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有种、有趣、有料》 代序:莫忘初心 2013年8月9日，敦煌。 是夜，微凉，夜空蓝得像海。 站在这个安静的小机场上，高耸的塔灯放出一片黄色的光晕，仿佛置身于时空穿越之所在。 白天，《罗辑思维》刚刚完成了“史上最无理的会员招募计划”。短短6小时，5500个天南海北的朋友聚合在了一起。 此刻，罗振宇在美国。我则要参加一个名为“玄奘之路”的挑战赛，接下来的四天里，在三藏法师行走过的戈壁徒步108公里。 在微信朋友圈里，我写下一句话：“到敦煌，定心。借一盏灯，照亮《罗辑思维》的前路。” 初心在何处，灯就在何处。 2012年10月18日，我和罗振宇，第一次相约“夜观天象”。 清冷月光下的道路清晰可见。 我曾是一个媒体民工，他也是。 不同之处在于，以前他是搞电视的，口活吃饭。我是做杂志的，写字刨食。 相同之处在于，大爷都是干腻味了憋屈坏了跑出来的。不做制片人，也不再当主编。 我开了一个传播公司，他跑江湖当顾问培训主持。 那天晚上，我们一块喝茶。 举杯感慨，世道变了。 十年前，地铁里人人端着一份报纸；今天，你我手里都不止是一个屏幕，不光是智能手机还有平板。 十年前，十亿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档新闻联播同一台春晚。今天，人人都是媒体，每个人都在创造分享内容。你联系的节点越多你所看到的世界越大。 信息封闭的时代，权威自上而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信息民主的时代，没有“权威”，只有“信任”。没有“信任”，没有“参与”。 中国300个电视台，2000家报社，1万种杂志，还有多少可以靠广告模式生存？ 元芳，有人说“传统媒体已死”，你怎么看？ 大人，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 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信息本身零价值，信息渠道也不再值钱。传播的枢纽是魅力人格体。 啥叫魅力人格体？有种，有趣，有料。 去掉虚伪的客观中立，就是热血、主观、真实。 以前在传统媒体的时候，几十几百甚至数千号人吃着大锅饭，人人都是这个组织的马甲。 罗胖告诉我，2008年他离开央视，举目自愁，不知道哪里还有一个可以每月发他10000元工资的地方。 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确信，只要你是一个鲜活的肉身，在互联网时代就不愁兑现不了你的价值。 美国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有个理论叫作“1000个铁杆粉丝”。不管你是《江南style》还是旭日阳刚。只要你能创造高质量的内容，借助社会化传播的通路，拥有1000个愿意为你一年付出100美金的粉丝，你就能在美国过上体面的生活。 罗胖和我很想就此实践一下。 他的小小希望，是可以实现《罗辑思维》中念兹在兹的“u盘化生存”——“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而我干吗不创建一个为“魅力人格体”服务的组织：帮助像他这样有本事的朋友们逃离传统媒体，转型成为真正的自媒体。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于是，2012年12月21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那一天，《罗辑思维》问世了。 从此，每天早上打开微信就会有一个60秒语音的马桶伴侣，每周五，一个叫罗振宇的歪嘴胖子在镜头前唠叨“歪理邪说”。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在优酷上线的那个早上，我们的团队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看着播出数字的增长，不停刷新着网友们的点评。这番体验，即使对于我们两个有过10多年媒体经验的人都是全新的。 时光飞快，一晃已经10个月。 《罗辑思维》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我们的视频在优酷有了4000多万次的播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了70多万好友的关注。我们招募了第一批会员。一颗小小的种子，正迎着互联网的轻风成长。 我们自知，大家爱的不仅是罗胖的歪嘴肉身凡胎。大家更爱的是《罗辑思维》里展现的那个魅力人格体，寄托着我们对知识、自由、未来、独立的向往。 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所谓自媒体的方便法门，其实就是8个字：死磕自己，愉悦大家。 2013年8月14日，当我和一群创业者们共同走完108公里的荒漠，再看到老罗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理想行动坚持。 莫忘初心，《罗辑思维》是一个要跨越十年的互联网实验。它不仅仅是一个脱口秀，一个自媒体。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有灵魂的知识社群，一帮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茫茫人海中，《罗辑思维》想找到这样一帮朋友，十六个字概括：爱智求真、积极上进、自由阳光、人格健全。 十万同道，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要求算不算高？这样的一群人如果真能通过互联网聚集在一起，究竟能发生什么？值得想象和期待。 公元627年，一个叫玄奘的和尚出玉门关，陪伴他的只有古道西风瘦马。 三藏法师只有目标和愿力，没有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在接下来的万里跋涉中，我所体验过的不过是其中非常短的一段而已。 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坚忍之心、必胜之心，他做不到，我们更不可能做到。 《罗辑思维》已经出发在途，我们不会再回头。 如果你们盼着《罗辑思维》成，《罗辑思维》就一定能够成。 第一集 末日启示:向死而生 有啥 故事 →古埃及的重死文明 →崇祯测字算国运 →蔡元培猜笨谜 →戈林死前人性闪现 读下 简介 死亡是一场盛大的最后晚宴，古埃及人终其一生都在构建死后世界；哪怕是魔鬼一般的纳粹空军司令戈林在死前也闪现了人性。迷信末日就是在“猜笨谜”，但带着末日的心态过日子，也未必是件坏事。向死而生是我们该有的姿态。 死亡是一场盛大的最后晚宴，古埃及人终其一生都在构建死后世界；哪怕是魔鬼一般的纳粹空军司令在死前也闪现了人性。 part 1 末日是一个笨谜 古埃及的重死文明 2012年12月21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也是我们《罗辑思维》开播的日子。我们选在今天启程，其实已经给了一个关于末日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绝不相信末日。当然，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人会信这个鬼扯。 聊聊末日，我今天从自己的一个观察开始：其实每一个文明，甚至在它的不同阶段，对于末日和死亡的看法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今天大家会觉得生活太美好了，太精彩了。比如我之所以舍不得死，不是因为还没活够，是因为我死之后拍出来的电影，我就看不着了。好吃的东西我也吃得差不多了，我就是对电影实在有点舍不得。我一闭眼，李安再拍一个好电影怎么办呢？现在生活确实太美好了。 但是我读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死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很多历史阶段，人好像觉得死就死了吧，排队上刑场，也没想着怎么挣扎反抗。有的历史阶段，有的文明甚至对死亡抱有一种热切的渴望。 我还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埃及旅游，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问我们导游一个问题：我说你发现没有，埃及所有的文物古迹都是为死人准备的，没有一个古迹是为活人准备的。 @翔起来：地球末日怎会以地球时间为准？宇宙时间和地球时间的单位差距何止亿年？无神论最多的中国却最信“末日论”？同样道理，地球之外，不会有外星人存在，地球人这几百万年在宇宙中只是一个瞬间！上个瞬间或下个瞬间在宇宙中出不出现人类的概率都极低！ 你看中国，到北京第一要看故宫，皇上住的。第二要看长城，这是为了防备北方民族。都是为活人用的。可是到了埃及要不就是金字塔，要不就是神殿，总而言之所有东西都是死人住的东西。我就问这个导游，我说活人的古迹有没有，导游说你还真是问到一个点子上了。埃及古代人，就不觉得活有什么重要的，这乱糟糟的世界有什么可活的，抓紧时间为死后攒点东西。比如说现在攒点钱，赶紧找点人给自己做一个木乃伊。他们觉得攒那笔钱太重要了，上至法老，下至小民都觉得要为死后的世界去营造一个天国。因为那个时间长嘛。这一世活就那么回事，可以潦草一点。既然潦草一点，所以当时所有的居室、宫殿、建筑物就都没有留下来。 @轻舞心扬：明天我将死去，今天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没做好？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如果人们带着这样的思维活着会活得更加有意义。 所以你看，死是不是可怕？如果你真觉得可怕，那么末日就会成为商人去炒作的一个话题，成为恐吓你的一个工具。 猜笨谜的蔡元培 但是末日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成为一个迷信你信了，我相信它的本质就在于四个字：模棱两可。其实对于任何命中注定的说法，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太信。算命、测字几乎都是这么回事。 @吴声：老罗的价值在于互联网，在于构架常识的能力：抽离时间的焦虑，击中当下的情绪，综合知识的运用释放新的信息快感。因为逻辑，在大片时代，罗胖这样的重口味简直是最可喜的小清新。 历史上关于算命的小故事其实很多。比如明末李闯王[1]已经攻下潼关之后，京师大震，崇祯皇帝觉得明王朝日子不多了，到底前路如何？要问问神仙。所以有一天青衣小帽溜出皇宫，在街上找了一个测字摊，旁边看了半天，觉得这个测字摊还可以，前面说的都挺准。然后皇帝就上去了，说我测个字。 埃及所有的文物古迹要不就是金字塔，要不就是神殿，总而言之，都是为死人准备的，没有一个古迹是为活人准备的。 算命先生说：“说吧，哪个字？” 崇祯说：“有没有的‘有’吧！” 先生问：“问国事还是问家事呢？” 崇祯说：“问国事。” 先生一看说：“这字不好。为什么？你看这个‘有’啊，上面是‘大’的一半，下面是‘明’的一半，这意味着大明江山去了一半了，你说这国事能好吗？” 崇祯皇帝一咬牙说：“不对，我说的不是这个‘有’，我说的是朋友的‘友’。” 测字先生看了半天说：“问国事问家事？”“还问国事吧？”“我告诉你更不好。为什么？你看朋友的‘友’，是反贼的‘反’字出头。‘反’出头不是朋友的‘友’嘛，更不好。” 崇祯皇帝一咬牙一跺脚说：“我问的不是这个‘友’，问的是申酉戌亥的那个‘酉’。” 测字先生看半天说：“问国事还问家事？”“还问国事，”“更不好！为啥？因为你看这个‘酉’，是九五之尊的那个‘尊’字，砍头砍脚，皇上都没了，你说这个国家还能好吗？” 这个笑话不是我编的，好像是刘宝瑞先生单口相声里说的。其实迷信都是这么回事，所以胡适对于这种模棱两可文字的猜测，有一个说法，说这叫“猜笨谜”。他说谁呢？说蔡元培。 @肉眼所见：谁的末日，谁的新生？从《罗辑思维》中，可以读到故事以外的东西。一种个体知识化生存状态，值得传统媒体关注和尊重。再次祝贺！ 蔡元培这个人虽然对教育很有功劳，但是他经常干这个事——猜笨谜。比如他研究《红楼梦》，就叫索隐派[2]。他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 他说，其实《红楼梦》说的是什么？就是满汉相争。贾宝玉不说了一句话嘛：“女孩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水”说的就是汉人的“汉”，带三点水吧。泥做的骨肉说的就是满人，满人古称叫鞑靼，鞑靼的“鞑”字的繁体是“韃”，右上面起首就是个“土”字，你看是泥做的骨肉。所以男儿女儿之争，说的就是满汉之争。你说这个谜猜得笨不笨。 @冰冻汉堡：长知识，很有趣。但是觉得他太能笑了。少笑一点，稍微严肃一点可能更有说服力吧！ 然后他说贾府就是满清的朝廷。比如说李纨，李纨就是礼部，你看他姓李。老大贾赦是刑部，为什么呢？因为他夫人是刑夫人嘛。然后贾琏，贾琏就是户部，你看在家王熙凤管银子，而且叫琏二爷，在清朝六部排名当中，户部又排名老二，所以这是户部，等等。 @plutus1900：《罗辑思维》不逻辑，尽是掉书袋。掉可以可以，但掉得不是地方。自己挺开心，我却感觉不疼不痒。 整个蔡元培那部《石头记索隐》里面都充满了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胡适给他俩字叫“笨谜”。今天如果你相信末日，我告诉你，你猜的就是一个笨谜。 part 2 向死而生的境界 向死而生 刚才我们说，相信末日说这叫作猜笨谜，可是相信末日说其实也有好处。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带着末日心态去生活。就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3]讲的，叫作向死而生。亡是一种状态，而我们活着就是去死，不断地逼近那个亡的状态。 我们假设，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无远弗届的，可以永远活下去。那你想你这辈子一定会极其糟糕。因为你什么时候努力都可以。 而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人是要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会撒谎，就是因为我现在搞点小伎俩骗骗人，我现在获得点利益，我为了将来，我可以做好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因为我们觉得我现在在挣钱，我忙啊，等我挣完钱之后，我有机会再来孝敬父母。 @合肥无法：《道德经》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天地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说是故意曲解来做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做祭祀用的牺牲品，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祀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要知道刍狗在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生命是何等脆弱。人如蝼蚁，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的呀。也就是说，你晚上脱下鞋上炕，第二天能不能再穿上你是不知道的啊。死亡往往是一个突然降临的状态。 所以，其实心中永远保有这样一个“死”字，对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绝对不会作恶，你绝对会把当下该干的事情立即都干掉。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夜里我要醒不过来，我有没有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还有惭愧之处？这就是向死而生的境界。 其实人都是这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据说，慈禧最后一道遗诏说以后大清国女主不许干政。你看她是知道的呀，但是只要她不到死那一刻，她就不把这句话吐出来。 还有一些人在临死的时候，他会有好的人性展观。比如说著名的路易十六[4]，就是那个被“咔嚓”一刀拿掉脑袋的法国国王。临死前的最后几秒钟，他回头看了看刽子手，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法国人那个拉彼鲁兹探险队回来没有，有没有消息？当时这个探险队在太平洋上已经失踪了很多年了。现在日本北边那个宗谷海峡也叫拉彼鲁兹海峡，就是以他命名的。 所以你看，一个国王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反对革命还是支持革命，不是给王朝留点话。他关心的仍是法国民族的一个伟大的探险队的去处和消息。这是真正的人性的展露。 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纳粹的空军司令戈[5]，大胖子，比我还胖。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这一生几乎就找不出一点好。戈林酷爱搜集艺术品，他是欧洲艺术界的一个大劫难。这个人还非常残暴，屠杀犹太人他也有份。 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就是1946年的10月，此时盟军法庭已经判了他死刑，他一直跟盟军法庭博弈一件事：他说能不能枪毙我，不要把我绞死。 因为在欧洲人的观念当中，砍头、绞死和枪毙，这是完全不同的死法。绞死给谁预备的？江洋大盗，最底层的老百姓。砍头是最高贵的死法，你看查理一世[6]、路易十六都是“咔嚓”一刀。至于枪毙呢？那是军人应该享受的死法。 所以戈林说我怎么能跟江洋大盗搞到一起去呢？好歹搞个枪毙嘛。博弈半天，法庭最后没同意，说你就得绞死。戈林很沮丧，回到监牢里之后，就拿出自己藏着的一颗氰化钾胶囊吃了死了。 @chinagreatman：戈林一无是处？希特勒再蠢，也不会让一头猪当二号人物呀？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已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但是有意思的是，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是，他临死的时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既不是给孩子的，说我哪藏着金子。也不是什么给纳粹的继承遗志者的一封什么公开信，而是写给监狱长的。 信中他详细交代了这个氰化钾胶囊的来历。他说，我一共带了三颗，第一颗放到衣服口袋里，故意让你们发现。第二颗呢，我搁在帽沿里面，所以检查的时候你们没发现。第三颗我是搁在手提箱的那个雪花膏的瓶子里，你们到现在也没发现。 信的最后他写了一句话，他说：监狱长，我这种藏法，你们的检查人员是不可能查得出来的，请你不要怪罪他。 所以你看，在历史上留给我们一个如此不堪的肮脏背景的人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暴露出来的是慈悲心肠。知道了这个故事你会怎么看戈林？ 人带着着末日心态去活，和心中没有末日去活，这会活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 part 3 人类灭亡于电子游戏?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它是解释费米悖论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原姓拓跋，原名鸿基。1644年正月，称大顺王，3月19日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在山海关为吴三桂和清军联军所败后，于4月29日称帝，翌日离京西撤。1645年，于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说出家为僧，卒于康熙年间。 [2] 红学大致可分为文学批评派、索隐派、自传派等数派。索隐派以蔡元培等人为主。主张红楼梦作者以暗喻的方式，书写清廷宫闱中事，也有主张书中内容与清朝历史暗合者。 [3] 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4] 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性格优柔寡断，即位后多次更换首相和部长，任由内阁内讧，政策变化无常。法国大革命爆发，他被送上断头台，讽刺的是，传说他当年曾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 [5] 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在纳粹党统治下的德国政治影响力，仅次于希特勒。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绞刑，但他在执行死刑前两小时在狱中服用有毒氰化钾胶囊自杀。 [6] 1649年1月30日被处死，他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最后的几年中，由于企图推翻英格兰和苏格兰国会的权威，他与国会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英国内战”。 [7] 费米悖论又称费米谬论，阐述的是对地外文明存在性的过高估计和缺少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1950年的一次非正式讨论中，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问道：“如果银河系存在大量先进的地外文明，那么为什么连飞船或者探测器之类的证据都看不到？” 第二集 拒绝逃离北上广 有啥 故事 →1/8秒效应 →宋江出丑 →戴宗撒谎露马脚 读下 简介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北上广深的房子太贵，在这些地方，长安居大不易，还是回老家吧。这个口号前两年很流行的呦，可这两年怎么样？这些年轻人都蔫不出溜地回来了，为什么？他们发现老家更没有机会。相反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相对来说制度建设比较规范，不需要认识熟人或投亲靠友等，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和工作，这是最大的区别。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北上广深的房子太贵，在这些地方，长安居大不易，还是回老家吧！ part 1 城市化的财富效应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北上广深的房子太贵，在这个地方，长安居大不易，还是回老家吧。这个口号前两年很流行的呦，可这两年怎么样？这些年轻人都蔫不出溜地回来了，为什么？他们发现老家更没有机会。相反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相对来说制度建设比较规范，不需要认识熟人或投亲靠友，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是最大的区别。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陌生人的大规模肉身聚集。有人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拥挤在城市里呢？现在很多作家比如韩少功跑到长沙的乡下隐居，莫言也是在高密县东北乡一直以农民的状态生活。这样不也可以建功立业，可以写文章，可以协作嘛？”没错，但是他们的工作需要非常低的协助度，而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只有聚集才能产生大规模的财富。 @发评论要注册好累啊：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大城市机会确实多，但是呢生活节奏快，压力也大啊！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对生活的选择。我是个没有太大理想抱负的人，有个稳定的工作、爱我的家人，幸福地过我的小日子就行，没想出人头地。所以虽然我知道北上广深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的，因为大城市生活不适合我！ 那么财富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中小学教科书中得到的经验都是：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靠辛勤的劳作，一颗汗珠掉地上摔八瓣，这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但这只是农耕文明的财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财富就不是这种形态了。比如李约瑟说中国人发明了水排，又发明了风箱，那为什么没有把它们凑起来变成蒸汽机呢？这就是聚集的最后一步没有完成，水排是水排，风箱是风箱，没有凑成蒸汽机，财富就没有产生。 那财富是什么呢？财富是聚集的产物。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小区旁边开了一个商场，小区的房子就升值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区的人流”，商场的生意也变得好了。所以把它们放一起，各自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城市化聚集带来的财富效应。有人说互联网可以形成这个效应，山南海北的人通过微信、短信、电子邮件以及qq可以完成协同。没错，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新名词叫1/8秒门槛，或者1/8秒大限。 1/8秒是什么？是指光或者电波从地球最远两端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延时效应。我们知道光速是宇宙间的第一常量，不管人类文明和科技怎么跨越和发展，永远都跨不过去这个槛。也就是说，只要通过电脑、电波、无线互联网等等进行联系，1/8秒延时永远在，所有精细的体验面临这1/8秒延时的时候都会崩溃。比如谈恋爱、重要的商业谈判或者朋友之间的把杯言欢这些事情，难道能够一边聊着qq，一边完成那种精密的人性之间的贴近吗？这是不可能的。 @jammyelon：只有聚集才能产生大规模的财富？美国有财富吗？美国人聚集吗？美国有50个州，虽然纽约州、加州聚集了大量的人，但50个州都有各自的产业。美国的年轻人从生下来到长大，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待着，因为他们在接触不同事物的过程中，会在各个州之间穿梭不定。知道年轻人为什么都不买房吗？因为他们的生活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的工业在哪个州？农业在哪个州？赌场和娱乐业在哪个州？科技在哪个州？学校在哪个州？它们真的聚集在一个州吗？可悲的理念！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可以看看专业的游戏玩家。我生活中认识一群这样的小孩，他们的游戏装备和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坚决不会用无线鼠标，因为那样带来的延时效应令他们无法容忍。他们还会把鼠标线挂在架子上，就是为了游戏的时候方便，不能因为甩线影响了自己动作的灵敏。对他们来说，在游戏搏杀的时候不是分秒必争，而是毫秒必争。但是这对于平时只用电脑处理文档、看看视频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可见延时对于体验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都不能在城市用肉身的方式聚集，不能跟亲朋好友不时地约在咖啡厅坐一坐，不能去个串门子，不能在做重要的决策、谈判和协商的时候完成直接的肉身接触。那么这1/8秒延时会让人类所有精细的体验合作崩溃掉，财富也将不再发生。 年轻人是用肉身的方式，而不是仅仅通过一根电波线来到城市，这是未来和他人进行自由协作，也是积累终生财富的根本源泉。这样看来，你能离开北上广深吗？ @广州碎片：从流行的成功学讲机会，讲见识。这是在讲出身，讲阶级，讲起跑线，讲投胎，讲方向，讲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要更快，更高，更强。直面中国当今城市化的浪潮，心甘情愿上战场，战死沙场也算没当时代的逃兵。想想人潮涌涌的广场、水泄不通的地铁站、如电影里满山遍野潮水般涌来的骨灰级斗士。 罗胖荐书：《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 作者：【美】凯文·凯利 只要通过电脑、电波、无线互联网等等进行联系，1/8秒延时永远在，所有精细的体验面临这1/8秒延时的时候都会崩溃，比如谈恋爱。 part 2 见识贫乏糗事多 宋江出丑只怪见识少 年轻人在城市获得的更多东西，远不仅仅是肉身之间非延时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见识。其实见识跟经济地位和聪明程度没多少关系，和是否在大城市生活有关。北京随便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站在街边上，也许什么名车都认识，他们家的车库可能跟国贸的车展也没什么区别。而一个外地的农村大学生，可能学问很高但缺乏见识。这就是城市生活给人类灵魂世界带来的最丰厚的一笔财富。 说几个《水浒传》的典故。比如宋江出行的时候，最爱带的是哪几个人？第一个是李逵，打手嘛，最听他的，所以要带着。第二个是特务头子戴宗，这是给他搞情报的，跑得快嘛。这两个人带着。另外他最爱带的是谁呢？一个是燕青，当时著名的民营大企业家卢俊义的跟班，是一个在大城市生活，混迹歌馆酒楼的人，另一个是皇族后裔柴进。为什么要带后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其实是后入伙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见识，这个很重要。 @睛彩：认识车标就算有见识？问题是没见识的山西煤老板买了北京、上海的房子、跑车，你这个有见识的北京人、上海人还不是被挤出城市核心区。本地人尚且如此，起码还有个老宅，外地人如何？看多了繁华，又无力得到，只会让人更虚荣。你见识了国家大剧院又如何？可能连五棵松体育馆都舍不得买张演唱会的票吧？见识了诸多世界第一的摩天大厦又如何？不过是天天路过，你在那里面工作吗？享受过俯瞰城市的优越感吗？ 后来宋江搞招安，要跟皇上搞好关系，所以他们就去找李师师。宋江是一个土老帽，他在郓城县卡拉ok厅里还算是气派的，可到了“天上人间”就不行了。李师师那是“天上人间”的小姐，以致于跟他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困难。 《水浒传》里写宋江几杯酒下肚之后，捋袖揎拳，现出梁山泊的手段来，搞得柴进很不好意思，反复跟李师师说：“我这个表兄喝完酒就这个样子，娘子担待。”这就叫见识，不是宋江不聪明，不是个英雄，而是没在大城市混过就是不行。 《水浒传》里还有一个例子。蔡京[1]的儿子蔡九知府给老爹写了一封信，吴用就出主意把他的信给改了，于是找到玉臂匠金大坚新刻了一枚图章，让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重新写了一封信。戴宗没去东京汴梁的相府送信，而是直接把假信送回给了蔡九知府。 蔡九差点被骗过，旁边有一个人叫黄文炳，他一看就说这个信是假的。黄文炳说：“字迹和图章都对，但是蔡京已经是老太师而且当了丞相，他怎么会用‘翰林蔡京’的图章呢？这是第一。第二，这是老爹给儿子写信，怎么会用蔡京这样的名字呢？这叫名讳。对儿子讲话，父亲是不用名讳的，他肯定不会用这枚图章的，所以此信有诈。” @兔儿爷_xue：我身边的亲身例子。我姐夫是外地人、大专文凭。10年前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打拼，起初非常迷茫就找了份销售的工作。10年后的今天他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后当上了老板，在市区购置了一套房产，郊区购置了一套别墅、一辆宝马车，算是小有成就。有次他感慨地对我说，他这样的人能混出来真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蔡九知府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把送信的戴宗叫来问话，说：“你到我家去，这信是找谁送进去的？几日得了回信啊？”戴宗没去过啊，要知道他只是一般的看守所小民警，哪见过相府是什么样子。戴宗说：“我就在门口寻，寻了半天寻着了一个门子，然后这个门子就给我递进去了，第二日就给了回书，我就带回来了。” 可见小地方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个相府那种门庭若市的状态的，所以他用的词叫“寻见”一个门子，显得相府门庭冷落。 蔡九知府闻言勃然大怒：“胡说，所有到我们家送信的人，首先要找到李门子，李门子要送给张干办，张干办要送到里面的李督管，然后才能送到里面。不管多亲多近，必须三日才得回书。一定有诈，给我打！从实招来！” 吴用的妙计这就破了嘛。这难道能怪戴宗吗？他没在东京汴梁生活过，没有这番见识。所以无论是萧让的模仿字迹，还是金大坚的新刻图章，所有技术环节都没有错，但在见识上出了错，导致最后所有的骗局彻底失败。 民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笑话，比如秦牧的散文里写到，俩农民吹牛，一个人说：“我见过皇上的金銮殿，左边一个油条铺子，右边一个烧饼铺子，皇上想下来吃哪个就吃哪个，都不给钱的。”一个农民能够想象的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就是那样。 @lltk流浪的天空：说得当然很不错，肯定比我说得好，但是你节目名字既然叫罗辑思维，我觉得逻辑性上还是要更严谨一些。我就真想挑个刺。看了两节，都有一个地方让我听着不舒服。1.人类追求虚拟的成就感。首先你说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探索太空，建高楼大厦的成就感，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市井小民可以追求的，就算在现在，有这个能力的人有几个会去拼命追求游戏中的成就感？2.我同意你第二集中说的人们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八分之一秒延时理论，你拿地球上最远的两个地方的延时，来说明人们不面对面时会遇到的不顺畅等问题。怎么听怎么别扭。 一个捡粪的人坐路边上叹气，说：“他妈的，我要是当了皇上，这捡粪的叉子得是金的，而且路两边的粪都得归我一个人捡！” 再比如打倒“四人帮”之后，民间传说江青腐败，床头搁一红糖罐子，床尾搁一白糖罐子，夜里起来就吃。当时老百姓觉得能吃上糖就是皇上、娘娘的生活，觉得江青的生活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见识贫乏对一个人的妨碍，所以能不留在北上广深吗？ 罗胖荐书：《闲看水浒》 作者：十年砍柴 part 3 孤立环境让天才不自知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芒福德 北宋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北宋时的政治家及书法家，先后四次任宰相，掌权共达17年之久。蔡京是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僚，而且是个权力欲强的人物，所以被历史认为是“贪渎最严重的权相”。 [2] 美国历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以其对城市和城市建筑的研究闻名，兴趣广泛。 第三集 大国的武器 有啥 故事 →《隆庆和议》背后的算计 →“卖国贼”李鸿章的爱国情怀 →《凡尔赛和约》的崩溃 读下 简介 爱国要有常识，才能理性爱国。明朝蒙汉之争，蒙古人屡派使者求和通商，靠贸易制造和平，换来双赢。“卖国贼”李鸿章鼓励国内外贸易用发展的眼光爱国。谈中日贸易，认清事实，审时度势，顺应趋势，才是大国的姿态。 爱国不一定要用武力。爱国要有常识，才能理性爱国。认清事实，审时度势，顺应趋势，才是大国的姿态。 part 1 贸易造就和平 快到年底了，看到一则财经新闻，说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开始下降，尤其是汽车业。很多国人看到现在日本经济哀鸿遍野，很高兴。我倒觉得，这恰恰应该让中国人忧心。因为中日贸易一体化，说得更大一点是东亚贸易一体化，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这样的一体化进程被阻断了，会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认知，就是贸易到底让敌人更强大，还是让和平更强大。 这在中国古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比如汉朝人跟匈奴之间打成那样，到最后不是还得和亲吗？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汉家公主和亲呢？其实本质在于贸易，做生意嘛！ @傻蛋_错了：我觉得罗老师的观点很真诚，至少是罗老师个人的真实想法；另外罗老师推出的自媒体也确实正在时机，很是佩服，每集必看，就是有感觉啊！个人认为罗老师的观点大多数是站在北京大城市知识分子角度+书本理论而得到（没有抱有任何负面诋毁意思）。可能是我也在北京读书的原因，同意罗老师的90%以上的观点。 打仗好还是做生意好，这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博弈，早有定论的事情。这个博弈的最后一幕，就是所谓的“隆庆和议”[1]。 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把蒙古人打跑了，但实际上他们的势力没有消灭，甚至到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2]还把明英宗给抓起来了。明朝中后叶的时候，来自北边的边患越来越厉害。最猛烈的一次是1542年。这一年俺答汗的蒙古部队打开长城之后，纵横三十几个州县，光杀掉的男女就二十多万，还有几百万头牲口，摧毁八万间房屋等等，这在史料上面记载得都很清楚。 最开始提出停战谈判的人是谁呢？并不是汉王朝，而是蒙古人。这就牵扯到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打仗的算计。首先农耕民族打仗是不可能赢的，或者很难赢。因为农耕民族不会骑马，尤其是汉民族一旦失去河套地区这片最好的养马地，基本上就没有坦克装甲车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在打仗的时候，是没有后勤的。比如蒙古人打仗是一个战士有三匹马，一匹驮辎重，两匹换着自己骑，这样可以夜行千里。没有辎重和粮草的战士，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抢不到粮食就杀马吃。 农耕民族打仗，一般来说一个士兵至少有两三个后勤人员。所以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三百万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农耕民族打仗时候的辎重团队，而游牧民族是没有这个负担的。 所以到明朝中叶的时候，史料就有这样的记载，只要出边一次，基本上当年财政收入的1/4就报销掉了，而战果又非常寥寥。因为农耕民族尽管打赢了，斩首几十个，其他敌人见状打不过，就骑着马跑了，所以不可能获得本质上的胜利。这是农耕民族的劣势。 游牧民族也有劣势，这也是他们打仗的原因。游牧民族整个经济生活受天气的影响太大，一场大雪可能让牲畜死掉大半，只好南下去抢，否则就没有活路。可是光靠抢不能达到目的，因为抢到的人口、牲畜是他们最不缺的。他们要的是茶叶、粮食、丝绸、铁器等。可大部队一到，老百姓早就把这些能带走的带走了，他们抢不到，再加上一些人命的损失，这对游牧民族来讲也不划算。 所以到明朝中叶的时候，挑起谈判的是蒙古人。蒙古人反复派使臣对明朝的朝廷说：“我们做生意吧，不打了好不好？”不料这边打红了眼，抓到一个使臣“咔嚓”就杀了。蒙古人就再派一拨，这边抓到之后“咔嚓”又杀了。蒙古人又派了一拨，一直到三拨之后，明朝的朝廷才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此时，朝廷上立刻分成了忠臣和奸臣两派。嘉靖皇帝时期著名的忠臣杨继盛，就是后来因为跟严嵩对峙而死的那个忠臣，他坚决反对停战谈判，认为一定要跟蒙古人死磕。后来有的杂文作家评论杨继盛是“爱国贼”，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有个奸臣叫仇鸾，这个人在道德上很不堪。他当时讲过一句话：“杨继盛凭什么说打杀？他见过几个贼人，上过几次阵仗？他哪知道能不能打得过？” @成都市星星：贸易带来和平的观点我赞成，罗振宁个人知识量丰富，表述独到，观点鲜明，是一个好老师！罗振宁个人观点不是神丹，不是天书，有些人去批判他，这些人就是喜欢批判，看什么得到大众关注就批判什么，好像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和重要，结果自己其实只是个什么也不是！ 这件事在朝廷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达成了所谓的《隆庆和议》。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战争，但是自打《隆庆和议》之后，塞北就变成了江南，为什么？因为贸易开始了。蒙古人不必南下去抢掠，就可以用自己多余的毛皮、牛羊来换得生产资料。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财富到底是哪里来的？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财富是最便宜的方式？大家说那当然白来的最好，抢来的最便宜。 其实不对。 举个例子，假如比尔·盖茨的windows 98问世后，所有人都不付钱而是去抢，尽管对我们来说很便宜，可结果是比尔·盖茨再也不会去开发windows xp了，更何论我们现在用的win7和win8，以及未来的win9和win10？这样一来到底谁合算呢？所以五百年的世界历史，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用贸易更合算。贸易能够造就和平，而不是所谓的大棒和吓阻。 罗胖推荐文章：《贸易造就和平》 作者：李子旸 part 2 卖国贼李鸿章如何爱国 爱国还是卖国，是一百多年来都打不清的官司，这就说到李鸿章[3]，一个卖国卖出品牌的人，以致西方列强找清朝政府签不平等条约，都得让李鸿章来。最典型的就是《马关条约》了，日本人点名让李鸿章到马关来签，这把李鸿章气死了。 李鸿章也是爱国的，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真的愿意去签那个不平等条约吗？只是因为打不过，没办法嘛。 那什么叫爱国呢？就是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妈一样。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你说伟大就伟大喽，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怀。只有人格极不完善的人，才可能不爱国，所以爱国是一种正常情绪，伟大是一种过奖之词。 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之后的1896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后来的历史书很少提及这次航行。实际上他从中国到了俄国，然后又到了英国、普鲁士（现在德国），接着又去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到日本最后回到中国。他见到了俾斯麦、俄国的皇太子、美国的格兰特总统等等。 老人家坐着美国轮船到横滨，准备换招商局的船回国内。老头倔得不得了，说：“我就不上日本土地，我终生不踏日本土地！” 这就给很多船员提了一个难题。最后把美国船和招商局的船拼在一起弄了个跳板，老头冒着生命危险，颤颤巍巍走跳板过去的，没有踏日本土地。 你说此举是不是爱国呢。 就在老头这一趟行程中，他不断地接受记者采访，跟所有的西方人都表态说欢迎到中国投资，欢迎和中国进行贸易。 @pandazyj：从专业主义那一集开始看，受益良多。关于这一集，贸易使自己强大还是“敌人”强大？我想明白人会明白。之前也有人计算过减少购买汽车，国内税收会减少多少；但是那些整天喊、打、砸的“爱国者”，他们似乎更看重的是气节；也就是即使明明知道这对中国不好，那么也不能给对方发展机会。 比如在英国的时候，汇丰银行搞了一个酒会欢迎他，他就鼓吹大家到中国来投资。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是这个观点。我记得他讲过一段话，这段话用文言文说出来可能没法听，但是看美国记者的报道，就会觉得老头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 他说：“只有当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这四样得到最好的搭配时，我们才能够创造财富。欢迎到我们国家投资，让大清国的很多劳动力、土地资源能够发挥它的潜能。”他还说：“不过像什么铁路、矿山、电信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不要在一百多年后轻易地骂李鸿章卖国，因为连一个像李鸿章这样著名的“卖国者”都知道该怎么爱国，怎么去推动国家发展。 罗胖荐书：《帝国的回忆》 作者：郑曦原 爱国要有常识，才能理性爱国。谈中日贸易，认清事实，审时度势，顺应趋势，才是大国的姿态。 part 3 格局是个大问题 爱国还是不爱国涉及一个基本常识，就是用强力去改变大势所趋，除了增加国家的崛起成本，我们将一无所获。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签署《凡尔赛和约》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整顿吏治，在他俩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2]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蒙古大举南侵，王振劝英宗以50万大军亲征，沿途铺张。返师途中，八月十五（1449年9月1日）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太师也先所败，明军“死者数十万”，英宗被俘虏，王振被乱军所杀，史称“土木堡之变。” [3] 中国清末重臣，同时是将领兼外交官，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4] 《凡尔赛条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第四集 罗胖的歪理与歪嘴 有啥 故事 →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大国影响力 →现实版的蜗居 读下 简介 战后的美国是怎样迅速完成大国崛起之路的？面对仇敌日本，美国的大国思维比民族仇恨更有意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来“亿万级”城市真的会出现吗？我们真的需要逃离北上广深吗？“互联网时代，与其在组织内苟且残喘，不如跳出组织，做一个‘特种部队’或者像本拉登学习，自成一派，做一个‘基地组织’中的一员。”本期《罗辑思维》，听听罗胖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的。 罗胖子的自我辩护：互联网时代，与其在组织内苟且残喘，不如跳出组织，自成一派，做一个“基地组织”中的一员。 part 1 大国崛起得先有大国思维 《罗辑思维》是一个自媒体，自媒体的玩法和传统电视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玩一件传统媒体绝对不会干的事情，用一整期节目来回应这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正。批评最激烈的集中在刚刚播出的关于中日贸易的那一期。很多人骂我，说罗胖子你是个汉奸、你是卖国贼等等。我听了哭笑不得。如果你真觉得我是一个汉奸，那我求你啦，以后就不要看这个节目了。 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一个小媳妇儿天天被她的残疾人丈夫打，这个小媳妇儿非常温柔地跟她丈夫讲，哎呀你别打了，小心伤着您自个儿。对于那些骂我是汉奸的人，我特别想像这个小媳妇儿一样跟他们说：“别生气啦，小心伤着自个儿，以后不看不就完了嘛。” @tang小飞侠：我为了给你评价，登陆了自己的账号！首先，罗胖子的观点都说了是自己客观“罗”辑思维，从书中资料中查找，寻找自己的观点。二，我觉得他讲的问题需要把自己的感情剥离出来分析，在生死、金钱面前，很多人确实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任何事情都需要进行两面分析。如果有天真的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事情，你担保你不会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你敢说你不怕死？那是因为它们没有来临。我觉得罗胖子分析中日贸易关系确实很正确。你爱国，但是你要拿出真正的爱国行动，嘴皮上说的，谁都会啊！很多大道理我不会说，简单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客观地去分析问题。我是支持罗胖子的逻辑的。 与此同时我还想说的是，我对中国人的素质没那么悲观。我认为，能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且愿意和我在一个相同的轨道上进行探讨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我做自媒体试验的初衷和信心所在。 在所有批评的意见中，我很重视一种声音，所以今天想特地回应一下。我曾说过贸易解决争端，贸易造就和平，一些网友就问，经济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面对日本这样光靠温柔的手段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没有背在身后的钢刀利刃，日本人能害怕吗？ 关于这一点我要正式作一个声明，我从未否认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也从不反对面对所有对中华民族利益进行窥视的人，我们要有武力威慑的准备。但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正走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要完成从一个受尽屈辱的民族向一个中央国家的转变。既然大国切换，思维也得跟着转换。 其实所有的爱国者都应该对中国有信心。我们现在正走在进入中央国家的道路上，即将和美国并驾齐驱。美国富强起来也不就是近一百年来的事情吗？而美国走到整个世界格局的中央位置，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距今不过才五六十年的时间。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很多战略做法和思维方式是否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呢？ @第七幕剧：看到第四章，忽然明白见识这种东西很重要。每个人都是个体，自然有千千万万的不同想法。罗胖的节目让我回想起初中时的一个历史老师，也是这样能说会道又能信手拈来，不过人家对什么自媒体不感兴趣，但小小的乡村教书先生也养出了远赴美国长期发展的孩子。个体思想或许不尽相同，但有时候却是殊途同归的。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年召开了两个会议，第一个是雅尔塔会议[1]，英、美、苏三巨头在苏联黑海边的小城雅尔塔聚会，决定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安排；另一个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度假中心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2]。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加者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和三巨头开会的目的一样，讨论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安排，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这样的悲剧。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的几项协定和结论今天仍对我们人类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第一项就是成立了当时所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今天wto的前身。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思想是，只要贸易发达并让货物自由地穿越边界，那么士兵穿越边界的机会就会变少，这是当时人们达成的一个共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把各个国家交易的关税降到近乎为零的水平，然后用一系列的组织体系，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等确保贸易体系的建立。美国以“世界gdp一半”的霸主地位承诺美元要跟黄金挂钩，使得此贸易安排顺利实施。1972年，尼克松赖账把美元和黄金解钩了，当然这是后话，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偶失龙首：做自媒体这样一个网络传播平台，必须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人类是具有社会性的群体，社会性必会产生多样性。还是那句话，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美国是以霸主心态设想的，美国当时已经走到了大国崛起的最后一步，这时候就一定要想着，怎么让战后世界的整个经济格局以美国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只有火葬场的生意最好。这时候，美国人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实施所谓的“马歇尔计划”[3]，帮助欧洲战后经济复苏。“马歇尔计划”是不分彼此的，欧洲所有国家见者有份，甚至连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也是见者有份，甚至对于当时的仇敌德国，美国也给予相当规模的援助。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央国家，他必须让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在他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运行，他没有抱着满腔的仇恨，带着报复心理，这不是大国的思维。 其实美国对远在东亚的日本的仇恨更深。毕竟美国和德国打仗是为了英国，而小日本是真的跑到珍珠港，在美国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搞了一次卑鄙的偷袭。所以按美国人当时的民族情绪来说，应该更恨日本人。 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逼着日本签订了《日本国和平宪法》，接着在贸易上，美国不但没有挤压日本，反而为其开拓出了宽广的大路。比如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为了扶植日本，给了日本大量的军工订单。扶植日本难道是为了让日本再崛起吗？不是的，而是要把日本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要让日本人围着美国的贸易指挥棒打转转，这就是政治影响力。 @演员的自我修养：看到后面的“自嘲”……哈哈，光这心态就很值得学习了。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人无论干什么都有个潜在的习惯性。刚开始接触一个你觉得无法接受的事情或者人时，都会觉得很别扭，甚至惊讶或者反感到不行，但是一旦你经常地接触它（事物或人），自然而然就会习惯。慢慢地也不会觉得惊讶，或者反感，一种习惯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也可以说是人类天生的适应能力吧。最后补一句，没什么事是绝对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为人处世。 中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谁都不敢小视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生气了不跟谁做生意，明天我又要把谁逼死。说实话，天这么大你真能逼死谁吗？中国人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了，日本就一定会举国饿死吗？如果没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在建设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过程中，这么做跟自残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神经病告诉我的，更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以后蹦出来的一个火星儿。这是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就已经做到的事情。难道我们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以向美国学习学习吗？ 罗胖荐书：《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作者：董磊 part 2 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现实版蜗居城市——香港 对我们节目的批评还集中在“城市化”那一期。很多人说，罗胖你歧视我们中小城市人民，你鼓吹大家都上北上广深，说那儿的人有见识，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我先给你打个逻辑上的比方，某个人说人应该有两条腿，可你非说他这是在歧视一条腿的残疾人，非说他认为一条腿的人不是人。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还让你有了不好的感受，我也只好公开致歉，让你有了这种不好的感受，我表示歉意。 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我只是认为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会给年轻人的创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因为那里人群更聚集，肉身的大规模聚集会给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创造更多可能性，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见识和发展机会。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大城市的这种聚集效应并不是互联网或者其他的人类协作方式可以替代得了的。 前两年复旦大学推出了一个研究成果，研究预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即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可能会出现亿人级的城市。说实话，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因为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城市，但那份研究报告不无道理。 研究报告提到东亚国家的城市化，到最后基本都会变成超大规模城市。在韩国的首尔，一个城市的人口就占到韩国人口的一半；日本也是如此，50%的人口和75%的gdp都集中在环东京湾的四个城市圈。这说明在东亚国家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大城市的超大规模聚集也许是一个规律。 互联网时代，与其在组织内苟且残喘，不如跳出组织，做一个“特种部队”或者像本拉登学习，自成一派，做一个“基地组织”中的一员。 那中国会不会走上这条路呢？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中国人口在2050年达到峰值18亿，如果其中一半聚集在中国光、热、水、土配合最好的三个平原地带，也就是环渤海、珠三角和长三角，你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会不会出现上亿人口的城市？ 有人问，为什么大家为了留在北上广深可以容忍大城市的高房价、巨堵的交通和非常恶劣的空气呢？难道他们就不会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到小城市、乡村吗？拥有自己的别墅，养几匹马，这种生活不好吗？如果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兄弟我表示佩服。因为这正是我想过的生活。然而在人类近几百年的城市化历史上，这么想的人很多，但是这么做的人不见得很多，否则怎么会出现像首尔、东京、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呢？ 内地人到香港去，有时候会很可怜香港人。香港房价是北京的五到十倍，香港双人床的标准是一米二，一个标准的香港居室的卧室是两米乘两米，面积相当于我们内地一个普通双人床的大小。在那种鸽子笼般的环境里，七八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到其他地方去呢？如果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些不得已的处境。比如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他只熟悉这个城市，而且他的生活技能在这个城市能销售掉，他被嵌入到这个城市的大系统当中，他已经无法抽离等等。几乎每个香港人都有到田园去唱田园诗的冲动，可是面对具体的选择，他们却往往做不到。面对大城市，其实每个人都有确切而迫不得已的原因。 北上广深，想说离开不容易 放眼城市化的未来，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经济文化产业的爆发给城市化聚集效应带来的影响。 前几年我陪吴敬琏老先生在宁波搞了一个论坛，当地一个高层官员问吴敬琏先生：“原来搞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从上海找个高级工程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很容易，我们只需要把工资提高一倍再分配个三居室，工程师很快就来了。可是现在搞创意产业，我们想请一个国际上很有水平的动漫策划师、设计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翻几倍工资人家都不干。”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吴敬琏先生说：“原因可能是，特定的行业需要大城市聚集，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个搞文化产业的设计师，如果贪图两倍三倍甚至五倍的工资到宁波工作，三年五年之后他再回上海，可能已经一文不值了。” @恩是大必猴子：讲得很好，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明白事理。这是古人一直追求，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的。否则，怎么会出现“爱国贼”呢？爱国其实很容易，又特别讨巧。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无所顾忌地大声疾呼。但是用这种方式误国的，或者说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例子不在少数。误国者，谓之贼。“爱国贼”这个名词概括得真好。老罗的观点中肯大气，逻辑清晰。我很喜欢！ 这一点我们做媒体的人其实深有体会。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人一定要聚集在北京？都说北京的文化资源好，其实无非是一帮文化人在一起互相呕那个气味。很多媒体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开个专业会议就算成功交流。有时候只是打个招呼、发个短信，或者闲聊几句，这些非正式交流都意味着个人是否嵌入到中国的传媒系统当中，能否感受到大家的气味，并跟上大家共同成长的步伐。从北京回到保定，可能生活质量一下提升好几档次，但是会有一个担心横亘在心里，那就是过几年之后，可能就跟这个社会系统脱节了，赶不上大家成长的步伐了。这也是我本人为什么死活都要赖在北京的原因。 随着城市的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快，有这样心态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表面上看，生活在大城市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但是细究下去会发现其中独特的原因。就目前来看，很多问题单靠互联网、远距离的协作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中国城市化的前方，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一样更大规模的聚集。 @mengttmy：金融业、文化产业和科技互联网产业需要多少人？富士康已经在慢慢地迁往内地，说明这三个地方已经不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只是现在还不明显。你也说到，香港市民不是不愿意走，而是已经适合这个城市，他们的劳动技能只能在这个城市用得到，不得不待下去。其实说白了就是围城，本地市民在本城市都只能是勉强留下来，作为一个外地人又何必削尖了脑袋向里冲呢？你就真的那么确定你适合这个城市？对城市来说吸引人是好事，能够保持活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让他们这么做不公平，口口声声让我们去，去了以后不适合，谁对我们负责？ 罗胖荐书：《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作者：陆铭 part 3 互联网时代不一样的玩法 对我们《罗辑思维》的批评还有一点非常集中，那就是我本人的长相。有人说这个歪嘴居然还敢出来说话，下去吧，别给你家人丢人了。还有人说长得跟猪一样，还摇头晃脑，你怎么好意思出来当主持人呢？关于这个长相问题，我真的很委屈。因为我也改不了了，我现在从头长也来不及了，四十多岁了，我说话的方式都比较定型了。只能说一声“对不起”。 @嗬不得了：前面谈贸易问题的时候，拿美国的例子来说，非常有道理；但为什么在谈城市化的问题上参考的是韩、日小国，而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以美国来举例似乎更加有说服力，而且在我们老百姓看来，美国的城市都各有特点，除了纽约以外，还有比如底特律汽车城、洛杉矶好莱坞、休斯敦火箭城等等。 但是，互联网时代跟传统时代有一点不一样。传统时代，比如说电视台请了我这么一个长相的主持，你真的可以反对。或者你觉得这个主持人不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你可以写信给台长，说让他下去吧。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我们在互联网环境里制作了一档视频节目，就好比在农贸市场推出了一个包子摊。你觉得不好，旁边有卖蒸饺的，你可以去他家吃，何必非得抬脚把我这个摊子踹翻呢？说得更严肃一点，你说我长得丑，你能不让我上街吗？这是我的自由。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自己的自媒体节目呢？ 话又说回来，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喜欢我，那不还剩百分之一吗？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不喜欢我，那也还剩万分之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以媒体人的身份服务万分之一的公民，我已经很满足了。既然这个市场这么大，有人喜欢苍井空，有人喜欢芙蓉姐姐，还有人能接受干露露，那总有人接受我吧。这也是我出来做这个自媒体的信心所在。 再深入一些分析，就涉及到未来的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变型。冯仑在《野蛮生长》这本书里说道，过去的组织其实都称之为树枝型组织，像树一样，有根，有干，干上生枝，枝上生叶，每个人都在某一个组织的分枝当中，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部门，上面都会有自己的老板，下面也会有自己的下线。 @飞鸟二世啊：听了《罗辑思维》的确获益良多，我想知道这些题材观点都是从哪儿找来的？以前以为自己很聪明，听了罗胖这么多新奇和有趣的观点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还是那句话有道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多与人交流才能拓宽知识面，禁锢在自己的思维里难免会有些偏执和自傲。 但在未来的互联网社会，可能会出现两种组织。冯仑都给它们起好了名字。一种是盈利型组织，又叫“特种部队”。有点像在阿富汗的美国大兵那种组织形态，其特点是大后台加上小分队。后台是什么？是美国五角大楼的超级计算机，是停泊在波斯湾洋面上的超级战舰。但是真正在阿富汗山区里面打仗的是三个人一组的战斗小分队。大后台加上机动小分队，这可能是未来盈利型组织的一个特征。 另一种是非盈利型组织，又叫“基地组织”。其特点有三：第一，成员极度分散，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信仰一致，不用写申请书，两个介绍人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其中一员。第二，成本各自负担，组织上是没有拨款的，所有东西得自己出钱去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依靠价值观协调。不管这个价值观有多邪恶，这种组织类型都是依靠价值观来协调的，属于内在激励机制，而不是一年到头干得好了组织给你发奖金。 这两个未来的组织类型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靠一个核心形成小团队。非常大的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了，就像深圳的富士康，当达到三十万人那么大的组织规模的时候，风险已经不可控了。员工跳楼，郭台铭先生觉得很委屈，跳楼自杀率还不如一般的县城高呢。但记者天天围着厂门数，跳一个跳两个，结果变成危机公关事件。 这就是组织大到一定程度的后果，任何一个小丑闻、小漏洞和小风险都会导致商业组织的巨大损失。这就有点像“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失事，当制造出来的机器已经达到高精密程度时，一个密封圈就可以要了人命。所以郭台铭先生想出一个狠招，在未来十年用上百万机器人替代人工作业。 未来的组织结构变型，不是做越来越大的组织。回到《罗辑思维》的一个逻辑起点，我们也并不想做一个多么庞大的组织，产生多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我本人也不想当赵本山，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田头的老农都认识我这么一张脸。我的梦想非常简单：如果我的知识能够通过我和我的团队辛勤的劳动服务到很少的一群人，比如说十万人，足矣！ 所以如果你看不惯我本人，没关系！随着自媒体实验经验越来越丰富，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来做与《罗辑思维》同类型的节目，大家也有挑选的余地，选择一个看着顺眼的人。喜欢我的人，自然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我定当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 这就是自媒体时代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它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获得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罗辑思维》这档自媒体节目，没必要服务全国所有的观众。我们只需要在汪洋大海中取一瓢饮即可。我们心里也明白，对于大家那么丰富的生命来说，我们也只是你生命中那弱水三千当中的一小瓢，仅此而已。 罗胖荐书：《野蛮生长》 作者：冯仑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罗辑思维》没必要服务全国所有的观众，我们只需要在汪洋大海中取一瓢饮即可，我们也只是你生命中那弱水三千当中的一小瓢。
[1] 又称克里米亚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协调了反法西斯盟国彻底打败德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计划，讨论了如何处置战败国及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等问题，最后发表了会议公报，签订了《雅尔塔议定书》和秘密的《雅尔塔协定》。 [2] 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的别称，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大旅社举行。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试图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胎死腹中，结果以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契约。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雏形。 [3] 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四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第五集 歪理邪说一罗筐 有啥 故事 →不会被吃完的“开心果” →经济学家的“十年之赌” →女王的一次投资大冒险 读下 简介 经济学家说石油是用不完的、北京缺水是因为水价太高；科幻作家说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没必要打扫一颗灰尘上的尘，与其费尽周折搞环保不如转向探索外太空；面对这些“歪理邪说”，别着急下结论，带点不确定性精神，没准儿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罗辑思维》无非就是提供一种别致的思考角度供大家参考。我们扮演的并不是“布道者”的角色，我们只希望做一个知识的“二传手”。 part 1 歪理邪说话能源 石油永远用不完？ 很多观众看了《罗辑思维》之前的节目都会说，你说的都是歪理邪说！我也承认有些观点可能确实是跟通常理解的不大一样，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无非就是提供一种别致的思考角度供大家参考嘛！我也不见得信这些结论，只是在读书过程中看到这些结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拿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反正《罗辑思维》扮演的并不是“布道者”的角色，我们只希望做一个知识的“二传手”。 这一期干脆就把“歪理邪说”的特征发扬光大，我给大家讲三个很有意思的“歪理邪说”。 今天抛出来的第一个“歪理邪说”就是：石油是永远用不完的。 听起来太歪了！因为我们从罗马俱乐部[1]的报告开始就一直在告诫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啊，我们必须要保护环境啊！但是真的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石油是永远用不完的。 持这样观点的经济学家先让你想象一个屋子，屋子里面堆满了开心果，然后你约一帮朋友进去吃开心果。那么，请问：开心果会被吃完吗？结论是：不会。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随便抓一把剥开，都有果仁，就高兴地吃了。可是吃到最后你会发现，开心果越来越少，果壳越来越多，也许你抓一千个出来，翻好半天才能找到一个还带果仁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时间成本太高了，就会有一人拍案而起说，我不在这儿找了，我去门口的小店买一袋新的来吃。 @zhimingd89：石油是永远用不完的，因为石油越少，价格越高，最后大家都用不起了。但是一个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它的稀有程度来决定的。如果石油是恒定的，那么只要有能源需求，那么必然是要用完的。另外一个解释是其他替代品会代替它，用更加低廉的价格取代，因此永远用不完。同理还是只要有能源需求，那么必然要用完。另外关于金属的打赌，时间点不对，价格和其他原因有很大关系。缺水，缺什么，这个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你引过来水等方法，这只是谁分布的调整而已，但是总量呢，你用掉了地下水，没了就很难补充的。交易才会涉及价格问题，用掉不用掉，可不管你什么价格。 于是这栋装满开心果的屋子里面，最后底下会沉积出大量的还没有被吃掉的开心果。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就说，我们假设地球上的石油是一个恒定的量，那么请问，世界上最后一桶石油在哪里？可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或者在某个博物馆里被永久珍藏起来了。那么再请问，世界上最后一百万桶石油会在哪里？答案是，因为它太贵了，所以没有人用得起，就没有人愿意不惜代价把它开采出来，所以它会永远长眠地底下。 当然你会认为这是诡辩。确实，我也觉得它是诡辩。毕竟石油资源的量是一定的，就那么多，最后一百万桶不把它开采出来，跟没有了又有多大区别呢？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就是经济学家不会从一个稳态，也就是一个固定的值来推算未来的结果，他们会看到所有的要素之间有一种充分互动关系，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对未来做出预测。 最早提出人类会遭遇能源问题是在19世纪。1865年，一个叫杰文斯[2]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煤炭问题》。当时他看到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工业革命主要的燃料能源就是煤炭，而煤炭是会耗竭的，那时候的经济学家忧心如焚，所以写了这样一本书说煤炭会被用完。可是直到今天，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还不算太丰富的国家，我们的煤炭资源还够我们中国人用很多年，甚至最乐观的说法说还够用一千年。 那么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煤炭的开采是怎么进行的呢？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假说：随着一种资源的使用量的扩大，它的存量就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zhimingd89：关于环保，作者的逻辑其实也是对的，但是十分冒险。就像上面的说法，如果在环境完全恶化之前，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怎么办？这相当于用整个人类的未来来冒险。就像“我可以今天花了所有的钱，因为我明天有工资，有收入啊，所以我不需要储蓄”一样的想法。可万一有一天你生病了怎么办？ 价格变高之后，其他的商家就有了两种利益驱动力。一种是大家会有更大的动力投资做研发，让开发这种资源的效率变高，产能变大，比如说石油，比如说煤炭。 经济学家的“十年之赌” 还有一种可能是，科学家或者商人因为获得这种资源的代价变得越来越高，大家就想去开发一种替代性的资源。现在美国人为什么去开采页岩气？那是很难开采的。但是因为石油价格上来了，所以开采页岩气原来这种很不划算的行为，现在在商业上就有利可图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两个教授打了一个赌。一个是马里兰大学的西蒙教授，还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埃尔里奇教授。西蒙教授认为人类发展的进程太可怕了，这个发展的极限是会到的，贵金属资源越用越少，将来的价格一定会涨。而埃尔里奇教授认为这不可能出现，他认为人类会通过技术的革新，利用新技术研发各种替代60产品，这些贵金属的价格不仅不会高涨反而还会下降。 两人争论得不可开交，谁都不肯让步。最后两人决定，干脆各自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打赌。在1980年的9月29号，两个人分别购进一批金属，然后以十年为期，一直到1990年的9月29号，两个人约定再见面，到时候看价格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如果价格上升那我赔你，如果价格下降你赔我。就定了这么一个赌局。 @微生活主题电台：《罗辑思维》给了听众一种选择性的知识学习机会，很有趣。不过我也不完全同意老罗的观点，他的很多观点听上去的确非常“歪理邪说”。 你猜最后谁赢了，正是判定资源价格会下降的埃尔里奇教授赢了，据说赢了六万美金。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对资源使用的耗竭，因为价格因素，因为商业动能的不断变化，因此资源构成的格局本身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北京水问题 我们普通人没有建立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通常只是用简单的加减乘除理解这个世界。比如因为资源的量是恒定的，所以用总量除以我们的用量，从而得出人类文明的存续或发展期限。然而世界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比如我们在探讨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时，经常会遇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城市的水问题。 经常说中国北方缺水啊，北京没有水啊，所以北京城不能有太多的外来人口啊。很多有北京户口的人最喜欢听这个，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外地人不进京啦，因为水不够用，你们进来了大家澡都洗不成，想多喝一口水都困难。这也就成为北京这样的兼收并蓄的大城市，在排斥外来人口理论上的一个理由。 @三道杠-大队长：我相信多数人在看完后会自行地去思索、假设，至于可不可行，对个人来说不过是值得一鉴的新颖论点；而那些以偏概全一味反对的声音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连“假想”都不敢的固执可怜的灵魂。我希望节目不要因为太多反对的声音而改变原本的制作想法，对他们过多地解释实际耽误的恰恰是新思想的传播。 但这样的理由经得住推敲吗？有一个专家就质疑了，你说北京水少，那请问香港有水吗？那里是一个海岛啊，一滴淡水都没有的啊。反对者说，不对，那是因为大陆对香港是有相关政策的，大陆供应淡水给香港。专家又反驳说，那你说迪拜有水吗？那可是在沙漠边缘，我去过迪拜，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奢华的城市，连冲马桶的水都是蒸馏水。我甚至还去他们的水厂看过，那就是用石油烧海水啊，烧出来的蒸馏水。当然你还可以反驳说，迪拜产油，所以他们可以以油换水。 再来看一个例子，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在美国西海岸的内华达州，那里全是沙漠。而拉斯维加斯就是在沙漠中心崛起的一个世界赌城。这个赌城2012年的常住人口达到了两百万，每年的旅游人口达到四千万！你到拉斯维加斯的市中心去看，到处都是五星级酒店，喷泉、游泳池、桑拿中心无处不在。完全不像一个沙漠的中心。那请问它的水又是怎么来的？ 要知道，不管一个地方缺不缺水，只要有一个理由使这里发生城市化的聚集，水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会有大量的商人看到这种聚集所带来的财富商机，然后用很贵的价格把水引到这个城市。你看北京市民，尤其是那些比较富有的人，他们已经不烧自来水喝啦，直接喝矿泉水。如果人们连两三块钱一瓶的矿泉水都能够接受，那北京还有什么水的问题呢？直接把海水进行淡化从天津引水过来就可以了嘛！ 所以在有些经济学家的眼里，一切问题都是价格问题，并没有什么资源量问题。这样的歪理邪说，听一听，没准对你建立某种经济学的思考思维方式有所帮助。 看完这段话可能有的网友又要开始骂了，你就是替富人说话，富人可以喝得起矿泉水，我们穷人喝不起怎么办？你还真别骂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经济学家们说的。当然我认为你也不能怪经济学家们，你把经济学们家骂了，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未来该来的还是得来。俗话说得好：“雄鸡一唱天下白。”就算把公鸡杀了，天该亮还是得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说得耐不耐听，关键是你得听听他们说的这个理儿，到底对不对。 罗胖荐书：《看不见的心》 作者：【美】罗塞尔·罗伯茨 part 2 歪理邪说话环保 有必要打扫一粒灰尘上的尘吗？ 下面我抛出来的一个观点来自于科幻作家刘慈欣前几年在香港书展上的一次演讲。刘慈欣在科幻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写的那本科幻小说叫《三体》，推荐大家有机会看看，相信你们看完之后会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文明，建立一种不同的视角。 刘慈欣得出的结论非常特别，他说在地球这样一个星体上搞环保完全没有必要。他给我们看了一幅图，是发射到外太空的一个小型探测器回望地球时拍下的照片。从多远的地方回望的呢？64亿公里，也就是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40倍之远回看地球，然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你还找得着地球吗？找得着，不过得用显微镜去找。就是一个小小的灰点而已，看上去地球就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nestcoffee2012：非常喜欢听你的言论，但对于这一期的后两个“歪理邪说”，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刘慈欣（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提出的应该把投资到地球环保上的资源转移到太空探索上，我个人只赞同一半。我认为人类应该把眼光放远，尽可能加快太空探索的进程，但如果因为对宇宙探索抱乐观态度而忽视地球的环境保护，是极其危险的，这可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这么简单，因为一旦投资失败，造成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承担！ 其实在拍这幅照片之前，科学家们就有过争论。有的科学家说探测器自带的能源有限，胶片也有限，拍一张少一张，在这么近的地方拍一张照片，太浪费了。后来科学家们达成一致，说还是拍一张吧，一张照片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茫茫宇宙中，地球真的就只是一粒尘埃而已。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它能够站在另一个视角上，提醒我们人类从不同的角度看地球。 如此一来，你就会发现环保这种思维好像确实有点问题，因为当我们面对宇宙这个广袤空间的时候，还有必要去把这一粒沙粒清洗得特别干净吗？ 从宇宙这一整体范围看资源可以说几乎是无限的，刘慈欣先生做了一个数据论证。比如，地球上的贵金属资源是有限的，可是仅在太阳系中，一颗普通小行星上可能就有几百亿吨的这种金属，足够人类用几千年。而这些类似的小行星，在太阳系里有上百万颗。所以理论上说一个太阳系可以提供的资源堪比十万个地球，我们真的有必要因为地球这颗尘埃星球上的资源有限而惴惴不安吗？为何不放眼整个太阳系，甚至宇宙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呢？ @oooh过客hooo：关于三体的那个理论我认为不对。因为就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和破坏地球的速度，我们是等不到有能力移民外太空的时候的。 再比如淡水资源，整个太阳系里面存储淡水资源最多的星体其实不是地球，而是一颗小行星，叫谷神星。海洋占有面积最大的星球也不是地球，而是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木卫二。既然如此，当人类文明的发展遭遇资源有限的困境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宇宙做更深的探索，用技术手段从外太空的星球获取资源，甚至向外太空移民呢？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技术难题，刘慈欣先生就反驳了，说技术难道不是在不断发展和突破的吗？当年阿波罗号登月的时候，使用的计算机内存才63k，而今天随便一个手机内存就是几十g，现在的科技水平与当年阿波罗登月时候相比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了。因此，今天我们在宇宙空间的探索上即使面临再多技术难题，相信也要比当年容易得多。 经济学家说石油是用不完的；科幻作家说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没必要打扫一颗灰尘上的尘，与其费尽周折搞环保不如转向探索外太空。 女王的一次投资大冒险：哥伦布航海 也有人说，从经济学角度看现在技术成本太高，收益回报也不确定，因此不合算。其实经济发展是在适应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进行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有时候在发展的某些关键点上，可能需要人类做一些冒险的投资。 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发展，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应该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时哥伦布甚至连一张航海图都没有，但是他说动了西班牙女王，其实是卡斯提尔的女王，叫伊莎贝拉一世。伊莎贝拉一世被哥伦布说得热血澎湃，决定全力支持这一次远航，甚至把自己的首饰都变卖掉了。一个女王能下这样大胆的赌注，不得不视为一种冒险的投资。骰子就这样掷出去了。 当然，伊莎贝拉女王还跟哥伦布签署了一个协议，叫《圣塔菲协议》。协议规定哥伦布不管发现多少财宝，最后只得到1/10，剩下90%全部归伊莎贝拉女王所有。从经济角度看，女王几乎是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哥伦布的身上，结局不是全盘皆输就是皆大欢喜。而最后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桩非常合算的生意。 所以刘慈欣先生说了，人类现在在地球上搞环保真的值得吗？以中国为例，政府每年在环保上的投资有几万亿人民币，可投在探索外太空资源上的钱，顶破天不过一年两三百亿人民币，相差如此悬殊，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外太空探索这项事业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呢？没准儿我们就能再现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经济奇迹呢！ 谁可能是最后灭亡的动物 说到这儿，我其实就不太同意刘慈欣的这个论点了。因为人类真要做这样的太空探险，不仅仅需要资金上的巨大支持，还要有一些经济上的理由和动力驱使我们去完成。比如说当地球资源真的耗竭到一定程度，资源稀缺昂贵到人类用不起的时候，自然会有商人站出来仔细算一笔账，然后心想没准我们去小行星搞一些铁来卖，比在地球上开采铁矿还划算。到那个时候，外太空探索在经济力量的支撑和推动下，就会变成一件非常现实而紧迫的事情。 前两天有一个热血青年跟我说，我现在要投身于保护小动物的事业中。我说你真得觉得保护小动物这个事有那么重要吗？他说对啊，我们多尽一份努力，小动物就多一份存活的几率啊。我说你想一想，世界上这么多物种，你觉得最不会灭亡的物种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两个：第一个是大熊猫，因为我们启动了一项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在四川的卧龙建立了一个大熊猫保护基地，用专业化的方式保护大熊猫，因此我觉得大熊猫灭亡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不大会灭亡的动物我觉得可能就是猪。现在的猪如果你把它放到大自然中去，它可能已经丧失生存能力了，过不了多久就会灭亡。可是慢着，人类要吃肉要生存，这种长期持续的基本生理需求会导致市场中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这些庞大的商业机器一旦运转起来，你会发现猪没准真还不会灭亡。所以，在思考有关环保的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忽略一个变量，那就是人类商业系统的巨大力量。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整个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快行轨道。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道路上，会遇到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和新鲜事物。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生存背景下，我们应该允许那些不确定性、不同意见的存在，积极接受并吸收新鲜事物的血液，不要对一件事情有非常固定的看法，没准儿到了明天，它很可能就是错的了。 @欧欧快乐：我总结老罗说了这么多，关键一点是不让我们认死理，世事无绝对，多方面去看问题，找到最合适的。还有一点好像是存在即合理。不过感觉老罗好像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能是书读得太多了吧，不过听百家言还是有好处的。 柴静在一篇博客里引述一位美国大法官的话，说：“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的这些歪理邪说，我不见得信，有些我也将信将疑，但是对于它到底正不正确，我们最好抱有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罗胖推荐文章：《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 作者：刘慈欣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在这样一个时代生存背景下，我们应该允许那些不确定性、不同意见的存在，没准儿到了明天，它很可能就是错的了。
[1]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研讨国际政治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1968年由意大利学者aurelio pei和苏格兰科学家alexander king共同发起成立。1972年发表了一份有关环境问题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石油等自然资源供给非常有限。这份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随后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出版物。 [2]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重要著作有《科学原理》（1874年）、《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劳工问题介绍》（1882年）等。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1871年）、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1874年）共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新时代。1865年出版《煤炭问题》一书，提醒英国煤炭逐渐枯竭，受到了社会的赞誉。 第六集 治不好的地域歧视 有啥 故事 →康熙帝偷写日记提到谁 →马化腾笑对谩骂妙回应 →拳王阿里为何拒服兵役 →《扬州闲话》惨遭封杀 读下 简介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歧视别人，也可能会被他人无心或有意的言语、眼神伤害。我们不断划清“自己”和“他们”的边界，殊不知若有似无的歧视就在这些边界的缝隙中潜滋蔓长。“鄙视的链条”为何总也割不断？破除地域歧视的良方到底在哪里？真的需要佛法修行吗？还是依靠组织方可解决？本期《罗辑思维》跟大家好好聊聊这“治不好”的地域歧视问题。 地域歧视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鄙视链条，大到国家，小到城市、省际，甚至省内之间都存在地域歧视。 part 1 地域歧视是一种简化机制 无处不在的鄙视链条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歧视别人，也可能会被他人无心或有意的言语、眼神伤害。我们不断划清“自己”和“他们”的边界，殊不知若有似无的歧视就在这些边界的缝隙中潜滋蔓长。“鄙视的链条”为何总也割不断？破除地域歧视的良方到底在哪里？真的需要佛法修行吗？还是依靠组织方可解决？本期《罗辑思维》跟大家好好聊聊这“治不好”的地域歧视问题。 如果让我说说怎么解决地域歧视这个问题，怎么让饱受歧视的族群重新扬眉吐气，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地域歧视这种文化现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充塞在空气中的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环境压力。一旦回到真实具体的场景，摆在面上的地域歧视反倒容易变成一种善意的玩笑。 @犽羽獠xyz 1：幼儿园的孩子经常拿自己家跟别人家比：我们家怎么样？别人家怎么样？小学生、初中生，会拿自己所在学校和别的学校进行比较：别的学校如何如何之类。高中生会在城市之间相互比较：那个城市发达，我将来要在那个城市工作、学习。走出自己的城市上大学或是工作之后会在各个省之间进行比较，这时就出现了地域歧视。如果此时认知发展停滞，那么这个人的思维与见识也就到那种水平了。如果之后，通过不断读书学习、出国旅行等手段增加见识、与各类人接触等，大脑继续发展，会出现国与国间的歧视：印度真差啊！日本人素质真高啊！诸如此类。再然后就是世界公民，这阶段已经差不多看穿人性了！再发展下去，就是看穿万物的圣人。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是我还在央视当制片人的时候。有一次开制片人会，会议间歇，部主任指着我们一个山西的同事说：“你听过山西的一个段子吗？说山西人抠，夏天买一把扇子不舍得扇，把扇子摆在这儿然后摇头。”结果哄堂大笑。 这分明像是地域歧视，但是在那样的场景下，这反而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大家哈哈一乐也就过去了。往往是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比较礼貌的方式制造的压力，那才是露骨的地域歧视，明显会让人感受到恶意。 地域歧视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鄙视链条，大到国家，小到城市、省际，甚至省内之间都存在地域歧视。这有点像中国人的麻将，肯定有上家和下家，上家打出来的牌你得吃，你打出来的牌也会被别人吃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像贪吃蛇一样的鄙视链条。 想把这个链条硬生生地从人们的文化认识上打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呢？自从我看到郑也夫先生写的《信任论》一书之后，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感到绝望了。书中的一个小章节讲到一个原理：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在这个漫长而残酷的进化战场当中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得有一种把世界简化的本领。 @zzilong123123：地域歧视一种是源于盲目的优越感，一种是出于对某些个人认同范围的厌恶感的简化符号。对于优越感这部分，你超越了他，他就会自卑或者找别的优越感。而厌恶感的产生我觉得就像盲人摸象。我们假设一个群体，他们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就会有人去摸象，如果说有几个人正好摸到的是他们觉得厌恶的部分，那么他们就认为大象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回馈信息给整个群体“大象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简化符号。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减少别人摸到自己令人厌恶的部分的几率。 世界到底有多复杂？举个棋类的例子来说明。在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和围棋这三种主要的棋类中，围棋是最复杂也是变化最多的。最简单的是国际象棋，走完一盘大概需要40步，而每一步都可能面对30种选择。匡算一下，一盘国际象棋可能牵扯到的符合规则的变化种类大概是10的120次方，甚至有的计算结果是10的240次方。如此庞大的数字，印证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话，“千古无重局”。 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棋盘这种规则、边界和时长都既定的博弈格局当中，变化都是无穷尽的，更何况我们人生。自然界的生物面对生存竞争这样博弈多变的环境，变化的种类恐怕更是难以计数。 所以生物在进化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出一种简化机制。对于人类来说，这种简化机制就是把世界完全符号化。 比如，面对千种红百种绿万种灰，如果你仅仅说出一个红字，别人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红色。再比如说疼痛，到目前为止科学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能够量化疼痛这种感觉。有一种说法是“女性分娩时候的疼痛是十二级”，后来我专门问了一些专家，他们告诉我疼痛根本没有标准的分级。因为疼痛是人类对世界感知的一种简化机制，它并不描述真实，它只能描述人们想象中的那个被简化过的世界。 康熙帝偷写日记歧视谁？ 对于任何一个想准确把握外在世界的人来说，复杂性都是一个难题。 康熙大帝的御座旁边会贴一张纸条，写上全国各个省份督抚大员的名字，这个名单就是康熙对他所掌握的帝国建立的一个基本简化机制，他只用掌握到某个省是谁在管这一个层面就够了。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史的著名专家叫史景迁[1]。他在小书《康熙》里收录了康熙写的一篇日记，是康熙偷偷写的。史景迁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歧视。 @飞翔vs鸟：这个就好像在我们家我和我妈妈算是一派，我弟弟和我爸爸是一派，有问题我们这两派也老是争执，可我们还是一家人，小节而已。你让一个外国人欺负一下河南人看看，全中国人都是他们的后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想解决这个歧视问题，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不如更加用心地去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要前进，要发展，整个中国就应团结起来，集体对外。也许这样一个概念或许比你说的那个方法更加有效果。 比如，康熙看不起山西人，认为山西人抠门，不会照顾穷一点的亲朋好友。而且客人来了，主人连一顿饭都不留。其实就我个人跟山西朋友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抠门的人远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但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他只能用这种符号化、脸谱化的简化机制来理解他治下的臣民。如果没有这种简化机制，康熙大帝就算再英明神武，坐在大殿御座上的他也难以掌控泱泱大国。 民间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女儿描述外面的世界时，会用一些非常简化的结论。比如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要小心；十点钟之前一定要回家；不要跟男人在外面待到十点钟之后，等等。这就是一个母亲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她对世界的简化。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小时候的少年派拥有一项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很多位，这也是现在很多小孩喜欢展示的一个技巧。圆周率之所以这么难背，就是因为这些数字排列得没有意义。可是你看中国古代一篇叫《千字文》的文章，很多上过私塾的人都会背，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等，因为它有意义。 @123zhaozhou：简化机制并不是人的本意，而是人们的实践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受限的。事实上人们根本无法解释那些“已经解释”了的问题。比如“1”这只是字面上的1，实际上所有的1都是不同的。宇宙永远是个谜，科学无止境。因此人们力图解释各类事物，并开办了各类大学。 人类怎么去把握如此复杂的外在世界呢？就是用简化机制赋予其意义，再通过意义去理解这个世界，而地域歧视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简化机制。因为我们无法去把握一个几千万人将近上亿人口的省份或者国家，太复杂了，所以干脆把它符号化。 回到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的一句名言，他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说出来，也就是不能把它符号化、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罗胖荐书：《信任论》 作者：郑也夫 part 2 解决地域歧视，还需人格修炼 成长过程的自我构建 人类认知世界就是不断建立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一个边界的过程。而随着这种边界的形成，你会发现我们的认知世界是一笔糊涂账。 比如在亚运会期间，有一个广州市民发了一条微博，愤怒的语气明显是带有地域歧视的感觉。他说：“你们外地人不能一边骂我们亚运会办得不好，一边又跑来把我们所有的票都抢光。你们不能跑到我们的地铁上，把我们市民的位置全部占了，然后又说我们的广州治安不好。” @qpsoso：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对善恶都有不同层度的理解。有些地方的人坑了、骗了别人还会骂别人傻，觉得是自己赢了、得了利才是最好，而忽视因为自身原因造成的别人的痛苦。地域和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俗语一定有它的事实依据，否则就会自动消失难以流传下去。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是真实而有道理的。可是在“我们”和“他们”、我们广州人和他们外地人之间，这却是一笔乱账。因为买光票的和批评亚运会办得不好的，可能是一拨人，也可能不是。但没有办法，广州人不可能细致到去区分到底哪些外地人是买票来看亚运会的，哪些外地人是批评亚运会的。 @ltan23：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定向规律。所有动物包括人都有一个领地意识，这种意识是潜意识不自觉的一种。当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使用我的东西或来到了我的底盘时，狼群会怎么做？豹狮虎会怎么做？很显而易见的东西！ 生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在八个月到十二个月之间会出现一个心理阶段——认生，除了自己的妈妈和爸爸，谁都不让抱。从那个时候起，自我意识就开始构建起来。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吃饭的小碗，这是我睡觉的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的祖国…… 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构建自我和外界，也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边界的过程。 人从小到大就是不断地把一些外在的，看似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物，逐渐认同并划归到自我的人格当中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别人动了自己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被认同的外界之物，人就会觉得自我人格受到了伤害。 比如说，在反日大潮当中，你会发现表现最激烈的大多是年轻人。我曾见过一个一提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要杀到日本列岛的初中生。我好奇地问他跟日本人有什么仇，他其实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理解，他正在构建自己对国家的一种认同感，他认同这个国家，所以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曾经或者未来造成伤害的族群，都成了他认知当中的敌人，让他充满了仇恨。 我大学时的校长李培根先生讲过一句话：“什么是母校？母校就是那个自己随时随地可以骂，但别人绝对不能骂的学校。”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几乎每个人在上学期间，对这个学校都会有不满，埋怨过老师很烂、食堂不好等等，天天骂骂咧咧很正常。可是一旦拿到毕业证，走出了校门，谁要是骂这个学校就跟谁没完。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已经成为你人格当中认同的一部分，骂学校和骂你从心理机制上引起的反感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构建“我们”和“他们”的世界的过程，地域歧视也来自于此。比如我们北京人，我们上海人，他们外地人。或者在北京内部，我们是东城、西城的人，他们是崇文、宣武的人等等。这种边界一旦形成，所谓的歧视就在这种自我认同的构建当中潜滋蔓长。 “丧钟为每个人而鸣” 那面对地域歧视，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原则上，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认同变得无边弗界，也就是认同的对象已经变成了这个宇宙，或者这个世界的全部。 不要以为这是很古怪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西铭》[3]，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什么叫“民胞物与”？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哲学思想，在基督教中也非常突出。 @turbo3k：罗先生这个“简化认识”的观点，在下实在不能认同。我认为歧视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说文化差异的冲突。您所谓的“无边弗届”和“把自己和外界剥离”，在我看来实际是一码事。人，是一种社会型动物，是社会动物就会有群体认同与归属意识。这不光是人，其他动物也是如此。为何会有群体认同与归属意识呢？这主要源于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当某个个体融入某个群体时，他就把自己的利益与这个群体绑在了一起。当然首先你要认同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否则就容易被边缘化或排除于这个群体之外。当两个群体意识形态差异产生冲突时，歧视也就产生了。 比如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4]写过一段布道词，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点，包括一些小小的石子，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当一个石子滚到了海峡当中，欧洲就少了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的死去或离开，都是“我”这个主体少了一部分。所以当你听到丧钟鸣起的时候，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后来海明威根据这个词写了那本著名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与张载提出来的所谓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把自我认同扩大到所有的边界上去，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胸怀，那他就不可能有地域歧视。 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剥离，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既然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把外物认同到自己的主体当中，那么佛法的修炼就是不断把这种认同剥离掉。包括肉身在内的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修炼到最后，所谓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和外界所有的附着物全部剥离开来，不仅要出家而且连肉身都可以不要。 在社会当中面对地域歧视，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剥离法。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听马化腾讲，因为腾讯有很多的产品和服务，所以骂马化腾的人就很多。有的人真是用各种最脏的字眼辱骂他。有的时候马化腾的夫人气得要死，马化腾就跟他夫人讲：“你不要生气，他们骂的是马化腾，骂的不是我。” @范凯robbin：当你身不由己地被人符号化后是很郁闷的，比方说我被打上的符号有：做技术社区的；无民主精神对待社区会员的粗暴独裁腹黑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玩小众编程语言引人入歧途者；果粉；坚定的微软黑等，我也曾经很生气，很不解这种行为，但只要想明白他们攻击的只是符号化的你，这个人并不是你，就释然了。 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社会符号被辱骂，跟他内在人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一旦看穿这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辱骂了。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我站在这里只是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再举一个例子，1971年6月28号，美国最高法院对著名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作出了一纸判决，判定穆罕默德·阿里拒服兵役是正当的，他可以出于自己的理由拒绝服兵役。 我们每天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歧视别人，也可能被他人无心或有意的言语、眼神伤害。殊不知若有似无的歧视就在这些边界的缝隙中潜滋蔓长。 阿里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作为一个黑人，作为一个奴隶的后裔，我要平等你们不给，我要尊严你们不给，凭什么又要我听你们的，跑去亚洲和越南人、中国人打仗？要打我们就在这儿打，可以在美国见个生死，你死我活都可以，但是我绝不去打仗。”所以他坚决拒绝服兵役。 这都是一个剥离世界的态度，把自己和周边群体剥离开来，这也是佛法修行的态度。 @金研j：因为世界大同，每个社会里都有这样的问题：本国人对外国人、城里人对乡下人、大城市人对另一个大城市的人，都有不忿，所以就有落差。明白才能不为所困，才能以平常心对待。 所以，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在地域歧视的这锅烂汤当中，煎熬着自己的生命。 罗胖推荐文章：《西铭》 作者：张载 part 3 一个人呐喊，不如有组织行动 1934年的时候，扬州发生了一个案子。主人公姓易，叫易君左，在民国算一个挺有名的文人。解放后他去了香港，他的书也没有在大陆发行，所以渐渐地大陆就没人知道他了。这个人是一个品行不是很好的御用文人，1932年跑到扬州闲住，写了一本书叫《扬州闲话》，书里对扬州人的描写充满了轻蔑、调侃和轻佻的口吻。比如说扬州人说话啰嗦，说扬州妓女多、姨太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扬州水多，水边种的都是杨柳，所以扬州女人就是水性杨花。 他把这几句话写到书里，还由著名的中华书局出版了，扬州人顿时就炸开了锅。扬州的妇女界、商界，包括黑社会，都要跟这个姓易的玩儿命。各界都联合起来，最后上诉到法庭，告他和中华书局。这个案子其实也没什么悬念，事实就是他确实歧视了扬州人。所以法院很快就判下来，判易君左先赔800大洋，还要给扬州人做公益事业；判中华书局销毁这本书，并且永不再版。 @3313064：首先，只要存在族群就存在地域歧视，不仅仅是河南人中枪。我是广东人潮汕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到了广东首先说的就是潮汕人多狡猾厚，说广东人多封建迷信等等。我们广东人说四川、湖南、湖北、东北人性格暴躁，甚至杀人不眨眼等。甚至连隔壁村语言和自己的不同都要歧视下。这个歧视是只要存在族群就会存在异端。只是看自己个人怎么看。我的观点是：是人就有劣根，哪里人都一样。 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针对地域歧视，这种有组织的维权往往是最奏效的方法。就像今天的美国，在很多有黑人的场合，白人甚至会自动审查自己的言行和神态，看是否会带有歧视。虽然心里可能还有歧视的影子，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上被禁止的法案，白人已经不敢歧视黑人了。而这个法案正是黑人通过有组织地维权获得的。 2005年中国深圳也出了这么一个案子，深圳警察局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当时有两个河南人就怒了，直接把这个警察局告上了法庭，最后警察局不得不道歉甚至赔偿。 可是这个案子和刚才易君左的案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1934年易君左道歉是对全部扬州人道歉，而深圳的这个警察局，道歉的对象只是这两个河南公民本人。我们假设时光倒流回到2005年，河南籍的工商联、省政府，包括其他的民间组织，联合起来通过法律途径和深圳公安局打这场官司，那么判决结果可能就是深圳市公安局得向所有河南人民道歉。 @jason_cen：看完这篇之后的感想：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表达确实是简化的，总是以某种特点来形容某一事物，却不是详细描述。这就像名词一样，给事物上一个标签等。只不过地域歧视是夹杂着自己的认知和听者的认知不同而形成的矛盾，根据每个人的气度造成各种的结果而已。说白了，就是个人气量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气量会根据事物的不同而升降，只能说整体上的，所以又回到了简化的问题上。每当我想起宇宙的浩瀚，地球的渺小的时候，真心认为：何必为了计较这么小的事情而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呢？难道就是为了那区区的优越感还是什么的？要是说者无心，听者无意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而这样的示范效果一旦产生，以后的地域歧视是不是就会少一点呢？ 罗胖推荐文章：《1934：扬州案中的歧视》 作者：章敬平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
[1] 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历史。19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的斯特林教席。史景迁是他自取的中文名，“景迁”二字的意思是景仰司马迁。他被公认为是16世纪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在历史塑造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详尽的写作。他备受好评的《追寻现代中国》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史的标准教科书。 [2] 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语言学派（大约相当于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 [3]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此篇之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 [4]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为t·s艾略特特别推崇。曾在欧洲大陆游历，也曾是宫廷中潇洒倜傥、前途无量的绅士。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大多讲究雕饰，意象华丽。多恩通过使用一种更注重智力的比喻，激情与推理融为一体，给诗歌重新注入了活力。他创造了极为凝炼意象，这些意象通常包含着一种戏剧性对比的因素。1598年，他被任命为伊丽莎白宫廷中最重要的一位爵士的私人秘书。1601年，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他与一位17岁少女秘密结婚。虽婚姻美满，但他上层的朋友们对他耿耿于怀，不肯原谅他。那些爵士们解除了多恩的职务，并命人逮捕、拘禁他。 第七集 夹缝中的80后 有啥 故事 →罗胖的“财富大爆发” →小木匠的“u盘化”生存 →可爱的“色老头” 读下 简介 都说80后是夹缝中生存的一代，面对70后和90后，他们无奈又彷徨。 都说80后是困境中挣扎的一代，面对数字鸿沟和财富鸿沟，他们尴尬而悲催。 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环境的挑战，80后必须得有“非常之道”。 从今天起，做个手艺人，学习“u盘化”生存，市场一定会给你一个准确定位。 都说80后是夹缝中生存的一代，面对70后和90后，他们无奈又彷徨。 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环境的挑战，80后必须得有“非常之道”。 part 1 悲催的夹缝一代 80后：尴尬跨越数字鸿沟 这一期的《罗辑思维》我们聊一聊80后的处境问题，先从我多年之前的一个切身体验入手。那时我还在当记者，有一次采访结束，大队人马收拾完行李，从一个小城市的机场返回北京。那个机场估计平时旅客也不多，所以只开了一个安检口，导致当时的队伍排得老长。机场方面一看这状况，赶紧安排工作人员又开了一个安检口，然后一个地勤出来招呼大家，说来来来，到这边排队。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的队伍当中，人的心态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了。排在队尾的人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上去，递了行李排在第一位。队伍里就快排到的那些人，他们是不会动的，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快排到了嘛。最倒霉的就是排在队伍中间的这一批人，他们不是行为不敏捷，而是心态上发生了一刹那的犹豫，等他们犹豫结束的时候，发现两支队伍他们都只能排在队尾了。 @周同zhoutong：历史不会跨过任何一代，说的是每个年代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中重要人物；但在每个时期的历史中，也会有大部分人沉入水底不见天日。对于零售业来说，从中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的消费规模、潜在继任者的消费趋势、未来接班人的消费潜力。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只有一条出路：顺势而为。 这就是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预言结构。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平均改善。那么改善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是随着社会机会窗口的渐次打开，抓住那些机会窗口的人的境况会发生超乎寻常的改善。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早期，第一拨人像返城知青、劳改释放犯，他们找不着工作，被逼无奈当了个体户，没想到抓住了第一个机会，没过几年成了万元户。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讲讲80后。80后多多少少有点刚才描述的队伍“中间人”的状态。他们掉进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代人——70后和90后的夹缝当中。当然这也是一个对比，主要对比就是70后，就是我这一代人。 当然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没有任何优越感。相反，我认为一个优秀的70后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思维特征，就是一定要抓住80后和90后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混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必须揪住青春的小尾巴，才能向前飞奔啊，对吧？ 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日子过得比80后苦。我印象中非常小的时候，吃的、穿的和现在的80后是没法比的。但是70后有70后的优势，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数字鸿沟。70后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爆发的第一个时代。这是这一代人巨大的优势。 @让爱彻底尘埃：说的观点太过片面，不能代表大多数现象。如说70后是信息时代的学习者，这个说法包涵的人群是非常少的。我知道的周围70后用电脑熟练的并不太多，并且70后人群基础没80后好，他们很多都没读过高中，有的拼音都不会。说80后是移民我就更不认同了。我是83年的，我身边的90后没看出他们和我在信息技术或思想上有区别。有时候我比他们经验更丰富。罗胖子视野不够开阔。论点自能体现一部分人。应该多和各个层次的人接触，不要只站在自己周围看世界。 我还记得当年我去央视工作的时候，栏目组墙根那儿排了一排电脑，坐着一排打字员小姑娘。为什么？栏目组上百号记者，几乎没有会用电脑的，所以领导不得不雇一群打字员，把大家的手写稿输进计算机里，变成电子稿件。而我进单位之后自己就会用电脑，直接在电脑上写稿子，还会发电邮，从新浪、搜狐网上直接获取信息。仅此一个小小的区别，基本上在信息结构上，我就把比我年长的那些前辈比了下去。虽然在业务技巧方面他们比我熟练，但是在获取信息的渠道方面我比他们先进，所以过不了几年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 我再说一个普遍现象，70后这一代人到工作单位后，很快就会被重用。但是80后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既不是第一拨跃过数字鸿沟到达岸边的人，也不像90后那样生下来就是数字时代的原著民。80后是什么呢？他们是数字时代的移民。我问过身边很多80后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在初中或者高中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他们阅读、学习、写作业都是在纸面上完成的，后来才逐渐开始用ipad 或者电脑学习知识，所以他们是数字时代的移民，正好处于夹缝当中。 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环境的挑战，80后必须得有“非常之道”。从今天起，做个手艺人，学习“u盘化”生存，市场一定会给你一个准确定位。 80后：悲催面对财富鸿沟 另外，70后还赶上了中国近十年来的财富大爆发。我当年是很穷的一个人，当时非常渴望拥有一个bp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bp机，其实就是寻呼机。我当时凑了一千块钱买了第一个寻呼机，别在腰上很神气。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大冬天，北京城漫天飘雪，我出门摔了一跤。因为太胖，我摔晕了过去，醒来之后第一个反应不是看腿折没折，而是检查寻呼机有没有坏。因为渴望那个东西渴望太久了，非常害怕这一下就给摔没了。 @孤影先知：说法太片面，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加入自己了太多的感情色彩。70后的人，基本要工作2年以上，奔腾2才在中国一般家庭开始普及。而80后接受计算机的年龄大多数是在小学到初中。在工作中的人对计算机摸索的上班族，和天天泡在网吧的学生相比，哪个学习能力、理解计算机的能力更强？70后遇到的是改革开放的财富爆发时代，而同一时代的80后则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精神文化鱼龙混杂时期，80到85后的人甚至赶上了初期摇滚乐的迷茫时代，80后的人更善于从鱼龙混杂精华糟粕的输入文化中去发现自我，审视自我。而基本肃清文化市场后才出现在这个市场上的90后不具备这种能力，70后也同样对当时涌入的文化思潮不慎关注。 后来我就想，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第一台手机呢？结果第二年就买了。有了手机之后我又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车呢？没过几年，车也有了。等有了车之后我又在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呢？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一个同学跑到北京的一个叫回龙观的郊区去看房。 那时价格是3000多，气得我俩在售楼处门口跳脚大骂：“这个房地产商太黑心了，北京房价太不像话！”跟现在的90后骂北京3万和5万房价的心态是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毕竟赶上了财富大爆发的时机，只要自己省吃俭用一点，眼光稍微超前一点，然后家里再支援一点，我们还是能够够得着房价的边儿。可是对于现在1985年和1987年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才刚刚开始工作没赚多少钱，父母也没有攒下很多财产。你让他们面对现在北上广深的房价，他们掏出草稿本一算，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自己现在的收入可以买得起一套房。 所以这又是一个财富爆发的鸿沟。 @pailc：说得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前提是你是一个手艺人，没有手艺，什么也白费。试问下，80后大学毕业的有几个有真正意义上的手艺的？除了学理论就是理论。所以大学毕业的，都不如一个高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早毕业几年，去什么技校学几年汽修、美容美发，现在他们也能像你说的，赚很多钱。就事儿论事儿吧。可能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但是结合实际，我觉得说得还不是十分有道理。只适应一小部分而已。绝大部分还是悲催。 80后这一代人，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就是中国机会的夹缝一代，夹缝一代迎来的就是一场很悲催的人生。所以面对悲催的人生，你一定要有非常的方法。否则就很难摆脱这种命运。 罗胖荐书：《冬吴相对论》 作者：梁冬 吴伯凡 part 2 u盘化生存 何为“u盘” 下面说说80后这一代应该怎么办。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去讲课，我随机做了一个调查。我说大四啦，咱们班同学谁找着工作了，一堆人举手。我又问都加入什么样的组织了，有说考公务员的，有说进入大公司的。我说啊，你们这些找着工作的还真别看不起那些到现在还没找着工作的同学，没准10年或20年之后，你们混得还不如当时那个没找着工作的人好。大家说你这是心理安慰，我说还真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存活，往往以一个独立的手艺人方式存活，比加入组织要好得多。 @拉高的时光：苹果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麦塔金电脑！就是主机！苹果是最不与其他设备兼容的！什么随时插拔，在这儿忽悠人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提出来供80后朋友参考的第一个生存困境解决方案：u盘化生存。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也没有单位，我是什么，u盘嘛。所以我的口号总结起来，十六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linan7788626：我觉得罗胖想表达的意思是苹果卖得最好的，有统治力的领域都是配件，比如ipod，ipad，iphone，而imac，macpro，macbook虽然卖得也不错，但远远没有达到统治力的层次。 苹果公司的产品刚开始都不是主机，当时戴尔、联想已经在做主机。苹果公司杀出来，但是是做可以随时插拔的外部设备。比如刚开始的ipod，还有后来的ipad，其实都是外设。只不过随着整个计算机的生态系统和产业链发展的成熟，这些外设可以自己独立成为主体。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后发展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模型，就是这些自由插拔的外设，最后可能是最光辉的一些个体。 其中的原因何在？ 这跟我们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和人的协作变得更加自由，那么衡量一个节点价值的方式，就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在一个组织内部，无论是政府机关组织，还是一个公司的组织内部，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是什么？是领导啊。一个人干得好不好，讨不讨领导喜欢这是关键。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个人的偏好，都对一个人的市场价值产生致命的影响。而个人喜好这个标准的不确定性恰恰非常大。也许他就是看你不顺眼，那你这一辈子可能有几年就要被蹉跎掉。 可是作为一个手艺人，作为一个插件，在市场当中，你所面对的衡量个人价值的整个环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市场是一个最公道的价值评价体系。你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扛着一筐萝卜进了农贸市场，这时你就应该有自信，只要你的定价合理，你的萝卜是一定可以卖掉的，因为市场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市场是靠无数节点和你联系之后，在你身上形成一种定价机制。比如说多年前我家装修房子时认识了一个小木匠。他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举目无亲，只好投靠他们村长的儿子，在一个包工队干活。那个村长的儿子就是他们包工头，他只能加入这个组织，然后他挣多少钱、接多少活儿、加多少班，都由包工头说了算，这就是组织内的处境。可是一旦到了大城市，一旦进入互联网社会，他的命运就在发生一点一滴的改变。比如我就觉得这个小木匠的活儿做得好，干活也认真。于是当我的一些朋友、同学装修房子时，我就把他推荐过去了。推荐的方式非常简单，把他的呼机号、手机号、微信号以及qq号告诉朋友就可以了。 他作为一个节点，就不是只跟这个组织的上线发生联系，评价衡量他价值的标尺就不只是一把。所以木匠他就可以以一个手艺人的方式，以一个插件的方式，以一个u盘化生存的方式，随时随地插拔到各种系统上。可想而知，衡量这个小木匠的价值就不再那么僵化了。据我所知，这个木匠现在每个月收入六千到八千，最好的月份甚至能达到一万块。 历史记住的往往是一门手艺 其实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真正的社会底层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社会偏见当中认为的那些清洁工、临时工或者收破烂的。要知道在北京，收破烂儿这个行业的人也是一些u盘，也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月收入达到两万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还有那些快递员，不要看他们的工作非常累，实际上收入并不低，像顺风这样的快递公司，据说他们业务最好的快递员，月收入也能达到一万到两万。 @吴成林：不错，对80后走出困境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如：以手艺人的方式u盘化生存；不是你今天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明天再去做一个手艺人；不换生存方式就要换思想，在组织内也可以产生手艺人、专业主义者，也可以u盘化方式生活；命由天定，运由自造等等。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已经发现活在社会底层的，往往是在那些5a级写字楼里面，每天上班打卡、中午吃盒饭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白领。为什么？因为评价他们价值的标尺只有一把，那就是他们的上司、领导的眼光。而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评价他们的标尺则有很多把，借助互联网环境下这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机理，他们反而能得到更为公正的价值衡量。 这样一种机理在历史上是古已如此。《水浒传》里宋江被招安，一百单八将里面活得最舒心又有比较好的下场的，不是宋江、李逵，这两个人最后服毒自尽，因为宋王朝不再需要他们了。最后活下来的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神医安道全，一个是兽医皇甫端，一个是刻字匠叫金大坚，一个会写字的叫萧让，还有一个会唱歌的叫乐和。他们都是手艺人，这几个手艺人分别投靠在不同的部门或大官老爷那里，因为他们有技能。 技能就有点像u盘，没有特定的用处，但它有一个独特的社会节点的价值，插到哪儿它都可以运作。这也是我的一种人生主张，就是在这个社会，你要学会用u盘化的方式，以一种手艺人的精神和这个社会进行协作，而市场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从更长的历史跨度看，一个人在什么组织内真的那么重要吗？ @倾城弦鸣：8年前我根本不用选择考什么公务员，8年后我被逼无奈开始看起了考申论的这些书。像您所说，我也算是个手艺人，在音乐这片市场上，u盘插得满街都是。人家一个大叔开了十几年的琴行，你三十岁的小伙子，家长会选择哪个？人家在一个市场中已经摸爬滚打几十年，你跟他抢饭吃？说白了，一是靠手艺，二是靠机遇，没人会让出空余的插槽，你就算是个u盘也是没用的。琴行的机遇无非有二：好的地段、竞争环境少。现在中国不缺u盘，缺的是机遇，更何况还有各类关系户和老油条，想混出来真的很困难。而目前至少我还一直在坚持，但对比那些富二代和官二代，却感觉非常绝望。 一个人留给历史的背影，往往真的不是组织内的身份。比如说杜甫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震铄古今的大诗人，提起杜甫他的第一个称号是什么？诗人杜甫，而不是什么工部员外郎。 所以历史上真正想明白的人，不会把组织内的身份看得那么重。比如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写道：“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这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杰弗逊埋葬在此。”绝口没提美国第三任总统的身份。 中国有一个叫吴梅村[1]的人，也就是著名的《圆圆曲》[2]的作者，他去世后只留下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诗人吴梅村。” 我们留给历史的背影往往是一门手艺，而不是某个组织内的一级官衔，所以80后想要活得好，学会这种u盘化生存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如果我今天的讲述还不是那么完整的话，建议你去读一本书，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那里面有更详尽的理论推导。 罗胖荐书：《专业主义》 作者：【日】大前研一 part 3 一招教你不用再拍领导马屁 可爱的“色老头” 有的80后朋友说了，你这是出馊主意，我好不容易在家人、朋友的帮忙下找到一份工作，你现在让我脱离组织，跟你一起当u盘跑江湖，可能吗？我答应我爹妈还不答应呢！ 我也理解你们这种处境，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能脱离组织，那么不换生存方式，你就得换思想。怎么换？当然不是说你去摸一下电门，然后穿越到清朝陪四阿哥去。你需要摆脱你的代际环境对你的影响，完成要么回到70后的状态，要么找到90后的状态，完成这样一种生存处境的穿越。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有这种穿越能力的人非常多，几乎所有的杰出人士都是这样。 @老夫就不信：罗老师分析的80后状态，给予80的生存提示，是我30年来主动认真学习的最让我信服的一堂课！在我辗转多年，使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取得了几次在企业做领导的机会（当然，是合法合理利己不损人的手段）时，我所在的企业却在经济滑坡的大环境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我才知道在这小十年，我的个人能力已经被无限缩小，而察言观色、活在别人世界和心理状态的时间，被无限放大。当我经历了几次刚升职，刚有起色，企业就倒闭的情况后，我真的非常踌躇我今后的道路。我近期想的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我学会了各种机会主义的手段，机会依然会消失呢？也许是小子我命中有位贵人就是罗老师吧！看了这个视频，我第一次有了我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社会中找到位置的感受！之前近十年，有一年赚两万，也有一天赚十万。各种变化都没有让我找到我的正确位置和归属感。赚钱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预感，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出现，当局面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该何去何从？虽然有想过，但是紧张的节奏，让我又放下了思考人生的机会。直到最近，我一直认为最靠谱的事业也被冲垮了之后，经过了一番寻找新工作和寻找生意机会的折腾，我真正感受到了罗老师所分析的80后的夹缝人生！上辈人的财富积累、我自己的财富积累、我的人脉关系、我在之前工作中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专业知识。综合看来，要想依靠这些有限资源，获得稳定并且相对丰厚的收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看了罗老师的这部视频，确确实实让我茅塞顿开！我不但找到了方向，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去努力再拼搏一次！已被多次失败抹灭的斗志，再次出现！ 最著名的就是齐白石老人，画画的那个大白胡子老人。老人家75岁的时候，完成了一件创举：生孩子。老头觉得这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大创举了吧，然后他给孩子起名叫齐良末，意思是这就是最后一个了。但故事还没有完，老人家在83岁那一年，又成功地让夫人宝珠怀孕了。当然这次事情有点悲惨，宝珠夫人这一关没过了，因为难产逝去了。 但是这边夫人刚走，老人家又开始活动心思眼，闹着要相亲，要结婚。于是有人又介绍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女护士长，老人家特别高兴，又跟她在一起了。直到90岁的时候，老人家还在闹着要结婚，因为后来这个护士长跟他闹气分手了。 我记得《新凤霞回忆录》里有个故事。新凤霞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政治人物。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他不但工诗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长度曲填词、绘画等。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 [2] 《圆圆曲》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一首七言歌行体乐府诗，也是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媲美。诗中所写的历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构成全诗的叙事情节。全诗78句，共549字，分六大段，前五段叙事，后一段议论。 [3] 原名杨淑敏，小名杨小凤。中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新派创始人，被誉为评剧皇后。1951年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结婚。1955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1957年由于新凤霞拒绝与吴祖光离婚，也被划成右派。文革期间，吴祖光再次被揪斗，新凤霞也遭到毒打，身体伤害严重。1979年，新凤霞得到了平反。此后她主要从事教学和写作工作。此外，新凤霞还是齐白石先生的亲传弟子和义女，创作了几千幅花鸟画作品。 第八集 房产税和地沟油 有啥 故事 →史上最聪明的税收：印花税 →一块破石头引发的起义 →汉武帝的失策税收制度 读下 简介 中国房市躁动不安，房产税虽几经变革，却为何犹如利刃刀刀戳人心？法国的老式建筑为什么不设窗户？史上最聪明的印花税是如何一箭“三”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竟然也有失策的时候？地沟油暴露制度成本过高的问题？本期《罗辑思维》罗胖就和你聊聊税收的艺术和难以解决的地沟油问题。 可怜的法国人民，房子基本都是只有两个窗户，或是一个窗户，或是没有窗户。 part 1 房产税该怎么收? 窗户税的诞生 近期中国的二手房市场又开始躁动，北上广深成交量暴涨。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到底该不该买房啊？我说该买啊。还有人问那该不该卖房呢，我说该卖啊。朋友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前言不搭后语，你到底是主张买还是主张卖？今天我就把准确的逻辑说一下，如果你想买房，赶紧出手买，因为北上广深的房价我看不到丝毫可能性会像有的专家分析的那样腰斩、暴跌。但是为什么我又主张该卖呢？因为2006年至今，中国房产经过几轮暴涨，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投机机遇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算你想搏，这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房产投资有两大特点：第一，变现极为困难；第二，政策风险太大。既然如此，何必把大笔资金押宝在房子上呢？还不如卖掉，再用这笔钱做一些投资理财，这就是我完整的建议，该买就买，该卖就卖！ @yingfan84：老罗的逻辑还是有漏洞。他说可以把房产卖掉去做其他投资，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个社会，不买房买啥？房地产是不动产，变现困难，政策风险大，而且房产泡沫可能有一天会破掉，未来还可能逃不掉房产税、遗产税、70年续租费，所以房产投资有相当风险，而且升值空间也有限，绝非投资首选。可问题是，不买房买啥？在国进民退、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存银行被蒸发、买黄金等贬值、买股票像自杀等等，老百姓有钱没地方花，到最后要么出国，要么买房。 当然今天的主题不是房价，因为在中国只有神经粗壮得像钢丝一样的人，比如任志强，才有能力谈房价，我们这类人谈房价一定会被口水淹死。 今天谈房价当中的一个小因素——房产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它就像靴子，第一只靴子前两年已经扔出来了，重庆、上海已经开始征房产税了，这两年隐隐约约又听到要扔第二只靴子的声音。今天教授说一句话，明天专家说一句话，好像句句都奔着房产税来，感觉马上就要暴雨倾盆了。 @情感风筝：再好的制度、政策设计，都要考虑执行成本，而且成本之后还有成本，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不经过实践检验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先给大家讲一个税收历史上发生在欧洲的小故事。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国王，在城堡当中每天就琢磨两件事：第一是怎么吃喝玩乐，把生活搞得很美好；第二就是怎么侵占别人的领土，打仗。这两件事情最后归结起来一定要先做好另一件事情，那就是税收。国家财政经费不足，这两件事就都别指望实现啦。 如何收更多的税呢？第一种方式，国王派税务官去农民家里抽一堆粮食；第二种方式，根据摆在台面上的财产按比例征收。我们知道财富最主要的沉淀方式就是建筑物，比如说房子。中国有句古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把庙按住了，基本上就能够分一杯羹，为君主所享用。 于是所有国王都开始打一个主意，怎么从房子中抽税？英国国王在1696年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征窗户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征房产税，为什么征的是窗户税呢？原因很简单，征房产税有难度。一个房子的主人有多少钱，收入有多高？怎么核定它的税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中世纪那些君主们手下就几个税务官，打着草稿光是算税率都算不过来。干脆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税务官进村数窗户。不要觉得数窗户这个方式好像很草率，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大户人家通常房子比较大，所以窗户就比较多；而穷人家的房子小，窗户就比较少。所以按窗户来记税，基本上能够兼顾公平。 没有窗户的房子 窗户税替代房产税开始在欧洲蔓延。1798年拿破仑从意大利引进窗户税到法国。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也觉得这个制度太粗糙，能不能分得更细致一点？于是就把窗户分分类，分成大窗户、小窗户、阁楼的窗户、房间的窗户、临街的窗户、背靠花园的窗户、一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等等，税率定得不一样。试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成本大得吓人，于是在1831年又取消了，干脆回到最原始最粗糙的状态，挨个数洞，有几个洞就收多少税。窗户税对于法国财政来说，一直属于高额的税种，直到20世纪现代社会，窗户税一度还占到法国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点几，不是一个小数目。 税收这种制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不是稻草人，全部站在那里，等着税务官上前拔几根稻草。老百姓是有脑子的，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不要窗户了。所以现在到欧洲去旅行，比如英国，你会发现有的房子外面看着没窗户，其实是暗窗。税收官一来，老百姓把窗户全关上，税收官一走，再把窗户打开。 法国人民相对来说比较实诚，真就去造那些根本没窗户的房子。后来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就写，可怜的法国人民，有180多万所房子带有3个洞，就是一门俩窗户；有150多万个房子有两个洞，具体数据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4.6万间房屋只有一个洞，也就是只有一个门，连窗户都没有。整整一个世纪，法国的穷人啼饥号寒，吃不饱睡不暖，终年生活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所以任何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中推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政策制定者刚开始完全无法预料的。 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房产税，应该怎么收？ 有人说按一户一套收，第一套房免税，第二套房再征税。于是人家就想办法离婚，两口子一离婚，爹妈再一离婚，岳父岳母再一离婚，一家六套房，可以六套房免税。于是，110房产税征不上来。有人说那就按人均面积收税。结果人把乡下的穷亲戚接来住，那么多外来打工的，一一去核对甄别身份，查查这一户到底多少人，那又会产生一笔天文数字的制度成本。还有人说那按房产价值征税，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心地带的房价很高，可房主是穷人，是国营机构或者工厂的老职工，一辈子奉献国家，到最后就剩这么一套在市中心的房，房子是挺值钱，可自己退休工资没多少。你向他们征收高额房产税，你觉得征得上来吗？ 这里只是举几个小例子，说明征房产税这个事情，从纸上做规划是很容易，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税收行动则很难。 @chaos杯中窺人：其实停止征收农业税是一个社会一段时间内进步的体现，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就需要用房产税来解决。现在就我知道的，有很多人手下不是几套房子的问题，房叔、房婶，那是一个人名下10几套房的问题，这些就需要这种税收的平衡。而且我觉得信息平台化和公开化并不是什么暴露隐私的问题。 房产税的“零和博弈” 对前几年新闻有印象的人都知道，2006年中国有一项德政——永远取消农业税。当时媒体一片欢腾鼓掌，皇粮国税的历史沿袭了5000年，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终于把它清理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农民不交皇粮国税。 这确实是一项德政。可是德政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农业税的成本。从税收技术的角度来看，政府的收税成本已经高过了税收收益，征收农业税已经不划算了。首先农民是弱势群体，本身就比较穷。有的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人生病，他就是交不上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这时就面对一个选择，是不是可以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如果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其他人凭什么又要交？其次，如果要保证制度严肃性，强行向交不起税的农民收税，就容易引发非常激烈的官民矛盾。2006年之前，农村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实际上都因为这个矛盾点。所以其实在2003年之后，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基本把农业税取消了。 @bjsq1982：小罗关于说房产税会造成一家6口假离婚，弄六套规避房产税的房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钱人不会采用这招，因为这点税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对于公务员，为了政治前途也不会；对于没钱买多套房子的也不会，因为他们有一套房子就很开心了，也没多余的经济实力去买多套房子。真正会这么做的是能买得起6套房子左右的人，估计小罗就是这一群体，他们会受到伤害。小罗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保护自己个人利益的色彩。个人觉得国家是应该对2套以上房子收税。 前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前任副局长，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善达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房产税不符合中国当前国情》。这篇文章非常长，讲了很多税务理论，我也不大读得懂，但是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他拿当年的农业税和房产税作了一个类比，反对征收房产税。 许善达先生用“零和博弈”这个词解释这个现象：老百姓辛辛苦苦把钱挣到兜儿里了，政府现在要以农业税的方式拿走一部分，双方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社会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收益。而且硬生生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拽走，其实征收难度极大。 房产税将来也会遭遇这样的困境。有的人就是交不起，那还收不收？如果非要上门收，既不符合道义，也不符合社会正义。但如果纵容一部分人不交，那其他人会不会援引此例也不交？这都是在我们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在中国实行房产税，不要拿什么大势所趋来说事，也不要用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有所需来说事，关键要看我们的社会是否具备实行此制度的基础？是否能够支付因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成本。 罗胖推荐文章：《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 作者：许善达 part 2 税收是一门技术 汉武帝的失策 有的人就反驳了，说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利用我们国家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怎么会没办法把这笔税收上来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大帝就已经想到办法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去北伐匈奴，战争使国家财政支出非常大。可恰逢太行山以东的整个山东地区频发水患，民不聊生，很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酷吏张汤就向汉武帝进言，说有钱人多的是，他们受我们汉家天子的德政，都挣了钱，占着房，躺着地。这些人为什么不捐一部分财产出来为国效力呢？于是在财政能臣桑弘羊的支持下，他们制定了一种税收法令，叫算缗[1]。两缗的财产交一算，也就是6%的税率，按说不是很高吧，可是在推行过程当中，就应了上一段许善达先生说的“零和博弈”。 @ruiruidai：我认为收房产税就按他当初买房子的价钱来收。像这样，退休的老人们就交得少：他们早就买房了，价钱也低。另一方面，房价也会往下跌：有那么多的房子，也要交那么多的税。 俗话说：“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谁看到已经挣到自己兜儿里的银子还要被拿走，肯定心不甘情不愿。因此民间开始大量掩藏财富，老百姓哭穷，天天穿破衣烂衫。政府明明知道大量银子藏在地窖里，挖不出来，因为挖的成本很高。怎么办呢？汉武帝有办法，两年之后，即公元前117年，他推行了一个新的法律——告缗令。很简单，你不是说你没钱吗，你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你们家邻居知道啊，街里街坊知道你天天吃肉吃鱼，你能说你们家没钱？只要告发谁家有钱，一经查实，收上来的税分得一半以作奖赏。穷人们就开始相互揭发了，邻居告街坊，互相告，甚至儿子告老子、老婆告丈夫等等，按司马迁的说法“一时告缗遍天下”。告缗令推行几年之后，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之”。只要有点钱的基本上破产破家。以至于汉武帝的上林苑里面堆满了从民间告缗收上来的财产，一时国家财政非常宽裕。 @yyquick：增加房产持有成本，为什么不能降低房价？只要设定每个人的免税住房面积，基本上不会影响公民正常居住的需求，只会剥削那些拥有多套超大住房，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富人。这对社会资源的节约也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从此以后民间没人再去积累财富，因为积累到最后也是被没收了。人们挣到点钱赶紧胡吃海塞消费掉，与其存的钱到最后都给皇帝，还不如自己先把它消费掉，于是天下一片凋敝。所以汉武帝临死前发了一个著名的轮台罪己之诏，大意是说：朕继位以来，实行的政策，天下为之所累，从今之后，所有扰民的政策全都罢掉。 我们说，一项社会政策，从它的设计到它的推行，再到它产生的结果，其实会有很多政策制定者根本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税收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能不小心翼翼吗？ 一箭“三”雕的“印花税” 在人类税收史上，有一项非常巧妙的发明，就是印花税。我们今天买卖股票的时候都知道，每一笔交易都要交一笔印花税。印花税起源于荷兰。1624年，荷兰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坐在那儿发愁，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商人居多，怎么让这些商人们交上税来呢？总不能搞汉武帝那一套吧。想不出办法，只得公开征集方案，就跟今天搞征文大赛一样。最后征上来一个很聪明的方案，就是收印花税。 设计这个方案的人观察到，在荷兰这个商业社会，民间有大量的交易。比如卖个房，买卖双方会签个契约，可是总觉得信用得不到保障。如果这个时候，国家能在上面敲个章，这事就有法律保障了。很多商人都有这个需求，这不就是收税的一个好机会吗？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印花税，政府在契约上贴个条、印个花、盖个章，就收一笔税。 这个税收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商人心甘情愿，因为我交了税，政府给了我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双方是利益互换。第二，民间的交易形式特别丰富，所以整个税期非常广，虽然每一笔钱收得并不多，但是累计起来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更重要也是这个设计最聪明的地方还不是这些，而是这种税收的成本非常低。你想甭管是收窗户税还是其他税，税务官都得亲自跑到民间去收，印花税则不用。税务官弄个办公桌，所有要做生意需要政府敲章、贴印花票的，都得自己来找税务官。一个税务官就足以应付一个城市的印花税的征收工作。一笔好的税收政策，需要满足这么多条件，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政策的设计。 “多拔点鹅毛，少听些鹅叫” 现代社会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不是已经把税收制度成本问题解决得特别好了呢？其实也未必。 在美国有一个概念，叫税务自由日。美国的税务自由日通常是4月初，有的是4月1号或4月10号或4月12号。从1月1号到这天为止，你挣的所有钱都是作为税收交给政府的。而从这一天开始就自由了，今年接下来的日子你挣的钱才是给自己挣的，才是给自己的孩子挣的奶粉钱。所以这一天叫税收自由日。美国的很多城市在4月16号这天要搞大规模的庆祝，要放烟花、大家上街跳舞，为什么？庆祝税收自由的到来。加拿大这个税务自由日甚至更迟，大概在6月份。 最近我看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所得税制。李稻葵先生在美国生活了20年，其间他做了一个统计，说大概一个普通美国公民，每年要把闲暇时间的4%花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整理自己的税收记录。美国公民家里都有个筐，平时买东西的票据来往都存在那儿，因为要报税。报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从这个州到另一个州，或者买了房，或者换了一下工作，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报税的，必须去委托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帮忙算这笔账。所以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税收制度成本也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非常沉重的负担。李稻葵先生讲：“不要说什么所得税制就一定是大势所趋，时代不同了。其实美国人也在酝酿改革这种税制，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去学习这种税制呢？” 这就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叫哥尔柏，关于税收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什么叫税收？税收就是拔了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老百姓都是大白鹅，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拔得太狠，让鹅有太敏感的感觉，或者太疼。怎么拔，拔多少？这就是税收的技术。 罗胖推荐文章：《个税政治成本最高对社会公平毫无帮助》 作者：李稻葵 关于地沟油问题，很多媒体说，严刑峻法，加强管理，发现使用地沟油就判刑，地沟油问题真的就这么好解决吗？ part 3 不易察觉的制度成本 一块石头引发一场起义 刚才说的都是税收，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词“制度成本”。任何社会政策在纸上推演的时候，左看右看好得不得了，感觉似乎尽善尽美。可是一旦在社会当中执行的时候，也许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而有些可能是政策的制定者们刚开始根本想不到的。 宋代的王安石搞变法，他老人家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富国强兵，给国家挣钱，但又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有的人就投其所好，跟王安石讲，如果我们能把山东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全部排空，这得造多少粮田，一年得打多少粮食啊。王安石一听眼睛一亮，说好主意。旁边有个人冷笑一声，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排出来的水往哪儿搁？出主意的那个人说，这还不好办，再挖一个八百里水泊梁山把水搁进去。王安石听到这儿才哑然失笑。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任何一件看似完美无缺的好事，其实背后都有成本，只不过刚开始你未必觉察而已。 王安石之后，宋代出了一个极品皇帝宋徽宗 亦称“算缗钱”。汉代所行税法之一，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小手工业者的产品税收减半，每四缗收一算；农民不用缴这个税。 [2] 名赵佶，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便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他自创的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另外，他在书画上的花押是一个类似拉长了的“天”字，据说象征“天下一人”。 第九集 慈善的善与恶 有啥 故事 →被慈善拖入无望贫穷的萨赫尔 →协和医院的慈善高峰 →曾国藩怎样做慈善？ 读下 简介 当白人的援助粮喂肥了非洲的独裁和暴力时，慈善还是褒义词吗？回顾协和医院的创办初衷，百年大计为培养出医学界几座高峰，我们为何不给慈善多一些耐心？追求公平的西方人反对救济弱者，曾国藩做慈善止步于“我看到”，站在历史的界碑旁，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慈善？ 慈善是生生地把富人的钱通过某一种社会管道转移给穷人，而这某一种社会管道，就是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癌变的症结。 part 1 慈善的恶果 尴尬的救助粮 当大家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迎头碰上一个词叫“春晚”，不管你看还是不看，爱看还是不爱看，它就在那里。 曾有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发微博说：“春晚”办得太烂了，那么难看，不如把央视账上的那笔钱划出来捐给穷人吧，办几个希望小学也是好的。这句话老百姓当然爱听了，一边轰“春晚”，一边用央视的钱做慈善，这是好事啊。 我当时就发了一条微博反对这个观点，我当然不是替“春晚”辩护，我针对的是这个观点的后半段，这样做慈善真的有用吗？ @星灭幻：慈善不是用富人的钱去养一群只会腐蚀社会的蛀虫，也不是去伤害一些人让他低下他自尊的头颅去接受施舍。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慈善应该是资助有理想的贫苦学生，让他们能继续学习，但一定要规定他们要偿还资助，把资助款重新投入到慈善中。还有就是资助孤寡老人。对于老罗说的善堂的伙食要是最差的，我十分同意。要让他们有想走出去的动力。我觉得资助的物资就该选择最低标准，只为他们能度过险境。没人有义务要一辈子资助自己，只有自救才是硬道理，这样也能资助更多的人。 我们先来听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一个演讲吧。周教授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奇怪的结论，他说非洲很多国家的农民吃不上饭，往往是因为西方国家大笔的粮食援助。 好奇怪啊！你这边啼饥号寒吃不上饭，我给你饭吃，反而我还害了你？这不是那个谁和吕洞宾的关系吗？ 周教授有他的推导过程。一笔援助款来到非洲，靠谁发放？粮食不可能直接进入田间地头和每家的锅里，而是需要靠政府机构来发放。可是有些非洲国家的政府机构，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遏制贪污腐败的能力值得研究。所以，很多来自联合国的援助粮就被层层的官员瓜分，中饱私囊。 可是这些官员要的是这堆粮食吗？不，他们要的是银子。所以还得把这批粮食以极低的价格在市场上甩卖掉。可是这样遭灾的就是那些还可以靠辛勤劳作种粮、卖粮维生的非洲土著农民，因为他们的粮食在市场上面对的是那些白来的粮食的竞争，他们怎么竞争得过？所以这批本来还能活下去的农民，现在也活不下去了，也沦为了赤贫。 @笙畔吟诗：原来慈善存在这些问题啊？慈善基金到不了贫民的手里，还有慈善事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看来慈善事业，需要考虑。 @面具的背面：我认为做慈善是不会有错的，主要是方法问题。怎样实施最合理才是关键。 这就是慈善的难题。正常的商业活动构建和谐社会，是因为每笔交易都是你情我愿，大家都很乐呵，所以它是一种财富的正常流动。而慈善不是。慈善是生生地把富人的钱通过某一种社会管道转移给穷人，而这某一种社会管道，就是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癌变的症结。这些财富是否能够穿越这个社会管道来到穷人那里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慈善的两大难题 做慈善通常会有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原来穷人社会结构中的缺点能否克制住。比如上面讲的贪污腐败，这个缺点克制不住，对非洲国家援助越多，就会把这些贪官污吏、独裁者喂养得越肥，继而他们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越强，穷人越不得翻身。 @无敌_三脚猫：慈善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头，我们应该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不管是相当落后的非洲还是发达的欧洲，都应该从观念上扶贫！ @平世睢客：我们要做的不是慈善，应该做的是让穷人和富人公平竞争，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社会，所以我们只能做慈善。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底层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一部分援助粮被政府官员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权力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反政府武装、游击队，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这些粮食，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底层老百姓的境况几乎没有改善，这就是慈善的一大难处。 慈善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就更加麻烦了。穷人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当中有一些好的因素，而外界大量慈善资源的到来，会破坏这些好的东西，从而让当地的情况变得严重恶化。 @小龙女慧：朋友去西藏支教1年。每天在微信上发照片，各种惨不忍睹，而且号召北京的朋友们捐赠。我理解他但并不认同他的“善心”。因为我来自大别山，小时候也接受过捐赠，我的感受和我看到的周围大人的反应并不是城里善心人所能想像与体会的，工作后也随企业下乡做了很多csr项目。我支持“救急不救穷”的观点。 这就要说到非洲的一个地区——萨赫尔[1]，就是从布基纳法索到苏丹，再到埃塞俄比亚这一带，也就是农耕和放牧两个经济带结合的地区。由于20世纪西方白人的统治，扰动了当地社会生态，萨赫尔陷入了几乎是绝望一般的贫穷。 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又是因为慈善。当年这里主要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发现这个地方缺水，就决定用他们的高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打井。井也便宜，20万美金一口，打了好几千口井。 @亚马逊流浪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至理名言。慈善只要集中力量往这个方向发展就好。人自立则有财富，教会他技能，就不怕他在这个社会没饭吃。 原来这一带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生态。游牧民族走来走去，一旦出现干旱欠收就卖一些马匹、皮毛给这些农耕民族，双方都还活得下去，甚至萨赫尔曾经也是非洲大陆上一个非常强盛的商业帝国。 可是这些水井打了之后，情况就变了。因为一口水井可以更多地攫取地下水，这些地下水打上来之后，那些游牧民族还游什么牧呢，他们就不逐水草而居了，转而盯着这口井开始定居生活。然后发生的就是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更大规模的沙漠化，当地的气候、生态进一步被破坏掉。最终，这一带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的策源地。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我今天要补一句：一辈子做好事，让好事真的产生好的结果，这才是最难的啊。 @江宁黑莓：慈善在西方只是个中性词，违背自然规律被认为是干预。慈善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对呢？我能想起的也就只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了，还有一句：“通向地狱的路，一开始都是通往天堂的。” 罗胖荐书：《白人的负担》 作者：【美】威廉·伊斯特利 慈善是生生地把富人的钱通过某一种社会管道转移给穷人，而这某一种社会管道，就是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癌变的症结。 part 2 好慈善是一座座矗立的高峰 那到底该怎么做慈善？这可能是中国红十字会，还有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说，中国人就是道德水平不高，搞什么慈善？得继续教育。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中国人道德水平一点儿都不低。 随便举个例子。1930年的时候上海已经善堂林立，上海民间捐赠的各种慈善基金当年的支出大概是300万大洋。听着好像也不多，不就300万吗？现在在北京也就一个两居室的事。可是要知道，在1930年，整个上海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才700万。换句话说，民间的慈善资金已经达到了政府公共支出的40%，这样的比率世界上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 @519255687：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利他之心和自私之心是一个正常人的两个平衡面，有多强的利他欲就有多强的自私心——小人之见？非也，想得太美或太丑都是没摆对境地。用多大心思去寻找慈善就会有多大心思去放纵私欲。施善止步于偶遇，自私就会止步于一念。 所以中国人是坏人吗？根本就不是。因为善行这件事情，恻隐之心嘛，孟子说人皆有之。利他和自私是人性的两面，它们根植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理解不了利他就理解不了自私。所以，慈善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设要做的是，把每个人的善心和善行，整合起来变成一件真正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那么，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到底应该怎么做慈善？爆发郭美美事件之后，他们也很委屈，因为郭美美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社会上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直线下降。那他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不用我们今天想，一百年前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而且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协和医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是个好医院，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百年前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它不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梁怿：做慈善也不是拍脑袋就能做出来的，需要经过细致的调研，经专家做过完整的方案才可实施，并非一句简单的“把钱给穷人”可以概括。一句话，做慈善也需要专业。 协和医院不是中国人创办的，是美国巨富洛克菲勒[2]。洛克菲勒晚年的时候开始向全世界捐赠，捐赠最多的当然是美国本土，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当时洛克菲勒就想在中国捐助一项医疗事业，准备花很多钱。在1909年，还有皇上的时候，他就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搞了一次大摸底调查。后来又派了一次，在1912年到1914年期间，而且是派他的亲儿子小洛克菲勒到中国来。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叫《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至今还是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调查团最后给老洛克菲勒提供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用这些钱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多建一些医院，来服务更多的中国人。第二套方案，用这笔钱在北京建全世界最好的一家医院，一切都按最高标准来，给中国医学界树立一个标杆、一个高峰。洛克菲勒几经思考选择了后一个方案，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来历。 协和医院创办之初所有的标准都是最好的。花重金买下王府井口的豫王府，由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设计，包括每一个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当然硬件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包括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学府——金医学院霍普斯的院长，在协和医院开院的时候都来了。医院里到处充满了大鼻子，到处都是专家、教授。这么多人在中国要干什么？不是办医院，而是要办医学院。 1914年协和医学院开班的时候只招了7个人。而8年之后，第一届协和医院的毕业生只毕业了3个人，就是这么严格。协和医学院从创办，一直到抗战停办，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它的那种严谨、苛刻，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协和医学院内部有一个词叫“协和脸”，就是整天一张苦瓜脸，因为学习太累了。 吴阶平[3]这些人的回忆录里记载，到协和医学院当学生，意味着暗无天日。早晨起来读书、学习、做试验，中午匆匆忙忙扒一口饭，下午学习、做试验，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回宿舍。 @韩秉甫：对于慈善事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做看到的，还是做听到的，只要最终构建的是一种高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前提下做了就比不做强。至于将好的想法变成好的做法再变成好的现实，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大智慧的，尤其是政府的。 协和医院给学生，包括教授、老师提供的伙食非常好。下午4点多钟一道茶点，晚上10点多钟还一道茶点，但是根本没有人有食欲去吃。 协和医院的教学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它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淘汰。 协和的学制非常奇怪，不是60分及格，而是75分及格。每一学年都会有大量的人被淘汰掉，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残酷。它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还算大的基数，筛选出极少的精英，要在中国的医学界培养几座高峰。 协和医学院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仁心。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妇科创始人林巧稚[4]女士身上。据说当年她报考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参加一门笔试，正好在门口遇到一个病人晕倒，她到底是参加笔试呢，还是把病人送医院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后就回家了。她觉得没希望了，因为一门考试没有参加。但非常意外的是，她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因为校方看到了这个行为，认为这才是一个大夫的品行。 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妇科有一个美国科学家，这个人对门诊、住院病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天天埋头在实验室里搞试验。他取笑林巧稚说：“你们这些女人，搞妇科？这是一门科学。不要以为给病人擦擦汗、捏捏病人的手就能当教授。这是一门科学，你能当得上教授吗？”结果第二年协和医学院就把这个教授开除了，聘林巧稚当教授，当妇科主任。 这就是协和医院的精神。它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医学精神上，都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事实上，协和医学院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但是在中国的医学界，协和是一座多么高不可及的高峰！ @hpsina12：凡事都有两面性。协和医院在当时是一个高峰，是一个标榜。反面就是垄断。所有资源投入到里面去，价格之昂贵，岂是平常人能看得起这病的？我更看中前者，办更多的医院，服务更多的中国人，竞争之下，看病的价格会相对降低。有钱人可以去好一点的医院，穷人也能看病。要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样。 慈善是一件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要相信某些精神上的高峰一旦耸立起来，它的效果、光辉照耀之处，将是千秋万世。 罗胖推荐文章：《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 作者：李子旸 part 3 对真理抱持一份怀疑 慈善为啥让西方精英不爽？ 每一年大家都要过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什么叫节？节就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又可以安放一个小小的界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角，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反身来审视我们今天谈的慈善。 我们中国这一代人提到慈善，都认为是好事情。富人把钱给穷人，哪有不好的事呢？它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名词。 可是在西方主流社会，关于慈善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相信以后还会一直辩论下去。因为，慈善确实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很多西方的精英分子就会想：我干吗养活穷人？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我用勤奋、智慧挣来的。一些穷人天天躺在那儿生孩子，靠政府补助生活，我心里也不平衡啊！ @明珠光明：我对老罗的其中一个观点很不赞同。穷人就等于懒人吗？我从小到大，身边就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很勤奋，可还是很穷。10年前我的这些穷亲友，一天从早干到晚也就50元收入的样子，可孩子读大学动不动就上万，老人有病动不动就上万。这些亲友或多或少都受过别人的接济。在我心里他们是英雄，是有担当的大英雄。近年，这些穷亲友都过上了好日子，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在欧洲、美国这样的西方主流社会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少数族群，就靠生孩子维持生计。孩子一出生，政府的补贴，奶粉钱、食品券、房屋补贴都下来了。一旦没钱花，再生一个孩子就解决了，反正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高。这让那些主流精英们心里也不平衡。 关于慈善，关于富人该不该补贴穷人这样的争论，在历史长河每流经一段的时候，它的面目都不一样。就在短短一百年前，在英国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是英国的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是马克思、达尔文那一代人生活的时代。 一个牧师就曾给议会写信，他说应该把国家办的救济机构变成人间地狱，那个地方伙食就应该是最糟糕的，每个人在里面受尽屈辱。为什么？因为要用这种地方吓唬穷人，不能让他们犯懒，要勤奋工作，要为国家，为自己的家庭做贡献，而不是躺在救济机构里混吃混喝。这样他觉得才有益于世道人心。 @天生我儿必有用：其实不仅仅是慈善，任何事情都应有个度。好坏、福祸都是相扶相依，没有黑暗的世界绝对不是天堂，没有问题的社会也绝不是个健康的社会。就如太极的黑白相间，阴阳相衡。不过藩爷的这种慈善观念及做法还是值得强烈推荐的。 你要知道，牧师是以博爱他人为终身志业的一群人。居然一个牧师会给议会写这样的信。所以，我们看，慈善这个观念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流变当中，也已经改变过面目。 真理真不真？ 回到今天来说。我个人仍然认为慈善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深植在人的内心，它和自私一样是人性的两个面。但是面对这么多社会政策的争执，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只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再重新定义慈善。而不去对社会政策作过度轻率的诠释。比如把“春晚”的钱捐给穷人这种主意，应该少出。 @宏才卐伟略：我也不太认同曾国藩的“慈善止步于看见”这个说法，而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慈善努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甚至形成一种价值形态，让更多的有钱人参与进来，从而防止大量的有钱人移民海外，挖空中国，以实现邓爷爷的先富带后富，共走富裕路的过程！ 比如说曾国藩一生就不主张捐钱，不主张大张旗鼓地做慈善。他认为，如果要做慈善，最好偷偷摸摸地，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能像某位慈善家一样，恨不得让全城的穷孩子都排着队，一张一张地发钱。曾国藩觉得这个事儿千万干不得，因为会扰乱当地的社会结构。 他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我看到就做。我看到一人没饭吃就给他几两银子；看到一个人没房子住，也许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一天。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看到就去做，看不到就不要管，因为后者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善心大发的成就。 想起前不久看到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料。1918年的7月15号，德皇威廉二世登基30周年纪念日。那天凌晨，威廉二世长途跋涉赶到德军前线，此时距离马恩河战役 萨赫尔是一个地理名词，范围包括今天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八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苏丹和部分的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2] 美国实业家、慈善家，以革命了石油工业与塑造了慈善事业现代化结构而闻名。1870年他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期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豪与全球首富。他也普遍被视为人类历史上首富，财富总值折合今日之3000亿美元以上。 [3] 著名泌尿外科医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1942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先后奉命为金日成、苏加诺、胡志明、费迪南德·马科斯等人提供过医疗服务。曾任江青、林彪的保健医生。1972年，吴阶平出任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为其诊治膀胱癌。 [4] 又名丽咪，福建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而在每一个的接生牌上也会亲笔写上“linqiaozhi\''sbaby”，所以也有“万婴之母”的称号。 [5] 这里指第二次马恩河战役，而非以超级惨烈著称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在1914年的那次战役中，双方共200万人投入战斗。五天中，英法联军死伤26万人，德军损失25万人，最终德国人战败。1918年这一战，德军再败。 第十集 成名的代价 有啥 故事 →才子罗隐为何娶不到佳人？ →鲁提辖为“名”怒打镇关西 →互联网时代玩不了“躲猫猫” 读下 简介 互联网时代，成美名易，成恶名更易，而毁其美名更是易上加易。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套理论在互联网时代彻底失效，粉丝们的集体“脑补”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道德完人。而捧得越红，摔得越惨。出名究竟成就了谁，又得罪了谁？面对成名的代价，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本期《罗辑思维》，罗胖就和你侃侃这互联网时代成名的代价，名利之场的黑洞究竟有多深，你一看便知。 大街上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名”，一个叫“利”。确实，大家出来忙，不就是要不为了名，要不为了利吗？ part 1 互联网时代:捧得越红，摔得越痛 粉丝的集体“脑补”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先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禅宗的公案，一个老和尚，是高僧，问他小徒弟，你看看大街上奔来跑去的这些人，一共有多少人啊？小和尚就一个、两个在那儿数，老和尚说别数了，就俩人，一个叫名，一个叫利。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跟名有关的事。 在互联网时代，成名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容易，不管是好名还是恶名，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两个人突然爆红。恶名未见得是一件坏事。娱乐界的人为什么经常给自己泼脏水？经纪人为什么主动给明星炒作绯闻？很简单的一个机制，因为互联网时代人太容易健忘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只觉得这个人很有名，至于当时为什么出名，是什么样的狗屎盆子扣到他头上导致他出名的，大家都忘了。只知道这个人是名人，他开演唱会的话愿意多掏点票钱。所以，这个机制已经跟传统社会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潮爆店：成名的代价远远小于收益吧，不然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成名？所有的事都有个两面吧！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老婆问我，郭德纲算精英吗？其实我们两口子都是郭德纲的铁杆粉丝啊。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还真有点儿意思，在传统社会，不管郭德纲多有名，他都不能算精英，因为没文化，也没有社会地位。比如说解放后，一帮文人聚会，实际上是教授级知识分子的聚会。这些大文人们其实是很看不起像老舍这样的作家的，因为他不是大学教授，他只是一个职业的写报刊连载小说的人。这就是传统社会的特点，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你必须爬到一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才能承认你是精英。 可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像一个大球，在任何角度你都可以扎出一个尖来，形成你的高地。不是有一句话叫“世界是平的”吗，就是说，你只要崛起小米粒那么点高度，你就是珠穆朗玛峰，你就是精英，你就是名人了。所以互联网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大好的成名机遇。但是，各位琢磨清楚没有，互联网时代成名背后的成本其实极高，为了成名未来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点没想清楚，在成名路上奔忙的人，我劝你暂时歇一歇脚步。 会有哪些代价呢？其中之一就是当你成名之后，实际上你已经被众人用想象力抛离了人群，抛到了一个高度。但是抛离这事儿大家知道，就好比做抛物线运动，抛上去，就得掉下来。换句话说，抛得多高摔得多惨。互联网时代特别容易把人抛到特别高的高处，一旦到了高处，大家就开始发挥脑补的作用，去想象一个辉煌、高大、伟大的人，他的道德有多么完美等等。陈冠希先生其实就是一个小年轻嘛，他只不过干了一件特别容易成名的事情而已，他一个正常年轻人的一些私人生活一旦被曝光，面对的就是万丈深渊。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名人的一种不体谅、不原谅之处。 所以，吴伯凡先生讲过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是普通人的道德上限。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你脑补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完满的人。 才子佳人原是梦一场 中国古代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例子，芸芸众生，尤其一些闺中小姐，天天听着才子佳人的故事，构想着完美的才子。最典型的就是司马相如[1]和卓文君。司马相如一表人才，又擅长文学创作，文学天赋得到公认，而卓文君是大家小姐，帘幕后看上一眼，结果两人一见钟情，最后私奔了。私奔的代价很高，卓文君是名门闺秀，生活富裕，私奔之后只能当垆卖酒，相当于女招待。但即使过这样的日子，她仍觉得幸福，因为她获得了爱情和自由。 这样的佳话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导致很多因文成名的才子，终生都要面对那些闺中女粉丝们的脑补。唐代有一个才子叫罗隐[2]，在晚唐诗坛很有名，写过一些著名的诗，比如“时来天地皆同利，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关于他有一个趣闻，罗隐考试经常考不中，有一次他进京赶考，路上跑到一家妓院，跟一个叫云英的妓女好上了。12年后，他仍未考中，又经过这家妓院，被已是半老徐娘的云英耻笑，还跟他开很过分的玩笑。罗隐受不了了，就写了一首诗：“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首诗流传下来，后来成为很有名的搞笑诗。 当然，今天真正要讲的是罗隐和一个大家小姐的故事。这个大家小姐是宰相郑田的女儿，郑田是晚唐名相，也是位大诗人。这位郑大小姐就跟现在韩寒的女粉丝们、那些文艺女青年们一样，天天在闺房中搜集罗隐各种各样的诗集，在灯下读、月下读、花下读，然后把罗隐脑补成一个完美的形象。 @ddjesdf：名人根本不怕人争议，就怕没人争议。就像范冰冰说的：“我能经得住多少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十个热议话题，九个是炒作。物极必反没什么好担心。炒作就像烹饪，本身就是用火的艺术。没有火那是凉拌。 有一次郑田请客，宰相请客嘛，才子佳人都聚来了，其中就有罗隐。这个郑大小姐一路上是小鹿乱撞，捧着一颗芳心，来到了帘幕后面，就像当年的卓文君一样，挑开帘幕，偷看罗隐。这不看则已，一看大惊失色，这个罗隐长得实在太丑了。这个郑大小姐瞬间崩溃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回闺房，把所有罗隐的诗全部烧掉了。 罗隐后来也没有娶上什么大家小姐，娶了一个很一般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名人必然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粉丝们会自动把你脑补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而一旦你和粉丝们进行密切的接触之后，他们可能会崩溃，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完人，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也会瞬间失去他们。 前一阵方舟子和韩寒干架，方舟子阵营说：“韩寒你不足一米七。”等等。其实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很多女粉丝知道韩寒才一米七，那他原来高大全的形象不就瞬间破灭了吗？ 所以这就是成名的一个代价。一旦成名，你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娶了谁、嫁了谁都是秘密啊？因为个人私生活必须要跟公众隔开，名人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一旦暴露，粉丝们的梦瞬间就碎了。而在互联网时代，保守秘密、和公众隔开距离又是那么困难。所以如果你想成名，这就是你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 罗胖荐书：《新闻抄袭历史》 作者：宋燕 part 2 为民除害还是为名除害? 成名要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成名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名伤害了谁，而这种伤害会在不经意间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魔鬼蹦出来咬你一口。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例子是《水浒传》里鲁提辖怒打镇关西。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鲁达，鲁提辖鲁大人，有一天正在闲坐，突然看到一个卖唱的歌女翠莲，翠莲跟他讲了一段特别悲苦的身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奴家长得几分姿色，被镇关西郑大官人看中了，给了三千贯钱，要了奴家的身体。但是是虚钱实契，卖身契约写了钱还没给就嫁过去了。不想他家大娘子特别厉害，不久就把奴家打将出来。打将出来又落到店家身上，向奴家要三千贯的卖身钱，可是我没拿他的钱啊，故来卖唱。 @我已经看见：《水浒传》这段你给曲解了。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个女的很可能是穷民诈骗，镇关西还可能是企业家被陷害，你这个价值观让我无语。 这个故事仔细推敲起来不是没有疑点，你说买一个漂亮姑娘回家寻欢作乐，这个我们相信，古人是干得出来的。大老婆嫉妒了把人家打出来，这个我们也相信。可是，翠莲的供词当中有一个疑点，就是虚钱实契，说钱我没拿。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地方存疑，当然这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场民事诉讼了，我们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认为，富人可能在人性上去作恶、作践他人，但是跟钱这么较劲除非他是跟人有仇，憋着一口气，否则干吗为三千贯钱跟一个明显拿不出，赔不起这笔钱的小女子较劲呢？ 可是鲁提辖是不管这套的，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镇关西打死了，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读到过。可问题是，鲁提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有人说是政治黑暗、豺狼当道、虎豹专权，《水浒传》里出现的几十件官司，哪一件是秉公执断的？鲁提辖就跟我们诺贝尔奖的一位得主一样，他心中肯定也默念，在鸡蛋和石头发生碰撞的时候我将勇敢地站在鸡蛋一边，站在弱者一边。 @四个大馒头：曲解鲁达了吧？！鲁达是说老种经略相公做过关西五路廉访使，老种经略相公都没敢叫镇关西，鲁达只是个小小的提辖，没做过那么大的官啊！ 但是，水浒传的原文当中还暴露了一件事。鲁提辖当时怒发冲冠，不是说镇关西有多欺负人，而是说，我还当谁是镇关西，原来是郑屠，杀猪的。无非是投托到小种经略相公，而我投托在老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了关西五路联防使，我都不敢叫镇关西，这个郑屠狗一般的人，他也敢叫镇关西？那个地方是涠洲，郑屠就像涠洲肉类加工厂兼销售公司总经理，也算是一名民营企业家，但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看不起民营企业家的。你看鲁达的这一番话，暴露出来什么？一个是他瞧不起民营企业家，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另一个是最让他怒发冲冠的是什么，是你也敢叫镇关西，我都没敢叫！这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 @面具__：其实也正常，身为一个名人，名利双收。那么代价就是，也许放在普通人身上的小缺点可能会在名人身上无限放大，毕竟你得到的比普通人多，付出的自然也要多了。 我们再倒回去看这件事，镇关西刚刚出名的时候，肯定心中沾沾自喜，你看我多威风，大家都怕我，都叫我镇关西。可是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传到了另外一个不服不忿的人的耳朵里，甚至在他未必有何罪过的情况下，却因为一个名声最后被人三拳两脚打死了。 这类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记者特别恨一个老板，凡是看到这家企业干了什么坏事，他就一定要写一篇字字血，声声泪的负面报道出来。仔细问他为什么恨这个企业，他说：“这个企业跟我原来的老板关系特别好，我特别恨我原来那个编辑部主任，所以我恨他。” 一个人有一个名，就算他到处结善缘，处处只栽花不栽刺儿，也难保在互联网时代不会埋下祸患。所以说，一个开放的时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和利益，但是隐藏在这个开放的时代生活背后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 @多巴安_王：如罗胖所说，中国人的实利主义，成败皆由此来。这实利主义在求神拜佛上是谁灵信谁，不灵转身就拆了庙门当柴烧，对于名人，尤其网络名人更是如此。这其实是个名人如尿壶的时代。没有相信，只有利用。 罗胖推荐文章：《鲁达拳下的郑屠和法庭上的王三》 作者：十年砍柴 互联网时代，粉丝们的集体“脑补”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道德完人。而捧得越红，摔得越惨。面对成名的代价，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part 3 警惕互联网时代被成名 互联网时代容易成好名，也容易成恶名。这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等，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都会有人因为丑闻而出名。 @束小小阳：罗胖举的那个躲猫猫的例子太不对了。面对犯人家属，警员的言行是执行公务，而且一个人怎么死的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性质的恶劣不是话语情景的提法能说得过去的。 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躲猫猫”事件，在云南一个穷乡僻壤的看守所，犯人死了，看守所的一个警官，面对前来要人的苦主，也就是这个死者的家属，说犯人是在躲猫猫的时候自己撞死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他说得有道理啊，他说得没道理，但至少在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句话是混得过去的。你看我面对的就是一个农民的妻子，一个因为丈夫死了号啕痛哭的女子，跟她谈一谈赔偿的问题就可以了，至于怎么死的，你管怎么死的呢，就是做游戏死的。我相信他一定不是第一次这样胡说，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县城，向所有犯人家属、苦主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经常用这种态度。 我们切换一下思维，假设我们坐时光穿梭机回去，现在在他面前搁一摄像机，说中央电视台正全球现场直播，你现在说那犯人怎么死的，你觉得他会说这个人是躲猫猫死的吗？他不会，因为他的言行是有条件的，是有时空前提的。而互联网时代最残酷的一点，就是这个时空前提没有了，所有的人不管你在什么情景下说的什么话，互联网都有一个机制，把你放到无远弗届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坐标系里被重新观察。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仅仅从传统社会带给我们的那些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这样的趋势了，我们要在一个全新的模型里重新认知我们身处的社会。这个全新的认知就是：我们是汪洋中孤独的打渔人，在互联网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少年派”，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和具体的阶层，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汪洋大海般的太平洋。 @空心大树爬满蛀虫：互联网时代，是推动了人们善的完美，还是让恶人的奸猾隐藏得更深呢？——不管怎样，它在监督权力滥用者，让麻木的体制有所行动，这就是好的。 但是切换认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长期的文化教育和成长经历都在提醒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我们的每一个言行，其实都是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境做出的一种反应；我们的每一个言行，都有特定的时空条件。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今天关起门来说朋友的话，明天打开门说官方的话。就拿陈冠希同志来说，他拉上窗帘，自己搞点儿娱乐活动和摄影创作，你说碍着谁的事儿了？他窗帘也拉了，门也锁了，只不过没想到自己要修电脑而已。 而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荒诞，没有时空前提，你是面对千秋万世，面对所有人表演和说话。不管你藏在哪个角落，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通过微博和qq传播出去，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是安全的呢？明明你是在特定时空下讲的一句话，结果被别人放在一个全时空的角度下进行解读，这就是互联网的残忍之处。 @优酷院线10486541：那个狱警的例子不恰当，听上去好像是同情他的遭遇。你思考见识都独特，但似乎价值观无恒定感。互联网时代对名人来说是有很多副作用，但又似乎少了看待此问题的大局观。它深刻揭露了警察平时的嘴脸！ 一个官员对记者说：“你们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话说得太没政治水平了，但他是不是真的就水平低到这种程度呢？也不见得。无非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让他放松了警惕，他觉得这是一个小范围的谈话，他没有想到这句话会被放到互联网上，放到全华语地区文化圈里，甚至放到全人类这样一个大舞台上进行传播。 其实我们人类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一个坐标，一种安全感。假设在一个没有风的不冷的，也没有蚊虫叮咬的晚上，让你一个人在操场上睡一夜，你敢吗？虽然此时此刻房屋没有对你起到任何防护的作用，但为什么你还是要钻到房子里睡呢？因为当我们插上门，拉上窗帘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跟左边的墙隔了几米，我们是靠着右边的墙的，我们心里有一份安稳的感觉。 @all_dragon罗：其实就算不是名人，也应该活得真实。而且，许多名人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活得真实，比如说罗永浩。另外，有些人为了出名反而活得不真实。 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份安稳不再存在。 @东张西望的陈小怡感动常在：“互联网时代的活法是活得真实”——嗯，很适合我这种前现代的人。不是圣人，就不要出来混；或者在备受争议中坦然享受自己喜欢的那部分。 谈到成名的话题，我就想到老子的一句话：“美之为美斯恶也。”西方人只知道负负得正，我们中国人却懂得正正得负，按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是推不出来的，但老子这个话就是在说，如果一件事好上加好，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没有天道。当我们每个人暴露在无始无终的时间和无远弗届的空间当中时，会有一种天道的力量把那些过度冒尖的东西割掉。所以你看方舟子他天天找名人吵架，很多人不喜欢他，其实我还挺欣赏他的。大家要知道，他找的可不是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啊，他找的是成大名者，成他刀下的“名利之鬼”。 @玄炎vs冷火：最后的割草机理论虽然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但这句话的主题思想太对了。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方舟子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玉皇大帝院子里割草机投胎下凡转世，看见哪棵草长得高一点他就要去割掉。这是成名的烦恼，这种烦恼在互联网时代还被放大了。所以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不是成为一个圣人，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我也不是，大家都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实就要求我们活得真实，至于会不会成名，就随它去吧！ 罗胖荐书：《道德经》 作者：老子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可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像一个大球，在任何角度你都可以扎出一个尖来，形成你的高地。
[1] 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 [2] 唐代诗人。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第十一集 权力之下的真相 有啥 故事 →师生恋凭啥违法？ →钉马掌的兔子 →莫斯科大审判 →蠢透了的《逆臣录》 →斯大林被揭穿的谎言 →王安石败给一幅画 →永远搞不清楚的妈 读下 简介 权力之下无真相。师生恋、官员的婚外恋可以是真爱吗？自由意志在权力面前也变得谄媚。权力之下“指鹿为马”的故事被不断翻版更新。千百年来，权力之下，真相无从查起，甚至成为笑谈。在互联网的今天，只有依靠大数据，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真相的可能。 千百年来，权力之下“指鹿为马”的故事被不断翻版更新，真相无从查起，甚至成为笑谈。 part 1 权力的沉沉阴影 师生恋凭啥违法？ 今天的《罗辑思维》我们破解一下“真相”这个话题。 @小盈同学：获得真相很简单，只是他们愿不愿意获得而已。 起因是曾经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辈，但是进门之后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好古怪，总好像哪儿不对劲。后来问了半天，老人家沉吟半晌，突然一抬眼，问我：“小子，你是不是在外面说我坏话了？” 我一听到这个话，五雷轰顶啊。然后赌咒发誓说：“没有，没有，坚决没有，肯定没有！”当然，到最后我也没打听出来是什么样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人传到了这位前辈的耳朵里。当然了，通过我一个多小时艰苦不懈的努力，我认为这位长辈还是相信了我，但这件事情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感慨，真相的获得太困难了。 很可能我在某个场合确实说过某句话，但那是有前因后果的呀，那是有上下文的呀，可是一个恶意的传话者他不管，他只会把一个片段传到他要传递的那个人的耳朵里。然后从此你们之间就结了一个扣，结下了一个梁子。这还是我和这位长辈非常好，我们之间能够达成某种谅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听到有人背后说自己，可能是装得很大度，呵呵一笑：“没关系！”从此也不跟你提，你也看不出来，但是一个梁子就这么种下来了。至于在你人生什么样的关键时刻，这个梁子会恶意地爆发，让你突然面对一个大挫折，你根本就不可能预测。 我们的人生总要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艰险。有一句话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经历了这件事，我的结论是，一个真相其实比一句真话还要重要。 因为一句真话只需要捧出一颗诚恳的心就可以了，而一个真相则需要一句真话穿越重重的社会迷雾，最终抵达公众和受众，这时它才能称之为一个真相。这件事情太难了。 至于什么东西遮蔽了真相的抵达，我想原因可能特别复杂，比如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断章取义，还有一种是研究的方法非常粗糙。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科学上有一个结论，蜘蛛的听力器官其实是长在腿上的。乍一听好奇怪啊，怎么会？你不信，我给你做个试验，拿一只蜘蛛来，在旁边敲一声锣，这蜘蛛蹭蹭蹭就跑走了，证明这只蜘蛛听力是好的。抓回来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你看蜘蛛不动了嘛，反复做几次试验都是这个结果，这说明什么？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你看，一个表面上非常严丝合缝，丝丝入扣的科学验证的过程，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 还有一个笑话说，科学上证明“人的生日过得越多这个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请注意这个“所以”啊，所以我们应该多过生日，这样有助于延年益寿。你看，好像也是一个科学推论的结果，结果却是那么的荒唐。 @shalomg：个人觉得关于自由恋爱，不管是师生恋还是什么局长的恋爱，只要不是被迫的恋爱关系，只要双方自愿，制度都不应该干涉。如果真是纯自由的恋爱，那太少了，那么现实生活中父母的恋爱或者恋人的恋爱岂不是都要禁止？ 但从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遮蔽真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权力。 先说一个最简单的权力方式。比如前年，也就是2011年的11月9号，台湾的教育部门下了一个命令，说只要发生师生恋，我们在道德上就认为它不合法。任何教师只要和自己的学生发生恋爱关系，他的教师资格必须终止。 这句话听起来也好奇怪，因为人类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力没多少年啊，而中国人获得这个权力就更短，才一百多年。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决定自己的肉身跟谁在一起了，为什么你们又不让自由恋爱？师生之间怎么了？我们中国的各种校园里，大到大学校园，低到中学校园可能师生恋都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吧，为什么就不合法呢？ 其实这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1986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做了这样一条规定，只要是师生恋，老师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须停止他的教师资格。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不是给谁解决一个北京户口，不是给谁批一张条子，不是给谁弄点儿贷款，而是一种隐隐然，淡淡然的权力。老师毕竟可以给学生某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让他获得的利益，比如说表扬，比如说分数，比如说考试题的一点点泄露，比如说更额外一点辅导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既然权力在发生作用，所谓的自由恋爱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儿不自由了呢？因为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屈服于权力，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在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谄媚，那你还能说这一对师生恋就一定是自由的恋爱吗？ 就像前不久曝出来的某局长和女博士之间的爱恋，从结果来看这个女博士爱这个局长确实爱得死去活来啊。从很多文字上，是很好的当代情书作品啊。但是，你能说在一个有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局长和女博士之间，他们之间所有的话、所有的表达、所有的文字真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吗？ 钉马掌的兔子 我们接着说真相，接着说权力对真相的影响。先说一156个人，他叫肖洛霍夫[1]，《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这个人可是少年成名啊，他26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然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又迅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了文学圣殿里的大师被供起来了。 可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就跟到山西喝了醋似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然后渐渐地就出现了一个流言说，不对，肖洛霍夫这个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的手稿被他偶然机会发现了。然后他窃为己有，是个窃文大盗！ 其实这种怀疑说实话也不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它是有一点点影子的，比如说肖洛霍夫非常年轻，26岁就写出这样的巨著，通常来说确实有点儿古怪。再有，肖洛霍夫从来没到哥萨克人的社群里面生活过，所以他怎么可能以哥萨克人的生活写出那么壮阔的一个史诗般的著作呢？这都是疑点。 但是肖洛霍夫这个人一辈子对于这个质疑都没有回答过，没有回应过，也没有澄清过，就这么让这种叽叽喳喳的质疑伴随了他的一生。一直到1999年，俄罗斯发现了肖洛霍夫的手稿，再发现了《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这两个东西一旦发现之后，这才算真相大白。但是很可惜，这时候肖洛霍夫已经作古15年了。 这也在告诉我们，真相的获得有时候需要时间，只要时间自由地流淌，信息自由地披露，真相总有一天会获得。 @cts3258：因为利益，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没错，权利决定谁的利益最大，所以掌握权利的人最容易说谎。传播有的是自由传播，离真相很远，但无方向。一旦涉及到利益，就会有人去引导传播的方向。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肖洛霍夫这个人也并不是一辈子都这么潇洒。1938年那年他就不潇洒过一回。大家都知道1936年到1938年那是苏联的大肃反时代，无数的人负冤成为刀下之鬼。而斯大林突然一下不知道哪根筋就动了，他就保护了一下肖洛霍夫。那时候肖洛霍夫也很危险啊，因为也有人举报他，告密说他是人民公敌。那时候的司法审判过程非常粗糙，动不动一个人头一天被契卡[2]抓走，第二天就“咔碴”一刀没了。 但是，斯大林保护了他，而且还接见了他。斯大林说：“肖洛霍夫同志，不要怀疑人民嘛，也不要怀疑政府嘛，要相信法律嘛，我们总有办法会获得真相的。” 肖洛霍夫苦笑了一下说：“斯大林同志，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笑话啊？” 斯大林同志说：“你说你说。” 肖洛霍夫说：“有一只兔子在森林里狂蹿，一只狐狸看见它，说兔子兔子，你跑得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兔子气喘吁吁地说有人在追我，要抓住我，给我钉脚掌。狐狸就好奇怪啊，说你不是个兔子吗？你又不是一只骆驼，又不是一匹马，怎么会抓住你钉脚掌呢？兔子说：‘嗨！这是我没被他们抓着，被他们抓着之后我到底是只兔子还是只骆驼，我说了就不算了。’ 据说听到这里，斯大林哈哈直乐。确实，在权力的阴影笼罩下，你到底是只兔子还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骆驼，你自己说了真的是不算。 莫斯科大审判 1936年到1938年，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3]，要知道摊在桌面上的都是非常严谨，守程序的司法审判。 当时苏联的总检察长叫维辛斯基[4]，这个人在二战之后当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他是一个法学家，非常有学问，但是他风度不是很好，经常在联合国的会堂上咆哮，他最开始咆哮就是在莫斯科大审判。因为那时候他是总检察长啊，天天指着被告说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渣子！ 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在莫斯科大审判的法庭上，骂自己是渣子，说自己是人民叛徒这样的声音，发声最大的是谁啊？是被告本身。档案中，大量被告在法庭上都拼命辱骂自己，说我不配活着，一定请求要枪毙我，我这种人渣怎么还配活在世界上？不仅我不配，我的家庭也不配，我的老婆也不配，在枪毙我之前能不能给我一把枪，我先把我老婆打死！ @songsfxm：权力是竞争的产物，没有竞争关系就没有权力。竞争关系是一种单项选择的关系，竞争关系以金字塔现象呈现，而在金字塔尖的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一个能够摆脱现实的机会！比如传销，传销者传递的不是商品而是“机会”，因为商品可以人人都有，但是“机会”却不是，“机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决定了在“时间与机会”的世界里没有真相只有权力。“把你的权力交出来！”这正是机会主义者们唯一想说的真话。 后来一个德国人写了一本报告文学，就在讲这个场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结论：“即使是一个导演，带着专业的演员，经过长期的排练，最后也不大可能会训练出那么默契的在法庭上的配合。” 所以后来在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拼命地积极配合维辛斯基，对自己泼脏水、泼粪，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很多西方的研究者说可能吃了药，威胁、刑讯，后来发现其实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说那时候的科学水平都能发明这种药，那现在这种迷魂药，或者让人说假话的药，还不泛滥？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可以非常特效地达成这样的效果的药的证明。而从这些人上庭以后拍的照片看，也没有刑讯的痕迹。但是当时确实就做到了这样的一幕。所以你说，如果法庭只信证词，只信这种所谓自我的招供，你觉得能获得真相吗？ @小庇佑的主人：人活的是期望，真相是扼杀期望的利剑。活在美丽谎言下未必是坏事。以现在人类的欲望和物质横流的社会，自己不一定可以承受真相。真相这个东西可以争取，没必要强求。 罗胖推荐文章：《苏联大清洗70周年祭》 作者：黄章晋 part 2 真相和笑话 蠢透了的《逆臣录》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大家知道朱元璋在明朝初年曾经大杀功臣，掀起过所谓的“四大案[5]”，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蓝玉[6]案”。 蓝玉是朱元璋的起家将领、功臣，封凉国公。蓝玉事发以后，朱元璋就大搞株连，株连上万人最后被杀掉。后来朱元璋觉得这事儿也不大对啊，杀了这么多人总得给舆论和千秋万世一个交代啊，于是就把当时所有司法审判的供词编了一本书，叫《逆臣录》。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把这个《逆臣录》出版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看的真是觉得可笑之极。 @babyjojo80：几千年的官员制度，造就了中国现在的现象；几千年人文思想造就了中国现在人的价值观。现在中国高层基本都是50岁左右的，更高层是60岁左右的，他们也是中国现在教育制度的产物。价值观，是被大众的思想所同化的，我们从小灌输的思想都是升官发财，这些不是学校教的，而是父母教的。在人心面前，任何制度都是可以忽略不计，制度只要不停在改革，就可以说是合格的制度。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改变中国的人文文化。当不正直的人只有一小部分，任何制度都能发光！你们这些人去当官，谁敢说自己就是好官？谁敢说自己亲戚不会把你拖下水？权利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给的远远比不上自己给自己的危害大！ 比如当时我记了一个笔记。有一个人叫王阿定，他老爹是个乡村的穷秀才，叫王行。这个王阿定就招供，说我老爹随着蓝玉造反了。 供词上写的：有一天我老爹到蓝玉家去，遇到凉国公，凉国公说我要行大事，我要造反，你愿不愿意参与啊？我父亲就说，你现在掌握这么多兵马，什么大事行不得？你肯定行得，而且我老秀才也饱读兵书，我也可以帮你！然后蓝玉说：好！如果我成功了，我当皇帝，封你们父子官做，等等。 当时的供词都是用半文半白的话写出来的，非常有意思。你会觉得这是个典型没什么文化的人对自己父亲参与的一场政变，或者凭空想出来的一个供词。 可能吗？一个大将要造反，随便家里来一个人说我要造反，你肯不肯参与？成功之后我跟你分什么。怎么可能？ 但是就像这样的证词，在整本《逆臣录》里面，在上千人的证词汇集在一起之后，在当时看这似乎都是真相。但千秋万代之下，我们一看，这不是笑话吗？确实，很多事情当你孤立地看的时候都是铁证如山，摆在面前，桩桩件件是那么的实在，你看有证据、证人、口供，有严谨的司法证据，但这就真的是真相吗？ 斯大林被揭穿的谎言 又要说到莫斯科大审判。要知道当时斯大林有个政敌叫托洛茨基[7]，在南美跟斯大林隔空进行论战。斯大林一边在国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边对托洛茨基上万公里之外的所有言论都非常重视。托洛茨基一说什么，他这边就要赶紧看。 斯大林搞肃反罪枪毙人的时候，基本上都说他是受托洛茨基的蛊惑，反人民，成为人民公敌，搞各种暗算。托洛茨基就说过非常经典的一段话，他说：“好奇怪啊，我这么一个人，逃亡在外，但我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真理报》资深的老记者叛变他的党，然后替我当传声筒；我只要一个暗示，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替我服务；我只要一个命令下去，所有的铁路工人都开始替我在远东破坏铁路、工厂；我只要一个眼神暗示，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就开始毒害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有这么多的魔力，为什么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我呢？” 据说斯大林看到这一段文章之后，气得暴跳如雷，骂莫斯科大审判的主管者叶若夫，说他是个白痴等等，爆骂了一通。 确实，所有的真相，当你在一个权力的影响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看的时候，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一旦拼起来，一旦成为一个整体，一旦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都是一个笑话。 罗胖荐书：《逆臣录》 作者：明太祖 权力之下无真相。千百年来，权力之下，真相无从查起，甚至成为笑谈。 part 3 大数据让真相浮现 王安石败给一幅画 说到这儿，很可能您会问，我们获得真相是不是就不大可能了呢？因为权力这个东西似乎永远在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见权力退场的可能。 我觉得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一个东西正在人类的历史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我们称之为互联网，你也可以称之为大数据。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看到真相通过某一种技术方式彻底浮现出来的可能。 @xdkxdkxdk：大数据时代就一定能获得所谓的真相吗？未必吧，以前的传统方式是很难得的一个说法，真相难以获得，假象也难以获得。而现在则是可以很轻松地获得很多种说法，真相可能有，假象可能更多。真真假假混在一起要如何判断呢？罗叔把互联网看得过于神奇了，在这个时代谁掌握了话语权，或许就掌握了所谓的真相。庞大的信息每天充斥着我们的神经，或许这里真的有我们想要的真相，但是我们可能一辈子无从得知。 当然，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没有互联网的传统社会里真相是如此难获得。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是要靠人格为节点，这时候真相就容易迷失在半途。 我们讲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驱动者是宋神宗 苏联作家。连任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静静的顿河》是其代表作。此书一问世就声誉鹊起，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在德国销售量甚至超过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年轻的肖洛霍夫跃升世界级作家，被誉为“令人惊奇的佳作”、“苏联文学还没有遇到同它相比的小说”。1941年小说获斯大林奖。 [2]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 [3]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 [4] 苏联法学家、外交家。他在1949年到1953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并代表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1935年，他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为该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重要基石包括：（1）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口供是证据之王。 [5]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是指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案件；分别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6] 蓝玉（？－1393年），南直隶定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妻弟，中国明朝开国名将。后遭疑谋反，被明太祖处决，株连一万五千人，是为“蓝玉案”。 [7] 曾是苏联共产党和第四国际领袖，为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和作家等。其出书中以《俄国革命史》最为出名，而《先知三部曲》是研究托洛茨基生平与思想最权威的著作。 [8] 本名赵仲针，宋朝第六代皇帝。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9] 北宋大臣。南宋北伐统帅韩侂冑曾祖。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10] 中国宋朝政治家，河南人。富弼为官清正，颇有廉声。 [11] 北宋河北大名人。安世早年师从司马光。熙宁六年进士，司马光任宰相时，推荐刘安世到国史馆出任要职，历官秘书省正字，累进谏议大夫，论事刚直，人称“殿上虎”。 [12] 曾受教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举荐，召至京师开封，后由王安石荐于皇帝，历官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元丰二年（1079年）同舒亶制造了“乌台诗案”，设计苏轼，并将之投入大狱。御史林旦、薛昌曾朝奏说：“李定不孝，不服母丧。” [13] 俗姓林，名了元，字觉老，北宋饶州浮梁（今江西）人。生于明道元年，幼聪慧，三岁诵《论语》，五岁能诵诗三千首。在竹林寺读《楞严经》，不久出家，至庐山开先寺礼云门下三世善暹禅师为师，与周敦颐、苏轼友善，苏轼谪居黄州时，佛印住庐山，两人常有唱酬。 第十二集 民意真的可信吗? 有啥 故事 →选票选出希特勒 →徐氏命案，民意夺命 →英国国王审案遭拒 →法国人不知道月亮围着地球转？ 读下 简介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难东西。有时候民主很可怜，民意会被政治家玩弄，德国人就是用选票选出了希特勒才招致一场世界的噩梦；民主并不一定能“如民所愿”，有时候民意还是恶魔，不但会耍人，甚至还杀人。民意是需要被驯化的野兽，公正则是驯兽师。 “英国首相昨天用无耻的眼泪骗取选票”、“昨天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part 1 民意需要驯化 选票选出了希特勒 今天一开始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你怎么不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去搞点儿民意活动向老百姓表示点儿善意？比如说到老百姓家抱抱人家孩子什么的。” 卡梅伦说：“我可不敢，英国老百姓多厉害啊，每次去下议院接受质询回来，我都是一脸口水。如果我胆敢跑到老百姓家去抱孩子，我都知道第二天报纸上会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标题一定是‘英国首相昨天用无耻的眼泪骗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肯定更过分，他们会写‘昨天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你看，英国不愧是有着400多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英国政治家不敢像中国台湾的有些政治家那样，玩弄民意，操作民意，因为他们的老百姓经过了训练。 我们现在常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没错，但是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民主是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 广袤的、分散的老百姓的民意，在广场上狂欢之后，还能聚集起一种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还要通过政治家的手变成公众政策，这需要一个长期的驯化过程，对！没错，我用了“驯化”这个词，民意需要驯化。 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道选择题好了，假设你的面前现在摆了三个政治家，我告诉你他们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人有点儿迷信，决策的时候经常要请教一些算命先生，而且这个人有婚外情，自己还是个老酒鬼，抽烟也没有什么节制。 第二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吸过鸦片，被他的老板开除过两次，自己是个老烟鬼，还是个酒鬼。 @过把瘾888：作者的逻辑有点问题。关于希特勒的例子，德国人当时投票给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是正确的，只是时势的发展产生了变化而已。这个例子怎么能说明民意选出一个作风正派的人反而是错误的呢？只是运气问题，跟民意无关呀！民意真的可信吗？ 而第三个人是个战斗英雄，平生不近女色，也不蓄私产。就这么三个人，你说你选谁？我告诉你谜底：第一个人是罗斯福，第二个人是丘吉尔，而第三个人是希特勒。 没错，我们现在都说希特勒独裁专制，但是他的独裁专制可不是枪杆子里出的政权，不是靠暴力，他上台可是老百姓用选票，一票一票把他投上去的。 最关键的一次投票发生在1933年的8月，那个时候兴登堡总统刚死，希特勒发动了投票，说你们看，要不要把总统的职权和总理的职权合并变给我一个人呢？希特勒后来之所以敢于自称元首就是源于这次投票。而在此前，德国人已经通过几次投票把大量政治上的权力，包括军队的统治权都赋予了纳粹党，在1933年的前期德国人已经向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宣誓过效忠。1933年8月的最后一次投票，实际上是德国人决定是否把自己从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一个专制独裁国家。这是德国人当时要做出的选择。 你要知道希特勒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首先他是个勇敢的战争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在战斗当中非常勇敢；而且这个人有不俗的艺术趣味，自己会画两笔画，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多少还读过一点尼采的哲学；这个人还不近女色，不好烟酒，不蓄私产，等等。 希特勒后来的“功绩”很显赫，当然1933年还看不到。但是随后一段时间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纳粹党执政，实际上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一下就把德国人从啼饥号寒、经济危机当中给解救出来。至少解决了800万人的失业问题。德国当时还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推出了大众汽车等等，经济上也非常辉煌。 那么德国老百姓这时候会选谁呢？对，没错，这次投票90%以上的德国老百姓都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这就是后面所有噩梦的开始。 当然这个投票结果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希特勒当时的政绩，除了经济上的成就，他还做到了连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1]都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彻底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先后合并了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接着撕毁《凡尔赛和约》，进军莱茵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一次一次地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的愿望。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六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就是这个人，把他们彻底带入了一个民族的噩梦。 民主并非“如民所愿” 民意做决定，是不是一个稳当的方法？这是政治学上一个非常难的话题。美国有两个经济学者，一个叫布坎南[2]，一个叫塔洛克，他们提出了一个公共选择理论。 这个理论其实讲起来也很简单。举个例子，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投票，决定把小区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或者白色或者绿色。好！那你觉得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投票吗？其实不会。因为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红色，但是他知道红色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喜欢红色的人太少，但是他极端厌恶绿色，那怎么办？他最理性的方式就是把票投给白色，因为至少不是绿色，他可以接受白色。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是白色赢，那你觉得它真的代表了民意吗？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猿-首-：举个例子，一个没完全受过一点教育也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生了一种在医学上必须切掉双手的病，那么问题来了，切不切？民意告诉你：不切。但是医学专业告诉你：必须切。当然现代人会选择切，这是受了教育的结果。同样民意是否能带领人们走向光明，还是需要人的综合素质、综合认识的提高。看看非洲的民意，直到现在还是战火、饥饿。 就像法国人勒庞[3]写的那本书《乌合之众》所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是一群非常简单的动物，他们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在微博上也是如此，比如民意调查大家喜不喜欢任志强，有的人非常喜欢，有的人则对他破口大骂，通常公众民意只能表现为这样的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 我们在做公共政策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问老百姓，我们立法保护水资源好不好啊？一听要保护水资源，老百姓说好啊，当然好啊！但是你知道，一旦立法保护水资源，这后面要付出多少成本，老百姓是不会算的。比如说，水电站我们就不要建了。那就意味着要多用煤啊。你要保护水资源，那么你的管道等等相关的维护费用就会提高啊。这些费用成本和代价，老百姓在投票的那一刹那他们是不会去计算的。 @西塔通：关于民意的讨论，似乎把民众的智慧看低了，随着民意、民主的进步、成熟，民众的选择会越来越成熟和自我完善。可能会在起步阶段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就应该不尊重民意。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难东西。有时候民主很可怜，民意会被政治家玩弄。民主并不一定能“如民所愿”，有时候民意还是恶魔。 政治家往往利用民意的这个特征去玩弄民意。比如发起一次投票，多给穷人一些补助好不好啊，大家都是好人嘛，面对这样的议案谁会反对呢，好！赞成，90%通过。好！那第二个议案就出来了，我们多收点儿税好不好呀，老百姓问凭什么多收我的税啊，政治家们会说不多收税我们拿什么去补贴穷人啊。这两个议案，明显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但是民意不管这些，民意只会说，政治家们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好！政治家们玩弄民意的空间就出现了。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的两个结论：第一，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第二，只要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一定会找到玩弄民意的空间。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一个难东西，要驯化民意，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制度设计过程，所以民主建设我们需要耐心。 @香草牛铃：民意啊，我从来不曾期待过民意扮演一个公正客观的角色，正如我从来不曾期待过拥有强权的体制能够真正合理地利用手里的权利，民意不过是一种力量，我们暂且不辨它的正与邪，因为根本无法辨别清楚，它只是一股可以被唤起的利用力量，在它被唤起的时刻，它参与到力量角逐中，经历一场博弈，或胜或败。我庆幸世界上还有并不完美的民意存在，正如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同样不完美的强权，大家都不完美，放在一起博弈，才产生了变数，抵消了绝对的不完美，才产生了对于各方都可以去期待的希望。 罗胖荐书：《乌合之众》 作者：【法】勒庞 part 2 民意不等于公正 夺命的民意 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甚至民国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总是把“人民”这两个字捧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光芒万丈。毛主席阅兵的时候也说：“人民万岁！”人民，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主体。 可是，今天我们要得罪一回“人民”。 我们之前说过，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现在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人民不是由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那么人民很可能会变成洪水猛兽。 @乱刀砍倒埋后院：老二杀人，群众为什么起哄？是因为他爹在为他掩盖罪行。群众的愤怒并非是因为老二杀人，而是法律的黑暗，当群众不相信法律的时候自然也不会相信老二为自己开脱的话，因为那可能都是编出来的！也许老二罪不该死，但如果没有民意，老二就能躲过法律公正的制裁，所以民意有时虽然偏激，但是金钱社会下法律规则产生的结果就正确吗？ 我们不妨来谈一个几十年前的案子。1941年的10月份，在上海滩发生了一场家庭血案。上海滩华美大药房老板徐翔荪有这么俩儿子，老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当中的长子形象，好学、上进、听话，准备继承家业。而老二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儿，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天天胡乱花钱。那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简而言之老二找老大要钱，老大不给，一翻争吵和撕斗之后，家人再去房间一看，老大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一把利斧劈开了他的脑袋。 面对这样的家庭惨剧，徐翔荪徐大老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第一反应是典型的中国式老人的思维：我一共就俩儿子，老大已经没了，老二不能再死了，如果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我家就算彻底完了。于是老头儿二话不说，首先找人顶罪，又买了一具假尸体，很多关键地方也花了封口费，老板嘛，有银子。总而言之，想尽各种方法把这个事情给遮盖了。 要知道1941年的上海那是什么时候，汪伪政权的统治时期，说白了那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也豢养了一些媒体，当时上海滩有一个著名的伪媒体，叫《平报》。这种媒体当然是个烂媒体了，一点儿民族节操都没有，但是没有民族节操不妨碍其中的一些媒体人追求真相，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本能。 @nerv0yk：就事论事，老二事件中，民意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老头的银子和执行法律的人，法律已经失去了公正，当时的人民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不依不饶，要处死老二。民意为什么这么做？从英国法官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法律公正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所以人民只有两个选择，放过和处死，两其相害取其轻，处死老二就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当我们无法顾及细节，做出精准的处理，但又不得不处理时，就需要快刀斩乱麻地解决。 话说有一天，这个报社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到你们老说要报道真相，徐家有个杀人案你们怎么不报啊？就让老大这么横死了？这个媒体觉得闻到味了，开始追踪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上海滩的媒体既不敢批评日本鬼子，也不敢骂汪伪政权，敢追查的可不就只剩富家大户杀人命案这些事儿嘛，很快真相就大白于天下。 汹涌的民意开始要求处死这家老二，但是徐翔荪也不是吃白饭的，大老板嘛，有钱，四处打点，上下塞银子。于是律师开始跟老二说，你说自己有精神病，是疯子。之后给法官塞钱。最后以老二是精神病人为由把他投放到疯人院，这个案子就算结了。 但是你想，老百姓能善罢甘休吗？于是接着闹，这个事儿怎么着就算没完。 汪伪政权，它也要脸啊，脸上也有四两肉啊，怎么办？最后司法部长说，这样吧，大家坐下来喝个茶吧，谈判一下。各方面人员坐下来谈，司法部长说：“这样，老二必须死，这是前提。只要你们接受老二死，剩下所有什么贪污、受贿、作伪证概不追究，行不行？” 没办法，这时候徐翔荪的银子也不好使了，只能照办。但是，这个司法部部长还是不放心，说你们法院系统就不要参与这件事情了，执行死刑嘛，很简单，让财政部门上吧。财政部门就是当时的税警部队，抓到老二，把他绞死，然后拍一张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向民意做一个交代，这个案子就算是完了。 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民意，他的的确确是扮演了两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监督法制，呼唤公正。但是在这个事情的后半部分，很明显民意扮演的是强奸法律，制造不公正的角色。整个事件当中民意像坐过山车一样翻云覆雨。 @弓箭步：老罗从头到尾也没说民意绝对不可信，他证明的是民意未必可信，要注意“未必”二字。只要很理性，很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见识过民意对身边某件事的影响力，大到社会、国际上的大事件，小到读书时选三好学生、选班干部，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民意，可就一定正确吗？ 我们再从徐家老二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情，他冤不冤？具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没人知道，只知道杀人，是过失杀人吗？他有没有可以辩护、可以脱罪、可以免死的理由？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没有人关注老二的法律权力。他没遇到一个好时代，于是他这条命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是一个败家子儿。 @1701d：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为犯人辩护不是为他做错的那一部分辩护，而是要为他没做错的那一部分辩护。这样的目的是要保证犯人是在为他做错的那一部分而付出代价，否则便是一种不公。从这一点上讲胖子没有哪句话是错的，更何况胖子也没说不要为枉死的人辩护啊？ 法律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夹缝当中生存。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 所有优秀的法律人，或者法官，都要在这个夹缝当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比如说美国著名的霍姆斯[4]大法官，他声称自己从不看报。至于他老人家是不是真的不看报，其实没人知道。他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作为一个法官，从来不受民意绑架。不管你报纸上写什么，我没看见。所以他天天说：“我从不看报。” 英国国王审案遭拒 这又让我想起了法律史上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5]某一天在深宫当中突然心血来潮，说最近没有什么事儿，在皇宫当中只能搂着爱妃，我是不是也能审两件案子呢？ 你要知道中国皇帝也经常有这个瘾，动不动上朝审两件民间的诉讼官司，所谓京控制度嘛。詹姆斯一世有一天也犯了这个瘾，所以就摆驾去了当时的高等法院。 在法院门口遇到了普通诉讼法庭的最高法官库克。詹姆斯一世说我今天想来审两件案子。库克说，算了吧，你还是回去吧！ @realorcy：民意有时候会犯错，但是大多数时间，国家可以以一个中等的速度向前发展。独裁看起来君王永远正确，但是昏君、暴君远远多于明君，国家除了原地踏步，就是倒退。尊重民意，就是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不是永远尊重正确，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正确与否也都是相对的。让百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比正确更重要。 詹姆斯一世不高兴，说：“干吗啊？你觉得我水平低，是吧？” 于是，库克法官就跟他讲了一段法律史上非常著名的话：“我知道上帝给了陛下您非常好的天资和非常渊博的知识，这没错，但是您并不懂英国的法律。要知道法院的每一次判决都涉及公民的生命、不动产、动产，以及各种各样的权力，而这些权力背后都站着一个叫公正的东西。法律审判所需要的理性和知识，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理性和知识，它需要一种人工的理性和知识。这些知识必须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经过长期的训练，才可能获得。” 这段话几乎像碑文一样刻在英国的法律史上，它在提醒后世所有的法官，在普通的判断和汹汹的道德结论背后，还有一种东西叫作正义，它并不等同于民意，它需要长期的法制训练，需要非常精密的制度安排。 西方人也许是有幸的，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几次民意的教训，比如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比如公元33年在耶路撒冷耶稣被一帮暴民判了死刑。西方人知道民意是需要驯化的。对于正在建设民主的我们来说，是否也该思考这个问题呢？ @wuleini：汽车还会出车祸，民意当然也会出错误，但民意是最公正的形势，公正并不是法官的专利。 罗胖推荐文章：《1941：民意斩杀富二代》 作者：章敬平 part 3 不负责任的民意 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法国“开心辞典”的故事吧。前几年法国有一档类似《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一溜问题答下来，你如果答对每道题，就可以获得一百万欧元，答错任何一道题你就完蛋。 有一个选手叫亨利，这家伙非常聪明，一路斩关夺将，杀到最后一道题，眼看就快够着一百万欧元的大奖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星球是围绕地球转的？” @金不换_：不太同意罗胖本集的观点。就法国人那个百万奖金的故事，疑点一：如果能闯到最后一关，说明是个读过书的聪明人，试问读过书的人不会知道月球绕着地球转？疑点二：既然法国民意不可信，那个法国人为啥还傻傻相信那个错误答案。就李刚那个事件：民意如果不强奸法律，法律就会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试问李启明的爸是公安局局长，开车撞死了人，局长父亲能让儿子公平地去接受法律惩罚吗？如果民意不强烈，法律就会强奸民意，而民众只有“哑巴吃黄连”。与其说是民意强奸了法律，不如说是民意唤醒了法律或者说民意监督了法律。天意不可违，民意或许也不可违！ 亨利那么聪明的一个人，突然在现场就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按照大赛的规则，这时候他有三种选择：第一打电话问朋友，第二请现场观众投票，第三去除一个错误答案。我们这个亨利先生选择了请现场观众投票。当时这个问题有这几个选项：第一太阳，第二月亮，第三金星，第四火星。 现场投票的结果是56%的法国观众投给了太阳，2%的人投给了火星。最后这个亨利先生当然就选了太阳，结果跟这一百万欧元擦肩而过。 大家也许会说法国人的水平太差了，居然不知道月亮围绕地球转？调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法国民族追求公平正义。一个笨蛋，笨到了连什么星球围绕地球转都不知道，凭什么要给他一百万欧元？所以现场观众基本上是以恶作剧起哄的心态，把票投给了太阳。 这也是民意。社会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如果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认为，帮别人挣钱是一件好事，所以都会给他正确的答案。而俄罗斯人则相反，他们都会捣乱，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法国人民则要求公正，不会让一个笨蛋挣到钱。 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待民意也要有一份警惕，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周边人的意见暗藏着一种恶意。 民意有时候不仅不理智，还不负责任，甚至暗藏恶意。 前几年中国有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孩子叫李启明，在河北大学撞了一个人之后，非常嚣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就这么流行起来，在一次俄罗斯人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中，还曾打出“我爸是李刚，普京算个屁”的口号。 @圣集：失败的民意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民众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从而了解更多实质，那么民意就是可以信的。所以说，民众可以自由地获得正确的信息是民主的必要前提。 但事后经过记者的反复调查发现，这个孩子没有用那样的态度说过这句话，至少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他说过那段话。但是民意就这样发生了，一个人就这样背负了不白之冤，而且永远没有纠正的机会。 这样的民意我们何处去告它，何处去诉它呢？ 罗胖荐书：《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民主并非“如民所愿”，民意绝不是公正，民意是需要被驯化的野兽，公正则是驯兽师。
[1] 19世纪德国卓越的政治家，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又译“帝国总理”）。 [2] 美国的经济学家，以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而闻名，他也因此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在1962年与戈登·图洛克于1962年合著的《计算共识》一书被视为是创立公共选择学派的里程碑。 [3]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闻名。勒庞认为，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就会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他的代表作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4] 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他是美国著名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认为州政府强制给智障者绝育并不违反联邦法律，他声称：“痴呆人有三代就够了。”这是霍姆斯在判例中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名例子。 [5] 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同时也是苏格兰国王。尽管传统史学观认为他昏庸、自大、迫害清教徒，但20世纪中期的西方历史学者开始认他在维持国内稳定与国际关系上有其成就。他同时又是个博学之士，读书量可能居当代欧洲之冠。他曾下令编纂英文版的圣经。英文随着这本真正渗透到英国各阶层的读物成为一种真正普遍性的读写文字；其贡献，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并称甚至更伟大。 第十三集 剩女照亮未来 有啥 故事 →婚姻产生于盐的发现？ →印度猴群：母猴“出轨”实为自保 →罗斯福夫人的隐忍之道 读下 简介 “剩女”越来越多，“剩”得越久她们越恨嫁。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之道。在人类社会里，自古就有男尊女卑的历史沿袭。如今，婚姻的基础正土崩瓦解，“剩女们”其实完全有资格“剩”下，细挑慢选你们的“男人”，自主决定你们的婚姻。“剩女”时代并非众人想象的那么黑暗可怕，“剩女”精神其实正在照亮未来。本期《罗辑思维》，罗胖会告诉你，剩女们的“光荣和梦想”！ “剩女”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隐痛，“剩女”越来越多，“剩”得越久她们越恨嫁。 part 1 剩女时代:挑不挑都悲催 婚姻起源于盐的发现？3月8号，我们聊一聊剩女这个话题。先声明两点：第一，我只解释这个现象，不解决你的问题。第二，我讲的这一套理论尺度太大，父母未必能接受得了，所以请你自己掂量要不要给他们看。 剩女这个问题很古怪也很悲催，它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隐痛。我看到一个女孩在qq签名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家的马桶圈已经有三年没有被竖起来了。那个情境背后有多少不堪、委屈和怨愤，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件好奇怪的事情。按照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哺乳动物的雌性和雄性基本就是按一比一来配比的，为什么雄性会多一点？因为它们要更多的冒险和拼斗，所以会损失掉一部分。大自然的天道就是一比一，有一男必有一女，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里，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比如英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盛世，不就是查尔斯王子的两次大婚吗？中国古人也有桑林之会，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变得这么难了呢？ @郑明磊barry：估计很多剩女看到这集又在安慰自己了。认真地看过了，里面忽略了一点：选择的双向性问题。什么女性主动权？这是扯淡。但你要知道成为剩女不仅仅是你看不上那些竞争力差的男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竞争性强优秀的男性也看不上你。 可能不是我们这代人出了问题，而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就倒回去想想，婚姻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在自己的读书经历里面给大家找到两种解释。 关于婚姻产生的第一种解释是，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情感制度，也不是一种性制度，它就是一种财产制度。人类社会学有一种说法认为，婚姻最开始产生可能是因为盐的发现，就是人开始主动用盐去腌制食物了。一旦经过腌制，比如腊肉，食物就可以保存了。原来猎到一头鹿大家必须在两天内吃完，否则就坏了，但是当有人主动用盐去腌制这头鹿，把它变成了一条火腿挂在后院墙上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开始有了吃不掉的、用不完的财产。一个原始人临死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这后院还挂着一条火腿呢，我把它留给谁呢？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想法，要把村里自己的孩子辨认出来。因为原始人在村里都是随意的，每个村都有欢乐谷，孩子出生了都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时候，原始人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动机：我要拥有自己的子嗣，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液，这样我的财产就可以留给他。 恩格斯有一本名著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里认为：国家、家庭这种牢笼制度和私有制是一回事，是一脉相承的，有其一必有其二，所以婚姻是一种财产制度。 关于婚姻的第二种解释是，婚姻是人类文明发达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尤其是在技术和伤害能力发达之后。动物界往往是采取后宫制，比如鹿群，公鹿们决斗选出一头最棒的，所有母鹿都归它一个享用，而被打败的公鹿只能在旁边看。如果人类也这么玩，刚开始或许是可以，但是随着人类由黑猩猩逐渐进化成为人，拥有了高超的智力，学会偷偷拿一块砖头躲在暗处，等着把别人拍死，这个时候整个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尤其后来出现了武器，这种变化就更大了。 @藏族锅锅：完全以动物繁殖、生育为目的生活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样十分偏颇。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成，人永远不能摆脱其动物性的一面，也没有这样的必要。但人类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为群体动物，并且是高度社会化、组织化，并能创造精神财富的动物。人的动物性可以解释人类的最初社会和动机，但解释不了人类的现在社会以及最终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和泰森。如果泰森说全班女同学都是他的，我要是没有武器就只能干看着，打不过他嘛。但是如果我有了一把刀呢？我和泰森之间在暴力上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凭什么女生都是他的，我就必须孤独而死？既然我有一把刀，这把刀就必有它的用处，泰森没准儿还回过头来跟我谈判说：一班50个女生，要不你分俩？ 那为什么人类最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一夫一妻制？跟人类的文化、智力、技术以及暴力工具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到最后强者不得不向弱者让步。但是那些比较暴力，或者财产比较多的人会说：我挑好的，漂亮姑娘归我。如果他们还不满足就再纳几个妾，但也仅此而已，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此定型下来。 不管哪种解释合理，总而言之婚姻是随着人类文明、技术、暴力手段发展的一种附生物。但是，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前六千年来形成婚姻制度的一系列基础，几乎都在崩溃之中。现在的女性恨不得挣得比丈夫还多，凭什么要进入他的门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成为他传承私有财产的制度工具？凭什么要接受过去男性之间分配性资源的婚姻制度，成为他的附属物？ 婚姻制度的基础正在崩溃，女性有什么道理还回到婚姻中去呢？当然男性也不傻，他们在给女性附赠一副婚姻枷锁的同时，还送给女性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对失去这副枷锁的恐惧。想想也能理解，一个人已经在牢里被关了六千年，这时候放他出去，看到那么蓝的天和那么刺眼的阳光，在那一霎，他难道不会产生退回到牢笼当中的愿望吗？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剩女的纠结。一方面，剩女不是缺男人，而是根本看不上那些男性而已，所以很多父母会劝她们不要太挑剔。可是另一方面，凭什么不挑剔？从哺乳动物开始一直到人类，雌性动物扮演的角色就是挑剔，就是去寻找那些在斗争中胜利的雄性，然后传承后代。凭什么要违背几万年、几百万年形成的生物本能呢？凭什么要委身嫁给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男性呢？要求女性这么做，不符合天道。 罗胖荐书：《神似祖先》 作者：郑也夫 “剩女”越来越多，“剩”得越久她们越恨嫁。“剩女”时代并非众人想象的那么黑暗可怕，“剩女”精神其实正在照亮未来。 part 2 婚姻需要用些策略 两性关系的阴阳博弈 如果说婚姻是男性为女性打造的一个牢笼，那是否意味着女性不需要婚姻呢？非也，进化论上有这样一个解释：女性也需要婚姻，这和人类的生理结构有关。为什么小鹿小马一出生就会奔跑，而我们人类的幼仔，出生后一年之内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六岁之前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答案是，因为人类有着超级发达的大脑，这样一个硕大无朋的头部，必须在它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生出来，否则女性的骨盆和产道都无法容纳这么大的体积。 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婴儿其实只是一个胚胎。这就给女性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只要她们不断生育，这一生就要么处于漫长的怀孕期，要么处于漫长的哺乳期，要么处于照顾幼仔的阶段。要知道在哺乳期当中，一个女性每天的能量消耗相当于一个运动员每天强度训练的水平。而且无论她是在怀孕、哺乳还是照顾幼仔，躲避危险的能力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人类的女性就有了一个需求，她必须要绑定一个男性，使之为她提供相应的保护和资源，比如食物、水，这就是女性对于婚姻的需求。 @诡迹_梵：从女性的角度来谈，罗胖有讲到女性需要绑定一个男性来保护她，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男性来保护她，不能说这个男性是商业或是政治这方面的强者，而是说这个男性是否有能力来保护女性。所以强者挑不挑中你，不是女性所需要的，不论花心还是不花心，只是需要男性来保护她，也就是说是女性看不看得上男性的能力，而不是强者问题。当然也确实没有绝对的强者，但是他必须得有保护女性这一方面的能力。 女性在婚姻当中相对来说一直是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至少在原始人那里是这样。 社会人类学家对巴拉圭北部的一个叫艾克印第安人的部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这个部落特别有意思。部落里的男人通常就从事两份工作：第一份是农民的工作，拿棒子敲一种棕榈树，会敲出一些淀粉，这种工作非常稳定，每天大概有50大卡能量的食物收益。另一份工作就是狩猎，可是狩猎这种方式很不稳定，而且平均下来每天都只能获得40大卡能量的食物。这个时候，印第安女人们就面临一个选择，从养活自己的幼仔这个角度来说，每天多出来的那10大卡能量太重要了，相当于电影《1942》里的一个窝窝头，能救活一家人。所以，一定得嫁给这些农夫。可问题是这些人天天就是敲树，干这个活的人脑子一定不大灵光。相反，那些在丛林中箭步如飞的猎人，又聪明又敏捷，而且勇猛，体型也好看，他们就成为部落女性心目中的男明星。 @ie家人：由所谓自然选择，引申到两性婚姻的博弈，女性不要放弃多样性的选择。而选择实质上是双向的。人确实有动物的基本特性，但是罗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是复杂的感情和情感的需求。好的婚姻更多的是需要双方的培养，而不是只由选择决定的！罗所说的“不要放弃多样性的选择”，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是我阴暗地理解有误吧。他忘记了良好稳定的婚姻所带来的双方收益的最大化，以及不同年龄的需求（精神和物质），毕竟罗也只是40多岁的人。能多些新角度看待事物，也是好事。 社会人类学家做了进一步调查，他们一共采访了66个当地部落里的女性，让她们说出自己孩子最可能的父亲是谁。平均每个女性提到的男性是2.1个，换句话说她们都不确定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自己丈夫的。而这66个人里面，有55个女性提到了同一个男性，这个人就是他们村里最优秀的那个猎人。 由此可见，女性在婚姻当中不完全是被动地陷入牢笼，在合适的情况下，她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对主动权的把控。其实在人类的婚姻史当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婚姻史，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迹象，就是女性用她们那种阴性的价值观和能量，一直在不断争取回对于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一些控制权。 女性的阴性策略：以柔克刚要理解女性这种阴性的力量，得回到美国一个动物学家的研究当中。1971年，美国一个叫萨拉赫迪的动物学家到印度北部的一个城邦观察一种叶猴。这种猴群的文化是“胜者为王”，所有的母猴子都归猴王所有。但是猴王有老的时候，所以大概每隔20多个月，周围的那些公猴们就来篡权夺位，把老猴王打一顿，然后选出一个新猴王。新猴王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原来老猴王的那些幼仔全部杀掉。原因很简单，这些幼仔不是它生的，而且母猴们都在哺乳期，又不能怀上它的孩子。所以干脆斩草除根，不仅把老猴王赶走，还把它的孩子全部杀死，让母猴们迅速进入到能怀孕的状态。 @xcm6906：废除婚姻制，人只能靠所谓爱情活着吗？社会也能正常运转吗？到底爱情该是长久的还是朝暮间的呢？如果是长久的，那么婚姻和爱情就是不矛盾的，如果是朝暮间的，那么这样的爱情也只是欲望，也就不能称其为爱情了。其实婚姻制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更多应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探讨其今身后世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谈废除。 那这些母猴子会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它们的方法非常简单，趁新猴王不注意，偷偷跑去跟那些虎视眈眈的公猴子乱交，一通胡来。从母猴子的角度想：现在是这个猴王当家，可是20多个月之后，那些公猴就会把现在的猴王干掉，胜利者成为新一任君主。我现在跑出去跟它们胡来一通，到时候就可以告诉新的猴王，这个可能是你的娃，你不见得非要把它杀掉。这个策略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两头下注的策略，既维护住现任猴王对自己的宠爱，又偷偷跑出去胡搞，相当于给未来的新猴王先喝一碗迷魂汤，以确保自己和幼仔的安全。 @iiiuyyy：生理、繁殖、物质等等这些东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人际之间关系的影响会越来越弱，用这些东西分析动物和过去还行，但我不认为用它们能分析未来。 人类会不会也有相应的策略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被劫持的私生活》，作者是肉唐僧。书里解释了一种现象，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女性呈现出很多和其他哺乳动物不一样的性状。比如偌大的乳房，这是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的，只要不在哺乳期，哺乳动物的乳房就会收缩回去，而人类女性的乳房会一直存在。比如她们会把所有的体毛褪尽，比如她们没有明显的排卵期和发情期，比如她们会有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的性高潮。所有这些现象，按照这本书里的解释，其实都是女性欺骗男性时表现出来的一些假象而已。她们为了保护自己和幼仔，就会告诉男性，这个幼仔有可能就是他的孩子。 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雌性一直占有主导权。一到春天，公鹿就顶着巨大的鹿角，相互之间拼命厮杀，而母鹿坐在一边的裁判席上淡定地看着，反正是谁赢了就和谁传宗接代。这就是雌性动物的阴性力量。而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当中，女性也以自己的阴性力量掌控着主导权。正如一个小说家说的，鸡是什么？鸡是生蛋的工具。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男性是什么？男性就是女性生娃的工具。她们永远占据着裁判者的位置，虽然她们的力量、暴力能力可能跟男性没法抗衡，但是她们可以用一种阴性的策略，用一种女性在进化长河中练就出的本领跟男性博弈。当婚姻的基础不复存在之后，未来无论是剩女，还是已经进入婚姻的女性，都会拿到两性博弈当中的主动权。 @misozu：这期所有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必须生育下一代，但现代人有很多人没有选择生育。如果不必生育，女性根本不需要婚姻来绑定一个男性，从而为自己提供保护，很多优秀的女性完全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并且生活得很好。还有开始的两个婚姻由来的观点完全是把女性当成一种可分配的财产，这种观点在现今已经不能再适用了。我认为婚姻是在男性主导世界中女性寻求保护的一种现实选择（当然也不能排除爱情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制度，一种仪式。 罗胖荐书：《被劫持的私生活》 作者：肉唐僧 part 3 剩女的光荣与梦想 别被恐惧本身打败 如果你是一个剩女，如果你实在看不上周围的男人，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雄性，如果你也看不到走进婚姻的希望，建议你读一个人的传记——罗斯福夫人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曾为美国第一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她是女性主义者，亦大力提倡保护人权。她做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第十四集 和某些公知谈谈心 有啥 故事 →托马斯·莫尔为自由断头 →欧文建设社会主义试验村 →圣西门七枪未亡 →《资本论》拖稿16年 读下 简介 罗胖聊聊社会主义，一个伴随了我们一生，但根本不懂的主义。曾经有一帮空想家为自由断头，为实践倾家荡产，生命弥留之际仍不忘社会主义。不同年代的人读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只因发现更热爱的事业使《资本论》拖稿16年，读懂这些，我们对社会主义会有新的解读。 马克思晚年基本上把写《资本论》这件事撂下了，花了大量时间读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著作。 part 1 玩儿命的空想家 托马斯·莫尔为自由断头 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娱乐生活当中，除了看《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之外，还有一大重要活动就是看某些公知在微博上干架。比如说2013年的除夕夜，司马南就突然对任志强发难，以至于引发了所谓的“潘仁美事件”。 前不久一个著名的作家开新书签售会，有群众就去送菜刀。接着两派公知在北京的朝阳公园南门约架，导致朝阳公园一带高档公寓的房价据说都跌了。 这么多公知掐得这么热闹，如果不是考虑到大家有可能是在吃饭，我真的是要用人类的某种排泄物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跟排泄物的两个特征实在相似：第一，他们一定会被冲进历史的下水道；第二，他们现在散发出来的气味，又不得不让我去重视他们。 但是我今天并不打算去批评他们，我想用温和的态度来跟某些公知谈谈心，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去当一个好左派。 跟某些公知谈谈心，我们讲的第一个人是托马斯·莫尔[1]。他是一个标杆。他生活的年代非常早，他是社会主义源头型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写作了那本著名的书《乌托邦》。 可是你知道托马斯·莫尔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被国王亨利八世砍头而死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1533年，当时他已经在伦敦塔里被关了三年了。此前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曾经当过英国下议院的院长，这么高的职位，他居然要被砍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肯宣誓。 @严谆：可悲。世界上没有公平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不能去追求公平，不能有公平的理念。人类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让世界更加公平、自由、美好，互联网的出现就是如此。所以老罗你只能当一个歪嘴的书童，有理想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席。 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要离婚，并再娶一个老婆，结果罗马教皇不批准，两方就掐起来了。英国国王说那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英国人民整体脱离教会，我们从此不搭理教皇，我本人成为英国教会圣公会的教主，全英国人民都向我宣誓。 要知道托马斯·莫尔是个非常坚定而热忱的教徒，他坚决不肯宣誓，当然他也不说我为什么不宣誓，他持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底线，我不反对你，但是让我效忠于你，门儿都没有。于是英国国王二话不说，把托马斯·莫尔抓起来关到伦敦塔里，让他在里头好好想清楚。 直到1533年他被砍头之前，有一个朋友找到托马斯·莫尔说：嗨！你就别跟国王较劲了，在咱们英国跟国王较劲，你要知道后果是很严重的！ 于是托马斯·莫尔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知道后果很严重，但是我这是为了自由。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奴隶，只要他肯付出代价，他都能得到自由，我已经准备好了付出这个代价。”最终他被砍头而死。 所以我们要跟某些公知讲一讲，想当一个好的公知，至少要具有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精神。莫尔在历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不管宗教势力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他，因为我们认可他的圣徒精神。 欧文建设社会主义试验村 我想说的第二个人是欧文[2]，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坚分子。欧文这个人出身非常贫苦，但他长了一颗资本家的脑袋瓜子，非常会挣钱，所以年纪轻轻就挣了很多钱。他偏偏又长了一颗无产阶级的心，他实在看不惯当时英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于是他把自己挣的钱都投到了美国，搞了一个试验。 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花了20亿美金买了三万英亩土地，招募一些人，开办了一个叫“新和谐村”的试验村。他想通过这个试验来看看，在没有私有制，没有资本这种丑恶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一帮人到底能不能建设出一个完整可以自由运行的社会。 欧文这个试验失败了。但在他失败的同时，全美国欧文式试验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美国当时有十几个欧文式的新和谐村，还搞了40多个傅立叶[3]式的法郎吉[4]，这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试验村。其实直到今天的美国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试验村存在。 我们想问问今天中国的某些公知们，我们都在说欧文这一代人是空想社会主义，之后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做试验。要想建设人类美好的蓝图，想建设人间乐土，没有这样的试验精神，你是一个好公知吗？ 圣西门的两次死亡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是圣西门[5]。如果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来说，他应该称之为圣西门伯爵了，因为他是法国的一个贵族。 可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把自己的贵族称号扔掉了。什么狗屁贵族？我要当无产阶级！你们不说无产阶级是白痴吗？那我宁可自封叫“白痴公民”，也不要我的贵族称号。 他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到处留学，研究几乎当时人类的一切学问，不管是科学、哲学还是政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但把家产花完之后，他陷入了困境。他最后其实是靠一个他过去家里的仆人的收留才度过了残生，一生非常之痛苦。 到了1823年，也就是欧文在美国搞试验前一年的时候，他实在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太丑恶了。他老人家那时候63岁，于是他在阴暗的小屋里拔枪自杀，一共冲自己的脑袋打了七枪，结果非常奇怪，居然没有死。他捂着满脑子的血去找大夫，结果大夫不在家，又捂着满脑袋血回家。 大夫随后才跟来，发现前六枪都没有命中，最后一枪命中了，这颗子弹射穿他的一只眼睛，射到了后面的壁炉上。但是非常神奇的是，他就带着这一只瞎眼，带着一个穿过他脑袋的弹孔，活了下来。 一直到两年后的1825年5月，圣西门才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最后的时刻医生问他：“你疼吗？”他说：“我不疼，当然也许我说的是假话，但这不重要，这个话题没意思。还是让我们来聊聊社会主义吧！”于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他跟医生聊了一会儿社会主义。他趁生命最后停留的气息含笑说道：“我们胜券在握！” @程文正：中国千百年的历史证明，在国家和社会最危难的时刻，为国死战的总是实干派。投降最快的总是饱读诗书以社会良心自居却见啥喷啥沽名钓誉的书生文人。 听完了这三个故事，我想对今天中国的某些公知说，想当一个好的公知吗？那你至少应该具有托马斯·莫尔的圣徒精神，应该有为自己坚持的底线不惜掉脑袋的精神，具有圣徒精神的人，才不会满足于只在微博上吐槽反对者。 你还应该学习一下欧文，因为他知道，任何伟大的理想都要靠试验，不是靠骂倒几个反对者你就实现了人间的公平。 想当好一个公知，你还应该学习一下圣西门，因为他终身都在思考，不仅有思考的精神，而且有思考的能力，你不要以为面对几位记者骂几句“他妈的”，把什么汉奸、卖国贼抓起来满门抄斩，你就是一个英雄的公知了。 今天在中国的台面上表演的某些公知，跟他们的这些先辈相比，实在是太不上台面了。 罗胖推荐文章：《教科书之外的圣西门》 作者：阿忆 part 2 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下面我们要说的人是马克思。要知道马克思同代人和晚一辈的人，对马克思的看法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俄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布哈林[6]说：“我早年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觉得马克思主义那是丝丝入扣的逻辑打动了我，我读马克思主义就跟读欧几里得几何一样，它论证太严密了。” 而马克思同时代的朋友，也是德国大诗人海涅[7]说：“看了马克思那套东西之后我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实现。只不过我觉得有点儿不寒而栗，难道未来就是那个样子吗？但是看了他的书之后，我觉得，那就是未来。”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沙皇俄国的宰相维特[8]伯爵，他几乎和马克思同辈，是沙皇的宰相。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越读马克思的东西我就越觉得他有一种数学般严谨的论证，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未来。” 只不过他后来又说了：“我们俄国现在的基础不行，具体国情不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还得靠伟大领袖沙皇带领我们前进，但未来我们要实现马克思那一套理论。”你不要以为维特这只是随口一说，这些都写在他的日记本里，直到他死后出版《维特伯爵回忆录》时，这段材料才被公布。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生活的同代人或者后一代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在逻辑上非常有魅力的东西。因其论证的严谨和科学，捕获了很多人。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就发生了变化，它的魅力主要是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不是逻辑方面。 @阿包g：马克思那时根本就不可能预测150年后会有互联网，所以把他对共产主义的描述联系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进程，完全挨不着。只能说明马克思当时空想出来的和拥有互联网的现在刚好相似，但绝不能说明说马克思就能真正洞悉世界的发展。马克思没那么伟大，只是马克思的一些理论符合某一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马克思的很多理论如果不改进，终究会被历史潮流甩在脑后的。 到了20世纪晚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没有逻辑上的力量，道义上的力量也没有了。 为什么呢？苏联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试验，结果经济上崩溃，理论上破产，还出现了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小说。大家看完小说之后说，共产主义不就是人间地狱吗？ 到了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他不得不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他的秘书把写好的建党宣言送给他看，他拿起笔把里面有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字眼全部圈掉。圈掉以后他自己还很无奈地讲道：“你看看人家西德，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理勃兰特天天在那儿讲社会主义，而我们这里却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去躲避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进步的伟大旗帜，直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苏联以及东欧的巨变及其衰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是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念歪了经”，犯了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 真是沧海桑田啊！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我们的思考起点都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思想的源发地，我们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到底是什么。 @看icansee1：首先要了解，每个具体的人工作是为了获得什么，其实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即食品及电力资源。有了生存资本帮你度过寒冷或炎热的冬天或夏天，你就能轻松活下去，并孵育下一代。科技水平和知识制约人获取能源的能力。原始人只能利用火取暖，不会利用太阳能，因为没有必要的必需的能源电力知识。封建时代的人，虽然有了水轮机，但还没发展出内燃机。电力的产生和使用，让人类文明彻底进步。但目前人类对食品的依赖方式，还是离不开对土地的依赖。还缺一次食品革命，从根本上的革命，人呼出二氧化碳，人的粪便能产生甲烷，在高温高压下，在闪电下，这两种物质会被再次融合成氨基酸，并可转变回大蛋白分子，可再次食用。缺的就是这一项技术。 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说什么？ 马克思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越往前追逐历史，我们越容易发现，人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共同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每个个体都是国家、领主、行会或者采邑当中的一分子，上有领主老爷，下有终身无法摆脱的土地。” 马克思还说：“这个时候的人是不完善的人，因为他们被束缚在一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而资本主义干了一件好事，把人从这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摆脱出来，他们可以自由地到市场上售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到城市里去参加工业革命。但是我们又非常惊讶地发现，当人获得了自由之后，转瞬之间又沦入一种极为凄惨的状况。”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9]，这是英国的国力最鼎盛且最有活力的时代。可是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伦敦，近似于人间地狱。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读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本叫《伦敦底层社会》，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工人过的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所以同时代的狄更斯讲：“这里是天堂，这里也是地狱；这里直通天堂，这里直堕地狱。” 不同年代的人读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只因发现更热爱的事业致使《资本论》拖稿16年，你是一个好派吗？ 马克思就奇怪了，为什么人获得自由之后反而会堕入地狱呢？对此，他用了一个词，在德文当中称之为“异化”。所谓的异化就是指一个事物发展到最后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为什么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却又自由地沦入了不自由呢？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我们太依附于资本组织起来的那些大组织了。 @瞬秒神葬：马克思说的怎么和那些古代归隐园林的诗人和政治家很像呢？不需要太多的物质，一块薄田即可。早上耕作，闲时与家人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煮酒论道、骑马围猎，春节春游赏花，夏季扁舟泛湖，秋季观菊赏月，冬季踏雪寻梅。喝的酒不是很贵的酒但却是纯正粮食酿的；吃的是粗茶淡饭，但却是绿色食品；交的朋友不是神通广大，但却是知心同道的人。难不成凭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早已经洞悉人类最幸福生活状态的机制了吗？ 他认为在未来，每个人重新获得自由，重新用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和交换，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一生很少具体地描述共产主义是一幅什么景象。但是也有一次偶然的例外。184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德意志意识形态》[10]，这本书里有一小段话描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书中写道：“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每个人都不被自己固定的职业所限制，他可以早上起来耕作，傍晚捕鱼，下午打猎，吃完晚饭之后写大批文章。” 说实话，在工业革命刚刚结束的时代，欧洲人是根本读不懂这段话的，因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人类得出的最大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分工，协作起来才能够促进效率，分工越精细，效率越高。而马克思描述的这种景象是不存在分工的，那效率何来呢？所以，当时有的人就说马克思是乌托邦。 互联网的力量 可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再回看当年的马克思理论，我们难道不能会心一笑吗？他描绘的这种情况实现了呀。 我们每天早上，睁眼就拿起手机刷微博，我们当时事评论员，我们还可以打开电脑，跟世界各地各色各样的人来往邮件，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我们到了公司之后，在上班的间歇，趁老板不在，我们偷偷地在网站上下单，搞电子商务。现在很多公司的前台最重要的任务已经是收取来自淘宝网的快递了。 我们现在这些公司里的白领，确实已经不再像当年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里的工人那样，把整个生命嵌入到枯燥而残忍的工业化社会当中，在生产线上一天到晚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 我们已经拥有了马克思当年写在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所预言的生活，即自由人的大联合。用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 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一百多年后下的这个定义和当年马克思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 马克思的理想永远是伟大的，谁能说公平不伟大？谁能说自由不伟大？所以，对于中国的某些公知，我们公开来谈谈心，我们问你们，你们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吗？小心说错啊，一旦说错马克思可是要在历史的深处对你发出嘲笑的哦！ 罗胖推荐视频：《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专题》 作者：秦晖 part 3 马克思《资本论》拖稿16年 上面说的是不是太枯燥了呢？那我们下面就说点儿有趣的轶事，还是说说马克思。 马克思这个人非常穷困，所以他一生往往要靠恩格斯的资助才能够勉强度日。所以他的夫人燕妮挺希望《资本论》早一点出版，因为可以挣点稿费补贴家用。可是马克思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拖稿，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共产党宣言》按照指定的那个日子交了稿，剩下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他都拖稿。那个时代的出版商简直就怕了他这位老人家。 而他拖得最厉害的恰恰就是《资本论》。拖了多少年呢？一共拖了16年。当然出版商也没饶了他，出版商也拖了16年才把稿费寄给他。这时候马克思和燕妮都已经双双故去，拿到这笔钱的是马克思的孩子们。 那问题就来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拖稿呢？研究者发现，在他写《资本论》的晚年，他甚至基本上把写《资本论》这件事撂下了。他晚年花了大量时间读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著作，写了大量有关人类学、历史学的笔记。 那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有拖延症吗？研究者发现，马克思根本没有什么拖延症，他也根本不在乎稿费，不在乎和出版商的合同，甚至不在乎能不能完成这部著作。支撑着、鼓励着、激励着马克思一生向前走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真理和人类未来的探查。他把《资本论》放下，不是因为他不想要那笔钱，而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也许别的地方有他更感兴趣的真理。 跟中国某些公知谈谈心，你们有马克思这样爱智求真的精神吗？不管是司马南，还是吴法天，还是司马平邦，还是张宏良，我不管你们骂过谁，我都想奉劝一句： 骂谁，或者说仇恨谁，如果你做不到马克思那样的境界，至少也应该像罗素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要有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罗胖荐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中国的公知们至少要有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1] 英格兰政治家、作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乌托邦》一书，此书对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535年被亨利八世处死。 [2] 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位企业家、慈善家。欧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并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公有制与大生产的紧密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欧文对人类教育理论宝库的一大贡献。 [3] 法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希望建立一种以法伦斯泰尔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学说在当时无人理会，被认为是“大脑患病的产物”。 [4] “法郎吉”来源于希腊语的“队伍”一词，意为严整的步兵队伍。傅立叶用它来表示和谐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是为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区别。 [5] 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出身贵族，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还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花掉了他的全部家产。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6] 苏联政治理论家、革命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大清洗中被判死刑。布哈林预感到自己即将被捕，他写了一封致未来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诵下来，然后把信烧掉。 [7] 海涅既是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的超越者。他使日常语言诗意化，将报刊上的文艺专栏和游记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赋予了德语一种罕为人知的风格上的轻松与优雅。他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德国诗人中的一员。海涅最广为人知的一首诗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8] 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也是俄罗斯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9] 前接乔治王时代，后启爱德华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它的时限常被定义为1837-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亦有学者认为，应将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的1832年视为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端。 [10] 一本哲学巨著文本，由卡尔·马克思博士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内容阐述作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分析当代的费尔巴哈、鲍威尔及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的各样代表哲学观点，表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第十五集 大国不能认死理 有啥 故事 →“三皇同盟”背后的故事 →奥地利如何“绑架”德意志 →令小毛奇“崩溃”的架势pk 读下 简介 德国是如何通过一战“崛起”成世界大国的？“日不落”英国又是如何“聪明反被聪明误”？都说俾斯麦是“铁血将军”，其实他的政治艺术天赋异禀。小毛奇将军有着卓越的战略思想，可是碰到俄国，“有理也说不清”。大国不能认死理，“一战”故事告诉你。 传统意义上的优势大国正在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那个时候是美国和德国，现在是中国。 part 1 德意志的崛起之殇 “铁血将军”的政治艺术 2013年一开年，美国人就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标题叫“灾难前夕”，副标题是“为什么2013年和一百年前的1913年如此惊人地相似”。这篇文章看得让人不免倒吸一口凉气，难道我们这个如此繁荣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灾难边缘？当然不是说这篇文章写得没有道理，它对比了前后相隔一百年的两个年份，指出了它们的很多共性。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优势大国正在衰落，1913年那个时候是英国，现在是美国。其次，新兴大国正在崛起，那个时候是美国和德国，现在是中国。第三，技术发展正在迅速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第四，世界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第五，东亚正在重返世界，那个时候是日本，现在是中国。第六，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战争或将爆发。 @dinghao800：现在的战略格局与一战时期还是有区别的。一战前，欧洲列强互相牵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现在，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有足够的能力平衡世界各方的力量。现在的世界，不论小国怎么打，五常之间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五常之间一旦开战，必将意味着全球的共同毁灭。所谓核威慑，不仅仅是核武器瞄准敌对国，而是能将相当一部分的核武器瞄准盟国和中立国。正是这种足以摧毁世界的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和平，避免了世界大战。此外，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触及老牌强国的利益，在抢地盘的过程中，摩擦不可避免，不过基本上只能是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1913年那个时候，世界博览会刚刚在比利时开完，然后迅速地，整个比利时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淹没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其实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角色，谁也没有想到在1914年的时候他就呲出了獠牙，摆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使整个世界陷入灾难。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在中国当前的舆论当中，已经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声音说，中国在崛起，我们要亮出肌肉，我们和谁谁谁必有一战，等等。这些声音已经模模糊糊出现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这种声音将来真被放大，那么美国人预言“我们在灾难的边缘”真的就会成为现实。所以今天中国人就特别有必要穿越到150多年前，去看看德意志民族在上一轮崛起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陷入了苦难的悲剧。 这就要说到1871年德国统一时，原来这片土地上只是一大片说德语的人，他们根本没有祖国，如果说非得有一个祖国，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用法国人伏尔泰的话说：“他们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那里连蚊子都有国王。”所以我们看格林童话，动不动蹦出一个王子、一个公主等等，因为国王实在太多了，有几千个小邦，就有几千个国王。 当民主国家这个意识形成之后，德意志人自然也有了统一的需求，于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第一次打败了丹麦，第二次打败了奥地利，第三次打败了法国。威廉一世皇帝在法国凡尔赛的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王室，于是德国统一了，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大国崛起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时候德意志掌权的人是著名的俾斯麦将军。文科生同学对俾斯麦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因为历史教科书中常会提到一个词，叫“铁血宰相”，说的就是他。的确，他曾做过一个演讲，说现在德国的问题要靠铁和血来解决。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战争狂人。但实际上，如果你细读俾斯麦的传记和相关历史，就会发现其实俾斯麦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狡猾的政客，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他在1871年到1890年担任宰相的近20年时间里，把欧洲所有政治关系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有几句名言，第一句话：“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顺着时间走，只要时间允许，德国一定会崛起。所以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时，我们要看大趋势，看时间站在哪一边，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德意志帝国生存的缝隙，而不是主动挑起战争，这是他的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他说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在可能性上做文章，不把什么事都做死，要给可能性留出充分的余地。这就是俾斯麦操作德国外交策略和战略策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antlsy9270：不认死理不代表不打仗，美国也参加了一战和二战，但是却很赚，关键还是以利益为核心才行，不能感情用事。 德国有一些战略困境，它处于整个欧洲的中间部分。那个时候的德国比现在的德国面积大得多，如果再加上当时的奥匈帝国，那面积就更大了。但是俾斯麦认识到德国的战略处境非常艰苦。它的西边是世仇法国，因为1871年德法战争你把法国打败了，然后又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块领土给割走了，法国人一直想复仇，所以这是一个敌人。东边是庞大的俄罗斯，这个国家虽然不发达，但是它的人口、土地和规模，导致它的战争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后来的希特勒，都吃过俄国人的亏，俾斯麦这点非常门儿清。 玩转世界格局的“魔术师” 这就是俾斯麦面对的格局，所以他所有战略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在玩儿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当然，俾斯麦一生的外交策略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逻辑，但是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他是怎么玩的。 首先，法国人肯定是敌人，那我就一定要避免两线作战，所以一定不能让俄国人成为敌人。用简单的方法和俄国结盟切切不可，因为俄国的全球利益太大，跟俄国人结盟就等于得罪全世界人，那就被绑上了俄国人的战车。那怎么办呢？那我先跟奥匈帝国结盟，奥匈帝国虽然国力很弱，但它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号称“布娃娃帝国主义”嘛，就是说它很大，装得像个强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实力。 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又有矛盾，然后因为我跟奥匈帝国结盟了，俄罗斯人就要找我。这样一来，俾斯麦就在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形成了“三皇同盟”，他们三个国家都是皇帝执政，所以叫“三皇同盟”。然后他利用“三皇同盟”同时又给英国人抛媚眼儿，说你看我跟俄国人关系好啊，你跟俄国人冲突那么多，是不是咱俩也要谈判啊。用俄国人又去牵制英国人。反过来对法国人呢，俾斯麦还来这一套。他在执政期间几乎对法国是有打有拉，你们法国人别老说复仇这事儿，只要你做得对，德国人还是帮你的。 在俾斯麦执政的这20年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危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2]、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所有这些危机当中，你会发现俾斯麦就是一个同时玩五个球的魔术师，所有国家都跟他有点儿摩擦，但是又有点儿共同利益，所以他就玩得非常好，可以说把列强玩弄于股掌之间。 如果细讲起来，俾斯麦有个老师，就是早前奥匈帝国的首相梅特涅。后来有战略学家评价梅特涅，说梅特涅玩的就是一招：确保所有国家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要大于他们之间的矛盾。俾斯麦完整地继承了这样一种战略思想，确保德国在一种非常模糊的战略状态当中，保持一个优势的位置。 敌人和朋友 俾斯麦执政20年之后，也就是1890年，他服侍了一辈子的威廉一世国王去世了，威廉一世国王的儿子登基没几天也死了，然后威廉一世的孙子威廉二世[3]上台。这个年轻人眼里就容不得这个老头，他觉得这个老头天天在欧洲大国之间鬼鬼祟祟地搞一些阴谋诡计干吗啊。德国多强大啊，我不想按照你的想法搞什么大陆政策，我们要追求所谓的欧洲政策之外的世界政策，我们德国要称霸，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啊，凭什么全世界的殖民地都被英法两国瓜分了，我们也要来一点啊。所以，俾斯麦在他眼里就越来越碍眼，终于于1890年不得不卸任，最后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度过了非常落寞的八年。 于是，德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了威廉二世手里。在他执政之后，德国的政策突然从模糊转向明确。后来有一位叫徐弃郁的中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脆弱的崛起》，说他到德国档案馆里去翻阅原始文件的时候，就发现俾斯麦执政时的德国外交文件水平之高，真是叹为观止。俾斯麦的每一个批示、每一个外交指示的信函都是一篇非常棒的战略文章，他在大战略上的清晰思路和在实践过程中的灵活多样，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俾斯麦一走之后，德国整个外交策略漏洞百出，那种艰涩的行文和僵化的做法也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所以俾斯麦1890年卸任的时候，英国人画过一幅漫画，大概意思是，领航员俾斯麦离船了，得意洋洋的船长威廉二世站在船上看着他。后来很多德国人都评价说，俾斯麦使自己变得伟大，但他让德国民族变得渺小。 马克思·韦伯曾经有一段评价，说俾斯麦留下的德国这笔政治遗产，远远不如20年前他上台的时候，因为他带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意志、完全只依靠大人物作主的民族往前走了20年，然后他现在下船了，留下一个手足无措的民族。 @patton_yu：还有一个根本前提罗老师忽略了，德国是先通过参加普法战争，打败欧洲上的最强国才崛起的。它的崛起正是因为认了当初的死理儿。后来俾斯麦的左右逢源灵活外交不过是为了消化崛起成果，巩固崛起地位，但若要在海外有英、法那样的影响力，必定要再迈上一台阶，还得再认回死理儿。 威廉二世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俾斯麦模糊的那些东西清晰化，就像毛主席当年写了一篇文章，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事得弄清楚啊。你说跟俄国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跟我们的小兄弟奥匈帝国之间经常搞摩擦，跟法国又眉来眼去，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呢？所以后来，德国人决定不再续约“三皇同盟”，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俄国一下变得特别孤立，所以它必须跟别人结盟。跟谁？就是欧洲大陆上另一个被孤立的大国法国。于是德国彻底沦入了两面作战的战略环境。第二个结果就是：因为奥匈帝国是德国的朋友，所以从此奥匈帝国干什么坏事，你这个当主人的都被绑上了战船。说得不好听一点，你家的狗出去咬人，掏钱赔的就是你。所以，一个小国绑架一个大国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外交战略、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战略，包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得那么清楚吗？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 罗胖荐书：《脆弱的崛起》 作者：徐弃郁 part 2 日不落帝国也认了死理 “老狐狸”的心魔与恐惧 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德国的舆论界一直隐隐约约出现一种声音，就是德国和英国必有一战，因为都要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分析说，正是因为德国人觉得必有一战，那么就按照必有一战的方式去做这样的战争准备，而你的所有准备让对手看到又害怕，然后对手也做相应的战争准备，那么就真的必有一战。这有一个名词，叫“自我实现的预言”。 @云尚居：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为了利益？为了利益就发动战争那是粗野的动物行为！人类之所以有异于动物是因为有丰富的情感和语言。语言可以用来沟通与协商，从而消除误解；情感可以让我们产生同情心，从而更加宽容。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竞争可以激发斗志，而战争只能破坏发展。 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德国人的另一方，英国人也被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要知道英国人外交政策非常灵活，有一个外号叫“狮子加狐狸”，它既有狮子般的力量和实力，同时也有狐狸般的狡猾，它一直就是两边下注，不说死话。这样一种风格的国家为什么最后也被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7年英国外交部收到过两份报告，一份叫《柯罗报告》，还有一份也是外交部的一个高官写的，但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一派说英德必有一战，一派说英德没有一战。这两份报告都被搁置起来，直到1914年8月英国人才下决心参战。为什么？因为英国人也有一个心魔，这个心魔就是它传统的光荣孤立和大陆均衡政策。 它认为，我英国有实力，我就孤悬海外，瞅着大陆上这些欧洲国家打，反正大陆均衡嘛，谁要是打赢了我就帮帮那个弱的，反正你们之间互掐，不影响我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全球利益就可以。所以，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际上最担心的是德国人一下子把法国人打趴下，因为1871年已经打趴下过一次了，现在再把它打趴下，那整个欧洲大陆不就是你德国人的了？那我的大陆均衡政策还搞什么啊？这就是英国人的担心。 @心随云飘远：西方历史学家说一战是可以避免的，它是从偶然酝酿发酵而成。其实不然，以德国当时的战略空间、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来看，战争是迟早的事。当时的德国比不上英、法、俄。英、法有大片的殖民地，俄国有广袤的领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加之他们都虎视眈眈地看着德国。俾斯麦在鸡蛋上跳舞的外交在发展期间是可行的，随着德国的强大终将会改变，因为他需要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拓展的空间，这势必会导致利益的冲突。德国在一战的失利是没有充分估计到英美的介入，以为他们只是会在利益中分杯羹罢了。这是他的致命失误。话又说回来，什么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全，那什么都别干了。 假如英国未参战 正是这样的担心在1914年最终把英国拖入了战争。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英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弗格森，他写了一本书叫《虚拟的历史》，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们都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他就偏偏说我来当一当历史学家，我来假设历史。假设1914年英国没有参战会发生什么？这本书里面得出的结论是：不过就是迟了几十年又出现一个欧盟而已，法国还是法国，德国还是德国。 这本书里还罗列了如果英国不参战，威廉二世占领欧洲大陆之后的几个结果。 第一，欧盟会提前建立，只不过掌控在德国人手里。但是英国人就不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死了90万人，那种伤亡之惨痛，导致后来的英国人一提起战争就害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绞肉机”实在太可怕了。而且还给英国带来了其他的负担，英国的国债从五亿美元一下子上升到战后的70多亿美元。那个时候美元可比现在值钱得多，于是招来美国人介入欧洲事务，而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彻底打得筋疲力尽，再也没有能力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唯一主宰和大哥了。 大国不能认死理。德国是如何通过一战“崛起”成世界大国的？毛奇将军有着卓越的战略思想，可是碰到俄国，“有理也说不清”。 第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俄国人打败了，“十月革命”发生了。如果威廉二世掌控了欧洲，那么俄国可能会顺利转型成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国家，或者民主政体国家，总而言之不会有苏联。这当然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的最末说，如果那个叫希特勒的下士，因为在艺术和战争两项事业上的失败，从此另谋一份职业快乐地过完一生，很可能后面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你看这就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一个以不认死理、狡滑、灵活为自己特性的国家，最后还是因为认死理，被拖入了一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别当我是菜鸟：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罗胖荐书：《一战秘史》 作者：【美】梅尔 part 3 孵化一战的一个月 掐死德意志的“施里芬计划”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人是怎样一步步把自己拖向战争的深渊的。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会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1914年6月28号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样的表达没错，但是丧失了很多历史的细节。要知道在当时整个西方政治界，刺杀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在1914年之前的20年，什么美国总统、法国总统、俄国首相、奥匈帝国皇后，都被刺杀过。所以一次刺杀导致全世界人民打成一团，这里是一个孤证，也是一个孤例，仅此一回。 斐迪南大公被刺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很淡定。最远的美国人说，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关我什么事？法国当时整个政治界陷入一桩政治情杀的丑闻，正在忙这个事儿呢。英国人正陷入爱尔兰危机。而当时的约瑟夫皇帝，也就是斐迪南大公的叔叔，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松了一口气，说上帝终于用最高的意志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一直不喜欢这个王储。而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度假。俄国沙皇就更不用说了，一听到这个消息，说那就哀悼三个月吧。虽然是敌国，但还是发了个唁电，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为什么从6月28号到8月1号，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整个欧洲就陷入了一片火海？这就得从德国人的处境谈起了。从威廉二世开始，德国人就得罪了俄国人，导致两线作战的战略格局形成。德国人就开始琢磨，万一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 欧洲列强因为摩洛哥作为殖民地之事而引起的国际危机。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访摩洛哥南部重要港口丹吉尔时宣称将会保护摩洛哥的独立及其领土的完整，1906年1月16日，欧洲列强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会议，达成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决议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但是由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负责摩洛哥的警务。这次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中一次战前危机，严重恶化了强国之间的关系。 [2]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反对土耳其的控制和压迫所进行的战争，是20世纪初期，欧洲地区的军事冲突及对抗的开端，标志着解决东方问题的第一步。1913年5月30日签订《伦敦条约》，战争宣告结束，战败国土耳其丧失了在欧洲的大部领土。 [3] 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年到1918年在位。威廉二世出生时是从母亲的臀部先露出，使他罹患了厄尔布氏麻痹，以致于左臂萎缩。威廉二世在未当皇帝前很仰慕俾斯麦，即位后马上与这位“铁血宰相”发生冲突。这位少年皇帝不甘受制于人，想要掌握统治帝国的最高权力。他积极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具有强烈军国主义的色彩。1941年6月5日病逝于荷兰多伦，由希特勒为他主持了军事葬礼。 [4]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担任总参谋长期间（1891年至1906年），由德国总参谋部所制定的一套作战方法。其主要目标为应付来自德国东西两面的两个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但最后该计划大幅低估了敌军实力导致全面失败。1913年，80岁的施里芬临终时仍一再叮嘱：“必有一战时，切莫削弱我的右翼。”尽管如此，这一临终嘱咐随着德国悲剧的落幕而成为军事史上的名言。 [5]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俗称小毛奇，是老毛奇的侄子，在1906至1914年担任德国参谋部长。他曾策划战争计划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故此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与远亲伊莱扎·毛奇·维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婚姻，加深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兴趣，在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中，歌德的《浮士德》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然而军人世家的传统与极为敏感脆弱的情感之间的矛盾，他怎么也摆脱不掉。 第十六集 杀死上帝的达尔文 有啥 故事 →“难产”20年的《物种起源》 →令达尔文恶心的雄孔雀尾巴 →妻子“催人泪下”的一封信 →两位绅士科学家的“不谋而合” 读下 简介 达尔文留给世界一部恢弘的科学巨著，他的传奇一生也给世人留下了若干谜题：他为何20年迟迟不肯动笔《物种起源》？他是如何“杀死”了人们心中的上帝的？反对他的人为何下至老船长上至科学界同仁？而面对后辈如出一辙的论文来稿，这位绅士老前辈最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真的是在解释进化的方向问题吗？ 基本上所有能够引发痛苦的病，达尔文身上都有，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怕死在半道上。” part 1 达尔文20年的痛苦难产 令达尔文“崩溃”的雄孔雀 这集跟大家聊一个人的故事，达尔文，至于为什么要聊他，看到最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达尔文这个人一生留给科学事业一个天大的谜题，就是他其间有20多年的时间干吗去了？1836年他环球航行结束回到伦敦，直到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中间20多年啊，他一直磨磨蹭蹭，既然所有资料已经收集完了，包括标本啊，进化论的思想啊都已酝酿完成，20多年他为什么就是不动笔？当然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他老人家身体实在是不好，因为他参加的“贝格尔”号是从1831年到1836年，在海上漂泊了五年。海上生活漫长枯燥，极容易导致人生病，“贝格尔”号前一任船长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病痛和寂寞，最后举枪自杀。 @马马虎虎mgj：达尔文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一直认为犹太人是上帝唯一选择的子民，他们自认为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想着统治世界，让其他人听服于他们。但是即使未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科技，他们依然不能统治全人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规划生物进化论，让每个人知道自己只是动物进化的，根据物种的进化让他人明白自己是弱者，应该侍从比自己更强大的物种，从而听服于犹太人的统治，这就是犹太人搞了好几百年的阴谋论。达尔文知道自己所谓的进化违背了主宰宇宙的上帝，他很是害怕，以至于他老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达尔文为什么能上这个船呢？因为后一任船长一想，又不能带女人上船，而且平时跟船员要板着脸，也不能跟船员太近乎，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人上船陪他聊天，达尔文就是这么一个陪他聊天的人，不是什么随船的科学家。五年的海上生活确实也把达尔文的身体摧毁了，1836年他回到伦敦之后，基本上所有能够引发痛苦的病，达尔文身上都有，一会儿头疼，一会儿胃疼，一会儿觉得反胃，等等。 达尔文最后病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每天只能挣扎着起来工作一两个小时就到头了，甚至有段时间长期卧床，以至于到最后他几乎不能参加伦敦所有的社交活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怕死在半道上。”身体坏到了这个程度。但是说身体真的不好呢，其实这20多年他也干了不少事儿，比如说他在伦敦的乡下养鸽子、兰花，然后还研究一种生物叫藤瑚，他还写了一部四卷本的关于藤瑚生活史的辉煌巨著。可他为什么就是不写《物种起源》呢？ @realorcy：不太同意老罗的观点，达尔文广受攻击我认为确实是因为触犯了西方人心中的上帝和信仰。在中国就不会被这样攻击，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他说的是进化论，也就是物种不断地进化以适应大自然，进化不了的就灭亡。而不是一直在被剪刀剪，照老梁的说法，今天物种已经被剪光了。达尔文恰恰是说明了，不进化，就灭亡，通过进化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本身就是不断进化的产物。 有人说，达尔文在继续认真地准备他的理论，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理论不完善、资料不完备，所以他才种兰花啊，养鸽子啊，做更多的科学实验。这也有道理，即使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达尔文都觉得理论当中有个天大的缺憾，其实就是一个他当时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雄孔雀的尾巴。达尔文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雄孔雀的尾巴我都要反胃和恶心。”因为这个尾巴完全颠覆了他所谓的“自然选择理论”。 你不是说适者生存吗？可是这尾巴明显就不适合生存呐？第一它耗费能量吧？长那么长。第二它不方便取食吧？孔雀飞不高啊，还不好躲避天敌啊。可是为什么孔雀还要进化出一支长长的、漂亮华丽的尾巴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达尔文的第二本书，也就是《人类的由来》一书里才得以解决，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说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叫“性选择”。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说世界上很可能出现过一只短尾巴的雄孔雀，这个孔雀取食很方便，逃避天敌也很敏捷，活得非常天真烂漫和自在。但是在雌孔雀眼里，一只没有漂亮尾巴的雄孔雀实在是太丑了，没有雌孔雀愿意跟它交配，于是它也绝种了。所以，自然的选择不光是捕食、逃避天敌这么简单，雌性生物的态度其实也决定了这一物种的很多性状，这就是所谓的性选择理论。 所以很多科学史家认为，达尔文这20年之所以不动笔，就是在补足他的理论。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个性选择理论不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才写的吗？当时为什么急匆匆地把《物种起源》写出来呢？那20多年你到底为什么没动笔呢？ @dogzooo：人类的发展可能有它的特殊性，因为人的适应是在对附属世界的改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化论不适合现在人类的发展，这个主题已经从生物学发展为社会学。而且人类历史在自然史观下还太短暂，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典型的进化论模型去分析，所以进化论只能说在没有地球外部干扰的自然环境下的片面正确，而且是现代进化论理论，而不是不完善的达尔文主义。 颠覆信仰的“进化论” 说实话，我在进一步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读得越深，越了解进化论，或者今天的我以为我已经了解了进化论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达尔文的痛苦。因为达尔文提出来的进化论实在是太颠覆了。我们都以为达尔文提出来理论之所以颠覆，是因为他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人是猴子变的。其实恰恰相反，这个观点根本不是达尔文提出来的。关于进化的思想，别说达尔文，从达尔文的爷爷那一辈起，他爷爷本人就已经提出了完整的进化论的思想，物种是有独立起源的，物种是变化的，不是上帝创造的。还有拉马克进化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理论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 那达尔文真正的贡献是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们，进化压根没有方向。每一个物种对自己的命运，其实完全无法掌控，这才是达尔文真正的发现。在他的眼里，所谓的自然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一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价值、任何立场，也并不向善，它就冷静得像一个死神，拿着一把剪刀在旁边盯着芸芸众生，它随时会用这把剪刀把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物种“咔嚓”一剪刀剪掉，让那些适合的物种生存下去。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静谧，有小鸟的欢唱，有海洋生物自由自在地遨游，但这都是你眼里的世界，如果放到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前这样的时间段去看，大自然都是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物种。不管是恐龙还是三叶虫，每一个物种在进化的历史上都有一个悲催的故事，因为每一个物种都逃脱不了大自然用剪刀进行的这种审判。每一个物种不断地变成灰尘，又不断地被组合成新的物种，扔回到“进化”这条长长的河流当中，没有任何物种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大自然没有任何方向性，每一个物种都在和这把剪刀比逃亡的命运。物种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前途，没有物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获得一种向上的动力。 所以，达尔文真正赶下神坛的压根儿不是什么上帝，他其实是把人类生存的一切信心和信念都全部毁掉了，我们以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奔向美好，我们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命运，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达尔文就在旁边冷笑，用他那英国式散文优雅的笔调冷笑说道：“你们什么都不懂，大自然的剪刀在决定你们，你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真正的精髓。 @dogzooo：现代进化理论已经否定了所谓的适者生存，因为进化是以种群为基本单位的，我们所有看似适应环境的性状残留都是在随机性状的自然选择以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从自然史的条件下来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适应，真实存在的只是在一个群落中有n多种不同的性状存在，而自然选择剔除了不能生存的个体从而改变不同性状在群落中的比例，从来就没有个体能够作为适者，因为个体从来就不是进化的单位。 当时同时住在英国伦敦的另一个人也是个大胡子，离达尔文的家不远，就相隔16英里，那个大胡子叫马克思，两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没见过面。马克思也够颠覆的，但是马克思心中有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他认为他在指点人类的未来，所以他笔耕不辍，天天在著书。而达尔文那么痛苦，20多年不敢下笔，就是这个原因。 达尔文的痛苦与勇气 《进化论》发表之后，达尔文遭受的种种攻击其实到今天都没有停止。今天还有人说，当然是以科学的态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错误，在他的同时代的人那里就更是如此了，无数的人攻击他，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的进化论甚至不符合当时科学的标准，英国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都在反对他。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假说。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留给世人的一部恢弘的科学巨著，可他20年迟迟不肯动笔。 达尔文这些颠覆性的想法，让他身边的人感到非常害怕，他妻子非常爱他，也是他的表姐，在嫁给他之前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非常爱你，但是你这套理论把上帝算是彻底给得罪了，我嫁给你之后，我们相爱一生之后在天堂还能重逢吗？”达尔文后来在日记里也写道，他说：“每到深夜的时候，我经常抱着这封信把它贴在脸上沉痛地哭泣，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在天堂，我和我的妻子能不能相逢。” 达尔文活到73岁，临死前他留下遗嘱，说给他一具普通的棺木就好。但是后来英国人决定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跟牛顿葬在一起，违背了他的遗嘱，给他制作了一具豪华的棺木，而他的旁边躺着的是牛顿，还有一生都反对他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 @索菲鱼儿：达尔文为何在《物种起源》完成后20多年未出书？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原因，更因为他的进化论的颠覆性，他让人类断了念想，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大自然那把冷冷的剪刀，这样的言论自然要遭到众多的反对和鞭笞。最后一句联系得好：“所有的‘创新’要的不只是智慧，创造首先要付出的是勇气。” 所以我觉得，达尔文的墓也算是一个图腾吧，一个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被一具违背他自己命运的、一个超越他想象的豪华棺木定格在了历史上，而身边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反对了他一辈子的科学家，他就这样面对着千秋万代。 达尔文的故事至少到这里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在说中国要做创新型国家，我们缺的是“中国创造”，创造有那么容易吗？创造要付出的可不只是智慧，创造首先要付出的就是勇气。 罗胖荐书：《神似祖先》 作者：郑也夫 part 2 不谋而合的《物种起源》 一封令达尔文目瞪口呆的信 关于达尔文的第二个谜题就是，他不是20多年一直拖着不动笔吗，可是为什么从1858年到1859年，仅仅一年时间，他就把这本书给写出来了呢？这就牵扯到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1858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英国人叫华莱士[1]，这个人比达尔文年轻十几岁，是个科学疯子，但是是屌丝出身，家里什么钱都没有，一生热爱科学研究。他先跑到亚马孙丛林搞科学研究，记录了大量资料，又搜集了几万种标本，然后托一个船运回英国，可是这个船突然失火，所有资料全部报废了。但华莱士继续顽强地奋斗，后来又到马来群岛，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在丛林里面又开始搞这种科考。 1858年他得了疟疾，非常痛苦，在丛林中养病。养病期间突然灵光一现，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然后又用三天时间写出了一篇论文。写完后自己看怎么都觉得好，然后给谁看看呢，他就想到了达尔文，就给达尔文寄去了。达尔文老人家还在家慢慢腾腾养病，种兰花、养鸽子呢，一看这篇论文，顿时傻了。为什么？因为这篇论文中几乎所有的思想跟他正在酝酿的这个物种起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就是他后来写的《物种起源》那本书的提纲，连里面的用词都一样。 老人家拖着病体陷入了长时间的痛苦思考。怎么办呢？他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帮他把这篇论文发表。因为华莱士把论文寄给他就是希望他帮忙推荐发表，他是老前辈啊！但是如果推荐发表了，达尔文这20多年算是白忍了，从此以后提到进化论那就叫华莱士主义，没他达尔文什么事了，这还真是舍不得。就像在打牌的时候，已经做完了听牌，听了好长时间，突然有人点炮，这个心态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又不能不让人家发表，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论文先发表呢？更何况这个时候他还没开始写。 @nasite：思想放大一点，自然是什么，又存在于何处？整个宇宙，甚至更广，都在自然的控制之中，而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沙。人类存在于地球，由自然酝酿而生，适应的只是地球上的环境，改变的也只是环境，即便有一天，地球被人类摧残得面目全非，那仍然是大自然。自然不是树木，不是高山河流，更不是生物，就算光秃秃的月球、飘渺的宇宙，那也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又如何超越呢？ 他非常痛苦，后来就给一些朋友写信，说咋办？咋办？我是个英国绅士，可我又实在是不甘心。后来英国的一些科学家，他的一些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你赶紧写一篇提纲，把你要表达的思想写出来，然后和这篇文章一块儿发表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杂志上，这样不就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吗？ 最后达尔文也接受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写信给万里之外马来群岛上的华莱士，说这样行不行？华莱士说行啊，不仅同意，而且他觉得他跟达尔文这位老前辈能想到同样一个理论很荣幸啊，这样完全可以。所以虽然这篇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但实际上这就是科学界内部的一件事情，更何况达尔文在这20多年时间里，已经跟他的一些科学界朋友表达过这些思想了，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从此达尔文就觉得这事儿不对了，时不我待，就从这一天开始奋笔疾书，用一年时间把《物种起源》写出来了，1859年12月发表出版。一出版就立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第一版几千本当天卖光，几年之内又迅速重印六次，达尔文爆得大名。 再回头看看这位华莱士，他的心态非常好，他说他非常荣幸能跟达尔文想到一块儿去，而且他认为，从此之后他就可以称自己为达尔文主义者，他坚决不会跟达尔文去抢这个理论的发明权。后来华莱士为了证明这一点，自己又写了一本专著，这本专著的名字就叫《达尔文主义》，意思就是他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所以这件事情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个英国绅士是如何推让一个理论的发明权的。 @zahngwei：人是怎么来的，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人是被创造出来的，按照精美的设计设计出来的。这个从古至今都是主流思想，最初各个国家都有相信的神。当然现在的科技证明不出神的存在。按照圣经，人是有永生的，这是有希望的。第二个，人是无生命到偶然产生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进化的。这必须要解释，第一，宇宙物质怎么来的；第二，第一个生命是怎么产生的，现在科技都做不到；第三，物种之间进化的痕迹，根本找不到。这两个理论只有一个正确，圣经可以解释所有一切。进化论根本找不到事实证据去证明，先去证明宇宙物质是怎么来的吧。如果物质是永恒，宇宙就不可能进化，一旦变化，就会有不可逆的熵增大终止的时刻，也不会有现在的生命了。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也是英国人的牛顿，他与法国人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的争执，几百年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对决，显得很不绅士。所以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影响，跟它所在的那个环境是非常相关的，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的群落，这个科学家的群落不仅是大家能够推让功劳，而且在互相批判的时候，也能够做到一种绅士般的态度。 1860年，达尔文在牛津大学搞了一次大辩论，针对进化论到底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双方对决。我们后来都说这是一次大对决，但实际上对决的力度非常轻，大家都是用理性来探讨问题的。其中表达最激烈的一个人叫罗伊船长，他是谁呢？就是当年带达尔文上“贝格尔”号的那个船长，这个船长实在是受不了，说他带达尔文出去航海搞了五年之后，达尔文竟然想出了这样一套歪理邪说，让他去得罪上帝。但是他又不是科学家，他也没法辩论，于是就在会场上举着一本《圣经》，说：“this book！this book！”这本书！这本书！闹到最后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五年之后，他举枪自尽，他实在是太愧疚了，他对上帝充满了一种赎罪感，心想他怎么能把达尔文这样的魔鬼放出来？但是他并不是拿枪去杀达尔文，他仅仅是举枪自尽。 我们都说《进化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引发什么样的迫害，无数的人批判达尔文，但是达尔文基本上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相反，像赫胥黎[2]这样的人跳出来，号称是达尔文的斗犬，一旦搞辩论的时候，赫胥黎在旁边蹲着听，谁说的什么话，一旦让赫胥黎拽住小尾巴，他就会冲上去进行辩论。冲上去之前他习惯讲一句话说：“上帝终于把他落到我手里了！”其实这都是非常英国绅士的这种辩论的方法。 其中最极端反对达尔文的是一个叫欧文[3]的动物学家，这个动物学家反对达尔文最激烈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他后来当上英国自然博物馆的馆长之后，他把自己的塑像放在了大厅的中间，而把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塑像放在了咖啡馆里，仅仅用这种非常微弱的方式对达尔文进行报复。 还是回到那个话题，我们都在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拿得出中国人民对得起人类历史的创新作品，这种创新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是勇气，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否则创新又从何谈起呢？ @114293558：人利用科技就好比你我有不同的看法一样，一部分人会用它创造好的东西，一部人会用它创造坏的东西，那你觉得人是好的比较多还是坏的比较多呢，我觉得咱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局不对，应该在战争时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丈还没打完就被不知道什么形式的新科技毁灭了。我相信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但有一点谁也不敢说，那就是人类从此以后没有战争。原因就是只要是人都有那个属性，那个属性谁也超越不了，互相灭亡就好了，正好大自然没有永恒的东西。 罗胖荐书：《进化！进化？达尔文背后的战争》 作者：史钧 part 3 进化的方向 醉汉回家 关于达尔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进化”这两个字，其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一本书当中根本没有提进化，只是在结尾一处用了“进化”这个词，但仅仅这一处就闯下了滔天大祸。所以后来很多人，比如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拿着达尔文的这套理论说：“你看，弱者就应该被淘汰吧？我们强者就应该生存吧！”后面的斯宾塞 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华莱士因独自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著名，促使达尔文出版了自己的演化论理论。 [2] 英国生物学家，因捍卫查尔斯·达尔文的演化论而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他为了对抗理查·欧文的理论而提出的科学论证显示出人类和大猩猩的脑部解剖具有十分的相似性。有趣的是赫胥黎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许多看法（例如“渐进主义”），而且，相对于捍卫天择理论，他对于提倡唯物主义科学精神更感兴趣。作为科普工作的倡导者，他创造了概念“不可知论”来形容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还因创造了生源论（认为一切细胞皆起源于其他细胞）以及无生源论（认为生命来自于无生命物质）的概念而广为人知。 [3] 英国生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与古生物学家。是皇家学会成员，曾对许多脊椎动物进行分类与命名。理查·欧文以其在古生物学与生物学的贡献闻名，且与王室关系良好，于1855年至1884年间长期任职大英博物馆，期间大力蒐罗生物标本及化石，促成大英博物馆自然史分馆的创立，因此获颁二等荣誉勋章。 [4] 英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所提出的一套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中，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中。他的著作对很多课题都有贡献，包括规范、形而上学、宗教、政治、修辞、生物和心理学等等。 [5] 美国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与科普作家，职业生涯中大多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并曾在美国纽约的自然史博物馆工作。古尔德是一位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而不是生存竞争或生物渐变论。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推崇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承认，自然选择不是唯一答案，而是最重要的答案。 第十七集 反腐的曙光 有啥 故事 →美国官员为何自掏腰包请吃饭？ →屡遭总统反对的《信息公开法》 →“墙头草，两边倒”的国防部长 读下 简介 贪污腐败、地沟油、食品安全、假冒伪劣……面对一系列“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民愤官忧。西方国家利用简单的制度轻松解决了腐败问题，其中奥秘何在？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信任代价和制度成本。伴随着信息登记与公开制度的酝酿和发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腐败的黑箱终有一天被砸爆！ 美国人身上就带一点儿零钱，剩下的都是信用卡；有的中国人买房喜欢用现金，动不动拉一车的现金到售楼处去买房。 part 1 社会制度不是空中楼阁 万能身份证 前一阵子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一般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会读的红头文件，但是媒体朋友还是从中发现了一点儿料。有的人说，你看里面有不动产登记制度，房价受其影响是涨是跌呢？有的人说，你看，马上要实名上网了，这对网民自由是好是坏呢？他们关注的都是这个。 但是恕我直言，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真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咯噔”就有点儿像一个偷保险柜的贼，一直在等待锁和扣“咔嚓”一下合上。我突然在这份文件中看到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踏上现代化征程的那道门打开了。 @alonsx：如果仅仅做到信息集成，而没有信息公开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对比美国信息公开，把信息集成比喻成小区摄像头，我们会觉得摄像头很平常很普通，那是因为我们有权利去观看它，它保障了所有人。但当你没有办法看到摄像内容，那么你甚至无法知道他摄像的位置是在你的房间里，还是在你的浴室中。而掌控摄像头的人将更加是无忌惮，因为你可能被记录了一些东西，他却可以删除关于自己的摄像记录。再对比一下美国完成信息公开的艰难，那我国信息公开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些观点多少有些悲观，因为信息公开确实任重道远。 可能你会说，罗胖你过甚其词了吧？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文件中的内容，其中2014年有28项任务，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任务是什么？是以公民身份证为锁扣的，集成一切公共信息平台的一个统一的全社会信用框架。换句话讲，若干年之后，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中国人只用一个身份证号，就可以追溯到你几乎一切的社会信用行为。纳税啊，交通违章啊，有几处房产啊，多少存款啊，股票帐户啊，不动产信息啊，全部一目了然。 大家说这叫好事啊？这不就意味着我想炒房也不能炒了，上网说点儿什么也被政府知道了，这能叫好事？这是好事，为什么？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地沟油、假冒伪劣，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转型社会问题。过去我们都希望用严刑峻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来管理社会，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方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讲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儿邪乎，叫“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到了不可治理的状态”。当然他说这个“不可治理”不是从悲观绝望的角度来看的，他的意思是要先解决不可治理的问题，再来解决可治理的问题。 在孙先生看来，整个社会的制度是分两层的：一层是基础制度，一层是应用型制度。就像我们玩电脑的时候，应用程序有qq，ie和迅雷，但是你别忘了，支持这些程序运行的还有一个基础程序，叫windows，没有这个玩意儿，上面那些程序根本就用不了。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天天就是在建设上面的那些制度，而忘了底层制度的建设。 @wma6688：就如开头说的社会制度存在基础型和应用型，我觉得个人信息公开化至少在我们这儿不属于基础型改变，恰恰相反，还是属于应用型制度，因为这一套系统仍然是由少部分人管理，而这群人同时也管理着所有人。如果个人信息化制度付诸实践，可能朝两方面发展，一是确实对所有人施行信息公开。二是仅仅公开被管理者信息，而那群管理者信息仍旧不透明，或者公开部分可以公开的。您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哪种可能性更大呢？确实美国的例子就这样拿过来做比较还是草率了点，毕竟基础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 底层制度是什么呢？比如说现金管理。有人行贿，提一皮箱钱到领导家。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也不知地也不知，只有你知我知。这种腐败怎么治理？现在的腐败大案曝光，你不觉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吗？就是只有非常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才能让腐败大案曝光。一个叫杨达才的人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时把手表戴错了；一个叫韩峰的人写日记，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了；有的人抽烟抽得不对，结果坐牢了；小偷入室撬窃，发现床底下全是现金；情妇反目等等，都是偶然性事件才被曝光。 西方社会之所以腐败比较好治理，是因为它有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比如在美国，虽然这么多年来现金的使用量也在飙涨，但是美元一大半的现金是在海外流通的，本土流通的现金其实并不多。你到美国去看一看，人兜里像中国人似的动不动到银行存个几万美金，这种事儿很少见。美国人身上就带一点儿零钱，剩下的都是信用卡，各种各样的电子支付手段。所以美国就推出一项制度，只要你在社会上使用现金，比如一则交易你要使用现金，超过一万美金了，对不起，你要到金融犯罪网络去登记，他要确保这种大额的现金交易可以追溯。 可是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有的人买房喜欢用现金，动不动拉一车的现金到售楼处去买房，这么大规模的现金运作，就会导致社会缺乏遏制腐败的基础条件。再比如说公款大吃大喝这件事情，1998年公款吃喝突破一千亿，2002年突破两千亿，到2005年就突破六千亿，后面的数据我就查不到了，大家自己去想。2005年六千亿呦！ @雨泪花醉：干吗要想办法抓腐败？要设立制度让你贪污都没机会，人家美国贪腐少不是它抓得准啊，是它根本就不给你贪腐的条件，你权利没那么大，人家干吗给你送钱？朱元璋贪腐抓得好吧？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刑法也够狠，你想都能吓尿的惩罚，结果怎样呢？贪污一样严重，人都有侥幸心理，抓得再严都没用。 西方国家的反腐“绝招” 西方人怎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呢？前几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口头决议，说从此我们得整顿参议员和说客的游说集团的吃饭问题，吃饭得自己掏钱。甭管谁，只要跟游说公司吃顿饭，15天之内你得自己到网上登记说明，跟谁吃的、在哪吃的、吃的什么、价格是多少、点了什么菜等等。有人会想，这管用吗？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口头决议就管用？真的就管用。因为只要这些信息是公开联网，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下可追溯，这个方法就管用。 这些参议员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哪一顿饭这种小破事撒一个小谎就被废掉了，比如明明写着跟这个人在一起吃饭，过几天老百姓发现，那天在另外一个州看到这个人了，你撒谎，这一追溯起来，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就叫基础制度，它是一个保证其他制度在上面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所谓的反腐，所谓的制止大吃大喝，所谓的查抄地沟油，所有这些东西无论用多么强大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彻底根治问题。 @三觔土豆：虽然对自己的信息公开有点不爽，不过这个趋势的确也还是存在的，利大于弊。 传统社会其实就是受制于此，明代初年朱元璋惩治贪污腐败多厉害啊，比现在厉害多了。贪污十两银子直接剥皮揎草，什么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塞满草，吊在公堂之上，下一任县官上任的时候，旁边就是他的前任。意思是你看见了吗，贪污十两银子，你的皮下次就挂在这儿了。但是这样都没用。所以朱元璋晚年几乎是喘着粗气写了一句话，说：“这些贪官啊，朕一生就杀他们啊，杀得朕都累了呀，他们还是不改啊。” @kmou：我赞成这句话：“你不能享受高科技的同时，又要求隐私。”其实早在很长时间国家已经在建立这些东西，你以为银行免费为开个什么，送个什么，然后要求你做绑定真是那么好的事，其实就是在绑定你的很多信息了！信息公开化，难过的不是我们老百姓！ 在传统社会，当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是用人力，而所有的信息都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被汇集起来的时候，你怎么管？你严刑峻法、找典型、做运动、搞娱乐，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用。要知道反腐这件事情是在跟人性作斗争，而人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信息公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系统，它就是在解决我们社会的基本信用制度。当然，你可能也会说，这个东西治当官的是一方面，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被制住了？我们要干点儿什么坏事，政府是不是也都知道了？这对我们的隐私好像也不保准啊。 《1984》的“老大哥”预言 我们回到一本小说吧，这本小说发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叫《1984》，是一本很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是乔治·奥威尔[1]。他就构想了未来，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大哥”的组织，通过一个叫“电目”的东西天天盯着我们，要知道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电视还没发明呢。这个东西在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房间里都有，老大哥天天通过电子眼看着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 @不来也不去-飞：制度建设分两层：一层是底层基础运行制度，另一层是上层应用制度。完全同意，有一个好的操作系统，才能使更多更好的应用程序发挥作用。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他幻想的那个“电目”，那个电子眼确实到处都是，这本小说完成60周年的时候，英国的好事者还去查了一下乔治·奥威尔，到他的故居周围看，发现就在他故居周围500码的地方，有好几十个摄像头，当年他想象的“电目”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了呢？当拥有了电子眼之后，当所有人的信息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集纳和曝光的时候，到底是老大哥们更难受一点，还是我们老百姓更难受一点呢？琢磨琢磨这个，你就知道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这样的公共机制，对我们是福是祸。 罗胖荐书：《守卫底线》 作者：孙立平 part 2 社会转型期的巨大代价 “生人社会”的制度成本 刚才提到的孙立平老师，年轻的时候读书看到过这么一个段子。说晋商真是仁义啊，有一个财东生意做赔了，欠了另外一个财东六万两白银，实在还不上，怎么办？他就跑到人家门口，一个头磕地下，说明情况。对方哈哈一笑，六万两白银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欠了别人的钱，最后还不上，怎么办？送一个箩筐，里面搁一把斧头，这是当地的一个仪式，然后到人家家里。人家也是哈哈一乐，不就一千两银子吗？不要了。当时读的时候觉得民风真是纯朴啊，我们祖上这些儒商多有派头，多大数目的银两，说不要就不要了。 可是后来孙老师到山西实地考察，听当地的人把这些故事再说出来之后，就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了。当地人告诉他，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要想，在同一个村子或者同一个镇上，大家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住在一起，你家老祖宗给他家老祖宗趴在地上磕过一个头，那就算是永远抬不起头了。 @大楼楼：改变社会，需要“日拱一卒”的精神，也需要“日积寸功”的步法。看惯了国人开车的霸道和自私，厌倦了社会中人人为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尊。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我等只有从自身做起，影响周边人，教育好下一代，坚信法制、理性、民主终会到来。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信用关系，靠多次博弈，靠相互之间的知根知底形成一种信用机制。所以你一旦不守信用，那种惩罚可不是当时这一个人丢脸哦，是千秋万代子孙后世永远的丢脸哦，这种惩罚机制就可以建立起来。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一种城市生活，按照芝加哥社会学派[2]的说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一种隐名匿姓的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对门住几十年，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办公室同事一起工作几年了，你还不知道对方住哪儿，这在原始生活的村落里是不可想象的。但现代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与我们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就没有多次博弈的机会，那怎么建立信任呢？没有信任我们又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wspuwu：西方的那些信息管理追踪只是手段，根本在于政治体制，或者说作用于体制之上。而且西方的民主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了，那时候还没有信用卡之类的东西。 @战鹰飞翔：其实讲的就是经济学里的博弈论！ 中国社会现在恰恰是一个转型社会，介于原来的“熟人社会”和现在的“生人社会”之间的状态，很多社会矛盾就这样发生了。关键点就在于所谓的制度成本。《罗辑思维》此前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制度成本。举个小例子吧，几年前我当记者的时候到温州采访，当时正好中国放开民间的小额借贷，一个当地的老板刚刚开了一个小额借贷公司。我就问他，说：“大银行都不敢做这种小额借贷，因为信用成本太高，你怎么就敢呢？”他哈哈一笑，说：“我们温州人哪家要借钱，他们的信用状况怎么样，生意做得好不好，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银行是没办法搞清楚的。”你看，这就是制度成本。不是说制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关键是花多少钱能够建立这样的制度成本。 @505905480：无论罗胖观点是否与我的思想相同，他每讲的一个主题都将在我脑海里碰撞。不论对与否，它至少让我的脑筋转动了。 收穷人的税，放富人的水 为什么现代社会一定需要以公民的单一身份为基点来联通这个人所有的信用信息，关键就在于这里，这是建立现代化社会的关键一步。举个例子，前几年中国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的学费问题，很多学校、银行都推出了大学生的贷款。可是后来怎样呢？很多地方还款率不足80%，有20%多的人就赖掉了，银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住他们的毕业证，说你不把钱给我，毕业证就不发你。有人说不发就不发呗，不要了。反正满大街都是办证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填写自己是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和教育部认可的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相差多少？相差60万。那个时候是2000年，还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办证小广告啊，想想看现在有多少？所以，一个学生证能对别人起多大约束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跟随人一辈子的社会信用体系，你怎么样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用呢？ @左德fefe：说得很好，虽然评论里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引起公众的思考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在物欲横流的现今社会，思考国家民族正确的前进方向，是难能可贵的。而在困境中思索积极解决方法的，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在的网络里充斥了抱怨悲观和一些自以为看透世事而欣欣然的放弃论者，而去积极改变自己改变社会的人却难以看到。都说现今社会改变有多难，能难过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期，那时的改变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而现在很多人只会在键盘上敲出几个抱怨的词，就说太难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改变不难，缺少的是决心。 再比如说，现在都说中产阶级税赋高啊，所得税不合理啊。到底是所得税不合理呢，还是我们的基础制度没有建设起来？现在中央征税只能说，谁收入高就征谁的税，可是那些收入真正高的人，谁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谓的收入高的，都是那些填工资单的人。坐办公室的白领嘛，hr部门给你发工资，然后单位代缴代扣嘛，自然就知道你挣了多少钱，所以所有这些税赋都堆在白领身上。国家并不是不想征收那些富人的税，关键是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少钱？连他老婆都不知道，老婆离婚的时候还得找私人侦探去查他老公到底有多少钱，一个税务部门又怎么知道呢？这就是当社会基础制度尚未建立的时候，我们构建一个生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缺憾。 伴随着信息登记与公开制度的酝酿和发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腐败的黑箱终有一天被砸爆！ 当然，我们说的基本制度不仅包括现金管理、统一的信息平台，其实也有道德问题。只不过这种道德必须也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制度之上。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让他朋友给他寄一个手机，结果回家打开包裹一看，手机丢了。他直接找英国的邮政局投诉，邮政局二话没说把手机钱赔了。中国人会说，这英国邮政局胆儿可够大的呀，怎么就敢直接赔这个钱？这要是中国的商家还不得反复核查，到底有没有丢啊？是不是你自己黑了呀？等等。 西方的很多社会制度恰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制度很严密？错！其实制度很粗糙。欧洲的很多地方的火车站都没有什么检票口，买完票直接上月台就行了。有的电话公司做活动，送新手机，只要你以后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交话费就可以了，签一个字就可以领走。据说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就去领，领完红的再领个绿的，然后回家问家里人，你喜欢红的还是喜欢绿的？家里人挑得不亦乐乎。 @lizhipan：有几点说得没错，我在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国家真的是基于诚信的社会制度。地铁、轻轨、火车，这些都没人查票，停车也是自己自觉去交停车费，没人管的。在网上买东西，如果家里没人，快递员会直接给你的邻居签收，一帮人去酒店或健身馆，都是自己点些饮料、点心什么的，最后结账的时候，你直接走不付钱都没人知道，自觉地话主动去付钱，而且你自己说喝了什么，服务生就给你按什么算钱，根本就不记录你这个人到底点了什么。不是所有人但至少大部分人都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是诚信社会。有了这样的基础，你还需要靠各种各样的围堵或惩罚措施吗？当然在德国一旦被发现不诚信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虽然现在国家强大了，但我还是发现有很多贪小便宜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一个典型家庭，父亲好意思把那白领的、多领的手机给家人挑吗？他的家人会看不起他的呀！而这种看不起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惩罚，这种逐渐建立起来的道德惩罚，就会形成一种道德水准，这是生人社会构建信任的基础制度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建设才刚刚开始第一步。 罗胖荐书：《重建社会》 作者：孙立平 part 3 美国的信息关联与公开 美国人抗议“中央数据银行” 建立任何一项基础的社会制度，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就拿今天说的，建立一个基于个人身份证背后的统一的个人信息集成平台。其实这件事情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个人信息集成在一起，这叫信息的关联。另外一部分呢，是把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公民都可以查询，这叫信息公开。这两件事情实现难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反对的人不一样。第一件事情老百姓反对，因为暴露隐私啊。第二件事情政府反对，因为太麻烦嘛。如果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要去查这个，查那个，然后问责政府，让他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多麻烦啊。 @代总∈：不管怎么说。咱们大家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民主，更富强，更人性化，更有安全感。我感觉这套逻辑不错。而且有国家已经用了，咱们是发展中国家，多学习和思考一些发达国家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按部就班，要适当地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作出修改。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年份，1965年。1965年在历史上没什么大事，但是在美国发生了两件很有趣的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息的关联，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家提出一个设想，说能不能把一个人背后所有的信息都集纳在一起，建立一个中央数据银行，这样就可以方便很多啊，对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非常有用。可是这个法案提出来之后，反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去冲击，最后都没能通过。最高的一次民调反对显示，65%的人反对，说好担心隐私暴露。你想想看，当个人的所有信息都集成在一个平台上之后，会产生1+1＞2的效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家小区门口只有一个摄像头，那它只能够扫描到你进去的那一刹那。可是如果这个摄像头一直在，覆盖掉所有的时间节点之后，那产生的是什么效应呢？就是你的轨迹就被监控了。前几年，有人爆料说台湾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嫖娼。陈致中说：“没有，我那天在家呢。”反对党的领袖就说：“好啊，你不说你在家吗？这样吧，把你们家小区的录像调出来看，看你几点几分回的家，然后我们一直看这个录像，一直看到你出来的时候为止。如果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出来，那就证明你在家。”陈致中傻了，怎么也提供不出这段录像。所以，他到底撒没撒谎呢？一目了然。这就是信息集成后非常要命的1+1＞2的效应。 @白路星：我觉得没人说就没人思考，它的存在就必有它的意义，对于他的说法，很多人看到了共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如果把一个人的银行帐单、手机通话记录、房地产登记、旅行轨迹，所有的这些信息集成在一起，这个人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秘密可言了。这就是老百姓反对它的理由。从1965年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数据银行，但是通过商业的、互联网界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变相的中央数据银行早就已经成立了，只不过人民还在反抗。这是1965年发生的第一件事。 @上官云哲191：社会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开始。会增加个人的犯罪成本，引导人克制人性中的恶，但这一机制如果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还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可以任意修改信用记录，那整个体系就没有意义了。也会变成统治的工具了，或许该换操作系统，而不是升级几个补丁。 美国历任总统反对《信息自由法》 第二件事就是一个叫约翰·摩斯的人，这个人当了一辈子议员，因为得罪了很多人，也不能获得提拔。但他一生干了一件事，就是《信息自由法》在美国的推动。他是一个民主党议员，刚开始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政，当然这事肯定通不过，因为政府最烦的就是这件事。什么信息自由，老百姓都来查档案我还过不过日子了？但后来换了肯尼迪，肯尼迪是民主党总统啊，咱自个儿人啊，肯尼迪的形象又那么好，以开明著称。可肯尼迪说，你别添乱了，还干这事儿？民主党再开明，以大局为重嘛，那么多国家秘密都开放了怎么行呢？民主党政府也反对这个事儿，所以这份法案一直没能通过。但是这个家伙有钻的精神，就拱啊拱啊拱，一直拱到连肯尼迪都遇刺了，然后约翰逊总统，当时的副总统都当上总统了，终于才把这件事情拱过了。 @ggostop：重建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在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是重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外国人所表现出的素质其根本在于他们爱自己地国家，他们的政府给与他们的是相对的公平与公正，这样就会让一个人不会过分地在乎人情社会观念，不会过分束缚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往来，因为你想要解决的大部分困难政府都会帮你解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老百姓而待遇悬殊。中国之现状已经不是简单的治理问题，政府与公民过分脱节一定会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现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思想最现实的公民。 1965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自己的信息。约翰逊总统本来就特别烦这件事情，曾经暴怒地问他，“你是要把我这届政府搞黄吗？”约翰逊是个老政客了，这个人有个习惯，大事儿小事儿每天记日记，什么破事儿都写。然后但凡总统签署法案，一定把记者请来，镁光灯一大堆，然后要做个小仪式，你看，我又历史性地立下了这座里程碑，我又签署了一个什么什么法案。但是唯独这个《信息自由法》，约翰逊总统就死活拖着。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参众两院都通过后，总统必须在十个工作日内签署，如果不签署就等同于你否决，那就要进入一个更可怕的流程了，如果参议院再用2/3的票数通过，总统再否决也没有用了，总统就很丢面子。所以约翰逊一直在家里憋着，直到第十天的夜里，才把这份文件带回家，找了一个角落黯然地签了。而且这件事在他的日记里半字未提，可见美国当政者对这件事有多反感。 当然，这个法案通过了有什么用？当时美国的行政部门一共有27个，无一例外全部都反对这件事，说一个神经病疯子跑到这儿来要求信息公开，要查询信息，我都要接待，那我还不得烦死啊？所以27个部门个个都不通过。 等这法案通过之后，那就有的是招儿啊，各村都有各村的地道嘛。比如说，拖，这是第一招儿；第二招儿，贵，当时真的贵啊，复印一页政府的信息一美金，一页一美金，然后查询记录一个小时7美金，贵死你，让你查不起。第三，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什么这个保密啊，这个涉及国家安全啊，等等。所以这个模式又继续推动，后来又搞了一个《信息安全法修正案》，这时候又是下一任总统福特，福特总统就更过分了，直接否决，什么十个工作日，他直接否决了。但最后参议院也没饶过他，终于以2/3以上的票数，强行通过了《信息自由法》修改的一个法案。 互联网的难“掩”之隐 这件事情里面更有趣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1914年，11岁的奥威尔首次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篇诗作《醒来吧，英国的小伙子们》。《动物庄园》和《1984》为奥威尔的传世作品。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等新词，甚至成为日常通用语汇，可见奥威尔和其作品在英语国家的巨大影响。 [2]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一段时间后成为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 [3] 拉姆斯·菲尔德早在年轻时代已加入美国国防部工作，专责海军事务，并取得军衔，1975年已被当时美国总统福特委任做国防部长，乃历届内阁最年轻的国防部长。下台后仍留在国防部工作，并担任多项与国防有关的公职。当乔治·布什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时，拉姆斯菲尔德被布什委任再出任国防部长一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出任国防部部长的人。 第十八集 反腐黑箱必被砸爆 有啥 故事 →昙花一现的“午夜法官” →一纸判决化解“干戈芒刺” →“米兰达警告”的双刃剑效应 读下 简介 美国司法权威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美国影片中频繁出现“米兰达警告”为何成为嫌疑犯脱罪的“帮凶”？罗胖有曰：“信息公开在中国终将实现！”而制度性的种子是怎样生根、发芽、开出公平之花，结出正义之果？复杂漫长而又曲折的国家制度构建过程与追女孩有什么必然联系？本期《罗辑思维》节目结尾，罗胖亲任总前委书记指导“战斗”，教你如何成功追到女生。 这个立宪会议上吵得一塌糊涂，连续好几个月大家被关在费城炎热夏天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吵得不可开交。 part 1 马布里诉麦迪逊案 联邦大法院“鸡毛蒜皮”之争 上期《罗辑思维》留下一个话题，就是信息公开这件事情在中国会不会像在美国那样被政府左推右挡，要很多年才能实现。我们讲过，任何一个社会基础制度的建设都会经历曲折的过程。问题是最终它会不会达到人们期望的那个彼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在2007年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2008年5月1号正式实施。实施这么多年了到底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说某某律师跑到某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然后政府部门左推右挡，似乎不太顺利。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观点是，不管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有些制度性的种子一旦种下，它就会顽强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是我对中国信息公开的一个基本信心。 @小爷大号孔祥明：看了那么多期的《罗辑思维》最大的感想就是：罗振宇你应该给《罗辑思维》的小编涨工资啊。每期视频虽然另加文字都不多，但字字精彩啊！老罗说的观点独到。极力推荐！ 那么这个信心从何而来呢？今天就说几个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个小小的理念，是如何穿越历史的长河完成它壮丽地勃发的。 先讲第一个故事吧，这是美国建国初期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场博弈。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老革命家们就回家了，说好了，英国人走了，我们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但是过了几年发现不行，国防没人管，外交没人管。家老革命们就说还得攒成一个国家啊，所以1787年又召开了一次立宪会议。这次立宪会议上吵得一塌糊涂，炎热夏天连续好几个月大家被关在费城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各个州的代表在那儿吵，吵的问题无非是州权大，还是联邦权力大，黑奴到底应不应该废啊，吵的都是这些问题。 @找不到真头疼：就像《盗梦空间》里面说的：“一个念头只要种下，肯定会生根发芽，这种趋势是挡不住的。” 而有些问题当时作为一些基本原则大家都接受，比如说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应该分开，这个观点在欧洲社会已经普及很多年了，所以美国人觉得这就是前提。不管国会怎么设立，总统应该怎么选举，最后还应该设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宪法上就讨论到这里，这是一个设计得非常粗疏的制度。所以最开始国会和总统这两拨人，因为总统有权嘛，国会有钱嘛，所以这两拨人闹得非常热闹。唯独这第三拨——联邦最高法院，这是一个非常古怪而尴尬的部门。你说它是干吗的？审案子就审案子吧，最开始几任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那些法官，天天在全国巡回审案子。那个时候巡回审案不像今天，美国上空随时飘着两万架飞机，那个时候坐着马车，夜里宿小店，从这个州跑到那个州审案子。哎呀！苦不堪言！ 第一任联邦最高法官叫杰伊[1]，他干了三年之后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说他回老家当州长去了，这个联邦最高首席大法官自己不干了！后来总统就反复求他回去，他写封信说真不能干，说这个职业既没有尊严，又没有事儿做，完全是浪费青春，所以那个时候联邦最高法院就是这个状态。 建国初期关于联邦最高法院争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博弈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法官上法庭要不要戴英式的假发这个问题。最后杰克逊总统说了一句话，说：“你看戴上那个假发，就像披着一团乱麻的老鼠。”这句话出来之后所有人都不争了，说行，那就不戴吧！你看，这反而成了当时法官的大事儿。 但是，只要“司法权应该独立”这个种子在所有人的意识里种下之后，就一定会有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跳出来，让它开花、发芽。 总统与大法官的角逐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美国联邦第四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法官[2]。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牵扯到在美国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案件——马布里诉麦迪逊案。 这件事情的缘起发生在1800年，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联邦党人竞选失败，亚当斯总统黯然下台。上台的是反联邦党人，美国著名的开国元勋杰斐逊，政权交替。 @momofireice：也许他的观点不能全部被接受，但正如他所说的种子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 杰斐逊是州权主义者，说最好联邦的权力越少越好，各州管各州的事儿；而亚当斯是一个联邦主义者，当时美国的政治斗争主要是这两派。亚当斯知道自己竞选失败了，他的国务卿正是马歇尔，马歇尔跟马上要接任的杰斐逊是远房表兄弟，他们在一个学校读的书，也都是亚当斯的内阁成员，但这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却截然相反，生活作风也截然相反。杰斐逊的生活非常奢侈，而马歇尔的生活非常低调，两个人之间的故事非常多。 @沉默牛人：有意思，有料，值得一看。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结构，包括行为体相对关系以及白纸黑字写下的正式规则安排；一部分是进程，是行为体对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执行。这二者衔接的关键是制度文化决定了制度前途。但文化是动态的，可以是制度依赖的土壤也可以同时被制度熟化改变。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你是否愿意相信。 总而言之，在亚当斯临卸任的时候，他对国务卿马歇尔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要任命你为美国联邦法院的最高首席大法官，你来替我们联邦主义者把这个摊子看住，看看有什么事儿可以做。”利用司法分支这样的一种职权来帮助联邦主义者坚守住自己的政治理想。 于是亚当斯在临卸任的时候，他和马歇尔两个人就干了一件事，紧急任命了一批各层级的法官，一共40多名。这批法官称之为“午夜法官”，为什么？都是紧急赶写任命书，然后送到参议院去通过，然后再赶回来送给总统签署。 好！亚当斯任期的最后一天，他们俩一直忙到了半夜，然后就把一批任命书发出去了。可是，历史的巧合就发生在这里，亚当斯签署完最后一批法官的任命书之后，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发出去。第二天改朝换代了，杰斐逊总统上台，他的国务卿叫麦迪逊，麦迪逊到办公室一看，亚当斯和马歇尔粗心哈！十几个法官的任命状没发出去。那麦迪逊说那我就不认了，既然没发出去，还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就全当这事儿没发生。 你看，出现矛盾了，一方面说总统签署了就应该算数，一方面说没发出去怎么能算数呢？两方矛盾，矛盾的核心就是这几个已经被亚当斯任命的法官，其中就有一个人叫马布里。当然马布里这个人也不是说贪图职位，现在说任命一法官、一局级干部，你给人废了，人跟你玩命。但是这个人不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富商，不缺钱。但是他作为一个联邦主义者，他说我就要较较真儿，凭什么对我的任命已经签署却不算数呢？于是他就起诉了当时的国务卿麦迪逊。这就是著名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 这个案子多么具有戏剧性啊。新任国务卿扣押了老国务卿的任命案，但是别忘了这后半部分更精彩，老国务卿现在当了最高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他要来审判这件案子，而他本人又是这件案子最重要的当事人，你说这个案子有多热闹吧？ 那么，马歇尔法官利用这个案子最终会达到什么目的？他赢没赢？考验他政治智慧的时刻到了。 罗胖荐书：《总统是靠不住的》 作者：林达 part 2 美国司法权威的最终确立 住地下室的马歇尔大法官 让我们穿越回到1800年，再去瞅一眼这位可怜的马歇尔大法官吧。当时整个亚当斯总统的班子全解散了，一卸任全回老家，就剩他一个老人家，孤零零地在一个反对派聚集的京城里，守着一个孤零零的所谓联邦首席大法官的一个职位。那个时候他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他就跟首都规划委员会商量了半天。大家说，哎呀！太可怜了这个人，要不给他拨一间办公室？国会想了半天说，那就把地下室的一间空房子给他吧。一共多大呢？22英尺，这间不到5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他首席大法官的办公室，最高法院的法庭就全在那儿了。 @请叫我啊志：赞成乐观，更需要学会乐观！看到现实，乐观安慰，更需要慢慢改变。播种了不一定发芽，但发芽了肯定是有了种子的。 当时马歇尔就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官司，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他面对的局面非常微妙，因为作为联邦政府司法的分支，他手中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也没有枪，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杆笔，能写判决书，可是这个判决书写完了要是人家不认，那你怎么办呢？他根本就没招儿，那时候的情形就像一个小孩儿跑到一个彪形大汉面前说：“你要怎样？”冲人喊着：“你给我让开！”彪形大汉要是轻蔑地笑了笑就不让，你怎么办呢？那就意味着美国整个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要被推翻，或者要经过剧烈地整合和博弈之后，才能够重新回到一个稳态，这种政治后果是马歇尔大法官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担的。 我看过后来一个美国法官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思，他就说，其实马歇尔当时是不愿意引起任何剧烈的纷争的，因为如果引起剧烈纷争的话，就意味着原来的宪法设计本来就有问题。马歇尔是在试图心平气和、风平浪静地解决这件事情，而同时又恢复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 @往夜由戏：罗振宇，在知识快餐化的时代，我们这些祖国未来花朵在您死磕n多书后，才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未被中国特色化的常识，茅塞顿开啊，喜欢《罗辑思维》这档节目，习惯了每天听您讲一分钟话和每天一篇小短文！ 一纸判决化解“干戈芒刺” 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下，马歇尔其实非常清楚，不管他是否发出最后的强制执行令，虽然这是最高法官理论上保有的一种权力，可以强迫行政分支来执行某一种法律，可是他心知肚明，杰斐逊总统绝对不会执行这个法律。这两个人是世仇，一直对立，杰斐逊私下就说，你看坐在最高法院的那个人，别看他不动声色，但是他步步为营，所以对他一定要小心着点儿。而且杰斐逊早就放出风来，不管马歇尔怎么办这个案子，什么强制执行令，他不搭理。马歇尔知道，即使他签署了这一张强制执行令，也不起任何作用。 所以，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马歇尔大法官做出了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智慧的判决。马布里诉麦迪逊，第一项：“你该不该收到任命？”判决书上写应该，因为亚当斯总统已经签署，应该被任命。第二：“我应不应该签署强制执行令让你上任？应该，”因为这是宪法授予他的权力，公民权力受侵害的时候，法院应该给予保护。但是到第三点的时候，马歇尔大法官突然来了一个大转身，说：“这个案子你诉错地方了，你就不应该到我这儿来诉，因为开国先贤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没有授予最高法院管这些鸡毛蒜皮案子的权力。我们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个法案，说授权最高法院来受理这些案件，但我认为这违宪。所以，国会通过的这个法律无效，马布里不应该找我这儿来打官司，你爱上哪儿打官司就上哪儿打去。”最后就是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这个判决结果起到怎样的法律效应呢？第一，当时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紧张对立一下子就化解了，因为这个案子不存在了。马布里一看，唉！算了吧，都拖了好几年了，还上什么任，自己撤销了。杰斐逊那边呢，想做反应都没可能，因为人家法院根本就没受理。 @风中之神139：罗胖的理论是对的，但实际就真不是这样。就像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一样，理论是对的，问题是你现在没有钱，周围的因素可能就真等不到你有钱的那一天。你这个理论也是一样，可能某组织就真等不到信息公开的那一天就散了，就翻页了。 第二，就是通过这一纸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这才是马歇尔真正要的。他作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从此拥有了一项权力，就是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行使司法复审权，国会通过什么法律都没有用，我这儿说你违宪你说的法律就是白纸一张。 所以，这个案子虽然没有解决马布里上任的问题，但是彻底确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整个司法系统、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性位置，也正是通过这一纸判决，马歇尔大法官为美国这个国家机器装上了一个制动闸，不管民主也好，总统行政权力也好，是不是发疯，他作为首席大法官都有权力把刹车踩下去，宣称这个法案违宪。 这个案子判决之后，马歇尔大法官乘胜追击，开始对一些地方州通过的法律行使违宪的司法复审权。可以说从这个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就彻底建立了起来。1835年，马歇尔大法官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一个叫托克维尔[3]的法国青年人来到美国旅行，然后据此行的见闻写了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这是国际政治学上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用最大的热情赞颂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制度。 当一个念头只要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逐渐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制度稳定下来。 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其他任何国家，从来没有创制出如此强大的司法权，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本身，全部寄予这七位联邦大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行政权依靠他们去抵制立法机构的侵犯，而立法则依靠他们使自己不受行政权的进攻；联邦依靠他们使各州服从，而各州依靠他们抵制联邦的过分要求；公共利益依靠他们去抵制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则依靠他们抵制公众利益；保守派依靠他们去抵制民主派的放纵，而民主派则依靠他们去抵制保守派的顽固。” @云尚居：不管怎么样吧，重塑对生活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很重要。罗胖以美国为参照，勾勒出我们未来的图景。此图景很美好，但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实现。但就个人而言，还是努力吧。感谢罗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可参照的思维。 罗胖荐书：《打造美国》 作者：【美】詹姆斯·西蒙 part 3 米兰达警告的双面效应 “米兰达警告”的争议 所以你看，只要是在一个开放型的社会里，只要是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原则，不管在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制度设计是多么粗糙，只要在关键时刻有关键的人站出来，勇敢地修复和完善这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迟早会茎立起来，生根发芽。 @阿笨8208：阳春白雪，各取所需。不以点播量论英雄。我也看《晓说》，《晓说》更通俗轻松一点，《罗辑思维》更有知识深度。罗永远达不到《晓说》的点播量，这是受众群体知识结构的必然结果。罗的微信自媒体做得不错，每天60秒语音加一遍文章。向罗表示感恩。 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观念，在开放型社会当中是不是一定会走入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从而在制度上被落实呢？ 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什么是“米兰达警告”呢？你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剧，包括香港电视剧，你都可以看到警察在抓到一个嫌犯之后会念一句话，念什么？大体意思是：你可以保持沉默，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作为呈堂证供，你可以在你的律师的陪同下接受讯问，如果你没钱请律师，法庭可以给你指定一位。大概就是这一套，这叫“米兰达警告”。 其实这个警告的历史并不长，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1963年出现了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叫米兰达的人有一天突然被警察抓起来，说他犯了强奸罪，被害人也把他指认出来了，他当时也签字画押招供了，后来就被判了刑。可是判刑之后他就一直申诉，说我是冤枉的呀，我当时被警察吓坏了，他们用不当的讯问手段来折磨我，所以我不得不认罪。后来这个官司就一直打，最后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ok，判你赢！与此同时就立下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所有警察在抓住了犯罪的嫌疑人之后，必须给他念一段这个话，告诉他你现在可以不接受我讯问，你可以一直等到你律师来，你没钱我们还可以给你请一个，总之一定要把这段话讲完警察才能把他带走，而在此之前是不能进行讯问的。 @ark守护：当一个念头，只要它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地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作为一种制度，就会稳定下来。不管这过程当中，有多少反对力量，都会被历史大潮像浪涛拍击礁石那样一点一点地消融掉。 但是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个规则在美国的司法界还有大量争议，因为现实世界的案件并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是非曲直不是那么明显，总是很诡异，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有的时候就是一望而知，他就是盗窃犯，就是惯犯，就是强奸犯，对于这样的人，如果在抓到他之后就给他说“米兰达警告”，然后他真的会什么都不说，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很容易就脱罪，把他又放回到原来的社区当中，这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很大。所以到底是坚持被嫌疑人的公民权力，还是坚持司法公正？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和博弈。 “米兰达警告”是把“双刃剑” 举两个案子吧。一个案子发生在1968年，有一个人奸杀了一个小女孩，然后抛尸荒野。后来警察把他抓住了，抓住之后天降大雪，这个警察虽然也给他念了“米兰达警告”，但是在路上这个警察就想，要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吧。警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然后一路上就跟他说，雪下得这么大，如果明天雪覆盖了一切，可能我们就找不到这个女孩的尸首了，你看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我们能不能让她的父母在圣诞节之前找到她的尸体，给她过一个基督教徒的葬礼呢？后来这个犯人真的就良心发现，说行，我带你去找尸体，然后就把尸体找到了。可是后来到了监狱之后，他的律师跟他一商量，这个犯人就以这个理由，说警察不当讯问，在律师没到的时候诱供，所以这一段我招供的素材就不能作为证据。果然，官司打上去之后，这一段证据就没有被采纳，这个人就被放了。 1980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个案子。在罗得岛州有一个人持枪抢劫，抢劫完了之后被警察摁住，警察念完“米兰达警告”后就把他带到车上。刑警队队长跟这两个警察说，你们在路上千万别讯问啊，讯问完了咱白抓，这都是“米兰达警告”规定的，警察说我们知道。但是这俩警察在车上就聊天，说枪也不知道搁哪儿了，找不着，这附近有个幼儿园，万一孩子捡到这把枪玩出人命可怎么办？俩警察就在那儿着急，聊天就聊这个事儿。这个犯人坐他们对面，听了之后心里不是滋味，说这样吧，停车，咱回头，我带你们去找枪。本来找不着枪就没有定他罪的证据啊，但是这个犯人听到警察这么说，也担心孩子玩枪出事故，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枪找着了。 后来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犯人说警察不当讯问！然后又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还是判这个犯人败诉。最高法院是这样说的，说他俩聊天，并没有主观上的讯问意图，所以不能算讯问。判决书里还说，如果他俩的聊天透露了一些威胁性的内容，这就叫讯问。比如俩警察聊天说：“唉！这孙子就是不招啊，枪搁哪儿也不说啊，再不说下了车咱俩弄死他。”如果是这么聊天，那就算讯问。 “米兰达警告”为何不可撤销 所以你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整个法律体系里实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微调。当什么事情说不清楚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就会出面，找到法律、正义和民意之间的那个微妙的平衡点，直到今天，“米兰达警告”都一直在找平衡。 @赵苏杭_小米：第一次看到罗老师还是在几年前他在第一财经主持《中国经营者》的时候，从那时就深深地被他开阔的视野、敏锐洞察力，以及极具机智幽默与智慧的语言所折服；现在读他微信《罗辑思维》的信息，更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每天都有新的收获，谢谢罗胖子，虽然你瘦了！ 当然，有很多案子，包括很多法官都致力于推翻米兰达法则，说很多犯人在这个法则的“规则”下都不能被绳之以法。但是就在这几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纸判决当中正式止息了这场争论，说别争了，为什么？这份法律文书里是这么写的：“米兰达警告”已经通过美国的电影、电视剧传播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看过美国电影的人都知道美国犯人是享受这项权力的，这已经是美国的司法文化在全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争论了，“米兰达警告”不可撤销。 这个故事其实就在印证前面讲的那个观点：当一个念头只要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逐渐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制度稳定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察也好，司法部门也好，不管有多少种反对的声音，最后都会像浪涛拍击礁石那样被历史的浪潮一点一点拍回去，一点一点消融掉。这就是一个制度从念头产生开始到逐步建立的过程。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今天的主题：中国会不会走向政府的信息公开？我相信一定会。2009年就有这么一个案子：有一个上海的律师到发改委去，说你们不是搞了一个4万亿的投资吗？我现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刚开始发改委也是阻挡，公布的信息不完全，这个律师就申请行政复议，又被驳回，然后又去起诉，从中级人民法院一直起诉到高级人民法院，最后都被驳回，法院不予受理，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发改委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真的在逐条让步。一方面它驳回这种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另一方面它也主动地在官方网站上不断追加关于四万亿投资的细节。 所以，不要忽视一个具体案件的胜诉或者败诉，它就像海浪拍击礁石，久而久之总会起作用。所以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信心，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像追女孩。我上大学的时候，男同学追女孩我们经常成立一个叫总前委的组织，我经常是任总前委书记指导战斗。 其实我就抓住两点：第一点，只要你对这个女孩好，它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一定会在她心里种下点儿什么，虽然她此时可能是拒绝，可能是给你冷脸看，但不要紧，只要种子种下了，将来就有发芽的机会。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形成立体声，你追一个女孩，不要老追她嘛，什么99朵玫瑰，什么一万根蜡烛、女生宿舍楼下守一夜。追她是其中应有之意，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去搞定她的同班同学，搞定她同宿舍的闺蜜、她的妈妈、她的朋友，在她身边形成立体声，如果这些人都肯为你说好话的话，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念头已经嵌入到她的整个生态系统之后，那么她投降也就是时间问题。 信息公开一定会实现，我相信！ 罗胖荐书：《大法官说了算》 作者：何帆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当一个念头只要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逐渐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制度稳定下来。
[1] 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一同出使法国，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一起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789年至1795年他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2] 美国政治家、法律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首席大法官任期内曾做出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他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最欣赏的人才，推崇强大的联邦政府，认为各州权力应该处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甚至应该整合为一。他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亲密战友。 [3] 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知名作品。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以他游历美国的经验，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这本书成为社会学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1851年的政变后他便退出了政坛，并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只完成了全书的第一卷便去世了。 第十九集 交融创造新生命 有啥 故事 →小小马镫影响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 →水泥配方建成纽约城 →吃货祖师爷——哥伦布 读下 简介 小小的马镫影响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一份看似失败的水泥配方却建成了伊利运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吃货福音，但也让各国头疼。知识的产生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用途，很多平凡人贡献的关键知识点，它们汇集到历史的长河之中，就产生了澎湃的推动力。本期《罗辑思维》，罗胖带你领略那些不重要的小知识产生出的巨大影响：让知识激情交互，让思想充分做爱，让我们一起努力，实现更伟大的超越时空的“哥伦布大交换”吧！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吃货福音，要知道我们今天餐桌上几乎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来自南北美洲。 part 1 让知识与思想充分交融 “彼之蜜糖，我之毒药” 大家好！《罗辑思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自媒体品牌刚刚长成，“罗家有女初长成”就有人来求婚了，我们第一个商业合作伙伴是有道云笔记。初恋的滋味总是美好的，记忆总是深刻的，人也总是感恩戴德的，所以这一期我们豁出去了，用一整期节目给有道云笔记做一个长长的广告。 我们之所以和有道云笔记合作，最初是因为看上了它的一个功能，它可以把大家那些散碎的思想、那些平时一星半点零零碎碎的读书心得放在一起。我们希望这些放在一起的知识会发酵，产生奇妙的化合反应。 很多人都在问，知识有啥用啊？我明告诉你吧，知识在产生之初往往是没什么用的。比如古希腊的欧几里得，他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问：“老师，几何有什么用啊？”几何没什么用！想有用回家养猪去，在我这里人就是有爱知求真的本能，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至于为什么？不知道！ 确实，人类的知识长河当中无数重要的知识，都是没有什么目的地就诞生了，比如我们中学数学用表里的对数表，你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吗？据说是中世纪的一个僧侣用一生的时间，一个格一个格算出来的。至于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后来人们才发现用处很大。再比如说黎曼几何，它只是改变了欧几里得几何的一个前提条件，然后就推导出一个全新的几何体系。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跟数字游戏没什么区别，就是好玩，直到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黎曼几何可以用来诠释相对论！ 知识没什么用，但关键是知识得在一起抱团，得在一起形成多样性的化合反应，之后人们就会有奇思妙想。所以有一句话叫：“彼之蜜糖，我之毒药。”对你来说一个不太重要的知识发现放到一个正苦苦等待，索求而不得的人那里，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 我们都说谁发明了什么，就像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可是往前追溯你会发现，如果没有13世纪早期英国煤矿里用的那些机械的原型，如果没有整个中世纪欧洲钟表匠在机械构造上的发现，瓦特的蒸汽机是不可能被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再看整个世界人类文明的交流和汇合，这个现象就更加明显。就拿我们中国文明来讲，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好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比较小，但是历史上可不是这样，中国人为世界文明的贡献可大着呢。最典型的就是恩格斯说过，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到了欧洲，帮助资产阶级用大炮轰塌了骑士阶层建立起来的那些坚固的城堡，帮助欧洲人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迎来了一个灿烂的喷薄而出的近代社会。 可是有一个小东西，没准比火药还要重要，这是李约瑟讲的，他说欧洲中世纪整个封建制度的形成——不仅仅是它的结束——也来自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发明，这个东西就是马镫。 小小马镫改变欧洲战场 什么是马镫？就是人骑马时两只脚套进去的那个小铁环，使骑马人两腿可以固定在马背上。中国人拥有这个东西也很迟了——是在汉代之后，最早我们用马，比如春秋时期打仗用马，马是用来拖战车的，就是拉着战车跑而已；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1]胡服骑射，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利用马的速度了，所以西汉的李广大将没有留下什么传说，什么擂鼓瓮金锤、方天画戟，都没有。李广的本事就是能在马上射箭，射得很准，很远，力道很大。一直到汉代后期，三国时期关云长用青龙偃月刀的时候，马镫出现了，因为在马上可以形成白刃战。 @思考进房间：哎，蒙古人用马镫吗？只有从小不怎么骑马的汉族人才需要马镫，有需求才有创造。//@skykid9999：应该是匈奴人发明的，游牧民族其实就是靠有马镫的骑兵和农耕民族对抗。后来通过华夏文明传到了西方。西方人就以为是中国人发明的。//@难与君说：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马镫是中国人发明的。马镫是匈奴人发明的，而匈奴人如此分散，无法确认发明者属于华夏范围。2.现在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马镫出自东晋时期，这是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之后的朝代了。 马镫的作用就是把人的两腿固定在马上，腾出两只手来让马力和人力合二为一，这个青龙偃月刀平时得两个人扛着，一个是关兴，一个是周仓，但是为什么关羽大将一个人就能端起来？这就是借用了马的力量。 在欧洲早期战场上，比如说古罗马时期，那时最重要的兵种是重装步兵，骑兵只是附属兵种，起辅助作用。比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2]，他横跨欧亚两洲，横扫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虽然他的军队也有骑兵，可是你想一想，没有马镫的骑兵好可怜啊，从欧洲骑到亚洲，还得一路打仗，全靠两条腿夹着马的身体才能让自己不掉下来，想想都替他们累得慌。 但是到了公元8世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中国人发明的马镫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整个欧洲战场的战术水平发生了一次大升级。中世纪欧洲骑士打仗，穿着厚重的甲胄，拿着一根又长又沉的长矛骑马冲过去，两个骑士碰撞的一刹那，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马的冲力。人马合一，马镫的使用让骑兵能够在马背上进行白刃战，如此一来战争的景象整个就变样了。 @难与君说：问题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无法引发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崩溃，因为塞万提斯生活在中世纪结束后的一百年。不过，《堂吉诃德》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急剧衰弱，并且彻底终结了绵延持久的骑士文学。 这个故事如果仅止于此就没什么意思，问题是战争的变形导致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变形。一个叫怀特的人写了一本书，是关于技术变革和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的，由顾准先生翻译。在这本书里他提出，实际上骑兵是导致欧洲封建制度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养一匹马实在是太贵了。大家还记得引发中世纪社会体系崩溃的著名小说《堂吉诃德》吗？塞万提斯的这本书中，堂吉诃德是一个骑士，他能骑一匹瘦马，可是他的仆人桑丘连马都骑不上，只能骑一头驴，因为养马太贵了。有一则材料说在公元761年，一个叫伊萨哈德的人卖掉了祖上所有的土地和一个奴隶才换得了一匹马，按照当时中世纪的价格水平，大概平均要20头公牛才能交换得一个骑士需要的所有装备，包括马匹、鞍鞯、缰绳、马镫、箭、矛和甲胄。 这么贵的军事装备怎么才能负担得起呢？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也没什么文化，他们最缺乏的其实就是征税能力，打下那么一大片疆域，拥有那么多人民和土地，怎么才能把财富聚敛上来呢？最后他就本能地玩分封制，这一片归你，以后就是你们家的了，条件是你得骑你的马替我打仗，整个欧洲的分封制就是这么出现的。所以欧洲有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我的附庸，我的领主的领主就不是我的领主。这是分封制导致的一层一层关系。分封制其实解决的是为了马战而形成的社会财富的聚敛方式，没有分封制国家就没有办法聚敛财富来养活骑士。 马镫在中国为何失效？ 我原来读欧洲中世纪历史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明白。比如说中世纪有一个制度，说女继承人或者是寡妇必须结婚。好奇怪啊，中世纪的国王这么关心剩女的心理健康吗？后来我知道了马战的作用之后也就明白了，原来中世纪的时候，一个人享受的财富和他要应尽的义务是合一的，如果你是女继承人，或者是个寡妇，你在享受这些财富，但是你不替你的领主尽作战的义务，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必须再找个男人，然后让他来尽这个义务。 @不来也不去-飞：一个关键的小知识、小发明，可以由点及面地影响着无穷尽的未来！ 再比如说早年间我读江平老师的一篇文章，叫《罗马法的复兴》，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好，但是没读懂，为什么法律还存在复兴呢？一直到读完了《马镫》这篇文章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的财富观和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银行里有一笔钱，这就是我的私有财富，我就可以躺在上面吃，躺在上面喝，不需要再尽什么义务，这就是我的产权。可是中世纪的时候，这片产权是你的，但是你还要尽义务，如果不替领主打仗，这片土地就不是你的了。所以才会在中世纪后期出现所谓的《罗马法》，所谓私有产权意识的复兴。所以读懂了马镫才能读懂马战，读懂了马战才能理解什么叫作中世纪的封建主义。 当然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说胡扯！什么马镫？什么马战？什么封建主义？这之间有关系吗？中国人发明马镫，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层层分封制的封建主义？顾准先生在评注里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当时出现了一个叫商鞅的人，搞了一次变法，然后就形成了非常庞大又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在庞大地域上收税的问题。所以虽然后来的汉王朝、宋王朝也都有骑兵，可是他们的骑兵用的都是皇家的马场，根本不需要自己置备。 中国人有马镫，但是中国却没有产生中世纪式的骑士制度和封建制度，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对你没用的东西到别人那里没准就会产生非常奇妙的结果。 罗胖荐书：《顾准文集》 作者：顾准 让知识激情交互，让思想充分做爱。 part 2 水泥配方建成纽约城 差点夭折的运河 这一段给大家说说美国纽约伊利运河的故事。 让我们穿越到1783年的美国，那时候独立战争刚打完，英国人终于被赶跑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敢站在美国的大街上喊一嗓子，说我预测一百年之后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精神病，因为当时在美国东岸的这些港口城市里，纽约的城市人口是最少的，只有一万人，而费城、波士顿、查尔斯顿这些城市都大得多。纽约的位置非常尴尬，可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通过五大湖连接美国的整个腹地东部和中部之间的广袤地域。 @kkvvbing：老罗说得很谦虚，他说是给有钱人读书的，帮读书的，因为古代有钱人自己不读书，花钱请人读书什么的。其实我看这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我越看感觉老罗是给我们上课，不是帮我们读书。当然，老罗书看得不少，人家比我强，给我上课我也愿意听。问题是上课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好好地备课才敢给人上课啊，有的时候老罗虽然也备课，但是备课备得少了，自然就会被喷。因为能人志士可能都潜伏在深处，他们平时长期潜水不会发声，但是演讲的人一说错了，他们一出现，就变了一番天地了。 但是阿巴拉契这个山脉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它是从北到南的一座山脉，把东部的整个港口城市和中部的平原隔开了。为什么说它不厚道呢？你看我们中国的太行山就比较厚道，它也是从南到北隔开，但是它至少留了八个口，所以历史上叫“太行八陉”嘛，什么井陉口、白陉口等等，它留下了一些可以穿过的通道。所以中国东西方向的交流，比如山东和山西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障碍。阿巴拉契山脉虽然不高，但是左一个小山包，右一个小山包，硬生生地挡住了货物的通路。所以当时很多人想，我干脆绕过你，我先把中部产的那些粮食从俄亥俄河转运到密西西比河，然后一直绕过三千英里的阿巴拉契山脉，从新奥尔良上港口再运往欧洲，运费比穿过阿巴拉契山脉到纽约的陆路要便宜得多。 这就留给纽约人一个问题。这个城市要发展只有修运河，这是18世纪早期人们就想出来的方案，但是一直在搞革命战争嘛，现在革命战争打完了，终于腾出时间了。这个时候的纽约市市长叫克林顿，说要修这条运河。稍微匡算一下，老天，这工程量实在是太浩大了！要修一条560公里的运河，这相当于从北京到太原郊区了，而且还要建近百座水闸才能够把运河修通，虽然我们在隋炀帝时就可以修那么长的运河，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民来说，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工程啊。克林顿打草稿再一算，经费预算700万美金，今天在北京随便卖几套豪宅就700万美金，但那个时候整个美国联邦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2200万美金。 @歪歪王：每次看老罗的节目都能新增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知识，而且老罗总能把这些历史讲得妙趣横生，如果我以前上学时的历史老师是老罗，我考试就不会老不及格了！ 当时麦迪逊总统一听说这个计划，就说联邦政府一分钱都不会掏。麦迪逊是老革命家，是革命战争那一代的人，他挺不待见纽约的，因为纽约是老亲英分子的根据地嘛，就像我们四野的军官一到南京就觉得这是蒋介石老家，就不愿意把都城建在这儿是类似的心理。麦迪逊老觉得纽约是亲英分子根据地，他宁愿让商流绕过阿巴拉契山脉来到南部，试图在南部另建一个繁荣的中心。 联邦肯定不掏钱，所以克林顿只好自己招兵买马来干这个活。当时纽约城市小，实力差，所以他跟后来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一样，只能靠实习生。他就招了四个人，这四个实习生干活的时候就发现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在山地修那么长那么大的运河，但是没有水凝水泥，这是一种放在水里可以自动凝固的水泥，这种水凝水泥技术在当时不成熟。 这时里面最年轻的一个雇员叫怀特的就说：“这样吧，我去英国学学。”英国当时是欧洲最繁荣富庶、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他就跑到英国，走了几千英里寻找这种新型水泥的配方。 实习生发明怀特水泥 当时英国有一个叫帕克的僧侣，他发明了一种通过罗马水泥改装过来的水泥方式。那时英国刚刚建成了本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宅邸——方特西尔府，这个方特西尔府在一天夜里突然“砰”的一声倒塌了，它用的水泥根本不合格，是次品。但是这个水泥有一个特点，它在陆地上建房子不行，但是在水里凝结性非常好。所以怀特就仔细研究了帕克水泥，后来回到美国，仔细研究关于凝结剂的方案，最后发明出了怀特水泥。 @俺不是阿童木：1769年，瓦特对原有的纽可门蒸汽机进行改良，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完成对纽可门蒸汽机的革新，将其改进为“万能蒸汽机”，使工业发展摆脱了以往靠水力驱动带来的对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依赖，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改变了世界。 因为有了这种怀特水泥，整个运河的开凿工程就非常顺利。终于用了八年时间，在1825年这条连通伊利湖和纽约哈德逊河的运河建成了。这条运河建成后带来的效应是惊人的，原来一吨小麦从中部运到东部的港口需要120美金，现在只需要六美金，大幅降低了东西部间沟通的运费成本。 当时有人记载，第一年有13000艘船通过这条运河来到纽约，你站在纽约城一看，夜晚的时候简直太壮观了，从运河扑过来的那些船只就像萤火虫一样，它们给纽约带来了什么？纽约的人口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万人增长到几十万、上百万，而纽约这一个港口承担全美国的运输量从最开始只有6%，到1850年就涨到了60%。 所以纽约这个城市爆炸式的发展基本和这条运河相关，后来所谓“华尔街奇迹”和其他所有奇迹都和这条运河相关。可当你顺着历史的脉络再去追溯这条运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和一个叫克林顿的人相关，跟克林顿“包养”的几个实习生相关，和这个实习生发明的怀特水泥相关，而这个怀特水泥又和英国那个穷困潦倒的帕克传教士发明的一种完全不成功的水泥相关。这就是一个知识传承非常曼妙的曲线，一个失败的、看起来没用的知识，居然在历史上推动了那样一个庞然大物的产生。 最后我们再回望一下怀特这个人，按说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可是后来的故事非常悲惨。本来怀特做了一个商业计划，说我每卖一吨水泥提四美分，我就发财了。可是那些水泥生产商根本就不给他钱，所以怀特后半辈子基本上一直在打官司，最后也没要到这笔钱。他死的时候浑身是病，得了肺结核，老婆连丧葬费都掏不起，他就这样沉睡在历史里，很多美国人都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但是人类的知识长河就是这样奇妙，很多人贡献了非常关键的知识点，然后汇集到这条长河之中，产生了推动历史的澎湃动力，而他自己却不为人所知。这就是我们推出有道云笔记跟各位合作的一个理由，不管你多么默默无闻，你提供的一个知识片段将来都很可能会爆发出像怀特水泥那样的影响力。 罗胖荐文：《趣味生活简史》 作者：【英】比尔·布莱森 part 3 哥伦布大交换影响世界 吃货的祖师爷：哥伦布 曾经有人问我，说互联网这个产业的祖师爷是谁？木匠有个鲁班，连妓女都有个管仲可以拜，互联网界应该拜谁呢？我说你们就干脆拜哥伦布得了，因为哥伦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远距离人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的人，这不就是互联网精神吗！其实提到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不得不提到哥伦布那一次伟大的远航，他创造了一个词，叫“哥伦布大交换”。 @萧秋水：每次看完《罗辑思维》，我都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太无知了，太愚昧了，不说了，一说都是泪，赶紧学习去！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日子，1492年11月5号，这只应该是被全世界吃货牢牢却记住的一天，今天我们所有能吃到的好吃的都是在这一天开始诞生的。话说1492年11月5号这一天，有两个船员“噔噔噔”跑上船，跑到哥伦布那里说：“我们发现了一个东西，当地人管它叫玉米，磨成粉之后味道还不错。”也就是在这一天，哥伦布发现有两个美洲人弄了一把草，点着了以后闻那个烟，好像特别爽的样子，这就是烟草。哥伦布后来就把烟草和玉米带回了欧洲，迈出了伟大的哥伦布大交换的第一步。 随后欧洲所有列强都发现了这个新大陆，追随哥伦布的脚步，大交换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我们今天餐桌上几乎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来自南北美洲，比如说番茄、向日葵、菠萝、玉米、土豆、红薯、辣椒。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希腊餐里没有茄子，意大利餐厅不供应土豆，四川火锅缺了辣椒，东南亚没有咖喱，这些文明还是现在的样貌吗？ 梅毒肆虐世界，各国推卸责任 但是欧洲人也奉献了很多东西给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什么呢？病毒，尤其是天花。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经常会看到，说白人用自己的刀剑和枪炮灭绝了印第安人，其实据后来的历史考证，真正灭绝印第安人的是白人带去的病毒，因为两个大陆的隔绝造成那些病毒在当时的南北美洲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当地人对这些病毒压根儿没有抵抗力。印第安的很多部落都整部落死亡，比如纽约州原来有一个几十万人的部落最后只剩五万多人，用美国人的话来说，连一个洋基体育馆都坐不满。 据后来的统计，大概95%的印第安种族的灭绝都和欧洲人传播的这些病毒有关。当然，印第安人的诅咒也在发酵，他们也没饶了欧洲人，他们把一个自己很有抵抗力的病毒传到了全世界——梅毒。印第安人的体质对于梅毒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欧洲人就受不了。其实在哥伦布之后，欧洲人都在怀疑梅毒是哪儿来的？ 它的第一次爆发是在1495年，全欧洲大爆发，但是欧洲人互相之间都不认。英国人说这是法国人带来的，所以在英国辞典当中，梅毒叫法国花柳病；荷兰人认为是西班牙人弄来的，所以荷兰语当中梅毒叫西班牙花柳病；而欧洲大陆的人又认为这是英国病，大家互相推托责任。但后来据历史学家考证后发现就是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 当然，这个梅毒也没饶了中国人，在15世纪随着欧洲的一些冒险家来到中国，它在中华大地也传开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说：杨梅大疮，原来在中国没有的，古方没有，只是近期才开始流行，所以在当时梅毒又被称为广东杨梅疮。 @啊粒ken古：知识的蝴蝶效应，跨越时间、空间、生死间，啧啧啧，多让人高潮迭起的一集呀！ 你看，印第安人在历史的深处还在诅咒着全世界，你让他种族灭绝，他也回赠你一样东西。 当然印第安人还有一样东西更厉害，那就是烟草。过去别人屠杀他们那么多人，现在他们用烟草每天收割全世界人的生命，这就是哥伦布大交换，是人类文明交流中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 回到我们《罗辑思维》一直念兹在兹的读书吧，读书是怎么回事？读书就是摆脱了同时代人的交换，去和其他时代的人进行的知识的交换，所以它变得更安全，更有益，因为我们完全能够屏蔽掉那些像烟草、梅毒一样有害的东西，把那些古人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实现更伟大的跨越时空的哥伦布大交换。所以，《罗辑思维》的志向就是要形成这样一个知识交换的大社区。 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不知道你对知识交换的概念是不是更深刻了？难道远距离的知识交换不重要吗？难道跨时间的知识交换不重要吗？难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的知识放在一起，让它们自由交换不重要吗？难道让我们所有人通过《罗辑思维》和有道云笔记实现知识的自由联合，让碎片和思想在一起自由做爱，再生一个娃，不重要吗？ 罗胖荐书：《哥伦布大交换》 作者：【美】克罗斯比 可关注罗胖微信公众帐号（罗辑思维：luojisw）继续探讨本章话题。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前加“图书”二字，罗胖将看缘分回复。 未完待续，第二季更精彩 实现知识的自由联合，让碎片和思想在一起自由做爱，再生一个娃。
[1] 中国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嬴姓，赵氏，名雍。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修筑了“赵长城”。武灵王本人在前296年的沙丘之乱中被幽禁饿死，谥号为武灵王（“灵”为贬义谥号，表示“乱而不损”，赵国君主称王，自武灵王谥号始）。 [2]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致谢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原谅我一直延续到40岁的叛逆青春。 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给我的奇遇、笑靥和包容。 感谢一切曾经点亮我生命、加持我成长的人。比如张政，比如那谁，还有那谁谁谁。 在感谢国家之前，还要——感谢所有“《罗辑思维》会员”。感谢你们的选择和信任。感谢你们的到来、期待、忍耐和爱。 感谢申音。感谢我们说好的互联网实验的10年之约，感谢我们说好的不改初心。 感谢吴声。感谢我们一起摸索的未知世界，感谢我们共同领悟的恕道。 感谢一众团队。包括还在并肩战斗的史洁、杜若洋、李楠、钟博、崔颖、赵宜嵩、刘超杰、任珊珊、孙翘俏、李源、赵子裕、宁雪扬、冯雅能、郭羿君，及独立新媒所有的团队。还有已经转战他方的小伙伴们范春华、张民、黄晓月、高棋。感谢你们的付出和辛劳。我将倾尽全力，让你们人生中的这段日子不失梦想，收获骄傲。 感谢张小龙、傅盛等众多以各种方式帮助过《罗辑思维》的朋友们。罗胖和申音都是有良心的人。山高水长，必有后报。 感谢腾讯、优酷、网易。你们提供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播放平台和新闻客户端平台，免费、开放且强大。和你们相比，一切要在组织内看人眼色才可享用的资源实在是弱爆了。 感谢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它们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它让我心存敬畏又有所依恃。 感谢互联网和这个时代，它让一个江湖人可以放出自己的微芒。 感谢一切古往今来的先贤。你们创造了我言说不尽的知识和智慧。 罗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