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帅刘伯承》


 第一章 同一条道路

    时光的指针定格在1922年。自辛亥革命起，在仅仅十一年光阴里，四川督军的更迭便达到九次以上，各方诸侯及势力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令巴蜀陷入了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

    到1922年6月中旬，川军史上又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军之争。所谓一军，是指川军第一军，军长为但懋辛，以熊克武为领导，属于广东国民党体系。所谓二军，是指川军第二军，军长为杨森，以刘湘为领导，当时主要依附于北洋政府。

    随着一、二军矛盾日趋激化，杨森计划乘对方不备，速战速决，一举击溃第一军主力。由于事出突然，刘湘闻之很是惊愕，他的幕僚李公度也劝谏道：“不能与一军轻启战端，杨森等如此骄横，你必失败无疑。”

    刘湘的部将李树勋却支持杨森，他对刘湘说：“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

    刘湘一听，认为言之有理，遂同意杨森发起进攻。

    7月9日，杨森正式宣布向第一军作战，并在告士兵书中夸口道：“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七十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

    熊克武、但懋辛都是留日学生，系文人带兵，时称“长衫军人”。杨森则属于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加上第二军的兵力也多于第一军，若发动突然袭击，在他想来，岂有不胜之理。

    第二军先头部队星夜急进，然而攻入的却是一座空城，杨森这才知道熊、但二人早已有备。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统兵猛攻。

    战事爆发之初，第二军完全占据主动，第一军有计划地节节后退，半个月后撤到了杜家岩。

    杜家岩乃是熊、但所选择的决战之地。他们之所以对在杜家岩反败为胜抱有信心，不仅是因为此地居高临下，利于阻击，更是因为一位能打胜仗的勇士已经来援。  <h2>脑壳落了都不怕</h2>

    熊克武起初并没有注意到手下这名勇士。直到在六年前的一次宴会上，他碰到了一名当地人称“阿医生”的德国医生。阿医生问熊克武：“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请代我向他问候。”

    熊克武不知刘伯承为何许人也，只得含糊称谢。

    据阿医生说，刘伯承右眼中弹失明，系由他负责施行手术，安装假眼。手术前，刘伯承为保护脑子免受损伤，希望不要用麻醉药，但阿医生考虑到眼部神经分布细密，属于极度敏感区，一般病人难以忍受疼痛，于是还是使用了麻醉药。

    前后施行了两次手术，特别是第二次手术长达三个小时，麻醉药性因此消失。阿医生很是紧张，怕刘伯承休克过去，可是刘伯承非常清醒，这使得手术仍得以继续进行。

    手术过程中，刘伯承始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只是双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阿医生眼看着他大汗淋漓，汗水不停地顺着扶手流淌下来。

    手术结束后，对一个人竟然可以忍受如此的剜心之痛，阿医生感到不可理解，他问刘伯承：“你不痛吗？”

    刘伯承笑了笑：“不过是割了七十余刀罢了。”

    阿医生更加惊异：“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答道：“你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一定不会错。”

    动过这么多手术，没见过这么刚猛的。阿医生简直难以置信，他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真是勇士！”

    在赴宴之前，阿医生已经打听到刘伯承乃熊克武的部下。当着熊克武的面，他对刘伯承推崇备至：“刘先生的惊人勇敢及忍耐令我震骇，终生难忘。以西方的标准，他可称为‘军神’，贵军有勇士如此，将每战必胜。”

    熊克武听后很是吃惊，回去便进行了查询。一查，阿医生所说完全属实。刘伯承是熊克武所办的蜀军将弁学堂学员，自熊克武在川中开始“二次革命”以来，他就一直随熊转战川中，但因为职务较低，所以没能引起熊克武的注意。

    刘伯承所受的眼伤，来自于护国战争的酆都之役。当时刘伯承赤手空拳，在川东集合了一千多人的义军，靠着两百来支杂色破枪，硬是牵制了北洋正规部队六七个团。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熊克武竟然仍旧不知道其帐下有这样一位骁勇之将。

    熊克武在得知刘伯承的事迹时，刘伯承已不在军中。原因很简单，那些昔日的上级和同僚们都认为刘伯承少了一只眼睛，形同废人，没有人愿意再招纳和收留他。

    熊克武力排众议，立即派人将刘伯承请回军中，并任命他为九旅参谋长。

    如果不是阿医生的那番褒奖以及熊克武引起重视，刘伯承或许就要与军旅生涯告别了，现在即便重回军营，也还有一些人对他冷眼相看。刘伯承并不气馁，他付之以哈哈一笑：“脑壳落了都不怕，丢个眼睛算个啥哟！”

    1918年护法战争，刘伯承所属的第九旅与敌交战，对方隔江瞰制。由于渡河点过于暴露，部队几次抢渡都未成功，组织抢渡的营长急得直哭。

    第九旅旅长见状，断然将这名营长撤职，同时以刘伯承接替，再次组织渡江。刘伯承把部队稍加整理，厉声下令：“附北军队，乃帝制余孽。我将士当奋勇进击，冲过江去，不能怕死。后退者处以军法！”

    刘伯承选定了新的渡江点。他自己乘上第一艘渡船，冒着枪弹向对岸驶去，最终九旅抢占滩头阵地，消灭了守敌。

    其后，刘伯承又根据北洋军不善夜战的特点，以“摸螺丝”的方式亲自率部进行夜袭，同样大获全胜。

    护法战争结束后，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随即建立督军署警卫团，任命刘伯承为副团长。

    1920年，四川其他派系联合滇黔两军发起“倒熊战争”。刘伯承率警卫团与滇军激战。双方相持期间，恰逢刘伯承外出开会，滇军发动偷袭，前线动摇。刘伯承的部下派传令兵数人，手持大刀直奔前沿阵地，大声向士兵们呼喊：“奉刘长官命令，敢于后退者，不论官兵一律砍头！”

    溃退官兵闻听，赶紧又跑回各自阵地坚守。刘伯承治军之严以及在军中的威信可见一斑。

    当年10月，熊克武败退川北。他将警卫团扩编为第二混成旅，由原警卫团团长张冲任旅长，刘伯承任第一团团长。

    熊克武在军中有一批同乡兼留日同学，这些人以熊为中心形成了“十人团”。张冲是“十人团”中除熊克武、但懋辛外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有名的长衫军人。他从不带兵打仗，更不会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每遇战事，即将指挥权交给刘伯承，由刘伯承以指挥名义统辖全旅。  <h2>一发千钧</h2>

    刘伯承勇猛但绝不鲁莽。每次作战前，他必定要亲临一线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大到敌军主阵地，小到一座小土坡、一条干河沟，都会牢牢地记在脑子里。这时候的刘伯承显得极其投入和专注，常常不思饮食，不顾疲劳，有时甚至一整天都忘了吃饭。

    一旦战斗打响，他又表现得镇静自若，不慌不忙。熟悉其脾气的部下都知道，如果刘伯承这样吩咐军需官：“快给我下碗挂面来，打几个鸡蛋。”通常就已经是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在1921年的“援鄂之战”中，刘伯承率第一团在湖北与北洋军作战，敌军凭借一大片水田实施阻击。刘伯承赶到前沿观察后，即以一部兵力绕道侧翼实施佯攻，并以主力从水田正面进行强攻。

    事后有部下不解地问他：“团长，你向来不主张从正面硬攻，为什么这一次要冒险？”刘伯承回答道：“敌人满以为有水田可做障碍，我一定会从侧翼进攻。这种情况下，侧翼恰恰是敌人的硬脑壳，碰不得，所以我才要给它来一个出其不意。”

    敌军果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团冲过水田，将其予以全部包围缴械。

    经过援鄂一役，刘伯承以智勇之名闻于川军内外，按其战功，本应擢升，但刘伯承打仗前是团长，打完仗还是团长，并没有得到提拔。

    在一军遭到袭击时，刘伯承正在成都休养，情绪有些不快。熊克武特地亲自赶到刘伯承的寓所，多方劝慰，催促其赶赴前线。

    尽管心里的那块疙瘩仍未真正解开，但熊克武毕竟对他有识拔之恩，刘伯承知恩图报，遂不计前嫌，日夜兼程赶到杜家岩。

    刘伯承抵达杜家岩的当天傍晚，但懋辛便下达了反攻命令，并任命刘伯承为第一路军指挥官。

    刘伯承深知杜家岩一战性命攸关，从成都出发时，他就下令在嘉陵江上赶造浮桥，以便万一战事不利，可以为全军后撤预备退路。此时正是阴历六月，江水猛涨，浮桥屡被冲断，等刘伯承到达前线时，浮桥仍未架成，而但懋辛的反攻命令却已经下达。

    刘伯承对本部官兵们说：“我们现在已是背水为阵，唯有死拼一战，倘若后退，这一河嘉陵江水，我们是喝不干的！”

    他在前沿进行观察后，对战线正面的布置进行了调整，当晚就指挥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夜袭。刘伯承只有一个团，对方有两个团，但敌军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仓皇间不辨你我，两边自相混战起来。刘伯承抓住这一有利战机，趁势横扫敌阵，从而一举占领了杜家岩的前进据点。

    第二天拂晓，第一军全面反攻，杨森所部大乱，不得不全线后移至中滩桥，与第一军隔河对峙。

    隔开双方的只是一条浅水小河，第一军可以徒涉进攻，但攻守位置调换后，第二军极强的战斗力也开始显现无遗。刘伯承使用中央突破战术，指挥部队屡次猛攻，最后都归于无效，而己方的弹药却已耗费罄尽，官兵也气衰力竭。

    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认为战局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因此下令辎重部队向后撤退。张冲此举遭到了第二军总司令部的反对，军长但懋辛坚持不许后退。与此同时，刘伯承也不甘心就此功败垂成，他打算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并以这次总攻击来决定全军的命运。

    恰在此时，第一军第八混成旅张仲铭团驰援杜家岩。刘伯承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将这支生力军加入前线，而且仍然准备实施中央突破。

    张仲铭听后面有难色。他的部队通宵行军，士兵在彻夜奔驰之后，早已疲惫不堪，现在紧接着就要投入正面进攻，实在有些吃不消。

    刘伯承则深知，虽然第二军被暂时逼退，但杨森手中尚有六个团的预备队没有动用，不管是比数量还是比实力，第一军都不及对手。如果相持时间过久，一旦被杨森看出破绽，第一军仍不免一败涂地。

    张仲铭是刘伯承在蜀军将弁学堂的同窗，两人在军校时就交情甚笃。借着这层关系，刘伯承对张仲铭说：“目前除了中央突破，没有第二办法，值此一发千钧之际，唯靠你们集中一点做最后尝试了。老同学切莫扯筋，开玩笑了。”

    张仲铭一听此言，即率所部一个营加入正面作战，将早已筋疲力尽，成强弩之末的刘团四个营给替换了下来。  <h2>可笑的失败</h2>

    正午时分，趁对方忙于吃午饭，火力渐衰之际，张仲铭派敢死队发动进攻，夺下了敌军的机关枪阵地。

    中央突破战术能否取得成效，就是看能不能撕开并扩大缺口。刘伯承随后不断将后续部队注入这一缺口，第二军很快被割裂成两半，且彼此不能相顾。

    如同蚁穴溃堤一般，杨森的防线不可避免地崩溃了，部队也不得不向后溃退。第一军紧追不舍，不给对方稍事整理的机会，杨森一直退到夔府，才得以组织出新的防线。

    夔府并不大，聚集在城内外的除了杨森溃部外，还有孙传芳从湖北派来的北洋援军的先头部队，总计有上万人之多，使得小小城池，俨成兵海。

    兵多，但由于没有时间加以整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已大打折扣。第二混成旅其时共有两员团长级别的猛将，除了刘伯承，就是刘慕贤。刘慕贤下属的叶绍尧营作为先锋率先赶到夔府，并在夔府北面一举攻克了号称鬼门关的天险南天门。

    当叶绍尧营到达夔府城下时，天色已黑，大雨忽然倾盆而下，顷刻间平地水深尺许，部队攻城遇到了极大困难。叶绍尧绕城巡视，发现城内一股浊流正从墙脚的一处水洞中冲出，水洞很大，完全可以容人进出。

    叶绍尧营的士兵多为犍为、乐山、荣县一带的土著，那里临近大江大河，懂水性的人不在少数。叶绍尧心生一计，他从士兵中选出二十多人，组成了一支泅泳敢死队。

    敢死队由水洞潜入城中，先用一排枪声将守城门的士兵驱散，然后砍开城门，将部队放入城内，与守军展开了巷战。

    第二军自兵败杜家岩后，官兵早已丧胆，乃至于畏刘伯承如虎，骤听得刘伯承的部队杀入了城内，更是慌了手脚。巷战打响时，许多人都跑到夔府河边争渡，大小船只因此被一抢而光。后来者找不到船只，只得凫水攀船，在不堪其重的情况下，船只又翻掉了不少。

    杨森在黑夜中难辨虚实，便误以为刘伯承已率第一军主力赶到，于是也急忙仓皇出城。这个时候，他连凫水攀船的机会都没有了，靠临时找到的一块门板才得以渡过南岸，而行李文件则丢失一尽，情形十分狼狈。

    杨森一走，守军无人指挥，只得胡乱应战。叶绍尧爬到屋顶进行指挥，混战至半夜，他让士兵们向对方呼喊：“弟兄们！不要打了，缴枪的每人发给五元，各自回家。现在你们都饥渴了，我们备有招待，赶快停战休息去罢！”

    守军犹如惊弓之鸟，饥疲之余，本就无心再战，听到宣传之后，便纷纷缴枪投降。成捆的步枪被运交一座庙内存放，不一会儿把屋子都堆满了，事后检点，竟达到一万支左右。

    叶绍尧事先并不知道城内有这么多敌军，随其进城的部卒一共也只有一二百人，大家之所以敢于独闯虎穴，凭的完全是一股初生牛犊般的锐气。天亮后，刘慕贤率大队人马赶到，降兵们这才醒悟过来，均悔恨不已。

    攻克夔府，刘慕贤、叶绍尧虽然夺得首功，但在整个战役中一锤定音的却是刘伯承。正是刘伯承在杜家岩击溃杨森，才会有夔府的空前胜利和第二军可笑的失败。至此，在但懋辛所部诸将之中，大家都公认刘伯承最具军事才能，第一军将士也都对他特别重视。

    第二军被打败后，刘湘通电下野，杨森率残部离重庆东下，退驻鄂西一带，统计人数，仅余三四千人。眼见在四川已无立足之地，杨森一咬牙直接投奔了北洋直系主帅吴佩孚。

    这时北京政权正由直系所掌握，吴佩孚意欲用武力统一全国，于是便给杨森提供饷械，准备让他充当武力侵川的先锋。

    四川并没有因为刘湘、杨森的暂时缺席而安静下来，不久重又爆发内讧。吴佩孚趁机发出“援川”通电，授命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率各路人马侵入防务空虚的川东。

    杨森首先攻占万县，接着全力向重庆进逼。第二混成旅奉命援助重庆守军，其中刘伯承率第一路直援重庆，刘慕贤率第二路绕道由侧背夹击杨森。

    这次作战计划设想很好，但在实战中因包围圈过大，两部失去了联系，尤其是刘慕贤中了杨森的牵制之计，失去了合击的良机。

    刘伯承独自率第一路在寸滩与杨森鏖战，从阵地左翼给予了敌军强大压力。为了死里求生，杨森派兵绕至第一路后方，反过来形成包围之势。

    刘伯承已几乎将第一路的兵力全部投入一线作战，剩下来的两个连必须用以扼守高地，掩护侧背。要想击败杨森，就只能像杜家岩那样，增加类似于张仲铭的生力军。

    于是刘伯承急召调拨给他指挥的张斌旅增援。可是张斌认为自己是旅长，而刘伯承只是个团长，团长不能指挥旅长，因此拒不听命。

    发现情势危急，刘伯承连夜率部后撤。重庆守军势单力孤，随后也撤出了重庆，重庆遂为杨森所占。  <h2>反败为胜</h2>

    1923年5月，北洋政府的“曹锟贿选丑闻”被曝光，举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在广东重建军政府，熊克武被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开始兴兵讨伐曹锟，这就是历史上的“讨贼之役”。

    伴随着“讨贼之役”而起的，是新一轮的南北大战。当时共有八部人马盘踞成都，时称“八国联军”，他们都与第一军为敌，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入了北军阵营。

    熊克武在遂宁召开会议，决心进攻成都。第二混成旅直趋成都郊外的石板滩，与第一军正面进攻部队实施夹击，将“八国联军”截为东西两段。5月11日，联军撤出成都，向绵阳败退。

    刘伯承率部向绵阳追击，尚未得胜，数百里之外的成都再传警报：杨森从重庆出发，集中兵力猛攻成都，成都方面的“讨贼军”已败退至龙泉山。

    熊克武遂命令刘伯承紧急驰援。刘伯承率部昼夜兼程，用七天七夜赶到龙泉山。到达龙泉山时，官兵们已饥疲交加，接着又听到敌军尚未能够扩展到他们所在阵线，心理上为之一宽，身体立刻就支撑不住了，一个个全都躺倒在大道旁呼呼大睡。

    杨森很早就以“川中吕布”之名勇冠巴蜀。此番再次入川，来势更加凶猛，转战一两千里，无人能撄其锋。刘部虽见隙增援，仍无济于事，只得后退至场后高地。

    龙泉山为成都屏障，龙泉山一旦失守，成都将无险可据。不过在刘伯承看来，这一类似于杜家岩之战的态势，恰恰也为己方提供了反败为胜的可能。

    吕布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勇将，可惜有勇无谋。杨森的特点与吕布相仿，在川战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气势很大，尤其惯用中央突破来攻坚。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若让杨森攻坚得手，那就是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谁都挡他不住，可若是遭到挫折，立刻又会变得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正是估计到杨森会从正面猛攻，且除了这一招，并没有其他更高明的战法，刘伯承便集中了十二挺重机枪指向通往高地的要道。

    不出所料，杨森真的集中兵力对场后高地进行了夜袭，结果就遭到了重机枪的迎面痛击。当时正好杨森部队所据区域失火，火焰冲天，遍地红光，更有利于机枪手瞄准目标。杨部死伤惨重，前敌指挥官、杨森的侄子杨天骅也于此役战死。

    夜袭失败后，杨森也不知道变换打法，仍然一味蛮攻。到第三天，终于让他攻占了场后高地，但龙泉山的主阵地诸如张飞营、石经寺等，因地势更为险要，终究无法得手。

    一天天过去，随着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曾经气势如虎的杨森也逐渐泄了气。“讨贼军”派一个旅抄至侧背，隔河进行炮击，杨部立刻军心动摇乃至大溃。溃退时，又再次出现了夔府兵败时找不到主帅的情况，上上下下乱得不可收拾，部队一退两百余里，到资阳才得以组织防线。

    第二混成旅追到资阳后，即向敌阵右翼也就是五凰场阵地发动进攻。在进攻中，他们出现了一些伤亡，刘伯承马上发觉这是北军驻守的阵地。

    四川人习惯将北洋政府派来的北方部队统称为北军，援助杨森的这股北军乃是从湖北开来的鄂军。鄂军子弹多，士兵的枪法好，又是尚未直接参加过战斗的生力军，所以才使第二混成旅碰了个钉子。

    此时原来指挥第二路的刘慕贤称病在后方休养。刘伯承独挑大梁，集合全旅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决定实施夜袭。

    刘伯承指挥作战，以部署周密著称。夜袭前，他对攻击目标、攻击时间都一一进行了明确，连预备队怎样紧跟前面的出击部队，从而扩大战果以及继续追击敌军，也没有遗漏。

    当天晚上无雨却有微风，庄稼地里瑟瑟作响，十分有利于掩护部队的行踪，直至出击部队匍匐接近鄂军阵地，仍未暴露目标。一声炮响之后，出击部队杀入敌阵。鄂军毫无防备，顿时溃不成军，旅长宋大霈从梦中惊起，赤着脚就由后院跳墙逃跑了。

    天亮时，“讨贼军”发起全线进攻，鄂军完全崩溃，杨森部也连带垮了下来。  <h2>抉择</h2>

    在一定程度上，打仗打的就是军需和后勤。北军和杨部溃退后，得到了重庆援军的大批饷弹接济，其实力恢复得很快，而“讨贼军”方面却出现了补给困难，于是熊克武决定腾出时间赶造枪弹，筹备军饷，待秋凉后再分路进攻重庆。

    8月，“讨贼军”分两路向重庆进攻，其中第二混成旅作为左翼部队，沿大足向重庆方向前进。

    第二混成旅需要对付的当面之敌主要是北军。当他们进至大足境内时，北军已在大足外围部署防御。不过在经历几次失败后，北军的力量已经式微，近乎于不堪一击，刘伯承当天就指挥第一路占领了大足城。

    入城后尚未来得及追赶敌军，第二混成旅又接到命令，让他们赶到荣昌参战。

    去荣昌一看，并无敌情。官兵们都很高兴，认为可以借机休息一下。于是部队便以营为单位，买了好多猪肉，准备打个牙祭，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肚子。孰料到中午时分，城外突起枪声，并且很快就兵临城下。

    第二混成旅立刻紧急集合，冲出城外将敌击退。事后了解，来敌是驻于泸州的唐式遵师，为杨森第二军的基干部队。当时天气酷热，守卫荣昌的警戒部队跑到河边洗澡，被唐式遵给发现了。唐式遵认为有机可乘，但他没想到第二混成旅的机动速度会如此之快，居然连夜就赶到了荣昌。

    经过这次教训，大家认识到，泸州未下，若径直去攻重庆，唐式遵就可以经荣昌袭击本军侧背。“讨贼军”前敌指挥部于是决定集中包括第二混成旅在内的三路兵马会攻泸州。

    原计划统一行动，但友军欲抢头功，先冲上去了，结果接连败北，最后便只剩下了第二混成旅这一路。等到第二混成旅也展开进攻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不仅被阻在了五峰顶下，还阵亡了一名营长。

    旅长张冲召集众将商议，问怎么办。

    其实在三路缺了两路，三部会攻的计划已然失效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再进攻五峰顶，已经得打上一个大问号了。因为即便第二混成旅能够得手，也无法再单独攻入泸州，且只会白白消耗实力。

    当时第二混成旅早已成为第一军里战斗力最强的骨干部队，其胜负往往关系到第一军的成败，如果第二混成旅提前打残了，势必于整个战事不利。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怕别人说自己是畏战，轻易不愿说出自己的意见。刘慕贤已经归队，也同样不发一言。

    这时刘伯承恰好赶到。他分析说，右翼友军纷纷退后，敌军已经前进，并将威胁第二混成旅的侧后，所以眼下不是要不要进攻五峰顶的问题，而应该赶快派出一营将右翼敌军击退，从而使右侧阵线与中央和左侧阵线平齐。

    刘伯承早已是第二混成旅的灵魂和实际决策者。他的意见立刻得到了将领们的支持和拥护，张冲便派出一营执行清理右翼的任务。

    右翼的清理，使得第二混成旅没有了被敌抄袭或截断后路的顾虑，入夜之后他们即向后撤退，重新构筑出新的前进阵地。

    两天后，唐式遵派代表前来交涉停战。原来杨森与刘湘虽为一家，但内部又有分别，刘湘字甫澄，部属称为甫系，杨森字子惠，部属称惠系。唐式遵属于甫系，他就藏了一个保存实力，以便为刘湘东山再起充当资本的念头。

    第二混成旅若是继续进攻五峰顶，他没有退路，只能奉陪，现在第二混成旅既不攻五峰顶，又随时保持着进攻姿势，他便想到可以达成停战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随着泸州战事的结束，“讨贼军”再无后顾之忧，进攻重庆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

    第二混成旅作为主攻部队，再次沿大足斩龙坳向重庆进攻。这次阻击他们的是黔军，鉴于上次大足之败，黔军在兵力配备上更加雄厚，战斗力也不像第一次守大足的北军那样麻木脆弱。第二混成旅发动的两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刘伯承亲赴阵地前沿观察地形，一发子弹打过来，正中大腿，顿时血流如注。

    见刘伯承中弹，部下急忙上前为他包扎。见伤口包扎后仍然红肿异常，众人情知伤势不轻，便连夜将他由大足送往成都医治。

    刘伯承在战场上早已不是第一次受伤，但这次受伤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将因此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  <h2>良心债</h2>

    刘伯承入院时因流血过多早已不省人事。收治他的是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经院长艾琉梅亲自进行抢救，刘伯承才得以脱离危险。

    由于天气炎热，伤口被感染，变得又红又肿。艾琉梅认为必须进行截肢手术，以免血液中毒危及生命。

    已经丢了一只眼睛，若再少掉一条腿，等于和军人身份完全告别，这对刘伯承而言，比死还痛苦。因此他坚决不肯截肢，为此还和艾琉梅大吵了一架。

    无可奈何之下，艾琉梅只得同意施行手术。未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不仅没有血液中毒，那条伤腿还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艾琉梅十分诧异，他对刘伯承说：“你的腿能保存下来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你应不忘上帝之恩，终身信奉上帝。”

    刘伯承哪会相信这个，他微微一笑：“上帝怎能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

    刘伯承出院时，艾琉梅专门赠送了一副拐杖，说：“你的伤不久就可痊愈。不过我看你腿上肌肉坏死太多，手术后损失太重，即便伤愈也会成为瘸腿。我的这副拐杖可作你的终身伴侣。”

    艾琉梅是个好人，可他并不了解一个中国的职业军人。刘伯承听后大笑：“世上有拄着拐杖走路的军士吗？请留下送给别人吧！”

    艾琉梅有作为一个名医的眼光和经验。刘伯承的伤口愈合后，伤腿果然伸不直。

    弄了半天，还是个瘸子，刘伯承如何肯甘心。他经常自己做腿部牵拉，有一天还把腿放在凳子上，让人猛坐他的伤腿，企图用这些办法使大腿恢复原状，但除了难当的疼痛外，并没有什么作用。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成都的老中医成了刘伯承的大救星，他用中药包给刘伯承敷伤腿，终于使得刘伯承的腿慢慢地开始痊愈。

    又可以重新奔赴理想之路，但无休止的川战却已令刘伯承感到了深深的厌倦。

    自从军到这一次受伤，刘伯承在四川军界也已经厮混了十一年光景，但要是有人让他说出各个部队的番号，他还是不能一口气回答。因为四川的军队实在太多了，而且番号重复，常有两个、三个、五个部队共用一个番号的奇葩现象。

    掌握这些军队的诸侯，但凡大一些的，没有一个不想充当统一四川的“英雄”，从熊克武到杨森再到刘湘，莫不如此。问题是四川只有一个，统一四川的“英雄”也不会容许出现两个，于是诸侯们便全都大展纵横捭阖之技，今天联合，明天反目，同学、同乡、亲戚骨肉全都因此做了他们争斗场上的牺牲品。

    民国以降，四川内战之剧烈和频繁，为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所难以企及。不仅同学相残，同乡相残，亲戚骨肉相残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老百姓也深受连年兵祸之苦。

    在当初的重庆保卫战中，刘慕贤中了杨森的牵制之计，围攻仅由少数地方民团防守的城池，以致失去合击良机。攻入城池后，他因此迁怒于城中居民，将有些普通百姓也当作民团成员予以杀戮，引起了时人颇多非议。

    你说刘慕贤故意要伤害或蹂躏百姓，却也不尽然。以刘伯承自己的经验，他所遇到的将领，只要一谈到民间所受兵祸的痛苦，脸上大多会浮现出悲天悯人、怅然若失的表情。

    退一万步说，就算能把这些良心债全都一股脑儿抛开，刘伯承也有职业生涯难以拓展之感。

    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志大才疏，眼光短浅，根本无法容纳时俊之士，第一军高层因此长期被“十人团”把持，其他将领即便战功再高，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像刘伯承这样不可多得的良将俊杰，熊、但也只是嘴上重视，实际上不仅不肯放手扶持，而且还处心积虑地逐级加以限制。

    为将之人，有一定的职位才能有一定的作为。还是重庆保卫战，身为旅长的张斌拒绝接受刘伯承指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人家这么做也确实没什么错——向来都是旅长指挥团长，哪有团长指挥旅长的？

    作为特例，给个尚方宝剑，应一应紧急情况，或许可以，但在第一军中却成了常态，以至于形成了第一军打胜仗靠第二混成旅，第二混成旅打胜仗靠两个团长的怪圈。

    刘慕贤是第二混成旅里仅次于刘伯承的第二号战将，其人虽然有刚愎自用的缺点，但性情憨直且作战勇猛，很得军心。按理早应擢升，但他和刘伯承一样，都是一做团长就是很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讨贼军”收复重庆，熊克武首先升的也不是刘伯承、刘慕贤，而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张冲。熊克武任命张冲为第三师师长，如果张冲前去任职，刘慕贤倒有了顺势由团长升旅长的理由和条件。可是张冲从不上阵，害怕到别的部队后领不了兵，居然来了个坚不就职。

    刘慕贤最后的升职希望也破灭了，他一肚子愤懑。当时军阶制度里没有准将，但刘慕贤却语中带刺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是官居准将。”

    “讨贼军”一进重庆，刘慕贤便称病不出，并表示脱离第二混成旅。于是张冲只好直接指挥，他没有什么指挥能力，官兵们对他又不满不服，这支曾经在川战中享有“战必胜，攻必克”威名的部队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  <h2>唯有奋斗</h2>

    在刘伯承负伤休养期间，前方战事开始急转直下，熊克武统辖的各路部队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成都，其中亦包括第二混成旅。这时候熊克武又想到了刘伯承，决意促请他重回军中，为此一日数次派人登门催劝。

    上次受伤后，刘伯承肯应熊克武之请出山，是对熊克武尚抱有希冀。现在他已看清了对方“用你靠前，不用靠后”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不愿意再跟那位只会坐享其成的老上司张冲合作，于是便下决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已经开始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而这还要从他在成都的两位朋友谈起。

    第一位朋友是吴玉章。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刘伯承初见他的时候，正作为孙中山广州政府的代表被派回四川。他们虽然岁数相差很大，但私交甚笃。在刘伯承养伤期间，吴玉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校长，平时常去看望刘伯承。

    1923年秋，经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那个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人——杨闇公。

    杨闇公中等身材，体格瘦弱，戴一副深度眼镜。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说话不快不慢，但非常有力。讲到关键处，还会将上身微微向后挪动一下，然后右手稍稍抬起，就好像拉开了弓，扣紧了弦，即将满引待发的样子。紧接着，又突然挺身昂首，右手猛然伸直，仿佛利箭似的，用力往前一推。

    这时候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以至于过去很多年后，有些亲身聆听过他演讲的人虽记不住内容，但杨闇公的声音笑貌、动作姿态仍历历在目。

    杨闇公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仅待人和蔼可亲，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组织能力。他结识刘伯承时，回川不过数年，然而已在四川青年和左派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一些人慕名求见，第一次见面就对杨闇公的精明能干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大革命时期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杨闇公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吾国近来的政治中枢已失，如要望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是俟河之清！”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是人的寿命很短，要等待黄河自己变清是不可能的。杨闇公主张作为青年人，要把“清平政治”的责任扛在肩头，奋力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坚信“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

    正因为时刻都有“责任重仔肩”般的意识，杨闇公在平时的交往中就注意结交民间的优秀分子，以便为今后行动储备中坚力量和骨干。刘伯承身为军人，不仅机警过人，而且勤于学习，头脑异常清晰，决非碌碌者可比，加上又有远大志向和抱负，因此立刻引起了杨闇公的好感。他不由得感叹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杨闇公看重刘伯承，刘伯承亦为杨闇公的人格魅力和才华所吸引，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他们朝夕相从，每天长谈八九个小时，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到政治时局，无所不包。

    刘伯承比杨闇公大五岁，但他总把杨闇公当成自己的老师，虚心请教。在讨论问题时，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也不盲从，坚持不经深思熟虑，绝不轻率简单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在政治倾向上，已从国民党左派转向信奉社会主义，并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有意介绍刘伯承加入自己的组织，为此曾征求刘伯承的看法。刘伯承说还没有想好，他坦率地告诉杨闇公：“（如果）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听后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对刘伯承更加钦佩。当时许多学生文人不求甚解，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时髦或个人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工具，杨闇公认为刘伯承不跟风，不做作，对朋友能够坦承相见，“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h2>必不致老死于牖下</h2>

    杨、刘确为君子之交。得知刘伯承在军中不受重用，杨闇公忍不住为他抱屈：“唉，（因为）忌才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知湮没了多少智能之士！”

    尽管多次拒绝熊克武之请，但刘伯承对第一军和第二混成旅都是有感情的，眼看着部队一天天走向失败，心中也颇为不忍。在朋友的劝解下，刘伯承曾欲再找老军长但懋辛谈一谈，以便共扶危局。

    杨闇公固然希望刘伯承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是在刘伯承尚未想通的情况下，他同样愿意自己的好朋友先尽展其才，所以也竭力鼓动他去找但懋辛。

    未料但懋辛比熊克武还不如。熊克武虽然顺利时不肯对刘伯承委以重任，然而一旦时势危急，他却还知道刘伯承的重要性，乃至不惜以爵禄相诱。但懋辛则是懵懵懂懂，好像没有了刘伯承等良将，他自己还照样能玩得转一样。

    刘伯承屡访但懋辛不得，对重回第一军完全绝望。这时第一军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糟糕，刘伯承过去的老同学张仲铭深知成都一旦失守，杨森决不会容许刘伯承留在成都，于是便邀请和安排刘伯承去自己在川南犍为的老家养伤。

    临别时，杨闇公一直将刘伯承送出成都南门外，又在柏树森森的武侯祠交谈了一会儿，两人才依依惜别。

    刘伯承不得不远走犍为的遭遇令杨闇公为之扼腕，他直言熊克武、但懋辛之辈“目小如豆，乌足与谈天下大事”。

    在杨闇公看来，熊、但能在以往的川战中暂时占到上风，不过是机会较好罢了。他预言：“我看这些幸运儿用不了许久的时间，连立锥的地方都会没有的。”

    杨闇公虽长于社会活动，然而友人之中，能被他用“有才识而抱大志者”冠名的不过四五人而已，刘伯承即在其列。他深信，以刘伯承之才识，必不致老死于牖下，若假以时日，两人也一定可以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行。

    尽管刘伯承仍未承诺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杨闇公却早就将其引为自己的同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拟设法使其（指刘伯承）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刘伯承出走犍为后，第一军即在内忧外患中一败涂地。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了由吴玉章任校长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吴玉章筹划举办“五一”纪念会，有人就到杨森那里告状，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为的是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他杨森。

    杨森一听这还了得，立刻在成都市内实行戒严，同时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吴玉章在成都站不住脚，便决定邀刘伯承一同到外地进行考察。

    在犍为养伤期间，刘伯承的心情其实非常抑郁和低落。他少年时的朋友谢南臣寄书问候，信中说有一诗相赠，但是附有赠诗的那页纸却漏寄了。刘伯承有感而发，遂写诗一首，诗的上半部是：“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独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刘伯承所居的犍为五通桥风景优美，尤其是落花时节，更是春色满园，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可是人有什么样的心境，眼里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刘伯承在繁花中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第一军这朵曾寄予他人生奋斗理想的“名花”每况愈下，直至一蹶不振，到了最后，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这是怎样一种凄凉。

    吴玉章的看望和邀请，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意识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他必须有勇气探索新路，迎接未来。正好经过调养，腿伤也好了大半，于是他便欣然和吴玉章结伴离川。

    他们首先去了上海。在那里，他们才得知，原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就成立了，早于“中国青年共产党”好几年。

    之后，刘伯承又随吴玉章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对中共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在此过程中，慢慢开始确定自己的“方道”。  <h2>优人之后</h2>

    刘氏家谱记载，秦末汉初，刘家有兄弟四人：刘伯、刘仲、刘季、刘交。老二刘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而老三刘季却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不料刘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竟然取得天下，成了开创盛世的一代君主。

    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在一次为父亲祝寿时开玩笑说：“您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小子，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刘仲。可是您再看看现在我和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呢？”

    殿下群臣听到后皆呼万岁，刘邦大笑为乐。

    作为皇帝的哥哥，刘仲被封为诸侯王。有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刘仲的后代逐渐败落，其中有一个叫刘政富的人举家迁至较为偏僻的四川开县，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

    刘政富在家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手艺高超，但能接到的打铁活并不固定，活儿多的时候，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去，一旦活少了，就难以糊口。好在刘铁匠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知道他会吹唢呐，远近邻居一有红白喜事，就来请他当吹鼓手。开始是纯粹帮忙，以后别人总要给点谢礼，赶上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也就成了家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副业。

    刘政富有六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前面五个都没读过书，长大后也都做了农民。有一年，其中一个兄弟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给种上了，那一年正遇上大涝，刘家的稻子早早就收割了，未遭到水淹，而别人家的稻子却都淹死了。

    水退之后，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使他们难得地有了一点余粮。又碰上米价好，在把余粮卖掉之后，日子便稍稍富裕了一点，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

    刘政富很高兴，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哇，也许刘家还能再兴旺起来！”于是他就破例送最小的儿子刘文炳读书，指望刘家以后能借此有个出头之日。

    刘文炳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在附近私塾教书为业。这个刘文炳就是刘伯承的父亲。

    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刘政富去世。刘文炳同几个兄弟分了家，靠教私塾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境很不宽裕，但刘文炳还是像当年自己父亲所做和所希望的那样，把刘伯承送进了私塾。

    刘伯承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赶上开县举行科举考试，父子便同去县城参加应试。两人都通过了预考，按照他们的考卷情况，到正式考试时，都很有把握考个秀才。

    可是好事多磨，有人看他们预考成绩不错，便心怀忌妒，暗中告了父子二人一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

    在旧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吹鼓手这一行当同剃头匠、修脚匠、优伶、娼妓是一类，属于“下九流”的“优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因为刘伯承的爷爷刘政富当过吹鼓手，刘家就由皇族之后成了优人之后，刘文炳、刘伯承父子正在不能参加科考之列。

    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参加考试前，除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要填写上至祖父一辈的三代履历，也就是俗称的查三代。如果考生隐瞒出身，一经查出，不但要革除功名，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同问罪。

    刘氏父子报名时填写的三代履历是“农民”。主考官接到状纸后大惊失色，不由分说便将父子两人逐出了考场。

    不但如此，开县衙门里还要继续追查，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找人到衙门说情，才算了结了官司。告状的人也趁此机会公开跳出来，对刘家奚落了一番。

    被逐出考场这件事，对刘家父子而言都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刘伯承当时只有十一岁，其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更是不言而喻。成年后的他性格温和，极少动怒，但只要一提起这件往事便愤怒倍加。

    在旧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人士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当这条阶梯被粗暴截断，人们便只能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刘伯承后来叙述这件幼年的大事件时说，他对此既充满愤怒，但同时也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启示：既然旧时代不给穷人以机会，那穷人也就不要给它机会。

    革命，革命，革故鼎新者是也，这是很多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心路。其实当初刘伯承选择加入以同盟会员居多的第一军，其价值取向就已显露无遗，正如杨闇公所言，他们走向同一条道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杨闇公回到四川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再次探询其志向。已经下定决心的刘伯承在回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

    1926年，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h2>改旗易帜</h2>

    刘伯承离川之前，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杨闇公鼓励他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便发挥他的军事特长。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在广州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但他觉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更适合自己，于是又随吴玉章回到了四川。

    刘伯承回川不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揭开了序幕。北伐军出师之后连战连捷，陆续攻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吴佩孚不仅主力被歼灭，就连老巢都丢失了。武汉逐渐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心。

    四川大小诸侯，除了已失败的第一军属国民党体系外，其余打的都是北洋旗号，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番号也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得来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哪一个北洋派系当政，他们就投靠谁。皖系段祺瑞执政，他们便站在段祺瑞一边，直系吴佩孚上台，他们又依附于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诸侯本准备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同时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慑于北伐军的声威，他们只得暂时以“保境安民”、“地方自治”为号令，以便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进行站队。

    四川军阀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对北伐军具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杨森，仍同吴佩孚藕断丝连，如果他从所驻防的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配合北伐，解除杨森等人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也对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但是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四川同志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为推动军阀们倾向革命，四川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要求响应北伐的函件。

    眼看时局已不可逆转，善观风色的四川诸侯们开始认识到如不改旗易帜，立即就会有跟吴佩孚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其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所属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

    一度最为大家所担心的杨森率先在万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做过刘湘的部下，也曾入据成都，做过统一四川的梦，但不仅又被刘湘给赶下来，只能占领万县一带。他第一个改旗易帜，并不是急匆匆地要参加国民革命，而是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

    杨森一就职，刘湘也赶紧在重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以免杨森扛着革命的旗号来打他。

    杨森、刘湘做了榜样，其余的人也竞相模仿，由国民政府授予的各个番号都相继出现于川西北。

    军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个“革命军人”，但所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他们对此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后，在重庆召集军官们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腰间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仪三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把军阀刀吗？”

    要想改造这些旧军队，就只能加强兵运工作。过去杨森在云南带兵打仗时，朱德曾经搭救过他，基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出任杨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以推动他进一步向国民政府靠拢。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川军中仍有三支队伍无动于衷，连北洋的五色旗都不肯更换。首先是顺庆的何光烈。他和吴玉章有旧，起初曾向吴玉章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打算聘请对方在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任校长。

    可是不久顺庆丝厂爆发了罢工工潮，当地资本家和士绅便向何光烈请愿，对他说：“你还要请吴玉章做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怎么办？”

    何光烈因此反悔，不再言及国民革命。吴玉章派人来办理嘉陵高中的开学事宜，也被他一口回绝：“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

    第二个是刘存厚。刘存厚早期辉煌过，一度甚至有统一四川的趋势，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后来没落了，这反倒使他对过去那段时光更为留恋，他在绥定防区所挂的招牌仍然是“四川督军行署”。

    第三个是赖心辉。他的地盘在泸州，但常驻重庆。赖心辉的情况与刘存厚有相似之处，北洋政府曾委任他为四川省长，赖心辉就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重庆公馆门口。

    何光烈也罢了，四川老百姓觉得赖心辉、刘存厚既可怜又可笑，就送他们两人一副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

    四川党组织多方做过这三名军头的工作，但都归于无效，尤其对顺庆的何光烈，可以说本来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最后却因急于求成而失败了。杨闇公感到甚为可惜，不由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  <h2>前抵后拉</h2>

    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应该采取“前抵后拉”的办法来对付剩下的顽固分子。前抵，是指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拉，是指利用各地方军阀相互间的矛盾，使之彼此牵制。

    这时杨闇公已在重庆组建国民党四川党部。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的指挥机关，因驻于莲花池，所以又称莲花池省党部。1926年秋，杨闇公在莲花池省党部内召集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正式决定在顺庆、泸州发动起义（简称顺泸起义）。

    顺庆的何光烈虽然拒绝参加国民革命，但他手下的两个旅长常邀请吴玉章去给官兵讲课，这两人都同情革命，暗中亦主张加入国民革命军，只是受到何光烈的抑制，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泸州也有比较好的起义基础。赖心辉的部队以刘伯承所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为核心，旅长袁品文等军官都是刘伯承的老部属，袁品文本人也表示愿意投向革命。

    如果把朱德在杨森部队中所做的工作归类到“后拉”，发动顺泸起义就是“前抵”，它同时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

    以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地委认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他们设想，一俟起义成功，即可用起义军拖住驻防万县的杨森，同时抵制对国民革命态度较为消极的刘湘。必要时，还可以把起义军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以接应与北伐军目标一致的冯玉祥部队。

    杨闇公在会上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开会时，刘伯承尚在广州，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到11月，他才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四川。

    起义筹备期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经常在重庆地委所在地，也是杨闇公的居所重庆二府衙开会，而且一开就开到深更半夜。杨闇公的父亲住在楼上，下楼催促他们：“你们这大半夜的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哪？”

    这群年轻人就骗老爷子，说是在搞文娱活动。其实老人家并不糊涂：“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杨闇公正患痔疮，大便流血很厉害。他父亲懂得医理，很心疼自己的儿子和这群干事业不顾一切的小伙子。

    总体来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对发动起义有热情，有决心，有冲劲，但唯独缺乏经验，这让他们在之后的行动中吃了不少亏。

    由于赖心辉本人居于重庆，在泸州驻守的是他的师长李章甫。李章甫绰号“李毛牛”，此人不仅反对任何革命，而且对部下的态度非常蛮横粗暴。袁品文等旅长恨之入骨，就自己动手把李章甫给杀了，随即宣布起义。

    泸州起义时，刘伯承等人正在合川。按照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们准备把合川、泸州的武装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肃清占据绥定的刘存厚。接到杨闇公的电报，得知泸州已提前发动起义，刘伯承只得改变计划，仓促奔赴顺庆。

    还没等他到达顺庆，何光烈的两个旅长因为计划泄密，也被迫提前宣布起义，把何光烈给赶跑了。

    顺泸起义震动了全川。军头们首先顾虑的倒不是革命不革命，而是这次起头“造反”的都是旅长。各军旅长尤其是那些平时与莲花池省党部接近的人便因此受到了格外注意，光是刘湘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一下子夺去了手下好几个旅长的军权。

    不过防范归防范，害怕归害怕，在尚摸不准武汉国民政府态度的前提下，刘湘等人表面上却还不敢对顺泸起义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又怎么能够反对别人在“北洋余孽”的防区里发动起义呢？

    从顺庆逃出的何光烈向刘湘求援，刘湘不仅不肯派兵，还把何光烈给大骂了一通。

    刘湘能够瞻前顾后地装蒜，更大的原因是他的地盘离顺庆较远，火暂时烧不到他那里。离顺庆较近一些的军头感受就完全两样了，驻广安的罗泽洲和驻遂宁的邓家钰均属邓锡侯节制，邓锡侯电令二人对顺庆起义“克日戡定，以免蔓延”。

    罗泽洲、邓家钰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积极性也挺高，他们的部队很快就将顺庆团团围住。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刘伯承审时度势，主张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绥定的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会合，予以整编后再转入陕西接应冯玉祥。

    刘伯承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可行的。当时刘存厚人枪不多，实力比较薄弱，罗泽洲、邓家钰围攻顺庆也仅仅是为了抢夺地盘，而绝不会替刘存厚卖命。

    可是顺庆的团营军官们眷恋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愿离开老窝，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要求坚守顺庆。刘伯承难以说服他们，只得另外制订了集中兵力、破敌一路的方案，一个本能扭转乾坤的机会就此丧失。  <h2>厉兵秣马</h2>

    12月16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进攻。进攻部队一度取得进展，李部多处阵地被突破，已被迫后撤。

    出问题的是另一侧的防守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多数是本地人，素质不高，一心牵挂着家小和私人财物。当罗泽洲向他们发起进攻时，士兵们无心应战，纷纷携枪逃跑。

    进攻部队闻讯，军心动摇，李家钰趁机率部反攻。刘伯承只得率部退入城内，等待泸州起义军前来救援。

    因为没有经过改造，在军官一层，泸州起义军比顺庆起义军更麻烦，两个旅长陈兰亭、皮光泽贪恋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天天说盐税，横竖就是不肯带兵来顺庆。

    见援军迟迟不至，刘伯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顺庆，将部队转移到开江整顿。部队转移时要渡河，几千人只有一只渡船，加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顺泸起义遭受挫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保护起义军，特地致电刘湘、赖心辉、李家钰等人，责令他们“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

    刘湘这时在四川诸侯中实力最强，就好像是黑社会的老大一样，说话最有分量。他不敢跟武汉政府对着干，不得不在复电中申明：“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维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

    刘湘假积极，作为他的对头，杨森也不能落后。他给杨闇公、刘伯承发去电报，邀请二人到万县会商事务。在万县，刘伯承见到了朱德，朱德说杨森其实一直口是心非，对他的话听不进去。

    有人建议道，要是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说得很实在：“杨森哪能这么痛快交印呢。”

    刘伯承跟杨森打过交道，了解杨森的为人和底细，他叮嘱朱德：“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

    兵运工作困难重重，起义军便被赋予了更多更重的责任。这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了不稳的迹象：陈兰亭只知四处伸手捞钱，皮光泽原系袁品文部的团长，但却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而袁品文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共同在万县商定，决定让刘伯承去泸州进行指挥，驻开江的起义军改由副总指挥黄慕颜负责。

    泸州起义军里有很多是刘伯承的旧部，刘伯承到泸州后，内部裂痕逐渐得到消除。刘伯承在起义军的三路人马中都设置了政治部，并创办自任校长的军政学校，以训练基层干部。

    就在泸州起义军厉兵秣马之际，外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发生明显分歧，一个向右，一个向左，针尖对麦芒，开始由“革命同志”向死敌发展。为此，蒋介石先后派多名幕僚和特使入川，对刚刚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军头们进行游说，让他们跟着自己反对武汉政府。

    四川省会虽在成都，但重庆才是各方所公认的必须掌握控制的战略要地。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一是杨闇公负责的莲花池省党部；二是总土地省党部。前者在公开场合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国民党左派机构，后者由偏右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所把控，两个党部经常发生冲突，并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组织。

    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对立之前，刘湘表面倾向于左，还下令查封了总土地党部，实质他对莲花池党部十分忌惮和防范。顺泸起义的爆发，更令刘湘有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之感，时时担心部下们受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效仿顺泸起义军造他的反。他曾对别人说：“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要彻底挖我的墙脚哇！”

    1927年2月，蒋介石派特使到四川调查并指挥党务。特使一到重庆，就完全站在了总土地党部一边。刘湘马上就从中领悟到了蒋介石与武汉政府之间的差别。蒋介石所派的其他幕僚通过谈话，也基本摸清了刘湘的心思，双方开始慢慢接近靠拢。

    3月中旬，蒋介石再派他的黄埔学生带着两份电报来到重庆，让刘湘正式表明态度。这两份电报，一份是武汉政府的决议，上面免去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另一份是蒋介石要求解散武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通电。

    刘湘看完两份电报后便笑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南土，过瘾，过瘾！”

    当时西南地区鸦片流行，尤以云南鸦片为最好，称为南土。刘湘并无吸食鸦片的嗜好，他大概是真觉得“过瘾”般好笑：刚刚才改旗易帜，成了“革命军人”，转眼间，“革命军人”里面又分家了，他还得继续站队。

    刘湘的选择很明确，也代表了大多数四川军头的想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命令。”

    刘湘已彻底倒向蒋介石，但是杨闇公并不知道，他仍然在积极争取刘湘和其他四川军官拥护武汉政府。此时恰逢列强军舰炮轰南京，经杨闇公提议，莲花池党部决定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也就在这个时候，刘湘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h2>打破常规</h2>

    重庆作为一座以“山高路不平”闻名的山城，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不容易。打枪坝是城垣边一个空旷的坝子，平时做演习打靶用，故名打枪坝。在当时的重庆，打枪坝也是唯一一个能容纳一万人左右的群众集会场所，在大革命时代，人们经常在这里举行大的集会。

    3月31日，群众大会正在召开，受刘湘指使的打手们突然对集会民众展开袭击和屠杀。现场被打死打伤和踩死踩伤的人到处都是，呼救声、哀号声溢于场外，惨不忍睹。

    自此，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刘湘的人只要见到稍有左倾嫌疑，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红脑壳”就一个都不放过，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抓被杀。杨闇公在惨案那天跳墙脱险，但在化装前往武汉的途中被便衣队抓获，随后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浮图关，时年仅二十九岁。

    杨闇公是刘伯承青年时代的挚友及引路人。得知杨闇公牺牲的消息，刘伯承悲痛万分。直到三十多年后，与杨闇公交往和工作的诸多细节仍不断地唤起刘伯承对往昔的追忆，他称赞杨闇公“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并且由衷地希望“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牌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三三一”惨案的发生时间比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早半个月。惨案发生后，刘湘竭力封锁消息，但刘伯承通过重庆友人所发的电报，当天晚上就得知了详情。

    远在“三三一”惨案之前，刘伯承就提出要放弃泸州，北上与开江起义军会合，但两名旅长陈兰亭、皮光泽又犯了与过去一样的毛病，他们贪恋泸州的盐税，不愿轻易离开。于是刘伯承只能一面做好守城准备，一面通电讨伐刘湘。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电令，委任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起义军士气为之一振。

    “三三一”惨案标志着刘湘完全背弃了武汉政府，其他军头也紧随其后，相继投入蒋介石阵营。4月6日，蒋介石兵分五路“讨伐”武汉政府，刘湘立即领衔与杨森、邓锡侯、赖心辉等人共同发出了反共拥蒋的“青电”。见刘湘等人主动示好，蒋介石顺水推舟，委任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暨四川团练委员长，将四川、西康方面的“讨伐”交由刘湘、杨森共同负责。

    对蒋介石而言，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军无异于“讨伐”武汉政府的一块绊脚石。同样，刘湘也视泸州起义军为插入他胸膛的一把钢刀，欲除之而后快。他邀集赖心辉、刘文辉和驻守川黔边境的黔军一部，组成川黔联军，号称十万之众，并以“泸州失主”赖心辉为总指挥，大举围攻泸州。

    泸州三面环江，仅龙头关一条陆路可通。面对优势敌军，刘伯承再次提出从龙头关突围的计划，可是又遭到了陈兰亭、皮光泽的反对。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对杨森存有希冀，希望在坚守泸州的同时，杨森能在朱德的策动下协助起义军夹攻重庆。

    实际上杨森当时已经投蒋，朱德也被迫离开了杨部，只是由于泸州被围的缘故，起义军尚蒙在鼓里。

    守城必守野，乃是自古守城常法，意思是要想守住一座城池，必然还要在城外占领制高点，实施内外配合作战。守顺庆时，刘伯承尚可如此，但守泸州就不行了：川黔联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至少也有数万，而守军只有数千人，数量上过于悬殊，根本不敷使用。

    刘伯承决定打破常规，他根据泸州可以设水为障的特点，大胆放弃了泸州沱江对岸的制高点五峰岭，集中兵力扼守长江、沱江口岸。

    泸州税源富足，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历史上看，敌方多沿沱江进攻泸州，盖因沱江狭小，抢渡容易。在刘伯承的指挥下，起义军在沱江江面上设置了不相连接的浮木，并用竹子编成大竹篓，装入石块，沉于河边，以便使敌军的船只难以靠岸。

    夜间涉水偷渡，亦不得不防。起义军除将从全城征集来的煤气灯、小型电灯悬挂于城墙之上外，又将电影院的放映机改装成探照灯，夜间不停地对江面进行扫视，从而使得沱江一带到了晚上如同白昼一般。

    由于部署严密，川黔联军围城半月仍未取得任何进展。知道刘伯承用兵厉害，赖心辉便想到了采用里应外合之计。  <h2>匡扶不上枝</h2>

    一名士兵向刘伯承报告，检举旅长袁品文手下的一个连长企图叛变投敌。刘伯承立即下令逮捕了涉案者，通过审讯，他顺藤摸瓜，发现赖心辉派出的间谍早就潜入了城内，那名连长正是被间谍所策反。

    策反期间，间谍一直藏在城内水神庙的天花板上进行指挥，庙里的和尚也都参与了这次阴谋活动。若不是士兵主动进行检举，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显示出泸州攻守战之前对官兵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一计不成，刘湘只得另思他计。他在派部队沿江岸佯攻的同时，决定组织两千多人的敢死队向龙头关发起猛攻，以图一举打开泸州的大门。

    川黔联军久久攻不进泸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组成联军的各部各有打算，进攻时大多观望不前，都想让别人牺牲，自己捞现成好处。为了不使“友军”捷足先登，有人甚至还会将进攻时间、兵力部署等情报预先秘密透露给起义军。

    在刘湘进攻龙头关的前一天，刘伯承便得到了相关情报，他当即将预备队移至龙头关加强防御，晚上又派了一个连到关外构筑工事。

    第二天拂晓，刘湘的敢死队果然向龙头关扑来。早已有备的守军利用原有城堡进行防守，他们事先征集了许多瓦罐，里面装填着石灰，当敌军爬城时，这些瓦罐就被砸烂扔下，顿时石灰飞扬，令敌军无法睁眼。

    此时守军趁机集中火力猛射。为节省弹药，他们连旧式抬枪、明火枪、四瓣火枪等老得不能再老的民间土兵器都用上了。

    在给予敌军大量杀伤后，守军突然大开城门，从龙头关冲出，与事先埋伏在城外的那个连对敌军实施夹击。刘湘的敢死队被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攻关失败令刘湘大为光火，他把自家用于压箱底的大炮也搬出来，在五峰岭上建立炮兵阵地，对泸州城进行轰击。4月30日晚，正当刘湘的部队轰得起劲的时候，忽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沱江两岸的树木被大风吹得哗哗作响。

    在风浪的冲击下，起义军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中有一部分纤绳被扯断了。失去牵绊的几艘船顺着江面漂流，对岸敌军看到后，还以为起义军趁风雨之夜发动夜袭，顿时慌作一团，一面胡乱射击，一面向后撒腿就跑。

    经历这场虚惊后，联军各部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只对泸州围而不攻。

    进入5月初，刘伯承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终于证实杨森已公然投向蒋介石，并强行收编了开江起义军。

    杨森本来也觊觎泸州，还想靠吃掉泸州起义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因为奉蒋介石之命要东下进兵武汉，所以才没有参加川黔联军。他给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三位旅长发去密电，诡称：“森因东下，不能以实力援助。”

    这就意味着，不仅原先指望杨森配合起义军夹攻重庆的计划完全落空，而且刘湘在对杨森无后顾之忧后，还可以将主力转移过来，用于对龙头关进行封锁。

    起义军虽然储存了够全城军民食用三个月的粮食，但在孤城援绝的情况下，继续死守已失去价值。为保存力量，刘伯承决定突围，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突围方案。

    不料陈兰亭、皮光策对突围计划表现得十分冷淡。其实他们暗中与赖心辉一直保持着信使往来，赖心辉已答应既往不咎，仍然委任他们和袁品文为师长。

    陈兰亭、皮光策想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以此作为给赖心辉的见面礼。陈兰亭让他的参谋长告诉袁品文：“要解围，只有交出总指挥（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质，四、六两路（指陈兰亭和皮光策部）已同意，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说：“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一遇到困难，就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像这样做，（以后）谁敢来缠我们。”

    袁品文虽然不肯像陈、皮那样过河拆桥、卖主求荣，但并没有拒绝接受赖心辉的委任，也就是缺乏随刘伯承撤出泸州，继续转战的意图。当他将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刘伯承时，刘伯承既感谢他对自己尚存的那一份情谊，同时也备感心情沉重。

    事实上，这时泸州城内愿意继续撤退或坚守的人已寥寥无几，刘伯承少年时的朋友谢南臣正在泸州，连他也和川军势力混在了一起。

    眼前的景象，与三年前成都即将失陷前的情形何其相似。刘伯承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初的那首旧诗：“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独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这首诗被刘伯承重新抄录一遍，赠给了刘孟伉。刘孟伉比刘伯承入党的时间还早，他曾经被组织派到袁品文部做秘书，工作很有成效，袁品文部能成为泸州起义军的主力，刘孟伉有很大贡献。

    不论是刘孟伉，还是刘伯承，都无法靠一己之力扭转局势。作为泸州起义军的总指挥，陈兰亭、皮光策点名要扣留的目标，刘伯承若继续留在泸州不仅无益，而且处境危险。5月12日，在袁品文的护送下，刘伯承乘着夜色离开了泸州，临走时身边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身份的幕僚随行。

    早在泸州被围时，刘伯承的旧友张仲铭曾派人入城，承诺让刘伯承通过他的防区转移。次日拂晓，刘伯承等人通过张仲铭的防区，进入了荣县地界。

    走着走着，迎面前呼后拥地抬过来一顶轿子，轿里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刘伯承一看，是自己的死对头、刘湘的旅长蓝文彬，马上转弯走山路。等蓝文彬发觉，派卫兵追赶时，已经追不上了。

    刘伯承离开泸州后，陈兰亭、皮光策、袁品文并没能够如愿升师长，刘湘认定他们有反骨，将他们的部队全都打散或收编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川黔联军各部争先恐后地拥入泸州城时，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的老百姓照例表示“欢迎”，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挂什么旗好——赖心辉的部队算是北洋老军队，刘湘等其他部队又是“国民革命军”……

    干脆，都挂！于是在泸州的街衢巷口便出现了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争芳斗艳”的奇景。

 第二章 最艰难处显奇才

    1927年7月，刘伯承辗转来到武汉，临时下榻于汉口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顺泸起义也是要帮国民党建立左派军队，“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自然不会再有人来找他的麻烦。

    顺泸起义虽然最终沦于失败，但毕竟坚守孤城达四十余天，这极大地提高了刘伯承在军界的声望，武汉报纸直截了当地称他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他所下榻的办事处门口整日车水马龙，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有表示慰问的，也有专程求贤的，有让他回川与四川诸侯合作的，也有想拉他入伙的蒋、汪门客。

    刘伯承身穿蓝布长衫，一一笑脸相迎，不过对于凡是让他出山的建议，均以久战之后身心疲惫，急需休养相拒。

    刘伯承在随时待命。这时由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分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跟着下达命令，让在他军中的叶挺等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第二方面军里有许多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左派将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以此为基础，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由周恩来负责领导此次起义。

    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军事上急需一个得力的助手。刘伯承既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又有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经验，在当时的中共党内尚属凤毛麟角，因此被周恩来一眼相中。  <h2>革命战术</h2>

    尽管蒋、汪都采取了反共立场，但宁汉内部仍然处在对峙之中。继蒋介石“讨伐”武汉政府未果后，汪精卫反戈一击，发起“东征讨蒋”的军事行动，其中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长江南岸，分别向南京进击。预定起义的贺龙、叶挺两部均属第二方面军，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脱离张发奎的掌握，由武汉、鄂东一带向南昌集结。

    7月下旬，周恩来、刘伯承到达南昌。刘伯承出任起义军参谋长，负责协助起义军代总指挥贺龙拟订起义计划。

    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鉴于叶挺也是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周恩来让刘伯承再去征求一下叶挺的意见。

    叶挺对刘伯承送来的计划看得很仔细，但是看完之后就立即把计划书还给了刘伯承，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

    此前刘伯承并没有见过叶挺，只知道对方是打下过武昌城的北伐名将，他对叶挺做事的习惯方式完全不了解，当然也不明白叶挺为什么一言不发——如果对计划不满意，可以当面指出来呀。

    这是刘伯承第一次担任幕僚长，又是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进行策划，内心不免感到忐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他只好去问周恩来。

    周恩来一听就笑了：“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这才放下了心。

    8月1日，各部按照拟订的计划发动起义，在几个小时之内便完全控制了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领导层重新进行了调整，叶挺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出任参谋长，由刘伯承所领衔的参谋团实际上成为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一旦有了自己的武装，应该把部队拉往哪里，中共内部展开过讨论。有人主张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等人认为不妥，依据是四川军阀力量不容小觑，重庆“三三一”惨案和顺泸起义的失败便是明证。相比之下，广东东江的革命基础较好，而且海口便利，可望在取得苏联的军火接济后发起第二次北伐。

    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二者各有利弊，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裕，便于部队补充给养，但是对起义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敌军也多，发生对抗难以应付。小路多为山路，沿途敌军既少且弱，比较容易应付，而且即便敌军从其他地方增援，山间行军困难，也便于各个击破。

    刘伯承主持参谋团会议，最后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弃大路，走小路。

    得知所部在南昌发动起义，张发奎赶紧召集幕僚商议追击起义军的问题。张发奎的参谋长叶剑英是秘密党员，他看透了张发奎其实是想借机回广东和李济深争夺地盘，于是就“献策”说：“让共产党去占领东江，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这时我们就可以乘虚而下广州。”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他装模作样地对起义军追了一下，然后“嗣忽分途”，自顾自地往广州去了。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起义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前方的堵截部队。

    李济深兵分三路进行堵截。乘右路钱大钧的兵力尚未完全集结，起义军以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对敌军所设防的壬田、瑞金发动攻击。

    在进攻战上，包括叶挺、刘伯承在内，起义军将领们所熟悉的仍然是北伐时期的“革命战术”，即长驱直进和夺取城市，而且作战过程中，血气之勇的硬拼要远多于避实击虚的巧斗。

    进攻壬田时，负责迂回的叶挺部尚未到达，主攻的贺龙部即从正面进行冲击。虽然敌人被冲垮了，壬田、瑞金也都拿下了，但并没有歼灭敌人，残余敌军又由瑞金退往了会昌。

    攻克瑞金后，起义军查获了一份敌军文件，得知会昌屯集着敌军重兵，并有攻击起义军的计划。会昌在起义军身后，不破会昌之敌，起义军就会有后顾之忧。刘伯承认为应该先打会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进入东江。他的这一建议在参谋团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次会昌大战，一开始也颇不顺畅。贺龙的部队被留在瑞金做总预备队，导致前方兵力不足，难有建树，而总预备队实际也没派上什么用场。

    二攻会昌，刘伯承随周恩来赶到叶挺部队进行指挥。此时叶挺部队共辖两个师，其中的第二十五师夜间行军走错了路，耽误了到达会昌的时间，第二十四师独木难支，攻击一度受挫。

    叶挺非常着急，专门派了一名参谋在路上等候，第二十五师一到会昌城下，师长周士第就立即被领进了指挥部。

    叶挺介绍完敌情后，转向指挥部南面，指着一处叫寨的要点说：“那座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一面。”刘伯承接着强调：“这座山上的敌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后路哩！”说到这里，他抬手在寨到指挥部之间画了一道弧线。

    周士第顿时明白了拿下寨对全局的意义，他马上率领两个团向寨发起猛烈攻击。  <h2>分兵</h2>

    第二十五师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是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官兵能征善战。经过他们的勇猛冲杀，敌军在寨的主阵地被一举攻破。

    攻克寨成为了会昌大战的转折点，8月30日，起义军拿下了会昌城，钱大钧率残部落荒而逃。

    虽然大获全胜，但二攻会昌还是没能避免“革命战术”的问题。整个战斗过程，贺龙部队都未加入，基本是靠叶挺部队在孤军奋战，最后的结果也仍然只是击溃战，而非歼灭战。

    对起义军这种无后方的作战部队而言，打击溃战实际是个“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买卖，并不划算。叶挺部在攻会昌时，伤亡了约一千人，贺龙部也伤亡了七百人，其中多数都是冲锋在前的党员和骨干。

    南昌起义时，大家已感到党内缺乏军事骨干，经过这几次伤亡，更感到缺乏万分，可又无法及时进行补充，只能寄望于到东江后再想办法。

    刘伯承很注意收集和研究敌方情报资料。攻入会昌后，他对敌军遗留的文件和报纸进行了认真翻检。就在翻检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映入了眼帘。

    南行路上，因为种种原因，不少人都脱离了部队，其中贺龙的参谋长陈裕新及以下七百人投奔了唐生智。陈裕新为此还发了一份通电，刘伯承在翻检中看到了这份通电，在那上面，起义军南行的目的和进军路线已经完全暴露。

    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会上众人一致认为有改变南行路线的必要，遂决定在返回瑞金后，改经长汀、上杭入东江。

    准备出发前，敌军突然进攻会昌，遭到起义军反击后又即行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军在引诱起义军发动进攻，以延缓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在刘伯承的建议下，部队未与后面的敌人纠缠，继续向长汀进发。

    9月19日，起义军进入汀州，参谋团开会讨论取东江的计划。一部分人主张全力进攻潮汕。理由是潮汕位于滨海地区，其中汕头港可停泊巨轮，另外那一带还爆发过农民暴动。如果起义军攻破潮汕，不仅可获得苏联的军火支援，而且能从当地农民中得到急需的兵员补充。

    在东江历来的战史上，各军均重视兴宁、五华，源于两县地形上占优势之故。正好这个时候起义军得到一份敌军电报，说广州方面来的敌军正向河源集中。一些人便主张以主力取兴宁、五华，从而在迎击河源敌军主力时赢得地形上的优势。

    参谋团由此分出了“攻兴宁派”和“攻潮汕派”。“攻兴宁派”建议仅以不超过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潮汕，并且预计潮汕守军兵力空虚，小部分兵力即可让其弃城而逃。

    “攻潮汕派”则不以为然。他们提出，情报显示兴宁方面并无敌情，以主力取兴宁根本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以小部分兵力攻潮汕，成功实无把握，万一遭受挫折，起义军的处境将变得进退维谷。

    讨论到最后，多数人都倾向和赞同“攻潮汕”。于是起义军指挥部决定除留朱德率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外，其余主力都用于攻取潮汕，这就是“三河坝分兵”。

    起义军大兵压境，潮汕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加上汕头工农赤卫队的里应外合，潮州、汕头相继拿下。

    潮汕属于繁华之地。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起义军早已疲困不堪，多数人一停下来就想休息。按照原计划，起义军在攻取潮汕后，本应马不停蹄地开往揭阳，以迎击由河源来的敌军主力，结果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坚决执行。

    除了休整外，起义军还希望在潮汕补充到大量兵员或得到工农赤卫队的援助。可是当地农民并没能充分发动起来，后来刘伯承曾提到“农民其意重在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出征者少”。

    已经组成的工农赤卫队十分涣散，别说协同起义军主力作战了，就连袭扰的作用都起不到，甚至于对付地主武装都要靠起义军帮助才能奏效。

    在潮汕休整三日后，起义军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的第三师警备潮汕，贺、叶两军的主力则向揭阳进发。

    与早期作战部队缺乏经验，战略战术明显不够灵活相一致的是，那时候中共的谍报工作也不像后来那样成熟有效。尽管中共中央由上海派到广东去的特工不少，可是起义军沿途所得到的情报，都是靠缴获敌军文件和报纸所得，从特工那里得到报告基本为零。

    此外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特工奉命去某地进行侦察，这名特工领了钱却未去，也没有说明未去的理由。最后查出来后，组织上又没有加以处分。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是谁都不敢低估的。在揭阳，起义军指挥部终于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有千余敌军集中在汤坑，准备前来揭阳攻击起义军。大家决议后，便决定先发制人，用全力吃掉当前之敌。  <h2>做失败时的英雄</h2>

    孰料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份情报极不准确，汤坑敌军不是千余，而是两万。起义军方面，“三河坝分兵”先分了一个战斗力较强的二十五师，“潮汕分兵”又分了一个师，潮汕休整时又未能补充到兵员，到汤坑之战时，只能集中和投入六千余人。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义军未能突破敌军阵地，己方伤亡了近两千官兵，且弹药将尽，无力再战，只得向揭阳、潮汕后撤。

    汤坑一战，敌军的损失也相当大，敌方战将黄绍竑事后承认，如果再战半天，他们是不能够支持的。起义军如果没有先前的两次分兵，造成主力分散，胜算应该还要大得多。

    因为分兵，起义军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自主力部队离开潮汕后，驻守潮州的周逸群第三师遭敌两路猛攻，还没等主力退回，潮州城即被攻陷。

    南昌起义至此宣告失败。起义军尚存两千多人，其中一部退往海陆丰，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江西、湖南，后来上了井冈山。

    大革命失败了，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陈毅说了一句话：“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最艰难处显奇才，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时刻，刘伯承和他的同志们一样，需要依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来渡过重重难关。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贺龙按照上级指示乘船向香港转移，然后再从香港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日后刘伯承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止不住大声笑了出来——“我跟你讲，那一年我跟贺龙两个逃到香港，很狼狈呢。”

    当时船到达香港，两人在下船之前就约好，由贺龙扮主人，他扮作贺龙的仆人，因为贺龙身材较胖，像个主人的样。

    上了岸，刘伯承去找旅馆。茶房瞧了他一眼，就把他领到了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里。刘伯承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把我领到这种房间里来。

    正发着火，刘伯承往镜子前一站，立即被吓了一大跳：镜子里的人脸又黑又瘦，穿一身既破又脏的旧军服，胡子头发老长老长。

    他醒悟过来，为免露出马脚，赶紧对茶房说，自己只是替主人来看房间的，主人是有身份的，你不该这样……

    1927年冬，刘伯承前往上海，不久便被派往苏联学习。留学苏联，使得他有机会一边总结失败教训，一边学习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军事科学。

    刘伯承首先就读的是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入学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一个中国班三十多人，就数他的年龄最大。这个年纪开始学俄文，自然要比其他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但对于一个在麻醉药失效的情况下都能咬牙接受眼科手术的人来说，这点困难又不算什么。

    为了攻克语言关，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刘伯承还要独自跑到室外走廊里，利用走廊里的灯光背俄文单词。他“视文法如钱串，视单词如铜钱，视疑难如敌阵”，经过数月努力，终于提起“钱串”，攻克“敌阵”，达到了能直接听教官讲课和阅读俄文教材的程度。

    从“一战”前的沙皇时代起，苏联的军事教育就以严格著称。上课教员提问，学员起立回答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教员都不会让你坐下，只有等到下一个学员回答得对的时候，他才会示意你坐下来，这种教学法被称为“照相”。

    刘伯承在入学之初就被校方介绍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可有时也要被“照相”，这让他“硬是很恼火”。可是他很快就体现到“照相”自有“照相”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促使自己在学习中更加全神贯注。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曾经感慨：“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苏联学习让他得出一个新的体会：“蠢人是要打败仗的。”

    要想不做打败仗的蠢人，实在没有其他便捷途径，只能不怕吃苦头，不怕丢面子，用勤能补拙的办法来增进学识。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一方面，军事教育极其严格，学员简直没有一分钟空闲；但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却又非常简单机械。背条令、队列勤务、阅兵训练占了课时的绝大部分，留给实践和掌握战斗技能的时间反而很少。

    当时的学员几乎每天都要练正步走，练习操枪动作和敬礼已经到了机械的程度。所有初级指挥官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不是如何在战场上更好地指挥士兵作战，而是“死盯着长官”以及在本部队所有长官面前立正。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军官大人”喝醉了酒而且近视。他乘着轻便马车到训练场视察，下车后便把手举到帽檐边，对着学员们大喊一声：“你们好，年轻的机枪手！”

    没人回答。他又重复了一遍，依旧寂静无声。军官生气了，他走近其中一个“机枪手”，用从不离身的手杖打了一下，骂道：“蠢货，你们怎么不说话？！”

    这时他才看清，“机枪手”原来都是用于训练的一动不动的假人。

    “一战”前的俄军缺少优秀将领，但不乏优秀的士兵，十月革命后红军和俄军中所涌现的著名将领，大部分都出身于士兵或基层士官。应该说，这与俄军的军事教育过于保守僵化有一定关系。

    苏联军事教育避免了旧时代的弊端，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课程就囊括了一个指挥员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包括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等。除了因为失去右眼，实弹射击只能及格外，刘伯承在其他三门课上的成绩均能达到优秀。

    半年后，刘伯承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始接受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  <h2>红埔</h2>

    苏联军事科学的成形，起自于苏联名将伏龙芝。伏龙芝不仅深入地总结了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打下基础，而且对未来战争有过前瞻性的阐述。

    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他本人也曾在这所军校执教。在刘伯承入学时，伏龙芝已经去世了三年，但军校仍以伏龙芝的思想为主导。刘伯承一走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大标语：“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

    这是伏龙芝的经典名言，短短一句话却含义深刻，从此对刘伯承的军事理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属于中级培训，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就等于进行高干深造。接受深造的中国学员也由三十人减到了六人，其中就有后来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全都是在战术和战史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在讲课时会引用许多“一战”和苏联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对于已把军事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刘伯承来说，这些内容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每讲一门课，他都会联系过去自己亲身参加或指挥过的战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还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以后不管事务如何繁忙，战争如何紧张，每打一次大仗，他都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并附上自己的思考所得。

    学是为了能够致用，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到1930年，中共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红军达到十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于8月奉召离苏回国，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军委参谋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孙武、吴起（“论兵新孙吴”），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他一起接谈，有时还由他单独接谈。

    中共中央在上海完全处于秘密地下工作状态。1931年，由于高层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系统已很难立足，于是便成立了临时中央，并开始将机关人员陆续迁至中央红军的首府瑞金。

    1932年，刘伯承到达瑞金，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就任之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并且谈到“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

    最早的“旧军阀”不用说了，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抓的都是讲武堂，也各自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轮到“新军阀”蒋介石出头，军校同样是起家资本，仅其嫡系部队就可以按军校出身分为陈诚的保定系、汤恩伯的士官系、胡宗南的黄埔系。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要把红校办成“红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区的教员不足，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适用教材。于是刘伯承决定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材和讲义，并且亲自执笔参与撰写。

    此时的刘伯承刚刚四十出头，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为了撰写教材，他常常挑灯夜战至拂晓，其用功努力的程度，连一般红校的教员都自愧不如。

    新教材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它对国民党军队的教程以及苏军的战斗条令都有所借鉴。当时苏军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先进合理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军条令中有充分反映。刘伯承花了很大精力，着手将一部分苏军战斗条令的内容翻译了过来，以作为红军正规化教育和建设的参考。

    早期红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而且叫法上很不规范，刘伯承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一一加以推敲，重新予以定名：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

    甚至于营级指导员的职位最早也源自于刘伯承——原先红军里没有营级指导员，是刘伯承根据苏区和红军的特点，在军队中增加了这一设置。

    进入“红埔”就读的红军干部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小伙儿，个个身强体壮，爱蹦爱跳，活像一群小老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没说的，但要让他们坐下来看书写算，那就很伤脑筋了。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采取了颇有“红埔”特点的教学原则：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

    有一个科目是筑城法。起初学习挖散兵坑、掩体，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学到坑道作业时，就集体卡住了——教员说：“坑道开口，按类型分‘垂直’、‘水平’掘进。”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垂直”、“水平”。

    教员见状，便用硬纸叠成坑道模型，上面写明各部的名称和尺度。众人看过模型，终于弄清楚了何谓“垂直”、“水平”。

    搞明白道理后，教员再带学员们到野外进行实习。学员们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到了晚上，就在坑道外点起汽灯，坑道内点起蜡烛，一连挖了三个星期，才将坑道作业的基本技术学到手。  <h2>兵家大忌</h2>

    有些人在农村上过小学，当地的小学教员跟私塾先生相仿，手里都会拿一根竹鞭子。学生一见，就像老鼠碰到猫一样，动都敢不动，生怕挨打。如果小学校长来教室巡查，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学生在几天前就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了。

    刘伯承作为前军委参谋长，现任红校校长兼政委，官已经很大了，但身上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也经常亲自给学员们授课，开课时，只穿一套灰色单衣，打着绑腿，笑眯眯地就走进了课堂，态度十分温和谦逊。

    刘伯承授课，非常善于用大家常见的事例来解释科学道理。某次讲弹道时，他问道：“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

    问题提出来后，有学员说是直的，有学员说是弯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学员们中间讨论过多次，大部分人都相信弹道是直的，即便教员说是弧形的，他们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有说什么道理，只是说：“你们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子小便差不多，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

    众人哄堂大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这一点，都不再抱有怀疑的态度了。

    按照伏龙芝的观点，武器和军事技术会改变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军队指挥的方法。刘伯承对技术兵种给予了格外关注，红校有一个工兵连，他经常关照管理员：“工兵连同志辛苦，日夜作业，必须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工兵连每人每天发一角二分的菜金，顿顿一菜一汤，每逢周二、四、六还有一顿荤菜吃。除此之外，每人每年还发给灰色军衣两套，白衬衣一套，一个月一块肥皂，两个月一条毛巾。

    为了照顾体力劳动多的工兵连，刘伯承又特地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菜金三分，每月肥皂一块，毛巾一条和每年蓝衣服一套。碰上晚上作业，另外加餐。依当时中央苏区所能提供的条件来说，这种生活待遇是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

    1932年10月，一直为红校工作忙碌的刘伯承被通知到江西宁都参加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不久，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以协助周恩来、朱德在前方指挥军事。自五年前率南昌起义军南下转战之后，他又一次站到了战场前沿。

    1932年年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并委任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

    陈诚即所谓的保定系首领，实际上他这个派系更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土木系”。“土”拆开是“十一”，“木”拆开是“十八”，二者都对应于陈诚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土木系”由此得名。

    “土木系”的将领并不是只包括保定军校毕业生，实际上，里面的黄埔毕业生更多。当然，这些将领无一例外都与陈诚有过部属关系，并以陈诚为核心。

    在第四次“围剿”之前，陈诚及其“土木系”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蒋介石对陈诚非常赏识，在他的暗中授意下，陈诚将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并入了其嫡系的第十八军，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先锋。

    1933年2月，中央红军围攻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南丰，激战一昼夜，仍无法接近城墙。考虑到陈诚所派的援军将至，如果继续相持下去，红军将有被夹击的危险，刘伯承与朱德、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转而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来截杀敌人援军。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曾尝到过缺乏情报以及情报有误的苦头。这次围攻南丰，他专门将军委情报局局长曾希圣纳入幕僚班子，随自己一道行动。

    曾希圣奉命收集情报，随后向刘伯承进行报告。刘伯承从中得知，来援南丰的先头部队正是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分左右平行前进，而且他们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难以联络不说，一旦遭遇攻击，更无法相互救援。

    毫无疑问，这种行军路线触犯的乃是兵家大忌。其原因是当时日军正在进攻热河，何应钦、熊式辉等人主持的南昌行营希望尽快结束第四次“围剿”。在这种急不暇待的情绪支配下，他们给统一指挥两师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发来电令，要求所部迅速向规定地域集结。

    南昌行营的电令对两师而言，无异于一道催命符。由于何应钦、熊式辉与陈诚之间存在派系之争，事后甚至有谣传说熊式辉故意泄露了行军路线，通过促成陈诚的失败来打击对方的骄横之气。

    刘伯承听完报告，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战机。他立即向朱德、周恩来提出了实施大规模伏击战的建议及其方案。  <h2>天助我也</h2>

    李明原系陈炯明所部林虎的部下。这名北洋时代的粤将身上有着很重的旧军阀习气，且又爱财如命。他的军需处长徐德吾系司务长出身，平时也是锱铢必较，悭吝异常。两个人配合在一起，真是能将属下的校尉士兵刮到干干净净。

    “九一八”之后，国民党军队发“国难饷”，但待遇尚可，每月在可领到的伙食费上，军官有十二元，士兵有六元，月底还有军饷。陈诚的十八军严禁克扣伙食费和军饷，李明和徐德吾不敢克扣，但他们另有生财之道，就是千方百计地拖延发放，以便将这些公款存入私人银行获得重利。

    第五十二师出发前，徐德吾借口来不及点名发饷，只派军需在行军途中每人发一元钱，就这一元钱还是“借支”。该师士兵对李、徐二人恨之入骨，并且怨愤地说：“借一块钱，我们就打一块钱的仗。”

    将有贪心，兵无斗志，第五十二师打仗必败，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要命的是，李明所部还是侧敌行军，其行军队伍的南侧就与中央红军集结地点相邻。

    2月27日，第五十二师在大龙坪遭到预伏红军的拦腰猛击，很快被截成数段，之后全部被歼。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还以为五十二师在进行实弹演习，接着也一头闯进包围圈，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的先后被歼，打乱了陈诚的预定作战计划。他不得已将原有的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其中吴奇伟指挥三个师为前纵队，罗卓英指挥三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以重叠行军的方式继续南进，以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刘伯承接到了相应的侦察报告。他在和朱德、周恩来商议后认为，如果能使敌人的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歼其一部。

    一支红军部队奉命伪装成主力，对前纵队加以引诱。陈诚果然中计，他不仅命令前纵队加速推进，还将后纵队的一个师临时调拨给了前纵队。

    3月20日夜，根据曾希圣送来的敌情报告，朱德、刘伯承在指挥部里对新一轮作战方案进行商讨。刘伯承手拿放大镜，对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看过来看过去，同时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量着距离。

    从地图上看，诱敌计划是成功的，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隔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之势。后纵队只剩下两个师，并且其中的第十一师正位于草台岗。

    看完地图之后，刘伯承产生了在草台岗设置战场，集中全力打第十一师的想法。

    草台岗的地形与大龙坪相似，山路崎岖狭窄，两岸又皆为高山密林，乃设伏的绝佳地形。同时，第十一师又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只要消灭了十一师，其他各师必然闻风丧胆，士气沮丧。

    朱德立即采纳了刘伯承的建议。正在起草作战命令，参谋送来了第二个敌情报告，这个报告让朱、刘很是失望。

    原来当天下午，红军侦察部队已在草台岗与第十一师打过照面，这使后纵队的指挥官罗卓英心生怀疑。

    罗卓英是陈诚的保定同期同学，在“土木系”中坐第二把交椅，为人十分机敏。他认为红军仅以小部队与己保持接触一定藏有玄机，可能是正在等待主力到来。那样的话，次日就将有大战，而如果在草台岗附近与红军作战的话，就其地形来看，第十一师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

    罗卓英当时位于东陂以北的五里牌。他给第十一师打去电话，让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并且表示已将该师的行李辎重留在五里牌。

    这一电话被红军情报人员侦听到了，而且还观察到第十一师的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草台岗与五里牌仅相距二十余里，第十一师只需三个小时就可以撤回五里牌。当然，红军也可以改攻东陂，但必须重新部署。

    已经起草好的作战命令只得作废，朱德、刘伯承再次酝酿新的作战方案。

    实际上，只要第十一师得以撤回东陂，红军就可能失去战场的主动权，罗卓英的算计也正在此处：东陂的第九师补充了很多西北军的老兵，擅长防守，而且还筑有工事，一旦红军攻坚受挫，他就可以下令第十一师出击；红军若是弃攻而退，天亮后，第十一师、第九师可以兜后追击，那样也能获得小胜；要是运气再好一些，得到前纵队的协同，回头截击红军，则就不是大胜、小胜，而是足可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就在新的作战方案刚刚形成，开始起草命令之际，第三份敌情报告送到指挥部。看到这份报告，刘伯承忍不住脱口而出：“天助我也！”  <h2>制胜之机</h2>

    第十一师师长萧乾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土木系”中有名的猛将。此人恃勇而骄，一向认为第十一师天下无敌，对红军的战斗力很轻视。在部队出发时，他曾对第十一师官兵放言：“今后的十一师不但要与第一师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的声望。”

    罗卓英与萧乾早就意见不合。这反过来使得罗卓英表面上不能不迁就萧乾，本来应该以指挥官名义下达命令，也变成了电话协商。在电话中，萧乾以夜间撤退，将增加疲劳为借口，拒绝后撤，并且对罗卓英说：“尽管草台岗地形不利，但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归！”

    第三个敌情报告显示，第十一师不仅没有后撤，其后续部队和辎重也全部到达草台岗，士兵正在彻夜修筑工事。

    萧乾的有勇无谋又一次给红军带来了制胜之机。朱德一边口述作战命令，一边派人去请周恩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并看过作战命令后，欣然同意了朱、刘的决策。三人达成一致，命令随即通过电台传至各作战部队。

    就在萧乾拒绝后撤不久，他也得到情报，获悉红军大部队已集中在草台岗周围。萧乾这才有些慌张起来，急忙给罗卓英打电话报告情况。

    罗卓英要他立即撤到东陂与第九师会合，让红军扑个空，然后再与九师并力反击。可是这时红军主力已很接近，加上又是雨夜，萧乾担心部队若是仓促回撤，更容易为红军所乘，所以便决心依托阵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认为萧乾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再坚决命令他后撤，只是指示第九师准备接应，并将一个独立团部署在东陂与草台岗之间，伺机进行增援。

    第二天拂晓，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多达五个军团的部队潮水般向草台岗涌去。第十一师虽处于劣势，但仍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鏖战至黄昏，第十一师已损失了超过一半人马，师长萧乾负伤，经罗卓英派兵竭力接应，余部才得以撤出重围。

    陈诚闻讯，急令前、后纵队回撤。检点第十一师兵员，全师还剩了不到三千人。陈诚亲临讲话，很气愤地对该师军官说：“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十一师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强悍著称，自到江西后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次受到歼灭性打击，令参与“围剿”的各路部队十分害怕——两个师相距十里都不敢宿营，非得靠在一起才觉得安全。

    为了给各部队壮胆，以振作已经十分低落的士气，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基本部队败而不馁，陈诚将招募的三千多新兵拨归第十一师，任命罗卓英为代师长，让该师继续担任防守警戒。

    草台岗一战让陈诚在国民党内饱受攻击，尤以何应钦、熊式辉反应最为激烈。陈诚不堪压力，匆匆调整完部署，即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第四次“围剿”就此以失败告终。

    陈诚下台后，蒋介石既不委别人，也不做新的“围剿”部署，这让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很是着急。他揣摩老蒋的心思，还是属意于陈诚，于是便想了一招“后宫用事”的计策，以化解蒋、陈之间的尴尬。

    按照贺国光的安排，陈诚的夫人前去拜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陈诚陪着谭祥一道去。蒋介石也趁势以这个名义出来相见，君臣握手言欢，尽释前嫌。

    7月，恢复指挥权的陈诚开始做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并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以及自己的薄弱环节，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山地战要求部队精简机动，陈诚就将十八军各师的编制缩小，同时扩大师、团两级运输部队的编制，加强后勤运输能力。

    十八军经历过第三、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两次失败都暴露出情报不灵的问题。于是就在师部和团部各添设一个武装便衣搜索队，搜索队官兵都是挑选出来的“老兵油子”，他们负责潜入苏区侦察情况，或在大部队前担任搜索及警戒任务。

    以往“围剿”，军事是军事，政治是政治，各不相属。这时要求十八军的政工人员每到一处，就要和地方行政人员联络，帮助组织保甲，这就是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庐山训练。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事训练团并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自7月起，十八军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分批前往接受了训练。

    庐山训练使十八军军官的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从排长到军师长，均穿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同时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配武装带，而与普通士兵一样，只在腰间扎一小皮带。

    前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为了练习山地条件下的长途行军，不但脚穿草鞋，还在脚底抹了桐油。另一名师长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有伙夫头之称。其他师团长在行军时也都自背米袋，携带最必要的简单行李。

    陈诚和他的军官们为了打个翻身仗，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使得第五次“反围剿”的难度超过以往。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指挥层又发生了对红军作战极其不利的一次大变动。  <h2>洋公孙胜</h2>

    当时在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是博古，而不是周恩来。博古系留苏学生，根本不懂军事，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他只能暂时依赖于周恩来、朱德等人。1933年10月，李德被秘密护送至中央苏区，这让博古突然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苏军总参谋部短期任职，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人员。他来中国是受莫斯科委派，为被捕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朱兰疏通关系。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博古。

    博古的俄语非常流利，他和李德谈话不用翻译，而且两人气味相投，很谈得来。在转移至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就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但李德由于任职于苏军总参谋部，需要将身份转换至共产国际，所以就耽搁了一段时间。

    时间虽然耽搁了，可是就机会而言，却可以算作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李德在完成身份转换时，共产国际有专门指示，强调他是没有任何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必须受中共中央完全支配。李德本人起初也很小心，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一再声明自己的职权范围有限，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真正把李德抬起来的人是博古，他自作主张地称李德就是共产国际正式派遣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军事权威。

    在中央苏区，来自苏联或共产国际的专家几乎就同水泊梁山上的“公孙胜”一样，被人们认为具有令人畏惧的神效乃至“魔法”。经过博古的一番渲染，李德这位“洋公孙胜”就此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上上下下无不对他尊崇备至。

    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苏区特地为其修建了一所单独的房子，从此“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上的工作程序是先由朱德、刘伯承进行研判和处理，之后再将方案送交周恩来拍板。随着李德的到来，到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刘伯承所承担的职责便完全由李德代替——在此期间，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必须迅速送至“独立房子”。李德的中方翻译将其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再绘成简图送交李德。

    李德根据简图提出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最后仍要送交周恩来审阅，有的还要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但李德已实际成为中央苏区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他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也由此变得举足轻重，直至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另外两人是博古和周恩来）。

    李德曾在“一战”时被征召入伍，但他并未参加过战争，其对军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就读经历，以及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短暂时光。实际上，他的军事水平尚局限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这种水平，倒过来给刘伯承当幕僚或顾问还差不多，可是造化弄人，偏偏他就把刘伯承的位置给挤掉了。

    刘伯承在军事指挥方面变得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对公开身份只是顾问的李德低声下气，在李德印象中，其实掌握俄语口语的刘伯承几乎从没有用俄语跟他说过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大多是通过翻译。

    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李德开始以苏区的“太上皇”自居，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被他放在眼里，有时当着面就加以训斥。有一次他竟然对刘伯承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刘伯承亲自从红军学校调过来的，他怕老校长难堪，便只简单地翻译道：“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的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完全能听懂李德的意思，他苦笑着对伍修权说：“你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都没有翻译。”

    李德的脾气越来越坏。某天他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路，抬腿一脚就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实在看不过去，便上前和他争执了几句。

    气呼呼的李德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这时博古主政，李德主军，两人相互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用中国成语形容就是“相得益彰”。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在“独立房子”里有说有笑，亲热得很。

    一听刘伯承不仅“不尊重”李德，还“妨碍”了李德的工作，博古不由分说，就撤了刘伯承的职务，把他贬到第五军团当了参谋长。  <h2>瞎指挥</h2>

    在前四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往往都是被红军牵着鼻子走，乃至处处被动，时时挨打。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充分听取德国军事顾问以及陈诚的建议，决定实施所谓“碉堡封锁”战术。

    以第十八师为主的国民党军不再盲目地深入苏区，他们把整个苏区像切蛋糕一样地分成几块，并从中选取有战略意义又便于用兵的区域予以进攻。进攻时，先集中强大兵力攻占有限目标，一旦得手，即沿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对苏区进行阻击封锁。

    在反“围剿”的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即按照李德的指挥冲击碉堡封锁线，结果不但数日不克，而且伤亡惨重。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通过南昌行营下达命令，要求彻底实施这种“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军事原则，将“碉堡封锁”战术贯彻到底。

    李德不知是计，照旧下令红军主力对碉堡实施强攻，进行各种不计成本的阵地攻坚战。尤为糟糕的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而被他用来作业的地图又大多极不准确，有的甚至连方向都不对，部队依照他的指挥行事，往往碰得头破血流。

    在反“围剿”的前两个阶段中，中央红军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的前提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已完全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5月，反“围剿”进入第三个阶段中的广昌战役。

    广昌乃苏区门户，占领广昌，国民党军就可以深入苏区核心根据地，直接威胁瑞金。在进攻部署上，陈诚、罗卓英以第十八军各师担任正面攻击，共动员了十几个师按扇形进行攻击。李德则还是老套路，他集中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等计九个师的兵力，采取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战术，希望能够阻止第十八军进占广昌。

    由于知道广昌战役关系重大，李德和博古均亲自到前线进行指挥。参战红军也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精神，他们前赴后继，一拨接一拨地向敌军发起猛攻。在战斗中，连向以稳健著称的第十八军第十四师都被红军冲垮了一部分阵地，眨眼之间，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指挥所就已与红军前锋部队近在咫尺。霍揆彰急令附近的预备队进行增援，同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战。因为迫击炮发射速度过快，一门炮还发生了炸膛事故，当场炸死十余人，足见战况之激烈。

    广昌战役的交战地点是冈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利用，因而胜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在第五次“围剿”的前期准备中，南京政府从国外主要是德国购进了大批武器装备，用以对“围剿”部队进行补充。第十八军成为重点补充对象，每个步兵连都配备轻机枪三挺，士兵所使用的汉阳造步枪也被德造毛瑟所分批取代。南京军政部另将直辖的两个炮兵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到“围剿”部队，这两个炮兵团所装备的德造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九千米，射击精度良好，可对红军及其阵地造成极大杀伤。

    与之相反，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中央红军一直打的都是消耗仗，打得多，缴获少，弹药方面主要依赖后方补给。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小兵工厂，所制造的弹药很不济事：手榴弹扔出去，好像“打卦”一样，不是炸不响，就是一崩两半，毫无威力；子弹都是用捡来的弹壳翻造的，弹头往往刚出枪口不远就会自己掉下来。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完全占据上风，他们利用相对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组成弹幕，对红军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

    在炽盛火力网的压制下，红军难有进展，最后只得以夜色为掩护退出了广昌。

    广昌一役，红军的伤亡极为惨重，其中红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仅剩几百人，被迫撤销番号。战后仅仅在一块不到五百米的阵地正面上，纵横密布的红军尸体就达数百具之多，其中一些人还佩戴着手枪和望远镜，显见得是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的红军中上级指挥员。

    战争的结果最具说服力，“洋公孙胜”在苏区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落千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面就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李德听后自然十分恼火，但他已不能够再拿红军将领们怎么样了。

    广昌战役后，“反围剿”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自5月底起，十八军各师继续向广昌以南进犯，至7月，已全部进入苏区的核心根据地。

    9月下旬，周恩来从设于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中得到绝密情报，得知国民党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当时苏区仅存瑞金等狭小地区，面对总攻击根本就守不住，这样就只能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李德的瞎指挥，被贬的刘伯承如同彭德怀一样愤慨和无奈。长征出发之前，他对红五军团的官兵们说：“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要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  <h2>转折</h2>

    红五军团的主体是在宁都起义中加入红军的原西北军一部，战斗作风顽强。自离开中央苏区起，该军团便负责殿后任务，保护着所有其他部队、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发现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陈诚第十八军各师因要承担继续“清剿”的任务，所以没有参加追击，追击部队为薛岳领衔的第五军。第五军仅有两个师，实力也不是很强，但红军此时士气消沉，战术又僵化，便只能处处消极避战，像叫花子打狗一样，边打边走。

    真要走得快倒也好，偏偏还走不快——红军从苏区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过多，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导致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上沿途多选择山中羊肠小道行进，队伍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常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过一座山坳，而且部队弄得非常疲劳。

    第五军则不然，他们全部是轻装前进，走的还是大道，行动速度非常之快。刘伯承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纵然使尽浑身解数，要想完全摆脱追敌仍感困难。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各省也都派兵设置了封锁线。好在地方诸侯们大多出工不出力，这才使得红军成功突破了前面三道封锁线。

    当红军接近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封锁线时，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开始加强攻击。红军各部伤亡惨重，第五军团作为后卫打得尤其艰苦，军团的后卫师红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最终全军覆灭。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大军，实际是八万人，过湘江之后仅剩三万余人，人员折损了一半还多。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首次失利起，红军内部对最高指挥层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就在不断滋长，湘江战役使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跌下神坛的李德虽然还在“三人团”中，但已无法全面进行指挥，他仅能根据各部队发来的电报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人是周恩来。

    中央红军刚开始决定转移时，根本没有打算像后来走的那么远，也没有说要进行长征，当时只准备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这时周恩来却得到重要情报：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的这一意图，并且在红军的前进方向上部署了五倍于己的堵截部队！

    面对敌方张开的大口袋，李德仍建议按原计划行动，用正面直顶的战法与对方打硬仗。毛泽东则提出相反意见，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紧接着中央召开黎平会议，正式通过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

    黎平会议是毛泽东即将复出的一个标志性信号。与此同时，刘伯承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转折，他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开始北渡乌江。当时薛岳所部正迅速向红军进行合围，为了不使后续大部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窘境，刘伯承遂亲自指挥红军在乌江上架设浮桥。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不仅江面宽阔，而且水深流急，浊浪滔滔。当红军来到江岸边时，只听得江水呼呼的吼叫声回荡于两岸的悬崖峭壁之间，令人震耳欲聋。别说架桥了，光是站在那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颠簸不宁的感觉。

    见一般工兵干部都无从着手，红二师第四团（红四团）团长耿飚便奉刘伯承之命前去请教何迪宙。

    何迪宙是红军学校教员，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工兵团团长，有工兵专家之称，中央苏区的不少架都是他架的。不料见到耿飚后，何迪宙也是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工兵资料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不过我查了日本、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是不能架桥的，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耿飚一听就急了：“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  <h2>天堑变通途</h2>

    前来协助的专家还有红一方面军总部工兵连连长王耀南，但他也和何迪宙一样犯起了愁：“连根大绳都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无奈之下，耿飚只得向刘伯承进行汇报。

    刘伯承考虑，如果实在不能架桥，就用船渡。可是附近的船不是被敌军烧掉了，就是已被拉到对岸隐藏起来。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船只，船渡较慢，会增加掩护部队的负担，弄得不好，湘江战役的惨剧便要重演。

    经过再三考虑，刘伯承还是决定架桥。他指示在基层集思广益，依靠集体智慧来解决材料和技术问题。

    很快，一个叫李景富的工兵排长提出建议，说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江西的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竹排子，用鱼鹰捉鱼，他触景生情，就想出了这么一个“竹排渡江法”。

    刘伯承对此很感兴趣，连声说：“好嘛！好嘛！”他让耿飚立即组织进行试验。

    就在耿飚和王耀南要组织战士扎竹排的时候，又有一名战士提议说，若是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耿飚当胸给了这名战士一拳，高兴地说：“太妙了！你怎么才说呀？快，一齐到现场去看看。”

    耿飚和王耀南进行研究后，拿出了比“竹排渡江法”更为保险的“竹排浮桥法”。刘伯承同意这一方案，同时他让耿飚在各连进行挑选，把入伍前当过木工、篾匠、铁匠等行当的战士都挑选出来，送往工兵连加强力量。

    用竹排架浮桥，第一个工序是找材料。工兵连被分成了几个专业组——没有绳子，就由参军前当过篾匠的战士编竹绳，这种用竹篾编成的绳子泡在水中，会越泡越结实，不比普通的缆绳差；没有锚，就派人到附近去征集了十几个铁匠用的大铁砧；工作量最大的还数扎竹排，每个竹排由两层组成，每层用五根毛竹，总共需要几百个竹排，算下来至少得找到几千根毛竹才对付得过去，还好当地有好几片毛竹林，足以满足需要。

    工兵们将毛竹砍伐下来后，先削净上端的叉枝，接着用小钻在两端和中间各横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竿将毛竹互相串联起来，并以竹绳捆紧固定，这样一个竹排就做成了。在竹排的一端，还要记得用火烤一下，使它翘起来，以减轻水流阻力。

    竹排全部做好后开始架桥，其要点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为桥轴线并辅助作业。耿飚虽非工兵出身，但在中央苏区时曾跟人学了一手，也就是用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中间只需拉两根竹绳相连即可。

    部队架桥的时候，渡口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当中。附近沿江防线上射来的炮弹直往江心里落，江面上无遮无拦，不断有人中弹落水，以至于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

    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是加快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控制竹排向下游的漂移。这样单靠十几个大铁砧来固定桥身就不够了，耿飚指挥官兵或抬来巨石，或用竹篓把大量碎石装在一起，竹篓下再插两根尖竹，使之在沉入水底后死死拖住门桥。

    随着浮桥的伸展，竹绳也不够用了，于是临时又用战士腿上的绑腿带和从附近买来的布匹救急。在最后几节竹排被撑进轴线后，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终于在急流中诞生了。

    刘伯承闻讯前来对浮桥进行了验收，并立即用电台通知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来到桥边时，江对面的敌军已被赶出很远。毛泽东一边听刘伯承介绍架桥经验，一边点头称赞，他健步走出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红二师一过乌江，即由该师第六团（红六团）担任前卫，刘伯承连夜指挥该团奔向离遵义90里外的团溪镇，具体指挥攻取遵义的战役。  <h2>“打好仗”标准</h2>

    1935年1月4日晨，天还没亮，红六团政委王集成就应召跨进了临时指挥部的门槛。刘伯承正在洗脸，虽然这一路上马不停蹄，但他脸上没有一丝倦意。

    刘伯承问王集成：“你们打遵义有把握吗？”王集成回答得很爽快：“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没有问题。”

    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策确实相当及时有效。在西南地方诸侯中，王家烈的贵州黔军最无战斗力，士兵全是身背烟枪的“双枪兵”，以至于一场仗打下来，红军缴到的烟枪居然比真枪还多。战斗中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俘虏兵跪在地上一边向红军缴枪，一边苦苦哀求：“老总，能不能把这支烟枪给我留下！”

    除了士兵素质低劣外，黔军的装备也很难上得了台面。红六团在侦察过程中了解到，遵义城20里外有一个山口，驻有黔军的“九响团”。所谓“九响”乃是九响连发枪的简称，为赤水兵工厂生产的一种土造步枪，这种步枪可装填九发子弹，但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

    实际情况是，黔军所使用的其他步枪大多还不及九响枪，这让九响枪俨然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地人提供的说法是“山口子由‘九响团’把守着，鸟都飞不过去”。老百姓对红军不知道“九响团”的“大名”感到很是惊讶：“你连‘九响团’都不知道啊？嘿，全团上下一式的‘九连珠’（九响枪的另一种称呼），厉害着呢，在贵州谁也打不过它！”

    不说是九响枪，大家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武器，一说，全都笑了——红军初期也用过“九连珠”，不过早就淘汰了。

    王集成找到了一个当地小伙子做向导。这个小伙子曾被黔军抓了一年多兵，刚刚跑回家半个月，对山口的守备情况有所了解，王集成便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

    听完王集成所汇报的方案，刘伯承思考了一阵，点头同意，随后又进一步叮咛道：“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所以不仅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同时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用点智慧啰！”

    计议已定，刘伯承亲率红六团向遵义疾进。午后，他指示作战部队，要求一旦发起攻击，必须全歼“九响团”，不能让一个敌兵漏网，以免走漏风声，影响攻打遵义的作战行动。

    下午3点，部队接近山口。这时突然下起大雨，众人个个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为突袭提供了掩护：当敌兵听到枪声仓皇应战时，早已成为瓮中之鳖了。

    “九响团”所守卫的山头有百十米高，上面各有一左一右两座碉堡，对山下形成俯瞰之势。红六团以轻重机枪对碉堡进行封锁，以压制敌人的火力，其余战士为节省子弹，则均持刺刀进行冲锋。

    十几挺轻重机枪一开腔，使得“九连珠”只吭哧了几声就变成了哑巴。红军的刺刀冲锋更让守军心惊胆战，因为黔军最怕的就是拼刺刀，打仗时只敢远远地放枪。

    在红军出其不意的猛击下，“九响团”很快就全线崩溃，而红六团只有几名战士负轻伤。这一结果基本符合刘伯承所提出的“打好仗”标准：既攻取了目标，又减少了伤亡，还节省了子弹。

    突袭战的前敌指挥官是一营营长曾保堂。看到刘伯承和王集成等人牵着马上了山，曾保堂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上前敬礼。刘伯承看到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哈哈大笑，其他团领导也看着他直乐。

    曾保堂莫名其妙，左看右看，谁知刘伯承笑得更厉害了。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通信员指了指他的脸，曾保堂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于急于作战，雨水、泥水和汗水已经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得知“九响团”已被消灭一多半，尚有余敌在逃跑，刘伯承把手一挥：“不要管它了，赶快集合部队，遵义有一个师的敌人，听说我们过了天险乌江，动摇得很厉害，要赶快抓住时机占领遵义！”

    刘伯承准备只动用曾保堂的一营攻打遵义，他沉吟着对曾保堂说：“你们一个营去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是有点儿悬殊哇，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动动脑筋，多用一点儿智慧。”

    打仗要用智慧，是刘伯承在指挥作战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按照他的要求，红六团指挥员对俘虏进行了详细询问，在大致摸清遵义城防情况的基础上，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

    这是一个“诈城计”，即让曾保堂率一部分战士打扮成敌军，同十几个经过教育已争取过来的俘虏一道去诱骗遵义的守军打开城门。

    刘伯承听后表示赞许：“很好，这就是智慧。”他决定把红一军团侦察连临时配属给一营，并嘱咐参与诈城的指战员：“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叫敌人看出来。”  <h2>水马渡乌江</h2>

    晚上9点，部队冒着大雨出发。四周围一片漆黑，路滑得像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时响起“扑通”、“啪唧”的声音，差不多每个人都着着实实摔了几跤。

    急行两个多小时后，雨停了。透过夜幕，曾保堂看见一星灯光吊在半空，俘虏们悄声告诉他，说这就是遵义城，灯光是城门哨楼上发出来的。

    曾保堂率领着俘虏军官，冒充败退的“九响团”前去南门诈城。其他部队跟在后面，准备诈城不成即行强攻。

    因为时间紧促，红军只有靠前的几个侦察员穿着黔军的衣服，其他人都没有化装。不过幸亏在泥水里泡了一天，瞧在守军眼里全是泥人，早就分不出谁是谁了。在磨了二十多分钟嘴皮子后，守军给“自己人”开了门，红军蜂拥而入，分头从两侧占领了城楼。与此同时，军团侦察连也迅速攻占了城左翼的制高点红花岗，开始从侧面对攻城部队予以支援。

    防守遵义城的黔军教导师确如刘伯承所言，“惊弓之鸟，一轰就跑”，红军入城后没费什么劲就占领了其师部，控制了全城。曾保堂率部到敌师部休息，精神一松懈下来，这才感到又累又饿，腰酸腿疼，草草吃了点饭，倒头便睡。

    正睡得香呢，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和高亢的冲锋号声。曾保堂惊醒过来，急忙提枪奔出屋外。一问，才知道遵义城原来有新城、老城两个不同的城池，一营刚刚占领的城池只是新城。

    老城敌军发现新城被占后一直默不作声，等到凌晨才逃往娄山关。枪声和冲锋号声是坚守红花岗的军团侦察连在进行阻击，但因敌军人数较多，并没有能够将其完全阻住。

    红六团夜间占领的遵义，第二天云开雨歇，老百姓开门一看，满街都是红军，不由惊讶万分，不知道红军是如何一夜之间渡过乌江，杀到遵义来的。

    贵州古有以“夜郎自大”闻名的夜郎国，地域上较为偏僻封闭，自然迷信思想也会多一些，人们便纷纷传说红军有神人相助，有“水马”作为坐骑。一时间，红军“水马渡乌江”且藏有盔甲的神话在城内传得沸沸扬扬。

    为了借民间舆论迷惑敌军，红六团的通信主任就故意在部队驻地门口挂了“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的门牌。老百姓见到后更加信以为真，围着曾保堂等人要看水马和盔甲。

    曾保堂拿出一顶钢盔给他们看，可人家不满足，曾保堂只好跟他们逗乐：“水马盔甲是军事秘密，不能看！”

    老百姓依旧不信，一再声明“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干人（穷人）”。曾保堂走到哪里，后面的人就围到哪里，他们说曾保堂是“水军司令”，能“飞檐走壁”，要不然的话，那么高的遵义城墙，怎么能一蹦就上来呢？

    曾保堂和红六团的官兵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但其他部队还不能——有三个团的老城敌军通过军团侦察连的火力拦阻，已经逃到娄山关。

    娄山关距离遵义90里，是黔北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扼守着遵义通往桐梓、川南的出路。若优势敌军从川南到黔北，只要控制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这一后患一定要赶紧除掉，但考虑到红六团刚刚经历激战，人困马乏，刘伯承决定另调红四团进攻娄山关。1月7日晚，他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匆匆赶往红四团在遵义城的临时团部。

    红四团自强渡乌江以来，一路星夜行军，官兵们也十分辛苦。耿飚和团政委杨成武正在布置宿营，准备让部队在城内过年，他们没想到刘伯承和聂荣臻会来到团部，而且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耿飚刚刚解开皮带扣，随身的武器和图袋都还没解掉，立即又扎紧了。

    刘伯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桐梓。”

    虽然感到突然，耿飚、杨成武仍然不约而同地点头应命。

    刘伯承用铅笔在空中点了一点：“要快，越快越好！”聂荣臻对此进行了补充：“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

    刘伯承随后又对战斗做了具体指示，要求红四团“夺关快，伤亡少”，最后还特地叮嘱道：“记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与你们师部联络。我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h2>怪事</h2>

    红四团匆匆赶往娄山关。到达娄山关附近的板桥镇后，耿飚、杨成武登上一座山峰看了看地形。只见娄山关雄踞群山之上，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峰犹如两把利剑直插云霄，从而形成了一道狭窄的隘口，其地势之险峻真是名不虚传。

    二人分析，守关的黔军早已是惊弓之鸟，要打垮他们并不困难，难的是地形不利——如果单纯从正面沿公路仰攻，部队伤亡会很大，不符合刘伯承提出的“夺关快，伤亡少”要求。

    最后，决定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要抄袭就必须有路，根据通信排从山坳里带回来的一位老猎人介绍，娄山关除了正面有一条公路外，其实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过去曾是从板桥镇通往桐梓的唯一路径，只是后来修通了公路，才无人再走。

    耿飚又找来十几个当地居民，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小道的情况，但是无论这些居民还是老猎人，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小道的准确位置。

    耿飚和参谋们用地图对照着实际地形进行研究：娄山关左面的悬崖峭壁肯定上不去，右面的山岭倒是可以一试。

    1月8日晨，部队到娄山关山脚下集结待命。提前大部队三个小时，侦察队和迂回部队已在右侧高山上觅路攀登。

    这时耿飚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已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与师部的电话联系。他正准备向师部报告情况，忽然听到电话员们一个劲地嘟囔：“怪事！”

    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呢，电话里就有人叽叽喳喳乱嚷嚷。”

    耿飚拿起话筒一听，发现居然是驻桐梓的黔军师长侯之担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原来通讯班在接通师部电话之前，虽然事先剪断了通往敌方的线路，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重新接通了敌军的电话。

    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却为截获敌方情报提供了方便。耿飚注意到，敌人在对话中也提到了神秘的小道，并且害怕红军借此偷袭桐梓：“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

    想不到小道还真是对方的空虚缺口，耿飚于是命令侧翼抄袭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的行军，以造成破袭桐梓之势，动摇敌军的防御决心。

    一个小时后，总攻部署按计划完成。耿飚正要发令，敌人的电话铃又响了，里面传来一阵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这是王家烈在向侯之担报警，说发现有红军主力在向桐梓运动，让其立即撤退。

    耿飚立即下令展开总攻。正面部队冲锋号一响，抄袭部队即沿找到的那条残弃小道绕至敌军左翼，并从其后方斜插了过去。

    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守关之敌溃不成军，红四团成功登上了娄山关。接着，他们又沿十步一变、八步一拐的汽车路继续追击，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路。

    当天上午，红四团占领了敌军已撤退一空的桐梓城，后者是王家烈和侯之担的老家，也是传说中夜郎国的都城所在地。刘伯承亲自部署的这一军事行动，既解除了遵义的后顾之忧，也为红军总部入川打开了通道。

    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负责警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军可能发动的进攻。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领导，仍由周恩来、朱德担任军事指挥，毛泽东则正式恢复了指挥权，以后在行军途中又开始负主责。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建议，认为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计划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

    按照这一计划，红军经桐梓渡赤水河北上，但由于在土城战役中未能取胜，只得放弃原计划，二渡赤水，重占桐梓、娄山关、遵义城。紧接着，为摆脱薛岳部的追击，红军又两次渡过赤水，一路向西，逼向昆明。

    毛泽东并不是真的要打昆明，其目的地仍是川西北。就在云南滇军紧急往昆明集中的时候，已到达昆明附近的红军主力突然向西北转进，直趋云南通向四川的天堑——金沙江。

    5月2日，刘伯承奉命率干部团前往金沙江南岸的绞平渡渡口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

    从出发地点到绞平渡，部队需要走160里，沿途可能要打仗，到了江边还要过江、抢占渡口、架桥，而给他的时间一共只有一昼夜。

    刘伯承盘算时间上可能来不及，也为此做了最坏打算：假如在抢占渡口后，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军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要准备独立作战，先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第三章 路是一定要过的

    干部团由原红军学校合并而成，共有三个步兵营。刘伯承从中挑选了比较强的第三营作为先遣营随其一道行动。

    要抢时间，路上就要争取少打仗，刘伯承让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是骗对方说红军要过江，自己要去封锁渡口。

    因为采取了这一办法，先遣营精神集中，行动神速，而且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战斗。

    5月3日傍晚，先遣营到达离皎平渡60里的杉落树镇。为了保存体力，以便第二天能够顺利渡江，刘伯承下令在镇上稍作休息。

    发现沿途的山路极不好走，先遣营便想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向导，结果他们却碰到了一个自称区公所的人。刘伯承听说后，马上让把这个人带过来。

    红军的伪装让来人也误以为全是“自己人”。他向刘伯承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秘书。”

    刘伯承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秘书”透露：“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但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要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刘伯承急忙问他：“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回答让刘伯承松了口气：“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h2>渡江的关键</h2>

    “还在你手里就好。”在问清情况后，刘伯承明白告诉“秘书”，“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通过询问“秘书”和侦察得知，皎平渡口共有两只木船，同时渡口对岸并无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处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由一个保安队把守，而这个保安队也仅有几十条枪。

    刘伯承盘算了一下，派一个连的兵力过去就足以解决问题，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他当即从先遣营抽出一个步兵连做先遣连，下令该连轻装前进，强行渡江，其余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工兵连就地造饭，随后迅速跟进。

    先遣连直扑江边，首先找到并控制了船只，随后在半夜时分驾船渡过金沙江，轻而易举地就端掉了厘金局。

    当得到先遣连占领两岸渡口的报告时，刘伯承正骑着马在黑夜里疾行。他欣喜万分，十分兴奋地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

    两人边走边谈，很快就到达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天已经亮了，刘伯承向通安方向派出一个前哨连进行警戒，接着便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

    金沙江古称泸水。诸葛亮在《出师表》一文中写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里面的“泸”指的就是金沙江，“不毛”指的是云南地界。据说蜀将马岱带兵两千“渡泸”时曾中瘴毒，一下子就死了一千五百人。

    红军没有碰到瘴毒，皎平渡方面的金沙江江面也不宽，但不利之处是水深流急，尤其那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滂沱，使得江水猛涨。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此表示忧虑，他对宋任穷等人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哇！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果如其言，当时的金沙江流速达到了每秒四米，到处浊浪滚滚，汹涌澎湃，而且江心还有很多漩涡。看这情形，是无论如何没法搭桥了。

    找船只成为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刘伯承发动众人沿江进行收集。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先遣营先后在江岸边又找到了五只破船。

    刘伯承闻讯极为高兴，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修理，这样红军在皎平渡一共拥有了七只船。

    原先红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分别是龙街渡、洪江渡和皎平渡。如果一切顺利，以皎平渡的七只船接送本渡口的部队就够用了。

    可是洪门渡、龙街渡的船只都已被敌军提前烧掉。洪门渡在渡过一个团之后，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了，不能继续渡江。龙街渡的红一军团佯作渡江准备，吸引了不少敌军，加上江面太宽，容易受到飞机袭击，所以也不能在那里渡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一个渡口过江。

    皎平渡的七只船，小的仅能坐十一人，大的也只能坐三十个人。全军几万人马都要靠这七只船渡江，即便日夜抢渡，也不是一两天或三四天就能渡完的。

    刘伯承收到电报后，立即决定拿下通安镇，以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通安镇在皎平渡以北40里。这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干部团除留先遣营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均由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渡江后以强行军的方式向通安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可走，其中的一段路面甚至仅能容一人通过。干部团在进占通安的途中，不断遭到敌军冷枪乃至于大石块的袭扰，冲在前面的人非死即伤，后面的人贴着峭壁、死角不断躲闪跃进，才终于冲了过去。

    当时的四川仍为诸侯割据局面，中央红军所进入的区域是川康边区，乃刘湘的族叔刘文辉偏安之处。得知中央红军已过了金沙江，驻守会理的刘文辉部将刘元瑭急忙率一个旅驰援通安，双方在通安北面狭路相逢，战斗十分激烈。

    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就估计到形势严重，于是下令宋任穷率先遣营火速进行增援。

    黄昏时分，先遣营赶到通安。之前干部团主力已攻到通安街上，但因敌我兵力悬殊，刚刚又被迫退了出来。

    宋任穷传达了刘伯承的命令：此战关系重大，必须不惜一切牺牲！  <h2>甩开了一大截</h2>

    “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刘伯承在指挥作战时其实很少说这样的话，他这么说了，就表示事情确实严重到了足以砸锅卖铁，在所不惜的地步。

    得到三营增援后，陈赓调整了进攻部署，以二营在正面佯攻，派一、三营在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军的左侧。经过拼命争夺，干部团占领了通安，刘元瑭仅率四百残部逃回会理。

    通安一仗对保障皎平渡至关重要，而刘伯承在紧要时刻宣布的死战命令，以及他派去增援的先遣营则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从5月4日到5月9日，中央红军大部都在皎平渡渡江。整整五个昼夜，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条大鱼一样在两岸穿梭来回。两岸山坡上到处都是部队、马匹和行李担子。

    其间，身兼渡河司令的刘伯承光着头，顶着烈日，在晒得烫脚的沙滩上来回走动，亲自指挥部队渡江。指挥渡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比如，为了防止敌机低空袭扰，在江边等待上船的人马不能聚集太多，可如果不集结一定数量的人马在江边待渡，等船过来了再叫部队，又会耽误许多时间。组织时，刘伯承所安排的待渡人马就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其他方面，诸如部队如何坐船，骡马如何泅渡，怎样使船的载重适量平衡，做到既安全又不浪费时间，刘伯承都亲力亲为，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

    5月9日，全军渡完。刘伯承在北岸迎来了殿后部队，即他曾经指挥过的红五军团。江南岸的沙滩上，已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刘伯承遂以渡河司令部的名义下令沉船。

    在巧渡金沙江之前，中央红军后面一直跟着薛岳部队这一尾巴，之所以要四渡赤水，也就是要把它给甩掉，但薛岳仍旧跟得很紧。直到渡过金沙江，才算是真正把薛岳这个“尾巴”给甩开了一大截——薛岳追到金沙江南岸已经是5月16日的事了，而且那里渡江船只已被全部损毁，他只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

    “川康王”刘文辉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并没有把重兵布防于金沙江沿岸，这是中央红军能够顺利突破金沙江的一个重要条件。刘元璋之所以如此部署，是因为他认为金沙江岸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被突破，即全线崩溃。

    按照“守江不如守城稳当”的观点，刘元璋将兵力主要分布于会理、德昌、西昌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

    在刘光辉、刘元璋看来，薛岳部队正在中央红军后面紧追，只要他们守城能守住几天，追兵一到，红军自然离去。

    从5月8日起，陆续过江的红军就已经包围会理，但经过七天七夜的猛攻，却未能攻克城池，只得绕城而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鉴于川康地理民情较为复杂，为加快北上进度，会上决定成立先遣队。

    先遣队以红一团和工兵连为搭档。红一团的全称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该团拥有辉煌战史，在中央红军中属于装备和战斗力都较强的部队，曾被周恩来称为“天下第一团”。

    由于在川军中拥有一定声望以及熟悉当地情况，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聂荣臻为政委，他们将率领先遣队为全军打开通路。

    会理之北为德昌。刘元璋开始还不想守德昌，怕分散兵力，但后来考虑到德昌较为富庶，对当地的士家大族不能丢了不管，于是就派旅长许剑霜指挥一个团进行防守。

    长征期间的中央红军由于缺乏重武器等原因，攻坚能力已大为削弱，不然一个小小的会理不会打不下来。对于德昌，中央也希望巧取而不是强攻。根据这一指示，早在会理攻守战时，刘伯承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许剑霜，让他不要阻止红军北上。

    许剑霜曾是刘伯承的部下，在顺泸起义军里当过团长，并且还加入过共产党。他有心给红军让路，可是又怕刘元璋怪罪，就把原信转送至西昌刘元璋处。

    刘元璋收了信没有答复。许剑霜就认为刘元璋已经默许他放水，当红军到达德昌时，他就假模假式地出来和红军碰了一下，然后很快撤往西昌。

    刘元璋的部将刘元琮听说后，拍桌大骂许剑霜“通敌”，主张杀了许剑霜。刘元璋却怕刘元琮因此坐大，同时他和许剑霜还在军校一块读过书，于是便驳斥刘元琮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

    许剑霜安然过关，5月17日，红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德昌。  <h2>不以彝民为敌</h2>

    刘元璋曾有调兵增援许剑霜之举，他派去的援兵是彝务指挥官邓秀廷。

    邓秀廷家族本是汉人，但因世代居于汉、彝杂处的地区，熟悉彝情，能说彝语，不仅生活习惯完全浸染彝风，而且还拥有彝“娃子”（即奴隶）。到了邓秀廷，其势力在西昌、冕宁的彝族聚居区内更得到极大增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连刘文辉、刘元璋也不得不对他加以防范和笼络。

    邓秀廷将他控制的彝民称为“四十八家”，他从“四十八家”中能够征调的常备彝兵达到三千人以上。当然，邓家再强，也还不如刘家，所以邓秀廷只能暂时依附于刘文辉，刘元璋要对他的部队进行征调，亦不敢不从。

    当邓秀廷率部前出至德昌南面的黄水塘时，德昌已被红军所控制，而这时刘伯承给他的亲笔信也到了。

    刘伯承乃昔日川中名将，在川军中就职多年，深知邓秀廷的底细。他在信中说，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秀廷予以考虑。

    这封信让邓秀廷非常犹豫。打吧，怕打不过，不打，刘家那里又交代不过去。在召集军官们开会商议后，他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如果能乘机从红军那里捡到一点枪弹则是最好的。

    邓秀廷把部队摆在红军所经大道的两边山上，并且事先跟他的彝族军官们打好招呼，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红军列队经过黄水塘，邓秀廷一看，红军队伍排得很密，就更加不敢动了。谁知有一个彝兵偏偏不听约束，擅自开了一枪，引得其他彝兵纷纷效仿，先后打了十几枪。

    邓秀廷见状赶紧用彝族话喝止。红军也遵诺未进行还击，一边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一边照旧前进。

    邓秀廷本来还打算再做做样子。其时正好有两架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前来对红军实施轰炸，彝兵好奇，想打“一只大鸟”下来看看，就连续朝飞机开了几十枪。

    邓部出来时带了指示地面目标的联络布，可是临时却忘记放在哪个马驮上了，布标摆不出来。遭到射击的飞机以为邓部是红军，遂向下投弹，邓部一名连长和几十名汉彝士兵被炸死。邓秀廷因此蚀了老本，便把部队撤出黄水塘，转移到冕宁去了。

    德昌之北是西昌，也是刘元璋所部署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红军到达距离西昌30里的地方时，惊恐不安的刘元璋听了部将刘元琮的话，以红军会利用民房接近城墙为由，将西昌城外最繁华的商业区“西街”给一把火烧了，谓之“亮城”。

    见此情景，中革军委意识到西昌守军早已有备，若强行攻城，很可能陷入会理攻守战那样的尴尬局面。为此，红军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行军警戒部队，大部队则越过西昌城开往泸沽。

    5月20日上午，刘伯承到达泸沽。在此之前，作为先遣队主力的红一团已先期到达待命并对前方区域进行了侦察。

    由泸沽北上，必过大渡河，而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西昌经越西至富林的大道，称为西越路线；一条是由西昌经冕宁至安顺场的山路，称为西冕路线。

    大道易行，山路难走，这是显而易见的，红军预定计划也是要走大道。可是你这么认为，对方也会这么认为，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刘文辉显然判定红军必走西越路线，所以早已将富林作为防守重点。

    刘伯承推测，如果红军从富林渡河，会遇到川康军的主力，强渡大渡河的行动将非常困难。他于是建议中革军委改走西冕路线。

    电报起草后交电台发了出去，但是因为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暂时联系不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商量后，决定率先遣队开赴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进行联系。  <h2>人质</h2>

    冕宁没有什么敌军防守。晚上9点，刘伯承率红一团占领了冕宁城。随后，他下令打开县衙门的监牢，将牢里的“政治犯”予以释放。

    监牢的铁门被撞开了，但见里面的“政治犯”被拳头粗的铁链、脚镣、手铐紧紧箍住，有气无力地躺在烂泥、屎尿和污水坑里。他们有的赤裸着身体，有的仅用一块破布遮住下体，但无一例外都蓬散着尺把长的头发，瘦得如同枯藤一般。

    红军给他们锤开锁链，逐个背到外面，闻讯赶来的老乡也跟着进去往外背，前后一共背出来两百多人，而且全是彝人。其中有几个人含着眼泪，看到刘伯承后纳头便拜，好像有千言万语要申诉一样。

    刘伯承见状感到很是惊异，连忙和他们拉话（四川地区方言，交谈、谈心的意思），这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彝族“家支”（即家族支系，彝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头人的子弟，是被冕宁县衙抓来做“人质”的。

    让彝族部落质押“人质”是自清代以来就有的一种官府制度，早成定例。只有在辛亥革命时，滇军经过冕宁，曾一度释放“人质”，但到邓秀廷称霸冕宁又重新得以恢复。

    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家支”中只要有一个头人“违法”，从他开始，这个“家支”所有的头人及其儿孙都要长期轮换着坐牢，这叫“坐质换班”。

    冕宁牢狱可谓暗无天日，狱卒对待“人质”则较对待汉人更为冷酷无情，即便身体健壮的年轻彝人都打熬不住。如果坐牢的彝人死了，家人必须接替，允许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新的“人质”在狱中不堪折磨，急思轮换，最后往往弄得父子兄弟都沦于苦海不得解脱。有的“家支”一代一代就这样被折磨绝了。

    获救后的“人质”对红军感恩戴德。他们告诉刘伯承，冕宁城是进入彝民区的必经之路，一过冕宁城，就是大凉山彝民区。沿着去安顺场这条线路，当地彝族共有古基（又称果基、沽鸡）、洛伍（又称老伍）、罗洪三个“家支”，以古基势力最大。

    刘伯承还得知，红军将要经过的道路确实非常难走，有的地段全是悬崖绝壁，路隘险深，行路异常艰险。据说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就是经此道北上，当时其先头部队已到安顺场，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后卫部队却遭到了冕宁民团的袭击，以至全军覆灭。

    刘文辉熟知古史，他之所以重兵设防富林，且只以大渡河防御为重点，自然也是考虑到西冕路线乃是石达开覆军老路，对红军非常不利。

    选择西冕路线，红军并不怕走崎岖山路，让刘伯承心里没底的正是与彝民打交道这件事。

    长居四川，使得刘伯承对彝民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在占领冕宁城之前，他就在部队动员中讲道，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但后来被汉族官军赶到了山上，由此可见，历史上汉彝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即便到了近代，汉彝相处仍很困难。可以想象得到，红军在经过大凉山时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但用聂荣臻的话来说，彝人再怎么为难红军，“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刘伯承相信，红军最终一定可以顺利通过彝民区，当然，“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理性分析，汉彝之所以频频发生争执，其间固然有对生存条件竞争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习惯不同。比如彝人经常劫掠汉人，对这种劫掠行为，他们并不像汉人那样存在道德问题，而是认为完全正当，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待彝人，汉人中也一直存在着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邓秀廷式的，即只要一有机会就用武力加以压迫，美其名曰“办彝务”。按照邓秀廷的一套理论，“与其敬蛮一尺，不如打蛮一丈”，“你不整彝人，彝人就会整你”，“你整得越凶，他就害怕得越甚”。

    邓秀廷的部队，无论汉兵还是彝兵，全都不发粮饷，所有负担都从彝区出入。一旦攻占不服从他的彝区，他还允许部属官兵随意掠夺，谓之“关大饷”。

    慑于邓秀廷的手段，彝族“家支”表面固然不敢不服，但内心十分仇恨，对汉人也愈加敌视和疑忌，对汉族官军更是恨之入骨。

    另一种模式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就是以诚待人，坦诚相见。  <h2>谁也不许开枪</h2>

    说到以诚待人，最典型的莫过于诸葛亮当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大凉山，至今彝民区仍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

    较之单纯的武力压迫，“七擒孟获”或许短时间内收效较慢，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在全世界的华人区，孔子和关羽的影响力都要超过诸葛亮，唯独在西南的云贵川一带尤其是少数民族中，诸葛亮的形象却远非其他先贤可比。这也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华人区的亚文化现象。

    刘伯承所说的“好好做工作”，若通俗一点讲，其实也是要以诚待人，对彝民予以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他告诉被释放的彝民“人质”，红军北上只是假道彝民区，望他们回去进行疏通。

    “人质”们都高兴地答应下来，并留下人为红军领路和做“通司”（即翻译）。

    刘伯承随即对先遣队的所有官兵下达严令：“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过了一会儿，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前来报告，说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原来就在红军占领冕宁城之前，原冕宁县的县长及其家属在逃跑途中遭到了彝人的拦劫，不仅所带财物被洗劫一空，连身上所穿的衣服也被剥光了。

    应这些跑回来的落魄者的请求，三营为他们提供了衣服，但整件事对部队还是影响不小。三营营长尹国赤说，官兵们都“怕过不去这个倮倮国”。

    倮倮翻译成彝语就是老虎，彝人也经常自称为老虎，“倮倮国”便成了当地一些汉民对彝区的称呼。黎林当时听后就对尹国赤的话予以纠正：“你就不该叫什么‘倮倮国’，而应该叫彝族同胞，彝族兄弟姐妹。这不是简单的称呼问题，这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大事。”

    听完报告，刘伯承感到局面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严重和复杂。他和杨得志等人商量了整整一夜，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付的办法。

    天亮后，杨得志、黎林奉命到三个营和工兵连一一进行教育，要求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并强调这是总部的命令，谁开枪谁就违反了政策和纪律。

    当天，先遣队的电台也终于跟大部队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刘伯承的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经西冕路线北进。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先遣队于5月22日早晨开始进入彝民区。彝民区山高路险，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的腐烂树叶居然厚达数寸。在那些腐烂的树叶杂草中，还生长着一种带刺的藤蔓，左缠右绕，脚踩上去有时会拔不出来，行走非常困难。

    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又有意对道路进行了破坏，沿途不是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就是溪水里的石墩被搬开了。没有办法，杨得志只得让工兵连走在前面开路，他自己带三营掩护着刘、聂首长走在后面。

    工兵连一边行军，一边砍树架桥修整道路。过了俄瓦垭口后，他们便渐渐从前面落到了后面。

    在俄瓦垭口之前这一段，尚属于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到喇嘛房，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这时大家看到山上山下都出现了许多彝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先遣队不得不缩短行军距离，以防遭到突然袭击。

    刘伯承与聂荣臻一起登高观察，发现红军已陷入被古基、洛伍、罗洪三个“家支”四面包围的境地，情势非常紧急。刘伯承立即与聂荣臻进行分工，刘伯承负责布置自卫阵地，聂荣臻负责派人进行喊话。

    当先遣队前卫连到达喇嘛房时，他们终于被越来越多的彝民堵住了去路，无法再继续前进。彝民们用彝语喧嚷着，很难听出他们说的是什么，不过从他们的手势和面部激动的表情上，却不难判断出，如果红军要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

    先遣队除配属工兵连外，还有一个随队行动的工作团，主要负责进行沿途的政治宣传工作。工作团的冯文彬见状，便带着“通司”（即彝语翻译）上前答话。

    听彝民们中的一个小头目说要两百块钱，冯文彬便爽快地给了他们两百块银圆，众人一抢而散。不料过了一会儿，又有一批彝民来要钱，说他们不是一个“家支”，前面那个是罗洪家的，他们是古基家的。于是冯文彬只好又掏出两百块银圆送了过去。

    罗洪家的拿了钱后并没有离开，而是从西面向红军大部队猛冲过来，并且抢掠了东西。红军喊话无效，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h2>连衣服都被剥光了</h2>

    刘伯承布置的自卫阵地刚刚才建好，眼见对方已率先动了武，他只得亲自下令部队予以还击，击退了罗洪家的武装。

    与此同时，东面的洛伍家已接受喊话，表示愿意维持中立。只有前面的古基家尚态度不明。

    冯文彬正在与古基家交涉之际，后卫又传来了一个令局面更为紧张的消息——工兵连被抢劫了，而抢劫他们的又正是古基家。

    工兵连当时已掉在主力后面一百多米，队伍也分散开来。从那时候起，隐藏在山林里的彝民便挥舞着土枪长矛开始出现，有的还向他们施放冷枪冷箭。为安全起见，连长王耀南赶紧把全连集中了起来。

    刚刚登上一座小山岗，工兵连就远远地看见一群人朝他们迎面走来，众人全都放慢了脚步，心情也变得极为紧张。

    到了近处，这种极为紧张瞬间又变成了极度惊讶：来的全是汉人，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全都一丝不挂！

    来人自称他们是外埠商人，路过“倮倮区”被“蛮子”抢了东西，剥了衣服。后来仔细询问，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因为害怕被红军抓住，才冒险避入了彝民区。

    这些人过去以后，官兵们开始议论纷纷，这个说：“我们可别也被扒个赤屁股精光。”那个说：“我们不是财主，又不惹他们，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王耀南赶紧和连指导员罗荣分头做解释工作，并且反复强调必须执行总部命令，无论如何不准开枪，谁开枪谁违反政策。

    进入一座山谷，工兵连也被几个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住了去路。罗荣带着一名会说四川土话的战士上前交涉，可是还没说上几句，那几个彝民就突然大喊一声，山上顿时吹起了号角。

    号角声中，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许多彝民，工兵连的官兵被围在了中间。在这种情况下，王耀南等人虽然不停解释，但彝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一边嘴上“呜呼呜呼”地不停叫喊，一边上前进行围困。

    围上来的彝民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铁桶阵。工兵连束手无策，进退两难。

    不久，彝民几个围住一个，开始抢东西、剥衣服。工兵连的官兵虽然也有少数防身武器，但限于政策都不敢开枪，王耀南、罗荣赤着身子还在大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从王耀南、罗荣到一般战士，全部被扒了个精光，所携带的架桥器材、武器和其他用具也被一搜而光。好在彝民只抢东西，并不伤人。后来有一个高大的彝人骑着骡马而来，跟其他彝民一阵叽叽咕咕，说了一些王耀南他们听不懂的彝语，就把他们给放了。

    工兵连只得循原路退回出发地，杨得志等人闻讯前去看望，结果迎面就撞见了王耀南。王耀南全身光溜，要是在平时，这样子确实十分可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

    杨得志问王耀南：“情况怎么样？部队呢？”

    杨得志不笑，王耀南倒先笑了：“部队都撤下来了。”

    “有损失吗？”

    王耀南还是笑着：“‘枪支’和‘工具’都被没收了，人员没有损失。”接着就把经过说了一遍。

    杨得志瞅着王耀南的样子，也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开路哪！”

    工兵连被迫暂时退出了彝民区。刚走出彝民区不远，就看到路边坐满了红军。这是跟在先遣队后面的部队，曾保堂的红六团一营，他们不知事情究竟，看到这群光溜溜的汉子不由捧腹大笑：“工兵连真凉快呀！”“喂，你们到哪儿洗澡去了……”

    曾保堂得到报告后赶紧跑了过来，传令凡有两件衣服以上（包括身上一件）的战士必须拿出一件，马上集中交给工兵连穿。怕衣服不够，曾保堂又让供给处把好一点的麻袋捡一些送给工兵连。

    工兵连自成立以来还从未打过败仗，现在不仅被“缴了械”，连衣服都被剥光了——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没有发生过，就是在红军战史上也绝无仅有。

    在听了一些玩笑话后，工兵连的战士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埋怨情绪比较大，就连有些干部也想不通，认为连指挥员的临场处置太过窝囊。王耀南、罗荣赶紧开会进行疏导，才解决了官兵们的情绪问题。  <h2>结义为兄弟</h2>

    在工兵连遭到劫掠后，前卫连仍无法前进。工作团率队的萧华、冯文彬通过“通司”向对方提出交涉，说明红军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住宿，但已经收了钱的古基家却似乎还没有罢休的意思，彝人们仍旧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

    正当混乱得不可开交之际，前面山谷入口处忽然扬起一阵烟尘，几个彝人骑着骡马直驰而来。“通司”认出，为首者就是古基家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他们的到来，总算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有了头人，便好说话，萧华赶紧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搭话。

    小叶丹的四叔听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和他谈话，欣然表示同意，并随即下马，挥退了集聚的人群。

    在谈话中，萧华首先向对方表明了红军此来并不会打扰彝人，只是借路北上。接着，他又根据彝人性情豪爽且非常讲义气的特点，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

    小叶丹的四叔对萧华前面的一番话尚半信半疑，但是后面的“结为兄弟”令他大为高兴，同时疑虑全消。

    原来当时古基家和罗洪家正在发生械斗。小叶丹看到红军兵强马壮，便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家，释放工兵连的那位高大彝人就是小叶丹派去的代表。

    为了表示信用，萧华将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小叶丹的四叔，后者也把自己骑的那匹黑骡子送给了红军。

    谈判取得成功。这时只听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儿，他引来了一个打着赤膊、赤着脚的披发汉子，此人自我介绍：“我是古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找刘、聂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从后面跟来。

    得到萧华报告之前，刘伯承和聂荣臻正处于焦虑之中——继续前进可能引发更多更激烈的冲突，但要停止前进，又会影响后面主力的通过。

    就在他们苦思良策而不得之际，萧华带来了好消息。众人不由喜上眉梢，刘伯承更是毫不犹豫地骑上马，赶到了行军纵队的前面。

    小叶丹和其他几位古基家的首领远远见到萧华等人，立刻趋前迎接。萧华把刘伯承介绍给他们，小叶丹跪下致敬。刘伯承赶紧下马，从地上扶起小叶丹，不让他行此大礼。

    在一处海子（西南地区对湖泊的称呼）边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

    刘伯承重申与小叶丹拜盟的意愿，并且强调：“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结盟仪式决定就在海子边上举行。按照彝家规矩，一位彝人捉来了一只大红公鸡，因为没有酒，就用两碗湖水代替。彝人拿刀割破鸡脖子，将鸡血分洒在碗里，接着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在海子边上，高高地举起这两只水碗宣誓，最后将血水酒一饮而尽。

    刘伯承结盟小叶丹这件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而刘伯承却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真是堪比古人。

    后来他还兴致勃勃地问刘伯承：“你和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回答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这可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因为他当时只是急于交好小叶丹，以便大军能够顺利通过彝民区，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些细节。

    结盟之后，先遣队即便继续前进，当天也走不出彝民区了。刘伯承、聂荣臻决定返回30里，回到汉族居住地大桥镇宿营。小叶丹叔侄也被邀请到大桥镇做客。

    刘伯承素知彝人善于饮酒，便派人把大桥镇所有的酒都买了过来，在先遣司令部设宴招待小叶丹叔侄。小叶丹叔侄也果然酒量如海，喝了不少酒，居然只不过微有醉意而已。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古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果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

    刘伯承看出小叶丹说这些话，既是因为与罗洪家有宿怨，同时也是出于结盟之后的义气，于是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他又伸出手比画：“一个指头没有劲，但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事实上，后来先遣队不仅没有再向罗洪家讨要被抢去的东西，还对在击退战中受伤的彝民每人发给五块银圆，以示抚慰。

    晚宴结束，刘伯承将一面绣着金黄五角星的大红旗送给小叶丹，上写“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几个字。他同时任命小叶丹为“沽鸡支队”的支队长，并当场写了任命书。

    第二天清晨，小叶丹让人将劫掠工兵连的东西送了回来。他本人跟着前卫连走在前面，一直把先遣队送出了自己所管的区域。临别之前，刘伯承又送给他十支擦得油亮的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也坚持把自己所骑的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在经过其他彝民区时，因为有小叶丹派的代表带路和进行交涉，先遣队再未遇到人为阻挠。小叶丹还按照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

    在彝民的帮助下，经过七天七夜的穿行，红军大部队全部安全通过了彝民区。  <h2>又一道难关</h2>

    刘文辉对红军敢于走西冕路线和穿越彝民区缺乏准备。先遣队在通过彝民区进入汉族区后，很快就遇到了一件令他们意料不及的新鲜事。

    中午时分，杨得志接到前卫营尹国赤的报告，说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正带着八个马弁在前面迎接红军！

    杨得志、黎林均大感惊异，随即就带着通信员赶了过去。一看，果不其然，路旁摆着桌、椅、板凳，桌子上放着烟、茶、食品，正供三营的官兵享用呢。

    区长一看杨、黎的装扮和气势，料定是大官，便马上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操着满口四川话说：“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事先啷格不晓得？啊，啊，接待不周，长官千万莫要见怪。”

    尹国赤跟在杨得志后面，强忍着笑大声对他说：“这是我们团长。”

    区长听了向杨得志深深鞠了一躬，说：“欢迎团长改天再来耍。”

    国民党的区长对红军如此热情，谁“事先啷格晓得”？也难怪，西冕路线较为偏僻，这个区长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更没见过红军，加上刘文辉也没有通知说红军要走这里，所以他就把红军当成了中央军。

    眼看时间不早，大家都已吃饱喝足，杨得志下令继续行军。尹国赤一摆手，三营把区长所带的那八个马弁的枪全给卸了。

    区长瞠目结舌，嘴里还一个劲地嘟囔着：“这是咋个说的吗，这是咋个说的吗？”

    到此时为止，他还认定遇到的是“中央军”，想到自己如此加以款待，“中央军”的长官还要如此对待自己，这哥们儿几乎委屈到要哭了。

    尹国赤让区长在前面带路。走出近十里地后，区长和他的马弁忽然跪倒，顺着山坡连滚带溜地滑了下去。先遣队急于赶路，也就随他们去了。

    尽管过了彝民区，西冕路线上敌军也缺乏防备，但刘伯承的心情仍难以轻松。在骑马前往安顺场渡口的路上，他神情焦虑，走着走着就一个人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大渡河是横亘在刘伯承心中的又一道难关。在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前，刘文辉曾以为，过金沙江到大渡河乃是导致石达开倒霉的老路，红军不会钻这个牛角尖。孰料红军偏偏就要钻牛角尖。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对会理展开围攻时，蒋介石就急电刘文辉防守大渡河，在说明“大渡河天险，红军断难飞渡”的同时，他要求刘文辉全力以赴，将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南岸，“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

    蒋介石并不是嘴上光说说而已，他已经派特务头目康泽率别动队驻于川康，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

    刘文辉心情十分紧张，他基本上把自己所能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都用来扼守大渡河渡口。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大渡河堵截红军，一直坚持到“薛岳追军早到，石达开覆军历史重演”，从而把他认为的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渡过去。

    为了对红军的心理上施加压力，蒋介石还用飞机向红军投下传单，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刘伯承看到了这些传单，他知道安顺场就是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终覆亡之处。如今，红军处境也确实与石达开当年有相似之处——安顺场为河谷地带，前面是川康军重兵扼守的天险大渡河，后面是滔滔金沙江和薛岳的追兵，两侧都是四五十里长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之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军伏击消灭。

    要避免历史的轮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打过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过河去。  <h2>人算不如天算</h2>

    5月24日，经过140里路的强行军，先遣队在安顺场渡口前的一座大镇子上停了下来。刘伯承下令分兵：红一团团部和三营就地宿营；二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一营在他亲自率领下继续前进。

    大镇子离安顺场仅有20里路，但这最后一段路都是山路，极其难走。当晚八九点钟，一营翻过了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大渡河出现在面前。站在山腰往前望去，稀依可见山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传令部队停下休息。他在一条小山沟里找到了一间当地老百姓用来挖煤的小草房子，作为渡河作战的临时指挥所。

    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其北岸驻有韩槐皆的一个营。这个营是袍哥部队，说白了跟土匪部队差不多。刘文辉用该营来守安顺场，不是说他们有多少战斗力，而是要使用营长韩槐皆的人际关系。

    当时刘文辉用于大渡河的防守兵力共有两个旅，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附近，第五旅守富林至安顺场一线。两旅之间有200余里空隙，为了填补这一空隙，就不得不纳入地方民团。

    韩槐皆本人是四川哥老会的一个头目，他在安顺场附近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的黑道白道都混得很熟。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赖执中与他是老交情，于是赖执中的部队就被拉到北岸布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就是赖执中误了事。这厮是大渡河沿岸的土霸王，大渡河每年雨季都要冲刷出不少香杉（一种做棺材板用的珍贵木料），这些香杉让赖执中大发其财。

    本来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求大渡河南岸不得留有船只及可做渡河用途的材料，但赖执中和刘文辉想的一样，都以为红军不会走安顺场。既然如此，他就不愿意在红军未来之前扔下“生意”不管。

    赖执中事先与韩槐皆商量，仍将其部置于南岸。赖执中的如意算盘是，红军即便从安顺场走，但毕竟远道而来，路径不熟。他的哨兵一旦看到红军，就会通过捷径向他报告，这样他慢慢收拾过河也完全来得及。

    赖执中不知道的是，在他的观察哨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下，红军已经摸到了安顺场附近。

    刘伯承很清楚，要解决赖执中的民团不成问题，关键还是要找到船，他让警卫员叫来了一营营长孙继先。

    孙继先进门后，还没等开口，聂荣臻就抢先问道：“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是放牛娃出身，不知道谁是石达开。在聂荣臻跟他解释，并说了“敌人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之后，他颇为豪爽地表了态：“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迅速接过话茬：“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

    刘伯承交给孙继先四个任务，即：消灭安顺场守敌；迅速找到渡船；立即渡河；渡过河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最后，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后，再点一堆火……等看到你们点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

    “明白！”孙继先说出这两个字时，心里也由不住一阵紧张。

    直到孙继先离开煤棚，刘伯承忍不住又叮嘱了一句：“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过去哦！”

    晚上10点，一营开始行动。赖执中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神速，当孙继先率部以小跑步的速度冲到安顺场的大街上时，还可以看到房子里透出灯光，传出胡琴声、唱戏声。

    仅仅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战斗便基本得以解决。赖执中从梦中惊醒，翻墙逃走时把脚给跌伤了，由其卫士背往彝区隐藏起来，民团残余的二十多个人则躲进了一座土楼。

    对孙继先来说，消灭残敌并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他最在意的还是要找到渡船。战斗尚未结束，他就派二连去找船了，但是到底有没有船，一直未能得到报告。

    在派少数部队将土楼予以包围后，孙继先赶紧派通信员找来一位当地老乡，并且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们这岸边有多少船？”

    老乡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有，一只也没有，船都叫他们拢到对岸去了。”

    孙继先一听，就像兜头挨了一记闷棍，脑袋里轰的一下，惊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h2>唯一的希望</h2>

    没有渡船，还如何渡过大渡河？这不等于整个行动都要泡汤了吗？

    孙继先这回终于更深切地感受到，刘伯承、聂荣臻对于渡河为什么要千叮咛万嘱咐，原来“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危险确实如影随形啊。

    过了一会儿，孙继先才用探询的语气问老乡：“他们部队在两岸间来往，有没有船？”

    老乡想了想说：“是有一只小船，供他们来往送东西和信，可是这船有时候在这边（指南岸），有时候在那边（指北岸）。”

    可能性一半对一半，孙继先心中又生出了一线希望。他连忙让人把这一线索通知给二连，让他们加紧搜寻。

    在等待消息这段时间，孙继先心情分外焦灼，他转来转去，几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仍然没有任何消息。这时候孙继先只觉得大渡河水奔腾的声音好像特别响，也特别单调刺耳。

    深夜一点多，东南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派人过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

    孙继先一跃而起，跟着来人就向河边跑去。

    原来赖执中为了在发现红军时能够过河，特地留下了两只木船，其中一只是隐蔽的，一般人找不到，另一只在安顺场大街下面200米处的一条干河汊子里。那条干河汊子是南北两岸用于联络的渡河点，河汊上有一座小桥，赖执中在桥上修了一座碉堡，派了一个班在那里看守。

    一营往大街上冲的时候，曾从这座桥上经过，但当时大家都没有留意到碉堡和守敌。

    战斗打响后，渡河点的敌人就乘上小船向对岸逃跑。当二连搜索到该区域时，小船离岸已经有三四十米远了。幸亏河边水浅，二连官兵赶紧跳到水里，拿机枪兜空一扫，连打带吓，才迫使小船返回南岸。

    实际上，要是二连的动作再慢上几分钟，船划过中流，也就拿它没什么办法了，而且事情也非常巧——因为听说红军要来，北岸的韩槐皆不允许船天天在南岸，规定五天才能来南岸一天，当天小船正好就停在干河汊子。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夺得渡船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但一营所在渡河点水流湍急，中流据说还有大大小小不少暗礁，到了对岸又是峭壁。现在正是夜间，在自身不知水性，又找不到熟练船夫驾船的情况下，如果勉强起渡，即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

    更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只船，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也“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万一遭到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孙继先犹豫了半天，终于决定不能马上渡。他一边下令二连争取在半个小时内把小船拉到起渡点，一边派通信员跑步前去向刘、聂首长进行报告。

    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后，孙继先才猛地想起了一件事：还没有点火发信号呢！

    刚叫人去点火，刘伯承已经在屋外大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啦？”

    说好点火为号，但孙继先情急之中忘了点火，这一失误可把刘、聂给急得够呛。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就只听枪声不见火光。

    后来刘伯承派人侦察了一下，才知道安顺场已被一营占领。于是不等通信员过去报告，他们就亲自赶了过来。一见孙继先，刘伯承火冒三丈：“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河？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赶紧承认是自己一时心慌意乱，忘了点火，接着便把已经找到船以及未能立即渡河的原因讲述了一遍。

    得知找到了船，刘伯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语气也变得和缓起来：“好吧，一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拿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刘伯承起先说“有船就有办法”，但只有一只船，未免太少了一点。在组织部队消灭小土楼里的残敌后，他和其他指挥员一起对水情、地形、敌情做了进一步调查。

    这使他们对大渡河这一天险有了更为准确的了解。大渡河的河面不算宽，仅300多米，但水流却实在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4～5米，超过了金沙江。有人往水面上扔了一根小木棍，只眨眼工夫，小木棍就漂出去丈把远。如果要架桥的话，先不说架桥的材料如何收集，光看这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在河里插根木头都困难。

    大家站在河边上看河水，水势陡到连水面都有斜坡，其间急浪涌起的漩涡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显而易见，要想凫水游泳过去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人只要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琢磨来琢磨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  <h2>抢渡</h2>

    大渡河水流既急，河心还有礁石，仅明礁就有好几块，狗熊一样地蹲在那里。急浪撞在礁石上，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

    鉴于大渡河的水情，必须要找到熟练船夫驾船才行。这点刘伯承早就想到了，一到安顺场，他就派参谋去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船工，再通过这名船工去寻找他的同行。到天亮时，已经找到了十四五个船工。刘伯承要求给予这些船工优厚报酬，每个人预先支付五角毫洋的工钱，对万一发生不幸如何给予补偿也做了相应安排。

    乘着拂晓，刘伯承举着他的单筒望远镜朝对岸进行仔细观察。对岸本来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峭壁，后来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了一条孔道，那便是渡口。

    孔道上铺出了一条很陡的台阶。台阶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40多级，渡河部队到时必须沿着这一台阶冲上去。在台阶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上面有三个围墙围着的独立房屋和四座碉堡，碉堡周围还分布着散兵壕。当时先遣司令部已经知道有一个营的川康军驻守在工事里，估计等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这些敌人就会来个反冲锋，迫红军下水。

    刘伯承决定集中火力，并挑选突击队进行抢渡。在他的指挥下，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在河岸上一字排开，负责掩护的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

    为了确保抢渡成功，刘伯承还动用了三门迫击炮。迫击炮在红军中是当仁不让的宝贝，不是重大行动，平时都舍不得拿不出来。不过炮弹不多，总共只有四发。刘伯承点名让全军有名的神射手赵章成施射，他对参谋说：“让赵章成对准对岸那两座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

    在组成突击队之前，萧华对一营进行动员，当他问道“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时，官兵们都抢着要去，连伙夫也站起来毛遂自荐。孙继先跑来问杨得志该怎么办，杨得志出于节省时间起见，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突击队最后集中在了二连，孙继先共从中选出了包括连排长在内的十六个人。就在突击队将要出发时，二连一名通信员哭着要去，破例得到孙继先的允许，这样突击队员就增加到了十七个。

    突击队集中了先遣队最好的装备，每人除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以及六到八颗手榴弹外，还有一支冲锋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中央军从德国购进了大量的伯格曼冲锋枪，因成本较高，所以它不是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使用。中国人也管这种枪叫“花机关”。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历次交战中，红军缴获了少量的“花机关”。一般情况下，“花机关”也不拿出来使用，只有在遇到重大攻坚行动时，才会对突击队进行配备。

    在第一批九个人上小船后，孙继先向刘、聂进行报告。刘伯承问了问准备情况，向对岸望了一眼，又取出怀表对了一下时间，然后对杨得志说：“开始！”

    5月25日，上午9点，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在冲锋号声中，轻重机枪一齐朝对岸的工事开火，赵章成打出的两发炮弹也嗵嗵地飞过去，将敌人碉堡炸到了半空中。

    突击队队长、二连连长熊尚林一招手，船工解开系在岸上的绳索，小船一颠一簸地朝河心斜漂了过去。

    发现红军抢渡，韩槐皆急忙组织火力对渡船进行拦击。这时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小船上。在人们焦急目光的注视下，小船好像走得特别慢，敌军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船的四周不时被子弹激起团团浪花。

    实际上，韩槐皆的火力基本上被红军给压制住了，险情主要还是由江心的急流所引起——渡船突然飞快地往下滑，滑出几十米后，差点撞在大礁石上。看这情形，如果船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以下的漩涡中，船就非翻不可。

    船上一共八个船工，其中四个船工从船上跳下来，站在滚滚的急流中，拼命用背顶着船，另外四个船工则尽力用竹篙撑着，以制止渡船的下滑。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孙继先禁不住大呼：“撑啊！”刘、聂不顾危险，走出工事站到了岸边。基于保护首长的安全考虑，司号令停止了吹冲锋号。刘伯承皱起眉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

    刘伯承的意思，是要故意暴露目标，以吸引和分散对岸火力，同时也可以借此为突击队鼓鼓劲。肖华听到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过号，甩两甩便挺着胸膛吹起来。

    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小船终于又得以破浪前进，并逐渐驶过中流，接近了崖上的死角。  <h2>赶快往前打</h2>

    危险在慢慢消除，很快，小船便靠上了对岸。当空船回返时，第一船的九个人已经冲上了台阶。

    因为渡口陡，台阶高，突击队在冲击时反而拥有了不错的隐蔽死角。连敌人投掷的滚雷、手榴弹都从突击队身边滚过，在岸边爆炸，没有能对突击队员造成任何伤亡。

    眼看突击队就要接近碉堡，工事里的敌军倚仗人数优势，开始跃出工事发起反冲锋。孙继先正要组织火力掩护，那边杨得志已经大声向炮手下达命令：“给我轰！”

    赵章成把最后两颗迫击炮弹打了出去，只听“嗵嗵”两声巨响，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敌军人堆里。趁敌军发生混乱，突击队员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

    返船靠岸后，孙继先亲自带着突击队的其余队员跳进船里，向对岸驶去。船刚过中流，孙继先听到背后谁“哎哟”了一声，扭头一看，一名队员手捂胳膊负了伤，紧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

    船被打穿了，众人急忙七手八脚地堵洞。孙继先突然发现一名船工正瞧着受伤队员的胳膊发呆，连忙喊道：“快划呀！”船工回过神来，但就是他发呆的那一瞬间，由于手上松了劲，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去。

    这名船工也是长年在大渡河上讨生活，他眼疾手快，用力一扳桨，拿手抵住礁石，才避免了相撞。

    不过险情仍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船在礁石边摇摆着，眼看就要被冲到礁石下游去了。一旦被冲下去，经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小船必翻无疑。

    紧急关头，船工一边吃力地把住船，一边拼命大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孙继先等人应声下船跳到礁石上，接着站到礁石的水里，手推肩抵，在使船绕过礁石之后，才又重新跳了上去。

    因为这一波折，小船偏离了既定航道，当他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两百多米处了。那里还是陡坡，没法直接上岸，于是只好再把船拖到渡口。一来二去，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此期间，第一批登岸的突击队员据守着碉堡，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反击。尽管他们只有九个人，但凭借着手中的冲锋枪，颇能起到以一当十乃至当百的作用。

    孙继先这拨人上来的正是时候，八九颗手榴弹一齐甩过去，首先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班。

    突击队在北岸会合，查点人数，一共十八个人，除两人在强渡过程中负轻伤外，其他人全都安然无恙。孙继先朝突击队长熊尚林喊一声“赶快往前打”，便率队冲了出去。

    十八支冲锋枪往外一压，本已支撑不住的韩槐皆营立马就垮掉了。歼敌分成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被突击队完全占领。孙继先伏在小围墙上朝南岸张望，载着第三批红军的渡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中流，正向北岸疾进，坐在船头的正是他的老团长杨得志。

    川康军第五旅的防守重点在富林，从大冲（距富林40里）至安顺场北岸，包括韩槐皆营在内，仅部署了一个团。韩槐皆营一垮，整个团就都顶不住了。官兵随意溃逃，谁都不敢出来制止，连尚未参加作战的预备营营长也丢掉部队，夹在溃兵中向下游逃走了。第五旅防线顿成不可收拾之状，不得不溯流前进几里，在野猪岗另行布置防线。

    在追击战中，红军又在大渡河下游缴获了两只渡船，后续部队就靠着这三只船实施抢渡。

    虽然一船接着一船，昼夜不停地在抢渡，但三只船每只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需一个多小时，因此直至5月26日上午10点，红一团才得以全部过河。

    刘伯承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这种渡河法，全军得用一个月时间，这是敌情所决不允许的——按照总部通报，5月26日当天，薛岳部队已到达西昌以北的礼州，前来对刘文辉进行支援的杨森先头部队离安顺场也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刘伯承重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h2>我们胜利了</h2>

    架设浮桥再次进入刘伯承的方案，毕竟这才能确保大军在最短时间内渡河。根据他的指示，工兵连立即劈竹扎排，但是竹排放入水中后，马上就被激流给冲走了。

    刘伯承闻报很是失望，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到达安顺场。刘伯承跟他们谈起了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聂指挥，就从安顺场渡河，循大渡河北岸前进；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南岸前进。这样就暂时解决了安顺场渡船载运部队有限的困难。

    两路纵队最终要溯河而上，相互策应，联合夺取泸定桥，以便让其余部队通过泸定桥过河。大家还为此设想了最坏的结局，即假如左右纵队不能会合，刘、聂就率右纵队单独行动，先到川西北去闯出一个局面。

    计议已定，刘伯承即下令已过河的部队继续向川康军第五旅发动进攻。最后红军用两翼包抄的战术攻下了第五旅据守的野猪岗，第五旅急忙向后撤退，至此已无力重新布防。

    5月27日，在红一师和干部团陆续到达北岸后，刘、聂率部开始向泸定桥进发。

    第五旅的溃败，对受命防守泸定桥的第四旅打击很大，其左侧翼和后方联络线都因此受到威胁。为了对付夹江而上的两路红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被迫改变原定部署，下令以李团阻止红军左纵队通过泸定桥，另以杨团阻止红军右纵队沿岸溯流而上。

    杨团率部到达河岸后，将部队同大渡河摆成直角向下游进行防守，又由于地形限制，部队不得不重叠摆开架势，也就是两个营只能一前一后占领阵地。这种布阵方式倒给红军进攻带来了便宜，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同时打两个营，而只要一个个予以消灭就可以了。

    右纵队进攻杨团的时间与左纵队进攻泸定桥的时间大致相同。邓华的红二团作为纵队前锋，先后击溃了杨团的两个营。至傍晚，红二团已杀到飞越岭，对谢团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并占领了该团一个前哨据点。

    谢团是第四旅的总预备队，团长谢洪康想不到红军如此骁勇，见对方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这家伙灵机一动，用手枪朝自己的左臂打了一枪，扮作伤员，让手下将自己抬到后方去了。

    旅长袁国瑞急命刚刚退下来的杨团稍加整顿，重新增援飞越岭，同时由杨团团长杨开诚统一指挥两团对抗红军。

    第二天傍晚，李团的一个先遣连跑步到达泸定桥，一面扼守桥的两端，一面开始动手拆除桥板。

    当时下着雨，又是晚上，士兵疲惫不堪，有的还发了鸦片烟瘾——川康军有一部分也跟黔军一样，是“背竹篓子的双枪兵”，竹篓子里装的就是鸦片烟枪。因此之故，撤除桥板的进度极为缓慢。

    5月28日凌晨，当李团主力到达泸定桥时，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也就无法再撤除余下的桥板了。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右纵队加紧了对飞越岭的进攻。他命令萧华率两个营从正面攻击，邓华率一个营绕至敌军侧翼。杨开诚只顾守正面，红军从侧背一打他就乱了套。

    当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沿泸定桥发动猛烈进攻，李团向他们的旅长袁国瑞告急时，整个第四旅都已处于腹背受敌状态且混乱不堪。袁国瑞惊慌失措，只答了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袁国瑞的话让李团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他们被迫放弃了泸定桥。袁国瑞见兵员伤亡过半，阵线再难稳定，也只得下令杨开诚退出飞越岭后撤。

    黄昏时，左纵队完全占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晚上左右纵队得以会合，刘、聂进入了泸定城。

    尽管此时已是下半夜的两点，但刘伯承仍决定让杨成武朝前带路，和聂荣臻一道去看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一共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粗铁索，每一根都有普通的饭碗口那么粗。上面的桥板除了敌军尚未能够完全拆除的外，其他都是红军突击队后来铺上去的。

    杨成武提着一只马灯，陪着刘、聂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一根铁索乃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都深深印在脑海里一样。在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脚步，扶住栏杆，往下俯视大渡河的急流。

    泸定桥河段果然是个险要所在，以至于谁站在桥上往下看都会有倒吸一口冷气之感：上游的流水从山峡间倾泻而下，不断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溅起的浪花有一丈多高，声音震耳欲聋。

    在这样的河段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不但不能架设浮桥，就是想和安顺场那样使用渡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刘伯承用力在桥板上连蹬三脚，不由感慨万千：“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h2>草地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h2>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虽然红军总的实力由此得到极大增强，但在两军关系以及今后的军事方针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很快就与中央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除了不把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放在眼里外，张国焘还反对毛泽东的北进计划，主张向川康边界进军。毛泽东则认为，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一、四方面军被敌人封锁在该区域，将成为瓮中之鳖。

    会上北进计划得到多数人赞同，张国焘也只得举手赞成。于是中革军委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同时对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组，其中的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

    张国焘虽然口头同意北上，心里想的却还是南下川康边，对北进部署很不积极。8月，左路军到达刷金寺，开始进入草地。

    草地行军本身非常困难，这里的河流没有经过人工治理，顺着地势到处泛滥，一下雨，低洼地方就形成沼泽。人马在通过这些沼泽地带时，稍有不慎就会直陷下去。

    张国焘遂以自然条件恶劣为由，否定了先前关于左右两路军同时行动的决定，强调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

    张国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的资历极高，而朱德、刘伯承虽然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但其在党内的地位都远不及军事地位，刘伯承甚至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对两人的态度非常傲慢，朱、刘没有办法，只好一个忍辱负重做“牛皮糖”，一个尽可能完善行动计划，以使张国焘相信“草地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

    红军对刷金寺一带非常陌生，参谋人员们随身所带的地图又错误百出，很不准确。为了查明地形，摸准当地情况，刘伯承带着几个幕僚人员，骑着马跑遍了刷金寺地区的寺院和部落，通过询问当地老百姓和喇嘛，才拟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北进略图和行动方案。

    随后，朱德、刘伯承带着略图和方案找到了张国焘，并且再三说明，形势对红军很不利，必须迅速北进，跟上北路军，否则，左路军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境遇。

    他们的话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张国焘的态度，但在张国焘所强调的客观困难条件已站不住脚的情况下，他也只得对刘伯承的行动方案表示同意。

    8月下旬，左路军走出草地，到达阿坝。按照原计划，左路军这时应向东靠拢右路军，但张国焘故态复萌，再次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当时左路军先头部队已过嘎曲河，张国焘却又命令他们重新渡河返回，理由是“由于下雨，嘎曲河涨水，大部队无法通过”。

    朱德、刘伯承得知后十分着急。此前刘伯承已经亲自到嘎曲河边进行了了解，虽然河水确实涨了，但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有多大问题。他竭力用事实向张国焘说明大部队可以渡过，同时认为，即便暂时过不了河，也可以稍停一下，等水退了再渡。

    “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一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张国焘已经表现得很不耐烦，“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待在这里是危险的，我们现在只有向南退出草地。”

    看着张国焘的脸色，刘伯承知道要说服对方非常困难，只得抱着一线希望，提出了一个可能符合张国焘的心意，但又不违背中央北上决定的建议：“要不我们先退出阿坝，等天气转好后，走毛儿盖，沿中央所走的路线行动，也许这样情况会好些。”

    “算啦，算啦！”张国焘一摆手，“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令朱、刘十分吃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但要左路军停止前进，还会本末倒置，反过来要求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朱德很痛心地说：“北上是中央经过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我们怎么好又推翻呢？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走出了草地，我们怎么能再让他们返回呢？”

    张国焘对朱、刘的不同意见不屑一顾：“哎呀，你们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

    张国焘实际掌握着军权，朱、刘无力改变他的决定，两人都预感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无可避免。  <h2>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h2>

    1935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张国焘给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发去电报，公开拒绝中央的北上命令，重谈全军应南下，到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观点。

    这是一份密电，收件人应是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陈昌浩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是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在密电中，张国焘要陈昌浩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

    万幸的是，电报没有直接送到陈昌浩手里，而是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首先得到了。叶剑英看过电报之后，立即随身带了一份甘肃、陕西一带的军用地图，星夜赶至毛泽东驻地进行报告。

    中央红军在右路的部队是红一、三军团，他们虽为一方面军的主力，但如果陈昌浩真的要使用四方面军“武力解决”，还是难以应付的。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率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以尽快脱离危险区域。

    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在驻地召集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开会，提出要派部队追击。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当场站出来表示反对，说：“不能这样子，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的军事权威，他的话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同，一场大内讧这才得以避免。

    9月17日，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电告，执意向红四方面军以及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五、九军团发布了南下命令。

    尽管实际上于事无补，但朱德、刘伯承仍再三向张国焘提出建议，要求停止南下，刘伯承更是拒绝制订南下行动计划。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

    朱德在红军中德高望重，即便一直与中央远离的红四方面军指挥层也久慕其名，加之他又一直扮演的是“牛皮糖”角色，所以张国焘对他的态度相对来说还好些。唯有刘伯承，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幕僚长，居然也敢犯颜直谏，这让一向以党内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几乎有一种受到污辱的感觉。为此，刘伯承差不多被停止了所有参谋长应该享有和使用的权利，到最后，甚至连电报都不让他看了。

    张国焘也是整人的一把好手，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搞过一轮又一轮，落下的无辜人头不知几许。为了将朱德、刘伯承批倒搞臭，同时给一方面军派过来的干部一个下马威，张国焘特地在阿坝召开了一次所谓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亲自进行了动员。

    会上朱德、刘伯承并排坐在一起，遭到群体围攻：“快说，你们为什么坚持北上？”

    朱德分辩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所以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

    他的话立刻被粗暴地打断了：“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朱德只好无奈表示：“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批判者又大声喊起来：“别说了！你简直是个老糊涂！”“你是个老右倾！”

    刘伯承忍无可忍，不得不拍案而起：“住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刘伯承此举为朱德解了围，却引火烧身，使得会议的火力全部集中于他一个人：“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你们一个总司令，一个总参谋长，把几十万红军（指江西苏区鼎盛时的中央红军规模）都搞到哪里去啦？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当！”

    刘伯承耐着性子对众人进行说服：“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现在敌人的部队在那一带还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最后还是得北上。”

    刘伯承的话讲得很客观实在，一些人不吱声了，会场的斗争气势也因此减弱了不少。张国焘怕冷了场，又怕干部被刘伯承拉过去，赶紧宣布散会。  <h2>一败两罢官</h2>

    会后不久，红军即南下二过草地。10月5日，部队集结于卓木碉。张国焘召开秘密会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并以此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冒用中央的名义”。

    朱德、刘伯承也被张国焘纳入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他同时还逼着两人发表反对毛泽东和北上的宣言。朱、刘当然不肯照做，朱德坚持“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又说：“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是一个人，朱怎么能反毛？”

    朱、刘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及紧随他的陈昌浩等人。陈昌浩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张国焘更是几次当着面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自此以后，张国焘不仅派人对朱、刘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尽可能减少两人与外界的接触，还让人偷走朱、刘的马匹，以增加他们的行动困难。朱、刘就像遭到了软禁一般，整天度日如年。后来刘伯承曾对别人说过，当时“张国焘待我们如俘虏”，由于精神压力过大，他得了青光眼，仅存的左眼视力也减退了。

    有一次刘伯承找到朱德说：“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指张国焘）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说。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到这里，两人都报以大笑。

    事实上，还真的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曾要掏枪干掉刘伯承，但都被张国焘所阻止。倒不是张某人突然变得心慈手软了，而是他觉得裹胁着朱、刘有好处，因为这两人对四川的情况都很熟悉，又在川军中有许多旧友，可以减少部队南下所遇到的阻力。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张国焘下令免去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职，调任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这是继苏区之后，刘伯承生平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加上南昌起义失败后自然失去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刘伯承对此总结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刚刚到红军大学履任，刘伯承就遇到了一个“刺头”——学员余天云少年得志，是原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也是张国焘的红人，此人作风霸道，身上有非常浓重的军阀习气。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的周道源见朱德骑的马又瘦又小，便主动将自己的红毛大骡子送给了朱德。这事不知怎么被余天云知道了，他在干部会议上当着面对周道源进行责骂和训斥，过后又派人打了周道源一顿。

    更有甚者，在阿坝开会批判朱德、刘伯承时，余天云还作势要打朱德，是徐向前进行阻挡才未敢动手。

    余天云固然紧跟张国焘，但由于南下之后出现不少困难，他有时也免不了发泄几句不满。结果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遂把余天云在行军途中随意打死号兵、挑夫以及派人打周道源之事搬出来，宣布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将其调到红军大学高级系去学习。

    余天云自己气不顺，就拿教员开涮，对上课的教员特别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挑三拣四，不断找碴儿。

    教员郭天民前去上课，余天云在课堂上问道：“教员，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回答：“防空。”

    余天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个还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可不像红一方面军那么怕死！”

    郭天民气得目瞪口呆，拂袖而去。

    教员彭绍辉原为红三军团指挥员，两大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往红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这时也被发配到红军大学教书。余天云在课上对他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彭绍辉知道余天云是想有意为难，所以也不跟他计较。不料余天云蹬鼻子上脸，居然派他的警卫员冲进教室，扰乱课堂秩序。

    身为校长的刘伯承闻讯急忙赶来制止，但余天云并不买账。刘伯承十分生气，立即让人下了余天云和警卫员的枪。

    刘伯承在中央苏区即主持红校，一向很重视维护课堂秩序和教员的尊严。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他亲自撰写文章，对这种既没文化又没政治头脑，而且到处惹是生非的“山大王式指挥员”进行了严厉批评。

    余天云却自恃自己是张国焘的红人，而刘伯承只是被分配到红校的“政治不可靠者”，他不仅不肯收敛，反而还拿枪指着刘伯承，并公然对其进行谩骂。

    刘伯承被深深激怒了，他誓言：“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

    由于余天云的做法已惹来众怒且使得红校无法再展开教学，张国焘不得不紧急赶往红校，勒令余天云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同时在缴械之后，把他关进禁闭室进行反省。

    余天云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一气之下竟然在部队行军时跳到河里自杀了。不过红校的学习空气自此也逐渐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  <h2>要死一块儿死</h2>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川军首领刘湘为阻止其入川，先后集中了80多个团，倾全力相抗。两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展开连续激战，仗越打越大，红军伤亡惨重，尤其是百丈关一战，红军主力受挫，部队损失很大并完全陷入困境。

    百丈关战斗结束后，川军集中于东面，中央军集中于南面和西南面，红军东进南下均再无可能。想停留于西康，毛泽东曾估计过的那些困难又一一出现，粮食、被服均难以为继。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向西北转移。这时南下部队已由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多人，兵员损失了一半。

    转移途中，需要翻越经年积雪不化的雪山。这已经是红军三过雪山，此时正值风雪季节，山上大雪纷飞，风暴不时出现，先头部队有不少人被冻倒在雪地或被狂风卷下山涧。刘伯承见状痛惜不已，他对身边的红军战士说：“你们想一想，若是我们第一次跟随中央过雪地草地不回来，那就不会有面前这个苦了。”

    翻过雪山后，红四方面军进至道孚县城。这时好消息接踵传来，首先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并站住了脚，其次是红二、六军团即将北进入川。与此同时，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却未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张国焘只得下令予以取消。

    1936年6月，二、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被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两大方面军召开了由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张国焘正式同意北上。

    8月下旬，部队到达甘肃南部。二、四方面军随后兵分两路，朱德继续留在四方面军，刘伯承则随二方面军行动。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在甘肃成县进行休整。休整期间，刘伯承又奉命为二方面军筹办红军大学并担任校长。

    休整结束后，二方面军向会宁进发。在敌人的三面夹击下，部队走了一个多月，来到宁夏和甘肃交界的一座大山边。拂晓时，掩护部队登上了山沟两边的山头，主力部队沿着山沟疾速前进，红军大学则跟在主力部队后面。

    通过山沟后就要翻越五十里高山，骡马带不过去，只得扔在沟里。这里山崖陡峭，爬崖就像上天梯，人们必须蹬着岩缝，抓着突出的岩石或小树慢慢地向上爬。刘伯承身有残疾，行动也不如年轻战士那样敏捷，渐渐地就落在了后面。一直紧随刘伯承左右的除了一名警卫员外，还有他的爱人、红军女兵汪荣华。

 第四章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援西军原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组成，有13000余人。改编后的番号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辖两旅四团，另加一个教导团，其中三八五旅七七〇团连同师属特种部队均脱离本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实际可开赴抗日前线的计有9160余人。

    部队改编之后，计划于1937年9月6日召开誓师大会兼阅兵式。当时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因在延安，所以均未到任，身为师长的刘伯承便指定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担任誓师大会总指挥。

    石桥镇附近有一片空旷的田野，按照陕西的习惯，称作“休闲地”。这片“休闲地”面积不小，正是作为会场的理想地方，也就被陈赓选作了誓师地点。

    9月6日清晨，陈赓刚刚通知各部队到会场集合，就突然下起雨来，而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陈赓见状，就决定让先到会场的部队回营房待命，以便请示刘伯承是否要改期举行誓师大会。

    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骑着马到了会场，他没有穿雨衣，全身都淋湿了。一见面，他就问陈赓：“怎么部队又往回走啦？”

    等陈赓说明情况后，刘伯承干脆而又利落地说：“不行！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要按时举行。”

    “是！”陈赓等人急忙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分头把往回走的部队追了回来。  <h2>执事者各执其事</h2>

    雨越下越大，到临开会时，已经是倾盆而泻。检阅台是在四根木桩上架几块木板，无遮无拦。一位参谋找来雨衣要给刘伯承披上，刘伯承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参谋一听，赶紧将雨衣收了起来。

    刘伯承不是要故意作秀。之前他曾特别嘱咐陈赓等人，说这是一二九师的第一次誓师大会和阅兵式，会场可以布置得简朴一些，但一定要庄严，要营造出为抗日救国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气氛。

    突如其来的大雨恰恰为气氛的营造创造了条件。刘伯承时年四十五岁，尽管这个年纪并不算大，然而在普遍年轻的八路军将领中已经算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当他冒着大雨，泰然自若地站在检阅台上时，无疑可以对全师起到极大的感召作用。

    在陈赓宣布誓师大会开始后，刘伯承做了动员讲话。因为知道一些部卒对新军帽有情绪，他在讲话中特别讲了换帽子的问题：“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

    说着，他带头把一顶新军帽戴在了自己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人员齐刷刷地脱下红星军帽，换上了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新军帽。

    紧接着举行授旗仪式。那时还没有军乐队，陈赓就把全师的号兵集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军乐队”。在军号声中，刘伯承一一拿起各旅、团的大旗，授到指挥员们的手中。

    在宣誓仪式上，刘伯承带头朗读誓词，他读一句，其他人复读一句：“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阅兵是誓师大会的另一个重点。近万人的队伍分列在检阅台周围，队伍又长又宽，摆了四五里路，一眼望不到头。刘伯承和其他师首长乘马绕场一周，对一二九师的各支部队逐一进行了检阅。

    检阅时，刘伯承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行标准的举手礼，尽管全身湿透，但依然精神抖擞。

    事实上，刘伯承一直注重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土地革命的早期阶段，红军主要实施游击战，一些人就以偏概全，用游击战来否定正规战乃至部队的正规化。

    “刺头学员”余天云对刘伯承进行谩骂攻击，刘伯承注重正规化也作为了其中的一条罪状。在这一点上，张国焘还算深明事理，在处分余天云后，他在对红校师生讲话时，就劝告学员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还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且说包括他自己，都要向刘伯承学习。

    誓师大会兼阅兵式可以说是刘伯承着力锻造一二九师的一个起点。为了让这支刚刚组成的兵团尽快投入正常运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执事者各执其事。”

    刘伯承说，他的家乡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娶亲、丧葬等红白大事时，必须找一个能干的人来当司仪，以统管内外事务。每次举行仪式，司仪照例要高喊一声：“执事者各执其事！”

    司仪喊完话，接下来承办仪式的人便奏乐的奏乐，接待的接待，有如是“设官分职，各尽其责”。

    刘伯承从中得到启发：打仗绝不是指挥官一拍脑袋，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司令部的所有日常运作，都要依赖于“执事者各执其事”。

    誓师大会结束后，部队进入教育和训练阶段，刘伯承即下令在师部设立机要、作战、侦察、通信、队务、训练、管理七个科，并一一规定了各科科长和参谋的职责。

    比如敌方情报主要应来自侦察科，情报搜集到后，侦察科要绘制出当日情况图，及时报告给师首长。

    敌方情报只能反映一个侧面，师首长下定作战决心，不能光靠侦察科，还得听取作战科的意见。作战科要负责多方准备材料，尽可能展示出战场的全景。

    师首长决心既定，作战科再按照其指示编拟作战计划和命令，同时组织好部队的行军宿营、警卫、通信和作战行动——当部队的规模和作战范围都达到一定程度，这几乎是必需的，唯有如此，部署上才能做到有条不紊，而首长也才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更重要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实施重大军事行动时，下属部队发来的请示电报往往会比较多。刘伯承规定，这些电报应先由机要科分门别类，送呈相关部门的主管参谋，该给哪个科的就给哪个科。主管参谋收到电报后，要标出“晓示图”，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一并报首长审阅。

    这样的组织编制和机构设置，必然需要较高水平的幕僚队伍与之相适应。刘伯承对此有精辟的阐述：“古语云，幕僚多，上劳下安；幕僚少，下劳上安。换句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我多年做总参谋长的切身经验。”

    在刘伯承的指示下，一二九师特地选调了一批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来担任师部参谋。刘伯承不仅请人给这些参谋讲授军事理论，而且还亲自教授他们掌握参谋业务。他告诉参谋们，做事要有“计划”，“计”就是计算时间，“划”就是画路线图。

    在“计”上，刘伯承以身作则，从行军、作战，到开会、做报告，哪怕是参加联欢会，都按照规定时间，绝不迟到。在“划”上，他强调用词需准确客观，“大概”、“差不多”、“也许”等词语一律不允许使用。

    对作战科拟写的作战命令，刘伯承尤其要求严格。参谋们在行文时，除了内容准确无误外，每个字都得用正楷字书写，一笔一画务必清清楚楚。  <h2>来者不善</h2>

    9月16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庄里镇，为开赴晋东北做最后的出征准备。就在这个时候，西安行营的高级参议乔茂才忽然前来拜访。

    乔茂才旧时在四川与刘伯承相识，还曾一道共事，但两人已经十几年没有来往。在没有弄清对方来意之前，刘伯承暂时不便直接出面。师参谋处长李达便以“刘师长已到外面视察部队”为由，先行予以接待。

    经过一番试探，乔茂才向李达出示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内容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

    李达首先找房间让乔茂才留宿，接着便向刘伯承进行汇报。看到命令上有蒋介石的亲笔签名，刘伯承感到有些吃惊，沉吟了一会儿后，他恍然大悟：“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乔茂才找我叙旧是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是真。”

    按照国共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对八路军的指挥也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而乔茂才却以为他与刘伯承有旧，凭蒋介石的一个手谕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调动一二九师，也真是够天真和迂腐的。

    抛开国共协议和军队指挥的惯例不谈，一二九师开赴石家庄，对其本身也是不利的。按照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应分别在晋东北、晋北和晋西北站住脚，而后相互联系，相互支援。当时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已进入山西境内并进行布局，如果一二九师被调到石家庄，与其他两个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断，从而陷入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

    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可是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李达问。

    刘伯承说：“你把蒋介石的手令退还给他，就说找不到我。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李达依计而行，每天陪乔茂才吃吃饭，散散步，礼数也不欠缺，但就是不让他见刘伯承。

    过了几天，乔茂才总是见不到刘伯承，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想到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只好找台阶告辞回去了。

    9月24日，一二九师在完成紧张的筹备工作后，开始向晋东南进发。出发前，刘伯承将师指（师前方指挥部）及七六九团组成先遣队，由他亲自率领，先行大部队一步，以便查明前方地形和情况。

    经过四天急行军，先遣队到达黄河渡口。渡口河面较窄，水流也不急，可就是找不到一条船。

    此时先遣队不仅在行程上超过了预计时间，而且部队的口粮也已经不足。刘伯承十分焦急，他马上派人找来渡口的地方官员询问。

    等找到两个地方官时，天色已晚。刘伯承问他们为什么河西岸没有船，两人却打起官腔，推托说不知道八路军要过河，船的话得明天再想办法。

    刘伯承板起脸来，使劲一拍桌子：“我们必须明天拂晓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不然我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

    抗战时期，“当汉奸论处”就是枪毙的代名词。两名地方官一听，脸都吓得变了颜色，赶紧战战兢兢地答应下来。

    刘伯承叫过两名参谋：“你们陪他们一块去找船吧。”

    刘伯承向来待人温文和蔼，平时很少当面动怒，有些干部甚至都把刘伯承看成是“慈父”或者“老婆婆”。见他突然大发脾气，有好几个人都来问：“师长，我们可从来没有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呀？”

    刘伯承说：“我在旧军队里混过几年，知道国民党这些当官的脾气。他们欺软怕硬，看势头办事，何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只有吓唬他们几下，他们才会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

    刘伯承日常最爱用的家乡土语，叫作“拌蛮”，也就是骄横无理的意思。在刘伯承看来，对付那些欺软怕硬的官员，你只能以“拌蛮”对“拌蛮”。  <h2>口头娱乐家</h2>

    在找船的间隙，七六九团有战士因为吃不饱饭而发牢骚，说：“老子饿着肚皮，怎么抗日？”

    七六九团政训处主任丁先国向刘伯承反映这一问题，并且提出想请刘伯承去讲讲话，做做思想工作。

    刘伯承高兴地答应了。晚饭前，他来到已经集合好的队伍前，大声说：“同志们！我先宣布一件事，我已经叫国民党的‘父母官’去找船了，一定要在今晚找齐，明天拂晓全部渡过黄河。”

    队伍里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刘伯承乐了：“哈哈，你们饿着肚皮，还有这么大的劲鼓掌啊？”

    听出刘伯承话有所指，有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当红军是饿肚皮饿惯了的。现在当了八路军，我们还得准备饿肚皮。我们一直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日本鬼子可不会因为你饿肚皮而不打你，等你吃饱了再拼刺刀。”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可能有的同志要说，你倒说得轻巧，你有啥子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哟？我们四川人的办法叫作‘饭不够，米汤凑’。”

    在中共将领中，刘伯承和他的部下陈赓均以说话诙谐著称，刘伯承尤其爱用四川家乡话打比喻，所以又有“口头娱乐家”之称。他的这句玩笑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一天的劳累和饥饿，也都在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饭后不久，那两个地方官果然把所有船只都调到了渡口，前后只用了个把小时。第二天，先遣队全部得以渡过黄河。虽然仍比预计时间晚了一天，但已是当时能做到的极限了。

    一到黄河东岸，吃饭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山西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站在路旁迎接抗日之师，他们在沿途摆设了不少桌子，上面放有茶水、馒头、鸡蛋等慰劳品。

    从黄河东岸到侯马镇有将近200里路，而且中间大部分是丘陵地，但部队只走了两天就到了。

    又因为先遣队过河晚了一天，后续大部队也得以赶了上来。全师合兵一处，经过点验，队伍比召开誓师大会时已有所扩大。

    在一二九师到达侯马后，“山西王”阎锡山特地拨来一列火车供他们北上太原，车上有好几节车厢里都装着棉衣、棉鞋、大衣、大米、白面。来山西之前，刘伯承就听说阎锡山非常精明抠门。现在看来，为了保住老家，他对八路军倒还是蛮热情的。

    为了便于行动，一二九师都是轻装，除了武器之外，连口粮都带得不多。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东西，有人担心下火车之后会出现运输困难。

    刘伯承认为，即便这样也一定要把所有给养捎上，“他们送，我们收，先挂上拉走。下车以后，带不走再说”。

    为了便于指挥火车的行止，刘伯承坐在第一节车厢里，其他部队分坐在后面几节车厢。按照他的指示，从车头到车尾都拉上了电话线，而且设置复线，以便电话畅通无阻。

    刘伯承有用列车运兵的经验：“火车上要不搞好前后的联系，后面的车厢掉了都不知道。如果掉了的车厢被后面开上来的机车给撞上，那就更要坏大事了。我们就这么点本钱，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疙瘩，容不得半点疏忽。”

    10月9日，下午3点，刘伯承下令开车，沿同蒲铁路北上太原。

    八路军中以前坐过火车的很少，现在能够坐火车上太原，都非常高兴。可是实际上这些列车车皮多半是运煤用的，上下车都得用人梯，而且坐在车厢里面一点都不舒服。

    刘伯承所坐的那节车厢尤其令人不适。不仅火车的汽笛声震耳欲聋，火车头上冒出的浓烟和烟灰使人无法睁眼，同时车厢的震动也使得办公写字变得十分困难。

    坐得不舒服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火车从侯马车站开出一个多小时后，越开越慢，最后竟然停了下来！

    发现火车停下来后，刘伯承急忙询问司机：“为什么不开啦？”

    司机回答：“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

    “赶快检查。”

    “是。”

    经过检查，是水箱漏了，水箱没水，火车自然就没法开了。

    刘伯承叹息道：“这是想叫我们寸步难行啊！过河没有船，给个火车头又是漏水的。”  <h2>推一推火车</h2>

    值得庆幸的是，车停下来的地方离汾河不远，可以灌水，但是灌上水的火车只能再往前开几十里，之后如果再漏光，就没有水可灌了。

    情急之下，有些人向刘伯承建议：“干脆把阎锡山的‘慰劳品’给他留下，咱们下车走吧。”

    刘伯承说：“‘慰劳品’不能丢，要是丢下，就遂了阎锡山的心。他正不想让我们带走呢。”

    考虑了一会儿，他有了一个主意：“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一推火车哟。”

    刘伯承调来一些战士，将与后面车厢摘钩的火车头推到离汾河较近的地段。他们先将车头灌满水，接着押着车头开往距侯马250里路的霍县车站，在那里调换一台车头，最后再返回侯马挂上车厢。

    此时天色已晚，刘伯承下令连夜北上，中途由于遭到日机空袭，又停了几次车，直到天亮火车才到达太原。

    从侯马至太原不到800里，火车就是按照最慢的速度开，一天时间也够了，但这次却多耽搁了许多时间。

    经过这番折腾，刘伯承对阎锡山的“热情”有了更深体会。不过一到太原，他又不得不亲自去拜访阎锡山，并且很客气地称呼对方“阎长官”。

    一二九师的武器既旧且少。在侯马镇点验时，全师一共有9367人，但步枪只有3412支，所有枪支加起来，连手枪、驳壳枪都算上，也仅有4965支，也就是说有接近一半人无枪可用。有枪的人还不能用足子弹，全师可用的子弹，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不足十发。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刃战和手榴弹战是弥补火力不足的一个办法，然而一二九师的刺刀和手榴弹也不多，刺刀一共只有55把，手榴弹只有203枚。

    都知道太原有兵工厂，可出产大量武器弹药，刘伯承便寄望于在太原得到补充。出发前，他甚至还认为在太原可以领到防毒面具，考虑到大部分人都不会使用，他决定领到后亲自教授使用方法，“我在苏联学习时练习过（戴防毒面具），不过第一次我没戴好，气被憋得出不来，眼泪直流，可是吃了苦头”。

    在侯马时，阎锡山虽然给了八路军许多吃的穿的，可是一二九师最迫切需要的枪支弹药只拨了很少一点，除了几门迫击炮、几支旧枪外，子弹和手榴弹都少得可怜，子弹分发下去还不够一人一发，而这还是周恩来亲自交涉来的。

    刘伯承前去拜访，就是希望阎锡山能够再给一二九师补充一些枪械弹药，不料阎锡山却说：“对不起，我们的武器弹药都发完了，抽不出来。”

    此时太原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阎锡山的晋绥军在忻口方面受到日军的压力很大，阎锡山想让一二九师尽快开至晋东北，配合晋绥军打几仗。刘伯承借机说：“本师赶来前线，就是要配合友军作战，可是阎长官如果不拨点儿补给，对敝师作战不利呀。”

    阎锡山一脸苦相：“兄弟眼下也很吃紧哪。我们在忻口北面的军械库让日本人给端了，我们的枪弹也难以为继，请刘师长体谅我们的难处。”

    在这次会晤中，刘伯承充分领教了阎锡山式的精明。据阎锡山说，他对一二九师其实还是很尽了力的——比如，七六九团只有3000人，可他一共拨去了5000套棉衣。

    刘伯承暗暗吃惊，他这才知道部队在侯马上车时，阎锡山已经派人点了数。

    为免被动，刘伯承急忙解释说，一二九师按照编制是不满额的，只能边打仗边扩充部队，意思是七六九团在编制上应不止3000人，以后还会扩充，阎锡山给的那5000套棉衣并不算多。

    阎锡山听了，这才无话可说了。

    要不到枪弹，刘伯承只得退而求其次：“阎长官，本师初到山西作战，总得有个后方基地，请在昔阳划一块山地供我们安置伤兵。”

    孰料阎锡山推脱得更干净，他说昔阳现在归娘子关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管辖，他定不了，到时候得由刘伯承自己去跟黄绍竑商量。

    当天刘伯承在阎公馆待到很晚，但却一无所获，阎锡山就连军用地图都没舍得给，只送了几张省版的地形图。

    走出阎公馆时，刘伯承对随从参谋说：“阎锡山这个老滑头，真是拔毛也要过秤。靠他们靠不住，还得靠我们自己。”  <h2>狠狠打它一下子</h2>

    当一二九师到太原时，战局已发生急剧变化。在晋北，由于忻口友军防守顽强，日军攻势暂时受挫。于是经保定南下之敌便集结于晋东，向娘子关寻求突破。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认为，要保卫太原，就必须用“扼咽拊背”的办法。所谓“扼咽”，是实施正面防御，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所谓“拊背”，是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拊击日军侧背，从而起到牵制作用。

    阎锡山要求一二九师实施的配合作战，实际就相当于“拊背”。刘伯承决定率师前指、七六九团坐上火车向原山县东北开进，以“拊”进攻忻口的日军之“背”。

    按照总部通知，当部队到达第一个集结点东冶镇后，刘伯承就要到总部去开会，七六九团将完全交由陈锡联指挥。

    在火车上，刘伯承找来陈锡联谈话，嘱咐他：“我们师抗日的第一仗就看你的了。第一仗可打小一点，但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因为出师的首战胜利特别重要。”

    陈锡联忙问在什么情况下动手比较合适。他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战将，红四方面军以勇闻名，过去打内战时碰到的敌人又有很多是弱敌，有时冲一下就能大获全胜。

    在用兵方略上，刘伯承一向反对打情况不明的莽撞仗和糊里糊涂的懵懂仗，他曾用四川方言形象地将之比喻成是“狗子头上戴砂罐，乱撞一阵”。尤其现在的对手不一样了——此前，一一五师已取得平型关大捷，但从八路军的内部通报中，刘伯承获悉，一一五师在战斗中打得很艰难，自身伤亡也不小。

    刘伯承给陈锡联举了平型关战斗的例子，说明日军可不是给你一冲就会阵脚大乱，与鬼子过招，着实得花一番缜密心思。

    不明情况地盲动是不行的，因为“打仗不比唱戏，真刀真枪的要死人哪”。如何摸准情况，谋而后动，他向陈锡联传授了自己总结出来的诀窍：搞好侦察，越细越好，最好指挥员能亲自掌握。

    刘伯承告诉陈锡联，如果到时经过侦察，情况仍弄不清楚，可以发电报向他请示，但是在单独行动过程中，还是应立足于独立自主，机断行事。为此，陈锡联既可以“一边打一边上报”，也可以“打了再报”，最重要的是不能错失良机，否则不但消灭不了敌人，还会令自己陷入被动。

    当火车到达东冶镇时，那里已经能够听到来自北面的大炮声。大家都下了车，由刘伯承给师指和七六九团作动员。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问道：“你们知道东冶是个什么地方吗？”

    七六九团官兵多为南方人，对山西不熟悉，没人能答得上来。于是刘伯承说：“东冶有个河边村，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现在呢，他要保住他的老家，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

    接着，刘伯承就从拜访阎锡山时对方的抠门劲说起：“今后，我们的武器弹药，要靠从敌人手里去夺。现在敌人不是左右两翼‘钳击太原’吗？我们把部队开到鬼子的侧背，瞅准机会，在鬼子的这把‘钳子’上狠狠打它一下子。”

    动员结束，刘伯承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开会去了。按照刘伯承的部署，陈锡联率七六九团迅速向日军右侧背迂回。几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代县以南的苏龙口村，从苏龙口南下百里左右便是太原会战的主战场忻口。

    通过侦察，陈锡联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堡都已被日军占领，而且还有日机从阳明堡方向轮番起飞，对太原和忻口的友军实施轰炸。

    根据日机的活动规律，陈锡联判断机场就在阳明堡周围。可是那一带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想打听情况也找不到人。从大同倒是退下来一位晋绥军团长，陈锡联去拜访他，想搜集一点情报，没想到这位团长只说了一句：“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我们没有打就完了。”说完之后，他便不住地摇头叹息，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

    既然问不到人，陈锡联便根据刘伯承传授的诀窍，和手下三位营长化装成老百姓，一齐爬到滹沱河南岸的一座山头上，用望远镜进行观察。经过观察，果然发现在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飞机正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

    之后，他们在河边巧遇了一位从机场逃出的当地老乡。这位老乡被鬼子抓到机场做苦力，每天从早累到晚，除了饿着肚子干活之外，还要挨打受气。他实在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才冒险从机场偷偷逃了出来。

    根据老乡的描述和实地侦察的结果，陈锡联大致弄清了机场的守备情况：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卫兵对进入机场的公路要塞警戒很严，盘查很细，但对机场周围疏于戒备，否则也不至于让人隔着河看个仔仔细细了。

    更为有利的是，阳明堡机场本为阎锡山所修，是一个临时性机场，因此防御工事修得非常粗糙，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

    阎锡山修机场时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在前面撒土，会眯了后人的眼——日军占领后，连掩体都懒得添置一座，就在机场上竖起了旗杆。  <h2>赚了这么多“小米”</h2>

    根据刘伯承要求不得错过战机的指示，陈锡联当即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七六九团展开行动，其中第三营袭击机场，第一营袭扰崞县，牵制驻于该县的敌人，第二营作为预备队。

    这是一二九师在抗战中的第一仗。事后，刘伯承在讲评时，用几句话概括了七六九团在此战中体现出来的优点：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说“部署周到”，除了三个营分工明确外，挑选第三营袭击机场也被认为恰到好处：该营能攻善守，且以夜战见长，土地革命时期，该营曾获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足见官兵之骁勇。

    陈锡联和七六九团也有失误，他们的失误实际上是八路军各部在抗战初期都会出现的问题，那就是缺乏与日军交锋的经验，对所要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

    过去主力红军基本上一场突袭战下来，就能完全解决战斗，这使得七六九团在夜战动作的准备上没有做充分，发生了一些可以事先预防的疏忽。比如有些步枪上没有配装刺刀，可是事先又没有带红缨枪。当发生白刃战时，很多人只能单纯地使用枪托砸，甚至还有人用脚踢。另外，预定的夜间联络记号未严格运用，导致夜间肉搏时很难分清敌我。

    当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大家也绝难想象对方的战斗力会有这么强——作战时，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毕现，看上去一个个都像恶狼一样暴戾凶狠。

    刘伯承由此认为，陈锡联在兵力分配上还没有做到最好，具体表现为次要方向分配的兵力过多，只有一个营用于突击，其余部队都没能够用上。否则的话，依靠人数和火力优势，也可最大程度抵消夜战动作准备上的不足。

    机场的守军部队虽然不多，但附近阳明堡镇上驻有很多日军，后者立即对机场予以增援。为防止遭到日军的围攻，三营在完成破坏飞机的任务后即迅速撤出了机场。

    三营一共破坏了24架日机，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营长赵崇德当场殉国，成为自平型关以来八路军在抗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指挥员。赵崇德是一员颇有指挥才能的年轻虎将，素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称。刘伯承得报后，对他的牺牲感到十分惋惜，此后多年，还经常同李达谈起赵崇德。

    除赵崇德外，三营还战死了包括营指导员和两名排长在内的十余名官兵，三十多人受伤，并且所有战死者的遗体都未能抢运回来。

    战斗结束后，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由五台山来到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的陪同下，他爬到阳明堡机场附近的一座山上，用望远镜对战斗现场进行了观察。

    由于三营伤亡较重，陈锡联、汪乃贵的第一反应是这仗没打好。汪乃贵颇为忐忑不安地对徐向前说：“我们这次战斗，只炸了二十来架飞机，没有抓到俘虏，自己却牺牲了一个营长和十几个战士，我要向你做检讨。”

    徐向前马上表示：“检讨？我还要给你们请功呢！你们炸毁那么多飞机，成绩是了不起的。”

    有了徐向前的肯定，陈锡联、汪乃贵的心里才踏实了一些，两人用联名方式，将夜袭经过同时电告一二九师师部及八路军总部。

    在此之前，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伏击战先声夺人，一二〇师也在雁门关有所斩获。这无形中加大了一二九师的压力，不少人都担心第一仗能不能取胜，因此在收到捷报后，刘伯承连声称赞：“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样非常高兴。见周围老百姓还搞不清楚炸飞机的概念，他当场算了一笔账，告诉众人，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等他把账算完，老百姓见八路军竟然赚了这么多“小米”，都一齐欢呼起来。

    其实阳明堡的那些日机还不能说是被全部炸毁，因为就飞机损伤的程度而言，很多应该是能修好的。在日方机密档案中，也只记载一架轰炸机被完全损毁。

    不过修理需要时间，就此而言，确实可以说有效地削弱了日军在忻口上空的立体火力，一二九师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八路军总部随即又将战果报至第二战区及南京方面。最初，那边的反应有些将信将疑。直到10月20日，也就是夜袭阳明堡的第二天一早，忻口阵地上空突然一片静寂，一架日机也没露面。前线的友军官兵觉得很纳闷，以为鬼子在耍什么新花招，后来才知道是机场上的日机被打残了。

    其后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日机轰炸。当中方飞机到阳明堡进行侦察时，清楚地看到机场上有一堆等待清理的飞机残骸，证实夜袭阳明堡确有其事。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由此对八路军大加称赞，蒋介石也以军委会名义奖励大洋两万元，这是抗战前期，八路军唯一一次受到蒋介石现金奖励的战斗。  <h2>偏不这样干</h2>

    10月19日，即阳明堡夜袭战打响的当天，刘伯承赶到晋东马山村，与三八六旅会合。

    三八六旅提前一天到达马山村。在看到娘子关友军的布防情况后，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第一个皱起了眉头：“这摆的是啥鸟阵式，正面防线没有纵深，没有机动部队做梯队，只能死守死打。日本人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

    指挥晋北忻口战场的是卫立煌、陈长捷，二人分别是中央军和晋绥军的虎将，统兵打仗多年，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娘子关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出身新桂系，还是曾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的新桂系三杰，但他已弃武从政多年，军事指挥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防备力量不足，布局上让王近山笑话，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王近山能看到的，刘伯承自然也一清二楚。他认为，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中国军队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他计划亲率三八六旅在娘子关待机，对从侧翼迂回的日军实施侧击。

    在召开三八六旅营以上干部会议时，刘伯承用通俗的说法解释了为什么要使用侧击战术：“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

    第一个侧击地点被确定为井陉县的长生口村。10月21日，七七二团在副团长王近山的指挥下，在长生口对日军进行了伏击。

    由于对日军的特点还不够了解，王近山在这次伏击战中出现了一些指挥失误。比如用兵有些缩手缩脚，攻击时一共只投入了两个连，又比如伏击时不够肃静，让日军有了反击的机会，加上八路军擅长的手榴弹战术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结果导致这次伏击战打得并不是特别理想。根据七七二团的报告，未能对被围日军予以全歼，一共只消灭了50多名鬼子，而且获得的战利品也不多。

    不过不管怎么说，八路军打的是胜仗。在娘子关战场乃至整个太原会战中，敌我双方一般都是相互消耗，像这样占便宜的胜仗并不是很多。驻防附近的第三军军长曾万钟获报后，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夸赞三八六旅，说打得好，表示要为他们请功。

    也就在这时候，娘子关一线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指挥部鉴于从正面进攻娘子关的第二十师团受阻，且兵力感到不足，遂急调驻于邢台的第一〇九师团加入攻击。

    在娘子关东南有一座旧关，又称“老娘子关”。之前，第二十师团曾攻占旧关，但又被曾万钟第三军夺回。获得援兵之后，第二十师团决定改变原有的主攻方向，将师团主力重新移至旧关，其意图是通过迂回，切断娘子关守军的后路。

    敌情一变，刘伯承马上从中觉察出危机所在。就在长生口伏击战的当天，他紧急赶到第三军指挥所，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旧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防线的特征，想避实击虚。他们前面进攻旧关没有得手，这次很可能会往南继续迂回，攻击旧关以南的石门口，我军必须火速派兵防守。”

    经过商议，决定由八路军防守石门口。刘伯承立即派七七一团前去驻防，并且强调：“石门口事关大局，一定要小心谨慎。”

    10月22日，七七一团火速赶到石门口。在那里，部队并没有发现敌军的踪迹，于是当晚便安营扎寨。

    七七一团未与日军交过手，有些轻敌，加上过于疲劳，吃过饭便早早入睡，晚上也没能按照刘伯承所嘱咐的那样，向周围派出强有力的警戒。

    半夜时分，石门口周围突然响起激烈的机枪声和手雷爆炸声，紧接着是山炮的轰击。这些都指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七七一团遭到了偷袭！  <h2>好险哪</h2>

    袭击七七一团的正是第二十师团。不出所料，该师团除向旧关发动攻势外，还组织纵队朝旧关以南实施迂回。

    七七一团在警戒上的疏忽，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发现八路军已经提前到达石门口，第二十师团立即组织大批人马，趁夜向七七一团驻地扑去。他们绕过大路上的警戒，顺着小路隐秘行动，在摸掉八路军的岗哨后，从两面对七七一团发动猛袭。

    由于毫无准备，七七一团一片混乱，有的战士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倒下了，其他人慌忙抵抗，但很难组织起有效反击。阵地上火光熊熊，部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旅部的驻地都离石门口不远。枪炮声中，旅长陈赓第一个赶到出事地点进行指挥，仅仅10分钟后，刘伯承也到了石门口，然而此时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即便师旅长亲自坐镇也无济于事，只能各自分散突围。陈赓得知刘伯承亦身处险地，且未带警卫，急得两眼喷火，马上命令他的警卫班前去保护刘伯承撤退。

    见到警卫班，刘伯承犹不肯移步：“我不能将战士们丢在阵地上！”警卫班长王泉云说：“刘师长，这是陈旅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敌人来势太猛，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王泉云一边拉着刘伯承后撤，一边指挥警卫班射击。日军子弹嗖嗖地飞来，其中有几颗子弹穿过刘伯承的衣边裤筒，差点就打中了他。

    王泉云也是个老红军，有战场经验，耳边似乎听到有炮弹的呼啸声，不及细想，便霍地将刘伯承扑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炸起的泥土裹挟着石块，将王泉云和刘伯承一同埋在了尘埃里。

    刘伯承起身后，抖去身上的泥土，叹了口气：“好险哪！”

    倒地时，刘伯承把眼镜也丢掉了。王泉云赶紧俯身把眼镜捡起来，又用衣服擦去上面的泥土，再交给刘伯承：“刘师长，这里太危险了，赶快突围吧！”

    刘伯承问他：“还有多少人没有突出去？”

    王泉云回答不出来：“我弄不清楚……”

    正说着话，陈赓也突了出来，他向刘伯承报告：“七七一团已有数十人牺牲，300多人失踪……”

    实际上，刘伯承、陈赓也还未完全突出包围圈。王泉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他指挥警卫员们卧倒，想等敌人靠近时再打。后来一瞅，鬼子太多了，如果就地阻击，不但完不成掩护任务，大家的性命也全得搭在这里。

    连同王泉云一道，一共还有七名警卫员，王泉云紧急分工，将七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向东西方向撤退。在警卫班转移日军的注意力后，刘、陈趁机向南突围。

    警卫班装备有轻机枪，两个小组相互配合，边打边撤。王泉云组退到一座山崖边时，已退无可退，王泉云下令跳崖，他顺手甩出一颗手榴弹，并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瞬间，一骨碌滚下了山坡。

    王泉云跳崖时腿部受了伤，天亮后才被陈赓派人找到，整个警卫班包括王泉云自己在内，仅幸存两人。

    石门口被突破，正面又大兵压境，第三军的日子很不好过。曾万钟显然有些上火，他给陈赓打来电话，开口就说：“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不行，你们是打不了日本人的！”

    说完，不容陈赓分辩，他就“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夜战近战本是八路军的强项，未料到了石门口，却反过来被对方倒打一耙，这真是太让人郁闷了。陈赓越想越生气，一再表示要追究七七一团领导的责任。

    问题是七七一团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分散突围后，部队便与师旅部失去了联系，刘伯承、陈赓已经有七八个小时得不到他们的任何音讯了。

    娘子关前敌指挥部也给刘伯承打来电话：“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日军，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是撤吧！”

    战事如此激烈，兵自然是多多益善，说话的人更像是在用激将法。刘伯承接完电话后，转身对参谋处长李达说：“游击战行不行，过后打给他们看看。”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失踪的七七一团。  <h2>空城计</h2>

    从陕北出发之前，七七〇团留在了陕甘宁。到前线后，七六九团又去了晋北，所以实际只有三八六旅的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在晋东。因陈赓正率领七七二团执行侧击任务，刘伯承便亲自带上李达等人，前去寻找七七一团。

    登上一处山岗后，大家正在查看，这时突然从对面山后传来几声枪响，随后枪声越来越近。刘伯承一行正待分散撤退，敌人已从山谷中蹿出，并开始向他们所在位置射击。

    敌人不现身还好，等到一现身，却发现只是几个探路摸情况的流动哨兵。这次刘伯承随身带了师部警卫班，警卫班冲过去，三下五除二，把几个家伙全部撂倒在地。

    再撤，刚刚翻过两道山脊，又有几个日本兵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警卫班不由分说，用一顿子弹喂饱了这班亡命之徒。

    几小时后，刘伯承一行终于脱离了危险区域。此时有人发现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机，现场气氛因此又变得紧张起来。众人担心日军大部队会很快杀到，都劝刘伯承早点离开，刘伯承却说：“着急什么，别忙走，我们再看看。”

    日机飞得高看得远，地上的人看不到的，它看得到。刘伯承端着望远镜，顺着日机盘旋的位置向下观察，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七七一团的新阵地。

    吃了亏以后，人总会变得更聪明。七七一团在他们的新阵地上建造了防空工事，不时还有战士从工事里探出脑袋，逗引着飞机。日军侦察机发现后，便赶紧指引炮兵向工事开炮，但七七一团的官兵都隐蔽得很好，炮弹也伤不着他们分毫。

    找到了七七一团，刘伯承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回顾寻找过程中所经历的惊险一幕，他笑着对大家说：“看来，那些战士在演‘草船借箭’，我们在演‘空城计’呀！”

    10月23日下午4点，在中断14个小时通信联络之后，七七一团终于与师部通上了电话，团指挥员向刘伯承汇报了遭袭及损失情况。

    刘伯承平时对部卒要求严格，但同时又格外爱护。就在侦察途中，一名通信员负了伤，他当即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这名通信员骑，自己则下马步行。通信员有些不好意思，推让着不肯上马。刘伯承来一句“这是命令”，硬是让众人把他抬上了马背。

    现在听说七七一团损失不小，当场牺牲的就有近百人，刘伯承十分难过，他喃喃自语：“近百名战士呀，他们连日本鬼子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就这样白白地牺牲了。我们的力量本来就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

    说到此处，眼泪夺眶而出。

    陈赓请刘伯承给予处分，同时严肃处理有关当事人，即七七一团指挥员。刘伯承也希望全师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再犯七七一团那样因疏于警戒而遭到日军暗算的错误，他在总结大会上诙谐地对官兵们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要学死猪哇！”

    但是说到责任问题，他却当着陈赓的面摇了摇头：“部队遭到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中央写检讨。”

    刘伯承主动把战败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认真地写了一封检讨报告，发给八路军总部和延安。

    中央首长传阅了这份检讨报告，七七一团遭袭事件显然也使高层很受震动。毛泽东亲自回电刘伯承并转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在电报中，他提出严厉警告：“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

    在第二十师团占领石门口后，旧关一侧受到严重威胁。黄绍竑急调刚到前线的川军上阵，在东、西回村进行阻击。

    10月24日，日军向东、西回村进发。陈赓亲率七七二团准备实施侧击，但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时，日军大部队已经通过，仅有辎重在后跟进。

    要说能顺手在尾巴上捞个现成便宜也行，只是陈赓事先没有选好地形，部队处在悬崖峭壁之上，没法冲下去进行突击。部队在乒乒乓乓打了一阵后，也不知道敌人有没有死伤，更别提缴获了。

    不过陈赓带回的信息却提醒了刘伯承，尤其辎重部队四个字，正好撞在了他的心坎上。从日军的行军路线上看，他们经过了一座叫七亘村的村子，刘伯承判断，在日军先头部队通过七亘村后，其后续及辎重部队还会尾随而至。

    刘伯承初步决定在七亘村进行伏击。恰在此时，八路军总部发来电报，明确要求一二九师在七亘村袭击日军侧背及后方，以配合川军的正面作战。

    上下都想到了一起，接下来就看怎么打了。  <h2>送到嘴的狗肉</h2>

    10月25日，刘伯承带领李达等人，登上七亘村附近的一处制高点，对地形进行观察。

    刘伯承对七亘村并不陌生，早在寻找七七一团时就捉摸了一遍，但到这时候仍不敢马虎。正如他曾经告诉陈锡联的，侦察乃军队之耳目，尤其山西以山地为主，一方面便于隐蔽和游击；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指挥员在伏击前若是连地形都不熟悉，不仅打不好仗，还很可能闹出“蚊子叮菩萨——咬错了人”之类的离谱笑话，那就太糟糕了。

    刘伯承在用望远镜观察的同时，还不时让参谋在地图上标出要点。镜头前的七亘村四面环山，如龙虎环抱，村前村后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村边有一条宽不足两米的大道，确实是一处理想的伏击战场。

    回到师部后，侦察人员送来新的情报，有约千人的日军辎重部队宿营于测鱼镇，距七亘村仅10公里。刘伯承马上对随从参谋说：“日军辎重部队要向前方运送军需物资，他们势必还要经过七亘村。送到嘴的狗肉，一定要把它吃掉！”

    说到这里，刘伯承拿起铅笔，在地图的“七亘村”周围画了个圈：“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交通，夺其辎重。”他随即拿起电话，命令陈赓调集部队，做设伏准备。在电话中，他对陈赓说：“别人（指兄弟部队）都打了胜仗，你三八六旅也要打胜仗！”

    这毫无疑问将是三八六旅的一场翻身仗、解气仗，让谁来打很关键。陈赓略加思索，决定将伏击任务交给七七二团三营，并且指定还是由王近山担任指挥。

    王近山实施长生口伏击战时，使用的就是三营。那一仗打得不是特别出彩，但有教训才有长进，陈赓相信王近山和三营这回一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10月26日拂晓，王近山率三营进入伏击地域。这次他充分吸取了长生口伏击的教训，把三营的四个连都用足了：两个连主打，两个连预备，并为营指挥所配备一挺重机枪，作为伏击战的火力指挥信号。

    上午8点，王近山带着三营指挥员爬到山头进行察看。此时秋高气爽，能见度非常好，俯瞰山下，七亘村和大道两旁的景物都能尽收眼底。王近山注意到，在距离他们所在位置3公里处，突然出现了一股日军并正向七亘村方向运动。

    在设伏的同时，王近山还派出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便衣队，在测鱼镇附近侦察。他们传回的报告，证实从测鱼镇的确开出了一支日军辎重队。

    王近山立即把连以上干部召集到一起，根据日军的行进队形，做了紧急部署。各连依令跑步进入伏击阵地，战士们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藏身于土坎和岩石之后，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尽可能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好。

    从测鱼镇出来的日军辎重队有300多人。辎重队的每一辆大车上都坐着一个押运兵，前后还配有掩护步兵。不过其左右翼都未派出警戒部队，而且队形非常松散，仅前卫步兵与辎重队就相距约300米，后卫步兵离得更远。整个队列拉出去有好几里长，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黄蛇在蠕动。

    七七一团之所以遭到日军夜袭且受到较大损失，缘于警戒疏忽。眼前的日军犯下了同样的毛病，他们似乎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全线溃败，可以让他们可劲地捣鼓了，因此在警戒搜索上相当疏忽，也并未向道路两边派出侦察尖兵。

    看来天下都逃不过一个理字，大家有借有还，有赔有赚，这帮小子今天摆明就是来还债了。

    上午9点，日军前卫步兵进入伏击圈。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名日本兵扛着膏药旗，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与埋伏在草丛中的八路军相距不到30米。之后，日本兵脑后随风飘动的帽披，领头军官的仁丹胡，在草丛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吃一堑长一智，王近山不会再犯长生口伏击战时动作不周密的毛病了。他放过日军前卫步兵，等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时，才下令营指挥所的重机枪进行扫射。

    机枪就是信号，担任伏击的两个连枪声大作。随之而来，手榴弹雨点一样地甩向敌阵。这也是补长生口之憾，即在第一时间，用密集的手榴弹给敌人一个下马威，先炸乱它的阵形再说。  <h2>仗有你们打的</h2>

    伏击战很讲究地形，首先要选险，如隘口、崖底、洼地等；其次要便于己方攻击。刘伯承精心挑选的伏击地形完全具备这两个特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就可以垂直往下扔。

    日军突遭如此凌厉的攻击，完全被打蒙了，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立马就倒下了一大片。剩下的人像被炸开了窝的马蜂一样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还被挤下了深沟。驮着军用物资的骡马受到惊吓后，也跟着凑趣，它们在狭窄的道路上四处奔逃，导致人畜相撞，自相践踏。

    发现敌阵已乱，王近山迅速出手，指挥部队将日军前卫步兵和辎重队拦腰切成两段，并对企图掉头的步兵进行阻击。辎重队的后卫步兵则被地上的死马及其抛弃的军用物资给挡住了道路，根本前进不得。

    老鸹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日军辎重队火力不足，本来就缺乏反击能力，更不用说八路军连反击的时间和机会都没给他们。在遭到截击后，辎重队完全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

    日军后卫眼看援救不及，只得扔下辎重，循原路突围。王近山对此早有防备，他从特务连中抽了一个排，预先埋伏在这一方向，哗啦啦一打，便把他们全给截住了。

    经过一阵短促的火力袭击后，王近山下令作为预备队的两个连也加入战斗，三营官兵如猛虎下山一般发动了总攻击。

    三营求胜心切，他们在这场伏击战中打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准。一名战士同日军军官近战肉搏，眼看不敌，索性将手中的步枪向敌人扔了过去。就在日军军官愣神躲闪的瞬间，这名战士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将其一把抱住，然后压倒在地。

    这还不算狠的，最狠的是这位勇士又用牙齿咬掉了鬼子的鼻子，并趁对方痛不可忍之机，夺过战刀将他给劈了！

    激战至上午11点左右，日军除少数人员逃回测鱼镇外，整个辎重队被基本歼灭。根据七七二团的统计，包括步兵、辎重兵在内，共打死日军近200人。和之前的任何一次对日战斗一样，八路军未能捉到日俘。在战斗接近尾声时，有残余的几名日本兵被逼到断崖边，三营官兵示意他们缴枪投降，但这几个家伙毫不理睬，端着刺刀便反扑过来。为减少自身伤亡，战士们只好用子弹遂了他们的心愿。

    即便说上两车子话，也抵不上一场漂亮仗来得干净爽利。从七亘村走出来后，许多干部战士都穿戴上了缴获的皮靴和钢盔，还有不少人穿上了黄呢大衣，他们所缴获的干粮、罐头等食品更是堆积如山，足够三八六旅吃上一个月。

    七七二团兴高采烈，都说给七七一团报了仇，消息传到师部，刘伯承严肃地说：“这仇还没报够呢，仗有你们打的！”

    此时正面的局势却仍在继续恶化。日军趁川军立足未稳，迅速突破东回村南北一线阵地，川军纷纷溃散。第二十师团长驱直入，已迂回至娘子关正面守军的右后侧。

    征得阎锡山、卫立煌的同意后，黄绍竑将娘子关一线守军主力全部后撤。10月26日，也就是三八六旅取得七亘村大捷的当天，日军占领了娘子关。

    娘子关失守后，卫立煌给刘伯承打电话，通报了这个令人懊丧的消息。刘伯承安慰他说：“我们在七亘村已经报复了鬼子一下，打死他们三百余人，抓了三百多匹牲口……”

    “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卫立煌不禁感叹。

    为了证明八路军没有说大话，刘伯承特意把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拣出一部分，专程送给卫立煌。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身边的将领说：“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能打胜仗。”

    鉴于娘子关已经失守，卫立煌便劝说刘伯承也赶快撤兵。刘伯承很果断地回答：“我们还准备再打一仗。”卫立煌听后连连点头：“好，好。我们等着贵军的捷报。”

    再打一仗，刘伯承仍决定采用伏击战术。

    在刘伯承看来，军事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每一个军事术语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如果军事术语不准确，就会影响对其内容的理解。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干我们这一行当，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一字之差，会死人的。”

    在过去的国内军事术语中，并没有伏击一词，只有埋伏。“埋伏”这一术语含义不全面，有消极意义，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此刘伯承主张用“伏击”代替“埋伏”。

    刘伯承所理解的“伏击”，“伏”是手段，“击”是目的。他认为，伏击战应成为打击敌人的主要战术手段，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战斗过程。  <h2>以奇制奇</h2>

    任何一种战术，都不可能做到一头放火，一头放水，什么好事都让它给占全了。伏击战的长处是能够以逸待劳，在敌军无防备的情况下，给以措手不及的打击，短处是保不定敌军哪一天会从你的伏击地点经过，只要时间地点稍一算错，费尽心机筹划出来的伏击计划便会转眼间变成泡影。

    在外行人看来，这种伏击战术近乎是在押宝，刘伯承是内行，他不押宝，只论学问。伏击战的学问，那是大了去了。

    中国古代兵法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遵常”，或者说是“用兵不复”，也就是要不停地变招。套用到伏击战上，不管先前选择的伏击地形有多好，打完了都得换个地方，而且短时间内不宜再次设伏，否则便可能弄巧成拙。刘伯承对这些经典的兵学理论，自然是烂熟于心，但他更服膺《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刘伯承用兵，很注意琢磨对手的心理。他一再强调：“要研究打胜仗的办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由此也衍生出他的一个著名论点：“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嘛，你摸过来摸过去，无非是要把敌人的脾气摸透，最后吃掉它！”

    七亘村伏击战后，七七一团报告说，有一个日军联队正向他们的阵地迫近，七七一团准备迎击，陈赓也调集七七二团向其靠拢，但接着一调查，七七一团的情报不准确，日军大队人马并未袭来。至此，刘伯承已经基本掌握了日军的作战特点。简单地说，这帮鬼子身上有那么一股子钻牛角尖的劲头，一旦他们确定了目标，就会向着这一预定目标执拗地突进，其间，丝毫不理会他们眼中的一些“小损失”。

    这些“小损失”中，平型关伏击战算是大的，八路军所实施的其他一些伏击战，像阳明堡夜袭战、长生口伏击战之类，在日军看来，都微不足道。不是说人员被杀，物资被抢，鬼子就真的不心疼，也心疼。说到底，还是前线战事紧张，他们难以两头兼顾。

    刘伯承由此判断，日军占领娘子关后，急于进犯太原，同样只会把七亘村的损失计入“小损失”，对他们来说，赶紧把军需物资运到前线要紧。

    刘伯承把设伏地点重新放在了七亘村。因为日军要继续运输辎重，七亘村乃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通道，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日军恐怕也万万不会想到八路军会在老地方与他们赴约。

    短期内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兵书上没有记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直到最近的平型关伏击战，也从未有一个将领敢如此用兵，但刘伯承要创造一个先例。或许，是七七一团遭袭事件刺激了这位向以谋略取胜的大将，让他把自己的军事智慧和勇气完全激发了出来。

    10月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收尸。刘伯承传令下去，让七七二团三营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以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

    三营自然不会真的离开，他们在外面绕了一圈，在日军收尸结束后又返回了七亘村。指挥伏击的仍为王近山，设伏区域也略作变动，第一次伏击时是在七亘村南，这一次选在了七亘村西。

    刘伯承料定日军辎重部队将再次经过七亘村，但谁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具体到哪一天，早了晚了，还得看鬼子的自觉性。

    10月28日上午10点，王近山派出的侦察分队送来情报，称一股日军辎重部队正向七亘村开来。

    日军虽然走的是老路，不过多少也吸取了一点上次的教训，辎重部队的保护得到明显加强，为辎重队开路的由步兵换成了骑兵。警戒搜索也更加严密，凡见到有可疑之处，会先用手雷攻击，然后才向前推进。这样边走边打，大道两侧因此不断响起手雷的爆炸声。

    王近山当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陈赓。陈赓在电话中命令：“近山，坚决出击！”鉴于敌人力量的增强，他同时派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火速赶去增援。

    刘伯承得报后自信满满，他说：“敌人才被咱们打败，绝不会相信我们还会搞第二次伏击，在他们看来，这已是出奇制胜的妙计了（指日军辎重队仍走老路）。现在我们又在原地设伏，更是奇中之奇，用上这种以奇制奇的战法，他小日本鬼子就跑不了。”

    上午11点，见山上山下没有一点动静，日军先头骑兵吹起口哨，朝后面打旗语，通知辎重部队继续前进。

    王近山一直在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这样打起来会更有把握，但突然下起了雨，路上湿滑，影响了增援部队的到达速度。眼看日军辎重队已进入伏击圈，无法再等待增援部队，王近山当机立断地下达了攻击令。  <h2>五行术</h2>

    日军骑兵已走出了半里多路，听到后面枪声大作，急忙掉转马头回身援救。王近山用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特务连进行压制，使其难以接近辎重队。不过即便如此，辎重队这边也并不好打，自从上回遭到伏击后，日军辎重兵们对遇袭已有了精神上的准备，不再表现得过分慌乱。在后卫步兵的掩护下，他们纷纷向各个能藏身的地方跑去，并以三四人为一组，互为犄角，与伏击的八路军相抗衡。

    王近山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用火力对辎重队进行分割，但因增援部队来得太晚，已经失去全歼的机会。战至黄昏，日军得以突围，一部向西窜逃，大部分则向东退回测鱼镇。据七七二团的上报数据，此战共打死日军100余人。

    三天之内，刘伯承以区区一个营的兵力，在七亘村连续设伏且取得成功，这是一件令他本人都备感骄傲的事，很多军事教科书也将其列为经典战例。一二九师在晋东民间的影响力得到迅速提升，当地流传一句民谣：“日出东海，日落西山。”意思是，日军从东海来犯，将要在太行山西边落下去。

    一二九师入晋之后，刘伯承曾希望阎锡山能够给予武器弹药的补给，但所得寥寥，以至于新入伍的战士都发不到枪。晋东的几次作战多少缓解了这一困难，其中仅第二次七亘村伏击战就缴获了步马枪20支，战后通过发动群众打扫战场，又收集到一些日军逃窜时丢弃的武器，其中还包括一挺轻机枪。

    除此之外，其他战利品更是琳琅满目，刘伯承、陈赓等人的坐骑都换成了日本大洋马。大洋马乃是日军骑兵的标准坐骑，又称“东洋马”。它们并非日本原产，乃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高头大马，外形全都膘肥体壮，迥异于一般骡马。一二九师官兵刚刚见到这些似骡子非马的高大牲口时，还以为是骆驼哩。

    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两份军用地图，一份山西的，一份华北地区的，皆为中方印制，显见得是日军从晋军手里得到的。先前刘伯承途经太原时，曾经向阎锡山要几份军用地图，回答说没有。那几张省版的地形图又不够精确，无可奈何之下，刘伯承指挥作战时，甚至连中学生的袖珍本地图都用上了。

    拿到缴获的地图，刘伯承喜出望外，他风趣地说：“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去了。他对八路军这么小气，对日本人却是如此大方！”

    太原会战之初，刘伯承就意识到国民党友军虽然在防御兵力的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装备差，火力弱，战术上采取的又是一线硬顶的阵地战，恐怕太原最终还是难以守住。在与阎锡山的会晤中，他又发现阎锡山已准备向黄河西岸搬家，说明高级指挥层对守住太原同样缺乏信心。

    果不其然，娘子关陷落不久，晋东战场的各路友军便纷纷撤退，处于腹背受敌威胁下的忻口守军亦不得不放弃阵地后撤。晋北、晋东战局都陡然恶化，两个方向的日军一边追杀败退中的中国军队，一边向太原疾速逼进。

    尽管有七亘村连环伏击战在前，然而无论是第二十师团还是第一〇九师团，都仍将处于正面防御位置的国民党军视为中方主力，对侧翼的八路军不是很在意。

    敌方的忽视正是最好的战机。10月30日，刘伯承率三八六旅进至昔阳以东，做好了对第二十师团所部予以侧击的准备。

    第二天，当刘伯承正在师指挥所作战室里翻看敌情通报和友军位置图的时候，参谋处长李达进来报告了日军的进一步动态：第二十师团沿九龙关大路进犯昔阳，其所属第一三九联队的一个大队将从南侧小路迂回策应。

    刘伯承听罢，急忙查对地图，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了昔阳以南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涧地形，便于设伏，特别是黄崖底，它的位置正好卡在河谷里，离大路很远。

    指着地图上的黄崖底，刘伯承对李达说：“在这里打一仗，敲它一下……”

    李达心领神会：“师长说让哪个团主攻吧。”

    刘伯承对此早就有所考虑：“这一仗让七七一团打吧。自从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

    “他们早就盼着打仗呢！”李达说，“我立刻去布置。”

    刘伯承又叫住了他：“先别忙通知部队，情报、地形要搞准确，情报叫侦察科再去核实一下，地形叫作战科实地去勘察一下，然后向我报告。”

    与一些将领习惯性的雷厉风行不同，刘伯承下决心很谨慎，总是深思熟虑，煞费苦心，有时即便决心下了，在动手起草命令时，也总是字字斟酌。后来的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跟他开玩笑说：“瞧你这样的咬文嚼字，头发要白得更快呢！”刘伯承听了哈哈一笑，然后照旧一丝不苟地推敲着命令上的用字。

    事实上，如果不把“五行”搞清楚，即便“头发白得更快”，刘伯承也不肯轻易下决心和起草命令。

    所谓“五行”，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刘伯承用五指来进行比喻：大指是任务，二指是敌情，三指是我情，四指是地形，小指是时间。

    “五行术”是刘伯承行军作战的法宝，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订计划”。

    日军谍报系统曾将刘伯承比作水浒传中的神机军师朱武，称其指挥部队时擅长“神算”。殊不知刘伯承的“神算”绝不是小说中军师掐指一算出来的，而是严格遵循了“五行术”的结果。

    不久，侦察科和作战科派出的人员分别回来报告：“敌情没有变化，地形跟地图一致，利于伏击。”

    “五行”既定，刘伯承下令出兵黄崖底。  <h2>以小搏大</h2>

    战斗打响前一天，刘伯承将师指挥所设于黄崖底附近一座山顶的后侧，从那里可以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黄崖底的河谷。

    既险要又便于击敌，还能利于冲锋，这样的伏击地形可遇不可求，乃是最佳地形。可是有时鱼与熊掌并不能兼得，黄崖底的河谷宽阔，最宽处有200多米，这样的地形不便于冲锋——根据当时一二九师的火力和战斗力，冲下河谷就会失去优势。

    同时由于河谷较宽，八路军对河谷两边的火力封锁也无法做到非常严密。正是因为顾虑到在地形地貌的局限下，设伏的“口袋”可能扎不紧，这次刘伯承部署的兵力比两次长亘村伏击战更多，除了七七一团从正面担任主攻任务外，七七二团也被部署于侧翼进行掩护。

    选择黄崖底，刘伯承主要还是取其利于己方之处。黄崖底河谷两边的山梁有30多米高，既便于隐蔽，又利于防守，而敌军在河滩开阔地带则无法隐蔽，只能挨揍。

    11月2日，南界都方向出现了日军的纵长队形。按照刘伯承制订的预定作战计划，七七一团派出一个小分队进行引诱。小分队突然向日军进行射击，然后他们打一阵走一阵，直到把日军诱至黄崖底以南的凤居村前，自己则退到村西北高地扼守。

    凤居村即为七七一团事先占领的一线阵地所在区域。日军组织力量对高地轮番攻击，但都无功而返。中午时分，日军撤到黄崖底河滩进行集结，开始休息吃饭。

    见日军大部分都已进入黄崖底河谷，刘伯承立即下令开火。七七一团正面纵射，七七二团侧面斜射，交叉火力网将端着饭盒的日本兵打得晕头转向。

    反应过来后，日军很快在一座小庙旁重新进行集结，准备发起反击。他们架起两门小钢炮（一种小型迫击炮），瞄准八路军阵地连续开炮，以掩护步兵发起冲锋。

    刘伯承在左侧山头预设有迫击炮阵地，他当即用电话指挥迫击炮予以还击。山头上的炮兵在校准方位后，用迫击炮对河谷进行了猛烈轰击，几十发迫击炮弹在河谷里爆炸，其中有一发正好击中日军的炮弹箱。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阵浓烟腾空而起，日军的两门小钢炮顷刻之间变成了哑巴。

    随着第一次冲锋失败，日军又在机枪掩护下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在反冲锋中，八路军通过两次长亘村伏击战所缴获的战利品都派上了用场。一些战士身穿日军的黄呢子军装，头戴日军的钢盔，使用日军的三八大盖进行瞄准射击。比起八路军原先常用的“汉阳造”，三八大盖的威力要大得多，射程远，精准度高，而且枪声清脆，一百多米远的鬼子，枪法好的一枪就可以撂倒。

    甚至钢盔作用也很大。有人在战斗中额头被钢盔碰疼了，旁边的人摘下他的钢盔便惊叫起来：“我的妈呀，你的命可真大！要是没有这钢盔，你小子的脑袋怕是半边都没有了。”

    被钢盔碰疼的这位接过钢盔一看，也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一颗子弹已将钢盔侧面打出了一道凹槽。

    日军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又被打了下去。连续冲锋失败后，日军分散组成单人互联的战斗队形，依托土坎和窑洞继续朝山梁上进行射击，以固守待援。

    由于谷底地势开阔，八路军机枪封锁的威力不大，相反，日军的火力倒很猛，机枪子弹打在山梁上“噗噗”地响。

    七七一团主力大部埋伏在正面高地，只有几条山羊才能走的小路通向河谷，别说冲锋，在小路上一出现就会遭到日军机枪的横扫。七七二团处于侧面，有人提出要像上次在上亘村那样，冲到谷底与鬼子对杀，团长叶成焕不同意，他说：“不能冲下去，要是冲下去，我们的炮火和机枪都没有用了。在那开阔的河谷里同鬼子拼刺刀，我们也不占便宜。”战后，刘伯承肯定叶成焕指挥正确。

    不能发起冲锋，就表明无法用近战手段彻底消灭黄崖底的日军，但是也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敌人。刘伯承派作战参谋传达命令：“集中全部火力，猛烈杀伤敌人。”

    在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一气打了二十多分钟后，河谷另一头发现日军的大量援兵，刘伯承这才下令停止射击，撤出战斗。

    一二九师预计这次伏击战共毙伤日军300余人，骡马200余匹，而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是一次以小搏大的经典战例。不过由于未能下到河谷，致使许多战利品看在眼里却拿不到手，大家都深感遗憾，还有人觉得不过瘾，说：“就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如果把鬼子全部歼灭，那才痛快哩！”

    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刘伯承笑了：“我们用火力杀伤了敌人大部分有生力量，这也是个大胜仗啊！”

    以后，从缴获的日本报纸上，李达看到了一篇日军随军记者写的报道，题目为“过天险黄崖底”，内容就是日军在黄崖底遭遇伏击的经过，其受打击后的惊恐之状溢于言表。  <h2>记吃不记打</h2>

    11月4日，徐向前率七六九团南下至昔阳附近，一二九师的三个团得以会师。三天后，刘伯承、徐向前指挥一二九师在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对正在西进的第一〇九师团一部予以攻击，战后据报歼敌250人。

    从七亘村到黄崖底，再到户封村，刘伯承将这前后四次伏击战称为“重叠的设伏”。如果换个对手，“重叠的设伏”未必有效，之所以能够次次成功，是因为刘伯承摸准了日军的脾气：他们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往往不计代价，执拗地进行突击，乃至于“记吃不记打”。

    这时在晋东出现了一个反差较大的现象，即一边八路军不断从侧翼进行伏击和歼敌，另一边正太路沿线的国民党友军已经完全溃乱，以至从阳泉至太原一线，已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先前为了阻止日军顺利西进，刘伯承曾让李达派一名参谋和友军联络，商量炸毁正太铁路。友军当时没有同意，刘伯承估计友军是为了自己撤退时方便，可是奇怪的是，直到友军溃退之后，还是没有炸铁路，也没有通知八路军去炸。

    把铁路留给敌人，只会为敌军追击提供方便以及加快他们追击的速度，刘伯承赶紧组织部队独自炸毁了正太路的主要地段。

    眼见太原危急，蒋介石连忙从第一战区抽调汤恩伯军团参加晋东作战。汤恩伯在榆次布置阵地，落脚未稳，就遇到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他对晋东的情况不熟悉，心里也没有底，就打电话给刘伯承，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都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汤将军，”刘伯承说，“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敌情。”

    “兄弟十分感激，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

    “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指一二九师）。”刘伯承安慰他说。

    汤恩伯也是久经战阵的一员大将，听了不免有些吃惊，连忙提醒道：“哎呀，刘师长，你们一师人摆得这么宽，危险哪！”

    刘伯承回答：“我们这是游击战哪！”

    汤恩伯立刻对刘伯承的用兵产生了兴趣，他极力邀请刘伯承到榆社与其见面，而且一见面就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

    汤恩伯同样准备采取攻击日军侧背的战法，可惜为时已晚，日军在从娘子关打开缺口后，又将第一〇八师团用于正太线上的进攻，战局已无可挽救。

    汤恩伯军团很快就被迫退至长治、晋城。11月8日，日军占领了太原。

    至此，国民党友军几乎完全撤出了晋东，而日军忙于继续南下追击和发动进攻，后方只有城镇和交通线上才驻有守备部队，广大农村和山区完全处于真空地带，这就为八路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

    太原失守后第五天，也就是11月13日，刘伯承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师干部会议，史称“石拐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在太行山创立根据地。

    太行山北至滹沱河，南至黄河，当地这样形容“在滹沱河喝水，在黄河岸摆尾”。晋东辽县素称“太行山的屋脊”，这个县大部分都是海拔较高的秃山，地方贫苦，但是比较安定，日军也较少前来袭扰，于是便被刘伯承确定为师部所在地。

    辽县县城外有一个广场，过去曾是阎锡山的兵营，如今成为一二九师的游击训练班。刘伯承笑着说：“当初我们想在昔阳借一处地方安置伤兵，他（指阎锡山）都不干。这回我们在他的兵营办游击训练班，他又作何感想？”

    李达等人说：“他现在连太原都丢了。我们要向他报告，可惜不知道他在哪里。”

    言罢，众人都大笑起来。

 第五章 打铁全凭两膀硬

    在“石拐会议”之前，虽然在国民党友军的眼中，一二九师打的就是“游击战”，刘伯承也称自己打的是游击战，但实际上这些战役或战斗都不是纯粹的游击战，而是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

    追根溯源，八路军的前身红军就是从游击战中发展而来的，只不过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开始，红军就已经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了，不少人也早就适应于打这种“过瘾”的大仗，游击战被认为是东跑西颠，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的人则是嫌打游击辛苦，他们愿意在一个地方打仗，而不肯多走路多吃苦，为此还编了个顺口溜：“游击游，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大米小米啖。”

    两种观念归根到底，都是对游击战的轻视。话说开去，当初刘伯承刚到中央苏区时，同样也对游击战不够重视，并且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中央红军中存在的“游击主义”。他是在以后不断的战争实践中，才逐渐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作用和价值。

    在辽县时，刘伯承经常思考关于游击战的问题。有一天他和李达骑马散步，正说着话，他们所骑的两匹白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四蹄乱蹦，接着便拼命地向前奔跑。

    两人急忙用力拉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刚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屁股、马肚子上，把马给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李达饶有兴致地问道。

    “游击战！”  <h2>钱串子</h2>

    刘伯承话音刚落，又有一群黄蜂朝他们飞来。两匹白马已经被蜇怕了，一听到声音就浑身战栗，赶紧嘶叫着连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等到马安静下来，刘伯承对李达说。

    刘伯承把马比成日军，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在弄明白刘伯承的比喻后，李达也兴奋起来：“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

    “黄蜂战术”被刘伯承应用到了游击训练班的教学中。一些干部在进班学习后，很快便改变了原先不愿意打游击的态度，转而积极要求派出去打游击，并以此为荣。

    游击战不但有价值，而且这种“杀一个敌人，缴一支枪都算数”的战法还包含着很大学问，要掌握它且运用自如并不容易。

    一二九师的三个团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自己曾是北大学生领袖，但他却极端排斥知识分子，当年红四方面军开展肃反运动，连戴眼镜的干部都难逃劫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特点，即干部几乎为清一色的工农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也很朴实，但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比如陈锡联就是放牛娃出身，参加红军时，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等到在一二九师担任团长都还未能完全摘掉文盲的帽子。

    刘伯承认为，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在提高文化的基础上，多学习一些军事、政治知识，这样才能增强对技战术的领悟能力。当年的“刺头学员”余天云确实很能打仗，可是因为文化太低，加之人又不谦虚，最终成了一颗流星，否则的话，他的军事生涯极有可能迈入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二九师的很多干部最初都像陈锡联那样，吃足了没文化的苦头。因为常常记不住刘伯承的作战命令，有人甚至只好结绳记事，解下裤腰带来打疙瘩，一遍遍摸着疙瘩复述命令，自己麻烦不说，还给完成任务带来障碍。

    刚进入山西时，因为战斗紧张，刘伯承也腾不出时间把干部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石拐会议后便决定开班轮训。

    游击训练班以文化“扫盲”起步，最后才是探讨和学习游击战术。有的学员虽然参加了训练班，但对文化学习仍不够重视，说：“学习太平天国无用，学习‘战术概则’，一枪打死就完了，也不一定用得上。”

    刘伯承在训练班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文化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每个人要想做到耳聪目明，就必须努力学习。”

    知道选调来的学员们都有战斗经验，但刘伯承认为光有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给大家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是铜钱，人的一双手最多也只能拿三十几枚，可是假如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铜钱串起来。

    当时部队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指挥员自己不认真学，却偏要不懂装懂，下级问个问题，答不上来了，就撂下一句：“你拿问题盘我。”刘伯承对此很生气，他严肃地说：“我们不要搞‘上瘦下肥’。打铁全凭两膀硬，红烧鸡不会自己飞到肚里来。古人把书当作敌人来进攻……”

    受到刘伯承等师首长的影响，一二九师的一批“大老粗”指挥官对知识分子干部都很是尊敬，一见到隔着老远就喊。陈锡联是黄安人，总把文化人喊成是“文发人”，可是态度确实非常亲切诚恳。

    刘伯承自己以身作则。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部队每驻扎一地，第二天早晨，他必会在喝过一杯浓茶之后拿上书，到附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读上两个小时。读完书，他再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部队驻扎的时间较长，他就雷打不动，天天如此。

    刘伯承不仅勤于读，而且勤于写。他应该算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中著述最丰的一个了，他写的一册《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问题》，是游击训练班直至抗战初期北方很多八路军部队的必备军事教材。

    刘伯承的游击战术体系内容丰富，他不仅从古代兵法、在苏联的学习所得以及过去苏区的经验中汲取精华，还及时总结、推广了一二九师各部在游击战中自行创造的许多新战术。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出动五六百以上的步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发动进攻。七七一团第一连的连长把全连人分散在十余里的广阔地面上，不时变换位置，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日军看着这些像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八路军，想抓又抓不着，只能被动挨打。范村一仗，七七一团上报打死打伤日军近百人，击毁汽车一辆。这就是后来经常被提及的“麻雀战”，它被作为训练班的一个极好教材。

    按照刘伯承的设想，一二九师的游击训练班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参谋轮训班和随营学校（简称“随营”）。辽县这个原先不为人注意的偏僻小山城，也就这样成了太行山区游击战争的发祥地。

    刘伯承计划在一年内把全师排以上干部都轮训一遍。训练班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学员毕业后，即被派到各地去发展武装。他们刚刚下去时，往往只带三五个人或一个班，至多也只带一个排或一个连，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些“游击种子”便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发展出许多游击队。

    到1937年年底，太行山区各县几乎都建立了游击队。为了迷惑日军，不让他们摸清八路军的实力，游击队的番号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有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赵涂支队、梅支队、磁武支队等。

    游击队的人数开始大体上有百把人到两百来人，在逐步发展到一千余人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战斗旅，其活动地区也相应发展成了军分区。  <h2>创造敌人的弱点</h2>

    1937年12月前后，在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一二九师各主力兵团和游击支队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到处破坏铁路，袭击据点，使得日军守备部队日夜不得安宁。

    八路军在榆次缴获的战利品中，曾发现一封日本兵的家信。这名士兵在信中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所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从这时候起，日军开始对八路军及其独特战法重视起来。日军一名将领评价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他由此慨叹道：“在广大中国，（八路军）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相比于单纯硬拼的方式，显然八路军这种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循的“黄蜂战术”更令对手头疼，仅仅为了保护正太铁路，日军就要分散和耗费许多守备兵力。驻太原的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认为，与其对八路军进行枝枝节节的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游击队，尤其是八路军基干兵团的有生力量。

    川岸文三郎计划出动2000余人，配以骑兵和火炮，分成六路袭击支队，以马蹄形阵势，对正在破坏正太铁路的七七二团实施围攻。他为此做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不仅派特工混入七七二团活动区域搜集情报，还调动一架侦察机实施了低空侦察。

    在大部队出动的前一天，一支日军便衣侦察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七七二团活动区域的前方，故意做出警戒疏忽的样子，企图引诱八路军出击，以便其六路袭击支队可以包抄七七二团的侧背。

    日军如此费尽心机，八路军却并未上当。刘伯承得到报告后，结合对各日军据点动向的侦察情况，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意图。他决定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攻，具体部署是以七七二团在内线吸引敌人“分进合击”，其余部队在外线配合其反围攻。

    由于引诱未能成功，日军遂主动出击。六支袭击支队在夜间急行军五六十里，一进入预定地点，即于12月22日拂晓前对七七二团予以包围袭击。

    在兵力分配上，正面进攻的袭击支队是小支队，而且前进速度较慢，是缓进的，其他支队特别是基干支队，则沿沟底秘密急出七七二团侧背，企图截断其退路。

    从当天拂晓开始，七七二团与日军小支队激战了一整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黄昏时，团长叶成焕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与敌人接触，自率主力向马坊转移。

    七七二团主力连翻九座山头到达马坊，一看，马坊西边已有了日军，于是又转向马坊东边的独堆。深夜到达独堆山地，结果发现独堆东面也有了日军，于是部队又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地，绕到南军城山地宿营。

    12月23日，三路扑空的日军重新会合于马坊，接着又追至南军城。叶成焕故技重施，稍事抵抗之后，又只留少数部队牵制，主力随其趁黑夜完全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七七二团在内线跳来跳去的时候，七六九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已奉命在外线行动起来。反围攻之前，刘伯承曾亲自给汪乃贵打电话，指示他用“正面假打背面真打”的办法，乘昔阳日军出动之机，猛击其后方。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汪乃贵支队对昔阳日军据点发动突袭，他们打营房，烧仓库，闹了个不亦乐乎。与此同时，七六九团和秦赖支队也对相应的日军据点实施了袭击。

    如刘伯承所料，“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日军各袭击支队在外线受到连续攻击，内线又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回据点。一二九师主力兵团和游击队则趁势展开侧击和尾击，进一步增加了敌人的损失。

    到1938年年初，一二九师在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的基础上，不仅拥有了一大批游击队、自卫队，而且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使主力团达到了6个。

    1938年2月，阎锡山提出了反攻太原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经过几个月休整已初步恢复元气的国民党友军负责向太原进攻，八路军则负责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其中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切断正太路，同时阻止来自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刘伯承立即通知原本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相对集中，向正太路东段井陉地区出击。

    井陉驻扎的日军警备队较多，工事坚固。在距井陉西南二十余里的旧关，日军还有一个重要据点，但要拿下来也很难——里面驻有两百多日军，而且同样易守不易攻。

    刘伯承有一套经常向部属强调的机动作战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在表面几乎找不到什么弱点的情况下，他通过分析侦察情报，决定替敌人“创造”一个弱点。  <h2>吸敌打援</h2>

    2月22日拂晓，七六九团一部奉命袭入旧关，将据点碉堡包围了起来。按照常规，这个时候要切断日军的电话线，但七六九团并没有这么做。

    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刘伯承已经弄清，旧关的日军属井陉警备队管辖，发现遭到八路军袭击，他们一定会向井陉求援，而井陉警备队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果不其然，接到旧关守敌的求援信号，井陉警备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赶紧带上两百余人，分乘八辆汽车赶来旧关进行增援。

    敌人在据点里守着不动，固然很难找到他的弱点，但一旦出了据点，便可以在行动中造成弱点。刘伯承要在日军行动的途中施以伏击，地点也已经选好了，这就是一二九师在晋东的首战之地——位于井陉和旧关之间的长生口。

    复战长生口，简直就像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为了保证伏击战的秘密性和突然性，三八六旅所属的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特地从远纵深开进，当他们悄悄地进入预定位置时，东方尚未发白。

    凌晨4点，旧关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伏击部队知道七六九团已经发动了袭击，但是直到6点，尚未看到敌人援兵的到来。正在焦急之际，日军车队出现了，先头的第一辆汽车当即被击毁。

    由于日军在长生口一带已经挨过几次伏击，有一些精神准备，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日军共有五辆汽车被毁，剩下的三辆汽车没命地向井陉逃去，后面还跟着一批来不及登车的士兵。三八六旅一部紧紧追击，一直追到井陉城西才收兵回营。

    整个伏击战一共持续了五个小时左右。这场战斗战果不小，一共击毙日军130余人；包括荒井丰吉本人在内，有5人被俘虏。八路军还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以及50多支步枪。

    不过刘伯承对于长生口复战却并不感到满意，原因是三八六旅也伤亡了一百余人。他认为，相对于所取得的战果，“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

    在山西，人人都知道阎锡山阎老西精明，不过阎锡山主要是在经济账上精打细算，那份精明放到军事上常常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刘伯承也有他的精明之处，每打一仗，他都会根据敌我的伤亡比率来判断“这笔生意”是否赚钱和合算，“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长生口复战的当天，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刘伯承率部南返，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的进攻，同时策应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

    3月14日，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进至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准备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

    邯长大道东起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是日军向晋西、晋南进犯以及从平汉线获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沿途往来的日军运输车辆相当频繁。为了保障邯长大道，日军在沿线各县城都驻有重兵，其中涉城驻有400余人，黎城驻有1000余人，潞城更多，驻有2000余人。

    刘伯承打算沿用与长生口复战相同的战术歼敌，他称之为“吸敌打援”，也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另以主力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予以伏击。

    选择主伏击地点是“吸敌打援”的前提。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但守备比较薄弱，而且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用来伏击比较理想。

    拿着放大镜，刘伯承在地图上仔细察看该区域，最后视线集中在了潞城东北25里外的神头岭。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深沟，公路正好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冲击。这样好的伏击地形真是千金难觅，可以说在整个邯长大道上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刘伯承指挥作战有个习惯，每次进行较大的战斗之前，总要亲自到第一线观察地形。这次也不例外，他带着几名参谋，沿着军用地图上所标示的公路前进，对神头岭进行现场勘察。

    当行至神头岭时，众人全都愣住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公路并不像地图上所画的，不是从山沟里经过，而是蜿蜒着从山梁上爬过。

    “不知道地图这一段是怎么画的？”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道，“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

    刘伯承心细如发的智将个性让他避免了一次失误——如果他也来一个“想当然”，不来看地形，而是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神头岭下，恐怕日军从岭上过去了都不知道，甚至还可能挨鬼子的打呢！  <h2>独木桥上打架</h2>

    重新回过头来看，神头岭作为伏击地点就不免让人有大失所望之感：山梁光秃秃的，公路两边地势略高，但又没有任何隐蔽物。

    如果放弃神头岭，在这方圆40多里的地段上，就没有什么理想的伏击点了。刘伯承没有立即对此表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儿，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当再次回到原地时，他决定还是在神头岭设伏。

    古代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它的基本意思是，打仗一定要出敌之意料，而不能遵循常规。不错，就地形而言，在山梁上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也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才能麻痹敌人，也才能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

    刘伯承注意到，离公路不远，有一些过去国民党友军构筑的工事。这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敌人一次次经过，早已司空见惯。要是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藏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并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刘伯承认为，这一点已足以代替山梁不便隐蔽的缺点。

    神头岭山梁的另一个缺陷是较为狭窄崎岖，整个宽度不超过一两百米。一名参谋直言大部队不便于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

    按照刘伯承的想法，权衡战场地形的利弊，与是否险要一样，不能仅是单方面进行评估，而应综合敌我双方的因素。换句话说，假使我方容易展开，则敌方也容易展开，日军武器精良且有技术兵种和骑兵，作战时无疑将占有优势。

    放到神头岭山梁，日军的武器、技术兵种便难以施展其长，就是骑兵也无法左右机动，相比之下，八路军伏击部队只要做到突然、勇猛，就可以迅速解决战斗。后来陈赓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独木桥上打架，谁先入手谁占便宜”。

    选好主伏击地点，接下来选佯攻目标。刘伯承认为，“吸敌打援”战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佯攻目标的选定，标准有二，其一必须是敌人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其二它本身无独立坚守的能力，非得救助于外来援兵不可，这叫“攻其所必救”。

    根据一二九师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在组织一次对八路军的九路围攻，而黎城是第一〇八师团准备进行九路围攻的重要兵站基地，同时守备兵力也比通常情况下少得多，最多只有七八百人。

    第一个标准符合了，对于第二个标准，刘伯承觉得七八百人还是多了。他想亲自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更为准确一些，但总部临时安排他到友军曾万钟部去谈一下，以争取作战时能得到曾万钟部的配合。

    这样李达便带上几名参谋人员前去侦察敌情。到达黎城郊区后，他们和当地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交通站的情报人员说，几天前约有500名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估计现在黎城守军只有300人。

    李达等人又潜伏在一个隐蔽地点，对公路上日军车辆的来往情况进行了观察，随后才向刘伯承发去电报。

    第二个标准也基本符合了。刘伯承遂下定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敌军增援。他估计到时涉城、潞城之敌都可能会派去援兵，因此除将潞城方向的神头岭定为主伏击点外，还确定了涉城方向的东西黄须为次伏击点。

    “吸敌打援”，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刘伯承之所以采用这个名字，就是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是打援。按照计划，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分左右两翼，其中左翼队七六九团一营负责突袭黎城，主力则用来伏击涉城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凌晨3点半，七六九团一营一举突入黎城城内。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头一天有1200余日军步骑兵正好开入城内，两股敌人合在一起，有1500人之众，这让一营顿时陷入了困境。

    幸好当时天还没亮，日军摸不清状况，认为八路军既敢于攻入城内，一定是派来了大批人马，所以他们一边固守在房内，一边向相邻据点紧急求援。

    一营趁此机会边打边退，激战至上午9点，终于得以抽身撤到了城外。  <h2>大赚特赚</h2>

    接到求援信号，涉城、潞城日军果然从东西两个方向驰援黎城。设伏在东西黄须的七六九团主力被敌人提前发觉了，涉城日军见有中伏的危险，稍微打了一下，就赶紧缩回了涉城。

    涉城可用于驰援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胆小很正常。潞城是三个据点中日军数量最多的，特别是在黎城调兵过去后，已达到3000人。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此抽了一个连到潞城背后打游击，潞城守敌害怕八路军乘虚攻城，不敢倾巢出援，便集中了1500人对黎城进行增援。

    因为觉得自己是大部队行动，八路军不敢惹，日军便企图达到救援黎城、护送车队一举两得的目的。1500人里面除一前一后的步骑兵外，主要还包括两支辎重部队，即第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第十六师团林清部队。

    设伏神头岭的是右翼队三八六旅的三个团，分别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上午5点，在目睹潞城日军通过浊漳河之后，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毁木桥，断绝了敌人的退路。日军当时认为这不过是游击队破坏交通的惯技，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仍然大模大样地往前运动。

    9点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丝毫没有发现隐蔽于旧工事内的八路军伏击部队。在七七二团指挥所首先发出攻击信号后，三个团同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猛击。

    长生口复战与神头岭伏击战运用战术基本相同，但被刘伯承认为打得不理想，伤亡太大，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面对新的“生意”，刘伯承决心用快和狠的手段来“大赚特赚”。

    快，突出古代兵家所说的“势险急短”，即进攻敌人时呈险峻态势，发起冲锋时争取最短的接敌距离。刘伯承认为，伏击是遭遇形式的进攻作战，只有采用横宽的围攻队形，才能做到速战速决。八路军在神头岭所摆的阵形就是这种横宽式迂回队列，战士们从工事、草丛里飞奔出来，瞬间就可以冲到日军面前。

    在另一篇军事论文中，刘伯承说他心目中最佳的袭击效果是，“敌人炮兵还没有放列，骑兵还没有上马，机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了”。神头岭伏击战的突袭效果大致与此吻合，轰隆隆炸裂的手榴弹、迫击炮弹，连续啸叫的轻重机枪，都在短时间内盖住了日军的惊叫声。

    日军既无喘息的时间，也找不到一点掩护物，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从三面向他们扑过来。笹尾部队指挥官笹尾二郎中尉来不及部署，刚刚喊了一句“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话音未落，脑袋就被一枚迫击炮弹给炸碎了。

    随后，本可接替笹尾指挥的小山正美少尉、成田利秋少尉也先后中弹，在声嘶力竭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声中倒了下去。失去指挥的笹尾部队乱成了一团。

    狠，通过对长生口复战的总结，刘伯承归纳了打仗的三部分动作：“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这三部分动作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全都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从阳明堡夜袭战起，一二九师在与日军打白刃肉搏战时通常都处于下风，除了很多枪支都未能上刺刀外，八路军拼刺刀的技术也不及对方。早期的侵华日军，即便是辎重兵都接受过严格的拼刺训练，刀法娴熟，力量大，速度猛，若一个对一个单挑，八路军战士一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日本兵在拼刺刀前会一律关闭枪支的保险钮或卸掉子弹。八路军原先是打光子弹再冲锋，有了这个发现以后，便会有意留一到两颗子弹在枪膛里，拼刺刀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俗称“救命弹”。例如长亘村伏击战就是如此。

    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认为有“作弊”的嫌疑。其实八路军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为了弥补刺刀不足的缺点，一二九师开始大量配备土地革命早期赤卫队使用的那种红缨枪。一般新战士拿的都是红缨枪，补充团除两个装备较好的连外，其余连队用的也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

    冷兵器里有一句行话，叫作“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红缨枪的长度让它发挥出了特有的威力，长长的公路上，到处都是红缨翻飞。惊慌失措的日本兵看不清八路军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武器，以为是“长剑”，他们有的吓得当场缩成一团，有的浑身都被“长剑”戳成了蜂窝，大部分人则被刺得在公路上东奔西窜。战斗结束后，一个被俘的日本兵供认：“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可就怕你们的长剑！”

    下午1点之后，黎城、潞城两地的日军开始向神头岭增援，每次二三百人不等，但都被伏击部队歼灭或击退了。

    如果一定要说伏击战还有什么打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有的部队在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上还差一些。由于一个团撤离战场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致使有一百多日军逃到潞城，成了漏网之鱼。战斗结束后，刘伯承专门对此提出了批评。

    下午4点，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至黄昏时分，八路军伏击部队全部撤离战场。  <h2>向前不减当年勇</h2>

    加上左翼队的战果报告，在神头岭伏击战中，一二九师统计共打死打伤日军1400余人，击毙与俘虏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品，另外还俘敌80余人。

    战前，凡扛红缨枪的八路军，每个人都在枪上挂了一张小条子，上书“矛子枪（即红缨枪）换鬼子的三八式”，等他们从神头岭上下来时，果然很多人都换上了日本兵乌亮的三八步枪。甚至于陈赓在以后的抗战中经常带在身边的宝贝照相机，也是此次伏击战的战利品。

    战后没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中写道：“第一〇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另一名在伏击战中得以侥幸逃生的随军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脱险记”的通讯报道，感叹八路军战术灵活，令人难以捉摸。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伏击战体现出了“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的典型战术”，他们还试图以此战为标本，从中分析研究如何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由于伏击点选择和兵力部署得当，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打得干净利落，而且自身损失不大。一二九师报称的伤亡数是240余人，虽然比长生口复战多了差不多一倍，但相对于战果而言，还是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刘伯承视神头岭伏击战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在做一二九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时，他首先对“吸敌打援”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然后说：“引一个好的战例来结束我对于‘吸敌打援’的报告。”他所说的好的战例就是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令日军守备和辎重部队大吃苦头，有一段时间，日军来往的运输车辆明显减少，邯长大道变得冷清起来。在此前后，国共联合反攻太原的计划却遭到了失败，从正面反攻太原的30万国民党友军不但未攻下太原，还在日军的进攻下再次被迫撤退。原来在山西作战的国民党友军多数撤到了黄河西岸或南岸，只有武士敏、李家钰等少数部队还在原活动区域进行抗击。

    至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相继攻占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多处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长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由于进攻中要消耗大量粮弹，黄河沿岸日军对后方的补给需求迅速增长，这使得邯长大道等运输线重又变得忙碌起来。

    为了扰乱日军的进攻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准备在适当地点，对日军运输线予以打击。派出去的侦察员对晋东南的几条公路线都进行了侦察，发现运输最忙的就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邯长大道上，汽车往返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

    由于神头岭被伏击的缘故，日军对邯长大道的警戒比以前更严。东阳关已经增设了新据点，驻有150余人，其一左一右，黎城驻1500人，涉县也驻有400余人。不过通过对侦察情报的研究，这三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存在复制神头岭伏击战的可能性。

    研究还表明，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比较适于实施伏击：此处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是起伏高地，多谷口，方便隐蔽和出击。

    刘伯承要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接着还要参加国共联合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在此期间无法直接进行部署和指挥。经他提议，响堂铺伏击战确定由副师长徐向前全权负责。

    3月30日中午，徐向前向一二九师师部发来捷报。一二九师在响堂铺伏击战中一共毙伤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缴获枪支130余支、迫击炮4门。由于步炮协同动作差等原因，自身也伤亡了317人，如果仅看敌我伤亡比，似乎还不是很划算。可是要再参照另外一个数据就不一样了——一二九师这次伏击的是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截住的汽车太多了，开始都来不及细数，打扫战场时清点了一下，一共是181辆。那时候八路军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就全部放火烧掉了。

    一场战斗截住和摧毁181辆汽车，超过了平型关伏击战时的相关战果，这在一二九师乃至整个八路军系统中都是破天荒头一回。

    刘伯承将响堂铺伏击战作为伏击战成功的又一个典型战例，认为徐向前在指挥时的沉着老练，是此战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因此盛赞徐向前：“向前不减当年勇。”  <h2>反拖刀计</h2>

    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连续得手，让日军深感后方不稳，交通运输和前线补给受到了严重威胁。1938年4月，华北方面军在分兵津浦路参加徐州会战的情况下，仍决定抽调三万多人，对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围攻。

    其实早在响堂铺伏击战打响之前，刘伯承就已经通过情报，初步掌握了日军的进攻意图及其备战情况。后来一二九师又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找到一张作战地图。在这张图上，画着九个箭头，箭头所指方向是一二九师和太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即辽县、榆社、武乡、襄垣等地。

    每个箭头后面都标示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其中以第一〇八师团所部为主外，共有8个步兵联队，外加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各一个到两个联队。

    通过对其他大量情报的分析，可以认定，这张作战地图恰恰就是日军的作战计划图，图上的九个箭头代表九路进击，所以叫作“九路围攻”。

    刘伯承等人及时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总部指示，应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破其一路。

    参加晋东南反围攻的中国军队，除一二九师、八路军总部直接掌握的三四四旅外，还有决死一、三纵队以及部分友军。在这里，一二九师被作为反围攻的主力，其任务就是“相机破其一路”。

    在过去的反“六路围攻”中，准备破敌的主力部队是先在合击圈内跟敌人周旋一阵，最后才跳出合击圈。现在的形势则有所不同，参与围攻的日军兵力雄厚，一二九师如果像当初那样在圈子里跳来跳去，活动余地太小，容易陷入被动。

    刘伯承主张，应立即将主力部队转移到合击围外打游击，等敌人扑空撤围时，再抓住他薄弱的一环予以猛击，必可收到奇效。

    从4月7日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从辽县以南出发向东运动，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他们已到达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4月10日前后，各路日军实施合围。在预置于内线的八路军以及国民党友军的阻击下，多数合围部队都被拦截和迟滞住了，日军预期将八路军主力合击于辽、榆、武地区的计划也因此落空。

    转移至外线后，刘伯承设置伏兵，打算在邯长大道上再次对日军后方补给线给予重击，但日军在连续遭到伏击后，变得分外小心谨慎，以至一连好几天，大道上都没有较大的辎重部队通过。现在见日军围攻态势已呈现紊乱之状，他决定出动主力，迂回至日军侧翼，以伺机予以攻击。

    4月11日，刘伯承率部进至辽县以南的桐峪镇，他把“相机破其一路”的对象放在了苫米地四楼身上。

    苫米地四楼少将原为第一〇四旅团长，在2月底日军三路会攻临汾的战役中，他抢先攻入临汾城，为此获得了日军大本营颁发的一枚勋章。此人诡诈骄纵，曾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在反“六路围攻”的最后阶段，一二九师曾采用“敌退我追”的战法，这一战术原则也被应用到各游击队的打法上。以往，日军进攻时每放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要放火焚烧当地民居。游击队看到村庄起火，知道日军已经撤走，就会一边组织救火，一边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尾击。

    苫米地据此发明了一种名为“拖刀计”的新战法，也就是以烧民房来伪装撤退，当游击队追来时，他却突然进行伏击或围击。这种战法一开始曾让一些游击队吃亏上当，这使得苫米地越发自鸣得意，目空一切。

    刘伯承认为，战术是灵活机动的，不能老是千篇一律。若是死板地套用某一战术原则，难免吃亏。根据苫米地的“拖刀计”，他提出了“反拖刀计”的措施，即在日军伪装撤退时，只秘密跟踪而不轻易接战，只有在确定日军“拖刀而逃”的情况下才发动攻击。

    “反九路围攻”给予了两人真正展开较量的机会。知道一二九师在辽县与黎城一带曾连获胜利，苫米地不顾其他各路日军尚未到位，就指挥第一〇五联队、第一一七联队深入根据地腹地，准备对一二九师展开奔袭。

    刘伯承将计就计，有意避其锋芒，把苫米地部队放进了辽县、武乡，他的考虑是这一地域山高路险，是很好的伏击战场。在苫米地部队朝辽县、武乡进击期间，一二九师始终迂回其左右，而苫米地这位“反游击专家”却对此毫无察觉。  <h2>追上就打</h2>

    4月14日，苫米地亲率右翼的第一〇五联队进占辽县，其左翼的第一一七联队也占领了武乡。当天，刘伯承、徐向前和师政委邓小平共同拟订了一个作战方案，计划与三四四旅协同动作，配合友军曾万钟部对武乡城实施围点打援。

    该作战方案以急电的方式报呈八路军总部。总部不仅很快复电表示同意，而且还将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抽出来，临时调拨给刘伯承统一进行指挥。

    4月15日，师部的侦察参谋从一位由榆社县城来的老乡那里了解到一个重要情报：第一一七联队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因为城内早已“空舍清野”，无法获得粮秣补给，同时去辽县的道路又遭到破坏，所拉的牛车无法通行，于是只好向武乡返回。

    刘伯承随后又派侦察员前去进行侦察，果然看到大批鬼子的车马正由榆社回窜武乡。

    刘伯承早就发现第一一七联队兵力较弱，可以单独吃掉，一听情报属实，他腾地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鸟入笼，鳖入瓮，这下可有大仗打了！”

    在先行派出一个连赶往武乡后，刘伯承又在第二天亲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及六八九团向武乡进发。傍晚时分，大部队到达了武乡城西北，吃过晚饭后，先行连即送来报告，称第一一四联队在他们之前回到了武乡，可是黄昏时又再次弃城而走，沿浊漳河奔向襄垣。

    先行连援引当地老乡的话说，一一四联队已走了两个小时。刘伯承便问李达：“我们现在离武乡县城有多远？”

    “只有十几里路了，鬼子辎重多，还有牛车，估计这时走不出20里。”

    日军是在先头连到达之前走的，走不是因为发现八路军，更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找不到吃喝，非走不可。此时已是晚上9点，日军一向不惯于夜间行动，又是饿着肚子跑路，还有辎重、骡马、牛车，所以肯定走不快。八路军是轻装，行军速度要比日军快得多，只要不被对方发现，到天亮时完全有把握追上去。

    在与徐向前、邓小平等人进行一番商讨后，刘伯承果断下定决心：“追！”

    刘伯承将追击部队分成左右两纵队，其中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晚上10点，他通过电话向负责指挥左纵队的陈赓下达了追击令。

    “师长，”陈赓在电话里请示道，“我们是见到鬼子就打，还是赶到鬼子前边截住打？”

    “追上就打！”

    给陈赓打完电话，刘伯承又分别给六八九团和作为后续部队的七六九团挂电话，但不巧的是两个团的电话线都断掉了。由于通信联络临时中断，六八九团、七六九团接到命令较迟，等他们奉命赶到预定地点时，已经比计划中晚了大约5个小时。

    4月16日清晨，七七二团追至长乐村附近。这时陈赓接到侦察员的报告，说一一四联队的先头部队已经通过长乐村，他当机立断，不等六八九团赶到，就下令七七二团发动攻击。

    对岸的七七一团闻声同时向北展开进攻，两团南北夹击，将尚未走过长乐村的日军截成数段。得知后续部队遭到八路军围攻，已经走过长乐村的1000余日军赶紧掉过头来为其解围。

    位于七七二团左翼的戴家垴首当其冲地遭到日军援兵的攻击，戴家垴本属六八九团阵地，但此时该团尚在途中。见情况紧急，刘伯承赶紧让陈赓调一个连坚守戴家垴。

    中午12点，在坚持四个多小时后，戴家垴失守。在此危急关头，六八九团急驰而来，阵地又失而复得。

    戴家垴是解围的关键所在，此后日军又一次次向戴家垴发起冲锋。六八九团是红军老团，作战十分勇猛顽强，他们不惜发动肉搏反冲锋，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

    刘伯承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他激动地对徐向前说：“你看六八九团打得多好！”

    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辽县的苫米地回过神来后，急忙指挥第一〇五联队前来增援。按照原先商定的计划，友军曾万钟部负责在蟠龙阻援，他们所占领的阵地位置也很有利于出击，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日军竟然轻而易举地就通过了蟠龙。

    第一〇五联队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由蟠龙直接向六八九团阵地发动进攻，一路与长乐村的被围日军会合，向七七二团阵地反扑。

    八路军所面临的局面一下子变得被动起来。刘伯承颇为愤慨：“曾万钟搞的啥子名堂嘛！”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他决定从七七二团中抽出兵力，从侧翼袭击这股援敌。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辽县方向又发现有1000多日军赶来增援。当时几个团都尚未能够解决战斗，很难再抽出兵力进行阻击，全线战况显得空前激烈和危急。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刘伯承仅有的那只完好的眼睛已经布满血丝，所戴的眼镜也被汗水和蒸汽给弄模糊了。

    在徐向前的建议下，他一边擦拭镜片，一边传令从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中各抽出一个连，从侧面袭击和迷惑敌人的援军，以防止对方集中突击，其余部队除第一线给敌人以猛烈的火力杀伤外，全部撤离长乐村。  <h2>脚踩大平原</h2>

    经一二九师统计，长乐村一战毙伤日军2200余人，击毙战马500匹至600匹，由于撤离的时候较为仓促以及打扫战场不彻底，仅缴获步枪60余支，轻机枪2挺，战马10余匹以及一批军用品。一二九师连同六八九团共伤亡800余人；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受重伤。

    叶成焕在部队撤退时站到高坡上进行观察，被日军子弹射中了头部。刚开始他神志还清醒，在问了一句“队伍，队伍呢”之后，就昏迷了过去。

    七七二团参谋长跑到师部，向刘伯承报告了这一消息。刘伯承听说后大吃一惊，连忙说：“走，带我去看看。”

    叶成焕曾几次负伤，体质很弱，加上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初次见到他，还以为是一位文弱书生。殊不知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红军改编之前出任过师长、师政委。编入一二九师以后，叶成焕又成为刘伯承、陈赓的心腹爱将。历次作战，只要知道叶成焕在前线指挥，刘、陈就会放心大半。鉴于叶成焕的优异表现，师里正准备提升他为三八六旅的副旅长。

    刘伯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七七二团，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果然伤势十分严重，不由得大为悲痛。他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叶成焕的头，连声呼喊：“成焕，成焕哪……”

    见叶成焕已完全失去知觉，刘伯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在场的人见状无不动容。

    抬回部队驻地的第二天，叶成焕即不治身亡。在追悼大会上，刘伯承亲致悼词，认为叶成焕虽死犹荣，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像叶团长，他原来不过是一个种庄稼的农民，如果鄂豫皖不闹革命，他最多是在贫穷的日子里熬死……”

    长乐村之战是反“九路围攻”中决定性的一仗，继苫米地部队受到重挫后，各路日军见势不妙纷纷撤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八路军和国民党友军收回长治、榆社、武乡、辽县等18座县城，日军进攻晋东南的计划完全破产。

    日军华北方面军匆匆结束“九路围攻”，与正在进行中的徐州会战也有一定关联——第十四师团被抽去参加徐州会战，“九路围攻”的主力第一〇八师团需南下接手第十四师团留下的黄河防务。

    实际上，日军为了能够集中兵力投入徐州会战，已从华北调走了两个多师团，其在华北的机动兵力由此大为减少，晋东南的日军全部退缩到了铁路沿线据点，与其毗邻的冀南、豫北、鲁西等平原地区也形成了相对空虚的局面。

    晋东南是下棋的“眼位”，这个“眼”首先要做起来。1938年4月下旬，正式成立了晋冀豫军区，对外称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军区以下按基干游击支队的活动地区划分为五个军分区。至此，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由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并且将游击队和游击支队提高为游击兵团。

    在此基础上，一二九师的主力兵团也同时得到加强，增加了由陈锡联任旅长的新三八五旅，下辖七六九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

    根据中央指示，一二九师还要派部队到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此前，刘伯承已经向冀南派去东进部队，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解释新的战略意图时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只要我们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加上冀南已有的力量，三个方向共同努力，一定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

    4月26日，徐向前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前往冀南。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的到来，进一步打开了冀南的局面。至1938年上半年，冀南已有20余县掌握在八路军手中。

    刘伯承对此连声称赞：“向前有办法，去了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两个捷报，增加了四千的抗日力量。”

    “中央突进”之后是“两翼配合”。6月上旬，刘伯承派七七一团、汪乃贵支队由太行出冀南，当初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实现。

    豫北的情况也很乐观，在陈赓率三八六旅进入后，很快就有大片游击区被开辟了出来。7月下旬，刘伯承下山到三八六旅进行指导，陈赓高兴地对他说：“这几个月的发展真是迅速，冀南、豫北差不多已成了我们的天下！”

    刘伯承的态度很冷静：“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可是没有远虑，必有近失。”  <h2>平原游击战</h2>

    到1938年7月，日军已经攻陷徐州，正进攻陇海路中段和武汉。刘伯承的“远虑”就是，日军为了能够在正面战场上集中兵力，暂时不得不放弃华北后方，但武汉会战只要一结束，必然还会回过头来对付八路军。

    这次刘伯承之所以亲自下山，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阻止日军向洛阳、潼关运送部队和物资；另一方面是要了解三八六旅的情况，为解决“远虑”做准备。

    10月27日，武汉失守。正如刘伯承所料，华北是敌后游击战发展最迅速最广泛的地区，也因此开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从11月起，华中、华南的日军被大量抽调至华北，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周围，日军师团一下子增加到了11个。这些日军稍事休整，便对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进攻。

    首先出现危机的是鲁西北。鲁西北的友军范筑先部与一二九师签有互相支援的协议，但在11月14日，范筑先率700余人被优势日军包围于聊城，经过一昼夜苦战，所部全军覆没，范本人亦壮烈殉国。

    范筑先阵亡后，原来隶属于他的各支部队迅速分化瓦解，鲁西北陷入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冀南的形势也变得严重起来，冀南区首次经历了日军的全面“扫荡”，八路军虽然粉碎了“扫荡”，但也蒙受了不小损失。

    为了应对向根据地袭来的种种危机，刘伯承再次下山。他首先来到三八六旅驻地，指示陈赓率六八八团前往鲁西北。紧接着，又率三八六旅主力、先遣支队三大队到达冀南，亲自指挥当地的平原游击战。

    1939年1月，依据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次序，华北方面军以从武汉调回的第十师团为主力，加上其他四个师团各一部，集中3万多兵力，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冀南平原地形开阔，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日军利用这一特点，在“扫荡”中大量使用了快速部队。快速部队是由混合兵种组成的部队，主要包括汽车兵和骑兵，他们凭借飞机的掩护，短时间内就可以逼近八路军，这无疑给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带来了很大困难。至2月9日，冀南中心区的所有县城都已被日军所占领。

    刘伯承认为，战术应为我所用，实战中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战术，要看具体环境、条件而定，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山地战中，一二九师通常都是采取集中的方式与敌周旋，到了冀南平原，失去了地形掩护，原先的战术便不再适用。刘伯承决定将主力部队划分为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青纵、东纵、先纵、挺纵六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一二九师师部、冀南区党委及其相关机关单位随后撤出城镇，向乡村转移。当时很多机关人员都不懂游击战，区党委所属的平原剧团里有很多刚刚招进来的青少年，他们大多只有十四五岁，就更加搞不清楚如何打游击了。

    第一次夜行军，剧团的人不是这个跌倒，就是那个打着瞌睡走到地里去了。剧团灵机一动，点了一盏汽灯，走路顿觉方便。没过多久，就有人骑着马跑过来，大声呵斥：“你们想干什么？还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往哪走吗？”

    剧团这才知道，原来打游击最怕暴露目标，就算千方百计隐蔽，还怕隐蔽得不彻底呢，哪里能主动点汽灯。

    经过提醒，剧团赶快熄灭了汽灯，继续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走路。

    走了几天，到2月10日下午，西北方向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之后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剧团里不少孩子都被吓哭了。

    晚上剧团在村头等待分配住地的时候，刘伯承等人骑马正好经过。刘伯承下马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得知是平原剧团，他用很重的四川口音说：“怪道都是些娃娃。”

    问娃娃们怕不怕，有的很坦白地说怕，还有的硬撑着说不怕。听说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他们都亲热地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特别问今天这仗是怎么打的，现在打得怎么样了，还有人问日本鬼子究竟长得什么样，是不是就像戏台上的那样子。

    刘伯承很耐心地给大家讲述了当天战斗的情况。  <h2>给他一点颜色看看</h2>

    分区之后，一二九师在使主力保持机动的同时，主要分遣小部队对日军进行迟滞消耗。因为一直未遇到较大的挫折，日军更加盛气凌人，一发现八路军就追，特别是受到袭扰后更是紧追不舍。陈赓于是向刘伯承建议，可以利用日军的这种心理集中兵力打一场诱伏战。

    刘伯承正好也在盘算着这件事。到冀南之后，曾有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说有些迷信的老太太，会用白面捏成日本兵的样子，放在锅里煮，称作“煮鬼子”。

    刘伯承听了笑道：“连老太太都动员起来‘煮鬼子’了，我们也要摆个‘八卦阵’，跟日本鬼子斗斗法，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抢占地盘，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刘伯承赞同陈赓的想法，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关键是地形要选好。”

    日军展开“扫荡”时正值冬季，原野光秃，不利于伏击部队集中和隐蔽，这让陈赓在选择伏击地形时十分为难，以至于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后来三八六旅在驻扎香城固时，旅参谋长周希汉发现西北一带的沙滩用来设伏比较理想——那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地势倾斜，四周长满红柳、野枣，公路就修在河道里。河道的西侧和东北各有一座地势隆起的村庄，将它紧紧夹在中间，正好构成了一个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

    香城固以北是威县，乃日军“扫荡”部队在后方补给线上的重点据点。威县仅由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一部驻守，其周围城镇也只驻有少数敌人，更重要的是，广大乡村和威县以南的丘县、馆陶地区都还在八路军掌控之中。

    这样，香城固便被确定为伏击地点，而威县守敌是诱击对象。陈赓据此制订了作战计划，他在三天内连续出兵对威县等城镇展开袭击。袭击部队打得很猛，甚至还架起云梯攻城，使得日军十分恼火。为了进行报复，2月10日上午，威县日军拨出八辆汽车，载运一个加强中队，组成快速部队向陈赓进行追击。

    中午，当日军汽车开到香城固以北的南草场附近时，遭到了预伏的八路军骑兵连和自行车队的袭击。带队的日军大队长被击伤，翻译和向导被击毙。当日军还击时，骑兵连和自行车队又故意摆出混乱阵形，往香城固方向且战且退。

    日军吃了亏，又见八路军似乎已败下阵来，哪里肯舍，紧跟着骑兵连便追了过来。平原剧团听到枪炮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伯承在做战斗总结时，评价三八六旅“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骄纵心理”。

    半小时后，日军进入伏击圈，立即遭到六八八团、补充团、新一团的三面围攻。陈赓在香城固布的这一“口袋阵”深得刘伯承的赞许：“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而且把附近的房屋都占领了，让鬼子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激战，三八六旅摧毁汽车8辆，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多人，活捉8名俘虏，缴获山炮1门、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长短枪数十支、弹药一部。

    刘伯承向来认为：“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这一仗，除了指挥者打法正确，部署得当外，三八六旅士气高昂，众志成城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担任“封口”任务的新一团表现更为突出。

    新一团是个新团，从建团到参加此次战斗才6个月，他们在地形不利且无工事的情况下打得英勇，守得顽强。直接在前线进行指挥的三八六旅副旅长许世友素以勇猛著称，连他也为此深受感动，曾对别人说：“新一团从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朱德将新一团称为“模范青年团”，后来八路军总部又授予该团“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虽然三八六旅在实施三面围攻时，也出现了火力组织差，以至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战斗中八路军仅伤亡了50人，敌我伤亡比是四比一，这一点令刘伯承非常满意，他认为“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不久，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分别致电嘉奖了三八六旅。

    诱伏战打响的那天晚上，刘伯承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战果统计，但他很有信心地告诉平原剧团的孩子们：“现在敌人已经完全被装在口袋里了，估计一个也逃不脱。等明天，把捉来的小鬼子给你们看，你们说好不好？”

    与刘伯承的巧遇以及战斗的胜利，让孩子们十分兴奋，疲倦之意一扫而空，在路上初听枪炮声的那种恐惧和害怕至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h2>交通沟</h2>

    香城固一战令日军不敢再像原来那样掉以轻心，同时他们在战术上也不断变换着花样。参加“扫荡”的第一一〇师团长桑木崇明创造了一种新战术，名为“分散布置，灵活进剿，以牛刀子战术配合分进合击”。日军根据这一战术进行反复的分区“扫荡”，欲破坏乃至摧毁八路军活动的条件。

    在平原上打游击确实比山地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无遮无拦的冬季。徐向前为此提出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一系列策略，其中提到要“冬季防守，夏季进攻”以及“白日隐伏，夜间行动”，刘伯承都非常赞同。

    自此，一二九师采取的战术便以夜袭为主，而且成功的概率也比较高。某团曾夜袭磁县马头车站，在射杀了在帐篷里宿营的鬼子以后，便立即向西撤退。等磁县、邯郸的日军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经撤走，这两股南北方向上的敌人被蒙在鼓里，结果相对打了一夜。

    还有一次，冀豫支队在东纵的配合下夜袭大杨庄，当场打死六十多名鬼子，缴获了一门小钢炮和许多枪支。

    吃了亏之后，日军在战术行动上又有所改进：他们有时也搞夜行军，或者趁天气恶劣对八路军进行偷袭，或者走小路防止被八路军伏击。

    “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由此变得更为残酷激烈。3月5日，武邑县城的日军对东纵二团进行偷袭，由于东纵二团的两名侦察员一死一伤，使得该部未能及早得到情报，被迫仓促应战。在战斗中，东纵政治部主任兼二团政委邓永耀英勇牺牲。

    听到这一消息，刘伯承痛心之余集合大家讲了一次话，用一种很严厉的语调问道：“敌人离我们这么近，怎么可以脱了衣服，只穿着裤衩睡大觉呢？”接着他又激动地说：“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后面这句四川土话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当时感到非常震惊。

    “白日隐伏，夜间行动”属于无法之法，如果白天八路军的活动和作战一直受到限制，而日军却可以坐着汽车横冲直撞，反“扫荡”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作战间隙，刘伯承喜欢走到村外田间的大路上，观察农民的劳动情况。有一天，他发现很多农民为了防止大车轧到地头，会在大路两边挖直沟。

    这一发现给刘伯承带来了灵感。结合实战，他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挖路分割平原的新战术。

    按照刘伯承的设计，每个村与村之间的大道上都要挖一道弯弯曲曲的交通沟：沟深一丈，足以掩护在沟中行动的来往群众和八路军；沟宽两丈，沟壁中间修有台阶，群众的大车和牲口可以通行，日军的汽车坦克却不能在沟里行驶；每道沟在一定距离内，都有一个错车站，群众可以互相错车，敌人则无此便利。

    交通沟甚至还可以跟农耕防灾结合起来。冀南时有水淹庄稼的情况，在必要时候，交通沟的某些部分可以改造成蓄水坑，用以调剂旱涝，保证庄稼的收成。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工。好就好在冀南人口稠密，而且自八路军进入冀南以来，已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一看到八路军和敌人打仗就全力进行支援，连伤兵的转送和安置也包了。有些信奉天主教的老乡在教堂做礼拜时，甚至嘴里会悄声祷告：“上帝保佑八路军，保佑八路军打胜仗！”

    平原地区虽然没有天然的山，但老百姓就是游击队的人山。在艰苦的环境下，冀南群众与日军巧妙周旋，每个村之间都互相挖通了交通沟，总长度达数万里。它实际上改造了平原地形，使之成为日军快速部队行动的障碍，又使得八路军不管白天黑夜都可以进行隐蔽活动。

    自此以后，八路军不光是夜袭，白天也可以用手榴弹和步枪袭击敌人，反过来，日军倒无法透过弯弯曲曲的交通沟，用枪对沟里的八路军进行直接瞄准和射击。另外，由于沟里不能走汽车，日军即使发现了八路军，也不易接近和射击。

    交通沟战术使得日军至多只能占领主要点线，而不能真正控制整个冀南平原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3月以后，日军开始把进攻的重点转向山区。刘伯承又率三八六旅主力、冀豫支队先纵二团、青纵三团、骑兵团等部回师太行山，为即将到来的山区反“扫荡”做准备。

 第六章 按跳蚤和啃核桃

    1939年7月初，日军“扫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太行山区。根据掌握的情报，八路军总部原本预计日军可能会在4月份对晋东南发动进攻，因此早早就将刘伯承及一二九师主力从冀南调了回来，而日军之所以拖到现在才动手，主要还是在兵力调动和集结上耗费了时间。

    此次华北方面军集中5万余重兵，分九路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故又称为“第二次九路围攻”。日军依托前一阶段深入根据地的点线，计划逐步压缩八路军的活动区域，直至摧毁其根据地。7月4日，太行山根据地的中心辽县沦陷，第二天日军又占领了沁县、武乡。

    7月9日以后，太行山区连降暴雨，暴雨过后，漫山遍野都升腾着烟雾。严重的敌情，令深入前线采访的鲁艺作家陈荒煤“有一种全身都浸透了潮湿的烦腻的感觉”。不过当他见到刘伯承时，心情很快就变得开朗起来。

    这是陈荒煤第一次见到刘伯承。见面之前，他听到有人亲热地喊刘伯承“刘瞎子”，还有人喜欢学刘伯承讲那些特别好笑的四川土话。因为这些印象，陈荒煤想象中的刘伯承一定是个粗犷高大的八路军猛将，不料一见本人却全非如此。  <h2>这哪里行吗</h2>

    站在面前的刘伯承穿一身旧的蓝布衬衫和西装裤，光着头，戴一副琥黄边的眼镜，神态安静温雅而又可亲。他的右眼瞎了，装着一只换上去的假眼，多少年来，只能用左眼读书、查看地图和批阅文件，非常吃力，大多数时候都必须借助放大镜。

    从刘伯承口里，陈荒煤了解到，敌人确实来者不善。指挥所的墙壁上悬挂着军用地图，所有公路及大道都用红笔勾了出来，日军正沿着这些红线，对根据地进行压缩，就连他们所在的这座指挥所，距离敌人也不过只有几十里路。

    八路军反“扫荡”有反“扫荡”的经验，日军“扫荡”也有“扫荡”的经验。日军从以往的实战中发现，它出动“扫荡”的兵力过多，会造成辎重笨重、行动困难，可要是出动的兵力过少，又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

    在“第二次九路围攻”中，日军就把每次“扫荡”的兵力都控制在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合理的范围之内：分出几路进行合击，每路少则一个中队，多则一个大队。

    小部队用于“扫荡”，更有利于捕捉游击队及八路军地方政权机关，但假使碰到八路军主力，仍有被重创乃至歼灭的危险，所以这些小部队实行的都是“分散配置，以游击对游击”。具体来说，就是抛弃原先所谓的堂堂之阵，代之以游击进攻方式。

    刘伯承这样形容他们的战术动作：“闪烁无定，或者转折绕圈，或者去而复还，或者此进彼退，或者先出后收，或者先头挺进、后搜剿，或者内中开火，外面合击。”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作战方式，日军合击部队一律轻装前进，所携带的粮食弹药够三五天使用即可，三五天后，再到沿公路的据点内进行补充。实施“游击进攻”的日军不时依托点线对八路军进行袭击，有时还仿效八路军走小路进攻和发动夜袭。

    值得刘伯承重视的，不是日军占领了多少城镇，而恰恰是这种战法的改变。他专门告诫部下：“对于敌人，我们的研究是不够的，敌人已经研究我们的麻雀战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注意……”

    与此同时，刘伯承并不认为日军的“以游击对游击”的战法真的能够奏效：“他们想和我们一样打游击，那是不行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打游击怎么行呢？”

    在刘伯承看来，所谓的“分散配置”也一样。“这哪里行吗！”当着陈荒煤的面，他连连摇着头：“兵力不够，兵力不够！分散配置，容易失掉联络，运输也困难，而且它哪里有那样大的兵力摆？”

    说着刘伯承站了起来，挥起一只胳膊指着墙上的地图，对陈荒煤说：“要分散配置，又要守据点，这里几百，那里几百，那他这一条线就要摆多少兵？在和顺、辽县一带，他们现在在修堡垒，但是相隔5里、10里、20里。”

    说到这里，他摇摇头，肯定地说：“这完全没有用，它这有什么用？兵力不够的！”

    一甩手，他又重复着摇了摇头，走回桌边，没有再回顾地图一眼。

    日军“兵力不够”并不是刘伯承的主观臆断。有一次，八路军在向日军警戒线实施偷袭时，发现他们有的地方竟用橡皮人或木头人假冒哨兵。刘伯承当时就对李达说：“这是敌人兵力不敷，此集彼虚。”

    侦察员也送来情报，有的据点日军留守兵力不多，就在汽车载运的士兵中夹杂假人，日出夜归，虚张声势。刘伯承见微知著，一语道破个中奥妙：“他们这是‘走马灯’战术，用来吓唬人的。”

    战国时代孙膑打庞涓，曾经采用减灶和增灶的办法。在刘伯承看来，这个“走马灯”战术并不比孙膑的办法更高明，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掩饰其兵力的不足罢了。

    经过刘伯承一番深入浅出的分析，陈荒煤若有所悟。在他眼中，地图上那无数红线伸张的网络也突然一下子变得脆弱了，似乎还在蜿蜒地颤抖着。  <h2>交通战</h2>

    正是因为窥破了敌人的致命弱点，面对日军的步步推进，刘伯承始终能做到处惊不变。就在这次接受陈荒煤采访期间，他抓住日军雨天行动不便的特点，下令各部队冒雨发动连续攻击，向敌人展示了货真价实的游击战法——

    三八六旅在榆社以西的云簇镇实施夜袭战，毙伤一〇九师团第一〇七联队180余人。三八五旅（即陈锡联新三八五旅）先后在辽县寒王镇、石匣镇进行伏击，第四旅团辎重部队被毙伤350余人。一二九师特务团夜袭涉县以西的河南店村，重创第十师团一部。

    8月下旬，随着秋冬季即将到来，华北日军或将被调至东北、武汉、广西、朝鲜，或将返回日本国内复员。在此情况下，华北方面军对晋东南的“扫荡”也只好随之收场，参与“扫荡”的部队除部分被留置用于加强邯长大道等公路线的守备外，其余纷纷撤回铁路沿线据点。

    12月中旬，乘守备邯长大道的日军换防，驻防兵力因此减少，新到防的部队又人生地不熟等条件，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等部发起邯长战役，对邯长大道展开全线破袭战。至22日战役结束时，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了邯长大道黎城、涉县段的大部分据点。

    在对平原、山区的“扫荡”均未收到预期成效，而且又地宽兵少的情况下，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开始重新对八路军的战略战术进行研究。他认识到，八路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具有灵动、秘密、突然、干脆等特点，日军无论是袭击八路军还是增援被八路军袭击的部队，都必须依赖于交通工具，否则就无法调集到相当数量的兵力。

    日军的交通工具，无非就是铁路和公路。原先他们所占据的铁路、公路，都在根据地的包围和打击范围之内，比如刘伯承发起一次邯长战役，邯长大道就基本瘫痪掉了。对日军而言，难以起到作用。

    多田骏的打算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全面强化交通，将铁路、公路、据点深入根据地腹地，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包围。

    自1940年春起，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就不断收到各种对根据地不利的情报：在冀南平原，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的公路干线和支线已经把冀南分割成了许多小块；在太行、太岳山区，正在修筑的白晋铁路和计划修筑的临邯铁路（临汾至邯郸）将把太行、太岳分割成四块，使晋东南成为“田”字形；平汉路两侧也在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用以封锁太行和冀南之间的交通。

    一二九师师部在开会研究时，刘伯承打了个比方，他把铁路比作柱子，公路比作链子，堡垒比作锁子，称日军就是以这三样东西来做成囚笼，“想把我们抗日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刘伯承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主张把以往群众性的破坏道路、拆除碉堡和空舍清野放到战略意义上进行考虑——“我们把铁路、公路给他破坏了，他们就一定要打败仗”，“敌人兵力不敷分配，以极少数的兵力依靠着堡垒才可能确保住一个地方……没有堡垒他就屯不住”。

    这就是交通战。它将冀南修筑交通沟那样的群众性行为上升到了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层面，同时又与包括邯长战役在内的一般破袭战有所区别，其重点已不再是打破“封锁”或杀伤敌军，而是要整个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他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

    在1940年，一二九师共进行了1410次战斗，其中交通战达到850次之多，占全部战斗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当年4月初，他们着手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破击敌人铁路、公路的作战行动，也就是白晋战役的部署。

    “囚笼政策”的构成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其基础在铁路，次为主要的公路。日军在修筑铁路时，即向两侧延伸公路和据点，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八路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公路和据点上，以起到保护铁路的目的；另一方面便于逐步推进，将点的占领扩大至线的占领和面的占领。

    从当年春天起，日军开始修筑白晋铁路。这是一条伸向晋东南腹心地区的铁路干线，它北起山西白圭镇，南至晋城，如果最终能够修成，全长将达300公里。

    在白晋战役发起前，白晋铁路北段已修到沁州，南段工程虽然还尚未启动，但日军已经占领了原由国民党友军所控制的高平、晋城，做好了动工准备。除此以外，太行、太岳、冀南的日军据点已增至256个，三个区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加困难。刘伯承指出，如果一二九师不能打破这个“囚笼”，根据地的军民就只能成为“待决之囚”。  <h2>以破为主</h2>

    正当一二九师拟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日军突然向白晋铁路沿线增加兵力。至4月中旬，为防止八路军破路，日军又在铁轨上设置听音机，一听到铁轨上有响声，立即循声用警犬侦察和嗅出所埋藏的炸药，同时派小部队追击八路军破路人员。

    似乎日军有沿铁路大批运兵，对太行南部进行“扫荡”的企图，刘伯承、邓小平商量后，决定把战役发起时间后推。

    4月27日，师部收到侦察报告，称白晋线上的日军正一边集中兵力对长治一带进行“扫荡”，一边抢修铁路。这一情况恰恰说明日军其实并没有发现八路军要大规模对白晋路进行破击。刘伯承还了解到，日军为了进攻高平、晋城，部队已经南调，除北段驻扎着第三十六师团两个联队各一部外，现有守备兵力不多，正是乘隙而进的绝佳机会。

    5月5日晚8点，一二九师各部隐蔽进入破击地段，对长达200余里的铁路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

    战役打响后，刘、邓轮流守值在指挥所的电台旁，以掌握战役的进展情况。刘伯承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一支破击部队都不得随意转移机动位置。

    在白晋铁路上，有一个处于咽喉位置且被日军作为重要据点的大镇，名叫南关。攻打南关是白晋战役的突出重点，当晚，三八五旅采用“打虎掏心”战术攻入了镇内，驻于南关的一个日军加强中队200多人除少数沿秘密地道逃跑外，其余大部被消灭。

    南关战斗成为白晋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战斗进行时，八路军总政治部还派来摄影记者，将作战实况拍成了电影。这是一二九师第一次拍摄战斗实况电影，可惜的是，在后来的转战中，这一珍贵的影像资料不慎遗失了。

    随着南关战斗的胜利，关押在南关镇内的1000多名修路民工被解放。在日军的中队指挥部、仓库、火车站堆放着许多不同颜色的木箱子，有的战士打开绿色的木箱子，发现里面是“麻花”，张嘴就嚼，但是很快又皱着眉头“呸呸”地吐了出来。闻讯赶来的三八五旅参谋铁夫是东北人，懂得日文，他一看木箱子上的说明，就高兴地对大家说，那不是“麻花”，全是炸药！

    最后民工和民兵从南关扛出了近2000箱黄色炸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来说，这些炸药简直比黄金还珍贵。

    一二九师的破击重点集中于白晋铁路北段。在南段，决死一纵队乘敌人注意力被吸引到白晋线上的机会，奔袭同蒲铁路赵城车站东北的刘家庄，歼灭了日军40余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和文件。

    决死一纵队是在山西成立的新军，无论作战经验还是实际的战斗力，都难以与老部队相提并论。这种打法很受刘伯承的称赞，他收到报告后说：“他们眼快手快，抓到敌人就给以痛击，打得机动灵活。这种战术如果在全军中发扬起来，就可以使日寇陷于顾此失彼的窘态。”

    当八路军突然出现，破坏铁路和夺取军用物资时，可以想见，守备日军必然会像南关战斗那样，以战斗方式护路、护物资。这是日军遇到破击时的第一种作战方式，即战斗的出击。接着继之而起的是战术的出击，最后才是战役的出击。

    到了战役的出击，敌我便进入了相互攻击的阶段，但日军需要审查八路军的力量之后才会进入这一阶段，其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伯承由此认为，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八路军的破击过程应首先侧重于破，逐渐侧重于击。

    白晋战役以破为主。刘伯承将破击队形具体区分为破路队、掩护队、预备队和工兵队四种，其中破路队由老百姓组成，白晋战役总共动员了2万多名当地群众参与破路。

    刘伯承素来不放过对作战细节的处理，破路行动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是夜间破击，破击队的出发地点应距离日军据点有半日行程，一般中午出动，黄昏展开破击。

    又如破路时，破击队的所在位置要以不受到日军据点的火力斜射为度，展开队形须横宽大于纵深。甚至对于工兵所要携带的大小十字镐、圆锹、锤子、锯子、剪刀等破路工具，刘伯承在作战计划上都会规定得一清二楚。

    经过一日两夜的大规模破击，一二九师将白晋铁路破坏了100多里，摧毁大小桥梁50余座、火车1列，消灭日军350余人。在破击白晋铁路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刘伯承下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继续破路的任务交由太行、太岳的地方兵力及游击队去执行。

    由于遭到连续破击，日军不得不停止临邯铁路的修筑计划，白晋铁路虽未停工，但进度极其缓慢，直到一年多后才修至夏店，全长仅130公里，只是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左右。  <h2>大仗</h2>

    刘伯承十分重视培养幕僚人才，他先后在一二九师办过几期参谋训练队，通过轮训的方式来培养现职参谋人员。这次实施白晋战役，他特别交代一名作战参谋对战役进行观察，并通过撰写报告，指出破击部队在战斗、战术动作上有哪些进步和不足之处。

    这名参谋是学生出身，文化水平较高，但作战经验不足。他原先随三八五旅十三团参加南关战斗，中途因敌情突变，师部改变部署，十三团的任务被临时改为攻击来远车站。后来写报告时，他也没有再查对一下地图，就大笔一挥，想当然地用“涞源”两个字代替了“来远”。

    来远在白晋铁路上，涞源却在河北保定境内，是聂荣臻所负责的晋察冀根据地里的一座县城。白晋战役结束后，刘伯承给干部们做报告，讲到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时，就把这个失误作为了反例。他说：“什么‘移山倒海’还是确有其事的。不过，聂荣臻司令员如果知道了，他会问我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便把我们的涞源城搬走了呢？”

    在给白晋战役做总结点评时，刘伯承又继续诙谐地说道：“此次战役基本上各部队都打得好……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好，我的右眼还是看不见。”

    与会的干部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白晋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一二九师除原有的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外，又增加了新编第一旅等7个旅，师特务团改为第三十四团，使师主力兵团扩大至9个旅和1个团，此外还分别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

    1940年6月中旬，刘伯承指挥太行部队进入平汉路西侧的武安、沙河地区，在那里发动了武沙战役。经两天作战，攻克了伪军所驻守的两座据点，破坏铁路、公路各一段，从而恢复了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联系。

    白晋战役、武沙战役等交通战虽使日军的交通线受到破坏和打击，但并未能阻止多田骏“囚笼政策”的继续推行。至7月初，日军已重新利用平汉路、正太路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冀豫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日军还加强了反破路措施。在冀南，有针对群众挖交通沟的惩治办法，规定只要在村庄附近挖沟一条，即罚群众50元，砍电线杆一根罚10元。与此同时，当地的公路网得到修复和扩展，据点亦大量增设，已经造成“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状况。

    对交通线的防范则愈加严密。比如铁路两侧会设置封锁墙、铁丝网，公路两侧会挖护路沟，甚至电线杆下也挖了许多环形沟并灌上水。为了防止八路军搞坑道作业，日军还在碉堡四周埋了数尺深的木头，以便能随时听到挖坑道的声音。这些无疑都增加了破路的困难。

    刘伯承深感光靠晋冀豫根据地本身的力量，已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华北抗战的局面。在此期间，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总部设宴为其送行，刘伯承、邓小平、李达、陈赓等一二九师的干部也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都谈到，晋冀豫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应配合作战，但横贯在两根据地之间的正太铁路对此构成了重大障碍。

    正太铁路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全长200多公里。这条铁路被日军视为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经常派装甲车进行轨道巡逻。过去一二九师的基层部队虽然在正太线上也打了不少仗，但由于忽视了以铁路为攻击重点，使得日军比较容易巩固正太铁路的交通，并依靠它向两侧不断延伸公路和据点，由此构成了日军所号称的“钢铁封锁线”。

    这是主观因素。客观上，无论是晋冀豫还是晋察冀，要想单独摧毁正太铁路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人至数百人担任守备。铁路两侧20公里至30公里左右，又构筑了连成一线的外围据点。

    合两大战略区之力，在适当时机对正太铁路展开大规模破袭，就此成为八路军高层的一个共识。

    7月中旬，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向刘邓谈了彭德怀的一个设想：在近期组织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干线的破袭战役，主要目标就放在正太铁路上。与此同时，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也要配合行动，因此参战部队除一二九师、晋察冀部队外，还包括一二〇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

    彭德怀所设想的这个大仗，就是后来的百团大战。刘伯承、邓小平听后欣然表示赞同。  <h2>辗转破袭</h2>

    1940年8月8日，一二九师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役准备命令”和相关指示，标志着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进入了准备期。

    8月17日和18日，成为一二九师师部最忙的两天。17日，刘邓收到由左权签发的电报，电报命令“在8月20日20时开始攻击”。18日，刘伯承召集作战会议，对战役做出了具体部署。

    在刘伯承看来，正规军、游击队和由普通群众组成的自卫队乃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的三大要素，当然也都是实施破击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三大要素应该形成一个拳头，其中“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

    因为过去基层部队上过日军“拐骗术”的当，此次破击，刘伯承决定把正规军、游击队集中起来，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伸出的公路和据点”上，而是要“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线”。

    平汉线周围的据点和公路不是不管，是由小部队和自卫队管——小部队负责牵制据点之敌，公路由小部队掩护自卫队进行破袭，特别是那些由南到北与铁路平行的公路要一个都不放过。

    刘伯承曾用“按跳蚤”和“啃核桃”来形容用兵方略。什么是“按跳蚤”呢？你用五个指头按跳蚤，可能最后一个也按不住。可如果看准一个，集中力量去按那一个，就会起到按住一个，消灭一个的效果。

    “啃核桃”的道理也一样。核桃很硬，一口是咬不动的，只有集中力量，狠击一下，将它打碎，才能一块一块吃掉。

    到了需要全力按住“跳蚤”以及砸碎“核桃”的时候，刘伯承在兵力上毫不吝惜。彭德怀最初让左权打招呼时，希望一二九师出8个团，刘伯承又加了2个，使投入正太铁路的兵力达到了10个团。另外他还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用于平汉、同蒲、白晋诸线的破路袭敌，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按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晋察冀部队破击正太铁路东段，一二九师破击从阳泉至榆次的正太铁路西段，所面对的主要敌人是第四混成旅团的驻铁路部队。8月20日晚上8点，一二九师破击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击，他们绕过外围据点，首先对守备于铁路沿线的第四混成旅团各部展开进攻，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刘邓在师指彻夜未眠，等待着各破击队发来的战报。右翼队首先传来捷报，新编第十旅第三十团经过连续三次攻击，攻克了桑掌据点，并彻底破坏桑掌大桥。

    8月21日拂晓，右翼队也取得最终战果。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对昨天晚上未能解决的芦家庄车站实施火攻兼炮击，在车站的火药库被引爆后，一举攻克了芦家庄据点。此后各部队攻克和尚足、马首等车站及据点的消息也陆续传来。

    阳泉是第四混成旅团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正太路守敌的轴心。三八五旅十四团在20日当晚就奉命抢占了阳泉西南的狮垴山，钳制住了这一咽喉位置。

    清醒过来的阳泉敌军开始向狮垴山阵地发起猛烈反扑，其兵力由最初的仅两三百人逐渐增加到六七百人。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随后也参加了战斗，两团据险扼守，一直坚持到8月25日。

    至8月25日，正太铁路西段20个据点，除寿阳等少数几个外，已全部被一二九师所攻占。由三八五旅主力及七七二团组成的中央纵队，也即总预备队本来控制着狮垴山，这个时候大部分兵力都转而执行破路任务，只留下少数部队进行守备。

    8月26日，日军再次对狮垴山进行反攻。为避免决战，一二九师主动撤出了阵地。三天后，阳泉日军集中一千余人，向西面八路军已控制区域发动进攻。双方在桑掌、坡头附近展开血战，正面阻击部队坚持到黄昏，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率援兵赶到，将敌军截成数段。日军见势不妙，急忙突围而去。

    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抗日军民在正太铁路西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车站、水塔、桥梁、路基纷纷被拆毁或炸掉。在炸的过程中，白晋战役南关战斗中缴获的那近2000箱炸药起到了很大作用。

    拆下来的铁轨，来得及就运到后方兵工厂做原料，或抬至数十里掩埋，来不及便放到枕木上烧。一堆枕木烧完，架在上面的铁轨也烧弯报废了。

    经过连续十几天的奋战，八路军攻克了沿线大部分日军据点，将铁路沿线的所有附属建筑物全部予以破坏。正太铁路这条所谓的“钢铁封锁线”在破毁面积达三分之二以后，终于彻底陷入了瘫痪状态。  <h2>如鱼得水</h2>

    刘伯承曾经分析，日军在遇到破击时会有三种作战方式，按照时间的先后，分别为战斗的出击、战术的出击、战役的出击。8月31日，日军从全面被攻的态势中恢复过来，得以实施“战役的出击”，这就是“第一期晋中作战”，又称“第一次反击作战”。

    虽然知道日军一定会进行大规模反击，但这次反击的速度还是超出了原先的预计。由于撤退不及，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以及数万破路群众全都被堵在了卷峪沟一带的山谷里。

    如果让日军突进卷峪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刘伯承急忙下令周希汉率左纵队坚守卷峪沟以西，陈锡联率中央纵队的三八五旅坚守卷峪沟以东，以掩护机关群众向正太路以南撤退。

    日军指挥官也通过飞机侦察发现了卷峪沟内不同寻常，遂命令两路日军加紧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掩护部队打得十分艰苦。9月2日，卷峪沟以西的日军占领了羊儿岭制高点，形势非常严重。刘伯承派人从卷峪沟跑到羊儿岭下，向周希汉传达严令：“要死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周希汉组织部队重夺羊儿岭，自此再未后退一步。当晚9点30分，在机关群众全部撤走后，刘伯承才给周希汉下达撤退令，此时左纵队已整整打了15个小时，其间粒米未沾，滴水未进。

    掩护部队随后也向南撤退。在紧张激烈的作战环境中，大家一心杀敌，其他都可以置之度外，身体机能超常地发挥着作用，但是一旦脱离危险，随着情绪松弛，饥渴、疲劳、伤痛全都会一股脑儿地袭涌上来，反而令人难以忍受。有的战士实在饿极了，不顾一切地钻到路旁的庄稼地里，掰下玉米棒，挖出山药，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这是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在一二九师绝对不允许。干部发现后虽予以阻止，但庄稼已经遭到践踏，残藤落叶散落得到处都是。这一情况被从后面骑马过来的刘伯承瞧了个正着，他脸色陡变，眉头紧锁，并立即找来部队负责人，厉声责问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群众纪律一讲再讲，为什么还有人违规？”

    “损坏的庄稼准备付款赔偿，”负责人嗫嚅着说，“不过战士们确实饿坏了。”

    听到后面那句话，刘伯承更加生气：“遵守纪律难道还要讲条件吗？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领导上的姑息、迁就！”

    “环境越是困难，越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就越要加强纪律性。慈不掌兵，你懂吗？”刘伯承越说火气越旺，“军队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成了光屁股跳舞，还怎么坚持抗战？”

    刘伯承要求负责人就此事写检查报告，同时师里还要发通报，以儆效尤。

    负责人答应着转身要走，刘伯承突然又叫住了他。

    “慢着，还有两个命令。一、部队原地休息，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村庄。这一带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要我们进村后又损坏群众的东西。二、尽快通过地方政府弄到粮食，让部队吃上饭，越快越好。”

    说话时，刘伯承的语气已经明显缓和了许多。在他的心理天平上，爱护群众与体恤士卒其实一直都并行不悖，属于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时刻遵守的军事伦理。

    这也是一二九师之所以在游击战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指挥“扫荡”的第四混成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承认，“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并且（居民）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派到正太铁路上进行作战指导的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也说：“共产地区的军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都会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日军不管如何拼命追击，还是没法捕捉到一二九师。跳出包围圈的一二九师则伺机予以袭扰，其中较为突出的战绩是在榆社县双峰镇，歼灭了由同蒲线来援的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400余人。日军忙了一场却徒劳无功，不久就被迫回撤，正太战役宣告结束。  <h2>吃了不懂战术的亏</h2>

    为了回击日军的“扫荡”和扩大战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八路军又展开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

    在第二阶段，一二九师又发起了榆辽战役，目标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日军据点，同时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城。

    1940年9月23日夜，以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组成的左集团先声夺人，其中决死一纵队相继攻克了沿壁、王景、小岭底、铺上四个沿线据点，三八六旅主力同时对榆社城展开攻击，官兵先是越过高达10米乃至30米左右的绝壁和层层铁丝网，接着又突破碉堡群，击垮了城内守军的防线。

    残余日军退入了榆社中学内，依靠围墙和碉堡继续负隅顽抗。三八六旅为减少伤亡，改强攻为坑道迫近作业。9月25日下午4点，引火爆炸成功，突击部队趁势冲入榆社中学，收复了榆社。

    因地形所限，由三八五旅组成的右集团在进攻管头据点时遇到困难，之后该集团除留一部继续围困管头外，其余部队改攻其他据点。经一昼夜激战，除管头外，辽县以西各据点已全部被一二九师所攻克。

    收复辽县本来也包含在计划之内。总攻击令都下达了，有些部队也已经砍断了外围据点的铁丝网，但这时日军从和顺、武乡出动了援兵，分别增援辽县和遭遇围困的管头。八路军总部为此指示一二九师暂停进攻辽县，对武乡增援管头之敌予以歼灭。

    武乡通往管头的道路有好几条，很难弄清敌人到底会走哪一条。情况急促，刘伯承迅速做出判断，决定在红崖头、关帝垴进行伏击，同时命令对管头据点发起攻势。

    经过长达一周的围困，管头守敌早已弹尽粮绝，连洗澡水都被饥渴难耐的士兵给喝掉了。9月29日，三八五旅第十三团一营以地雷、手榴弹猛炸猛轰，于当晚12点全歼守敌，在敌军援兵到达之前占领了管头。

    增援管头的日军走的正是红崖头、关帝垴，时间是第二天，即9月30日黎明。当天上午9点，赶到那里的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尚未全部进入伏击阵地，600余日军已通过预伏地区，其先头部队还与三八五旅发生了遭遇战。

    已进入伏击阵地的部队见状立即向敌人侧翼发动攻击，日军被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四面包围。在一天半时间内，一二九师向日军连续发起十余次强攻，歼敌过半，残余日军被压缩至两三个山头之上。

    日军指挥部一面让被围敌军固守待援，一面命令辽县守军派兵西援。在辽县以西的狼牙山担任阻援任务的是三八五旅第三十二团，该团团长、政委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缺少指挥作战的经验，副团长虽是老红军，但战术上的道道也不多。三人都只会死守，在狼牙山跟敌人“牛抵角”，最后反被日军迂回侧后，突破了主阵地。

    9月30日中午，在辽县西援之敌即将逼近的情况下，一二九师主力对红崖头、关帝垴的被围之敌再度发起强攻，希望在敌援兵到达之前结束战斗，但由于日军抢修了工事，攻击难度实在太大而未能获得成功。

    这时原从和顺增援辽县的日军也在攻占寒王镇后，向辽县方向急进，而一二九师围攻部队已经非常疲惫，不仅全歼被围之敌没有把握，还有腹背受敌之虞。刘伯承当机立断，在得到总部的允许后，下令部队撤出战斗。榆辽战役就此结束。

    对围歼战未竟全功，失守狼牙山的第三十二团自然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事后，刘伯承通知该团团长、政委、副团长到师部进行汇报，三名干部为此非常忐忑不安，一见面就表示愿意接受处分。

    刘伯承却笑着说，我找你们来，一不是处分，二不是追究责任，只是一起总结作战经验。三人一听，紧张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

    朱德后来说刘伯承“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朱德此语，典出《孙子兵法·计篇》：“将者，仁、信、智、勇、严也。”这五种品质也被称为五德，朱德以此语来称赞刘伯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号令严明，同时也形容他对部下慈爱和蔼、赏罚有信。

    一二九师自成立起，就存在干部战术素养差的问题。三年来，通过组织轮训、作战锻炼等方式，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不小的改观，但在刘伯承看来，离实战要求还差得很远，必须时时加以指导。

    三十二团在阻击战中不是不尽力，事实上他们打得很顽强，但就是“吃了不懂战术的亏”。既然如此，就不能简单地进行批评或处分，而应该趁此机会在战术方面好好地予以点拨。

    刘伯承指出，三十二团死守狼牙山的战术是一种单纯防御，也是消极防御，不是积极防御。

    什么是积极防御？刘伯承说有两种，一种是“层层抗击法”，可以先阻击杀伤敌军，摆出要与对方决战的架势，但当敌人主力展开后，就迅速转移至新阵地，再进行新一轮的阻击和杀伤。如此反复多次，就可以达到杀伤和拖住敌人的目的。

    另一种是“迂回法”，要点是一面组织正面防御，大量杀伤敌军，一面派出部队对敌人进行迂回侧击，迫使敌人后退或无法迅速前进。

    第三十二团的三名指挥员听得连连点头，都感到受益匪浅。

    不讲战术的死守，是刘伯承竭力反对的，但当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阶段时，却又出现了不讲战术的硬攻。更让刘伯承想不到的是，这一回发动硬攻的不是他的下属，而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h2>别小看这几个猫耳洞</h2>

    1940年10月上旬，在已经掌握八路军整个进攻情况的基础上，日军调动华北境内所有机动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就此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扫荡”阶段。

    “扫荡”首先从太行山开始。10月10日，辽县、武乡、潞城等地的3000余日军分多路突然对浊漳河两岸发动进攻。在以往的“扫荡”中，八路军在与敌人周旋时都有一个缓冲期，但这次日军采取了中心开花的战术，一布好包围圈，即向根据地腹心实施穿插。

    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此思想准备不足，没有能够及时发现日军的意图，除新十旅跳至外线外，其余部队全部被围在了合击圈内。

    在周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刘伯承率部在内线节节阻敌，但竭力避免与之决战。新十旅则在外线积极寻找战机，该旅一部设伏于和辽公路上的弓家沟，重创一支日军运输队，击毁汽车44辆（也有统计是27辆），歼灭日军押送兵约百人，残敌仅乘3辆汽车向辽县逃去。此次伏击战之后，日军有半个月不敢再在和辽公路上进行运输。

    刘伯承的反“扫荡”策略是避敌锋芒，寻其弱点予以攻击，这本来也是八路军指挥层的共识，但是情况中途发生了一些变化。10月27日，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冈崎支队攻入了八路军总部的黄崖洞兵工厂。彭德怀闻讯大怒，下决心集中主力予以围歼。

    10月29日，冈崎支队进至关家垴，随即便遭到一二九师、决死第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的重重包围。

    经历百团大战的两个阶段后，八路军尤其是作为主力的一二九师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兵员折损严重。由于伤员太多，师野战医院还曾临时组织战地医护所，到前线对伤员进行抢运。

    冈崎支队则养精蓄锐，虽然他们只有500多人，但轻重机枪、掷弹筒、山炮齐全，弹药也非常充足，加上又占据着险地，这一仗开始就对进攻方非常不利。

    一二九师几次浴血冲锋，仍无法攻克敌军阵地。眼看部队蒙受着重大伤亡，刘伯承急忙给在现场指挥调度的彭德怀打电话，请求停止这种不计代价的硬攻，实在要歼灭冈崎支队，也可另寻地点设伏。

    未料彭德怀不仅不予采纳，还对他发了火，说了如果打不下关家垴，要撤一二九师番号，甚至“杀头不论大小”之类的狠话。

    无奈之下，刘伯承只得调整部署，继续组织部队向关家垴猛冲。战至10月31日拂晓，在日军大批援兵到达之前，八路军终将冈崎支队歼灭大半，现场日军遗尸280余具。

    事后得知，冈崎支队指挥官冈崎谦受中佐在此战中阵亡，估计日军死伤约在400人以上。当然，八路军包括一二九师主力的伤亡还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按照刘伯承在战场上的经济法则，他绝不会觉得这种“生意”合算，尤其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冈崎支队居然能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固守关家垴达两日之久，甚至到了最后只剩下60多人尚能作战，也依然没有崩溃。

    刘伯承认为有从战术角度进一步加以剖析的必要。日军从关家垴撤走后，他和李达登上山头对日军所修筑的工事进行了察看。两人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遍，发现战壕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要说不同，就是其两侧挖了许多“猫耳洞”，每个洞里能隐蔽一人至三人。

    然而这就是冈崎支队靠60多人依然能够死守阵地的原因之一。刘伯承对李达说：“别小看这几个猫耳洞，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这个办法我们也可以学习嘛！”  <h2>不能硬拼哪</h2>

    1940年冬，刘伯承又在太行区召集会议，专门对关家垴之战进行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说，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往往都摆布不开。可是八路军在实战中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别说类似级别的作战单位，就是摆布几万、十几万人也没有问题，而且他们还可以指挥这几万、十几万人对敌人发动有机的配合进攻。

    关家垴之战就是“有机的配合进攻”，而且战斗的场面比较大，实际是以后大兵团作战的雏形。一二九师自抗战以来一般以游击战和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为主，极少有机会组织和参与这样的大战。刘伯承不肯放过这一机会，他不仅在会上做总结，还把曾经参加关家垴之战的各部队集中起来，在关家垴四周的山上再次摆开阵形，进行了一次实际演习。

    演习时，刘伯承亲临现场，对各部队在演习过程中出现的优缺点进行点评和总结，并指导指挥员们应该怎样配合进攻才更为有利和有效。

    在刘伯承看来，战争就是军人最好的大学，它的过程固然无法重新演绎，但指挥者却可以通过“复盘”来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而使自己在未来的战斗中变得更强。

    1940年12月上旬，随着日军对太行、太岳“扫荡”的告一段落，百团大战全部结束。作为百团大战的主角之一，一二九师前后共投入38个主力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人，俘虏日军70人。

    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也是百团大战中伤亡最大的作战集团，共阵亡旅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4人，营以下干部372人，总计阵亡将士2249人，负伤5113人。

    在长期的战争中，每上报一次指战员的伤亡数字，都会使刘伯承感到难过，何况一二九师自创建以来，还从未蒙受过如此大的损失。这也直接导致刘伯承对百团大战进行了反思。后来在七大发言时，他就指出八路军当时在指挥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尤其是在第二、三阶段，过分强化了正规战、阵地战，从而增大了部队的伤亡，伤了自己的元气，给接下来的反“扫荡”带来了困难。

    另一方面，百团大战在给予华北日军以很大打击和震荡的同时，也使得日军大本营开始重新考虑“华北治安问题”。他们不仅从华中、华东抽调了两个师团约4万余人增援华北，还在1941年3月底和7月间，两次对华北实施了“治安强化运动”。

    当初发起百团大战时，大家都轻视了日本人的铁路技术和装备，以为只要摧毁了正太铁路，日军至少三个月之内无法进行修复，可是没想到最后二十多天就通车了。

    在被破坏的交通线相继得以恢复后，日军在交通线上大量增修封锁沟墙，用以割断太行山与冀、鲁平原的联系。河北省的邢台、沙河和永年地区（简称邢沙永）毗邻太行山根据地，尤其成为设防和守备的重点。在这里，日军沿铁路两侧挖有六道“护路沟”，每条宽6米、深3米，同时又用挖沟挖出来的泥土筑成高3米多的“护路墙”。

    在这种严密封锁下，平汉铁路东西两段间的交通运输成了根据地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一二九师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由连增加到团，就算这样，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过路。1941年6月20日，新八旅第二十三团派出四个连，护送两个驮运服装的连和几个来太行山开会的参议员过路。他们刚刚将“护路沟”填平两道，就被敌人发现了，结果当晚没过成。直到六天后，三八五旅十四团派出一个营，趁晚上前去接护，并通过改道的方式才将他们送过铁路。

    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其时在冀南领导抗战，他经常要来师部开会，往返平汉线的次数较多。有两次他过路的消息被日军侦知，准备进行伏击，如果不是一二九师事先获得情报，可能就遇难了。

    为了摆脱困难局面，必须在邢沙永地区打开缺口，建立游击走廊。当时在沙河以西有一座冀西有名的大煤矿，名为公司窑。它西接太行山，东邻平汉路，正好位于太行山到冀南的交通要道之上。刘伯承于是便决定从此处实现突破。

    公司窑由伪军高德林部控制，虽说是伪军，但高德林凭借着煤矿收入和日本人的支持，有钱有枪，还建立了坚固的堡垒，并不容易对付。

    百团大战前，同样是为了打通太行与冀南的联系，刘伯承曾在武安、沙河一带发起过武沙战役。战役的主攻目标为沙河县境内的刘石岗和樊下曹据点，而守卫两据点的便是高德林部。

    攻打刘石岗时，因伪军的火力组织非常严密，屡攻不下。在前方组织进攻的一名营长急红了眼，命令战士猛冲，结果导致进攻部队伤亡很大。据说当时牺牲战士的鲜血流得像雨水一样，有的村庄房屋的墙壁都被染红了。

    刘伯承得知后，亲自给这名营长打电话，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不能硬拼哪！那是我们革命弟兄的血呀！你这样做是犯罪！快给我撤下来！”

    在关家垴之战中，刘伯承与彭德怀之所以发生争执，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在是否要不计代价地来争取胜利这一点上看法不一。古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从刘伯承的角度上来说，即便暂时不能达成作战目标，他也极力反对用士兵的鲜血去和敌人硬拼。  <h2>精心计算</h2>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前线部队只留小部分监视敌人，主力撤下来进行休息。第二天，一二九师首先集中火力猛攻樊下曹，在樊下曹被攻克之前，刘石岗的残敌乘机逃走了。

    在武沙战役中，八路军共毙伤伪军500余人，俘虏18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450人。刘伯承引以为教训，此后他经常要指挥员们设身处地地权衡一番：如果你自己去执行这项任务，是否有可能完成？如果你也没有多大把握，就不要叫你的下属和士兵们去硬拼！

    经历了百团大战特别是关家垴之战，刘伯承对如何提高技战术，把士兵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又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

    公司窑是高德林的老巢，相比于刘石岗、樊下曹，其据点无疑更加坚固，火力组织更加严密，八路军预期要付出的损失也更大。为此，刘伯承把战役准备做到了极精极细。

    战前一二九师的著名侦察英雄罗占华几次乔装改扮，在混进公司窑后，把内部主要目标以及兵力配备、火力配系、工事构筑等情况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在完全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刘伯承要求参谋们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务必深思熟虑，精心计算，争取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三八五旅在武沙战役中担纲了主力，虽然表现并不是特别好，但刘伯承仍决定继续加以使用。为了弥补这支部队的缺陷和不足，从春天起，他就部署三八五旅进行整训，并亲自来到部队驻地作动员。经过四个月的苦练，部队在技战术方面大有长进，尤其是各级干部在军事素养上的进步十分明显。

    等到正式准备发起邢沙永战役，刘伯承仍不完全放心。在发布命令之前，他又在太行区组织三八五旅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短期速成教育，重点就是加强碉堡攻坚战的训练和演习。战前，像这样针对碉堡攻坚战进行系统研究和训练，在一二九师还是第一次。

    1941年8月下旬，三八五旅打响了邢沙永战役。在实战中，他们切切实实尝到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甜头。在进攻碉堡和炮楼时，部队运动迅速，从接触到冲锋都在短时间内完成，正在睡梦中的伪军有的刚被惊醒，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做了俘虏。

    刘伯承深知古兵法中“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要义。许多碉堡都是先进攻，从心理上对守军予以震慑，然后再进行说服、解释、谈判、讲条件，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面对同样的对手，在条件更为困难的前提下，三八五旅的伤亡比武沙战役降低了一半以上。此役他们不仅攻克了南和、沙河两县城和公司窑等8处据点、53座碉堡，还从高德林兵工厂缴获了机床、零件以及一些步机枪的半成品。后者对于当时只有些简单机械的黄崖洞兵工厂而言，简直是如获至宝。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一次会议上说，三八五旅完好无损地缴获了敌人一座兵工厂，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局面刚刚有所好转，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又开始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与此相配合，10月31日，日军7000余人分成南北两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目标直指八路军首脑机关。

    这时一二九师师部驻于涉县赤岸村，已提前做好反“扫荡”和转移的准备。师部人员被按工作性质暂编为三个班，即作战机要班、通信情报班、后勤管理班，加上两个警卫排，全部人员不过一个连的规模。

    11月1日深夜，在精确地计算了日军可能到达赤岸的时间后，刘伯承把师部转移的时间定于第二天凌晨1点。

    时间到了，李达请示是否立即出发。刘伯承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查对了一下地图，然后说：“鬼子离得还远，先不要动。”

    又过了两个小时，师侦察队的侦察员前来报告，日军尖兵已占领了赤岸村以南一里处的高地。刘伯承这才下令转移，他认为这个时候走不早不晚，刚刚好，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日军过早发现师部的行动方向。

    虽然隔了几个小时才动身，但机关纵队很快就将敌人甩到了身后。  <h2>以无规律对有规律</h2>

    刘伯承经常说“慈不掌兵”，他的意思不是要硬着心肠让官兵去死拼和做无谓的牺牲，而是在对部属的平时教育和训练中突出一个严字。因为在他看来，战争就是生与死的搏斗，任何温情和姑息都只能白白付出血的代价。

    对野战部队是这样，对部队机关也是如此。在一二九师师部，所有人按规定都必须在黎明前起床，除了跑步，还要进行射击和投弹训练，连宣传队的女队员也毫不例外。

    到反“扫荡”需要转移时，机关人员的着装负荷则必须与野战部队相同。刘伯承这样告诫部属：“一切都要从战斗需要出发。对一个人来说，小包袱里的东西多了，就妨害轻装向前。”

    精干的队伍加上轻装行军，正是机关纵队说走就走，而且脚步飞快的保证。

    一口气走出了十余里，有侦察员追上来向刘伯承报告，说日军大部队已到赤岸，但是弄不清师部的去向，正在附近分兵搜索。

    其实师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转移地点，总之是哪里安全就去哪里。据地方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北面没有日军，比较安全。

    北面真的安全吗？刘伯承可不这么想。他知道，日军对八路军的行动及其规律做过周密的侦察和研究，如果照常规去做，很容易中敌人的圈套。北面现在没有日军，但只要被日军发现一点动静，就可以合围过来，到时将很难摆脱。

    刘伯承想去的是涉县东部的大山谷，那里地势险峻，山间几无路径可寻，是真正的安全地带。

    可是与转移到北面一样，敌人难道就不知道东部是个好去处，八路军会加以利用？如果让日军察觉到师部在东移，他们只消在邯长路以东堵截或尾击一下，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刘伯承传令回头向南，朝着西岗方向前进。命令虽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但很多人还是一边走一边嘀咕，不知道为什么不往北去，反而往有日军大部队的南面走。

    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突然又下令东折，向邯长路前进。在越过邯长路后，他们转入了东部大山谷。

    众人这才明白，南行不过是要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追根溯源，刘伯承指挥师部转移时的虚虚实实，更多应该是来自于他在长征时的经验。从长征走过来的老红军大多擅长此道，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一本领，他们才能在各种围追堵截中生存下来。

    如今刘伯承把过往的经验总结运用到了反“扫荡”之中，他还用《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语录进行了概括——“形人而我无形”，以无规律对有规律。

    11月9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5000余人奔袭黄崖洞兵工厂，遭到了总部特务团的顽强阻击。双方鏖战八昼夜，日军未能达成奔袭目标，只得在风雪交加中撤往黎城。

    刘伯承判断日军斗志已衰，又有恶劣气候天气可资利用，于是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

    伏击地点选在了三十亩东山至长畛背一线的谷地里。这一段长达十几里，唯一的通道就延伸在低谷里。道路两侧稍远的地方就是山坡，山坡上陡下缓，便于伏击时隐蔽和发挥火力。

    刘伯承从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一旅中调集了5个团用于设伏，东山之上，埋伏的八路军满山都是。11月19日早晨，下着雪，9点钟的时候日军先头部队通过，伏击部队把他们放了过去，没有打。过了半个小时，日军大队人马进入了伏击圈，随后两侧山坡上的火力齐开，枪声响成一片。

    日军因为处于谷底，地形不利，所以吃了大亏。战后三十亩村的老百姓还在谷底看到一堆堆的带血棉花，那都是日军给伤员包扎用的。

    仗一直打到第二天黎明，被伏击的日军残部沿着一条地沟突围逃掉了——刘伯承原计划在西山上也埋伏一支部队，实施双向伏击，但因为下雪路不好走，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否则的话，可全歼这股日军。

    此次伏击战，日本兵死了很多，逃走时由于无法搬运尸首，只能割下脑袋带走。最后八路军清点战果，共消灭日军400余人。  <h2>化整为零</h2>

    从1941年至1942年，华北“扫荡”和反“扫荡”的角力几乎就没有中断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扫荡”变得更加频繁和残酷。

    1942年2月3日，对太行区的春季“扫荡”开始。在这次围攻中，日军实施所谓“广大广大的开展，紧缩紧缩的消灭”，把经常性的边地蚕食和对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扫荡”紧密结合起来，并采用了“铁环合围”、“辗转抉剔”、“反转电击”等多种新战术。一二九师因此蒙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失，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新十旅旅长兼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等一批旅团级指挥员均在反“扫荡”中阵亡。

    运用自己惯有的打法，一二九师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例如，4月15日，第三分军区部队在榆武公路上的白家庄成功设伏，击毙第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三大队所部少佐以下100余人，生俘6人，炸毁汽车16辆。

    不过这样的漂亮仗毕竟不多，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不大。经过春季“扫荡”，整个太行根据地的面积相比于1939年下降了五分之一还多。

    春季“扫荡”结束时间不长，冈村宁次便对冀中发动了“五一大扫荡”。这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下一步也要对太行区发动“扫荡”，并且估计这次参加“扫荡”的兵力比春季“扫荡”时还要多。

    情报显示，4月30日，日军由正太线经阳泉向西运送了600只狼犬，而阳泉日军已经增调了1200余人，其他方向也在增兵。除了军事行动外，日军所训练的特务和刺杀人员也正纷纷潜入根据地。

    李达此时任师参谋长，具体分工负责情报工作，他报告：“据传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了。”

    刘伯承听后，深感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已经落后于敌人。他要求李达把健全情报工作看成是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李达抓紧了对敌情的侦察工作。之后临汾敌工站和第一军分区敌工站先后传来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判断，日军对太行区的“扫荡”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开始，目标首先是太岳。

    刘伯承看完一军分区的报告，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情报是敌工站于5月2日发出的，但是送到军分区却已经是5月11日，整整晚了10天！

    这说明什么，说明情报传递已经很困难，情况非常紧急。刘伯承当即告诉李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赶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

    第二天，即5月12日，刘伯承正式向部队下达了反“扫荡”命令。命令刚刚发出两天，日军就对太岳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

    5月19日，太北（太行山北部）也遭到“扫荡”。两天后的晚上，一二九师师部从赤岸以南的会里村出发，移往太南（太行山南部）。

    转移之前，刘伯承意识到机关的反合围是反“扫荡”的一个关键问题。师部摊子大，坛坛罐罐多，但他仍像以往那样要求一律轻装，并由李达亲自对机关人员的背包和包袱进行检查，多余的服装、鞋袜，或者别的不太需要的东西一律予以清理。

    此时陈赓又从太岳发来急电，透露了日军在太岳“扫荡”时的一些特点，其中说到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实施夜间秘密行动。

    从陈赓的急电中，刘伯承迅速得出结论：敌人一定已经查明了八路军各统率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一二九师师部如此大的目标，日军特务不可能找不到。

    要缩小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化整为零。于是师部决定实行分头转移，大家约定在摆脱敌人后到预定地点集合。

    5月21日晨，师指和直属队到达太南区固新镇。没有顾得上合眼，刘伯承就立即召开会议，对反“扫荡”作战进行部署。  <h2>利害交换线</h2>

    过去日军对太行区发动“扫荡”，成功的概率并不高。面对日军的多路围攻，一二九师通常都是先缩入根据地腹地中心，以“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战术与之周旋，在将日军拖累拖垮后，才在对方撤退时施以尾击和侧击。

    到了春季“扫荡”，日军根据八路军的这一规律，开始以“铁环合围”进行合击。据说日军大本营对其下属曾做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

    在春季“扫荡”中，日军组织的几次合围行动应该说都是成功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到冀南带新兵的两个连在烟屯村遭到合围，两个连全军覆灭；新七旅在南宫郑家堤被围，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等人在突围中阵亡；新四旅在香城固被围，虽然成功突围，但损失很大……

    此次参加“扫荡”的日军兵力达到25000人，其规模不仅超过春季“扫荡”，也为历次“扫荡”之最。兵多了，胃口自然也大了，“铁环合围”被升级为“铁桶战术”，日军要组织部队从各方面一齐朝根据地腹心进行大合击，企图将八路军堵在“铁桶”里“闷死”。

    春季“扫荡”结束后，刘伯承曾对日军的战术特点进行过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太北部队如果继续在反“扫荡”中套用“敌进我退”四个字，就要退到日军的包围圈里去了，适得其反。

    刘伯承进而主张“敌进我进”。当然这个“进”不是与日军正面硬顶，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跳出“铁桶”，以乘虚而入的战法袭击日军守备薄弱的据点。

    相对于华北广大的面积，日军的守备兵力一直不足。比如这次参加“扫荡”的第四混成旅团，在其吉田大队所属的五个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全部由日本兵组成，其余四个中队有一大半都是伪军。

    冈村之所以能够在这次“扫荡”中调集到这么多兵力，乃是从后方和邻区进行临时抽调的结果。可是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也使得日军前方兵力越多，后方和邻区的留守兵力越少。有的敌工站报告说，已经发现日军做了一些木头人和橡皮人，然后套上日本兵的衣服，只露出上半截身子，用有篷子的卡车载着招摇过市。

    日军一旦前方扑空，后方和邻区据点又受袭，“且进且击”变成了“且进且挨打”，必然要回头进行援救。这样太北部队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退却为进攻。在刘伯承看来，这是反“扫荡”的上策。

    如果情况不允许这样做，太北部队可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稍作接战，随即跳出合击圈，以后再找机会使用乘虚而入的打法。此为中策。

    最糟糕的情况是被敌人越压越缩，进入四面八方的大合击圈中心。到了这种地步，不管太北部队采用何种打法，都很难再打出好的结果，所以是下策。

    上中下三策，需要极力避免的是下策。如何避免，关键是掌握好“利害交换线”。

 第七章 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

    日军在制订合围计划时，会使用一种“圆规画法”。此法系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再根据总兵力和各路合围部队可能会合的时间，画出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合击圆周最终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交换线”。

    更通俗一点讲，“利害交换线”指的就是八路军跳出合围圈的时机和地点——跳得太早，容易被敌人发觉，那样敌人就会掉过头来，组织新的合围；跳得太迟，又会被围在中间出不去。

    最好是不早不晚，在合围圈即将形成但又尚未成形的时候跳至外线。在1941年11月的那次反“扫荡”中，刘伯承之所以要把转移的时间一推再推，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在发出反“扫荡”作战的命令电稿后，一连三天，刘伯承始终守在作战室，通过各部队报来的敌人动向、起止位置、路线、速度，推算合击圈直径的大小，以及判断太北部队跳出合击圈的时机。

    其实刘伯承及其师部这时本身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陈赓从太岳发来的急电反映出，日军在此次“扫荡”中采用了一个新的手段，即在基本部队出发之前，先以先遣部队佯动，同时派出便衣特务和别动队进行刺探，以便为大部队指引方向。

    先前李达得到的关于日本特务要刺杀刘伯承的情报，则指向了另一个事实——为了捕捉八路军机关首脑，日军还临时成立了多股小部队，称为“特别挺进杀人队”。  <h2>十字岭突围</h2>

    “杀人队”（也称“入斩队”）主要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叫“益子队”，用以破坏八路军总部，捕捉或刺杀彭德怀、左权等人；另外一支叫“大川队”，用以破坏一二九师师部，捕捉或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

    “扫荡”开始前，“大川队”及其日本特务组织在相关资料搜集上下了很大功夫。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折子的每一页都贴着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的照片，写着姓名。这些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都准确无误，其中邓小平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邓小平当时去太岳区还没有多长时间，然而这一信息却已被日军获取。

    在一二九师师部离开会里村后的仅仅三个小时之内，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大川队”就到了师部原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去了哪里，听说已经转移，又急忙继续追赶。

    一二九师师部刚刚落脚于固新，李达就得到了“新六旅”紧追于后且“以刘伯承首级为目的”的情报。5月23日，他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一百余”，其所在位置距离师部现驻地不超过一天的行程。

    李达警觉起来，赶快建议师部立即转移。刘伯承同意了他的建议。5月24日，师部纵队到达固新以南35里的合漳。住下来以后，李达额外采取了一个保密措施，规定一律不准在电话中明述部队的行动及其驻地，以免被敌探所截取。

    同一天，陈赓率三八六旅主力躲过日军的合围，转出了“铁桶阵”，刘伯承不由为之松了一口气，但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却一步步陷入了“铁桶阵”，面临着上中下三策中最为不利的局面。

    “杀人队”的任务是双重的，捕捉或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是其首要任务，如一时不能得手，则乘机搅乱八路军指挥中枢，报告八路军主力退却的方向以及寻找可能被埋藏的军需品。

    “大川队”在试图捕捉一二九师师部时扑了个空，但“益子队”通过捉人、窃听、观察等种种方法，最终提早发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他们马上通过携带的电台、军鸽向日军大部队进行了报告。

    八路军总部原计划当晚转移，跳出日军的合击圈，但是还未离开郭家峪，日军大部队就已从四面合拢过来，最佳的突围时机因此失之交臂。

    相比于一二九师师部，八路军总部的机构更加庞大，坛坛罐罐更多，同时又未能像一二九师师部那样按原计划实施分路行进。后者分开来进行转移，分散和缩小了目标，也就相应把整体的人员损失降到了最低——日军合击的梳篦队形再密，也不可能是蜘蛛网，总有空子可钻。

    总部行动极为迟缓，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最后总部、北方局各机关和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以及上千匹牲口，全都挤在了十字岭一线。5月25日拂晓，日军一万多人以南艾铺为目标，从四面进行压缩，对总部实施了合围。

    除了以“大川队”等别动队和便衣特务进行刺探，为大部队指引方向外，日军在“扫荡”中还采用了另外一个新手段：当合击圈围拢以后，日军便在空中以飞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并引导合围部队从四周以梳篦队形向中心压缩。

    十字岭突围令总部损失惨重。由于联络中断，一二九师师部起先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直到当天晚上9点，三八五旅来电报告白天战况，刘伯承才在电文中看到“左副参谋长不幸殉国”的字样。

    因为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驻地相隔不远，左权生前常来一二九师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商讨和筹划军事工作，包括百团大战，也是由左权首先与刘邓进行商量。同时，他还是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两人都能够阅读俄文原版书和用俄语说话。刘伯承在翻译一些苏联军事原著时，曾和左权进行过切磋，作战时为了防止敌人窃听，他们甚至经常用俄语通电话。

    左权的年纪比刘伯承要小得多，从苏联回家时只有二十多岁，牺牲时也不过三十七岁，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他遇难的消息对一二九师震动极大，刘伯承尤为悲痛，当时眼泪便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当李达前来劝慰时，刘伯承动情地对李达说：“他（指左权）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队不会军事行动，是不会发生这种不幸的。”

    不久，刘邓合写了一篇纪念左权的文章，其中说道：“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  <h2>乘虚而入</h2>

    如果不发生十字岭突围这件事，5月25日实际上是太北反“扫荡”即将出现转机的一天。当天中午，侦察小分队向师部报告，由于日军抽兵“扫荡”，现长治之敌大约只有500人，而且大多是辎重兵。此外，壶关只有70多名敌人，潞城和微子镇的鬼子一共也才100多名。

    自反“扫荡”以来，刘伯承的脸一直都紧绷着，至此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好了，我们正要乘虚而入呢！”

    接着他接连口授三道电令，指挥太北、冀南部队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道电令中都有“展开政治攻势”一项。冈村当时正在“扫荡”中搞“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刘伯承的想法是“我们也回敬他一下，来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

    早在师部从会里村转移的那天晚上，行军途中，骑着马的刘伯承突然小声说道：“鬼子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扫荡呢？一定还有其他目的。”

    刘伯承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询问一旁的李达。李达一听就笑着回答：“抢麦子呀！”

    刘伯承一边和李达说着话，一边下马，借着月光站在路旁的麦地里看了看麦穗。

    麦穗的长势预示着今年太行区的庄稼的收成不会好，而且河水也快干涸了，日军正是要趁此机会置根据地的八路军于死地。刘伯承感叹：“天灾加人祸，今年的困难不小哇。”

    而后他又对李达分析说：“敌人这次‘扫荡’，不但要抢财物，还要抢麦子，抢了就要运，而他运输又非靠公路和铁路不行。这就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弱点。”

    针对敌人的弱点，刘伯承提出了一个打法：“我们把小股部队埋伏在几条通向铁路的公路干线上进行伏击，一般来说是不会落空的。”

    在“敌进我进”的反击过程中，苏亭战斗正是体现了刘伯承的这一思路。

    5月30日，300多名日军押着驮运粮食和财物的骡马队，从辽县的苏亭镇经过。七六九团一营三连在执行作战任务返回驻地的途中，正好发现了他们。该连即请辽县七区的民兵配合，迅速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抢先埋设了地雷，并在公路两侧的山岗上设置了埋伏。

    刘伯承曾经分析说，日军在往回运输和分路撤退时，由于和合击时的方向相反，呈离心运动，且已经疲惫不堪，所以易于痛击。经过苏亭的日军押运队正是如此，警戒非常松懈。不一会儿，其先头部队就踏响了连环地雷，死伤二十余人。

    后面的车队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民兵把滚石推下山岗，将猬集在悬崖下躲地雷的日军砸了个人仰马翻。日军见状奔向河滩地，不料在慌乱中又踏响了地雷。三连趁势用轻机枪、掷弹筒、步枪及手榴弹予以猛烈杀伤。

    伏击战仅持续20分钟，共毙伤日军140余人，缴获骡马80余匹，同时解救了被日军抓去的大批民夫，而八路军只有一死一伤。

    刘伯承看到战报后，赞不绝口：“苏亭战斗打得好！”他认为在此战中，野战部队和当地民兵配合默契，地雷、滚石和火力的威力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且伤亡做到了最小，称得上是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例。

    第二天，新一旅也传来好消息。该旅奉命组织了一个突击营，对长治飞机场实施奇袭，共烧毁日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按照刘伯承“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宣传队随突击营一起行动，他们在机场附近的墙壁上用白石灰刷上了“度过艰苦岁月，争取抗战两年胜利”的标语，同时还散发了传单。

    6月1日，已经跳到合击圈外的三八五旅也攻入了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

    太北部队实施反击期间，师部驻地一直在不断地变换，但只要一住下来，刘伯承就抓紧时间研究各基干部队送来的报告和材料，并用电台指挥太北方面的作战。  <h2>精兵主义</h2>

    送来的报告里，有些部队打得很漂亮，但也有一些部队打得不好。打得不好，可以从主观上找原因，比如有的干部在反“扫荡”前麻痹大意，等到形势恶化，却又悲观失望，以至于战斗准备不足，经常处于被迫战斗的状态，最后失去了主动性，而且伤亡还很大。

    有这样一个战例：某部明明遭到了敌人的射击，还自己安慰自己说，只是友邻部队的误会。刘伯承问：“这能不受损失吗？”

    除了主观差距外，作战不力的部队也多数不讲究战术，不知道要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八路军在游击战中的战斗手段，一般有伏击、袭击和急袭三种。究竟使用哪一种为好，各部队自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刘伯承主张一般情况下应采取伏击方式。他甚至建议，部队就是在必要时非得采取麻雀战术，也尽可能多运用伏击手段。

    这么说并不是信口开河。根据各方面送来的统计数据，刘伯承测算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几种战斗手段，以八路军在伏击战中的伤亡为最小，敌我伤亡比也最为经济。

    打伏击时，就空间角度而言，会有阻击、侧击和尾击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同样有优劣之分，具体来说，就是侧击胜过阻击，尾击又胜过侧击。原因是敌人在遭遇伏击时眼睛是看着前面的，对侧面的注意力较差，而对尾部的注意力更差。

    很少有人会在意如此多的细节，可是刘伯承特别在意。他认识到，部队打得好与不好，都可以归结到对各个战术细节的把握之上。

    除了战术，决定战斗质量的还有技术。有一天，刘伯承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读到了一篇日军军官写的军事论文，其中有一句话，“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

    刘伯承读了拍案叫绝，认为这一见解很是精辟独到。当然，八路军本身并没有什么炮，他由此联想到的是“精兵主义”，是“一兵胜于百兵”——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

    比之于拼刺技术，八路军在射击技术上有着更大的上升空间。比如在春季反“扫荡”的一次战斗中，刘伯承曾对射击成绩做过统计，统计结果是平均每一百发步枪子弹居然才打中一个敌人。

    这次反“扫荡”的射击成绩有了很大改观。根据黎城、平顺、磁县、武安四县的战绩报告，现在是平均每三十七发步枪子弹或三个半手榴弹打中一个敌人。

    考虑到今后战斗会更加频繁，弹药来源又很缺乏，刘伯承要求从领导干部做起，每个人都要苦练射击技术，争取成为神枪手，并提出了一个相应的口号，“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

    据统计，在太北反“扫荡”作战中，一二九师共攻占日军据点29处，破坏铁路40余里，炸毁火车3列、汽车27辆，平毁封锁沟和封锁墙90余里，摧毁各种伪组织347个。

    刘伯承这种“敌进我进，釜底抽薪”的战法，迫使日军不得不从前线抽回重兵保护其后方及邻区，用于“扫荡”的兵力大为减少。6月9日，日军“扫荡”部队退集邯长路沿线，结束了对太北的“扫荡”。

    实施无缝式“扫荡”，不给根据地留下喘息休整和退避的机会，是日军夏季“扫荡”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在太北“扫荡”结束的前两天，即1942年6月7日，刘伯承接到侦察报告，日军将“扫荡”太南（太行山南部），从涉县、潞城、黎城、林县各路出动的敌人已对太南构成大合围圈，很快就会对太南腹地实施向心突击。

    这时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大多尚在太北各分区驻地抗击日军，师部能够就近使用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新一旅二团，该团在黎城县城东边的松树山上设置了观察所。6月8日晨，据观察所报告，有大批日军包括一部分骑兵从黎城出发，向东开来。

    刘伯承估计日军的进攻目标首先是二团的驻地宋家庄，然后便是师部的驻地黄岩及其周围地区——在太北“扫荡”中，日军没有能够将一二九师一网打尽，情绪懊丧，所以接下来若进行太南“扫荡”，其重点仍然会是合击一二九师师部。

    太北反“扫荡”时，师部是转移到未被“扫荡”的太南，这次则必须反向行之，撤到“扫荡”行将结束的太北去。只有这样，师部才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太南反“扫荡”进行指挥。

    刘伯承在对地图进行研究后，确定了转移方略：“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晓行夜宿，行动要秘密。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  <h2>跳跃</h2>

    从日军已形成的合围态势来看，师部需要来一个较大的“跳跃”，至少要“跳”到邯长公路以北，才能摆脱日军的包围。

    此前由于日军对太北进行“扫荡”，黄岩村已成为太行区八路军机关的集中地。除了师部直属的骑兵连、特务连、通信营及少量的地方民兵外，这里全是司、政、后机关及太行边区政府的直属机关人员，队伍非常庞杂。

    鉴于总部突围的教训，刘伯承决定将直属队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人员精干，主要担负指挥兼为后梯队开路的任务，其余人员全部纳入后梯队。

    刘伯承特别指示两个梯队都要轻装，凡可带可不带的东西、笨重的东西必须坚壁起来，总之身上的包袱要越小越好。

    要做到完全轻装并不容易，其间担负掩护任务的新一旅二团一再来电催促他们尽快转移，李达回答说：“不要急，这里正在处理不便于携带的东西啦。”

    吃过晚饭，刘伯承又亲自对后梯队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后梯队全是机关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尤其一些带着孩子的女战士，行动更加困难，刘伯承都一一做了安排。他还将师部的主要警卫力量都用于加强后梯队，并亲自指定师作战科长对警卫部队进行指挥。

    在基本就绪后，刘伯承率前梯队先行。他的爱人汪荣华在后梯队，不仅带着两个孩子，还怀有身孕。两人握别时，刘伯承从身上掏出五元边币，很是歉疚地对她说：“这是我这个月的津沾，你产后设法买点吃的。我要指挥作战，没法照顾你。”

    经过一夜行军，6月9日凌晨4点，前后梯队到达涉县城南35里处的黄北坪村。当天，原在太北的日军大部涌向太南，会同太南已展开行动的部队，正式对太南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在涉县及黎城五六十公里的正面，一万五千余日军组成二十余路的梳篦队形，从邯长路出发，步步向南推进。

    黄北坪村距离邯长路仅30里，但刘伯承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他认为日军不会想到一二九师指挥部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如果过早行动反而容易暴露目标。

    与此同时，刘伯承命令三八五旅加强对邯长路的袭击，做好掩护指挥机关突围的准备。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消灭公路附近的“响子”——为了防止八路军遗漏出圈，日军在合击圈外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道上，布置了一些小型的所谓“残置部队”，一方面用以袭击八路军突围出来的部队；另一方面把突围部队吓回包围圈，刘伯承把这种部队比喻成是吓鱼入网的“响子”。

    利用这段时间，大家稍事休息，为第二天行军准备了一些干粮和水。

    6月10日中午，北面一路日军进至宋家庄西侧1228高地和东下庄，并开始用九二式步兵炮和迫击炮对宋家庄进行轰击，村庄内外顿时被湮灭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

    宋家庄在黄北坪以西20里，原为新一旅二团驻地。当日军发动进攻时，配属于新一旅二团的一团四连进行了阻击。激烈的枪炮声清晰可闻，人们都不由得紧张起来。

    下午1点，刘伯承下令转移。为了避实击虚，他命令骑兵连、特务连和通信营的一部分留下来就地活动，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掩护师部突围，其余人员在吃过午饭后沿着山路向北行进。

    前梯队除带队的刘伯承、李达外，另有管理科长周鉴、地图股长何雨龙，外加一个警卫班、三个马夫、两个挑夫，一共只有二十来人。这二十来人个个都要派用处，比如周鉴之所以被安排在前梯队，除了熟悉技术业务外，还因为在此之前，为了埋藏弹药，他曾在这一带的山里察看过地形，对道路比较熟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军，前梯队到达张汉村。在村里，他们发现了一条八路军预设的通信电话线。刘伯承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搞点东西吃，同时让周鉴迅速接通电话线，以便了解敌人的动向和太南反“扫荡”的情况。  <h2>此路不通</h2>

    电话接通后，得知三八五旅收复了黎城，新一旅直属队为接应指挥机关，正从东阳关向南走，已经上了杨家山。刘伯承于是决定先上杨家山与新一旅直属队会合，再循杨家庄出神头村，当晚穿过邯长路。

    由于张汉村附近暂时没有敌情，前梯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后梯队。两个多小时后，后梯队也到了张汉村。

    这一带山都不是很高，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而且沿途走了一路，众人都没能见到几棵大树，只看到一些半人多高的灌木。依这种地形环境，一旦遇到敌人，部队不好隐蔽。

    刘伯承估计，从张汉村出发再往前走，可能就到日军大合击圈的接合部了，那里随时可能出现敌情。为了缩小目标，他要求两梯队行军时拉开距离，走时有前有后，避免挤在一起。

    离开张汉村后，大家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时而攀登山岗，时而下到深沟。他们所走的小路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很难辨别方向，尤其是随着夜幕降临，就只能靠一丝月光来依稀认路了。

    月亮不时被乌云所笼罩，到了这个时候，眼前更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又不能点火和打手电，只能在黑夜中摸索着走路。

    李达觉得这样走比较危险，若是误打误撞地闯进日军宿营地就不好办了，于是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

    “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因此不同意李达的建议，“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走了几十里路，鬼子的特务那么多，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很可能遭到偷袭！”

    沉吟了一会儿，他又有了主意：“先通知部队原地休息，让大家打个盹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村。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会返回原地吧？”

    6月11日中午，前后梯队七转八转，又转回了张汉村。张汉村倒确实没有日军，但是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离张汉村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

    眼见张汉村无法久留，前后梯队又重新出发前往杨家山。虽然多走了不少冤枉路，但大家对路径已经熟悉，所以部队在一连翻过几道山梁后，很快就接近了杨家庄附近的大路。

    就在这时，忽然有侦察员前来报告说，杨家庄已被日军占领，并且有一股敌人正沿着大路向南搜索。刘伯承忙令队伍折向西行。

    又走了一会儿，左前方山上火光闪亮，而且隐约传来人叫马嘶声，于是只得又连转了几个弯，直接去了杨家山。

    到达杨家山后，山顶上站出一个人向他们喊话，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刘伯承派周鉴前去联系，原来喊话人是新一旅的后卫哨兵。经询问得知，新一旅直属队、新一旅二团直属队已下山，旅政委唐天际本来在山上等他们，因为久候不至，也带着两个连正准备下山。

    周鉴连忙让哨兵跑步下山，把唐天际找了回来。在向唐天际了解了一下突围的实施情况后，刘伯承让前梯队暂时休息，他和李达、唐天际登上山顶，用望远镜对四周进行观察。

    通过观察发现，刚刚有火光的地方是左侧约两三里外的王家庄。沿着王家庄往西往北，也到处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火光。再往东北方看，从杨家庄起一直到响堂铺、神头村，连绵的大山间到处都有烟火。

    火光和烟火，是日军在烧房子，说明那些地方都可能有敌人的“残置部队”。刘伯承迅速做出判断，敌人已从西、东、北三面进行严密封锁，按照原有计划已走不通了。

    先期下山的二团二营（即团直属队）要为指挥机关作掩护，他们就是遵循原计划去开路的。刘伯承马上让人去通知：“从那怎么能走出去呢？此路不通噢！赶快让他们回来！”

    立即有人跑下山，追上了二营：“师长发现神头方向敌情有变化，命令你们立刻把部队从原路带回去……”

    地形道路选择恰当与否，对战斗的胜负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其实选择突围路线也是这样，选对了，就可以顺利突围，选错了，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在敌情变化的情况下，现在只能从响堂铺以西另选路径，然后依靠三八五旅在黎城的掩护，从黎城、东阳关之间突出去了。

    刘伯承转身问唐天际：“你说说，改往响堂铺以西，走哪条道好？”  <h2>牧羊道</h2>

    新一旅常在这一带活动，唐天际事先也已经向当地的几个牧羊人打听了一下路径。

    据牧羊人说，从杨家山往西北，翻过前面一座山岭，就到了宋家庄的北山。再往前走，穿过香炉峰，就到东黄须了。这条路近，能绕过敌人，牧羊人放羊时常走，所以当地称为“牧羊道”。

    李达听后，赶紧打开作战地图测量了一下，果然近得多，只是上面并没有明确标示出这条路线。

    “牧羊道”不少地段很险要，就怕后梯队这么一大摊子过不去。刘伯承对此也颇有感触，太行区机关和师部虽然进行了精简，可是仍有好几百号人，行起军来一长串——用刘伯承的话来说，他是“背着电灯泡子赶场，怕挤怕撞”。

    考虑了一会儿，刘伯承觉得还是应该走“牧羊道”。理由很简单，既然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牧羊道”，自然日军也不知道有这条路。难走一点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保险。为此，他还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沙皇时代俄国有一位堪比孙子的著名军事家，名叫苏沃洛夫。他曾率部从意大利北部翻过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从而成功解救陷于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位苏沃洛夫另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

    刘伯承断然下了决心：“好，就走这条‘牧羊道’。我想，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凡是羊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

    这时有人提到，过去敌人进攻时纵深都很有限，既然“牧羊道”比较难走，是不是等敌人通过宋家庄以后，部队再从“牧羊道”突出去。

    刘伯承不以为然：“从神头敌情来看，还要警惕宋家庄也留有敌人部队。”

    刘伯承决定在午夜12点前通过“牧羊道”，然后穿越邯长路，“如果今晚能穿过涉黎公路（即邯长路），就脱离危险了”。在他的动员下，部队沿着羊肠小路钻进了山沟。

    “牧羊道”果然十分崎岖难行，刘伯承的腿又负过伤，走不快。警卫员见状便给他找了一根树枝当手杖。

    敌人虽然还没有找到师部纵队，但是师部纵队的前后左右都有日军在盲目搜山。特别是黄昏以后，突围部队和搜山的鬼子差不多混在了一起，只是双方都分辨不清而已。

    不一会儿，从前梯队的后方传来阵阵机枪声，其对面的敌人也打起枪来。更让刘伯承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派个人去看看，刚才的机枪是不是朝后梯队打的？”刘伯承朝后面望了望，焦急地说。

    他同时让李达、唐天际转告二团官兵：“不要紧张，这几股敌人是我们偶然遇上的‘残置部队’和‘抉剔’小分队。”

    刘伯承要求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部队一律不要开枪。甚至就是迎面撞上了，只要日军认不出对面来的是八路军，也不要抢先开枪，“要沉住气，别忘了鬼子现在是闻枪声必集结的”。

    李达前去向部队传达刘伯承的指示，这才发现跟上来的警卫部队只有一个连。

    后面日军的枪声、手雷声越来越近。大家赶快登上一座山岗，隐隐约约地就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他们走了过来。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便主动上前靠拢。当双方相距仅几十米时，才看清对面来的是日本鬼子！

    只听走在前面的汉奸翻译叫了起来：“出来吧，看见你们了！”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免不了紧张。刘伯承很有经验，说：“不要慌，这是虚张声势。别理他们，不要开枪，我们悄悄地绕过去。”

    众人依言保持高度肃静，然后有条不紊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结果竟然没有被这股迎面而来的日军所发觉。

    入夜，前梯队终于甩掉敌人，进入了一座山坳。刘伯承说：“在这里等一会儿，等后边的同志们赶上来，一起走。”

    师部的几个人在石头上相对而坐，喘着粗气，衣服都叫汗水给湿透了。李达长出了一口气：“鬼子的‘抉剔’也是够麻烦的，要不是天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好险哪，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刘伯承摘下眼镜，擦着满脸的汗水，虽然同样是一副刚刚从鬼门关里逃出的表情，但却没有失掉一贯的幽默感。

    他连声感叹着：“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h2>等待</h2>

    左等右等，后梯队始终没有出现，李达有些沉不住气了。

    后梯队由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率领。蔡树藩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经历过长征，有突围经验，而且后面的枪声听起来也不紧，估计后梯队至多是迷失了方向，不会有太大问题。因此李达对刘伯承说：“我们还是先到集合场去吧，在这儿等，太危险了。”

    唐天际也如此劝刘伯承，但刘伯承还是坚持再等一等，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

    李达实在坐不住，就走到较高的一块石头上，用望远镜四处瞭望了一遍。他看到在他们这个山坳附近四五里的一座村庄里有火光，且枪声和犬吠声相杂，说明日军正在那里进行搜索。

    日军从那座村庄到达山坳，估计不用半个小时。李达于是又匆匆走到刘伯承身边，坚持原议：“集合场他们（指后梯队）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后梯队里不仅有蔡树藩，还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等重要领导人，可以说集中了太行根据地机关几乎全部的精华。刘伯承深感责任重大，容不得有丝毫闪失：“还有那么多人没跟上，我怎么能走？”

    他又派了一个联络参谋下山去寻找后梯队。联络参谋走后，二团二营和师部直属队陆续赶到了。李达马上布置二营控制附近几个山头和交通要道，同时让官兵们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山坳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刘伯承尽管内心也十分焦灼，但他还是以镇静的语气对二营指挥员说：“不要疲劳队伍，部队就在这里嘛。”

    到了深夜11点，依旧没有见到后梯队，而派出去的联络参谋也没有回来。众人心情沉重，谁都说不出话来。

    李达认为再不能这样等下去了，他向刘伯承建议：“请你率领前梯队先突出去，我带一个排去找后梯队！”

    “太危险了，找不到怎么办？”刘伯承不放心地说。

    “我们也可以打游击嘛。”

    刘伯承沉思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好，你去吧。回来时还是到北社、港东方向（即预定集合场）找我们。”

    李达走后，村庄里的日军并没有朝山坳方向搜索，刘伯承也就没有率前梯队马上出发，而是选择了继续在原地等待。

    在早年的酆都之役中，刘伯承实际上是中了两弹，一颗子弹打瞎了他的右眼，另一颗擦伤颅顶，在头顶上留下了一条一寸多长、手指粗的疤痕。后者让刘伯承一直有头疼的毛病。行军时因为精神集中，身体尚能支持，坐下来时间一长，加上又饥又渴，头疼病就又犯了。

    眼见刘伯承皱着眉头，以手抚额，样子很是痛苦，一旁的周鉴和何雨龙心急如焚。周鉴忙问刘伯承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好受一些。刘伯承想了想说有吃的没有。

    周鉴听了便翻出几个柿饼递了过去，刘伯承吃了两个。虽然肚子饱了一些，但是柿饼又干又硬，吃下去后更感到口渴难忍了。

    这时有人一看表，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然后悄声说了一句：“时间不早了。”

    刘伯承听到后一问，已经是深夜12点了。他忍受着病痛，咬了咬牙：“再等他们一个小时。”

    6月12日，凌晨1点，刘伯承派人到山前小道上，贴着地面听动静，结果什么都没有能够听到。

    尽管后梯队和派出去寻找他们的人吉凶未卜，但为了前梯队的安全，刘伯承也只好下令出发。临走时他望着山下，颇为难过地说：“他们没有来，这样会给革命造成流血呀！这叫我怎么向同志们和中央交代呀……”

    队伍静悄悄地上路了。为了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搜索部队，二营被部署在山梁上，沿着山梁走；前梯队则沿着山腰走。

    “牧羊道”确实艰险，特别是宋家庄东北侧的1279.7高地，山高坡陡，怪石嶙峋，而且林木稀少，到处都是荆棘。前梯队在进入这一区域时，下弦月已偏到了山峰后面，大家只能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自然刘伯承等人也就不能再骑马了。

    夜间走在这样的路上，即便是小伙子也会两腿发酸，汗流浃背，甚至于感到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刘伯承这样年近半百，而且头疼病又突然发作的人了，他喘着粗气，行走越来越艰难。

    凌晨4点左右，刘伯承把临时负责带领前梯队的周鉴叫到身边，小声对他说：“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就地休息一下。你快带他们走吧。”  <h2>冲出去</h2>

    刘伯承的话让周鉴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

    如同刘伯承早先所预计的，日军大部队虽然早已通过宋家庄，但村子里仍留有日军的“残置部队”，他们不时朝黑暗中打冷枪，吆喝声也清晰可闻。这个时候包括刘伯承在内，无论谁掉队，都可能意味着再也走不出“牧羊道”了。

    周鉴急忙拉住刘伯承的手：“师长，保护你是我的责任，有我们在，就一定要掩护你冲出去。”说罢，他让四名警卫员前后护卫着刘伯承继续前进，同时命令前梯队的其他人都不许打瞌睡和大声说话，也不准掉队。

    队伍勉强疾走了一段，至拂晓时，刘伯承又对周鉴说：“周科长，我的腿实在拖不动了，要休息一下。”

    发现刘伯承精疲力尽，而且身体确实已经非常虚弱，周鉴只好同意他在石头上坐一会儿。不料刘伯承一坐下就昏了过去。

    周鉴大惊失色，急忙命警卫员跑步去找唐天际，同时让他带一副担架过来。

    唐天际等人带着卫生员赶到，周鉴从卫生员手中要过一瓶“十滴水”，给刘伯承喝了一些。不一会儿，刘伯承慢慢地睁开眼睛，见众人都围在他身边，忙问部队已经到了哪里。

    周鉴报告说，此处左下方是柳林村。柳林村里烟雾腾腾，估计也是鬼子在烧房子，所以亦非久留之地。

    担架已经送了过来，周鉴把刘伯承扶上去，他抬前面，另外一个警卫员抬后面，两人一前一后在山间穿行。

    其实前梯队每个人都已经又饥又累，周鉴和那名警卫员也不例外，两条腿走起来都是软的，加上山陡路滑，才走上三五步就都滑倒了。

    周鉴一看这样不行，速度太慢，在与日军近在咫尺的情况下，有被对方发现的危险，于是立即蹲下身，拼尽全身气力，背上刘伯承就跑。

    跑了几百米后，他们绕过了一个山嘴。这时村里的日军突然开了一枪，周鉴以为被敌人发现了，惊出一身冷汗，脚下生风，跑得更快了。

    过了几分钟，不再听见敌人放枪。这才知道日军不是发现了什么，而是在鸣枪放哨，准备集合队伍往南开拔。

    周鉴松了口气，此时路也平坦了一些，人可以上马了。他放下刘伯承，让马夫把刘伯承的大白马牵过来，先用一条黑被子进行伪装，然后再将刘伯承扶上马，由几名警卫员保护着前行。

    又过了一个山嘴，日军方面又有了动静。二营急忙在山顶摆好阵势，架起机枪，预备一旦日军杀来就与之决一死战，以掩护刘伯承和前梯队冲出去。

    幸运的是日军开拔的时候仍然没有发现他们，有惊无险。

    日军向南，前梯队向北，这样走了几百米，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山坳里。经征得刘伯承同意，周鉴安排众人休息，他自己站在一个土包上，用刘伯承的望远镜对四周进行观察。

    周鉴能背上刘伯承且跑那么远的山路，完全是责任和意志力使然，而且这已大大超出他的体力所限。等到稍一平静下来，马上感到头晕目眩，在哇哇地吐出几口鲜血后，人很快就晕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让警卫员来喊周鉴。警卫员见周鉴晕了过去，又吐了血，没敢喊，就转身跑回去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的身体已有所恢复，他忙跑来把周鉴推醒：“你太累了，这地方不安全，快起来，我们走吧。”

    刘伯承让周鉴骑他的马，周鉴哪里肯上马。刘伯承只好命令他上担架，由警卫员抬着走。

    在此后的一段路上，刘伯承的大白马连失前蹄，有时还踟蹰不前。大家就劝刘伯承也上担架，刘伯承起先不肯，众人说：“你坐上担架行动还能快一些。”他这才勉强同意，但坐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担架员太过辛苦，所以又坚持下来步行。

    走了一程，队前突然传来口令：“注意右侧悬崖！”口令还未传到队尾，只听“咕咚”一声巨响，一个沉重的物体坠下了悬崖。响声把左面山头上的伪军都给惊动了，他们不知究竟，惊恐之下也跟着乱喊一气。  <h2>你们吃苦了</h2>

    刘伯承闻声停住脚步：“怎么搞的？”

    有人上前报告，原来是载运行李和文件的大黑马掉下了悬崖，文件里还有刘伯承所翻译的“苏军野战条令”。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日军手中，决定派一名侦察班长带上两名侦察员下山寻找，其余人员则继续前行。

    6月12日，上午7点，队伍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艰苦行军，终于通过山峦起伏、怪石突兀的羊肠小道，到达了香炉峰。

    香炉峰已远离日军的合围中心。刘伯承让部队原地休息，同时立即用电台与三八五旅取得联系。

    不一会儿，参谋前来报告，已经跟三八五旅的电台联络上了。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在复电中说，他们已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可以保证指挥机关安全通过。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签了字，随即又让参谋再电陈锡联：“后梯队和李参谋长（李达）可能在宋家庄、王家庄一带，注意联络，并以一部侧击响堂铺、神头，进行策应。”

    早饭过后，下山的侦察员顺利返回，并且带回了全部行李和文件。刘伯承非常高兴，挨个握着他们的手，连声表示赞扬。

    下午，部队从香炉峰出发，于黄昏时分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东黄须，这段历时一昼夜，行程50里的艰险行军至此结束。

    令人忧虑的是，李达和后梯队仍无消息，电台也联络不上。刘伯承为此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在已部署三八五旅进行策应的基础上，他决定再派二营返回接应。

    6月13日晨，三八五旅来电报告，二营在宋家庄东侧与李达、蔡树藩率领的后梯队会合，现已转移至响堂铺以南山地。当天下午4点，后梯队到达北社、港东的集合点，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刘伯承看到他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刘伯承和出来寻找的人员以及后梯队的负责人挨个握手，连声说：“你们吃苦了，你们吃苦了。”

    根据情报，在此之前，师部纵队陷入了一千多日军的包围之中，最后能够顺着“牧羊道”顺利突围，让敌人扑空，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6月20日，日军从太南撤退。过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确认：“对于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其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致其死命。”

    在夏季反“扫荡”中，师部和太行区机关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但损失还是有的。比如师宣传队就牺牲了三名女队员。有一位怀孕的女队员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挖了个洞，让她藏在里面，上面再放一块石板，给她留下透气的孔眼。后来日军搜山时，就是从她头顶的石板上踏过去的。

    总结教训，之所以突围中如此险象环生，主要还是遇到了和八路军总部类似的问题，即机关臃肿以及机关人员缺乏军事素养。过“牧羊道”时，后梯队掉队的原因之一就是联络人员不熟悉道路，并且一遇到紧急情况队伍就收不拢。

    其实早在百团大战结束时，太行区就已经出现了部队严重减员，且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而各级统率机关却臃肿庞大的问题。那时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尚未开始，机关臃肿给部队转移和反“扫荡”带来的隐忧还不十分突出，但刘伯承从“精兵主义”出发，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总趋势下，部队必须要建立拳头——整个师要有师的大拳头，各旅、团也要分别有自己的拳头，否则就无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此，他和邓小平在1941年初开始，就从各级统率机关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连队。夏季反“扫荡”之前，又再次实行精简整编，从精简中抽出来的机关干部，仅太行、冀南两区就有两千人。

    精简后，战斗部队随之得到加强，每个连由原来的平均五十余人，增加到了百余人，并初步改善了部队官多兵少的现象。

    古今中外，机关精简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些干部被从机关抽出后，认为上级不重用自己，从此英雄无用武之地。当时太行区发行的钞票叫“上党票”，冀南区发行的的钞票叫“冀南票”，有一个时期，“上党票”的实际价值要比同样面值的“冀南票”低得多。于是这些干部就发牢骚说自己是“上党票”，“不值钱了”，在职机关干部是“冀南票”，“比我们值钱”。

    被抽出来的干部中有一部分被调去进行学习，他们里面也有人有想法：“我肯定犯了错误了。如果我没犯错误，为什么叫我去学习呢？”个别干部甚至到了延安之后，还在为入学的事告状。

    然而一二九师在夏季反“扫荡”中遇到的困境，证明不是不应该精简，而是精简得远远不够。  <h2>最艰苦的两年</h2>

    反“扫荡”前，许多机关人员虽然平时口喊军事化，但根本不懂军事，先前也从不参加军事活动，结果本来是统率机关，行军时倒成了包袱。刘伯承对此深有感触：“你们哪，就像一背兜玻璃电灯泡，总是让我背起。我呢，对你们碰也不能碰，摔也不能摔，怎能集中全副精力指挥战斗呢？”

    夏季反“扫荡”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进行第二期精简。经过两期精简，晋冀鲁豫全区机关内的脱产人员被缩减至不足全区总人数的百分之三。

    一些不直接指挥军事的部门例如师宣传队，还被派到黎城、涉县两地界内的大山里去做武装发动工作。刘伯承对他们做了专门要求，即一面做工作一面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下次遇到“扫荡”，就在当地隐蔽打游击。

    1943年10月，按照中央指示，太行区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机构改革：一二九师在保留编制的同时，师部与八路军总部机关合并；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一二九师与太行军区分开，李达出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此后，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简，主要是合并伙食单位，以便抽出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充基层连队。到1944年，陆续裁掉了118个伙食单位。至此，机关臃肿的问题才算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1942年和1943年是太行山上最艰苦的两年。不单单是经历了日军空前残酷的“扫荡”和封锁，还因为连续发生水灾、旱灾、虫灾、冰雹等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延续时间最久，波及范围最广，受灾面积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太行区和冀南区。连当地老人都说，从小到大，也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灾荒。

    跟在灾荒后面的，是可怕的流行性霍乱。冀南有一个村子因霍乱流行，最多一天死了400多人。在整个霍乱流行期间，冀南民众死亡总数达到了25万人。

    刘邓等人不断接到冀南的告急电，当地连各县现存的游击队都养不起，希望太行区都消化吸收一部分。可是太行区同样灾情严重，仅急需救济的灾民就有35万。

    他们只好回电答复，说冀南要调部队过来也可以，但来了要参加屯垦，而且还必须带有枪支，因为随时都得准备打游击。

    军队屯垦也就是开展大生产，是太行山上渡过经济难关的一个主要措施。屯垦自然也要跟各种灾害打交道，当时太行区发生了虫灾，最大的蝗群能够覆压几十里，黑压压的一片，它们一落地，顷刻之间就能把军民所种植的几十亩乃至几百亩庄稼吞食得一干二净。

    一二九师生产部长张克威曾在美国学习农业，刘伯承让他拿出消灭虫害的办法。张克威提了几个方案，例如使用农药或者投放白糖进行诱杀。可是刘伯承听后都觉得难办，因为这些方案都得花钱，而太行区缺的就是钱。

    说到白糖，有一段时间刘伯承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军医一检查，说是劳累过度，上火了，得喝点白糖水，败败火。

    刘伯承问白糖多少钱一两，回答说是冀南币五元。

    “这么贵！”刘伯承听后当场就打了退堂鼓，“白糖水不是我们能喝的，不能买。我多喝些白开水就行了。”

    刘伯承这样级别的干部要吃点白糖还嫌太贵，更别说拿来“孝敬”蝗虫了。最后只好决定土法上马，以“剿蝗队”来代替农药，以黑夜点火诱杀来代替放白糖。

    日军“扫荡”根据地的战术如今被置换于对付蝗虫。有一次太行区采取火攻办法，仅仅一个晚上，四条数里长的“封锁沟”里积满的死蝗虫就有二十多厘米厚！

    经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一二九师和太行军民不仅没有被日军困死、饿死，反而逐渐恢复元气，1942年年底以后，更是迅速增强了力量，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不利局面。

    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经济封锁政策反而产生了使我方苦恼的情形”。  <h2>最大的爱好</h2>

    艰难时期，师部人员从上到下，吃的都是同一个灶。饭锅里通常都是红高粱或一种菜馍馍，后者是用黑豆面和野菜、树叶混在一起蒸出来的，又黑又硬，大家吃的时候便戏称为“吃砖头”。

    李达考虑到刘伯承年过半百，又有伤病，怕他撑不住，就劝他加强一点营养，添点好吃的，不要总是“吃砖头”。刘伯承摇了摇头，一脸“不服气”的表情：“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

    刘伯承说，他在四川的时候，条件曾差到“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可是，“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

    到苏联学习，在刘伯承看来是条件好了，“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甚至以后在上海中央工作，日子也好过，“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

    然后到苏区直至长征，又艰难了，“到哪里去弄补药？”让刘伯承“得意”的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

    与别人想象的不一样，刘伯承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很满意：“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野菜名），就蛮不错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

    在八路军高层将领中，刘伯承和总部的彭德怀一样，算是生活上最好打发的人。1942年12月，为表彰刘伯承的功绩，且鼓舞根据地军民士气，一二九师政治部决定为刘伯承庆祝五十寿辰。邓小平在贺词中幽默地说：“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太行区和总部的几位首长，邓小平、蔡树藩爱打桥牌或扑克牌，杨秀峰、李雪峰、杨立三、李达喜欢种点花，就连彭德怀也还下下棋，只有刘伯承基本上是什么文娱活动都不会，也不参与。

    业余时间，邓小平、蔡树藩等人在一起玩扑克牌，刘伯承通常都是独坐一隅，拿一本字帖或拓本细细玩味。每当看得入神时，就自言自语：“这一撇有力量，这一钩真清秀。”有时干脆就拿本书，一个人躺在炕上翻看，总之他是从不介入游戏的。

    不爱玩，并不等于没爱好。刘伯承最大的爱好，毫无疑问还是跟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研究打仗。

    1943年春，处于恢复和发展中的一二九师再次引起华北方面军的注意。为防止这支“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东山再起，决定继续实施“肃正作战”，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一次大“扫荡”。

    在对一二九师发动进攻之前，日军首先对处于豫北、太南的国民党友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发动攻势，以迫使两部投降。虽然当时国共关系已实际处于破裂状态，但是大敌当前，唇亡齿寒，刘伯承还是立即成立了豫北指挥部，专门负责支援庞、孙作战。

    令人没想到的是，庞、孙部一触即溃，一二九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出兵增援，他们就兵败投降了。

    1943年5月5日，在纳降庞、孙的同时，日军出动一万五千余人，对位于太行腹地的三、四、五军分区发动了“毁灭性大扫荡”。

    在战术上，这次“扫荡”基本复制了去年的夏季“扫荡”：各路日军以“梳篦队形”进行步步压缩，企图把一二九师师部及基干兵团合围于辽县、涉县间的清漳河两岸；派出了伪装成八路军的“挺进队”（即“杀人队”），活动规律不变，仍然是晓行夜宿，既不走村庄，又不走大路，甚至于目标也还是以偷袭一二九师师部为主。

    同样一个战术，刘伯承已经研究到了透熟。“挺进队”和日军主力部队还未出动，他就获得了准确情报。

    在判明敌人的企图后，刘邓决定在日军的合围圈形成之前，先行率师部机关跳到外线。5月5日晚，师部由赤岸向西北转移，其转移的方向恰好和由辽县、武乡东犯的日军对进。

    长期在太行打游击的经历，使得刘伯承等人对这里的每一道沟、每一座山梁、每一条道路乃至较大的村庄都非常熟悉，其熟悉的程度甚至连身边的参谋都感到惊讶。有时军分区、部队在电话中报告敌情，需要参谋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参谋们往往为此忙得汗流浃背，还不太容易找到敌人的具体位置，但刘伯承和李达总是能够立刻准确地指出其具体位置在哪个方向，与某地相距多远。

    这种感觉和技能使得刘伯承在料敌方面渐渐如有神助——师部转移之前，他就已经围绕“利害交换线”，提前计算好了各项数据。对日军各路支队的出发点、会合点等情况，他全都了如指掌。

    当师部机关到达黎城的下黄堂村时，刘伯承先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对日军进行牵制、迷惑。双方一交火，他马上判明了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于是师部就从间隙中一穿而过。与此同时，在他的指挥下，主力部队也已转至外线。  <h2>贵在神速</h2>

    仍想用奇袭办法捕捉八路军统率机关的“挺进队”这次一无所获，参与合击的各路支队更是空忙一场。日军不得不承认，要在短期内捕捉到一二九师师部及其主力，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由于搞不懂一二九师为什么能这么快就跳出包围圈，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归咎于对方采用了“地下战术”。

    一二九师主力转至外线后，根据“敌进我进”的战术，猛烈破击日军的交通线，袭扰其后方。留在内线的游击集团则和民兵一起，对“扫荡”日军实施麻雀战和地雷战。据统计，这次太行区参加作战的民兵有将近15000人，发动袭击2000多次，其中仅由敌人触发的地雷就有1700多个。

    5月13日，在“未能取得大的战果”的情况下，日军开始撤退，一二九师游击集团趁势发动尾击，日军这次撤得非常狼狈，一直到5月22日，各路支队才最终撤退完毕。

    “扫荡”失败后，日军又想在根据地腹心安个钉子。6月14日，1500余名日伪军占领了武乡县的蟠龙镇一带，接着便设置据点，修筑公路，大有准备长期驻守之势。

    7月19日，刘伯承集中一、三、四三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相当于六个团兵力，发起了潘武战役。

    战役打响后，一二九师攻下日军两个据点，毙伤日伪军500多人，但此时已投日转变为伪军的庞炳勋、孙殿英部也在日军的配合下，由太南出发，逐渐侵入一二九师所控制的根据地。为应付这两路敌军的进攻，刘伯承将一、四分区的部队抽出实施反击，只由三分区对蟠龙镇之敌实施长围久困。

    7月30日，伪军2000余人向四分区所属的新四路驻地发动试探性进攻。一二九师以新四路坚守阵地，吸引对方火力，以四分区的另外两个团实施两翼包抄战术，当天就击垮了这股来犯之敌。

    在接下来的三次战斗中，一二九师运用强袭和远途奔袭的战术，很快也大获全胜，原由伪军攻取的卫南地区（指今河南省北部的卫河以南）得以完全收复。

    卫南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又在林南（指今河南省林州市以南）展开战役。这次战役针对的是庞炳勋、孙殿英主力，所以一二九师投入兵力较多，完全的团就有5个，其中包括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等战斗力很强的老团，另外还有6个团抽出一部参战。

    尽管这样，伪军的兵力仍三倍于八路军，而且分布地域较广。刘伯承制定的战法是用小部队对日军进行钳制和围困，切断他们与伪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集中兵力先歼灭伪军一部，然后迅速地逐次予以歼灭。总之，他对部队提出的要求只有一句话：“贵在神速。”

    参加林南战役的部队分成东西集团。8月18日，西集团攻克林县，在此之前，林县周围的伪军据点已被该集团全部拿下。东集团一面阻击援敌，一面歼灭驻守于各处的伪军各部。

    伪军再多，还是不经揍，这是抗战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庞、孙投敌后，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发生过部下拒不服从调动的事，同时他们部队里的新兵数量也较多，战斗单位不少，但大多不满额。至8月20日，一二九师东西集团乘胜南下，又攻克了元康等地。

    8月24日，从安阳开出的一千多日军到达林县。两天之后，他们与从另一个方向开出的四百多日军援兵会合，进犯元康一带，西集团当即予以回击。

    见一二九师阵容强大，日军怕被包围，连忙趁夜向林县撤退。涉水过河的时候，偶遇山洪暴发，结果还没怎么跟八路军交手，就一下子淹死了100多人。历时九天的林南战役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一二九师共攻克据点80余处，收复了林南全境。

    1943年9月底，刘伯承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从这时候起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他都暂时脱离了抗战前线。

    1945年8月10日，刘邓在延安向太行军区发出了全面反攻的电令。电令下达后，分散于各军分区打游击的基干兵团迅速集中起来，县区地方武装也同时进行了升级。各部星夜出师，对日伪据点展开猛烈攻势。

    9月20日，全面反攻结束。一二九师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据点数百处。晋冀鲁豫军区由此应运而生，在其下辖范围内，曾长期遭到分割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联成了一个整体，总面积达到18万平方公里，拥有县城105座。

    经过八年抗战，一二九师由刚刚出师抗战时的9000多人发展到近30万人，而且军政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在李达陪同下，六年前就已经离开一二九师的徐向前到各部队视察了一下。最后，这位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颇为感慨地对李达说：“一二九师变了，无论是干部、战士，都进步不小哇！”

 第八章 至关重要的势

    日本一宣布投降，国共也几乎同时展开了较量。1945年8月下旬，阎锡山的晋军主力进至太原，其前锋已到达原由八路军所控制的上党。

    8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刘邓从延安致电李达等人，要他们立即组织战役，消灭上党地区的晋军，以防止今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使八路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晋军并不难打，早在红军东征时即为红军的手下败将，问题是这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并不充实。

    自1942年以后，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就被分散到各分军区进行活动，直至反攻开始，才先后集中起来。从总数上看，全军区虽然有近30万人，但多为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以太行军区部队为例，每个团都只有两个营，兵员不足千人。

    由于长年游击，各部都已习惯于游击战，对正规战反而又生疏了，互相之间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邓小平讲，那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装备较差，全军区仅有6门山炮，仅半数的团有2门到4门迫击炮或掷弹筒，以及3挺到4挺重机枪。新战士主要使用大刀长矛，老战士虽有步、机枪，但弹药奇缺，平均每人仅有两发到三发子弹。

    为了迷惑敌军，显示自己粮弹充足，干部战士只好把高粱秸截成子弹一样的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拿来塞满子弹袋。部队行军时，沿途的老百姓不明真相，还直夸：“这队伍真棒，子弹真多！”  <h2>顺风机</h2>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自1937年“石拐会议”以来，部队第一次重新尝试打集中的运动战，许胜不许败。留在太行的李达等人压力很大，感到难负指挥之责，于是便由李达出面起草了一份电报，请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

    抗战时期，不管是从太行到延安，还是从延安到太行，都要在成团成营的掩护部队护送下，走上一个多月。如果照这个速度，刘邓根本来不及回太行进行指挥。

    关键时候，却是美国人帮了大忙。

    1944年秋，美军援华航空队的一架b-29飞机被日军击伤，坠落在太行山上。机上的11名飞行员获救，这些飞行员把一二九师以西的一片开阔地误当成了飞机场，对接待他们的李达说：“不知道你们这里还有一个秘密飞机场。要是事先知道，我们的飞机就可以迫降到这里，不会出事了。”

    李达连忙解释那不是什么秘密飞机场。美军飞行员看过之后告诉他，说其实这片开阔地只需稍加修理，就可以作为简易机场。

    李达照方子抓药，经过一番简单的施工整理，从此太行山便有了第一个简易机场。

    八路军没有飞机，光有机场犹如有弓无箭。正好那时候美国政府想试试看能否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以加速抗战胜利，为此他们决定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

    军事观察组从重庆飞延安，中途需要一个中转站，太行山机场就这样被派上了用处。美军运输机经常要向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运送物资，中共方面也就趁势搭了一个“顺风机”，各根据地的人去延安开会和送物资、文件，都是在太行山机场搭乘飞机。

    给延安捎带东西，美方是允许的，运送重要人物，他们就未必同意了。不过太行区自有高招，在与美军机组人员联系时，只介绍搭机者是押运物资人员。当时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的负责人大多还比较年轻，而且衣着简朴，外表看上去和普通士兵没有多大区别，不熟悉的人很难辨认出来，更别说对中国国情半懂不懂的美国佬了。刘少奇、陈毅等人搭机数次往返，但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以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其他负责人，加上准备转道奔赴其他战略区的林彪、陈毅、粟裕等人，总共21人钻进机舱，分坐于两边的铁座之上。他们全都按照要求系上安全带，有的还戴上了安全帽。

    这么多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战将同乘一架美国飞机，既不是信任美国人，也不是不考虑安全问题，而完全是军情紧急，被情势所迫。

    除了陈毅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乘飞机，内心不免忐忑。在飞机颠簸着穿过坎坷不平的跑道，然后离开地面腾空而起的一刹那，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飞行途中，搭机者们看不到前面驾驶舱里的美国飞行员，飞行员也根本不知道后面坐着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只有发动机在一直轰鸣着，震耳欲聋。

    众人全都呆呆地坐着，或闭目养神，或看着窗外，互相之间很少交谈——就是说话也听不清，耳朵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棉花。

    不知谁说了一声：“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要降落了。”接着飞机开始盘旋下降，随着一阵“咚咚”的震动声，飞机平安着地，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他们下机时，李达尚在襄垣前线指挥作战，一二九师师部派了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在派人护送林彪等人离开后，刘邓及其部属们即直趋位于赤岸的师部，对战役进行部署。

    大仗就要集中优势兵力。刘伯承认为，有没有胜机，就看谁集中得快，是否集中起来形成了拳头。根据他的指示，太岳、太行和冀南军区采取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快速编组成三个野战纵队。当时晋军在上党已有1.6万人，而三个野战纵队的兵力加起来有2.8万人，首先数量上就占据了优势。

    人多，并不是组成密集队形就能一冲了事，那样人再多也不济，何况刘伯承向来都反对硬拼。他的办法是针对晋军特点，抓紧时间组织实战演练，特别是战术演练。  <h2>无足之蟹</h2>

    9月1日，在李达指挥下，太行军区部队占领了原由晋军控制的襄垣城，这为刘伯承掌握对手的作战特点提供了一个现成标本。

    他得出的印象是，晋军在组织防御上很有一套——襄垣外围配置有据点，城外高地上又筑有“品”字形高大碉堡，相互形成掎角之势。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火力点或暗堡，另外后方还留有较强的预备队，可以对攻城部队实施反突击。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上党战役中的重点目标是攻取长治。长治从外到内的防御结构基本与襄垣类似，当然其工事的坚固和复杂程度又绝非襄垣可比。好在有一长必有一短，晋军的短处是不擅于近战、夜战、野战，这样刘伯承便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即先逐个攻取长治外围各城，以此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并予以歼灭，最后再攻长治。

    刘伯承说，敌人好比一口大猪，我们一口吃不掉，只好把它割成几块，一块一块地吃。从9月7日至17日，他连续下达四个作战命令，依次让各纵队攻取长治外围各个县城。

    这些县城在防御上都和襄垣城是一个模式，所以也并不好攻。战前刘伯承专门组织各部进行了实战演习，并不厌其烦地制定了“城市战斗的战术指导”，对攻城战的准备、接城运动、登城战斗、破城后的巷战，都做了详尽而具体的说明。

    攻城时，为解决重武器不足的问题，各纵队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还普遍采用了晋军比较惧怕的近战、夜战方式。9月12日，陈锡联太行纵队率先攻取了屯留。

    太行纵队进攻屯留期间，长治守将史泽波曾派6000余人救援，但是援兵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所在，与打援部队稍一接触就又缩回了长治。以后再未出城，直到另城三城也全部被八路军所攻取。

    刘伯承常说：“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之明也。”攻取外围县城，使长治之敌完全孤立，成了无足之蟹，不足之处则是围点打援的初衷没有达到，各部队只能就地投入长治攻坚战。

    三个纵队齐聚长治城下，按照分工分别向三个方向展开攻击。长治过去在日据时期就是日军重点设防的城市，城高壕深，晋军入城后更进一步进行了加固，并且史泽波所部装备齐全，因一直缩在城里而未有损耗。对于缺乏山炮等重武器的八路军而言，要攻下这座敌重兵防守的城池，难度自然非外围小城可比。

    偏偏这时候老天又不帮忙，秋雨连绵，导致道路泥泞，城墙湿滑。各纵队别说攻城，就连在城外修筑工事都很吃力。史泽波见状，趁势组织反击，攻守双方很快就形成了僵持状态。

    上党战役开始时，蒋介石派出的国民党军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这种情况下，不管长治最后打不打得下来，晋冀鲁豫野战军都要迅速转入平汉。原因是此时八路军尚未在东北完成集结，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就不能掩护东北的集结计划。

    长治城打不下来，就等于在背后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到时兵力抽不出来，必然会陷入前后要兼顾，可又兼顾不过来的困境。刘伯承当然不可能不着急，但他也十分理解和体谅前线部队的处境，并没有一味下达务期必克的死命令，而是在攻战技术上和战术上想办法，强调“多方研究敌方守城战法，以准备对策”。

    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即部署部队由城东、南、西三面展开攻击，唯独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其用意就是引诱守敌外逃，以便仍在野战中予以歼灭。可是史泽波却自恃八路军攻不进来，视“围三阙一”如不见，死活不肯上当。

    刘伯承再怎么多谋善断，也毕竟不是活神仙。如果史泽波一直这样死守下去，还真的拿他没辙。

    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共对情报和特工工作的高度重视就让他们得益匪浅。就在攻城难以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刘伯承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内线情报：阎锡山拟派彭毓斌率重兵增援长治。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刘伯承大喜过望，立即令太行、太岳纵队北上打援，冀南纵队则伪装主力，继续佯攻长治，以吸敌来援，同时随时准备打击长治突围之敌。

    虽然晋军并不长于野战，但考虑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样对正规战已经有些生疏，所以在战前准备上，刘伯承是将野战与攻城战同等看待的，从诱敌、设伏、围攻方法到追击、阻击、截击，都一个不漏地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和指示。  <h2>钳形突击</h2>

    太行、太岳纵队北上后，迅速将彭毓斌部分割围困于磨盘垴、老爷岭。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同时晋军又善于赶筑工事据守，部队一往上冲，就被滚雷打了下来。

    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各部队屡攻敌阵地不下，除了受制于地形，进攻难度太大外，缺少弹药是主要原因。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说，要是他的部队有20万发子弹，磨盘垴可能早就拿下来了。

    刘伯承亲临战场指挥，野司指挥所直接就设在了打援前沿。一天夜里，刘伯承在李达和陈锡联的陪同下到阵地视察。虽然知道部队缺乏弹药，但当他听到前线枪声特别稀疏时，还是怔了一下，问陈锡联为什么会这样。

    陈锡联如实相告：“现在每个老兵只有五发子弹！”

    陈锡联为此想出的办法是抓俘虏。彭毓斌所部每个兵都携带着300发子弹，其中100发自己使用，200发准备送到长治给守军。陈锡联告诉刘伯承：“抓到阎锡山的一个兵，就可以得到两百多发子弹。”

    刘伯承听了转忧为喜，说消灭了一股敌军，油水还不小哩。

    几天激战下来，通过火力侦察和审问俘虏，刘伯承还发现原有情报上有一点不准确，上面说南援之敌只有7000余，但实际多达2万余。

    太行、太岳纵队也是2万人，数量上只与敌军旗鼓相当，加上敌军火力较强，弹药充足，用于打援的兵力就显得不够了。为重新建立优势，刘伯承遂调冀南纵队参加打援。他在电话里对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太行、太岳纵队北上时，都是乘夜间和滂沱大雨悄悄行动，冀南纵队则不是如此，陈再道从刘伯承那里得到的命令是要让他们白天行军。

    有人问陈再道：“为什么要白天行军，不怕暴露目标？”陈再道一时也完全解释不清楚，只能遵令而行。

    后来才知道刘伯承用的乃是一箭三雕之计，即故意让史泽波看到，这样对方反而会心生怯意，不敢擅动；示形于彭毓斌，让他知道围攻部队越来越多，可减弱其防守意志，继而紧紧钳住对方；白天行军路好走，看得清，不会有掉队的，冀南纵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投入围歼战。

    10月5日黄昏，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对彭毓斌部发起全线总攻击。

    捕捉和利用敌军的弱点，将其予以合围，相对而言是容易的，但合围说到底，只是防止敌军突围逃走，最重要的还是合围之后的歼灭。

    打歼灭战，刘伯承的秘诀和要领是钳形突击。

    前面几番攻坚，虽然都未能成功，但已经让彭毓斌部防御体系上的脆弱部位暴露无遗，它们集中在各部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以及展开态势的间隙等。

    刘伯承以敌军的这些脆弱部位为突破口，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指挥各纵队的突击队实施了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

    由于缺乏子弹，突击队主要靠手榴弹开路——不是靠背在身上的那几枚，而是用担土的柳条筐盛装，一人提一筐向敌人投掷。投完了，再由民工一筐筐地往上送。

    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像一团团焰火，此起彼落，把磨盘垴、老爷岭映得通红。太岳纵队的突击队率先攻上了老爷岭主峰，之后攻击部队一边向纵深贯穿，一边顺着突破口向两翼卷击。随着突破正面越来越大，彭毓斌部的防御体系也逐渐瓦解。

    在突击队主攻的同时，其他部队还从别的地段作辅助的钳形突击。概而言之，就是要让彭毓斌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实行抵御或突围。

    为避免对方作困兽斗，刘伯承继续实施“围三阙一”，在北面虚留了生路。在全线动摇的情况下，晋军果然脱离主阵地向北突围，结果到了北面一看，其退路早已被解放军的迂回部队给截断了。至10月6日，除2000人脱逃外，包括彭毓斌在内的大部队悉遭歼灭。

    冀南纵队从长治城下撤走的时候，站在城墙上的守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行军队列，但史泽波根本不敢出城夹击解放军。等到彭毓斌滚鞍落马，见救援无望，他倒又不敢再守下去了，只得来了个弃城而逃。

    史泽波此举可谓正中刘伯承的下怀——“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各部队马上展开追击，史部被全歼，史泽波本人也束手就擒。

    上党战役实现了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的开门红。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此战中不仅积累了打运动战的经验，而且达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全军共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弹药则更多，仅太行纵队就缴得一百几十万发子弹。  <h2>最聪明的办法</h2>

    10月10日，上党战役尚未结束，但已基本解除了后顾之忧。晋冀鲁豫野战军不但背后有了靠头，还有了子弹，这些都为顺利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了条件。刘邓于是回到赤岸，着手部署即将发动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平汉战役所针对之敌，为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一共包括三个军，名义上皆属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统辖，编制上属于国民党中央军。

    在刘邓进行战役准备时，平汉路南北段都有敌军在移动，这就有一个兵力布势的问题。打运动战，自然是要集中优势兵力，这是自土地革命时期就摸索出的一个规律，然而怎么集中却还颇有讲究。

    按照刘伯承的看法，兵力不能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排除一击即中的可能，但要是一击不中怎么办呢？要知道你气势汹汹而去，对方必然会利用地形和工事，竭力挡住这一“明显的独手打人拳头”。

    你只有这么一个拳头，打不中，没招了。人家可不一样，他会跟着集结相当的兵力前来作战，同时另以其他部队乘虚进入要地，夹击你的侧背。

    刘伯承因此总结说，“独手打人”在军事上是不合算的。他主张在进攻时应分出突击队与钳制队，以少数兵力组成的钳制队用以钳制敌军的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很强的部队组成突击队，以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

    这就好像是打群架，最聪明的办法是在次要方向用一个人去打三个人，这样就能在主要方向抽出三个人来打对方一个人。

    具体到平汉战役的部署上，刘伯承便兵分两路，只以少数兵力牵制北段之敌，使其南北不能呼应，除此以外的晋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全部被用于平汉路南段。

    按照刘邓下达的命令，野战军重新进行整编，四大军区主力部队依次被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每个纵队约有1.2万到1.5万人，四个纵队加起来有6万多人，其数量超过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后方指挥部还组织了十余万民兵直接参战和担任后勤。

    刘伯承要倾全力决战，他的对手却没有这么认真。解放战争初期，大多数国民党将领尤其是所谓的中央军将领，都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孙连仲也一样。

    孙连仲在抗战中以台儿庄战役一役而闻名。在部队出发前，他很轻蔑地对部属说：“平汉路几个土八路有什么了不起，想当年日本人在台儿庄、襄河还不是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孙连仲显然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整个国民党军的实力。在抗战中，除了台儿庄战役等少数战役外，国民党军能在正面战场上把日本人打到“落花流水”的机会还真的不多。孙连仲所说的襄河战事，大致是指枣宜会战，在那场战役中，孙连仲部队的防线两天之内就被日军突破了。

    真相总是既残酷又无情，抗战胜利，实际是中国军队顽强坚持和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以为自己的军事实力比日本人都强，只是一种骄兵心态的预示——因为忙于在北平接受日军投降，孙连仲甚至没有随军指挥，只派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代行主事。

    当然，孙连仲也不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这次北上的部队其前身皆为原来的老西北军，老西北军在历史上就以能征善战著称，又经过抗战的洗礼，战斗力不容小觑。三个军中，以马法五兼任军长的第四十军为最强，因此位居主力。孙连仲的基干部队第三十军也很能打，只是由于系从湖北宜昌远道赶来，重炮等辎重留在了后方，战斗力才有所削弱。由高树勋兼任军长的新八军虽然实力垫底，但论野战能力，也要强过只会守不会攻的晋军。

    在未接触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之前，第十一战区部队进展较快。10月20日，其先头部队已占领漳河南岸，开始架桥北渡，向邯郸进发。

    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就是刘伯承选定的预设战场。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刘伯承事先经过了周密考虑。

    邯郸在春秋战国时为赵国都城。那时的赵国周围全是秦国、匈奴这样的强敌异寇，“数拒四方之敌”，故名“四战之国”。物换星移，到平汉战役打响时，它的南面也正好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位置——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块根据地在此处交汇，战前便于三大纵队向心开进，战中便于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支援配合，就连后勤供应也易于就近筹划。

    平汉战役的战役准备与上党战役是交错进行的。平汉战役开始后，上党战役才刚刚结束，第二、三、四纵队都尚在山西，先期到达作战地域的只有第一纵队。

    山西的三个纵队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两条腿走路，短期内不可能赶到。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刘伯承当即命令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军，阻止其前进。

    这构成了刘伯承选择“四战之地”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如果让敌军在其他三个纵队到来之前，抢先构筑出坚固阵地，到时总攻就会打得比较吃力，而预设战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减这一不利因素。

    预设战场西有太行，东为河套，中间为一条东西长三至五公里、南北长八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一狭长地带里尽为沙丘，时值十月，放眼望去更是一马平川，田野里可利用的隐蔽物极少，除了村落之外，敌军难以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  <h2>敌人钻进牛角尖了</h2>

    当然，有利就有弊，从第一纵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他们打的也是防御战。

    敌军渡河时，本是集中火力予以打击的最佳时机，但漳河北岸找不到可建工事的地方，同时第一纵队本身还面临着火力不足的问题。

    第一纵队原属晋鲁豫军区，他们本已轻装完毕，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认为到了东北就能由苏军换发武器，所以该纵队已将原有的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装移交给了兄弟部队，有的建制连甚至仅保留了四挺轻机枪和三分之二的步枪。

    赶上这个节骨眼，他们只能等打完仗再出发北上，至于已“轻装”掉的武器也不好再向兄弟部队索回，唯有拿着剩下的步机枪和手榴弹参战。相对他们这种状况，第十一战区具有更为明显的火力优势，尤其是第四十军和三十军还都有一些半美械装备，士兵配备有美式冲锋枪。

    在既无足够火力，又无法构筑工事的情况下，无论是全面阻击还是节节阻击，都不易达到迟滞对方前进的效果，而且部队伤亡必大。按照刘伯承“行动要灵活”的指示，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选择了以小部队奔袭，大部队另行择地构筑防御工事的打法。

    平原之上，奔袭战术对非骑兵部队的体力是一个极大消耗，而且袭击也难以取得战果，往往不是扑空，就是因敌人兵力集中而无法取胜，最糟糕的是，有时绞在一起后想撤都撤不下来。

    10月24日，第十一战区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之后第三十军就地掩护，四十军和新一军继续向北推进，直逼邯郸以南的崔曲。

    崔曲是个大村，人口比较稠密，战前住了两三百户人家。老百姓为了防沙，又在村与村之间的沙窝地里种了不少树。第一纵队大部队即以村庄和树木作为掩护，在这里建立防御阵地，但工事尚未完全筑好，敌军已经发起了连续攻击。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和残酷。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接连一两个小时都未能得到战况通报，一问才知道旅指挥所与前线部队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到了当天黄昏时分，崔曲终于失守。

    在平汉主战场，刘伯承也按照自己的突击钳制理论，将参战部队分为突击队和钳制队。第一纵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钳制队，任务只是牵制敌军，不让敌军过于逼近邯郸，整场大戏的主角其实是突击队，即从山西赶来的那三个纵队。

    古人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刘伯承不会下棋，但论其用兵之道，却绝不亚于一个棋坛高手。就在一纵队局部失了一“子”的同时，他已经悄然赢得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势”——三纵队全部和二纵队大部于当天赶到，并对敌军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刘伯承对此十分兴奋，他随手摘下眼镜，说：“现在势态非常之好，敌人钻进牛角尖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当晚，刘伯承命令各纵队向敌军发动反击。孰料一夜激战后，战果并不大。

    老西北军擅于就地构筑野战工事，包括依托村庄组织防御，这在第十一战区部队里得到了体现。本来在“四战之地”构筑工事是最难的，要在野地里挖个坑，往往刚刚挖好马上就会被风沙填平，想依托村庄，村舍的门板、窗框、桌凳等又都在积年的兵火中被当作柴火烧掉了，每间房子都形同一个个空壳，难以对己方形成保护。

    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利用房顶——这里村民的住房几乎全是平顶，平时房顶上可以晒粮食，搭个梯子便能攀上攀下。

    房顶被改造成了天然堡垒，解放军即便攻入村庄，也无法将守军赶出去，反而会被居高临下的火力网所困。

    此外，老西北军打仗拼命，作战风格与八路军近似。第十一战区在这方面同样有所继承，特别是第四十军，能打近战，也能拼手榴弹，这在国民党军中是不多见的。首先突破第一纵队防线的四十军主力一〇六师即在此例，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他自己就经常赤膊上阵，更不用说手下部卒了。

    发现难以一蹴而就，刘伯承决定暂不发起总攻，而是“猫逮老鼠，盘软再吃”，先采用围困的办法，消耗对方的精力和实力再说。  <h2>只许胜，不许败</h2>

    第十一战区部队固然能攻善守，但他们初到华北，对地理民情不熟，且从上到下都轻视解放军，只是一味急于求胜，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险地。

    由于远离后方，导致部队所带的补给不足，粮食方面尚可支撑，但缺水问题却无法解决，偏偏“四战之地”又是一个多沙缺水的地区。在被连着围了四天之后，各部队内缺水粮，外无援兵，士气和战斗力都大为削弱。

    10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续部队先后赶到战场。当晚，刘伯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发动总攻，主要攻击目标为占据崔曲村的一〇六师。

    崔曲是在第一纵队手上丢失的，他们对地形及敌军的特点已经有所掌握，同时基于部队荣誉感，以及各纵队之间本身存在着的一种竞争心理，就算不用动员，该纵队也能在进攻中上足发条。刘伯承非常了解自己的部属，他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决定将第一纵队由钳制队转换为突击队，其他纵队则由突击队转换为钳制队，负责对崔曲周边的其他敌军进行牵制。

    崔曲争夺战实际是一个立体式的三层战斗。第一层是对“房顶阵地”的攻击，这算是“空中格斗”。由于没有重武器，又不会用炸药，在攻击“房顶阵地”时，一纵主攻部队组织了两百人的投弹队，投弹手除腰系肩挎手榴弹外，每人手上还提一只装满手榴弹的柳条篮子。投弹队背后是紧紧跟随的梯子队，梯子队后面是全团集中起来的火力队。

    一场“空中格斗”下来，村子里已经是一片火海。一〇六师被从房顶赶下来后，双方接着又进入第二层、第三层的战斗：第二层是依托门窗逐户争夺，这算“中间争夺”；第三层是大家都将房屋的墙壁炸毁，力争控制街道，这算“地面战斗”。

    崔曲的面积并不算大，交战时敌我混杂一处，战斗异常残酷。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一纵仍未能完全占领村庄。纵队司令员杨得志遂召集三个旅的干部到纵队指挥所开会。

    当干部们满身是汗地赶到纵队指挥所时，情绪都有些紧张。第一旅政委邓存伦进门后，抓起一只碗，一连喝了两碗水，然后坐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啃起来。看起来已经有几顿饭没吃了。

    杨得志见他啃的馒头上有血迹，就关心地问道：“你负伤啦？”

    “没有哇！”邓存伦站起来，发现杨得志是看到了他手上拿的带血馒头，赶紧解释道，“这是我刚从战场上捡来的。”

    接着邓存伦颇为激动地说：“七团打得很苦。我见到了团的干部，副团长徐中禹哭了……”

    不独是七团，其他旅的情况也都差不多。杨得志说我知道大家打得苦，可是如果我们不夺回崔曲，“刘邓首长的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一纵将无法交代”。

    他语气铿锵地对干部们说：“明天拂晓前把崔曲夺回来！管他什么李铁头、李钢头，都要把他砸烂！”

    纵队政委苏振华接着加以补充：“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只许胜，不许败！”

    “对”，杨得志索性把话挑明了，“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10月30日，一〇六师被基本歼灭，师长李振清只带着一个多连的队伍乘夜突出重围。

    战斗结束后，崔曲及四周的小路基本已被尸体所堵塞。为了夺回崔曲，一纵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仅一纵十六团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三百，二十团团长王大顺、参谋长慕斌均牺牲于此役。面对着各部队报上来的伤亡数字和那些熟悉的名字，杨得志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当天震动全线的另外一个消息，是高树勋宣布起义。

    高树勋的新八军虽然实力较弱，但也不是不能战。三纵跟新八军交了一次手，一打就是几百人伤亡。不过与其他两个军的指挥官不同，高树勋与中共方面早有联系，他的好友、“座上客”王定南就是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在对高树勋做政治争取工作。

    高树勋和孙连仲一样，都是原西北军将领。孙连仲投蒋后颇得重用，官至战区司令长官，高树勋则相对受到排挤和冷遇，部队的给养供应一直被严格控制，尤其是他与中央军嫡系将领汤恩伯、胡宗南不睦，双方矛盾很深。这些都是促使高树勋起义的诱因，当然，如果不是军事上已处于被动局面，他也未必肯断然发动起义。

    邓小平后来解释为什么要争取高树勋：“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

    这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南京政府尚未到风雨飘摇的时候，国民党军队里主动起义的部队也还不多。高树勋在下决心起义之前，思想斗争就非常激烈，他明白自己一旦起义，四十军、三十军必然会面临被歼的厄运。大家都是老西北军出来的，他害怕因此背负骂名。

    早在一九四〇年，高树勋曾诱杀同为西北军将领、以前还做过他上司的石友三，当时就被西北军老人骂为“不仁不义”。他推心置腹地对王定南说，如果这次再因为他的原因而导致四十军、三十军覆灭，“旧西北军同仁，会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专干不利于西北军的事情”。

    虽经王定南再三劝说，但高树勋仍犹豫不决，神思恍惚。刘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除帮其解决后顾之忧，将高树勋的家眷从徐州接至根据地外，还决定采取一个大胆行动：由参谋长李达亲自前去进行会晤。

    这是个政治仗，不能不下本钱，而且本钱还不能小。邓小平认为只有派李达亲自前去，才能显示出己方最大的诚意。刘伯承也表示赞同：“对，非常之时，这样作用更大呀。”他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李达带给高树勋。  <h2>生死攸关</h2>

    身负重要使命的李达当即动身出发。他脱下军装，换上了一身长大褂——即便是平时相熟的干部，若不仔细辨认，也看不出他就是自己的参谋长。

    看到众人都显得有些惊异，李达一边用两只长袖把身上掸了掸，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笑着说：“哈，多年不穿这玩意儿了！今天要过河去走‘亲戚’，不得不穿上应酬一下。”

    李达只带了两名同样乔装改扮的警卫员，便秘密越过前沿阵地，然后在王定南等人的接应下进入了新八军军营。一到那里，他们就发现所有的汽车、马车都头朝南面，显然高树勋同时还在做撤退准备。

    见李达这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能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危险，亲自前来会晤，高树勋大为感动。另一方面，李达的经历也很特殊，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是孙连仲部队的一个旅部副官，后来经过宁都起义，才随董振堂等人参加了红军。这使得高树勋更觉亲切，两人相谈融洽，第二天高树勋即正式宣布起义。

    对高树勋的争取一直在秘密进行中，国民党阵营始终被蒙在鼓里。当孙连仲在北平听到消息时，只剩下了懊恼和沮丧的份儿，“前边有个董振堂，今天又出了个高树勋，真是该我倒霉”。

    在率部起义之后，高树勋也给马法五等人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并要求他们脱离国民党并进行起义。接到电话，马法五等人如同听到一声晴天霹雳，顿时方寸大乱。

    马法五个头很高，人很瘦，留着小胡子，缺乏一般军人那样威风凛凛的气势和仪表，如果让他换了便衣，就跟个老书生差不多。不过你可不能因此就小瞧了他。老西北军的将领本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孙连仲、高树勋这样的大块头，一看就是赳赳武夫；另一种是庞炳勋、马法五的类别，貌不惊人，但为人处世和行军打仗都分外机敏。

    马法五原来就是庞炳勋的部下，多少年下来，早已练就了一身夹缝里求生存的技能。眼见无法突破崔曲一线的防御，高树勋又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他当晚就决定用逐村掩护的办法向南突围。

    刘伯承实施包围战，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四面都围死了，而是会特意网开一面，留出一个缺口给对方撤退，其用意就是要避开阵地消耗战，在运动中达到歼敌的目的。

    敌军一脱离阵地，各纵队便立即绕道其侧翼实施平行追击。10月31日下午，当敌军退至漳河北岸的旗杆漳（现名章里集）、西玉曹时，就再也无法南行了，因为这时的漳河已提前被解放军所控制。

    自古擒贼先擒王，刘伯承的说法是“五个手指不能同时按五个跳蚤”。考虑到旗杆漳乃马法五的指挥部所在地，刘伯承集中了一纵、二纵，以求重点攻克旗杆漳。

    旗杆漳由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防守。这座村子比崔曲还大，有一千多户人家，与崔曲不同的是，村庄内的街道比较宽，更利于守军发挥其火力优势。

    负责前线指挥的杨得志从下半夜开始下令发起攻击。战斗最初还比较顺利，但当一纵、二纵进入村庄边缘时，就遭到了对方的猛烈抵抗。马法五深知这一仗生死攸关，所以竭尽全力，而他的四十军在丧失一〇六师这一主力的情况下，也依然表现出很强的作战意志，双方逐渐形成对峙局面。

    杨得志站在离旗杆漳较近的一座砖窑上进行观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能听到密集的枪炮声，甚至还能看到远处的火光，但就是得不到关于部队进展的任何消息。

    杨得志让人给进攻部队带去话，要求一定要抓住夜战的有利时机拓展战果：“夜间占领一座房子，等于白天占领一条街道。”

    一纵以三旅为主攻，该旅的十六团终于一马当先地攻入了村庄。他们打得很苦，在逐街逐屋的争夺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然而就是这样，也没能达到杨得志战前的预想目标——天将拂晓，三旅也只控制了整座村庄的三分之一左右。

    天一亮，四十军发起反击。原来攻入村内的解放军多被挤出已占领地段，只有十六团等少数部队仍在村内坚持，但他们与指挥所的电话联系也完全中断了。

    马法五下令对村内的十六团进行重点围攻，同时集中炮火朝村外四周进行射击，以切断村外解放军支援部队的前进道路。

    村内的枪声从刚刚天亮一直响到下午三点，之后便慢慢地稀落下来。在支援部队仍无法进入村内的情况下，这对解放军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杨得志一面调部队准备天黑后继续发动攻击，一面向村内派出通信员，试图沟通与十六团的联系，然而派出去的几批通信员都牺牲在了半路上。

    枪声越来越稀落。几个小时过去了，杨得志还是得不到一点信息，他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直到黄昏时分，十六团派两名战士出村送信，杨得志才知道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原来下午三点以后枪声之所以稀落，并不是十六团被敌人消灭掉了，而是敌军已停止猛攻，同时十六团自身也伤亡惨重，2300多人的一个团，能够继续作战的只剩下1100多人，三个营长有两个都负了伤，因此之故他们也没有马上组织反击。

    十六团仍能在村内坚持，就说明敌军的劲头已经不行了。杨得志信心大增，他随即便调兵发动第二轮总攻，到天亮时，四十军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大部被歼，马法五亦遭俘虏。  <h2>政治靶</h2>

    在旗杆漳攻坚战打响的同时，三纵也正在向西玉曹发动进攻。西玉曹的守敌为三十军主力，官兵训练有素，他们在退入西玉曹后，将村内民房全部挖通，房顶筑起掩体，连墙上也凿出多达三层的射孔，在全村构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力网。

    三十军虽然未能将火炮等重武器带来前线，但该军有两个团均为半美械装备，近战时杀伤力同样不小。三纵八旅第二十二团在山炮支援下率先冲入村内，激战中，共有两名营长负伤，一名副营长阵亡，九连连换三次连长，七、九两个连的排干部全部牺牲。足见战斗之残酷激烈，之前刘邓力主争取高树勋起义，认为“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其必要性也正在这里。

    直至11月2日晨，八旅仍未能结束战斗，非但如此，由于遭到敌军反击，部队还被迫从村内撤了出来。此时，一、二纵基本全歼四十军并俘虏马法五的消息传来，三纵受到鼓舞，遂打破常规，于中午再次发起总攻。

    这次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效仿他的老首长，也来了个“围三阙一”，把东南面虚留出来。同时在正面进攻时加强了步炮协同，规定进攻时必须响三声号：一声号响，山炮发射；二声号响，机枪开火；三声号响，才是步兵冲锋。

    敌军果然中计，见正面枪炮凶猛，遂从东南面蜂拥而出，结果正好被预伏部队所围歼。

    平汉战役至此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继上党战役后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并且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其中包括美制反坦克炮、火箭筒、冲锋枪，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战争中缴获到美械装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分别致电刘邓，称此次战役为“血战十日”的“伟大胜利”。

    平汉战役对孙连仲而言，犹如一场噩梦。从此之后，他不仅不再提及在台儿庄战役中将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的事，而且每当谈到他的部队跟刘伯承作战的经历时，也总是噤若寒蝉。私下里，他更对人慨叹：“败军之将，岂可言勇！”

    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是在国共谈判期间进行的战役，它们的连续取胜令中共在谈判中进一步占据了主动地位。不但蒋介石为之吃惊，连在谈判中担任调停角色的美国人也不满意，他们责问蒋介石：“（你们）兵力还没有调齐，怎么能打？”

    蒋介石、阎锡山本来要把足球往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但两役下来，刘邓把球门守住了。蒋、阎就此停止了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刘伯承后来追述说，如果没有那两仗，就不会出现这一局面。

    1946年1月13日午夜，国共达成的停战协定正式生效。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连接起来，以扩大后方，便于部队活动。与此同时，为适应运动战的需要，刘邓又进一步整编部队，在原有四个纵队的基础上增加了六纵、七纵。

    停战期间，战争的阴云并没有散去。5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练兵指示，刘伯承立即部署晋冀鲁豫解放区展开整军练兵活动。

    6月1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练兵会议，会前刘伯承特地指示要组织与会的旅以上干部进行打靶，还表示自己也要亲自参加。

    当天上午8点，在李达等人的陪同下，刘伯承准时来到位于邯郸市东南郊的靶场。这座靶场原为侵华日军所修建，占地数十亩，因为解放军接管后尚未来得及整修，所以显得有些荒芜，杂草丛生。

    刘伯承没有按照惯例先给干部们讲话，而是向负责管理枪弹的警卫战士要了一支步枪，然后回头对众人说：“我跟你们比武，我先打三枪，我一只眼，可能打不好，你们都要打好。”

    说着话，刘伯承给步枪装上子弹，向前跨两步，伏下身子，用卧姿进行射击，连发三枪。他打完之后，李达等人也打了三发子弹，其他人则按列队顺序依次进行。

    刘伯承很认真地观察着每一个干部的射击动作。全部都打完了，他让训练处长把射击成绩记录拿过来看。

    因为身有残疾，刘伯承年轻时留学苏联，实弹射击就只能及格，更不用说现在已过天命之年，成绩不佳是可以预料的，记录上显示的成绩也确实不理想。不过刘伯承之所以不怕“丢丑”，一定要与干部们一起打靶比武，是因为他今天要打的不仅是“技术靶”，更是“政治靶”。

    刘伯承要干部们随便围拢到他周围，然后拿着刚刚用过的步枪对大家说：“有的旅长和纵队参谋长，同我打得差不多，三发不过十环，不如战士，但成绩不小。三发子弹把和平麻痹、斗志松懈、居功自傲这三个思想敌人打掉了，打中了要害！”

    在当场对几名打靶成绩过差的干部进行告诫后，刘伯承又对一位打靶成绩优异的旅参谋长提出了表扬：“我们练射击技术，就要练得像用筷子吃饭一样‘百发百中’，要吃哪一块就能夹到哪一块，做到熟能生巧。”

    会议最后，刘伯承还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一位没有按命令到场参加打靶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不是一件小事，从这里窥见了令人担忧的苗头！”

    刘伯承很少对部下发火，这一场面给全场人员极大的震动。  <h2>猛虎掏心</h2>

    刘伯承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只有技术基础扎实，才能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战术。

    在他发出“和平，麻痹，松懈，刀枪入库，枪栓拉不开，这很危险”的警醒后，晋冀鲁豫的整军练兵活动进入高潮。各部队从高级干部做起，除着重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和土木作业四大技术的训练外，还组织了村落战、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集中28个正规旅，连同地方部队共达30万人，向中原军区的李先念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李先念部被迫分路组织突围，同一时间，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也遭到敌军围攻。当时的情况是，中原、山东两方面都很吃紧。为了迫使追击李先念部的敌军回援，也为了缓和山东局势，刘邓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兵冀鲁豫，准备发起陇海战役。

    陇海战役的目标是奇袭陇海线。在铁路的北面，也就是野战军袭击的正面，自兰考县考城镇而东，直达虞城县以北，敌军设置了一条封锁线。这条封锁线纵深达六七十公里，到处是据点和封锁沟墙，而且守备也很严密。

    刘伯承在指挥一二九师时，交通战就是家常便饭。打交通战，一般要先逐个攻击敌人的据点，摧毁其封锁线，这样才能对铁路展开破袭，不然的话，就有侧背遭敌袭扰之忧。百团大战采取的就是这种打法。

    不过打百团大战时，为的主要是破袭铁路，陇海战役则不同，它为的是转移敌军在其他方面的视线，没有那么多时间用于先期准备，也无足够力量一一拔除据点，而一旦打草惊蛇，又必然会失去袭击的突然性。

    经过慎重研究，刘伯承决定采取大胆行动，弃侧背威胁于不顾。他说：“如果我们顾虑残留我侧背之敌，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要想进到陇海路。”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来心细如发，但有时候形势又要求他必须胆大包天。从8月5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先以小部队佯攻考城，再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敌军的某些重要据点，对其他多数据点则置之不理。

    在此期间，主力分成左右两路向攻击地域开进。他们晓行夜宿，避开公路、村落，在撇开封锁线之后，悄然到达了攻击出发地。

    8月10日夜，刘伯承正式发起陇海战役，左右两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对铁路实施了“猛虎掏心”。经过两天战斗，一下子就破袭了从开封到徐州长约三百里的铁路线。

    刘邓在陇海的出击行动，使蒋介石大受震动，他被迫从围追中原军区部队的兵力中抽调出三个整编师，令其向开封急进。发现围魏救赵之计已初步产生效果，中央指示刘邓迅速占领豫东诸城，以迫使这三个师在新黄河驻防。

    8月14日，刘伯承下达陇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各纵队开始南下夺取县城。这时他们的进攻已失去突然性，而长途行军的弱点却逐渐暴露出来。

    从根据地到达陇海线，晋冀鲁豫野战军足足走了半个月。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许多道路被淹没，桥梁被冲毁，部队只能顶着酷暑和暴雨在泥水中艰难行进。之后又实施铁路破袭，各纵队均已相当疲惫。相比之下，驻守各县城的敌军则是以逸待劳。

    在临场指挥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先前上党、邯郸的连续取胜，使一些指挥员不免骄傲轻敌，同时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停战期，另一些指挥员又对随即到来的激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表现在实战过程中，就是求胜心过切，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下肚去，可是由于对敌情地形缺乏深入的侦察研究，反而难以达到目的。

    一纵九旅打民权县城。民权守敌总共才一个营，加上地方武装，也不过千余人。结果九旅数次攻城都未成功。

    接着敌军由商丘向民权驰援，纵队集中主力打援。一攻城，一打援，一纵损失很大，其中九旅政委负伤，团营以上干部牺牲5人。一场战斗伤亡这么多干部，是纵队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连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都觉得这一仗很不合算。

    “谱不可以尽弈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不管战前怎样千算万算，总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迅速收手。8月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撤出陇海线，移兵鲁西南进行休整。

    鲁西南在蒋介石的战略方案中属于势所必争的军事要地，一旦该地域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完全控制，就等于在他的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插上了一把刀子。乘晋冀鲁豫野战军未及休整之机，蒋介石从中原、华东分别抽调集结了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兵分两路，朝鲁西南夹击过来。

    中原、华东的包袱轻了，刘邓的包袱却重了。  <h2>避强击弱，弱中选强</h2>

    1946年9月5日傍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前指传来消息：“刘师长来了！”

    虽然刘伯承早已是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司令，但干部战士还是喜欢按照抗战时的习惯，称其为“刘师长”。在之前由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会议上，刘伯承已经明确，必须要跟来敌打上一仗。

    打完陇海战役后，部队非常疲劳，兵员弹药也未及补充，与敌军相比，无论兵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均处于劣势。可为什么还要打呢？一句话，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打的话，野战军就要退到老黄河以北去了，今后作战将更为困难。

    关键是怎么打。从敌情上看，这次由华东即徐州西进的敌军较强，相对弱一些的，是由中原即郑州东进之敌，这一路部队中，只有整编第三师（整三师）是唯一的中央军嫡系部队。

    整三师原在豫陕鄂，用于围攻中原突围的李先念部队，由于爆发了陇海战役，才与其他两个整编师一道被抽调了过来。该师是嫡系不假，不过在与李先念部的作战中损耗不小，且部队疲惫不堪，状况并不好。

    刘伯承作战很注意研究敌将。整三师等三个整编师虽在名义上属孙震指挥，但孙震系川将出身，不是树大根深的中央军将领，对非基干部队统辖力有限。整三师师长赵锡田则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他在抗战中既打过日本人，也打过新四军——皖南事变中曾参与围攻新四军总部，造成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因为既有背景，又有战绩，所以赵锡田平时颇为狂妄自大，不大听孙震的指挥。

    在刘伯承的作战原则中，敌人即便没有弱点，也要把他的弱点给创造出来，何况赵锡田有这样的弱点。他据此推断，只要用诱敌深入的战法，一定可以歼灭整三师，而只要打掉了整三师，就可以有效地震慑其他各路敌军。

    避强击弱，弱中选强，刘邓定下决心：先打整三师！

    由于战场被预设在定陶以西、菏泽以南的地区，因此这一战役被称为定陶战役。在兵力布势上，三纵、七纵为南集团，二纵、六纵为北集团，负责对整三师实施南北钳击，其余部队分头阻击或监视其他各路的敌军，防止他们与整三师靠拢。

    国民党军的此次进攻由郑州绥靖公署（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亲自督战。在原计划中，整三师与整四十七师齐头并进，会攻定陶，但刘伯承根据情报得知，刘峙临时对计划做了修改，改为整三师单独攻菏泽。这样两师的间隔扩大，而且越往西间隔越大。

    根据这一战场变化，刘伯承也随之将预设战场西移至大小杨湖地区。9月3日晨，他下令放手引诱整三师冒进，争取使它能够在当天晚上到达大小杨湖。整三师果然没有防备，在六纵一部的引诱下，像一条嗅到香饵的鱼，摇头摆尾地“游”进了大小杨湖。

    当晚11点半，刘伯承下令对整三师发起全线攻击。此时南北集团的主力已待机休整了五天，而整三师却被阻击消耗了五天，兵力上南北集团也四倍于敌。

    优势占尽，但直到天亮，南北集团都无法将整三师予以歼灭，只能暂时予以围困。9月4日晚，又继续发起攻击，结果仍无法尽取全功。敌我几成胶着、对峙状态。

    整三师确实表现出了嫡系中央军所具备的战斗力。经过两天激战，参战的四个纵队虽歼其三个营，但自身也伤亡不小，而且官兵都非常疲劳。

    整三师师长赵锡田至此已明白本师陷入绝境，遂拼命向郑州呼救。刘峙闻报，急忙下令各部进行增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伯承除严令各路阻援部队不得退却外，决定亲自到六纵进行指挥和督战。

    出现在六纵前指的刘伯承身着浅灰色粗布军装，戴一副茶色的护目眼镜，尽管头发已经斑白，然而精神焕发。随其一道前来的还有参谋长李达。

    六纵前指的作战室是借用老百姓的两间草房。墙上挂着作战地图，上边密密麻麻地插着红蓝两色的三角小纸旗，标着敌我双方的所在位置。各纵队指挥员坐在草房子里，刘伯承一边指点着地图，一边给他们讲解新的战术部署。

    刘伯承非常讲究军事用语。他把战役范围的兵力区分，称作“兵力布势”，把战术范围的兵力区分，称作“兵力部署”。新的部署再次强调集中兵力和火力的问题，六纵由此担任了主攻任务，其目标是歼灭整三师主力五十九团。

    部署完毕，各纵队指挥员返回自己的指挥岗位，只有六纵政委杜义德和几名参谋人员留在刘伯承身边。  <h2>我们要更顽强</h2>

    夜幕降临，作战室里除了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刘伯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墙上的地图，一位参谋手里拿着一盏棉油灯，在旁边替他照明。

    这时电话“丁零零”又响了。作战参谋立刻拿起话筒，然后递给刘伯承，告诉他是身居前线的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请他讲话。

    六纵的组建时间不长，整个纵队除四十六团是红军老部队外，其余多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太行山上的军分区部队，也就是地方武装。虽然是新部队，但司令员王近山带兵经验丰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六纵有了劲旅模样，并在陇海战役中有上佳表现。加之王近山积极请战，这才促使刘伯承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了六纵。

    问过六纵的准备情况后，刘伯承对王近山说：“这一仗如果我们打不好，冀鲁豫平原我们就站不住，你们还得背着小包袱上太行山哪！”

    王近山很有决心：“六纵队即使打得只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也决不放弃战斗！”

    之后，刘伯承又分别与七纵、三纵、二纵的司令员通话，一一进行嘱咐。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总攻时间到来。刘伯承坐在木凳上，时而望望墙上的军用地图，时而抬起左手，看一看手表上的指针。

    时间突然变得特别漫长，指针一秒一秒地在往前转动——嗒，12点30分，全线开始总攻击。

    炮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机枪声、手榴弹声此起彼伏。各纵队中，以六纵打得最为残酷艰苦。五十九团的抵抗十分顽强，各种武器射出的子弹形成了一道道严密火网，阻挡着攻击部队进入大杨湖这座仅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六纵抱着决不再“背着小包袱上太行山”的决心，连续向村内发起攻击，失利一次，再攻一次。

    反复攻了几次后，李达给作战室的众人带来好消息：“我们已经攻上去了！”

    六纵有四个营突入了大杨湖，接着其他纵队也相继传来捷报。

    天色微明，六纵已有六个团攻入大杨湖，五十九团被压缩到村内的一个角落里。五十九团代团长吴耀东被迫用明语向上级呼叫救命，说：“我们顶不住了！最多只能坚持十五分钟！再不来援兵，我就自杀啦！”

    赵锡田那边也没有多余的力量，他回答说他只能从师部派两个步兵连、三辆坦克增援大杨湖。

    这些对话都被六纵指挥所电台监听到了，它说明五十九团乃至于整三师已接近崩溃的边缘，指挥官已经失去坚守的信心。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六纵也同样快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不但子弹、手榴弹即将耗尽，连预备队都用光了。

    天一亮，进攻会更困难，而且援兵也可能赶到。天空阴沉沉的，灰白色的晨雾笼罩着大地，没有一丝儿风。作战室内人们的心情也跟外面的天气一样，有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刘伯承拿起电话，把自己了解到的敌情告诉王近山，并且对他说：“敌人的伤亡也很大，子弹也要打光了。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敌人顽强，我们要更顽强！”

    王近山放下电话，把旅团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炊事员、饲养员全都组织起来，实施了最后一次攻击。

    上午8点，六纵摧垮了五十九团的防线，全歼守敌，吴耀东被俘。

    半个小时后，太阳驱散了大雾，四架轰炸机飞来，在六纵前指的上空进行盘旋侦察。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六纵事先在作战室前面的墙根底下挖了一个防空洞，同时把电话机迁移到里边，作为临时指挥所。

    这个临时指挥所仅能容纳一人，也就是刘伯承一个人。刘伯承个子很高，站在里边直不起腰来，可又不能坐下，只能蹲着接听电话，以了解外面战况的变化。由于劳累和天气炎热，汗珠一滴滴地从他脸上淌下来。

    至10点，赵锡田开始率师部及其残余部队突围南逃。听到敌军已脱离工事，刘伯承赶紧发出追击令，攻击部队奉命全线出击，将整三师完全歼灭。

    战斗结束时，敌机又飞到战场上空。六纵和抓获的俘虏都赶紧隐蔽起来，一名俘虏在隐蔽场所问身边的解放军干部：“贵军是哪部分？”

    “刘伯承的，听说过吗？”

    俘虏点点头：“败在他名下，我没说的。”另一名俘虏说：“我们部队就算顽强了，哪知你们比我们更顽强。”

    刘伯承曾经告诉王近山：“只要消灭大杨湖的敌人，战役将有很大的变化。”大杨湖歼灭了五十九团，导致整三师师部直接暴露在各纵队的火力攻击之下，否则赵锡田也不至于弃工事而逃。

    因为整三师被歼，整四十七师、整四十一师等部也因惊慌失措而向后撤退，最后被刘伯承“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各消灭了一个旅。

    至9月8日，定陶战役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开全歼国民党军整编师的纪录，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其中仅二纵就缴获了五辆坦克、十二辆汽车。

    战役刚结束，刘邓即召集各纵队负责人开会。一进门，刘邓便像往常一样迎上前来和众人握手，不同的是，这次两人都特别高兴，一边握手一边说打得好。  <h2>主要是摸摸老虎屁股</h2>

    刘邓开会，主要就是进行总结，哪些打得好，哪些打得不好。虽然定陶战役是个胜仗，但刘伯承仍指出了此战在战术上存在的一些缺点，比如各部队的协同动作搞得不好，集中兵力攻敌一点也运用得不够成熟。他特别强调，后者在运动战中最易收效，需要切实加以掌握。

    国民党阵营不是总结战术得失，是勒令下课。蒋介石懊丧之余，将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参谋长赵子立全部予以撤职。

    其实世上本无常胜将军。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的刘伯承、华东的粟裕、东北的林彪，尽管都以谋算见长，但他们在指挥作战时也并不是全无失招，有的还打过败仗。毛泽东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不是简单地针对败仗给以处分，而是要求部下们进行总结，以利提高，同时继续给以信任和鼓励。

    蒋介石不是说不懂军事，可他真的是不会用人。刘峙早在民国时就以能战著称，结果就因抗战开始时打了一次败仗，一直到抗战快结束时才得起用，其后又反反复复，打不好撤下，想起来再用。赵子立亦是一员非常能干的幕僚，他曾是薛岳的参谋长，抗战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即出于其手笔。

    如果让这些人继续留在位置上，他们起码还能从失败中得到教训，而战争中所得到的教训，则是一切军校课堂都无法给予的。像这样一打败仗或一遇挫折，就对主将幕僚进行搁置或处分，实际上也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国民党阵营本来战将如云，但到解放战争后期，居然已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不能不说与蒋介石错误的用人方略有关。

    接替刘峙的是顾祝同，顾祝同并不见得比刘峙更能干，只不过是拿来换换手气而已。不过鉴于前任的倒霉经历，他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都不得不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重视，进攻部署也调整为：以徐州绥署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整十一师）打头阵，向定陶、菏泽进攻，其余部队与郑州绥署部队一道在后面跟上。

    在两路敌军中，以第五军、整十一师为最强。它们都属于国民党“五大主力”，不但拥有较为辉煌的战史，而且现有装备为全美械，火力强劲。按照原计划，这两支王牌军本来要投入山东战场，用于对付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因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定陶连打两仗，才被牵了过来。

    9月中旬，第五军、整十一师连陷定陶、菏泽、东明等城，接着又沿菏济公路（菏泽至济宁）及洙水河南岸向巨鹿进犯，意图占据济宁。在冀鲁豫解放区内，两部几乎是横冲直撞，颇有挡我者死，逆我者亡的气势。

    为避敌锋芒，刘邓一直在率部往东撤退，但老是撤也不是办法。当第五军、整十一师成分进态势，其他敌军又距两部甚远时，他们决定在巨鹿西南地区歼敌一部，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也使之不敢再大步推进。

    刘伯承的具体部署，是以二纵在龙固集一线阻击第五军，集中三纵、六纵、七纵围歼进入张凤集的整十一师。这就是巨鹿战役，因为整个战役分成了龙固集和张凤集两个战场，后来人们也形象地称为“龙”“凤”之战。

    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已补充了1万余名兵员，其中翻身农民7000余，解放战士4000余——解放战士即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般都是将俘虏兵予以释放。抗战期间通过对各种绿林和杂牌武装的收编，中共积累了大量“改造”的经验，到解放战争时期，就不是简单的释放，而是予以积极“改造”，将其化为自身的一个主要兵源。自此，解放战士便成为除缴获武器外，各解放区和野战军“以战养战”的另一重要途径。

    不过这些新兵都还未来得及进行充分训练，其战斗力尚有待提高，对于各部队而言，真正有利之处是因定陶战役取胜而得到了休整，士气也较为旺盛。

    就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实力而言，要集中兵力消灭一个整编师尤其是非嫡系的整编师，是可以做到的，但要消灭一支王牌军就比较难了，何况还是和两支王牌军同时交手。从实际出发，刘邓的目标也不再能够像定陶战役那样，一仗就歼敌一万余，而只能是歼其一部，用刘伯承的话来说，“主要是摸摸老虎屁股”，弄清对方的底细。

    即便这样，仗也不好打。“龙”“凤”之战，刘伯承更关心的是“龙战”。因为这是标准的阵地防御战，二纵打惯了游击战、运动战，但对这种正规战还比较生疏，同时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并不是很适合于防地防御。

    9月27日，二纵五旅首先进抵龙固集布防。第二天，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将五旅的部署情况向刘伯承进行报告，刘伯承听后说，晚上10点他要到五旅召开干部会，做进一步动员和部署。  <h2>教师爷打架，先让后打</h2>

    晚上9点，五旅营以上干部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旅部作战科。

    从9点到10点，还有一个小时。军事干部们大多是急性子，一些人不时看着手表，就觉得指针走得太慢。有人断言刘伯承不会正好是10点到，因为野司离龙固集有几十里地，天又黑，“刘司令那么大年纪，骑马也跑不了那么快。”还有人说，也许是接电话的人听错了，“会不会把深夜4点听成是晚上10点了？”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喊：“刘司令来啦！”众人一看手表，不快不慢，正好是10点！

    因为晚上天黑路又不平，骑马不能跑，所以刘伯承是乘坐一辆胶皮轱辘大车来的。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强，坐在大车里被颠簸得左摇右晃，还嫌车跑得慢，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再这么慢慢腾腾，还是下车骑马好了。参谋们急忙劝他：“天这么黑，就是骑马也不能跑，还是坐车快。”

    到了目的地，这些参谋忍不住向五旅的人“叫苦”：“刘司令路上老让我们快，快，快！”

    刘伯承说：“叫你们快，快，是我觉得并不快，有点像老牛拉破车。”

    他问来开会的人都到齐没有，回答说早到了。五旅副旅长牟海秀补充道：“刚才同志们在议论，说我们接电话时是不是把深夜4点听成是晚上10点了。”

    刘伯承听了马上说：“10点，4点，相差太远。在战场上你们要是这样误解时间，该多危险哪！”

    干部们在一座农家大院席地而坐，刘伯承坐在中间的一张长板凳上，给大家讲述战役意义和战术要领。

    他先从第五军的历史讲起。第五军成立于抗战时期，系国内组建最早的一支装甲部队，最辉煌的战绩是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日军第五师团。此后它作为远征军的主力入缅作战，但几近覆灭，撤回国内的不足两万人，刘伯承因此评论这次远征打得“不怎么样”。

    现在重新编组后的第五军继承了它早期的战术特点，即火力很强，编成内有榴弹炮、山炮等多种火炮，且步炮协同。二纵尤其是五旅要阻击这样的强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五旅过去以打攻坚战见长，有一个团在上党战役中冒着敌人的炮火，架着梯子攻潞城，一共只用了十分钟。现在换成了打阻击，就有人认为不过瘾，是在啃骨头。刘伯承说，啃骨头有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把这根骨头啃掉，蒋介石的肉就无从长起了”。

    虽然是“啃骨头”，但刘伯承担心就担心五旅把打攻坚战的办法全盘搬到阻击战上来，从而一味死守，形成消极防御。

    抗战时期，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有一个三十二团打阵地防御战没打好，他就批评该团指挥员：你们那个是消极防御，不是积极防御。

    按照刘伯承的观点，积极防御的战法有两种，一为“迂回法”，一为“层层抗击法”。他要求二纵包括五旅采用的战法是“层层抗击法”，或者叫运动防御、移动防御。

    这种战法把战场视为移动的立体，主张实施多层次、大纵深防御。刘伯承强调，第五军火力强，所以每一层防御工事都要筑牢加固，以减少部队伤亡，但又绝不能死守，而是要“教师爷打架，先让后打”。

    当然“先让”不是说阵地能轻易放弃，事实上，每一层工事都要负起阻击、消耗、钳制的责任，才能达到积极防御的总体效果。刘伯承计算了一下，要确保三、六、七纵在“凤战”中的歼敌时间，二纵在龙固集最晚要守到10月3日，在此期间，“每天只让它（即第五军）进二三里，三天只进八九里，这样就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散会时已是深夜12点，刘伯承又钻进那辆马车，身披棉被，前往战场的最前沿——十四团阵地。他视察了十四团的防御阵地，并亲自对该团的作战队形进行了指导。

    他告诉十四团指挥员，防御时最好采用三角队形，三角的最后面可以多设上几道防线，多放一些部队。这样就可以软顶硬打，起到先把敌人盘软，然后再打的作用。

    刘伯承离开十四团时，天已经亮了。马车刚刚出村，第五军进攻的炮弹就在村西爆炸了。  <h2>牛抵角</h2>

    自9月29日上午开始，“龙战”打响。刘伯承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二纵把他的战术要点都给用上了，他们以龙固集为中心的运动防御实施得非常成功有效。

    第五军的火力是强，但在战术打法上，它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即过分依赖于火力的发挥，而且打仗比较程式化，总是先来一套飞机大炮坦克的立体攻击，然后再出动步兵进行冲锋。

    二纵很快就掌握了对方的这一套路。他们以三分之二兵力分布于前沿，三分之一位于纵深准备反突击。前沿部队在敌军实施轰炸时，就躲进工事，一俟轰炸结束，敌军步兵接近，马上从工事里钻出来，以突发短促火力予以杀伤，同时抓住时机实施反突击。

    刘伯承原来估计“龙战”最多只能守到10月3日，没有想到二纵居然守到了10月7日，而且龙固集始终没有丢失。在这9天里，第五军前进不到10里，伤亡近2000，而二纵的伤亡数却只有数百。刘伯承战后特颁嘉奖令，称赞“龙战”是“本次作战的模范防御战例”。

    由于“龙战”出人意料地顺利，刘邓开始专注于围歼整十一师的“凤战”。

    整十一师就是那个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经败于中央红军之手，后来又迫使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的老十一师。这支陈诚的基干部队历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尤其是他们曾在中央红军手中尝到过厉害，也相应总结和积累了一些反游击战、运动战的办法。

    打运动战就是要让对手露出破绽，但这次因为晋冀鲁豫野战军未能大踏步机动，双方主力距离较近，使得整十一师事先有了警觉。就像当初进入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一样，他们在行动时变得非常狡猾：昼间前进，各部会密切协同，而且一定先派大量便衣在周围进行搜索、警戒，不做好必要的反袭击措施，决不轻易冒进；晚上宿营，不仅全都紧靠主力退缩集结，而且外围村落还驻扎着警戒部队。

    敌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如一块钢板一样，围攻部队就不太容易对其进行分割包围。10月1日，又突然下起大雨，“凤战”的预设战场张凤集变成了一片水网地带，这也给参战部队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对步兵的机动极其不利。

    一直到10月3日，“龙战”已进行了五天五夜，整十一师第十一旅的位置前突，刘邓才抓住机会，下令各纵队于当夜向其发起攻击。

    可是这次攻击实际上还是启动早了。整十一师并没有充分展开，战斗单位全都集结在一起，很难单独围歼其一路或一点，而且各纵队在进攻时又机械套用了定陶战役中的攻坚打法，以火力对火力，但最后发现要比火力，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整十一师既能像老西北军那样打野战和近战，同时又兼具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优势，战场上其密集的炮火有如飞蝗一般。尤其让进攻部队印象深刻的是，整十一师的炮兵水平很高，善于组织步炮协同。三纵二十五团本已占领了西北外围的李胡同村，敌军集中20余门火炮进行猛轰，结果该团的防御工事悉数被毁，村内民房仅剩下残垣断壁。

    相比之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火力较弱，不仅弹药少，而且所使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有好些是不能爆炸的“臭弹”。步兵在发动冲锋时，又往往陷于大雨形成的积水泥泞中，更使冲锋的效果大打折扣。

    整十一师称得上能攻善守，它在防御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即通常以一个加强连在村外实施移动警戒，这样既易使进攻部队扑空，又能保障基本阵地。

    二十五团对敌人的这一打法不熟悉，他们在向李胡同攻击时，防守李胡同的一个骑兵连不战而逃，但实际对其基本阵地起到了报警作用。敌主力由此发动反击，对进入村庄的二十五团实施了集中轰击，从而使二十五团蒙受了较大损失。战斗中，该团四连数次进行编组，最后只编了两个班。

    经过3日、4日两晚的激战，进攻部队在各个攻击方向上都未能获得重大战果，仅仅消灭了外围曹家垓的一部守敌。这是运动战实施中非常忌讳的一种状态，叫作“牛抵角”。

    刘伯承指挥作战，最怕的也就是部队陷入“牛抵角”。因为“牛抵角抵了半天，消灭不了敌人，最多也不过是把敌人打退而已”。

    后来刘伯承在“复盘”时说，如果当时能够把主力拉远一些，只以小部队接敌侦察，诱使敌军大胆前进，然后再出其不意打它的薄弱部分，收获就可能不一样了。

    好在两番较量之后，野司也已经摸清了整十一师的防御位置及其部署特点。10月5日，刘伯承调整部署，将歼灭目标由一个旅缩小至一个团。他下令六纵从敌背后进行截击，七纵在三纵的配合下围歼第十一旅三十二团。

    当晚，七纵先是攻占了张凤集西北角的小围子，接着又于拂晓前攻入张凤集。

    过去，一般攻入了敌军占领的村内，即胜券在握，比如定陶战役中打整三师就是这样。可是这次不同，攻入村内竟然仅仅是战斗的开始！

 第九章 老将军来真勇将

    整十一师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该师师长胡琏打仗非常灵活机警，这在国民党将领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在设防时一样讲究纵深配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进攻前，整十一师不仅已经在村子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前沿工事和幅度较宽的副防御设施，而且还将村中心的庭院房屋构筑成核心工事。

    在村中心工事为核心，整十一师又沿街道房屋构筑了许多地堡。刘伯承后来将这些工事和地堡比喻成是“坚固的乌龟壳”。他指着“乌龟壳”，对前来参观的战地记者说：“我们固然不容易打进去，但是敌人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可以想象到那是多么结实！”

    当年在“围剿”中央苏区的时候，那个第十一师正是利用“乌龟壳”步步为营，达到了逐步压缩中央红军生存和活动空间的目的，刘伯承称这是蒋介石的“乌龟战术”。

    整十一师在每座“乌龟壳”地堡里只设置四五个人，一挺机枪，三至四支步枪，但已足够形成一组组互为依托、互为支援的火力支撑点。同时在工事和火力支撑点外，他们预先放置的鹿寨多达三四层，其作用不仅是对解放军的进攻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要诱使进攻部队进至鹿寨前沿，以便更好地进行火力杀伤。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都还不了解敌军的这些防御特点。七纵仍按照通常的战法往村落的纵深挺进，但被火力杀伤的战斗人员颇多，而且进度很慢，到天亮时也才占领了五座院落。

    天亮后，不是七纵歼灭了敌军三十二团，而是七纵的突击部队被对方紧紧包围在了村子里！  <h2>宁可暂时不要城池</h2>

    形势变得非常危急。所幸相比于以湖南兵为主的整三师，整十一师的步兵没有那么彪悍能战，在突击、包围方面也较整三师为弱。七纵顽强固守，一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一直坚持到了黄昏。

    10月6日晚，三纵替代七纵担任主攻。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派第七旅十九团向被围部队所在的村头实施冲击，他告诉十九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入村内，与被围部队会合。

    十九团炸开鹿寨，打开了进村的通道。敌军随即用密集火力进行反击，十九团八连连续投掷手榴弹一千余枚，才击退敌人的反击，为七纵解了围。

    继七旅之后，三纵的八旅、九旅也突入村内，与敌军展开逐院、逐屋的争夺。他们采取小兵群迂回包围战术，挖墙掏洞，一步步地对敌军进行压缩消灭。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前面的陇海、定陶两役，村内尸横遍地，仅一座小院子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

    整十一师在作战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当其一部遭到攻击时，其余部队不敢大胆予以增援。战至7日中午，被重重包围的敌三十二团已被包围压缩至村西南角一处家庙内。下午3点，该团残部才在援兵接应及飞机炮火的掩护下突出包围圈，此后又遭到三纵、七纵的截击和追歼，只有两百多人得以逃出。

    整十一师损失了一个主力团，师长胡琏对此十分火大。在战后的一次宴会上，他当面埋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救援不力，居然能被解放军堵那么多天。邱清泉是个一点就着的炮筒子，仗打得窝囊自己还憋了一肚子气，听到后立刻反唇相讥，说你打仗总要靠别人支援，也太没魄力了，不配当黄埔学生。一顿争吵之后，两人不欢而散。

    在巨鹿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对抗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并且打掉了整十一师一个主力团，这在全国各大解放区内还没有先例可循。此前五个月，林彪率部在东北与“五大主力”的另外两支主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作战，当时集中了五倍于敌的数量优势，尚未能全歼其一个团，而且自身伤亡还是敌军的三倍。相比之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斗力之强，确实可令国民党军的任何一支部队望而生畏。

    只是刘伯承自己并不认为巨鹿战役打得够好，主要原因还是野战军自身也伤亡了1200余人。各部在节节防御中，除“龙”战打得较顺利外，其余大多付出不小代价，总共伤亡了1500人左右。在刘伯承看来，这么大的兵员损失，既不合算，又影响部队士气。

    巨鹿战役后，敌军调整部署，由王敬久、孙震分别统领部队，继续向冀鲁豫地区发动进攻。10月中旬，两集团先后占领了巨野、嘉祥、郓城三地。

    城池重要，也不重要。刘伯承的认识是：“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从国内的兵员总量上看，这时的国民党军大大超过解放军，但双方的机动兵力却相差无几，可以说就是被守备给扯了后腿——整十一师、第五军出战之前，甚至连它们这样的全美械部队都要负守备之责，以刘伯承的战争经济学衡量，实在“太不合算”。

    抗战的时候，日本人也有很多城池要守，但日本人厉害就厉害在，他往往一排一班就能守很大一个地方，你还未必打得下来。国民党军在实力上要弱许多，以致造成的情况就是，一个营一个营地不打仗，守着城池干瞪眼。

    与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比，刘伯承宁可暂时不要城池。他说：“很简单的算法，比如他（指敌方）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

    在刘伯承看来，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而不是暂时拥有城池的多少。“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

    这次刘伯承要消灭的是王敬久的部队，如果能干掉对方三个旅，他情愿白送三座城池。

    王敬久集团包括了整十一师、第五军，且行动更加谨慎，各部前后靠拢，密集一团。吸取“牛抵角”的教训，刘伯承决定暂时避开这股强敌，不再与之正面交手。

    为了迷惑和钳制王敬久集团，使之不干扰自己真正的作战计划，刘伯承下令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假充主力，在郓城以南地区拆围墙、平水沟，喊打喊杀，做出要与整十一师、第五军决战的姿态。

    打强敌不合算，要说合算，还是应该先打弱敌——一旦歼灭了弱敌，强敌也会变弱，而要是一开始就打强的却又打不下来，那么弱敌也会变成强敌。

    孙震集团原来只有一个整三师是嫡系，整三师被打掉后，剩下的便全是杂牌了，自然是实至名归的弱敌。在撇开王敬久集团的同时，刘伯承决定亲率二、三、六纵秘密西进濮阳、滑县，待机歼灭孙震部队。  <h2>马的战术</h2>

    10月27日晚，各部由驻地出发，一夜便走到了鄄城。第二天早上，正忙着做饭，准备夜间再走，突然接到侦察报告，孙震集团所属的整六十八师一一九旅正由菏泽向鄄城冒进。

    刘伯承一直说，作战有三种战术，曰：牛抵角的战术、马的战术、狼的战术。牛抵角的战术当然是最糟糕和最不宜采用的，而后两种战术若运用得当，则可以在实战中收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所谓马的战术，就是“用后蹄踢”。发现一一九旅之后，刘伯承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战机，他决定顺手牵羊，杀他个回马枪。

    在他的命令下，二、三、六纵回师向南。为了纵敌深入，供给部门又将存放于鄄城的辎重向北转移，沿途还故意翻车撒米，以制造仓促撤退的假象。

    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果然中计。10月29日晚，当他率万余人马进至鄄城以南时，遭到二、三、六纵的团团包围和攻击。

    进攻战打了两个日夜，其间刘伯承用于钳制整十一师、第五军的只有一个七纵。

    从当年与北洋政府交战开始，蒋介石就吞并收编了许多杂牌，但他又缺乏足够的消化吸收能力，结果这些杂牌编制虽变，但大多与之同床异梦，且各怀猜忌之心。所谓的嫡系和杂牌之间，更常常是嫡系轻视杂牌，杂牌忌妒嫡系，使得互不相援俨然成了国民党军长期无法解决的痼疾。先前解放军打整十一师、第五军，其他杂牌部队就不援助它们，到一一九旅这样的杂牌“遭难”，整十一师、第五军同样不愿意倾力相救。

    当然，一一九旅本身也多有不济。与邯郸战役时第十一战区的那三个军一样，一一九旅出身于老西北军，但它在战斗力上要相差许多，不仅士气不高，而且还丢掉了老西北军训练有素，擅长近战夜战的优点。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国民党军除少数部队外，普遍有“三怕”，即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第五军这样依赖火力的美械部队是如此，一一九旅类的杂牌亦不例外。解放军针对敌人的弱点，在战斗中大量采用夜战、野战、白刃战，往往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

    一一九旅很快就被打得临近崩溃边缘。10月31日黄昏，二、三、六纵发起总攻，惊慌失措的一一九旅又再次上了“围三阙一”的当，选择向南突围。当突围敌军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往后狂奔时，立即遭到预设的二纵五旅的迎头截击，一个旅基本遭到全歼，刘广信被俘。

    现代战争中的伤亡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火力杀伤。相比于巨鹿战役，鄄城战役战果显著，但自身伤亡大的问题依然存在。据统计，敌我伤亡比为二比一，敌军被歼灭9000多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伤亡也达到了四五千人。这种持续的高伤亡率，应该说与敌军火力配置强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一一九旅虽是杂牌，却配属了南京国防部直属的两个炮兵营。

    突围时，这两个炮兵营的火炮由汽车牵引着拖走，结果汽车却陷到黄河故道里不能动弹了。战斗结束后，全部被解放军收入囊中。

    晋冀鲁豫野战军共缴获榴弹炮8门，山炮7门，其他仅二纵就缴获迫击炮、六〇炮100多门，大卡车和中小吉普车15辆，各种枪支2300余支。

    想当年在冀南平原抗战的时候，刘伯承发现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对解放军威胁很大，就想到要用炮来对付。开始冀南部队仅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只能拿来炸一炸敌人的步兵和简易工事，后来从日军手里缴获了九二步兵炮，这种炮性能较好，威力也足以打击坦克装甲车，可惜就是太少，不够用。

    太行山的军工专家们认为九二步兵炮的构造并不复杂，刘伯承就下令进行仿制。仿制算是成功的，前后一共造了三门炮，其材料全部来自于交通破袭战的成果——炮架和零件是铁轨的加工制品，炮筒则由火车头的车轴旋转而成。

    可是仿制到底是仿制，使用时出了事故，一门炮筒发生炸膛，当场炸死了两名解放军战士。事后查询事故原因，是因为车轴的钢不纯，但就那根车轴也是当时太行山能找到的最好钢材了。

    如今晋冀鲁豫野战军不仅缴到了这么多炮，而且还多为质量上乘的好炮，其中的8门均为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炮口大到能容纳一个小孩儿的脑袋，炮身沉重且又粗又长，用十轮卡车牵引才能移动。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当时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比如整十一师，其骨干火炮也就是8门美式105毫米榴弹炮。

    为了把陷在故道里的大炮、汽车拉出来，刘伯承使用了两个团的人力，整整干了一夜。拉的时候，有人生气地说：“真他妈的麻烦，老蒋送这样重的大炮来干啥，费这么大的劲，它动也不动。”

    “你别怕麻烦，伙计”，有人抢着跟他解释，“这比咱们自己造省了很多麻烦。你应该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才对！”

    看到还有被俘的炮兵技术人员，刘伯承更是分外高兴。国民党的炮兵水平高，这是几次战斗中亲见的。

    部下请示如何处置，刘伯承说：“人家把人才送上门来了，我们不知利用，岂不是愚蠢？只有装备，没有人才，就像叫花子捡了个金饭碗，没用场。”按照他的指示，这些被俘人员随即被作为技术骨干，编入了野战军的炮兵部队。

    战役结束后，各纵队即奉命北渡黄河，转移至濮县地区集结休整，对战损进行补充。补充进来的新兵多为翻身农民，也有不少解放战士。通过训练加“改造”的方式，因战而缺损的部队很快就陆续得以复原。  <h2>猛虎掏心</h2>

    晋冀鲁豫野战军休整期间，国民党军又做出新的部署，具体方案是让王敬久集团自鲁西南出发，王仲廉集团自豫北出发，准备打通平汉线，进而占领晋冀鲁豫解放区首邑邯郸。

    获悉敌方动向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接连向刘邓发来电话，要他们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并提出可以用各个击破的战法，先打留守鲁西南的孙震、刘汝明集团，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而后再予以歼灭。

    中央的提议与刘伯承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刘伯承以兵家的眼光分析说，蒋介石当初“围剿”中央苏区，总共只有两套战术，一个是步步为营的“乌龟壳战术”，一个是并进长追。现在打内战也一样，翻来覆去就这两套东西，而且常常是这一套吃亏了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亏了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又都带一点。他用一句四川土话形容为：“翻过来牛皮杂，翻过去杂牛皮。”

    此次新的部署，就是“两套都带一点”：王敬久集团用的是并进长追，孙震、刘汝明集团是步步为营。

    鄄城战役中的一一九旅属于刘汝明集团，刘邓经过研究，认为这个集团刚遭打击，已成惊弓之鸟，警惕性较高，而且他们距王敬久集团较近，不易歼灭。于是决定首先集中力量进攻孙震集团，消灭其一两个旅，而后视情况扩张战果。

    刘邓也不是第一天与孙震集团打交道，定陶战役中被歼灭的整三师就出于该集团。不过孙震集团的主体其实属于川军系统，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弱，也正因为不太能打，所以他们的胆子很小，一般情况下不会像整三师那样在解放区横冲直撞，而是会采取一种一点一点向前偷摸的战术——其先头部队稀稀拉拉伸出去几十里，沿途还建立了许多小据点，目的是一旦遭到解放军打击，就能够迅速往回收缩。

    孙震集团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却分散了兵力，拉长了自己的纵深。刘伯承就此抓住了敌方的破绽：“这股敌人胆小而狡猾，既然他来的办法怪，那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怪一点的打法。”

    这个怪一点的打法，就是不理会孙震集团伸出来的手，而是从其手边擦过去，“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给他来一个猛虎掏心”。

    11月12日，刘邓签发战役基本命令，由于孙震集团的驻地在滑县东南，所以此次战役被命名为滑县战役。在命令中，刘伯承确定以二、三、六纵为突击队，三、六纵的目标是各歼敌一个旅，二纵为第二梯队，对三、六纵进行策应。后来又决定增加七纵主力，负责歼灭河北保安十二纵队。

    照例，有突击队就有钳制队，这次担任钳制的是七纵一部，任务是吸引和钳制王敬久集团，以隐蔽突击队的行动。

    11月18日晚，各纵队分别向孙震集团驻地的外围进发。一路上部队不生火，不说话，并且特意避开村庄，走松软的麦田和耕地。为了减少动静，所有可能发出声响的装备都被捆扎得结结实实，骡马的嚼口也被勒得紧紧的，甚至连马蹄都包上了棉絮。

    他们悄无声息地绕过孙震集团的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从其接合部进入了配备纵深。

    11月19日黄昏，刘伯承下令全线发起攻击。首先予以攻击的是一〇四旅、一二五旅和十二纵队的指挥机关，接着是其分散在各处的野战部队。这种战法在过去是不太多见的，刘伯承战后说，如果这次作战不插至敌纵深首脑部位，而按常规从敌防御前沿往里打，就休想取胜。

    滑县战役历时四天五夜，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了一〇四旅全部、一二五旅大部及十二纵队全部。孙震集团前几个月刚刚在定陶战役中损失了整三师外加川军一个多旅，此番又被削掉了近两个旅，真可谓是元气大伤。

    滑县战役后，刘邓率部重又退至濮县、清丰、永乐地区。敌方孙震集团虽遭重创，但打通平汉线的计划并未改变，只是在兵力部署上有所调整：整十一师被调至苏北，填补空缺的是第五军留守湖南的第二〇〇师，仍隶属于王敬久集团。

    11月28日，王敬久、王仲廉集团附孙震、刘汝明集团各一部，由滑县并肩北进。两天后，敌军占领濮阳，并继续向清丰、濮县地区进攻。

    巨鹿战役后，刘伯承一般都是避强击弱，但他这次考虑要给予第二〇〇师以歼灭性打击。因为这时部队在鄄城、滑县连战连捷的情况下，士气旺盛，而且清丰、南乐又是老根据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歼灭强敌也有一定的把握。  <h2>你打你的，我打我的</h2>

    刘伯承已经做好了待机诱歼的准备。不料第二〇〇师可能是吸取了第五军本部在巨鹿战役中的教训，在进攻时行动表现得非常谨慎，特别在到达清丰地区后，都是以几个旅的密集地形向前推进，各部之间的间隔很小，难以将其割裂或各个击破。

    眼见得第二〇〇师一点点往根据地腹地深入，各纵队的指挥员们都有些沉不住气。有的说要是再不打，我们就真的要回冀南打游击了。连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憋不住想早点出击，但刘邓不下命令，谁也不敢乱动。

    经过巨鹿战役中的“牛抵角”，刘伯承对出击强兵也非常慎重，找不到破绽就决不轻易出手。十几天以来，战机始终未出现，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文，指出由于敌军大举北犯，老黄河以南兵力空虚，只有整八十八师等少数部队担任守备，因此他建议“南下寻歼八十八师”。

    刘伯承当然也看到了敌方的这一弱点，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决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敌进我进的战术，置敌军向根据地腹地进攻于不顾，继陇海战役之后，再到陇海线组织新的战役。

    为了确保主力隐蔽南进，刘伯承令二纵及部分分区武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继续留守根据地，用袭扰战术来减缓王敬久集团北进的速度。这时原在长城内外作战的一纵也奉命返回冀南，对王仲廉集团进行阻击。

    留守部队在清丰、南乐一带故意大张旗鼓，有的动员群众拆围墙、平水沟，有的构筑工事，扬言要与第五军决一死战，他们甚至还为此编了一首打油诗：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第五军……

    刘邓亲率三、六、七纵及冀南军区部队组成的野战军主力，由黄河北岸转回了鲁西南。

    晋冀鲁豫野战军面前是黄河，身后是黄河故道。这时的黄河故道只是一条五到六里宽的黄色沙滩和沙丘，仅有些小溪流夹杂其中，人们穿行其间如走平地，但是根据内线情报，国民党军很可能会引黄河水入故道，用“水军”来防止解放军南下。

    为防备万一，在野战军主力发起攻击之前，刘伯承特地派七纵及冀南军区部队进攻聊城，以便敌军一旦向黄河故道放水，主力仍有后方通道可以返回。

    12月26日，三、六纵越过黄河，前驱100余里，于30日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进攻，巨金鱼战役打响了。

    至1947年元旦，三纵攻克巨野，后面的七纵同时攻克聊城，为主力解除了后顾之忧。

    不过也就在当天中午，北犯根据地的王敬久集团进占大名。大名是抗战反攻阶段，冀南部队所最早攻取的城市之一，也是冀南成立的第一个市政府。尽管在此之前，城内就进行了空室清野，实际是座空城，但这对冀南各界仍然震动很大。因为它表明敌军已真正进入冀南根据地，要是再深入，就要侵入冀南腹地了，不少人都为此提心吊胆，心神不宁。

    刘邓当然知道冀南留守部队坚持的不易，也清楚只有主力部队在敌后倒腾出更大动静，才能减缓留守部队身上所承担的压力。

    恰在此时，六纵却遇到了攻城不下的难题。

    六纵的任务本来是攻取城武，行军途中他们得知金乡守敌整八十八师第二十一旅已经出城，到鱼台以南地区合击解放军地方武装去了，城内只有旅部、部分直属队、保安团约1000人进行守备。六纵司令员杨勇当机立断，临时决定先打金乡。

    没想到攻下四关以后，就再也“啃”不动金乡城了。

    第二十一旅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老兵多，装备精良，善于防御和纵深作战，战斗力较强，而且金乡城防也非常坚固——城垣又高又厚，城外还建有既深且宽的护城河，不易接近。

    六纵连攻两个晚上，依旧一筹莫展。刘伯承遂令三纵迅速南进，配合六纵攻城。

    1月4日，深夜11点，三、六纵合力对金乡发起总攻。三纵突击队经过连续三次爆破，终于突破北门，但当突击队突进城门后，才发现被他们攻破的城门只是瓮城的外门，前面还有一道城门，且城门周围密布暗堡，组成了一道交叉火力网。

    从瓮城外门到第二道城门，中间隔着长宽各十米的开阔地，被火力一阻，便再难冲过去了。  <h2>惊天动地的杨庄之战</h2>

    1月5日，整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在收到金乡守敌的呼救后，亲自率部从徐州赶来增援。郑州绥署也同时派张岚峰、刘汝珍部东进来援。

    鉴于敌情发生变化，刘伯承断然改变部署，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将重点转移到打援上来。

    由于张岚峰、刘汝珍部推进较慢，方先觉部首先成为歼灭对象。1月8日午夜，方先觉的第六十二旅被三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包围，其中该旅的一八六团被围于杨庄、崔庄、高庄一带，双方的战斗最为激烈。

    一八六团全部是日械装备，士兵多数是服役三年的老兵，参加过抗战，非常骄傲好斗，用解放军的话来说，都是些“亡命的老兵痞”。他们所据守的杨庄、崔庄、高庄紧相毗连，成“品”字形，相距不及两里，彼此可以互相支援。

    三纵八旅二十二团首先对崔庄之敌发起多次连续冲击，但始终攻不进去，只得就地构筑工事，待机再战。

    接着，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一营对杨庄之敌发动进攻。经彻夜激战，他们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村庄西北面的七座村落，但是紧接着后续部队就被阻于村外，突入村内的部队反遭敌包围。

    被围部队与敌军逐屋逐院地展开激烈争夺。一八六团在作战时非常凶悍，不管解放军的子弹如何狂风暴雨一样射过去，官兵始终像涨潮一样，一浪接一浪地往前涌。一些人甚至还把同伴的尸体推到前面垒成人墙，摞成肉垛，一边抵挡子弹，一边趴在后面一尺一寸地向前挪。

    解放军则以更为顽强的作战精神和斗志来回击对手，有的战士由于连续投掷手榴弹，食指被弹环所拉破，满手都是血。战后，三纵一共从杨庄的参战部队中评选出了103名战斗英雄。

    由于缺乏弹药和给养，后续部队无法增援，七座院落被敌军占领了四座。被围部队也伤亡殆尽，两个营只剩下一百余人，第二十四团一营仅剩十余人，全营没有一个不挂彩。

    战至下午4点，天降大雪，能见度很差。八旅抓住这一机会继续发动猛攻，继二十二团拿下崔庄后，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也终将敌军驱出杨庄。

    杨庄战斗是巨金鱼战役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被称为“惊天动地的杨庄之战”。硝烟尽处，村内的屋上屋下，院内院外全都遍布尸体，令那些被俘的敌军看了胆战心惊。八旅投入的两个主战营也都被打成了空壳，二十三团二营原有500余人，最后只剩下17人。

    杨庄战斗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部队需要连夜往后运送伤员。八旅旅长、政委、参谋长和其他旅团干部全都自发地加入担架队，亲自动手抬运伤员。

    方先觉带来的增援部队并不是都这么能打，比如归其指挥的整七十师一四〇旅就属于典型的“鱼腩部队”。

    整七十师的前身是七十军，抗战胜利时奉命开赴台湾，接受日本投降。改编成整七十师后，主要担任台湾岛的守备任务，因解放战争才全军调回大陆。

    整七十师所使用武器以在台湾缴获的日军武器为主。这些武器大多是日军于抗战后期所制造，其中有装着瞄准镜、夜间能发磷光的九二式重机枪，有带刺刀的九九式轻机枪，还有配枪榴弹筒的九九式步枪——这种步枪打出子弹的同时，还可发射一个枪榴弹。如果命中，足以杀伤一个排，即便和美国的同时期步枪相比，也算得上是新式武器。

    像整七十师这样拥有新日式装备的部队，在国民党军中找不到第二个，但它的实际战斗力却很有限。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部队里补充了许多台湾籍新兵。他们直到从台湾出发，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大陆的内战战场，来了之后更因为思念故土而根本无心作战。

    当一四〇旅进入金乡区域时，跟解放军还隔着两里路，士兵便撒开腿逃跑了。解放军追到两里以内，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待解放军端着刺刀追上来，他们就直接站起身缴了枪。

    至1月9日中午12点，一四〇旅旅长及其旅部直属队被俘虏，旅部直属的二〇八团也挑起了白旗。

    二〇八团团长派代表到解放军前线指挥所去进行交涉。解放军指挥员按惯例向他解释投降的政策，没想到还没说完，这位代表就性急地问道：“长官，请你赶快告诉我们怎样缴枪吧？”

    指挥员一听也就不再浪费唇舌，而是直接向对方下达命令：“你们把全部武器都放下，徒手到南边村庄去待命。”

    代表急步跑回去报告，二〇八团果然全部放下武器，挑着白旗前往南边村庄待命受降。  <h2>打敌所必救</h2>

    方先觉带来多少兵，就没了多少兵。三、六纵在金乡闹出的这一动静，令向冀南进犯的王敬久集团再也不能无动于衷，该集团的整七十五师奉命南下进行增援。刘伯承获悉，立即命一纵、二纵寻机在途中予以歼灭。

    1月10日，张岚峰、刘汝珍的西进之敌，也以类似于乌龟爬行的速度赶到了金乡附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三、六纵向西急进，首先歼灭了张岚峰部。

    用来打刘汝珍的是七纵。其间，刘伯承得到情报，整七十五师临时改乘火车经陇海线东援。他当即令二纵留下一个旅监视第五军，其余部队会同一纵急速南下，协同七纵歼灭刘汝珍部。

    1月14日，刘汝珍率部向西奔逃。刘伯承“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早已提前派七纵一部兼程西进，截断了其后路。一、二纵主力跟踪追击，最后除刘汝珍率百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于野战中。

    看到增援金乡的援军全都有去无回，王敬久、王仲廉集团终于不得不放弃已到手的大名等地，从平汉路转陇海路回援。巨金鱼战役达到预期效果，不但确保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而且出手就钓到了一条条分量很足的“巨金鱼”。

    刘伯承连战连捷，挽救老区之举，令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民众中获得极高赞誉，鼓书艺人甚至专门为此演绎出一段说唱：“老将军来真勇将，赛过了当年周瑜加上诸葛亮……”

    在刘伯承完成巨金鱼战役的同时，另一位军事奇才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实施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共有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被其歼灭。

    为挽回败局，蒋介石急派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郑州进行指挥。陈诚一到前线，就发现山东战场已成战事重心。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准备倾重兵进攻粟裕的华野（华东野战军的简称，由原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

    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况，两次电示刘邓，要他们利用王敬久、王仲廉集团尚在黄河北岸之机，攻取陇海路南北可以攻克的城镇，以抑留二王集团，使其不能东调，从而减轻华野的压力。

    刘邓商议后，决定发起豫皖边战役。他们将陇海路南北划为两个作战区，一、二、三纵为北集团，由刘伯承率领，在路北活动；六、七纵和豫皖苏地方兵团为南集团，由邓小平率领，在路南活动。

    豫皖边战役于1947年1月24日发起，到2月4日，已连克定陶、单县、曹县、柘城、亳州等多处县城。刚到商丘的整七十五师派一个旅乘汽车驰援亳州，结果又被南集团的六纵包围于亳州城外，经一日激战，除旅长率四百余人突围外，其余尽被歼灭。

    南北集团倏忽来去，行踪不定，逼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且常常处于被包围和被伏击的危险境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名高级干部兴奋地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冀鲁豫前线，蒋军的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顾祝同，不如说是刘、邓。因为（我们的）首长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不得不到哪里。”

    南京政府大为震动，蒋介石急忙从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的第五军、王仲廉集团的整八十五师，从武汉抽调第七十二师。三路人马计划先驰援陇海路，在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强大攻势后，再参加鲁南会战。

    2月上旬，第五军先头部队到达商丘，与整七十五师合兵一处。这时粟裕正准备发起莱芜战役，以围歼李仙洲集团，为此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要求他们拖住第五军，使其不得投入山东战场。

    第五军四十五师将由民权徒步向商丘开进。刘邓决定趁其行军之时，以南北两集团对其实施南北对攻，但是部队行动晚了一点，当他们向商丘以西地区行进时，四十五师已经离开了商丘。

    2月10日，二纵进驻民权东北的赵庄。刚刚住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就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电话，说要亲自到二纵来一趟。当时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路也不好走，但刘伯承不顾陈再道的劝阻，仍然乘坐着缴获的吉普车，于第二天早晨到达了赵庄。

    如此急如星火，是因为刘伯承已经设计好了新战法，并需要立即付诸实施。

    第五军靠追是追不上了，但通过打后续的整八十五师，仍有希望将它拉回来，这叫“打敌所必救”。刘伯承决定集中南北两集团之主力，对整八十五师展开攻击。

    二纵是此次攻击行动的主力，其任务是进攻驻扎于郑庄寨的整八十五师师部。刘伯承告诉陈再道，务必要做到“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快”，否则的话，不仅拉不回第五军，也奈何不了整八十五师，后者会和第五军一起投入山东战场。

    2月11日，深夜12点，二纵按规定时间对郑庄寨展开攻击。不料从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难题——由于事先未来得及对地形地物进行详细侦察，登寨梯子做得短了，没法跃上寨墙；想加长，部队又处于旷野之上，无村落可依，到处都找不到器材。

    在实施第二次攻击时，各主攻团便改从寨墙较矮的地方登城，但是那里敌军火力较猛，部队伤亡很大。

    动不了郑庄寨，刘伯承所交代的“打得猛，打得狠”就都谈不上了，陈再道非常焦急，他下令组织第三次强攻。

    第三次强攻使用了炸药爆破。2月12日，凌晨4点，北寨门被炸开一个缺口。虽然部队还是没能沿缺口攻进去，不过终于起到了“打敌所必救”的效果：第五军离开原驻防地向西回援。  <h2>深陷重围</h2>

    刘伯承在战前就跟陈再道约定，只要第五军回援，二纵马上撤出郑庄寨，此谓“打得快”。获悉相关情报后，他再次指示二纵于拂晓前撤出战斗。

    陈再道立即部署撤退事宜。撤退命令从纵队传达到旅，再从旅传达到团，其间都要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可是六旅旅部打给该旅十六团的电话却怎么也不通。

    不通是因为电话线被炸断了。一般情况下，野外布线都要有复线，但十六团未架设复线，而炸断的电话线又未能得到及时修复，结果导致六旅指挥机关与十六团一直都联系不上。

    十六团有一个营被敌军挡在了行军路上，真正到达郑庄寨的只有两个营。在旅部传达撤退命令之前，团长宋东旭早就率部突入了郑庄寨内，只是由于电话不通，所以旅部始终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直到需要通知各团撤退，六旅旅部才惊觉十六团尚在郑庄寨内。旅长王天祥急忙命令十七团沿着突破口继续向寨内深入，以协助十六团撤退。

    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严密，十七团未能攻进寨内。在无法进行电话联系的情况下，王天祥只得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通知十六团立即外撤。

    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任何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随时发生。天亮后，参战部队大部分都撤到了郑庄寨外围，唯有十六团仍被困在寨内，陈再道闻讯大为震惊。

    2月12日下午，当六旅撤到黄河故道北岸时，远处郑庄寨方向的枪炮声还在响个不停，显示攻入寨内的十六团依旧未能突围。

    王天祥和旅政委刘华清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走了，让部队就地集结休息一下，准备向郑庄寨组织反击，以接应十六团北撤。开始陈再道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四旅、六旅各组织一个突击队，对郑庄寨展开强攻，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刘伯承的否决。

    第五军正朝郑庄寨驰援，又是白天，刘伯承认为不仅救不出十六团，还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他让二纵继续北撤，把第五军再向北拉。

    深陷重围的十六团已经接到了撤退命令，但两次突围均未能成功，最终除40余人冲出寨子找到大部队外，其余人员自团长宋东旭以下全部牺牲。

    十六团是六旅乃至二纵的主力团，抗战时期即以作战勇猛、善于攻坚著称，曾被八路军总部命名为“冀南战斗模范团”。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该团一直担任六旅前卫，在定陶战役等一系列大小阵仗中屡建战功。

    此次攻击郑庄寨失利，晋冀鲁豫野战军仅在十六团方面，就损失了7个步兵连、2个重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战后休整，刘伯承专门从冀南军分区调出基干一团进行补充，才维持了十六团的建制，而基干一团的团、营、连部分骨干，原本就是从老十六团调过去的。

    第五军回援后，便紧紧咬住晋冀鲁豫野战军不放。此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方面尚不具备歼灭第五军这样王牌军的实力；另一方面主力在进攻郑庄寨的行动中已受到较大损失，需要撤到黄河北岸进行休整，所以刘伯承决定让二纵五旅进行节节阻击，以求继续拉住对方，不让其投入山东战场。

    在巨鹿“龙凤”之战中，二纵五旅曾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抗击第五军达九天之久。不过有过那次交手的经历后，第五军对二纵五旅的打法和虚实也有了一些了解，进攻时不再像原来那样表现得束手束脚，而是依仗其火力上的优势实施长驱突进。

    其他方面，第五军也有长进。比如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到黄昏后就会停止进攻，五旅便打算晚上组织部队出击，结果到黄昏时，第五军偏偏仍集中兵力向防守阵地进攻，留下来坚守的部队仓促应战，蒙受了一定损失。

    2月2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部渡过黄河，第五军进至黄河南岸，亦不敢再过河北进。

    当天下午，由粟裕指挥的莱芜战役结束，华野共歼灭李仙洲集团2个军，李仙洲以下17名少将以上的将领被俘。应该说，第五军未能及时投入山东战场，也是莱芜战役能够取得如此空前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h2>哑铃把子</h2>

    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置于山东、陕北两战场，与此同时，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策略则由积极进攻调整为“攻势防御”。

    3月9日，国民党军按预定计划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复堤放水，使黄河水全部改道流入黄河故道。这就是所谓的“黄河战略”，其目的是通过“黄河防线”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拦在黄河以北，从而抽出中央地带的兵力，用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伴随着“黄河战略”的实施，原在冀鲁豫战场的王敬久集团被调往了山东。

    刘伯承形象地把这一战略布局比作是一个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一开始，“哑铃”也着实把解放区砸得不轻，朝山东、陕北进攻的敌军来势很猛，尤其是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很快就到达了延安附近，并于3月19日占领延安。

    在刘伯承看来，“哑铃”虽然有些吓人，但并不可怕。他多次对部属说，只要打断中间的“哑铃把子”，“两边的两个铊铊就不中用了”。

    这个“哑铃把子”，指的是豫北、晋南，它们是“黄河防线”上伸过北岸来的两个支撑点。如果把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比喻成一把“钳子”，豫北、晋南就是“钳铰”。

    刘伯承认为，“钳铰”是钳子的关键所在和薄弱点，只要将“钳铰”砸开，“钳子”就散架了。同理亦然，只要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晋南实施反攻，便击中了“黄河防线”的要害，国民党军将不得不向中央地带收缩，它的重点进攻也必然难以持久。

    晋南反攻由陈赓的四纵和太岳军区主力（亦称陈谢集团）实施，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同一时间，刘邓组织了豫北反攻。

    国民党军宣称，要以不需兵员成本的“水军”来代替“四十万大军”。不过此时留在晋冀鲁豫区的敌军仍有三十多万，这些部队全都依恃着“黄河防线”及各交通要道进行防御。

    在王敬久集团调走后，留守敌军中实力较强的是王仲廉集团，该集团也是此次豫北反攻要打击的主要对象。

    自郑庄寨失利以来，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地方武装中补充了大量新兵，解放区的翻身农民已成为野战军不可或缺的重要兵源。为了培养和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刘邓决定把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和冀鲁豫军区部分兵力集中起来，与野战军的一、二、三、六纵进行混编，这样一共编成了四个战斗集团。

    3月21日，刘邓发起豫北战役。各集团展开行动，至28日，连克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多次城镇和据点。4月1日，刘伯承又组织部队对汲县守敌展开围攻。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发起的强大攻势，令国民党军不得不对原有部署做出调整。原拟调往山东战场的整六十六师和整九师改调郑州，由王仲廉进行指挥。王仲廉将包括这两个师在内的五个整编师集结一处，准备增援汲县。

    与此同时，对汲县的攻击也受到了阻碍。刘伯承于是下令进攻部队离开汲县，另寻战机。

    4月3日夜，刘伯承指挥各集团分路急速北进，对汤阴进行围攻，以吸敌来援。

    为解汤阴之围，王仲廉率部沿北汉路北援。这正是刘伯承想要得到的新战机，他立即部署六纵继续围攻汤阴城，以其他三个纵队实施打援任务。

    4月10日，王仲廉集团的先头部队第二快速纵队进至宜沟，随即就察觉到三纵正在展开，遂急忙掉头南撤。该集团的其他各路部队也闻风裹足不前。  <h2>常胜将军</h2>

    似乎围点打援的行动要泡汤了，但是刘伯承判断，只要加紧进攻汤阴，敌军仍有可能北援。他即令三纵做出北移姿态，协同六纵佯攻汤阴。

    这时国民党军的指挥机构又有改变，郑州、徐州两个绥署已经被撤销，他们在徐州另行设立了由顾祝同领衔的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郑州、徐州两绥署的原有部队。顾祝同急于解汤阴之围，在他的严令下，王仲廉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北进。

    在对王仲廉部展开攻击前，刘伯承将一、二集团主力合组为路东集团，将三、四集团主力合组为路西集团，以便打援时可以实施向心突击。4月16日夜，路东、路西集团实施两面夹击，敌军第一、二梯队被割裂，其中的第一梯队遭到包围。

    在这一包围圈中，最大的猎物毫无疑问还是第二快速纵队。第二快速纵队为旅建制（四十九旅），装备为半机械化，配有日式坦克和美式榴弹炮。当解放军利用夜暗对其发动总攻时，他们施放的照明弹可以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

    第二快速纵队的装备是不错，但战斗力和士气却不能与第五军相比，加上时间仓促，来不及构筑工事，仅仅两天之后就迅速覆灭。

    有趣的是，该纵队一向都看不起豫北的其他国民党军，自以为豫北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纵队副指挥官蒋铁雄被俘以后，对解放军说：“你们打掉了我们，整个豫北就再没有什么当得起你们打的了。我们是主力的主力。”

    除了自身原因外，这些军官们还把纵队覆灭的原因归罪于王仲廉指挥拙劣，认为王仲廉畏畏缩缩，忽进忽退，让本纵队倒了血霉。

    其实王仲廉倒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这位汤恩伯的老部下、黄埔一期生，可以说要资历有资历，要战功有战功，要经验也有经验，过去在豫北时也曾像一只猛虎一样长驱直入过。只是他时运不济，碰到了刘伯承，败仗吃得太多，已经让王仲廉有了心理阴影，指挥上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有魄力了。

    这次再遭刘伯承重击，王仲廉被迫将部队全部撤回新乡搞稳固防守，连偶尔的“忽进”心思都不敢有了。

    解决了后顾之忧，刘伯承回过头来，转令三集团攻汤阴，二集团攻崔桥。

    像汤阴、崔桥这样的重镇，若换成抗战时八路军的装备是拿不下来的。崔桥守军以前是伪军，有和八路军多年作战的经验，也就认为刘伯承奈何他们不得。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通过“以战养战”，如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火力装备早非吴下阿蒙。攻崔桥时，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平射炮轮番轰击，敌军阵地上的电网、鹿砦和碉堡全被炸得一塌糊涂。5月6日，二集团攻下崔桥，而早在四天前，三集团就凭借几乎同样的火力配置拿下了汤阴。

    5月24日，豫北战役结束。在近两个月时间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横扫豫北，不仅打得王仲廉集团这样的正规军不敢动弹，而且还清理铲除了原来盘踞于豫北的大小“土皇帝”。这些“土皇帝”有的是独霸一方的前伪军，有的是无恶不作的强盗土匪，在他们被彻底歼灭后，当地老百姓尤为高兴。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了与华野不相上下的骄人战绩。这中间，刘伯承战略战术素养高、指挥能力强是重要因素——无论游击战还是正规战，伏击战还是攻坚战，可以说没有哪一门他不精通，实地指挥作战时更是处处显露出大将风范。

    凡属刘邓指挥的部队皆以之为荣，士兵中盛传，“跟着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不会打败仗的”，“刘伯承、邓小平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冀南各界特地赠送刘伯承横匾一块，上书“常胜将军”四字。老将军对此表现得非常谦逊：“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

    豫北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集中于冀南进行休整。休整期间，召开了功臣大会。功臣大会一开完，刘邓就宣布要渡河南进，而功臣大会实际上就是为此做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对南渡黄河反攻作战，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因为此前部队已多次渡过黄河，连陇海线以南也去过，比如巨金鱼战役就是如此。不少人都认为这次反攻，也还是到黄河以南打仗，谁也没有往更深的地方去想。

    事实上，晋冀鲁豫野战军将走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远，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早在1947年4月，毛泽东就定下了“实施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4月27日，他命令刘邓在冀鲁豫和晋南预备船只，准备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从那时候起，刘邓就一直在预备船只和进行人员调动。

    刘伯承曾经这样说，中央就如同唱戏时打鼓的，我们各地就像拉胡琴打锣的。中央怎样打，我们就一定怎样拉，一定要听它的指挥，这样才能奏出一套很好的音乐。否则，不但合不上板眼，还会造成损失或失败。  <h2>临晋设疑</h2>

    除了服从中央外，刘邓自身当然也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南进的利弊得失。

    首先一点，虽然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晋南战役中均有所斩获，但还没有能够达到砸开“钳铰”或者是打断“哑铃把子”的程度。客观上，也只有实施“中央突破”，才能更有效地调动陕北、山东之敌。

    另外一方面，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极大。仅以部队给养而论，一个士兵一年平均要用三千多斤小米，才能满足吃穿用及装备所需。晋冀鲁豫野战军、地方武装加起来有40多万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就这样还觉得负担不起。

    此外，前几个月的拉锯式战斗都集中在内线，打过来打过去，把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的粮食更不用说。长此以往，部队可能就要没饭吃了，而世上不管多强的军队，没饭吃都是打不了仗的。

    早点打出去，既能减轻解放区的负担，又能把战争从内线引到外线，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刘邓于是欣然领命，在多方侦察和推敲的基础上，他们把渡河南进的起始时间确定为6月30日晚。

    渡河是南进的首要环节。刘邓在准备阶段只强调要渡河南下，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进行了严格保密。一开始，只有纵队和军区级指挥员才知道，后来才传达到旅一级，团以下官兵则全不清楚。

    计划随刘邓南进的是一、二、三、六纵队，共12万人马。渡河之前，刘伯承把这12万人马集中在身边，另行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攻势，同时又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实施攻击。

    刘邓的指挥部设在三间农房里，那是冀鲁豫一带典型的农房，空间不大，黄泥坯墙，茅草顶。改成指挥部后，四壁钉满了地图，中央摆四张方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

    屋内，野司的三位首长按照各自的习惯运筹帷幄：刘伯承把双手插在皮带中，来回踱步沉思；邓小平坐在桌子旁，一边看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前的小瓷碗里已堆满了烟蒂；李达电话不离手，交替和太行、冀南、豫皖苏军区部队的指挥员通话，了解当地的战况。

    随着渡河时间一天天临近，野司的一些年轻幕僚都有些感到困惑：如果是为了破除敌军对渡河的阻挠，所以要先攻豫北和开封以南，可为什么只调军区部队作战，而身边的12万精兵几乎纹丝不动呢？

    刘伯承一向很重视培养年轻幕僚。可能是注意到了众人迷惑不解的表情，刘伯承便给他们讲了一段典故。

    那还是秦末楚汉相争的时候，魏王豹附项羽而叛刘邦。刘邦遂以韩信为左丞相，举兵攻魏。魏王豹将主力部队部署于黄河东岸的蒲坂，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碍汉军渡河。

    韩信看到这一情况，便采取了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他故意把船只集中起来，摆出要在临晋渡河的样子，暗中却以木罂为船，出其不意地偷渡夏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了魏王豹所居城下，并迫使魏王豹献城归降。

    这就是两千年前中国有名的传统战法：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刘伯承精通古今中外兵事，他把老祖宗曾经采用过的经典战法又一次搬到了现实战场：“如今，我们让太行、冀南、豫皖苏部队再打得热闹些，就好从中举事了！”

    听了刘伯承的这番话，参谋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军区部队都是佯装南下的疑兵，为的只是转移敌军的注意力和视线。

    三支军区部队与敌军连续打了几天几夜，成功地让国民党指挥机构出现研判错误，认为出击的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为此还发表了电评，说刘邓部南进受挫，已被迫准备“西窜”，不久就可能退回太行。

    发现敌军已经中计，刘伯承这才下令主力部队从豫北出发，向真正的预设渡河地点隐蔽接近。

    在准备期内，刘伯承派人对河防情况进行了反复侦察，发现鲁西南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点。当时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军主力正集中于鲁南与华野作战，鲁西南黄河区域只有刘汝明的两个师担任防守。这两个师属于二十九军的老底子，战斗力和作战的积极性都不如中央军嫡系部队，而且其中的许多部队还曾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或重创过，只是部队番号未被取消，经过补充才勉强得以重组。

    一旦渡河部队从鲁西南实现突破，邻近驻于豫皖苏、豫北的国民党军虽然可进行增援，但受当地战事牵扯，仅能抽出一部分，并且他们距鲁西南河防也还有一定路程，属于远水难救近火。

    既然要渡河，自然是敌军河防越薄弱越好。随刘邓渡河南下的是一、二、三、六纵队，刘伯承将这四个纵队分成八路渡河，以进一步分散敌军，“摊薄”其防守力量。  <h2>神兵天降</h2>

    1947年6月30日夜，当刘邓率部来到鲁西南的黄河北岸时，对岸的敌军丝毫没有发觉。夜色苍茫中，成百的平头木船从隐蔽的河滩芦苇中驶出，载着官兵向对岸冲去。

    当木船到达河心时，被南岸守敌发觉并开始射击。早已在北岸青纱帐里待命的炮兵部队立即开炮还击，船上的各种火器也一齐打响，顿时南岸敌军工事一片烟雾弥漫。

    因为之前听郑州司令部说共军已经准备“西窜”，加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自北渡黄河以后，已经有将近四个月未到黄河边上来，所以南岸守军戒备松懈，在遭到抢渡时，他们根本都还未能进入阵地。在渡河部队出其不意的攻击下，其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

    主力南渡之前，刘伯承已派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率先进行偷渡，和原在南岸的独立第二旅进行会合。在两旅的接应下，第一批抢渡部队只用五分钟就到达了对岸。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徐州司令部时，顾祝同大惊失色，他急忙打电话到郑州，询问负责河防的刘汝明。没想到刘汝明也是一头雾水，居然回答说只知道共军向黄河南岸发射了百余发炮弹，没听说已经渡河。

    7月1日，从八个渡口同时展开强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全部过了黄河。当时为了把刘邓直接指挥的南下部队与后方留守部队以及晋南的陈谢集团区分开来，同时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把随刘邓征战的部队称为“刘邓大军”，此称谓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结束。

    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十几万人马，竟然一夜之间就得以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不能不说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老百姓更视刘邓大军如神兵天降，乃至于部队过黄河不久就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

    话说今年阴历五月十八日，几十万解放军走到了黄河北岸。那正是烈日当空、波浪滔滔的时节，怎么过得去？

    眼看无法南渡，不料黄河上空突然阴云密布，冰雹如雨。大的竟有三十斤一个，小的也有二十四五斤，只一天一夜工夫，黄河便被填得平平坦坦。

    解放军几十万人马，就在这条冰河上安然南渡……

    随着刘邓过黄河的传说广为流传，“解放军该有天下”的结论也开始在当地民间不胫而走。

    没有任何意外，刘邓大军南渡的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南京政府内轰然炸响。当蒋介石接到空军的侦察情报时，他正在为刚刚履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举行欢迎宴会。一听到这一消息，蒋介石顿时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司徒雷登也“哦”的一声惊叫起来：“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被攻破。”

    南京政府把“黄河防线”宣传得太过，说是足抵“四十万大军”。想到“四十万大军”如此轻易就被刘邓所攻破，司徒雷登不由下了断语：“国军力量，日见式微！”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不仅极大地降低了“黄河防线”的战略价值，而且还将蒋介石的中央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在华东战场上几十万军队的左翼及后方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着司徒雷登的面，蒋介石定了定神：“大使先生放心！我将亲自到前线指挥，把刘邓部逐回黄河以北！”

    为挽救危局，蒋介石如其所言赶紧乘坐专机前往郑州进行指挥。一下飞机，他就对前来迎接的将领们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对付刘邓，可不那么简单哪！”  <h2>此时不打，更待何时</h2>

    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变更部署的时候，刘邓与前指也尚在黄河北岸，指挥后勤物资的调运。

    7月4日下午，野司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奉命发完了六百辆大车的炮弹，他算了一下，总重量达到了48万斤。这样阔绰的家当，自杨国宇入伍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

    家大业大，更要精打细算。刘邓部队的重要军事物资大部分都来源于“以战养战”，像汽车、汽油这些都是战利品，解放区无法生产。杨国宇到野司做完调运报告后，李达就批评他不应该用那么多汽车运弹药，“要知道，汽油可是远道从美国运来的哟！”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也说道：“据我所知，平原的大车一般都载千斤，你只装八百，太浪费民力了！”

    调用六百辆大车，杨国宇自然有他的考虑和苦衷，但他从抗战初期开始就在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一路跟随刘邓作战，对这样的耳提面命早已习惯。挨了批之后，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做任何反驳。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李达站起来，走近墙边，用右手指着墙上的地图，把脸朝向杨国宇：“我们今夜从孙口渡河，后方这一部分由你指挥。”

    “怎么把我留在后头？”杨国宇有些不情愿。

    刘伯承见状皱了一下眉头，凝视着杨国宇正色道：“什么前头后头，现在的战争，前头也是后头，后头也是前头！”

    杨国宇不敢再说什么，他轻轻倒退两步，向后一转，踏出门槛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在刘邓部队抢渡的八个渡口中，孙口是中心渡口。当天晚上，刘邓率前指人员跳上“爱国”号大船，两人并肩站在船头，意气风发。

    夜平静得出奇，只能听到黄河水哗哗地流淌。突然，两架敌军的侦察机沿黄河由西向东飞来，一路投下了许多照明弹，照明弹照得半天通明。船上的警卫人员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枪瞄向空中。

    很快，敌机的来袭便被证明是虚惊一场：照明弹离地面还有丈把高就熄灭了，所以实际上照不到河面的船只。敌机随后投下的炸弹也不是落在北岸的高粱地里，就是掉在南岸那些并无半个人影的沙滩上。

    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地给点亮了‘天灯’。敌人的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是呀，我们已经来迟了”，刘伯承用手推了推他的玳瑁框眼镜，“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度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敌机不可怕，带来麻烦的倒是天气变化。晚上杨国宇督运后方人马车辆过河，在北岸前进了不到半个小时，忽然狂风扑面，暴雨倾盆，虽然不久就风息雨小，但刚刚堆起不到半年的南岸堤岸已经被踏成了一片泥浆地，大半人走路时都把鞋子给丢掉了，车辆自然也十分难行。就这样，本来很近的路程，后勤纵队一直走到了天亮。

    杨国宇前去向刘邓报告。刘伯承闻声放下手里的放大镜和手上一本很厚的军用地图，抬起头注视着杨国宇，来了一句：“上帝惩罚了你！”

    杨国宇半天弄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只有邓小平知道刘伯承这是在跟杨国宇开玩笑，他揿下手上的纸烟头，带着嘉奖的口气对杨国宇说：“你还有股劲儿！”又指了指还没收拾掉的饭菜：“你饿了，快吃饭吧。”

    部队、物资都已运至黄河南岸，接下来刘邓需要应对的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

    在郑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下令从豫皖苏、豫北调四个整编师和一个旅到鲁西南进行增援。各部齐头并进，以便“把共军逼过黄河去，否则就地消灭”。

    获悉敌军动向后，刘邓立即在位于郓城以南郑家庄的指挥所内展开商讨。邓小平注视着作战地图，然后分析道：“敌人想逼我们背水而战，把我们置于死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学韩信——等别人把你置于死地，生死问题就由不得自己了。”

    渡河之前，刘伯承曾使用“临晋设疑，夏阳渡河”之计，效仿的就是韩信，但这位在沙场上堪称无敌的一代名将后来却变得犹豫寡断，乃至于被吕后所杀，死于“妇人小子”之手。

    邓小平说：“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我们打出去，逼敌人背水而战！”刘伯承早已下定决心，他指着地图对邓小平说：“你瞧，蒋介石这是摆了条死蛇阵，简直是首尾难顾。”

    邓小平同意他的分析，又补充道：“敌人是在平均使用兵力，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正合我的想法，打！”

    刘邓一问一答，想法都契合在一个“打”字上。  <h2>死蛇阵</h2>

    “打”只是一个战略意图，打得好打得坏，还得看具体战术运用及其临阵指挥。此次蒋介石从山东调出王敬久，由他对增援部队进行统一指挥。王敬久曾在晋冀鲁豫区与刘伯承有过多次较量，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对这次增援行动可谓用足了心思。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鲁西南恰好被黄河、运河和陇海线切成一个三角形。陇海铁路是三角形的底边，王敬久先用两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拱卫这一底边，然后将其余部队组成东西集团分成两路北援。

    郓城处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王敬久令原河防线上的刘汝明整五十五师退守郓城，用以吸引刘邓部队屯兵城下。一俟对手上当，他即遣东集团西进，与西集团合拢，从而把刘邓部队困于三角形的顶端，迫使其背水作战。

    王敬久“屯兵坚城，拊击侧背”的战术构思不能说不精巧，但还是被刘伯承一眼识破。

    刘伯承说敌军摆的是死蛇阵，乃是指其分兵而言。刘伯承过去攻击对手时也曾像王敬久这样，将部队分成两集团，因为它利于实施向心突击，但同样是分兵，情形又有所不同。

    刘伯承分出的两集团，通常都是在敌方不知其去向和意图的情况下行进的，隐蔽性和突击性极强。王敬久的部队却毫无隐蔽性可言，而且作战意图也已被刘伯承摸得十分透彻，这样它自己“首尾难顾”、“尾大不掉”等易被攻击的软肋反而被充分暴露出来。

    刘伯承对敌军东西集团进行了分析，发现西弱东强，如果集中兵力先吃掉西集团，而后再对付东集团，就可以将敌军各个歼灭。于是他设计了“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

    7月7日黄昏，一纵集中火力猛攻郓城。这时的一纵实际是原一纵和七纵的合编，有4个旅，加上临时配属的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共有5个旅，而驻守郓城的整五十五师只有2个旅，又是河防败兵，漏网之鱼，无论实力还是气势上都处于明显劣势。经过一夜激战，整五十五师遭到全歼。

    在急攻郓城，吸敌来援的同时，刘伯承令二、六纵迅速从敌军东西集团中间插出去，直取西集团所分守的曹县、定陶。

    7月10日夜，六纵围攻定陶。城内守敌仅有一个旅，六纵有三个旅，实力还是大大压倒对方。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守敌又步整五十五师的后尘。

    守曹县的是一个地方保安旅，一见这阵势，连守都没守就弃城而逃。

    在一、二、六纵大显身手的时候，三纵却做了壁上观。刘伯承给三纵的命令是向南猛插，限三天内赶到定陶东面的冉固集、汶上集。

    为什么要向南走，三纵官兵当时都摸不着头脑，因为据了解，冉固集、汶上集并没有什么敌人。有人猜测，多半是六纵打定陶，让自己当预备队。

    三纵的前身是太行区一二九师的基干部队之一，在几个纵队中不说资格最老，但起码高于后来组建的六纵。现在居然给六纵当了预备队，有好些人便不服气，开玩笑说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的马该换换了——陈锡联的马不好，导致到刘伯承那里抢任务时跑慢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卡住冉固集、汶上集，才能在攻歼郓城、定陶之敌后，及时围歼东集团。

    在刘伯承眼中，郓城和西集团的敌军不是什么大鱼，而只是一小团鱼饵，他要钓的大鱼是东集团。

    就在一纵围攻郓城之际，东集团各部果然加速北援，并于7月8日分别进抵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后者是由北向南排列的三个集镇，相距各约30里，首尾相衔，酷似一条长蛇。东集团的三个整编师各据一镇，分别可以被看成是蛇头、蛇腰、蛇尾。王敬之和他的指挥部在三集镇以外的金乡，遥为指挥。

    丢失郓城之后，王敬久的原有作战方案落空，同时他既不知道刘邓部队的主力所在，又弄不清对方的作战意图——究竟是要东越运河，直接对华野进行策应呢，还是继续南下，截断陇海路，然后直趋徐州？

    由于情况不明，王敬久不敢率部向黄河南岸挺进，只好继续将三个师摆成一字长蛇阵，想先看看再说。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被“啃其一边”的西集团已失去合击或相援的能力，三纵则于预定时间赶到冉固集、汶上集，对东集团形成了包围圈的一面。

    至此，东集团被直挺挺地抛在巨鹿东南，完全陷入孤立和被动挨打的境地，真的成了刘伯承所说的一条快要僵死的蛇。  <h2>把活命的“活”字都忘了</h2>

    有人向王敬久建议，说如果继续这样将兵力分散孤立地摆开，等着挨打，终究不是办法，应该召集各师师长开会研究一下。王敬久大概觉得各师师长也未必比他高明，所以没有采纳，而是说要等侦察明白再定。

    7月11日，王敬久派人打电话给各师参谋长，让他们各派一个团出去搜集情报，限两天内回来报告。

    尽管表面竭力强作镇定，但王敬久内心其实相当不安。他到羊山集召集班长以上军官讲话，说要想打胜仗，不被歼灭，不当俘虏，就必须做到十个“字”。

    第一个字是稳扎稳打的“稳”字，王敬之说完“稳”字后，又一个字接一个字说下去，可是在讲完第九个字后，他却把第十个字忘了，想了一会也记不起来，便说不讲算了。

    直到回去吃饭，王敬之才想起来，说最后一个字是灵活运用的“活”字。

    当天王敬久形容颓唐，精神沮丧。幕僚们背地里议论说：“王司令官吊儿郎当，没精打采，怕死怕俘，讲话时竟然把活命的‘活’字都忘了，预兆不妙。”

    让王敬久最伤脑筋的当然不是忘掉了活命的“活”字，而是不知道对手在哪里，将要干什么。

    鲁西南是抗战时的老根据地，一纵曾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此处村与村之间都有地道，信息传播极为迅速。村民们知道八路军主力又打回来了，全都捧着高粱酒、热茶、煎饼、甜瓜，通宵达旦地在路旁迎候部队。国民党军队要想搜集到一点情报，是根本做不到的，反之，他们的一举一动却会在第一时间被汇总给刘邓。

    各师派出去侦察的团要么什么都没打听到，要么就被刘邓的先遣部队给包围歼灭了——刘伯承已下令二、三、六纵远距离向东奔袭，会同一纵向东集团发动进攻，要求是连续作战扩大战果，不给敌方以调整部署的时间。

    王敬久的“长蛇阵”布置分散，不但不容易打仗，就是彼此联系也非常困难。刘伯承马上抓住对手的这一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指挥部队对三个师分别实施了包围。

    7月13日，一纵、六纵将“蛇头”和“蛇腰”予以分割包围。当天中午，二纵、三纵又割断“蛇尾”，将居于羊山集的六十六师予以包围。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则在羊山集以南占领阵地，将王敬久的指挥部与羊山集分割开来。

    王敬久惊慌失措，部署也开始错乱起来。他一会儿要“蛇尾”、“蛇头”向“蛇腰”靠拢，一会儿又改变主意，让“蛇腰”与“蛇头”会合，再一起向南退守羊山集。

    整三十二师处于“蛇腰”独山集位置，在他们冲出包围圈，进入六营集后，蒋介石亲自派飞机空投紧急命令，指定两师由整三十二师长唐永良统一指挥。

    蒋介石起初在命令中让唐永良率部增援羊山集，但从六营集到羊山集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他后来又指示唐永良死守六营集，等候援军。

    蒋介石要力保的是羊山集，让唐永良死守六营集，等于就是要把他们给牺牲掉了——六营集不足四百户人家，又是沙地，无坚固工事，同时粮食和饮水又都极其缺乏。两师挤在一块，部队展不开，加上争粮抢水，混乱得谁也管不了谁，更不用说打仗。

    蒋介石所说的援军起码三天之内是到不了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唐永良可不愿意就这样等死。他的整三十二师的老底子是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唐永良自己也曾是商震的部下。早在长城抗战时，商震就被称为是“长腿商启宇”（启宇是商震的字），言其打仗油滑，爱保存实力。在其统辖时期，商震还常告诫唐永良等人“要保存实力，不可轻易牺牲”。

    在老上司的言传身教下，唐永良及其整三十二师早已形成了打滑头仗的惯性。王敬久的一名作战科长曾说：“整三十二师素来打滑头仗，保存实力是其一贯传统，友军都怕与其在一道作战。”

    当时东面还没有被围起来，唐永良便不顾蒋介石的明令指示，下决心乘晚上进行突围。7月14日黄昏，他以整三十二师为左翼，以整七十师为右翼，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为掩护，顺着东面村与村之间的空隙往外急行。

    其实刘伯承并不是遗漏了东面，他用以围困六营集的战术，是其惯用的“围三阙一”，即在东面给敌军虚留一条生路，而以重兵在六营集以东的一个大洼地里布置了大口袋。

    敌军突围部队一出六营集，正好落入刘伯承预设的“口袋”，很快就被打得什么“翼”也没有了。

    战斗的结果，整七十师被消灭，师长陈颐鼎等人束手就擒——在巨金鱼战役中，该师一四〇旅就已经以大部归降的方式被解放军所歼灭，现在则算是全部完结了。

    只有唐永良和他的整三十二师确也不负打仗油滑，善于保存实力之名。友军都损失掉了，他们突围后检点人马，倒还有5000余人，当然所有重武器车辆什么已经一件不剩地都丢掉了。  <h2>准王牌</h2>

    六营集歼灭战的枪声刚刚停止，二、三纵就再次对处于羊山集“蛇尾”的整六十六师发起了进攻。

    整六十六师的前身是第六十六军，系抗战后期所建。陈诚过去曾在这个部队任职，以后该部也就成了陈诚的嫡系部队。虽然整六十六师比不上整十一师这样的顶级王牌，但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亦属一流部队。

    除了装备较好外，整六十六师的营连长大多是军校毕业生，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师长宋瑞珂毕业于黄埔三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也受过训。他个子不高，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乍一看不像武将，倒似一位文雅书生，但此人非常精明能干，在“土木系”乃至整个国民党将领群体中都称得上出类拔萃。

    全面内战的导火索来自于对李先念部的围攻，当时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整六十六师。野司情报科在清理缴获的敌军文件时，曾发现该师追击中原突围部队的材料，彼时他们正处于得意之中，那副兴高采烈的劲头跃然纸上。

    之后，整六十六师在豫北战役中碰到刘邓，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要不是宋瑞珂反应敏捷，行动迅速，一看到第二快速纵队被歼，马上组织后撤，其主力差点就未能脱身。

    进入解放战争以后，刘伯承一如既往地重视对敌方情报的掌握。野司情报处专设有谍报科、侦察科（又称情报整理科）、侦听科，他们甚至拥有国民党军完全想象不到的绝密武器——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台。

    抗战时期，美军也向一二九师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用以侦察日军情报，以及向其驻延安的观察组拍发电报。后来观察组撤走时，有感于一二九师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便留下了八台美式收发报机。

    这种灵敏度极高的电台，国民党也有，并且属于同一种类型。这就使得野司侦听科可以天天用它来侦听国民党的电报，而直到败走台湾，国民党方面都不知晓此事。

    利用国民党保密工作上的漏洞，野司截听和破译了敌方的大量绝密电报和密码。大到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代号、兵力兵种和作战部署，小到各部队和各级主官的历史、特点，一举一动可以说全在刘邓的掌握之中。

    由于深知整六十六师“准王牌”的地位及其底细，刘伯承最初决定实施“各个击破”，对敌军三个师予以分割包围时，包围的重点就是整六十六师。为此，他不惜投入了两个主力纵队。

    7月13日晨，其他两个师遭到围攻，王敬久下令整六十六师从羊山集后撤至金乡城，羊山集交由唐永良的整三十二师接防。

    宋瑞珂等唐永良前来接防，但一直等到黄昏还没看到人影，而从中午开始，刘邓二、三纵就完成了对羊山集的包围，当天晚上，三纵率先展开攻势。

    羊山集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镇，镇北有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山上突出三峰，形状似羊，因此得名羊山。当地人称东峰为“羊头”，中峰为“羊身”，西峰为“羊尾”，其中“羊身”最高，可瞰制整个羊山和羊山集。

    羊山自古就是屯兵据守之地，刘邓部队包围羊山集时，山周围还完好地保留着明代末期的寨墙。宋瑞珂率部到达羊山集后，即在羊山上不分昼夜地抢修工事，沿着山腰构筑了许多地堡和交通壕。

    羊山地势低洼，那几天连下大雨，镇子东、西、南三面都为积水所环绕，水深齐腰。二纵有轻敌思想，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想直接涉水进攻，结果一进入水障区域，即遭到镇内、“羊身”、“羊头”三面的突然火力压制。激战中，二纵不仅多次攻击受挫，还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与此同时，整六十六师也伤亡了1800余人。

    7月14日，鉴于整三十二师、整七十师救援羊山集的道路被封锁，王敬久转达蒋介石的指示，让宋瑞珂率整六十六师自行突围。

    宋瑞珂当即召集团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讨。宋瑞珂在会上说，炮带不走，可以不要，但负伤官兵必须设法带走。倘若将他们弃置不顾，即便突围出去，以后也无面目带兵。

    宋瑞珂以此征询部下们的意见，众人也都深以为然。于是他复电王敬久：负伤官兵随同我们转战多年，不忍遗弃，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因此各级军官都愿意固守待援。

    宋瑞珂不愧是陈诚爱将，他虽然再度放弃了后撤的机会，但这一符合战争伦理的行为，对官兵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当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整六十六师的决心和刘邓部队进攻的难度。

    7月15日晚，二纵参加对羊山集作战，从西面对敌实施攻击。自此每到夜晚几乎必有战斗，不过都是小打小闹，无论二纵还是三纵，进展都不大。

    按照最初估计，只要把整六十六师解决了，其他两师就不成问题，但随着六营集歼灭战的结束，其他两个师都已解决了，整六十六师方面却还未能毕其全功。

    二、三纵的部分干部由此变得更为急躁，纷纷请战要大打快打。陈再道和陈锡联两位纵队司令员在进行商量后，征得刘邓同意，决定发起协同总攻击。

    原计划7月16日晚发起进攻，因为下雨推迟到了7月17日。当天黄昏，二纵从西，三纵从东，同时向羊山和羊山集展开攻势。刹那间，炮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攻击开始不久，二纵五旅就报告说已攻下“羊尾”，正在向“羊身”前进。陈再道听到报告后很高兴，就让四旅放手向羊山集展开攻击。

    实际上，五旅只攻下了“羊尾”的一些小山包，但陈再道信以为真，直到夜里12点，还命令四旅多向羊山集投入兵力，以争取多抓俘虏，多缴获枪支弹药。因为以为胜券在握，连一位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女作家也跟着部队进入了羊山集。

    真实战况到第二天拂晓才弄清：原来“羊尾”的主要山包和羊山制高点仍控制在整六十六师手中。

    拥进羊山集的部队队形密集，而且全都暴露在敌军火力网下，地面的土房、草房又都根本挡不住敌军的火力扫射，二纵因此遭到重大伤亡，部队建制也被打乱，无法进行正常的指挥掌握。  <h2>饭馆子战术</h2>

    7月18日，凌晨6点，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接到陈再道的电话：“前面情况不好，你带全旅部队，立即赶到四旅、五旅的阵地，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全部夺回来！”

    六旅此前用于消灭整六十六师左翼的警戒部队，此时正在羊山集西面待命。放下电话，刘华清立即率部赶到西门外阵地，发现事态确实非常严峻：整六十六师不仅把四旅、五旅挤了出来，还夺走了羊山集西街的全部阵地。

    四旅、五旅的建制已经混乱，仅旅团干部就有十几人负伤，伤亡人员大部分都是受到了山上炮火的攻击。刘华清指挥六旅各团阵地一一接替过来，以防敌军继续发起反击。

    这时陈再道又打电话过来，看样子非常着急。他让刘华清加强攻击兵力，赶紧将西街夺回来。

    刘华清已经看过地形，他认为如果马上攻西街，部队还会受到敌人羊山主峰强大火力的阻击，因此建议在黄昏时再发动攻击。

    陈再道听后突然发了火：“你怕死呀！”

    刘华清左右为难，只好说要把情况摸一下再说。陈再道不仅不同意，还大吼起来：“你们不敢冲击，我来带突击队！”

    刘华清赶紧说：“使不得，我带突击队就可以。”

    想来想去，刘华清还是觉得不能硬攻，情急之下，他给纵队政委王维纲打了电话，请王维纲到前线来视察一下，看看实际情形。

    王维纲看后，意见与刘华清一致。经王维纲解说，陈再道才停止了鲁莽之举。

    黄昏前，刘华清把山炮拉了上来。有了炮火支援，二纵终于在晚上如愿夺回了西街阵地，但是再往里攻就又变得困难了。

    7月19日晚、20日晚，二纵、三纵连续发起两次协同总攻击，然而都没能站住脚，无亮前均被迫撤回原阵地。

    三次协同总攻击下来，敌我双方的人员损失均十分惨重，壕沟里到处布满尸体，连沟水都变成了红褐色。

    战场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艰苦。一连数日，大雨连绵，所有交通壕都变成了小河。炊事员送饭到前线，开始是将饭锅放在门板上漂着在水面推，后来就索性改成小船来运。

    官兵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皮肤都发白肿胀，有的伤口还化了脓。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此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那些来不及掩埋的尸体逐渐腐烂发臭，前沿阵地的官兵在吃饭时只好用棉花或布条塞住鼻孔。

    在羊山激战过程中，王敬久非常焦急。作为东集团主力的三个整编师，战斗开始的头两天就被打掉了一个半，这让他很难在老蒋面前交差，而且一旦整六十六师又被吃掉，他所在的金乡城势必也很难守住。

    为了把活命的“活”字捡起来，王敬久每晚都要爬到金乡城内的宝塔上，指挥城北的榴弹炮营向羊山集附近进行射击。顾祝同也亲自乘坐飞机，于晚上由徐州飞到羊山集的上空，借以给宋瑞珂和整六十六师打气。

 第十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当羊山之战尚难决最后胜负之时，毛泽东曾电示刘邓，让他们能攻歼就攻歼，不能就休整。关于休整之后如何行动，他的指示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应该说，渡河南下和“中央突破”，与不要后方、不靠根据地作依托，采取跃进方式向敌统治腹地进行出击的战略，并不是一个概念。刘邓对后者一直都有所保留，理由很简单，因为它虽可给敌军“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因此会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此之前，毛泽东几次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战略设想，均因刘邓的陈述和条件不成熟而放弃。

    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即7月28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说明南渡连续作战后部队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伤亡达到1.3万人，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抽出随部南下；新兵没有来源，虽可用解放战士补足，但这些解放战士尚未经过诉苦教育，能否马上战斗没有把握；此次鲁西南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

    当时对于中央南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只有指挥层的少数人知道，一般干部战士均缺乏思想准备，各种物资更是缺乏，甚至就连大别山的军用地图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像中央要求的那样立即挺进大别山，确实困难太大。刘邓因此请求继续依托豫皖苏作战，在保证后方接济的条件下，尔后再有依托地向大别山挺进。

    7月2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发来一份电报，它一下子改变了刘邓的决心。  <h2>黄水来了</h2>

    这是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明“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强调如在两个月以内，刘邓和陈谢集团均不能有效调动胡宗南一部，则“陕北不能支持”。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是何等艰难。实际上，自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开始谨慎用兵，彭德怀一时无战机可寻，陕北县城也全部失守。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不得不在敌军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还能看到敌人的篝火，更严重的是由于陕北发生自然灾害以及战事频繁，他们的粮食开始不足——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央机关就进入了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营养不良使得他浑身浮肿。

    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陕北不能支持”绝非危言耸听，中央急需南线部队采取大的战略举动，以迫使陕北敌军回援。

    刘邓反复看了十几遍电报，还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最后，尽管杨勇、陈再道、陈锡联等纵队司令员仍有不同意见，但刘邓还是复电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刘邓本打算休整半个月再南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军渡河南下时，正值夏汛季节，天淅淅沥沥地总在下雨，晴天和阴天都很少很少。每次战斗刚打响，只听“哐哐”两炮，往往雨就来了，而且越下越大。有人说，这是打仗把天给打塌了。

    自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天像是真的被捅漏了，一股劲地下个不停。这么大的暴雨，根本就无法打仗。更重要的是，黄河水位开始跟着猛涨，而且很快就到达了极限位置。

    黄河故道甫经复堤，在水位暴涨的情况下，时时都有溃堤之险。站在大堤之上，但见波涛连天，小山似的浪头不断冲击着堤岸，场面惊心动魄。

    野司机关就驻在危堤以南不远的村子里。一天半夜里，街道上突然响起紧急警报：“黄水来了！”

    听到警报声，村子里顿时沸腾起来，有扎排子搬家的，有几家人聚进一座院子，关上门后抱头痛哭的。他们都有类似经验：黄水若真的来了，就一切都完了。

    李达立即派一个排跑步赶到黄河岸边放“水哨”，同时通知部队，随时准备“逃水”，“搞不好，黄水袭来就糟了”。

    刘伯承紧接着说：“敌人多不可怕，黄水即少，来了也不好抵抗。”

    黄河大堤远高于两岸农村的屋脊，一旦堤崩，必会有千万人葬身鱼腹。抗战时期，刘伯承曾在太行山上率军队与蝗虫作战，现在又不得不与洪灾作战。他下令架通各处电话，随时报告水情。

    “水哨”是刘邓等人创造出来的名词，派出去的战士奉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哨位一直放到了黄河边上。

    第二天清晨，“水哨”传来报告，三堤冲垮了两道，尚未发生堤崩危险。刘邓立即从冀鲁豫军区部队中抽调出数千人马，迅速赶往危堤抢险。

    自人类诞生以来，洪灾即不离左右，甚至传说混沌初开，女娲创造人类时，就已经是遍地洪水了。西方神话中，还有挪亚造方舟救人的记载，不过刘伯承可不能也不敢靠这些虚幻的东西来解围，“哪会有人抛下挪亚方舟，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兵法有云，历沛圮，坚环龟。明代军事家刘基在他的兵学名著《百战奇略·泽战》中总结前代作战经验，认为军队经过沼泽低洼地或被水冲毁的坍塌地时，应当选择四周低、中间高的形似龟背的高岗之处宿营。

    刘伯承依此行事，让李达制订方案，把附近数十里内的丘陵高地都找出来，准备真的发生堤崩时，派部队援助百姓向丘陵高地转移。

    最令刘邓感到担心的，还是南京政府会不会趁火打劫。因为抗战初期，蒋介石为挡住日军的进攻，就曾经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迫使黄河改道，从而致使三省四十多县成为水乡泽国。

    “花园口事件还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刘伯承把长卷的河图展开，放在厢房里的一张方桌上，请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给他介绍有关河堤的情况。

    听完情况介绍，他对眼前的形势有了更清醒的估计：“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兵来可以兵挡，水来土是屯不住的……”

    邓小平则在搜集到的一份敌统治区的报纸上有了发现：“你瞧敌人的报纸，‘黄河归故，势在必行’，报上还说这是什么未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的文章……”

    刘邓经过分析，认为这些言论极可能是蒋介石故意释放的探测气球，目的是要“重演水淹七军的故技，重走花园口决堤的老路”。

    在刘邓深感焦虑的时候，南京政府也正派飞机沿黄河侦察水情，先后有五架两批次飞机从野司上空掠过。

    如果蒋介石真的置社会舆论于不顾，重走老路，刘邓部队所面临的处境是极其可怕的：只要在鲁南决开河堤，所有部队都会统统泡在水里，就是不全淹死，因为黄河南移，也会在事实上被赶回黄河北岸……  <h2>我们上马了</h2>

    黄河抢险现场，带队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正率领官兵钉木桩，掘泥垒土，争分夺秒地加固河堤。

    野司作战室的电话打了过来，点名要王秉璋接电话。此时王秉璋已亲自跳到河水中打木桩，因为是野司来的电话，电话员不敢怠慢，竟然把听筒直接送上了河堤。

    只听值班参谋在电话里问道：“你是军区司令员吗？请报告你指挥位置的坐标！”

    “我……”王秉璋拿着听筒一时语塞。总不能说指挥位置的坐标就在河水里吧，他只好说：“我在黄河大堤上……”

    “一号给您讲话……”

    “一号”是刘伯承的代号。王秉璋一听，马上捂紧耳机。耳机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要抓紧排除险情，尽量砸紧木桩，还要注意敌人的飞机，防止他们炸堤！”

    “是，一号首长！”王秉璋斩钉截铁地答复道，“我面前是黄水，背后是数十万野战大军和三千万冀鲁豫人民，有我在，有堤在！”

    抢险部队一直忙到中午，终于排除了危险，刘邓及其军民这才都松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个接一个的洪峰仍威胁着经过加固的大堤。刘邓所住的院子里已经涨满了水，每隔一步，就要用青砖垫起，从而搭成了一道犹如散兵线一样的小桥。

    作战室内，邓小平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在屋内踱着步，刘伯承则搬了一把太师椅，坐到了作战室的门口，他还特地在院子里立了两块青砖，砖上刻着度数，以便随时观察雨量和水位。

    两人一连几个晚上都不睡觉，除了设置“水哨”外，还不间断地派了许多人前去侦察和掌握河边情况。有一天，刘伯承向派出去的一名参谋询问流速流量，这名参谋回答：只是一会儿工夫，已经水流六十步！

    “真是忧心如焚！”刘伯承用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情。

    除了猛如虎狼的水情，还有同样险恶的敌情。据报蒋介石已重新调整兵力，拟集结鲁西南战场的8个整编师约14万人，实施分进合击，以围歼刘邓部队主力于郓城、鄄城之间的狭小地域内。

    刘邓于是做出重大决定：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再南进，但由于水情、敌情不允许，现决定乘敌尚未合拢，陇海路以南空虚之机，迅即南下，先敌在大别山展开。

    8月6日，刘邓在野司作战室召集会议进行部署。一辆辆汽车如同疾电一样从四面八方开进野司所在的村子，不到半个小时后又各自返回驻地进行落实。

    关于这次行动，刘邓向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电报发出约三小时，中央就复电予以批准，复电同时决定派陈谢集团强渡黄河，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刘邓跃进大别山的行动。

    当天晚上，刘邓下达预备命令，规定了分三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够更好地隐蔽跃进，刘伯承命令十一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进行佯动，以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假象。

    临走这一天，刘邓本来还要安排接见一下华野西进兵团的领导。西进兵团由5个纵队组成，远道而来配合刘邓部队作战，并已奉命暂时归刘邓指挥。

    因行军紧迫，刘邓连接见这点工夫也抽不出来了，只好临时决定由刘伯承与兵团领导直接通话，以示告别之意。

    关于部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刘伯承仅仅在电话中说了一句：“我们上马了！”

    对方立即领会了刘伯承的意思，随后请示道：“牌怎么打法？”

    “打一张蛾牌。”刘伯承简明扼要地做了答复。

    蛾牌是打牌时所用的牌语。蛾牌的一头为一点，另一头为三点，刘伯承说打一张蛾牌，要让西进兵团在陇海路北展开攻势，以四分之一也就是“一点”的兵力牵制敌军，以四分之三也就是“三点”的兵力寻机歼敌，以掩护南进的战略行动。

    刘伯承布置的疑兵战术成功地迷惑了敌军。当然事先的保密工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必须把我们的耳目弄聪明，同时还要很好地保密，要使敌人耳聋眼瞎。”

    起初，蒋介石的判断是“（刘邓）在重兵追击下，不能北渡黄河，也不敢再战，只能南窜”，于是下令部队迅速南下追击。可是在徐州指挥的顾祝同得到的情报却是“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因此他判断刘邓将渡河“北退”，命令内容也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是让部队北进堵截。下面的部属不知该听谁的好，被弄得不知所措。

    8月7日黄昏，刘邓部队离开巨鹿地区向南疾进。在侦察机发现刘邓部队在黄河岸边消失后，蒋介石改变主意，认为刘邓不是要“南窜”，而是要渡河北撤。反过来，顾祝同倒是已经发现刘邓部队是在向南移动。两人朝令夕改，而且调动追兵的方向又是完全相反，部属们也更加无所适从。

    刘邓部队成功地甩掉了鲁西南的追敌。刘伯承传令下去，沿途遇到敌人不可恋战，中心任务就是一个字：走！  <h2>第二个草地</h2>

    8月11日晚，刘邓部队到达陇海路北。在这条横贯中原的大动脉上，除了护路兵虚放的几枪外，没有遇到任何正规军的抵抗。

    三天后，部队跨过陇海路，到达了豫皖苏解放区，至此已深入敌军战略纵深200多里。

    到了解放区，就如同到自己家一样，官兵在精神上都不由得放松下来。不过部队在豫皖苏仅仅休息了一天，洗的衣服还没有晒干，刘邓就下达了新的紧急命令：“16日上午11点半，向黄泛区开进，行程180里。”

    听到要向黄泛区开进，部队的情绪很高，不少人说：“黄河都过了，还在乎这些水沟水坑？只要天上的‘小红头’（侦察机）、‘黑寡妇’（轰炸机）不来下蛋，呼呼啦啦不就蹚过去了吗？”

    “这是危险的情绪”，刘伯承得知后神情严肃，“它（指黄泛区）绝不是一坑黄水，而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现在我们要从虎口中冲过去！”

    虽然情报显示，敌军仍未能够判明刘邓大军的行动目标，黄泛区内也没有发现敌人，但自然条件早已开始对行军造成影响。俗话说得好，“八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部队自南下以来，天气就一直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儿。

    8月16日，也就是向黄泛区开进的第一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到处都升腾着闷热的蒸汽。部队以每小时10里的速度前进，这个速度按说并不算快，可是还没走到8里地，野司警卫团就有好几个人中暑死亡或晕倒。

    第二天，部队进入黄泛区。与黄泛区相比，先前遇到的一些困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里正如刘伯承所说的，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

    黄泛区就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后所造成的受灾地区。此地曾长久为黄水所吞没，直到1947年3月，蒋介石实施“黄河战略”，黄河才得以回归故道。

    没有到达黄泛区的人，很难设想当地的情景。虽然它的水已成死水，但仍是一片汪洋，在宽约20里的地带内，除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以及空中会偶尔掠过几只野鸭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黄泛区的积水，浅则至膝，深则至脐。即便在水已经干涸的地方，也全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而且使劲愈大，陷得愈深，甚至拔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队伍只好排成数路纵队，练习用队列动作中的“拔慢步”行进：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腿绷直，然后交替抬起。

    在胶泥中“拔慢步”，步伐自然不会那么整齐，“拔”不出来的就一屁股坐下，休息一下再“拔”。有人苦中作乐，笑着说：“大概军阀队伍拔慢步，就是准备过黄泛区吧！”

    穿越黄泛区，炮兵和辎重部队无疑比步兵要艰苦得多。有的木轮车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必须用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大家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如果火炮也陷进淤泥，那就更麻烦了，遇到这种情况，炮手们只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黄泛区内隐蔽非常困难，白天很容易遭到敌机袭击。当“小红头”和“黑寡妇”进行轰炸射击时，干部战士只得用机步枪进行仰射，以迫使飞机拉升高度。这是古今中外战史上罕见的场面，以至于几乎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异口同声：“这是第二个草地。”

    实际上，黄泛区的环境比草地还要恶劣。诸如刘伯承、陈再道等人，过草地时都属于红四方面军系统，曾经三过草地。不过每一次过草地，他们都还能见到青草，黄泛区内却是连青绿颜色也见不到一点。

    刘邓及纵队首长们开始还坐着吉普车走了一段路，车越走越慢，车轮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乘马而行。可是马同样深一脚浅一脚，不仅慢慢腾腾，而且人马都很吃力，于是他们索性也下来“拔慢步”了。

    “拔”着“拔”着，刘伯承的脸色突然少见地沉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特别是有的车上还装着太行山的小米、山西的陈醋、山东的大葱……

    用生命换来的武器固然不能中途丢掉，难道这些鸡毛蒜皮也值得装上大车？刘伯承找到车队领导，对他们说：“红军北上抗日，是吃皮带、草根、树皮过来的。哪个干部到大别山吃这些东西，不脸红吗？”

    还没等他说完，车队领导连紧检讨，对大车物资重新进行了调配，该扔的就都扔掉了。

    8月18日晚，部队终于全部通过黄泛区，一共20里地，竟然耗费了近两天时间。  <h2>抢渡</h2>

    通过黄泛区后，刘邓部队马不停蹄，急行军三十里，直奔沙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在河上搭了浮桥，指挥机关和步兵很顺利就得以通过，但是炮兵和辎重部队却遇到了困难，特别是“老太爷”，浮桥根本难以承受它的重量。

    “老太爷”是指榴弹炮，因为块头大，威力大，开过来时别人都要给它让路，故此得名。众人正在想办法，天亮了，敌机飞来扔了一通炸弹，浮桥被炸断，这下能通过浮桥过去的火炮辎重也过不去了。

    河水在持续猛涨，无法再架设浮桥，幸好豫皖苏军区部队还准备了船，但是船少，又不断被炸毁，从而导致辎重车辆、火炮、医药、弹药，一大摊子都被抛在了沙河北岸。

    这时大家才感到车辆大炮等笨重军用物资是个累赘。可是离开它们又不行，真到打大仗的时候，炮弹、子弹和医药用品都是不能没有的。

    刘伯承皱着眉头，两手插进裤袋，不停地踱来踱去。李达则一只脚跷在吉普车上，左手撑腰，右手捧脸，眼睛凝视着前方，一动不动。两人都非常着急，不停地思考着解决办法。

    经过商量，刘伯承决定派“五号”（李达的代号）坐吉普车亲自到河边指挥抢渡。

    到达渡口后，李达向随其一同前往的军政处处长杨国宇、通信参谋小马宣布了任务：“水涨，船少，你俩将现有船只组织起来，分到两个渡口，一渡部队，一渡车辆。”

    杨国宇刚开始纳闷，心说就这么一点事，何必要参谋长亲自出马呢。等他和小马驾着小船赶到北岸，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昨晚敌机炸沉了两只船，驾船的水手全跑光了。

    光有船，没有驾船的人，再怎么分，还是没法抢渡。杨国宇和小马面面相觑，都傻了眼。

    李达对这一情况是知晓的，按照与刘伯承协商一致的方案，他从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中重新找了一批识水性、能驾船的水手。杨国宇将这些水手分成三拨，一拨渡人，一拨渡车，剩下的去修被炸坏的大船。

    大船主要用来负载“老太爷”和拖拉“老太爷”的重型汽车。由于船身短，不能同时装运，只能将车与炮分开，炮手们前拉后推，将“老太爷”们一个一个地“请”上船。

    杨国宇一面指挥渡河，一面检查辎重。一车单军衣被他顺手发给了战士，接着又打开一个很重的箱子，竟然发现里面有好多是坏掉的武器。

    继续带着这些走路，简直是劳民伤财，杨国宇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到了河里。按照李达的指示，剩下完好的步枪和机关枪统统交给了县大队，这样既为渡河和后面的行军卸除了负担，又增强了地方武装的力量。

    中午，所有车辆辎重和马匹都顺利过河，只有二十多辆再也不堪使用的大车残骸被扔在了南岸。

    渡过沙河后，部队休息一天，刘邓正式向全军宣布了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同时进行公开动员，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为了快速前进，摆脱敌军的追堵，刘邓下令部队实施轻装，将一些不必要的物资留给豫皖苏军区，同时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

    论笨重，“老太爷”首当其冲。炮手们一面执行命令，一面抱着榴弹炮不忍释手，有的竟至放声痛哭。

    应该说，因为各种突发原因，刘邓部队自鲁西南开拔的时间是比较仓促的，另外保密工作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不便。有人就埋怨说，公开动员做得太晚，现在连大别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而且倘若早一点公开动员的话，有些笨重的东西比如榴弹炮就可以提前运到黄河以北，而不致白白损失掉了……

    在渡过沙河之前，刘邓对南进行动实施了高度保密，所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其间又不断改变部队番号，有的部队还伪装成地方武装，所以战略意图始终没有暴露。可是一渡过沙河，再想保密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部队行进的矛头已明确无误地指向大别山。

    蒋介石如梦初醒，这才知道刘邓大军既不是“南窜”，更不是“流窜”，而是大部队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且直接威胁其战略后方。他急令王敬久、罗广文等人分头率七个整编师进行追击和截击，这使得刘邓部队平均每个纵队屁股后面都跟着两个师的敌人，部队的行军也变得有些吃紧。  <h2>狭路相逢勇者胜</h2>

    渡过沙河后，刘邓部队又分三路前进。8月23日晚，中路的六纵和野司直属队进至汝河北岸。这是河南省南部的一条大河，水深丈余，河床深凹，两岸陡峭。在部队到达之前，南岸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已将渡口附近的船只统统拖走、砸毁。

    徒涉不能，一时又找不到渡船，担任先遣的六纵十八旅便在北岸停了下来。旅长肖永银派工兵连、侦察连分头出动，沿着河岸寻找渡船，另派步兵在附近村庄里搜寻漂浮器材，以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第二天中午，河对岸西面的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人喊马嘶。肖永银站在岸上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那是刚刚到达的敌军大队人马——自西到东，炮兵、步兵、汽车、马车黑压压地不见尽头。

    大家已经走得人困马乏，却迎面遇到这么麻烦的事，后面还有大批追兵，不由得人不紧张。肖永银等人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让敌军布好防再过河，就会完全陷入被动局面，部队必须想尽办法立即过河，哪怕先过去一个排，占领一座村庄也好。

    肖永银把抢渡的任务交给五十二团一营。一营此前已经找了一上午，但仅仅只找到一条小木船。这条船一次只能载一个班，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便又用木头、高粱秸扎了一些木筏。

    敌军很快发现了一营的企图，在他们驾着小船和木筏抢渡时，用大炮、机枪进行了集中攻击，河面上不断掀起一根根水柱。尽管面前的炮弹、子弹跟下暴雨一样，但一营官兵深知抢渡行动关系重大，许多会泅水的战士干脆把外衣一脱，抱着木头就向对岸游去。

    十几分钟后，第一批抢渡的战士登岸，随即和南岸大雷岗敌军发生了激战。与此同时，六纵工兵连也开始冒着炮火架设浮桥。

    下午3点多，一座横跨河面的浮桥架成，大批后续部队越过浮桥，向弹火纷飞的南岸奔去。在北岸进行指挥的肖永银等人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黄昏前，五十二团全部过河，并且巩固住了在大雷岗的落脚点。肖永银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当天中午到达南岸的是整八十五师。原来蒋介石除急令七个整编师尾追外，还派了整八十五师和另外一个旅抢先在汝河南岸布防。

    整八十五师在正面数十里长的区域摆成一线，切断了南下道路，现在五十二团虽然渡过了河，但大敌当前，要向前推进仍然非常困难。

    天黑时，肖永银将旅指挥所推进至离浮桥很近的小村庄里。他和旅政委李震站在河边，向南岸观望。南岸的整八十五师为了阻止六纵前进，已经放起火来，火光绵延几十里，照亮了半个天空。

    肖永银和李震感到有些进退两难：要打过去的话，摸不清对方底细，特别不清楚这几十里火光后面，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等吧，如果敌人继续增兵，布好防务，一到白天就更难办了。

    不一会儿，纵队指挥员来了。他们正与肖永银等人交谈着，又有一名参谋前来报告：刘邓首长赶到。

    刘邓的到来，令众人既意外又高兴。大家走进旅指挥所所在的一间小草屋，还没坐下，刘伯承就问道：“情况怎么样？”

    肖永银把当前情况做了报告，刘伯承听后微微点了点头。

    邓小平接着让李达向干部们介绍周围的最新敌情。李达在油灯下铺开地图，干部们全围了上来。

    最新敌情比原先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截至8月24日，尾追的七个整编师中，有三个整编师距离最近，只有50余里，预计明天上午8点以前就会赶到。刘邓部队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可谓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

    小草屋外不断响起炮弹的炸裂声。在李达介绍完敌情后，众人不约而同地都把视线投向刘邓。

    “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凝神静听的刘伯承微微抬起头，很镇静地巡视了一下部属们焦急的面孔，然后才开口说道，“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随后又用手在地图上一划，“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  <h2>“鬼门关”</h2>

    刘伯承平时与人聊天，常说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天险，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知道三峡之外更有险关，这就是“鬼门关”或称“道士关”。它位于乐山岷江下游80公里的地方，江中矗立一块礁石，上刻“对我来”三个大字。船行此处，舵手必须毫不犹豫地驾船向礁石笔直驶去，然后在快挨近礁石时，再顺着激流从礁石旁边过去，其间稍一歪斜，就有船覆人亡的危险。

    对于刘伯承来说，一旦下定决心向大别山跃进，就如同闯“鬼门关”一样，只准向前，不准退后，否则掉转船头的念头尚未形成，就可能被激流漩涡所吞没。

    在草房内，刘伯承用拳头连续敲击着桌面，大声疾呼：“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吗？……野司要从这里渡河！”

    一席话打破了原先沉默、紧张的气氛，让与会众人热血沸腾。紧接着，刘伯承又传下一道令：“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

    从浮桥架成到开会前，敌军已三次抢夺浮桥。刘伯承刚刚说完，工兵连又前来报告，说敌人第四次抢桥，不过已被击退。

    “只要桥在我们手中就好办”，刘伯承说着，又让李达把地图铺在地上，他蹲下来，将放大镜罩在左眼上，指着地图对进攻做出了具体部署。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六纵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和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在西翼迟滞敌军西援。主攻任务被交给十八旅，刘伯承要求该旅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

    刘邓同时决定随十八旅一起走。肖永银等人想到，十八旅所打开的通道两侧都是敌人，他们走的路也将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刘邓随同他们一路走太不安全，因此建议刘邓还是从十七旅那边走。

    “不要管我们”，邓小平说，“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

    “等一等”，一旁的刘伯承略微提高了声音，表情严肃地叮嘱肖永银，“要记住，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明白！”肖永银走出草房，把“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逐级传达了下去。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来更强调的是“智”和“巧”，只有这种狭路相逢，无退路可择的情况下，才会孤注一掷，重点突出“勇”和“猛”。实施攻击之前，他不仅让部队再次轻装，抛掉所有无法通过浮桥的重武器，而且还烧掉了所有机密文件，做了最坏的打算。

    凌晨2点多，肖永银率十八旅依令杀了出去。各团以一至九连的序列，排成四路纵队，遇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这可忙坏了电话兵，他们必须不停地收线、架线，并通过电话向后方报告战况。

    天亮之前，十八旅连续攻占了前进路上的十几座村庄。到天快亮时，一条长十余里，宽六七里的通路终于被打开了。

    得知前方已无大股敌人，肖永银一面向刘邓报告，一面重新调整部署。他命令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在通路两侧展开，顶住两边敌人的反击，以确保通路的安全，同时调上战斗力较强的五十四团第一营，将其由后卫变前卫，继续扫荡前进。

    8月25日上午，六纵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硬是为北岸的野司直属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之前刘邓就派人送信给直属队：“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于是当轮到直属队渡河的时候，不管敌机和火炮如何实施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也不管伤亡多大，他们都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最后一直冲到了南岸距渡口八里的杨湾。

    刘邓对六纵这次作战均十分满意，称赞肖永银等人“打得好”。刘伯承更感叹这次之所以能冲出敌人的重围，主要就是采取了坚决的进攻，从而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了防御，主动变成被动。

    下午2点，六纵和野司直属队到达了预定集结地彭店。三路之中，就他们这一路打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西路和东路因未与敌军主力遭遇，推进时均比较顺利。

    进至淮河北岸，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刘伯承、李达等人先行过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于是李达当晚就亲率十八旅赶到了淮河渡口。

    根据事先的调查，本来淮河可以徒涉，但部队到达时，上游却突然涨水，没法涉水过去了。渡口上的船只则多被敌军破坏，只剩下十来只小木船。

    这时后面的追敌仍咬得很紧，其中整六十五师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彭店，与六纵的后卫部队交火，且交火地点离淮河渡口仅仅只有30里。敌情紧急，刘邓部队必须在今明两天全部渡完，李达以此为前提，要求十八旅在当晚12点以前渡过淮河。  <h2>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h2>

    水深船少，部队拥挤在渡口，秩序很乱。六纵敌工部长兼民运部长卢耀武协助肖永银监督渡河，几个人费劲整顿了一番，情况有所好转，但发现还是完成不了李达所交代的抢渡任务。

    卢耀武只好跑去找李达据实汇报。李达听完，紧闭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同意把时间放宽到深夜2点。

    这时渡河秩序已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可以说是一分钟都不浪费。肖永银等人算了一下，按此速度应该能够在深夜2点过完，尽管有些勉强。

    就在大家都以为可能没问题的时候，问题来了——一阵大风刮来，每一船的来往时间都因此增加了一倍以上。

    卢耀武再去向李达进行报告，李达无可奈何地把过河时限推到了拂晓以前，但这一目标仍然难以完成。

    十八旅只占全部渡河部队的一部分，如果仅仅过他们一个旅就占去一个整夜还多的时间，甚至不止，其他部队该怎么办呢？

    准备随同十八旅过河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虑。他让旅政委李震留在渡口加紧指挥抢渡，将李达、肖永银、卢耀武等人召集到旅指挥所，商讨制定加速渡河的紧急措施。

    旅指挥所设在淮河北岸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被挤得满满的，屋内的人都不说话，近40摄氏度的高温使人几乎窒息。

    在沉思了很长时间后，刘伯承突然向卢耀武发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卢耀武肯定地回答。

    “到处都一样深吗？到处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又问道。

    卢耀武引用附近老百姓的话说：“淮河急涨急落，从来没有人敢在水涨得正深的时候徒涉。”

    “你们亲自侦察或试过没有？”

    “先锋团和我们自己都侦察过，试过。”

    刘伯承仍然有些怀疑：“你们有没有多找几个老乡问一问？”

    商讨半天仍无更好的办法，刘伯承决定先坐船到北岸进行指挥。此时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天将黎明。

    登船前，他特地让人找来了一根长过身高的竹竿，卢耀武最初认为他是拿来做手杖用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找这么长的竹竿，因为看着明显不合适。

    船驶出去后，卢耀武看见刘伯承的黑影在船边一上一下地活动着，这让他感到奇怪，不明白首长到底在干什么。

    突然，听到刘伯承大声喊道：“能架桥哇！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哪！”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刘伯承是在船边亲自用竹竿探测水的流速和深浅。

    卢耀武和先锋团试过水深没错，但是淮河各处的水深还不尽相同，有一些地方水很浅，徒涉固然不行，架设浮桥却是没问题。凡是经过这些地方，刘伯承都让警卫员插上了标杆。

    “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刘伯承用力喊道。怕北岸的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到南岸后又写了一封亲笔信送过来，信上写着：“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

    卢耀武奉命前往北岸，并以刘伯承的名义再次给李达写信，意思就是要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按照刘伯承的要求，卢耀武还在字的旁边加上了圈圈。

    卢耀武写完后，读给刘伯承听了一遍。刘伯承让他在原有圈圈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圈圈，并且很严肃地对卢耀武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

    说到这里，他一边将手中那根竹竿在地上重重地点着，一边又重复了一句：“要害死人！”

    信送出去没多久，卢耀武就接到一名团政委的信，说河水能够徒涉。他急忙把这名团政委请过来询问究竟，得知是一名马夫掉了队上不去船，于是就从河的上游徒涉了过去。

    马夫牵马过河的情景，也正好被刘伯承看见，他立即让卢耀武转告李达：不要架桥了，叫部队从上游迅速涉渡。

    敌军在淮河北岸追得很急，不仅整六十五师与六纵后卫交火，新桂系主力张淦集团也扑了上来，于是二纵五旅也被迫实施阻击。

    当时形势紧张到如果耽搁半天过不了淮河，部队就会在敌军攻击下遭到重大损失，而那些可以徒涉的地方，火炮和车辆很多都过不去，于是只好就地掩埋或予以破坏。

    8月28日凌晨，拖后的二纵五旅最后一个南渡淮河。当张淦集团赶到淮河渡口时，恰逢洪峰到达，河水上涨，他们无法徒涉，架桥又需要时间，只能望河兴叹。  <h2>直插到敌人的心里边</h2>

    抢渡淮河是刘邓部队南进途中的最后一个险关，自此便进入了大别山区。

    刘邓部队自8月7日出发，至8月底到达大别山，整整奔走了24个昼夜。一名团长在日记中计算了一下路程，总共是1126里。

    大别山曾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红四方面军诞生的摇篮。在有些破旧的墙壁上，甚至还能隐约看到当年红四方面军留下的标语。对于陈再道、刘华清等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来说，回到大别山，就算回了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分外熟悉和亲切。

    刘邓部队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其籍贯不是太行就是冀南。去过太行的会拿太行山与大别山做对比：太行山石头多，树木少，而大别山山清水秀，树木葱郁。常年生活在冀南平原的，也同样对此处的乡音、稻田、水牛、茅屋、鱼塘乃至于一景一物，都感到新鲜、惊奇，认为已经大有江南风味。

    先是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接着又看到如此不一样的景色，官兵们的心情毫无疑问都非常愉悦。在部队中间流传的一个最大“新闻”，就是“刘司令员骑上了马，邓政委笑了”。与“新闻”同时传开的还有一首名为“挺进大别山”的歌曲，曲调是陕北民歌，但歌词讲的是部队挺进大别山的经过：“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敌人的心里边……”

    大别山是突出于南京、武汉之间的战略要地，但蒋介石和新桂系原本都以为这里已成为他们可靠的战略后方，所以才把主力全部调到北线作战，刘邓的突然而至自然成为其心腹之患。

    就在刘邓大军准备实施战略展开，“麻雀满天飞”之际，蒋介石集中23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一直尾随追入了大别山。针对敌军的这一部署，毛泽东指示刘邓应尽量避开桂系集团，集中歼灭中央军和滇军。

    滇军指的是整五十八师，该师在鲁西南战役中就表现出了较弱的战斗力，刘邓决定先拿他们开刀。9月上旬，刘伯承集中一、二纵主力和六纵十六旅，在商城以北对整五十八师展开围歼。

    大别山区山岭、水田居多，除了山地外，到处都是田间小路，而刘邓部队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就已习惯于在平原地区作战，对山地和水网作战的特性不熟悉，不管是爬山还是走稻田小路都很吃力，即便将车炮都扔掉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

    作战时，干部从军用地图上一看，到某个村庄只有十多公里，便仍然照搬在平原地区的打法，指挥部队快速迂回过去，结果爬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

    相反，成军于云南的滇军在平原地区或许只是一只羊，但到了山地却好似成了精的猴子，其行动分外快捷，这使得刘邓部队的分割包围计划难以奏效。

    包，包不住，围，围不上，就连堵，都不如从前了。初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不善于在山区组织战斗队形、构筑工事和有效地运用重武器——当然，他们的重武器装备也不是过去的概念了。

    南下前的刘邓部队通过“以战养战”，在火力装备上已接近于中央军一流部队甚至美械部队，鲁西南战役时的进攻火力相当慑人。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重炮丢了，榴弹炮埋了，每个旅都只留下一两门山炮，即便纵队炮兵营，也只有一个山炮连。重武器威力的大减，给作战和歼敌又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仗打下来，刘邓部队不仅连消灭整五十八师一部的最低目标都未能实现，而且自身还付出不小代价，二纵六旅副政委彭学桂即牺牲于此役。

    之后敌军占领了商城。为了打击其气焰，9月17日，刘伯承再次对整五十八师展开围歼，此次在首仗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三纵。

    投入作战的兵力虽然多了，可是作战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比如后勤供应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把大别山作为刘邓部队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认为大别山是革命老区，有群众基础，而且又是红四方面军起家的地方，刘邓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自然更适合在这里再起炉灶。

    可问题是十多年过去，大别山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抗战时期，新桂系李品仙集团一直在大别山打游击，桂军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都是大别山媳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打下粮食是保长的（苛捐杂税），生下儿子是老蒋的（当兵抓壮丁），养了姑娘是老广的（嫁给广西桂军）。

    由于新桂系已在大别山经营多年，基础深厚，使得刘邓部队发动群众的工作不易深入，而且大别山区固然风景秀丽，但老百姓却是缺衣少穿，生活相当贫困，部队给养也因此很难筹措。  <h2>不握手会议</h2>

    刚刚进入大别山，过去在内线作战中没有遇到的困难，现在就全部显现出来。

    仅以衣食住行而论——“衣”方面，由于被服供应不上，官兵们都还穿着单衣。时值9月，夜晚天冷，睡觉时只好盖稻草御寒。

    “食”方面，北方人初到南方，大米吃不惯，有些人吃了就拉肚子。更多时候，部队连大米也吃不上，因为大别山的多数地区均地广人稀，部队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战士们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饿得前心贴后背，到天黑了连腿都挪不动。

    相比大米，油、盐更缺，时间长了，就有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晚上走路经常跌倒。由于缺乏油盐，又不了解南方的生活特点，有的部队竟然误把桐油当作食用油，放入锅中炒菜，结果弄得许多人上吐下泻。

    “住”方面，大别山不像冀鲁豫或晋冀鲁豫，稍大点的村庄都有上百户人家，这里的村庄往往只住着几户人，别说一个营容不下，就算是住一个连也够挤的。于是部队只好露宿，最后给蚊子一咬，许多人身上长疮，发疟疾。

    “行”方面，南方雨水多，部队行军打仗，布鞋非常容易磨烂。旧布鞋磨烂了没有新布鞋可换，要想不赤脚只能穿草鞋，而北方战士又不习惯穿草鞋，个个脚上都被磨得又是泡又是血，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

    刘邓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甚至还有一个连把枪支埋掉，自行跑回北方去了。这样的作战状态使作战效能大大降低，第二仗的结果与第一仗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在对敌实施割裂包围时，各纵队仍是屡屡落空，最后只有一纵歼灭了一个团。

    9月24日，围歼目标转向整八十五师。整八十五师的实力虽说要比整五十八师强上一些，但如果是在冀鲁豫，不说全歼，起码歼灭它一个师或一个旅也完全不成问题，可这一仗还是落了空。

    商北三战，成功之处是将追入大别山的敌军机动部队大多调往北麓，从而掩护了刘邓部队向皖西、鄂东顺利展开，但就战事本身而言，都打得不好。

    抛去种种客观原因不提，仗打得不理想，与一些纵队干部思想不稳定，情绪不高也有很大关系。

    由于群众工作发动不起来，作战时的伤员都要由作战部队自己抬下来，转到指定地点，然后再由纵队教导队、各旅教导队以及机关人员抬着翻越高达七百多米的山岭，转送至后方医院。这种情况下，有些指挥员怕部队伤亡大，伤员无法安置，指挥作战时便变得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以致失去了一些战机。

    9月27日，刘邓在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会场气氛异常严肃，以前每次开会，刘邓都会与干部们握手，但是邓小平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不握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他在会上强调要整顿军纪，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情绪。

    刘伯承接着讲话，他的表情也很严峻。他说，今天是“安卵子”会议，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子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可是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

    刘邓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肯泛泛地发表长篇大论，他们平时说的犹如大白话，但所强调的观点，常常会使人一生难忘。这次会议使干部们受到很大震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与会者还记得“不握手”和“安卵子”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正集结于大别山北部，拟以七个师之众实施合击，皖西、鄂东则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正规军防守。刘伯承窥破了敌军在兵力布势上的虚实，他在留两个旅在山北伪装主力，对敌军进行牵制和迷惑的同时，下令三纵摆脱敌人的合击，迅即回师皖西。

    10月8日，三纵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将整编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予以包围。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虽未来得及参加“不握手会议”，但听到陈再道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后，仍受到很大触动，同时该纵队一路下来，伤亡不大，官兵的思想状况相对稳定。这使得他们在连续行军，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勇猛的突击动作。

    第六十二旅曾在巨金鱼战役中与三纵交手，当时就被打残了，经过调补后，其战斗力锐减，而且又为运动中遭袭的孤军，歼灭难度相对较小。战至10月10日拂晓，第六十二旅完全丧失了抵抗力，纷纷缴械投降。

    这是刘邓部队到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军一个正规旅以上的兵力。刘邓收到捷报后非常高兴，认为此次大捷对建设皖西根据地关系极大。  <h2>回马枪</h2>

    三纵在皖西的机动出击，不但使刘邓大军取得了跃进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胜利，而且还调动和牵制了战斗力较强的桂系集团，刘邓乘势亲率主力向鄂东挺进。

    相比于皖西，鄂东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地方民团更加分散孤立，刘邓由此横扫长江北岸，其声威所至，直达九江、武汉。

    尽管局面开始好转，但由于处于无后方作战，刘邓部队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尤其是进入10月，冬季将至，但官兵的棉衣仍然没有着落。长江北岸的黄梅、宿松、广济一带湖泊星罗棋布，物产丰富，经济条件要比山区好很多，对筹集布匹和棉衣比较有利。于是刘邓命令各纵队沿这一线展开，以半个月的时间解决冬衣问题。

    10月21日，刘邓率野司直属队沿部队展开地区前进，途中刘伯承决定登上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三角山观察周围地形。

    三角山山高林密，坡陡路窄，而且路面还被洪水冲刷得坑坑洼洼，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时年五十五岁的刘伯承拄着竹竿，一边爬山一边不断往下淌汗。当爬上三十里高坡，登上三角山山顶时，他微笑着对大家说：“这一带正好打仗，能攻能守。”

    刘邓部队向鄂东的出击行动出乎敌军意料之外，就连南京最高统帅部也猜不透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蒋介石没有想到刘邓大军是为了解决冬衣问题，而是推测刘邓要饮马长江，渡江南下。他当时正在庐山进行指挥，在那里已经可以听到江北传来的炮声，据说这让他十分不安。

    为了阻止刘邓大军渡江，蒋介石一面将长江以南的部队紧急调至北岸布防，一面对尾追刘邓大军南下的整四十师（欠一个团）、整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下达命令，让它们兼程追击。

    尾追过来的这两部人马加起来有5个团，但皆为战斗力不强的弱旅，其中的整四十师编制来自于平汉战役中被大部歼灭的马法五第四十军，现在的部队是经过补充后重编的，师长为当年逃出来的那个“李铁头”李振清。

    查明敌情后，刘伯承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他很形象地说：“老蒋的五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哇！我们是吃定了。”

    他决定改变原有计划：先吃了敌人再穿棉衣！

    10月中旬，归一纵指挥的中原独立旅首先与整四十师、八十二旅发生遭遇战。就在激战过程中，一纵突然传来命令，要他们迅速撤出战斗，给敌军让开道路。

    胜负尚未分出，为何就要留着敌人不打。中原旅上下颇为不解，但也只能遵令而行。

    实际上，一纵的命令系由刘伯承授意，为的是使“拖刀计”，将敌军诱入伏击圈。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多次演绎出各种各样经典的伏击战，已堪称伏击战之大家。他认为，伏击战是利用敌人贪利的特点，先把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待后卫尖兵引敌前来，给以有力的打击。

    在刘伯承的这次设计中，负责引敌前来的后卫尖兵即为中原独立旅，而用于伏击的适当地区是三角山附近的高山铺，此处是中原旅放开道路后敌军的必经之所，在地形上又对伏击部队极为有利。

    与其他伏击战有所不同的是，高山铺伏击战是先使“拖刀计”，再用“回马枪”。尽管是“回马枪”式的伏击，刘伯承也强调必须在使“拖刀计”之前就预先进行兵力布势，只不过这种布势是采用独特的两层布势而已。

    10月24日晚，敌军沿公路进入高山铺东南的浠水城。这时表面看上去周围没有任何刘邓部队的踪影，但中原旅已奉令第一个回过头来，迅速进至高山铺以西。

    第二天，一纵来到高山铺以南。与此同时，二纵、三纵、六纵正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高山铺一带汇集。

    其中一纵为第一层布势，六纵为第二层布势，其他部队用于扩大战果或进行预备。《孙子·势篇》中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这种先以小对大，以虚对实，再以大对小，以实对虚的兵力布势，也就是刘伯承常说的“虚虚实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乃是对孙子兵法中“正兵”、“奇兵”理论的一种灵活运用。  <h2>狼的战术</h2>

    刘伯承对高山铺伏击战非常重视。野司指挥部也被移至高山铺北面的胡凉亭。胡凉亭是一座小山村，位置隐蔽，地形险要，可以对敌军必经的狭窄长谷进行俯瞰和瞭望。

    高山铺四面皆山，确为实施伏击的理想地点，但越是险要之处也越容易引起被猎捕者的警觉。一旦敌军发觉情况不对，或停步不前，或改变方向，则已到嘴边的肥肉就有滑脱掉的可能。

    在刘伯承所列举的三种战术中，除了“牛抵角”、“马的战术”外，还有“狼的战术”。

    四川有个民间故事，说成都有一条坡路，觅食的狼就在坡路附近静坐等着。当推平车的人推车推到半坡时，它便照准人的腿上咬一块肉，推平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只好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经常引用这个故事，他认为狼的战术是很高明的，而“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高山铺一战，刘伯承就是要运用“狼的战术”，把敌军诱到进退不能，左右不便的“半坡”上去。为此，他交给中原独立旅一项特别任务，命他们进一步撒出诱饵，同时叮嘱前方指挥员：“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他们照我们的指挥棒行动！”

    中原独立旅向公路两旁派出了一批侦察员，这些侦察员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之类的破枪，看到敌军过来便打一阵冷枪，然后扭头就走，过一阵换个地方再跑再打。

    如果周围一片静寂，敌军或有提防之心，有了这么一出，他们以为遇上了地方游击队，行动反而更加大胆。10月26日，上午9点，其前卫部队进抵高山铺，并与一纵警戒部队接战。

    警戒部队稍一开火，就向后面撤退。此时大雾弥漫，观察困难，敌军尽管意识到已与刘邓部队遭遇，但却判断对方兵力不多，只是起阻滞作用，为的是掩护主力转移，因此他们仅以少数部队进行侦察，控制沿公路的小山，主力仍继续往前推进。

    中午时分，敌军前卫进至洪武垴山，一头钻进了马蹄形包围圈，其前进道路立即被一纵给卡住了。

    直到这时，敌军还没有弄清情况，仍以为是游击队或刘邓的后卫部队在进行袭扰和阻滞。及至发现一纵拥有自动火器，且火力极为猛烈时，他们才开始清醒过来，其用于进攻的兵力也由班、连、营，一直扩充到团，但整整一个下午，始终都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伏击战打响之前，整四十师师长李振清已先行绕道武汉到了蕲春，不在队中，他不明前线情况，居然用报话机呼叫其部下，让后者率部赶到蕲春吃晚饭。倒是代替李振清指挥的副师长通过一下午的激战，已经嗅出气味不对，天一黑就马上命令部队转攻为守，伺机突围。

    可惜突围的决定来得太迟了。天黑后，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其他纵队先后进入指定位置，抢占了阵地，其中六纵在敌军后面又摆了一个马蹄形，此马蹄形和一纵原来摆开的马蹄形渐渐合拢，最后将敌军团团包围。

    10月27日，上午9点，刘伯承下令发起总攻。各路部队冒雨苦战，高呼：“扎紧布袋口，不让一个敌人漏出去！”

    刘伯承在进行战斗部署和战役布势时，总是力求险恶，以使得敌军的处境像“驼子走下坡路，趋势很陡”。只要做到了“陡”，当其面对猛烈冲击时，再想拦住攻势，就只会像“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敌军很快就被打得四分五裂，被迫沿公路向西南逃窜，结果又遭到六纵的迎头截击，部队陷入水深过膝的稻田，无法运动。

    截至下午2点，整四十师、八十二旅遭到全歼，刘邓大军取得了自进入大别山以来的最大胜利。

    打完伏击战，解决了追敌，刘邓急忙回过头来解决已成燃眉之急的棉衣问题。

    随着严冬到来，如果十几万官兵还没有棉衣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解决棉衣问题可以说比打胜一个大战役的意义还要大。本来棉布可以就地采购，但部队的经费不足，后来计划让十纵护送棉衣或银圆、黄金来大别山，可是又因为遇上敌军的重兵围攻，也成了缓不救急的一件事。

    在供给部难以统一筹措的情况下，各纵队都不得不以旅、团为单位，抽出许多干部去黄梅、宿松等地的商铺“借布”。

    布是借到了，但总不能光披一块布在身上。这时刘邓部队的官兵都深深感到，无后方作战确实困难重重。过去八年抗战包括跃进大别山前的内线作战，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即便是当年同在大别山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也没有这么困难过，因为那时起码还有一个可靠的后方，有被服工厂可以统一制作棉衣，根本不用野战部队操心。

    没有办法，只好把借到的布匹、棉布分给每个战士自己去做。最后缝制出来的棉衣各式各样，大小不合身，色彩也不统一。三纵不会染布，更是什么颜色都有，整个都是一身身“花衣”。刘邓看到了，跟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开玩笑，说：“你们纵队都变成了姑娘队了。”

    从军容风纪上看，这样的棉衣做军装是不合格的。可是事到如今也不能过于计较，毕竟御寒过冬是第一要务，能不冻死人就不错了。  <h2>马蜂窝</h2>

    刘邓不顾艰难，千里跃进大别山，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掣肘和调动陕北敌军，以改善中央的困难处境。不过从事后来看，真正迫使蒋介石从陕北战场分兵的，却不是刘邓大军，而是陈谢兵团——就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跃进的途中，陈谢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急忙率主力增援豫西，以拱卫西安，从而大大减轻了敌军对西北战场的压力。

    就对敌军兵力的牵制而言，除桂系集团系由山东战场抽调外，尾追刘邓南下的仍然是原郑州绥署所属的部队。换句话说，陕北、山东被刘邓所牵制和吸引的兵力并不多。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一个直接的后果和反作用倒是把新桂系的马蜂窝给扰动了。

    在国民党阵营内部，蒋介石和新桂系一向面和心不和，虽然新桂系首脑之一白崇禧被蒋任命为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但只是虚衔，不掌握实权。高山铺惨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放白崇禧出山，并委以重用。

    1947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同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兼任指挥部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

    白崇禧被毛泽东称为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此人私心极重，他对整个中原局势都漠不关心，觉得那反正是老蒋的家业，败了就败了，与己无关，蒋介石派他到北方指挥或督战时也从来都是出工不出力。他与蒋之间的这种派系矛盾，历来为中共所巧妙利用。

    可是大别山就不一样了，这是新桂系经营多年的地盘，白崇禧对此十分看重，所以这回是既出工也出力。他坐镇九江后，集中了33个旅的兵力，专事围攻刘邓大军。

    在白崇禧的眼中，刘伯承是“中共第一号悍将”，不能不小心应付。在展开军事围攻的过程中，他始终不为刘伯承的大范围机动所引诱或调动，而是坚持稳扎稳打，集中兵力逐一攻占大别山根据地的各个县城。

    自张家店和高山铺之战后，刘邓能够寻觅到的战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野战军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通过“以战养战”来改善自身的物质条件，这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对付刘邓，白崇禧还提出了“总力战”的概念。所谓“总力战”，就是军事围攻、分区“清剿”与政治组训相结合，一方面进行分进合击；另一方面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联坐”，以及建立和加强各级民团武装组织。

    抗战期间，桂军曾在大别山打过游击战。他们所建立的民团组织特别是一种被称为“小保队”的保安队，不但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而且对游击战术也不陌生，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国民党正规军。刘邓部队在大别山饱受其袭扰，伤病员更是大批遭到这类民团武装的杀害。

    在保甲制度和民团的威胁下，被杀怕了的老百姓一见部队就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当时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而过去刘邓依托内线打大仗，每一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其数量往往是参战兵力的两倍。

    刘邓部队的非战斗减员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还有很多人开了小差。大多数官兵都没有想到跃进大别山后，形势和环境会这么艰苦，刚来时那首人人传唱的《挺进大别山》也没人再有心思哼了。少数干部甚至把白崇禧组织的这次围攻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往事相提并论。

    自刘邓挥师南下后，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其动态。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黑夜，他必要亲自处理。刘邓部队在大别山遭遇到的困难，令他十分焦虑不安。

    继派遣陈谢兵团渡黄河外，他又致电陈毅、粟裕，告之“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要求华野南下豫皖苏钳制敌军，以减轻刘邓的压力。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但唯独这些给陈粟的电报全部署名“毛泽东”，并签了四个粗重的“a”。

    这样陈粟率部也越过陇海路，进抵豫皖苏，与陈谢集团、刘邓大军一起，在中原战场上形成了“品”字阵势。不过无论是陈谢集团还是华野，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刘邓在大别山的困难处境。  <h2>八卦图</h2>

    11月中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除增调由军区部队改编的十纵、十一纵来大别山外，又在部队的护送下，给刘邓部队送来了一批新兵、伤愈归队人员和大批弹药、药品、银圆。

    兵员多了，后勤也有所加强，但刘伯承仍无法做到像南下之前那样大量歼敌。主要原因是大别山的地形条件从总体上仅适于打游击战，而并不适合于实施大兵团运动作战——大别山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很小，大兵团难以做到宽大机动，而且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也遇到很大困难，上山时大炮辎重都要抬着走，而敌军却可以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优点，迅速调集兵力。

    12月上旬，基于大别山难打大仗，同时又容不下太多部队这一事实，刘邓决定采取“内线坚持，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对策。

    随后，他们分兵三路：刚来大别山的十纵、十一纵西越平汉线，分别向桐柏、汉江两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北接豫皖苏解放区，与华野、陈谢集团进行配合；邓小平和李达率小型指挥部（简称前卫指挥部或前指）、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刘伯承率指挥部大部分人员（简称后方指挥部或后指）、中原局、第一纵队渡淮河北进。

    在指挥层中，并不是每一个人对形势和前景都看得那么清楚，当时对分兵北进这一决定感到不能理解的仍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干部冒出怪话：“这是前进一千，后退五百。”

    邓小平在干部会上敲了定音锤：“我的数学不高明，我算了一下，这叫作前进一千里，再前进五百里……”

    留在大别山固然艰险，北进同样并非坦途。可以预知的是，白崇禧必然会派兵进行拦截和追赶，而以部队目前的战斗力和状态，要想顺利冲破其阻挠绝非易事。

    刘伯承翻身上马后，一边走，一边告诉身边的随员，说如果直属队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去找邓政委”。

    电台被要求按时与邓小平进行联络。每天早上，刘伯承向警卫员询问的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不出所料，在发现刘伯承分兵北进后，白崇禧尽管一时还摸不清虚实，但为了阻止刘邓部队在淮北得到补充和发展，也为了乘机扩充新桂系的地盘和势力，他马上采取围攻和“追剿”并行之法，派出三个整编师向北进部队进行跟踪追击。

    对于刘伯承而言，北进的难度不亚于组织一次重要战役。在过去一年来的无后方作战中，刘邓部队既无法从解放区得到大量兵源，也缺乏通过打大的歼灭战来补充解放战士的机会。在兵员补充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野司机关的警卫部队被一再缩减，所以这次直接护卫机关纵队的只有数量很少的警卫人员。

    跟随自己北进的干部这么多，用来护卫的警卫人员却又如此之少，不由得刘伯承不捏把汗，他开玩笑说：“现在我挑的是一担电灯泡子，碰不得。”

    刘伯承一向喜欢看地图和研究地图，这是他的老习惯。他经常对幕僚们说，如果没有地图，部队行动就会迷失方向，就将变成瞎子，从而给行军、宿营和战斗带来直接的影响。

    可是北进缺的恰恰就是地图。当时野司还没有五万分之一比例图，十万、二十万之一的残缺不全，唯一完整的是一幅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但图上显示的情况又不详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除了察看线路之外，还需要了解敌情、民情等其他情况。过去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作战科一个参谋给野司送来一份行军路线图，图上画了个土围子，部队要经过那里。

    刘伯承看过之后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这土围子里有没有驻扎敌人？它周围的地形怎样？部队能不能通过……”

    这名参谋答不上来。刘伯承用严肃的口吻对他说：“以后像这样关键性的地方就要多下功夫，一定要搞准确，不然要误大事的！”

    随后刘伯承立即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土围子周围有敌人挖的一条两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沟，里面还灌满了水，进村时必须放下吊桥，否则便无法通过。

    土围子里的敌人在头天已经撤走了，但撤走时又把吊桥给破坏了。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刘伯承及时采取措施，这才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过。

    试想，如果北进再发生这种事，机关纵队就不是能不能通过，而是要遭遇重大损失的问题了。

    一天傍晚，刘伯承让警卫员把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等人叫到自己宿营的屋子里，对他们说：“据豫皖苏军区通报，这一带情况相当复杂，要告诉部队，一定要提高警惕。”

    “你们要尽快把这一带情况搞清楚”，刘伯承具体交代了任务，“以后你们每到一地，都要给我画一个‘八卦图’出来。”  <h2>李逵背娘</h2>

    什么是“八卦图”？众人一时不解其意，都不由得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见他们没听懂，刘伯承便打着手势解释说，所谓“八卦图”就是一张兵要地志图。其要点是以指挥机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把周围一两百里地，也就是一两天行军路程内的各种情况，包括村镇、道路、河流、桥梁、渡口、关隘乃至于当地的民情、社情，都在调查清楚的基础上一一标绘上去。

    然后，刘伯承又接着桌子上的一张地图，边比画边说：“比如这中间是我们机关，再把周围需要了解的各个目标绘上去，你们看，这个图像不像张‘蜘蛛网’呢？”

    众人恍然大悟，都笑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很像很像。

    野司机关的工作效率很高，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短时间内便绘制出了一幅比较详细的“八卦图”。当这幅图送到刘伯承手里时，他看后连连称赞：“好，好！”同时鼓励大家：“以后要坚持下去。”

    自此以后，机关干部们都画起了“八卦图”和“蜘蛛网”。平时相互对话，也习惯说：“你的‘蜘蛛网’画好了没有？”或者“快去把‘八卦图’取来！”

    “八卦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机关纵队一开始既缺图又不了解沿途情况的问题，成为刘伯承下决心和实施具体指挥的一个可靠依据。

    12月13日，刘伯承及其机关纵队遭遇了北进以来最大的一次危险。当天他们来到河南光山县北向店，当找到村子宿营时，已是后半夜。负责掩护指挥部的一纵二十旅原定在指挥部驻地以西宿营，不料却发现前来追击的整十一师就驻扎在那里！

    这一惊非同小可。二十旅一口气后撤了八里路，同时派人和指挥部联系，可是没有能够联系得上。

    野司宿营后，也派人找二十旅。作战参谋王文桢带着两个通信员赶到了计划中二十旅要驻扎的村庄，三个人一进村子，就发现里面全是敌军。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夜特别黑，敌人一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王文桢胆大机警，他怕立即返回暴露目标，于是又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才迂回驻地，向刘伯承进行报告。

    “八卦图”的情况早就已经刻在了刘伯承的脑子里。得报之后，他赶紧指挥机关纵队向东转移。此时整十一师方向枪声大作，敌人也已经发现了他们，但是由于对周围情况不熟，很快就被机关纵队给甩掉了。

    天亮后，有两架飞机飞来盯住了机关纵队，并开始向其地面部队指示位置。这让指挥部再次面临险境，千钧一发之际，低空中突然升起一团团浓雾，十几米外看不到一个人影，敌机的视线也被完全遮住了。

    依靠这一奇迹般的大雾作为掩护，加上自身行动迅速隐蔽，机关纵队终于得以化险为夷。事后，刘伯承诙谐地说：“我带着野战军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真好比是李逵背娘。这一回我差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

    12月16日，刘伯承率机关纵队及会合后的一纵冒雪渡过淮河，到达了淮北。

    实行分兵作战后，大别山的敌情仍十分严峻。本来截至10月底，刘邓已先后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府，根据地初具规模，但到年底，这些县城和大的市镇又全部丢失。

    留在大别山的二、三、六纵被迫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在给毛泽东写去的报告中，邓小平坦言：“大别山区斗争仍极艰苦。”

    毛泽东深有同感。他在给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最要紧的战场仍是大别山，该区是否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

    不是刘邓部队主观不努力，是大别山的客观条件抑制了他们的长处。刘邓都感到，如继续与敌军在大别山纠缠，其结果只能是遭受更大损失，于战局发展的意义也不大。1948年1月26日，二人给中央军委去电建议：“我们野战军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汉江、桐柏，其利得多……”

    2月，中央军委同意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自2月底开始，除留下一部分人员继续在大别山坚持外，邓小平和野司前指、各主力纵队先后北渡淮河，进入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所部会合。

    主力一出大别山，那里的根据地就全部变成了游击区，但是正所谓“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在大别山外，刘邓即将开辟出的是一片新的天地。

 第十一章 中原逐鹿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在历时七个月的艰苦转战中，部队实力遭到了非常大的削弱。

    南下之前，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达到28万，为全国各大野战军之冠。刘邓带到大别山的部队共有12.4万人，转出大别山后，野战军主力只剩下5.6万人，即便加上野司直属队、大别山留守人员，亦不足7万人，兵力减去至少一半。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严重减员相反，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兵员都上升很快，尤其东北野战军，由于不像关内诸军那样实施过外线作战，其数量和实力都取代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有的首席位置。

    曾几何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武器之优良、火力之猛烈，亦在各野战军中排于前列。羊山一战，敌将宋瑞珂在被俘后，还感叹刘邓部队“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千里跃进大别山，使得刘邓部队被迫抛掉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包括那些威力极强的“老太爷”榴弹炮，这等于将几个主力纵队解除了一半武装。

    要想重新开张，不恢复一下元气是不行的。1948年3月至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西进行了整训和补充，以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h2>大家要站站队</h2>

    整训之前，南下部队对跃进大别山的思想问题不少。到达淮北后，有人便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脚算站住地了，真痛快，大别山再见吧。

    整训时，各部队都补充了许多新兵。这些新兵久闻刘邓大军之名，但他们刚来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情景：老兵们都穿着在太行山自制的棉衣，有些很不符合着装要求，花里胡哨，破破烂烂，而且军营里也看不到那些威力惊人的大炮。

    很多新兵为此大失所望，甚至灰心丧气，他们认为自己加入的并不是传说中那支无人能敌的强大军团，为此还发出疑问：这是什么刘邓大军？

    不但士兵思想混乱，有的干部也不能理解。得知这个情况后，刘伯承决定亲自下到基层部队做思想工作。

    3月31日，他冒着酷暑，骑着马前往二纵讲话——装备的削弱确实到处都有迹可寻，南下之前，刘伯承坐的是美式吉普车，现在骑的是马，五十六岁的人，真是殊为不易。

    刘伯承在大别山曾亲自给自己制作棉衣。他会染衣服，军服用稻草灰染成了灰色，而且他在缝制上也很内行，别人问起，他就打趣说：“我在家当过三年裁缝哩！”

    当天，“刘裁缝”穿的还是这套灰棉军服，有的地方磨得已经发白。经历过大别山的艰苦生活，他本人也显得老多了，瘦多了，但仍保持着一贯的军人风格：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衣冠整洁。

    会场设在一个避风朝阳的打谷场上。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想让刘伯承坐下说，但刘伯承摆摆手，意思是他不用坐，要站着讲。

    一开头，刘伯承就问道：“我们进军大别山是胜利啦，还是失败啦？”

    问题提得极其尖锐，而且契合了当时部队普遍的思想状况。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胜利还是失败，联系着思想，影响着士气，再敏感也不能不触碰一下。刘伯承分析说，进军大别山“完成了中央突破，砸断了敌人的哑铃把子”，让“美国人和蒋介石惊叫处于危险关头”，因此“这个胜利是个伟大的胜利，你们南征的同志都有一份功劳，历史会记载的”。

    接着他又针对所听到的种种消极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消极言论之一，人少了，枪少了，榴弹炮不见了，意思是我们南进大别山失败了——美蒋已经认为他们失败了，而我们也认为失败了，那么谁胜利啦？鬼胜利啦？真是乱弹琴！

    消极言论之二，宁肯往北走一千，也不愿往南走一砖——你想往北走，是想回去看看你的家，见见老婆娃娃。告诉你吧，现在你家安定了，娃娃吃胖了，他们听不到飞机大炮响了。

    刘伯承进一步假设说，如果去年咱们不出来打，还在冀鲁豫打，在冀南打，在家里和敌人牛抵角，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坛坛罐罐，粮食耕牛，老婆孩子，全要被打得一塌糊涂！

    消极言论之三，进军大别山之前，我们连有两百多人，现在还剩百十来人，这是什么伟大胜利？——不要以为你们连伤亡了几十人，就认为革命失败了，那是目光短浅。我们跃进大别山是釜底抽薪，能不烫手吗？无后方作战，能不减员吗？

    讲到这里，刘伯承问二纵有多少人。回答是除留在大别山的五旅外，共有9000人，不久前又补充了3000多新兵，现在一共是1.2万多。

    刘伯承说一万多人并不少，以后还会继续补充，而且人少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部队思想作风问题多，可怕的是悲观失望，是怕死和纪律松弛。

    此时国共均已置重兵于中原，中原逐鹿到了关键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在中原这个逐鹿场上接受考验。刘伯承在会上放言：“大家要站站队，有没有卵子，就看这一回了！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刘伯承站着讲了整整三个小时，就在他坐下喝水时，会场的掌声还仍旧响个不停。  <h2>老战术</h2>

    有学者认为，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并集重兵于陕北，实际上是走了一步好棋——由于当时陕北危急，在毛泽东的严令和一再催促下，南线刘邓大军、陈谢集团、华野先后由内线移入外线，这使得国民党军暂时摆脱了战争初期连续大败、主力逐一被歼的被动局面。

    换句话说，蒋介石是通过毛泽东之手，达到了调动南线各大野战军的目的，并使自己得以缓过了一口气。

    正是利用缓过了的这口气，蒋介石先后在中原地区组建了若干新兵团，其中除了少数大兵团，如以第五军为主的邱清泉兵团外，多是一些应付局面的临时性兵团或小兵团，如张轸兵团、区寿年兵团。

    部队整训期间，刘伯承计划以“吸打敌援”的战法，调动张轸兵团于淮西，争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或大部。尽管事先做了准备，野战军也开始行动，但他很快发现张轸兵团各部全都聚集在一起，不易分割，最后只得放弃了原定计划。

    这时，粟裕正率华野三个主力纵队南下，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配合，刘邓于是决定发起宛西战役。

    因南阳古称宛城，所以宛西指的是南阳以西，南阳以东则称宛东。宛西诸县过去是国民党的模范区，各县均有国民党军队及大量民团防守，将这几座县城予以攻占，就可以使豫西、桐柏和陕南军区连成一片，进而使华野行动起来更为方便。

    宛西战役由刘邓主持制订行动计划，陈赓负责统一指挥。自5月2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等部联手出击，经两周多的战斗，攻占宛西城镇十余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2.1万余人。当时敌占区报纸报道说：“宛西一战……中原的左侧，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华野粟裕兵团南下，最初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远征闽浙赣，以调动大批敌军回援江南，从而打破中原僵局。在南下过程中，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又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华野三个纵队过江后，虽可给敌军“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在远离后方的情况下，也会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粟裕所经历过的教训，是他在1934年随抗日先遣队转移时，在皖浙赣边地区遭遇到失败，当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

    有一点，粟裕不便明言，那就是华野千里跃进江南，其损失和后果可能会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更为严重。

    在当初打到外线的南线三军中，实力损耗最大的就是刘邓大军，华野、陈谢兵团虽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因为他们仍是依托于解放区的半后方作战，不像刘邓大军那样完全没有后方，所以情况要好得多，特别是华野的兵力和战斗素质都还有所增强。

    有鉴于此，粟裕上书直陈毛泽东，要求将华野留在中原地区继续作战，理由是“三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个至五个整编师”。

    在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后，毛泽东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与刘邓所部协同打大的歼灭战。至此，华野正式加入了中原逐鹿的行列。

    5月9日，中央重建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参加南征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则被正式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简称中野。

    中野共下辖七个纵队，除了曾跃进大别山的四个纵队外，还包括原属陈谢兵团的四、九纵，以及临时归华野指挥的十一纵。原由军区部队改编而成的十纵、十一纵依旧恢复原样，分别改为桐柏、江汉军区部队。

    中央交给刘邓和中野的任务，是牵制位于临颍地区的胡琏第十八军（骨干部队为整十一师），使其不能东顾，以保障粟裕兵团顺利进入中原地区。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新推出的主要战法是以兵团与解放军决战，小部队和地方部队则保存实力，一旦发现解放军主力和企图即行逃遁，刘伯承总结为“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宛西战役把“吃不着的小的”给解决了，但要逐鹿中原，光解决小的显然不够，刘伯承希望全力一击的还是那些“吃不消的大的”。

    宛西战役之前打张轸兵团落了空，这次刘伯承便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吸打敌援”的老战术，抑留和吸引第十八军、张轸兵团，同时重点歼灭张轸兵团。

    此时活动于豫皖苏的华野三、八、十纵仍归刘邓指挥。刘伯承将华野十纵、中野主力、桐柏、豫西军区部队划分为东西集团，分别由陈锡联、陈赓进行统一指挥。5月25日，陈锡联率东集团包围确山，并对确山展开佯攻。

    在蒋介石、白崇禧的急令下，第十八军、张轸兵团一个南下，一个东进，分别向确山之敌进行增援。刘伯承见状，即将战役中心移向张轸兵团，在预设的宛东战场，他事先已布置军区武装破坏了公路，但却故意保留社旗镇这一通道，把张轸兵团给放了进去，目的就是要予以围歼。  <h2>心机</h2>

    5月28日，刘伯承改令东西集团之外的华野三、八纵和中野九纵阻击第十八军，腾出东西集团的全部力量朝社旗镇相向对进。

    陈锡联东集团除奉命留下一个旅，伪装主力继续对确山进行佯攻外，其余部队全部兼程赶往社旗镇，刘伯承限令他们必须在30日到达指定地点。在东集团赶到之前，刘伯承要求陈赓西集团所属的中野四纵、桐柏军区部队主动向张轸兵团发动攻击，并力求割歼其一部，以迟滞张轸兵团的东进速度，为东西集团主力开进集结争取时间。

    5月28日夜，在社旗镇以南的埠口，中野四纵以突然动作扭住了张轸兵团，由于出现了部分伤亡，至29日夜，陈赓见敌军已停止前进，且敌众我寡，便命令部队退出战斗，向社旗镇北撤退。

    张轸系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双料毕业生，北伐时期曾担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还参加过第一次远征缅甸的作战，此人反应敏锐，老谋深算，陈锡联称其打仗“狡猾”。四纵一出现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之后张轸一面下令部队迅速向心集结，一面使用日语，亲自与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以了解周边的情况。

    信阳司令部告诉他，东线解放军主力正在西移，有参与合围的趋向，劝他不要继续东进，而应西退南阳。张轸立刻意识到解放军是要“围点打援”，心里也认同要赶快西退南阳，但在电话中却故意严词拒绝了对方的建议，还信誓旦旦地说以他手中所掌握的五万精兵，冲过解放军的防线完全没有问题。5月29日，张轸还特地派出一部伪装成主力向东进行了佯动。

    他耍的这套心机并没有能够骗过刘伯承，当刘伯承发现截至5月30日，张轸兵团主力实际仍停留于埠口一线时，便断定张轸有可能要放弃东援，向西逃回南阳。当天他给陈赓下达命令，要求西集团主力由南、北、西三个方向实施攻击，将敌军向东进行压迫，以便于东集团在运动中歼敌，同时他提醒陈赓，应防止张轸兵团西逃。

    陈赓到底没有老上司那么精明老练，他还是被张轸施放的烟幕弹给迷惑了，误认为张轸兵团会一意东进。5月30日黄昏，他急令西集团主力超越敌军，进至社旗镇东南区域集结，以防止张轸兵团东逃。

    西集团的过早东移，使得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西面兜击机会，张轸兵团向西的退路完全洞开。看到有机可乘，5月31日拂晓，张轸突然率部掉头西撤。等到陈赓发现这一情况，再指挥各部予以追击和堵截时，已经迟了，张轸兵团主力大部逃出了包围圈，最后仅歼其后卫一部。

    宛东战役虽失掉了全歼张轸兵团的大好机会，但掩护粟裕兵团南下的基本目的达到了。5月末，在宛东战役的掩护下，粟裕兵团渡河南下，进入鲁西南，原由刘伯承指挥的几个华野纵队也都归还了华野建制。

    6月5日，宛东战役结束的第三天，中野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出席做军事报告。与会者本以为刘伯承先做宛东战役总结，没想到他谈的都是对时局的分析以及组织新战役的打算。

    至1948年6月，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均已被解放军所控制，国民党军只能困守于主要交通线和战略要点，在战略上已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老河口、襄樊（合称老襄地区）就是这样的战略要点。刘伯承注意到，老襄所在的汉水区乃是敌军各兵团联合防线上的接合部，为其最大软肋，解放军一旦夺取此地，不仅对武汉重镇构成直接威胁，进而还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

    6月13日，野司下达了老襄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于当月下旬向老河口、襄樊之敌发起进攻。恰在此时，粟裕发起开封战役，邱清泉兵团、吴绍周兵团等部兼程北上增援开封。为配合豫东战役，刘邓于6月15日下令暂停老襄战役，急调中野5个纵队赴平汉线钳制和阻止邱清泉兵团、吴绍周兵团。

    各大纵队都派出去，唯独六纵被留在唐河地区待命。六纵早在跃进大别山之前就已上升为主力纵队，即便被列为预备队的情况也不多。指挥员们不理解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闲置”自己的部队，他们纷纷发电报或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到前线参战。刘伯承的回复一律都是“好好休息”。  <h2>成技于不意中</h2>

    6月21日，北线华野攻克开封。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根据情报系统的报告，认定华野、中野都已去了北线，解放军在华中地区已无重要部队，更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于是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

    白崇禧素来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解放军主力不在华中，令他感到一身轻松，于是便打算到辖区内的几个据点去巡视一番，老襄也在其巡视范围之内。

    老襄属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设在襄阳，司令官为康泽。白崇禧事先与康泽约好，定于7月2日飞老河口转来襄樊。

    7月2日这一天，康泽的部下们正在襄阳城内为其祝寿。忽然康泽设于老河口的谍报组就打来电话，说解放军进攻老河口了。

    康泽听后故作镇静地点了一下头，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然而堂会一散，他就赶紧跑回司令部，给白崇禧发电报让对方不要来了。

    无论是康泽还是白崇禧，都没料到解放军会来进攻老河口，更想不到对方的动作会如此神速。康泽先前所掌握到的情报，是华中地区只有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十二旅尚在活动，其中桐柏军区部队即原中野十纵，系在豫鄂边境补充和编入的解放军地方部队，陕南十二旅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而成。这些部队因为装备少，训练也不是很好，一般情况下都很少向外线出击。

    康泽是国民党内的著名特工、“蓝衣社”创始人之一，他搜集的这些情报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根据以上情报判断，似乎也看不出解放军有真正攻城的企图和行动，于是康泽又让老河口谍报组再探再查。

    再探再查的结果，与已知情报内容可谓大相径庭。首先，老河口的战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可以肯定解放军不是佯攻性质。其次，攻城部队也不像是桐柏军区部队或陕南十二旅，因为官兵说的话都是晋南、豫北一带的口音，并且武器装备也不错。

    显然，进攻老河口的必然是一支野战部队。对这支来历不明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的出现，康泽立刻感到了害怕。

    康泽对谍报的那一套虽然还比较内行，但在军事上却是个外行，所以指挥部队主要依赖于川将郭勋祺。老襄守军也都是清一色的川军，属过去的刘湘旧部，主要有两个老旅、一个新旅：两个老旅全都是老兵，可枪是老枪，而且很杂，没有重武器；一个新旅全都用新枪，一色的日本三八大盖，可又全都是新兵，毫无作战经验。

    守老河口的是一六三旅，一个老旅。康泽害怕这个旅先被打没了，便命令他们在老河口渡河，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

    进攻老河口的野战军正是刘伯承一直留着不动的六纵。

    在中野发起开封战役后，刘伯承虽服从了大局的需要，但并未放弃老襄作战的方案。六纵所在的唐河乃桐柏解放区的腹地，把六纵留在此处，东可驰援平汉，南可奔袭老襄，两面都能机动，而他所说的“好好休息”，就是要让六纵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势头，以便时机一到，即可将这枚预先伏下的棋子派上用场。

    发现白崇禧将机动兵团北调，老襄之敌已陷入孤立状态，刘伯承当机立断，令六纵在桐柏军区主力、陕南十二旅的配合下，乘隙发起老襄战役。

    在野司最早下达的战役命令上，拟使用的主力纵队除六纵外，还有二、四纵。现在主力少了三分之二，总的部队数量与敌军比较虽占优势，但也只是相对优势，要想分兵对老、襄两城同时展开围歼非常困难。刘伯承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即先奔袭老河口、谷城，然后再沿江东下，包围襄阳、襄樊。

    临战前，刘伯承指示参战部队要“事先隐蔽企图”，攻敌不备，“以便突然成技于不意中”。7月2日，六纵按照这一指示，以急行军的速度，冒着滂沱大雨向老河口实施了隐蔽奔袭。

    如果老河口敌军继续死守的话，六纵要拿下他们或许还得费点周折。千不该万不该，他们听了一个不懂军事的外行的话，选择了弃城而逃，结果就白白送给了解放军一个运动中歼敌的机会——一六三旅刚撤到谷城附近，就遭到陕南十二旅的截击。接着跑到渡口，又被渡河过来的六纵十八旅以同样方式打了一下。

    若换成跃进大别山之前的六纵，一六三旅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纵然如此，也把这支川军旅给惊得魂飞魄散。当他们逃到襄阳城附近时，居然不惜冒着违抗军令的罪名，直接绕城而走，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陕南十二旅虽是地方部队，但他们的截击对于吓跑一六三旅，进而削弱襄阳守军实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这次截击战斗中，该部损失也不大，只有26人伤亡。刘伯承对此很满意，在战后简短的战役总结中特地把这件事写了进去，称陕南十二旅“截断谷城，起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  <h2>长烟杆子</h2>

    7月6日，从四面八方会拢而来的解放军包围了襄樊。此前，华野在豫东发起睢杞战役，白崇禧派出去的机动兵团被钳制在平汉线上，南瞻北顾，无力回援，这把老襄之敌完全推向了坐以待歼的境地。

    战役的发起时间可谓不早不晚，恰到好处。刘伯承将之比喻成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在双方主力队员互相牵制中，我以一人乘机钻空投篮。”

    当时的襄樊，北为樊城，南为襄阳，一水相隔，是为两城。相比之下，襄阳的地形最为险要，此地靠山傍水，易守难攻，素有“铁打襄阳”之称。

    康泽所倚重的副司令郭勋祺是少壮派川将中较有声望和战绩的一位。红军长征时期，他曾在土城一役中与中央红军对攻且越战越强，最后毛泽东把陈赓的干部团派上去，才得以稳住阵脚。

    仅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看出郭勋祺军事经验的丰富——指挥守城时，他不在坑道，也不在碉楼的底层或顶层。这是因为坑道位置低，观察角度受限，同时还有炮弹将坑道炸塌的危险；碉楼底层一样不便于观察，而且若是射孔内钻进枪弹，也就立刻没命了；碉楼顶层倒是站得高，看得远，可也有挨炮弹的可能。

    郭勋祺跑到了碉楼的中间一层，那里便于观察不说，也最安全、最保险。

    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郭勋祺依托有利地形，在城南制高点及各个山头上构筑了大量碉楼、地堡、交通沟，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从而构成了能相互支援的坚固防御体系。

    六纵最初遵循的也是“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这一传统打法，准备先夺取南面的大山，尔后再破城歼敌，但在实战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经历跃进大别山那一年多的艰苦转战之后，六纵减员甚多，即便经过补充兵额仍然不足，每个连都只有五六十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装备也受到了很大削弱。在这次战役中，六纵仅有四门山炮可用，就攻坚战的标准而言，火力是比较弱的。

    为了震慑守敌，每到黄昏时刻，六纵便集中两门山炮，向襄阳西门一带施射，一直射到深夜才停。襄阳城池很小，炮弹爆裂声足以震动整个襄阳城。

    守襄阳的新旅一〇四旅有一个美式迫击炮连，但它射程较近，无法对解放军的山炮进行还击。城内守军唯一的一个重武器，是一门没有瞄准镜的野炮，也不知道是哪支部队从襄阳开走时把它作为半废品给扔下的，而且炮弹不多，仅有几十发。因炮身较长，守军称它为“长烟杆子”。

    在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康泽就让人把“长烟杆子”拿出来抖抖“威风”。因为没有瞄准镜，守军只好决定先趁白天瞎射两炮，以便观察弹着点，慢慢校准角度，等到晚上战斗激烈时再正式使用。

    不料第一发炮弹射出去后，居然鬼使神差地碰到了六纵一门山炮的炮位，把那门山炮给打坏了。六纵进攻火力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各部自夺取外围的万山等阵地后，再向前推进就停滞不前了，而且部队的伤亡和弹药消耗都很大。指挥员们站在万山顶上向东望去，只见江水滔滔，烟雾弥漫，襄阳周围的敌军工事、碉堡仍是重重叠叠。

    刘伯承不断收到前方战报，都是说攻城难度太大，无法取得成功，与此同时，内线传来的情报，则显示敌军已经陷入了异常恐慌动摇的情绪之中。

    守敌兵力不大，战斗力不强，加之军心不稳，这些都让刘伯承认定应该坚持打下去，为此，他下令继续组织攻击。

    以六纵为主的攻城部队再攻十字架山、虎头山等主要阵地，但是连续两夜都未能得手。这一状况令六纵上下倍感焦虑，在纵队的林间指挥所内，几名指挥员都紧锁双眉，有的叉着腰在棚子里来回踱步，有的坐在地图前苦思冥想。

    一个多小时后，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突有所悟，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再攻山就中敌人的计了！”接着，眉头便慢慢地舒展开来。  <h2>刀劈三关</h2>

    自古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很少有人想到，这种常规也有打破的可能。

    按照这时的实际情况，如中野各部继续胶着于外围山地，不但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乃是一条扬敌所长，暴我所短的下策。王近山主张索性撇开十字架山、虎头山等主阵地不管，直接开始攻城。

    敢于这么做，是因为王近山料定，当解放军攻城时，山上的敌军不敢脱离工事下山来攻，而它在山上的火力又打不到解放军，“让它看着我们攻城，叫康泽把那些大山当成包袱背着吧！”

    第二天，王近山便带上旅长们一道去观察城防。从敌情和地形上看，襄阳城北外是汉水，对岸有樊城守敌，而城东、城南又均为敌占区，实施主攻时侧背受威胁较大，只有城西有机可乘——在老河口、谷城已被中野控制的前提下，从这一面攻城，侧面会比较安全，而且一旦闯过“三关”，城西通道就将处于敌人的火力死角内，攻城部队可以直逼西关城下。

    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王近山决定从城西突破，并派一支部队迂回至城东，实施东西夹击。在提出这一作战方案时，他特地两手一兜，做了个“掐”的手势。

    刘伯承获知王近山的这一方案后，立即予以批准，同时严令攻城各部“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王近山认为城西有机可乘，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城西通道南靠山麓，北临汉水，其间非常狭窄，最窄处仅一里，无回旋余地，不利于部队展开。特别困难的是还要过“三关”，即南面琵琶山、真武山的火力封锁，正面西门外铁佛寺一线的坚固防御。

    “刀劈三关”的重任被交给了六纵十七旅。7月9日黄昏，六纵集中炮火对琵琶山进行猛烈轰击，山上顿时硝烟弥漫，碎石纷飞。十七旅的突击队从距敌仅两百米处发起冲锋，仅用十五分钟便攻占山头，劈开了第一关。

    7月10日晚，在琵琶山阵地的火力支援下，六纵十七旅向真武山发起攻击。真武山上暗堡较多，突击队在遇到暗堡时，先在正面吸引住敌军火力，再从两翼迂回于背面实施爆破。二十多分钟内，他们连续爆破地堡达十八个，第二关就此被劈开。

    同一天晚上，六纵十八旅插至东关，并占领护城堤，开辟了东北角的攻城基地。之后该旅连夜在汉水上架桥，接应桐柏二十八旅渡过汉水，桐柏二十八旅随后占领了城东南阵地。至此，攻城部队不仅实现了东西呼应，而且对襄阳形成了马蹄形攻势。

    康泽、郭勋祺闻报极为惶恐。他们觉得解放军人数太多，攻势太猛，而襄阳守军人数既少，武器又差，恐支撑不了多久，于是两人一面决定放弃樊城，把防守樊城的老旅一六四旅撤至城内，以加强守城兵力，一面要求蒋介石和白崇禧速派援兵进行救援。

    蒋介石、白崇禧开始都把注意力放在豫东和平汉线，即便获悉襄阳被围，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故技”。等到襄阳城告急，两人才感到问题严重。

    鉴于襄阳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让白崇禧立即出兵援救。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依照白崇禧一贯为人处世的态度，他本来对康泽陷入困境这件事并不太关心，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坐看襄阳失守，不仅会危及他个人的声誉和威信，而且还将破坏其战略后方的稳定。

    救是肯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白崇禧的机动兵团也就是张轸兵团早已派了出去，自然远水难救近火，现华中部队里离襄阳最近的是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该部辖两个整编师，有一定的战斗力，实际上完全可以就近对襄阳施援。

    白崇禧早年就有“小诸葛”之誉，但他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参谋这一块，独力指挥作战少有胜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心机太重，顾虑太多，决断力不强。明明王凌云可以救，但他却畏惧刘伯承“吸打敌援”的固有战术，不敢拿出来救。

    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动用的援兵，只剩下分驻两地的整七师和整二十师。按照蒋介石规定的原则，援兵“应取捷径，昼夜兼程”。整七师和整二十师要是这样走的话，急行军5天可到襄阳。

    白崇禧自作聪明，要出奇兵，他偏让整七师和整二十师走远道，结果路上光车运就要2天，步行还要5～7天，行军速度慢得跟乌龟爬一样。

    襄阳守军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始终看不到一个援兵的影子，而解放军的攻势则一天紧似一天，城防也一天比一天危险。

    攻城的中野各部为了减少伤亡，动用全军力量，以近迫作业的方式，挖了两条长长的交通壕。看到解放军在挖壕，守军十分着急，但又无计可施——手榴弹够不到，机步枪打不着，冲出来进行干扰更等于送死。

    到最后，交通壕直抵铁佛寺敌军阵地，二者相隔只有五十米，以致铁佛寺围墙上的枪眼都可以数清，双方大声说话也都能听到。7月13日晚，十七旅依托这两条交通壕攻下铁佛寺，劈开了最后一道关。

    六纵“刀劈三关”，保证了大军直逼襄阳城下。康泽苦思无计，只得亲电蒋介石，请“校长”想办法。

    蒋介石复电告诉这位不懂军事的门生，说解放军的山炮破坏力实际不大，也不厉害，并且强调襄阳城很坚固，容易防守，万一康泽感到兵力单薄，可以放弃城外的据点，退守城垣。

    康泽得到这个指示后，便在7月15日下令将城外据点一概放弃，把部队全部撤进城，以求固守城垣。

    也就从当天黄昏开始，中野对襄阳发动了总攻。  <h2>瓜熟蒂落</h2>

    襄阳易守，是指解放军尚未能够接近城西的情况下，如今已直抵西关，拿下城池就不是那么费劲的事了。7月15日，晚7点30分，随着一红一绿信号弹升上天空，六纵在城西集中火力施射，西门左右城墙上几百米的地段内，被完全打成了火龙。

    在十分钟内，担任主攻任务的十七旅突击营即沿着城门边的爆破口登上了城墙。战斗空前激烈，守军一连发动十九次反击，但均被击垮，至16日中午，攻城部队突入敌军司令部，康泽、郭勋祺及以下1.7万余人被俘。

    老襄战役是中野自南下跃进大别山以来，第一次实施较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此战从刘伯承的运筹帷幄到王近山的现场指挥，都体现出了较高水平，被朱德称为“小的模范战役”。

    作为刘伯承麾下的得意之将，王近山有一个绰号叫“王疯子”，喻其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后二纵请六纵的干部吃饭，席间陈再道跟王近山开玩笑，说王近山你真疯啦，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都被你们活捉啦，真不简单。

    王近山回答说，不光我们六纵，其他部队也都打得很出色，不过当时我的确是豁出去了。言谈之间，仍颇有“疯”劲。

    事实上，王近山不仅有拼命三郎似的“疯”，更有灵活机动的智——仅从他把六纵这样一支原本的新军练成刘邓可以屡屡倚重的强军，就可以看出其非等闲之辈。刘伯承这次也对王近山大加称赞，认为王近山的指挥“乃襄阳全胜的关键”。

    老襄战役的另一面，则再一次显露出中野在攻坚能力方面的较大削弱。整个战役，中野一共伤亡了3719人，敌军的伤亡是3500余人，统计结果，自身伤亡数还多于敌方，除了地方部队的战斗力和协同能力都有待增强外，火力不足也是因素之一。

    同一时期，华野通过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合称豫东战役），歼敌总数已逾9万，特别是在睢杞战役中歼灭了区寿年兵团，威震中原。其自身也越打越强，仅攻克开封时所获得的物资、武器与军火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部6个纵队的装备和技战术水平都因此有了较大提高，“已逐渐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头等主力的部队”。

    中野六纵等部在攻克老襄后，所获不多，其他纵队在北线打的又都是阻击战，即俗称的“啃骨头”，而不是华野那样的“吃肉”，自然歼敌数和缴获也难以与华野相提并论。

    1948年8月到9月间，中原军区在叶县对所属部队进行大规模整训。由于邓小平奉召北上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便由刘伯承和陈毅主持整训。

    陈毅性情豁达开朗，他不仅是刘伯承的四川老乡，而且自顺泸起义相识开始，两人就结下了友谊。8月16日，他们给二纵做动员报告。陈毅第一个讲话，讲话中问干部们，对中央制定的“将战争引向敌占区”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想通。

    一位干部回答：现在基本上通了。

    陈毅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他说：“不能基本上通，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原打完仗，还要过长江，谁不想过江，就是不想彻底打倒蒋介石，是想叫蒋介石多盘几年！”

    由于陈毅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会场一时鸦雀无声。

    毫无疑问，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迟早要从内线（根据地）打到外线（敌占区），问题是时机何时成熟。如果说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一时机还不够成熟，到第三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则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与会干部们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只是内心或多或少都还留有一些过去南下时的阴影。正是了解这一点，陈毅再次强调了刘邓大军进军中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提出“不要只看自己的力量削弱了”，而更应看到“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这个代价是伟大的”。

    陈毅还提到，毛泽东在当年5月初曾亲口对他说过，华北的胜利，如记功，中原应得一半。朱德也说，自古谁可得中原，就可以得天下，（解放军）取得东北、华北，再取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

    陈毅当时虽为中原军区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但仍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他的这些话使会场热情高涨，场下掌声、笑声接连不断。坐在陈毅旁边的刘伯承也受到感染，禁不住高喊了一声：“好噢！”

    全场跟着一起呼应：“好噢——”  <h2>乱冲一气要吃亏的</h2>

    天气越来越热，陈毅身材较胖，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连衬衣也被汗水给浸湿了。他点起一支烟，扇着扇子，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提高嗓门说：“现在，我们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我和伯承、小平同志都感到光荣之至！”

    刘伯承插了一句话：“我上次给他们讲过，这里就是逐鹿场，要在这里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卵子。”

    “对头！”陈毅对此大为赞同，“又想光荣，又不想再干，没有胆量，没有智谋，你逐鬼的鹿！”

    兴之所至，他随口吟了两句唐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吟完之后，又回过头来问刘伯承：“好像是魏征的诗，是不是？”

    刘伯承说：“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征的。传说魏征是他们冀南人，巨鹿的，王蕴瑞的老乡。”

    王蕴瑞时任二纵参谋长，两人的对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王蕴瑞自己也乐了。

    自8月16日起，刘伯承、陈毅开始连续给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一共讲了七个半天，中间只休息一天，到23日才结束。解放战争以来，野司首长像这样连续多天做重要讲话，是比较罕见的。

    正如陈毅所言，过去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只能在内线搞大踏步进退，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现在形势不同了，解放军要走马中原，饮马长江，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兵团作战。

    如果说陈毅在报告中主要讲形势和政治，刘伯承则更侧重军事。谈到指挥员必须学习时，他说，我们过去有这个教训，有的指挥员勇敢有余，智谋不足，打起仗来只会喊“冲啊”。

    “往哪里冲？怎么个冲法？敌人在哪里？敌情都没摸清，乱冲一气要吃亏的。”刘伯承对这种不讲战术的打法一向痛心疾首，“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刘伯承对指挥员的严格要求，也与战局的演变息息相关。进入中原逐鹿阶段后，国共双方的作战规模都越来越大。仅以作战单位而论，之前国民党多以整编师或军为作战单位，现在则是以兵团或集团为作战单位，有时一两个兵团在一起行动。

    解放军方面同样如此，原来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现在不论是围歼战还是阻击战，多要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否则就难以达到战役目的。

    再不是一个纵队就能横冲直撞的时候了，“敌人是一坨一坨地行动，你们哪个纵队想吃掉敌人一个集团都不可能”。刘伯承要求纵队指挥员们通过加强学习，搞通战略思想，尽快掌握大兵团作战中的战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动作。

    看到有的干部平时一本书都不带在身边，刘伯承表示忧虑：“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年历，给人算八字一翻就知道。你不学习，你教下边什么？”

    陈毅听后，插话道：“不仅教不了下边，互相之间也谈不拢。”

    刘伯承接着说：“对！俗话说，两个秀才谈书，两个屠夫谈猪，双方都要有学问，不然啥子也谈不成。”

    9月中旬，粟裕发起济南战役，至9月24日，华野攻克济南，歼敌10万。之后，粟裕领兵南下，准备进一步实施淮海战役。

    为配合华野作战，继大别山之后，中野又一次进行了分兵，刘伯承、邓子恢（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李达率一部分兵力留在豫西，陈毅和小平率主力北进。

    刘伯承在一次讲话中，用形象生动的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么做的战略意义：“粟裕在东边夹住敌人的额，我同子恢、李达在这里揪住敌人的尾巴，陈毅和小平同志上去截住敌人的腰，置敌人于死地。”

    中野北上“截腰”，重点“截”的是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即郑州、开封（简称郑、汴）。攻取郑、汴之前，华北的物资运到中野，须几经转运：先从豫北抵洛阳，再通过水运、汽车、人力车运输等方式送至部队。

    这当然很不方便，尤其秋冬之季多阴雨，运输上更无保障。当时中野弹药亟待补充，其中山炮炮弹只有两百余发，步兵炮炮弹十余发，迫击炮炮弹平均每门一发多，步马枪、轻重机枪的弹药则不足一个基数。这种状况如得不到改善，很难投入大规模作战。

    10月19日，陈邓所部发起郑州战役。由于郑州附近已无敌军大兵团，城内守敌孤军作战，自知不敌，三天后在弃城北逃的途中被九纵所歼灭。

    郑州战役打响时，陈毅、邓小平都在前线，但具体指挥由陈锡联负责。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其间他和陈毅都没有发现下面做得有什么不对，也没有对陈锡联的指挥进行过纠正。当然，这与郑州战役在规模和组织难度上都不是特别大有一定关系。

    眼看着解放军攻下郑州，开封之敌遂成惊弓之鸟，只一两天时间便逃得一干二净。中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又拿下了开封。

    攻占郑、汴，标志着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尽为解放军所有。华北老区支前的弹药、装备和中原的粮草供应，均可由火车直运前方。这不仅解决了中野参加淮海战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华野作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h2>大兵团</h2>

    尽管南京统帅部已经对编制进行了调整，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整编师、旅一律恢复为军、师，但这并未能够真正扭转士气和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自各大解放区发动积极攻势以来，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不断遭到歼灭，乃至于一两个军都不敢单独行动，到了豫东战役，区寿年小兵团的被歼灭，更是令南京方面大为惊恐。

    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在将作战重点放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同时，决定全面采取大兵团战术，并陆续发表了十几个兵团的番号。

    大兵团一般都包含三到四个军，每个军以3.5万人为定额。与普通的军、师和小兵团相比，不但可以独立执行战略任务，而且当针对某一方面的解放军作战时，也能做到“进可战，退可守”，让解放军“吞不下”和“啃不动”。

    与大兵团战术相适应，蒋介石又新设立了几个“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了一批“剿匪总司令”，其中东北“剿总”为卫立煌，华北“剿总”为傅作义，徐州“剿总”为刘峙，华中“剿总”为白崇禧——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这四个“剿总”，除刘峙为其亲信嫡系外，居然有三个都是多少与蒋有些异心的杂牌军将领，也足见蒋介石已逐渐失去了对杂牌军乃至战局的掌控能力。

    随着解放军攻克郑、汴，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已经通过“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造成了东西夹击徐州之势。蒋介石这才觉察到，中野有东进徐蚌（徐州至蚌埠地区），协同华野作战的意图。

    徐州“剿总”战列部队共包括四个兵团，加上四个绥靖区和地方部队，与华野相抗已很勉强，如果中野也合力进攻徐州，兵力上无论如何是不足的。到那时就必须抽调华中“剿总”的战列部队，而要调华中兵力，又非得白崇禧同意不可。

    白崇禧不比刘峙这样的蒋家“童养媳”，能够做到无条件服从，此辈是“寡妇改嫁”，不得志时对老蒋察言观色，暗地提防，一旦翅膀长硬，则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问题，蒋介石便计划在蚌埠另外设立一个国防指挥所，由白崇禧充任主任，统一指挥对华野、中野的联合作战。

    白崇禧起初不仅满口答应就任，而且还在同意将黄维兵团东调徐州参战的基础上，又主动提议由张淦兵团随同黄维兵团一起行动。

    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不料就在他催白崇禧尽快到蚌埠进行指挥时，对方却一夜之间突然变卦，拒绝前往履职。当时很多人不解其意，南京国防部的人推测，白崇禧可能是怕指挥不力，到时难以脱手，影响了他“小诸葛”的名誉，或者是担心蒋介石做出圈套，于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

    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才知道白崇禧是想坐看蒋介石集团与解放军两败俱伤，之后好和李宗仁从中取利。换句话说，他是要存心拆老蒋的台。

    白崇禧出尔反尔，自己不去蚌埠不说，还把黄维兵团拖在华中，使其迟迟无法集中东援。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干脆直接给黄维发去电令，要他按原计划行动。

    黄维兵团包括第十八军等四个军以及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约12万余人，其中以胡琏指挥的第十军、第十八军为骨干。胡琏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与解放军角斗的最前沿，而且颇有胜绩，兵团组建时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兵团司令，但因为该兵团属于华中“剿总”的战斗序列，而白崇禧又讨厌胡琏，于是蒋介石只好改任黄维为兵团司令，胡琏屈居副司令。

    黄维曾是胡琏的上司，又是黄埔一期生，资格和声望都比胡琏高，这令胡琏在表面上不得不接受现实。内心里，他对没有当上司令官则很是不满，没过多久就以父亲病重和医治牙病为由，暂时请假离开了部队。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时，黄维兵团刚刚由豫西撤至确山、驻马店地区集结。当时中野主力由陈毅、邓小平指挥，刘伯承能够用来拖住黄维兵团、张淦兵团的兵力，只有包括二纵、六纵在内的两三万人，但由于白崇禧中了刘伯承的调虎离山之计，两兵团此前一直被刘伯承所部在豫西牵着鼻子走。

    连续行军，使得黄维兵团的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因为道路不良，其快速纵队的机械和燃料损耗很大，急需休养整顿。正想喘息一下，蒋介石命其北上的电令来了，而且催得非常急。

    黄维和胡琏虽同为“土木系”战将，但指挥风格相差很大。胡琏比较偏重于谋略，而黄维则一贯喜欢猛冲猛打，更重要的是，黄维性格迂直，不像胡琏那样善于笼络和驾驭部属，同时又久疏战阵，在与解放军作战方面基本是个外行。

    黄维深知自己在兵团中未得众心，他曾告诉部属，此行只是过渡性质，六个月后，就会把司令官一职让给胡琏。

    就算是过渡，也得风风光光地过渡。通过“六个月”的任职表现，向别人证明自己并不比后辈胡琏差，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黄维的一个心结，这也使得他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更加坚决，出战时更加踊跃。

    接得蒋介石的电令后，黄维只是草草准备了一下。在主要装备和人员都没有得到调整，甚至连粮弹都未补充完整的情况下，他就率部匆匆出发了。  <h2>时间很重要</h2>

    黄维兵团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攻防能力都很强。如果让这样一支力量投入徐州东线作战，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得到黄维兵团北上的情报后，刘伯承立即实施前堵后追，命令原在淮海地区的一纵二十旅、豫皖苏军区部队进行阻击，原在豫西的部队则实施超越追击。

    11月5日，刘伯承将豫西方面的指挥任务交给李达，自己也和随行人员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大卡车，由中原军区驻地出发，动身前往淮海前线。

    汽车开了没多长时间，他们就进入了黄泛区，司机为了避开水沼泥潭，不得不沿着隆起的岗地曲曲弯弯地向前行驶。车上的人全被颠得东倒西歪，刘伯承的警卫员也嘀咕了两句。见众人全都愁眉苦脸，刘伯承不由得哈哈大笑，说：“你们难道忘了去年经过此地的情景了吗？”

    可不，去年经过黄泛区的时候，前有泥淖阻隔，后有追兵紧逼，上有飞机空袭，连刘邓都只好弃掉车马，跟着大伙一道“拔慢步”，那才真叫一个难呢。

    “现在是坐着汽车去追敌人，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刘伯承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喜笑颜开，车里的空气顿时欢快起来。

    开着开着，大卡车突然陷入了泥坑。司机拼命踩油门，但车轮只是打着泥浆在原地打转。刘伯承见状，赶紧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并且招呼众人一齐下来推车：“时间很重要，耽误了时间，这一仗我们就打不上了！”

    11月10日，刘伯承赶到了位于河南柘城的中野前方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东西线的战场情况分别是：华野在碾庄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正进行分割围歼；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对洪河展开抢渡，一纵二十旅等部打响了河防阻击战。

    第二天，一纵二十旅旅长吴忠突然发来告急电报，称黄维避开了正面的河防工事，转而绕到下游的新蔡、李庄桥一线进行强渡，在那里驻防的豫皖苏第八分区部队已不支而退。

    黄维兵团渡过洪河之后，继续朝阜阳、蒙城方向开进。刘伯承当即命令二十旅撤出阵地，以急行军的方式前往阜阳截击敌军，同时在电报中他还嘱咐吴忠：“你们的战斗将直接影响战局的全局，望务必堵住黄维。”

    从地图上看，敌我行军路线如同一张弓：黄维兵团沿着弓弦直线东进，且先于二十旅行动，而二十旅是沿着弓背做弧形运动，行动也较晚，要想追上并截住敌人并不容易。

    当吴忠率部到达界首附近的颍河岸边时，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已接近阜阳。这时二十旅距离阜阳尚有五六十公里，要想徒步赶到敌军前面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只有乘船顺颍河而下。

    二十旅事先并未配备船只。所幸刘伯承早就料到了这一情况，在他们出发赶往阜阳的同时，便派豫皖苏军区在界首准备了大批船只，就等部队使用。

    大家迅速上船，干部战士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用木板、圆锹甚至饭碗协助船工划船，以求尽快到达阜阳。说来也巧，正好西北风大作，借助人力、风力和水势，船只犹如长了翅膀一样飞速前进。

    仅用一个昼夜的时间，二十旅就到达阜阳并控制了颍河渡口及北岸河堤。

    黄维兵团所属第十八军随后也赶到了阜阳。见颍河水深不能徒涉，其前卫部队便组织人员到南岸寻找渡河材料，北岸的二十旅看到后隔着河便打。

    发现北岸已有解放军的武装部队凭河据守，敌前卫部队用炮火进行了轰击。由于二十旅抢筑的工事接近河边，位置低下隐蔽，射过来的炮弹大多落在了河堤上和堤后，不仅无法摧毁工事，对解放军的杀伤也不大。

    一番炮击下来，二十旅的火力仍然能有效控制河面。敌前卫部队不明对岸的虚实，只得暂时撤离河岸开阔地。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得报，亦不敢轻易冒进。

    正当杨伯涛踟蹰不决之际，黄维率兵团主力赶到，他告诉杨伯涛：“以后行军，必然会有大的战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北进。”  <h2>关门打狗</h2>

    这时黄百韬兵团已被围数日，随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黄维还得到情报，蒙城一带有解放军大部队集结，目的很可能是阻滞其兵团增援徐州。救急如救火，黄维向十八军下达命令：“你部务必迅速渡过沙河，驱逐北岸共军，掩护工兵架桥，使兵团主力得以顺利通过。”

    正面过不去，杨伯涛只好还依老法子，派小部队沿河搜索，最后发现颍河下游回溜集附近停泊着大批船只。于是杨伯涛便命令十八军星夜赶到回溜集，从那里渡过颍河。

    等到黄维兵团分出一部分兵力准备抄袭二十旅时，后者早已转移——刘伯承仅以一个旅的兵力，便在阜阳拖了黄维兵团近两天的时间。

    11月11日，也就是指挥一纵二十旅到阜阳堵住黄维兵团的当天，刘伯承另外一个极有战略远见的预想正式付诸实施，那就是攻取宿县，截断徐蚌（徐州至蚌埠段）之间的联系。

    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本身是一个失着。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且城内贮粮很少，补给不便，其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津浦路。为了保障津浦路，使其不被截断，蒋介石把孙元良兵团派往宿县，与徐州的邱清泉兵团等部形成了衔接。

    宿县位于徐州以南、蚌埠以北，号称“南徐州”，为津浦路徐蚌段的咽喉地点。解放战争以来，这里一直是国民党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早在战役发起之前，刘伯承就看到了宿县的战略地位。在召集干部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时，他特地指出，攻占宿县，对斩断敌人中枢会产生极大功效。

    刘伯承把自己的这一设想称为“关门打狗”。不过当时“关门打狗”还没有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更未形成具体的作战部署，只是通过李达拟了一份电报稿，向中央军委和正在前方的陈毅、邓小平提出了建议。

    毛泽东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刘伯承到达淮海前线之前，他就电示陈毅、邓小平，要他们完成对宿县的包围，并视情况攻歼宿县之敌。

    这时蒋介石已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但是始终拿不出什么良策。最要命的问题还是徐州方面兵力不足，而蒋介石又无其他战略机动部队可用——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国民党军已灰飞烟灭；华北傅作义集团要防备东野南下入关，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拆台，拒绝从华中抽兵，硬性抽出的黄维兵团又尚未能够到达徐州战场。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调徐州，以便腾出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主要兵力，用以增援黄百韬。

    孙元良兵团一走，宿县的防守力量立显薄弱，攻取宿县的时机完全成熟。11月11日晚，中野一、三、四、九纵队的司令员被召至野司前指作战室开会，会上，由陈毅和邓小平具体下达了“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的命令。

    在会议结束，送众人出门时，陈毅大声吟诵道：“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陈毅所吟的诗为明世宗朱厚熜所作。明世宗派毛伯温讨伐安南（今越南），临别时他专门为毛伯温作了这首送别诗，以壮军威。

    吟诵古诗时，陈毅顺手摸了摸纵队司令们腰间的手枪枪柄，仿佛那就是一把把“雁翎腰刀”。  <h2>一子定输赢</h2>

    中野的四个纵队各负其责，一、四、九纵或为预备队，或配合华野钳制敌军各兵团，挎“雁翎腰刀”出征宿县的主将是三纵的陈锡联。

    11月13日，陈锡联率三纵及九纵一部包围了宿县，此举在徐州、蚌埠引起极大震动，但南北两面之敌又都只能做旁观者——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急于东援黄百韬，无法倾力南下；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实力较弱，因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双双畏缩不前。

    宿县守敌仅1.3万人，而且建制庞杂，协同性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自然缺乏长久固守的能力。11月15日，陈锡联发起总攻，并投入预备队，终于一举攻占了宿县。

    占领宿县，意味着解放军切断了徐蚌线和南北敌军的联系，同时通过孤立徐州，也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在蒋介石的中原布局中，他主要用重兵巩固郑州、徐州。郑州、徐州均处于陇海线与平汉、津浦线的交叉点上，刘伯承将蒋介石的这一布局称为“十字架”。蒋失郑州在先，现在徐州又被包围，其境况之困难已不言而喻。刘伯承幽默地对陈毅、邓小平说：“蒋介石是基督教徒，他是信仰上帝的，所以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围棋对弈中有“一子定输赢”之说，刘伯承的这一高招令毛泽东亦有惊艳之感，因为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他虽然预料到开战后即可歼灭大量敌军，但对隔断徐蚌，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一招，“尚不敢做这种估计”。

    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已由60余万增至80余万，解放军方面则有华野16个纵队、中野7个纵队，加上周围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总兵力亦有60余万。毛泽东视淮海战役为国共命运的大决战，他预言：“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对战役进行指挥。总前委组成成员包括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但其指挥位置依然在中野这一边，一切号令也均通过中野司令部发出。

    接到中央指令后，刘、陈、邓分析了形势，认为当前的中心还是先要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中野应牢牢控制住淮海战场南线战局，阻止南线的黄维兵团、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合力救援黄百韬。

    中野此时一共有7个主力纵队，除十一纵在徐州战场上直接协同华野作战外，可以投入南线的一共是6个纵队。刘、陈、邓决定以三、四、九纵阻击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以一、二、六纵拖住和牵制黄维兵团。

    二纵、六纵（包括陕南十二旅附豫西一个团）原来都在豫西南，须通过超越追击才能赶到黄维兵团前面进行阻击。对于双方而言，这是一场紧张的脚力竞赛，谁跑到前面，谁就占有优势。为此，几支部队都风雨兼程，以每天六十多公里的速度不分昼夜地向东疾进。

    黄维兵团虽然也想加快行军速度，但事实上却很难快得起来。自一纵二十旅在颍河实施阻击战后，豫皖苏军区部队和各民兵游击队仍然不断对黄维兵团进行沿途袭扰。虽然从黄维兵团的视角来看，这些地方部队无异于“螳臂当车”，问题是人家也不是真的要“当车”，而是要给你找麻烦。黄维兵团不得不经常硬头皮进行应付，有时仅仅因为一座小小的桥梁被破坏，就不得不停下来，并且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11月18日，二纵率先越过涡河。黄昏时，黄维兵团进至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比二纵晚了整整几个小时。

    六纵因为在豫西出发时的位置较靠后，到达蒙城、涡河的时间没有二纵这么早。纵队的一支后勤小分队因此遭到黄维兵团前卫的袭击，被夺去了几辆辎重车。

    几辆辎重车除满载解放区发行的纸币外，还有表明六纵部队编号的军事文件。此时黄维已观察到北岸各村庄有解放军大部队在进行集结，看了文件之后，他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北岸只有六纵在进行防守。

    对于黄维兵团这样的重兵集团而言，区区一个解放军纵队似乎不足为惧。当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即从黄维那里接到了抢渡的命令。  <h2>反击战</h2>

    事实上，除了靠超越追击后来居上的二、六纵外，一纵主力甚至早在三天前就到了蒙城地区。

    刘伯承的计划，是要在涡河、淝河对黄维兵团形成包围，具体部署是一纵依托两河河岸做正面防御，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侧后。

    一纵到蒙城后，纵队司令员杨勇率旅团干部先行看了地形，发现涡河河面较宽，水较深，大部分地方不能徒涉，乃是阻击敌军的天然屏障。相比之下，淝河河窄、水浅、桥多，敌人比较容易通过。

    经过权衡，杨勇决定在涡河、淝河上形成两线防御部署，分别派二旅和一旅驻守，但防御重点在涡河北岸，一旅也被要求随时对二旅进行增援。

    在黄维兵团到达蒙城之前，一纵二旅已经借助于有利地形，在涡河北岸建立了纵深防御体系，而二纵的及时赶到，又使得二旅免去了西面被敌军迂回的危险，而得以集中兵力于北岸的正面和东面。

    尽管如此，防守部队仍面临着防区内点多面宽、兵力不足的困难。根据敌军的动向，杨勇又从一旅抽出两个团，用以保障二旅的左翼安全，防止敌军过河向其左侧和后方进行迂回。

    杨伯涛当晚的攻击部署，则是以正面佯攻佯渡为掩护，另组左右翼攻击队，并同时向二旅八团阵地以及一、二纵队接合部实施抢渡。

    右翼渡河点居高临下，便于炮火掩护。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敌十一师一部涉过涡河，向八团阵地连续发起三次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接着，十一师又发动第四次进攻，八团二、三营接合部遭到强行突破。八团团长亲自掌握两挺机枪，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才挫败了敌军攻势。

    左翼渡河点地势平坦，而且徒涉场选择不当，渡河时就淹死了一些人，但因为针对的是一、二纵队接合部，所以反而得以偷渡成功——岸上的黄家村只有八团一个侦察班担任警戒，根本阻止不了敌军优势兵力的渗入。

    当时，二旅侦察连正在黄家村西面的前王圩抢修工事，忽然就听到东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借助于昏暗的月光，他们隐隐约约还看到黄家村的河面上有敌军在实施偷渡。

    大家立即放下手中的铁锹，拿起武器，朝黄家村西侧的敌军发起反击。

    从黄家村徒涉的敌军为一一八师三十三团，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为侦察连所不及，加上受到一条大雨裂沟的阻挡，侦察连只好首先抢占了与黄家村相距约两百米的陈家村。

    凭借陈家村的有利地形，侦察连沿河岸展开，集中火力封锁河面，以阻止敌军后续部队的扩展和续渡。此时杨伯涛事先配属给三十三团的师炮兵已与步兵一道过河，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陈家村施以炮击。同时占领黄家村的敌军也以猛烈的火力攻击解放军侧后。

    顷刻间，陈家村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缺乏工事掩护的侦察连伤亡惨重，被迫撤回前王圩，陈家村遂为敌军所占。

    这是发生在晚上9点的事。继侦察连主动反击失败后，八团也抽出一个加强排的兵力，从东面实施反击。这个排只攻占了村内的两座房屋，但通信员没有弄清楚情况，返回向团里报告战况时，说成了已攻占黄家村。

    二旅指挥所本已准备动用预备队，得到八团的报告后，即令正在调动的预备队停止行动。突入黄家村内的加强排寡不敌众，在损失大半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

    午夜零点，作为旅预备队的四团向黄家、陈家发动反击。四团虽只有二、三两个营，但却是一个拥有光荣军史的主力团。该团前身是红三军团中的模范红十二团，为土地革命时期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带出来的基干部队，团内拥有三个作战经验丰富、善于攻击的红军老连队。

    四团战斗力很强，士气较高，而且黄家村也仅是一个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然而反击战仍打得异常艰苦。至11月19日凌晨2点，在两名营长都先后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四团才得以突入黄家村。

    四团团长晋士林随后跟进指挥，未料进村不久即遭到敌军暗藏的机枪火力点的侧射，晋士林和随行人员全部牺牲。危急时刻，团作战参谋主动接替自己的团长，指挥官兵与敌军展开了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经过一番猛打猛冲，部队在拂晓前占领了村子的北半部，并迫使一部分敌军退至河边岸滩。

    眼见步兵不敌，北岸的一一八师炮兵即以猛烈炮火进行拦阻。在猛烈炮火所形成的弹幕隔阻下，四团的进攻受到限制，伤员和俘虏也都无法后送，只能暂时安排在一座大院的几间茅屋里。

    拂晓，得知黄家村的团、营指挥员均已伤亡，四团政委郑鲁迅速进入村内指挥作战。在他进入村内时，村内战斗已进入了更为紧张激烈的阶段，敌三十三团连续发起多路攻击，所携带的美式火焰喷射器也被拿出来，用于向解放军所据守的茅屋喷火。

    四团用于安置伤员和俘虏的大院首先着火，其他房屋也不断被烧着，郑鲁只得指挥部队逐屋向后撤退。  <h2>紧张是有原因的</h2>

    巷战进行到下午2点，村里已布满硝烟和焦土，多数房屋只留下了断壁残垣，房前屋后、街口路旁到处都横躺着尸体。

    四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二营七连只有三个人，三营总共还有不到两个连，部队也已收缩至村东北角很小的一块地方。

    郑鲁派通信员往旅指挥所送信进行请示，但通往村外的道路已被敌军用火力进行严密封锁，派出去的几名通信员都牺牲在了途中。最后一名通信员临危不惧，在身上三处负伤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把信送到了旅指。

    下午3点，郑鲁接到了旅指的撤退命令，此时四团在村内所控制的房舍仅剩下了一座，而且遭到敌军火力封锁。在率部撤退过程中，郑鲁胸部中弹，不幸阵亡。

    黄家村一战，四团受创最重。涡河阻击战结束后，全团只能缩编成三个连，继续作为一纵的预备队使用。

    在黄家村反击战进行的同时，敌右翼十一师也突破解放军的防线，前卫和主力陆续渡河，至下午5点，该师已在北岸取得了数公里的进展。

    黄昏以后，涡河北岸的解放军奉命主动向淝河第二防线转移，黄维兵团全部渡过涡河。

    一过河，兵团就对战场进行了打扫。仅从黄家村现场所遗留的尸体及搜到的军事文件上看，向三十三团实施猛烈反击的解放军就有两旅一团的番号，这超出了黄维的预计。他原先以为北岸只有中野六纵在据守，现在看来至少有两个不同编制的解放军部队在与之作战。

    另外杨伯涛还从战场上捡拾到大批解放军的传单，上面说解放军已经在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并有“活捉黄维”、“看你黄维哪里逃”等口号。

    杨伯涛大为紧张，他把传单拿去给黄维看，黄维看了传单之后却只是付之一笑。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从东战场到西战场，国民党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四个主力兵团（黄百韬兵团、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全都被解放军重兵阻滞，唯独黄维兵团自出师以来横冲直闯，俨然无人敢撄其锋。这使得黄维似乎有充分理由不把中野放在眼里。

    可是杨伯涛的紧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战场上发现了几个异乎寻常的重大疑点。

    黄维兵团由确山出发前，南京国防部曾转来一份情况通报，上面说明中野和华野即将靠拢在一起。杨伯涛长期跟随胡琏作战，和中野、华野都有交手。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两大野战军一般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现在突然要实施联合作战，显见得胃口不小，说明一场大战确实已迫在眉睫。

    涡河战场所显示出的，则是解放军不仅在战略上有变化，战术上也与以往截然不同。以往解放军打得最多的是运动战，以侧击、尾击为主，硬碰硬的阻击很少，即便有，也是像巨鹿龙凤之战中那样，为了达成另一个歼敌目的。可是这次解放军在涡河采取的却是迎头堵击，而且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黄维兵团而来。

    说到传单，杨伯涛不是没有看见过解放军的传单，只是他没有看见到如此多的传单。这说明解放军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空前广泛，而依据解放军作战的规律，其宣传动员的规模大小通常又与战役的大小相匹配。

    杨伯涛甚至认为即将与之作战的解放军不会仅仅是几个纵队那么简单，极有可能，解放军要倾注他们所能调动和动员的全部力量。这种猜测不是没有缘由，在桐柏山区有一支远近闻名的“王老汉游击队”（实际为桐柏第二军分区部队，第一政委王国华绰号“王老汉”），根据杨伯涛所掌握的情报，连这支部队也跟着跑到淮海来了。

    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杨伯涛得出结论，兵团正处于非常严重阶段，必须慎重对待。他忧心忡忡地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

    杨伯涛向黄维建议，兵团应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跟，以应付当前的严重局势。兵团参谋长萧锐历任十八军参谋长、十八师师长，跟随胡琏的时间也比较长，熟悉胡琏的一套战法及解放军的作战规律。他在一旁听后，对杨伯涛的这一建议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

    黄维虽尚有些不以为然，但见众人都支持这种看法，考虑之后便接受了杨伯涛的建议。在征得蒋介石同意的前提下，他下令兵团暂缓北进，转而执行“蒙城作战计划”。  <h2>高水平的工事</h2>

    胡琏在与解放军作战的过程中，研究和总结出了一套叫作“核心机动”的战法，其做法是以某一战略点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粮弹，然后把触角远远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一旦瞄准目标，再抱起拳头打下去。

    解放军如果因此被击退，胡琏会率部继续前进，但前进时仍然会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以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

    在解放战争中，胡琏曾多次运用“核心机动”战法，可以说颇有成效——南麻战役与粟裕的华野对决，使华野在取得孟良崮大捷后意外遭遇失利；巨鹿战役与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鏖战，虽损失了一个主力团，但也令刘伯承陷入了“牛抵角”。

    黄维的“蒙城作战计划”基本照套了胡琏的这套做法，兵团暂缓北进期间，各部均向蒙城靠拢并占领阵地，同时从蚌埠车站调运大批粮弹燃料进行补充。

    “蒙城作战计划”看似不错，但实际难以执行，因为它与黄维兵团当初出师时的动机严重违背。

    黄维兵团千里迢迢从豫西赶到淮海战场，所为何事？还不就是要争分夺秒地救援黄百韬。如今兵团在蒙城驻足不前，自身倒是处在了有利的攻守位置，可是对于正一步步走向覆亡的黄百韬则是缓不救急。

    1948年11月19日晚，华野对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次日早晨，部队完全占领了碾庄。黄百韬率残部退至大院上进行抵抗，整个兵团被消灭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蒋介石得报后非常焦急，连连催促黄维进兵徐州予以增援。这时黄维的参谋长萧锐因突患急性盲肠炎，已被送至蚌埠医治。他走后，副参谋长韦镇福等人都是初临战场的生手，主意还不见得有黄维多。

    与胡琏的狡黠多变不同，黄维打仗比较呆板，习惯于以典、范、令为准则，其行动规律比较容易掌握。同时他又属于勇战派将领，在指挥上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仗打得好时叫勇猛酣畅，打得不好时就叫鲁莽轻率。

    介于勇猛酣畅和鲁莽轻率之间的黄维给老蒋的电令一激，气血上涌，就把中“刘邓诱军之计”的隐忧完全抛在了脑后。在未召集各军长研究商量，就连对同在蒙城，近在咫尺的杨伯涛也没有进行通知的情况下，他就下令改变“蒙城作战计划”，继续向北攻击前进。

    黄维兵团从确山出发时，因走得仓促，正在汉口补充训练的十八军四十九师未及归建，当时决定由兵团副司令吴绍周率领，随后跟进。兵团主力暂留蒙城，本来也有等待吴绍周与之会合的目的，现在黄维连这个都顾不得了。

    11月21日拂晓，黄维兵团沿着蒙宿公路（蒙城至宿县），向淝河开进。

    淝河南岸有一个叫板桥集的小镇，蒙宿公路从该镇直穿而过。一旅当时正好补充了一批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精于构筑工事，很快便成为作业中的技术骨干。以他们牵头，一旅围绕着板桥集，利用高地等有利地形，构筑出来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沿着主阵地右侧的盖沟向前伸展一百多米，然后在沟沿上修筑掩体，并有交通壕与主阵地相连，以便在战斗时进行侧击。

    这样的阵地工事可以最大程度地消灭射击死角，更有效地发挥射击威力。一直到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军队才基本掌握这一构筑法，当然也只有主力兵团才会运用。杨伯涛先前观察一旅阵地时，对解放军竟然也能构筑如此高水平的工事，就感到分外吃惊，认为“前所未有，似乎有大打硬仗之势”。

    上午7点，十四军前卫一个营向板桥集进发，首先就吃了阵地的亏。当他们距离担任正面防御阵地还有一百多米时，部署于公路两侧及镇西南村头的七团一营便一齐开火，使其阵形大乱。接着，埋伏于盖沟工事里的解放军又突然从侧面猛烈扫射，从而将敌军的首次进攻轻易击退。

    上午10点，十四军投入两个营，发动第二次攻击。这一次他们沿公路两侧前进，但只进至七团阵地前一百多米，之后便停下来就地卧倒，并利用地形进行隐蔽。与此同时，炮兵开始进行火力支援。

    平心而论，黄维兵团各军的训练水平都相当高，基层军官多为黄埔军校生，高级军官及幕僚则多在陆军大学接受过教育。可以说，直到淮海战役，即便一纵这样的解放军主力，在装备训练方面仍不及黄维兵团的骨干部队。十四军在板桥集组织的这次步炮协同作战就非常出色：步兵所在位置和炮兵弹幕只相距五十米，然而双方配合紧密，可以做到毫无危险。

    解放军阵地上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防守在最前面的红一连阵地大部遭到摧毁。炮火刚停，敌步兵又重新展开冲锋。  <h2>硬骨头</h2>

    部署阵地时，一旅将旅、团炮兵都设置在镇北。见前沿阵地陷入紧急状态，炮兵阵地赶紧对敌军实施拦阻射击，从而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两次失败令十四军对进攻策略做了调整，决定用一个团的兵力向北岸的一旅二团主阵地发动进攻，以便渡过淝河向七团侧后迂回。

    中午12点后，敌军首先用小股兵力进行偷袭，但随即被发现。之后他们又改变了战法，在用少数兵力从正面向二团阵地佯攻，吸引二团注意力的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从淝河大拐弯处偷偷地徒涉过河。

    十四军的这一招差点就得了手——两个营不仅登上了北岸，而且由东向西，从侧后袭击并攻占了桥东王庄。接着，在正面炮火的支援下，他们又向位于鸟集的二团主阵地发动进攻。

    让敌军没有想到的是，桥东王庄阵地的纵深较大，并不是占了那么一座村子，解放军的阵地就完结了。当他们继续向鸟集扩展时，正面遭到解放军环形阵地的阻击不算，其右翼也受到了纵深阵地猛烈火力的侧射。

    敌军过河部队无力扩展，只得退守桥东王庄，背水对解放军进行对峙。

    下午4点，十四军对解放军板桥阵地发动了当天的第三次攻击。在山野炮的齐轰下，解放军防御阵地大部被摧毁。七团则以牙还牙，针对黄维兵团火力虽猛，但惧怕近战的弱点，索性将敌军放到五十米内，在炮火不及的情况下，再以机步枪、手榴弹攻击其密集队形。

    自这次攻击受挫后，黄维兵团未再向七团、二团进攻，直至黄昏，才以一个团的兵力，经唐集进攻八团阵地，但也未能取得突破。

    尽管淝河的主要阵地仍在中野手中，但当天险象环生的战况仍然让野司感到了担忧。

    实战下来，证明涡河、淝河之间的地区还是狭窄了一些，一纵的防御纵深也因此显得较为薄弱，同时兵力上的不足，又使得对黄维兵团难以形成包围。鉴于战场上的这一实际情况，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中野要单独对付敌军南线三兵团，困难较多，建议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以尚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使用于南线，协同中野作战。

    中央军委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即由中野负责歼灭黄维兵团，华野负责歼灭李延年兵团。

    在华野尚无法从北线抽兵，其他中野纵队也暂时调不过来的前提下，刘、陈、邓下令部队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拖延时间以及对敌方进行消耗。

    中野战线移至浍河的第二天，即11月22日，黄百韬自杀于碾庄，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消息传到南线，中野各部受到极大鼓舞。当天，刘、陈、邓在野司驻地召集各纵队指挥员开会。会上刘伯承宣布了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意向，并表示华野即日就可分兵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以保障中野侧背。

    会上有人发言说：“人家华野把黄百韬兵团给歼灭了。这回该轮到我们啦，我们一定要把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说黄维兵团是一块硬骨头，刘伯承深有同感。由于跃进大别山的消耗和部分兵力留置，中野各纵队都不满员，除一、四纵各有9个团外，其余均只有6个团。全部兵力加起来，与黄维兵团大体相当，并不占有优势。

    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装备训练方面的差距。中野的家当与华野几乎不能相比，战前整个野战军只有2门野炮、43门山炮、4门步兵炮、207门迫击炮，其他都得靠轻武器和手榴弹打天下。

    刘伯承说，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这一仗是“瘦狗拉硬屎”，着实要费把子劲哩。

    邓小平则号召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第十二章 覆巢之下无完卵

    野司新的设想，是将黄维兵团合围于浍河以南区域。黄维虽然不知道对手的这一计划，但他其实有过要绕开浍河别走的打算。

    黄维此人，指挥作战虽有很重的书生气，但毕竟也是一个军事素养很高，打过许多大仗的老牌军人。解放军集重兵于正面，是黄维兵团渡涡河以来就很清楚的一个事实，考虑到这一因素，他一度报请南京国防部，要求绕过浍河转道北上，只是这一请求并未能够得到批准。

    自黄百韬兵团覆灭后，由于宿县被占，徐蚌线遭到隔绝，原本欲解救黄百韬的徐州杜聿明集团（杜聿明已实际取代刘峙的指挥权）也开始自身难保。蒋介石急盼黄维兵团尽快攻入宿县，恢复徐蚌线交通。

    如果绕道，那就得多花许多时间，自然是老蒋所不愿意和不允许的。

    在此之前，刘、陈、邓已将防守浍河的重任交给了陈赓的四纵，要求是扼守三昼夜，以便于其他纵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机动。

    四纵在浍河的部署与一纵在淝河的布阵有相似之处，即都是背水布阵，而不是完全的隔河对峙，原因之一就在于黄维兵团的炮火力量太强了——从洪河阻击战开始，北岸的解放军有时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就挨了一顿远距离轰击。

    背水作战的最大风险是作战部队没有退路，从而可能会导致军心慌乱，但浍河、淝河有石桥，南岸部队要撤随时都可以撤下来。  <h2>攥起拳头去揍</h2>

    接到任务后，陈赓亲临浍河南岸勘察地形。四纵十一旅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一共是二十七个连，五千多人，而其防御正面有近十五公里。如果把这二十七个连平均摆在这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显然防线是非常薄弱的。

    究竟是伸开巴掌用十个指头去戳，还是攥起拳头去揍。陈赓的选择是，形成拳头，并把防御重点放在南坪集。

    南坪集位于浍河南岸，是宿蒙公路的一座小镇。浍河水深不可徒涉，河上虽有几座便桥，但只能过人和牲口，唯一可以通过机械化大兵团的，就只有南坪集北面连接公路两端的一座石桥。

    与板桥集相比，南坪集在防守上的真正不利之处，是其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基本上无险可守。这种地形对处于进攻方的黄维兵团有利，对防守方的解放军则不利，如果按常规固守南坪集等几座村镇，那么阵地很可能会被敌军的强大炮火夷为平地，十一旅别说三天，连一天都守不住。

    陈赓决定将防御阵地推进到南坪集以南几百米的田野上去。这样在使阵地获得较大的纵深、弹性和机动性的同时，也更便于与敌军进行反复争夺。

    当然这样不免又会带来一个老问题，即兵力不够分配。相应的解决办法是以一个排或两个班为支撑点，在正面阵地上构筑集团工事。

    根据陈赓的这一指示，十一旅指挥员又通过反复查看地形，对防御阵地进行了设置。在南坪集以南一公里处，公路两侧分别是杨庄和南胡庄，这两座村庄乃是屏卫南坪集的大门。十一旅即将防御主阵地设在了离杨庄、南胡庄一百五十至两百米的田野上。

    南坪集为十一旅的第一线阵地，由西至东，一共放了四个营。为了防止敌军从东西两侧迂回，旅指又在浍河北岸的南坪集东北方、西北方各摆了一个营。

    1948年11月23日，上午7点，十一旅警戒部队与黄维兵团的搜索营交火，双方打了两个小时，警戒部队边打边撤，退回了南坪集阵地。

    黄维命令杨伯涛第十八军等部迅速击破当面的解放军。杨伯涛以一一八师担任主攻之责，攻击目标就是南坪集。为加强火力，他还将快速纵队的全部坦克和军榴弹炮营全部都配属给了一一八师。

    上午9点，一一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杨庄西南突出阵地做试探性进攻。接着，南坪集阵地及其纵深便遭到了各种口径火炮的猛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坪集的房屋一幢幢倒下，炮火几乎将整个集镇都给轰平了。之后，浍河中也升起了无数个几十米高的水柱。

    随着炮火的延伸，一一八师三个团运动至解放军阵地前的几个村庄，做攻击前的准备。下午1点，杨伯涛亲自赶到坦克的攻击发起位置，指挥一一八师对南坪集展开全面进攻。

    一一八师集中了一〇八毫米榴弹炮、七五山炮、重迫击炮，以猛烈火力再度对南坪集及浍河北岸阵地进行了一番猛轰，但见硝烟弥漫处，火光闪烁，泥土、木板、树木都被炸得飞了起来。

    炮击一过，二十余辆坦克即朝前开路。十一旅的防坦克措施，是事先在阵地前铺上高粱秆、玉米秆、麻秆、红薯藤，埋下迫击炮弹、炸药包、燃烧瓶，并配备了引爆组。

    坦克被地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迷惑住了，一时不敢再往前推进。它们转而停在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排成一列，对着凸出地面工事，像点名一样，一炮一个，逐个开火。

    虽然许多工事都被当场掀掉，但解放军很快就转移至预备阵地。等敌军步兵接近前沿二三十米时，他们突然开火，子弹、手榴弹像泼雨一样打过去，干脆利落地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休战间隙，解放军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并针对敌军坦克的攻击特点，对凡是凸出地面容易暴露的工事都做了修改。

    通过首轮交锋，杨伯涛也有了新的发现。他发现，解放军的火力点和百分之九十的有生力量都集中在村前二百米左右的地方。为此他决定把地面炮火集中到前沿阵地，并且大部分集中两个地方，一是三十一团二营扼守的杨庄，二是东面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接合部。

    下午2点，在对战法进行改进之后，一一八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企图突破重点，撕开口子。

    进攻次序仍然从大炮、坦克再到步兵。解放军的主要掩蔽部和机枪火炮工事都用门板或树干，再加上积土遮盖，一层门板一层土，压上三层，至少有一米厚，所以炮击对阵地的损伤并不是很大。

    相比于炮击，坦克“点名”对阵地的威胁更大，而这些“铁家伙们”几乎是刀枪不入：地面防坦克措施的真正作用仅止于吓阻对方，坦克被引爆后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照样横冲直撞；集束手榴弹要往坦克里面扔，然而炮塔盖怎么使劲掀也掀不开，拉响了塞它肚子里，坦克最多也就跳一下；炸药包点燃了扔过去，还是炸不掉。

    十一旅特地给二营配备了三挺战防枪和一个火箭筒排，目的也是为了对付坦克。可是战防枪向坦克射击，子弹打到钢甲上不过冒一下火星，火箭弹则屡屡从坦克甲板上擦过。

    有一发火箭弹倒是穿进了坦克履带。不过没过多一会，在另一辆坦克的掩护下，履带修好了，坦克又重新开了上来。  <h2>谁也别准备回去</h2>

    大炮、坦克在战场上再怎么威风，归根到底，占领阵地还得靠步兵。

    在南坪集的集团工事内，从前沿到纵深，遍布着以班、排为单位的支撑点，各支撑点既可以独立战斗，又可以相互支援，同时彼此之间还以交通壕相沟通，部队能够灵活地进行机动运动。

    当敌军步兵冲上来时，支撑点内的解放军便抵近开火，用这种办法来守住阵地。

    十一旅击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陈赓传令嘉奖坚守南坪集的各部队，接着四纵参谋长王启明也赶到十一旅指挥所进行指挥。

    王启明曾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卧底长达18年之久。他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点非常熟悉，并满有把握地判断说：“国民党就是这一套，白天进攻，一般是三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果然，杨伯涛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这一次他要重点中再找重点，首要攻击目标是二营六连阵地，该阵地位于杨庄东侧的突出部，乃是三十一团右翼最突出的阵地。

    炮弹倾泻，恨不得把地面翻过来；坦克“点名”，不放过前沿任何一个支撑点。

    二营六连阵地前沿硝烟弥漫，什么都看不清，除了震天的枪炮声，也什么都听不见。经过轮番轰炸扫射，六连所拥有的支撑点和火器全部被摧毁，就连阵地上的树木都一棵不剩地被打断了，只留下光光的树桩。

    进攻六连的敌军步兵组成了敢死队，每个敢死队都配备三具火焰喷射器，士兵则多持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六连原有一百二三十人，此时仅剩二十多人，面对敌军的猛攻，步枪射击已经挡不住了，只有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阻击——手榴弹以筐计，每筐可装手榴弹三十多颗，一名战士从战斗开始已经投了四筐手榴弹。

    相持不下之际，坦克发挥了作用。它为步兵作前卫，帮助步兵突入了六连阵地，虽然六连两侧的五连、十一连尽力地以交叉火力进行封锁，使突破口不致扩大，但敌军后续部队仍然在顺着突破口不断拥入。

    有一辆坦克已经绕到杨庄后面，接近了二营指挥所。三十一团团作战参谋低声向团长梁中玉报告：“团长，敌人离二营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离我们也只有两百米了。”

    见情况紧急，梁中玉把指挥任务交给团政委，自己抓起两颗手榴弹，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留在团部的副连长奔往前沿。

    随梁中玉一道前进的是作为团预备队的一营二连。当他们靠近二营指挥所时，眼见得一颗炮弹落在了二营指挥所的工事顶上，顶上的土块都被炸得飞上了天空。幸运的是，二营营长已经带兵前去支援六连，只有营教导员在指挥所里面，而这名教导员居然毫发无伤。

    旅指这时也得到报告，特地抽调旅预备队中的三十二团六连给梁中玉使用。

    梁中玉对身边的部下说：“我们今天来了，谁也别准备回去，要和阵地共存亡。”

    前往六连阵地的道路已经被敌军封锁。梁中玉让人跑去找配属给二营的团迫击炮连，问炮弹还剩下多少。对方说只剩三发，梁中玉下令：“有多少炮弹都给我往前打！”

    迫击炮连依令装填炮弹，向敌军发射。借助于迫击炮的掩护，二连紧接着分两路实施反击，在将迎面的敌军压下去后冲入了杨庄。

    没有命令，也没有协同的信号，但是杨庄的其他三个连都不约而同地向六连阵地派出了援兵。加上二连，各部从杨庄的西、北、东三面发动反击，终于在不动用旅预备队的情况下，就击退敌军，夺回了失守的全部阵地。

    当天敌一一八师的另外一个主攻目标，是东面三营八连一排的阵地。该阵地附近是一片坟地，一排依托着有利地形，可用侧射火力对二营进行支援。

    一一八师要从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接合部实现突破，就必须拔掉一排这颗“钉子”，为此，一排承受了正面和二营方向敌军的双重夹击。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排的工事和地堡全部被轰垮，包括排长在内，全排仅剩十多人，而且全部带伤，但他们依然守住了阵地。

    至黄昏时分，敌一一八师仍被阻于南坪集阵地之外，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h2>千钧一发</h2>

    一一八师在南坪集正面与解放军鏖战的时候，助攻的十一师向南坪集以东浍河北岸发起了进攻。

    扼守于该地域第一线的解放军部队是三十二团三营。三营一共有四个步兵连，除一个连被指定为团预备队，其余三个连按顺序由东至西布防。居中十连扼守的三官庙最为险要，此地名为庙，其实没有庙，只是一块突出高地。

    平原之上，三官庙这样的地势向为兵家所喜。对三营而言，只要守住了三官庙，敌军就难以渡河，或即使过了河也无能为力。

    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王元直是国民党军中素称善战的一员将领，他马上认识到了三官庙的重要性。当天下午3点，在组织对三营阵地进行轰击时，炮火大多集中在三官庙，一个齐射就是几十发炮弹落下来。

    十连的工事几乎全部被摧毁，干部大部牺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阵地上弥漫着浓浓烟雾，部队视野不清，火力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趁此机会，敌十一师工兵营开始在河上架设浮桥，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十连在浍河边另外部署了一个重机枪排。在重机枪的齐射下，架桥的敌军跳下去一批就被打掉一批，最后连站在岸上指挥的工兵营长也被击毙了。

    敌十一师赶紧组织火炮和重机枪，用更强的火力进行集中压制。以此为掩护，浮桥被强行架设起来，敌步兵蜂拥过河，并对重机枪排展开攻击。机枪排的机枪被打坏，全排悉数牺牲。

    冲破第一道障碍后，敌十一师即以一个连的兵力向三官庙阵地猛冲。这时十连的干部只剩下了一个排长和副排长，排长负了伤，副排长张生福原系旅工兵连的副排长，因犯错误受处分才下到了十连。

    见敌军距离前沿已只有十几米，阵地眼看即将不保，张生福率领十几名战士跃出工事，从侧翼对敌军发起反击，这才将敌军予以击退。

    当时在解放军内，只要谁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不仅可以立功，而且可以入党和撤销处分。三营指挥所得知张生福率部反击一事后，立即对张生福进行通报表扬，同时宣布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接着，敌军又对三官庙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采取了轮番进攻的方式，一个连一个连地上。张生福还和上次一样采取侧翼反击的方式，但是刚刚把敌军一个连打下去，还没来得及撤回阵地，另外一个连就上来了。

    失去了侧翼反击的突然性，又是在平地上对战，张生福及其他战士寡不敌众，最后全部战死。

    敌军的第三个连很快接近阵地前沿。对守军而言，最有效的阻敌方式就是用机枪进行射击，但是阵地上的解放军机枪手已经全都牺牲了，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在十连担任文化教员的解放战士站了出来。这名解放战士以前曾当过机枪射手，情急之下，他又是扫射，又是点射，暂时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势。

    随着敌军后续部队越来越多，仅靠一个机枪手是难以守住阵地的，三营指挥所急令东西两翼的九连和十一连出击，对三官庙方面进行牵制。

    实际上，九连和十一连本身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尤以西翼的十一连更为困难。因为他们那边靠近南坪集，是敌十一师实施迂回的主要方向。三营指挥所离十一连阵地很近，战斗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但指挥所没有预备队，于是只好把营部的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组织起来去支援十一连。

    光靠九连和十一连牵制肯定不行，在三营的紧急请求下，三十二团指挥所把作为预备队的十二连派到了三官庙。

    这支生力军一到，一下子打乱了敌军的部署，他们不得不撤回桥头堡，在那里建立临时阵地。此时天终于黑了下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少打夜战，它也同时意味着战斗进入了暂停时间。

    在浍河北岸阻击战中，三营仅连排干部就牺牲了九个，固守三官庙的十连原有一百五十多人，最后仅剩四十多人存活下来。  <h2>时机已经成熟</h2>

    杨伯涛准备第二天拂晓继续对南坪集组织进攻，王元直也计划着天一亮，就指挥十一师向南坪集以北迂回，不过这些都没有必要了。

    11月23日晚，在野司指挥所内，刘伯承通过研判形势，认为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孤军突出，说明歼灭黄维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纵在南坪集和浍河北岸已达到迟滞敌军的目的，用不着再守下去了。刘伯承做出了一个大胆部署，他下令四纵放弃南坪集，同时在浍河北岸让出一块地方，以引诱黄维兵团进入预设在宿县西南的袋形阵地。

    当晚，十一旅奉命撤出南坪集及浍河北岸，作为四纵的预备队到浍河以北进行补充休整。

    野司的这一命令在实施的同时上报中央军委。11月24日，毛泽东在复电中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告知他们，“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四纵十一旅的后撤，让黄维认为第十八军的突击已获成功，于是下令第十八军率先过河，其他各部陆续跟进。刘伯承见黄维中计，即以四纵第十旅和九纵一部继续吸引敌军，同时指挥一、二、三、六、十一纵实施两翼包围。

    要抓战机就不可能做到样样皆顾。刘伯承在运筹中遇到的问题是，北面的部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但南面兵力还调动不及，也就是说袋口并未扎紧。

    黄维兵团过了浍河之后，黄维迟早会发现自己受到包围，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想不想得到组织突围？如果黄维突围的动作够快，很有可能钻破突围圈逃逸而去，这是刘伯承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刘伯承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十八军通过浍河后，各部都向宿县方向派出了搜索部队或便衣侦察人员，以做好向宿县攻击前进的准备。这一侦察不要紧，他们发现在通往宿县的公路上有许多运动中的解放军大部队，并且正在构筑鱼鳞式大纵深阵地。

    这时除兵团部、十八军、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在浍河北岸外，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主力都尚在浍河南岸。从第十军方面传来的消息是，有强大的解放军部队正由西而东直捣该军侧背，一部已与其后卫部队发生战斗。

    杨伯涛、王元直均认为情况不妙，特别是王元直，尤其惊疑不定。此前王元直与刘伯承有过多次交手，也经常被刘伯承兜得团团转，这使他对刘伯承指挥之妙有了切身感受：“令人莫测高深。”

    后来十一师通过战场等途径获得了解放军的一些文件，其中有多篇刘伯承所撰写的军事论文，其学识见解之高，更让王元直感到分外吃惊，而且越读越觉得“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稍有一二知名之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

    在国民党将领这个圈子里面，决定升迁的主要是资历、军校教育、派系和人际关系，肯坐下来耐着性子认认真真研究一下战场实践学问的，实属凤毛麟角。比如以“小诸葛”名世的白崇禧，平生独力指挥能打赢的仗其实很少，更鲜见高明的军事见解。又如军事素养本来不低的黄维，都快打一辈子仗了，临到头来面对解放军这个战场“生手”，居然仍是两眼一抹黑。

    王元直通过军事论文一对照，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被刘伯承兜得团团转，说来说去，还是吃了上面这些“小诸葛”和“知名人士”瞎指挥的亏。

    刘伯承指挥作战深合孙子兵法，其基本要义之一，就是“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或者可以表述为“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蒋介石和南京国防部不明就里，结果往往就傻乎乎地指挥调度着前线各部队往刘伯承的圈套里钻。

    “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王元直忍不住感叹，“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之对手哉！”

    眼前的情况显示，刘伯承很可能又要重复他的经典打法：攻下宿县，黄维兵团必救，然后趁机歼灭黄维兵团。

    覆巢之下无完卵。王元直径直找到黄维，对他说己方可能中了刘邓诱军之计。

    王元直同时建议，趁中野攻势刚起，立足未稳，应该赶快脱离而出。具体措施是使用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刘伯承的口袋底，然后用集团滚进战术，脱出包围圈。

    可惜王元直能够看到的，黄维却看不到，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淮海战役结束后，当刘伯承得知王元直有此一计时，曾喟然而叹：“如你们果真采用如此战法，我还真不太好对付哩！”  <h2>既不让进也不让退</h2>

    之后真正触动黄维的，是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带来的报告。吴绍周率八十五军和十八军四十九师与黄维会合，经过蒙城时在城内留下了一批伤兵，准备让他们顺着涡河坐船返回蚌埠后方基地。

    伤兵们还没有动身，解放军就占领了蒙城，一干人全都做了俘虏。其中有几个乘看管的解放军不备，偷偷地逃出来，追上兵团进行了报告。听完报告，获知解放军已从兵团背后包抄上来，黄维这才意识到大事有些不妙。

    其时天色已晚，吴绍周、杨伯涛被召至兵团部商量对策，黄维心事重重地对他们说：“兵团的任务是要打到宿县和徐州杜聿明会师。看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

    吴绍周刚到前方，对情况还不太了解，所以没有首先发言，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杨伯涛则认为，如果继续执行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攻向宿县，无论采取何种打法，都没有把握突破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

    大兵团作战，不能没有后方，可现在黄维兵团正是这样一支不着边际的孤军，仗如何打得下去？杨伯涛认为，兵团最后只会越陷越深，走向死路。

    杨伯涛所得出的结论和王元直完全一致，即兵团已经陷入了刘伯承设下的圈套，但在还没有被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尚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他向黄维建议，趁东南面还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兵团应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

    从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多里路，一气就可以赶到。到时，兵团一方面能够获得后方的补给；另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兵一处，再沿津浦线向北打。

    杨伯涛这一可让兵团“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一经提出，吴绍周即表示同意。可是黄维却犹豫不决，他紧锁着双眉，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神情非常焦急不安。

    一直拖到半夜12点，黄维才下定决心，传令兵团即刻向浍河北岸的固镇转移。

    杨伯涛急忙回到十八军军部进行部署，谁知等他部署完毕，到兵团部向黄维报告时，黄维又突然变卦了，说：“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

    兵贵神速，杨伯涛不明白黄维为什么要改变决心，而据黄维解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八十五军的作战处长奉吴绍周之派遣，带领十多名随从人员，乘车赴一一〇师传达转移命令。可是现在这些人已经连人带车失踪了。

    黄维对杨伯涛说，他正派人寻找，撤退的事情须等一等再说。

    杨伯涛不便再问下去，只得重新回到军部坐等。从11月25日拂晓等到中午，将领们一等再等，但黄维既不让进也不让退，已经整装待发的各部队也就只好原地不动。

    眼见十八军和第十军正面的解放军已有逼近之势，杨伯涛心急如焚，屡次去向黄维请示，可总是不得要领。

    其实黄维完全不用派人去找，更不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失踪，原因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无怪乎几种可能，即或者被俘了，或者逃跑了——没错，事实就是那些人在经过二纵的前沿阵地时，遭到二纵前哨部队的突袭，除一名参谋逃跑外，余者皆被生擒，黄维兵团向固镇转移的机密文件也被缴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找人，而在于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兵团都得赶快跑路了。

    下午4点，黄维终于停止了搜寻和一再的犹豫彷徨，转而命令各军按计划向固镇转移。如果从上午5点起兵团就开始行动，算下来黄维已足足耽误了11个小时，按急行军速度兵团至少可以走60多里路。

    有的兵团将领这样批评黄维：“色厉而内荏，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辟画不明，将骄横而计出不用。”虽然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多少道出了黄维指挥用兵上的不足。

    在淮海战场上，黄维的缺陷和弊病被放到了最大。事后，王元直如此总结黄维兵团的败因：“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黄维兵团终于出发了。动作最快的是第十八军，下午6点，他们率先到达双堆集。

    此时天色已晚，步兵还可以继续行军，特种部队却不行，因为夜幕之下驾驶员很难看清楚地面，一遇到水塘，坦克和汽车就会动弹不得。黄维于是决定让十八军在双堆集以北就地宿营。

    他还不知道，缴获机密文件的二纵已向野司报告了黄维兵团向固镇转移的部署，而就在当天晚上，位于最南面的中野六纵、陕南十二旅、十一纵也已协力封闭了敌军的去路，刘伯承布阵中的唯一漏洞被予以弥补。到了这步田地，黄维兵团已成瓮中之鳖，王元直之计也好，杨伯涛之策也罢，全都用不上了。  <h2>臭招</h2>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立即给野司打去电话。野司的刘、陈、邓三人之中，刘伯承、陈毅的年纪较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是由邓小平值夜班，掌握攻歼作战的情况。接到王近山的报告，得知他们已扎上了袋形攻势的最后口子，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脸上露出了笑容。

    邓小平平时异常严肃，不苟言笑。他曾经解释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秉性，他生来就这个性格，大家跟他在一起时不必过于拘束。尽管他这么说，作战室的参谋们免不了还是有些拘谨。

    现在见邓小平的表情如此怡然自得，参谋们受到感染，仅有的一点拘谨之感也一扫而空。作战室之内，一片欢腾。

    刘伯承、陈毅闻讯赶到作战室。陈毅摘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水壶，给刘、邓，也给自己满满斟了一杯白兰地。他自己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后扭头吩咐参谋：“要张震……”

    参谋赶紧要通时任华野参谋长的张震的电话。陈毅握着耳机对张震说：“你们要严密监视杜聿明军，要配合作战，保障南线彻底歼敌！”

    放下电话，他也和邓小平一样点起香烟。两人俯首于三张对接的方桌之前，观看着桌上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现在就看刘伯承如何做下一步决断了。他换上一副深度数玳瑁眼镜，拿起放大镜，走到山墙前，对着墙上挂着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双堆集地图审视起来。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以“胆大包天，足智多谋”著称于世，有时大马金刀，纵横驰骋，有时又心细如发，每一步都环环紧扣。在以急风骤雨般的动作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以后，他又在浍河上游找到了对方的破绽和薄弱点。

    看完地图，刘伯承对身旁的作战室参谋说：“命令部队把敌人逐离浍河北岸，不让敌人靠近水源！”

    11月26日，黄维命令浍河两岸各军继续向固镇前进。因为已发现北岸有解放军大部队在运动，他让原本集结在南坪集东南的第十四军向浍河一线前进，并沿浍河南岸占领阵地，以掩护十八军向固镇转移。

    在杨伯涛等人看来，黄维又使了个臭招——第十四军是兵团中最弱的一个军，用它来掩护兵团中最强的一个军实无必要，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让十四军自求多福，取捷径直接前往固镇集结。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中野尽可能不让黄维兵团的任何一支部队靠近浍河。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后，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了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十四军仓促应战，转眼之间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向南溃逃。

    这时第十军各师也正在集结准备出发，其隶属的一一四师所在位置与十四军毗邻，部队也被连带冲得一片混乱，该师一个团大半遭歼灭，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则全部为解放军所获。

    眼见十四军完全失去掌握，自己的部队又受到牵连，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面对溃兵进行收容，一面指挥第十军竭力进行抵抗，这才勉强得以立住阵脚，但战力已损失大半。

    被黄维的臭招所坑了的，还有八十五军主力。黄维让他们掩护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再向固镇进发，这使得八十五军主力一直停留在南坪集以南。

    当天，八十五军主力也遭到了解放军的攻击，一名团长被击毙，部队一度陷入混乱。此后虽因得到增援而稳定下来，但其正面的解放军攻势始终有增无减。

    黄维闻讯大惊，急忙部署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主力撤至双堆集，向十八军靠拢，以免被解放军分割歼灭。

    至此，黄维兵团被紧紧包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二十里，南北二十里的包围圈内。整个兵团中，只有十八军四十九师突到了包围圈外，不过在突围过程中也遭到了六纵十八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的猛击，撤到蚌埠时已成残部。  <h2>瞎了眼的坦克</h2>

    南京统帅部没有料到黄维兵团这么快就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经过一番商讨，蒋介石部署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由北向南打中野的侧背，以分中野之兵，同时让黄维兵团靠自身力量向李延年兵团靠拢。

    黄维遵令而行，他向已到双堆集的兵团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对通往固镇方向的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希望能够借此打开缺口。

    11月26日，下午3点，八十五军一个先头团以七辆坦克为掩护，对二纵阵地实施了连续多批次冲击。经过前面与坦克的多次正面交锋，中野的主力部队已总结和积累出一些打坦克的办法。二纵预先在阵地前挖了许多防坦克沟和交通壕，坦克要么不陷进去，陷进去了就用集束手榴弹炸。一个小时之内，二纵四旅击毁坦克两辆，并接连击退了敌军两次进攻。

    壕沟是战场上的障碍物。按照战车战术的原则，坦克兵们必须执行“破坏敌阵障碍物，冲入敌纵深阵地”，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就要进行此类克服障碍物的训练。

    下午4点半，八十五军又出动两个营的兵力，以八辆坦克开路，这八辆坦克以或绕开或冲过壕沟的方式，突入了解放军阵地。

    二纵对此也预备了方案。他们在坦克经过的道路两旁点燃事先堆起的高粱秸，当坦克开道继续往前冲时，滚滚的浓烟顿时遮住了坦克兵的观察视线。

    携带着成捆手榴弹和炸药包的解放军爆破手趁机猛扑上去，将这些“瞎了眼的坦克”包围起来，对其履带进行反复爆破。在前头的三辆坦克连续被炸瘫后，其他坦克急忙后退，敌军队形因此大乱，失去坦克掩护的步兵也重新被压了回去。

    除此之外，二纵在对付坦克方面还有其他办法。他们在阵地前把土刨松了，用白灰画上圈，用秫秸做上标志，伪装成地雷场。坦克兵看到了，也会吓得倒退或绕道而走。

    在激战中，坚守阵地的中野各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损失最大的是陕南十二旅，该旅三十五团一营原有两百多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四十多人，但终究还是守住了他们所在的小李庄阵地。陕南十二旅当时归六纵指挥，六纵随后专门授予一营奖旗一面，上有“坚守李庄，稳如泰山”八个大字。

    一天仗打下来，黄维兵团不仅连陕南十二旅把守的阵地都未能攻破，其控制范围还被中野又向里压缩了三里多。不过从双方的攻守态势和伤亡情况来看，黄维兵团的战斗力和士气并不处于下风，这让黄维和他的部下们都觉得，突围仍然大有希望。

    晚上，他们决定集中兵团的四个主力师，倾全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在这次突围行动中，黄维把兵团中可以抽出的主要机动突击力量几乎全部都用上了，同时又应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的主动请缨，临时将计划中的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并由一一〇师担任先锋。

    一一〇师是原西北杨虎城的部队。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将杨虎城予以关押，其部也被编散，一一〇师被编入了八十五军，因此该师其实是杂牌根底，而从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有了基本部队为杂牌的何基沣、张克侠发动起义，要不然黄百韬兵团也不会那么快就覆灭。有人为此惊呼：“将来所有的杂牌军都靠不住，同杂牌军在一起作战太可怕了！”

    就防患于未然而言，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让一一〇师单兵突前，是不太稳妥的一件事。要是“狡如狐”的胡琏在，他可能会想到这一层，性格相对粗豪的黄维却想不到。

    黄维兵团的组建时间较短，在从豫西开拔之前，黄维和各军指挥官之间，各军指挥官相互之间，都没有互相往来的机会，彼此隔阂。廖运周在抗战时曾为黄维的部下，只是从黄维再到杨伯涛等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和中野四纵参谋长王启明一样，是一名地下党，而且其潜伏时间比王启明都长，乃是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甚至，潜伏于黄维兵团内部的地下党并不只限于廖运周以及他在一一〇师建立的地下党组织。黄维兵团在其北进过程中，无线电台与徐州一直联系不上，与南京的联络也是时断时续，黄维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搞清楚，原来兵团司令部的电台台长竟然也是地下党！

    早在两天前，即11月25日，黄维兵团开始向固镇转移的那一天，黄维就做了调动四个主力师向南突围的准备。在这一准备方案中，一一〇师为左翼。廖运周便决定趁此机会率部起义，具体设想是在11月27日上午7点假意突围，把部队带出来。

    当天下午，六纵司令部值班参谋武英接到陕南十二旅从前沿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们抓到了一个敌军军官。该军官自称有绝密情报，要亲自向解放军南线司令员报告。

    武英向纵队司令员王近山请示处理办法。王近山说：“派人把他送来吧。”

    在敌军军官被送来司令部后，武英惊喜地叫了一声：“老伙计，原来是你呀！”原来来人姓杨，是潜伏于一一〇师的一名地下党员，公开身份则是廖运周的副官。六纵在豫西与张淦兵团作战时，他就曾到六纵司令部来联络过。

    杨副官向王近山报告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和廖运周的起义设想。为了避免到时发生误会，他请求六纵在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放一一〇师过去，然后再把这个口子封住。  <h2>快追</h2>

    在武英陪杨副官出去休息的时候，王近山等人分析研究了这一新情况。

    一一〇师曾是杨虎城的旧部，内部又有地下党组织，起义看来是有诚意的，不会有诈。在敌军预计突围的方向上，解放军共有四个旅的兵力在进行防守，要扛住敌军四个主力师的突围，担子相当重。如果接受了一一〇师起义，当然也就减轻了阻敌突围的负担，对敌军士气也是一个沉重打击，问题是一一〇师要在敌军全线突围时才能行动，还要给他们让开一条口子，这个风险太大。

    最坏的情况是，一一〇师的行动被黄维和吴绍周发觉，然后他们乘解放军放一一〇师过来的机会，倾全力对解放军防线进行突破，到时候堵也难堵，防也难防，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维兵团突出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对六纵的指挥员来说，将是一个永世难补的大错误。

    正是由于关系着整个战局的成败，王近山等人不得不反复琢磨，肯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肯定，直到半夜才下定最后决心：同意廖运周的起义设想，但起义时间要提前，天明以前起义部队必须过完，同时起义部队的行进路线被划在村庄之间，用玉米秆标示出来。

    王近山将这一决定上报野司，得到了刘、陈、邓的同意。之后大家便分头进行了准备。

    11月27日清晨，大雾弥漫，五十米开外看不见一个人影。由武英带队，廖运周率一一〇师主力五千多人以“突围”为掩护，排成四路纵队，沿着指定路线进入了预定集结区域。

    王近山曾预想过的意外也发生了——一一〇师后卫团拒不执行廖运周的起义命令，在接近解放军阵地时，突然展开兵力发动进攻。

    好在王近山事先就派了一个旅埋伏在路线两侧，为的就是应付情况变化，一一〇师后卫团的突袭未能取得成功。

    在起义部队过完之后，六纵重新封锁了口子。廖运周这才向黄维报告说，他已从西南方向“突围成功”。黄维信以为真，还派飞机前去掩护起义部队向前走。

    天亮后，依旧被蒙在鼓里的黄维又按照原定的突围计划，下令另外三个师迅速跟进，不料都被解放军一顿炮火给赶了回来。他赶紧通过报话机呼喊廖运周，但已经找不到人了。

    杨伯涛闻讯也急忙派通信营去寻找廖运周的师部，结果却发现一一〇师所去的那些村庄都被解放军占领着。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命令部队向该方向实施警戒。

    黄维兵团突围不成，部署反而被打乱了，只得下令各部后撤。刘、陈、邓立即命令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紧紧压过去，向黄维兵团的侧背猛烈出击。

    由于通报了廖运周起义以及敌军退却的消息，接到命令的各部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敌军在向北溃逃，甚至是已经处于兵败如山倒的状态。

    干部战士们纷纷议论着“敌人要逃跑了，快追”或“这回要多抓他几个俘虏”。没有人想到出击不等于盲目的追击，这一过程中又会出现多大困难，不仅一般战士如此，连乃至营团旅干部亦然。

    四纵十一旅的一名副旅长站在浍河边的一座高台上，看到部队经过就对他们大声嚷：“这回看你们的了，抓不够五百个俘虏不算完成任务！”

    淮北的十一月，天气已经很冷，但经过动员之后，几乎人人身上都充满着暖意和干劲。步兵分出数十路往前追，一口气追了七八公里，最后全都累得喘不上气。

    步兵追，炮兵也追，而且边追边打。有的迫击炮排跑着跑着跑散了，扛着炮筒的炮手找不到底盘，干脆就把炮筒坐在地上，用手扶着打。

    追过浍河之后，在方圆几十里的平原上，千军万马齐头并进，分不清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所有人都只看着前面，搜寻着撤退中的敌军。

    掩护地面撤退的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它们飞得很低，掠起的风都可以把解放军头上的帽子吹掉，但由于分不清谁是谁，也不敢轻易扫射，只能在空中焦急地转来转去。  <h2>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凶狠</h2>

    论野外赛跑，黄维兵团无论如何不是中野的对手。敌我很快就搅到了一起，掉在后面的敌兵当了俘虏，有的刚补充过来的解放战士居然也被“俘”了过来——这些解放战士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的黄军装，只是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和身上的胸章扯掉了，一不留神，很容易被当成敌兵。

    更多战士连俘虏都顾不上抓，只是一股劲地往前跑。很多人为了能够跑得更快一些，连身上的背包都甩了。

    在解放军实施大出击行动之初，敌军没有料到解放军会追得这么猛这么快，为撤退部队交替担任后卫掩护的十四军和八十五军都被冲乱了，连十四军军部所在村庄也被四纵攻克。不过他们毕竟不是溃逃，而是有计划的撤退，尤其八十五军主力原系汤恩伯系统的部队，从抗战起即为中央军精锐，一向以战斗力强著称。即便一一〇师发动起义，该军其他各师仍保持着基本完整的部队建制。

    在清醒过来并稳住阵脚后，八十五军主力马上在十四军的协同下，回过头来对解放军展开了凌厉反击，其势“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凶狠”。

    解放军猝不及防，当天解放军所有最前面的出击部队几乎都吃了大亏，尤以四纵十一旅损失最大。

    自南坪集阻击战结束后，十一旅作为四纵的预备队，其位置一直被摆在最后面，如不以最快速度运动，就更要落后了，因此大家都只顾埋着头拼命跑。指挥员们事先都没有充分考虑到部队在这么长距离的开阔地上运动，若没有很好的火力掩护，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损失。

    当敌军反击过来时，他们要寻找掩体，结果身边连一座小土坑、一棵小树都找不到。某营阵地上唯一的卧姿掩体，是一个随军记者所带的背包——其他人在追击时把背包都扔掉了。

    逐渐占据上风并拥有火力优势的敌军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作战时连腰都不弯一弯。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十一旅突前的部队，整排整连甚至整营地损失掉了，官兵们中弹的部位，不是脑袋就是胸脯。

    有的战士被密集的弹雨打得没了主意，到处乱跑。三营营长侯补祥大喊：“不要乱跑！”话音刚落，他也被子弹给射倒了。等医生跑到跟前时，已经气绝身亡。

    另一名营长胡崇礼急得两眼通红，他一把抓起几枚手榴弹，嗖地站起身来：“算了，今天走不了啦，就在这儿拼了！”

    旁边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住并按在地上，按照当时的情况，胡崇礼别说上去拿手榴弹拼，就是稍站一会，都可能中弹牺牲。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随着夜幕降临，敌人虽然还在鸣枪鸣炮，但实际已停止进攻。以夜色为掩护，参与这次大出击的各部纷纷派人到前线背运伤员和烈士尸体，同时对受损的部队进行整理。

    四纵十一旅有一名连指导员，名叫宋士勋。他本来已被列入烈士名单，团里正准备给他家里报信，没想到他却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一个人挪动着爬回了部队。

    不过宋士勋所在连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幸运，牺牲的干部战士中，就包括他的老搭档、连长王兆林。宋士勋还记得在接受大出击任务的时候，连里的四个干部在一起做交代，王兆林曾亲口对他说：“伙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得知三十一团一营在出击中损失惨重，旅部特派宣传科长王仁恭前去帮助整顿。王仁恭见到一营的一群战士后问他们：“你们营部在哪儿？”

    “哪还有什么营部！”战士说，“就这么多人。”

    “你们营的干部呢？”

    “还有个副教导员”，另一名战士告诉王仁恭，“在一间民房里。”

    王仁恭在民房里找到了这位副教导员。问起营里的伤亡，副教导员如实相告：“就剩这么多人了，一百多。哎，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个营被打得只剩下了一个连，这种事难免会挫伤部队士气。四纵政治部主任为此赶到一营，对干部战士做了一次鼓动性讲话：“你们打得很好，虽然伤亡大，但是把敌人拖住了，打断了‘牛腿’。现在敌人已经被困在双堆集，只等‘宰牛’了！”

    要说黄维兵团断了一只“牛腿”，其实倒不在于这次大出击行动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也不在于十四军军部所在的村庄都被端掉，他们真正损失的是士气。其中最明显的是一一〇师所隶属的八十五军。这个军能在反击中仍旧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只是因为被逼急了，之后该军在几次战斗中的表现都证明，官兵的战斗意志已经变得大为低落，打仗也不像原来那么拼命了。  <h2>滚着走</h2>

    黄维在兵团部召集指挥官们商议，发现一般军师长都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泄气情绪。当然还有人主张继续拼死突围，比如杨伯涛等人就认为，黄百韬兵团当初选择了固守待援，结果几天前便在碾庄全军覆灭，如果黄维兵团也这么做，只会成为第二个黄百韬兵团。杨伯涛本人更是主动请缨，表示愿率领十八军剩下的两个师打前锋，直接冲向蚌埠。

    黄维也觉得尚可一搏，于是决定让十八军采取进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动前进的战法（也称“滚肉球”战术）实施突围。他苦笑着对杨伯涛说：“我们敞着走不行，就滚着走吧。”

    11月28日，十八军以三个团的兵力，配以十二辆坦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六纵据守的李庄、杨庄、马小庄发动强攻。枪炮声顿时响彻天地，仅马小庄阵地就挨了数千发炮弹，解放军在村内所修筑的地堡和前沿工事尽遭摧毁，村内房屋也几乎都被炸平了。

    在十八军凶猛的“滚动”下，马小庄、杨庄一度失守。六纵指挥所原来就设在杨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通过架设在杨庄的电话线，指挥各旅团进行作战。杨庄失守，显示情况已十分危急。

    王近山急忙调来三个主力团，经过浴血搏杀，终于夺回阵地，将敌军堵了回去。邓小平总结当时的战况：“对付敌人的每一次出击，我们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前沿部队）对付敌步、炮、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

    如果十八军能持续不停地这样“滚动”，突围似乎还存有一线希望，可是黄维又缺乏这样的决心，他只得问计于南京，让蒋介石来决定他和兵团的命运。

    这时的蒋介石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蹦乱跳。由于受到华野的阻击，杜聿明集团的南进速度极其迟缓，别说分中野之兵了，根本连对方的侧背也碰不到，而李延年兵团实力微弱，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11月28日当天，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作战会议，让杜聿明想办法。杜聿明很直接地表示，只有尽快增兵，才能打破僵局，救出黄维兵团。

    杜聿明要兵，可蒋介石缺的就是兵。当时华北平津地区尚有傅作义集团的约五十万人，但实际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除此之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较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有的，只是几个新成立的部队以及残破严重、正在予以整补的师，这些部队连解放军的军区地方部队还不如，是完全不能参加如此大规模战役的。

    蒋介石能够考虑的作战部队，只有西北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华中归白崇禧所指挥的张淦兵团、宋希濂兵团。

    蒋介石本来打算空运胡宗南集团的第一军到徐州，但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认为没有这么大的空运能力，同时第一军又是胡宗南集团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一旦调走，胡宗南在西北基本就没有抵御彭德怀西北野战军的能力了。

    西北是调不成，华中是调不动。白崇禧存心作梗，人为设置了种种障碍，即便宋希濂一心听从蒋的命令，暂时也无法赶到淮海前线。

    杜聿明了解到实情后，便在蒋介石单独召见他时，提出了弃徐州南下，然后再从北向南为黄维兵团解围的方案。

    蒋介石接受了杜聿明的方案，随后便电令黄维固守待援，同时下令空军予以配合，用空投的方式对兵团进行粮弹补给。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黄维兵团拥十数万之众，且装备精良，非黄百韬兵团可比，完全具备独立作战和支撑的能力，让他们支撑到杜聿明集团前来为其解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可这是他不了解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的实际状况以及现在已经有多么狼狈了。

    在连续被困三天之后，黄维兵团的后方联络线断绝，陆上的大规模补给停顿，随之而来，吃住乃至于大便全都成了问题。首先是吃，十二万份的粮食、四千多头马骡的粮秣，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节约着用，兵团所携带的粮弹燃料尚可维持，但由于没人倡导节约，很快就紧张起来，开始全部都要依靠空投。

    其次是住，所有村庄都挤满了人，到处人满为患。刘伯承替他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五百米长宽地段上，就有四百多敌军，“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人这么多，连插足都没地方。工兵营的一名军官早上吃了红薯要大便，找了一大圈儿，才来到一处地面略有隆起的地方蹲下来。刚刚弯下身子，另一名军官就告诉他，说你蹲的那地方埋的是死人，昨天刚被炮弹炸死的。

    一听这话，军官赶紧拉起裤子另觅他地。

    身临其境与隔岸观火，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当从黄维那里接到死守待援的命令时，官兵们莫不相顾失色，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本兵团免不了还是要走黄百韬兵团的老路——如此“死守”下去，只能“守死”。  <h2>蹂躏战术</h2>

    “死守”就是要打硬仗，作为一名勇战派将领，黄维在这方面倒是有扎实功底。11月29日，他下令采取“硬核桃战术”，即以村落为基点，构筑核心阵地、主阵地和外围阵地，从而形成纵深坚固的环形防御体系。

    加强防御的同时，黄维又实施了“蹂躏战术”：每天抽调几个步兵团，配以全部坦克和炮兵，由杨伯涛进行指挥，向双堆集附近的几座村庄猛攻，以破坏解放军的攻击准备，避免阵地前的村庄都被解放军用来作为攻击据点。

    11月29日至30日，敌军反复向二纵四旅、六旅阵地攻击，双方都伤亡很大。30日中午，六旅的小周庄阵地失守。到了晚上，六旅组织反击，又夺回了小周庄。

    同一天晚上，杜聿明集团照计划行事，弃徐州南下。消息传来，刘、陈、邓均感压力倍增，因为大家都明白，杜聿明集团一旦与黄维兵团靠拢，仗一定会更加难打。

    12月1日，自上午8点起，双堆集战场的战斗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军以十辆坦克开路，以约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重叠配置，在三个小时内，向四纵十团所防守的大宋庄、小宋庄阵地发动了五次攻击。

    11点30分，敌军对十团阵地进行报复性轰击，半小时内，大小宋庄的解放军阵地全部被摧毁。由于通信员传错命令，十团撤出小宋庄，小宋庄遂为敌军所夺。

    二纵指挥所得知小宋庄失守，立即命令四旅组织反击。四旅乘敌军立足未稳，又重新夺回了小宋庄。

    经过一天的激战，四旅伤亡很大，弹药也几乎耗尽，到最后十团都是依靠从敌军尸体上收集子弹和手榴弹来继续坚持战斗的。鉴于这一情况，纵队连夜调整部署，将四旅防地交给六旅接替，六旅原有阵地则移交于前来支援的华野七纵十七师。

    黄维攻击这几座村庄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守住，而是要加以彻底破坏，使解放军不能利用。从前面的小周庄，到现在的小宋庄，野战部队只要告知村庄已占，各军师的后方勤杂人员即成群结队进入村庄，把村内凡是可吃可用的东西，甚至是屋顶上的茅草都搬得一干二净。为了找到村民们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他们到处乱挖，连地皮都被翻转了过来。

    “蹂躏战术”让黄维和南京方面都很高兴了一下，但是很快他们就又笑不起来了。

    随着被围时间的延续，黄维兵团官兵的战斗意志迅速下降，并在作战效能上得到了直观反映——在杨伯涛指挥所部进攻双堆集西南的小马庄时，突前的坦克兵只要发现解放军打过来一发火箭筒弹，就惶恐得不得了，进攻时老是停在火箭筒射程的两百米之外不敢前进。

    解放军自己不会造火箭筒，都是缴获的，不会很多，弹药则更加缺乏。照杨伯涛看来应该不足为惧，但不管他怎样再三再四地对坦克兵解释，仍无法改变对方的紧张情绪，乃至于每次发起冲击，坦克都冲不进村庄。

    居后一点的炮兵和步兵，论其表现也并不比坦克兵好上多少。炮兵发射的炮弹不是打远了，根本没有命中解放军阵地，就是打近了，打中自己的队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原因是炮兵军官畏缩不前，没有很好地使用观通器材进行观测，而步兵则缺乏攻击精神，不肯利用炮击瞬间发起冲锋。

    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本为十八军等部的强项，连强项都自我丢弃了，哪里还打得下去。十八军在小马庄伤亡颇大，同时又毫无进展，自这次争夺战之后，“蹂躏战术”就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另一方面，“蹂躏战术”所需的弹药消耗量极大。最初几天，空军空投给黄维兵团的粮弹数量还可勉强对付，以后每况愈下，空投的分量越来越小。

    除了南京方面短时间内难以筹集到足够弹药外，空投弹药还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必须用降落伞进行投掷，而降落伞一旦坏了，落到地面的弹药就会碰击变形，不能再使用不说，更容易误伤地面人员。到后来，空军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降落伞可以补充使用了，于是能空投粮食就不再空投弹药。

    到十二月份，黄维兵团的粮弹燃料都已非常紧张，“蹂躏战术”渐渐式微。

    除了“蹂躏”战术，黄维的“硬核桃战术”也不含糊。他在双堆集组织构建的各层阵地都颇有讲究，工事构筑特别复杂。从整体上看，它们主要依靠地堡群构成三角形与梅花形据点，使得村与村之间可互为掎角，火力也能互相支援。

    各阵地之间都有交通壕相互贯通，具体到每一座阵地，则均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阵地前挖了外壕，设置了鹿寨、铁丝网，前沿和纵深都可组成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果前沿失守，可以从两翼实施火力袭击，以求恢复前沿。

    由于可以使用的防御材料有限，黄维还采取了一些平时可能根本想象不到的防御法。他传令把所有汽车都装满土，与被打坏的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在双堆集的东南面和南面形成一条如城墙般的防御工事，这就是所谓的“汽车防线”。

    甚至于，他连死人都利用了起来——在正面两百多米处的尖谷堆，由下而上筑成螺旋形工事，并用几百具尸体进行堆积，浇过泥水，结成“人墙”。  <h2>近迫作业</h2>

    在最初两天，野司对黄维兵团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对其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状况又估计过高，在进攻时实施了过于猛烈的突击，结果导致伤亡较大，而收效却较小。

    中野设于双堆集的野战医院渐渐人满为患，伤员越来越多，达到千人以上，而前方还在不断地送来伤员。医护人员难以照顾这么多人，四纵十一旅的一名营长在大出击中负伤，是较早收院治疗的伤员，本来急需动手术，但也做不了，只能继续往后转运。

    敌我双方在双堆集形成了对峙状态，彼此所处环境都极其艰苦。唐代诗人李华曾写《吊古战场》，文中他这样描述战场的阴森悲凉景象：“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对照李华的名篇，双堆集战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一片荒凉，草木不是被烧光、砍光，就是被炮火削掉。散落的村寨里只剩下布满弹痕的断墙，除了双方作战的军人，再无人烟。

    死尸早就不让人感到害怕，比死尸更瘆人的是那些野狗。这些野狗本是当地老百姓的家犬，被丢下后就变成了野狗，整日在黄土上逡巡。它们不但以尸体充饥，眼睛吃红了，连活人都想吃。

    四纵一个姓纪的旅部见习参谋就有过这样的遭遇。那天他和另外一个战友受命前往第一线连队，两人一前一后，当经过荒芜的原野时，走在前面的纪参谋突然遇上了一群野狗，其中一只狂吠几声便扑了过来。

    纪参谋后退几步，同时大喝了一声，他以为可以将此将对方吓退。不料狗群却像疯了一样，仍旧一个个龇牙咧嘴地围上来。纪参谋身上未带武器，只好脱下大衣跟野狗厮打，但是他打退了这边，那边又扑了过来，左挥右挡，怎么也脱不了身。

    甩过去的大衣很快被野狗咬住，撕烂了。纪参谋开始步法零乱，趔趔趄趄，他很清楚，如果自己这个时候猝然跌倒，就会立刻被撕成碎片，于是赶紧大声呼救。

    落在后面的战友听到后赶上来，用土块猛扔过去，把纪参谋从野狗的包围中解救出来。接着两人又合力还击，方才把狗群赶走。这时纪参谋精疲力竭，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如果战事继续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环境只会变得更加恶劣，但在自身重武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仅靠爆破、火力掩护和步兵的冲锋，伤亡大不说，也实在难以啃动黄维的“硬核桃”。处于焦虑之中的刘、陈、邓想到了向粟裕取经。因为中野在双堆集的状况，与碾庄战役初期颇为相似，换言之，粟裕当时用以摆脱困境的办法完全可拿来作为借鉴。

    粟裕说，他在碾庄用的是“近迫式对壕作业”（近迫作业）。刘、陈、邓听后商议了一下，决定“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

    按照野司要求，各部队停止了攻击。一到晚上，他们便携带着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土木作业工具，以疏散的战斗队形和隐蔽的方式匍匐前进，在抵近敌前沿后展开大规模的近迫作业。

    所谓近迫作业，通俗地说就是挖沟、占地盘。一般是先挖一个卧式散兵坑，再加深为跪式，直至立式。各个散兵坑又以卧式交通壕连贯起来，之后这些交通壕也像散兵坑一样要逐步予以加深，最后做到人在壕内可以屈身前进乃至直立行走。

    当时中野给各部队做动员时说得好：打黄维好比杀猪，首先要用绳子把它捆好，然后一刀直插喉管，而交通壕就是用于捆猪的绳子，壕挖得越多，捆得越紧，挖得越深，捆得越牢。

    碾庄战役时，致黄百韬兵团死地的战法就是近迫作业。当它被运用到双堆集时，同样让黄维兵团惊恐莫名——仅仅一夜之间，自己的阵地前就奇迹般地出现了形如蛛网的散兵坑和交通壕。

    这些坑壕还在不断扩大，解放军开始日夜作业不停，对其进行加深、加宽、加固。其中散兵坑已经深到能遮蔽人的全身，射击时可使用射击阶梯。交通壕的深度也一样，而且它的宽度可通过担架，隔一段距离还有个让路的地方。

    在前沿作战的部队，每个排都拥有作为冲击出发阵地的交通壕，以便发起冲击时，能实现多路正面前进。营、连则有不止一条用于运送弹药和伤员的交通壕。

    如果再在交通壕上覆盖一小段，还可以扩建成地堡、观察所、指挥所，成为坚固的隐蔽工事。此类掩蔽部可供一部分人进行战斗值班，一部分人休息。

    敌军从地平面上看，似乎一个解放军都看不到，但是地平面以下其实早已藏龙卧虎。藏身于交通壕中的解放军攻守皆宜，要进攻，双方前沿相距仅几十米，向上一冲就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要防守，也同样可以做到以战壕对战壕，以地堡对地堡。

    除了外受近迫作业的威胁外，黄维兵团内部还在承受着粮弹不继之苦。双堆集得到的空投物资越来越少，许多官兵忍不住抱怨：“投这些东西不济事，最好把胡老头投下来！”  <h2>刺猬胀蛇法</h2>

    “胡老头”就是胡琏。蒋介石原来并不知道胡琏不在军中，听到胡琏在兵团内还拥有如此威望，他赶紧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将胡琏召至南京。

    胡琏到达南京后，蒋介石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黄维兵团转危为安。胡琏看得很远，他认识到这一战不光是黄维兵团能否脱险的问题，更关系全局，是国共两党均倾其全力的最后大决战——若解放军获胜，可一战定乾坤；若国民党军获胜，尚可凭江淮之阻拱卫南京，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然后再图反攻。

    虽然当初有负气离军的因素，但黄维兵团尤其是十八军毕竟是胡琏起家的根本，无论从利益还是情感上说，胡琏都与之割舍不开。他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飞赴双堆集重围，与黄维等人同患难，并说自己有信心坚持到蒋介石向双堆集派去援兵。

    如此危难关头，部将尚能挺身而出，老蒋自然十分欣慰，当即便派飞机将胡琏送去了双堆集。

    胡琏空降双堆集，不亚于给处于崩溃边缘的黄维兵团打了一剂强心针。杨伯涛等人看到老上司之后，更是连眼泪都掉了下来——平心静气讲，如果当初指挥兵团的不是黄维而是胡琏，刘伯承要如愿对其实施包围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胡琏自己也深感窝囊，他不便朝黄维发火，只是对着杨伯涛等人大声责问：“你们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共军两大主力合流，明知其志向不小，为什么还要往圈套里钻？”

    世上从来买不到后悔药。已经进了圈套就只好谈突围的事了，黄维让军长们在地图前向胡琏报告了各自的位置，胡琏在了解部队的情况，并传达蒋介石固守待援的旨意后，意味深长地问众人：“你们知道刺猬是怎么吃蛇的？”

    众人均回答不出。胡琏说：“刺猬是先把自己的刺缩到体内，任蛇缠绕，等到蛇完成缠绕后，它再猛地鼓力竖刺，把蛇弄成几段，然后一口一口吃掉。”

    “共军这条蛇现在缠绕着我们，只要我们还有刺，就能吃掉这条蛇！”胡琏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一张，摸拟着刺猬的动作，“我十二兵团（即黄维兵团）的战斗力人所共知，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将领！”

    胡琏越说越激动，他挥舞着拳头厉声大呼：“一只老虎带领一群羊，羊会变成老虎，反过来，一只羊带着的一群老虎，老虎会变成羊！”

    按照胡琏的“刺猬胀蛇法”，黄维兵团各部开始紧缩猬集，至12月2日，整个兵团已猥集至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仅十里的范围之内。

    紧缩之后，需要防守的区域少了，机动突击兵力相应增加。白天，胡琏尽可能调动飞机大炮坦克对解放军的交通壕进行轰击，到了晚上，则打照明弹、燃烧柴草照明，把多出来的机动兵力组织起来，对解放军作业部队进行袭击。

    12月3日，黄维兵团出动四个团的兵力，突然向三纵九旅二十六团所控制的杨大庄发动进攻。二十六团的前沿工事大部被毁，与上级及友邻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紧接着，敌军又以坦克为掩护，从三纵和四纵九旅的结合部迂回至大杨庄背后，对二十六团实施了包围。

    激战中，处于正面防守位置的一营指挥员全部伤亡，整个营也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二十六团被迫退守村内，敌军仍步步紧逼，最后把他们逼入了村西南一角。

    在此紧要关头，二十六团将勤杂人员也组织起来，全部投入作战。撑到下午1点，团部电话员终于冒死接通电话，使团部与旅、纵队重新取得了联系。

    杨大庄是双堆集的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双方都势在必争。三纵司令员陈锡联遂把纵队三个旅的炮兵全部集中起来，对准杨大庄的敌军目标进行齐射。与他们相邻的四纵也以猛烈炮火进行支援，以切断和打乱敌军的后续梯队。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中野各部实施这种不惜代价炮击的机会并不多。正在杨大庄内顽强苦战，准备与阵地共存亡的二十六团官兵谁也没看清第一排炮的炮弹落在何处，只觉得仿佛是一眨眼之间，朝他们进攻的敌人就全被埋进了炮火之中。

    甚至于有的老兵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强大的炮火，那种气势和密度，不仅出乎敌人的意料，就连他们也感到吃惊，只是在心里一个劲地叫：“好炮火！好炮火！……”  <h2>围师不阙</h2>

    杨大庄争夺战是中野自实施近迫作业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战斗。虽然三纵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守住了杨大庄，但也表明胡琏空降双堆集并实施“刺猬胀蛇法”后，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刘伯承原本曾考虑采用“围三阙一”的老战术，放开一个缺口，让敌军突进己方预设阵地，以便逐个予以割裂歼灭。可是杨大庄争夺战给了他一个警示：如果黄维兵团像进攻杨大庄这样，不是顾头不顾腚的溃逃，而是真刀实枪地硬打，并且进一村巩固一村，那么“围三阙一”就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敌军不但可以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像“蹂躏战术”中所做的那样，从村子里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

    思前想后，刘伯承还是决定将“围三阙一”置换成“围师不阙”，也就是围而不攻，通过缩小范围加以饿困的办法，令黄维兵团自行崩溃。

    原先刘、陈、邓预计只需三天就可将黄维兵团予以全歼，转眼就已经是第八天了。在重新估量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基础上，他们不得不请示中央军委，要求把作战时间延长到十天左右。

    毛泽东也看到了中野攻坚的不易，不仅同意延长作战时间，还说可以把时间放得更宽裕一些，“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

    第九天，12月4日拂晓，捷报传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华野主力所包围。

    蒋介石在南京时向胡琏承诺的两大重力援兵，一为华中的宋希濂兵团，一为南下的杜聿明集团。

    现在杜聿明集团自身尚且难保，更别说帮黄维兵团解围了。老蒋赶紧催促宋希濂兵团尽快北上增援，可是宋希濂兵团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白崇禧认为这是他倒蒋的大好机会，公然抗命不准宋兵团移动。

    宋兵团主力都已经到汉口上轮船了，还被白崇禧下令不准开航，长江上的轮船也都被他派人严密看守起来。无奈之下，宋兵团只得半途折返。

    宋兵团、杜集团都没了指望，唯一能够给黄维集团解围带来希望的，便只剩下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自12月4日起，李、刘两兵团增添兵力，对负责阻援的华野南集团加强了攻势。此后，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率装甲部队为李延年兵团助战，在固镇以北地区进行连续突击。

    当时中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小李家村。小李家村位于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之间的一条公路干线一侧，离黄、李两兵团都很近，离中野的前线部队也不远，便于刘、陈、邓观察敌人，指挥作战。

    那段时间，黄、李兵团几乎每天都在报话机上互相呼叫：“我们什么时候会合？”坐在野司的作战室里，只要打开报话两用机，这种刺耳的呼叫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刘、陈、邓在庭院里散步，也听到了从作战室里传出的敌军呼叫声。刘伯承说：“什么会师？什么合围？我就站在这里，看着你们来会师！过坟地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嘛。”

    确实，如果黄、李兵团能够会合，无论哪个兵团向另外一个兵团靠拢，都必须经过野司所在的小李家村。

    “说得对！”陈毅坐在一把柳圈椅子里，拳头擂在八仙桌上，用浓重的川音说：“老鼠敢舔猫鼻子，它胆子可真不小！我就坐在这里，看他敢来会师！”  <h2>特大威力炮</h2>

    尽管刘、陈、邓都相信敌人无能力会合，但被老蒋从背后抽了一鞭子的李延年兵团还是不容小觑。12月4日当天，他们已进至华野南集团所驻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野南集团的实力较为薄弱。为了防止防线真的被敌人突破，刘伯承决定调整部署，将二纵调出双堆集，会同华野南集团对李延年兵团进行阻击。

    南面防线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固，直到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李兵团和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始终都未能突破这一防线。

    12月5日，到了预定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一天。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作战方略确定为：“歼灭黄维，围住杜聿明，阻住李延年。”

    在野司的作战室里，刘伯承随手将茶杯、砚台、电文纸摆成三堆，对参谋们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

    怎样对付这三股敌人，刘伯承将之比喻成是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里又盯着碗里的一块，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也可以称为“举一观三”。

    “举一观三”的重点和核心是“吃一个”。刘伯承说，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首先吃掉黄维兵团，然后才能腾出手来解决杜聿明、李延年。

    进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阶段，刘、陈、邓计算了一下，判断黄维兵团除被歼和起义的部队外，剩下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了，编制上也只有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较完整一些，其他的均残破不堪。

    当天，总前委下达总攻击令，预定于第二天发起总攻。为增加胜算，刘、陈、邓决定使用作为总预备队的华野七纵、十三纵，同时调来华野特种兵纵队（华野特纵）一部参战。

    根据当时敌我态势，攻击部队被分成三个集团，即东集团、西集团和南集团。12月6日，下午4点30分，三个集团从不同方向同时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刘伯承的计划是先置重点于东集团，得手后再置重点于南集团，直攻双堆集。作这一部署，是因为黄维兵团的指挥部、快速纵队、临时飞机场、伤员安置所都集中于这一侧，如果能率先突破兵团指挥部的外围屏障，可予胡琏和黄维以极大震慑。同时这一侧外围担任防守的敌军，系十四军残部及十军的两个师，相比于其他方向，战斗力较弱一些。

    东集团由陈赓指挥，包括四纵、九纵、十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也里面。三个攻击集团中，无论兵力还是火力，东集团都属最强。

    淮海战场上，步兵在冲锋之前都要进行炮火准备，以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敌我双方都是这么做的。中野的炮少，口径也小，尽管有华野特纵的加入，在东集团这个方向上能够集中起来的炮兵群仅有6门榴弹炮、4门野炮和13门山炮，集团所属的四纵十一旅最阔气的重武器也不过是山炮。

    实施近迫作业之后，敌我前沿相距很近，所有火炮都实行近距离射击，这使得解放军火炮普通射程较短的劣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射距近的80米，远的200米，通常都在120米左右，完全够得到。相比之下，敌军性能较好的火炮更适合于远战，其实战效果反而受到限制。

    这时炮战的技战术也跟平常有所不同，因为距离近，炮兵多是通过炮膛直接瞄准，但打起来比用瞄准镜还准。

    中野还有一种独创性的土武器，被称为“飞雷”，正式名称是炸药抛射筒。简单点说，其实就是用汽油桶将炸药包抛射出去，它的发明者是四纵的聂佩璋。

    聂佩璋当时已是中年，大家都称他为“老头儿”。“老头儿”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熟悉工兵和炮兵专业。1947年，他随当时的陈谢兵团也就是四纵转战期间，发现部队因缺乏重武器，难以攻下坚固工事。之后，他便将国民党军丢弃在战场上的美式废弃汽油桶加以改造利用，制成了“飞雷”。

    制造“飞雷”的具体方法是在油桶底部装上足够的推进火药，然后再在上面放上炸药包。当推进火药被点燃后，既可以利用其瞬间产生的冲击力，将炸药包抛射出去，又能同时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索。

    “飞雷”被研制出来不久，四纵就在攻打一处要塞时加以试用，结果只打了一发就将敌军城门主碉堡给炸塌了。更让敌军感到惊恐的是，“飞雷”落点周围往往还会有许多人被震得七孔流血而死，所以也被称为“特大威力炮”、“土飞机”或者“没良心炮”。

    “飞雷”很快在中野内部受到重视。刘伯承、陈毅、陈赓等人都参观过“飞雷”的表演，由聂佩璋任连长的工兵连因此在部队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一到哪个阵地，步兵都会主动让路。

    作为“飞雷”的发明者，聂佩璋更是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厚待。刘伯承曾亲自予以接见，知道他爱喝酒，部队又破例在伙食之外每天加两个鸡蛋一壶酒，连级干部中，只有聂佩璋才配有一匹乘马。  <h2>准备伤亡过半</h2>

    放“飞雷”的不是炮兵，是工兵，但其作用丝毫不亚于炮兵。他们所制造和发射的“飞雷”，每发都装有十多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可以向三百米外的目标进行准确抛射，在可达到的范围距离内，爆炸的杀伤力甚至超过榴弹炮弹。

    当天总攻发起时，东集团位于前沿的180余门“特大威力炮”共交替进行了三轮发射，按照每门每次射击20公斤炸药量计，在20分钟之内，他们共向黄维兵团主阵地抛射了超过一万公斤的炸药。

    随着炮弹和“飞雷”接二连三地在敌军阵地猛烈爆炸，鹿寨、工事、尸体被炸得飞起十多米高，火力点也大部被摧毁。

    继炮火准备之后，解放军前沿的轻机枪群又对当面敌阵地来了一阵急袭。下午5点半，步兵发起冲锋。

    在大约一个小时内，四纵攻克了双堆集东部屏障中的李围子，驻守李围子的十四军二十九团、三十团遭到全歼。一名被俘的敌军副排长说：“打得好惨，我们两个团叫你们的炮火打光了。”

    对四纵而言，虽然过程还算顺利，但并非轻而易举，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战斗结束后，有人在敌阵地上捡到了一只搪瓷碗，上面竟留有十多个弹孔，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有多么激烈残酷。

    除东集团的四纵攻下李围子外，南集团的华野七纵攻下了小周庄，加上双堆集周围其他几座村庄的攻取，等于剥开了敌军防御体系的第一层外壳。

    不过当天的总攻还是没能如预期那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其中东集团的九纵、西集团的三纵都在进攻中受挫。在这几个局部的战斗中，守军不惜用肉墙来进行堵击，抵抗十分顽强，让解放军陷入了“牛抵角”的不利境地。

    预定的十天攻不下来，只能接着再攻，刘、陈、邓指示各部：“准备伤亡过半，夺取胜利。”

    解放军昼夜不停地攻击，使黄维兵团用尽了自身所拥有的全部兵力资源，凡是勉强能作战的二线部队，如工炮兵等，都被摆到了前沿阵地。军师长们所驻村庄也都直接参与战斗，这意味着阵地一旦瓦解，他们将无处可逃，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俯首就俘。

    在这种情况下，胡琏、黄维要想抽调一连一排的机动兵力都很困难。除此之外，兵团的粮弹也无法得到及时补充，黄维不得不向蒋介石发电求援：“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十分之一，弹不足三分之一，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

    眼看形势险恶，胡琏决定再飞南京，在报告兵团所处困境的同时，敦促统帅部发来援兵。两人商定，如援兵有望，即与统帅部规定好协同作战的动作。如援兵无望或时间有问题，为保存兵团的一部分力量，建议突围。

    胡琏临上飞机时，黄维拉着他的手嘱咐道：“你去了以后就不要再来了！我们已陷危局，前途难卜，为了与共军长期作战人才要紧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使我们有一天全部罹难，有你在还可以重振十二兵团。”

    胡琏在来双堆集之前，就料到若解放军在双堆集获胜，国民党军即便想平分天下也不可能了，到那时还何谈什么“重振十二兵团”呢。对着眼前这个把他的老部队一手推向悬崖边的上司，胡琏的内心真可谓是五味杂陈。

    其他将领也大多建议胡琏就此蹲在南京，不要再回双堆集和大家同归于尽。胡琏只是苦笑了一下，未置可否，便登机出发了。

    胡琏飞到南京，蒋介石立予接见，但除了空言的慰勉外，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起先他还对胡琏说：“我调的援兵已到达浦口，即开赴蚌埠加入李延年兵团，后续部队可源源到达，希望你们继续坚持一个时期。”

    再一了解，所谓援兵，不过才两个军，不唯时间来不及，力量也不够解围。经胡琏再三说明黄维兵团所处的危急状况，蒋介石才不再自欺欺人，接受胡琏的建议，准许他们选择时机自行组织突围。

    在胡琏离开南京，重返双堆集的隔天晚上，蒋介石约他和宋希濂等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众人在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观看了电影《文天祥》，看完电影，蒋介石对胡琏和宋希濂说：“这个片子很好。”然后，他站起来向其他人点点头，便一边低头沉思，一边缓步上楼去了。

    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除了“这个片子很好”一句外，蒋介石几乎没有说什么话，焦灼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看着他的样子，宋希濂差点当场掉下泪来，直到默默走出蒋氏官邸，登上汽车时还在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哪！”  <h2>层层剥皮</h2>

    胡琏飞南京的那两天，双堆集战事没有一日中断。12月7日，继首次进攻失利后，九纵二十六旅终于攻下了马围子村。在第一次进攻中，二十六旅动用山炮、迫击炮约30门，发射炮弹2000余发，这次则是把旅军械部存放的2000发迫击炮弹全部都用空了，同时各团还捆绑了炸药包一百多个。

    守卫马围子村的敌三五三团，系十八军主力之一，战斗力很强，但在九纵的猛击下，一夜之间就消失掉了。解放军在向村内推进的过程中，脚下到处躺着敌军尸体，一米多深的壕沟也几乎被尸体填满了。当他们冲入敌军阵地纵深时，地面上出现了一垛一垛用帐篷雨布覆盖着的东西，有人以为是粮食，用手一摸，才知道仍然是尸体。

    二十六旅同样损失很大，仅中高级干部中，就有一名团参谋长当场牺牲，一名营长身负重伤。红军老团，被称为“老二团”的七十六团所属的一个老红军连几乎被打光，最后能坚持战斗的只剩下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