769—1774年）运送4.4万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时间运送5 000人到苏格兰的邓迪（dundee）还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9/10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字断文。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群，这些人负责把小道消息传给大家。当然，战争期间散落于民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驻防民间的士兵也负责传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过政府或教会这类官方渠道传给大家。不过，即使是这种遍布于全国的政府组织或者基督教组织的地方人员，他们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说，他们定居于一处，终身为他们的同类提供服务。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职位的官吏，此时才刚刚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中，或许只有部队的军官才有指望经常迁徙，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他所辖地区内，从各种各样的美酒、女人和战马中求得慰藉。 2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3] 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4/5的欧洲大国。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意志有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有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中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田。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便在当时，城镇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为2 000—5 000人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由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意志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果戈理（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驱车入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庇尔来自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hus babeuf）来自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则是阿雅克修（ajio）人。
这些地方城镇虽然很小，却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头脑灵活而又见多识广，他们瞧不起那些来自周围乡村四肢发达、行动迟缓、无知愚钝的乡下人。［从当时社会上那些注重实际之人的标准看来，死气沉沉的乡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很多通俗喜剧对待偏僻闭塞的小镇（kraehwinkel）就像对乡下佬（显然他更土气）那样，严厉地大肆嘲讽。］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间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靠着税务壁垒，有时甚至是用旧城墙硬把两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普鲁士，政府急于把纳税人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把城市活动与乡村活动实质上完全分隔开来。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做出如此严格区分的地方，人们通常也能从外貌上认出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在东欧的广阔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个个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岛。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属于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与周围农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穿着打扮不一样。的确，除了从事室内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数个子较高，尽管他们的身体也许比较纤弱。[1] 他们思维敏捷，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可能而且肯定为此而自豪。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农村人一样封闭，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愚昧无知的程度与农村人也没什么差别。
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它靠周围的农民和自己的劳作维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此外几乎别无生活来源。城市里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证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处理其财产事务或无休无止的诉讼）、商人——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地方小城镇在中世纪晚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从那以后，它已经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中继站。由于它的衰落，它便越来越顽固地坚持它对市场的地方性垄断，庇护市场，排斥一切外来者。年轻激进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种地方主义，主要便是从这种经济自卫运动中产生的。在南欧，乡绅有时甚至是贵族都居住在小城镇里，他们靠地租维生。在德意志，有无数小诸侯的领地，本身不过是一些大庄园，诸侯领地上的官僚靠着从老实本分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满足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纪晚期，地方城镇可能仍是一个繁荣而发展中的社会，尽管主宰城市风貌的是带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风格的石砌建筑，但它们依然是西欧部分地区的见证。它们的繁荣来自农村。 3
因此，农业问题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问题，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个有系统的欧洲大陆经济学派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s），该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地租是净收益的唯一来源。而且，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富生产者与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
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欧洲——确切地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分成三大区域。在欧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坚合众国北部和一些意义不太大的独立农耕区这些明显的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为强制劳动者或农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为奴隶的黑人；佣农、小佃户之类的耕作者比较少。（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欧洲种植园主人直接进行耕作的情况比较罕见，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强制形式，就是强迫耕作者送缴一定比例的收获物，比如荷属群岛上的香料或咖啡。）换句话说，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处在政治强制之下。典型的地主则是半封建性的大地产（种植园、庄园、牧场）所有者，以及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主人。半封建大地产特有的经济是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总之，纯粹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西属拉丁美洲出口的矿产品，其生产者实际上就是印第安农奴，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实行奴隶制的大规模种植园，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南美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区），以及美国的南部地区，其经济特点就是生产一些极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烟草、咖啡和染料，自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生产棉花。所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了欧洲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非洲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本书所阐述的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根据蔗糖生产的衰落和棉花生产的崛起来写成。
在西欧以东，尤其是在沿着易北河，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边境，然后南伸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在这条将奥地利划成东西两半的界线的以东地区，盛行着农奴制度。从社会方面看，托斯卡纳（tuscany）和翁布里亚（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属于这类地区，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除了丹麦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外）不属于农奴制度。在这片广大地区内，还存在着由自由农耕作的地块。这些自由农包括散居在从斯洛文尼亚（slovenia）到伏尔加河（volga）这块土地上的德意志农业殖民者，生活在伊利里亚（illyria）内地荒山秃岭中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家族，与克罗地亚步兵（pandurs：在18世纪以残忍闻名）和哥萨克（cossack）骑兵几乎一样好勇斗狠的武装农民（他们活动在直到最近为止还是介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鞑靼人之间的军事边界上），在领主和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垦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规模农耕的莽莽森林里的人们。但不论怎样，这一地区的典型耕作者整体上看来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他们几乎都被淹没在自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以来所产生的、不曾停顿的农奴制度的洪流之中。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地区不太明显，因为那里曾一度或依然处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义原有的农业制度里，土地曾进行过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负担一位非世袭土耳其武士的生计，这种原始的农业制度蜕变成大地主统治之下的世袭地产制度，很少从事农耕的伊斯兰教地主们，千方百计地压榨农民。这就是巴尔干地区、多瑙河和萨瓦河（sava）以南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实质上还是农业国家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当时极端贫穷，但它们并不是农业财产集中的国家。作为基督徒，巴尔干农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作为农民，至少当他还处在领主控制之下时，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区，典型的农民就是农奴，他们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领主的土地上服劳役，或者尽与此相当的其他义务。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们很难把农奴与奴隶区别开来，如在俄国和波兰实行农奴制的那些地方，农奴可以与土地分开买卖。1801年，《莫斯科报》（gazette de moscou ）上有一则广告登了这样一段话：“有三位马车夫和两位姑娘待售。马车夫训练有素，出类拔萃。姑娘的年纪分别为18岁和15岁，两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样样精通。该家族尚有两位理发师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纪21岁，能读会写，能演奏乐器，并能胜任马车夫。另一位适合帮女士和先生美发，也会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很大一部分的农奴充当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国，家庭仆人几乎占全部农奴的5%。[5] ）在波罗的海的内陆地区——波罗的海是通往西欧的重要贸易要道——采用农奴制劳动的农业，为西欧进口国家生产了大部分出口作物：谷物、亚麻、大麻以及主要用来造船的林产品。在其他地区，农业经济更加依赖地方市场，这个市场至少包括交通方便、制造业相当发达、城市有所发展的地区，例如萨克森（saxony）和波希米亚（bohemia），以及维也纳这个大都市。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很落后。黑海航路的开通和西欧尤其是英国日益发展的都市化，才刚刚开始刺激俄国黑土地带的谷物出口，在苏联实现工业化之前，谷物依然是俄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实行农奴制的东部地区为西欧提供粮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欧的“依附经济”，类似于它的海外殖民地。
第二章 工业革命
不论它们如何运作，不论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何，这些机械价值无限，它们都归功于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想起他的功绩……游手好闲、懒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经心的粗枝大叶，处处使得人们束缚起来，步祖先的后尘，没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没有雄心。如能摆脱这一切，你一定能积德。从布林德利（brindley，英国工程师）、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国钟表师，发明钟的补偿摆）、阿克赖特（arkwright，英国发明家）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涌现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努力的精神、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量……对于参观过瓦特蒸汽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是他无法激起的？
——阿瑟·扬（arthur young），《英格兰威尔士游记》（tours in ennd and wales ）[1]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1835年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论曼彻斯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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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从英国谈起。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文艺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明显地魂牵梦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那是一个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说法来自卡莱尔（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会束缚都已打破的世界。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édie humaine ），这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代表作，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约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关于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作品才开始如溪流般涌现出来，在英国，有大量的蓝皮书和调查统计资料，如维勒梅（villermé）的《工人物质和精神状况之概述》（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iers ），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ss in ennd ）；在比利时则有迪克珀蒂奥（ducpetiaux）的作品；从德国到西班牙和美国，到处都有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的产儿和当时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也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游荡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也是前无古人的一群——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可能是从与法国那场政治革命的类比中引申而来。工业革命这个名称反映了它对欧洲大陆影响的相对落后。在英国，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3]
我们之所以要先研究工业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工业革命事实上“爆发”（broke out）——我们用一个有待探究的措辞——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第二，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论时期较为突出的历史人事巨变；没有工业革命，也无从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当然，“起飞”并不像地震或陨石这类自然现象，是在突然之间侵袭这个非技术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学家因兴趣所致，把工业革命的前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这一领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鸭子，想一步登天，他们一味在“工业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业革命的起飞定在13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从18世纪中叶起，起飞的加速过程已清晰可见，以致一些老资格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定在1760年。但是，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把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
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工业革命的确不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要问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那毫无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从此以后，革命性的变化已成为常态。这一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最多只能问，经济上的转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广义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它想生产的一切东西，用专业术语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在英国，因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能与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如果工业革命的“起飞”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时期”，或许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在从1780—1800年这20年中的某个时候，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国发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纪有一场发动工业革命的竞赛，那么，真正参加赛跑的国家只有一个。在欧洲，从葡萄牙到俄国，每个开明专制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都是由每个开明王国中那群明智且经济概念并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职官员所推动的，他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像当今的统治者那样关心“经济成长”。有一些小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确实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萨克森和列日（liége）的主教辖区，尽管它们的工业实力太小、太具地方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世界性的革命影响。不过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英国在每人平均的生产量和贸易额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它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前，即使在总产量和贸易总额上彼此还相差无几。
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英国人距离使经济学成为——并且基本保持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学的优势还远得很呢。不过在此时，工业革命的确使它们置身于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仅喜欢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许比较有益——喜欢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和国民所得会计学派，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尼摩尔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锡voisier），或许还能读到一两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国有着比较独到的发明，例如1804年的雅凯（jacquard）纺织机，这种机器的装置要比任何一种英国设计的机器复杂。法国也制造了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拥有像普鲁士矿业学校（bergakademie）那样的技术培训机构，在英国就没有类似的机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独一无二、给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如同儿戏，尽管它的不足之处多少因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谨、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这些学校把一大批才华出众、勤奋刻苦、追求事业、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这些年轻人包括瓦特、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loudon mcadam，苏格兰发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剑桥是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从学识上看，它们无足轻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国国教）教育体制之外的非国教新教徒们所建立的专科学校之外，这两所大学和公立学校或文法学校一样，毫无生气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儿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贵族家庭，也依赖私人教师或苏格兰的大学来完成学业。19世纪早期，教友派信徒兰开斯特（quakerncaster，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国教派竞争对手）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在经历了一番教派争论之后，很偶然地永远承担起英国教育的重责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任何初等教育体系。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1] 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如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此前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但这并不表示早期企业家通常对科学不感兴趣，只一味寻求实际利益。[4]
在当时，这种适当的条件在英国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这些都已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性办法，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用无地或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在英国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有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入的昂贵的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政治已经适应利润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会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土地利益团体将在1795—1846年间竖立最后一道障碍，以阻止企业家前进。但是，从整体上看，金钱万能已深入人心，企业家要想在社会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备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
毫无疑问，商人正处在发达致富的过程中，因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是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中的潘格罗斯（dr.pangloss）幸福乐观主义的真实背景。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受到轻微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发展，迟早会把某些国家推过区分前工业化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分水岭。但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反过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2] 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格兰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当时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类型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创造了曼彻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发展。
此外，初始的工业革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这个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从无数个私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繁复杂的决断中出现的，每一个决策都根据那个时代的第一条圣训，即贱买贵卖。他们是怎么发现最大的利润来自有组织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他们是怎么知道当时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工业革命将创造一种空前的力量，加速扩大他们的市场？倘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打好，就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几乎肯定已经形成的那样，它们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存在一个已经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报偿的行业，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通过简便廉价的革新，迅速扩大他的产量；第二，需要有一个基本上为某个生产国所垄断的世界市场。[3]
上述考虑在某些方面适用于本书所述时期的所有国家。例如，在所有这些国家，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6] ——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在别的方面，上述考虑只能适用于英国。因为早期企业家面对的问题最为艰难。一旦英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开始享受由原发性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就，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萨克森的纺织工业，由于自己无法创造发明，有时它就在英国技工的指导下照搬英国人的发明。像科克里尔（cockerill）这类对欧洲大陆感兴趣的英国人，在比利时和德国各地自己设立工厂。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般涌入欧洲和美国。
英国本身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但另一方面，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敢作敢为的政府，可以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1793—1815年的战争，实际上是英法长达一个世纪决斗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这场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从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排挤了出去。而且，英国还拥有一个令人羡慕、适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开工业革命的行业，以及允许其与棉纺织业和殖民扩张相联结的经济纽带。 2
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棉纺织业一样，英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作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纺织原料（倒不如说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因为早期产品是“粗斜纹布”，一种棉麻混纺布），以及印度棉纺织品，也就是“白布”，欧洲的制造商试图用他们自己仿造的产品来抢占印度棉纺织品的市场。虽然他们后来能成功地仿制比精纺织物更具竞争力的廉价粗糙产品，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是很成功。幸运的是，在毛纺织业中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经常确保对印度白布实行进口限制［尽可能地从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pany）追求的商业利益］，于是为本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一个机会。棉花和棉纺织品的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遂使得它们在国内为自己挣得一个虽然有限却很有用的市场。不过，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海外。
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郡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7] 兰开夏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年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8] 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 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鞠斯特《论法国宪法》（sur constitution de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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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急剧增长，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的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1]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骚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以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年），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年）、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年）、荷兰（1783—1787年）、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民主革命。[1]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20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埋葬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第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第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易（ram mohan roy）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2] 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语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含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2]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额在1720—1780年间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君主专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君主独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相对于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 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君主专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入，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其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专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babeuf），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得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1/5，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3] 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1/5是公地。[4] 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提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这个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财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节约措施，除非进行一项根本改革，以动员实际上相当强大的国家课税能力，否则无法应付此一局势。因为，尽管凡尔赛宫的挥霍经常因危机而受到谴责，但宫廷的开支仅占1788年总支出的6%。战争、海军和外交支出占1/4，现存债务负担占一半。战争和债务——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
政府的危机给贵族和高等法院带来了机遇。政府若不扩大他们的特权，他们就拒绝付款。专制主义面对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经过精心挑选，但仍然很难对付，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辟税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级会议——这项旧封建时代的会议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开。因而，革命的开始，是贵族试图重新夺回国家控制权。因如下两个原因，这一企图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级的独立意愿，这一虚构的团体想要代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僧侣的所有人民，但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进行政治赌博之际，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有组织的政党或运动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直到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出现以前，它甚至未能推举出在20世纪革命时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类“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相当有内聚力的社会集团中，他们的共同意愿惊人地一致，遂使该革命运动有力地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便是“资产阶级”；其思想观念是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由共济会纲领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哲学家”发动了这一场革命。或许没有他们，革命也会发生，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才造成了只是破坏一个旧制度与迅速有效地以一个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来自共济会，这种观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 ，1791）中得到纯洁庄严的展现，它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伟大的宣传艺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经常都是宣传性的。更确切地说，1789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权宣言》（de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 ）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宣言，但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条说，“在法律上，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许存在社会差别，“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职务对有才能的人同等开放；但如果赛跑在同等条件下开始，那么同样可以假定，参赛者不会同时跑到终点。该宣言主张（如同反对贵族阶级或专制主义一样），“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方面进行合作”；“个人亲自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而宣言中设想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代表大会，并不一定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废除国王。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愿，虽然民主共和在逻辑上似乎更符合他们理论上想要追求的目标。尽管也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捍卫民主共和，但总体说来，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并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宪政体：一种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业的世俗国家，以及由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政府。
不过，在官场辞令上，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瓦尔（navarre）的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无疑，法兰西民族及其以后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设想到其本身利益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冲突，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开创或参与将各国人民从暴政下普遍解放出来的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国家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从属（例如，被征服国家或已解放国家的利益对大国利益的屈从），已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但它也是一种双刃的观念。
因为农民和劳动穷人都是文盲，政治态度不是温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选举过程是间接的，因而被选出来代表第三等级的610人，多数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师，他们在法国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另有约100位资本家和商人。中产阶级为赢得相当于贵族和僧侣总和的代表权，为争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为了这些温和的抱负而进行了艰苦、成功的斗争。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为争取资产阶级潜在多数票的权利而斗争，其方式是把三级会议转变为个别独立的代理人会议，这些代表将以各自投票，取代以传统阶级为单位的商议或投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贵族和僧侣的两票总是能够压倒第三等级的一票。在这个问题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开了。三级会议开幕六周以后，急于在国王、贵族和教士之前抢先采取行动的平民代表，将他们自己和那些准备好要跟随他们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组成了有权重新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图导致他们在实质上按英国下院的模式确定了自己的要求。专制主义已走到尽头，如才华横溢而又名声不佳的前贵族米拉波（mirabeau）对国王所说的：“先生，在这个会议里，您是一个局外人，您无权在这里说话。”[5]
第三等级虽面临国王和特权等级的联合反抗，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有教养而又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观点，而且也代表了更强大得多的势力，即城市的，特别是巴黎劳动贫民的观点以及革命农民的观点，虽然这比较短暂。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动成一场革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三级会议的号召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复杂原因，18世纪80年代晚期，对法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时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异常艰难的冬季，使这场危机尖锐起来。歉收使农民遭到损失，一时间，这意味着大生产者可以高价出售谷物，而大多数持地不多的人，则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钱人种植的粮食，或以无比的高价购买食物，特别是在临近新收获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对城市贫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的生活费（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涨了一倍。乡村的贫困使制成品市场萎缩，因此也造成了工业的萧条，这使歉收的危害日趋严重。乡村贫民因而陷于绝望和躁动不安，他们铤而走险，从事暴动和盗匪活动；在生活成本暴涨之时，城市贫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双重绝望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或许只会发生一些盲目的骚动，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兰西王国的一场大骚动、一场宣传和选举的胜利，使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一种政治前景，他们提出了从乡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种无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骚动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级代表的后面，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镇压革命将原本的群众骚动变成了实际的起义。无疑，旧制度唯一本能的反应便是进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武装力量，尽管军队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才会认为，路易十六也许会接受失败并立即使自己转变为立宪君主，即使他不像实际上那样无足轻重，那样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不那么没责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愿意听从谋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灾难性的举动，他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镇压革命已经促使巴黎那些饥饿、充满不信任感和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整个动员起来。这场动员最激动人心的结果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是一座象征王室权威的国家监狱，革命者指望在那里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攻占巴士底狱代表了专制主义的垮台，这个事件象征着解放的开端，因而使全世界为之欢呼，于是7月14日遂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个稳健的哲学家，据说，他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他那个城镇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动来校正自己的钟表，甚至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也把下午散步的时间延后了，哥尼斯堡的人民于是都相信，震动世界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更能说明其影响的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镇和乡村。
第四章 战争
在革新的时代里，一切不是新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军事艺术不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员和敌人都已经不同了。各民族的权力和征服，他们的政治和战争辉煌，总是依赖于单一的原则、单一强大的制度……我们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们的军事制度应和敌人不同。那么很好，如果法兰西民族因我们的热情和技能而令人生畏，如果我们的敌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条斯理的话，那么，我们的军事制度必定是奋勇向前的。
——圣鞠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报告
说战争是天命注定是不对的；说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错误的。上帝自己诅咒战争，发动战争并使战争显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这样。
——维尼（alfred de vigny），《军事奴役与尊严》（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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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的战事几乎连绵不断，而且与欧洲大陆以外的战争相结合或同时发生。先是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印度群岛、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接着是偶然于境外爆发的海战，然后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后果都很重大，因为它们改变了世界地图。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战争、战争的实际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动员和战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不那么具体实在的问题，即战时政治经济措施的面貌如何？
两种极不相同的交战者在这20余年相互对峙，它们的实力和制度都极不相同。作为一个国家，法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愿望而与其他国家对抗（或结盟）；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的化身，法国又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推翻暴政、争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动的势力都一致反对它。无疑，经过革命最初的天启年代之后，对抗两边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了。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的因素已压倒了解放的因素。每当法国军队打败、占领或兼并了一些国家，国际战争与（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则是）国内内战的混淆情况便可减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强权则顺应了法国许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愿意谈判（带有一些保留的）和平条件，但这种谈判更像正常行使职能的强国之间的谈判，而不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谈判。反革命强权甚至在拿破仑失败的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以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在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中立，而它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那种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布莱克（ke）、柯勒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骚塞（southey），有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几个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杰出科学家[1] ，有像冶铁业者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师特尔福德那样的工艺学家和企业家，以及一般辉格党（whig）和非国教知识分子。在德国，有哲学家康德、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诗人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olderlin）、维兰德（wi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理学家拉瓦特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e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2]
政治上重要的亲雅各宾主义或亲法国的情绪，主要存在于与法国毗邻、社会条件类似，或经常有文化接触的一些地区（低地国家、莱茵地区、瑞士和萨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爱尔兰和波兰。在英国，雅各宾主义如果不是与英国民族主义普遍的反法倾向相冲突的话，无疑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恐怖时期以后亦将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是轻蔑和仇视的混合物。吃牛肉长大的约翰牛对饥饿的大陆人（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漫画中，所有法国人都像火柴棍般瘦小）的轻蔑，以及对英国世敌的仇视，无视法国是苏格兰的世代盟友[3] 。英国的雅各宾主义最初是一种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热潮过去以后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声称是劳动阶级的第一批政治组织。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权》（rights of man ）一书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并得到辉格党利益集团的一些政治支持。辉格党利益集团本身因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免遭迫害，并准备捍卫英国公民的自由传统，以及与法国议和所得的好处。然而，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实际弱点在下述事实上表现出来，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1797年），于斯匹海德（spithead）发生兵变的那支舰队自己吵嚷说，只要他们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将出航迎击法国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在德意志的东部和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和俄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热情的年轻人，一些自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少数人，例如匈牙利的马丁诺维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腊的里加斯（rhigas），他们在自己国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中，扮演了光荣的先驱者角色。但他们的观点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支持，更不用说孤立于愚昧顽固的农民之外，这样的情形使雅各宾主义很容易受到镇压，甚至在他们冒险密谋的阶段就被镇压了，如奥地利。强大而富有战斗性的西班牙自由传统，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从人数极少的学生密谋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宾密使中，冒出头来。
法国之外的雅各宾主义多半在意识形态上直接诉求于受过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赖于他们运用的效力或意志。于是在波兰，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都希望从法国那里寻求支持，以对抗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占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4] 然而在波兰，从事改革的贵族和乡绅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里特有的维也纳和地方自治派之间的冲突，为乡村士绅们提供了类似的刺激，使他们对反抗理论发生兴趣［哥美尔州（g?m?r）要求废除违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检查制度］，但他们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这里的雅各宾主义要微弱得多，也没有效力得多。其次，在爱尔兰，民族问题和农民不满赋予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力量，远远超过对“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实际支持，该会领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在那个几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举行礼拜，为不信上帝的法国人祈求胜利。更有甚者，爱尔兰人随时准备欢迎法国军队入侵，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而是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并想寻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贫困问题同样突出，雅各宾主义未能在这里站住脚，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唯一压迫西班牙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国。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治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属可疑。这群爱国者代表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人士，反对由大商人所垄断的寡头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势力一直很强，而法国的引力也始终很大。在这里，法国的征服也只是加强，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势力。
在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入侵受到德意志雅各宾分子的欢迎，特别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谁也不会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给政府制造大量事端。[5] 在意大利，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优势，使革命在知识阶层中大获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宾主义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国势力比较强大，在那里，它实际上赢得了所有开明（即反教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乡绅的注意，并且还更进一步地组成秘密团体和会议，这些组织在南意大利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但即使在这里，雅各宾分子在与社会革命群众建立接触上，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当法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一个那不勒斯共和国便轻而易举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举着教皇和国王旗帜的右翼社会革命推翻了，因为农民和那不勒斯的游民zzaroni），不无道理地把雅各宾分子形容为“有四轮大马车的人”。
因此，广义地说，外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军事价值，主要是作为法国征服的辅助力量，并在被征服者与旧式强权的关系方面，其力量组合要复杂些。情况也的确如此。那些受当地雅各宾势力影响的地区，很容易就会被推向卫星国，而且不久就会沦为法国的附庸。1795年比利时成为附庸国。同一年尼德兰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最终被纳入波拿巴家族王国的版图。莱茵河左岸也被占有，并被置于拿破仑的卫星国成员中，例如贝格大公国（grand duchy of berg）——现在的鲁尔地区，还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很快，整个西北德意志就被直接并吞了。1798年瑞士变成了赫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然后又迅速地成为附属国。在意大利，一连串的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1797年）、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1797年）、罗马共和国（1798年），还有帕特诺伯共和国（partenopean，1798年），这些地区很快就成为法国版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的地位并没有比卫星国好多少（例如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
法国国外的雅各宾党人在军队中具有一些重要影响，而且，这些国外的雅各宾势力在法国国内的共和国军队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大名鼎鼎的萨利切特集团（saliceti group），某种机遇使他们从一个小帮手摇身一变而升为法国军队内的“意大利拿破仑·波拿巴党”，并且随后在意大利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势力。倒是有一个海外的“支持法兰西”（pro-french）运动让人们觉得还算是个英勇果敢的行为，那就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独立运动，一个爱尔兰革命和法国军队入侵的联合行动，主要战事发生在1797年到1798年之间。当时的不列颠正在与法国的交战中暂时处于不利地位，爱尔兰的行动很有可能迫使英国与其签订和平条约。但是这次入侵对法国军队来说有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跨越宽阔的海域到达爱尔兰岛。法国人的援助行动看上去来势汹汹，不过却在时间上一误再误，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此间爱尔兰人决定于1798年起义，虽然他们受到了热烈而广泛的支持，但由于组织不利而被轻易地镇压了。这个法兰西——爱尔兰的联合行动只是提供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可能性，最终却一事无成。
但是，正如法国人乐于支持海外的革命力量一样，反法联盟也是这样做的。不可否认，在民众自发的抵制反抗法国人征服的运动中，带有一些社会革命的成分，甚至在那些被国王与教会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雇佣军中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在20世纪的军事战略中，对于带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分析几乎复杂得无法实现。活跃在1792—1815年间的游击队或民兵队，几乎是反法同盟保存下来的仅有的军事力量。在法国国内，旺代战争和（布列塔尼的）朱安党导致了从1793年开始绵延不绝的贵族游击战，其中虽有中断，却到1802年才基本平复。在法国国外，1798—1799年间在意大利南部发生的小规模战事，恐怕是反法民兵队的星星之火。甚至在1809年，安第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1767—1810）的共和政体掌管了蒂罗尔地区。但是上述这些地区从1808年开始就被西班牙人统治，而且在1812—1813年间有一部分由俄罗斯人占领，实际上它被认为是社会革命的成功表现。或者反过来说，对反法运动而言，这些带有革命成分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比起国外雅各宾党人对法国的军事重要性要高得多。每当法国军队溃败和撤退之后，几乎所有的境外前雅各宾政权都不复存在。但是在蒂罗尔、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区，一旦法国人表面上的军事占领和统治宣告结束，更频繁、更严重的反法战斗随之而起。原因很明显，这些现象的背景都是农民运动。而在那些反法民族主义者不依赖于当地广大农民的地区，它们在军事上的地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813—1814年间，一些保守的具有爱国精神的人士曾经创立了一个日耳曼的“战斗解放组织”，但是可以肯定，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对法兰西的全面抵抗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是一个带有浓厚而虔诚的宗教成分的传奇。[1] 在西班牙，法国军队被击败时，人们就抓住那些法国兵把他们囚禁起来。而在德意志，忠于正教的军队则以完全正统的方式打败了法国人。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即使是一个法国人，他对当时战争形势的看法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应该说，他的祖国有点“四面楚歌”。在那个旧时代，各种力量、各种势力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这里的基本冲突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这几乎完全是经济冲突。他们想消灭主要竞争对手，以实现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要控制公海）的梦想。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欧洲，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英国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据点以外，或者确保这些据点不落入那些强大到足以构成危险的国家手中。至于其他方面，英国对任何具均势性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在海外，这样的目标代表着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殖民帝国，使其尽数纳入英国统治下。
这种政策本身原足以为法国提供一些潜在盟友，因为所有从事航海、商业和殖民的国家都会以疑虑、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英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正常态度就是中立，因为在战时自由经商的好处是很大的，但英国倾向于把中立国的船运（完全现实地）看作在帮助法国人而不是他们，因而时常有冲突爆发，直至1806年后，法国的封锁政策才把它们推到对方阵营。由于大多数航海大国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欧洲，所以，没有给英国造成多大麻烦；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却是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英国的敌视态度就要复杂一点，但其中，像英国人一样，要求全面胜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为加强，这次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的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英国人的胃口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对英国取得起码的胜利，便需破坏英国的商业（他们正确地认为，英国仰赖于商业），而要预防英国恢复势力的措施，便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时，法国资产阶级会指望靠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抵消掉英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为自己建立一个广大而受控制的市场，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与其他冲突不同，这两种考虑都会使英法冲突变得持久而又难以解决。任何一方实际上除获得全面胜利外，都不准备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今天虽然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罕有的事）。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1802—1803年），便因双方都不愿意维持下去而告终结。这种冲突的难以解决，因双方在纯军事领域中的对峙局势，而变得更明显：从18世纪90年代末期，情况就很清楚，英国人无法在大陆上有效地赢得战争，而法国人也不能成功地突破海峡。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意志，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一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意志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第五章 和平
（列强）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
——卡斯尔雷（castlereagh）[1]
此外，俄国沙皇是当今唯一能够立即进行大战的君主。他掌握着当今欧洲唯一能够调用的军队。
——根茨（centz），1818年3月24日[2]
在20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它们必须清理20多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几乎意味着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旧政权的毁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维多利亚女王聪明但略嫌讨厌的舅父）在讲述稍后的一次危机时说：“在欧洲充满社会弊端的现状下，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会是空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必定会带来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我认为这样一场冲突，将改变欧洲的形式并推翻它的整体结构。”[3] 国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聪明，也不比以前更爱好和平，但是他们无疑会比以前更加恐惧。
在避免全面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成就相当不凡。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间，欧洲实际上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生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的任何冲突。的确，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1815—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两个以上的大国。20世纪的人民应当可以体认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当时国际舞台的不平静以及冲突诱因的层出不穷，更让这样的成就令人难以忘怀。革命运动（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得来不易的国际稳定：在19世纪20年代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后的西欧（尤其是比利时），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欧。而内有分崩瓦解的危机，外有强国——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国——觊觎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使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成为一个持久的危机根源：19世纪20年代爆发于希腊，19世纪30年代引燃于埃及。尽管它在1839—1841年一场特别尖锐的冲突后，暂时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英、俄两国为了近东和亚洲两大帝国间的未被征服土地而关系交恶。法国则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过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陷阱和旋涡，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艰难的水道上，并没有发生碰撞。
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外交的基本任务上，即避免全面战争上，有着如此显著的失败，因而，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不曾感知的敬重，来回顾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间主管法国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国外交家的典范。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坎宁（george canning）和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们分别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党（tory）执政期间[1] 的外交政策——更已成为令人仰叹缅怀的外交巨人。从拿破仑战败便出任奥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今天通常不会只被当作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强硬敌手，而更常被视为一个维持稳定的明智之士，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说明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统治下的俄国外交家有什么建树。这个时期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的普鲁士外交大臣，则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的赞誉是合理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安排，绝不比任何其他决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反革命）的目标来看，这种安排既现实又合理。他们不曾试图将全面胜利加诸法国身上，以挑起法国人投入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战败国的边界得到了比1789年还要好的保护，战争赔款并不太高，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而到1818年，法国再次被承认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组织的正式成员。（若非1815年拿破仑失败的复辟举动，这些条款甚至会更为温和。）波旁家族复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必须向其臣民的危险精神做出让步。大革命的重大变革被接受承认，而且那个富有煽动性的宪法机制，也在复辟专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赐予”的一个宪章幌子下——尽管自然极为有限——留给了他的臣民。
欧洲地图的重画，既没有考虑各国人民的愿望，也没有顾及曾被法国人在不同时候赶下台的王公权利，但却相当关注从战争中崛起的五大列强的平衡：它们分别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数。英国对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护在航海和商业上的一些重要据点。于是，它保留了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nds）和赫里戈兰岛（helignd），密切注视西西里，而且显然从丹麦将挪威移交给瑞典，以及荷兰、比利时（前奥属尼德兰）的结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罗的海入口控制在单一国家之手，后者则把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置于一个无害但又足够强大的国家手中，特别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垒屏障下，能够抵抗法国对比利时众所周知的胃口。这两项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时人欢迎，尤其是后者，只能勉强延续到1830年革命。经过法、英之间的一些摩擦之后，比利时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立小国，而其亲王则由英国选定。当然，在欧洲之外，英国的领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尽管英国海军对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么地方是否实际在英国旗帜之下，基本上无关紧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几个扮演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分界线的混乱弱国之外。但是英俄间的这种对立，对1814—1815年必须重新安排的地区，几乎不具影响。对欧洲，英国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国变得过于强大。
欧洲大陆的决定性军事强权俄国，由于获得芬兰（以瑞典为代价）、比萨拉比亚（以奥斯曼为代价）和大部分波兰，因而满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领土野心。波兰在一贯支持与俄国人联盟的当地派别领导下，被赐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义之后，该自治被取消）。波兰的剩余部分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这个城市共和国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义后幸存。至于其他方面，俄国满足于对法国以东的所有专制公国，行使鞭长但远非莫及的支配权，其主要的课题是必须避免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为此目的而发起成立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但是英国置身其外。在英国看来，俄国对大部分欧洲的实际霸权，也许远非一种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军事现实，而且无法阻止。除非让法国保有比其前对手准备给予的更大程度的实力，否则无法忍受的战争将是其代价。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显然得到承认，但那是任何人准备接受的极限。
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是承蒙礼貌好意才实际成为大国，或者说人们是因奥地利在国际危机期间众所周知的软弱（这是正确的），以及根据1806年普鲁士的崩溃（这是错误的），才如此认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欧洲的稳定者。奥地利收回了其意大利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国的意大利领地和达尔马提亚，并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国享有保护权。这些公国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亲戚统治。［皮德蒙特——萨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并了前热那亚共和国，使之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之间一个更有效的缓冲地。］如果要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维持“秩序”，那么奥地利就是执勤的警察。因为其唯一关心的就是稳定，消除任何将导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须扮演一个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对抗在欧洲大陆制造动乱的任何企图。普鲁士受益于英国想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一个适当强大国家的愿望，该地区的公国长期以来皆倾向于支持法国，或被法国控制。普鲁士还收回了莱茵地区，而这个地区的巨大经济潜力是贵族外交家无法估计的。普鲁士也从英、俄冲突中获利，英国认为俄国在波兰的扩张太过分了，因战争威胁而更为复杂的谈判结果是，普鲁士将之前占领的部分波兰地盘让给俄国，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业发达的半个萨克森。从领土和经济上说，在1815年的解决方案中，普鲁士比任何其他大国获益更多，而且在实际资源方面，它首次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尽管要到19世纪60年代，政治家们才明显认识到这点。奥地利、普鲁士和一批日耳曼小邦国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欧洲各王室提供教育良好的血统。它们在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内相互提防，虽然奥地利的较高地位没有受到挑战。邦联的主要作用是使小邦国保留在法国轨道之外，因为传统上它们很容易被吸引过去。尽管民族主义者不愿承认，但它们作为拿破仑的卫星国一点也没感到不幸。
1815年的政治家们清楚地知道，尽管精心制定，但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能长久经得起国家对立和环境变化的压力。因此他们借由定期会议的方式，即一旦发生重大问题立即开会解决，从而提供一种维护和平的机制。在这些会议上的重大决定理所当然都是由“大国”（great power，亦即强权，这一词汇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做出的。“欧洲协调”（另一个那时开始使用的词汇）并不相当于联合国，而是很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然而，定期会议只在最初的几年里召开过，即从法国正式重新获准加入协调组织的1818—1822年。
会议制度解体了，因为它挺不过紧接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那些年代，当时因1816—1817年的饥荒和商业萧条，到处都笼罩着对社会革命的强烈恐惧，其中包括英国，尽管这种恐惧最后并未得到证实。在大约1820年经济恢复稳定后，每一次违反1815年解决方案的事件，都仅反映出列强利益间的分歧。面对1820—1822年的第一拨动荡和暴动，只有奥地利坚持必须立即主动地加以镇压这类运动，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奥地利领土统一。在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神圣同盟”的三个君主国和法国立场一致，虽然喜欢在西班牙行使国际警察职责（1823年）的法国，对欧洲稳定不如前三国那么感兴趣，其更感兴趣的是拓宽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领域，特别是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因为其大量投资都投注在那里。[4] 英国则置身事外。这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灵活的坎宁代替古板反动的卡斯尔雷（1822年）后——英国相信在专制主义的欧洲，政治改革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英国政治家不同情专制主义，加上警察原则的运用只会把敌对列强（特别是法国）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正如美国在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 deration ）中所主张的那样。这个宣言没有实际价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东西确保了拉丁美洲独立，那就是英国海军。对于希腊问题，列强间的分歧甚至更大。对革命具有无限憎恶的俄国，却无疑能从这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人民的起义中得到好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奥斯曼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奥斯曼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奥斯曼瓦解，但最好能让它保持秩序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8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意志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低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不仅影响了小国，而且还影响了一个大国——法国本身。实际上，1830年革命使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下解脱出来。同时“东方问题”，即对奥斯曼无可避免的瓦解命运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则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们，特别是俄国和英国的角斗场。“东方问题”打乱了均势，因为所有的图谋都强化了俄国的力量，从那之后，俄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赢得位于欧洲和小亚细亚之间，控制着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峡控制权。此一行动不仅具有外交和军事重要性，而且随着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经济紧迫性。像往常一样关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国，深切担忧俄国有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南进。英国明显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奥斯曼反对俄国扩张。（这对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还有额外好处，在这个时期贸易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完全不切实际。奥斯曼帝国绝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躯壳，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采取迟缓的行动，去对付由国内叛乱（它仍能轻易地加以镇压）、俄国，以及一个不利于己的国际形势所联合而成的力量（这是它无法轻易击败的）。而此时，奥斯曼帝国尚无能力实现现代化，也未表示出高昂的意愿，虽然现代化的开端已在19世纪30年代马哈穆德二世（mahmoud2，1809—1839）统治时便已开始了。所以，只有英国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即战争威胁），才能够阻止俄国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和奥斯曼在各种困扰下的瓦解命运。这使“东方问题”成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事务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唯一可能导致一次全面战争和唯一的确于1854—1856年间导致了国际战争的问题。然而，在这场国际赌博中，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局势不断加剧，但这种发展却也使俄国趋向妥协。下列两种方式都可使俄国达到其外交目标：或借由击败、瓜分奥斯曼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或对软弱顺从的奥斯曼建立实际的保护关系。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明摆在那里。换句话说，对沙皇而言，绝不值得为君士坦丁堡打一场大仗。因此，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希腊战争虽然符合其瓜分和占领政策，但俄国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么多好处，因为它不愿过分坚持其优势。相反，它还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与受到强大压力、急切意识到需要强大保护者的奥斯曼，签订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约。这项条约使英国勃然大怒，并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一股民众仇俄情绪，俄国是英国传统敌人的形象，就此形成。[2] 面对英国的压力，俄国人自动退却了，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转而提出瓜分奥斯曼的主张。
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一词，更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况，该词后来逐渐用来指那些冒险家和密探们，在两强的东方未定界中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使形势变得真正危险的，是奥斯曼内部解放运动不可预测的进程和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之中，奥地利显得毫无兴趣，它自己就是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动摇奥斯曼稳定的民族运动——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威胁着它。不过，类似的威胁并不直接，虽然它们在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法国则比较麻烦，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漫长记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便试图恢复和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法国对埃及的影响更大，由于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其意愿多少能够左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或拼合。确实，19世纪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东方问题危机，基本上是阿里与其名义上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后来更因法国对埃及的支持而复杂化。然而，如果俄国不愿为君士坦丁堡开战，那么法国当然不能也不想进行战争。外交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最终，除了克里米亚插曲外，一直到19世纪结束都没有因奥斯曼而发生战争。
因此，从这一时期国际争端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关系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引爆大战的程度。在大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过于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国人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1815年已赢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强国所能获得的最全面胜利。它从20年的反法战争中一跃而为唯一的工业化经济强国、唯一的海军强国（1840年英国海军拥有的舰船数几乎等于其他各国海军的总和）和世界上唯一的殖民强国。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妨碍英国外交政策唯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即英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俄国尽管并不满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领土野心，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或者看起来如此）妨碍其推进。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其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危险性的全面战争。只有法国是个“不满意的”强国，而且有打乱国际稳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国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即它能再次激发国内雅各宾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革命活力。因为在正统的大国竞争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绝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靠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与两个或更多大国组成的联盟作战。在1780年时，法国人口是英国的2.5倍，及至1830年，两国人口数之比已超过2∶3。1780年，法国人口几乎与俄国一样多，但到了1830年，法国人口数却几乎仅占俄国的一半。同时，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后于英国人、美国人，而且很快更落后于日耳曼人。
但是，对任何法国政府而言，利用雅各宾主义来实现其国际野心，代价未免太大。当法国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权，并使专制主义到处遭受动摇或摧毁之际，列强颤抖不已。它们本可以使自己免于不眠之夜。1830—1831年间的法国温和派，甚至不准备给起义的波兰人任何一点帮助，尽管全法（以及欧洲自由派）的舆论都同情波兰人。年老但热情的拉法耶特fayette）于1831年致信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说：“对于波兰，你将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它做点什么？”[5] 答案是，什么也不做。法国当然乐意用那些欧洲革命来加强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确希望它这样做。但是这样猛然投入革命战争将导致的结果，不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温和自由派的法国政府同感恐惧。因此在1815—1848年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会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欧洲均势范围之外，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扩张和好战。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英国人满足于一些小据点的占领，那些据点关系到英国海军对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为范围的贸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荷兰人那里夺取的）非洲南端、锡兰（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而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急迫性——该运动既迎合了国内的人道主义舆论，又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利益——则使英国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点。总的来说，英国的观点是：一个对英国开放贸易并由英国海军保护使之不受讨厌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占领行政费的情况下，得到更加廉价的开发。只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与印度的统治有关。印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占有，即使大多数反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者也从不怀疑这点。由于印度市场日益重要，一般认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话，英国贸易肯定会遭受损失。印度对于开辟远东市场、毒品交易，以及欧洲商人希望从事的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都是一个关键所在。于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被打开了大门。而英国在1814年至1849年间对马拉特人（mahratta）、尼泊尔人、缅甸人、拉杰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锡克人（sikh）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使英印帝国的版图扩张至次大陆的2/3地区，而且英国的影响之网，已在中东地区拉得更紧，因为该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通道。从1840年起，这条通道便由p＆o（半岛及东方）公司的汽船航线为主轴，再由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陆上道路做补充。
第六章 革命
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普通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伯尔纳（ludwig boerne），1831年2月14日[1]
已失去平衡的各国政府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并且因社会中产阶层的呼声而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处于国王和臣民之间，打碎了君主的权杖并盗用了人民的呼声。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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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甚或一场法国模式的欧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刚刚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强的最高目标，即使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同情在整个欧洲重新建立起来的反动专制主义，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免，但是它对一场新的法国雅各宾扩张的恐惧，恐怕更甚于其他国际偶发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义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未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以及减去拉布拉塔河（river te）的对岸草原，在这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曾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 s. forester’s captain hornblower ）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它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巴西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革命（1830—1831年）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唯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地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可能会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企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被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借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1] 。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的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剧烈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了，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2
与18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周密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革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向不满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7年之间的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reform bill）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式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1792—1793年被称为吉伦特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甚至无套裤汉主义等多种成分的结合，尽管也许在1793年的宪法中，雅各宾主义的味道最浓。第三种潮流的推进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后热月党人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谋，那是雅各宾极端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起义，后者标志着近代共产主义政治传统的诞生。第三种潮流是无套裤汉主义和左翼罗伯斯庇尔主义的产儿，虽然除了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强烈憎恨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政治上，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模式已蕴含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传统之中。
从专制主义政府的观点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同样是稳定和良好秩序的颠覆者，尽管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有意识地热衷于散布混乱，而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加危险，因为更可能煽动无知而又贫困的群众。［因此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来，似乎太过重视拉梅内mennais）《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 ，1834）的发行，因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语言来说，它只可能诉诸没受到公开无神论宣传影响的臣民。[3] ］然而事实上，反对派运动之所以能联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1815年政权抱有的共同憎恶，以及所有——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反对专制君主、教会和贵族的人，一向有合组共同阵线的传统。然而1815—18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瓦解的历史。 3
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eook polytechnique）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1/3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 ）的“六点要求”上。[2] 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唯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借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他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他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维持的，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起义，部分是因为它得益于有利的外交形势，那就是1821年的希腊革命（参见第七章）。希腊因此成了国际自由主义和“亲希腊运动”的激励力量。亲希腊运动包括对希腊有组织的支援和无数志愿战士的前往，它对团结19世纪20年代欧洲左翼的贡献，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
1830年革命使形势完全改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些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第一批产物，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尖锐而广泛的经济社会骚动，以及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化。于是两个主要结果从中而生。第一个结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众政治和群众革命再次成为可能，因此对秘密兄弟会的依赖遂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复辟君主制度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群众骚乱联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7月的巴黎证明，街垒路障在数量和分布的面积上，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虽然在巴黎的革命历史上，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间，却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1830年革命也为左翼政治带来两项进一步的变化。革命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温和派，并且造成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但促使运动分裂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国际上，革命把欧洲分裂成两大地区。在莱茵河以西，革命将反动列强的联合控制击成碎片，永远无法恢复。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取得胜利。（更为激进类型的）自由主义在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该地以民众为基础的自由派运动和反自由派天主教运动互相对抗，但是，神圣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莱茵河以东各地仍在采用的那种手段，来干涉这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内战中，专制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列强，各自支持其中一方，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稍显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国激进志愿者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依稀预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亲西班牙运动。[3] 但是，各国的自由或专制课题，基本上仍有待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它们仍悬而未决。在短暂的自由派胜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复兴之间，它们总是在动荡摇摆。
莱茵河以东的情况，表面上与1830年前一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起义被奥地利人或在奥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镇压，更重大的波兰起义被俄国镇压。此外，在该地区，民族问题继续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以民族的标准而言，当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国家里：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国的不统一民族或亡国民族（德意志、意大利、波兰）的成员，便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俄国和奥斯曼）的成员，或两者兼是。我们不必操心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他们虽然在广义上属于非专制地区，但因其超然于欧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戏剧性发展之外，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莱茵河东西两区的革命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实，尽管并非两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在每个特定地区内出现的革命热情，却有着明显差异。在西方，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追随一般革命的节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经陷入当地特有的国内斗争，除偶发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其危机不再与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机一致无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有“革命”的积极民族和消极或不热心民族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机构，经常受到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非奥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远难以驾驭的匈牙利人的困扰，而没有任何来自亚平宁地区或其他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情报。俄国只需担忧波兰人，而奥斯曼仍能指望大多数巴尔干斯拉夫人保持平静。
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发展节奏和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对政治越发重要。因此，英国发达的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节奏，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却在1846—1848年处于社会危机的最尖锐时期。英国有其同样严重的危机，即1841—1842年的工业大萧条（参见第九章）。反之，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理想青年或许有理由指望，一次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赢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胜利；但到了1830年后，俄国进行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远不如西班牙成熟，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第七章 民族主义
每个人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些使命将携手走向人类总使命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构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圣的。
——青年欧洲兄弟守则，1834年
这一天将会来临……当优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义的青铜底座上，一只手握着启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另一只手持着仲裁者的天平。人们将恳请她解决争端，即那些现在向我们高喊强权即公理，并轻蔑地用长筒靴踢打我们的民族。
——西本费弗尔（siebenpfeiffer）的汉堡演讲，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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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后，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样，赞成革命的总运动分裂了。而分裂所导致的一项后果值得特别注意，即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发展的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后由马志尼创建或发起的“青年”运动：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纪40年代类似的青年爱尔兰。青年爱尔兰是芬尼亚勇士团（fenians）或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纪早期密谋派兄弟会组织当中，唯一延续至今且获得成功的革命团体，并以进行武装斗争的爱尔兰共和军而闻名于世。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且只要有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们完全无效。但在象征性意义上，它们却极其重要，从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采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这类标签，即可见一斑。它们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这类民族革命团体之间，无疑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帜——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三色旗。他们的成员认为：其自身的要求与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他们的确设想建立一种可同时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革命团体则倾向于通过为大家选择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来为其首先关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态进行辩护。借由意大利（据马志尼说的）、波兰［据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说的］，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民将被引向自由。这是一种很容易沦为保守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的观念，在那些强调自己是神圣的罗马第三帝国的俄国亲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后不断重复着将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国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大家一致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可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世上的确只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让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动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个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一小撮密谋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兰”或“德意志”，只有对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义。
如果新兴的民族主义只限于民族革命兄弟会的成员，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实上，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以双元革命的结果出现，并显露在政治自觉之中。这些力量当中，最早出现且最强大的是小地主或乡绅的不满，以及在许多国家当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两者的代言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
小乡绅的革命作用，也许可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说明。总体而言，当地的土地大亨早就发现与专制主义和外国统治达成协议，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吸收为维也纳宫廷的社会支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参加1848年革命。对于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zpospolita）的记忆，使波兰的地主权贵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准民族主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hotel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é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1/8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了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这类乡绅长期以来已成为本国专制主义、外族以及巨富统治的反对堡垒，隐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尔文派和县级机构的双重支持背后。很自然的，他们的反对、不满，以及希望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愿望，如今将引燃民族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民族商业阶级，竟是个较小的民族主义因素。众所公认，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联合下的德意志》（deutd uber alles ）的作者呼唤：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袜带，
羊毛和肥皂，纱线和啤酒。[1]
民族精神所无法促成的民族统一意识，德意志已借由关税同盟达成了。然而，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比如说，（日后将为加里波第提供许多财政支持的）热那亚的船运商对意大利民族市场的喜爱，会更甚于远较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在特定省份内发展出来的工业和贸易核心，当然会对现存的歧视表示不满，但是在他们心底真正喜爱的，显然是此刻对他们开放的帝国大市场，而不是未来独立的民族小市场。因此，波兰企业家既然有整个俄国可资利用，自然少有人会去支持波兰民族主义。当帕拉茨基（pcky）代表捷克人宣称“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时，他不仅是在吁请君主反对德意志，而且也表达了一个庞大却很落后的帝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合理心声。然而，商业利益有时也领导着民族主义，例如像比利时，该地一支强大的工业先驱社群，基于十分奇怪的理由，认为处在荷兰商业集团的有力统治下，他们的地位将非常不利。比利时是在1815年陷入荷兰手中的。不过这是个特殊例子。
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强大支持者，是下层和中层的专业、行政和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当然，这些人与商业阶级并无明显区别，尤其是在落后国家，那里的土地行政人员、公证人和律师等等，通常即等于农村财富的主要积聚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先锋，是沿着教育进步的路线进行战斗，而教育进步，则显现在大批“新人”进入当时仍被少数精英占据的领域。学校和大学的成长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其自觉的斗士：普鲁士与丹麦之间，曾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先后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过两场冲突，但在此之前，基尔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便曾为了这个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生过激烈争执。
教育的进展十分明显，虽然“受教育者”的总数仍然很小。法国国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在1809—1842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增长得特别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过1.9万人（那时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孩子[2] ，总数是7万人）。俄国于1850年左右，在6 800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名中学生。[3] 大学生的人数尽管不断增加，但其总数却很少。很难想象，1806年后那些受解放思想煽动的普鲁士大学青年，据说在1805年时竟不超过1 500人；后1815年的波旁王朝毁灭者，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在1815—1830年间，共训练了1 581名青年，即每年仅招收约100人。学生们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使我们很容易忘记下述事实：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未进行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可能总共只有4万名大学生，虽然数目仍在上升之中。[4] 俄国的大学生人数便从1825年的1 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 600人。而且即使人数没有增长，社会和大学的变化（参见第十五章），也为学生赋予了一种社会团体的新意识。谁也不记得在1789年巴黎大学有大约6 000名学生，因为他们在大革命中没有发挥过独立作用。[5] 但是到1830年，任谁也不能忽视这群年轻大学生的重要性。
少数精英可利用外国语言活动；而一旦受过教育的干部变得足够多时，民族语言就会自行产生影响（如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各邦为争取承认其语言而做的抗争）。因此，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都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19世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跨出了这一步。于是有关天文学、化学、人类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这10年中写作或完成的；而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腊文的第一批学校教科书，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匈牙利议会的官方语言，虽然受维也纳控制的布达佩斯大学，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语课程。（可是，为争取使用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的抗争，从1790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萨格勒布（zagreb），盖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综合体的第一种书面语言，出版了他的《克罗地亚报》［croatian gazette ，后来改名《伊利里亚民族报》（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 ）］。在很早就拥有官方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来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后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和法语）出版的书籍，首次持续超过90%，法语书籍的数量，则在1820年后降到4%以下。[1] [6] 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给予我们一个可资比较的指标。例如，德意志出版的书籍数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约4 000种；但1841年却上升到1.2万种。[7]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仍是未受过教育的。的确，除日耳曼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和美国公民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几个民族可说几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识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时候招募到奥地利军队中的达尔马提亚人，也只有1%能够读写），或者像只有2%识字率（1840年）的俄国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岛战争后，似乎总共仅有8 000名儿童在校），以及除伦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纪40年代，甚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8] 文盲绝非政治意识的障碍，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指出，除了已受双元革命改变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爱尔兰，那种近代式的民族主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
把民族主义等同于识字阶层，以俄国大众为例，并不是说，当他们碰到非俄国的人或事物时，不会产生“俄国人”的自觉。然而，对一般群众而言，民族性的检验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为天主教徒来确定的，俄国人则依据是否是东正教徒。然而，与外国文化直接接触的情形虽日渐增多，但仍属罕见，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对广大群众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们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书写语言，而且说着彼此几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意志，爱国主义神话也极端夸大了反拿破仑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意志西部，尤其是法国自由征召的战士中，法国仍极受欢迎。[9] 隶属于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许表现出对碰巧也是德意志的敌人法国人的不满，但这其中几乎不带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任何愿望。此外，民族主义是以中产阶级和乡绅为主干的事实，就足以使穷人们秉持怀疑立场（像南意大利烧炭党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和其他密谋派所表现的那样）。波兰激进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试图动员农民，甚至到了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们还是几乎彻底失败。即使这些革命派实际上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加利西亚的农民在1846年还是会反对波兰革命者，他们更愿意屠杀乡绅并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直到19世纪2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几乎没有什么移民或外迁者，除非是在军队和饥饿的强制下，或在传统上经常迁移的社会中，例如在北方从事季节性建筑工作的法国中部农民，或者德意志的流动手工业者。远离家园还意味着一种思乡病，但不是即将成为19世纪特殊心理病的那种温和形式的思乡病（反映在无数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医生们在临床上最早用来描述旅居国外的旧式瑞士雇佣军，那种强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征兵中，便可发现这种疾病，特别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遥远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它可以使一个爱沙尼亚女仆离开她那位极其仁慈的萨克森库吉尔根（kugelgen）雇主，尽管在萨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乡却将沦为农奴。迁居和移居国外（其中移居美国的数据最方便查找）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虽然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达到很大的比例，那时有175万人越过北大西洋（将近是19世纪30年代数字的3倍）。即使如此，英国之外唯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遣送子孙到东欧和美国做定居农民，到欧洲大陆做流动手工业者，并到各国充任雇佣兵。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1848年真正以群众为基础且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西方民族运动，只有一次，而且即使这次，也因为与教会这个强大的传统支撑者保持一致的态度，而获致巨大好处。那就是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85—1847）领导下的爱尔兰取消联合运动。（译者注：19世纪初，爱尔兰反对与英国组成联合王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奥康奈尔是农民出身、嗓音洪亮的律师鼓动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唯一的一位）普受欢迎的奇里斯玛型领导人，他带动了当时犹属落后群众的政治意识觉醒。［1848年前，唯一可与奥康奈尔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爱尔兰人奥康纳（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为英国宪章运动的象征；或许还有匈牙利的科苏斯。科苏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获得某些群众声望，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其威望实际上是因身为乡绅拥护者而获致的，由于他后来被历史学家奉为圣人，因此很难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经历。］奥康奈尔的天主教联合会（catholic association），在争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争中，赢得了群众支持和教士们的信任（这点未获完全证实）。这个联合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与新教徒乡绅和英裔爱尔兰乡绅发生关系。它是农民和那个贫困大岛上的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的运动。被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浪潮推上领导地位的“解放者”，是贯穿爱尔兰政治史上那个令人震惊的世纪的首要推动力。这个力量在秘密恐怖会社中被组织起来，而这些会社本身，则有助于打破爱尔兰的地方主义。然而，奥康奈尔的目标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独立，而是通过与英国辉格党达成协议或谈判，来实现温和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自治。事实上，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农民革命家，而是温和中产阶级的自治主义者。的确，后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很像更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批评在其国家历史上占有类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来能够发动整个爱尔兰起来反对英国人，但他却有意地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亦即他所领导的运动，的确得到广大爱尔兰民众的真正支持。 2
可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世界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一般情况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统治）的人民起义运动，有时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民族运动的走向。这类运动指的是反对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反对俄罗斯人，以及印度反对入侵的英国统治者的战斗。把诸多的近代民族主义塞入对这类民族运动的理解之中，是不恰当的，虽然在武装好斗的农牧人口聚居的落后地区，以部落集团为组织，而且由部落酋长、绿林英雄或先知们所发动的对外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信任的）统治者的抵抗，采取了一种与精英式民族运动颇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义的人民战争形式。然而实际上，马拉特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军事集团）和锡克教徒（一个军事宗教派别）分别于1803—1818年及1845—1849年所发起的抗英运动，与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几无关联，而且他们也没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2] 野蛮、英勇、世仇不断的高加索部队，在穆里德运动（muridism）的纯净伊斯兰派别中，暂时找到了团结一致、反对俄国人入侵的纽带，而且找到沙米尔（shamyl，1797—1871）这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组成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在苏联一个小共和国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体（已具近代民族意义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未参加沙米尔运动）。被诸如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senussi）等纯净宗教派别所扫荡的贝都因人，为了安拉的单纯信仰，反对赋税、苏丹和城市的营私舞弊，并为了保有简朴的牧民生活而战。但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产物），是来自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营地。
甚至巴尔干各国，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驯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行动，也不应过于简单地用近代民族主义来加以解释，虽然许多吟游诗人和勇士［两者经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诗人——武士——主教们］，会使人回忆起像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样的准民族英雄的荣耀，以及像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kossovo）战役中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悲剧。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愿的地区，起义反对当地政权或削弱奥斯曼帝国，都是极其自然的举动。然而，仅只是因为经济上共同的落后性，才让我们把今日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了他们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这个概念是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物，而不是那些实际为自由而战者所欲追求的结果。[3] 信仰东正教的门的内哥罗人从未被征服过，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同样多疑但团结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则像多瑙河平原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样乐意，并且以比阿尔巴尼亚边疆地区东正教“老塞尔维亚人”更大的热情，起义反对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纪率先起义的巴尔干人民，是在英勇的猪贩子、绿林好汉黑乔治（ck george，1760—1817）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在他起义（1804—1807年）的最初阶段，甚至并未提出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口号；相反，他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当地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在巴尔干西部山区的早期起义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早期已对那种非依民族划分的自治公国感到不满，该制度是由强有力的总督，人称“亚尼纳之狮”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鲁斯（epirus）建立起来的。
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与绿林英雄在反对任何实存政府的持久战斗中，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融合起来。那就是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因此不足为奇的，希腊成了各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干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é 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
第八章 土地
我是你们的领主，而我的领主是沙皇。沙皇有权对我下令，而我必须服从，但他不能下命令给你们。在我的领地上我是沙皇，我是你们在人间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对你们负责……你们必须先用铁梳把马梳10次，然后再用软刷刷毛。而我只需把你们粗略地梳理一下，而且谁知道我有没有认真用刷子。上帝用雷和电净化空气，而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
——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的训话[1]
拥有一两头牛、一只猪和几只鹅，自然会使农民兴高采烈，在他的观念中，他的地位已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弟兄们之上……在跟着牛群闲逛之中，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日常的工作变得令人厌恶，放纵的行为则使他对周围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最后只能靠出售一头喂得半饱的小牛或小猪，来维持他这种懒惰外加无节制的生活所需。于是牛频繁地被卖出去，而那些可怜又让人失望的牛主人，再也不愿从事日常的固定工作，并从中获取他以前的生活所需……他只想从济贫税中获取他根本不应得到的救济。
——英国萨默塞特郡农业理事会调查报告，1798年[2]
1
土地的变革决定了1789—1848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死。因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因为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都无法忽视土地。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即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大家一致认为，土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不是一切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后果。世界各地的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就像一顶巨大冰帽，覆盖在经济增长的沃土之上，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顶冰帽融化，把土地交由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来耕作。这意味着三种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买卖。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和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一些比较深思熟虑或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还意识到第四种合乎需要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难实现。因为在一个假定一切土地生产要素皆拥有最佳流动性的经济中，“自然垄断”并不完全适合。因为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而且其不同部分在肥沃度和可耕度上都有差别，那些拥有比较肥沃部分的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享有特殊优势，并可向其他人征收地租。如何消除或减轻这种差别所造成的苦恼——比如通过适当的税收、通过反土地集中的立法，或甚至通过国有化——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这类争论也影响了其他的“自然垄断”，例如铁路。铁路的国有化从不被认为是与私人企业经济不相容的，因而得以广泛实行。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就曾严肃地提出过铁路国有化问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问题。而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该如何处置土地。
实行这种强制征收有两大障碍，而且两者都需要结合政治和经济行动，才能解决。这两大障碍是前资本主义地主和传统农民。另一方面，强制征收可用各种方式完成。最激进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式，因为这两国都消除了农民，而且其中一个国家还把地主也一并消除了。典型的英国解决方式，造成了一个约4 000名土地所有者拥有约4/7土地[3] 的国家，这些土地（其中有3/4是面积50—500公顷的农场）由25万名农场主人耕种（我采用1851年的数字），雇用大约125万名雇工和佣人。小地主的袖珍田地继续存在，但除了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外，只有傻瓜才会说英国还具有欧洲大陆意义的小农阶级。典型的美国解决方式，是商业性自耕农用高度的机械化来弥补雇佣劳动力的短缺。赫西（obed hussey，1833年）和麦考密克（cyrus mocormick，1834年）的机械收割机，弥补了纯商业头脑的农场主或土地投机企业家的不足。这些农场主把美国的生活方式从新英格兰各州向西推进，抢夺土地或用最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买。典型的普鲁士解决方式，一般而言是最不具革命性的。它把封建地主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而将农奴转化成雇佣工人。地主们仍保有其赖以维生的领地控制权，长久以来，他们靠着农奴的劳动，为出口市场耕作；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要改为和那些从农奴制度以及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小农合作经营。在19世纪末的波美拉尼亚，大约200个大地主占有61%的土地，其余土地分别归6万个中小地主所有，其他则是无地农民。[4] 这无疑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在1733年克鲁尼兹（kruniz）出版《家庭和农业经济百科全书》之时，农村的劳动阶级对“劳动者”一词显然完全不具重要性，以致书中根本未曾提及。然而到了1849年，普鲁士无地或主要从事雇佣劳动的农村雇工人数，据估计约有2 000万人。[5]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土地问题，其唯一的另类解决方式是丹麦模式，该模式创造了大批的中小型商业性农人。然而，这主要是导因于18世纪80年代开明专制时期的改革，因而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
北美解决方式依靠的是自由土地供应实质上不受限制这一独特事实，以及缺少封建关系或传统农民集体主义的所有残余。实际上，对纯粹个人主义农耕扩大的唯一障碍，是印第安部落的轻微问题。印第安人的土地，表面上受到与英、法、美三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保护，通常是集体拥有，而且经常被当作狩猎场。可由个人完全转让的财产不仅是唯一合理的安排，而且是唯一自然的安排，这种社会观点与相反社会观点间的全面冲突，也许在美国佬和印第安人的对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印第安事务专员争辩说：“（在妨碍印第安人学习文明的好处一事上）最有害、最致命的是，他们以公有方式占了国家太多土地，以及他们有权获取大量年金。这样一来，一方面会让他们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可以沉溺于徙居和游荡的习惯，而且会妨碍他们学习财产是属于个人所有的知识，以及定居家园的好处；另一方面则会助长他们懒散和缺乏节俭的习性，并满足他们的颓废品位。”[6] 因此，用欺诈、抢劫和任何其他合适的压力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只要有利可图，就是合乎道义的。
游牧的、原始的印第安人，并不是唯一一个既不理解也不希望理解资产阶级土地理性主义的民族。实际上，除少数开明者外，“强悍又有理智”的积极小农，以及上至封建领主下到穷困牧民的广大农村人口，都一致厌恶这一点。只有针对地主和传统农民进行政治和立法上的革命，才能创造出使理性少数成为理性多数的条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大部分西欧及其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史，便是这种革命的历史，虽然其全面后果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会表现出来。
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把土地变为商品。这必须打破保留在贵族领地上的限定继承权和其他有关出售或处理土地的禁令，如此一来可使地主遭受因缺乏经济竞争力而导致破产的有力惩罚，进而可让更有经济竞争力的购买者来经营。尤其是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新教国家早已这样做），必须将大片教会土地从中世纪非经济性的迷信行为中解脱出来，并开放给市场和合理开发。大批集体拥有的土地（因而也是使用不良的土地）、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土地、公用地、公共牧场、林地等，同样也必须能为私人企业所用。必须把它们区分成个人用地和“圈地”，以等待他们来使用。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土地购买者将是既有事业心又足够认真的人，于是土地革命的第二个目标便可达到。
但是，只有当多数农民无疑将从其阶层中崛起时，他们才会转变为能够自由运用其资源的阶级，也才能自动向第三个目标跨出一步，即建立一支由那些无法成为资产阶级者所组成的庞大“自由”劳动力。因此，将农民从非经济性的束缚和义务（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向领主缴纳苛捐杂税、强迫劳动等等）中解放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解放还具有额外而且决定性的好处。对于自由雇工来说，鼓励追求更多报酬或受雇于自由农场的大门一旦打开之后，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表现出比强迫劳工（不管是农奴、奴工或奴隶）更高的效率。之后，就只剩下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必须实现。对那些现在正在土地上耕作，而且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都束缚于土地上的大量人口而言，如果土地得不到有效开发，他们便会成为剩余人口，因此必须割断他们的根，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流入越来越需要他们的城镇和工厂。换句话说，农民失去其他束缚的同时，也必须失去土地。[1]
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这意味着一般以“封建主义”著称的整套传统法律和政治结构，在那些还没有消失的地区必须加以废除。一般说来，1789—1848年这段时期，从直布罗陀到东普鲁士，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的广大地区，大多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已经实现这一目标。中欧要到1848年才发生类似变化，俄国和罗马尼亚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在欧洲之外，美洲表面上取得了类似成果，巴西、古巴和美国南部是主要例外，那里的奴隶制度一直持续到1862—1888年。欧洲国家直接管理的几个殖民地区，特别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法制革命。奥斯曼以及埃及在短时期内也这样做了。[8]
达成土地革命的实际方法大多十分类似，除了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之外，在这几个国家中，上述意义的封建主义不是已经被废除就是从未真正存在（虽然有传统的农民共耕制）。在英国，剥夺大地产的立法既无实际需要，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因为大地主或农场主人已经融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模式在乡间取得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的抗争（1795—1846年）。虽然他们的不满带有一种传统式的抗议，反对那种席卷一切的纯粹个人主义利润原则，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不满的最明显原因，纯粹是想在战后萧条时期，继续保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高价格和高地租。他们的不满是农业的压力而不是封建的反动。因此，法律的主要利刃转向对付残余的农民、佃农和雇工。根据私人和一般的圈地法，从1760年起，大约有5 000个“圈地”分割了大约600万公顷的公用耕地和公用地，并转而成为私人持有地，而且还有许多不太正式的法令对这些圈地法做了补充。1834年的《济贫法》，旨在使农村贫民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从而强制他们迁离农村，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工作。而他们的确很快就开始这样做。19世纪40年代，英国有几个郡已处在人口绝对流失的边缘，而且从1850年起，逃离土地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丹麦18世纪80年代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虽然主要受益者不是地主而是佃农，以及在废除空地后被鼓励把其条田合并为个人持有地的那些土地所有者，这种类似“圈地”的过程大体完成于1800年。封建领地多半是分块卖给以前的佃农，虽然在拿破仑战后的萧条时期，因小地主比佃农更难生存，遂使这个过程在1816—1830年间放慢了速度。及至1865年，丹麦已成为主要由独立农民所组成的国家。瑞典不那么激烈的类似改革，也收到类似效果，因此到19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村社耕作和条田制度，实际上已经消失。该国以前的封建地区同化到自由农民已占优势的其他地区，就像在挪威（1815年后是瑞典的一部分，之前则是丹麦的一部分），自由农民已占压倒性优势一样。对较大面积土地进行再分割的趋势，在一些地区被合并持有地的趋势所抵消。最终的结果是农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丹麦在18世纪最后25年，牛的数量增加了1倍[9] ），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日益增多的农村贫民找不到工作。19世纪中期以后，农民的贫困导致一场该世纪所有移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农民先后从贫瘠的挪威、瑞典和丹麦移居他国（大部分前往美国中西部）。 2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法国封建主义的废除是革命的产物。农业的压力和雅各宾主义所推动的土地改革，超出了资本主义拥护者所希望的限度。因此法国整体上成了既不是地主和农场雇工的国家，也不是商业性农人的国家，而主要是各种类型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国家。他们成为此后所有不威胁夺走土地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持者。自耕农人数增长了50%以上（从400万增至650万），这是较早的估计，似乎是可能的，却又不容易加以证实。我们当然知道，这类自耕农的数量没有减少，而且在某些地区增长得比其他地区更快，但是在1789—1801年期间，增长40%的摩泽尔省（moselle）是否比保持不变的诺曼厄尔省（norman eure）更为典型，则有待进一步研究。[10] 从整体而言，土地状况相当良好。甚至在1842—1848年，除了部分雇工外，农民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难关。[11] 因此很少有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而这一事实则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
在大部分拉丁民族居住的欧洲地区、低地国家、瑞士和德意志西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力量，是决心“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立即宣布……废除什一税、封建制度和领主权利”[12] 的法国征服军，或与之合作和受其鼓舞的当地自由派。因而在1799年之前，法制革命已在邻近法国东部和意大利北部、中部的国家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通常只是完成一个早已取得进展的演变。1798—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失败后，波旁家族复辟，使得意大利南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工作推迟到1808年。英国的占领将法国势力排除出西西里，但那个岛上的封建主义，直到1812—1843年间才正式废除。在西班牙，反法自由派在加的斯成立的议会，于1811年废除了封建主义，而且于1813年废除了某些限定继承权，尽管通常是在那些因长期并入法国而深受法国影响的地区之外。然而，旧制度复辟延迟了这些原则的实际执行。因此，对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西北部和伊利里亚诸省［伊斯特利亚（istria）、达尔马提亚、拉古扎（ragusa），后来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地区］的法制革命而言，法国的改革只是开始或继续，而非完成。这些地区直到1805年后，才处于法国的统治或控制下。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有利于对土地关系进行彻底革命的唯一力量。赞成合理利用土地的纯经济理论，已给前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君主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也得出类似的答案。在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实际上已废除农奴制度，而且在18世纪80年代已使许多教会土地世俗化。出于类似的原因，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起义，俄国立窝尼亚（livonia）的农奴，正式恢复到他们较早时期在瑞典政府统治下享有的自耕农地位。然而这对他们没有丝毫益处，因为全能、贪婪的地主很快就把解放变成一种只能用来剥削农民的工具。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农民少得可怜的法律保障被清扫一光，而且在1819—1850年间，他们至少失去了1/3的土地，而贵族领地却增长了60%—180%，现在为他们耕作的是一群无地雇工。[13]
这三项因素，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府官吏的经济合理性论据和贵族的贪婪，决定了普鲁士1807—1816年间的农民解放。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因为法军刚刚粉碎了普鲁士，并且以极为戏剧化的力量彰显出那些没有采用现代方式，即法国方式的旧制度的绝望无能。像在立窝尼亚，解放与废除农民以前享有的适度法律保障，根本是里外不一的。为了回报领主答应废除强迫劳役和封建捐税以及赋予他们新财产权，农民被迫在其损失之外，还要把他旧有土地的1/2或1/3，或是相等数目本已不多的钱财，给予先前的领主。漫长复杂的法律转变过程，直到1848年离完成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形势已经很明显，领主受益最大，少数小康农民因其新财产权也多少受益，多数农民显然恶化，而且无地的雇工迅速增加。[2]
经济上的结果长期看来是有益的，尽管在短期内损失严重，就像在重大土地变革中经常见到的一样。到了1830—1831年，普鲁士的牛羊数刚恢复到该世纪初的水平，地主现在拥有较大的土地份额，而农民只有较小的份额。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耕地面积大致增长了1/3以上，而生产力则增加一半。[15] 农村剩余人口显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农村状况极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饥荒，在德意志也许比爱尔兰和比利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严重），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6%，下降到1835年的51%。[16] 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17] [3]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2/3的土地是教会的[19] ），其中一些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20]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3/4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21]
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土地的大规模再分配，并没有如预期中确定的那样，创造出一个具有企业精神、进步积极的地主或自耕农阶级。在经济不甚发达和道路难以到达的地区，中产阶级购买者（城市律师、商人或投机者）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地投资土地，并费力把它经营成良好的商业性事业，而不是轻轻松松地从前贵族或教士地主那里，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后再将这些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行使在金钱而非传统和习俗之上。在南欧的广大地区，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领地”，更加强了旧贵族特色。大型领地的集中现象，在有的地方略微减弱，如意大利南部；有的没有变化，如西西里；有的甚至加强，如西班牙。在这类社会中，法制革命就这样用新封建加强旧封建；而且小购买者，特别是农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从土地出售中获益。可是，在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古老的社会结构仍是那么强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设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妇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们别无他法，就饿死在那里。意大利南部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但是，即使农民实际获得土地，或被确认具有所有权，像在法国、德意志一些地区或斯堪的纳维亚一样，他们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自动转变为富有进取心的自耕农阶级。而正是因为这一单纯的原因，当农民想要土地时，他也很少想要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农业经济。 3
对传统旧制度而言，尽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还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某种经济保障，更不用说它被习俗和传统奉为神圣了。周期性饥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劳动重负，都属于天灾；只有在异常艰难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会成为那些该为此负责者所造成的人祸。以农民的观点来看，法制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权利外，什么都没有给，但却拿走了许多。因此在普鲁士，解放赋予农民2/3或1/2的旧有耕地，并使他们摆脱强迫劳役和其他赋税；但解放同时也正式剥夺了农民如下的权利：歉收和牛瘟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采集或购买便宜木柴的权利；修建住房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穷困潦倒时请求领主帮助缴税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里放牧牲畜的权利等等。对一个穷苦农民来说，这似乎是个极其严苛的成交条件。教会土地可能经营得很差，但这一事实本身倒颇受农民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块土地上享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公地、牧场、森林划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从穷苦农民或佃农那里夺走他（宁可说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有权享有的资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场，意味着农民可能必须卖掉土地以维生；农村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则意味着一个最冷酷精明的阶层取代了旧领主，或在旧领主之外继续剥削农民。总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义，就像某种无声的轰炸，粉碎了农村以往的社会结构，而除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一种叫作自由的一无所有。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千真万确，这是工程师的光辉时代。
——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1]
哦，进步的人们，
面对如此之多的见证，
向我们夸耀火车头的力量，
向我们夸耀蒸汽和铁路。
——波米叶（a. pommier）[2]
1
在1848年之前，唯有英国经济实际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因此支配了世界。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已有充分理由确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3] 指出，这种情况在20年之内便可见到。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日耳曼人也已在致力于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前景并不等于成就。及至19世纪40年代，非英语世界的实际工业变革仍是有限的。例如，1850年时，在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以及巴尔干半岛，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00英里，而在欧洲之外的各个大陆（美国除外），铁路线的总和还不足此数。如果我们略去英国和其他少数地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1788年相差无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此时犹如以往一样，仍是农民。在1830年时，毕竟仍只有一个西方城市（伦敦）有100万以上居民，一个城市（巴黎）有50万以上居民。而且，如将英国除外，只有19个欧洲城市有10万以上的居民。
在英国以外的世界，这种变革的缓慢性，意味着经济活动继续受着千百年来收成歉丰的旧周期控制，而不是工业景气和不景气交替出现的新周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论的这个时期结束。1857年的危机，可能是第一个既是世界性又是由农业灾祸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危机。顺便一提的是，这一事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工业地区和非工业地区的变革节奏，在1780—1848年间分道扬镳了。[1]
在1846—1848年间，造成欧洲大多数地方惶恐不安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以农业为主导的旧式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经济旧制度的最后一次崩溃，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英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在英国早期的工业社会阶段中，最糟糕的一次衰退发生于1839—1842年间，这次衰退纯粹是出于“现代”原因，而且其时间正好与相当低廉的谷物价格时期相吻合。英国内部自发性的社会骚动，在1842年夏季表现为无计划的宪章派大罢工（即所谓的“塞子暴动”）。在同样的骚动于1848年降临欧洲大陆之时，英国正在承受的，只是漫长的维多利亚扩张世纪的第一次周期性萧条。另一个工业或多或少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利时，其经济情况亦是如此。一场没有在英国发生相应运动的欧洲大陆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注定失败了。马克思未预见到的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均衡发展，将迫使欧洲大陆独自起义。
然而，在1789—1848年间，值得注意的不是以日后的标准而言规模很小的经济变化，而是当时正在明显发生的根本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变化。世界人口——特别是处于双元革命轨道上那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人口数量在约150年的时间中成倍增加。由于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几个国家保留下相当于人口普查的任何资料，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也大都很不可靠[2] ，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空前未有、极端惊人的。（或许像俄国这种人口不足以填补其无人地区以及迄今未开发地区的国家，应排除在外。）美国的人口（在大量移民和一块无空间和资源限制的领土鼓舞下）已在1790—1850年间增加了6倍以上，从400万跃升到2 300万之多。1800—185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若从1750年计，则几乎增加了两倍。1800—1846年，普鲁士（以1846年边界为准）的人口也几乎增加了1倍，欧俄部分（芬兰除外）亦是如此。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在1750—1850年的百年之间，也几乎增加1倍，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其增长速度没那么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3。
欧洲之外，我们所知较少。不过，中国人口看来在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曾迅速增加，直至欧洲干涉和中国政治史上传统的周期性运动，导致清王朝兴盛的统治走向崩溃为止。[3] 在拉丁美洲，人口增长速率大概与西班牙相当。[4] 亚洲的其余地区，没有任何人口激增的迹象。非洲的人口可能依然保持稳定。唯有在一些白人殖民者居住的空旷地区，人口才以真正特别高的速率增长，如澳大利亚，1790年时实际上尚无白人居住，可是到1851年，白人人口已达50万。
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自然极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不过，我们应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经济革命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为若非如此，这般迅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之后继续维持下去。（以爱尔兰为例，由于没有持续的经济革命予以补充，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没有维持下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的世界：极目尽是儿童，尽是正处于生命全盛期的年轻夫妻或年轻人。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交通。铁路在1848年时尚处于公认的幼年时期。不过，在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意志，铁路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了，甚至在修建铁路之前，依从前的标准来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惊人。例如，奥地利帝国（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间，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其公路里程也因此扩充了2倍。[5] 比利时在1830—1850年间，几乎将其公路网增加了1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将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里程增加了几乎1倍——这大多得感谢法国的占领。美国则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业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庞大，其邮车道路网扩充至8倍以上，从1800年的2.1万英里，增加到1850年的17万英里。[6] 正当英国完成其运河网系统时，法国也开挖了2 000英里的运河（1800—1847年），而美国则开通了至关重要的伊利运河（erie）、切萨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之间的运河等水路。从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1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1822年），并定期航行于多瑙河上。（1840年时，约有蒸汽轮船37万吨位，帆船900万吨位，不过，实际上，汽船可能已负担了大约1/6的运输量。）为了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国再次胜过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快要赶上英国。[4]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时已告实现的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无疑，那种能在四天之内（1834年），将全体俄国人民的沙皇从圣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马车运输，是普通人难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邮车却是他们搭得起的。在1824年后，快速邮车可在15个小时内从柏林直驱马格德堡（magdeburg），无须再花费两天半的时间。铁路，加上希尔（rond hill）于1839年首倡的邮政标准化收费创举（1841年又因发明了粘贴邮票而更为完善），使得邮件数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这两项发明之前，在不如英国那样发达的各个国家中，邮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间，法国每年发出的信件数量，从6 400万件增至9 400万件。帆船不仅更为快捷，而且更为安全可靠，其平均吨位也更大。[7]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改进当然不如铁路那样鼓舞人心。不过，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壮丽桥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坞，尤其是如飞燕展翅的快船，以及优美漂亮的新式邮车，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业设计产品。作为便利旅行交通，连接城乡和贫富地区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赞叹。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交通运输的改进，因为在前工业时代，抑制人口的因素与其说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还不如说是饥荒和缺乏粮食的周期性灾难（经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饥荒变得没那么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类交通运输的改进，当然，还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参见第十章）。
第三项重大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方面。无疑，并非处处都是如此。例如，没有迹象显示卡拉布里亚或阿普里亚的农民准备迁徙，每年运往下诺夫哥罗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场的货物量，也没有增至任何令人惊讶的程度。[8] 但是，综观整个双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已有排山倒海之势。1816—1850年间，约有500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移民他邦（其中将近4/5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的洪流也变得更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至3倍，在1780—1850年间，更增加至4倍多。以日后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无疑是很平常的，[5] 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标准来看——那毕竟是当时人用以比较的标准——这些表现全都超越了他们最狂放的梦想。 2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无论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都无法忽略1830年这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迅速地加快。在英国以外的地区，相对于1830年的快速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即时性的进步。唯有美国例外，它在独立战争之后大步迈进，至1810年时，其耕地面积已增加了1倍，船队吨位增加了6倍，并且在整体上显示了它的未来潜力。［美国在这段时期的进步，不仅有轧棉机，还有汽船以及流水作业生产线的早期发展——伊文斯（oliver evans）成立了装有传送带的面粉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日后工业的绝大部分基础已经奠定下来，特别是重工业，但这些基础在战争结束时，大多已荡然无存，战争的结束为各国带来了危机。从整体上看，1815—1830年间，是一个挫折时期，至多也只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各个国家都在整顿它们的财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严厉地紧缩通货（俄国于1841年成为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国内危机和国外竞争的双重打击下，各个工业部门摇摇欲坠，美国棉纺织业所受的打击更是异常严重。都市化进展缓慢。直到1828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与城市人口不相上下。农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德意志尤为如此。观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强劲扩张的英国之外的经济增长，无人会倾向于悲观，但却也很少有人会认为除了英国，可能美国也除外，有任何国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以新兴工业的一项明显指数为例：在英、美、法三国之外，世界上其余地方的发动机数量和马力，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统计学家的注意。
1830年后（或在此前后），形势急速改变；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无产阶级、快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险——已成为西欧严肃讨论的普遍问题，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梦。1830—1838年，比利时的蒸汽机数目增加了1倍，马力增加了两倍：从354部蒸汽机（1.1万匹马力）增至712部（3万匹马力）。至1850年，这个幅员虽小却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拥有了近2 300部发动机，6.6万匹马力，[9] 还有近600万吨的煤产量（几乎是1830年产量的3倍）。在1830年时，比利时采矿业中还没有出现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几乎有半数的煤产量是来自这种股份公司。
在这20年中，法国、德意志诸邦、奥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相似的数据可供引用。例如，德意志的克虏伯家族（krupps）于1835年安装了第一部发动机；1837年，巨大的鲁尔煤田开挖了第一批矿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钢铁中心维多科维斯（vitkovice）设置了第一批焦炭炼铁炉；1839—1840年，伦巴底有了法尔克（falck）的第一个轧钢厂。若要一一列举这些类似资料，难免单调乏味。由于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时期，要到1848年后才开始，因而列举这些资料就显得更加单调乏味，只有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例外。1830—1848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工业地区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业中心和企业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是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回顾19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了解令人兴奋的技术实验和不满足于创新的企业精神意味着什么了。它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但是，麦考密克的第一部机械收割机（1834年）和1838年从芝加哥东运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麦，只是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险生产了100部收割机的工厂，直至今日仍应为它的大胆而受到称赞，当时“要找到敢冒风险而且有勇气和精力的伙伴，来投资生产收割机这种高风险事业，实在很困难，要说服农民使用收割机，或者赞许这项新发明，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10] 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计划地兴建欧洲的铁路和重工业，以及碰巧发生的投资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尔耶（pereire）兄弟没有在1851年后成为工业金融的伟大冒险家，他俩于1830年徒劳地呈交给法国新政府的那项计划——“一个负责借贷的政府部门”，企业家可在此经由最富有的银行家中介担保，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所有拥有资本的人借款——也就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11]
在英国，是消费产品（通常是纺织品，但有时也包括食品）带动了工业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国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产业（铁、钢、煤等）已显得更为重要了。1846年，比利时工业雇员中有17%受雇于资本产业工业，而英国则在8%—9%之间。至1850年，比利时有3/4的工业使用蒸汽动力，并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上。[12] 犹如英国一般，大多数的新工业设施（工厂、铁厂或矿场）规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劳工负责操作，他们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这类劳工随着工厂和市场的需要而诞生，最终也将为这两者所摧毁。在比利时（1846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平均劳工数目分别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劳工数目不过只有6—7人。[13] 另一方面，此时的工业化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们所预期日后将成为工业区的地方，有时像是被农业用地包围的一小块领土，人们正运用着拓荒者的经验，以更加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并经常享受着来自政府有计划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亚（1841年），3/4的棉纺工人就业于百人以上的工厂中，而且其中几乎有半数就业于15个200人以上的工厂。[14] （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织布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的。）在此时已占显著地位的重工业中，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时的铸造工厂（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时的煤矿区则平均约有150名工人（1846年），[15] 至于像瑟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那样的工业巨人（该厂雇用了2 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的工业景象，颇似岛屿星罗棋布的湖泊。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意志中部和波希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在法国有诸如米卢斯（mulhouse）、里尔（lille）和卢昂（rouen）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伯费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和克雷费尔德（krefeld），以及比利时南部和萨克森。如果我们把广大的独立工匠、在冬季制作产品以求出售的农民，以及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么岛屿就是工厂、矿场和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在这片风景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水域；或者说——采用稍稍更接近于真实的隐喻说法——是环绕在工商业中心周围，小规模生产或依附性生产的芦苇草。稍早建立起来作为封建制度附属物的家庭工业和其他工业，也依然存在。其中大多数——例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处于悲剧性的迅速衰落之中。[16] 大城市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尽管城内有大量的劳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满足消费、交通和各种服务业的需要。世界上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中，除了法国的里昂外，唯有英、美两国的城市，明显地包罗了工业中心。以米兰为例，1841年时，全城只有两部小型蒸汽机。事实上，典型的工业中心（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都一样），只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或是村庄复合体。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欧洲大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的工业化并不同于英国，即以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自发进展的前提条件，在欧洲大陆还不如英国那般有利。如我们所知，英国在经历了约200年的缓慢准备后，并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真正短缺，实际上也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其他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例如，德意志有明显的资本短缺。德意志中产阶级那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便显示了这种短缺。虽然如此，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却完美地化身为比德迈尔（biedermayer）风格，一种迷人而又稳重的室内设计。人们常常忘记，根据当时德意志的标准，歌德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在魏玛（weimar）的房屋，比起英国克拉彭（pham）地区节俭银行家的舒适标准，要绰绰有余（却也好不了太多）。在19世纪20年代的柏林，宫廷贵妇，甚至公主，终年都穿着简朴的密织棉布衣裙。如果她们拥有一套丝绸服装，通常都留到特殊场合才穿上。[17] 由师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传统行会制度，仍然阻碍着工商企业的发展，阻挠着技术工人的流动，而且实际上阻碍着一切经济变革。普鲁士于1811年废除了手工工匠必须归属行会的义务，却没有废除行会本身，而且，行会成员还由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立法，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直到19世纪30和40年代，行会的生产模式几乎依然如旧，未受触动。于是全面引进“自由行业”，不得不等到19世纪50年代。
一大批各有控制权力和既得利益的小邦国，阻止了工业化的合理发展。唯一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不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出于自己的利益，运用它在1818—1834年间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功地建立了该同盟。每一个政府，无论是重商主义的还是父权专制的，为了社会稳定，都向卑微的臣民颁布了大量的规章和行政条例，但同时却也激怒了私营企业家。普鲁士政府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的质量和价格、西里西亚家庭亚麻织布业的活动，以及莱茵河右岸矿业的经营。人民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才能开办矿场，而在开张经营后，政府的许可也可能被撤回。
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其他国家也相似），工业发展不得不以与英国不同的方式进行。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插手工业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已经惯于此道，也因为它不得不这么做。1822年，荷兰联合省国王威廉一世创立了“荷兰全国工业促进总会”，他不但捐赠国家土地，还认购了40%左右的股票，而且向其他认购者担保5%的红利。普鲁士政府继续经营该国相当大部分的矿场。新的铁路系统即使不是由政府实际建造，也无一例外是由政府规划、提供有利的土地使用权，并担保投资以资鼓励。事实上，到此时，唯有英国的铁路是完全由承担风险和谋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所兴建，投资者和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的津贴和担保。设计最早和最好的铁路网络在比利时，是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进行规划，旨在使这个新独立国，从以荷兰为基地的交通系统（主要是水路）中分离出去。1833年，法国议会决定兴建法国铁路网，但是，政治上的困难和大资产阶级不情愿以安全投资换取投机性投资，延迟了铁路网的系统性建设。1842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兴建铁路网，普鲁士也有相似计划，但都因资源贫乏而延后。
出于类似原因，欧洲大陆上的企业要远比英国企业更依赖于足够现代化的实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立法，以及金融机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已经产生了上述两者。《拿破仑法典》，以其重视合法保障的契约自由、承认汇票和其他商业票据，以及对合股企业（如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公司，全欧洲都采用，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安排处理，而成为世界通用的模式。此外，金融业的各种发明创造，也在国外广受欢迎，这些创见出自那些主张革命的年轻圣西门主义者和皮尔耶兄弟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他们最伟大的胜利，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繁荣时代才告实现；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的苏塞特集团（société générale）就已经开始将皮尔耶兄弟所预见的那种投资银行付诸实践，荷兰的金融家（虽然大部分实业家尚未听说过他们）也采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主张。实质上，这些主张旨在把各种各样的国内资本源动员起来。这些资本原本是不会自发地通过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而流向工业发展，就算资本拥有者想要投资，也不会知道该投向何处。1850年后，欧洲大陆产生了大银行既是银行家又是投资者的独特现象（德意志尤为如此），因而大银行也支配了工业，并且促进了工业的早期集中。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时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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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3]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 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4] 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 presse ），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 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2] 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 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 ；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 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 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 ］，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2
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等级意识，已经彻底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tsrat von 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12] 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子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借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职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每一个工厂主，就像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工厂里。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百个工人，而里昂的破坏活动，就像是圣多明各的那种暴动……威胁社会的野蛮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中产阶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局势的性质；他应当知道他的处境。
——吉拉丹（saint-marc girardin），《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权，
总得披大氅，挂绶带。
我们为你们大人物纺纱织布，
死后却不包裹尸布就草草掩埋。
我们是织布工，
却赤身裸体，无遮无盖。
你们的统治行将结束，
我们掌权的日子就要到来。
我们为旧世界织好了裹尸布，
造反的吼声已响彻天外。
我们是织工，
从此衣冠整齐，有穿有戴。
——里昂纺织工人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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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发现自己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道路上的贫民来说，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三种可能性，而且他们在当时仍难以进入的传统社会领域内，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三种可能性是：他们可以争取成为资产阶级；或让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第一条道路对那些身无分文得以赚取财产或接受教育的人来说，不仅实行起来有困难，而且也颇令人厌恶。纯功利式的个人主义社会行为，秉持的信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理论上看似合理的丛林竞争法则，在成长于传统社会之人的眼中，无异于淫乱的魔鬼。1844年，绝望的西里西亚麻布手织工，为了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起义。[1] 起义工人中有人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发明了各种巧妙无比的技巧，用来削弱和破坏别人的生计。唉！但再也没有人会想到《圣经》第七条戒律的训示：你不能偷盗。他们也没记住路德对这一条戒律的评注，路德说：我们应当敬畏上帝，我们不能拿走邻居的钱财，不能用假货和欺诈的交易去获取钱财，相反，我们应当帮助邻人保护并增加其生计和财产。”这段话代表了所有发现自己简直是被地狱的力量拖入深渊之人的心声。他们要求的并不多。（“过去富人常给穷人以施舍，而穷人安于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因为在那时，下层人不像他们今天那样，很少需要夸耀用的衣着和打扮。”）但即使这么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剥夺了。
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制，即使经过最合理的计划，也少不了野蛮的行为。以济贫税救助低薪劳工的“斯平汉姆兰”制度，由乡绅主导实行，并深受劳工依赖，虽然经济学上对这种制度的反对已成定论。作为缓和贫困的一种方式，基督徒式的施舍毫无助益，就像在大量兴办慈善事业的教皇国家可以见到的那样。但它不仅在传统的富人当中普受欢迎，而且也在传统的穷人当中普受欢迎。富人把它看作是防止邪恶平权的手段（这种平权观念是“那些坚持自然创造的众人都是平等的，而社会差别纯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梦想家所提出的[2] ）；而穷人深信，他们有权获取富人餐桌上的面包屑。在英国，有一道鸿沟把互助会（friendly society）中产阶级提倡者和贫民分隔开来，前者认为互助会完全是个人自助的一种形式；而后者还把它当作，并且根本常常当作是举行欢乐聚会、仪式、宗教祭典和庆祝活动的社会团体，这对互助会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认为，在这些方面，纯粹的自由竞争并未给他们带来实际好处，因而加以反对，这使那种抵制更为强化。谁也不比顽强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主更热心于个人奋斗精神，没有一部宪法像美国宪法那样——或者他们的法学家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以前还认为的那样——反对类似联邦童工立法那种对自由的干预。但是如我们所见，却也没有谁比他们更坚定地致力于对其实业的“人为”保护。新式机械是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主要好处之一。但是，不仅劳工卢德派（luddites）奋起捣毁机器，当地的小商人和农民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也认为改革者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政府则不得不于1830年发出措辞严厉的通告，指出“机器应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3] 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垒之外，新兴企业家怀着动摇和疑惑的心情，着手完成他们破坏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历史任务，这更加强了穷人的信念。
当然，也有一些劳动者极力跻身于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遵循节俭、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训诫。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道德和说教读物、戒酒运动和致力传道的新教当中，随处可见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视为其荷马的那类人，而事实上，这样的团体吸引了或许还鼓励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1843年创立的罗顿节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于小伙子，大部分是棉纺织工人，他们发誓戒酒、不赌博，并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里培养了五个纺纱厂老板、一名教师、两名俄国棉纺厂经理，“和不少取得诸如经理、监工、机械工工头、合格校长之类的体面职位，或变成体面的店铺老板”。[4] 显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这种现象不那么普遍，在那些地区，工人阶级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狭窄得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道路也不特别宽广；而激进中产阶级对熟练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响，也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显然有更多人面临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灾难，遭受贫困和剥削，麇集于凄凉污秽的贫民窟或正在扩大的小规模工业复合村，因而陷于道德沦丧。失去了传统制度和行为指南之后，人们怎能不沦入以权宜之计临时糊口的深渊呢？许多家庭在每周发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们的毛毯典当出去[1] ；而酒精则是摆脱曼彻斯特、里尔或博里纳日（borinage）等工业重镇折磨的捷径。酗酒大众几乎已成为轻率失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现象，“酒瘟”开始在全欧洲蔓延。[5] 也许那个时代无数感叹酗酒日益严重、妓女或男女淫乱日益败德之人，有些夸大其词。不过，1840年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德意志，有计划的戒酒宣传突然大增，有中产阶级的，也有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形显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既非学究专属，也不限于任何单一阶级。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暂，但在该世纪的其余时间，不管是开明的雇主还是劳工运动，对烈酒的厌恶仍然是共同的。[2]
但是，悲叹新兴城市和工业区贫民世风日下的同时代人，当然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恶劣。城镇和工业区在没有计划和监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一些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例如，街道的清扫、饮用水供应、卫生，更别提工人阶级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6] 这种城市状况恶化的最明显后果，便是传染性疾病再度出现（主要是水源性传染病）、广泛流行，特别是霍乱。霍乱从1831年起再度征服欧洲，并在1832年横扫从马赛到圣彼得堡的欧洲大陆，后来还曾再度爆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伤寒并未被当作什么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7] 此后，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不断增加。至19世纪30年代，该城有两种主要流行病（斑疹伤寒和霍乱），19世纪40年代则有三种（斑疹伤寒、霍乱和回归热），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两种，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视城市卫生的情况改善为止。忽视城市卫生的可怕后果，又因为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未曾亲身感受，而更显严重。本书所论时期的城市发展，以飞快的速度将不同阶级隔离开来，新兴的劳动贫民，被推入政府、商业中心以及新辟的资产阶级专门住宅区之外，溺陷于黑暗的苦难深渊。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大城市，几乎被普遍地划分为“豪华”的西区和“贫穷”的东区。[3] 除了劳工自己主动兴办的设施外，在这些新兴的劳工聚居区里，除了酒馆，或许还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没有公共设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后，当新的流行疾病从贫民窟蔓延出来，开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绝望群众，以社会革命吓坏了当权者的时候，有计划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开始进行。
酗酒还不是世风日下的唯一象征，杀婴、卖淫、自杀和精神错乱等社会现象，都与这场社会和经济的大灾难有关。这项发现主要得感谢当时的科学家对我们今日称为社会医学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4] 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经常是无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暴力犯罪表明了个人对威胁着要吞噬驯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泄。盛行于此时的天启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参见第十二章），也处处表明：对毁灭人类的社会大震动，人们表现出类似的无能为力。例如，霍乱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马赛以及信奉新教的威尔士，都同样造成了宗教复兴。
在社会行为的各种扭曲形式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与“自助”有关。这些形式都是逃脱贫民劳工命运的企图，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记贫困和羞辱的企图。那些相信来世的人、酒鬼、小偷小摸、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业主，都对其集体状况视而不见，并且（小业主除外）都对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漠不关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这种群众性的冷漠态度所起的作用，比人们经常认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种情况绝非偶然：技术最不熟练、受教育最少、最无组织性，因而也最没希望的贫民，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政治态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鲁士哈勒（halle）城的选举中，有81%的独立手工业师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练建筑工人参加投票，而在工厂和铁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当中，只有46%的人参加投票。[9] 2
逃避和失败之外的另一选择就是暴动。当劳动贫民，特别是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暴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实际上不仅是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骚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
1815—1848年间的劳动贫民处境，着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是任何通情达理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众人普遍认定，贫民的处境正在日渐恶化。在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所需的增长，并且得到了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支持。那些对工人阶级的前景持乐观看法的人，比抱悲观看法的人少一点，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至少有14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作为讨论主题的。而且，关于“日益贫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证实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作为学术奖励的论文题目。16位竞争者中，有10位认为已得到证实，只有2位认为这些抱怨没有得到证实。[10] 从这类意见占有的压倒性多数，便可看出贫民普遍陷于令人绝望的苦难之中。
无疑，乡村实际存在的贫困状况，显然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在无地的工资劳动者、乡村家庭作坊工人，当然还有拥有土地但很贫困的农民，或靠贫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间。那些发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不可逃避的饥荒，就算没有额外灾难的干预，诸如破坏了西里西亚家庭亚麻工业基础的英国棉纺织品竞争，情况也是如此。1813年的伦巴底歉收，造成许多人仅靠吃肥料、干草、豆叶和野果制的面饼维持生命。[11] 甚至在瑞士这样稳定的国家里，像1817年那样的歉收年，也会造成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惨况。[12] 与爱尔兰饥荒的大灾难比起来，1846—1848年的欧洲大陆饥民也显得黯然失色，但这样的饥荒已经够现实的了。在普鲁士的东部和西部（1847年），1/3的居民已无面包可吃，仅靠马铃薯维生。[13] 在德意志中部山区，简朴、贫穷的制造业村庄里，男男女女坐在圆木和长凳上，很少有帘子或桌巾，没有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锡杯喝水，居民已有点习惯了马铃薯食品和淡咖啡。在饥馑期间，救济工作者不得不让居民吃他们提供的豌豆和稀粥。[14] 因饥饿而产生的斑疹伤寒，在佛兰德斯和西里西亚的乡村肆虐，在那里，农村的麻布织工与近代工业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但事实上，除去爱尔兰那样的全面灾难之外，吸引大多数人注意的苦难——许多人都认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业区的苦难，那里的贫民不像农村那般消极地挨饿，也不像他们那么不显眼。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仍是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我们所见，城市贫民的一般处境无疑是恶化了。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以及各个经济时期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这些问题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不过在1848年以前（英国也许在1844年以前），任何显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发生，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肯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当罗斯柴尔德伯爵夫人佩戴价值150万法郎的珠宝出席奥尔良公爵的化装舞会时（1842年），正是布赖特（john bright）这样描述罗奇代尔妇女的时候：“2 000名妇女和少女唱着圣歌走过街道，这是非常独特、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这支奇异的队伍走近了，她们是可怕的饥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状难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几乎沾满了泥土，也会被当作美食吞下去。”[15]
事实上，在欧洲广大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恶化。不仅（如我们所见）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无法与城市轻率而又无计划的发展同步，在1815年到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货币工资（经常是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许多大城市的食品生产和运输价格也随之下降。[16] 那个时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时间差之上。但除了这种时间差之外，光是饮食习惯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三餐，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不加重视或无钱购买，就足以导致营养恶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可能导致健康恶化一样。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而且当然也是上层、中等和工人各阶级之间）在身体和健康上的特大差异，显然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和英国的统计学家，特别重视研究这一课题。19世纪40年代，维尔特郡（wiltshire）和拉特兰（rund）乡村雇工（未必是一个饱足的阶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劳工的预期寿命高1倍，但那时，仅举一个例子来说，“直到手工业改用蒸汽动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纪末，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刀剪业中，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这种疾病而翻肠呕吐的工人比例，30多岁年龄层中有50%的人，40多岁有79%，50岁以上更达100%。[17] 此外，经济上的变化使广大劳工阶层发生了转移或取代，这种变化有时对他们有利，但更多时候是使他们感到悲哀。广大居民群众因尚未被新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吸收，仍旧永远处在一个贫困无告的底层，甚至更多的群众，被周期性的危机推向失业深渊，这种危机几乎不可预测，它们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反复发生的。一次这样的经济萧条，可以使博尔顿（1842年）或鲁贝（roubaix，1847年）2/3的纺织工人失去工作。[18] 20%的诺丁汉（norttingham）居民，1/3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实际上可能都是贫民。[19] 像英国宪章主义那类运动，因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压在千百万劳动贫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负——又将使它一次次复活。
在这些一般性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特殊类型劳动贫民所面对的特殊灾难。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把所有劳工都推进机械化的工厂中。相反，在少数已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区周围，增加了许多前工业革命的手工业者、某些种类的技术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劳工大军，工业革命常常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劳动力长期短缺的战争期间。19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和市场的无情发展，开始把他们甩到一旁。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人变成了依附者，人则变成了“人手”。在经常是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产生了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手织工、网状织物编织工等等——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不熟练或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类似在19世纪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诺里奇（norwich）和邓弗姆林（dunfermline）织工，过去通过谈判确定的“价目单”已变成废纸片的伦敦家具制作工，已沉沦于血汗和工场泥淖、变成流浪无产者的欧洲大陆技术工人，以及已丧失其独立性的手工业者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是技术最熟练、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劳动人民的精英。[5] 他们不知道，他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自然，他们会寻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们会抗议。[6]
在物质上，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时他们却是不自由的，要在老板或监工的强力控制下，忍受极其严苛的纪律管束，他们得不到法律援助来对付老板监工，因为公共保护才刚刚起步。他们不得不在老板规定的钟点和轮班时间工作，接受老板为了确保或增加利润而施行的惩罚和罚款。在一些闭塞的地区和行业中，他们不得不在老板的商店里购物，还常常得被迫领取实物工资（这样可使厚颜无耻的雇主赚取更多利润），或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里。无疑，农村小伙子或许会认为这种生活比起他们的父辈，依赖性可能小一点，情况或许还要好一些；而且在欧洲大陆那种带有强烈家长制传统的行业里，老板的专横，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时提供的福利设施所抵消。但对自由人来说，进入这样的工厂充当一个“人手”，无异于陷入一种奴隶状态，因此除非快要饿死，否则他们都宁可避而远之。即使进了工厂，他们在抵制严厉纪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顽强得多。所以工厂主人多半倾向于招收女工和童工。当然，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即使是工厂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物质状态也趋于恶化。
不管劳动贫民的实际状况如何，毫无疑问的，他们当中每一个稍会思考的人——那些不接受穷人命该受苦受难、不相信命运无法改变的人——都认为：劳工是受到富人的剥削才变得穷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穷人受苦就是因为富人受益。资产阶级的社会机制，根本就是残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的。《兰开夏合作者》ncashire cooperator）一书写道：“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工人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谁种植、饲养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饱的穷苦劳工。是谁建造了被不事劳动和不事生产的富人所占有的房屋、大厦和宫殿？是工人。是谁纺出了所有纱线和织出了所有布匹？是纺纱工和织布工。”然而，“劳工始终是穷人和赤贫者，而那些不干活的却是有钱人，并且拥有过分充足的财富”。[20] 而绝望的农村雇工（甚至到今天，黑人灵歌歌手还在重复吟唱着），说得虽没那么清晰，但也许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钱来买的话，
那么富人可以活，穷人就该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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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对穷人的呼声做了回应。我们不应把劳工运动和历史上经常可见的集体反抗相混淆，后者所反对的只是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也不应与已成为劳工特有的罢工或其他斗争形式相混淆。劳工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但19世纪劳工运动的新现象，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抱负。“穷人”不再讨好“富人”。一个特定的阶级，劳工、工人或无产阶级，面对着另一个阶级，雇主或资本家。法国大革命赋予这个新兴阶级信心，工业革命则使它铭记经常动员的必要性。适当的生活，并不是偶尔的抗议便能实现的，那种抗议只能恢复早已稳定但暂时被打乱的社会平衡。它需要的是永远保持警惕、加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运动”——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以及工人阶级学校、报刊或宣传鼓动。但是，那种不断翻新、快速更动而且几乎吞噬他们的社会变革，促使劳工们以自身的经验和要与压迫者相抗衡的理想为基础，从全面改造社会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会的永恒理想，而是一种长久而且切实可行的现存社会替代物。穷人总是把自由社会的理想置诸脑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进行普遍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给我一个其热情和贪婪已被信仰、希望与仁慈所平定的民族；一个视尘世生涯如朝圣之旅，而将彼岸人生视为真正故土的民族；一个崇拜基督教英雄主义的极度贫穷与苦难的民族；一个热爱与崇拜耶稣基督这位一切被压迫者的先驱，以及他的十字架（普遍得救之工具）的民族。我说，给我一个用主的模式铸造的民族，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很容易挫败，而且不可能被人们想起……
——《天主教文明》[1]
但是，当拿破仑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莫洛肯派（molokan）异教徒农民］相信，他就是约沙王（jehoshaphat）峡谷里的那头狮子，如同他们的古老赞美诗所说的那样，他注定要推翻那位虚假的沙皇，而恢复真正的白沙皇（white tsar）的皇位。因此，坦博夫省（tambov）的莫洛肯教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代表团，穿着白色服装去迎接他。
——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关于俄国的研究》（studien ueber...rus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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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世界，人们思考的东西是一回事，而他们借以思考的术语则是另一回事。对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世界（中国也许是个主要例外）来说，除了少数受过教育和思想解放之人，其他所有人借以思考这个世界的术语，都是传统宗教的术语，以致在某些国家，“基督教徒”一词根本就是“农民”或“人”的同义词。在1848年前的某个阶段，欧洲的某些地方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在受到双元革命影响的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宗教原本像是无垠的天际，覆盖众人、包含万物，地面上的一切皆无所逃遁；如今却像是人类苍穹中的一堆云朵，只是一片广大、有限而且变化不断的景致。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变化中，这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其实际后果比当时人们所想象的要模糊一些，不确定一些。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然，史无前例的是群众的世俗化。在不受束缚的贵族当中，他们一方面对宗教秉持绅士式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谨小慎微地履行宗教义务、参与宗教仪式（为下层阶级树立榜样），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3] 尽管贵族妇女们，如同其他女性一般，依旧要虔诚得多。文雅而有教养的人们，表面上可能是一位最高主宰的信仰者，尽管这个最高主宰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功能，并且肯定不会干预人类活动，或要求除了真心承认之外的任何崇拜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宗教的看法却是相当傲慢，而且常常是公然敌视。即使他们准备宣布自己是坦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据说，拿破仑问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ce），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上帝被置于何处，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公开的无神论者仍然比较少，但是，在那些树立了18世纪后期知识风尚的开明学者、作家和绅士之中，公开的基督教信仰者甚至更为稀少。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的精英之间，有一种欣欣向荣的信仰的话，那一定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和反教会的共济会。
在文雅而有教养的阶级男性中，脱离基督教的过程可上溯到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它所造成的公众影响相当惊人且相当有益。曾经折磨西欧和中欧达数世纪之久的巫术审判，如今已交由死后的世界去执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脱离基督教的正义性了。但是，在18世纪早期，脱离基督教的现象几乎未曾影响到下层甚至中等阶级。不以圣母、圣徒和《圣经》语调说话的意识形态，依然与农民无涉，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至今仍戴着基督教假面的古老神祇和精灵了。在那些以前会被异端吸引的手工业者当中，存在着非宗教思想的涌动。皮匠是劳动阶级知识分子中最顽固的一群，曾出现过像贝姆（jacob boehme）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似乎已开始对任何神灵持怀疑。无论如何，在维也纳，他们是唯一同情雅各宾派的手工团体，因为据说这些雅各宾派不信上帝。不过，这些仍只是偶见的小涟漪。城市里绝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和形形色色的穷人（也许像巴黎和伦敦这类西欧城市除外），依然是极其虔诚迷信的。
甚至在中等阶层之中，对宗教的公然敌视也不普遍，尽管一场具有理性主义进步思想和反传统的启蒙运动，已出色地勾画出一个上升中的中产阶级轮廓。但这个轮廓会令人联想起贵族阶级以及属于贵族社会的不道德行为。17世纪中期的放荡者和不信教者（libertin），堪称是最早的“自由思考者”，他们的确实践了其名称的普遍含义：莫里哀的《唐璜》（don juan ），不仅描绘出他们将无神论与性自由相结合，更描绘出备受敬重的资产阶级对它的恐惧。那些在理智上最大胆，因而可预测出日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例如培根（bacon）和霍布斯（hobbes），却也正是这个古老腐朽社会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在17世纪尤为明显）是有其理由的。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大军，需要一种具有强烈真诚美德的纪律和组织，以推动他们进行战斗。在理论上，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与这种需求极其融洽，而基督教信仰则是不需要的；18世纪的哲学家孜孜不倦地证明，“自然的”道德（他们在高尚的野蛮人当中找到例证）和个别自由思想家的高尚人品，远比基督教信仰更好。但是在实践上，旧式宗教已经证明的优越性，以及扬弃超自然信仰的可怕风险，都十分巨大。不仅对那些非得以迷信驱使的劳动贫民是这样，对于中产阶级本身也是如此。
通过卢梭信徒“对最高主宰的崇拜”（1794年的罗伯斯庇尔），通过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脱离基督教基础之上，仍保持着仪式与礼拜外壳的多种假宗教［圣西门主义者，以及孔德te）的“人道宗教”］。革命后的数代法国人，屡次企图创造一种相当于基督教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道德。最终，保持旧宗教礼拜外壳的企图被放弃了，但并未放弃建立一种正式的世俗道德（基于诸如“团结友爱”等各种道德概念之上），特别是一种与教士职位相抗衡的世俗职位——学校教师。贫穷、无私的法国小学教师，以革命共和所倡导的罗马道德教诲每个村落的学童，作为乡村教区牧师的正式对抗者，他们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赢得胜利，该共和国同时也解决了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建立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只是距离问题发生已有70年之久。虽然如此，但早在1792年孔多塞（condorcet）的法律之中，就已出现了“小学教师”这个名称。该法条中规定：“负责小学教育的人将被称为小学教师（instituteur）。”之所以选用instituteur这个字，是为了呼应西塞罗（cicero）和萨卢斯特（sallust）所说的“建立共和”（instituere civitatem）和“建立共和道德”（instituere civitatem mores）。[4]
因此，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分为少数日益公开的自由思想家以及多数信仰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虔诚信徒。但新的历史发展是，在这两派之中，自由思想派具有更无穷的活力与效能。虽然纯就人数而言，宗教依然极为强大，并且，如后面将要谈到的一样，越来越强大，但是，它已不再是（用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显性的，而是隐性的了。直至今日，在这个已被双元革命改头换面的世界之上，依然如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大部分公民几乎毫无疑义是某种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是新教徒，但是，尽管他们做了种种努力企图改变，其共和宪法在宗教问题上依然秉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毫无疑问，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新教虔信者，不论在数量和后势发展上，都远超过持不可知论的激进少数派，但是，在塑造其时代的实际制度方面，边沁的影响要比威尔伯福斯大得多。
随着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都世俗化了。这是世俗意识形态战胜宗教意识形态的最明显证据，也就是它的最重要成果。在16和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革命出版物，仍以基督教、正教、教会分立论或异端的传统语言进行讨论争辩。然而，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当中，基督教第一次与欧洲的历史不再相关。1789年的语言、符号和服装，纯粹是脱离基督教的，除了某些怀古民众企图在已死的无套裤汉英雄中，创造出类似于对旧时圣徒和殉教者的崇拜。事实上，革命的意识形态是罗马式的。同时，这场革命的世俗主义，表明了自由中产阶级令人注目的政治霸权，这个阶级将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加诸一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之上。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导，有一丁点儿是来自实际上发动革命的平民大众，那么，我们无法想象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传统主义迹象，会像它实际所呈现的那么少。[1]
资产阶级的胜利，就这样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可知论或世俗道德的意识形态，浸染了法国思想的特点，也就因此传递了下去。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特别是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或像裁缝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样的复古基督教共产主义分子，19世纪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俗主义的。潘恩的思想具体表达了小工匠和贫困技工的激进民主愿望，其代表作《人权》（rights of man ，1791）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而他以大众语言撰写的《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 ，1794），也同样使他声名远播。该书首次指出：《圣经》并非上帝的语言。19世纪20年代的机械论，不仅继承了欧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也继承了他的无信仰。在欧文主义崩溃很久之后，他们的“科学堂”仍在城市里面广布理性主义的宣传运动。尽管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其所声称的一样，是以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基础。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群众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社会的群众而言，当其自然的革命惯用语是一种反叛的（社会异端、千禧年论等等）语言之时，《圣经》就将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文件。但是，盛行于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世俗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新鲜而且更为根本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新兴无产阶级的宗教冷漠。以现代的标准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无疑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以19世纪上半叶的标准来看，他们对有组织宗教的疏远、无知和冷漠，则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倾向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一点。1851年的英国宗教普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不过当时人们会为此大感惊恐。群众对宗教的疏远，大多可归因于传统的国教教会完全无法掌握各种新式群体（大城市和新工业居民区）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惯例和经历之中，这两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时，只有34%的谢菲尔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教堂的居民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对一位农村教区牧师来说，他的困难在于他不知如何拯救一个工业城镇，或扮演城市贫民窟的灵魂领路人。
于是，国教会忽略了这些新社区和新阶级，从而几乎将他们全数（尤其是在天主教和路德宗国家）留给了新兴劳工运动的世俗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尾声，终于征服了他们。无论如何，在诸如英国这类教派林立已成为既定现象的国家，新教的发展通常较为成功。然而，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那些社会环境最接近传统小城镇或小村庄的地方，比如在农场雇工、矿工和渔民当中，即使是各小教派也都欣欣向荣。但在工业劳动阶级之中，各教派却始终只居于少数地位。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无疑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穷人团体，更少被有组织的宗教所触动。
因此，从1789年到1848年这段时期，整体的趋势是强有力的世俗化。当科学冒险闯入进化领域（参见第十五章）之时，它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圣经》日益公开的冲突之中。历史学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应用在《圣经》研究之上［尤其是自19世纪30年代，图宾根（tuebingen）的教授们首开风气之后］，于是，这部由上帝感召（如果不是写作的话）而成的唯一文本，遂被解析成不同时期的历史文件集，并具有人类文献的种种缺陷。拉赫曼chmann）的《新约》（novum testamentum ，1842—1852），否定《福音书》是一种目击事实的记录，并怀疑耶稣基督是否曾企图创立一个新宗教。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备受争议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 ，1835），则将相关传记中的超自然因素尽数去除。及至1848年，受过教育的欧洲几乎已成熟到足以承受达尔文带来的冲击。许多政权开始直接攻击国家教会及其僧侣，或其他掌管教会仪式者的财产和司法特权，而且日渐强大的政府或其他世俗机构（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逐步取代主要由宗教机构承担的功能（尤其是教育和社会福利），凡此种种都使这股潮流更显澎湃。在1789—1848年间，从那不勒斯到尼加拉瓜，各地的修道院都被解散，财产则被卖出。正在欧洲之外征服其他民族的白种人，自然也会对其臣民或受害者所信仰的宗教，发动直接攻击。例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驻印官员，便下令禁绝寡妇自焚（suttee）的传统习俗。这些攻击，有的是出于反对迷信、坚信启蒙的理念，有的则只是因为无知，无知于他们的措施将会对受害者带来什么影响。 2
单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那种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两种宗教表现出特别强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伊斯兰教和新教宗派主义（sectarian protestantism）。尽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以外的传教活动急剧增加，并越来越得到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力量的支持，它们却遭到明显的失败，若把前两者的扩张情势与后者的失败相对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年代，有系统的新教传教活动，已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下展开。浸礼宣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组成的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均被美国国外传教者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s，1814年）、卫斯理教会（wesleyans，1813—1818年）、美国《圣经》公会（1816年）、苏格兰教会（1824年）、联合长老会（1835年）、美国美以美圣公会（1819年），以及其他组织所追随。尽管有尼德兰宣教会（1797年）和巴塞尔宣教士团（1815年）这类先驱，但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发展传教活动方面，仍然有些落后。柏林和莱茵河流域的宗教会社迟至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瑞典、莱比锡和不来梅在19世纪30年代，挪威则到1842年。而传教活动向来迟缓马虎的罗马天主教，甚至恢复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贸易之所以大量涌入异教地区，除与欧美的宗教、社会有关，也与其经济史脱不了干系。在此我们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某些像夏威夷一样的太平洋岛屿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奴宣传中，此地曾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亚（liberia，19世纪20年代获得解放的美国黑奴在此建国）据有少数立足点。在南非的欧洲人聚居区周围，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当地奠定地位的英国国教和荷兰新教）已开始使一定数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当著名的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于1840年航行到非洲内陆之时，该大陆的原住民实际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响。
与基督教的情况相反，伊斯兰教此时正在继续其缓慢无声但不可逆转的扩张。在这场扩张背后，并没有有组织的传教努力和强迫皈依的武力支持，那原是伊斯兰教传教的一贯特色。然而它还是向东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西北部，又向西从苏丹传至塞内加尔（senegal），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从印度洋沿岸向内陆扩展。当传统社会因某些事物造成的改变而触动其根基时（例如宗教），很清楚的，它们必定会面临一些重大的新问题。垄断了非洲对外贸易并使这种贸易日渐繁兴的穆斯林商人，有助于使伊斯兰教引起新民族的注意。破坏部落生活的奴隶贸易，则使伊斯兰教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重新凝聚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工具。[4a] 在此同时，由穆罕默德所创的这种宗教，对半封建性的苏丹军事社会，也极具吸引力；而其所特有的独立、好战和优越意识，则使它成为对抗奴隶制度的有效力量。穆斯林黑人通常都是桀骜不驯的奴隶。进口到巴西的非洲豪萨族人（haussa）（和其他苏丹人），在1807—1835年的大起义中，总共反叛了九次，事实上，直到他们大部分被杀或遣回非洲之后，他们的反叛行动才告停止。自此，奴隶贩子学会了避免从这些刚刚开放奴隶贸易的地区进口奴隶。[5]
虽然非洲伊斯兰教世界对白人的抵抗力量很小（几乎没有什么），但在东南亚的抗争传统上，伊斯兰教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东南亚的香料群岛，伊斯兰教（又是由商人打先锋）早已在打击地方宗教和日渐衰落的印度教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其成功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扮演了抵抗葡萄牙和荷兰人的有效手段，代表了一种前民族主义，以及一种民众对印度教王公贵族的抗衡力量。[6] 当这些王公日渐成为荷兰人的依附者或代理人时，伊斯兰教在民众中的根基便日益加深。反之，荷兰人也知道，若能与伊斯兰教导师取得合作，印度尼西亚的王公们便能发动一场普遍的人民起义，由日惹王（prince of djogjakarta）发动的爪哇战争（1825—1830年）便是一例。于是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退回到一种与当地统治者紧密联合或间接统治的政策。同时，随着贸易和船运的增长，东南亚穆斯林与麦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但有利于朝圣人数的增加，也使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更具正统性，甚至使它得以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好战和复兴主义影响。
伊斯兰教内部的改良和复兴运动，在本书所论时期，赋予该宗教许多深入人心的力量，这类运动可视为被冲击的反映。冲击的力量来自欧洲的扩张，也来自伊斯兰古老社会（特别是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危机，也许还包括中华帝国日益加深的危机。18世纪中叶，严守戒律的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兴起。1814年时，他们已征服全阿拉伯，并准备进占叙利亚，虽然最后仍受阻于正在西化的埃及统治者阿里与西方军队组成的联合力量，但他们的教义已东传到波斯、阿富汗以及印度。在瓦哈比主义鼓舞下，一位阿尔及利亚圣者赛努西（ali el senussi）发动了一场类似的运动，自19世纪40年代起，该运动逐渐从的黎波里（tripoli）传至撒哈拉沙漠。阿尔及利亚的阿布杜卡迪尔，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沙米尔，各自发动了抵抗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宗教政治运动（参见第七章），这类运动预示了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诞生，不仅寻求回归到先知时代的原始纯净，也企图吸收西方的创新。在波斯，甚至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异端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此即阿里·穆罕默德所领导的巴布泛神主义（bab）运动。该运动的企图之一，便是要回复某些古代波斯拜火教的习俗，并要求妇女不戴面纱。
从纯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1789—1848年的骚乱扩张，已足以使这段时期被定位成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在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之中，都不曾发生类似的群众运动，尽管在这段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蠢蠢欲动，在这场起义中，我们可以见到宗教群众运动的诸多特征。大国统治下的小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属印度首先发难，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的梵天运动（brahmo samaj）。在美国，被击败的印第安部落开始发起抵抗白人的宗教社会运动，例如19世纪第一个10年在杜堪士（tecumseh）领导之下的印第安人联盟战争，以及汉森湖（handsomeke）宗教运动（1799年）。前者是平原印第安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盟战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易洛魁族（iroquois）的生活不受白人社会破坏。几乎未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杰斐逊，曾经以官方力量支持那位采纳了部分基督教，尤其是教友派特质的印第安先知，这点相当值得嘉许。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和信仰泛灵论的民族之间，仍然没有足够的直接接触，仍不足以产生20世纪典型的先知运动和千禧年运动。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边沁先生）练习着将木头器具放在车床里旋，他以为也能用这种方法来改造一个人。他对诗歌无甚爱好，几乎不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吸取任何教益。蒸汽使他的房子变得温暖而明亮。他是那种偏爱人工制品胜于自然产物，并认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人。他极为轻蔑户外景色，轻蔑绿色的田野和树林，并且永远以功利性来度量所有事物。
——黑兹利特（w. hazlitt），《这个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 ，1825）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全盘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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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789—1848年的世界而言，其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本书所论时期，所有具分量的思想家，不管他们私人的宗教信仰为何，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世俗语言。有关他们的思考内容（以及普通人未经自觉思考却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大部分将在下面的科学和艺术专章中加以探讨。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双元革命所带来的最主要论题：社会的本质，以及它正在走和应该走的道路。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有两大分歧意见：其一是对当前的世界走向表示认同者，其二则是不表认同者；换言之，亦即相信进步者和不相信进步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只有一种具有主流意义的世界观，而无数的其他观点，不管其优点为何，基本上都只具有消极的批判意义：批判那种在18世纪大获全胜的、理性的、人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对于上述论点，资产阶级自由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分子的立场是相同的。
直到1789年，对于这种进步意识最有力、最先进的表达方式，当推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其基本体系在17和18世纪已经详细阐明，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那是一种狭隘、清晰而且锋利的哲学，其最完美的倡导人，如我们所料，都出现在法国和英国。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说，在原则上它确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性来理解所有事物并解决一切问题，确信非理性的行为和制度（其中包括传统主义和一切非理性的宗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昏暗不明，而无法给人以启发。在哲学上，它倾向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这与它作为一种从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汲取力量和方法的意识形态，极为相称。它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看法体现出深刻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内省或其行为观察，而不是它所宣称的先验原则；并以一种心理学（尽管这个词在1789年时仍不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所谓的“联想式”心理学派，是17世纪机械论的呼应者。
简而言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来说，人类世界是由具有某些内在热情和驱力的独立个体所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首要目的便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将其不满降至最低，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1] 同时，每个个体也都会“与生俱来地”认为其欲望冲动应该是没有限制而且不容干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其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最讲究逻辑的自由思想家宁可不把这一点放进“天赋权利”之中。在追求这种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每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平等竞争者，发现他无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个体建立某些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经常是有利的，这套复杂的安排（常用“契约”这个坦率的商业术语来表述）遂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当然，这类安排和联系，意味着与生俱来的那种毫无限制而且随心所欲的自由将有某种程度的减少，而政治的任务之一，便是要把对自由的这种干预降低到实际可行的最低限度。也许除了诸如父母和子女这类不可能再缩小的群体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其文学上的象征是鲁滨逊），只有在大量共存这一点上才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目标因而也就是个人目标的总和。幸福（这个词为其定义者所带来的麻烦与其追求者一样多）是每个个体的至上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就是社会的目标。
事实上，公然宣称所有的人类关系皆可归结到上述模式之中的纯功利主义，只局限于极不明智的哲学家或极其自信的中产阶级捍卫者，前者以17世纪伟大的霍布斯为代表，后者则包括那些与边沁、老穆勒有关的英国思想家或政论家，其中尤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具代表性。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有二。首先，纯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净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边沁语）——与中产阶级某些强有力的行为本能相冲突。[2] 因此，我们可以说，合理的自我利益与“天赋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以及保有他挣得的东西——之间的冲突性，远大于其一致性。（其著作被英国功利主义者虔敬地搜集出版的霍布斯早已表明，自我利益阻止对国家权力施以任何先验限制；而边沁主义者在考虑到官僚化的国家管理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就像拥护自由放任主义一样，欣然地拥护官僚化的国家管理。）因此，那些寻求保障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个人自由的人，常常宁可对“天赋权利”给予一种形而上的许可，而不是对“功利”给予易受攻击的许可。其次，一种借由合理计算彻底将道德和义务排除在外的哲学，很可能会削弱社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亦即无知穷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固定意识。
基于这些理由，功利主义从未垄断过中产阶级的自由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为锋利的激进斧头，以砍倒不能回答如下问题的传统制度：它是合理的吗？它是有用的吗？它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不过，它既未强大到足以激起一场革命，也未强大到足以防止一场革命。庸俗自由主义最宠爱的思想家，依旧是哲学性薄弱的洛克，而非出色的霍布斯，因为他至少把私有财产归作最基本的“天赋权利”，而使它得以置身干预和攻击的范围之外。法国的革命家发现，最好是将他们对于自由企业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因为他认为合适和对自己有利，而自由利用他的双手、技能和资本……因为他喜欢而且可以生产他所喜欢的东西”[1] ），置于天赋权利的普遍形式之中（“每个人仅在保障社会其他成员也享有同样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其天赋权利”）。[2]
在其政治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就这样背离了使之成为一种强大革命力量的大胆与严厉。不过，在其经济思想中，它则较少受到限制，这部分是由于中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信心，远远大于对资产阶级能否凌驾专制主义或无知民众并取得政治优势的信心；部分是由于有关人类本质和自然状态的古典假定，对市场特殊状况的适应性，也远优于对人类普遍状况的适应性。因此，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就因霍布斯而成为自由意识形态最为感人的知识纪念碑。它的辉煌时代比本书所论时期略早。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发表标志着它的开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7）的发表代表着它的顶峰，而1830年则是它衰落或转变的开始。但是，其庸俗化的版本，在本书所论的整个时期当中，仍继续在实业家中间拥有追随者。
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论点，堪称既优雅又流畅。的确，人类基本上是由具有特定心理素质，在互相竞争中追求其自我利益的独立个人所组成。但是，我们可以说明如下：当竞争行为尽可能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时，其所产生的就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区别于由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蒙昧主义、传统或无知的干预所强加的人为秩序），而是“国家财富”尽可能的快速增加，亦即所有人的舒适和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这种自然秩序的基础，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正像可以用科学证明最能满足英国和牙买加各自利益的方式，是由一方制造成品，另一方提供原糖；同理，也可以科学方法证明，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对大家，包括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阶级，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是由拥有财产的私有企业运作和资本的积累所推动的。而且科学也可以证明，任何其他获取财富的方式，必定会使国家财富增加的速度变慢甚至停顿。更有甚者，那种经济上极不平等的社会——人类自然运作不可避免的后果——与所有人与生俱有的平等，或与正义，并非不能相容。
因为，除了保障甚至最穷困的人过一种比他在别的情况下更好的生活之外，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平等的关系之上，亦即建立在市场等价物交换的基础之上。正如一位近代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人依赖别人的施舍；一个人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他都付出了一件等价物以作为交换。而自然力量的自由发挥，会摧毁所有不是建立在对共同福祉贡献之上的地位。”[3]
进步因此就如同资本主义一样“自然”。清除过去由人为竖立的进步障碍，进步就必定会发生，而且明摆在眼前的是，生产的进步恰与工艺、科学和文明的普遍进步并肩前进。不要认为持有这类观点的人，纯粹是在为既得利益的实业家辩护。他们是根据那个时代的大量历史推断，因而才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之路。
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不仅来自人们深信以演绎推理所证明的经济学定理，也来自18世纪资本主义和文明的明显进步。相反，它之所以开始动摇，不仅是由于李嘉图发现了亚当·斯密所忽视的制度内在矛盾，而且也由于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上半叶成了“沉闷的”而非充满希望的科学。人们自然仍可这样认为，那些［如同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发表的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poption ）中所论证的那样］应该徘徊在饥饿边缘的穷人们，或者那些（如李嘉图所论证的那样）因采用机器而受苦之人的不幸，[3] 仍然构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这种幸福碰巧远比所希望的要小而已。但是，这类事实，以及从大约181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扩展所存在的明显困难，都给乐观主义泼了一瓢冷水，并激起了批判性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对“分配”的研究。这与亚当·斯密那代人主要关注的“生产”，恰成对比。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堪称推演严密的杰作，就这样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引入了早期经济学家下注预言的自然和谐之中。它甚至比亚当·斯密更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如预期一样经由减少必备的燃料供给，而使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学说只需稍加发展，就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理论。然而，李嘉图不仅拥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技巧，同时也热情地支持大多数英国实业家所赞成的实际目标（自由贸易和反对地主），因此有助于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给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地位。基于实际的目的，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改革突击队，遂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武装。反过来，受到英国工业和贸易成就支持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就，又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基本上是英国人的学科，使法国经济学家（他们至少在18世纪也同处领先地位）退居于过时者或辅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经济学家变成零星分散的游击者。更有甚者，它们还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自由进步的重要象征。巴西于1808年（远早于法国）为这个学科设立了教授席位，并由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广者萨伊（j. b. say，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温（william godwin）出任。1823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大学开始以李嘉图和老穆勒的著作作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时，阿根廷才刚刚取得独立。不过，阿根廷还是落后于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统治者的实际经济行为，使欧洲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毛骨悚然。而这一事实与他们所执着的正统经济学毫无关系。
在政治学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严密又不一贯。理论上，它依然分为功利主义和顺应古老自然法和天赋权利的两个派别，而后者占主导地位。在其实际纲领中，它仍挣扎于两种信念之间。一种是对人民政府，即多数人统治的信念。这符合它的逻辑，并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实际造成革命并且在改革层面施加有效政治压力的，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论点，而是群众的动员。[4] 另一种是对有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介于“激进主义”和“辉格主义”之间。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实行了统治（即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为它牺牲），那么，能够依赖这个事实上的多数（“最多最穷的阶级”[4] ）来保障自由，来实施显然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吗？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之所以使人惊恐，主要是因为总是在神父与国王支配下的劳苦大众，实在是太无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进了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算计的附加危险，例如在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着（而有些已十分明显）这种危险。在国外的温和辉格党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危险：在经济思想上尊奉纯亚当·斯密学说的柏克（edmund burke）[5] ，在政治上却公开退回到信仰传统美德、连续性以及缓慢而有机增长的非理性主义，并自此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主要支柱；欧洲大陆各地的自由主义现实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种对选举权施以财产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必要时，任何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旧式专制主义都行。在1793—1794年之后，只有极端不满或者极端自信的资产阶级，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准备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中，他们仍拥有获得劳苦大众恒久支持的能力。
后拿破仑时期的社会不满、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加剧了这种困境，而1830年的革命，更使之尖锐化。自由主义和民主看起来是敌人而非盟友，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看起来似乎是表达了一种矛盾而不是联合。不足为奇的是，这种矛盾在革命的故乡法国，看起来最为明显。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以其惊人的睿智专注于美国民主的内在趋向分析（1835年），以及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趋向分析。他留下了这一时期最精彩的温和自由主义民主批评，或者毋宁说，他已鉴定出特别适合于1945年后西方世界的温和自由主义。看一看他的下述格言，也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从18世纪以来，流出了两条好像出于共同源头的河流。一条把人类带向自由制度，另一条则带向专制权力。”[6] 在英国，老穆勒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执信心，也与他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于保护少数人权利以免受多数人侵害的关切与焦虑，形成惊人的对比。这种关切与焦虑，笼罩了这位慷慨大度而又忧心忡忡的思想家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一书。 2
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失去其最初的自信冲劲时（甚至进步的必然性和受欢迎性也开始遭到一些自由主义者质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却再造了18世纪的古老真理。理性、科学和进步是其坚实的基础。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与周期性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公有制完美社会的礼赞者，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工业革命持有无条件的认同，因为它创造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圣西门伯爵传统上被归类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尽管他的思想实际上处于一种更为模糊的位置。他是“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者”（圣西门新造的两个词）最早和最热烈的鼓吹者。他的信徒成了社会主义者、喜欢冒险的技术专家、金融家和实业家，或者接连兼有这些身份。因此，圣西门主义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英国的欧文，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棉纺工业先驱。他对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心，不仅来自坚信人类可通过社会而达到完善的信念，而且也根源于工业革命对潜在富有社会的可见创造。恩格斯尽管不太情愿，也从事过棉纺织业的经营。没有任何新社会主义者想让社会进化的时钟倒转，尽管他们的许多追随者这样做了。甚至傅立叶这位对工业主义最不抱乐观态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也认为解决之道是超越工业，而非落在它之后。
更矛盾的是，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自由主义，却也是最容易用来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如同圣鞠斯特所说的那样，幸福的确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7] ，但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显然是并未实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穷苦劳动者的幸福。另外，如同葛德温、欧文、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以及其他边沁崇拜者所做的那样，把对幸福的追求与自私的个人主义设想分别开来，也是不困难的。欧文写道，“一切存在之根本目标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能由个人独自获得；期盼孤立的幸福是无用的；幸福必须由全体民众共享，否则，少数人也绝对享受不到”。[8]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李嘉图学说形式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竟会转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事实会使得1830年后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惊恐万分的眼光审视李嘉图，或者像美国的凯里（carey，1793—1879）那样，把他视为社会破坏者和动乱者的精神源泉。如果像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那样，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泉源，那么，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广大群众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呢？因为，如李嘉图所表明的（尽管他觉得不便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些结论来），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生产的、超出其以工资形式领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地主也占有这种剩余的一部分，但这一事实对该问题并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资本家，从而消灭剥削。一群李嘉图的“劳工经济学家”很快就在英国兴起，他们进行分析，并提出其道德标准。
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达到人们在政治经济乐观时期所预期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这类批评就会缺少共鸣。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反，在穷人中，几乎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即在欧文的《新社会观》（new view of society ，1813—1814）[9] 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之间，经济衰退、货币工资下降、严重的技术性失业，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怀疑，实在太突出了。[5] 因此，批评家不仅能够注意到经济的不公正，而且也注意到经济运行的许多缺陷及其“内在矛盾”。由反感而变得敏锐的眼睛，因此便发现了这种内在的周期性波动，或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由西斯蒙第、韦德（wade）、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忽略了这种危机，而事实上，与萨伊这个名字相连的“法则”，根本不承认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批评家很难不注意到，这段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日趋不平衡（“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产物。简言之，他们不仅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够显示它运作得很糟糕，更有甚者，它的运作结果也与其捍卫者所预期的背道而驰。
第十四章 艺术
总是会有一种时髦的兴趣：对驾驶邮车的兴趣——对扮演哈姆雷特的兴趣——对哲学讲演的兴趣——对奇迹的兴趣——对淳朴的兴趣——对辉煌的兴趣——对阴郁的兴趣——对温柔的兴趣——对残忍的兴趣——对盗匪的兴趣——对幽灵的兴趣——对魔鬼的兴趣——对法国舞蹈演员和意大利歌手以及德意志络腮胡和悲剧的兴趣——对在11月份享受乡下生活和在伦敦过冬的兴趣——对做鞋的兴趣——对游览风景名胜的兴趣——对兴趣本身，或对论兴趣的随笔的兴趣……
——皮科克（t. l. peacock），《险峻堂》（melincourt ，1816年）
与该国的财富相比，英国堪称著名的建筑物实在少得可怜……投入博物馆、绘画、宝石、古玩、宫殿、剧院或其他不可复制的东西的资金是那么少！外国旅游者和我们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为大国主要基础的这一方面，当作我们不如别国的证据。
——莱恩（s.ing），《一位旅行家对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札记》，184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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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试图考察双元革命时期艺术发展概况的人来说，给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荣的状况。一个包括了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轻的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威尔第（verdi）和瓦格纳（w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后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1799—1837）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个世纪，且不说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会是巨人的那些人，这半个世纪堪与世界历史上相似时段的任何时期相媲美。这份非凡的业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艺术的复兴，这些艺术在实际上拥有它们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养的公众。[1]
与其以一串长长的名录来烦扰读者，或许还不如随便挑选这整个时期的一些横断面，来说明这次文化复兴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间，对艺术创新饶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华兹华斯和柯勒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ds ），歌德、席勒、让·保罗（jean paul）和诺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创作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聆听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记》和歌剧《四季》，以及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一弦乐四重奏》。在这些年中，大卫（j-l david）完成了他的《荷卡米耶夫人肖像画》，戈雅完成了他的《国王查理四世的家庭肖像》。在1824—1826年间，他们可能已读过几本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英文小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意大利文诗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意大利文创作的《婚约夫妇》（promessi sposi ）、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alfired de vigny）的法文诗歌，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普希金以俄文写作的《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早期部分，以及新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传说。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肖邦的第一部作品、韦伯（weber）的《奥伯龙》、德拉克洛瓦（dcroix）的绘画《希阿岛的屠杀》和康斯太布尔（constable）的《干草车》，也出自这一时期。10年之后（1834—1836年），文学中产生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inspector-general ）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pades）；在法国产生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缪塞（musset）、雨果、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维尼、拉马丁martine）、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the elder）等人的作品；在德意志产生了毕希纳（buechner）、格拉贝（grabbe）、海涅等人的作品；在奥地利产生了格里尔帕泽（grillprazer）和内斯特罗的作品；在丹麦产生了安徒生（hans anderson）的作品；在波兰有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在芬兰有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的初版；在英国产生了勃朗宁（browning）和华兹华斯的诗集。音乐界则提供了意大利的贝里尼（bellini）和多尼采蒂（donizetti）、波兰的肖邦、俄国的格林卡（glinka）等人的作品。康斯太布尔在英格兰作画，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德国作画。在1834—1836年的前后一两年中，我们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普拉滕（ten）、艾兴多夫（eichendorff）和莫里克（morike）的诗歌、弗拉芒文（flemish）和匈牙利文学的重要著作，以及法国、波兰和俄国主要作家的更多出版物；音乐方面则可听到舒曼（schumann）的《大卫同盟舞曲》和柏辽兹（berlioz）的《安魂曲》。
从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中，有两件事显而易见。第一，艺术成就在这些国家中传播异常广泛。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在19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和音乐突然形成一股世界潮流；美国文学虽然相形见绌，但随着库柏（fenimore cooper，1787—1851）、爱伦·坡（edgar an poe，1809—1849）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出现，也展现了一股世界性力量。波兰和匈牙利的文学和音乐，以及北欧和巴尔干诸国的民歌、童话和史诗，也是如此。而且，在几种新创造的文学文化中，其成就不但立即显见而且美妙绝伦，例如普希金依然是俄罗斯第一流的诗人，密茨凯维奇是伟大的波兰诗人，裴多菲（petofi，1823—1849）是匈牙利民族诗人。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某些艺术和艺术风格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文学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而文学中又以小说最为突出。历史上或许从不曾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集中出现过这么大一群不朽的小说家：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thackeray）和勃朗特姐妹（the brontes），俄国的果戈理、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turgenev）（托尔斯泰的第一部作品于19世纪50年代问世）。音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直到今日，一般音乐会的演奏曲目绝大部分仍依赖活跃于这个时期的作曲家——莫扎特和海顿（尽管他们实际上属于前一个时期）、贝多芬和舒伯特，还有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器乐的“古典”时期主要是德意志单独成就的，但歌剧的兴盛比其他任何音乐形式更广泛，而且或许更为成功：在意大利有罗西尼（rossini）、多尼采蒂、贝里尼和年轻的威尔第，在德国有韦伯和年轻的瓦格纳（且不提莫扎特的最后两部歌剧），在俄国有格林卡，以及法国的几个较次要的人物。另一方面，视觉艺术的成绩却要稍微逊色一些，除了绘画之外。大家公认，在西班牙间歇出现的伟大艺术家中，此时期的戈雅堪居历来最杰出的画家之流。也许有人会认为，英国的绘画［由于透纳（j. m. w. turner，1775—1851）和康斯太布尔的出现］在这个阶段达到其成就的顶峰，而且其独创性也稍高于18世纪，当然也因此比之前和此后更具国际影响力。也许会有人认为，此时期的法国绘画［由于大卫、杰里柯（j-l gericault，1791—1824）、安格尔（j-d ingres，1780—1867）、德拉克洛瓦、杜米埃（honore daumier，1808—1879）和年轻的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的出现］如同其历史上所曾有过的卓越绘画一样杰出。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绘画事实上已走到达几世纪之久的辉煌尽头，德意志的绘画则远远落后于德意志的文学或音乐的独特成就，或者其本身在16世纪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在所有国家里，雕塑的成就皆明显逊于18世纪。在建筑方面，尽管在德意志和俄国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但情况也如雕塑一样。实际上，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无疑是工程师的杰作。
不管是哪个时期，那些决定各类艺术兴衰的因素仍然不很清楚，可是，毋庸置疑，在1789—1848年间，答案肯定要先从双元革命的影响中去寻找。假使要用一句容易令人误解的句子去概括这个时代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以自身为榜样鼓舞了他们，工业革命以其恐怖唤醒了他们，而因这两种革命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方式。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直接受到公共事务的激励并卷入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莫扎特为高度政治性的共济会仪式写了一部宣传性的歌剧（1790年的《魔笛》），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歌德起码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职官员。狄更斯写了几部小说攻击社会弊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9年因革命活动几乎被判处死刑。瓦格纳和戈雅遭到政治流放，普希金因卷入十二月党人的活动而受到惩罚，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已成为社会觉醒的纪念碑。再也没有比把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描绘为“中立者”更不符合实情的事了。那些拘泥于洛可可式宫殿和闺房的高雅装饰家们，或专门为英国老爷们提供收藏品的供应商，他们所代表的艺术恰恰是走向衰微的那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在大革命后还活了17年呢？甚至艺术中显然最不带政治色彩的音乐，也和政治紧密联系。历史上也许只有这个时期曾把歌剧写成政治宣言或用以激发革命。[2]
公共事务和各类艺术之间的联系，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或统一运动正在发展的国家中尤为牢固（参见第七章）。在德意志、俄国、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或诞生，是与维护本国语言和本国人民在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以反对使用外国语言的世界性民族文化的主张相一致——事实上它经常是这种主张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情形显然并非偶然。很自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文学和音乐中能够找到其最明显的文化表达，这两种形式都是大众艺术，而且能够吸收一般人民强有力的创造性遗产——语言和民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惯常依赖于固有统治阶级、宫廷和政府佣金的艺术类别——建筑和雕塑，其次是绘画——则较少反映这些民族化的复兴。[3] 作为大众艺术而非宫廷艺术的意大利歌剧，空前繁荣；但同时，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则衰落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新兴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局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之中。或许除了意大利歌剧和可复制的书画刻印艺术，以及一些较短的诗歌或歌曲外，这个时期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艺术成就是不识字的人或穷人所能接触到的，在大规模的民族或政治运动将他们转变为共同象征之前，欧洲大部分居民几乎肯定不知道这些艺术成就。当然，文学总是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尽管主要仍限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为小说和长篇叙事诗提供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市场（尤其在闲暇的女眷中间）。成功的作家难得享有比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更大的财富：拜伦（byron）因他的《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 ）前3个诗章获得了2 600英镑。戏剧尽管在社会上受到较多的限制，但也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演奏乐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有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洲各国那样的文化饥渴国家是例外，在那些国家里，举办大型公开的音乐会已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因此，几个欧洲大陆作曲家和演奏家将目光牢牢地盯住有利可图的英国市场，如果在其他方面并没什么差别的话）。在其他地方，这个领域依然是由宫廷乐师、少数地方贵族维持的赞助性音乐会，或被私人和业余爱好者的演出所占据。当然，绘画注定是属于私人买主的，在为出售或私人买主举办的公开展览会上做过最初展示之后，画作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尽管举行这样的公开展览会已成惯例。在这段时期，为公众建立的或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例如，卢浮宫和建于1826年的大英博物馆），所展示的都是过去的艺术品，而不是当代的艺术品。另一方面，蚀刻画、版画、平版画，则由于价格低廉和见诸报端而无处不在。当然，建筑主要仍是为私人或公家委托而效力（除一定数量的投机性住宅建筑以外）。 2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雷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2] 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3] 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4] 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5] 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以及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法国大革命晚期）的英国、法国和德意志，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又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意志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fragonard）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4]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夏多布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者占有很大分量。”[6] 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庇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淳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1798年）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 ），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 t. a. 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er topf ）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做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 w. 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以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做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像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琪罗（mich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 rosa）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保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的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然而，与艺术家风格大相径庭的是，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所表现的是内行，而不是天才。而且，在诸如意大利歌剧或（处在较高社会水准上）英国小说这类真正的大众艺术形式中，作曲家和作家仍以艺人的心态工作着，他们认为票房至上是艺术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创作的破坏者。罗西尼对写出一部非商业性歌剧的期待，远比不上狄更斯对发表一部非连载小说的期待，或现代音乐工作者对创作出一首原创性词曲的期待。（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歌剧虽然对血腥、雷鸣和“动人”场面有着自然而庸俗的爱好，但却谈不上是浪漫主义。）
真正的问题是，艺术家脱离了公认的功能、主顾或公众，而听任商人将其灵魂当作商品，投到一个盲目的市场，任由人们挑选；或者在一个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无法确立其人类尊严，一般说来在经济上也站不住脚的赞助制度范围内工作。因此，当艺术家孤立无援，面对黑夜呐喊之时，可能甚至连一个回声也听不到。理所当然的，艺术家应当将自己转变成天才，创造仅仅属于他的东西，无视这世界的存在，并违背公众的意愿。公众唯一具有的权利是依照艺术家设定的条件接受或完全不接受，在最好的情况下，艺术家可期待被精选出的少数人或一些尚不清楚的后人所理解，就像司汤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只能写着无法上演的剧本，如格拉贝，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或为不存在的庞大管弦乐队作曲，像柏辽兹；要不就只有发疯一途，如荷尔德林、格拉贝、纳瓦尔（de nerval）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上，遭到误解的天才有时可从惯于摆阔的王公手中，或急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资产阶级那里，获取丰厚酬劳。李斯特（1811—1886）在众所周知的浪漫阁楼中，从未挨过饿。几乎没有人能像瓦格纳那样成功地实现其狂妄自大的幻想。然而，在1789—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王公们往往对非歌剧艺术抱有怀疑态度，[5] 而资产阶级则忙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因此，天才们不仅普遍遭到误解而且还很贫困。所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者。
第十五章 科学
我们绝不要忘记，早在我们之前很久，科学和哲学便已进行了反暴君的斗争。其持续不断的努力造成了这场革命。作为一个自由而且知恩图报之人，我们应当让两者在我们当中扎下根来，并永久地加以珍爱。因为科学和哲学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
——国民公会议员[1]
歌德说：“科学的问题，常常是使人发迹的问题，一项发现就可以使一个人一举成名，并为他奠下成为公民的财富基础……每一种新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一项发现，每一项发现都是财产。只要涉及财产，他的热情便会立刻被激发起来。”
——《歌德谈话录》，182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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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艺术与科学类比总是危险的，因为艺术和科学各自与它们昌盛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大为不同。然而，科学也以它们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的双元革命。部分是由于革命造成了对科学的特殊新需求；部分是由于革命为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为它带来新问题；部分是由于革命存在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我并不想说，1789—1848年间的科学发展，能纯粹从其周围的社会运动角度来加以分析。大多数的人类活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它至少部分决定了这些活动。1846年发现海王星一事，并不是由于天文学之外的任何事物推动了这一发现，而是由于1821年布瓦德（bouvard）的图表显示，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轨道出乎意料地偏离计算数据；由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偏离已大到足以假定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天体干扰所造成的；也由于众多天文学家开始着手计算这一天体的位置。然而，甚至最狂热信奉纯科学之纯洁性的人也体认到，只要科学家，甚至最远离尘世的数学家，生活在一个比其专业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科学思想至少会受到学科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影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此前隐含或明显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接着提出新问题。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和实践工具的新发现。在此，外在因素便有着广大的空间可对科学思想发挥激励或塑造作用。如果说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学都是依单纯的线性路径前进，就像基本上仍处于牛顿体系之内的天文学那般，那么，这一点可能并不非常重要。但是，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所论时期是一个在某些思想领域（例如数学领域）里有着全新发展的时期，一个蛰眠的科学纷纷苏醒（例如化学领域）的时期，一个实际上创造了新科学（例如地理学）的时期，一个将革命新观念注入其他科学之中（例如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时期。
在所有造成科学发展的外在力量之中，政府或工业对科学家的直接要求是最不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动员了他们，让几何学家兼工程师卡诺负责雅各宾的战争工程，让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蒙日（monge，1792—1793年任海军部长）以及一个数学家和化学家小组负责战时生产，就像它早先曾请化学家兼经济学家拉瓦锡负责国家收入的估算一样。像这样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进入政府做事，也许在近代或任何时代还是头一遭，但是，这对政府比对科学更为重要。在英国，这个时代的主要工业是棉纺织、煤、铁、铁路和船运。使这些工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技艺，是那些有实际经验（太有经验了）者的技艺。英国铁路革命的主角是一位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能觉察出什么东西能使机器运转的史蒂芬森——一位超级匠人而非技师。那些像巴贝奇一样的科学家，试图使自己对铁路有所贡献；那些像布鲁内尔一样的科学工程师，则试图使铁路建立在合理而非纯经验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的企图却毫无结果。
在另一方面，科学却从科技教育的大力推动以及稍嫌逊色的研究支持当中，获得极大的好处。在此，双元革命的影响是相当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改造了法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这项工作主要借助于综合工科学校的设立（1795年，以培养各类技术人员为宗旨）和高等师范学院（1794年）的雏形——该学院是拿破仑中等和高等教育总体改革的中坚部分。法国大革命也重振了衰败的皇家学院（1795年），并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创设了（1794年）第一个名副其实不局限于物理科学的科学研究中心。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科学的世界优势地位差不多都要归功于这些主要基地，特别是综合工科学校，那是贯穿后拿破仑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骚动中心，也是伟大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无与伦比的摇篮。在布拉格、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在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在德意志全境和比利时，在苏黎世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都仿效法国而建立了综合工科学校，只有英国例外。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也把普鲁士从死气沉沉的教育当中震醒了。在普鲁士复兴运动中建立的新柏林大学（1806—1810年），成为大多数日耳曼大学的楷模，而这些大学接着又将为全世界的学术机构树立典范。这类改革同样没有发生在英国，在英国，政治革命既未取得胜利又未达到突破。然而，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建立诸如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和焦耳（james joule）实验室那样的私人实验室成为可能，而明智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对追求科学和技术教育具有普遍的渴望，这两点使英国在科学发展方面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一位巡游各地的启蒙冒险家拉姆福德伯爵（count rumford），于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该机构的名声主要来自其著名的公共讲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为戴维（humphry davy）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科学实验机会。事实上，它是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早期范例。诸如伯明翰新月学会以及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这类科学促进团体，都争取到了该地企业家的支持：道尔顿（john dalton）这位原子理论的奠基者就来自后者。伦敦的边沁学派激进分子建立（或毋宁说是接管和改变）了伦敦机械学院（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今日的伯贝克学院），将它发展成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建立了伦敦大学，以作为沉寂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另一选择；建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31年），以取代如没落贵族般死气沉沉的皇家学会。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都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也许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组织迟迟未出现的原因。甚至在德意志，第一个大学化学研究实验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建的实验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设立（不用说，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有些机构提供技术人员；有些机构则培养教师，如法国、德意志；有些机构则旨在灌输青年人一种报效国家的精神。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数以及科学产品大量增加。并且，它还目睹科学的地理疆域以两种方式向外扩展。首先，在贸易和探险的过程当中，便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领域，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思考。洪堡（humboldt，1769—1859）是本书所论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之一，他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观察家以及地理学、人种学和自然史领域内的理论家而做出贡献。尽管他那本综合一切知识的杰作《宇宙》（kosmos ，1845—1859），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别学科的界限之内。
其次，科学活动的地域，也扩及那些在当时仅对科学做出极小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举例来说，在1750年的大科学家名单上，除了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几乎见不到别的国家。然而，19世纪上半叶主要数学家的最短名单，也包括了挪威的阿贝尔（henrik abel）、匈牙利的鲍耶（janos bolyai），甚至更遥远的喀山城（kazan）的洛巴切夫斯基（niki lobachevsky）。在此，科学似乎再次反映了西欧之外民族的文化兴起，而这项发展是革命年代十分引人注目的产物。科学发展中的这种民族因素，也可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衰落当中反映出来，世界主义原是17世纪到18世纪小科学团体的特有称谓。国际名人到处游走的时代——例如，欧拉（euler）从巴塞尔到圣彼得堡，再到柏林，然后又回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已随着旧制度一块消逝了。从此，科学家只好留在他的语言地域之内，除了短期的出国访问之外，都是通过学术性刊物与同行交流。这样的刊物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例如《皇家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1831）、《自然科学院报告》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1837）、《美国哲学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38），或者新的专业刊物，比如克列尔（crelle）的《科学院统计报告》（journal fur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 ），或者《化学物理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 ，1797）等。 2
在我们判断双元革命究竟对科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最好先简略评述一下科学界的发展。总的说来，古典自然科学并未发生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它们主要还是处在牛顿建立的考察范围之内，或是沿着18世纪早就走过的研究路线继续下去，或是把早期不完整的发现加以扩展并发展成更广泛的理论体系。以这些方式开辟的新领域中，最重要的（并具有最立竿见影的技术后果）就是电，更确切地说是电磁学。下列五个主要日期（其中四个在本书所论时期）标志着电磁学的决定性进步：1786年，伽伐尼（galvani）发现了电流；1799年，伏打（volta）制成电池；1800年，发现电解作用；1820年，奥斯特（oersted）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1831年，法拉第确立了这几种力之间的关系，并于无意中发现，他自己开创了一种研究物理学的新方法（用“场”取代机械的推力与拉力），预示了现代科学的来临。新的理论综合中最重要的是热力学定律，即热和能之间的关系。
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近代革命在17世纪便已发生，而化学界的革命在本书所论时期才刚刚兴起。在所有科学当中，化学与工业技术，尤其与纺织工业中的漂洗和染色过程关系最紧密。更有甚者，现代化学的创造者不仅是本身具有实务经验，并与其他拥有实务经验者密切配合（比如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尔顿和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普里斯特利），而且有时还是政治革命家，虽然是温和派。其中有两个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落在托利党乱民手中的普里斯特利，是因为他过度同情这次革命；伟大的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则由于他不够同情革命，或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大商人。
如同物理学一样，化学也是法国科学中相当卓越的一支。它的实际创始人拉瓦锡voisier，1743—1794），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年发表了主要论著《化学基本教程》（traité elémentaire de chimie ）。其他国家，甚至像德意志这类后来成为化学研究中心的那些国家，对化学发展的推动，尤其是化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基本上都是导源于法国。
1789年前的主要进展在于，通过阐释某些诸如燃烧之类的基本化学过程，以及一些诸如氧那样的基本元素，在经验性实验的混乱之中理出了一些重要头绪。他们也为这一学科进行精确的定量测量，并制定了进一步研究的规划。原子理论（由道尔顿于1803—1810年间开创）的关键概念，使得发明化学公式并用以展开对化学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大批新的实验结果接踵而来。19世纪的化学已成为所有科学当中最富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因而也变成吸引（如同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学科一样）大批聪明才智之士的学科。不过，化学的气氛和方法，基本上依旧是18世纪的。
然而，化学有一种革命性影响，那就是发现生命能够用无机化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拉瓦锡发现，呼吸是氧化的一种形式。沃勒（woehler）发现（1828年），原本只能在生物体内找到的化合物——尿素——也能够在实验室内借由人工合成，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有机化学新领域。虽然进步的巨大障碍，即那种认为有生命物体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与无生命物体根本不同的信念，已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机械的方法也好，化学的方法也好，都未能使生物学家取得更大的进展。生物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基本进展，即施莱登（schleiden）和施旺（schwann）关于一切生物都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发现（1838—1839年），这一发现为生物学建立了一种相当于原子论的理论；不过成熟的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则仍然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数学界发生了一场虽然不如化学那样引人注目，但就其本质而言，甚至更为深刻的革命。物理学依旧处在17世纪的框架之内，化学穿过18世纪打开的缺口，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展开。与上述两者不同，本书所论时期的数学却进入了一个全新天地，远远超出了仍然支配着算术和平面几何的希腊世界，以及支配着解析几何的17世纪世界。复变数理论［高斯（gauss）、柯西（cauchy）、阿贝尔、雅可比（jacobi）］、群论［柯西、伽罗瓦（galois）］或向量理论（汉密尔顿）为科学带来的革新，除获得数学家的高度评价之外，很少人能领略其奥妙。通过这场革命，俄国的洛巴切夫斯基（于1826—1829年）和匈牙利的鲍耶（bolyai，于1831年），竟推翻了人们信奉最久的理论——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逻辑那种气势恢宏而且不可动摇的结构，是建立在某些假定之上，其中之一是平行线永不相交公理，而这项公理既非不言自明，又不是可验证的。在另外一些假定之上建立同样的几何逻辑，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简单的，例如（洛巴切夫斯基、鲍耶）与任一线l平行的线无限延长可以通过p点；或者［黎曼（riemann）］任何与l线平行的线都不经过p点。由于我们已能建造出适用这些规则的真实平面，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地球就其是个球体而言，是与黎曼的而不是欧几里得的假定相符）。然而，在19世纪早期做出这类假定，却是一桩堪与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相比的大胆思想行为。 3
除了对那些以远离日常生活而著名的少数专家的关注外，数学革命便在无声无息之中过去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则几乎不可能不冲击到一般大众，因为它明显地影响了他们，一般来说，人们相信情况变糟了。皮科克小说中的非职业科学家和学者，温柔地沐浴在同情或爱抚的嘲笑之中；而蒸汽知识学会（steam intellect society）中的经济学家和宣传家的命运，则大不相同。
下列这两场革命便是明确的例证，两者的合轨产生了集社会科学之大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场革命延续了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光辉开拓，为人类居民建立了相当于物理法则的规范。其最早的胜利是政治经济学系统演绎理论的构建，及至1789年，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二场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发现，它实质上属于这个时代并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
古典理性主义者的大胆创新表现在如下的信念上，即逻辑上的必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意识和自由决定。“政治经济学法则”就属于这一类。那种认为这些法则就如同重力法则（它们常被与这一法则进行比较）一样，不会随着人的好恶而转移的信念，为19世纪早期的资本家提供了一种无情的确定性，并趋向于向他们的浪漫主义反对者灌输一种同样野蛮的反理性主义。原则上，经济学家们当然是正确的，尽管他们显然夸大了作为他们推断基础的那些假设（“其他物品”的供给“维持衡量不变”）的普遍性，而且有时也夸大了他们自己的智力。如果一个城镇的人口增加一倍，而住房数量却保持不变，那么在其他事物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房租必定会上涨，这是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这类命题遂产生了由政治经济学（主要在英国，虽然在较低程度上也出现在18世纪的旧科学中心，如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构建而成的演绎体系之力量。如同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从1776年到1830年的这一时期，这种力量正处于其胜利的巅峰时期，并得到首次系统出现的人口统计学理论的补充，这种理论旨在建立可用数学方式描述的人口增长率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支持者，沉浸在发现下列事实的热情之中：有人已证明，穷者总是受穷，对他们的慷慨和捐助必使他们更穷。其实，《人口论》既不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首创的，也不具说服力。其重要性并不在它的思想成就，因为这方面并不突出，而在于它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将诸如性生活这般纯属个人而且随意变化的一些决定，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将数学方法运用到社会之中，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主要进展。在这方面，讲法语的科学家处于领先地位，无疑这是得益于法国教育的极佳数学氛围。因此，比利时的凯特尔（adolphe quételet）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人》（sur l’ homme ，1835）中指出，人类特征在统计学上的分布是遵循已知的数学法则，据此，他以人们一直视为过分的信心，推断出社会科学与物理学融合的可能性。对人口进行统计归纳并在归纳的基础上做出确实可靠的预测，这种可能性是概率论专家长期期待的（凯特尔进入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也是诸如保险公司之类必须依靠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所长期期待的。但是，凯特尔和兴致勃勃的当代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调查研究者群体，却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远为宽广的领域之中，并且创造了仍然是社会现象调查研究的主要数学工具。
社会科学中的这些发展是革命性的，就像化学一样，都是遵循那些早就在理论上取得的进展而实现。不过，社会科学也有一项全新而且值得称道的独特成就，这项成就反过来又有益于生物科学和甚至诸如地理学一类的自然科学，即发现历史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进化过程，而不仅是各种事件的年代更替。这种创新与双元革命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几乎无须论证。于是，被称为社会学（这个词是孔德在1830年左右发明的）的学科，直接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萌生出来。被公认为社会学奠基者的孔德，就是以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圣西门伯爵的私人秘书身份开始其生涯的。[1] 社会学最令人生畏的当代理论家马克思，便是把他的理论视为改变世界的工具。
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历史学的创立，也许是这种社会科学历史化过程中最不重要的方面。的确，历史写作的时尚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欧洲。几乎不曾见过这么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写大部头历史著作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世界：俄国的卡拉姆津（karamzin）、瑞典的耶伊尔（geijer）和波希米亚的帕拉茨基（pcky），各是其本国历史学的奠基人。在法国，企图借由过去来理解现实的要求特别强烈，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成了梯也尔（thiers）、米涅（mi）、博纳罗蒂、拉马丁和伟大的米什莱等，进行深入细致和带有党派偏见的研究题目。那是一个历史编纂学的英雄时代，但是，除了作为历史文件、文献或者偶尔作为天才的记录之外，法国的基佐、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和米什莱，丹麦人尼布尔（niebuhr）和瑞士人西斯蒙蒂，英国的哈勒姆（ham）、林加德（lingard）和卡莱尔，以及无数的德意志教授的著作，却很少幸存至今。
这种历史学觉醒的最持久后果，表现在文献编纂和对历史学的技术性整理。搜集过去的文字或非文字文物，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虽然民族主义也许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激励因素：在那些尚未觉醒的民族中，历史学家、词典编辑者和民歌搜集者，常常就正是民族意识的奠基人；但其中仍不乏保护历史免受当时蒸汽动力进攻的企图。因此，法国创办了法国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1821年），英国创办了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1838年），德意志邦联开始出版《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1826），而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审慎评估之上的信条，则是由多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确立的。同时，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参见第十四章），语言学家和民间传说研究者，编纂出了其民族语言的基本字典和民族的口头传说集。
把历史放进社会科学，对法律、神学研究，尤其是全新的语言学，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在法律领域，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建立了法学的历史学派（1815年）；在神学研究中，历史准则的应用（显著地表现在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中）吓坏了基本教义信徒。语言学最初也是从德意志发展出来的，那里是史学方法传播最强有力的中心。马克思是一位日耳曼人，这并非偶然。表面上对语言学的激励，是来自欧洲对非欧洲社会的征服。琼斯爵士对梵文的开创性研究（1786年）是英国征服孟加拉的结果，商博良（champollion）对象形文字的解读（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824年）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结果，罗林森（rawlinson）对楔形文字的阐释（1835年）反映了英国殖民官员的无处不在。但是，语言学事实上并不局限于发现、描述和分类。在伟大的德意志学者手中，比如葆朴（franz bopp，1791—1867）和格林兄弟，它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种社会科学（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说它是第二种社会科学，是因为它在像人类交流这样显然变幻莫测的领域当中，发现了可资应用的普遍法则。不过，与政治经济学的法则不同，语言学法则基本上是历史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化的。[2]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贫穷与无产阶级是近代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化脓性溃疡。它们能治愈吗？共产主义医生提议彻底摧毁现存的生命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这些人获取行动的权力的话，将会出现一场并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革命，一场反对一切财产的战争，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现象将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吗？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呢？谁将揭开未来的面纱？俄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句俄国古谚说：“我坐在岸边，以待风来。”
——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1847[1]
我们是从考察1789年的世界开始本书的。让我们以扫视一下约50年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个世纪结束时的世界，来结束本书吧。
那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个讲求计算的时代里，人们企图借着统计数据记录已知世界的所有事情，众多的新统计简报[1] 能够公正地总结说，每一个可量度的数据都比之前的任何时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画在地图上的，而且彼此之间互有联系的世界面积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来得大，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多，在某些地区，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预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加。工业生产达到了天文数字：19世纪40年代，大约生产了6.4亿吨的煤。只有更为反常的国际贸易超越了工业生产的天文数字。国际贸易自1780年以来已增加了3倍，其贸易额达到约8亿英镑，如果用比不上英镑那样稳定的货币单位来计算的话，数字还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知识从来没有这般广泛传播。4 000种以上的报纸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讯息，每年光是在英国、法国、德意志和美国出版的书籍种类就达五位数之多。人类每一年的发明都在攀登更为令人炫目的高峰。当称作煤气厂的巨大实验室，通过没有尽头的地下管道将煤气输送出来，开始照亮工厂，[2] 紧接着照亮欧洲的一座座城市（伦敦自1807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远的悉尼也在1841年被煤气灯照亮）之时，与这一成就比较起来，阿尔冈灯（argandmp，1782—1784年）——它是自油灯和蜡烛发明以来第一个重大进步——在人工照明方面几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时，电弧光灯也已开始为人所知。伦敦的惠斯顿（wheatstone）教授已计划用海底电报线联系英、法两国。才一年的时间（1845年），就已有4 800万乘客搭乘过英国的铁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着大不列颠3 000英里（1846年的里程，1850年前夕延长到超过6 000余英里）长的铁路奔驰。在美国则有9 000英里长的铁路。定期的汽船航线早已将欧洲和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连接起来。
无疑，这些成就都有其阴暗面，尽管无法轻易从统计表格中归纳出来。人们如何以计量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丑陋环境，例如曼彻斯特后街曾经历过的邪恶腐臭与满天废气；或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最悲惨的世界，它将空前数量的男女赶出家园，使他们失去生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原谅19世纪50年代进步旗手们的信心和决心：“商业可以自由地进行，一手引导文明，一手引导和平，以使人类更加幸福，更加聪慧，更加美好。”帕默斯顿勋爵即使在最暗淡的1842年，仍继续发表这种乐观的言论：“先生，这是上帝的安排。”[2] 无人能否认，当时存在着最令人震惊的贫困。许多人认为，贫困甚至在加剧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业和科学成就的空前标准来衡量，即使是最悲观的理性观察者仍能坚持说，在物质方面，它比过去任何时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还糟吗？他不能说。劳动贫民的物质情况比不上黑暗的过去，有时比记忆犹新的一些时期还要差，这已是足够严厉的谴责了。进步的捍卫者试图以下述论点来抵挡攻击：这不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旧的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业之路上仍然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与此相反，新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正是由该制度的运作造成的。不过，两方都同意，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痛苦。一些人认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不过，双方都正确地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强，人类生活也将迎向物质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 800美元；[3] 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0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卢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 000万到1 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3] 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在俄国的情况更糟，1826—1834年间曾爆发了148次农奴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5]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英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6] ，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 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4] 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5] 是，年收入5 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 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 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间，曾在伊图尔比德将军（奥古斯丁一世）统治下，试用过帝国的名称。的确，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王国，可以被形容为君主立宪国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东岸的这类国家之外，专制君王仍在各处占有绝对优势。的确，到了19世纪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国家：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拉丁美洲诸国。虽然比利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其追随法国这个伟大邻居的脚步所致，大约1/3的煤和主要的生铁都出口到了法国），但是因革命建国的政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国。美国享有两项巨大的有利条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够或的确想要阻止其越过广大内陆而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强邻或敌手——法国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事实上已卖给美国一块相当于美国当时面积的土地；二是其经济发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跃。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项有利条件，这个从葡萄牙手中和平分离出来的国家，避免了长达一代人的革命战争所带给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分裂命运；不过，它的资源和财富实际上依然未得到开发。
不过，政治仍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约从1830年以来，变化的动力明显地增加了。1830年革命将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宪法（反民主的，但同样是反贵族的），引进了西欧的主要国家。这当中无疑意味着妥协，这是由于害怕爆发超出温和中产阶级愿望的群众革命。这些妥协使得政府当中的地主阶级人数过多，比如英国；而新兴阶级，特别是最富生气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政府中却没有代表性，比如法国。然而，这些妥协仍然使政治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中产阶级。1832年后，在一切具有分量的事情上，英国企业家都取得了成功。为了赢得《谷物法》的废除，放弃功利主义者所提出的更极端的共和主义和反教会提议，是非常值得的。毫无疑问，在西欧，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民主激进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它的主要对手（在英国是保守党人，在其他地区是普遍集合在天主教会周围的那些集团）则处于守势，并深刻体认到这一点。
但是，甚至激进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进展。经过50年的犹豫和敌视之后，西部拓荒者和农民的压力终于在杰克逊总统在位时（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国确立了。这大致是在欧洲革命重新获得其动能的同时。就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1847年），瑞士激进派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内战，把民主带给了这个国家。但是，在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当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并且看起来至多也只适合于那些山区或平原的粗俗小生产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政治结构，并且保护他们去反对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曾拥护过这项制度的人们所发起的新攻击。
只有在国际政治中，才有一场明显是总体的而且几乎是无限制的革命。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是由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唯一尚存的非欧洲大国中华帝国，已无力招架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看起来，自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带着贸易和《圣经》随行的少数西方军队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国拥有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炮舰、贸易和《圣经》，遂顺理成章地荣登霸主宝座。英国的霸主地位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其运作几乎不需要政治控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殖民强国都已衰落，因此英国也就没有任何敌手。法兰西帝国已缩减到只控有少数分散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尽管它正着手跨越地中海，以图恢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已处于英国新贸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监视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恢复统治的荷兰人，已不再与英国竞争；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宾群岛以及对于非洲领土的模糊权力；葡萄牙殖民地则完全被遗忘了。英国贸易支配着独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南部，同时也支配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国人的投资在美国北部，事实上是在世界各个经济增长地区，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行使过世界霸权，因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或霸权国家，都只是区域性的，例如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那以后，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成功地再建过一个可与之相匹敌的霸权，而且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大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世界工厂”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英国在未来的衰落已经明显可见。像托克维尔和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这类聪明的观察家，甚至早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已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巨大版图和潜在资源，终究将使它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两大巨人；在欧洲境内，德国（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预言的那样）也将很快就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只有法国已决定性地跌下国际霸权的角逐台，尽管这一点尚未明显到让多疑的英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并且，甚至对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性成果仍相当微小。如同英国必然不能永远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或迟或早，合法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经济触及的偏远地区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专制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6]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意志移民的情绪，他写道：“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这’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7]
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静止状态”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像格里利（horace greeley，“年轻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这些法伦斯泰尔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美国风格”十分不符。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john bright）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征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8] 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处于蒙昧状态，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9]
这就是游荡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这反映了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影响了兰开夏或法国北部的工厂主，也影响了农业德意志的政府文官、罗马的僧侣和各地的教授。这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在1848年头几个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并不仅是在它涉及动员了所有社会阶层这一意义上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中西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当中，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劳动贫民起义。他们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仅是他们的力量，将把从意大利巴勒莫到俄国边界的旧制度推倒在地。当尘埃在其废墟上落定之时，人们发现，工人们（在法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正站立其上，他们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
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个美妙的时刻。如果这些危机换个时间出现，或在允许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平调整其争端的体制下出现的话，他们导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纪俄国宫廷长年不断的争吵导致沙皇制度没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家与企业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派别之间，都有大量的冲突存在。但是，显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变革以有利于企业家的结果决定了权力问题；否则，只有冒险革命才能将政治现状加以冻结，然而，革命却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企业家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之间有关《谷物法》的尖锐斗争，居然能在宪章派的骚动中展开并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所有统治阶级对抗普选威胁的团结性。在比利时，虽然自由主义者于1847年的选举中战胜天主教徒，使企业家脱离潜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经审慎判断的选举改革，一举将选民增加了一倍（在400万人口中，选民仍不足8万人），多少消除了下层中产阶级核心人士的不满。因此比利时没有爆发1848年革命，尽管以实际遭受的苦难而论，比利时（或者不如说佛兰德斯）可能比除爱尔兰之外的西欧地区都要糟。
注释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 saint-just, oeuvresplètes, ii, p. 514.
[2] a. hovcque, taille dans un canton ligure. revue mensuelle de l’ecol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96).
[3] l. dal pane, storia delvoro dagli inizi del secolo xviii al 1815 (1958),p. 135. r. s. ecker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l in it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1961, p. 290.
[5] h. sé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 xviii et xix siècles (1921), p. 184,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1961), pp. 455—60.
[7] 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3), p. 52.
[8] l. b.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1944); j. vicens vives, historia economica de espa?a (1959).
[9] sten carlsson, stàndssamh?lle och stàndspersoner 1700—1865 (1949).
[10] pierre lebrun et al., rivoluzione industrial in belgio, studi storici, ii, 3—4, 1961, pp. 564—5.
[11] like turgot (oeuvres v, p. 244): ‘ceux qui connaissent marche dumerce savent aussi que toute entreprise importante, de trafic ou d’industrie, exige le concours de deux espèces d’hommes, d’entrepreneurs...et des ouvriers qui travaillent pour iepte des premiers, moyennant un sire convenu. telle est véritable origine de distinction entre les entrepreneurs et les ma?tres, et les ouvriers oupagnons,quelle est fondé sur nature des choses.’ 第二章 工业革命
[1] arthur young, tours in ennd and wal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dition, p. 269.
[2] a. de toqueville, journeys to ennd and irnd, ed. j. p. mayer (1958), pp. 107—8.
[3] anna bezanson, the early uses of the term industrial revol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i, 1921—2, p. 343, g. n. rk,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gow 1953).
[4] cf. a. e. musson & e. robinson,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t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i. 2, dec 1960, and r. e. schofield’s work on the mind industrialists and the lunar society isis 47 (march 1956), 48 (1957), annals of science ii (june 1956) etc.
[6] w.g.hoffman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1958), p. 68.
[7] a. p. wadsworth & j. de l.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ncashire (1931), chapter vii.
[8] f.crouz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conomic britannique (1958), p. 63, suggests that in 1805 it was up to two－thirds.
[9] p. k. o’brien, british ies and property in the early n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2 (1959), p.267.
[11]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 p.431.
[12] p. mathias, the brewing industry in ennd (cambridge 1959).
[13] m. 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1892), p. 158.
[14] baines, op. cit., p. 112.
[15] cf. phyllis deane, estimates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i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56 and april 1957).
[16] o’brien, op. cit., p. 267.
[17] for the stationary state cf. 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 pp. 570—1. the crucial formtion is john stuart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v, chapter iv): ‘when a country has long possessed arge production, and arge ie to make saving from, and when, therefore, the means have long existed of making a great annual addition to capital; it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country, that the rate of profit is habitually within, as it were, a hand’s breadth of the minimum, and the country therefore on the very verge of the stationary state... the mere continuance of the present annual increase in capital if no circumstances urred to counter its effect would suffice in a small number of years to reduce the rate of profit (to the minimum).’ however, when this was published (1848) the counteracting force-the wave of development induced by the railways-had already shown itself.
[18] by the radical john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sses, the banker lord overstone, reflections suggested by the perusal of mr j. horsley palmer’s pamphlet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1837), the anti-cornw campaigner j. wilson, fluctuations of currency,merce and manufacture; referable to the cornws (1840); and in france by a. nqui (brother of the famous revolutionary) in 1837 and m. briaune in 1840. doubtless also by others.
[19] baines, op. cit., p. 441. a. ure & p. l. simmond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1861 edition),p. 390 ff.
[20] geo. white, a treatise on weaving (sgow 1846), p. 272.
[21] m. ug, the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in the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during the n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61).
[22] thomas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86), p. 61.
[23] baines, op. cit., p. 356.
[24] baines, op. cit., p. 489.
[25] ure & simmonds, op. cit., vol. i, p.317 ff.
[26] j. h. 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926), p. 427 ff.; mulhall, op. cit. pp. 121, 332, m. robbins, the railway age (1962), p. 30—1.
[28] mulhall, op. cit. 501, 497.
[29] l. h. 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new york and london 1927), p.126.
[30] d. spring, the englishnded estate in the age of coal and ir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i, 1951)
[32] albert m. ih, british bnce of payments and export of capital,1816—1913,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52, 2, p. 24).
[33] john franci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railway (1851) ii, 136; see also h. tuck, the railway shareholder’s manual (7th edition 1846), preface, and t. tooke, history of prices ii, pp. 275, 333—4 for the pressure of umtedncashire surpluses into railways.
[34] mulhall, op. cit., p. 14.
[35] annals of agric. xxxvi, p. 214.
[36] wilbert moore, industrialisation andbour (cornell 1951).
[37] ug, loc. cit., p. 368. children under 13, however, declined sharply in the 1830’s.
[39] mulhall, op. cit.; ih, loc. cit., ii, 52, pp. 228—9. the precise date of this estimate is 1854.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1] see r. r.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1959); j. godechot, grande nation (1956), vol. i, chapter 1.
[2] b. lewis,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 (1953—4, p.105)
[3] h. sé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1931), pp. 16—17.
[4] a. soboul, les campagnes montpelliéraines à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58).
[5] a. goodw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59 cd.), p. 70.
[7] 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harvard 1935).
[8] oeuvresplètes de saint-just, vol. ii, p. 147 (ed. c. vey, paris 1908). 第四章 战争
[1] cf. e.g. w. von grootc, die entstehung d. nationalbewussteins in nordwestdeutd 1790—1830 (1952).
[2] m. lewi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vy, 1793—1815 (1960), pp. 370, 373.
[3] 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1955), p. 26.
[4] a. sorel, l’europe et révolution francaise, i (1922 ed.), p. 66.
[5] considérations sur france, chapter iv.
[6] quoted in l.s.stavrianos,antecedents to balk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xxix,1957, p.344.
[7] g. bodart, losses of life in modem wars (1916), p. 133.
[8] j. vicens vives ed. historia social de espana y america (1956), iv, ii, p. 15.
[9] g. bruun, europe and the french imperium (1938), p. 72.
[10] j. leverrier, naissance de l’armée nationale, 1789—94 (1939), p. 139; g.lefebvre,napoléon(1936), pp. 198, 527; m. lewis, op. cit., p. 119; parliamentary papers xvii, 1859, p. 15.
[11] 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war.
[12] cab cyclopedia, i, pp. 55—6 (‘manufactures in metal’).
[13] e. tarlé,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 royaume d’italie(1928), pp. 3—4, 25—31; 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france,ii, p. 52; mulhall, loc. cit.
[14] 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1953), pp. 646—9; f. crouz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1958), p. 868 ff. 第五章 和平
[1]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 third series, xi, p. 105.
[2] gentz, depêches inédites, i, p. 371.
[3] j. richardson, my dearest uncle, leopold of the belgians (1961), p. 165.
[4] r. cameron, op. cit. p. 85.
[5] f. ponteil,fayette et pologne (1934). 第六章 革命
[1] luding boe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iii, pp. 130—1.
[2] 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p. 468.
[3] vienna, verwaltungsarchiv: polizeihofstelle h 136/1834, passim.
[4] guizot, of democracy in modern societies (london 1838), p. 32.
[5] the most lucid discussion of this general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s contained in marx’ articles in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during the 1848 revolution.
[6] m. l. hansen, the antic migration (1945), p. 147.
[7] f. c. math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artists, in a. briggs ed. chartist studies(1959).
[8] cf. parliamentary papers, xxxiv, of 1834; answers to question 5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gricultural riots and burning of 1830 and 1831), e.g.mbourn, speen (berks), steeple ydon (bucks), bonington (glos), evenley (northants).
[9] r. dautry, 1848 et deuxième république (1848), p. 80.
[10] st. kiniewicz, pologne et l’italie à i’époque du printemps des peuples. pologne au xe congrés international historique, 1955, p. 245.
[11] d. cantimori in f. fejt? ed., the opening of an era: 1848 (1948), p. 119.
[12] d. read, press and people (1961), p. 216.
[13] irene collins, government and newspaper press in france, 1814—81 (1959).
[14] cf.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1959). pp.171—2; v. volguine, les idées socialistes etmunistes dan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questions d’histoire, ii, 1954,pp.10—37); a. b. spitzer,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auguste nqui (1957), pp.165—6.
[15] g.d. h. cole and a. w. filson, british working ss movements. select documents (1951), p. 402
[16] j. zubrzycki, emigration from pnd, poption studies, vi, (1952—3), p. 248.
[17] engels to marx, march 9, 1847. 第七章 民族主义
[1] hoffmann v. fallersleben,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in unpolitische lieder.
[2] g. weill, l’enseignement sécondaire en france 1801—1920 (1921), p.72.
[3] e. develeye, l’instruction ju peuple (1872), p. 278.
[4] 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1897), ii, p. 703; a. daumard, les élèves de l’ecole poly-technique 1815—48 (rev. d’hist. mod. et contemp. v. 1958); the total number of german and belgian students in an average semester of the early 1840’s was about 14,000. j. conrad, die frequenzverh?ltnisse der universit?ten der haupts?chlichen kulturl?nder (jb. f. nationalok. u. statistik lvi, 1895, pp. 376 ff.)
[5] l. liard,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 1789—1889 (1888), p. 11 ff.
[6] paulsen, op. cit., ii, pp. 690—1.
[7] handw?rterbuch d.staabwissenschaften (2nd ed.) art. buchhandel.
[8]veleye, op. cit., p. 264.
[9] w. wachsmuth, europ?ische sittengeschichte, v, 2 (1839), pp. 807—8.
[10] j. sigmann, l’es radicaux badois et l’idée nationàle allemande en 1848.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 1948, pp. 213—4.
[11] j. miskolczy, ungarn und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959), p. 85. 第八章 土地
[1] haxthausen, studien ... ueber rusnd (1847), ii, p. 3.
[2] j. billingsley, survey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for somerset (1798), p. 52.
[3] th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new domesday book’of 1871—3,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y do not represent the situation in 1848.
[4] handw?rterbuch d.staatswissenschaften (second ed.), art. grundbesitz.
[5] th. von der goltz, gesch. d. deutschenndwirtschaft (1903), ii; 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1923), p.132.
[6] quoted in l. a. white ed., the indian journals of lewis, henry morgan (1959).p 15.
[8] c. issawi, egypt since 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i,1961, p. 5.
[9] b.j. hovde,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1720—1860 (1943), vol. i, p. 279.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harvest from 6 million tons (1770) to 10 millions, see hwb. d. staatswissenschaften, art. bauernbefreiung.
[10] a. chabert, essai sur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1798—1820 (1949) ii, p.27 ff; l. l’huillier, recherches sur l’alsace napoléonienne (1945), p.470.
[11] eg. g. desert in e.brousse ed. aspects de crise . . . 1846—51 (1956), p.58.
[12] j. godechot, grande nation (1956), ii, p. 584.
[13] a. agthe, ursprung u.ge d.ndarbeiter in lind (1909), pp. 122—8.
[15] f. luetge, auswirkung der bauernbefreiung, in jb. f. nat. oek. 157, 1943, p.353 ff.
[16] r.zangheri, prime ricerche su distribuzione delta proprietà fondiaria (1957).
[17] e. sereni, il capitalismo nelle campagne (1948), pp. 175—6.
[19] dal pane, storia delvoro in italia dagli inizi del secolo xviii al 1815(1958), p.119 .
[20] r.zangheri ed. le campagne emiliane nell’epoca moderna (1957), p. 73.
[21] j. vicens vives, ed.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espa?a y america(1959). ivii,pp. 92, 95.
[22] m. emerit, l’état intellectuel et moral de l’algérie en 183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i, 1954,p.207.
[23] r. dut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under early british rule (n.d. fourth ed.), p.88.
[24] r. dutt, india and the victorian age (1904), pp. 56—7.
[25] b. s. cohn, the initial british impact on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1959—60, pp. 418—31) shows that in the benares district (uttar pradesh) officials used their position to acquirend wholesale. of 74 holders ofrge estat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entury, 23 owed the original title to thend to their connections with civil servants (p. 430).
[26] sulekh chandra gupta,nd market in the north western provinces (utter prades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eenth century (indian economic review, iv, 2, august 1958).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equally illuminating and pioneering agrarian background of 1857 rebellion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enquiry,n. delhi, feb. 1959).
[27] r. p. dutt, india today (1940), pp. 129—30.
[28] k. h. connell,nd and poption in ir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3,1950.pp.285, 288.
[29] s. h. cousens, regional .death rates in irnd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poption studies, xiv, 1, 1960, p. 65.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1] quoted in w. armytage, a 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 (1961), p. 126.
[2] quoted in r. picard, le romantisme social, (1944), pt. 2, cap. 6.
[3] j. morley, life of richard cobden (1903 ed ), p. 108.
[4] r. baron castro, pocion hispano-america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 1959—60, pp. 339—40.
[5] j. blum,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in austria 1815—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v (1943), p. 27.
[6] mulhall, op. cit., post office.
[7] mulhall, ibid.
[8] p. a. khromov, ekonomicheskoe razvilie rossii v xlx-xx vekakh (1950), table 19, p. 482—3. but the amount of sales increased much faster. cf. also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 287.
[9]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10] quoted in s. giedion, mechanisation takesmand (1948), p. 152.
[11] r. e. cameron, op. cit., p. 115 ff.
[12]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w. hoffman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1958), p. 71.
[13] w. hoffmann, op. cit., p. 48; mulhall, op. cit., p. 377.
[14] j. pur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czechnds(historica, ii (1960), pp. 199—200).
[15]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mulhall, op. cit., p. 377.
[16] h. kisch,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silesia and the rhin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december 1959.
[17] o. fischel and m. v. boehn, die mode, 1818—1842 (munich 1924), p. 136.
[18] r. e. cameron, op. cit., pp. 79, 85.
[19] the locus ssicus of this discussion is g. lefebvre, révolution francaise et les paysans (1932), reprinted in etudes sur révolution francaise (1954).
[20] g. mori, osservazioni sul liberoscambismo dei moderati nel risorgimento, riv. storic del socialismo, iii, 1960, p. 8.
[21] c. issawi, egypt since 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61, xxi, p. 1.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1] f.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ss in ennd, chapter xii.
[2] m. capefigue, histoires des grandes operations financières, iv (1860), p.255.
[3] m. capefigue, loc. cit.,pp. 254,248—9.
[4] a. beauvilliers, l’art da cuisinier, (paris 1814).
[6] a. briggs, middle ss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politics 1780—1846, past and present, 9, april 1956, p. 68.
[7] donald read, press and people 1790—1850 (1961), p. 26.
[8] s. smiles, life of george stephenson (1881 ed.), p. 183.
[9]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10] léon faucher, etudes sur l’angleterre, i (1842), p. 322.
[11] m. j.mbert-dansette, quelgues families du patronat textile de lille-armentières (lille 1954), p. 659.
[12] oppermann, geschichte d. k?nigreichs hannover, quoted in t. klein, 1848, der vorkampf (1914), p. 71.
[13] g. schilfert, sieg u. niedege d. demokratischen wahlrechts in d. deutschen revolution 1848—9 (1952), pp. 404—5.
[14] mulhall, op. cit. p. 259.
[15] w. r. sharp, the french civil service (new york 1931), pp. 15—16.
[16] the census of great britain in 1851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4), p. 57.
[17] r. portal, naissance d’une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 en russie dans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 siècle. bulletin de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douzième série, ii,1959.
[18] vienna, verwaltungsarchiv, polizeihofstelle, h 136/1834.
[19] a. girault et l. millio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et de légition coloniale (1938),p. 359.
[20] louis chevalier, ssesborieuses et sses dangereuses (paris 1958) iii, pt.2 discusses the use of the term ‘barbarians’, both by those hostile and by those friendly to thebouring poor in the 1840s.
[21] d. simon, master and servant in j. saville ed., democracy and thebour movement(1954).
[22] p. jard, histoire sociale du travail (i960), p. 248.
[23] p. jard, op. cit., p. 249.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1] the weaver hauffe, born 1807, quoted in alexander schneer, ueber die moth der leinen-arbeiter in schle-lesien . . . (berlin 1844), p. 16.
[2] the theologian p. d. michele augusti, de libertà ed eguaglianza degli uomini nell’ordine naturale e civile (1790), quoted in a. cherubini, dottrine e metodi assistenziali dal 1789 al 1848 (mn 1958), p. 17.
[3] e. j. hobsbawn, the machine breakers, past and present, i, 1952.
[4] ‘about somencashireds’ in the leisure hour (1881).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mr a. jenkin.
[5] ‘die schnapspest im ersten drittel des jahrhunderts’, handwoerterbuch d staatswissenschaften (seconded.) art.‘ trunksucht’.
[6] l. chevalier, ssesborieuses et sses dangereuses, passim.
[7] j. b. russell,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sgow (1903), p. 3.
[9] e. neuss, entstehung u. entwicklung d.sse d. besitzlosen lohnarbeiter in halle (berlin 1958), p. 283.
[10] 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rge der arbeiter (berlin 1960), vol. 9, p. 264 ff; vol. 8 (1960), p. 109 ff.
[11] r. j. rath, the habsburg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lombardo-via 1814—1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ii, p. 311.
[12] m. c. muehlemann, les prix des vivres et ie mouvement de poption dans ie canton de berne 1782—1881. iv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1883).
[13] f. j. neumann, zur lehre von d lohngesetzen, jb.f.nat.oek. 3d ser. iv 1892, p. 374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