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与生命对话(代序)
王鼎钧 1
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2
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3
我还需要阅读。我读战史、方志、名人的回忆录，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说过，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处死角。说来伤感，打开那些书，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发现一大批刊物，是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这些刊物在各省各县政协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们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做成记录。这一批刊物对我帮了大忙。
以我涉猎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很难找到信史。但《文史资料》记邻里乡党之事，影响甚小，上级不甚指导，执笔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朴实无华，他们大概还没听说“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正是要我们掩饰事实”，或者听说过，还不能领会，他们居然不偏不倚地写出许多真相来。——我自己身历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
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我找到日期、地点、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我需要的正是这些，难遇难求的也正是这些。本书出版以后，凡是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峄县、阜阳、南阳、内乡、汉阴、安康，我都会寄书给它的政协、文史办公室，附一封我的感谢信。一如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出版以后，我曾寄书到苍山、峄县、郯城、宿迁。将来第三本回忆录出版，我也寄书到宝鸡、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宝坻。
根据《文史资料》中的线索，我在大陆上买了一些书。隔洋买书，我的办法是“不管有鱼没鱼、先撒一网”。看见书名，猜想它的内容，买来再说，网中也许空空，那么再撒下去。幸而大陆上出版的书，书名和书的性质大致符合，不像台湾，书名往往脱离书本单独供人欣赏。感谢大陆亲友，他们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与人还不能和睦对待的地方办事，忍受公车司机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践踏、书店职员的白眼、邮局柜台的颐指气使，寄来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那些书多半以内战四年为背景，演说历史巨变。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到了我写下一部回忆录，成了无形的助力。感谢这些著述者。 4
在《昨天的云》里那样年纪，我们思想单纯，七窍混沌，受父母庇护，无须面对挑战，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气看。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在《怒目少年》那样的年纪，开始窗隙窥月，雾里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没有天使指引、先知预告，自以为是，坎坎坷坷。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
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三年内战。那三年我又大了几岁，“摄影机”的性能提高，并且知道世事有远因近果，有表象内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诚伪装。重要的是学会了作出决定并面对后果，在惊骇、抗拒、疑惑、悲痛中认识人性，长大真好。
长大了，由窗隙窥月、中庭步月进入“高台玩月”，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种种昨日，作成了一个人，这人凭天赐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几卷书，这一生算是“还诸大地”。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忆“在我大量阅读有关史料之后”是望远和显微。
克莉斯蒂说“回忆是老年的补偿”，我的回忆“在我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是生命的对话。
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
有些事情我还得仔细想。生命不留驻，似光；不停止，似风。山川大地尽你看，“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浮云。”实际上也带不走，连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携带，只有遗留或遗失，这是生命的特征。
现在，电视、报纸天天有人谈论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未了少年事，又有少年人。
上帝在天上，他们都会长大。 5
《怒目少年》本来由我自己出版，老友黄力智兄督印，吴氏图书公司吴登川先生发行。现在加以修改增订，请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出版，修订的缘由，卷末《难忘的岁月》一文作了交代。
《怒目少年》的写作和发表，得到多位编辑人的支持，他们是：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应平书女士，《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梅新先生，新生报副刊主编刘静娟女士，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田新彬女士，《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杨泽先生。
第一部 1 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安徽阜阳。一九四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
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
那是中国对日抗战第六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照欧美人的说法）第三个年头。那年中日两军在浙赣路会战，在太行山会战，在湖北宜昌会战，在湖南长沙第三次会战。这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与苏联苦战。
那时，山东省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腹地重要的城镇，都驻扎日军，我们称为沦陷区。但日军以线制面的构想完全失败，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由两种武力分治，那就是：国民政府派出的正规军，老百姓称为中央军，加上亲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他们的地盘称为游击区；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老百姓通称之为八路军，开辟了解放区。今日话当年事，这些名称先要交代一番。
那时，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先用暴力侵略，后用怀柔安抚。但是，民族主义是无法融化的冰。中国人对暴力造成的伤害不忘记，对怀柔施与的恩惠不感激，想加减换算，没那么便宜，大家指天为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年轻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骂“日本鬼子”，唱《中国的青年遍地怒号》。
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战胜利，叫到对日和约签订，叫到一九七几年，我在台北进电视公司当编审组长，政府官员以电话指示，电视剧对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换成“日军”或“日本军阀”，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口。
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大使馆，抗战时期的愤怒青年虽然渐渐老大，胸中怒气未消，每逢行经馆外，总要对着太阳旗骂句脏话。日本在台北举办第一次商展，开幕之日，群众一拥齐上，把日本馆的太阳旗扯下来。
且说华北的“沦陷区”里，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的活动。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拒绝这样的教育，大批失学的青年另寻出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他们。在日本的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心里窝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名字，成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都说那个时代是洪炉，说这话的人自命是铁匠，他要把人百炼成钢。现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个中国给日本占了，国仇家恨。铁匠以高明的技术使我们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时候，我身体孱弱，家乡话有个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师家长从来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嘱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婆家，一连几天没上学，等我回学校上课，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师同学见了面，有人问我：“好了吧？”他们以为我又病了。我家虽住在乡下，但世代重视子女教育，做流亡学生纵然千辛万苦，父母终于下了决心，我已十七岁，实在不能再拖延了。
这一年，鲁籍名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学”（不久改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阳离我家五百华里，那时交通不便，人们又安土重迁，我的家乡兰陵镇一带没人去过阜阳，没人听说过这个地名。只因为李仙洲是山东长清人，山东老百姓相信他；只因为我的二表姐已经早走一步，入学读书；只因为那时基督教掩护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这年夏天也到了阜阳，从此天涯海角，再无归路，山东，临沂，兰陵，永远只能在地图上寻找。
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一个青年对他的母亲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应该留在家里，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八路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三年以后，这个青年的弟弟对母亲说：“我也十八岁了，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中央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可怜的老百姓，可爱的青年，他们怎能预料，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
那时，有人到大后方（后来叫做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当时也叫共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二中的老同学屡次受到严厉的责问：你当年为什么不投奔解放区？被问的人哑口无言，因为它实在没有答案。
一九八零年，中国对外开放，内战期间逃出来的人回乡探亲，回首三十多年，家乡的亲人少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历劫余生悲愤怨恨，责问归人：你当年为什么投奔国统区？这一问，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有答案。
李仙洲氏办这所学校，网罗了山东的许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干部和党工为主，没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干而论，战后有人做济南市长，做青岛市民政局长，做省干训团教育长，做国大代表，做行政督察专员，穷则办学，达则做官，教育理念和专业热忱有局限，似乎谈不到春风化雨。
那时国立一中与六中与我们声气相通，校长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风是自由开放，而那时，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触角不及于省会，遑论欧风美雨。那时所谓自由开放，只能表现在阅读左倾书刊、包容中共地下组织、资助学生投奔延安等几件事情上。这和二十二中可说是大异其趣了。
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以联合抗战为号召，热血青年同仇敌忾但各有因缘，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庆，不管进二十二中还是进一中六中，应该说大家都对。不幸后来有了内战，内战后又有政治运动，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陆上受尽政治运动煎熬的那些同学，颇有人恨自己“走错一步”。然而那一中和六中的进步青年，后来也多是伤心人。
抗战胜利后，李仙洲将军再度入鲁，兵败被俘。从台湾的角度看，他是降将，我在台湾是降将的学生，常常被人多看几眼。总之，不论在大陆，在台湾，李仙洲的学生都有历史问题。司马桑敦的长篇小说《野马传》，主角是一个绰号“野马”的女人，国民政府要捉她，因为她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也要捉她，因为她对党不能绝对服从。一位韩国小说家写《呜呼朝鲜》，南北朝鲜交战，他从北朝鲜逃到南朝鲜，南朝鲜认为他是北朝鲜间谍，连忙逃回北朝鲜，又被认为是南朝鲜间谍。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论，我当初入二十二中读书，并没有错；像我这样的人，中共要计较阶级成分，他也没错；台湾操危虑深，处处防患于未然，更没有错。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这一场大悲剧，竟以“谁都没错”酿成，真是诡异极了！
第一部 2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据说，这句话是列宁留下来的。列宁哪会知道他的嘉言给我们壮了胆，那年代兵凶战危，人人冒险过日子，于是，在我的家乡，这句话大为流行。
中国对日抗战中期，敌我对峙，日军在两军交界的边沿，设置长长的封锁线，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在那关卡隘口，多少中国人被捕，被殴打，被狼狗咬！多少妇女被脱衣搜查！青年穿过封锁线到大后方加入抗战的行列，至亲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们断然上路，自己告诉自己：不要怕，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如果我们祷告，也是祈求列宁这句话成真。
事情似乎很简单，只要走出兰陵镇的西门，沿公路西行五十华里，到峄县县城南关基督教会，找杨成新牧师。杨牧师安排同行的伙伴，向警察局申办探亲证明，代买火车票，把我们送上火车，那时，峄县有铁路和津浦线连接。杨牧师办来驾轻就熟，可是担当多少风险！
杨牧师家中常有年轻人或他们的父母来访，商量怎样到后方去念书。
有一个峄县中学的学生对我说，他早就想到后方去，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直到日本兵一个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个苍白少年，穿得整整齐齐，头上还戴着靛青缎子做的“帽壳儿”（瓜皮小帽的一种），天天来央求杨牧师。他父亲开绸布店，要他站柜台学生意，又要给他娶媳妇。他说，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里，早晚给气死。杨牧师说，到大后方抗战是好事，不过你年纪还小，我得先问问你父亲。他一听到“父亲”，转身就跑，可是并没有回家。后来有人在河南流亡学生接待站里看见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晒黑了。
这天是星期天，礼拜之后，留下了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漆黑的头发像盔一样盖在头上，前额梳着小帘似的刘海，一张脸皓白，那时女学生不化妆，最难得眼眉唇线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身上是小凤仙式的夹袄长裤，没有腰身，脚上机器织的线袜，平底圆头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现之前，她的故事先流传过来。她家乡的警察局长想娶她 ，托人提亲。她反对，也就罢了，她多说了一句话，“我要到大后方去找对象，不在家乡结婚。”到大后方？不是有封锁线吗，封锁线上不是有日本军用的狼犬吗？她说：“宁愿让狼狗咬，也不嫁给汉奸。”咳，她就是多了这句话。那年代常说沉默是小代数，语言是大代数，语言引起的问题比较麻烦，难解。有人把这句话传过去，当警察局长还怕没人通风报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话来：“好吧，有一天我让她尝尝狼狗的滋味，也让狼狗尝尝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杨牧师赶快把女儿送走。
办探亲证明有个插曲。峄县警察局有个巡官是基督徒，他带我进警察局。进去一看，满屋子制服笔挺，佩件全新，简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乡的警察，没这个气派。那巡官的年纪三十出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看他站在那里两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过严格训练。汉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根本不像嘛！
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之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看来汪精卫还是发生了作用，使做汉奸的人有个道德立场，对人对己，有个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听到对汪精卫的评论，我没有办法转告给他，只能事后写在这本书里。
那时，我对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杨牧师则有精密的计划。依照计划，我们在峄县上火车，江苏宿县下火车。宿县教会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代雇手推的太平车，车夫一半运行李，一半作向导。阜阳的位置在宿县西南，尹宝玺同学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对那一段路有准确的记述。由宿县到蒙城，一百三十华里，中间有个叫芦沟集的地方，是日军伪军最后一道盘查哨，也就是封锁线。过了封锁线，经过所谓无人地带，也就是双方都不设防的缓冲区，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桥集，是国军的最前线。蒙城到阜阳，还有一百八十华里。
带我同行的是两个女学生，她们到重庆去读大学。依照计划，我和她们过涡河以后分手，她们向西，我向南。
女学生是一个变数，我惴惴不安。当年，女学生这个名词的含义，今人很难体会。
那年代，在我们家乡，“女学生”一词的含义比现在复杂。读小学读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学生。带职进修或退休后再读大学的白发女学士从来没有，至少是没人见过。所谓“女学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学，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那时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里有钱，家长的思想也开明，有这种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时读大学同时是一种享受，有音乐、有体育、有社交，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爱。那时候，“女学生”一词中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想见。
所以，那年代，女学生在眼前出现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窥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运。那年代，某一支游击队攻打日军防守的城池，指挥官发明了一句口号：“打进xx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每个人都知道绝对不会这么办，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气。眼前的这两位女学生敢闯封锁线，敢闯大后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险恶，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图个安全，与女学生同行，岂不等于伴着两枚炸弹？
既而一想，此行本来就是冒险嘛！怕什么？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拂晓时分，杨牧师送我们上火车，增添了一个男生，名叫杨大维，年纪比我小一些。郑重约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满厢乘客里，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跟谁说话，万一有谁被鬼子识破，谁也不管他死活。听最后一句我打了个寒噤，马上又处之泰然。
火车慢慢开行，似乎步履艰难。用家乡话来说，我做的事情叫“连根拔”，即使动力万钧的火车头，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车经过徐州，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没敢向这个四战之区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伤心地，抗战胜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再坐火车经过徐州，火车也是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时，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难，暂时在徐州落脚，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满车乘员之中，不敢下车一步。我有几个伤心地：徐州、沈阳、上海……
好容易在宿县下车。我看见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枪有弹，他们对面四只狼犬一字排开，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见日兵踢打小贩，用刺刀划破小贩背负的布袋。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已经通过检查，日本兵喝令他回来，他一面走回来，一面全身发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疟疾。
检查行李由中国人动手，日兵监看。检查员一面翻箱倒柜，一面偷看日兵的脸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马虎一点。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国助手打开箱子，提起箱盖，把东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览无余。然后，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枪托捣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舍弃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几个日兵绝不离开那一排四只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觉得安全。日军信任这种畜生，任凭它揪出抗日分子，据说狼狗能察言观色，有谁做贼心虚，它就扑上来，别人不肯带我同行，就是怕我没见过场面，在这节骨眼儿上惊慌失措，连累了他。我从狼狗鼻子前面走过，不敢看同行的女学生，头皮发麻，她们使问题复杂，也更危险。焉知她们不同样估量我！当地受日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当时称为伪军）有一位军官，他受教会托付，来车站暗中协助我们，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没有半句发言权。
我要慎重地记下来，最后越过封锁线的时候，全靠女学生的机智和勇气，化险为夷。详细经过我写进小说体的《山里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检查哨所的伪军早就识破我们的行藏，等到行人过尽，夕阳西下，由一个上校来亲自处理，我猜检查哨的勤务由他指挥。我们编好的谎话，他摇头不听，我们提出的探亲证明，他摆手不看，一定要我们实话实说，才肯放行。可是，说了实话真能过关吗？万一结果相反呢？当时的情况危险极了，可是也简单极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女学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
后来，女学生说，反正那句话别人听不见，只有“他”听见，如果“他”翻脸，我就赖。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他真的听到实话就放行，他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支持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
现在我追忆前尘，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们进了哪家大学，是否顺利完成学业，后来天下大乱，她们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现在我知道，由山东临沂到安徽阜阳有铁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峄县已废县改市，铁路已拆除，南关教会的建筑，只是被革命群众打坏了几块玻璃。至于杨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严禁宗教活动，峄县教会与美国的渊源深，杨牧师的身份敏感，他又坚持奔走各乡，广传福音，在当时是严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许多惩罚，下落不明。我再三打听，也没人能提供他最后的行踪，他是牧师，上帝会接待他的灵魂，保佑他的儿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几位汉奸，他们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说家费心描写？后来知道，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要员，大都和重庆的国民政府通气，重庆派到上海南京的情报人员，竟然能把无线电台设在高官的家里。并吞异族太难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驯顺，背后用加倍的反叛来平衡，他们是沙子，使你盲肠永远发炎。从征服者的角度看，异族都忘恩负义，反复善变，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正义。咳，天下本无事，侵略者自扰之！
第二部 1 我，一个伪造的人
我从阜阳之北来，抄近路，从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关。回想起来，抗战期间后方的社会治安真好，我直奔阜阳，一路上也没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学校西迁，我只身横跨中原，也没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抢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见堤外浩荡的洪流，颍水的支流泉河。我还在堤上看见城里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垫得很高，灰头土脸的颜色，一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的模样，然后，出水芙蕖一般，高高地飘扬着几面鲜明的国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许久。我大约有五年没看见这面耀眼生辉的旗了。泪眼把那一面一面分布罗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红雾。那片刻时光里，我觉得我把阜阳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见了，后来，梦中的阜阳就是灰暗的空中几抹水汽氤氲的霞色。
通往西关的路上另是一番景况，道路两旁都是简陋的野店，它们的顾客就是吱吱扭扭络绎而过的独轮车。然后是高粱田，比高粱还矮的茅屋，与茅屋相望的“乱葬”坟场。这种坟场是没有章法、无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队在这里枪决人犯，有时，子弹穿破头颅，半个头颅的尸体倒在农家门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设在西关外的打蛋厂，我入学这天，不巧碰上警备司令部“出红差”，学校围墙的墙头站着一排学生引领而望，“以昭炯戒”的布告贴在墙上。那时，我已知道，这是战争，战争轻视人命。而且，我知道，战争不仅看轻敌人的生命。抗战是血写历史，这血，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
我动身离家以后，在高中部读书的二表姐赶紧到西关打蛋厂去替我报了名，先占住一个名额。我到达打蛋厂时，二表姐算准行程，早已在那里等候。
第一步手续是到教务处报到，承办人问我：有没有伪政府发的良民证？有没有日本人开给的通行证？本来有一张峄县警察局发给的证件，可是在宿州车站又被收回去了。那么火车票呢，车票也可以当证明文件。我当然连火车票也拿不出来，心情非常紧张。想不到承办人说：“我给你写证件遗失。”这才松一口气。
有人真聪明，他在宿县下火车，把票根藏起来，谎报遗失，申请补票，来到阜阳，凭票根入学。我也并非一点凭据都没有，兰陵小学开给我一张结业证明书，我还记得校长署名是王九三。问答之间，我完全忘记这张文件，等到入学手续办好才想起来。
流亡学校采证太宽松了，办学的人处处替你设想，你从敌伪占领区来，经过重重盘查，任何一封信，一张字条，一个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么把那种官样文章带出来？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见这样体恤下情的当权派。
承办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结论：“你来读初中，年龄太大了，我只能给你写十四岁。记住了，你今年十四。”紧接着奇峰突起：“生日是哪一天？”
这一问，我无地自容。依故乡风俗，忘记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生日面，没收过生日红包，从来没人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马上替我解围：
“不知道，我给你写四月四日，记住了，四月四日，男儿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个名字？”这一问，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来他处理过许多同样的案例，他一一帮助那些孩子渡过难关。学生想改名换字，他无条件赞成，以为这样日本鬼子就找不着这个孩子了。好吧，我也换个新名字。说起来他也还是个大孩子，刚刚离开大学，一脸童子军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艰难复杂，所以办起事来这么果断，这么有担当。他后来离开学校，到西安去做公务员，我还和他通信。很惭愧，我终于还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时想起他，也不知官场把他磨圆了没有。
报到的手续办完了，旁边有一位老师，光头、圆脸，身材矮胖，操着难以听懂的胶东口音，朝我们开了一炮：“任何学校都要防止学生作弊，唯有咱们这个学校，想尽办法帮助学生作弊。这真是教育界的奇谈！”
霎时间我几乎魂不附体。我真怕他这一番话否定了我的入学资格。还好，没人理他，他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权威，虽然他的话有理。
十四岁，四月四日生，还有……离开教务处，我不是原来的我，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捏造出来的人，一个谣言。
那以后，我随波逐流，又被捏造几次。随机变化个人历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后来发现，有人连家乡的地址也是假的，他离家前夕，父母反复叮咛几件事，其中包括一个另外捏造的永久通信处。中国老百姓经历的患难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别人看不见、找不着。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出中国大陆，学校解散，许多学生满地奔走，再换一个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难，不过，只要你记得他的老家在哪一县、哪一乡，只要写信到他的老家去打听，还是能找到他们的下落。我后来作文章，写出这么一段话：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乡。任你在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太湖里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听到你的消息。有一个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迁移了，流离了，村中换尽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家，这些后来的住户竟能说出原有住户的行踪，原有的住户尽管到了天涯海角，尽管和昔日的历史斩断了关联，也像有什么灵异祟着他、附着他、驱使着他，非向原来生长的地方挂个号、留句话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头、地下的蝼蛄也会对着来此寻亲访友的人自动呼叫起来。
我们这些乘着大撤退的狂风落到台湾的人，也有人思来想去、觉得再改个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没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遇人往坏处假设，三番两次改名字总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险，对别人危险也就是对自己危险。你看，一代一代从灾难中学到的小聪明有什么用，危险的事情有时并不简单。
第二部 2 要皇宫，还是要难民营?
进了流亡学校，我得重新学习怎样生活。
除却婴儿时期不算，我一生有三次大学习，大适应。第一次，做流亡学生，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第二次，退出军伍，投身民间的新闻工作，过自由生活。第三次，移民出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
三次都是大撞击，大蜕变，大思考。每一次是一个大故事，其中包孕许多许多小故事。
二分校设在打蛋厂，这是一个英国女子设置的工厂，专门把鸡蛋打破，把蛋清蛋黄分开，取出蛋清供工业之用，没听说怎样处理蛋黄。既是工厂，房屋比一般民舍高大敞亮，最难得每一座房屋都是用机器打磨过的水泥地，可以防潮。
班长把我领进宿舍，只见水泥地上画好了长方形的格子，六十公分一格，每一个格子里睡一个人。这六十公分正好是一个人两肩的宽度。放下棉被，左顾右盼，同学们大半出去了，右邻一个叫刘子豪的长脸大牙的小伙子爽直，热心，问我从哪里来，读几年级。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忽然号兵吹号，窗外人群朝一个方向急跑。我问为什么吹号，我们该怎么办，子豪说：“开饭了，跟我走！”他生疥疮，走路难，迈开铁拐李的步伐，倒也不落人后。大众直奔操场。操场就是饭厅，菜饭碗筷都摆在地上，群星万点，整整齐齐。
我没带碗，用刷牙漱口的搪瓷缸盛饭，那时规矩大，盛好了饭，先放在菜盆周围，人站好，等教官一声“开动”，才开始蹲下吞咽。缸深饭热，一缸还没吃完，供饭的柳条大筐里只剩下可以数得清的几粒米。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位同学说：“你这个样子不行，准挨饿，人饿了容易想家。”天津口音。“有钱吧？我带你去买碗。”国字脸盘，几粒雀斑，两腮带肉，很有亲和力。碗是有气孔的粗陶，外面一层黑釉，大小深浅有统一规定。盛饭有口诀：“一半二平三溜尖”，第一碗盛半碗，散热快，早些吃完去装第二碗。第二碗饭装到碗口，这时饭已不会烫嘴，可以狼吞虎咽。如果还有机会装第三碗，那就尽量多取，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拿着碗，一面讲解一面比画。指粗掌厚，好像很有魄力。
他还告诉我吃菜的口诀是“准、稳、忍、紧”。不过这一招平时用不着，菜盆里“三峡星河影动摇”，半盆热水几滴油。
米是糙米，糙米也算细粮，不幸有几分霉坏，而且混合着稗子、小石子、稻壳、老鼠屎、蟑螂腿一类的杂物，人称“抗战八宝饭”。那时没人知道霉米可能致癌，只担忧稗子制造盲肠炎，吃得战战兢兢。古人说“国无三年粮则饥”，政府规定公仓要储存三年的用量，尤其是军粮，士兵吃的是三年前的粮食。仓库没有现代化设备，所以……奇怪，这层缘由，直到抗战胜利，从没有人解说。陪我买碗的同学常识丰富，他也不知道这一曲折。
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同学，名字叫蔡景明。
我首先要学的，就是集体一致同时行动，同时起床，同时上床。同时端碗，同时洗碗。同时运动，同时休息。同时呼叫，同时闭口。同时娱乐，同时严肃。……甚至，同时大便，同时小便。
早来一步的同学，已经生了一身疥疮。疥是一种顽强的皮肤病，周身蔓延，极易传染。那时治疥没有特效药，“疥药方，一大筐”。别说疥癣之疾何足忧哉，严重的疥疾也能置人于死，“疥上了脸，用席卷”（把尸体卷在席子里草草掩埋）。我紧挨着这样一个病号睡觉，在数难逃。不过我那时毫不恐惧，颇有“从容就义”的心情。
同学们发现多了一个新生，纷纷围过来探视。他们既不是祝贺我越过了封锁线，也不是欢迎我入学，他们是来欣赏我的光亮平滑、没有坑洞脓痂的皮肤。由于人人生疥，他们都已“失去了”这样的皮肤。有人啧嗟叹息，仿佛凭吊自己的旧梦胜迹。“三个月后，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了。”疥疮的别名叫抗战病。
这时想起，到阜阳第一天，走近第二十二中学的大门，遇见好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兵，旧军服披在肩上，袖子空荡荡垂着，两臂伸出去做合抱的姿势，指头张开，形状奇怪。第二天，我知道他们的手指、腋下、腿弯、鼠蹊都生了疥疮，都是教官准了半休的病号，操场里，宿舍里，常常有人保持这样的形象。
第二件事，我要学习怎样对付疥疮。
入学这天还有一件大事：领一套棉军服。
那时，一个学生的主食、副食、服装、医药费、埋葬费都比照一个上等兵。但上等兵有薪水，我们没有。上等兵还有套单衣，我们只有一套棉衣。
棉衣倒是新的。所谓“新”，也只是从未穿过而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布，手摇着纺车“拉”成的线，忽粗忽细，手足并用的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很厚，但是透光，像百叶窗。颜色深深浅浅，风风雨雨，像农夫的汗渍、小儿的尿痕。有人说，黄泥和野草一锅煮，煮出来的颜料。这是一种土布，那时沿海都被敌人封锁，内陆努力自给自足。
最大的问题是，这套军服的棉花并非平均铺在里子布上，而是“沉淀”在四周，一件衣服像装了半袋棉絮的布袋。这衣服不但奇形怪状，而且不能挡风。这样的衣服非改造不可，于是一种叫做“缝穷”的工作应时而来。
领到棉衣的这几天，如果天气好，操场四周坐着一圈白发皤皤的老太太，小脚向前伸出来，怀里抱着个圆圆的针线筐，俨如为某种特别仪式而来的乐队。她为你把棉衣拆开，把棉絮铺匀了，再密密缝好。我记得她们只收很少的钱。如果有哪个学生，尤其是女生，向她们诉说连那样少的钱也付不出，会有人慨然免费。这真是“缝穷”，为穷而缝，越缝越穷。
这是说冬天。到夏季，“缝穷”的人来把你的棉衣拆开，把白布“里子”改成一件短裤一件汗衫，把黄色的“面子”缝成一套单军服。报酬是：她取走棉絮和残余的碎布。士兵是缴回棉衣换领单衣，我们的棉衣不用交回。这套衣服是蝉的蜕，蛇的皮，褪一层皮，又长大一些。
虽然军服多半又脏又旧，那年代人人爱穿军服，无论别人穿什么料子什么式样，你都不会自卑。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你不须再与任何时装比高。我们是披上袈裟的和尚，也是穿着缊袍的子路。
缝穷，由李广恩同学领着我做。他是鲁西曹州一带人氏，一双大眼睛，很诚恳。这是我认识的第三位同学。
这样一套衣服，还是靠老校长李仙洲、以总司令的权势想尽办法。一九四四年学校迁往陕南，冬天，新校长只能让我们挨冻。
我得学习怎样适应这套衣服。
衣服这般质料，穿起来够褴褛了，尤其第二年，衣服破旧之后。当地士绅有如下的对话传来：
“流亡学校简直就是难民营，不像话。”
“你愿意要皇宫一样的赌场，还是要难民营一样的学校？”
多年以后，我见过皇宫一样的赌场，非常漂亮，致命的漂亮。我也有几次进入山地和渔村，参观十分简陋的小学。我多次想起阜阳那位绅士的话。赌场，学校，只要想想两者的后果！古人说，“为善莫大于兴学”，而开赌场，总是万恶的最后一恶吧。
第二部 3 撒豆成兵，聚沙成塔
最高级最难修的课程，要从军训说起。
应该说，是军训教官首先触及新生的灵魂。抗战时，文学校也实施军事管理，在教室里是学生，到操场上就是大兵。学生穿军衣，吃军粮，练习军事动作，没有军人那么专业化，所以，军人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军人的动作新鲜特别。例如，依照每个家庭历代相传的规矩，子弟不可瞪着眼睛看长辈的脸。现在，教官的命令，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睁大，不许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凶恶地看着他，让他满意。
依照传统的教养，在户外对长辈说话，要轻轻走到他身边，用很低的声音陈述。现在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报告”！声音像吵架。
一般来说，家庭训练要我们稳重，从容，举手投足画出的虚线是弧形。军事动作直来直去，有棱有角，避免一切迂回浪费。当你依照制式伸手去接受一样东西时，看上去似乎很不耐烦。
我记得，当我被教官训练得有模有样、到基督教内地会去做礼拜的时候，许多人用惊异的眼神看我。流亡学生来参加聚会的，只有我一个。他们纳闷：人的举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等到他们了解我背景之后，他们恍然：“这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在外面受的刺激太多了！”
还有立正呢。立正时，两眼平视，下巴与地面呈九十度，挺胸，收小腹，两腿直立，两臂自然下垂，手掌贴于大腿外侧，中指贴于裤缝，脚跟靠拢，脚尖分开，成等边三角形，重心在三角形中间……
据说，这姿势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可以一直站到地老天荒，不移不动。
还有体罚呢，挨打本是耻辱，现在却似乎是……新兵屁股上有疤痕，就像老兵身上有弹孔，自己觉得充实，上级也认为你出类拔萃。兵，越打越皮厚，越皮厚越服从，越服从越勇敢……
有一个小男生哭着告诉同班的大哥：“日本鬼子也没这样打过我。”
“大哥”安慰他：“你长大了打鬼子，捞回来。”
我们除了上课，日常生活和外出活动都听军训教官的命令，军号一响，立刻撒豆成兵。
在阜阳，我前后经历三位军训教官，最杰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叫李人杰。这人的确杰出，所以名字记得牢。他壮气如山，有所向披靡的架势，排球发球时好像盘古抛石头打虎。有时他穿上黄呢军服披上武装带，挂着“校长蒋中正赠”的佩剑，再配上一双马靴，真个人要衣裳，我们认为他多大的官都能当，师长军长总司令都行。那时李校长是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我们的想象力也只到总司令为止。
李教官的工作得心应手，他有某种气质，对跟他打交道的人有不能抗拒的压力。他爱紧急集合、爱训话、爱跑步，受他调理的那一年日子颇不寂寞。他在训话的时候常常骂人，他骂戴近视眼镜的学生“废物，不能当空军”。他骂有些驼背的学生“不中用，没办法打敌人的飞机”。他骂麻子：“简直残废，不能当外交官。”他也骂过秃子，这个天造地设的军人！他恨不得“军管”天地造化。他骂人而人不恨。
李教官人高马大，不仅木马单杠虎虎生风，撑竿跳亦矫如游龙。他的太太似是青岛人，娇小玲珑，真是阳刚阴柔，相得益彰，她常来操场看丈夫表演机械操，一面看，一面啧啧出声，一脸倾倒的表情。
李教官的口头禅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神志昂扬，好像刚刚受过蒋主席的耳提面命。当然，他的意思是，他怎样服从了他的校长，我们也要照样服从他，这是一种神圣的传承。
以前那位教官也强调服从，会用“河伯娶妇”的掌故和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支持他的主张。“如果军队抗议为什么派我去冲锋，为什么不派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李教官的理论比较周密，他说政府办事，由动机到结果，过程曲折复杂，一般人无从体会，只有政府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以拼图为例，这地方需要三角形，你就做三角形，整个图形才拼得成。
他说，那时英德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老谋深算，唯恐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的工业，故意派飞机去炸德国的首都柏林。希特勒大怒，没昼没夜地猛炸伦敦，誓言要把伦敦炸平，反而把英国的工厂码头都忽略了。而德机来炸伦敦时，丘吉尔把英国的飞机藏起来，并不保护首都，后来希特勒想渡过海峡攻打英国，想想英国还有空军，就不敢动手，结果保全了英伦三岛——可是丘翁那时挨了多少骂！
所以你不可有异议，服从始能保证计划的完美。
李教官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炮兵指挥官命令一个炮手轰击前方一座家屋，炮手只发了一炮，就把目标消灭了，可是也流下泪来。长官问他为什么哭，他这才说，那幢房子就是他的家。今天想起来，这个故事颇能引起“悚栗感”，那时候只觉得这个炮手了不起。
多年后我看电影导演拍戏，他找一个演员来，给他一支道具枪，教他居高临下放了一枪，回家。那演员不知道为什么放这一枪，他没看见剧本，后来电影放映，才知道那地方是一幕高潮。那时我想起李教官的“服从哲学”。
为这样的导演拍戏，只有祈祷那是一位好导演，他拍出来的戏一定精彩。如果他指挥你在污泥里打几个滚身，那一场戏是败笔，或者整部影片的水准不入流，那又怎好？可是在那年代，我们没人想这个问题。
李教官常引蒋百里的名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国家始能强盛，战争始能胜利。
李教官是有备而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刁斗”。它是古代的行军锅，用铜打造，可以煮一斗米。到了夜晚，巡更的哨兵敲着它巡逻。刁斗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战斗的工具，这就是两者条件一致。
宋太祖命曹彬准备南伐，曹彬先派了一个人冒充和尚，在南京采石矶江岸盖庙，主要的建材是石头，石块的大小厚薄都经过计算。后来宋兵要渡江攻击，拆了庙正好可以修一座桥。这个故事也是李教官讲的。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人人迷上这句话。那时大家所见只有陆军士兵，拿破仑说“匮乏与困苦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于是以为降低生活条件就是提高战斗条件，挨冻受饿而意气昂扬。我们并不尊敬美军，听说他们在碉堡里铺着毛毯睡觉，他们夜间放哨也用不着口令，身上散发着牙膏香皂的气味，老远可以闻到。美军顾问团的人员天天饮酒食肉，由中国供给，有一次，中国厨师特地为他们烹调了乌骨鸡。乌骨鸡是补品，价钱比普通的家鸡贵一些，但美军人员看了肉色认为鸡有病毒，自己不吃，也不准别人吃，在野外挖个大坑，把所有的乌鸡大餐掩埋了，不听任何解释。我们认为这样的军人不是训练之师。
我们也瞧不起日军。日军的形象猥琐，望之不似英雄。我们也瞧不起墨索里尼，他是希特勒门下不及格的学生。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虽然他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的爱他的国家。一列德国兵在阳台上齐步走，走到尽头纷纷摔下去，因为他们的官长没有喊“立定”。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多么无懈可击！我们是一寸一寸被改造了！我们并不知道纳粹的种种下流勾当，例如他用煤气毒死几百万犹太人，先用“洗澡”骗犹太人脱光衣服，搜刮衣袋里的财物，又从尸体上拔下金牙。我们也不知道希特勒侵占各国博物馆里的名画，不知道他每天吃大量的水果，吃世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免体重增加。
专制始能救中国，我读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写在课本上。还记得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申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
李教官进一步发扬，他说，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专制的神威来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服从政府，干部服从领袖。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保留的。
他伸出手掌：“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当然是五根。
“不对，我说是四根。你们现在看见几根手指头？”
“四根！”大家齐声回答。
“不对，我说是六根。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六根！”
他很满意。“对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
我艰难地学习着，远望阜阳市郊的一座高塔，想象聚沙成塔的格言。
过了二十几年，我在台湾看到一部影片，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片中正有这么一场戏，审判官刑讯被告，问他看见几根手指头。这时候，台湾高唱自由民主，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改变了思想路线，台湾的年轻人看那一场戏，只当是一个笑话。
那时候，我们很认真。放暑假了，我的同班同学李孔思回山东老家探亲，他告诉父母，学校怎样管理学生。他的父亲怎么说？那位了不起的父亲告诉儿子：“无论如何，他们是教你念书，他们要你坐着念，你就坐着念，他们要你站着念，你就站着念；他们要你跪着念，你就跪着念。”
李孔思果然一心向学，学科术科，都是成绩第一。
第二部 4 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
李仙洲驻军阜阳，本是准备到山东敌后指挥游击战，怎么会忽然办学？郭剑青和卢兴两位校友，都曾在一九八五年到济南探访李仙洲先生，两人事后都写了文章。这年老校长九十五岁，担任山东省政协常委。依文章记述，老校长告诉他们，从山东逃出来许多青年学生，来到阜阳，向九十二军军部求助，他指示军部暂时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闻风而来。李氏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既不能使他们正式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应该有个长久之计”。经过反复思考，又和当地士绅一再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创办了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学”。依胥平学长主编的《同学录》后记所述，时为一九四二年春天。
学校成立，山东的国军和游击队首先得到消息，纷纷传扬，帮助有志者成行。各地家长也纷纷寻觅管道，把孩子送出去。学生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校方在距离阜阳县城三十五华里的柴集设校本部（高中部），在离柴集八华里的后湖设一分校（初中部），在县城西关打蛋厂设二分校（初中部），在离柴集三华里的三王寨设三分校（师范部）。学校一面发展，一面向重庆申请改为国立。
本来中等教育由省县办理，国立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一切经费、包括学生的基本生活，都由教育部负责。一九四二年春，成城中学改制成功，定名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二分校教务主任夏岷山先生向我们宣布，教育部核定全校共四十四班，每班四十人，四四不断，我记得很清楚。教育部核发经费，以这个人数为准。
紧接着，校方宣布停收新生，但是后来各班人数都超过了，李仙洲校长想尽办法教养超收的部分。现在，有些同学为校史编委会提供回忆文章，他们班上有五十多人。
有资料说，二十二中成立时，收容学生两千二百人，教职员四十二人，学生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沦陷区，百分之八十五是山东人。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说，二十二中毕业生的总数是一千七百一十七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校友程明光也到济南探望老校长李仙洲先生，事后发表访问记，谈到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的经过。老校长对他说，成城中学改国立，国民政府蒋主席——黄埔军校的老校长没有兴趣，认为既是爱国青年，可以编入军队。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
据程明光记述，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的党国要人丁淮汾、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世往今来，管钱的人坏了多少事，丧失过多少人心，对首长最忠心的是他，可是对首长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弃之不顾的也是他。还是教育部有行政经验，把公费改成“贷金”，钱不是送给学生，是借给学生，将来学生毕了业，能赚钱，再把钱还给政府，或者由政府一个月一个月从他的薪水里零零碎碎扣回去。管钱的人听得懂借方和贷方，这才不再留难。
七十年代，我在台北听立夫先生演讲，谈到战时教育。他说他一向主张收容教育陷区青年，当年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部队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极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也就是陷区）青年的方案，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五万多名中等学校的学生赖以完成学业，大专学生还没有计算在内。
校友傅维宁，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他在《贷款念书》一文中说，他的毕业文凭注明欠交贷金四万八千四百零二元九角三分。这笔钱并未扣回分文。
法币四万八千究竟是多少钱？查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价格史》，一九四三年，这笔钱大约是一个中学教员六十一个月的薪水，到一九四五年，依上海市价，只可以买九百六十个鸡蛋。一九四八年八月币制改革，政府废除老法币，发行金圆券，以旧币三百万元兑换新币一元，八万四千元还不到一角钱！扣还与否，已无意义。在通货膨胀的痛苦煎熬中，流亡学生占了大便宜。
李仙洲懂“社会角色”，常常对二十二中的主持者说：咱们是办文学校，不是办武学校。他以二十二中校长的身份出现时，对地方士绅谦逊，对教师礼遇。学生管他叫总司令，他用更正的语气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不是总司令。”学生聚众起哄时，他表现了忍耐宽容。据二分校同学石磊写的文章说，他们集会要求改善伙食，李仙洲亲自和他们谈话。李说：“你们太让我伤心，我就要到山东去了，你们还闹事，让我放心不下。我对你们，就像两手捧个刺猬，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今天我读这段话，不免凄然动容。
当然，他不可能使师生如坐春风，不能拿他跟胡适之、张伯苓比，你得拿他跟同时代的总司令比。那年月，沦陷区青年抗战热情高涨，迫不及待地四出投效，那年月，邻近陷区的各省都设立了接待站，学生说要抗战，接待人员就把他们送进军队，军队成立学生队或学兵连训练他们。那年月，部队长对能看报会写字的士兵有戒心，但是“疑人要用”，来者不拒。部队长又派人打进他们的圈子侦听伺察，谓之“用人要疑”，处理可疑的分子，原则上又是“宁枉勿纵”。可怜那些大孩子小孩子怎懂得忧谗避嫌，今天这一个，明天那一个，学生队也就是他们今生最后一站了。
且休说抗战时期琐琐碎碎的悲惨了，一九四九年有一桩大惨案，昭昭在人耳目。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你会知道李仙洲这个人难得。
那是内战末期，八千山东青年流亡到广州，山东父老为他们寻找出路，想起李仙洲将军。李仙洲那样尽心照顾山东的流亡青年，同乡的乡情也是一道保障，就把这群大孩子交给另一个山东籍的将领，人家管他叫“小李仙洲”。大家以为大李能做到的、小李也能做到。
估计完全错误！“小李仙洲”把这群孩子接到台湾的澎湖，以铁腕强迫他们当兵，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暗杀和冤狱。戒严军管之下，流落到台湾的山东父老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只能感念抗战时期那个大李仙洲。这件事和我有间接关系，等我在下一本自述中再加细说。
李仙洲校长在阜阳准备入鲁的那两年，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要办个中学，也就办成了，要改国立，也就改成了。可是他入鲁失败了，老校长一生功业镜花水月，唯有“偶然”办了这么一个学校，遗泽绵绵，去思悠悠。我辈何幸，好像他到阜阳来专门为了办这个中学似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消失”第五十一年，老校长逝世第三年，两岸三地的老校友，“从灰烬下觅永恒”，以西安校友会为中心，编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史。善哉善哉！
第二部 5 我一定能带好你们几千个娃娃
进了学校，安顿下来，打听什么时候可以看见校长。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第一次东征、北伐，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的国共之战，皆有战功。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九月，日军由河北西进，志在太原，中国调集大军截堵，中共的第十八集团军编入战斗序列，著名的平型关之战、娘子关之战、忻口之战次第发生。李仙洲以二十一师师长在忻口布防，忻口是太原北方的门户，两山相夹，滹沱河流经其中。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欣然，因此名叫忻口。
忻口之战十分激烈，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挺珍、姜玉贞战死，李仙洲弹穿左肺，身负重伤。国军此役战果辉煌，日军约三万人葬身山谷。李仙洲深以此役为荣，我到阜阳时，九十二军的代号就叫“忻口部队”。
一九三八年，李升任九十二军军长，参加了武汉会战、襄樊会战、鄂西会战。一九四一年驻阜阳。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九十二军之长。李氏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一向追求秩序，服从权威，处事开明公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标准军人。
平时，李仙洲只是偶然到打蛋厂来，每次来，号兵吹立正号，听见号音，知道他来了。机缘不巧，我们正在上课，或是正在野外种菜，或是……总之，看不见他。他也多半到老师办公室看看谈谈，又策马而去。
正式见面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全校在柴集校本部大集合。
这年中英美三国领袖在埃及开罗就处理战后问题发表共同宣言。这年蒋中正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出任中共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宣传提纲”，张道藩发表“我国需要的文艺政策”。这年中日两军在鄂西、湘北作战，德军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盟军在北非大胜，在意大利登陆，美军在南太平洋与日军苦战。岁末，中日常德会战。
这年，私立成城中学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柴集校本部的房舍，本是当地一所小学，地方政府不但迁让了，还在校门外划出一大片田地，供校本部修建操场。我们的大集合，接着上场的运动会，都在这片操场上举行。
九十二军的工兵，为校本部修建操场，还草创了一座大门，门左门右有一副对联：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横额四个大字：众志成城。
这次大集合是当做庆典办理的，除了训话，聚餐，还有运动会，教学展览，晚会。汤恩伯，何柱国，于学忠，几位著名的将领都登台致辞。李仙洲不但登台训话，还检阅了我们队伍。为了这次检阅，我们受踢正步的训练，直踢得腰疼腿酸，夜不成眠。但是，我们很兴奋。
那时，他除了担任国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是九十二军军长，兼鲁西挺进军总指挥，正准备“入鲁”接替于学忠，总揽山东的军政大权。他在阜阳创办的中央军校驻鲁干部训练班，随时可以升格为中央军校的分校。当然，他还创办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站在台上的李仙洲面露微笑，但毫无骄矜之色，忠诚刚毅的气质比平时更明显。
李校长的讲话造成高潮。他说他创办成城中学，用意在纠合爱国青年众志成城，他是以武训的精神化缘办学。接着他宣布成城中学已由教育部核准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感谢山东父老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能带十万大军，也一定能带好你们这些娃娃”。此语一出，掌声雷动，李氏几次举手示意，掌声并不停止，许多同学是一面流泪一面鼓掌的。
我们两千人整整齐齐，站成方阵，走成长蛇，那蜿蜒的队形一眼看不到排尾，确实像是“血肉长城”。我从未和这么多人站在一起，从未参加这么大的组织，未和这么多人有密切的横向关系，在这么大的阵势里，觉得自己也大了，和这方阵同大，方阵里每一人都是我的一部分，又觉得自己渺小，小到长城的一块砖，大厦的一粒沙。或大或小，都使我们兴奋。
这天我们军容焕然，我们的立正姿势不再像木偶，踢正步走分列式声音不再像下饺子，趾高气扬在幻想中合成一个巨人，一个行动呆板排山倒海的机器人，那时宣传家爱说一个人是一枚螺丝钉（装配机器），一个泡沫（凝聚海浪），其实不然，螺丝钉没有荣誉感，我们有。
我想，那时的军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在我们身上成功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人不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人是交响乐团里的团员。团员一定服从指导，但他离开乐团仍然是音乐家。而螺丝钉，若从机器上脱落，就成了垃圾。当然，这其间世事发生了大变化。
这天的晚餐特别丰盛，仍然八人一组，菜增加为两盆，盆里的确有菜，一盆是豆腐炖鱼，一盆猪肉萝卜。这天的馒头也提升为一等白面，而且每人不限一个，尽量吃，也无妨连吃带拿。那些流行唱罗家伦的“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天的晚餐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人在群众之中容易迷失自己，产生幻觉。（所以母亲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让我实实在在记下来，那天我觉得我正是一粒沙，正在等着混合在水泥里做成混凝土。在世界的战场上，中国是一座沙盘，李仙洲是沙盘上的一面小旗，我是旗底下一粒沙。即使是一粒沙，飞起来也眯人眼，落下去也孕一颗珠。每一粒沙都能支撑百丈高楼，千尺长桥。那情怀既自卑又自负，既伟大又渺小。
我仔细看了老校长的脸。传说他的校长受曾国藩影响，常以相法和统驭学配合，看他貌似关羽，可以重用。多少年来我读有关的书刊，很注意他的照片，常常翻看相书，两相印证，思索人的命运怎会写在脸上。关公是个红脸，李仙洲是个黑脸，据说他的校长对他宠爱，有时候叫他“李黑子”。曾国藩把“好脸”分为“同、田、贯、日”四大类，老校长是“同”字脸，脸部肌肉厚实，肤色黑里透红，眼神庄严，目光威猛，忠义的天性淋漓，确有观春秋的那一股气。
后来到底是哪里不对？看相的人说他眼长而清，主官；额阔而长，主寿；面方背厚，主安全。他的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五年以后，一九四七年，麾下这名爱将也夜走麦城。
第二部 6 入鲁并未认真实行?
这年，李仙洲“入鲁”。
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统辖第九十二军的第一四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以及由汤恩伯拨给的第五十六师。另兼鲁西挺进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当地的游击队。大军出安徽涡阳，在江苏萧县附近越过陇海路进入鲁西，移师东指，越津浦路北进，前锋到达滕县山地。
在我们的想象中，“入鲁”应该像李愬入蔡州那样，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切入目的地，怎么大军还没有行动，街谈巷议已喧腾众口，而且日本飞机来到阜阳上空投下传单，投下炸弹，对李仙洲提出警告。我那时军事知识有限，也觉得情势对入鲁太不利了！
那时国军共军已由同床异梦演变为兄弟阋墙。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西谚说：“当敌人在你前面，你当然希望朋友在你后面。”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当他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
一九四三年春天本是入鲁最好的时机。一九四二年中秋节后，日军停止进攻，从各线抽调兵力到山东来“扫荡”，山东的国军共军都有很大的损失。
文史资料说，那时，日军自称他使用的是“蚕茧战术”。大军突然包围一小块地方。把这块地方孤立了，像拉网一样把包围圈缩小了，把敌人消灭在“蚕茧”里。日军控制据点以后，掘壕筑垒，一步一步扩大布置，这个战术使共军的基地减少了也缩小了，基地的面积“一枪可以打透”。
日军“扫荡”之后，从各线抽调来的军队纷纷离开山东，把蚕食的成果交给汉奸看守，那时鲁南有敌伪的据点四百多处，平均每十二个村子有一个据点。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用壕沟联络，壕沟大约一丈宽，两丈深，交叉路口都筑了碉堡式的高楼，派兵驻守，碉堡和碉堡之间守望相助。就这样，日军把鲁南分割成许多小块，使游击队的生存空间狭小，给养输送困难。不过据估计，伪军的这些布置不能抵抗国军。
校长率军入鲁，二十二中的学生十分兴奋激动，大家把这次军事行动看做是总反攻的预演。谁没念过“西望王师又一年”？谁没念过“何日真有六军来”？似乎远在天边，忽然近在眼前。
大军出动后，我们最爱谈的话题不再是功课或女生，而是起劲地交换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有人身受，如挨了日军的耳光；有人眼见，如日本兵用光芒刺眼的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头；有的仅仅看到后果，某某得了个慢性疾病、肚子痛，日本兵用穿着牛皮硬靴的脚踢了他的小腹；有人光着屁股沿街跑，日本兵教唆狼狗扯破了他的裤子；有人携幼扶老变成难民投奔亲友，日本兵放火烧了他住的村子。
那几年，日军在山东多次举行大扫荡，一路杀人放火，搜捕壮丁，前后把四百多万人押送到日本的矿场工场做苦工，压榨折磨，任其大批大批地死亡。同时日军也抢夺民间的粮食，并把用具烧毁或砸坏。如此如此，使人热血沸腾，后方的流亡学生里面，多少受难者的子女或近亲，衔哀带愤过日子，而今入鲁，何等大快人心！
为了入鲁，李仙洲在阜阳办了个“鲁干班”，全名是中央军校驻鲁干部训练班。有一个杨什么，他进鲁干班，不进二十二中。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武学校，他立时呼吸急促，面孔涨红，低声说：“我去学杀人！”他随军入鲁去了，真令人悠然神往。
那日子，军队作战，我们做梦。
我梦见站在城头，城下遍布日军。冲锋令下，我从城墙垛口一跃而下，然后，垛口还有一个我，跳下来，还有一个我……无穷无尽，也不知哪一个是真我。蓦回首，背后并没有一个城，再向前看，前面也没有半个敌人，大地荒荒茫茫，只有一个我，一个真我，只觉得四野非常恐怖，比面对敌人还要恐怖。
和我比肩而眠的刘子豪也做梦，他梦见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去刺日军汽车的轮胎，刺不透，干着急。日本兵没看见他干什么，狼狗倒看见了，只好拼命地逃，拼命地逃，一条大河拦路，他一跳就过去了，可是狼狗也紧跟着跳过来，再一跳，越过了一座山，狼狗正好在山的那一边等着，子豪醒了，喘得像风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只有李广恩笑嘻嘻，他在战壕里射击，用步枪，打着打着变机枪，再打下去变炮，最后变飞刀。
还有别的幻想。九十二军都战死了，二十二中的师生也战死了，死人太多，惊动了上帝。上帝说他们不应该死，为了入鲁何必死这么多人。他一伸手，所有的死者又活了，从地上爬起来，站得笔直，个个胸前挂着勋章，耳朵里听见安灵号。
入鲁的战况报纸上有一点，老师口中有一点，后来的文史资料里有一点。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困兽之斗，未可轻敌，共军新败之后，卷土重来，依然攻坚挫锐。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
入鲁最痛苦的挫折，在峄县滕县一带、共军称为“峄滕边联”的地方发生，杨成武大军由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令人更难接受的是，于学忠的大军也在这时撤出山东，来到阜阳一带，山东境内的抗日武力，已经没有国军。于总司令的总部设在郭寨，“郭”和“锅”同音，对鱼不利，他把“郭寨”的名字改成“水寨”，如鱼得水，图个吉祥。
当时，山东父老的反应是非常失望，大骂蒋介石放弃山东。多年以后，我读到山东史学家李恩涵教授的著作，他研究山东问题，渊博专精。他说，李仙洲入鲁之议，“中央并未认真实行”。
李仙洲总算瞧得起我们这群娃娃，他亲自向师生报告入鲁经过。这一次没有全校大集合，简简单单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二分校，讲话的声音很低，内容简要，点到为止。
有消息陆续由九十二军传来，这次战役的确是硬仗，战线拉开，十几个村子对着打，昼夜冲锋不停，李仙洲的指挥部里满地是未爆的土制手榴弹，事后数了数有三百多个。
现在，校本部学长郑纯阳写了《回忆母校的点点滴滴》一文，难得他还记得，李仙洲在校本部讲话的时候，说出人员折损的数字，共计死亡校官三十六名，尉官三百六十名，士兵八千多人。李氏神情哀伤，师生为之黯然。
入鲁，是李校长一生事功转为平淡的分界线，也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黄金岁月的休止符。九十二军军长换了侯镜如，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长换了郑仲平，入鲁干部训练班撤销。我们认为这是对李仙洲的惩罚。
入鲁是李仙洲的梦，他活在别人的梦里，我们又活在他的梦里，我们自己也会做梦。一个人多高多大，要看他的梦能包容多少个别人的梦。入鲁失败，多少人都得重新编梦。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第二部 7 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
一天下午，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那人戎装整齐，戴少校领章，不认识。
彼此一交谈，我想起来了，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接待过一位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劝我到阜阳来读书，正是眼前这位少校，那时他穿的是长衫，怎么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说他在九十二军工作，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看我，他什么也没问，他是尽知内情的人，一切不必问，俗套概免。他说：“我请你吃晚饭。”
我们进城去，拣一家小馆子。他叫了一大盘炒鸡蛋，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吃蛋，三十年后我见到一块田黄石的时候曾经想起那盘蛋。
主食是阜阳的名产“婆婆馍”。这种特制馒头重十斤以上，用风快的大刀切片出售，意气甚豪。制作时把和好的面放在大木杠底下压紧，放在大锅里文火慢烤，锅底抹油，可能要烤一夜，燃料是麦糠。整个馒头洁白如玉，带着金黄色的底座，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又酥，又松软又有韧性。据说当年宋军在此抗金，一位姓王的婆婆昼夜制馍劳军，尽瘁而死，这才得了“婆婆馍”之名。
他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传教士是假扮冒充的。九十二军准备入鲁，派了许多人到鲁南察看山川形势阴阳虚实，这些人穿着长衫，从事医卜星相各业，别称“大褂子客”，他实在是一个大褂子客。
我绝未想到“对不起”。我觉得他这个“大褂子客”处境危险，令我捏汗。
我有问题，迫不及待。
大军为何不能保密？他说，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不知道是枉来阜阳。他说阜阳是桂系的地盘，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桂系的人常说：“国民党是蓝的，共产党是红的，我们广西是紫的。”李仙洲的行动瞒不住安徽省政府，省府一旦知道，天下人都会知道。
“入鲁”并不是军事反攻，而是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做孙悟空，为何不打游击战，打起阵地战来？
他说这个一言难尽，九十二军是劲旅，但是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国军的训练和装备都不是为了游击战。步骑炮工辎，一板一眼，行军宿营，师部离团部多远，团部离连部多远，有萝卜有坑，老虎不能爬树，大象不能跳高，打游击反而累赘。
保密做不到，游击不能打，“入鲁”岂不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他说你别急：“我是为入鲁来的，入鲁失败，我要到重庆去另谋发展，我要找门路上万言书，请中央训练新军，轻装备，轻武器，能聚能散，能打能跑，以创造发明的精神求战求胜，打破一切陈套成规。只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才可以跟中共争长争短。”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隐瞒他的姓名、籍贯和以后的行止出处。我听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偃武修文，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某地隐居，“圣朝无隐者”，相信那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他都躬逢其盛吧？那一次一次的检讨坦白他一定呕肝交心了吧？可是，他是否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隐瞒了一点什么，居然始终未被发觉呢……
他曾经是传教士，他读过《圣经》。他很健谈，不像一般牧师“以贫乏的教条，对丰盛的生命”。恰好我对宗教信仰也有一些问题。
那时有个名词叫“唯物侵略”。在这里，“唯物”和中共无关，它指那些船坚炮利财大气粗的国家，言必称飞机多少架、军舰多少吨、石油多少、电力多少，极其重视物质力量，强调必须物质力量优胜，战争才会胜利。中国当时在这方面处处不如日本，民心所受的压力很大，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即在“唯物”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只可与日本为友，不可与日本为敌”。所谓唯物侵略，即是指这种思潮。中国的理论家当然有防堵还击，他们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偏偏忘了宗教。
“唯物侵略者”坚持无神，我问这位客串传教士，他读《圣经》，住教会，与信徒交往，他心里到底认为有神没有。他正襟危坐，吓我一跳。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就消失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不需要神，没有神他更快乐。试想，如有人说他不需要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他更快乐，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朋友，没有朋友他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听了会怎样估量这个人？我们怎能承认他是个健全的有境界的万物之灵？我们岂不怀疑他的心灵有某种残疾？
他笑着说，他是冒牌的传教士。这回轮到我认真，我站起来敬了礼，称许他是真正的布道家，他的说辞实在比专业的牧师证道容易接受。他高兴极了，听到这样的评语，他的内疚大大地减轻了。他说：这个传道士是假的，可是他传布的福音是真的。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依我们简单的想法，李仙洲既然进不去，于学忠应该留在里面，中央应该给他更多的补给、更多的责任，为什么要把他调出来？他为什么不等李仙洲接防就先撤出据点？于学忠住在诸城、日照的部队，行军横贯山东全省，由鲁东经过鲁西再到阜阳，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过了两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又和他见了面，他才提出答案。他说，于学忠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和中共结下生死交情，于部在山东和八路军容易相处，撤退时沿途都有八路军护送。他说蒋先生不相信于学忠，从山东敌后来的报告都说于学忠不稳，中央命令他撤到阜阳，有忠贞测验的意思。于学忠也知道自己受怀疑，他不能等第二道金牌。
年轻时发现秘密，年长后破解秘密。战争制造秘密，和平暴露秘密。现在我读李恩涵教授的著作，和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百年大事记，知道于学忠部在山东一再出事。说来难以想象，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扣押副军长林炳珊。旅长徐焕彩逮捕旅长万毅。师长常恩多投共。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和他下面的一个旅长荣子恒先后投降日本。把这样一支军队留在敌后，也确实难以放心。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国军完全撤出山东以后，紧靠国府的这条边骤然缩短，由国民政府成立的游击武力，陷入恶劣的境遇。国共双方都有专书叙述山东抗日的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差别不过是说明战争责任在彼面不在己。
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完全失败。
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后，国军似乎有意把山东夺回来，三番两次集结大军，想和山东共军的主力决战，每一次都损兵折将，创巨痛深，连带把我们的老校长李仙洲也赔进去。
这些年思来想去，我认为一九四三年李仙洲入鲁失败的时候，国民政府蒋先生就应该知道，他的军队无法打败共军。可惜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无法自拔。
第二部 8 师友，在光阴里
教化学的滕清芳老师，那时大概刚刚大学毕业，短发齐耳，天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两者之间有冰肌玉肤。这色彩，我们叫青天白日。
她走路极快，还有女学生的活泼。上课号响了，她人还在门外，朝气先一拥而入。教书倒又老练，语气坚定，态度从容，进度浓淡均匀。
这门课我没学好，现在只记得她三句话，都是题外之言。
那时推行阳历，阳历的月份忽大忽小。我们从小学过一种识别的方法，左手握拳，使手指和手掌之间的关节隆起，用右手从头到尾去数这些关节，来回数两遍，高处是大月，凹处是小月。
滕老师教给我们一个简明的口诀：“七前单大，八后双大”。七月以前，单数是大月，七月以后，双数是大月，至于七八两个月则全是大月。有了这条口诀，大月小月只消略一沉吟就可以知道。它立刻淘汰了握拳头数关节的办法。
我怀疑这是滕老师的发明。以前，我从未听人说过，以后，我认识的人也都闻所未闻。我是尽了推广的力量，口头，文字，屡次介绍宣扬。我对这条口诀的普及似乎颇有贡献。
另外一句话是：她讲到镭，讲到居里夫人，讲到居里被镭的放射线“杀”死。我说：“要是她没发现镭，有多好？”
滕老师说：“那不是有一天照样会死吗？”
一点不错。人皆有死，发现了镭，死了，有镭留下，千秋万世。没有镭，有一天也得死，上寿不过百年。
家乡人常说“吊在这棵树上是死，吊在那棵树上也是死”。于是我们来选树。
有一天，滕老师谈到化学元素互相化合成为种种物质，说了一句：“难怪有人说，‘哲学研究神的意思，科学研究神的方法。’”
这句话轰隆一声，五雷劈顶，把整个化学炸光。我一直在想，神造世界就像庙门口捏面人儿的，把各种颜色的油面揉来搓去，变化不拘。神说要有水，天使用两个氢元素加一个氧元素，就有了水。神指挥百万天使，照方程式配制万物，一声令下，很可能在六天之内完工。
这句话调和了科学和神学的冲突。现在单是菊科的植物就有几千品名，当然不全出于神造，神在太初只造了一种菊，然后菊分布、演化。神造论和进化论也未必一定要你死我活。
那时，这两句话既维系了我对基督的信仰，也强化了我对科学的尊敬。星期天进城作礼拜，我赶快把这两句话告诉了牧师（也许是长老），他像铜墙铁壁，告诉我：“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神的意思，但是不能全知；至于神的方法，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想，如果我把这两句话告诉家乡的翟牧师、杨牧师，他们的反应一定比较有深度。橄榄到了嘴里，总要含一含、嚼一嚼。我觉得，佛教有些中间人物，如济公，如孙悟空，有些中间理论，颇能在僧俗之间摆渡，对佛教的发展有助。基督教则完全排斥这桥梁。
我的化学成绩很差。我和同桌的王文堂，能信口背诵七十几种化学元素（那时好像只有七十几种）的名称、重量和质量，把“神的方法”弄得清清楚楚。考试时，十道题目我只能做四个，想朝文堂的卷子偷窥，遭到严密的防守，我一怒之下离座交卷，不待终场而去。
这一下子后患无穷。后来发生学生罢考事件，滕老师坚持是我主谋，理由是，我已交过一次白卷。我从未料及我在她眼中是这番成色，她也没想到她在我心中的分量。人与人之间，了解实在难。
教数学的何功惠也是女老师。二分校的老师多是胶东人，何老师是武昌人，自有特色。她的丈夫张某，江苏人，个子比她高，高很多，两人若是边走边谈，一个尽量低头，一个努力仰着脖子，很好玩。
何老师的丈夫在阜阳城内开寄卖行，不知怎样“拐”了高中部的一个女生，跑得无影无踪。何老师的肚子越来越大，越站越直，一脸杀气，对负心人焉得不恨。她教书倒是完全不受影响，一面写黑板一面讲解，看侧面像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b，——她个子矮，女子不高多半因为腿短。那时我们学了一堆英文单字难免卖弄，“李圣人”李孔思推测何老师要生双胞胎，因为 baby 有两个 b。
一个单身女子，在这战时，抱着一对吃奶的婴孩，好生使人替她发愁。但是何老师面对生活，毫无惧色。
谁也想不到，这位数学老师点化了我，使我能写论说文。我到了后方才知道，任何一种考试的作文都限定论说，我那点子吟风弄月伤春悲秋的本事并不入时合制。但我从未受过论说训练，直到何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a 大于 b，
b 大于 c，
那么 a 一定大于 c。
她顺口说了一句：“你们作文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一堂课我定了神，只想作文。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其思想骨架就是：
上帝的国大于个人生命，
个人生命大于衣食，
上帝的国大于衣食。
《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看也是同样的模式，推演过程比较复杂一些。
我曾经把代数的许多习题拿来架构论说文，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逻辑。
这年阜阳城内发现时疫。李校长轻车简从来到二分校，先看厨房，后看厕所。那时有一个惯例，大员视察一定特别注意这两个地方，要求厨房整洁，厕所没有恶臭。谈到环境卫生，大家在这两个地方费尽力气。抗战胜利，这个惯例无形中废除了，开始讲求布置礼堂和“接待室”，风气变易，见微知著。
操场旁边、接近教室的地方有几口水缸，炊事班每天烧些开水倒在里面，供学生饮用。每天早操后、晚自习前，同学们拿着搪瓷漱口杯叮叮当当抢开水。这天李校长吩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开水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此语一出，开水用之不竭，脚气疥疮都烫得舒舒服服。木柴消耗激增，事务处大伤脑筋。
这天傍晚，我和徐秉文蹲在水缸旁边，一人一只碗，想象茶馆。我们连喝五大碗，痛快淋漓。喝足开水果然百病不生，喉痛、眼角发炎、大便干结，小毛病一一不药而愈。奇怪的是喝了那么多的水，一夜也不必起来小便。
这时，滕老师陪着何老师出来散步，孕妇需要散步。滕在说话，何在静听。夜色已浓，人影模糊，根本看不清也听不见，我们凭感觉。“感觉”这东西有时不可思议。
我们趣味盎然地看着她们。那时我们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注意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了解这喜怒哀乐的背后。少年十五二十时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人到中年就喜欢窥探要人的世界，采集政坛内幕官邸秘闻，及其老也，努力窥探上帝的世界，思索天道命运等等。
我们望着分校主任张秀峰老师和她们交会走过。张主任瘦高苍白，“秀”诚有之，“峰”则未能。他是胶东人，但“官话”说得不错，“精神讲话”句句深入人心。
徐秉文说，滕老师望着张主任，“用眼睛笑”。
我不信。眼睛怎么会笑，再说，你又怎能看得见。
“月亮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球反光。我看见光在她的眼球上如何跳动。”
秉文比我小一岁，可是这些地方比我先进。一年后，学校迁陕西汉阴，早熟的秉文首先出了状况，用今天的病名来形容，大概是患了忧郁症。
两年后，张秀峰主任、滕清芳老师两人结婚。那时我已离开学校，远远听到消息，心中也曾暗暗祝福他们。
四年后，我有机会学习文学写作，受“观察”训练，时常想起秉文。操场夜晚星光下，他见人听未见，正是观察的功夫。
第二部 9 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
在冬天和春天交界的地方，密密的排列着无数文人雅士，他们歌颂风的温度、水的声音、树枝的颜色，陶醉在温馨的感觉里。我猜，这些人都没生过疥疮。
依我们生疥的人来说，“腊尽春回”是烦恼尴尬的日子，夜半，梦中，“下意识”指挥你抓那些疥疤，抓到醒，抓到出血，“越抓越痒，越痒越抓”，这就是春的消息。
疥虫也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它们在你的皮肤里穿凿隧道，造成奇痒。你伸手去抓，这就上了它的当，它布下陷阱，等你的指甲帮助它扩充地盘。虽然你十分明白后果，你还是把那些透明凸起的、粟粒一样的小泡抓破了，黏液流出来，溃烂开始。可以说，疥疮是由疥虫设计，由你自己施工。可是，我怎么能不抓呢？有知识，没有毅力，结果知识没有用处。“恶性循环”这个词语就是那时学到的。我像那些赌徒，明知必输还要下注。我像一个暴君，明知道“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还是要镇压。我像一个吸毒的人，明知道将来身败名裂还是无法戒绝。午夜梦回，我觉得（当然，基督教早就这样告诉我了。）人生在世真是可怜。这就是我们的迎春曲。
我的疥疮在学长们的密切注视下发展，他们每星期都查问我的病情，常言道“能跟生大麻疯的同床，不跟生疥的邻墙”。我们这些生疥的人彼此之间冬天只隔一床被子，夏天就肉袒相撞，无从防御，也不能隐讳。疥疮是我们的烙印，我们的刺青。任何一种共同点（无法避免的共同）都能生出“大我”的感情，即使是某种隐疾。
疥在我身上所走的路，和那些学长的经验完全相同。“疥是一条龙，先在手背上行，腰里转三圈，腿弯儿里扎老营。”学长们对我的亦步亦趋似乎颇为满意。疥疮由红肿的硬块转为白色，在发烧中柔软，奇痒难熬，然后化为一泡脓血，再逐渐结疤。这是“纯种”的疥疮。学长们以“鉴定”和“认可”的态度告诉我，每天穿衣之前要在衬衣里垫纸，如果让脓血黏住了衬衣，晚上就难脱下来。最严重的时候，仿佛全身有一层硬壳，可以归入螃蟹族类。同班同学刘宗元，脓血从裤管下面流出来，漫过脚面。昼夜痛痒，神魂不安，咬着牙上课，家乡来人叫他回家，他一口拒绝。
慢慢地，我也有了后进。这才明白，看别人在我修好的路架好的桥上通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欲望。任何一种痛苦的生活，即使是监狱和妓寮，只要有新人跟进，资深者所受的折磨都可以化为成就感。支持人们熬下去、熬出来的力量似乎是：向前看有光亮，回头后继有人，所以，“最后一个太监”就他个人而论，实在不胜其悲哀。
训育主任杨善庭老师为灭疥出力最多，他主持过几次大规模的行动。他弄到一批臭烘烘的化合物，名叫硫酐，又以军用征收价格买了许多高粱秆，学生以班为单位，在院子的一角，靠大礼堂和围墙遮蔽，燃起一堆营火，生疥的男同学脱光衣服围着火焰烤身体，一面烤一面擦药。几堆通天大火四周围满了赤裸裸的男丁，又笑又叫，身体扭动出各种姿势，火光闪闪，印在墙上的影子活像一群原始野人跳舞。
每逢星期天早晨，他带队，医官备药，我们浩浩荡荡直奔阜阳城内的澡堂——荣华池或是龙泉池。这一天，澡堂敬谢普通浴客。澡堂子能治鸡眼、脚刺、趾甲横生，能治闪腰、落枕甚至接骨，可惜不会治疥。我们自己把疥烫软了，揭去疮疤，冲洗脓血，然后涂上药膏，算是完成了一个疗程。
人生在世，什么权利都有人放弃，什么好路都有人懒得走，如果你命好，旁边会有个人喊着你、推着你，把权利硬塞进你的怀里。通常这个人是老师，所以失学是一种不幸。想那星期天洗澡的机会得来不易，杨主任带着公文，惊官动府，才以“劳军”的名义争取到手。不料集合出发的时候偏有人赖在床上不动心。杨主任亲自到各宿舍察看，逼迫所有的人参加，他说健康重要，能保持一分算一分。
我全身有疥，唯独那男子最紧要的地方始终完好，使同寝室的某一位先进深表遗憾。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在澡堂里，他玩弄着他的隐私，喟然而叹：“如果这地方留下了疤，我怎么让我的老婆相信我没生花柳病？”他结过婚。
他想到一个办法，向我说：“你要给我写一张证明，证明我这里确实生疥。”
似乎义不容辞。我想到医官，他面无表情，用鼻子说话，不好商量。想到护士，她高头大马，豪迈如男，可是如此这般的事我们到底不好意思。我的证明有效吗？我不是医生啊。
证明云云，那同学没有再提，想必他那地方没有结疤。
灭疥运动是“男人的事”。营火疗法仅限男生使用，理由显而易见。那时没有女子浴室，公共澡堂不接待女客，也无法保持女子的隐私。这等事如果女生沾边，好事之徒会哄传酿造成一大丑闻，舆论攻击、教育部彻查、势将接踵而至，那时的风气尺度如此。惊世骇俗的事也要有人做，那是革命家社会运动家的事，不是教育家的事。
那时候，我们没听人说过“性别歧视”，校里校外也没人谈过“女权”。那时为了支援抗战，人的一切权利都在压缩冻结，三八妇女节特刊也只谈牺牲奉献。历史上的夫人城，娘子军，当时的杨惠敏，黄八妹，形象高举，也是为了激励男人，其意若曰：“岂不愧煞须眉？”没有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社会上减少许多问题——表面上问题少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多些。有了女权运动、人权运动，表面上问题多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少些。
治疥也像读书，不能全靠“上课”，还得殷勤“自修”。同学们来自东西南北，东西南北的治疥单方都汇集在打蛋厂里。
对日抗战那几年，在山东安徽河南一带，最时髦的儿童玩具是子弹的空壳。手枪的弹壳可以当坠子，步枪的弹壳可以做哨子，迫击炮的弹壳可以做笔筒，倘若偶然得到大口径的炮弹空壳，——这时不叫弹壳，尊之为炮筒——，那时连他们的父兄都忍不住加以没收，断然把道光年制的瓷瓶挪开，郑重的安放在客厅里，插上些月季花，听亲友啧啧叹赏。
到了我们，以我们的年龄和生活环境，我们需要真正的子弹，未经发射的子弹。我们需要用里面的火药治病。用火药治疥，治痢疾，治疟疾，治消化不良。火药可以杀病菌，可以驱病鬼，“医者意也”，这意思，也许是由战时对火药的崇拜而来吧。那时阜阳“村村皆营，户户皆兵”，弄几颗子弹容易。
那时有医无药。举个例子：在学校的预算里，我们每人有一块钱的医药费，可是一粒奎宁丸的售价是一百元。墙根下，向阳处，只见排列着由嘴唇到小腿抖个不停的病号，直到抗战胜利，我没见过奎宁。
幸而有火药。火药火药，不是一样有个“药”字吗。火药有不同的形状，漂亮得无可形容，多年以后，我才找到恰当的比喻，有的像黑色大理石的石粉，有的像碎钻。子弹的造型也迷人，我们一面念英文，一面放在手中摩挲，那尖头的，像天主教教堂的塔顶，由此直上，是十字架，是九霄天听。郊外文峰塔是阜阳一胜，塔那有子弹好看。到处有文峰塔，怎么没有武峰塔，武峰塔该照子弹的模样也造几座。
“我们都是神枪手，一枪一个打死日本狗”。这么哼着，把子弹放在饭袋里。到了星期天，第一件大事就是从子弹里取出火药，拌在凡士林或是猪油里，去“轰炸”可能致命的疥癣之疾。那时，我们已念过牛顿，并且知道爱因斯坦，可是在医药方面我们活在“巫医”的时代。那火药，不过是我们的符咒。我们糟蹋了许多子弹，幸而无人中毒死亡。
有人说，他家乡治疥是喝生蝌蚪。有一阵子宿舍教室的窗台上摆满了饭碗，留些蝌蚪在里面游泳，天天换水。三天以后，这些小黑虫的肠胃（如果它们有肠胃的话）都冲洗干净了，我们捧起碗来一饮而尽，事先加一点醋，预防呕吐。据说蝌蚪性寒，疥虫性热，以寒祛热，符合医理。喝下去，凉飕飕，滑溜溜，像喝切碎的凉粉。
“水银擦疥有疗效”，说的人说过也就忘了，听的人也不认真，反正没地方弄到水银。但是竟然出了两位实行家，立即写了家信，不久，回信来了，拆封时不小心，水银从牛皮纸信封中漏出来，四周马上围了一圈艳羡的人。俗语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过仍然可以把沾了水银的泥土挖起来当做药用。现在想想，这也是一件极危险的举动。
疥药的药方最多。这是因为：若不提高卫生水准，疥疮无药可医，人对“绝症”偏偏又抓紧治疗，连“庸医”也勇于一试。治疗是一种奋斗，也是一种安慰，一个个药方轮流用，日子好过一些。我们总算体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第二部 10 将门子弟品尝抗战滋味
阜阳大军云集，高级军官很多，地利人和，纷纷把子女送进二十二中读书，我们这批“叫花子学生”竟有许多同学是权贵子弟。
我入学后第一学期和蔡景明同桌，他父亲是九十二军的军务处长。景明兄的脸形圆而近方，有一双诚恳明亮的大眼睛，口大唇薄，辩才无碍，为人敦厚热情而又敏捷，助人无数。只是身材中等，脸上又有几粒雀斑，未能成为“大哥”。
第二学期重排座位，我跟聂锡珊同桌，他的叔父聂松溪是一位师长。锡珊瘦高清秀而烟瘾颇大，看他青枝绿叶往上长，一身烟味，我们叫他“烟叶”。
有一天，我出入校门，看见张秀峰主任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来者是一位姓柴的师长，亲送他的儿子柴国垣入学。又有一天，李仙洲校长来二分校视察，他走进行列注视每一个学生，张主任紧跟在后面。他们走到王孝敏面前，张主任特别介绍：“这就是王xx先生的女儿，”李校长停下脚步，露出微笑。她的父亲也是高官。
那时有个牛锡龄，一身肌肉丰满，弹性极好，我们还不知道那就是“性感”，戏称他“女孩子的坟墓”。他每天睡眼惺忪，睡眠严重不足，因为晚间约会太多了。他的哥哥是师长。有一个同学病了，躺在宿舍里发烧，也不知哪一军哪一师的参谋长来看他，送他进医院。听他们交谈，参谋长居然是他本家的侄子。
那时阜阳警备司令叫李鸿慈，他的小弟弟叫李鸿志，瘦小伶仃，沉默寡言。常有杀人的布告贴在校门旁边的围墙上，由李鸿慈署名，你怎么也没法和鸿志联想在一起。有个女孩，据说是李仙洲的孙女，或者并非嫡亲，但是她的方脸，厚唇，黑皮肤，长相颇有继承之处，教人一看见她就想起她的祖父。
最出色的一个，当推于学忠上将的侄女于允兰，身材高挑，有古典美，是众家男生心魂所系。那年代，漂亮女孩子多半不用功，而于允兰功课很好；功课好的女孩子多半脾气大，目中无人，而于允兰屡次帮助陷入困境的同学。
除了抽烟，将门子弟还有几项特征，例如，他们不捉虱子。
星期天，我们捉虱子。
虱子的形象似乎不坏，一位亡国之君说“形似琵琶”，我说似芝麻，似皮囊，尖牙利口插进衣缝里，白胖饱满的肚子留在外面，似一粒上品的白米。它们脚上有钩子，想把它拉出来还真不容易，性急的人就用牙齿咬衣缝，咬炸了它们的肚子，爆竹似的连声响，嘴角一抹血痕。
那时我们穿军服，人民手中线，丘九身上衣。把军衣翻过来看里子，衣缝宽，针脚大，正是理想的虱子窝。这个星期天清场，下星期天又满座。
在一个产生虱子的环境里，虱子是捉不完的，这层道理，我们那时倒也懂得。虱子不但前仆后继，而且把幼虫和卵藏在棉絮里，如果你把虱子消灭得干干净净，也就没有棉衣可穿了。所以，捉虱子也像日本人扫荡游击队，或是警备司令部取缔奸商那样，不求甚解，明其道不计其功。
有些将军把家眷安置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每天走读，不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这些人身上可能没有虱子。有些将军在任所带眷，子女住校，这些同学周末回家，洗热水澡，换内衣，母亲替他们捉虱子，每个月换一套新军服，这些人身上偶然有虱子，不足为患。
没虱子的人对满身虱子的人观感如何？他们从来没有抛下白眼或皱几下眉头，也没有故意躲闪隔离。回想起来他们都有严格的家教。
星期天，我们写家信。当然，“他们”不写。
说实话，那年龄，并不懂得想家。但是家信依然想写，非常想写，想用家信来确定我已离家，来“享受”我已离家。想象家里没有你，家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读你的信，来证明自己长大。
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好多好多土地。政府撤退的时候，吩咐邮局留下，日本人来了，也仍然让邮局原有的员工照常工作。日本占领区（沦陷区）和国府统治区（后方）继续通信，只是断了汇兑。想必这是经过万国邮联的安排。
日本军队只知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它的统治技术却非常粗劣，法网恢恢，疏而多漏。占领军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家庭从未举行调查登记。邮检制度当然有，我们也畏忌，生病的虎狼依然是虎狼，家长希望收到孩子的信，却又叮嘱孩子不要写信；我们爱写家信，却又忍着，戒烟似的犹疑不决，发誓这是抗战胜利前最后一封，但是第二天……
总得有个地方让家长回信。当然不能写二十二中学。可以写打蛋厂，可是这么多信向打蛋厂集中，万一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呢。有些同学就自立门户，例如我，捏造了一个“德茂茶庄”，信来了，阜阳邮局一看，并没有这个茶庄，就知道是我们搞鬼。
家长经过的忧患多，写信更小心。有个同学收到信，地名不相干，笔迹没见过，拆开看，白纸一页，包着大钞一张。这同学一看就明白了，父子连心，无须言传。大钞代信，既安全又实惠，这就是“万金家书”。
阜阳是非之地，“邪门歪道”多多。有人告诉我，用明矾水写信，看不见字迹，经过烟熏火烤，笔画才显露出来。有人说用阿司匹林的溶液写信，依然白纸一张，对方拿蘸了酒精的棉花一擦，文句清清楚楚。还有人主张用尿液写信。我觉得用这个办法到小学去表演魔术倒是很讨好。不过我从来没有试验过。
那时寄封平信也得到邮局，偌大西关并没有一个邮筒。我们的家信是托星期一进城买菜的同学行个方便，邮费交给他，他没有买些邮票存在手边的习惯。有一次，笑话发生了，某一位受托的采买同学把所有的邮费集中起来，好好地吃了一顿阜阳有名的刘家烧饼，动机很“雅”：他从国文老师那里听到殷洪乔为人寄信的故事。（洪乔把所有的信丢进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发觉，教育的“结果”未必就是施教者预期的“效果”。
那时我们生虱子，喂蚊子，蹲在风沙中吃抗战八宝饭，敲开护城河的冰层洗脸，我们对这些“系出名门”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期待，我们都不知道选择前景开阔的人曲意结交，他们也没有结合成小集团制造影响。那时，我们在长大，但是年纪还小，还不够大。
第二部 11 这样那样，渐渐长大
国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的主任张秀峰是胶东人，他延揽推荐的三大主任都是胶东人，重要的教职员也多半是胶东人。外人说，二分校是“胶东帮”。
各分校和校本部的人事有地域特色，鲁西鲁北鲁南都有。外人说，李仙洲办这个学校，心里想的是整个山东，鲁东鲁西鲁南鲁北的人都用，他的声望和亲和力也就及于山东省的每一角落，这也是出主山东的预备工作。
教务主任夏岷山老师兼教英文。他平时说话，胶东口音很重，夷本银（日本人）、夷本狗子（日本狗子）、乖家（国家），乍听实在难懂，可是英文发音纯正，教学时特别注意发音。那时没有录音机，学发音教发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时一般教材枯燥，英文课是沙漠绿洲，潘多拉提着箱子下嫁人间，小气的老太婆变成啄木鸟，太阳和狂风抢着脱一个人的大衣，都好比夏天的瓜果，秋季的枣梨。
那时没人想出国，但是念英文自成风气，天没明，起床号没响，校外田野里，一片人影书声。大家相信念英文必须高声朗诵，用听觉帮助记忆，也训练口舌肌肉，这就得到野外散开。
念英文的表情声调该是二分校一景。握拳挥舞的，喊着 win or die，仰脸向天的，喊着 god knows，东指西指怒目而视的，喊着 you dont say so，以足顿地的，喊着 thats enough。一遍又一遍，重复也是学习的秘诀。那腔调可就复杂了，有鲁东英文、鲁西英文、鲁南鲁北的英文。
《怒目少年》出版两年后，中国大陆出现“疯狂英语教学法”，念英语要大声呼喊，用肢体动作配合。倡道者说，这样学进步快，那时，中国各地学英语的热情高涨，疯狂教学法能宣泄、满足这种热情，立即风行。我想，这位良师的创意，莫非和《怒目少年》有些因缘？
再过两年，我从电视中看见疯狂教学的画面，教师站在高台上示范，台下广场千百人同气同声、追随响应，仿佛“文革”盛期群众手挥小红书喊万岁的情景。看来“法不孤起”，群众运动变质不变量，也许才是疯狂教学的父亲，《怒目少年》只是母亲。但愿人人有志竟成，果然学通了英语。
我们念着念着，有时走了神，忘记自己在干什么。李孔思翻来覆去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拍他一掌：“这不是英文。”他愕然，“罗兰夫人是法国人，当然不说英文。”
眼睛从来不看脚下，难免踩坏庄稼。等到庄稼长高，就会把我们逼到河堤和乱葬岗子上去，踢着白骨，草鞋底夹缠着死人头发。
英文使我们有新的想象，而想象是我们的娱乐。有人说英语的语言是从中国传去的，book 就是中国的“簿”，这个说法非常好玩。赵景琛把“银河”译成“牛奶路”很受讥笑，可是我们认为“牛奶路”新鲜有趣。再没有别的功课能这般讨好我们，即使国文也不行。
就算是英文课，也并非永远柔和，我们读到“斯巴达的训练”。
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全民皆兵，政府绝对控制人民的生活，人人克禁欲望，勇敢尚武，为达成国家的目标以生以死。小孩子如果怕黑，父母就把他关在黑屋子里，直到他不怕为止。孩子长大了，随军出征，父母的临别致辞乃是：若不能胜利凯旋，那就战死沙场！
这个样子的斯巴达，烈火一样烘得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日本人写的一篇小说传到中国，题目是《支那妇人》。这篇小说写一支日军奉命出征，车站上送行的场面热火朝天，这些官兵的家属个个兴奋激昂，唯有一个老妇拉着幼子的手哭泣，群众对这老妇的表现非常不满，指责她是“支那妇人”。（只有中国女人才这样自私软弱！）老妇对公众说，我一共有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在圣战中捐躯，我引以为荣，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现在轮到我的幼子，我勉励他拿两个哥哥做榜样。可惜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我不是为他哭，我哭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可以献给国家！群众前倨后恭，高呼大和之母万岁。
我们渐渐长大，这篇小说使我们又羞又怒，在斯巴达精神之前，我们又只好承认比日本落后。中国人必须比日本人更“斯巴达”，才可能救亡图存。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文化发达、政治民主的雅典抵挡不住蛮族征服，“像一只精美的水晶瓶撞在岩石上”。至于斯巴达，当然是不会灭亡的，我读“斯巴达训练”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个国家还在希腊半岛上称雄。那时候，并没人告诉我们斯巴达不久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倒是雅典文化遗泽百世。
那时有位同学叫宋捷军，也是胶东人，练过功夫，打过游击，书包里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风“大马流星”，也就是粗线条，不拘小节。他有一些特别的资讯，他告诉我，在战场上，英美的红十字会人员来救德国的伤兵，那伤兵开枪把医生护士打死了！他不要敌人怜悯。他说美军的伤兵满地乱摸，摸到了电话线就掏出小刀来割断，这时，通信兵必定立刻出动查线，那伤兵就躺在电线旁边等人来发现他。这怎么行！电话不通，岂不要贻误戎机！
那时我一直点头称是。
就在这时发生了常德会战，算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抗战战史，我读到王平《抗战八年》，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话》，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这些书对某一战役的记述互有详略，可以互相补充。
常德在湖南西部，号称“荆湖唇齿，黔滇要隘”。和去年的宜昌会战一样，日军希望能继续西进，压迫重庆。会战从十一月二日揭开，十二月十三日结束，国军以四十二个师投入战场，山东籍的将领王耀武、李玉堂都参加了战斗。
起初，战事在常德外围进行，我们没十分注意。那时我们能看到的报纸，只有阜阳出版的《淮上日报》，四开一张，电讯很少。后来日军直接攻打常德，大炮、催泪弹、轰炸机一齐上阵，守城的师长余程万率部死战，吴培申老师天天讲述战况，我们才知道常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余程万将军在常德打了二十一天，其中八天是巷战，一度撤出城外，由第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协力收复。守军弹药用尽，以木柄铁矛守城拒敌，把阵亡官兵的衣服脱下来穿在稻草人上，迷惑敌人的空中侦察。十二月十三日，国军把日军完全击败，城内只剩下余程万和三百残兵，满脸血痕。余部的三个师长都阵亡了。
吴培申先生真是个政训天才，他温良恭俭让，说话没有埋伏擒拿，却是让你服服帖帖，刻骨铭心。他是二十二中的完人，没有一个学生对他有半句遗憾之词。我至今不能分析他怎么办得到。
会战中，余程万一度撤出常德，丢弃了满地的伤兵。蒋主席对这件事情大为不满，在军事会议上点名申斥余程万“不配做长官”。余军长为此心情十分紧张，在座的将领都深受影响。下一步，方先觉守衡阳，守了四十七天，直到日军杀进他的指挥部，他始终不敢离开。
这一件事始终没人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总是这样，告诉你一半，留下一半。
常德会战之前，青年远征军来二分校招兵，走了一批同学，人数不多。会战后，空军学校和海军学校都来招生，学生的反应就热烈了。那时中国的空中武力依靠美国志愿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自己的一些运输机像地面居民一样，听到空袭警报得赶快逃开。那时的海岸线、港口全在敌人手里，中国已没有战舰，海军总司令部设在群山之中。“这种地方需要我”，许多人挺身报了名。
那一阵子我们忙着给从军的同学题字留念，最流行的句子是“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作者佚名），还有“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罗家伦）。我写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勇者乐迅雷风烈”，只能算是集句，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倒也传诵一时。
那一阵子我们有些豪气，吃“抗战八宝饭”的时候没工夫想“吃得快了得盲肠炎，吃得慢了得胃溃疡”。往时，菜盆里偶然有几片肉，其薄如纸，面积如纽扣，浮沉如游鱼，惹你的眼睛睁得比肉片还大。那一阵子还真没人在乎那几片肥肉。
我们是长大了。
这里牵涉一本书，《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著。
那时，《生活的艺术》分成上下两册，我们弄到一本下册，辗转传阅。印刷用的土纸经不起磨损，书像一块冰一样开始融化。
没人见过上册，也说不出这下册是哪里来的。书是稀有之物，连教科书都不齐全。没人教我们利用图书馆，我们也还没学会逛书店。后来发觉只有左派热心“课外阅读指导”，我们的老师不来这一套，因为课外书大半跟中共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这样保护了我们，也局限了我们。那时中共在淮北的工作大有成就，杂志不知办了多少。一九五零年我在台北卖文惹祸，被保安司令部叫去“了解”，跟我谈话的人对当年淮北情况熟悉，把左派刊物的名字一本一本举出来，我实在闻所未闻，连中共当年全力传布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著），我连封面也没见过。
因为耳目闭塞，《生活的艺术》上册没看过，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们非常喜欢林氏的文笔，可是谈到生活，他那致命的精致实在教吃“抗战八宝饭”的人受不了。例如他推许明代文人屠隆的生活；焚香时“慢火隔纱、使不见烟”，香薰透衾枕，“和以肌香，甜艳非常”。那种生活似乎很“可怕”。常听会战发生，我们一个个变成斯巴达人，有人跑了七千里路弄到“上册”，问我要不要看，我竟摆一摆手，算了。
我这个轻率的决定大错特错。多年后读到“上册”，才知道和下册不同，下册谈的是技术细节，上册谈的是人生哲学，在斯巴达之外，人对生活对社会还可以有另一种态度，实在是我老早应该知道的。斯巴达式的人生观可以用于战时，不能用于平时，可用于工作，不能用于闲暇，可用于青壮，不能用于终生，而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环境改变，这苦头可就吃足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都是“只读一本书长大的”，而这“一本书”，又只读到一半。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人该融会各种不同的学说，欣赏不同流派的艺术，承认不同地域的风俗，容纳各种不同的个性，读各种政治立场的报纸。这些，没有人教给我们。
而这半本《生活的艺术》，我自己要负责任，却是怨不得别人。
第二部 12 都是生物惹的祸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们埋头准备考试，忽然眼前发黑，起初以为是营养不良的例行现象，接着听见空中有奇异的响声，如崖下怒涛，如天外闷雷。就在这时，教室里飞进来许多蝗虫，窗外檐前，蝗虫像瀑布一样滚滚而下。
没法子估计究竟有多少蝗虫。它们由微山湖一带出发，越黄泛区，奔河南，波及淮上。它们飞行的队伍像肮脏有毒的云层，无边无际，遮没了地平，太阳只剩下惨白的影子。你出门，它们钻进你的脖子袖子，你做饭，它们拥入你的锅中灶底。它们压断树枝，压塌草棚。当然，更教人痛苦的是吃光了庄稼。
蝗虫有一张宽阔的嘴，上下两排刚锐的牙齿，落地以后齐头并进，且走且吃，从来不停，好像从来不饱。所到之处，消灭一切绿色，留一个灰溜溜的荒原，农夫的春耕夏耨，忽然成空，徒然手上磨起了一层茧，背上晒脱了一层皮。它们且吃且走，顺便产卵，为来年留下祸根。虽然它们不吃毛茸茸的叶片，农家还可以收成少许豆类，但来年无可避免有一个悲惨的春荒。
农民怎样对付蝗虫？他们用的是相沿千年的老办法。白天，在田亩的一端挖沟，另一端两侧站人扯起一条绳子，两人摇动绳子把田里的蝗虫赶进沟中，填土把它们活埋了。夜间，在地头上堆柴生火，利用“飞蛾投火”的习性烧死它们。连老妇和幼童也上阵，拿着用树枝扎成的武器拍打，咬牙切齿，满地都是蝗尸。他们昼夜战斗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蝗虫太多了！太多了！
还有一个办法。飞蝗虽然成万成亿，却不是一盘散沙，它们有队形，有方向，行动一致。它们不掉队，不打内战，也不各行其是、另立山头。它们可以一日之间铺天盖地，一夜之内无影无踪。这太奇怪了，于是农人相信它们有领袖，有纪律。蝗的最高领袖叫“虫王”，据说比一只鸡还大，脸形像马，是一尊虫形的神。农人在阡陌间摆下香案，全家汗泪交流，叩头无数，祈求虫王慈悲。蝗虫终于离境，可是它们也把农人赖以活命的禾苗收拾得干干净净。
蝗虫过境的那天，我为农人心酸。明知必败，仍然战斗；明知无灵，还要祈求。就这样，他们在绝望中奋斗了几千年。这次飞蝗北来，想必鲁南家乡也是灾区，千郭万家，或许也要对着冥冥长跪不起，一任成堆的蝗族淹没了他的双腿。
蝗是排了卵才飞走的。卵一窝一窝产下来，每一窝几十个，来春孵化了，蝗增加了多少倍？那时将有多少人口多大面积受害？我太忧愁了，不能祷告。
那时有一门课，叫做“博物”，内容包括初级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遍地蝗虫之时，我们听老师讲授“飞蝗”。
他说，我知道你们恨蝗虫，怕蝗虫。现在暂且把你的恨你的怕放在一旁，现在用你的冷静、你的客观来观察研究，放弃个人的感情和成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他说，飞蝗的害处太大，一定会被人类消灭，先进国家早已灭蝗成功，学动物学的人只能看图画，看标本。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你们是最后一代看见活蝗虫的人。蝗虫是灾害，也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学习。
一席话说得我们有了意兴。在他的指示下，我们每人抓了一个蝗虫来反复谛视，看它为什么属于直翅类，看它的口器构造，看它的复眼和单眼。这才看清楚它的触角像两条鞭子，身上有黄、褐、黑三种颜色，飞行时前后翅摩擦，有嗤嗤啷啷的杂音。我特别注意它的前胸，前胸很高，有一条笔直的脊线，露出高傲自信的神态。我想，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骄傲，你这罪大恶极的害虫，不久就要断子绝孙。我又想，高等动物才有这样的神态，蝗虫虽是昆虫，却也进化了百万春秋，才体会到生命的庄严，怎么误入歧途，以作践人类的庄稼为生，也实在太可惜了。
说到产卵繁殖，老师说蝗的幼虫叫蝻，蝻有天敌，明年春天“蝻”孵化成形的时候，会被一种黑色的小虫咬死，所以，阜阳明年应该没有蝗灾。天意灭蝻，农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给这种黑色的小虫叫“气不忿”，意思是看不过去，要打抱不平。蝗虫把老百姓欺负得太惨了，我看不惯，忍不住，要插手管一管，“气不忿”这个名字包含着农夫的感激与幽默。
“博物”这门课很枯燥，全靠死背硬记，难得他旁征博引。他告诉我们：“枭食母”是捏造，“羊羔跪乳”是附会，“腐草化萤”是误会。
讲到白杨树，他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是白杨木做的，西方人说白杨树有罪恶感，树叶没有风也瑟瑟地抖。这也是西方人的附会，事实上因为它的叶柄半截方，半截圆，这方圆交界处极弱，为了支撑树叶又得硬挺着，由于力学上的理由，叶片不能稳定，白杨在耶稣降生以前就是如此。打蛋厂外白杨成行，他派几位同学出去采集落叶，当堂人手一片，仔细观察。这片叶子我夹在笔记本里保存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我们处境急变，废书不读……
狐狸狡猾倒是不假。他说，狐狸会清除身上的跳蚤，它衔着一根树枝下水，在水里把树枝高高举起来。跳蚤怕水，朝没有水的地方跳，最后集中到干燥的树枝上，狐狸把树枝丢在河里，自己游上岸去，这一手连猴子都不会。
整本博物最后一节讲的是“人”，他能引用马克思：“人是动物学最后一个名词”，他很“博”，还能继续说，“人”除了动物学里的人，还有伦理学里的人，还有社会学里的人，“人不仅是动物学的最后一个名词”。
这样的老师何可多得？但求全责备，他不是教育家，由衷藐视我们这些“破烂青年”，有几位同学在城里大街上遇见他，听到的是如下的责骂：“看你们这个模样，简直是叫花子！你们怎么有脸进城？”
那时我们军服已脏已破，因营养不良已瘦，因在烈日下暴晒已黑，生疥的脸已数日不洗，流脓的腿弯已难以支持体重，我们的外形确实如他所说，但我们不能原谅他。
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感激，刚刚学会忌恨。
他太喜欢说话。我入学报到的那天，发言责备教务处帮我作弊的人，就是他。报到的事本来与他无涉，可是他喜欢“信口雌黄”，有一天终于出了状况。
学校弄来一块地，鼓励学生种菜，校方指派教我们种菜的人当然是这位教师，因为他学农。
那时全国中等学校的校训都是“礼义廉耻”，称为共同校训，蒋委员长亲笔写了这四个字，教育部颁布规格，命令制成漆黑描金的大匾，挂在每一所中学里。我们学校一切因陋就简，唯有这块匾堂皇精致，有“黉宫”的气势。
我们没有大礼堂，我们在操场里集合，司令台面对着一堵围墙，这块匾只好挂在围墙上，师生触目可见。有一天博物老师带我们去菜园，一行经过校训的金匾之下，这位老师指指点点说了一句：“太喜欢写字了，四个字写错了三个！”
那时蒋主席威望正隆，学生听见这话，个个怒形于色。今日回想，这位老师的评语也太严太苛了，国字除了正写俗写之外，还有碑帖的写法，还有书法家基于美学的理由而擅创的写法……
那博物老师并未发觉多言多败，还在能言善道。有一天，在菜园里，话题转到校长李仙洲身上，他说：“李仙洲每次来，我们每次都得立正，他凭什么？这是军阀作风！”那时李校长是我们的另一尊神，他这句话真正犯了众怒。
离开菜园以后，几位高年级的同学有所计议，也和另外班级的同学沟通了，决定对教博物的老师来一次“精神枪毙”。学校每天集合全校学生升旗降旗，升旗比较隆重，分校主任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参加，降旗多半由军训教官一人主持。这天降旗之后，解散之前，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对教官说，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向同学们宣布几件事情。
现在说到我们的第三位教官，其人文质彬彬，说话无阳刚之气，处事也没有决断力，他完全是在抗战的形势下身不由己做了军人。他也不问一问学生要登上台去说些什么，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演讲冠军彭利时首先登台，同时有七八个同学出列站在讲台两侧。彭利时显出他的口才，几句话就把全场的情绪鼓动起来。他说我们都是失学的青年，总司令为我们办了这个学校，我们父母做不到的事，校长做到了，我们感激他，我们爱戴他，如今竟然有人侮辱他，藐视他，我们应该怎么办？台下大声齐呼“把他赶出去！”面临这种失控的情况，教官固然手足无措，分校主任和训育主任也闻声走出办公室，暂时站在远处观望。
就在这时候，“立正号”响了，这表示李仙洲校长进了校门。李氏虎虎然大步直奔讲台，置军训教官的敬礼于不顾，遥指台上，大吼一声“叫他下来！”声音果然吓人。彭利时跑步下台，向他敬礼，他也没有正眼瞧一下。
李氏站在台上，气呼呼地追问缘由，一手掏出怀表，限三分钟答复。当时李子俊挺身而出，把博物老师在菜园里说的话重述一遍。李说：“我不信！还有谁听见了？”七八个同学一齐举手。李氏说：“好！好样的！”吩咐卫兵把这几个人带走，他拉长脸训了几句话，警告大家要用功读书。
这一夜，我们很惊恐。我们都知道一个总司令的权有多大，也有“杀鸡吓猴”一类的常识。尤其是我，从小见过草菅人命。那时国军共军在各地冲突不断，规模很大，国民政府已开始“防共、限共、溶共”，策士们建议用霹雳手段，“向敌人学习”。这一夜，我胡思乱想：那两位学长莫非真的是……要不然，哪来这先烈一般的勇气？
还好，第二天，他们回来了。据说李仙洲把他们交给参谋长，参谋长追问闹事的原因，告诉他们：“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然后，参谋长把他们交给警卫营长，营长教他们跟士兵一同吃晚饭，到禁闭室睡觉。
彭利时没有回来。据说，参谋长发现彭利时有一张利嘴，能煽动群众，留在二十二中是个“病”，发给他一笔路费，教他转学。我们从此没有他的消息，文章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想了一阵子，“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时代”，也不知他的利嘴是祸是福。
李仙洲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咬牙切齿、与日本殊死决战的年代，同时也在国民党防共溶共、唯恐不及的年代，那时军权至上、乱世重典，那时思维粗糙、行事鲁莽，他处理二十二中历次风潮，还算心平气和，宽容开明。他始终没用政治构陷对付学生领袖，虽然学校有人放话出来，怀疑学生受中共操纵，却从未出自李仙洲本人之口。他还对二分校的老师们撂下这么两句话：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弟，子弟走偏了，要把他拉过来，不要把他推出去。一九四五年，校本部学生对第二任校长发起抗争，李仙洲几乎是站在学生这一边，就更难得了。
一九四九年，台北街头，我突然遇见那位教博物的老师。老师到底是老师，他自动留下办公室的地址。以后又见过两次面，他沉默寡言，和以前像是两个人。怎么变了？教人关心。不久，台湾发生盗伐森林的罪案，法院传他以专门技术人才的身份作证。他在法庭上尽量不说话，法官问他：树被伐倒盗走以后，观察留下的树根，能不能推想这棵树是多久以前砍伐的？他急忙说“不能”。法官说：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大树伐倒以后，残根往往发出新枝来，看新枝长了多粗多高，可不可以推想伐树的时间？他又急忙说“可以”。旁听席上大笑，第二天，报上刊出花边新闻。
唉，老师，老师，过犹不及嘛！我真怀念你在二十二中的老样子呢！
第二部 13 小说女主角会见记
有些人，曾经对你很有意义，而今音容笑貌宛然，可是，你把他的名字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要写，我怎么知道了她的名字又忘了她的名字。那时（我是说一九四四年），我们辗转传阅一本小说——也许不能算是小说，其中人物真名真姓，而且行文平铺直叙。书中的事件大意说，在上海某某大学，一个女生爱上一个男生，两人有了很亲密的关系，可是那女子负心别恋，可把那男子害惨了。写书的人就是那个“受害”的男生。
所谓亲密关系也不过拥抱接吻。两人进过旅馆，那男生还算良心不坏，只写两人轮流洗了个热水澡——各洗各的。这种情节，今天看来并不足以撞击人心，然而那是一九四四年，在风气保守的内地，一个女子，和男人有了只有夫妻才有的接触，而又不嫁给他，就会成为道德的被告。所以，这本书虽然文笔平常，对那女子仍然有杀伤力。
那时我们还不能分辨有益的书和无益的书，或者说，我们还不能抗拒无益而有吸引力的书。我们对大都市、大学生一心向往，乐于搜集一切有关的道听途说。尤其是，众人言之凿凿，指证书中的女主角是我们一分校的某一位国文老师，这就陡然提高了这本书的“可读性”。我至今想不透在那交通困难图书缺乏的战时，这样一本毫无文学价值的书何以能流传到我们手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难道真的成了传播的定律？
我和这位受谤的女老师有一面之缘。我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饱受争议的人物，印象至今深刻。那本书已速朽，她的名字已失传，我们会面的经过也许能稍稍久远一些，因为其中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且说这个星期天中午，从一分校来了两个女生，她们进了二分校的大门指名找我，一路问到教室里。那时男女同学极少往还，我们不知道怎样和异性相处，教育并不包括为女子做点小事情、献些小殷勤、女生微笑表示接受你的礼貌和善意。至于男女可以互相搀扶可以低声耳语，对女子可以如对长姐如对弱妹，更是不可想象的事。那时有男生偷偷摸摸给女生写信，开头是“某某学姐妆次”女生悄悄地回信，结尾是“小女子某某敛衽再拜”。
我想，有些事情不该任其湮没。我们二分校的校舍原是一座工厂，所谓女生宿舍也是一排厂房，并没有围墙关锁，男生若在女生宿舍附近逗留张望，学校马上开除你！这是极其可耻的罪名。那时女生有了难题多半找教英文的老师吴惠波，有一夜，吴老师出来到女生宿舍走走，撞见了靠在墙上的一条黑影，那孩子魂不附体，咕咚一声直挺挺地跪下了。吴老师说：“你快走，我没看见你。”……后来那孩子对人说，“那一刻，我觉得她简直是我亲娘！”
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那两位女生走过来，我听见“轰”的一声，热血往头顶急流。她们之中较胖的一个说，外传我的作文成绩很好，她们的国文老师想和我见个面。我挺着脖子坐在那里，目不斜视。她在一张纸上写下那位老师的名字，也写下了她们学校的名称。我看见名字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那位老师正是那一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她俩正是一分校的学生。
她俩走后，我才觉察同堂自习的男生女生低着头，屏住呼吸，没有谁的眼睛盯在书本上。我不知道他们听见了什么，回忆只有一片白茫茫。小说的女主角下凡了，我下个星期天去看她。她是那样一个人，据说有那样的恋爱经历，现在隐藏在我们中间，这次见面有窥探的乐趣。我马上想到这不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可是我又想到，她在一分校教书而能关怀二分校的学生，无疑是一位良师，《插柳学诗》时，（拙作《昨天的云》中的一章。）线装书灌输我感激知遇的观念，我又觉得能和她见面是美好的经验。
我竭力回忆两位女同学的模样，好久，好久，才廓清云雾，显影定形。仿佛是，一个高些瘦些，一个胖些矮些。仿佛是，比较瘦高的一位始终没有说话，也许她在用她的大眼睛说话，她的胖同学，脸庞比她大，眼睛却比她小。那时男女同学一律穿麻袋似的军服，女同学多半贴着衣领缝一块白布，外面露出两厘米宽的一条白边，她们爱美的天性，整洁的习惯，也只能在这些小地方流露出来，那大眼睛的女同学别出心裁，她在衣领边缘镶了一条阴丹士林蓝，特别清丽。这条蓝边明明白白，确凿无疑。
下一个星期天，我前往阜阳城南的后湖，一分校设在那里，有一位“爱情通缉犯”藏在那里。我一路揣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眼角眉梢吊得很高，说话的声音不由口腔出、由鼻腔出，跷起二郎腿可以踢死苍蝇，喷出来的烟圈成串，每分钟换三次表情……
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国文教员？
袁世凯当权的时代，安徽出了一位督军，他爱置产盖屋，一分校的校舍，就是借用他的庄园。现有的记录指控他横征暴敛，他留下的几个庄园就是证物。若非督军留下这个证物，一分校又向何处寄身呢，当年这位督军是否想过，他只是给自己留下污点，却让后世非亲非故的人一面骂他一面享用他的遗业？
倪家庄园没有围墙，却留下又深又宽的“护城河”，深宅大院，一路行来，记得有竹林，杨柳，鸟声。藤萝茂盛，秋千仍在。那女老师住在一所宽敞的瓦房里，独自一人，把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只是窗外树叶浓密，她无法驱走室内的阴暗。也许微近中年了吧，两腮的肌肉开始松弛，稳重和蔼的带鱼尾纹的眼睛如柔和烛光。一开口说话形象就更清楚完整了，缓和的宽厚的女中音，温热近乎母爱。我的推想完全错误。
落座不久，那天到二分校传话的两位女同学来了，仍然转动大眼睛，仍然露出蓝色的衬领。她们悄悄地旁听。一开始，我们稍稍谈了一下我的故乡。她没到过山东，听人说山东十分穷苦，露出关切的神色。那时代，人以地域歧视为乐，她竟然并不轻视我的故乡。我说平地人还过得去，山地日子难过。她说那还好，山东山地不知有多少矿藏，终有一天要勘探，要开采，山地人早晚要发大财。将来中国没有穷山恶水，穷山可以开矿，恶水可以发电，“河边出财主”这句俗谚也许要改成“山坳里出财主”。
后来谈到作文。那时风气还不免重文轻白，我的丝毫文名正是由调动之乎者也得来。她说，以后不要写文言文了，以后的中国文学是白话文学。白话一样可以写得“掷地作金石声”，一样可以“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以后的作家要用白话去“起八代之衰”，去“管领风骚五百年”。这才是中国文学的香火传人。
当时，她的话，我想是真的，却不知如何去相信它，因为我欠缺某些基本知识。只能对她的敬意又加了一番。我断定用她的名字编造爱情谣言的那男人是个恶棍。那人绝不可能比她更善良、更有教养。如果她有过情人，如果她们破裂，应该由那个男子负责。人在还没有弄清是非之前就决定袒护“自己人”，所以绍兴师爷有“救亲不救疏”的定理，我有点动了义愤。
那天我们谈到两本书。
罗家伦的《新人生观》正在风行，内地买书不方便，竟有油印本和手抄本。这本书中说，“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能有更伟大的创造。”他问，“磐石之安”有什么意思？磐石是麻木的，没有知觉的。他说，如果安逸享乐是理想的生活，那么最理想的人生是做军阀的姨太太。很显然，这论调是那个时代的强音，在我们的学校里荡漾着回声。
不过，书中有些不同的说法我一时不能调和，他说“弱是罪恶”，弱者连累他人，要他人照顾他，把许多有为向上的人拉下来。可是，它又主张同情和悲悯。墨家的执法人将自己儿子处刑，拒绝国王的赦令，大义灭亲，得到罗氏的肯定，可是，罗氏也教人亲亲仁民，敦亲睦族。书中高举理智、苦行、勇猛，却又说，“小红低唱我吹箫”也很好。
那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她笑了一笑，这是因为罗先生少写了一句话，那些热心介绍这本书的人又没有替他补上。她的解释好极了：罗先生的理想，是把青年造就成“完备的人”，这种人，肉体精神，理想现实，公德个性，专业嗜好，都能有发展。这种人既能“磨刀入谷追穷寇”，又能“泣涕循城觅弃孩”，既能“横眉冷对千夫指”，又能“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能“躬耕草庐”又能“统师六出”，既能留下拿破仑法典，又能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这种人可大可小，能刚能柔，这才可贵、难得。她的解释好极了！
我暗暗思想：有完备的人就有偏执的人，到底谁是“偏人”？念头闪过，下面谈到《爱的教育》。她提起，有人批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太软，太感情用事，偏到一边去了，于是又有一个意大利人写了一本《续爱的教育》，他让主角安利珂生了肺病，到乡下去休养，由他的舅舅照料，舅舅教他劳动，教他凭意志过日子。他又偏到另一边来。
《爱的教育》太软？像《少年鼓手》、《少年侦探》，多么尚武，多么爱国，难道还不够吗？哦，现在我们谈到重要的地方。爱国少年爬到树上去瞭望，他发现了敌人，敌人也发现了他，开枪射他，他中了弹，跌下来，亚米契斯居然没写伤口，没写流血，连衣服被树枝刮破了没有也懒得一提。然后，大军从他尸体旁边经过，向他致敬，军官把佩剑抛在他身上，将军把勋章抛在他身上，士兵把无数鲜花抛过去，聚成一座花塚。你想，画面多么漂亮！情感多么强烈！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软化了。可是，在前线指挥作战，将军怎会佩戴勋章？战备行军，士兵不许离开行列，何处采到这么多鲜花？这是用浪漫的手法，经营虚幻的气氛，给少年人甜甜蜜蜜的麻醉。少年人不会由这等文章得到面对现实的毅力。
到了必须告辞的时候，我只好走。我以最标准的姿势向她行了军礼，并把姿势维持到一分钟以上，以表示我的满意。那戴蓝衬领的女生始终没说一句话，我也就没向她告别。此行收获很大，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还遗漏了重要的东西，还有事情该做没做。归途中，一阵子兴高采烈，一阵子又垂头丧气。
回到二分校，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要烧掉那本谤书。这得先查明这本书为谁所有。我按照辗转传阅的线索逆向追问，竟找不出原始持有人，没有谁说“这是我的书”，也没有谁承认此书是由他自外引进。既是无主之物，那就更好办了，厨房里，每一个灶都像一座土高炉，灶底正奔腾着熊熊烈火。
那时，烧一本书是豪举。在机关学校的表册里，书是财产，销毁一本书要办种种手续，俨如卖掉一座房子。这本书是我手头上唯一的一本铅印的东西，我断然朝灶底一丢，看着那一卷黑幻化为一片红，全身霎时轻了好几斤，又好像重了好几斤。火过无痕，不会留下她的名字。
在空旷的操场里，我把事情从头想到尾。那女老师大概有过破碎的爱情，她的住所才那样冷清，态度才那样沉默，横看侧看，总是她受了伤，不是她伤害别人，至今没有温暖的家庭，却有我烧不完的谤书。谤书可以传万里，不能传百年，立意恶毒的作品会被时间淘汰，心伤也唯有时间可以治疗。情海险恶，破釜沉舟也未必能凯旋，真是可怕。
痛痛快快地把书烧了，怎么还不知足，还不快乐，难道还有什么遗憾？问题在那蓝色的衬领。那项链似的一环似乎是蓝的，又似乎是绿的，我后悔没看清楚。
第二部 14 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
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我问“阜”在哪里。国文老师李仲廉先生说，“阜”在百里之外，阜之阳确曾有过城市，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既来水边，难免淹水，所以阜阳人说这块地方“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阜阳人爱谈泥鳅上街、青蛙入户的经验，用麻布作成网兜，在自家门口捞虾的乐趣，还有，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还有，著名的安徽第四临时中学四周筑堤，堤外大水汪洋，堤内弦歌不辍。
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商人一马当先。水运可以促进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商人站稳了，自有谋生的人来依附，爱拼不会穷，水里火里，再接再厉。有了钱，盖楼，囤粮，备舟，没有钱的人学游泳，水来了有命，水退了求财。
阜阳迁到水边来，恐怕也有军事上的考虑罢？《阜阳市志》记载，阜阳附近有十五条河，比较著名的是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在阜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在阜阳东南，河渠纵横形成了江南风味的沼泽地带，易守难攻。抗战发生，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沿津浦路南下，对陇海以南津浦以西的这块肘腋之地却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阜阳以它的赫赫巨掌，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源源送入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于是，天地君亲师在上，我在阜阳天天声光化电，的呢阿吗，刀来米伐，厄比西迪，开始了我自己的人生。
阜阳八县，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一九四三年秋季的水灾，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旱灾，秋天的水灾，我们亲眼看见。我在《山里山外》透过一个号兵的视点，描写灾民的苦况，就是以阜阳灾情为底本。《阜阳史话》说，西关打蛋厂招募女工，收入虽然菲薄，战时也断绝了，工厂关门，厂房做了二分校的教室。
抗战时期，阜阳地区的负担很重，据文史资料，单单是山东省，就在那里设立中学两所，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一所，小学一所，政治学院一所。后来山东省政府也撤到阜阳，除了一班文官，还带着保安部队。当然，还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江苏省政府也搬来了。
更大的负担是供应军队。依阜阳县志和阜阳文史资料记载，长期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二军，五十一军，八十五军，十二军，暂编第九军，骑兵第二军，十一路军的五十六师。临时过境的部队，有刘汝明、何柱国、莫德惠……
地方对军队要供应眷属住宅，营房，柴草，马料，差夫，慰劳伤患，修防御工事……
军粮多半是就地征购，政府发钱在当地买粮。“购”字上面既然有一个“征”字，有半强迫的性质，民间必须接受交易，粮价往往比市价低很多。
除了征购，还有“征借”，把你明年该缴的粮食先拿出来，寅吃卯粮。借了明年的再借后年的，据说已预借到五年以后了。
我在这里敬谨记下阜阳父老的厚惠。
阜阳为抗战使尽力气，过年贴门神，连门神都穿着军服，背着步枪，效钟馗并伸两指，指着踩在黑皮靴底下的黄衣小儿。还记得一首顺口溜。战时征兵，所以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安徽是桂系地盘，李品仙做主席，广西干部纷纷和当地女子通婚，所以说“生了女儿是老广的”，征粮购粮都由保长承办，保长的权很大，所以说“打了粮食是保长的”。
中共在淮河北岸也发展得很好，皖北人“生了儿子”也可能是“老毛的”，他们的粮食也得找保长帮忙。唱的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其实是老百姓送上前。他们长于结合群众，住在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在阜阳，并不知道对阜阳感激。那时国军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大字标语说“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
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朦胧中还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后来到陕西，到东北，到台湾，越是忠贞之士、这种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
回想起来，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
举例来说，我们目睹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
一九四三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
我们曾经参加阜阳各校的联合球赛，参加各校合办的联合晚会，收场都不愉快。
我们曾经有一次助割。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听说校方“希望”我们替农家割麦，没有正式宣告，没有发起人，没有编组，也没有和地方保甲联络。
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做这件事。刘宗元同学告诉我，他走进麦田，说明来意，那正在割麦的汉子直起腰来，把镰刀往地上一丢，斜眼看他：“你会割麦？”接着，一位农妇尖锐地声明：“我们可不管午饭哟！”
宗元是揣着粗面馒头出门的，他觉得无趣，一腔热忱化为乌有。他在田野间游荡了很久，后来发现一位太太正和一小块麦田奋战，他才找到用武之地。
那时，我们的形象一定很骄傲，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还有，我是总司令的学生，……
那靠异乡支持的学校，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怎样和异乡人相处，例如，在路上碰见了他们老年人要微笑，遇见了少女少妇要低头；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即使你认为那是陋习；称赞他们的食物，即使你觉得难以下咽。
人是骄傲的动物，人人都必须骄傲才活得成，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共同骄傲。我们和阜阳人没找到这个交会点。
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样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还好，在阜阳，我们知道自己是学生，应该有教养。阜阳离家乡近，也还能得到一些接济，容易守规矩。真正的大兵没有家庭，没有亲友，没有故乡，他每月领到的薪饷只够买卫生纸。他可以不买卫生纸，用报纸代替，但有时得买信封信纸。他可以不刷牙，但总得买肥皂。冬天，他可以洗冷水澡，出外办事总得喝杯热茶。他一天两餐吃得饱，但有时还想水果鸡蛋。怎么办，自己动手，见了就拿，或者利用公务之便，乘机需索，对民家的骚扰很严重。如果他抽烟，就更麻烦了，我常见大兵在阜阳城内的大街上拣烟头，那只是老实守分的大兵。
那时我们都还懵懂，不能把麦粒看成农夫的汗珠泪痕，听说过“最后一根草压断了骆驼的脊梁”，骑在骆驼背上，庆幸自己不是那根草。后来（一九四四年）淮上发生战事，日军迫近阜阳东郊，二分校师生夤夜撤出打蛋厂，向南方丘陵隐蔽，当地村民以为来了乱兵，连夜弃家逃走，我们并不懂得歉疚，心里想的是“我们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威风！”年轻人都残忍，他的七情尚未成熟。
必须注明，九十二军的纪律算是最好的。
大兵扰民，我在《昨天的云》里面写了不少，本书后面还要再写。我十分痛恨这种行为，常常设想怎样制止、怎样惩罚。后来我也枉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一天想通了，大兵的待遇那么低，政府只养了他一半，他靠老百姓养他另一半，他因此养成了各种坏习惯，战后待遇提高了，老毛病仍然改不掉。我会记下他们后来吞食的恶果，能惩罚世人的，只有因果律。
第二部 15 五叔毓珍
五叔是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名重乡里，不过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很少，我只记得他曾到我们小学的球场里打篮球，我站在场边观看，我的眼睛只盯住球，他的眼睛也只盯住球。
四叔、五叔、七叔是继祖母所生，都和我家不相往来。祖父留下的那一大片房产，南半部面临广场，由继祖母等各户居住，北半部面临大街，由伯父家和我家居住。南北之间是废弃了拆除了的酒厂，颇似军事上的无人地带，形象化了这个大家庭的分裂和隔阂。
五叔健谈，继祖母的客厅里经常众声喧闹，烟雾腾腾。我们这边临街的房子租给人家开酒店，是个公共的场所，论客辩士发言盈庭，父亲有时也参加。这南北两个论坛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颇不一致，当面有耳，隔墙有嘴，把两面之词传来传去，是人类的一大嗜好。
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一定因“反封建”而鄙薄家庭，那时，大家庭制度的积弊（有时简直可以说是罪恶）也确实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奇怪的是，对大家庭制度的声讨和咒诅，往往来自受益最多的人，五叔就是以吾家的骄子精英，愤然大呼“家是宝盖底下一窝猪”！
巴金写在《家》里的这句话，当年俨然金科玉律，天下有口皆传，基督教会号称“神的家”，因受不了这句话的压力，连忙自己造出一个专用的新字来：宝盖底下一个“佳”。这话传过来，我父亲倒不紧张，他不慌不忙：“宝盖底下这只猪代表家畜，饲养家畜是‘家’的特征。”
话又传过去，五叔笑了：“我只看见他家养孩子，没见他家养猪。”
那时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抗日”。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一步比一步紧，对中国人的刺激太多太深，热血青年实在忍不住，一想起这件事来就废寝忘食，一谈起这件事来就声嘶力竭。他们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政府的态度却是尽量拖延，青年们气极了，出来游行请愿，政府倒用警棍、消防水龙头来对付，说不定还准备了监狱。咳，耳光打在脸上，也就一时分不清谁亲谁仇了。
依那时五叔看来，打日本容易，咱们人多，拿一百人拼他一个！这话传到酒店里，众人问我父亲的看法，父亲说：“咱们拿一百人拼他一个人，中国得有一百亿人口才行。”众人惊问缘故，父亲说：“日本的人口是九千万，号称一亿。”
那怎么办呢？父亲说，国家兴亡不可意气用事，要忍辱负重，想想看，越王勾践吃过吴王夫差的大便！当然，这话马上又传到“那边”去了，五叔默然有顷，扬起下巴来说：“来，咱们就公推他老哥，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天早晨去伺候日本人上厕所吧。”
一九四二年我到安徽阜阳读书，给五叔去了一封信，那时他是国军第五军炮兵营长，驻在云南呈贡。
五叔离家以后，继祖母封锁了他的一切消息。我还记得，有一次，邮差把五叔写来的家信送到我家，母亲吩咐我立刻送给祖母，祖母脸色大变，亲自到邮政代办所，再三查问此信在什么时间送到我家，从时间上确定我家没有私自拆开这封信，才为之释然。她老人家又仔细叮嘱了那全镇唯一的邮差，以后务必把信送到“南边的大门”，切勿再送到“北边的大门”，这才放心回家。
祖母肯把五叔的通信地址说出来，这是她老人家的宽大，据说，她估量我在外面也许能有些出息，这才假以颜色。那时给五叔写信，要寄到“云南呈贡、羊落堡、储开甲先生转交。”呈贡在昆明之南，靠近滇池，储先生是当地大户，五叔的朋友。那时，我觉得云南远在天外，能够往那么远的地方写信，很值得自豪。
可是，信发出之后，久久没有回音。倒也有几分意料之中，毕竟是那么多的芥蒂，那么久的猜防。这两个家庭第一次正式沟通失败了。谁知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老人家的信忽然来到。而且是挂号信。而且有一张法币三千元的汇票。而且回信头两句是“忽接来信，不禁热泪潸潸”。在他老人家想象之中，我这次穿越封锁线、来到大后方，定是九死一生吧。
为什么没有立刻回信呢，原来五叔到缅甸打仗去了。战史记载，这年三月，日军由泰国进窥缅甸，攻占了缅甸南境的名城仰光。防守缅甸的英军战力不足，要求中国派兵增援。那时中国沿海全遭日军封锁，对外运输依靠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当然希望把日军赶出去，立即派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由云南入缅，第一场大战在仰光以北的同古发生，称为同古会战，五叔参加了这场战役。
同古会战之后，国军部署第二次会战，不料此时另一路日军忽然攻占了腊戍，畹町、八莫也相继沦陷，入缅国军的后路被敌人切断，有陷入袋形包围圈的危险。如此局面，英军要负最大的责任。英军战力很弱，常常不顾全局、任意撤退以求自保，战地记者讥笑他们，说是“看见英国人的背和手，却看见中国人的胸膛。”背，指转身退却；手，指举手投降。
战局恶化，指挥中英联军的美国将领史迪威急忙逃往印度，国军则往缅北疾走。第五军撤退途中，九十六师担任后卫和右翼掩护，五叔那个炮兵营就配属在九十六师。
关于滇缅战役的专述，我读到两位将军的回忆录：赵学渊和杜聿明。我在图书馆读到一本《缅甸战争》，记事详细，但是后来再去找，没有找到。《国民革命战史》滇缅战争的部分，执笔者史才很高，全局中兼顾细节，充实而生动，它是我主要的倚仗。
缅甸撤退应该是抗战史上最有毅力的撤退，也是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撤退途中二百师师长戴安澜遇伏受伤不治，两团长失踪。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失踪，后来发现死于仰光狱中。骑兵团长黄行宪，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都阵亡了。基层官兵的损失难以确计，九十六师沿途死亡两千人，失踪八百人，五叔这一路上所受的“天磨”也就简直自顶及踵了。
《国民革命战史》记载，缅甸的地形南北狭长，山脉河流多是南北走向，而峻岭激湍，十分险恶。国军由缅南北撤，在缅北东去印度，西入云南，挥山刀开路，骑独木过河，在毒蛇、猛兽、疟蚊、蚂蟥的攻击中，与猴子争野果，与死人争卧地，与蚂蚁争饮水，随处有人饿死、病死、自杀而死。在这个人类难以生存的环境中，国军与日军昼夜竞走，国军急于走出敌人的口袋，日军则急于想拉紧袋口的绳子。“我能往，寇亦能往，寇能往，我亦能往！”有时候，国军披荆斩棘，攀山越岭，隔着密不通风的原始林，听见敌人在“隔壁”讲日本话！
缅北有一座野人山，是这次撤退最后最严厉的考验。野人山号称鬼门关，意思是人入此山不能复出。此山纵深四百里，高度平均八千尺，峻岭丛林，瘴气烈日。九十六师在山中绝粮，杀蟒猎虎为食，终于越过此山。三千里绝地，六个月胜负，无一人降，无一人叛，抱病扶伤攀高黎贡山进入云南。在一个叫剑川的地方早有千万出征官兵家属麇集盼望，五婶也在那里等候。死生交会，哭声动野，大雨忽然滂沱而下，为他们洗泪。五叔接到我的信，想他老人家心中那一团郁结，一点酸楚，那对鬼神的感激，对袍泽的悼念，俱在心中，俱来眼底，这才“热泪潸潸”的吧。
我把五叔的信转给父亲看。父亲写信给五叔，认为“此或吾家将兴之兆”，并且说，自己“一事无成，使父母失望”，深感愧悔。五叔也写了长信给他。看来这个裂痕纵横的大家庭，有了我这一丁点儿黏合剂可用。
无如万般是命。不久，命运铸九州之铁为错，敲破了家，敲破了国，任何人无力补天。
这几年，我常思量，五叔在一九四三年寄给我的法币三千元，到底是多大一笔钱。
翻查了价格史货币史一类的书。中国面积大，这个地区的物价跟另一地区的物价不同。物价的数量单位也不一致，同是白米，有时用斤，有时用斗，安徽阜阳地区的物价没有查到。
倒是查到了一条：一九四三年，中等学校教员的薪水是七百八十六元，看来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位教师四个月的薪水，数目似乎不小。不过，我又查出在地主家做长工，平均每个月可以赚到两千元，是中学教师的两倍以上。五叔汇给我的钱，相当于一个长工一个半月的收入。战前有一个故事讽刺教书先生，说他的束脩和长工的工资相等，只有在吃饭排座位的时候高出长工。抗战五年，教师的经济地位竟远落于长工之后，可见“世变”之一斑。
依《民国价格史》所示，一九四三年食盐每斤大约是三十五元（西安），猪肉每斤大约五十三元（桂林），火柴大约每盒四元，白米每市斗大约二一○元（四川）。由此可以想象，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难以维持生活，各校势必要自己想办法补救。县政府总可以从公粮里弄些斤两出来分给县立中学的教师，国立中学只有在学生的主食项下制造“结余”。伙食管理无法弊绝风清，这该是一个原因。
一九四三年是抗战以来物价最高的一年，我们开始“捉襟见肘”。我曾写信给二姐，问她能否给我做一条内裤，她回信说不能，她自己正没钱买布。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到邮局领取汇款，立时就地汇了一千块钱给她。男生可以缺钱，女生必须有钱，这是我当时的信念。
回想起来，我没能好好利用这笔钱，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学会怎样用钱。我买了布鞋、内衣、肥皂、牙粉。中午，拉李孔思出去吃了一顿客饭。那时我们用桐油点灯，以棉絮捻成灯芯，燃烧时浓烟弥漫，既费油，又不明亮，我买了一大把灯芯草分给全班同学。那时副食有名无实，同学们多半弄一撮盐撒在饭上佐餐，有道是“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盐好”。我买了阜阳名产大升酱园的咸菜，请同席吃饭的八位同学共享。
全是不急之务。我竟没有买过一本书！这似乎注定了我今生不能做一个读书人。
第二部 16 一百块钱欠了四十年
当年在阜阳读书，一分校幸而有督军留下的庄园，二分校幸而有英国妇人留下的工厂，等到成立师范部，把年纪稍大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抽调出来，另立门户，就感受到居大不易。
设在三王寨的师范部，离校本部柴集三华里。据尹宝玺同学记述，三王寨分老寨新寨和小寨，也是督军家的庄园。但房舍不敷师范部使用，师范部的同学只好自己“拓坯”，再雇匠人来盖屋。在某一段时间内，三王寨一望全是赤膊的男生，手足并用，把稀泥碎草填进木框里，晒干了、垒墙。男生在烈日下操作，女生送茶水，开饭的时候把省下的半个馒头送过去，想到出力干活的人食量大。这一授一受，两个人的脸都红上好一阵子，此后见了面反而不说话了！第二天只是傻干。有位同学说，他在湿坯中心印下自己的手印，祝祷砌墙以后，他的手印正好挨着某一个女生的书桌或是枕头。
听人家说，那位督军本来还要盖很多房子，可是袁世凯死了，他垮了台，新政府追查他，把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没收了。秦始皇修了长城才死，隋炀帝通了运河才死，督军怎不多折腾几天，替师范部盖好校舍。天生恶人，就是要他为后世的好人开一条路，那样的路，好人自己开不出来。
师范部的同学告诉我，他们那时整天拓坯，浑身骨节酸痛，夜里梦很甜蜜，那甜蜜专属于汗如雨下的人。他们卧在草地上，眼望督军骑栗色骏马，披挂闪亮的官服，东指西顾，工匠如蚁。他们也看见，在督军背后，革命军蹲满了整座树林。
既在梦中，景象当然恍惚，就像风吹皱了池水、碎乱了水中的倒影那样，一阵手忙脚乱，督军就无影无踪了。可是房子依然在，每一间都完好，大伙儿理所当然地走进来，坐下去，——或者躺下去。心底有一份甜，一块永远消化不尽的糖。
那是梦。现在青天湛湛，白日朗朗，学师范的人坐在三王寨简陋的茅屋里，念着“士志于道，不耻恶衣恶食”，想颜回，想范仲淹，偶然也怀念满脸油墨的督军，天下没有不垮的军阀，但天道总是太快或太慢，命运之神总是太忙或太闲，无法恰到好处。
师范部有人来，我问：“是不是有个凌老师教你们国文？”答话的声音里有得意：“当然！”
又问了几个人，答案的内容具体了，知道凌老师国学修养深，又能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是师范部的一宝，一分校二分校还有高中部都想“挖”他，他要就近照应在师范部念书的长子，不肯他就。
父亲来信嘱咐我去拜访这位凌仲高先生，他打听出来凌老师是临沂人，有家人留在临沂乡下，似乎可以转个弯儿带点钱给我。办法是，我家和凌家都在沦陷区，可以把伪币交给凌家，再由凌老师折合法币给我。家中已经知道，这学校并非什么都有，而是“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得给我一点钱。
凌老师既然带着公子，想必也带着师母，那么，可以吃到一顿水饺吧？也可以听到类似母亲说话的声音吧？去三王寨的路上，我没想到钱，只闻见水饺煮熟了的热香。饱餐以后，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师母面前，听她“拉”家常，也算是回了一趟故乡。
我走过粗枝大叶的树林。我走过连绵无尽的野蔷薇丛。我看见一条谦卑的小河，滋润着凸凹起伏的草地，牧童山歌世世代代，老师宿儒第一次在此藏身。
我找到凌老师，没看见师母。他的骨架大，田字脸上有承受压力的肉和遒劲的纹。山东的饱学之士，往往这样把五车之书顶在头上、驮在背上，压不断脊梁，压硬了肌肉。我认识了他的公子鹏举，他没有翅膀，有扬起来的眉。我没看见师母。
凌老师为人豪爽，谈到钱，他立刻拿出一张面额百元的钞票给我。他说，国立中学待遇低，比不上私立中学也比不上县立中学，加上一九四三年物价飞涨，他实在没有钱可以寄回老家。“一百块钱你拿去用，不要告诉令尊。你想，万一令尊把这一百法币折成伪币送到我家，我老家的人岂不要笑死？”他的意思是钱数太少了。
仍然没有看见师母。
我们说话，鹏举兄坐在一隅的小方桌上做功课，自己割据一个小世界。那是摆在灶王爷面前上供用的小桌，上面放着鹏举兄的作文簿，我忍不住要翻开看。天哪，他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很奔放，很活泼，也很细致，以我们的年龄和环境来说，他恐怕达到了最高水准。
我泪眼模糊地合起他的作文簿。我读到的是一篇追念亡母的至情至性之文。
我是不会看到师母了。
凌府的家具简单，除了一张太小的方桌，就是两条太长太宽的凳子，乡下人夏天可以躺在上面乘凉。这奇异的比例，在我心中一直不曾磨灭。
凌老师说要做点东西给我吃，他亲手在那张小方桌上和面，我则坐在长凳上东张西望。一位饱学之士的住所，墙上没有一张字画，室内也没有一个书架，即使是很小的书架。那时的读书人似乎还不知道可以用几块砖头两片木板搭成搁板放书，这置备书架乃是一件大事和难事。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书。
凌府——我是说他的老家——原有许多书本。他住在临沂附近的戴家村，日军扫荡，看见他的藏书，第二天立刻派人送来一张聘书，要他出山做官，动作很快。凌老师的动作更快，他连夜搬家逃走。他手边无书，腹内有书，人家说他能背诵春秋三传，全部史记，全部古文辞类纂，全部经史百家杂钞，大部分全唐诗和全宋词。阜阳城内城外，有谁找不到某个故事的出处，想不起某一句话的原文，都来找他。那天我向他求证，问他是不是能背诵那么多古籍，他说：“谁知道？又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背过一遍。”
那年代，唯心唯物的争论激烈，说得明白一点，唯物论者对唯心论者的攻击随时随地发生，他们并且说，要想文章写得好必须有理论修养。如此说来，要想文章写得好，必须解决唯心唯物的归属。我拿这个问题问凌老师，他说：“何必一定要‘唯’呢？咱们作文立论，既不必唯心，也不必唯物，咱们有孔孟，有儒家哲学。”
那时，我的感觉是，他的指示也像他做出来的点心一样，出乎意料的简单。那天，他用盐水和面，赶成薄皮，放在热锅里烤到微微发黄，我们一面喝白开水，一面吃将起来。细嚼慢咽，倒也香甜满口，可是我原来巴望的是一顿水饺啊！
吃完点心，凌老师见我不曾质疑请益，似乎不甚放心，又加了一句“儒家哲学像家常便饭，平淡，延年益寿。”唉，那时我哪里懂什么唯心，什么唯物，哪里懂儒家哲学。直到今日，我嚼着从超级市场买来的一种健康食品，用粗面做成薄片，烤干了，不会增加胆固醇。我这才想起当年那顿点心，和他老人家的语录。
“我欠他一百块钱。”每逢有人提起凌老师，我总是这么想。听者愕然，他问：“你和他什么关系？”这才发现新经验：欠债也可以招摇。新经验使人快乐（或者沉思，或者惊愕，或者敏捷），人生因它丰富起来。
那是我们大量增加新经验的时候。譬如，我在云南做炮兵营长的五叔忽然寄给我三千块钱，有了三千块钱可以做许多事情，欠凌老师的一百块钱早该归还。这天，我恭恭敬敬写了一封信，附上百元大钞一张，趁李孔思赴三王寨之便，托他带上。后来我知道这样做还是简慢了，应该亲自跑一趟，大钞之外，最好还带点水果。可是，那时我和孔思的人生经验究竟贫乏，我只知道借债必还，孔思只知道忠人所托。
结果出了意外，孔思走到三王寨附近。遇见两个大兵，一个“倒剪”了孔思的双臂，另一个就动手搜他的口袋。孔思失款，气急败坏，要求凌老师带他报案，他记得某一个“强盗”的面孔，也看见他们进了某一个村子。可是凌老师说：不行。
不报案就不报案吧，可是孔思愤愤然，一定拉着我去见凌老师。他力主报案，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清白，我也从未假设他有某种嫌疑，我们那时只对女生“有猜”。孔思是因为有一张黑脸，要一伸“路见不平”之气。凌老师说：“不能报案，绝对不能报案。”
人生经验也是一门学问。凌老师问：“如果你们去告发，去指认，军方今天抓到了这两个人，明天就会枪毙他们。为了一百块钱断送两条命，你们难道能永远不后悔？”
他又问：“现在军队里有很多阜阳人。我们头顶阜阳的天，脚踏阜阳的地，喝阜阳的水，吃阜阳的粮。如果抢犯是阜阳人，如果为了一百块钱杀死两个阜阳青年，岂不伤了阜阳父老的心？”
他再问：“这一百块钱本是还我，现在就算已经还过了，他们抢走了我的钱，我不要追究。这样行不行？”
问到我们无话可说，这才提起秦穆公。穆公出门，他心爱的一匹名马受惊狂奔，他亲自带着卫队追赶寻找，找到山后，看见一群汉子正在煮马肉，地上铺着带血的马皮，他们杀了穆公的爱马！可是穆公派人送给那群汉子一坛酒，告诉那些人吃马肉的时候一定要喝酒，否则会伤害身体。
这才提起王献之。半夜里，王献之躺在床上，听见声响，看见人影，知道来了小偷。献之不慌不忙地说：“对不起，我家实在很穷，只有一床青毡还可以典当几文，你拿去吧。”
这才提到陈寔。他看见小偷躲在屋顶下的横梁上，就不动声色，把全家子弟都叫到屋梁底下来听他训话。他说，人一定要勉励自己上进，那堕落的人本来也是好人，可惜不能抵抗世俗污染。说到此处伸手向上一指：“就像屋梁上这位老兄一样。”小偷吓坏了，跳下来俯伏在地，陈寔安慰他几句，送了他一些钱……
凌老师为“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作了注脚。我本来并未坚持报案。我心里悬念的是，怎样把这一百块钱还给他。他当然不肯再要，也许，孔思带去的钱他也没打算接受。
四十年后，我才等到回报的机会。师范部校友凌鹏举是凌老师的长公子，住在四川省岳池县，通过他，我和住在西安市的凌老师凌师母通信，寄去一点钱和一卷录音带。我和他老人家长谈，汇报四十年来的漂流成长，我缕述他留给我的身教言教，很恳切地告诉他，我也教过书，凡是他做过的，我都做不到，他是今世难逢的良师。对老年人，最重要的是肯定他的过去，据说凌老师一生坚忍，老年寂寞，这卷录音带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至于凌鹏举，我们的师兄，我一直没忘记他的作文，揣想他做了作家，担忧他受文字狱牵连。还好，他后来做的是工厂管理，躲过若干敏感风波。
第二部 17 群众的愤怒转向了
世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预兆？有人微笑点头，心里却并不坚持；有人说：“那是迷信”，声音很低，唯恐鬼神听见。
我们的厄运是从二分校主任张秀峰跌破了眼镜开始的。他有深度近视，他的眼镜是玻璃镜片，金边，那时镜片都用玻璃，怕摔。
这年春天，我们照例到柴集，全校师生在校本部团聚，过阴历年，庆祝校庆，参观运动会。我们午后出发，晚上住在后湖一分校的校舍里。这天大家很饿，很累，对晚饭的期望很高，因为这两天照例加菜。这天一分校的晚餐热腾腾，香喷喷，馒头也破例废除两手捧着的草鞋底，改成恰可盈握的水蒸梨。我们越看越馋，可是谁也想不到，我们没饭吃！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发生，我想（今天回想）军训教官和事务处都有责任。二分校有个炊事班，炊事班有班长，也就是伙头军，有炊事兵，也就是伙夫，他们竟然都没有来！那时学校是军事管理，到柴集去算是行军，住在后湖算是宿营，宿营要先安排厨房厕所，载在教范，教官是念过的，他没照本子办事！
不过，军训教官从来不管伙食，伙食关乎钱粮出入，甚为“敏感”，教官避免涉及，炊事班的头顶上司是事务处。这天事务处全体员工躬逢其盛，自己吃个红口白牙，忘记了所以有个事务处、是因为有学校，所以有学校、是因为有学生。
那时二分校的事务主任跟学生没有缘，学生朝他敬礼，他看空气，于是学生也就拿他当空气看。后来，也许他愿意还礼，可是学生不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就使他更厌恶学生。“国难期间”，那时我们总是吃不饱，吃完了、还蹲在那里望着空盆空碗发呆，听见教官的呵斥才站起来，动作太快，总有几分钟眼黑头晕，摇摇如在舟中。阴历年加上校庆，一年只有这么几顿能把肚皮撑圆，只要这几顿饭别让他们失望，他们就能在流言飞语中信任你一年。可是，……
等到暮色苍茫，望见同学三五成组自柴集的方向急奔而来，他们“征用”了农家的木板车，送来冰冷的“抗战八宝饭”，这些饭，还是同学们等“老百姓”吃过晚饭，借了挨家挨户的小锅小灶，一锅一锅煮出来。
由于失望，觉得这些饭特别硬，特别冷，特别粗糙，嚼在口中，有莫名的伤感。一个黑脸膛的高年级同学愤然说：“我们不吃，我们全体到校本部去找张秀峰讲理！”他操鲁北口音。
群声响应。这时，张主任还戴着他的金边眼镜，在柴集校本部跟新校长郑仲平谈天，李仙洲已不是校长。
这天二分校张主任夜宿校本部，睡前，他的眼镜忽然掉下来，在地上摔坏了，左边的镜片破裂，右边的镜片脱落。他端详空洞的框架，悬念老家，难以成眠。
夜半，二分校的一个学生飞奔而至，把张主任从床上喊起来，报告情况。二分校的四百学生因为没有晚饭可吃，连夜从后湖宿处朝校本部急行军而来，要向主任兴师问罪。十人之中，必有忠义，张主任在二分校有许多子弟兵，此时只能通风报信，不能左右大局。
没有眼镜，张主任减损许多风采，所幸还有框架可以戴上，他喊醒郑仲平校长，动员校本部的炊事班立即做饭，然后，他朝操场走去。突然失去镜片的帮助，他深一步浅一步，好像地面崎岖不平，所幸他步上讲台之时，操场里还没个人影。学生的计划正是先在操场里集合，再请主任出来“训话”，大家走进操场，看见主任已经占据了那样有利的位置，不觉锐气一挫。
气氛仍然紧张，嘈杂中有人怒骂。张主任站在讲台上，以非常和缓的语气讲了话，他首先承认自己没有关心大家的生活，对下面主管人员的工作疏于检查，以致今天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他说：“我心中十分不安，这是我的过错，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失职。”接着，他保证大家能够及早吃饭，今夜就在校本部休息，“在大家没有吃饱睡好以前，我绝不离开大家一步”。
二分校的学生一向敬爱他们的主任，平时主任对全体师生讲话，连病号也挣扎着来听。这次挨饿，似乎是事务处的责任嘛，听他引咎自责，反而于心不忍。这心意，学生中无人能作完整妥当的表达，只是吼着要把事务主任撤职。张主任当即声明：事务主任经校务会议通过，上级批准，他没有权力撤换。下面齐声哄喊，不肯罢休，气氛又紧张起来。不料此时张主任声色俱厉、斩钉截铁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这种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我决不接受！”学生受此冲击，不知所措，台下竟鸦雀无声。
张主任与学生对赌，以平素累积的威望孤注一掷，赢尽所有的筹码。他不看观众，只想角色，角色扮演成功，观众自然入彀。结局是，他趁学生慑服的那一刹那又说了一些话，对学生的灵魂加以温婉的抚摩。饭菜上场，以食为天，一页历史掀过。
张主任是个人才，但是那副眼镜框架也是极重要的道具，戴惯眼镜的人一旦把眼镜摘除，会显得五官丑陋、不似人君，学生倘若觉得今晚的张主任和平时的张主任有某种悬殊，定会生出许多枝节。张主任是在夜色掩护下演出一出小小空城计，他除了巧妙地平息了（或者说预防了）一次学潮，还证明：人的行为变化有其限度，一个大的事件可以演化出许多类似的小事件来。
我们二分校“年纪最小的男同学”陈培业告诉我，学校有过几次“绝粮”。
一次是迟迟不能开饭，最后由厨房抬出来煮熟了的麦粒。这因为存粮吃光了，老校长李仙洲四处募粮，募来的小麦来不及磨成面粉。麦粒极费咬嚼，吃饭的人又不敢怠慢，两餐下来，两颊和牙根奇痛难忍，通宵辗转不能成眠。那一次，教职员大约不会跟学生一同吞小麦吧？可是学生没有半句怨言。
又一次，天气已凉，又断了粮，学校募到一批黄豆，也磨成了粉。黄豆粉做成的馒头，黄澄澄，香喷喷，有些人不觉流下口水。老师叮嘱，豆面只能吃六成饱，我现在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百分之几的人听从了老师的警告，那时，我们的“常识”是，大众短视，需要先知，大众自私，需要强制。照那天吃了豆面馒头以后的情形看，大家都吃滑了舌头，收拢不住嘴，多少人肚子胀痛，多少人下泻，多少人整夜发射连珠炮似的响屁，——屁声从各处响起，像互相讽刺，又像互相竞赛，夹杂在呻吟声和笑声里，是奇闻奇观。——所有的屁声呻吟声都像是在支持“专政”的理论。那天，教职员大概不吃黄豆吧，学生也没放在心上。
培业说，有一天，菜盆里忽然出现红烧猪肉，大米饭的成色也合乎“标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此时，立正号响，只见老校长披挂整齐，靴声橐橐，将星熠熠，走进开饭的大操场，他后面跟着一群长袍马褂的黑胡子白胡子，再后面是二分校的张主任和教职员。这一干人在饭场里走来走去，有个白胡子老者再三叹息：“这些孩子受苦了！”学生一听，怔住了：今天还算苦？几天以后，运粮的独轮车一辆接一辆满载而来，一连运了几天才停止。原来老校长那天把阜阳的富商巨绅请来参观，当场募粮，有个大商人提笔就写了三万斤！
那日子才艰难，可是没半句吵闹争执，大家一面受苦一面津津有味、沾沾自喜。为什么改了国立、有了粮源、饱暖无忧，反而容易生出事端？历来治理众人之事，困难不在“否极”之际，而在“泰来”之初，动乱多半发生在情况开始改善的时候，我想，那天晚上，张主任他看见了历史。
据说，那天晚上，张主任萌了去志。我们一点也没看出来，他是那么全心全意照料我们。那餐饭，也许我们太饿，也许饭里杂质太多，也许夜太静，只听见一片“咬牙切齿”之声，张主任就在这一片杂音里陪着我们，直到鸡啼。
张主任是个“吐半口儿血”的文士，瘦得像黄河岸边的灾民，白得像京戏舞台上的小生，等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睡下，他也快要昏倒了。今天，我想，如果那有领导力的同学站出来说几句感谢的话，大家一致鼓掌送张主任离场，或者，派几位高年级的男女同学送张主任回到他的住所，场面温馨一些，有多好！无如那时的群众场面只表现浮躁和狂暴的一面，总是一副恨恨不已的表情，“先知先觉”立下这样的模式，“后知后觉”也就随波逐流了。
事后回想，还是张主任聪明，郑校长对校长这个职位兴趣太大，后来受到许多伤害。
四十几年以后，二分校程明光同学道经济南，拜望了身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的李仙洲，李氏透露，当年二十二中校长一职，山东耆宿原来有意请山东省第一联中校长张敏之担任，但郑仲平朝里有人。李氏对郑之“善为自谋”似乎不满，其实郑氏之“得”，同时是他之“失”。
张敏之是能吏、烈士、教育家的混合型人物，在山东教育界声望甚高，他的个性和治事方法与郑仲平不同。后来，乱世酷吏把他锻炼成现代的左光斗，恨我无缘成为他的史可法，他的事迹有待大手笔写成大文章。我常想，当年张先生如果真的做了二十二中校长，他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不知又是什么样式。命运只是一张略具轮廓的画稿，因不同的人着色而成不同的画。
李氏离手、郑氏就位，二十二中的格局已定，二分校的一次小小风波，显出这格局的轮廓。学生和学校当局在经济问题上对立，校园内唯一可以争议的经济措施就是伙食的管理，学生不断有意见，而表达意见的方式则为“纠众滋事”，因为他们从未受过民主训练。到抗战胜利我离校为止，二十二中只有“胃”的斗争，没有“脑”的斗争。学校当局一次又一次贴布告开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领袖，有一次，这布告后面被谁批上四个字：“鸟为食亡”。
那时，大家恨管钱管粮的人，学生瞧不起管钱管粮的人，战时筹粮也是舌敝唇焦，汗流浃背，可是学生没有感应。那些人也只知管钱粮，不知道办教育，他们看学生，也只看见一些永远填不满的嗷嗷众口，露着没刷干净的牙垢和没拔掉的蛀牙。他们没有看后院的小鸡小狗、前院的小草小花那一份喜悦。除名离校的学生跺着脚说，有一天、长大了，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了某一个人，定要狠狠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一九四六年，这类事果然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旅舍中。
二十二中的学生，前后有一百多人转学到六中，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怒气。抗战胜利后，二十二中某一部分的负责人前往重庆，中途在四川绵阳的旅社中投宿，被二十二中的转学生发现，一群学生冲进去，狠狠地羞辱了他。据说，学生动手殴打他，践踏他掉在地上的呢帽和眼镜，逼他连声自供：我是贪官污吏，我对不起青年，我对不起国家。学生把他那副破碎了的眼镜收拾起来，装在信封里，托便带到二十二中，供同学大伙儿传观，使人想起杨贵妃死后、当地人轮流观赏她的一只袜子。
六十年代，台北，鲁籍政要李文斋家有喜事，前往赴宴的校友，与他们立誓要报复的对象同席。几个校友也曾秘密耳语一番，商量散席后如何如何。可是，时隔二十年，那人实在已经太老，太衰弱，太孤苦可怜，这几个学生终于不忍下手。后来，一位参与密谋的同学对我说，宽恕是美德，可惜有负当年对老同学的诺言。
今天回想，陷区青年切齿痛恨日军侵略，才到后方去读书救国，不到三年，大家的怒火不约而同转移了对象。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固然猜不透、想不通，恐怕连李仙洲将军、张秀峰主任也始料未及。
第二部 18 那天，战争几乎吞噬我
一九四四年算是个丰年。这一年，苏联把列宁格勒的德军击溃了。克里米亚和罗马尼亚也相继解放。这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罗马、巴黎光复，在南斯拉夫、爱沙尼亚、希腊各地大胜。太平洋方面，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在塞班岛，关岛，菲律宾，在摩鹿加群岛，和日军进行惨烈的战斗，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这一年，中国军队在缅甸和英军并肩驱逐侵入的日军，攻克孟关，在胡康河谷会师；占领孟拱、密芝那、芒市、八莫，巩固滇缅边境；把侵入滇西的日军逐出，光复龙陵、腾冲，不许他们进窥长江上游。
可是，这年四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用兵河南，许多名城要邑不能固守，报上说，“三十七天内连失三十八城”，（书上说，四十四天内连失四十五城。）虽说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这空间太大，换来的时间未免太短了。
六亲不同运，命运像化学课堂上的试纸那样，遇见弱者就变恶。小小的日本国，原打算由南洋入缅甸，由缅甸入印度，由印度入中东，和德军会师，压迫英国求和；同时由太平洋直取中美洲，封锁巴拿马运河，压迫美国求和。等到东西两面都碰上铁板，这才缩小范围，经营第二个交通圈，他要由日本经朝鲜，越满洲，贯穿北宁、平汉粤汉三大干线，转广西，以越南暹罗为跳板，和新加坡连接，使陆上海洋的派遣军首尾呼应，脉络贯通。他这才沿陇海路西进，平汉路南下，来打河南。这就像山后有人打围，野兽都跑到山前来张牙舞爪。薄处先破，脆处先断，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这一战严重威胁阜阳。平汉路有失，将阜阳和大后方的连体切割，阜阳成为“敌后”，而且，日军为了策应河南的战事，从蚌埠出兵、沿淮河北进、企图占领阜阳。两路日军打算在郑州会师，席卷河南全境。警讯频传，我们这些大孩子虽也心跳气促，但绝不是害怕。那年代，哪个地方要是没打过仗，那个地方就好像有几分不如人。而我们这一带已经好几年太平无事了。
颇有游击经验的曹湘源握着拳头、望着前方说：“让李校长带着我们打一仗吧！”
四月底，日军迫近我们居住的阜阳，我们唯恐他拂晓来一个闪电攻击，夜夜躲在阜阳南部的丘陵地里，随时一个急转弯可以进入大别山。这时，弦歌不辍就难了，我们最喜欢把带队的老师围在中间，听他谈打游击的经验。
我记得他说，小日本儿，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呢，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从古到今，想用武力征服世界的人都失败了，他们三朋四友怎么能成功？他怎么不想想，你有国家观念，别人也有；你有民族精神，人家也有；你敢死，别人也敢死；你会杀人，别人也会杀！
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忽然阴沉。你们知道我杀过多少人？——啊，我们受了惊。——我杀日本鬼子，杀八路，杀汉奸。对付敌人和坏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我现在是放下屠刀拿起鞭子（教鞭）！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杀过俄国人，如果要我写“我的志愿”，我的志愿就是：捉几个俄国大鼻子，一天杀一个！
虽然是在夜间，我也似乎看得见他的脸上有一团杀气。大部分男同学都鼓了掌，只有在七年血战之中才会有这样的掌声。也许是掌声的鼓励吧，他说，小日本儿的年纪越来越小，枪比人高，裤管比腿长。夜间做梦，想家，偷偷地哭，早晨班长伸手一摸，枕头是湿的，马上好一顿拳打脚踢，怪你给皇军出丑丢人。依照政府规定，捉到了小日本儿要送到大后方，可是山长水远，一路经过日军占领区、八路占领区、土匪占领区，哪里行得通？还不是就地挖个坑儿埋了。那小日本儿哪，他哭，他磕头，他并不是怕死，他哀求你一枪把他毙了。只有中弹而死才是军人之死，灵魂才可以轮回再生。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
这一段话，他另是一种语调，很平静，几乎带一点感伤。万籁无声中，某种气氛包围了我，使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为杀人者鼓掌。可是，你怎样面对亡国的危机呢？你怎样面对水火涂炭中的生灵呢？你怎样面对无定河边骨和深闺梦里人呢？皇天在上，人生在世，战时有战时的选择，平时有平时的选择，我们无法统一。
这时，有人问他，杀人有什么感觉。他睁大了眼睛、亦庄亦谐。感觉很好！像大便畅通！他有一等一的口才，先使我们惊，后使我们怒，末了，我们大笑。也只有七年血战中才有这样的笑声。
战火蔓延，我们停课下乡，准备和日军捉迷藏，饱学的宿儒隐退，通三教九流的教职员当令，这些人很健谈，于是，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话听见了，后来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
我们到这一队听听，再到那一队听听，自称“游学”。听到醉心，忘了归队，于是，某一队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的带队老师干脆向他一拱手：老兄，你多偏劳了吧。
这位“老兄”引人入胜之处，是他背后有一张神秘的幕。他说：“我是来防范异党活动的，我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望着那低垂的幕，我们肃然起敬了。不过那时我有一个疑问，一个负有如此重责大任的人，岂不应该深藏不露、运作于冥冥之中吗，为什么这样招摇呢？
他实在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伸手到那无形的大幕之后，不时取出一样令人惊喜的东西。他说，汤恩伯的军纪太坏了，河南人“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汤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是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指挥五个集团军，声望实力都超过司令长官蒋鼎文。
这位老师认为，日本人想并吞中国，征服世界，信心未免太大了，汤军在郑州只守五天，在许昌只守六天，叶县是他的大本营，日军还没到叶县，他先退到伏牛山里，他的信心又未免太小了。信心太大是狂人，信心太小是病人，河南战役是狂人对病人的战争。
一个惊愕连着一个惊愕。他似乎决心要使我们永远记得他。有些话怎么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以不变应万变？”那是低能。“以空间换时间？”那是败家。他告诉我们，后方正在流行两句话：“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沦陷区正流行两句话：“抗日、抗早了，当汉奸、当晚了。”他的解释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些人立即毁家纾难，现在撑不下去，只好变节投敌，眼看着抗战胜利近在眼前，他这个汉奸罪名怎逃得掉？有人先干汉奸，搜刮压榨，浑水摸鱼。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等到日军大势已去，他来个改邪归正，照样升官发财。
这个人，我一辈子忘不了，借着战火的余光，他展示了一本禁书，一本书外之书。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给我们启这个蒙、开这个窍？他是来防范异党、查察青年思想的啊，他究竟希望他的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他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许多年后，我听到一个名词：“鸟媒”，猎人把鸟制的标本放在树林里招引它的同类， 而猎人在旁张网以待。又过了若干年，我听到更生动更恰当的比喻，“引蛇出洞”。这位防范异党活动、查察青年思想的老师，或许是玩着同样的把戏。
年轻多梦，我常常梦见他变瘦变高变黑，长袍束腰，头上缠着白布，对着山洞吹那尖巧灵活的笛音。他的音乐确能引蛇，也能使蛇繁殖得多、生长得快。后来他疲倦了，没有气力了，不吹魔笛，蛇照样成群结队爬出来，他只好赶快起身逃走。天下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这一回，他做了因果的主宰，也做了因果的奴隶。
第二部 19 我不敢感谢上帝
阜阳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病了。
日机轰炸阜阳，北面日军攻到七十华里的太和，东面日军攻到四十里铺。我突发高烧，不能起床。
发病的这一夜，同学们半夜起床，出发疏散，因为不准点灯，谁也没发觉漏掉了一个人。我也不能说一句话，或者翻几个身，来引起别人注意。
阜阳城的居民已完全疏散，有一支小小的巡逻队四处查看疏散的情形，他们来到打蛋厂，帮了我一个大忙，那就是，从厨房里舀来两碗冷水。一个发高烧的人是如何需要饮水！这种情况下哪里有开水，也只有不忌生冷了。
这一次阜阳的疏散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没有战地任务的人一律出城，家家锁好大门，贴上封条，军警在每一个路口守卫、每一条街巷巡逻，战后还家，全城百姓没有任何损失。
次日中午，同学们回来，李孔思赶快替我请来医官，医官马上开了药方。那时西药是稀有之物，幸亏我们有一位老师在城里开了一家委托行，每年暑假依靠返乡探亲的同学带些“走私”的货品，他的指点加上孔思的奔走，校医这才为我注射。
有几天，我颗粒不能下咽。每天，校医来打针，孔思为我准备一排十碗开水，打蛋厂又变成一个空壳。只有我，躺在这里，只有老鼠，从屋梁上溜下来，到我的碗里来喝水。连老鼠喝过的水我也一饮而尽，只有在喝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生命。
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清醒时并不恐惧，只是空虚，很想坚持什么，悬念什么，可是心念涣散无法集中。如果我能为别人忧，就可以解自己的苦。国太大，家太远，阜阳太陌生。我必须能不想自己。
游丝一样，我的思路挂在一只鸟笼上。每逢主日崇拜，教堂里的风琴响，它就婉转地唱起来。这时，牧师说：“感谢主，鸟也来和我们一同赞美上帝。”这时，我们微笑。这鸟，是一个定时显现的神迹。在这大疏散的日子，逃难的人会提着鸟笼吗？它大概还挂在那里吧？那笼子里，是否还有它的米、它的水？
这是一只朴素的鸟，形状像燕子，苍白色的外衣上有斑点，挂着黑色的项圈。看来它相当强健，能忍受匮乏。可是，那里还有一只猫，披着虎皮、戴盖圆形笑脸的猫。鸟叫的时候，它就跑到笼下方，猫仰脸张望。它一会儿望鸟，一会儿望人。生物课本上说猫有尖牙利爪，生性凶残，行走无声。可是它能跳多高？现在，教会里只有它和一只鸟，它也许不必张望了，可是它到底能跳多高？
想到鸟，我慢慢有了精力。我为它忧虑，为它设想，用我的幻想来帮助它，这鸟的命运有一百种可能。“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没有天父的意思，一个也不落在地上。”……
后来，恍惚中，我听见教堂里的风琴响，睁开眼，一团漆黑，鼻尖上空飞着一只蚊子。……恍惚中，又听见风琴，还有鸟声，睁开眼，青天白日，老师在教务处拉胡琴，他们都回来了。
国军以骑八师为主力，击败了沿淮河北犯的敌人。骑八师来自甘肃，师长马彪，西北马家军主力之一，经此一役，三千人埋骨淮上，由阜阳出发的劳军团和前线将士对泣，大酒大肉无人下咽。
今天重提旧事，我查看了战史。八年抗战，大战役二十一个，小战役一千一百一十七个，加上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淮上一战规模小，一般抗日战史或只字未提，或寥寥几行，倒是《阜阳市志》有详细记载。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徽的日军伪军一万多人，在空军掩护之下，沿沙河向颍上阜阳进犯。国军将领廖运泽指挥抵抗，李鸿慈的暂编十四师，廖运升的第十七师，马彪的骑兵第八师，徐长熙的骑兵第三师，还有阜阳县的三个自卫队参加作战。骑八师正面迎敌，作战勇猛，副师长卢广伟、政治部罗主任壮烈牺牲，日军第十三师团参谋长亦战死。
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日军前锋到达十八里铺，离阜阳城只有十八里路，而我正昏昏沉沉躺在西关打蛋厂二分校的教室里。
平汉线上，日军迅速攻下许昌，自许昌南下，一星期内攻下郾城漯河。同时，平汉线南端的日军北进，遂平、西平失陷，两路日军在确山会师。日军从东南沿淮河进攻阜阳，原是为了策应平汉线的战事，平汉路既已打通，也就暂时罢手。
这么说，我能由死入生，（阜阳能转危为安）全靠淮上的将士死了那么多人、平汉线上的将士丢了那么多地方。二者缺一，我命休矣。有些基督徒以自我为宇宙中心，说是“万事互相效力，教信主的人得益处”，如果我拿来解释这一次瓦全，那真可耻。这一次，我只能感谢李孔思，不敢感谢上帝。
我那场病算是重病，孔思是唯一来看顾我的人，我和他并没有特别的关系，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交朋友，我的朋友是上帝派遣的。
结交这位“圣人”不容易，他不爱谈天，我请他吃了一次“婆婆谟”，再请，他拒绝。平素沉默寡言，行走坐卧不离功课，上课记笔记最专心，最完整，最清楚明白，人人称赞。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后来也突然丢掉他的笔记本，跟我们一同远走。
一九四七年底内战惨烈，他在西安，我总算有机会替他做了一件事，但是还不能说偿清我欠的人情，详细经过写在我的下一本自述里。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我费尽心思找李孔思，只找到“最后看见李孔思的人”。
河南这一仗，汤恩伯受尽指责，全靠国民政府蒋主席挺身而出，他对国民参政会说“责任在我”。据说，战事由军令部直接指挥，中央并没有命令汤恩伯在某地死守，汤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位置应该和前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超过规定。看来汤所受到的“圣眷”，真是“优渥有加”。
但是河南人不能原谅他。虽然说是“宁愿日军烧杀”，一旦日本人真的来了，他们还是希望汤军能守住阵地。他们只是说些负气的话督促你检肃军纪而已，你怎么……怎么就真的真的让日军……烧杀来了！
说到烧杀，日军自一九三七年侵入中国以来，有一套行为模式，一九四四年在河南，日军仍然照这套模式进行，既无“改进”，也无反省。
日军对焚毁村庄有极大的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着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那时乡镇建筑多半以茅覆顶，或者是以木材为主的百年祖居，一旦起火，转眼可以烧光，那画面，大概是非常之“赏心悦目”吧。
至于“杀”，仍随手点染“即兴”取人性命，似乎颇为自己的“潇洒”得意。例如，一个农夫在过桥的时候和日本兵相遇，他不敢返身折回，只有硬着头皮小心翼翼靠边走，日兵飞起一脚，把他踢到河里去。……
倘若事故特殊，例如在地上发现了国军遗落的几粒子弹，就要郑重其事，来个“机关枪点名”，把几十名老百姓排列起来，用机枪扫射，据说，一枪一个，立时毙命，小日本儿训练精良，弹无虚发，自鸣得意。
还是“宁愿汤军驻扎”，还是赶紧往有汤军的地方逃。……战役过后，重返家园，且喜老屋犹在。不料掀开锅盖一看，锅里有一摊大便；打开面缸一看，面粉里有一泡小便。……
没多久，消息从上头传下来，学校要离开安徽，前往陕西汉阴。
第三部 1 跟着摩西过红海
一九四四年暑假，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分批西迁，预定在河南驻马店附近越过平汉路，经南阳、内乡、湖北的老河口，沿汉江入陕南设校。
这么远的路啊！有些同学一看地图，就收拾行李，回山东老家去了。有些人回家拿路费，父母再也不让他出来。某一个礼拜天，我随牧师查经，查到摩西过红海，海水左右分开，让出路来，摩西一步走过，海水就在他身后合起来，把陆地淹没了。我思前想后，没有回去的路，我是站在红海里的以色列人。
秦岭南部这块狭长的平原，是老校长李仙洲选中的迦南。这地方粮价便宜，据说，比陕南更容易吃饱的地方，那时只有甘肃天水。我们的迦南靠近汉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将来抗战胜利，我们可以由汉江坐船直达武汉，再由武汉坐火车迁回山东，交通很方便。我们的迦南北有秦岭，东有伏牛山、武当山，南有大巴山、米仓山，“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儿郎”。小日本打不进来，二十二中定不会像一中、六中或东北中学那样再迁三迁。
那时西迁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走过平汉路。那时敌伪已在路侧挖好深壕宽沟，人跳下去爬不上来。沿沟修筑碉堡，断绝人行，并派出装甲车在铁路上巡逻。一条铁路就是一条封锁线。
第二，河南的南阳、镇平、内乡，号称宛西自治区，当地民团对国军颇有敌意，曾经对某些国军部队、流亡学生包围抵制。我们如何顺利通过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得费些心思。
第三，就是盛暑之中，跋山涉水，每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我们都明白，路上若是生了病，谁也救不了你，而我们能够准备的救急消毒药，只有大蒜。
不论如何，只有极少的人想到退缩。那时年轻，不知道害怕，这是年轻的特征。后来我想，谁能驱使年轻人去做他自己不敢去做的事，谁必定成功。陕南的确遥远，一如童年的摇篮，同时群山护卫，它也像个碉堡。仗还要打很久很久，直打到日本官兵心跳太快，血压太高，头皮下再青青，杀人无力，晚景凄凉。他们出征，无家，只有军妓为伴，他们制造孤儿，自己没有儿女。而我们长大了，我们大步走回去，看他们蜷曲在我们脚下，一如秋收时豆田里无处可逃的兔子。
大计既定，老校长李仙洲亲自带着参谋，坐着汽车，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遭。原则上，这条路线是“走小路，住大城”，离公路远一点儿，躲开日本的骑兵和汽车；奔波了若干天之后，需要休整，有些东西必须到大城里才买得到，有些人必须到大城里才找得着。这一路上在什么地方喝水，什么地方打尖，什么地方住宿，参谋都画成地图，后来这地图复制了，每个小队都领到一张。
老校长还做了一些事情。大队学生在伪军的碉堡之下越过铁路，必须得到伪车谅解，老校长为此派人去找确山的帮会老大。老校长在内乡请客，把宛西自治区的头头儿都请到了，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席间有一个主要的客人说，学生进了宛西，最好自称是“李仙洲的学生”，不要用二十二中的番号，因为宛西人对二十一中的印象不好，以防混淆不清。这番话，后来也向下传达了。
老校长把校本部设在汉阴县的涧池铺，二分校设在汉阴的蒲溪镇，师范部设在汉阴县的平梁铺，一分校则设在安康县的新城。涧池、蒲溪、平梁，是汉阴最大的三镇，二十二中可以说是把一县的精华区全占了，当地人本来有些不愿意，老校长对士绅们说：你们的房子空着，不办学，难免要驻兵，办学总比驻兵好；陕南学校少，升学难，二十二中来可以兼收当地的青年入学。地方人士这才欣然接纳，汉阴县长王寿如从中帮了大忙。
经过老校长的这番身教，我才知道什么叫有计划，什么叫负责任。家乡是小地方，要办的事都很简单，而且日光之下无新事，有百年故例可循，只要问老年人就可以，所以我从未见过“计划”。西迁以后，后来我长大了，自己办事，总愿像老校长一样，把事情办得周密一些，恳切一些。
那时，高中部一年级有位同学，名叫高国武，对西迁“过路”作出重要贡献，堪称无名英雄。如今《校史资料汇编》出版，才正式公布真相。
二十二中的师生，要想平安穿越平汉铁路，必须“瞒敌不瞒伪”，绝对不能让日军知道，但是绝对要得到伪军的谅解。高国武同学家在驻马店，“过路”正要经过驻马店南郊，学校当局和高国武商量，希望他能回乡布置。
高家在当地有声望，高家的长子、高国武的哥哥，又是一支游击队的领袖，凭借地利人和，作了最佳配合。其中高潮是——高国武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单身进入驻马店城区，拜访汉奸领袖维持会会长。
真是英雄出少年，高国武拿出二十二中以校长李仙洲名义发给的证件进行谈判，维持会答应提供日军行动的情报，在最安全的日子派出人员，接送校本部“过路”的队伍。任务圆满达成，维持会长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和甥女随队同行，教两个少年人到汉中投亲，脱离沦陷区。
西迁前夕，老校长又对全校各部巡回讲话，他举出几位坚苦卓绝的民族英雄勉励我们，他说长途行军能增强体力和毅力，他要求我们一个也不掉队、一个也不生病、一个也不退却，准时到达目的地接受他的检阅。那时，抗战的局势和他个人的前景都暗淡，铜像的姿势表情不因风雨而改变，他站在我们面前依然可以制造梦境，散发信心。
我们传诵伊藤博文的一首诗，他勉励日本青年不要贪恋家园，半是洒脱，半是伤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当年日本的国策是对外扩张侵略，希望国人对新地异土有憧憬向往，当局者着意推广了这首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却不料这诗在中国也风行起来。我在会念“床前明月光”的时候就会念它了，那时我以为“青山”是风景。不错，人间到处有风景可看。
一个在“满洲国”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在满洲，子女离家远行的前夕，父母多半拿这首诗来加强临别的叮咛。中国的父母嫌“青山埋骨”这样的话不吉利，即使心里有这意念，也不会说出来，同侪送别可就没有顾忌了。许多人能从家乡带走的，是这一份“生死以之”的悲壮。
日本人以这诗句、这人生观来聚训侵略的尖兵，中国青年却也因这诗句挣脱“安土重迁”的传统，走向反侵略的前线。这真是：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是的，“人间到处有青山”！我们的心也“横”下来了。
第三部 2 梦中，文峰塔上的歌声
我常常想念阜阳，阜阳养育我，锻炼我，给我机会、给我能力去追求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经历，必有一魂二魄留在那里。
除了阜阳，我也想念上海，想念沈阳，想念台北，当然还有山东的故乡。不过，意义不同。
不同的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六十年代特别想家乡，七十年代特别想阜阳，八十年代特别想上海沈阳，九十年代特别想台北。但我走的是单行道，再也没回到这些地方。
五十年代哪里也不想，头脑虚无而心情沉重。我以后再记述那段特殊的岁月。
想阜阳，先想城外的文峰塔，挺拔端正，高出一切房屋树木。它是阜阳市的地标，依我的回忆，它是阜阳的中心，像伞柄直竖，撑开阜阳平原。人在远处，未见阜阳，先看见阜阳的神佛，抖落仆仆风尘，一脚踏进宝地，吉祥平安。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离开阜阳，行前登上文峰塔，和阜阳的城郭人家山河岁月道别。
阜阳城那时是全国最小的城区，高塔恰如一座瞭望台。我多次登塔看这一片美丽的土地，麦收季节，在塔上看见那遍地金光照亮浮云。阜阳八景犹有挂漏，我们特地杜撰了“平野麦秀”一景来补充，麦田向东延伸，伸入颍河泉河的蒙蒙水汽，向南碰触蜿蜒起伏的卧牛山，为这个大谷仓找到间隔。冬天，塔上看卧牛山，岭头雪和岭头云联手补天映地，才知道为什么“卧牛积雪”是八景之一。
人常常因为位置高低不同，看见世界不同的面貌，人必须登高，地必须有高可登。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塔，我必定去看塔登塔，每次登上高楼，也总有登塔的心情。
我们给阜阳找新八景，有一景是“高塔寻诗”。文峰塔是个空壳子，塔室连门也没有，室内墙上密密麻麻是游人留下的手迹。题壁者或有骚人墨客之作，有人用沙里淘金的态度去读它，或者挟怨泄愤之作，有人用窥探隐秘的态度去读它，或有幼稚学步之作，有人用批改作文的态度去读它，读到技痒，自己也挤上几行。
总会有许多淫秽的文句，我还记得，有人写出阜阳城内一个女子的姓名，说她的左乳乳头有黑痣一颗，叮咛南北君子幸勿错过。是失恋男子的报复手段？是妓院变相的小广告？宝塔来自佛门，造型像天线、象征天人交感，如此清净庄严之地，何以产生厕所文学？
幸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像“你我是前生夫妻、今世冤家、来生父女”。依佛家的说法，如果一个男孩爱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不爱他，那么来生这女孩要做那男子的女儿。反过来如果一个女孩爱一个男孩，这男孩不爱她，那么来生这男孩要做那女孩的儿子。
在塔里，我也留下几句话，表示了对阜阳的依依不舍。我写的是：
阜阳一粒粟，
壮士万金躯。
临歧不忍去，
来作登高呼。
若问我呼喊什么，我想大概是“阜阳再见”吧。想说再见，没个人听。
很遗憾，我在阜阳没有朋友。那时年纪小，不懂得交朋友，我在上海沈阳也没有朋友。没有交到朋友，你不能算是真正住过那个地方。
没有朋友也就没有恩怨，没有得失，对那地方的好感不易变质，时间越久思念越深。
为了阜阳，为了文峰塔，我求亲托友买来阜阳的地方志。一九八几年，难得很呢，买这样冷门的书，怀疑你是搜集情报。
《阜阳市志》说，文峰塔在城东南两华里处，一七九六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建造，全砖结构，七层八边，砖上雕有长寿鹿、灵芝草、太极图、鲤鱼跳龙门等图形。通高三十一点八公尺，有旋转梯通塔顶。
以后许多年，常常梦见塔，梦见阜阳的文峰塔。二十二中二分校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人，用他的灵魂，带着文峰塔走南闯北？年级最小的男生陈培业，到了退休之年，还对我说起他的故事。
一九四四年，陕西汉阴的蒲溪镇，培业老弟情窦初开，暗恋二分校歌咏队里的一个女生。他说，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塔上传出那女孩的歌声。他爬上第一层，听见歌声在第二层，他爬上第二层，歌声在第三层。一层一层往上爬，手足并用，汗流浃背，爬到最高，他发现顶层的塔室空空，墙上挂满了步枪钢盔，甜脆嘹亮的歌声在塔外天空云端。
多少柔情诗意！汉阴县的蒲溪镇并没有塔，培业把阜阳的文峰塔带入汉阴的梦中。
我的梦没那么浪漫，我梦中登塔，想到第七层寻我旧时的手迹。爬到第七层，上面还有一层，爬上第八层，上面还有一层。文峰塔像竹笋一般生长，它已插入云端，高到可怕的程度。梦中记得旧约里有个巴别塔，越盖越高，惹得老天生了气。
梦中爬上许多层级以后，我停下来想，是否还要继续攀登，就在这时，我醒了，很怅惘。
也许不该停下来想，可是，同样的梦一再重复，身不由己。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包围上海，我在上海做梦，梦中倾盆大雨，我站在文峰塔里，低头看洪水泛滥，冷气袭人。
那时战局严重，人心不安，许多人喜欢算命看相，一半认真，一半游戏。我去找人圆梦，那人毫不迟疑地断定：“塔者，场也，你的靠山要垮了。”
再问前程，他说，“你会到一个四面环水的地方去，但是，塔者，他也，一生为人作嫁，因人成事”。
可不是？四面环水，台湾。
文峰塔在我们的梦中老而弥坚，八十年代有人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它就变成一堆瓦砾，内战双方都使用高塔瞭望敌情，双方也都容不得它存在。后来天下定于一，政府修复古迹，文峰塔出落得很漂亮。它真的会重新成长。
自从知道文峰塔轮回新生，我就做与塔有关的梦。培业的梦里，也许仍然歌声缭绕。
第三部 3 从流亡三部曲中醒来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的路线是，离阜阳入河南，经过沁阳、唐县、潮阳、镇平、内乡、浙川六县，进入湖北。由湖北入陕西，大部分师生走山路，沿汉江江岸穿越武当山脉，经郧阳、白河、洵阳、安康到汉阴。少数师生走水路，从老河口坐船溯汉江而上，经均县、郧阳、白河、洵阳、安康到汉阴。
全线的路程多少华里呢，当时的说法是两千里。现在校友李之勤写“国立二十二中西迁路线”一文，列出他当年走过的城镇，并注明两地之间的距离。他真是一位有心而又多情的人。就他的里程表作一统计，得两千华里，其中山路占八百华里。里程表还有三处没有里数，只注明“一天”，想是爬上一座山再走下来，三角形的两条斜边很长，底部的横线却短，究竟算是多少里，也就难说了。
西迁动身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期无从考证，可以推算。九月十七日，一分校师生在西迁途中遇难，死了十位同学。九月十七，这个日子错不了，第二天是“九一八”，容易记。全校师生分四批上路，上一批和下一批中间隔十天左右，一分校是第三批，据此推算，第一批约在八月底动身。校友王廷玉有长文记述西迁，他说八月中旬首途。
西迁上路，二十二中才是真正的流亡学校，我们才是真正的流亡学生！队伍梯次的区分并不严格，学校当局也知道，此去千山万水，学生需要互相扶持，情感比“建制”要紧，因此，对离队插队的要求一律批准。二分校有些同学到校本部去了，有些同学到师范部去了。校方把所有的女生编成女生大队随校本部出发，二分校的女同学并没有全部参加，有些人喜欢留在原来的队伍里。
父亲从老家来信，希望我到校本部和二表姐同队，我如命奔往柴集，第一批出发。这是一件糊涂事，没人告诉我，子在外，父命有所不受。我的朋友都在二分校，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和他们同甘共苦结下更深的友谊，多少人的喜怒哀乐真性至情也看不见了。我的历史在二分校，离开了它，这一路上我的成长和它的成长失去了关联，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它的美，它的丑，它的奋斗，都不能成为我的回忆，一向的积累，酝酿，忽然中断了！此刻，我要写下：不可中断自己的历史，除非你能真正进入别人的历史。
我在校本部住了一宿，总算跟柴集结了缘。校本部也是溪水围绕，教人曲曲折折地走。见识了高中三年级学生的气概，他们迈开的步伐大，伸出来的手掌大，脸盘大，嗓门也大，校本部的小桥流水怎么载得动。虽然都是二十二中的学生，跟我们初中生比，他们另一个样子。“抗日靠山”，我那时对山的形象熟悉，我们是山，他们是大山，当然还有更大的山。那天晚上我寻思，有句成语不妨改一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还记得晚上很热，学生都到镇上去喝茶，二分校没这个场面。我也坐了两个小时的茶馆，听他们谈天说地，听得入迷。同样一杯茶，他有他的滋味，我有我的滋味。心中暗想：再过三年四年……想象力给我明天的征程注满了勇气。不料一年以后我放弃学业，永远未能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谈女生肆无忌惮，男女同学之间，他们已经有“手提金缕鞋”的情节，二分校只做到“眼波才动被人猜”。有人忽然提到二表姐的名字，我听了如雷贯耳，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彼此忽然产生非常紧张的关系。他们说，二表姐有很多优点，这样那样，津津乐道。我很开心，精神放松了，接着又愤愤：你们懂什么！二表姐的好处只有我知道，我偏不说，你们不配听。
第二天，上了路，队伍走得飞快。人人心里有三个“怕”字，怕日军扫荡，怕盘缠用光，怕中途生病。行期必须尽量缩短。我们一些被“流亡三部曲”宠坏了的孩子，这一下子醒悟了，流亡是逃命，是拼命，是乩童跳灰过火。流亡不是东张西望，看山看水。流亡不是前仰后合地唱歌，看见一块草地就坐下来。流亡甚至不是中夜辗转，想家，掉几滴清泪。流亡者没有那份闲心。
“过路”，应该好好记上一笔。队伍在夜间进入平汉路西侧的一个村庄，藏身休息，不准外出。这个村庄的名字有好几种说法，依多数人的记述，它叫官庄。
第二天天黑以后，队伍离开官庄西进，预定取道确山之北、驻马店之南穿过铁路。日军在此处设下隘口，路旁有砖造的高楼堡垒，由伪军把守。教官不断用耳语接力传令：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发出火光，水壶带好、不准掉在地上，后面的人跟紧前面的人、不准拉大距离。我们都在军训课受过夜间教育，现在严格遵守规定，切成薄片的肥皂早就塞在独轮车的车轴旁边，防它吱吱作响。这回是玩真的，每个人都很紧张。
教官事先选好地形，带着我们“摸”过去，屏息卧倒，静等敌人的装甲车驶过。我悄悄抬起头来，看见高堡耸峙，窗口露出灯光。不久，胸膛下地壳震动，耳朵贴近地面，隐隐听见远处的隆隆。装甲车来了！呼啸一声，探照灯的灯光从我们背上扫过，刹那又归于黑暗，过了路以后觉得背疼。装甲车只在它将到未到之时骇人，及至眼前，匆匆几秒钟，我们都明白它什么也没看见。
装甲车去后，高堡的窗子忽然黑了，这是约定的暗号。耳语传令，起身急行，跑到堡垒的射击孔旁边，却又轻手轻脚，以免把碉堡里面的人“惊醒”。人人知道他们没睡，他们正在睁大了眼睛朝外看。人是骄傲的动物，你得给他们面子。
铁路的路基很高，像一道堤防，登上去，两条铁轨很明亮。一步跨过，两旁站着几位高年级的学长，趁势拉你一把，像照顾病人。多年后，读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名言：这是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我想起西迁过路的这一步。
过了路，又是一阵小跑，再卧倒，听下一辆愚蠢冥顽的装甲车驶过。
然后，走上二十二中的不归路。
天明，我越走越慢。二姐不时回头催促：
“你这不是行军，是散步。”
散步！我真希望能散步。“慢慢走，欣赏啊！”把祖国的大地河山当做一个风景区。这条路，也许我们只能走一次，“慢慢走，珍惜啊！”
“快点走，我是女生，不能掉队。”
二姐又说。
不错，女生不能掉队。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学的女生被日军冲散，有几个女生落入土豪劣绅手中，起初当然也反抗，后来，就像张爱玲写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语做母亲。
对二姐的处境充满同情，也不能使我走得快一些。二姐终于说：“你自己慢慢走吧，太阳往哪里落，你就往哪里走。”
现在知道，我掉队的那个地方叫“蚁蜂店”。
我骤然轻松起来，这时太阳正在我头顶上，我就找个树荫坐下，等它偏西。我慢慢换上一双草鞋。西迁前夕，我们故意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曲解为好好打几双舒适的、坚固的草鞋，我自己心里明白，解释还可以引申。人的脚掌内侧应该凹进去，你若光脚直立，脚掌下面应该能钻进去一只小龟，而我的脚掌几乎是两张平板。这不是“千里之行”的脚。所以，散步。
还有，我的腿。据说，男人两手左右平伸、由左手尖到右手尖、它的长度，应该和“由头顶到脚底”的长度相等。“由头顶到脚底”，它的二分之一处，应该正是生殖器的位置，我的下肢稍长，和标准不合，同时骨盆也太小，这样，用脚来移动身体的位置，就特别费力。
公元一八九六年，有一个法国医生发现了一种先天的缺陷，这种缺陷由许多症候合成，计有下肢特长，两上肢平伸长度超过身高，扁平足，脊柱微微弯曲，胸部微微凹陷，近视，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还有一项：用大拇指和小指去握另一个手腕，大拇指和小指能够重叠，这表示其人的手指特别长。他说具有这种症候群的人体能有限，不能承受严格的训练。医界以那位法国医生的名字作为病名，那位医生的名字可以音译为“麻烦”，于是中国医生就诙谐地把这种缺陷叫做“麻烦症候群”。
“麻烦症候群”的症状我大部分都有，所以后来麻烦不少。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总算凭勇气和信心克服了困难。我到蒲溪，看那先到一步的同学，觉得彼此就像是从童话和格言里走出来的一样。
天生我材必有用，散步！
我决定以散步的方式走完全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我得先看看太阳从哪里落。
第三部 4 把好酒留到末日
一分校走后，二分校跟进。我虽然没有随他们一同西迁，对他们一路苦乐却很关心，毕竟二分校才是我的“母校”。
二分校西迁，两千里山川道路，成就了分校主任张秀峰。这话怎么说？
我在《群众的愤怒转向了》那一篇写过，柴集之夜，二分校学生为了一餐晚饭聚众吵闹，伤了张主任的自尊。二十二中老学长今日谈当年学运，把那件事当做二十二中日后学潮的开始。
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认为张主任一向自视甚高，对“群众的愤怒转向”引以为耻，西迁是他雪耻的机会，他要创造光荣。
一分校过平汉路，不幸遇上日军，十人死难，二十多人受伤。消息传来，张主任“受命于危难之间”，他虽然病躯支离，却毫无难色。
二分校出发前，张秀峰抱病演讲，慷慨如送子出征，叮咛如遣女出嫁，人人说他讲得好，比李仙洲好，比汤恩伯好，可惜我随校本部先走一步，没听见。
据陈嘉枢校友记述，二分校在打蛋厂张贴壁报，发表“告阜阳父老兄弟姊妹书”，才整队动身。这是二分校独有的安排。谈起壁报，我怦然心动，我爱搞那玩意儿。可是，无缘参与制作。
二分校行军，第一天只走十八里，第二天走二十五里，第三天走八十里，很像运动竞赛前的热身。三天以后，师生能适应长途奔波，潜力发挥出来，再规定一天疾走一百多里。张主任的设想十分周到。
以上三件事是二分校的特色，很遗憾，我只能想象身临其境。
还有几幅画图，算是小陪衬，到底也是我错过的风景。
动身那天早晨，所有的教室宿舍都空了。那时学校已有些建设，我们睡上了大通铺的木板床，床减轻了我们的疥疮，却带来无数的臭虫。跟臭虫作战比跟虱子作战更艰难，它们披甲戴盔藏在木头缝里。那天队伍还没走就有工人来拆床了，几十把铁锤铁斧一齐敲木榫，灰尘从门口窗口冒出来，教人疑心那是浓烟。臭虫受不了这样大的震动，离开木缝逃走，又不知何处可以存身，密麻麻爬了个满地，浩浩荡荡爬出室外，一大片一大片彷徨在那里。没有人去赶尽杀绝，学生和臭虫的战斗已结束，虽然它们的肚子里还装着自己的血，也无心追讨清算。这场面我也没看见。
整个女生宿舍现在是一艘弃船，又没有人去搜索占领，空荡荡地停在那里。现在男生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了，某些曾经在夜晚远远望着窗口灯光发呆的男生，现在可以快快乐乐地站在窗里了。最留恋这房屋的人，也许并不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某些男生，钦差大臣似的巡视了每一个角落，据说，竟有一个男生，站在某一间宿舍当中，当众拉开裤子解了一泡小便呢！这等事，我也没有机会看见。
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我想，他们把我忘记了，在人人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也许只有你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还能记得你，所以，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永远在人生中占特殊的位置。那时有一种论调，说是由于社会进化变迁，传统的伦理关系逐步崩解，最后，人和人只剩下一种关系，就是“同志”。呸，我们来嗤之以鼻。
二分校过路，吸收了一分校的前车之鉴，每天派出斥候，侦看五十里以内有没有敌人的踪迹。他们分别在韩庄、王岗宿夜。他们在韩庄郊外的星光下，祭吊了一分校死难的同学。王岗有两个：新王岗和旧王岗，咫尺相对，都是安静的村庄。
二分校越过铁路以后，听见枪声，队伍又迸裂四散。枪声自大路之北的村庄中发出，同学们向大路之南逃避，黑夜中，张主任离开大路，沿着路南的村落一路呼唤：“孩子们！到我这里集合！”他说，我们人多，对方不知虚实，我们保持队形前进，他们一定不敢妄动。他非常镇静地带着他的学生、渡过第二个险滩。
西迁路上，张主任每夜都要到学生住宿的地方巡视一周，看他们睡好了没有。这是只有母亲才做得到的事情。学生到了内乡休整，学校经费中断，他取出自己的皮袍来卖掉，权充菜金，这是只有父亲才做得到的事情。可惜“彩云易散琉璃碎”，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一遍又一遍打定主意：他是要走的！他会走得很突然！
《新约》故事：耶稣在某处参加一个婚礼，主人准备的酒不够，而客人兴味正浓。耶稣把五缸清水变成了酒，客人喝了清水变成的酒叫嚷起来，他们说，人家请客，都是给客人先喝好酒，等客人半醉，就拿出次等的酒来，你怎么和别人不同，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
“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张主任是深明此中三昧的。
张主任在写自己的历史。凡是聪明人都懂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历史容易歪曲，为防止歪曲就不要留下空隙。没人能说他没把二分校办好，没人能说学生闹风潮把他轰走，他要创造一个形势，学生喜欢他，佩服他，感念他，然后，他要你们留也留不住，留也无从留。于是，他就成为你们忆往话旧的一个题目，流芳百世。
迁校后突起的奇峰，我现在先预告一声。
学校迁到陕南，二分校在蒲溪镇安顿下来，张主任变成一个温和的教育家，对我们，他在物质上不能增添，精神上却送来温暖。他很少再出面指挥什么，规定什么，我们感觉得到，他不言而教，不行而动。那时我写出一段话来，我说，不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巧妇能用很少的米熬出香喷喷的稀饭，拙妇常把一锅饭烧焦。这几句话，我一直说到现在。
“过路”的这一夜，张主任坐在“滑竿”上，和大队一同行进。“滑竿”是一种简便的竹轿，外形像一把躺椅，前后两个人抬着，把张主任高高地举起来，下面人头滚滚，像前浪后浪中的一只小船。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他会想起柴集之夜吗？他也许想到“随波逐流，急流勇退”，或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罢？
走着走着，学生忽然又鼓噪起来，大家反对教职员走在前面，这种意见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张主任毫不迟疑，立即调整了过路的次序，学生优先，他和教职员殿后！
其实，学生并不是最先，前面还有一支小小的军队；教职员也不在最后，后面还有一些商旅。越走越近，眼看铁路就在眼前，走在前面的军队忽然退回来，喊着“铁甲车来了”！大家急忙回头就跑，转眼间抬滑竿的人不见了，推太平车的车夫不见了，有些同学只求跑得快，把背包解下来丢掉。（咳，但使军训教官李人杰仍在，何致如此！）遍野丧家之犬，只有张主任没跑，他拄着拐杖，颇有“独立三边静”的架势，滕清芳老师跟在他旁边。他跑不动，他也知道铁甲车根本没来。
当张主任眼看人群散尽、孤立无助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呢？我猜，他除了在心里重复他的求去之意，大概增加了与滕老师的患难与共之感吧。
当大家弄清楚那是一场虚惊、陆续回来的时候，有些同学发现他的背包不见了，有些行商发现他车上的货物不见了，有些老师发现他的行李不见了。那一支部队却抢先过路，消失在黑暗里。大家判断，所有的失物都已被某些军人取去。所谓“铁甲车来了”，那些军人早就知道并没有什么铁甲车。
国军那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本为保护师生过路而来。他们制造恐怖，趁机掠夺，这一夜，多少老师破产了，他忽然老了，他的孩子慢慢地瘦了。多少学生，仅有的一床棉被不见了，棉被事小，里面包着他的笔记本。没有教科书，老师吸着粉笔灰，满满的一黑板两黑板写出来的笔记，学生在如豆的桐油灯下，吸着污浊的油烟，一笔一画整理出来的笔记，要靠它毕业，靠它升学，靠它闯出一条生路的笔记。
人到陕南，进入冬季，没有棉被也没有笔记本的学生，既难安眠，也无法温习功课。过路的那一夜，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灯下露着大牙，不光是冷，还有恨。
我也学会了恨，恨这样的军队，思索怎样整饬军纪。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也不是最后一次。
跨过铁轨，又轮到张主任走在最前面了，同学们发现前面站着几个男子，身份不明，不敢前进。一左一右，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搀扶着张主任，来到路西，他举起手杖指着那几个男子，喝一声“干什么的？走开”！那几个人一言不发，匆匆离去。
张主任成为二十二中形象最好的行政人员，但是，不久，二分校学生又闹起来，虽然不是针对他，他是分校主任，情感上一样沉重。
闹事的学生领袖好像不上课也不睡觉。一天夜里，他们忽然得到消息：张主任辞职了，明天一早离开蒲溪。学生们大吃一惊，立刻分头到宿舍大喊小叫，聚集了一百多人，把张主任住的农舍远远围住，准备犯驾挽留。
那夜我也在场。大家听过鸡叫，看见曙色，渐渐日上三竿，不见动静。找房东查问才知道张主任两天前就走了！闯进房间察看，果然床上的枕头被褥早已收拾干净。糟糕！有人当场哭出声音来。
有消息说，张主任在汉阴城里养病。学生派代表进城查访，哪里找得到？细数二十二中，他是离职时唯一受到学生挽留的行政负责人。
我以今日之心，度张主任当年之腹，他大概看出我们浮动盲从，看出我们不感动、不感恩，看出我们苛责别人、放纵自己。他也许能够预料，随着政风败坏，学风将日益败坏。
二分校柴集之夜，他固然得胜了，但是他拼尽全力，学生不过是锋芒初露。聪明的他，也许能够预见后来的全国学潮。处理学潮，当局拿出来的法宝只能用一次，学生每天败一次就进步一次，学潮就升高一次。当局的招数，终于被学生破尽。
他一走了之，并且从此退出教育界。
至此，二分校的“好酒”已经饮完。
第三部 5 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我跟不上西迁的大队，必须一人独行。我没有慌张，没有抱怨，立刻想起一个小故事。我仿佛亲眼看见音乐家在台上拉提琴，琴上的 a 弦忽然断了，他立刻换了一个曲子继续拉下去，那个曲子不用 a 弦。他仍然演奏了一个完整的节目，于是台下掌声雷动。
小故事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意外仓促发生，我需要思索一下，这个故事莫之至而至，有若天启。我的 a 弦断了，没关系，我换一支曲子。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个启示应时而至，我“来不及”恐惧。
据说“中国人害怕旅行”。仔细想想，旅途愉快的故事的确难得，拦路打闷棍，黑店谋财害命，溺死鬼找替身，好像离家一步，危机一触即发。闹鬼遇妖的场景多半安排在异地中途，到处立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给行人壮胆。大山尤其令人望而生畏，每一尊岩石每一座森林都可以化为灵怪，连皇帝也“祷于山”。十几岁的孩子落了单，终点在千里外，我胸脯一挺，好吧，我换个方式，全程走完。
我第一次全无遮掩、全无依傍、完全暴露。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每一种后果都要自己承担。前面的村子里传来枪声，我必须想一想这是国军的中正式还是日军的三八式，射手是不是瞄准了我。中午打尖，绿豆稀饭里翻出来苍蝇，我必须决定喝还是不喝。晚上实在疲倦，有些事不能等到明天。烧热水烫脚，把脚上的水泡血泡刺破，咬紧牙关，用食盐水杀死伤口的细菌。事情是痛苦又无聊，我逼迫自己，毫不姑息，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严厉，人生在世最忌顾影自怜。
从那时起，我常由作曲和演奏的关系联想神与人的关系。有人说，万事由天定，那么人又何必辛苦努力？我想上帝只是作曲，而演奏在人。我略知乐事，深深赞叹作曲家如何规范了演奏家也提升了演奏家，演奏家又如何彰显了作曲家也完成了作曲家。作曲为演奏之本，但演奏者仍有自己的责任。
开始爬山。当初选这个地方“过路”，也是看中了这些山。伏牛山和桐柏山延伸的部分，在确山西部和南部形成海拔八百米的山地。山在大平原上开门迎宾、闭门拒寇。日军轻易不进山，进了山也好对付。
山和平地一样，也是草木土石，只因竖立起来，重重叠叠，分外好看。我爬第一座山的时候，第二座山就在前面对着我展示自己，表示值得爬，不枉你费一番力气。抗战时期，我们对“山”有特殊的感情，从心里觉得山很亲切，很可靠，山外有山，有这么多的山，使人自豪。天佑我华，山是上帝预先筑成的防御工事。爬着爬着兴奋起来，恨不得在每一棵大树底下坐坐，每一块岩石旁边靠靠，每一道涧溪里洗洗。恨不能化身千百，一个身体不够。
爬上一座山，你会觉得真有成就。小日本兵爬不上来，山不让他们爬上来，山有灵，知道谁爱它，谁来践踏它。想想侵略者的辛苦，自己的辛苦变快乐。“三山六水一分田”，为了占领一分的田，就得再化十倍、百倍力气占领三分的山，注定了的赔本生意。我明白什么是“人间到处有青山”了，山，侵略者的最后一站。坐在这一座山的山头，和另一座山对话，如同幸遇饱经沧桑的哲学家。山有脸，有时整座山就是一位巨灵的脸，因智慧太多而沉默。山是人生中的自然，也是自然中的人一生。
那时我没有什么审美训练，看山不是山。现在如果再去，一定可以看得清楚些，领会多一些。但是，五十年后看山，不可能还有抗战时期的感性，只不过看山是山罢了。也许可以搬一块石头作纪念，当年我曾捡起一块小石头，路远，还是太重了，带不动，又丢掉，换一片树叶子夹在笔记簿里，连笔记本也嫌累赘。咳，那是个没有纪念品的时代。
山中有个小镇叫牛蹄铺，走进去，看见当地小学一个女老师正带着学童教“唱游”。这里也有小学。人家不多，行商不少，有战时的畸形繁荣。看见“人”，才想起这地方真穷，大街上，孩子和老妪都瘦，大人的衣服前后上下许多补丁，小孩索性赤身露体。有肉店，可是没有一块新鲜肉。路旁小摊卖板栗粉做成的窝窝头，看上去像秤砣一样硬，也一样黑。
唉，壮丽的河山，憔悴的人民，丰润的草木，凋敝的民生，使我惘然怅然。
进入泌阳县境，这才觉得真正置身河南，我是说天阔地广的河南，坦荡舒展的河南，古意泱泱的河南，不知为什么，我一步步走在河南的土地上觉得这是真正的中国，直到今日，在我的回味中，仍有踩在黄色绒毯上的那种感觉。
这种精神上的富贵没有道理，那时，每个人的路费都很拮据。出发前，同学们互相警告“一文钱困死英雄汉”，有人就说，那算什么英雄汉？真正的英雄汉一文不名照样走过江南江北。他的意思很明显，不是一身军装吗，必要时，尽管白吃白拿。
我一向痛恨军人的某些不名誉的行为。西迁路上，我想起一位古人来，他在异地做官，每天吃的粮食都从自己家乡运来，他只喝当地的水。我想也这么办。我们一向不吃早餐，中午打尖时，我多买一份大饼或馒头带着。夜晚投宿，寻到保长，第一句话先告诉他“吃过了”。我只需要开水。
那时老百姓负担重，对一个人的一餐饭也很计较，保长听见我不要他“派饭”，表情立刻轻松愉快。他有说有笑地替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我的“东道主”为我烧开水时也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他们实在被各式各样的“英雄汉”吃怕了。
都说保长是大户的爪牙，我这一段路上没看见有大户。保长多半是一个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儿，弯腰撅屁股走路，挺可怜。
就这样，西迁路上，我一文、一文花光了我的钱。
这天，我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那保长好像没听见，吩咐保丁：“去弄两个菜来，招待学兵。”
我说，我不吃饭，我只需要开水。那保长好像忽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喊保丁回来，加上一句：“再弄一壶酒。”
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莫非是个聋子？酒菜来了，我拒绝入座，只顾喝我的开水，他也毫无愧色，自斟自饮起来。
我断定这酒这菜都是向住户征用而来，他借口招待我，供奉自己。我厌恶这种行为，却也无可奈何。
他一面喝酒一面叹气，忽然停杯。
“你见过多大的官？最大的官有多大？”他问我。
我见过的官，以汤恩伯最是位尊权大，他曾经到我们学校演讲，我们到两里路以外排队迎接，看见他的汽车来了就拼命拍手。
他摇摇头。
又问：“你们到了大后方，能见到蒋委员长不？”
没想到有此一问，慌忙中倒也有答案。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那时的教育是说，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属于领袖，恍惚间，我们和领袖有某种神秘的直接的联系。要我对一个保长承认见不着委员长，我是不甘心的。
我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老百姓太苦了，摊派太多了！完粮纳税那是理所当然，可是天天有摊派，有时候，一天摊派两次，今天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你告诉他，如果他还要老百姓，就得禁止摊派。”
我忽然站起来。我想指着他的头皮质问，你现在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这岂不是今天的第三次摊派，你是不是要我也对蒋委员长说出来！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份资料，它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每一个“保”每年要负担法币一万两千五百元。当然，“招待学兵”之类还不在内。
保长是因执行摊派获得权力的人，是利用摊派乘机自肥的人，连他都忍不住了，教摊派重压下的老百姓怎么忍得住！
连我也忍不住。
另一个村子，另一个保长，利用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我引到一座茅屋前，指一指门口，表示那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外加一句：“好店不过一宿。”
迎门是一张供桌，桌上插着白纸做成的灵牌，上书“亡夫马百成之神位”。我问保长这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五月间河南打仗，国军把这人拉去做“夫子”，枪子儿没长眼，把他打死了。
既然如此，也算死于抗日作战，就走上前鞠了一个躬，保长趁这机会赶紧抽身走开。
什么是“夫”？夫，又叫夫子，是民间向军队免费提供的劳力，什么叫“抓夫子”？那是军队不经过征用的程序，任意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不但没有酬劳，还常常带着夫子远走，不放他回家。如果军队是开到前线去作战，可能把夫子当新兵使用，临时教他放枪。
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看注释，当年罗马统治犹太，罗马军队常常抓夫子，统治者特别订下一条法律加以约束：军人临时抓夫输送物资，距离以一里以内为限。犹太人在异族的高压之下还有这么一份保障，中国人居然没有！
保长希望我睡在供桌前面吊客站着行礼的地方。这地方比我在学校宿舍分到的铺位稍稍宽些，睡下去不成问题，夜里不关大门，倒也凉快，只是得有一张席子或一把柴草才好，还有，我非常需要开水。
灵位左边的房间里传出孩子的哭声，接着是抽抽噎噎的吸奶，房门紧紧关闭，想必是遗孀遗孤住在里面。灵位的右边也有一间房，里面哼哼唧唧，一听就知道是两头猪！还好，主人收拾得勤，不怎么臭。
我对着灵牌发了一阵子呆，不明白保长为什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灵牌上写的是“亡夫”而不是“先夫”，乡下人识字少，忌讳那个“先”字，“先夫”？多难听呀，难道说以前嫁过人？难道说早已准备再嫁个后夫？
灵牌上的字数也不对。我们家乡一向讲究老规矩，我早知道字数必须凑成单数，用那个“之”字作调节，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六个字，就加上“之”变成七个。“亡夫马百成神位”正好七个字，再加“之”字，错了！
灵牌上那一手字也太坏，小学生的水准。我想，死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现在没什么人可以保障他的妻子。那保长大概是想利用我来“骚扰”这个寡妇吧？他一定希望我给她要席子，把她叫起来烧开水，让她认识一下保长的权力。
我偏不。席子不要，铺草也不要，就在潮湿的地方打开被子，“好店不过一宿”，开水必不可少，我想我自己可以烧。——等我把水瓢伸进缸里，刮响了缸底，这才惊慌失措：寡妇人家缺乏人力，家里没水。天到这般时候，不论是我，是她，都不可能去取水。想找保长，谁知他在哪里？这下子算是击中要害了。
只有恨那保长，想日后真的当个老总，路过本村，把那保长好好地惩治一下。——不行，我不是竭力主张检肃军纪的吗？那样不行。——可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中国人（或者说，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报应，大半要靠恶人和恶人之间自相残害，所以恶人必须辈出不穷，并且维持相当的数目。除此以外，正义怎样在这样的保长身上彰显，我那时确实不知道，我所认识的人也都不知道。
第三部 6 黄土平原上一行脚印
由泌阳奔南阳，经过唐河县境，我发现一位女保长，一个乡下大脚板的老大娘。不知怎么，我一看见她，哭了，她目不转睛看我，看着看着也流下眼泪。
她煮了两碗面汤，让我舒舒服服地享受了随身携带的大饼。她半是祷告半是叮嘱地说，路上千万别遇见抓兵的，她看见过抓兵的抓当兵的，连人家掉队的病号也不嫌弃，抓过来换上符号，就算自家的人。一个连长到她这个村子来抓走了几个小伙子，这些小伙子的父母老婆孩子跪了一地，磕头求情，那连长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们。
她教了我一些聪明，例如，若是迷了路，千万不要向人问路，只管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走，好像这一带你很熟，你们老营就在前边不远。倘若逢人便问，人家就知道你是落了单的孤雁，说不定引出来个打雁的人。她说，人哪，有一百个心眼儿，九十九个好心眼儿，一个坏心眼儿，为人处事要把那个坏心眼儿放在前面。
想到军纪，问她“能教日军烧杀，不要汤军驻扎”这话可是真的？她说，汤恩伯的军队很多，纪律有好有坏，最坏要数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这是地方武力，中央不发粮饷，一切用度都在河南当地想办法，这些人胡作非为，的确有人说过他们比日本人还要坏！而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故事可以说三天三夜，挺进纵队的什么人想捉一只鸡，鸡在前头跑，他在后头追，一直追进人家的内室，看见墙角里站着个大姑娘。他转身出来就托联保主任做媒，硬要娶人家做媳妇。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什么人，看中了一座四合房，就命令房主在七天之内搬家，让给他住。他住进去以后又嫌不方便，找了匠人来东拆西补，也不给匠人工钱。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可狠呢，抓了个八路，问不出口供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那个八路插在坑里，慢慢地填土，一边填土一边告诉他，不说是死，说出来是活。先是怎么也不肯说，等土埋到肚子，上气不接下气，不说是不行了，那就干脆说吧。既然人家都说出来了，就该饶人一命啊，可是填土填得更快，到底还是活埋了人家。
老大娘说，你们穿的草鞋是稻草打的，挺进纵队的人打草鞋不用稻草，用老百姓的被单。他们从老百姓的床上把被单揭起来，当场撕成布条，几个人围成一圈打草鞋，有说有笑。你在路上可曾看见有人穿布条打成的草鞋？颜色不光是白的，有蓝的，也有花花绿绿的。那个穿鞋的人就是挺进队员。
我赶紧偷看我的背包。在我背包上挂了一双备用的草鞋，也是用布条打成的，那可不是用人家的床单，是用我自己的破小褂！听老大娘这一席话，那双草鞋是不能穿了，要是河南老乡以鞋取人，也许狠狠地揍我一顿，这种事，在河南是一再发生过的。
很累，可是睡不着，捧着肚皮生气，国家竟有这个样子的部队。翻来覆去没办法，只好做个梦，梦见化身成大剑客，伸手一指就把那什么队的什么长弄瞎弄跛了，由他凄凄凉凉地后悔去。我承认，那时候，我的境界不高。
游击队走路有一种走法叫“踩坷垃”，远离道路村庄，在村与村的间隙中穿过。“踩坷垃”防范敌人的袭击，夜间行军多半这样走。
我偶然动了“踩坷垃”的念头，就在耕作过的田亩上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不料没走多远看见了两具尸体。我急忙转弯寻找大路，坷垃地里比大路还要凶险难测。
一面走路一面回想刚才所见的光景，倒不惊慌。两颗头颅的脑壳都裂开了，似乎是被人用大刀乱砍而死，或者是用步枪近距离射中头骨。
他们大概是跪着受死的，加上双手被人从背后反绑了，所以倒下去的姿势堪称“东倒西歪”。面对面杀人不容易，必须先让对方跪下，业余的刽子手才可以行刑。站着的人藐视跪着的人，这才认为有资格消灭对方的生命，姿势居然能产生这样奇怪的作用。
两个人都赤着脚。我知道，鞋子照例由刽子手取去，算是他的报酬，如果刽子手放弃，参观者可以上前动手脱鞋。死者的上衣染了血，仍然由他穿着，至于裤子，从来没听说有人扒死者的裤子，那时人还没有那么穷、那么下流。
两个人为什么死在这里？太没道理。无论如何，杀两个人是大事，就算草菅人命，也得大城镇大衙门大职位才有资格，应该把死刑犯押解上交才是。结果死在这里，会不会是暗杀？
我把当时所有的常识全用上了。我忽然发觉我太冷静，居然不骇怕，不哀伤，只愤慨，我用两条腿行路来排遣愤慨。战争是残忍的，战争是一种社会教育，所以战时的人比平时冷酷。我想我逃不出这条定律。
宁枉勿纵。治乱世用重典。“如果多杀一个人能救中国，这人即使冤死，又有何不可？”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可是我似乎失去了反驳的能力。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指着这两具尸体发出质问：“这两个人分明是含冤而死，你觉得我们的国家从此得救了吗？”
进入唐河县境以后，我知道我该改变方向了。朝北走，找公路，找大街，找到了！一打听，这地方叫赊旗镇。
尽情欣赏了这一段路上的标语，用石灰水刷在墙上，字很大，很醒目。
那时国府有国府的口号，中共有中共的口号。国府说抗日，中共说抗敌；国府说救国，中共说救亡；国府标举国家，中共标举人民；国府标举法治，中共标举民主。见了陌生人，听他开口说话，就知道来路。抗战胜利以后，“抗日、救国”鼓舞起来的民心薪尽火熄，“抗敌、救亡”激发出来的士气还有余脉千里。这究竟是事有凑巧，还是毛主席老谋深算？有谁知道？
我在阜阳还能看见“抗敌”“救亡”，现在全是“抗日”和“救国”了，这表示我们确已深深投入国府的怀抱，不过还能遇见满口“人民”“救亡”的人，而且都很能干，很热诚，这表示左派的精英分子很努力，很活跃。有一位老师说过，抗战以来，他阅人多矣，凡是反应快、思虑周密、能掌握对方心理的人，十有八九是共产党人，言下不胜嗟叹之至。
也许标语可以作证，例如“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这是把百年俗谚“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反过来说。乡下人用的钉子由铁匠打造，一根钉子钉进了木头就不能再作别用，以后钉子慢慢生锈，慢慢腐烂，不能回炉铸造，“好铁不打钉”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岂是文字上玩一点小花样可以推翻？可见制作标语的人敷衍了事。
我认为当年最好的标语乃是：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这是说个人。后来又有四句，扩大到群体：
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
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
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
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这标语，从《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演化出来，真是唯精唯一。可是这样的标语对乡下的“愚夫愚妇”能起什么作用呢？
第三部 7 宛西，我闻我见我思
由赊旗镇转西，到南阳，正巧和二分校的大队会合。这一路上人人晒红了脸，甩粗了臂膀，颇有兵强马壮的样子。在南阳只停留一天，有些同学还是忙里偷闲到城西南去看卧龙岗，任你说这个卧龙岗是假的，也止不住。
南阳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汉水和汉水的支流白河流经此地，古时称“宛”，因此南阳以西直到镇平、内乡称为宛西。内乡是西行最重要的一站，全校师生在此集中。
我对宛西慕名已久，从小就知道别廷芳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文讲到地方自治，列举全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三个模范区，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广西，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宛西。我们对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别廷芳说话算话，中央管不了他。
宛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我第一眼就爱上那里的公路。那时的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以我所见，只有宛西的公路符合这个标准，汽车昼夜往来、路面没有轧痕，两行大树成荫、路面没有落叶。他们护路用心，公路分区分段，由沿路各村的居民负责，平时天天扫路，大雨之后立刻补好坑洞，撒上细砂。至于说铁轮的牛车在公路上行走，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这一带有几条河，都从伏牛山发源，自北而南流去，我们看见河里的石坝，两岸的草滩，田间的沟渠，他们兴修水利，治河增田。我们也看见河岸两行柳树，这些树并不垂直挺立，每一棵都微微向外倾斜，放眼望去，河床如同鸟背，柳枝如同鸟翅，这就是有名的雁翅柳。
看那些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团浓绿，家家种桑，不留空隙。有桑而后有蚕，有蚕而后有丝，他们聘请专家来指导养蚕产丝，有丝也就有钱。所以宛西的农家都很殷实。
宛西的民团驰名全国。以内乡来说，每个村庄都纳入军队的编制，每个服役年龄的男子都有武器，平时各安本业，定期训练，一旦有事鸣枪为号，半天之内可以出现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在这个小社会里，不但土匪无法存在，即使是过境的国军，如果滋事扰民，也马上被民团包围。随便拉伕，随便抓丁，随便摊派，根本行不通。
二十二中西迁，宛西是必经之地。我们老早就奉到警告，到了宛西必须谨言慎行，不可随意进入民家，不可与小贩争吵。二十一中迁校经过宛西时，曾经受到宛西民众抵制，买不到食物，也没有房子住。我们住在内乡的大王营，村头有大片柿林，金红色的柿子在日光下生辉耀眼，非常漂亮。常说道“兵多无瓜果”，可是我们远远躲开以避“李下”之嫌。我对宛西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柿子，它代表农民的尊严，老百姓财产的保障，国泰民安的梦。
全校在内乡停留，军语叫“休整”，虽说照常上课，实际上非常散漫，我们这些逃课的学生，喜欢去听父老聊天。宛西人爱谈别司令，犹如东北人爱谈张大帅。
由南阳到内乡是一片丘陵地。内乡背后是林木苍苍的高山，统治宛西的别廷芳，就出生在那深山之中一个叫“别营”的地方。
等我来到内乡，别廷芳虽然死了，治绩仍在，他的掌故逸闻依然说得他栩栩如生。追慕别氏，想了解这个人，我搜求内乡的地方志书和文史资料。别廷芳本是一名猎户，他打猎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结交了一些强健勇猛的猎人。有一天，他外出为老母买药，途中遇见土匪，仅有的一点钱全被抢去。别廷芳痛思如何除匪，当年一同打猎的人，都成了出山创业的伙伴。
我这次深入河南农村，沿途没看见派出所，没看见邮政代办所，没看见卫生所，没看见小学，甚至没看见布告和标语，更没有经过规划的公共建设。“天生赤壁，不过周郎一战，苏子两游！”一九四三年飞蝗成灾，政府事先没有防治，事后没有赈济，还给老百姓开了个小玩笑：为了鼓励灭蝗，宣称每十斤蝗尸可以换两斤粮食。事后才知道这是模仿曹孟德的“望梅止渴”。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遂令别廷芳成名。
别廷芳是我少年时期的英雄传奇，现在我想多写一些他的事迹。找资料容易，网上有陈景涛的《别廷芳传》，文史资料，百度百科，都有专篇，连姜克夫的《民国军事史》这样的大书也有他一章。《李宗仁回忆录》也提了他一笔。大概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吧，负面的材料都冒出来了。
有关别廷芳的故事很多，他在乱世成长，有英雄思想，自律甚严，嫉恶如仇，立志造福家乡，但是没有政治手腕。当他初露头角时，他的岳父批评他，声言有一天要除掉他，他就先下手为强。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岳父杀死女婿是可能的，那么女婿杀死岳父也是可能的，大家都是“无毒不丈夫”的信徒。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别廷芳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历程。他从刀山血海走过来，归结到服务桑梓修成“正果”。
别廷芳杀人立威。他曾仿效庞统清理积案，一日之间使拥挤的监狱成为空屋，他把大部分囚犯处决了。那时司法程序并不健全，可是别廷芳仍然认为迂阔，他指责法律为保护土匪而设，制定法律的人都是土匪的“徒子徒孙”。这种思想是当时的流行病，执掌生杀大权的人都有这种症状，别氏有政绩支持，更是振振有词。
别廷芳是一头嗜血的猛虎，但深受宛西民众拥戴，因为他“无苛政”。我在内乡深深体味“孔子过泰山侧”的那个小故事，恍如置身其中。
二十二中各路人马在内乡大团圆，军语叫做“休整”。消息串通，这才全校都知道韩庄惨案。我迟到一步，老校长李仙洲集合全校师生讲话的时候，我还在宛西漂亮的公路上东张西望。事后听说，老校长对全校师生宣称，迁校成功，他费了多少心血。他指名道姓地说，郑仲平没这个本事。……郑校长就站在他旁边！我大吃一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对郑校长的公然侮辱。他忘了自己说过：我们办的是文学校，不是武学校。他忘了他说过：我是校长、不是总司令。你对郑仲平纵然有心结，也不可以把武将训斥部下的那一套拿来对付知识分子，那一瞬，李仙洲终于按捺不住，失去修养。
我相信郑校长受了伤害，他心中不能无恨。我以今日之心度当年郑校长之腹，他用作官的心态对学生，或者是对李仙洲的报复。李太关心这批青年了，郑不能去爱李仙洲所爱的人。
我们在内乡住了一个多月，据说是汉阴的校舍费安排，地方人士有意见，李仙洲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摆平，郑仲平倒也确实没这个本事。停留的时间那么长，我在内乡是怎么生活的，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全校不再维持大一统的集体作息，我住在什么地方，每天怎么开伙吃饭，学校停课还是继续上课，跟哪些同学有交往，有没有写过家信，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竟然都是一片空白。
内乡一个多月，正是秋高气爽，奈何回忆中没有晴朗的阳光，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仿佛柿林中挂着成熟了的柿子，仿佛有过中秋节，仿佛野外跳着秋后的蚂蚱，仿佛有一口水井，井口用黄土垫得很高。仿佛内乡的光阴是一个漫长的月夜。
今天回想，那时候，我的精神出了毛病，疲乏，贪睡，长期头痛，肌肉酸软，胸口胀闷，食欲减退了，以前吃不饱，现在吃不完。心情充满悲愤和绝望，爱孤独，常发呆，思想很迟钝。我们哪有心理辅导，哪有健康检查，治感冒只能喝开水的日子，拔牙没有止痛药的日子，谁管什么忧郁症。如果说压力，压力是奋斗的理由，不是生病的理由，谁出现了这般症状，旁观者只会论断他不长进，没出息。
回想离家远走的幕前幕后，回想我在《昨天的云》一书之末记下的因果，我怎么可以不长进！不长进，为什么要离家流亡！不长进，怎样负起命运交下来的责任！很不幸，这般症状忽轻忽重，缠绕我很多年。以后，汉阴、沈阳、天津、上海，一直到台湾，几十年后才走出它的煎熬，它没能压垮我，我也没能消灭它，漫长的散步演变出漫长的战争。
第三部 8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论西迁大事，除了“过路”，应该还有“入山”。在河南省过平汉路只消“一步”，由宛西到陕南，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翻山越岭，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
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男生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迷了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又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由黎明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大家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脚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的生命一定被山淘汰，被西迁淘汰，被“麻烦症候群”淘汰。
内乡一个多月，我竟然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忽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性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无名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未婚夫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她来就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我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争中一度陷于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能够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如果在市内，我只看见老河口的拘谨，码头则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羁。水面开阔，完全不像为横渡而设，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张了帆的船和裸着桅的船交臂而过，样子很悠闲，文人雅士遥瞻目送所体会到的悠闲。那时我已知道人在这里流血流汗求生斗死，这里藏着人生的许多秘密，除非你仔细看，认真看，你将视而不见。
虽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记，一座水旱码头的复杂与嘈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我不了解那个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
来到老河口，看出岁月是在拼拼打打中过，这里才是洪炉，是战场，才有大会战的威势。工商业的节奏操纵我的心跳。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不容分说地上了船。
我们的船小，也老旧，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进爬出。空间虽然局促，还是要维持男女有别，一条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舱分成两半。押船的江老师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卧。不用多问，我只有把背包放在江老师的枕头旁边。一分校有个女生也来同船，理所当然，她去挤江师母和孩子。江老师是个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说话有气无力。他不抽烟，在那年代，抽烟与否往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健康证明。我看他来押船也是个名义，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当然还有撑船的老大。这些人个个沉默寡言，气氛沉闷，好像给这条骨节响动的老船添了许多载重。后来知道了：江老师早已养成习惯，所有的气力都留着讲课的时候用；江师母害偏头痛，怕音响震动；船老大的陕西话很难懂，懒得和我们纠缠；那位女同学则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气很好，风向对我们有利，船老大扬起帆来，我说了一句“一帆风顺”。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气地说：“呸，呸！”又摇着手说：“没那事！没那事！”我又惊又窘，江老师觉得他不能不说话了：“你犯了他们的忌讳，他要破解。”
船上都有哪些禁忌？江老师说，这问题不能在船上答复，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时候到岸上去答复。“从现在起，你暂时忍一忍，别说话。”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师破例为我补了半节课。他说，人到新环境，要紧的是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也不许说“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岛，捣乱，级任导师，都不能说。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饭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觉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也朝他们“呸，呸”，结果教徒们群起而攻，指着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赶他们下船。
一条船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它有它的“文化”，似乎也创造了一套语言，而船老大有无上的权威。我们不属于那文化，所以东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制造沉默，也可以说对付禁忌的办法是“不作为”。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寿辰，合家老少都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鸡鸣狗吠，正是因为这时节禁忌特别多。我后来也受过威权专断统治，积累更多的经验。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空间里，似乎也没有理由非说话不可。
第三部 9 一个读庄子的人谈论政局
江老师沉默寡言，总是捧着一本《庄子》，好像永远读不完。我逗他说话，想起庄子有《秋水篇》，我们又在秋天乘船，得到一句上联：
江来江上读秋水
写给他看。他一看，夹在书里，问我从哪里来。
峄县。峄县有人问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我乘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连声说汪精卫太糊涂。汪投奔日本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七年，溥仪到满洲国去做皇帝，已经六年，日本怎样耍弄溥仪、虐待溥仪，他应该清楚明白。他怎么还敢去跳这个火坑？
溥仪的处境如何，我并不知道，抗日宣传没有强调。原来溥仪不能批公文，不能见部下，不能升降官吏，不能决定跟谁结婚，不能选择继承人，不能调动军队，不能有自己的卫兵。
满洲国的大小政事由日本人操持，用溥仪的名义。日本人净做坏事。比方说，农家每年的收成都要“上交”，老百姓再向政府领配给粮维持一日三餐，私藏粮食的人是经济犯，刑罚极重。日本在满洲国推行一种政策，把住户少的村落合并成一村镇，叫做“集家”。他订下期限要你搬到指定的地方去，期限一到，他来放火烧你的老家。日本办这等事，都用满洲国的名义出布告。不能反对，还要常常亲口广播歌颂日本。
日本成立满洲国，打的是种族的旗子，要溥仪去做皇帝，也因为他是满族的龙种。谁知溥仪进了圈套以后，日本改了调子，指使溥仪到东京晋见天皇，与天皇结为兄弟，溥仪不能祭拜自己的祖先，改奉日本的天照大神，“同文同种”的意思变成日本文、日本种。这真令人羞死、气死。
汪精卫太不自量了，他以为他是什么人？在日本人眼里，他的利用价值还不如溥仪。他太聪明，聪明人一向占尽便宜，处处得意，不知道临事而惧，最后往往一败涂地。
江老师说，汪精卫很难漂白。人生在世，什么都可以做，汉奸万万不能做。做土匪强盗还可以落一部《水浒传》，做汉奸只有骂名，哪管你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船近郧阳，在一个名叫乌池口（？）的地方停船，大家上岸，点了香烛，朝着江心遥拜，江老师还洒了些清泪。这里曾经淹死过许多流亡的师生和眷属，包括江老师的侄女和师范部何方平同学的姑姑，——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近亲。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教育部为收容山东流亡学生，在河南成立山东联合中学，由杨鹏飞（展云）担任校长。该校因战火蔓延而内迁湖北郧阳，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他们也是雇了几条船溯汉江而上，走到郧阳附近，上游有一条载运木柴的船断了缆，这船顺流旋转而下，重重地撞在湖北中学雇用的船上。不幸中之大不幸，船上全是女生和教职员眷属，当时有三十四个人落水，只救起五个人。有一位老师率全家大小乘船，这位老师“仅以身免”。校长杨展云引咎辞职，山东教育界都说他犯了地名，“郧阳”就是“殡杨”。
江老师说杨校长是他的老朋友，其人行政能力很强，历来能力强的人私心重，杨校长不然，所有的本事都用在办教育上。能者多劳，湖北中学这一趟差事把他累垮了。杨去，由宋还吾继任。宋校长有学问，讲原则，不畏权势，当年在山东曲阜办师范，学生演出林语堂的剧本《子见南子》，惹了极大风波，他和教育厅对抗的公文，已成为不朽的文献。湖北中学入川，改称国立六中，宋校长感染伤寒，一病不起，校长这个差事把他累死了。
提起宋还吾校长，我家堪称久仰。五叔毓珍先生本想教书，战前考进了曲阜师范，正是宋校长的学生。五叔是进步青年，积极参与了《子见南子》一剧的演出。林语堂的这个剧本，把孔子写成喜剧人物，曲阜孔家认为侮祖谤圣，向政府控诉。宋校长抗争不屈，全国教育文化界热烈支持。事关意识形态，治安机关捕人，五叔也列在黑名单，学校通知他逃学回家，他的生命才出现了转折。
事后回想，江老师这样极力称颂杨鹏飞和宋还吾，寓意深长。一路行来，他应该看出二十二中的弱点和危机，他也许想念真正的教育家，既有行政的长才，又有殉道的毅力热情。
跟江老师一家同船的女同学，经历过缠足放足的痛苦过程，右脚的小趾永远压在脚板下面，她也不能爬山。
行船的时候，这位女同学总是坐在舱外看水，看到发呆出神。江水值得看，但也用不着花那么多工夫去看。船老大首先起了疑心，她莫非打算投水自杀？
她很懂事，主动来消除我们的惴惴不安。她说，她喜欢幻想，每到一个地方，她总要想，如果必须逃走，用什么办法？人在船上，船在江心，除了跳水游泳，怎样脱身上岸？这里面有数学解题一样的乐趣。
这夜，江师母跟那女生谈心，两人都掉泪。那女生好几次被人关在黑屋子里，出嫁那天，连洞房都从外面上锁。她骗开门，翻过墙头，可想而知，墙外有个男生。
他俩一同进了一分校。一分校过平汉路撞上了日本鬼，机枪一响，她缠过足，跑不快，他并没有为她减低速度，自个儿一溜烟不见了。她心一酸，眼一闭，死了也罢，任凭鬼子的刺刀明晃晃插过来，不料倒地流血的竟是身旁姓宋的同学。两人劫后重逢，虽然也悲喜交集，她总觉得这个“他”不是原来那个人。
不管生死祸福，茫茫长路照样天天往前走。这男生，对女生的世界倒熟悉。她说，是他告诉我，有些女生年纪小，在家没拿过针，从没进过陌生人家的大门，半夜蒙着被子哭，旁人惊醒了也没力气劝她，第二天都不说破，有泪的脸挂上无泪的面具。我是女生，女生的事他知道，我不知道。某男生拿出路费来要求某女生替他带着，女生心细，不会遗失，女生人品好，不会有人偷偷地掏摸同学的口袋。这男生把钱交过去，再也不提，再也不问，还似乎尽量避免见面。后来女生来找男生，断然说“我不能再替你保管路费”，男生不肯把钱收回来，他居然有办法打消她的提议。终于，有一天，女生很惭愧地表示，自己的路费早就用光了，万不得已“挪借”了他的钱。男生早就等着这句话，他终于很欣慰地说，“你尽管用，我路上用不着”。立刻，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女生的新闻他倒比我灵通，这怎么行！某某老师一家没有男丁，走远路不方便，从高年级找一名爱徒来沿途照料，这位高才生一向勤于走动，老师、师母早不把他当做外人。夜晚住宿，他们借一个大房间，搬开杂物，打扫干净，八口人在地上睡成一个辐射圆，头近圆心，脚登圆周。半夜，高才生抓起左边女生的手，在手心上写个“出”字，左边这个人转身不理；他又抓起右边女生的手，在她手心上写“出”，右边这个人甩开手，表示拒绝。高才生心中烦恼，到外面舒散一下，哈哈，两个女生都来了！哈哈，都来了！——你怎么会知道？你说，谁告诉你的？一定是有女生告诉他，那个女生一定跟他很亲密。他只是笑。
后来的事他不说我也知道。树底下，女生掏出眼药瓶来向他招手，他替她点好了眼药，她还坐在那里扬着脸眯着眼等，噘着小嘴等着。一天好累！挨到晚上，那女生烧半盆热水烫脚，他也把脚伸进去，女生不但没恼，还说健走的人脚底板上有直纹，真的？擦干了脚，你也擦根火柴，我也擦根火柴，互看对方的脚心。
人到内乡，她——现在哭在江师母怀里的这个人——就不理他了。再出发分了水旱，一个爬山，一个坐船，他不是更自由了？这几天，她在舱前舱后朝思暮想的，就是怎么逃出情网，和他断绝，条条路都想过，偏偏没想过自杀。
秋江夜冷，传音特别清楚，那边一夜窃窃私语，这边跟着失眠。
江师母的意思是，流亡学生好像朝不保夕，但是要有久远的打算，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十七岁，也许有七十岁。现在只是为将来做准备，现在天大的事，将来回头一看，都是小事。想想你的未来，想想你的父母，你要顶天立地站起来，站给辜负你的打击你的那个人看。
还有，流亡学生的机会不多，首先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吗，得到了爱情以后呢？是结婚吗，再以后呢？生儿养女吗？一个流亡学生最重要的是读书，是追求知识，造就自己，这是主要目的，其他是次要目的，不要教次要目的妨碍了主要目的。你经过南阳，如果去游览了诸葛庐，很好，如果没有去，也没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江师母说，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
江师母很会劝说别人，我偷偷地听，受益不少。
第四部 1 如果……这里就是江南
汉江水程，最后一站是陕西省的安康，西风里，又见平畴沃野。
大家下了船，挥挥手，落叶一般散开，离心力清清楚楚，又好像我们中间有个弹簧。同船的日子彼此那么亲近，好像全是一时的不得已。
人走散，木船也冉冉消失，在船上学会了怎样蹲在船尾大便而不致掉进江心里去，学会了怎样在激流中舀起一碗水来，也全是一时的不得已，当时全神贯注，而今而后全不放在心上。
难得江老师还记得“江来江上读秋水”，他临走留下一句话：“有了下联，写信告诉我。”西风很大，独自在江岸上立脚不稳。
我曾经对出下联，现在忘记了。
我还得往西走，去找我的蒲溪。还是那一副散步的架势。安康、蒲溪之间有个小镇叫恒口，走到恒口我觉得饿了也觉得累了。回头一看，后面有个“我辈中人”赶上来大摇大摆，两袖冷风，——没带行李。那不是五级的程明光吗！
我们俩吃了，喝了，坐在当地小学的大门底下合计前面的路程，嗯，这光景有几分像西迁了。他也是个病号，坐另一条船，我们交换了一些坐船的经验，以我们的眼光批评了异地风物，这七分像西迁了。今天恐怕赶不到蒲溪，索性在小学教室里歇宿一晚，于是我们一同去找校长，这八分像西迁了。
校长的长相简直可以冒充程明光的哥哥，白白的，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他待我们不错，教人在地上撒开几把干草。这几把草很重要，自从离开打蛋厂就没遇见水泥地，我这床被子半铺半盖，有一把草垫在身子底下，才可以摊开整个棉被与明光共享。一夜没怎么睡，听明光谈未来，背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嗯，这九分像西迁了。
第二天没人催我们起床。我听见早操的哨子，赶紧爬起来向校长辞行，脸也没来得及洗。校长笑着说：“慢慢走啊。”我发了呆，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只好再补一句“慢慢走啊”。你看，那时候，我们哪里懂得待人接物！
恒口向西，明光唱《我是太阳》，我曾经说那支歌简直就是我们的校歌。他的歌喉好，是合唱团团员，听他唱，才知道我有许多地方唱错了，于是我一句一句唱，他一处一处订正。——这又不像是西迁。
大半是为了这首歌，我在八十年代和他通信叙旧。他在湖北黄陂落户，一直教书，“文革”中划归“反动学术权威”，说明他在这一行是佼佼者。他对二十二中的钟情和恋念，超过我，也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堪称是我们最执著的校友。
蒲溪当然有溪，我抄起溪水洗脸，耳听对岸。有人问，衡阳已经丢了，鬼子想打桂林，如果又要迁校怎么办。另一个人回答：“如果有那一天，那大概是国家快要灭亡了。”
抬头一看，答话的人是五级的迟绍春。
迟绍春原籍山东文登，二分校五年级学生，有活跃分子之名。他后来和王孝敏同学都考入西北医学院，随校迁往台湾，并入国防医学院。
那是五十年代，台湾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迟和王两人一同涉入共谍案，迟绍春处死，王孝敏判七年。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的书刊论述五十年代的权威统治，一再把王孝敏的档案照片登出来，当做受害人的样板，可能因为她长得动人，能增加文字的感性。
王孝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落大起，后来成为国际学者。我们不知道故事细节，如果她自己认真写一本书，可以鼓励跌倒在地的人站起来。
重读战史，这时，一九四四年秋末，英军美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菲律宾海面，美日两国海军交战，日本损失航空母舰四艘，主力舰三艘，其他军舰十九艘，日本海军从此不能影响战局。可是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沿湘桂路攻击，以三个师团兵力直指桂林，桂林失陷，第一三一师师长关维雍阵亡。日本加强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派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代替畑俊六。日军由桂林北进贵州，威胁重庆。
然而蒲溪是安静的。看历史，宋朝的金兵，明末的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同治年间的太平军，都在这里打过仗。然而蒲溪是安静的，抗战后期，这里的居民才看见汽车、飞机、美国人。美国空军开着吉普车匆匆经过，b—29 轰炸机飞往安康机场降落，只要木筏竹筏永远沿着月河漂下去，就好像外来的新生的事物都是暂时，都是偶然。
华北各省的村庄，住户房屋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村庄是一个相互拥挤的小集团，对外保持着警戒。蒲溪，除了那个小小的寨子以外，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山坡上，稻田里，竹林旁。我们上课、住宿、吃饭，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踩着田间小径走来走去，恍如置身江南。杨奇英老师说了一句：可惜蒲溪太穷，如果稍稍富足一些，这里就是江南。
蒲溪铺南有清溪，北有月河，可称水乡。河侧溪旁是一个小小的寨子，寨外溪河交汇处有一所小学，正是二分校的校址。站在二分校的校门口向西展望，只见右面秦岭，左面凤凰山，中间一条谷形的平地。月河由凤凰山发源，流入汉江，二十二中的四大部门，就在这狭长的天地定点立足。
蒲溪的动脉不是溪，是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东西走向，叫安石公路，它的东端起自安康（一分校所在），经蒲溪铺（二分校所在），涧池铺（校本部所在），汉阴城（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平梁铺（师范部所在），到石泉。由石泉西行，是西乡、城固、汉中。二十二中从东端出现，三年半后再度迁徙，自西端隐没。果如迟绍春的戏言，三迁之后，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这条路，诸葛亮当年走过吗，他曾经管辖这一带地方，他“平天下”的战略计划，正是以汉中和荆州为转轴，北图中原，这条路是他和荆州之间的一条神经。现在老校长李仙洲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他说，一旦抗战胜利，二十二中师生可以沿着来路走回，从安康坐船，沿汉江到武汉，由武汉换火车回山东。他想象二十二中永远设在济南。
我仍在“病”中，所以，蒲溪的景物我也只有模糊的感受，像一张泼墨山水。为了满足回忆，我和几位老同学反复通信，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定居北京的陈嘉枢，定居美国的袁自立，都尽力帮助了我。四川的周玉清女士，替我买来汉阴县志。她是红学家，写过一部《红楼新续》。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汉阴县志，有两条记述涉及我们那所流亡中学：
第一，我们那所学校由安徽迁入陕西汉阴时，带来一辆木轮的车子。这种车在山东很普遍，汉阴人眼里倒新鲜，就由良工巧匠大量仿造，充作当地的运输工具。虽然这种车有缺点，不久就被汉阴人加以改良，赋以新型，但编纂县志的委员们还是慷慨地记述始末，算是我们这群异乡人对汉阴本土的一点贡献。
第二，当年汉阴的医疗事业很落后，当地人生了病求诊不易，县志特别记载：我们那个学校的两位校医留在汉阴开设了诊所。县志记下两位医生的名字：朱秀建和张希华。在那只有教会医院和县立卫生所的地方，忽然多了两个诊所，患者是方便得多了。这也算是我们那个学校留在汉阴的一点去思。
县志是一县民众的共同记忆。你看，只要你有一丁点儿成绩、一丁点儿良好的影响，大众都会记住你。我流浪各地，见庙参庙，见碑读碑，发现同胞百姓随时等着把那为地方立德立功的人永远留在记忆里。树碑建庙，编小曲大鼓，都是他们使用的形式。当然还有地方志书。一个小小的诊所算什么，一辆木轮车算什么（况且还是无心插柳），然而他们表示：“毋以善小而不为。”
汉阴现在有公路三十九条，有铁路上接汉中、下通老河口。汉阴境内医院、卫生院、合作医疗站、妇幼卫生保健站密布，医疗水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情势如此，县志的编纂委员们抚今忆昔，不肯抹煞当初我们有幸参与的筚路蓝缕。这就使人遗憾惭愧，贡献何其太少。我不免要想：除了两个诊所一辆车，若能多留下点东西，有多好！
可是，那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学。那时汉阴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共有一百六十九个学生，而我们全校有一千七百人。中学毕业生在地方上有特殊地位，可以参加祭孔典礼。谁家的孩子应届毕业，有专人从城里到家中报喜，喜讯写在一大张红纸上，毛笔大字，有一定的款式，大意是某府某某老太爷之令郎某某，蒙省主席某县长某批准在汉阴中学毕业，特此捷报鸿喜。毕业生的家长要开大门，放鞭炮，给报喜的人红包，亲朋邻居都来道贺。然后，那一大张“捷报”高高贴在门楣之上的墙壁上。这还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排场。
汉阴人受教育不容易，二十二中如能广收当地青年，最是上策。老校长李仙洲为二十二中寻找校址，对汉阴父老许下诺言：你们的子女也可以进来念书。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教育部说，汉阴不是沦陷区，当地人可以入学，但是必须自费。殊不知汉阴教育所以不发达，正因为家长没有钱。非常遗憾，二十二中在当地只收了两个学生，实在太少。
汉阴青年缺少读书的机会，而我们糟蹋机会。汉阴一年，学生的成绩都退步了，不过仍有少数同学以宗教徒那样的热诚和执著潜心向学，管他青年从军，日本投降，管他拉肚子、打摆子，管他“浩浩荡荡的学潮、甜甜蜜蜜的恋爱”以及后来的“男生去延安、女生嫁军官”，他们不识不知、念兹在兹，流亡三千里、考卷一百分。“书中自有黄金屋”，捧起书本忘了冷，“书中自有千钟粟”，打开笔记本忘了饿。
若要在我们二分校选一位苦学的模范，我认为日照县来的女生丁青润应推第一。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到广西桂林寻找她们的父亲，不幸赶上黔桂大撤退。这是抗战史上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日军由湖南下桂林，又从桂林攻入贵州，百万难民沿着铁路线逃走，一路上多少人冻死、病死、被土匪打死、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人流从名将张发奎眼底经过的时候，这位铁汉潸然泪下。就这样，丁青润在贵州境内失去了她的父母。
这年丁青润的小弟弟十一岁，大弟弟十二岁，她自己可能十七岁。她在同乡指引下回到陕西，进了二十二中，一面读书一面教弟弟念书，她的成绩全校第一。她夜间为弟弟洗衣服，补衣服，改作业，她的成绩仍然全校第一。有一次，两个弟弟都病了，她白天上课，夜晚护理，常常彻夜不眠，到学期终了，她的总平均分数仍然最高。后来他们姊弟三人全受完大学教育，这是一个奇女子。
论男生，像陈嘉枢那样的学生也不可多得。他是山东烟台人，到安徽阜阳时十五岁。他创下的奇迹是，初中毕业已经把高中的立体几何和三角自修完毕。平时，除了上课，我们看不见他，他总是向厨房支领了他应得的一个馒头，到山上林间躲起来用功。夜晚，隔着窗子，总可以看见他那盏红豆似的灯火最后熄灭，甚至彻夜并不熄灭。
他创下的另一个奇迹是，在一个暑假之内，“自修”读完五经中的四经（易经除外）。他每天到十八里以外的山村去见一位老先生，提出他弄不懂的地方。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度曾经是于右老的业师，想必饱学，有个年轻人从东海之滨前来请益，他也视为奇缘。
据我耳目所及，二分校的刘宗元、宋钊、尹相墉、申淑贞、王学美、陈培业、司志国，也都在汉阴打下结实的基础，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从此以后，我常告诉人家：没有好的家世（不要紧），只要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学校（不要紧），只要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不要紧），只要有上进的志气！
第四部 2 最好的哲学老师
李仙洲办学的信条是“众志成城”，可是到了汉阴，你得用人心涣散来形容。解释原因，可以从少少中知道多多。
百年树人，师表是园艺家，阜阳盛世，多半是良师营造。或者应该换个说法，阜阳师生的缘分深，西迁时，那些老师大半没跟着一齐来，学生的失落感很严重。以我来说，没有吴培申，没有李仲廉，没有李人杰，我好像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好像睡在没有四壁的亭子里，既凄凉，又恐慌。
怎么办？十几岁的孩子，只有像企鹅一样拥抱在一起，这就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圈子、小团体，跟学校当局有对立的情绪，然后大家又互相闹对立。这就为日后学校的乱局制造了条件。
在陕南请教员也真难，不过，却有最好的哲学老师：冷和饿。
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有人爱他吗？大概没有。
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能爱别人吗？大概不能。
汉阴一年，留下切肤刻骨的回忆。那年冬天棉军服迟迟不见，降雪的日子我们还穿着单衣。那年夏天行军，人人只带来极必要的东西，可是夏天的“必要”和冬天的“必要”相差这么远！雪花疏疏淡淡，从窗外朝我们身上洒，把人冻得像一张 x 光底片。咬着牙握着拳挺着胸生活，等到天晴了，温暖的太阳出来了，肌肉一放松，牙床、指关节、脊柱开始酸痛，手背脚踵的冻疮也钻心的痒。
太冷了，有人索性旷课，有人裹着棉被听课。夜晚，有被子的人和没被子的人挤一个被窝，棉被窄小，两人紧紧搂着。教生理卫生的老师说，学生没有棉衣，一次流行性感冒可以把他们全屠杀了。军训教官说，锻炼胜过营养，健康胜过医药，他们顶得住。教地理的老师说，秦岭东西八百里，主峰三千七百六十七公尺高，在北边挡着呢，汉阴的最低温度是摄氏一度，冻不死人。教博物的老师说，你们种过小麦没有？麦苗一定要挨冻，小麦才丰收。如果冬天暖和，麦苗长得茂盛，来年春天就不结穗了，这叫“麦无二旺”。这些话本是私下的闲言闲语，可是“隔墙有嘴”，陆续传了出来，大家一听，忽然有几分钟热烘烘，因为心里太气愤了。
冻不死，只生冻疮，脚趾肿得像紫萝卜。军训、室外的操课全免，早晨升旗，各班派一个代表，代表没来，值日生胡乱拉上旗杆了事。陈培业校友说，生冻疮的滋味使他想起林冲发配，公差虐待林冲，用滚开水烫伤他的脚，再给他穿上新草鞋。
有一天来了两个流亡学生，手里拿着介绍信，要进我们学校念书，凑巧我看见了那封信，信笺是雪白的宣纸，印着朱红的衔名，颜体字墨色鲜亮，对照出我们的枯槁褴褛。介绍信由顾锡九署名，他是一个军长，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这两个人只勉强住了一夜，其中一个说，这哪里是学校，简直是叫化子营！另外一个说，我们穿棉军服、棉大衣，他们还穿着单衣，教我们怎么好意思跟他们一起生活！
经他们提醒，我们才“看见”这里也有穿棉军服棉大衣的学生。学校西迁，“将门子弟”几乎都没跟来，教职员却是带着家小，为人父母怎么忍心眼看着自己的骨肉单衣单裤迎雪迎风，既然还有办法弄到一套棉军服，怎能不给自己的孩子先穿上，可是这又无可避免的使单衣族群通体发热，忘记寒冷。
我常想，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如果我是教员职员，如果我的孩子也在那学校里读书，我该怎么做才最妥当？……我想不出来。
还有，饿。
一向吃不饱，现在更严重，一路行来，把我们的食量弄大了，把当初从家里带出来的皮下脂肪耗完了。离沦陷区远了，抗日的激情淡了，个人欲望蠢动，羡慕饱食终日。“出头鸟”先叫：怎么会吃不饱，政府国家怎会让我们挨饿，还不是奸商贪官剥削！学生觉得长大了，自己该有个主张，开了会，推选了伙食委员，要求接管每天的食米和菜金。原来以为学校不会答应，打算好好闹它几天。不料张主任好爽快，连说了两个“可以”。
伙食权争到手，同学们洋溢着喜色，可是仍然吃不饱。伙食改革的第一项是把糙米送到民间的作坊，除去硬壳、碎石、鼠粪，这就减少了斤两。那时以从仓库里领出来的糙米为一百，精米为六十，中间依成色分八十斤米、七十斤米几个等级，我们吃八十斤米，每一百斤损失二十斤，煮出来的饭比以前香得多，可是盛到碗里的饭也少了。
伙食的第二项改革，是每月省下一点钱来分给同学们做零用钱，称为“米尾”。那时沦陷区的家断了音讯，后方有亲友接济的人不多，“米尾”可说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每到月尾大家对“米尾”形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盼望，伙食委员必须予以满足。于是，为了制造“米尾”，只好平时撙节，这就更委屈了肠胃。
我们在改革以后比改革以前更饿，用山东话来说叫做“饿得恍”，这个“恍”字可以进修辞学，恍恍惚惚神不守舍，老师的话记不住，只记得午夜梦回，听见蒲溪街上做包子的师傅用擀面的短棍敲案板，抑扬顿挫，好像有个乐谱。
多位同学来信谈起当年饥不择食的情形。生吃香椿叶下饭，叶子粗大坚硬，没有烹调。
我们吃槐花、榆叶、田螺、麻雀、鳝鱼、野蚕的蛹。我们到田里“偷吃”农家的花生、红苕、向日葵、玉蜀黍。我们吃野蒜，细如韭菜，多半长在坟上，别名“死人头发”。谢天谢地，全国都有蚂蚱和牛蛙。这里也有春天，也有我们在山东吃过的野菜，也有能烹调野菜的宋钊。胆子小，始终没敢吃蛇。漫山是竹，但竹笋极苦，只好望竹兴叹。晚上，没找到可吃的东西。睡不着，看“牛奶路”，想牛奶。
这个译名也不坏。
食物中缺少维他命，这个那个得了夜盲症。我还记得，牵着某人某人的手，到野外出恭。食盐缺碘，某人某人的甲状腺开始肿大，大家心事重重，互相替对方量脖子，看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变粗了没有。还记得，治夜盲要吃羊肝，价钱不贵，只是缺货，我天天黎明到屠户家碰运气。治甲状腺肿大要吃海带，买海带你得进中药房，药名叫“昆布”，分量多少，掌柜的用戥子称，严肃郑重，我觉得可笑。
蒲溪铺郊外，处处竹林，竹身茂盛强壮，碗口一般粗，可以做建材盖房子。河中漂来浮去尽是竹筏，市上有竹器竹椅，家家有竹篱笆。寒夜起床到屋外撒尿也是苦事，有些同学用竹筒制成长长的尿路，由睡铺旁通往室外。幸亏住在蒲溪，才可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胡开瑞、程明光、乔振鸣、张焕臣、陈培云、吴德元、张仲孔号称竹林七贤，二分校学生没辜负满山遍野君子之风。如果竹笋能吃，还可以产生苏东坡，可惜它的滋味酸苦，万难入口。竹林是用苦笋保护它的后代。
蒲溪人爱竹，他们说，若遇荒年，凤凰山每一棵青竹都会长出米穗来，汉阴人不会饿死。明知这是传说，仍然望着竹林出神，希望它也为我们显现神迹。心生抱怨，问它为什么漠视外来流亡的青年。
别看汉阴一带人的手指粗糙，却出产上等的丝绸。汉阴城内开了很多绸缎店，据说，女人戴汉阴制造的头帕，可以去头火、防伤风。很好，缫丝必先养蚕，养蚕必先植桑，蒲溪桑树很多，当然，看不见遍身罗绮者。桑葚尽管吃，不算扰民，那是我们的水果，唯一吃过的水果。
那时候，世人爱我们吗？大概不爱。我们能爱世人吗？大概不能。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自爱，自爱，终能突破困境，那就可爱了，也就能够爱别人了。
我深深忏悔，我没能做到。
有一句话比锣声更响，比炸弹更叫人东倒西歪：伙食委员贪污！纵然饿得昏昏欲睡，也马上睁大了眼睛。伙委在厨房里吃饭，围着一盆红烧肉。汉阴产丝绸，某某伙委曾感伤地吟诵“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现在他送给女朋友一方丝巾。同学们惶惶不安，满地疾走，选出一批监委去监督伙委，可是月底发米尾的时候，有人进城看见监委伙委一同下馆子……
大家束手。我们的智慧不足以产生“监委的监委”。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开始安排出马担任下一届伙委或监委，去接管那一盆红烧肉。
陕南各县的人喜欢吃猪肉，年节馈赠以猪肉为厚礼，平时估量价值，也以能买多少斤猪肉为准，几乎家家养猪，猪肉也不甚贵。干一个月伙委，吃一个月红烧肉，也该想吃青菜了吧？“不幸”他们这时忽然下台，换上一批辘辘饥肠，从头填起。唉，选举有何意义呢？为什么要选举呢？
我这两个疑问，一个来自冷，一个来自饿。
我带着这两个疑问，走西北、东北、华北、江南，直到台湾。
第四部 3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
这年冬天在汉阴安顿下来，男生没钱买针线，衣服破了，用浆糊粘贴，女生没钱买肥皂，星期天拿竹筐到民家去，把人家灶里的青灰掏出来，用青灰滤水洗头，水里有硷，个个洗成黄毛丫头。为了救穷，工友出缺不补，由学生端茶送水，打扫清洁，整理环境，分享工友的薪金。学校包了一座山，雇些专业工人把大树变成片片木柴，堆在山上，再雇些妇女儿童把木柴运到学校里来，学校发动学生入山运柴，去赚这一份工资。我在“插柳学诗”的时候苦练过一年小楷，承事务处的毕文圃先生好意，安排我抄写各种名册，每个月发一点缮写费。天气寒冷，冻僵了的手指不能握管，毕先生为我在教务处的墙角安了个位子，那里有个火盆。
这是我第一次坐办公室，我在工作中有三项收获，第一，我能看到大公报。虽然到手的是多日以前的旧报，然而“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不管那些事在什么时候发生，我由此养成了看报的习惯。第二，我能听见老师们闲谈，他们围着火盆坐，我在他们背后。分校主任张秀峰，训育主任杨善庭，教务主任夏岷山，他们三个爱谈政治，训导处和教务处的职员爱谈掌故，我一面工作，一面增长见识。第三，才是每月有一笔小小的收入。
他们交谈的时候，我手不停，头不抬，身体不移动，努力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知道，倘若我在他们说笑话的时候笑出声来，我就再也不能坐在这里了。这里是后台，“闲人免进”，而我，毕竟是个后排的观众！
众所周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这个人是一堆笑话，例如：他批评新生活运动：“走路要靠左边走”，右边岂不是没人走了吗？例如，他主持会议，问：“都到齐了没？没到的人举手！”例如，他对来宾道谢，说“我十分感冒”。例如，他对学生训话，说“你们是学校里出来的，我是枪管子里出来的。”
我们事务处和教务处的教职员熟悉省情，他们说，以上有关韩复榘的笑话都是谣言。韩在山东有治绩，虽然思想和作风落伍，也还有西北军的那一套章法，要不，国民政府怎会教他做一省之长？
谣言从哪里来呢？说来话长。韩复榘为了改革地方行政，把一批县长调到训练班里受训，另外派了一批代理县长。这批县长认为“调训”不过是变个戏法罢了他们的官，牢骚很大，哪肯好好学习，主持训练班的人不敢得罪他们，任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些县太爷聚在一起编笑话消遣老韩，把他的言行扭曲夸大，把别人的笑话拿来换上他的名字，他们经之营之，给韩复榘塑造了这么一个形象。
韩在山东用重刑禁止吸毒贩毒，动不动杀人，《大公报》有个记者不知怎么扯上了这个罪名，被韩逮捕。报社奔走营救，中央以蒋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韩，要把嫌疑犯提到南京审判，韩看了电报立刻把那记者枪决，硬说南京的电报来晚了，这就得罪了大公报。大公报派人搜集韩的笑话，每天登一条，老韩这才全国知名，家喻户晓。
抗战军兴，日军打到山东。外侮当前，军人的最大善行是克敌制胜，一善足以蔽百丑；军人最大的恶行是抗令弃守，一恶足以障百美。韩复榘不战而退，由军事委员会交付军法审判，定罪处死，他这副小丑的面具也就永远拿不下来了。……莎士比亚说：“结局好的事就是好事。”我附会一句：“结局好的人才是好人。”
我们到汉阴不久，汪精卫死了，我听见他们谈汪。沦陷区盛传汪是个假汉奸，他到南京来和重庆唱双簧，戏弄日本。所以，我竖起耳朵听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汉奸只有是或不是，哪有真假？汪精卫成立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出动军队特务杀害那么多抗日工作者，不是汉奸也是汉奸。
春秋时吴越争雄，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她迷惑吴王，败坏吴国的军政，是一个立了大功的“假汉奸”。后来越王勾践破吴，有人说西施跟着越国的谋臣范蠡泛舟五湖去了，说得很美。事实很残酷，越军的特遣小组首先冲进吴宫，把西施装进皮口袋里，丢进了江心。不论是泛舟而去或沉江而死，都表示这个“假汉奸”不能再面对越国人民，否则等于跛腿的桌子摆不平，桌上的瓶瓶罐罐都稀里哗啦掉在地上摔破。
他们说，假汉奸、唱双簧的说法离奇，就算真有这种设计也轮不到汪，汪这个人太聪明，政治野心太大，人得有几分傻，有几分愚忠，有几分宗教情操，才肯做这么大的牺牲。依汪精卫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判断，他是争权，是投机。政客联甲倒乙、联乙倒甲都可以，万万不可私通敌国，老汪这次是“天夺其魄”。
我想，他们说得对，可以和汉江舟中江老师的一番说法相互印证，可惜峄县警察局的那位巡官也无缘听见。
下一步，消息传来，汪的遗体准备葬在中山陵园的梅花山，又引起一阵谈论。中山陵园面积很大，给后来的名人志士规划了空间，江苏都督韩恢、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陆军上将范鸿仙已经葬在那里。汪精卫本来有希望去占一抔土，然而事到如今，中山先生的卧榻之旁岂容他酣睡？
他们说，汪死前应该看清了局势，日本必败。他应该留下遗嘱，墓地选在荒山野岭之下，那地方不会修路，不会开矿，不会建工厂大楼，既没有名胜古迹，也不是风水佳城，这样才可以入土为安、长眠地下，永远供子孙岁时祭吊。而且坟墓的外观要朴实平淡，抛却国府主席的架势，不向别人的政治意识挑战。你为何等人做了何等事！不管汉奸真假，中国人断断难以容忍你死后还想“日月同光，山河并寿”。可是汪没有这样的反省能力，陈璧君更没这个见识。
他们说，谁说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为害一乡，本乡没有你的葬身之地，你为害一省，全省没有你的葬身之地。你为害一国，全国没有你的葬身之地！（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前，汪墓被人炸开，尸体送入火葬场，骨灰下落不明。）
有一天，他们谈到中共。
共军在退守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万人，抗战八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而且在农村、工厂、学校有无数的地下组织，实在非同小可。
国民政府曾经订出办法，要“限共、防共、溶共”，字面很漂亮，实际没有成效，因为共产党的密度大。在物理上，油的密度大，不溶于水，水银的密度大，泻地无孔不入。就人事现象而论，一般人民团体的密度比不上军队和帮会，所以政团很难抵抗军团，商会很难抵抗帮会。
共产党既要在苏联主导下改造中国，岂能留下任何一片土做“资产阶级的租界”，所以一定要全面夺权。国民政府基于英美外交背景和儒家思想背景，一定要反共防共，两者不可能真正合作，最后难免有一场恶战。那时苏联帮中共，英美帮国民政府，可能由中国的内战演变成世界第三次大战。倘若如此，今天坐在这屋子里的人当然没命，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知道要做哪一国的奴隶。
这几位先生们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把日本的海空军打光了，日本准备必要时放弃本土，坚守中国的东北。美国希望苏联从西伯利亚出兵攻占东北，让战争早日结束。看样子苏联迟早会出兵，小日本儿一定挡不住美军苏军两面夹攻，可是苏联撤退的时候会把东北交给中共。中共会在东北生聚教训，和苏共表里呼应。
最后，我记得，张秀峰主任说，中国的社会应该改变，但是要由中国人来改变，不能由俄国人来改变。
第四部 4 从军文告引发澎湃的热情
到汉阴后，西迁造成的心理浮动还没平静，战讯的刺激接踵而来。日军发动了一个钳形攻势：一面由广东沿西江而上，一面由衡阳南下，目标都是桂林、柳州。这一仗，史称桂柳会战。
由广州到柳州、由衡阳到桂林，是两条很长的交通线，但是他们进展很快，各地一片沦陷之声。每次看到“沦陷”心里都要扑通掉下去一次。守零陵的军长王甲本力战阵亡，零陵也只守了两天。守梧州的军长陈牧农擅自撤退，被判死刑，梧州只守了四天。广西境内著名的黄沙河防线只守了一天。在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虽然版面很小，因陋就简，重要的新闻电讯倒也不缺，起初，我每天早晨巴望报纸赶快来到，后来看报竟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年十月二十四日前夜，事务处派人把我从熟睡中唤醒，交给我一张铅印的文件。那时盛行油印石印，看到铅印，肃然起敬。
果然是国家大事，蒋委员长——现在是蒋主席——发表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文告，号召大家踊跃从军。我们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当天的报纸，负责宣传的机构只有提前把文告印好，以十万火急的速度下达，让我们在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和日报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同时接受文告的内容。
外面下着细雪。我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先把文告读了一遍，有一段话是“……在我亲自统率之下来做我的部下。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我读到这里大哭起来。然后，我决定投笔从戎。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挤到布告栏前阅读文告，只有前排少数人能看清，我这才想到我应该用大字写，写成壁报，使大家同时看到。或者我多抄写几份，东墙西墙都贴上，把同学们分散开。我没有经验，指挥我工作的人也没交代，弄得场面很拥挤，很小家子气。
这天早晨，那些读完文告的人一转身，都变了新的面容，好像换了一身筋骨，聚在训导处门口，要求立即报名，虽然训导处说报名的日期还没有到，人还是越聚越多。为了安慰这些人，训导处只好摆下桌子和签名纸。我第一个签了名。刘宗元紧跟在后。无数人一挤而上，挤倒了桌子。签了名的人个个心满意足，好像在签下名字的这一刻，这人已经从芸芸众生中分类。
得把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一个人才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父母由日本人管着，谁也不能对他们说真话，“编谎”就是那时学会的。有人马上动身到一分校或师范部去找女朋友。也有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偏不通知“她”，表示大割大舍，“我”在报名的那一刻已是马革裹尸。
我写一封信给五叔吧，今年我还没接到过他的信呢。国军反攻缅甸，他大概又打仗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看到我的信。在缅甸打仗的国军叫青年远征军，那是第一代青年军，我们现在算是第二代，五叔看了我的信，也许又要“热泪潸潸”一次。
我在外面走了许久，也看了许久，头上冒着蒸气回到教室。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一心只有数理化，两耳不听风雨雷。这两个男同学，一个是宋钊，一个是尹相墉，三个女生中间有一个叫申淑贞，一个叫王学美。我愕然僵立，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天以后，全校师生在涧池铺校本部集合，当众朗读了蒋主席的文告。老校长李仙洲讲话不多，他说今天可以看出来谁爱国谁不爱国，他指着台下宣布“爱国的人现在签名”。轰隆一声学生大伙儿朝前冲，而他们前面只有两张桌子，两支笔，两大张签名纸。布置会场的人竟和我一样没有见识。大部分学生只好退回行列，摩拳擦掌。
在重庆，蒋主席为知识青年从军连续讲过三次话，有一次说了重话，他说谁对这个运动不努力发动，谁不配做本党的干部。从军者的体格检查也放得很宽：身高一五二公分以上，体重满四十六公斤，五官四肢和肺部正常，沙眼不重。对女青年从军者笼统一句：“体格健全。”我觉得中央事先低估了青年从军的意愿，唯恐十万人不能足额，不料各校都掀起狂潮，听说有一个工学院几乎为之一空。这才体格检查从严，大量淘汰，最后还是有十二万人入伍。
体格检查的“初检”由团管区派医官到学校里来办理，我们怕瘦，喝足开水再上磅秤。聪明人先观察，发现受检时只脱上衣、不脱长裤，就捡些鹅卵石放在裤袋里。有人死盯住视力检查表，记清 a b c d 的位置，凭“背诵”过关。在中华民国的兵役史上，壮丁为了能够入伍而作弊，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团管区完全没有防备。
我第一个受检，第一个刷下来，因为视力太差。以后陆续有人与我同病，大概晚自习时昏黄的桐油灯损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太失望，也就太爱听谣言，据说老校长看了报名的人数，心里舍不得。有人说，新军只有十万人的装备，现在有二十万人报名，国家供养不起。还有个说法，青年军将来要复员，要安排就业就学，现在多一个人从军，将来就多一份负担。——可是，这十万新军只要打几次硬仗，只要参加像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那样的战役，将来还能剩下多少？复员还不是轻而易举。
据校友朱兴义记述，二十二中从军入伍的学生大约三百名。学校把符合标准的学生编了队，另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单独开伙，等师管区派大卡车来接他们上路，这一等竟等到十二月。这期间，日军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北上攻入贵州，独山陷落。日军的目标可能是北取重庆，或者南下昆明。那时，重庆是中央政府所在，战时的陪都，昆明是中国最重要的补给站，中国为了这条补给线在缅甸血战两年。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那时美国建议中国二次迁都，蒋主席断然拒绝。美国准备撤退侨民，富商大贾计划逃往天水，甚至有些高官要求魏德迈协助他们往美国避难，魏是美国将领，正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受战局刺激，决定反抗团管区的体格检查。在我们眼里，团管区一点也不值得尊重，他们把那些连走路都要跌倒的所谓壮丁送进部队，却藐视我们的一腔热血。我们决定和从军的同学一齐去汉中向二○六师入伍。为表示决心，有些人搬到从军青年的宿舍里去了，眼往西看，“风萧萧兮”的神情。
我的改变不大。听课的时候心猿意马，在教务处缮写名册的时候呼吸比以前浊重，听觉特别灵敏，因为教职员谈话总是围绕着青年从军。
那时征兵不征在校读书的学生，名为“缓征”，实际上是免除了兵役，所以一般士兵识字有限。仗打到四十年代，武器装备有很多改进，士兵必须能认识 a b c d，1 2 3 4，略懂分母分子直角圆周，对十分之一秒和一万公尺有概念，才可以接受新式训练。这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背景。
新军的兵源在例行的征兵管道之外另辟蹊径，因为征兵制度已是黑幕重重，成为对热血的侮辱，办理征兵的人已使入伍当兵成为人生的大失败。我听见有人说，将来海晏河清，这一代人以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那些曾经在兵役机构工作的人将羞于说出自己的履历。这次知识青年从军的盛况说明蒋主席威望之隆，他深受知识青年崇拜，读他的文告读到“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个个心跳气促，感激奋发。可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外，还有三百多万士兵，如果他们有人识字，如果他们也读了这文告，他们作何感想？何年何月才视他们如子弟、爱他们如手足？
他们说，这青年新军一定要去打最大的战役，最险恶的战役，一定去创造“全胜”或“全体壮烈成仁”的纪录，他们已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但是政府也一定会有计划的保全一些人，拔擢一些人，让他们做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活口，下一代知识青年的铜像。这些人将在战后执军政文教各界的牛耳，究竟谁是幸运儿，要看每个人的才干性格，也要看他们的命运风水。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标语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两句话一直受千万人称赞，可是，在教务处的火盆旁边，它得到的分数并不高。有人说，古人的诗句有“一寸山河一寸灰”，现在改了一个字，怎么连这个都是二手货？有人说，“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修辞有问题，它的本意大概是“十万本来可以缓征的知识青年，现在都志愿加入了军队”。可是字面未能表达这样的内涵，好像在说这十万青年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教人看了别扭。不过他们也说，文宣词令已无关宏旨，青年一定会踊跃报名。
那时候，知识分子谈问题一定会想到中共。有人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磅礴堂皇，热力自地心上涌，比中共的参军运动“漂亮”。有人说，这十万新军必定是中共的一个目标，中共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这新军也被中共渗透、受中共影响……
有位老师一直冷冷地看，静静地听，说话少，说出来的话可能很重要。他说：“应该赶快把志愿从军的学生送走，越快越好。”
时间表并不在学校手里。学校只能一面和团管区联系，一面办理从军学生的福利，像政府的安家费，地方政府的劳军款，都由学校转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学校把他们未来六个月的主副食费折合现金，发给他们，据说这是教育部默许的通案。老校长那时还在汉阴，他也筹到一笔奖金，从军的学生每人分到法币一万元，大约是一个教员十五个月的薪水。
学校主办了一场送行的晚会。这场晚会是二分校的大事，也是蒲溪铺的大事。我心情低沉，没有去看，我应该去看，单单为了杨老师，也该去看。人人告诉我节目精彩，尤其是于允兰和武幼贞合演的歌舞剧。全部节目由杨奇英老师策划导演，他说服于允兰参加演出。他已另有高就，为了晚会，特别把行期延后。
蒲溪铺东郊有一座戏台，与二分校隔溪相对。那时各地大村小镇，多半在郊外建造永久性的戏台，供演戏庆祝或酬神之用，号称万年台。据县志记述，抗战改变了民俗，它列举很多事例，像夜游，踏青，重九登高，水陆道场，露天的大宴会，夏夜演戏说书，集体提灯或放灯，战时都有种种不便、种种顾虑，停止举行。可以推知，自抗战军兴以来，蒲溪铺、或者说汉阴县，第一次使用万年台公演，观众翻山越岭而来，台下一片人海。节目演完了，人群不肯散去，二分校高年级全体男生出动，硬辟一条通道，演员才回到宿舍。
这一批从军的学生真幸运，他们还在受训，日本就宣布投降。从军成了他们既漂亮又实用的经历，即使在中共治下，也是一桩极轻的罪名，因为他们毕竟是献身抵御外侮。战后，国民政府把青年军复员办得周全，在各行各业中扶植他们领先发展。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以后，特别注意人的背景，“青年军”三个字就是忠诚的保证，是当局拔擢人才的一项识别。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国政府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考察政局，新闻记者问他对青年军复员工作的看法。他说，中国艰苦抗战，农民的牺牲最大，学生并没有什么贡献，战后政府对农民的照顾太少，对知识青年的照顾太多了。那一次，魏德迈专说逆耳之言。
唉，那时国民党认为，革命建国有三大要素：领袖，干部，群众，而“干部决定一切”。农民人数虽多，牺牲最大，不过是“被决定”的而已，青年军复员是培养干部啊！
第四部 5 悲壮与荒谬:无可评论
送别晚会的余音消歇，志愿从军的队伍仍在原地滞留，他们开始用行为向我们显示，除了爱国，他们还有别的情感。蒲溪铺的农家，三户五户，成簇成点，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山旁水涯，由一条一条小径连接，师生常在小径上相遇。平素都是学生礼让先生，这一次，从军的学生把一位老师推到水沟里去了。从军的学生不上课，手头也宽裕，理当青春结伴进城消费一下。这天在街市中心遇见事务处的一个职员，学生拦住他，问他某一件事情办好了没有。他说还没办、太忙了，学生上前给他一个耳光。
各地的从军学生都有情绪需要发泄。某地，他们离校以前敲烂了校内的玻璃窗，拔掉花圃里的植物。某地，他们打了饭馆的老板，砸碎了所有的杯盘。某地，他们打了火车站的站长，捣毁站长的办公室。由离校到入营，他们沿途制造新闻，地方治安机关不敢究办，唯恐背上打压“天子门生”的罪名。
今天我能体会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可是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是羊，喊不出“狼来了”。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他们发现绝对服从某一个人就可以攘臂弹腿反抗某一些人。时不我与，他们只有由学校到营房这一丁点子回旋之地。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这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风声所被，欲罢不能，本校的学生也想有点举动，消一消胸中的块垒。
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可惜了，从军使人尊贵，尊贵的人不该自暴自弃，他们表达思想感情，应该还有更好的方式。
刘道元先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有《抗战期间教育厅资送山东青年前往后方》一文，谈到从军青年沿途的纪律：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应。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成什么话，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当年习俗，枪决要犯先游街示众，罪犯在这最后一刻有特权。走到酒店门口，可以命令店小二送酒。走到饭店门前，他可以命令跑堂的上菜。走到鞋店门前，他可以换一双新鞋。从军青年放弃个人的生涯规划，到日军的坦克大炮前构筑血肉长城，有赴死的心情。他们绝对没有料到，他们的训练还没结束，日本就投降了。没有壮烈牺牲作掩盖，国人久久不能谅解他们的放纵。
从军学生横行各地，报上有简短的新闻，标题也很小，似乎未见严词批评。媒体放过你，老百姓不放过你，战后社会上流行一首顺口溜，说社会上有四大害：
青年从
军官总
国大代
新闻记
顺口溜用谜语的“脱靴格”制成，省略最后一个字，补足了，也就是青年从军，军官总队，国大代表，新闻记者。
从军的知识青年以大专学生居多，他们沿途的浪漫表现令国人惊愕。他们对政治不满，没听说联名上万百书力陈时弊。他们满腔激情，没听说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他们已把世俗的毁誉得失看破放下，没听说把领到的安家费、劳军费、从军奖金捐给慈善机构。他们中间也没有出现林觉民，留下一封绝命书。他们既然不爱惜自己，也就不能爱惜别人。他们已不爱惜肉体，也就不爱惜精神。
他们向下找出口。毫无疑问，他们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精英，他们的这番表现恐怕是国民党精神层次降低的征候，再沉沦一步，就是胜利后对沦陷区的接收了。
从军学生在校园里吹起飓风。今天有人称他们“造反派”。我们那“把好酒留到末日”的分校主任就是这个时候“突然不见”的。代主任很能干，立即宣布他也从军了。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从军要经过特许，他的申请书已经送到重庆。他说他要把从军的学生亲自送进营房，并且和他们同甘共苦。
“造反派”拒绝他的安抚，这些人扬言，代主任想从军，到别处去入营，休想和我们在一起。从军学生的队长反复劝说，强调代主任平时的爱心，现在的热心，学生骂他是保皇党，把他罢免了。“保皇党”三个字有威力，从军同学内部从此没有不同的声音，代主任也取消了从军之行。现在玩味“保皇党”一词，它之所以能慑服众人，是因为支持官方立场已经变成不名誉的行为。念我们当初逃出沦陷区时，心中岂有丝毫这样的想法？前后时间不过三年，不料竟出现了这样的态势。
后来，真的出现了“保皇党”。二分校的学生大半来自胶东，胶东的学生大半和主任、代主任有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并非一顶帽子能够分化。“保皇党”又怎样，笑骂由你，决胜负咱们比拳头。这些人很优秀，仪表、成绩、战斗精神都在中上之列。学校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双方不断放出狠话，他们时时戒备，连上厕所都“人不离群”。
我算是二分校的半个职员，从男生宿舍搬出来，睡在事务处堆放杂物的小楼上，校园里的一举一动都看得见。某天夜里，忽闻“金戈铁马之声”，凭窗而望，但见星光下一片灰衣白头，左冲右突，原来是“造反派”把军帽反过来戴，用作夜间行动的识别证。他们和“保皇党”混战一阵，呼痛喊妈，此起彼落，可笑也可怕。后来他们把宋捷军同学逼在墙下，宋有国术训练，借一棵树上了屋顶。“造反派”包围了屋子，朝上丢石头，宋大喝一声，飞身而下，众“小将”惊呆了，动弹不得，任他突围而出。
第二天，我发觉代主任也不见了！二分校陷入无政府状态，成为一个危险的游乐场。例如，从军同学中的造反派忽然发觉有一个“保皇党”潜伏在他们的队伍里，他们决定审问这人，可是这人藏起来了。“造反派”到处搜查都不见踪影，最后找到女职员宿舍门口，被戚护士挡住。大家诺诺而退，每个人都被戚护士安慰过，治疗过，关心过，此时只有她是大家敬重的人了。
又例如，某天夜里，造反派通知从军学生紧急集合，说是“保皇党”马上要来夜袭。他们在学校里布置阵地，站岗放哨，对“敌人”的战术作了假设，对自己的战术定了设计。训育处的两位干事赶来劝解，其中一位陈先生很年轻，有书卷气，言谈微中，终于说服“造反派”收兵。“保皇党”诸人也从此不见了！
十二月，侵入贵州的日军匆匆撤退，来得疾去得也快，中国军队乘机追击，战局转危为安。据说国军欺敌，在贵州北部征集粮秣，搜购军事用品，使用了十个军的番号。日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无法过冬，此时分析情报，误以为国军在前面布置袋形阵地，连忙全线撤退，国军追击，失地次第收复。就在此时，团管区的大卡车来到蒲溪，接走了从军的同学，预兆极佳，象征青年军日后在升平中复员。这时我知道二○六师对志愿从军者还要进行复检，复检严格，专业化，难容侥幸。我度德量力，没有上车。
我永远记得那时教师的仓皇，从军学生的愤慨，以及保皇党的忠肝义胆。但是，最难磨灭的印象，还是某几位同学在腾腾杀气中守着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当年管宁、华歆同席读书，门外有人车喧闹，管宁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华歆却丢下书跑出去看。他们好比管宁，我就是那个华歆了。
第四部 6 牛老师，戏剧与人生
十二月某日，新的分校主任来了。
新主任需要立即选聘一位训育主任，恢复和学生之间的对话，他选中了我们的国文老师牛锡嘏，胶东人。二分校是“胶东帮”的天下，请一位胶东人来担任重要的位置，可以安抚、收编、运用既存的势力，而牛先生为人忠厚正直，有所不为，是“胶东帮”的清流，新主任倚重他，也可以使平素对胶东帮啧有烦言的人有一新耳目之感。新主任这第一着棋可谓出手不凡。
牛老师对新主任提出两个条件。他说，如果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而学生反对，或者，学生对学校的要求是合理的而学校拒绝，他都马上辞职。这个“条件”的背景是：那时学生和学校之间已失去共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学生不肯参加早晨的升旗典礼，不交作业，体育课只剩下十几个篮球队员。另一方面，女生队长刘忻然重病，学生要求送到安康医院治疗，校方断然拒绝，结果，刘忻然死亡。
牛老师爱皮黄，善操琴，也工老生，我听过他一句“骂殿”。他这次“扮”训育主任，姿态高，人家胡琴调门儿更高。学校在山中买了许多木柴，新主任说，应该发动学生入山运柴，这是锻炼，也是教育。国立一中、国立六中的木柴都由学生搬运，这是战时，一粥一饭，来处不易，请同学们共体时艰。这话听来合理，无可驳难。可是学生坐在教室里文风不动，任教官吹哨子，工友摇铃，也没人出来结队上山。
为这件事，牛老师频频召集各班班长开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生义务劳动，学校省了运费，没人相信校方能正正当当用那省下来的钱。最后还是新主任出场，他把学生集合在操场里，由各班导师轮流讲话，每人五分钟。他宣布全体教职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和学生共甘苦，一同运柴。这一天，牛老师的心情大概很难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学生上前代他背柴，他坚决拒绝。他的家境不错，冬天穿呢料的中山装，烫出棱棱褶褶来，白色的衬领耀眼。凭这套打扮，他背着八十磅木柴，默默走毕全程。
每个人以搬运八十磅木柴为准。一个步兵的全副装备是八十磅。山上当然没磅秤，差不多就好。主任也许背了六十磅，几位女老师也许每人四十磅，他们刚要起步，身强力壮的学生马上把木柴接过来，这才叫懂事。懂事的学生可能负重一百磅，雄赳赳气昂昂，路上一根树枝也没短少，忠诚果然激发潜力，能人之所不能。一般同学，我也在内，半路上心跳气促，头晕眼花，一面走，一面抽出木柴来丢掉，遗痕零零落落，不便回首。在这里，我必须记下，有些同学弯着腰，拭着汗，呵着蒸气，手里却是拿着书本，嘴里却是在喃喃诵读呢！
仿佛压在他背上的不是木柴，而是书籍。此情此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从空气里，从白色的墙壁上、从天边那一抹云端，看见他们迤逦而过呢！
牛老师履行他的诺言，提出辞职，新主任坚决不肯。你看，动员学生运柴并未失败，咱们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从此，牛老师说话再没有那么铮铮，经常在主任和学生领袖之间奔走传达，没个果断。好像是，新主任借着运柴一事收伏了“老牛”。新主任是行政人才，照常例，帽子里应该有几套戏法。
紧接着，是寒假前的大考。这要说到我对牛老师的感激。
在汉阴，老师在课堂里但求尽心，不再过问学习的情形，只有教化学的滕清芳老师还像阜阳时代一样严格，她是好老师，可是引起了许多学生的反感。
那时我们进入三年级，即所谓最高年级。初中三年，每一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心态：一年级自知处处不如人，最“乖”；二年级对各门学科兴趣最浓厚，肯用功；三年级自命老资格，环境熟悉了，朋党也结合成功，“儿大不由爷”。何况也知道马上要离开这里，要超越这里，原来忍让的不必再忍让，该发泄的现在可以发泄。所以三年级的学生不稳定。“教学不难，不得罪最高年级”，而且要笼络其中有影响力的人。滕老师涉世未深，不知道运用之妙。
这天早上考化学。教室门口听到耳语：大家交白卷。滕老师来发考卷，交代大家：“现在把题目看一遍，如果有疑问，十分钟以内提出来。”人人不看考卷，挺起胸膛看老师，老师始而惊讶，继而慌张，正待说什么，只听到轰隆一声，人人推开座位，涌向讲台。滕老师赶快走开，她进了教务处放声大哭，立时请了病假。
滕老师在教务处点了我的名，她说交白卷由我发动，因为我“在阜阳已经交过一次白卷”。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的素行记录如此重要，“前科”足以使人含冤莫白。身兼训育主任的牛老师召我查问，我当然否认。我说，我在阜阳考化学，会做的题目都做了，不会做的题目只有空着，只恨我会做的题目太少。同桌的王文堂不让我看他的答案，我跟他赌气，不等下课就交卷出场，那并不是一张白卷。
新主任把这个问题交给校务会议决定。张乃晨老师说，交白卷是对滕老师“精神枪毙”，学校对首谋不可宽贷。又有人说，必须趁此机会整饬纪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滕是良师，大家支持她。老张主任并未失踪，藏在汉阴城里养病，靠滕老师照料，看在老主任面上，也得让滕平下这口气。这是我今生遇上的第一桩冤案。
牛老师是我遇见的第一位清官。他对我说：“你自己去向滕老师解释一下。”滕住在一个农家的茅屋里，门窗紧闭，拒绝接见。天气突然变坏，我在门外“立雪”甚久，喷嚏连天，涕泗横流。我本可以对着窗口大声陈情，她一定听得见，可是我那时没有这份聪明，怏怏而返。牛主任见我鼻红脸青，瑟缩有甚于寒鸡，颇动恻悯。他在校务会议上反对“借人头”，结果是化学举行补考，白卷不再追究。
后来我知道“白卷”由五人主谋，他们以牛刀小试的心情制造恶作剧的乐趣，写下誓词，盖了手印。他们认为我替事务处抄写名册，跟教职员接触太多，决定让我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把那份誓词拿到我眼底下晃了一下，擦根火柴烧掉。这是我第一次受互相敌对的双方同时怀疑。
照相士的说法，牛锡嘏老师确有几分“牛”相，例如头大，肩宽，前胸后背积肉很厚，颧骨高，唇形稍稍向前延伸，说话中音低沉，慢条斯理。这样的长相使人觉得可亲可靠，但是并不可爱，是好朋友、好邻居、好上司，然而不是好玩伴。
可是错了，牛府本来有钱，牛老师有世家子弟的气质，能“与人乐乐”。他长于皮黄，拉一手好胡琴，京戏里的琴师都能成人之美、分享别人的成功，否则他万难出色当行。从牛老师身上可以看出，操琴虽是小技，却与“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大道相通。
这年二十二中招生，有个在老河口坐科学戏的潘雪亭来到二分校。牛老师大喜，他结合爱唱京戏的师生，正式成立平剧社，高中部的杨其铣同学也是出名的琴手，应邀前来参加策划。武生潘雪亭，老生丛淑滋，花旦曲季涛，青衣张秋实，花脸傅绥生，都一度是陕南山区民众的偶像。他们曾演出“贺后骂殿”，牛老师饰赵匡义，我对牛老师心存感激，特别捧场去听。
牛老师扮成皇帝，他那有过仆从、见过高官、登临过名山大川的生活背景都显出来了。那五段唱词，对贺后攻心为上，有擒有纵，写得极好，在皮黄里并不多见。
那天散戏以后，我在漆黑归途中默想历史。宋代第一任皇帝是赵匡胤，事母至孝，可是这位皇太后不懂政治偏要瞎指挥，她认为年幼的人不宜接任，皇帝应该把政权交给弟弟，若干年后，再由弟弟传回去还给侄子。这样，每一位皇帝都年富力强，可以长治久安。这老太太哪里知道，她这么一吩咐，如果皇帝不肯把帝位传给弟弟，他只有把两个弟弟都杀了！如果弟弟接位，不愿意传给侄子，他只有把几个侄子都杀了！这老太太真糊涂，可以当选天下第一个糊涂母亲。
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赵匡胤很听话，一心培植他弟弟赵匡义，匡义似乎等不及，有逼死匡胤的嫌疑，即所谓“斧声烛影”一案。匡胤死，贺后看见匡义，哀呼“官家！我母子性命俱在官家之手！”自知不妙。匡义登基后和宰相赵普谈论将来传位的问题，赵普知道这个问题本来用不着讨论，居然提出来，可见皇帝动了传子的念头，这念头是不可抑制的，于是说，“先皇已经一误，陛下不可再误。”因为这句话，赵普在戏台上赚了个奸白脸。匡义部署传子，逼死一个侄子，陷害另一个侄子，把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消灭了。
平剧的情节不是这个样子。在舞台上，赵匡胤的妻子贺后能够指着赵匡义开骂，“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可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挨了骂的赵匡义走下龙椅，为自己有一番辩解。然后，他给贺后以“太后”的徽号，赐她上方宝剑，由她管理三宫六院。又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一勤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正王，五德王，六廷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赐给赵德芳洼面金锏一副，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
赵匡胤孝悌忠信而结局悲惨，太说不过去。京戏“骂殿”予以“重新来过”。赵匡义登基，传子，无法否定，但细部作业尽可能填海补天。京剧唱词堆砌稀奇古怪的官衔，渲染荒唐不经的特权，来调理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消积化气，知足乐天。它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愿望，它也是对已往历史的批判，未来历史（历史发展）的规划。倘若历史可以修改，可以规划，——可惜不能！这就显出戏剧的迷人之处：它可以修改，可以重新排演，甚至可以更换演员。
内战后期，我在山东巧遇牛老师。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后，我寻访过他的公子。有情的众生，无尽的后话。
第四部 7 新师表如此如此
学校从皖北迁陕南，有些老师没来。分校主任易人，“胶东帮”又走了两位。
外国史一直没人教，这天来了个大胖子，站在台上能挡住半块黑板。开口先谈史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改变了，社会也随着改变。他只讲了一堂课，不知他是从哪里来，也不知他又到何处去。
然后出现了瘦子，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他说历史要用革命来推动，“改良主义”一定失败。谁是改良主义呢？他提出一个名字：孙科！这人也只来了这么一次。
在陕南请教员似乎很难，隔了很久才又请到一位女士。她总算言之有物，讲了些“两河文化”。可是“惊鸿一瞥”，以后杳无消息。
据说那胖子讲的是唯物史观，瘦子讲的是阶级斗争，那位女士呢，她在黑板上写简体字！所以，这三个人，二分校全都不敢领教！
难道这三人是中共的文化干部？那可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了。且说那胖子一点亲和力也没有，身体好像还在膨胀，要把你的空间全占了去。瘦子手足无措，没个站像，随时想抓痒、随时又忍住的样子，讲西洋史讲出个孙科来，匪夷所思！
依我猜想，这三位人士大概属于“左倾幼稚病”之流，嘴上时髦，腹内空虚，游食各地，没有组织背景。这才一端上来就露了馅儿，一露馅儿就撤下去。
我有时想起，在蒲溪之北，越过重重叠叠的秦岭，是历史上兴起了十四个朝代、埋葬了七十二个帝王的渭河流域。渭河之北，再越过许多巉巉的山，就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那里也有许多许多“立志出乡关”的男儿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割大舍、过着千辛万苦的日子。但是他们别立门户，庭院深深，实在神秘。
打开一条缝，让我们窗隙望月的，是这位新来的主任。
新主任常来讲课，他没说这门课叫什么名称，内容多半是批评共产主义。现在猜想，大概教育部规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思想训练，他只有自己上阵。
新主任的人缘不怎么好，学问倒不差，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确有研究。讲课时中英语并用，我们乘机认识了一些单字，这些字在日常生活里并无用处，却至今没有忘记。有个朋友问过我：“你的英文，打油买醋未必说得清楚，怎么会认识许多怪字？”
射击的人要先竖起靶来，批判共产主义要先介绍马列恩史怎么说。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认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我听了心中大震，“暴力革命”且不管它，人家说出来的可是警句呀！
共产党处处讲“阶级”，主任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这个说法吓人一跳，阶级好比楼梯，下面的一层还可以伸出头来透口气，阶层简直是水成岩，上面盖得严丝合缝，不见天日。想用阶层代替阶级，弄巧成拙啊！
既然反对阶级，当然反对“阶级感情”，他说感情没有阶级，天下父母都爱他们的子女。我听了莫名其妙，这如何能证明感情没有阶级？富豪和乞丐都爱自己的子女，可是他们同样爱对方的子女吗？你老人家走来走去挂着一张包青天的脸，到底能爱我们多少？古人“贵易交，富易妻”。含含糊糊，半藏半露，现在，“阶级”！人家多坦白、多透彻啊！
从新主任口中知道，共产党把革命分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任说，这是“两步革命论”，我们主张把革命一次完成，“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迷惑：两步革命？这不是说共产党也在革命？这不是说我们和中共在做一样的事？那么……
共产党说“历史是螺旋形上升，波浪式前进”，我们听了好喜欢。共产党说“否定之否定，不等于原肯定”，我们听了……也喜欢。共产党说“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拉拢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我们听了……好刺激！好害怕！好好玩！这些话，若不是他老人家来批判共产主义，我们是听不到看不见的啊！
我说过，教育的结果，未必和施教的预期吻合。新主任讲授的“共产主义批判”引动了许多学生的好奇心。他也许并未撒下种子，他至少耕松了土地。一九四八年学校中出现了陕北热，那些学生互相引述他们的主任说过的话。虽然出于无心，他总算对共产党有些贡献。他后来舍陕南、去川北，一九四九年共军入川，没有捉到他。
新主任请来的各色教员里面，有一位河北人最受欢迎。姑隐其名，称他为新老师吧。他很和气，谈吐很客观，对学生也关心。例如，他有时到学生宿舍走走看看，能记得谁没有棉被。他虽然不能给你棉被，但是他给了你温暖。这等事，新主任从来没有做过。
我从未见过新主任的笑容，他永远有一副戒备、挑战的神气。起初，大家以为他这张脸色是给“胶东帮”看的，新官上任，通常都不苟言笑，跟同人一律保持距离，以便放三把火，开几刀。后来胶东大将陆续散去，他的表情还是绷得很紧。他请来的物理教员授课颇能深入浅出，两个月后突然辞职，我们一再请求他留下来，他感动得流泪。他还是走了，他对我们说他不能再看主任的那张脸，那是殡仪馆化妆师的脸。他说，如果他办学，他想授意某一个教员辞职，他就每天摆出这样的脸色来。
这就显出新老师的可贵，他能坐在操场边上，对围在他四周的学生谈天说地，引得大家前仰后合。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谈预兆，他走过来参加，那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以世界的轴心自居，日文报纸简称为“日独伊”。他说，你们看，“日独伊”就是日本孤独的剩下他一个，轴心国注定失败。像这个样子的“与民同乐”，也是别的教师做不到的。
不仅如此，这位新老师还懂得用偏方治病。那时我们的处境是“梁靠墙，田靠天，病靠命”，因为没有药。有一个同学跑进医务室喊肚子痛，医官爱莫能助，禁不住他的再三恳求，只好说：“我在你肚子上涂一点红药水吧。”新老师的办法多，他教我们用辣椒煮水洗冻疮，吃生萝卜治感冒，韭菜捣烂去淤血，擦明矾末治牙疼。我们在阜阳一直跟疥疮奋斗，新教师有个方子：蟾酥、铁锈、马齿苋、明矾加上清油调和，放在瓦片上烘干，研成粉末，搽在疥疮上，这个办法还真有效。医生的望闻问切最能使一个人觉得他被关怀和看重，而关怀和看重，正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东西。
他很爽朗，因爽朗而对我们说出一个姓什么的女人指挥昆明重庆之间的走私，连最有权势的特务首长戴笠也不能办她。据他说，某一个我们最尊敬的人，当年以“开小差”的方式离开日本士官学校。他又说，某一个我们最崇拜的人，太太的指甲在他的脸上抓出两道血痕，因为他有了外遇。还有，他说，多少省主席、多少总司令，都在重庆有个年轻漂亮的姨太太，我们生平不二色的老校长到重庆开会，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心中非常愤慨，他正准备自己也来一个，以示抗议。
不用说，这些讯息，那时对我们的撞击有多大了。那时的教育，并没有准备让我们承受（或者化解，或者逃避）这种压力。现在老同学通信，有人告诉我，这位老师当年如何影响了他，使他逐渐“左”转。真奇怪，人家在黑板上写简体字就得另请高就，“他”怎么能够稳坐钓船，而且后来还做了训育主任。
我猜，这位新老师，大概也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吧？这种人根深柢固，别人没法把他拔起来。他有他的指挥系统，校方不便干涉。轻轻地主张一点民主，悄悄地表示一点反动，搅动一池春水，看水底能泛起什么样的沉淀物来，似乎是一种制式的工作技巧。
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钓鱼，先在水里养鱼苗。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行医，先在食物上布菌。世上每种专业都有秘诀。可是我说过，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一人撒米，千人跟在后面拾米，也未必拾得干净。这样太辛苦、太辛苦了！
第四部 8 孤雁不堪愁里听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们这一群流亡学生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年一月，中英联军和中美联军在缅甸大获全胜，打通了由云南昆明到印度雷多的公路，恢复了西南的国际补给线。三月，美军攻占吕宋和琉璜岛，苏联攻占华沙和匈京。但是在中国境内，日军一再发动攻势，我们也一再显出战力薄弱，民众组训虚有其表，想把日军完全逐出国境似乎非常非常困难。
这年一月，日军打通了粤汉路的南段，把粤汉路和平汉路连接起来，称为“大陆走廊”。那时美军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中美联手北进，日军打通大陆走廊，准备在华南华北进行决战。日本可能在必要时放弃本土，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长期抵抗。
来汉阴后，没有人再为我们解说时事分析世局，只有自己看报。人生忧患自读报始，报上说，日军在南太平洋逐岛作战，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弹，决不投降，他们在美军占领该地几个月之后，还躲在地洞里、大树上、丛林中狙击美军军官。尤其是琉璜岛之役，日军在子弹打光之后端着刺刀冲向美军阵地，最后防守该岛的栗林中将带着司令部的全体军官、挥着武士刀冲向美军的机枪火网。美军的炮火改变了琉璜岛的地形，不能消灭日军的战斗意志。半壁中国等于多少个琉璜岛！也许得再打八年！
这年三月，日军发动豫西会战，占南阳，向镇平、内乡推进，正是我们入陕的原路。然后日军取浙川，占西峡口，企图沿丹凤、商县、蓝田、绕过潼关攻略西安。为了策应豫西的战事，湖北的日军进攻襄樊，占领老河口，也许要沿安康、汉阴一线攻取汉中，进窥重庆。这又使我们这个喘息未定的流亡学校颇受威胁。
报上说，国军早在汉阴一带修好了阵地，准备有一天用得着。安康、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一条阳关大道，可以调兵遣将，两侧山陵连绵，正好居高临下，控制敌人行动。耳语是一种“两只脚的报纸”，据说，只要日军进了紫荆关，本校马上迁往甘肃天水。这个消息也给我们无限的愁。
国军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坚守潼关、朱阳关、紫荆关和西峡口，并以大军围困老河口，日军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左冲右突，未能得逞。国军反攻，收复失地，稳住了局势。托前方将士的福，我们总算免了一劫。
豫西战役使另一所流亡中学仓皇内迁——国立一中。
“七七事变”发生后，河北的学生分头逃亡，最后在豫西集中，设校本部于浙川，后来由教育部改为国立，排名第一。他们没有一个李仙洲，迁校不易，稍一犹豫，已是西峡口沦陷前夕。敌前撤退，有人在梦中惊逃，有人藏在山中再伺机出走，有人病死沦陷区，连小孙子也送给人家。
一中迁移，沿商南、丹凤、商县、蓝田、而至西安，这些地方皆在敌人作战计划之中，由于国军截堵成功，他们这才安然由西安而至宝鸡，南下到汉中，再西行到城固设校，做了我们的邻居。他们没有李仙洲，但是他们有郝仲青、杨玉如、王国光、吴治民、杨绳武。这些人以精神补物质之不足，以爱心补权力之不足，以想象补现实之不足，带着二十一个班级绝处逢生。
一中和二十二中不一样，他们的校长在大操场里和学生一同吃饭，教师给生病的学生煎药送水，高年级学生辅导照顾低年级学生，晚会、野营、登山活动多，入山运柴进城运米视为当然。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四十年后犹有人津津乐道。一中能做到，二十二中做不到，因为一中有教育家，教育家有道德使命；也有中共的工作者，这些人有政治使命，这两种人在一中是“天作之合”。而二十二中，这两种人都没有。
二十二中到了汉阴，师生几乎只剩下课堂里五十分钟的缘分，此外可说是陌路，至今我还记得某些老师眼观鼻、鼻观心的模样，对学生从不开眼开颜。学生都穷，而且随时可能生病，何苦跟这种人建立私人关系？想发财的人必须放弃他的穷亲戚，这是中国人的秘密箴言。如果你关怀学生，如果你让学生扑上身来，如果一群学生在课外还把你围绕在中心，这对你没有好处，你既不是为自己，那么你是为谁？
你也许是为了中共？这种推论，到了台湾还在使用。战时是危疑猜忌的时期，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使人了解你的动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老婆孩子的幸福，为了私人恩怨，即使做点坏事别人也理解。若说为国为民，为教育为青年，为正义为公理，即使做好事也有人不放心。二十二中之冷漠疏离，是明哲之士洞明世事自求多福的结果，也是国府有效控制的充分证明。
一中到了城固以后，师生公演京戏筹措经费，阻挡无票的军人入场，有一个军官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一个学生。这一枪，把唱“盗玉马”的打成演“棠棣之花”的，把看《三国演义》的打成看“大众哲学”的，把到西安兰州升学的打成到延安升学的。如此这般，某些权威批评家倒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你看，一中果然有问题！
我们也有问题，有另一种问题！
由重庆传来的消息教人颓废。据说，在重庆，“轰炸东京”只是一道菜，“前方将士的血”只是红葡萄酒，“收复香港”是治疗脚气（脚气病一名香港脚），“反攻南京”是捉臭虫（臭虫一名南京虫）。抗战挂在嘴皮子上，到处贴标签，名不副实。
据说奸商囤积。据说美援的盘尼西林不在伤兵医院里，在西药房里，每一支盘尼西林值一石白米。据说高官生活奢侈，每星期六晚上都跳舞，舞会中的女子穿长筒丝袜、高跟鞋，侍女托着银盘子。据说某夫人天天用牛奶洗澡，天天换真丝床单。据说某某人花了十万银元跟某某女明星隔着玻璃窗接吻。重庆最有名的人物不是蒋委员长，而是邓大少爷，孔二小姐，龙三公子，他们的传奇流传到英国美国。
牛奶洗澡，隔着玻璃窗接吻，今天一望而知其为谣言，因为无此必要。“反攻南京”可视为战时幽默，幽默有益，至少无害。重庆是陪都（第二国都），美军顾问和外交使节云集，舞会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主人待客以礼，也是为了得道多助。可是我们那时没见过世面，缺少现代知识，政府的宣传和教育，把超出我们现时生活水准的一切现象看成罪恶，没有留下弹性。
这些年，看人家记述抗战往事，都说以上这些消息来自中共的宣传部门。如果这是事实，中共拥有第一流的宣传天才，推出来的作品符合一般农民的趣味，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农民会偏爱这种传说，抗拒一切解释和辩驳。重庆已被渲染成旧约里的所多玛城。日军曾千方百计进攻重庆，也曾正面溯江而上，打到宜昌，也曾侧面取道贵州，打到独山，也曾别出心裁，从缅甸攻入云南，打算由金沙江顺流而下。有个同学愤愤地说：“下一次，由他打到重庆，放一把野火罢！”
第四部 9 爱情，苦闷的象征?
那时，都说越接近胜利越艰苦，没说越接近胜利越苦闷；都说越接近黎明越黑暗，没说越接近黎明越疲倦。“意见领袖”总是这样，意见只说出一半。
抗战打到第八年，很多人累了，也急了。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
我们那些同学，早慧的，早熟的，也都有了“性的觉醒”。我们可爱的小老弟陈培业告诉我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有了爱慕的对象，他俩参加演讲比赛，她得第一，他得第二，大家笑他们“天生一对”。他俩参加合唱团，他是男高音，她是女高音，大家笑他们“夫唱妇随”。这戏谑的言词好像在背后猛踢一脚，使他身不由己坠入爱河。在歌咏队里，发声之前，他有时全身发抖。从那时起，他常常梦见塔里的歌声。
那时，壁报上出现这样的诗：
在菡萏待放的季节
我离开了第二故乡
胸怀凌云壮志
张开了翱翔的翅膀
希望的种子萌芽了
散出芝兰的幽香
一颗闪亮的心
温暖着另一个心房
后来知道这首诗是程明光向他所爱的人致意。那时二分校有三文三武，明光是“三文”之一，前面提到的宋捷军是三武之一。明光追求某美女前后写了四十万字的情书，女方的回报也有二十万字。
恋爱结婚，都是苦闷的象征，这一诗一梦，开始了二分校的“厚地高天情不尽，痴男怨女债难酬”。
那时二分校有美男，也有美女。
女生眼中理想的男生应具备三个条件：篮球队的身材，外交家的口齿，飞行员的气质，如郭剑青、迟绍春，都常有女生往他手里塞字条。老郭有烟瘾，买烟一次只能买一支，某次他刚走近烟摊，一只“玉手”抢先替他买了一包骆驼牌。每年春天，女生排队等着给老迟拆洗毛线背心，后来他觉得还是一位刘小姐打成的毛衣特别温暖。
那时我不知道女生的心何等细密，她们时时刻刻观察你，衡量你，在你们中间挑来拣去，比训导主任比间谍还要用心。平剧社的肇造者潘雪亭同学饰演黄天霸，台下秀洁、台上勇武，一时成为白马王子。傅绥生唱黑头，有雄风，卸妆后“照人脸似秦时月”，也是青春偶像。女生并非完全以貌取人，宋钊胖、矮、微黑，但温良敦厚，读书用功，语音低沉有磁性，使女生觉得稳妥可靠，也成为另一型爱情戏的主角。
说到美女，于允兰、王孝敏两人是众望所归，如果今日再选一次，她俩仍然可得全票。于修长端重，王娇小活泼；于有古典韵律，王有现代朝气；于似畏友，王似胞妹。于不苟言笑，但常常主动资助贫病交迫的同学，王对人亲切，但是保持恰当的距离。我们那时对女性美的领会以脸部为限，“领如蝤蛴”也曾念过，食而不化，遑论三围。二十年后从报上看见一个女明星的意见，她说女人最性感部位是小腿，这才大吃一惊。
表演事业能培养审美能力、启迪性别吸引，古今中外皆然。于建立不朽的形象，是经过欢送知识青年从军的晚会，那时，她担纲演出歌舞剧《我爱中华》。于本来不答应，碍于音乐老师杨奇英的大面子，知识青年从军的大题目，终于登台。于扮演剧中的“母亲”，象征灿烂的文化和壮丽的山河，武幼贞扮演“女儿”，和另外一个男生共同代表炎黄子孙。于除了身段歌喉，那时已知道用眼睛表情。
美女中的第三人可就众说纷纭。有一位吴国帧同学呼声甚高，娇嫩红艳，天真无猜，——年纪最小。还有一个赵珍荣，绰号“八十分”，可以想见多数同学的观感。至今犹被同学们常常提及的夏幼芬，大方潇洒，有口才，演讲比赛得过亚军，前程似锦，可惜五十年代死于肺结核。看相算命她实在不像薄命红颜，也许上帝当初并未打算要她热量不足、蛋白质缺乏、饮含有寄生虫的水。上帝不能改变她的环境，只好改变她的“相”来迁就现实。我时常想象她后来变成什么模样了。
眼望着这一波恋爱潮，我远远地躲着，没有卷入。原因不在功名未就，也不在匈奴未灭。恋爱需要勇气，勇气需要哲学。我缺少哲学。
不过我并不认为爱情是黑洞洞的陷阱，我看爱情是亮丽短暂的火花。我对生死相许的人同情，有时觉得悲壮。神父以不结婚为高，但他仍然能衷心为新郎新娘祈福，我欣赏这种态度。我喜欢如下一个故事：某某老人，他的职业是每夜晚去点亮公园里柱子顶端的灯，那时还没有电。倘若他发现柱旁的长凳上坐着情侣，他就越过那盏灯，让那地方有一片黑暗，以免惊扰甜蜜的沉醉。
我多次帮助为情所苦的同学。有人想自杀，我陪他彻夜散步，黎明前坐在竹林旁边沉思，望见幼笋突然冒出地面。竹笋不是蹑手蹑脚长出来，是奋身跳出来，白白胖胖，像个人参果。我们走进竹林察看，东西南北如有十面埋伏齐出，想那新生代骤然漫山遍野，惊喜交集。
有一位同学，静听我长篇大论，面无表情，最后撂下一句：你很会劝人。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很难琢磨。我说得出，做不到，常为别人打算，忘了为自己打算。
我常常去看虹，浪费多少光阴。蒲溪虹多，我联想故乡的虹，外婆家的虹，不能不看。一座虹桥能让多远的人看见？今天出版爆炸，可有一本书专门谈虹？虹是织女的梭子织出来的锦绣。虹是桥，连接仙境尘世，仙女可以走下来，人不能走上去。我们只看见侧面的虹，可有人见过正面的虹？为什么不能？我猜，虹脚指地，地下埋着珠宝。我猜，虹下有村，村中诞生伟人，虹是他的光环。虹是美，虹是谜，虹是诱惑，虹也是当头棒喝。登山者走入虹中，迎面有巨人，蟒袍玉带，青面獠牙。
以后许多年，我梦中有虹，彩色的虹。谁说梦境只能是黑白照片？梦中，我牵着虹，举起虹，拥抱虹。八十年代，人垂垂老，一切的梦都遥远，我由纽约去旧金山，喷射机追赶落日，忽然，虹进入机舱，忽然，虹扑入怀抱，忽然，虹在我指缝间游走。当然，紧接着，虹消失了。
第四部 10 千里万里，爱情的网罗里
流亡学生失恋发疯，张三李四，这里那里都有。叨天之幸，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悲剧的情节轻微，像徐秉文，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
他是我的同班好友。他说，他反复做梦，梦见走在又泥泞又崎岖的山路上，手里捧着一缸金鱼。玻璃缸很薄，很脆，像肥皂泡，金鱼红过一山野花，而他的脚步如醉舞。金鱼缸美丽易碎，一碎即不可收拾，辛苦艰难，每次醒来都一身大汗，筋骨酸痛。
秉文在恋爱。我不知道他的意中人是谁，只听说她在宿舍窗下种花。我不知道他们进展如何，只知道秉文相信心电感应，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想到心灵枯竭，想到精诚所至，即使水远山长，她一定会知道，也会感动。我不知道秉文的痛有多深，只听他说“追求，会自卑；放弃，会自伤”。我也不知道她的模样，有人说，漂亮，可是千万别让人看见鼻孔。
秉文是一天天委靡，看样子，他有一天会枯干。我想有三种状况可以救他：学校恢复阜阳时代的朝气，或者伊人来床边俯身一吻，或者抗战胜利。三者都不可知，不可能，只剩下我的空话。恋爱要有行动，可是秉文怕羞。我对他说，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赤脚赶路，脚掌被利石割破，得了破伤风，死了，他始终没告诉京娘，京娘根本不知道他的死因。
咳，你真不知道你种的因会结什么果。秉文听了我的话，写下这么一首诗：
这一笔写下去
心血就交给了谁
墨水变血
染了满地凤尾
我也像一座灯塔
几番雨雨风风
日日夜夜
守望我们的爱情
诗送出去，又退回来，对方十分粗暴地改了几个字，变成：
这一笔写下去
心血就交给了狗
墨水变屎
染了一身花柳
你像一座灯塔
几番雨雨风风
日日夜夜
守望别人的爱情
不得了，诗是落在情敌的手里了。秉文顿时身轻似燕，命薄如纸。我想人在此时需要宗教。我忽然觉得基督教无能为力。我想起在阜阳听到的说法：一个人，若是拼命爱一个女子，而那个女子不爱他，等到来生，那女子要做他的女儿。我把这段话转述给他听。咳，你真不知道你种的因会结出什么样的果，秉文若有所悟，他说：“我离开这里，转学到国立六中，等候来生吧。”
故事的结尾是另一种风格。
秉文转学入川，要经过汉中、广元、剑门、江油，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必须有一点路费。那时我们已是“最高年级”，遇事能拿出自己的主张，并且出现了领导人物，叫曹湘源。湘源身材细长，露筋露骨，但能打能斗，是二分校的“三武”之一。
湘源消息灵通，他说秉文在学期中间离校，教育部要到暑假才删去他这个名字，也就是说，秉文走后，学校仍然可以领到他的这一份公费，直到学期终了。“秉文，向他们要这笔钱。”
秉文央我替他写报告。我父亲办理公文的经验很丰富，我常常旁听，大致懂得起承转合。我和秉文彼此“同是天涯”，将心比心，措词也很恳切。湘源主张直截了当地说破财源，使新主任无法拒绝，我则认为每个学期都有人请假、转学、甚至死亡，这笔公费余额是校方的“不名誉收入”，公开说出来太难为情，秉文要钱，他们心里应该有数，最好彼此心照不宣。我特别在报告结尾处写上“级任导师黄转呈主任张”，由黄自安老师从中美言。
黄自安老师是鲁西人，个子矮，大脸盘，算是“生有异相”，性格是标准的山东汉，耿直热情。秉文的报告批下来，他大叫“岂有此理”，因为批语是“向无此例，碍难照准”。这个糊涂主任不但没找秉文谈谈，反而对黄老师说，秉文有手淫的恶习，当务之急是戒除，并非转学。湘源听了立即爆发，提起拳头要揍人。
我知道办公文有一道手续叫“申复”，即再度说明理由，就拖住湘源，从长计议。我替秉文写第二份报告，这一次我把心一横，指明要秉文名下的剩余公费。黄老师看了，慷慨代转，毫无难色，并且在报告后面签注意见，力主“酌予济助”。我们自鸣得意，认为新主任无法搪塞，湘源用象棋术语说：“这一次，将死他！”
我们当然不是新主任的对手，看他怎么批示：“……公款公用，不得徇私。但本人爱护学生，岂可后人，因此……”他发起教职员大家捐钱助秉文上路，自己先写下两百块钱。黄老师一看，也只有跟着捐两百元。文件回到秉文手上，已有十个人签过名，我们面面相觑，惭愧连累了众人。那时法币虽然贬值，两百元仍然是个数目，因为大家待遇低。新主任回马一枪，不但使出头的黄老师破财，也可能使所有的同人怪他多事，至于新主任自己认捐的那一笔，事务处自然设法出账，不会扣他的薪水。这就叫“姜是老的辣”。
秉文动身，我们“童子六七人”送了一程，在长满菖蒲的溪水旁洒泪而别，那时我们还不会握手。返身回校，冥冥中如见新主任那张“棺材盖”也似的脸浮在空中。
后来知道，秉文入川并不顺利。蜀道难，他又体弱，有一辆军用大卡车停下来，要他上车。那时没有客运，军车常常私载百姓，按里程收费，称他们为“黄鱼”。秉文说，我是流亡学生，没有钱。司机说，没有关系，我同情你，帮你一个忙。
秉文信以为真，谁知入川以后，司机逼他把钱拿出来，五六个司机围住他，简直就是硬抢。他未到六中，已是一文不名。
不止此也，他进了六中，仍然不能专心读书，功课常常不及格，高中难以毕业，又拖着衰弱的身体离开学校。
秉文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令人非常难过。看来秉文也有什么忧郁症，我和他气味相投，其实是同病相怜。他的病情比我严重，我还有文学和宗教可以排遣，他完全没有。
我在二○○一年修改本书，怀念秉文，不禁要说，秉文受的苦并不是“她”给的，是时代给的。今天，至少台湾香港，没有谁再为爱情那样痛苦，爱情是抽象名词，年轻人对抽象名词不再认真。人间事有它的游戏规则，恋爱也是一局游戏，今天，他们中间大概难再产生罗密欧或少年维特，也不会产生徐秉文。
我想，当年还有一个秘方，可以治秉文的病，就是加入中共的地下党。秉文丧失了人生观，中共可以给他一个新的；秉文让一个女孩的背影塞住生命的通道，中共可以替他挪开；秉文觉得天下无事可为，其实天下还有他从未见过、从未想过的事，中共会向他展示，帮助他学习。
然后，浴血内战，生死恩仇，还有什么郁结不能一泄而尽？
国立第六中学有中共的秘密组织，曹湘源转学到六中，生命也大转弯，秉文何以没有机遇？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发生九九八十一难，曹是能人，曲曲折折逆流而上，秉文，可就难说了！
第四部 11 打日本，我过足瘾了!
五叔年轻时说，他的志愿是在战场上跟侵入中国的日军厮杀，结果，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跟日军作战，五叔都参加了。
为五叔，我勤读战史，访问退隐美国的军界前辈。第一次入缅战事失利，国军一部分退入云南，一部分退入印度，于是有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日军不但占领缅甸，还攻入云南，在腾冲、龙陵、松山一带建立阵地，和国军隔着怒江对峙。那时打的是世界大战，缅甸属于印缅战区，云南属于中国战区，由印度的雷多到云南的昆明，有一条公路横贯缅甸北部，把两个战区连接起来，盟国以作战物资援助中国，这条公路是陆上唯一的补给线。缅甸沦陷，中国太痛苦、太痛苦了。
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开参谋会议，决定印缅战区和中国战区同时反攻，打通中印公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中国驻印远征军东进。一九四四年春，国军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渡怒江西进，五月，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继之。五叔率领的山炮营此时配属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在腾冲以北怒江西岸牵制敌人。五月，预二师编入第二十集团军序列，由五十四军指挥（军长方天），参加腾冲之役。十一月，编入第十一集团军序列，由第六军指挥（军长史宏烈）参加龙陵之役，并进入缅甸，在克复芒市、畹町时卓有战绩。
在滇西打仗好艰难。滇西多山，横断山系自西康南下，“峰峦错综，道路稀少”，两峰相望，由这个山头下来，攻上对面的山头，动辄几十华里。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国军翻山越岭攻下敌人的阵地。两山之间，必有大河，怒江一泻千里，流速每秒钟五公尺，对岸的高黎贡山由日军据守，国军在江岸排开千只木船，奋勇强渡，把近岸的敌军赶上高山。高黎贡山南北一百七十英里，路高一万英尺，山下气候炎热，山上冰雪交加，“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人迹罕到之处，鸟兽到，鸟兽罕到之处，战争到。国军把日军的阵地一一攻克，迫使日军退回腾冲。
腾冲高山环绕，城墙两丈多高，墙外有护城河，日军盘踞两年，精心修筑工事，知道自己胜不了，没打算逃，也没打算降。国军以六个师强攻，预二师在内，阵亡八千六百七十一人，伤一万多人，将腾冲收复。来凤山和飞凤山是城外最重要的据点，由预二师攻占，切断了城里城外的补给线，战史用字何等简练！写下一句“预二师作战极为艰苦”，骨山血海，如在目前。九月，城破，敌方守军两千六百人只剩下十个活口。
这年十月，预二师归还建制，由十一集团军第六军指挥。十一月，十一集团军攻克松山，此役经九次激战，最后挖坑道用三千公斤黄色炸药把敌人的主阵地夷平。日军的确战至最后一人，而且是一手一眼的人。据说战后数十年，每当阴云四合，山风怒号，附近的居民还听见遍山杀声。
十一月，国军收复龙陵、芒市、畹町，预二师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战，战史称为“苦战”。畹町之敌，向缅境退却，国军乘胜追击，预二师攻核心山、黑山门。由畹町指向芒友，预二师战于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来的驻印远征军和东进南下的国军在芒友会师，第二天，中美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缅北之战，前后两年，光耀史策，扬名世界。五叔从未夸耀过他的战绩，只对他的朋友说过一句话：“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五叔打日本有瘾，今天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一心“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蚕食鲸吞，一步比一步紧。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蓄意灭亡中国，五叔七岁。民国十七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残杀我同胞万人，“剐死”我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五叔二十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东北，五叔二十三岁。次年日本强袭上海，炮击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五叔二十四岁。青年在这般连续的强烈的刺激下成长，又有谁能心平气和？
日本把中国青年逼成俾斯麦的信徒，“我有血，请给我铁”。各大城市里，青年不断罢课，游行，演说，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学生卧轨、绝食等待政府答复。政府阻止北方的学生南下请愿，火车司机都藏起来，交通大学的学生自己做驾驶。那时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抵御外侮，连国民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骨干都签了名，不签名，那是自绝于同人，就算是为党工作吧，也得能够在原来的圈子里维持沟通。
谋国者的想法看法和年轻小伙子不同。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倘若现在对日宣战，三个月可以亡国，这句话里的“三个月”后来被人家改成“三日”，称为“三日亡华论”。中国需要练兵，需要生产建设，还需要“剿共”，“安内而后攘外”。那时的共产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那时他们听第三国际指挥，奉苏联为无产阶级的祖国，依照俄共的方法重组社会，另立价值标准，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成立的政权也叫苏维埃。这就和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民党极不相容。
可是中共主张抗日。红军人数虽少，有战斗力，很多人寄予厚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家听得进。章太炎说：“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情愿赤化。”中国历史上“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故事无数，有人相信中共能在抗战的旗帜下修成正果。中央政府所受的压力天天加重，到民国二十五年出现了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叔二十五岁。这年年底冯玉祥在张家口策动抗日，通电激烈，众望所归，他的老部下吉鸿昌组军出战。冯氏部下有多员猛将，分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吉鸿昌是后五虎之一，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齐名。五叔投奔吉鸿昌帐下，吉部在察哈尔先战沽源，后攻多伦，颇有战果。但吉鸿昌的鸣声与中央的制谱不合，政略战略搅乱了，而且吉氏已秘密参加共产党，动机复杂。中央派大军包围吉部，将吉氏逮捕。
五叔，这二十五岁的青年想到，打日本不能凭血气之勇，个人要有战斗技术，部队要有训练装备，于是到南京去考中央军校，进了炮科第十一期。毕业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四二年调云南，升至山炮营长。
山炮是一种轻便的小炮，配合步兵山地使用。战史记载，缅甸之战，靠炮兵补空军之不足，炮弹的消耗超出其他战役。据战史，在滇西缅北的战场上，炮兵射击十分准确，弹落如“插秧掘土”，有时敌我对决，相距只有几十公尺，炮弹也不会落到自己人脚前。因此日军在步战时吃了大亏，在我军阵地前移动也非常困难。
五叔先后配属第五军，第六军，第二军，正面攻坚，迂回包抄，从来没有机会做防守军或预备队。抗战时期国军扩充，原有的部队番号之外，有暂编师，新编师，预备师，这些部队的编制和任务都和原有的“正规军”相同，五叔所属的“预备第二师”，孙立人指挥的“新编第三十八师”，都是如此，五叔从不夸耀战功，只是淡淡地说过一句：“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云南作战，没工夫。远在天边的事，当地报纸篇幅小，我没注意新闻。
五月，滇西战争发生，报上应该有，可是这时我夹在淮上战争和中原会战的中间，夜间像游击队，白天像难民，阅报栏没人张贴报纸，自己也没心情。
然后西迁，一路上与世隔绝。十月到汉阴，才知道腾冲、龙陵激战，字里行间张望，不见五叔，只见硝烟。一九四五年一月，滇西之战结束，三月，缅北之战结束，五叔仍无消息，我写挂号信寄到云南呈贡羊洛堡问储开甲先生，他是五叔的朋友，没有回音。一九四五是抗战胜利年，也是我们心情最苦闷的一年，遇事容易往坏处设想，把朝曦看成晚霞，我担忧五叔也许真的裹在马革里了，经常失眠。
战役结束，军队番号和将军的姓名从报纸的要闻版隐没，新话题是抢修中印公路。第二次缅战是由中国驻印远征军“东征”开始，一路旗开得胜，修路的工程队紧跟在部队后面，工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工作，打通一段修一段，把弹痕累累、血迹未干的旧路翻修成新路。这条路有时穿过原始山林，有时跨越一道又一道河谷，有时洪水豪雨肆虐，把快要完工的路基完全破坏了。英国的丘吉尔认为这条全长一千八百二十五英里、越过十三座大山的公路不可能修成，可是在战役结束之时它也随即通车了。
这条路通称中印公路，又叫滇缅路。它以印度的雷多镇为起点，所以也叫雷多公路。可是通车之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史迪威公路！史迪威是美国马歇尔元帅的爱将，美国罗斯福总统培植他，推荐他做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人个性固执，态度傲慢，和中国政府不能合作。他指挥第一次入缅之战，把中国军队当印第安人，在战局逆转时脱离军队逃往印度，弃大军如敝屣。这个人对中印公路并无尺寸之功！五叔如果健在，不知对这个名字作何感想！
史迪威头脑不清楚，可是美国政府支持他，中国看在美援份上，只有隐忍迁就。史迪威不懂政治艺术，不知察看火候、拿捏分寸，有一天弊大于利，中国只好请他走路。这就得罪了罗斯福和马歇尔。最后把中印公路叫做史迪威公路，是东方式的统驭术，“先打一巴掌，再朝嘴里塞一颗甜枣”。美国不懂个中奥妙，罗斯福、马歇尔并未由此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成见。五叔有知，他作何感想！
可是五叔健在！五叔都知道！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首先想到五叔，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信。他老人家活到一九八四年才在云南省南华县去世，那些年，想不通猜不透消化不了的事情更多了。据说，他老人家的绝笔遗墨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正是吉鸿昌被国府处死前留下的句子。
我想过，他老人家能来台湾有多好！现在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台湾清查人的历史问题，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和吉鸿昌的那一段如何能交代清楚？岂不后患无穷？唉，五叔这人，由于一心一意打日本，到头来竟是中国之大没有容身之地了！
我和五叔，以后还有千言万语，其中多是酸甜苦辣，并无悲欢离合。
第四部 12 总得让我想一想
蒲溪的生活清静松散，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起初，只有“不成文的想法”，脑子里意识到，不能有系统地说出来。等到一年一年长大，终于形成“成文的想法”。
那时国民党一党专政，标榜“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意思是，我专制，可是我专做好事，专心专力为国家造福。历来成大功立大业，要有卓越的领袖和坚强严密的团体，那游方和尚、行吟诗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名士，不能创建公共勋业。中国人救亡图存心切，想试一试这一条看来急功近利的捷径。
可是我们看见专制，也看见腐败。
那时兵役是专制的，也是腐败的。蒋委员长刚刚下令枪决了姓程的兵役署长（考其时应为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公路旁看团管区押送壮丁，他们用绳子把壮丁一个一个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同时大便，同时小便，当然也同时睡觉，同时起床。当然吃不饱，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瘦，当然不盥洗，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脏。谁生了病当然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那天适逢其会，我发现他们正在干这个勾当。
我大吃一惊，急忙跑回学校，大喊大叫，不能控制自己，惊动了“学生领袖”曹湘源。湘源呼啸一声，立时有三十多人相从，大家把带队押运的军官痛殴一顿，把奄奄一息的“壮丁”从坑洞里抬出来，救回校内。
我写《山里山外》的时候使用过这个情节，此处不必细表，现在要说的是，这一下子触怒了团管区，他们派出军队，对准学校大门架好一挺机枪。来者不善，他们打算“抓”走一些学生，当做壮丁押送出去。我们的学校是普通中学，老校长李仙洲为了各分校办事方便，给每一位分校主任弄了个“上校参议”的名义。那一套军服平时就挂在我们分校主任的办公室里。新来的主任虽是文人，倒也见过武场，他立即披挂整齐，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门。军队是个“人要衣装”的地方，团管区的带队官看见出来了一个长官，十分意外，只好近前敬礼。我们的主任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训斥一番。主任攻心有术，抬出老校长压他，又举出那名正典刑的兵役署长来吓他，他果然恭恭敬敬地收兵。
新主任处置有方，果然老辣，可是那个押送壮丁的中尉也有才干，他率领班长一人、枪兵五人、执行任务，当我们一拥而上朝着他拳打脚踢时，他命令部下原地不动，他的部下也就肃立一旁，听任事态发展。他本人直挺挺地站好，既不招架，也不躲避，任凭我们扯破了他的军服，在他脸上弄出紫色的淤血和许多细碎的伤口。他的苦肉计效果极好，警备司令部认为他上了十字架，对他同情，不但活埋壮丁一事免予究问，还来了一纸公文对我们学校加以斥责。
三十五年后，我写《山里山外》写到这一段，巧逢台湾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示威的群众攻击警察，徒手的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将示威运动的领袖们置于理屈词穷之境，几乎是我们“救壮丁”那一幕重演。我唯恐人家说我抄袭时事，只好略去这一段情节。这件事是我们的亲身见闻，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当初不得不删，现在不得不补。我想那中尉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优秀军官，只可惜担任了这份窝囊的差使。
参与抗战生活的人都说那时很苦，都说自己吃的苦比别人多，除非他极不懂事，才会夸耀自己在战时活得多舒服。抗战真是了不起，一度改变了中国人讳贫夸富的习惯。
“苦”代表奉献，所以“以苦为荣”。但是，拿苦当歌来唱还是浅薄，因别人吃苦而满足未免下流。故意制造别人的痛苦则是残忍。
壮丁为什么要吃这种苦？这个样子的吃苦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那时所谓“壮丁营”只是在地上铺一层薄薄的柴草——陈旧的柴草，碎断的柴草，发出臭气的柴草，视察人员在铺草上走了几步，就两腿爬满了虱子跳蚤。日本飞机来了，押送壮丁的官兵急忙把壮丁锁在屋子里，自己跑出去“躲警报”，结果壮丁全被炸死了。还有，有一个新兵不堪虐待，看见地上有一堆沙，就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吞沙自杀了。抗战何尝需要他们吃这种苦？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疑，不能批评，不能拒绝？
要一个人绝对服从、完全忘我，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领导者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他本人确已以身作则、彻底奉献给大家共同服膺的抽象理念。基督教的对象是神，问题较少，至于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的政治人物？上帝并未创造这样的人类，群众若以此期待领袖，乃是逆天行事。事实是，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权自肥。所以要求“绝对服从”，政府与人民可以虑始，难与乐成，聪明人阳奉阴违，纯洁的人就愤世嫉俗了。
服从！服从！代价何其沉重！抗战救国要每个人付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可惜由于专制，可以任意挥霍，不肯精打细算。有多少人，“抗战”不需要他们死，他们死了，不需要他们残，他们残了，不需要他们破家，他们赤贫了。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为了抗战应该人人吃苦，于是不再关怀别人的苦，甚至安心制造别人的苦。所以，我说过，“抗战！抗战！你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隐痛。”
“绝对服从”的理论终于破产，在二十二中，因西迁而破产，在全国，因胜利接收而破产。奉行最彻底的人幻灭最大，他们恨长官训示，恨报纸社论，恨小说诗歌，认为一生受他们欺骗，党政文宣好像都是问心有愧的职业。
可是，危急存亡之秋，你不说服从又说什么呢？急诊室里当然相信医生，房子起火当然依赖消防队。我们战时的奉献，也许不必说是受到欺骗，无妨说它是同意透支，“绝对服从”是一张紧急提款证明。战争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政府无法善后，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遗忘需要时间，任何国家在大战以后都该“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留出时间产生遗忘，所谓与民更始，就是双方回到未透支不欠债的关系。
要多少时间才遗忘呢，大概三十年罢。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国家社会对他的种种亏欠没有人知道，或者虽然知道认为事不干己，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对下一世人透支。所以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于破产。
抗战八年，国民党只有一件事诚实无欺：十二万知识青年的从军和复员。政府每一句诺言都兑现了，战后还增加了项目：本来只有就业，增加了辅导创业；本来只有就学，增加了派出国外深造。后来国防部办理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宣传资料上说，一切条件和第一期相同，蓄意透支第一期知识青年从军存入的资本，再欠新债。所以，政府从未用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做宣传。
第四部 13 抗战胜利，别有一番滋味
秉文走后，我思来想去。诬赖秉文手淫太恶毒了，说他应该振作倒没有错。我把秉文当做我自己检讨一番。
我思索离家的初衷，想起私塾老师怎样讲解“困而学之”和“勉强而行之”。生活里尽是“喜欢做、但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喜欢做、但是应该做的事情”。没奈何，教育，训练，强迫你选边站，站在不喜欢的一边，久而久之，勉强成自然。
我想起当年同窗的那班蒙童，他们何尝愿意读书，老师的办法是强迫他们大声朗诵，默读可以装假偷懒，心不在焉，朗诵则不能。声音把杂念摒除了，课本的内容强制灌进耳朵里，只要声音不断，你就没法不学。
后山处处有竹林，我钻进去大声念书，不但国文英文要念，连数学物理学也念。竹林里清静凉爽，也很干净。用绝望的声音念，用无可奈何的声音念，念到口干舌苦。后来就念得圆溜，泛出一丝甜味，念到头脑清凉，念出意义，再念出乐趣。读书也像存钱一样，存钱不易，起初，辛辛苦苦存一丁点儿钱，好像得不偿失，只要存存存，存到相当的数目，快乐就悄悄地分泌出来，自此以后，存入一文钱的意义、等于全部储蓄的意义。
没人关心我在干什么，我也不邀任何人做伴，读书也像存钱，最好悄悄地干。有一次，念着念着，忽然一颗脑袋伸进来，他是本镇的农夫，也许以为我疯狂了。他退出竹林时，我跟着钻出竹林看他，他赶一头牛往上走，奇怪，他的牛会爬坡。是了，蒲溪是山地，需要能爬坡的牛，适者生存嘛！要把这句话告诉秉文才好。
学生总要读书，总要把书读进去才活得实在，总要书读得好才活得有精神，书中自有兴奋剂，书中也自有忘忧草。有一天，正读到忘我，大雨忽然劈头浇下来，想赶快跑回宿舍，宿舍又那么远，索性把衣服全脱了，伸展四肢，仰脸向天。我们都有一个书包，它本是步兵的干粮袋，防水，不怕打湿笔记本。这肉身就由他淋个够，抚摩的感觉，解剖的感觉，献祭的感觉。再无隐私，再无顾惜，此身若不化为流液，就还我一个大丈夫。那冷冷的瀑，使我恍如初洗的婴儿。
那场雨好像是个洗礼，把我还原成一个学生，功课天天进步，心情也开朗许多。我向往设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虽然是中学，却有大学的风味。好好读书吧，我计划转学。
可是，就在此时，霹雳一声，日本投降了。
八月六日，盟军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七万人当场死亡，十三万人陆续死亡，以后年年有人因后遗症不治而死。二○○五年（战后六十年）这一年还有许多后死者。
八月九日，盟军以第二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长崎，七万人当场死亡。也就在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进兵攻入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北部。
八月十日，日本公开求降。
谈起日本投降，走过抗战的人无不眉飞色舞。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也曾砍下竹竿，灌满桐油，制成火炬，编成游行的火龙，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蒲溪太小，我们漫山遍野地走，走到破晓。然而一夕兴奋激昂，冲不开日后四合的阴霾。
我们也参加了蒲溪铺举办的庆祝大会，一位乡绅站在万年戏台上呼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
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成了抢手货。现在，校友郭令吾有《陕南生活日记摘抄》一文发表，抗战胜利那年，他是涧池铺校本部高六级的学生。安康离涧池铺九十华里，《兴安日报》邮寄到达时，天已昏黑，他们每天晚上在邮局门口等候，报纸到手，立即飞奔回校。众同学围绕下，一人掌起昏黄的油灯，一人朗诵新闻，大伙儿一面听、一面大喊小叫。
《兴安日报》报道了盟军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之后，刊出一篇大约三千字的《原子弹臆说》。作者是安康人，他声明手头没有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材料，仅根据物理学知识推断。这是一篇及时而来的好文章。
我们那时的教科书还在说“原子”是物质最小最基本的单位，读《臆说》，才知道原子由电子、中子、质子组成，因此原子可以分裂。原子分裂时产生极大的能量，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所谓原子弹，来历大概如此。
事后证明他没说错。《兴安日报》能在仓促之间“拉”到这篇文章，显见编辑部的人很努力。多年来，我一直想象《臆说》的作者是何等样人。他大概是“出外读书、回家隐居”一流人物，像荆石老师或我的父亲。
兴奋是短暂的。
日本虽然投降，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攻势并未停顿，直到占领东北全境，连非军事区也没放过。他把日本的七十万关东军俘虏了，把无可计数的物资接收了，把各大城的工业机械拆走了。不仅此也，苏军的纪律简直比日军更坏，到处强奸妇女，抢老百姓的东西。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威望很高，苏军无情地拆穿了这个神话。东北沦陷十四年，东北人现在是战胜国的国民，还要受这番糟蹋，令人十分悲愤。
八月十一日，解放军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连下七道命令，从各地调集人马，分派任务。他要接收东北，他要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阻止国军接收，他要在华北各地接受日军投降，把日军撤走以后的地区划为解放区。
国府这一边，蒋介石主席命令共军原地待命，严令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调兵遣将，向沦陷区挺进。
国共双方展现这般全面的、公开的军事对抗，看样子要拼命，我站在阅报栏前心跳头晕。我家本是沦陷区，不久势将成为战场，父亲，一个鬓发苍苍的书生，母亲，一个裹了小脚的主妇，弟弟妹妹，两个弱小儿童，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被刀兵摧毁，怎能再面临一场战争。
我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可是天苍苍，野茫茫，我仍是孤零零一枚棋子，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和他们连成一气。
何况我横跨四省，眼见百姓必须休养生息。蒲溪镇的乡绅呐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这句话别人听不懂，我听得懂，战时负担太重了！太重了！他们祈求和平。
我又被击溃了！失眠，内乡症候群加重，在幻想中与许多人为敌，功课成绩急速下滑。那个主任，他喜欢猜想学生手淫，大概正用同样的眼光看我。
突然，有一个人，从我的家乡来到蒲溪。
这个人，我在家乡见过他，他是个传教士。我在安徽见到他，他是个少校。现在，我在陕西，他从山东来，经过我的老家，是个商人。
他莫非看出来我饿，一见面就带我到蒲溪铺上去吃包子。在这个小镇上，王老头的包子铺是个名店，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人瘦，可是气质敦厚。每天破晓时分，我们躺在床上远远听见他用擀面棍敲打他的擀面板，声音清脆得像一种乐器，听得我们失魂落魄。
我一面吃包子，一面听这位家乡来的人讲话。我说过，我不能写出他的名字。
陕南人喜欢吃猪肉，尤其喜欢肥肉，一口包子咬下去，左右嘴角流油。
王老头的包子真香。
“令尊托我带口信来，教你不要回家。”
我停下来望他，包子在食道里卡住。
“令尊本来要写信。一路上情况复杂，白纸黑字有顾忌，只能口传。他教你别回家，这句话对我说过三次。”
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地想一想。现在先吃包子，吃饱了再想。
他不吃，把他面前的一碟包子推给我。我大口吞咽，希望赶快吃完了，离开这里，去反复思索父亲的那句话。
两盘包子一个也没剩下，可是好像都堆积在食道里。我们来到镇外的那条小河，他说了许多话。多少年来，我反复咀嚼他的话，至今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鲁南十四县，除了津浦路上四个据点，其余的地方都解放了，包括临沂、峄县和兰陵。
他说，山东的局势是中日对抗、国共对抗，所以游击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日军，一个“友军”。以前有中央军，咱们的游击队“大树底下好遮阴”，中央军撤走了，国共白刃相接，杀来杀去杀不过人家，有些处于险境的孤军就和汉奸通声气，和日军建立默契，一些小部队就驻在日军据点附近，但求减少压力、继续生存。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第二天小据点的日军向大据点集中，汉奸跟着走，有些游击队也跟着走。
——为什么跟他们走？怎么可以跟他们走？
这几年，在山东各地，国共已到不共戴天的地步。现在日本军队走了，政府来不及接收，八路军是近水楼台。 山东除了铁路沿线，广大的山区、平原、海滨都是解放区。令尊大人说得对，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
这是骄傲的结束。这是幻想的破灭。这是惶惑的开始。我呆呆地望着他挥手离开，简直不能思想、没有知觉。这是欢欣和忧愁的轮流捉弄。这是希望和绝望交替逗引。这是灵魂的疟疾、精神上的食物中毒。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得马上做一件事来解脱目前的困境。这件事非做不可，不能逃避——
我对着河水没命地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继之以黏液、鼻涕、泪水。
这就是我对抗战胜利最深刻的回忆。
第四部 14 形象是日渐磨损的币面
史家评论中国政局，常说抗战胜利的时候，国民政府蒋主席的声望升到最高点，如果那时蒋主席退出政坛，可以成为世界伟人。
他是否应该交出权位，是另一回事，若说他那时声望最高，却是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不符。我们所知道的是，抗战突然胜利，他的声望急速下滑。
第一个挫折是朱德公开抗命。
八月十三日，朱德发表打给蒋主席的电报，反抗“驻防待命”，认为驻防待命“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八月十七日朱德再公开第二封电报，坚持在“解放区军队的作战范围内”，有权接受日军的投降。他对蒋主席说“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又说“你和你的政府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人民的武装力量”。
朱德的电文里还有一个长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是非常有利于敌人。”
我问王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因为蒋主席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对日本有感情。
抗战八年，蒋委员长一向壁立千仞，言出必行，以此赢得拥护尊敬。朱德以石破天惊之势，向他挑战，他似乎完全不能反应。他想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执，原则是对的，可是争执越演越烈，他的形象严重受损。
第二个挫折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依条约规定，外蒙独立，东北的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由两国共管。中国损失重大，新闻界称这个条约对中国“割去一块肉，抽掉两根筋”。“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这条约令人心碎。我们都受过军训，见过战争，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前进五十公尺要付出多大代价，而蒙古是那么大、那么大，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等于把中国的领土割去十分之一，也等于南北朝鲜日本越南再加缅甸的总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条约的名字居然叫“友好”！新闻报道说，宋子文不愿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他辞去了外交部长。在战时，以至战后，宋子文并不是一个受公共尊敬的人物，可是这件事，他对这个条约的态度，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不签条约，中国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今后完全陷于孤立。签了条约，我们的情感没法宣泄，意见无法表达，只有对宋子文一鞠躬来维持起码的是非标准。
第三件事，他发表“以德报怨”的文告，要求全国同胞对已经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宽大对待，他引用了新约的“爱仇敌”和论语的“以德报怨”。
这是一份引起争议的历史文件，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学校里，也曾有人不以为然。但稍经辩论，下面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中国，他们当然担心“降卒”的命运，蒋主席及时作了这样的宣告，日军就不会逃亡或反叛，听候中国政府安排。还有，日军侵华，对中国人屠杀、炮击、轰炸、纵火以及逮捕拷打太多太多了，八年来的抗日宣传，也都是“血债血偿”之类。现在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沦陷区的民众趁机对日本军人或侨民加以报复，日人挺而自卫，岂不难以收拾？蒋主席的宣告，不失为防患于未然。
还有一层看法。这日军日侨，总数超过两百万人，杀也杀不完，留也留不下，他们回到日本以后，你希望他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冤家？这就更为深谋远虑了。
至于“以德报怨”四个字，我们那时并未发觉不妥。抗战八年零三十九天，军民血泪未干，尸体未寒，这时要劝国人宽容，寻常格言并没有说服力，好在耶稣有一句“爱仇敌”，警辟激烈，发人猛省。但中国元首的文告得在“舶来”之外再配上“国产”才合身份，要找一句成语与“爱仇敌”心同理同东西呼应，当然是“以德报怨”。至于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那倒问题不大，胜利文告并非阐扬孔子学说的论文。
他转弯太急太快，大家跟不上，只觉得这个委员长已经不是那个委员长了。
如果国共能就受降问题达成协议，避免演变成内战，他的声望可以恢复。如果蒙古真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不为苏联变相并吞，他受的伤害可以痊愈。如果国民政府能在战后复兴经济，使饱受战祸摧残的人民得到补偿，大众可以忘记对日本的慷慨。可是这三个“如果”永远只是如果。
再下去，是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弄成“劫搜”。
再下去，是一场糊涂的行宪。他的声望跌至谷底。
第四部 15 迟到的歌声:散了吧
一九九七年，我身在纽约，打开电视机，听到台湾歌星林志炫：
散了吧！算了吧！
人真傻，情真假，
别回想，别留下，
认了吧！散了吧！
蓦然一惊，这是一九九七年的歌，怎么唱出我们一九四五年的心声！
电视画面是逆光拍摄的，林志炫的青春身段，站在远处的悬崖上，张开双臂，朝着大海，反复呼喊。散了吧！散了吧！歌声亢急迫切，带着绝望不甘，短句回环往复，不能尽言而情溢于言，正是我们一九四五年秋天的心境。
八年抗战，大体上是日军自东向西进攻，国军且战且走，无数机关团体一同西撤。国军固守从北到南一条长线，用黎东方教授的说法，这条线“起自黄河由北向南的一段，连接伏牛山脉，汉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长江在岳阳与汉口由西向东的一段，与洞庭湖、湘江、大庾岭”。
今天查地图，在这一条线上有许多大山，国军利用山地作战，拖住日军。这条线上有山西的吕梁山、中条山，河南的伏牛山，湖北的鄂西山地，湖南的湘东山地，广东的大庾岭和云开大山，广西的南岭和十万大山。中国的山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山是老天预设的防御阵地，人挡不住的、山来挡，后来有句话，说是“抗日靠山”。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又有三年内战，共军破坏陆上交通，国军主要由海上运输支援，因而出现了下一句话“反共靠水”，此是后话。
那时有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军压缩到黎东方所说的长线之西。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这些人总有同舟共济的心情，说个比喻，大家像在寒夜围着一堆火，利害相同，心念相近。
可是这些人原本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有智有愚，一声胜利复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立刻表面化，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复员就是复原”。复员使人人脸朝东看，这就不像烤火而像是看电影，虽然座位挨着座位，心与心之间却互不相谋，彼此中间等于筑起高墙。
举个例子。我们校中的将军之女，平时和大家守望相助，一声复员，马上有了孤芳自赏的架势。她坐飞机去徐州，住在司令的官邸里，临行虽然留下地址，可是谁也没再接到回信。那个和她秘密交换了三年情书的男生，专程奔赴徐州，登门求见，吃了一碗冰冷坚硬的闭门羹，造成他终身的抑郁沮丧。
所谓人生经验是什么？和将门之女谈情，他预先知道不会有结果，他得有五十岁。她动身登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四十岁。当女生不肯回信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三十岁。可是那时他们十六十七岁，还要去敲官邸的大门，摘下苦果。
这几千万人都想赶快越过这条纵线，向东涌去，情势仿佛大江溃堤，奔流向海。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千辛万苦，所有的欲望也都用一条线封锁起来，这条线就是“等抗战胜利再说吧”。现在抗战突然胜利了，人欲的堤防也突然溃决，于是出现了“劫搜”和“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这也是后话。
我们滞留在鄂西山地之西，秦岭之南，汉水上游，教育部除了发给经费和学生贷金，别的事也管不了许多，学校一向由创校人李仙洲将军出力照顾。李将军是当时有名的“山东三李”之一，这时他非常失意，虽然一心想把学校迁到山东，“把山东子弟还给山东父老”，实际上没有力量做到。
复员声中，学校里的教职员心念浮动，本事大的想“接收”，本事小的想衣锦还乡，学校算是个跳板，学生完全成了累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生了麻风病，住在疗养院里，有病人，某些人才有职业，得到了职业，病人又实在讨厌。
今天看地图，重认那些崎岖闭塞的山区，想起希腊神话里潘多拉陪嫁的箱子。抗战胜利好比把箱子打开了，飞出无穷“后话”来。我们一群刚刚成丁的流亡学生，有幸（或不幸）躬逢其盛。
我们听到一个新故事。据说，美军的一个大兵向长官请假，以便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长官责问他：“你爱国家还是爱妻子？”这个大兵回答：“国家有一亿七千万人爱她，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当时美国人口为一亿七千万。）
据说，长官立刻批准这个大兵的要求。
这是从潘多拉的箱子里飞出来的新观念，我听惯了“牺牲小我”的教训，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是讽刺。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讲到“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故意停顿一下，察看反应。听故事的人都点点头，说一声“对呀”！没有人批判他、驳斥他。
那时，在思想上、我们很迷惑。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我们的模范，只有学习他们才可以救中国，他们怎么会彻底失败？美国人私心很重，贪图安逸，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怎么反而把日本和德国打败？人人为自己，谁为我们？我们又为谁？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传言特别多，有消息说，流亡学生的资金本是战时措施，也是暂时措施，现在战争结束了，政府要把资金取消。如果没有资金，我们不只无法读书，也无法生活。
现在我读《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心中还有当年的彷徨震动。
如果吴培申老师跟我谈一次话，我会振作起来，可是他留在山东省政府，没来汉阴。如果杨奇英老师跟我谈两次话，我会安定下来，可是他去了成都。如果我能和五叔通信，他会告诉我怎么办，可是他进入缅甸作战以后，断了音讯。如果张秀峰老师还做二分校主任，而且身体健康……
我已一无依傍，我只能自己作决定，然后承担后果。
后来我知道，能作出决定并承担后果，人开始成熟。
对着溪水，我告诉自己，你绝对不能、也不该继续受学校的教育，你的生命属于家庭。你也必须走出这一重又一重高山，寻找一个立足点，支持你的父母。
在山东，我家是“没落地主”，人口虽然不多，父亲、母亲太老，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又太小。经过土匪洗劫绑票，农村经济破产，再加上这一次战争摧残，已经要为衣食发愁。我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一方面是不愿进日本人办的学校，尽忠；一方面是为家庭杀一条出路，尽孝。我是长子，在那个时代，长子是不能独善其身的。
一个初中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本来还可以拖延一些日子再负起家庭责任，可是抗战突然胜利，使我提前面对不可能的任务。
家乡，日军撤出，共军立即进占。中共要用激烈的手段全面改变社会，家人逃亡，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必须立刻想办法赚钱，哪怕是极少的钱。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
赚钱必须有职业，我能做什么呢。记得当初决定离家，五姨非常乐观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你们登高一看，东西南北全是出路。而今现实情况是，东西南北全是烽火，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月内，国军共军为了接收，在北中国十一个省处处开打。
我和我的家，都得马上在烽火的闪光中找路，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也好。我打游击的时候，曾在大雨和雷电之夜爬过山。
我现在离家人两千多里，即使是大雨和雷电之夜，也得从这万仞山丛爬出去，这一步棋我倒看得清楚。我在年轻时没有别的方向感，大家庭牵引着我的灵魂。
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为什么有许多空房子，基督教会怎样把礼拜堂设在我的家里，我家怎样以食宿接待南来北往的基督徒。
回想起来，我家接待的过客很复杂。父亲有一个习惯，他陪来客吃过晚饭，问他们的职业，然后指着我提出要求，请他把自己的专长教我一手。客人奔波多是步行，明天还有遥远的路要走，但是在接受款待之后不便推辞，只好答应。有时候，客人一面教我一面打哈欠。
我跟着这些“一日为师”的人，学过很多玩意儿：认五线谱，拉胡琴，画素描，看相，剪纸，打拳，还学过一套简易的魔术。第二天，父亲照例问我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兴趣，我那时才读小学，又不是神童，一两个小时之内能学到什么？至于兴趣，一律没有。
《昨天的云》里有一章《插柳学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顺便学过占卦、看相和刻图章。没有兴趣，略知大意而止。父亲的愿望是多么炽烈，他希望能发掘我的才能，及早训练我觅得谋生的技术，分担家计。我约略知道世上有很多很多种职业，不知道世上有很多种学问，不知道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上升为学问，每种学问都可以落实为职业。也幸亏不知道，少了痛苦挣扎。散了吧，落得慷慨潇洒。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舆论，你尽管不信，仍然免不了受它影响。我爱读课外的闲杂文章，当时流行的论调是文凭无用，学校教育完全失败。他们冷讽热嘲，指责学校把学生的大脑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块装数学一块装物理……有人把大学（university）这个英文字音译为“由你玩四年”。一九四九年，我把这个诙谐的译名带进台湾。
林语堂先生的主张，帮助我作了最后的决定。他说读书贵在兴趣，今天的学校不准学生凭个人兴趣读书，强迫学生为考试为文凭读书，以致“学校是令学生看书成为非法的地方”。他讥讽学生在学校里“所读非书，无书可读，不许读书，书读不好”。他的文句又警辟又痛快，我们一群成绩不佳心事重重的学生争相传诵。
如此这般，我跟那一条路完成学业、从无二心的同窗，也就渐渐话不投机了。
散了吧！
第四部 16 王吉林:死有锐于利刃
在这里我要记述一个人，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老家在鲁西，却取了个名字叫王吉林。这人瘦弱沉默、平常不大引人注意，谁能料到，就是他，把我们这些风筝的线割断，以致我们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他在我们面前死去，死亡的冲激永远是最有力的。
那时我们睡大统铺，也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人排列在一起睡眠，王吉林睡在门口，和我的位置隔着三个人，我早晚出入经常看见他，夜晚也常听见他的鼻息。有一天，他忽然不能起床了，我们轮流送饭给他吃。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吃饭了，我们轮流送水给他喝。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喝水，而且昏迷不醒，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从王吉林不能吃饭那天起，我们天天去见分校主任，请他想办法治病。唉，他冷淡地把王吉林的命运推给事务主任，事务主任，那个油腔滑调的人，教我们去请中医。蒲溪当地的医生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到五十里外的汉阴县城去请名医。名医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送病人到九十里外的安康县城进医院。办住院、必须学校派教职员拿着公文出面交涉，我们以王吉林命在旦夕，再三恳求校方施恩，主任坚决拒绝，他最后说，即使是我的儿子得病快要死了，我也不答应。
我们极其愤怒。所谓我们，是指王吉林的鲁西同乡李蕴玉、李广恩、袁自立、毕德厚、程佩瑞，这些鲁西同学的龙头崔昆，还有与我来往密切的李孔思、徐秉文，还有我们的班长、颇有领导能力的曹湘源。我们觉得王吉林好像被谋杀，而我们奉命在旁参观全部过程，这是一种愤怒。那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都是我们瞧不起的人，被迫向你瞧不起的人求告，又遭到冷酷的拒绝，这是另一种愤怒。
我替王吉林煎过两次药，那明知无效还要虔诚郑重对待的草汁。中国人说“自古书香药更香”，可是我觉得药的气味又酸又苦。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母亲也是在那浓烈的酸苦中无救的，煎药的气味一直祟着我，直到今天，我经过中药店门口，闻见那气味，仍然痛感中国人的无助。
有一天，黎明时分，李广恩把我摇醒，他就睡在王吉林旁边，他说有奇怪的臭味从王吉林身上散发出来，这表示病人快要死了，他在家乡有经验。一个濒死的病人不能再躺在大宿舍里，必须和团体隔离。
我们在附近农家找到一间空屋，确实是空屋，屋子里一根干草也没有，好像早已收拾妥当，准备收留异乡人的尸体。我们弄到许多干草，在地上铺成临时的病床，空屋“空”到连门板也不见了，几个同学轮流守卫，替病人抵挡猫狗的侵扰。
夜间守卫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生死。奔波千里的尽头是死，不早不晚，恰恰是抗战胜利，好像一个人用全部钱财参加抽奖，却在开奖之日遗失了奖券。
王吉林“骨细肉薄，步轻脚浮”，没有寿者之相，上帝为什么给他这样一副相貌？为什么要他的父母这样失去他们的儿子？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到底有什么必要？依照中国人的说法，造化是个顽皮的孩子，世人都活在他的恶作剧里，这和《圣经》的启示相差太远，为什么反而比较贴近事实？我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疑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我的宗教观才重新建构起来。
在这间小屋里，我看见由人变成尸体的全部过程，气味次第改变，表情次第改变，颜色次第改变，层次分明，每况愈下，仿佛日落时的云霞景色。然后他吐出大量白色的泡沫，满腮像圣诞老人的白胡须，然后喉头格格作响，据说这是文豪雨果断气时的声音。最后，王吉林死亡，用一位美国诗人的名句来形容，“他为将军和虱子所弃”。
鲁西同学邀我一同整理王吉林的遗物，大家围成圆圈，看我蹲在地上打开包袱。崭新的枕头套，用乱针绣出一盏灯、一只雄鸡，代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崭新的小褂，衣襟里面绣一行小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想必都是慈母手中线！望着遗物，我的脑血管膨胀，鼻腔呼呼有声。
十个字，一针一针，仿佛绣在我的心上。这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对文字的敏感，以后终身为文字所苦，也终身被它牢牢吸住。
怨天必定尤人。王吉林的生命，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有极大的价值，可是这个价值被管理学校的人藐视了，一个母亲对儿女的苦心痴爱，被践踏了。我想起在校每一个同学和他们的母亲。死的不止王吉林，我们都死了，我们的母亲都受到侮辱。我们竟是这样的微贱吗，竟是这样无能无用吗，刹那间，我们一跃而起，俨然成了还魂的僵尸，立志要给人间添一点祸害，出一口恶气。
西迁一年以来，我们眼见四个同学病亡，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分校主任没有到病床旁边站一分钟，也没在丧事前后叹一口气，这不是“战时物力艰难”一句话可以遮盖的。女生学生队的队长，男生尊为刘大姐，她替衣服破了的人缝补，为想家哭泣的小男生擦眼泪，她死得很苦，事务主任抹黑她，掩饰自己的残忍，散布流言，说她死于堕胎，言外之意是，她自取灭亡，不值得同情。他伤害死者，也伤害了未死者，未死者还有知觉，还能反应，因死者不能反应而过度反应。
情势酝酿，条件成熟，于是出现领袖，这个人是我们的班长曹湘源。
曹湘源是行动派，要带几个同学去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殴一顿，他当场征求敢死队。实在冰冻三尺，积怨很深，说到一个打字，个个摩拳擦掌。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比他们多一点见解。打人，我力言不可，我说，学校里的风波只能“闹”、不能“打”，闹是教育问题，打就是法律问题了。他们说不过我，暂时作罢，不过他们是不甘心的，是不甘休的。两个月后，我们辍学离校，曹湘源还想打人，没打着。直到今天，老同学说少年事，还有人批评我稳健误事，害他们生命中少一件响叮当的回忆。
曹湘源也许是天生的领袖，他知道怎样用人。他问我，除了打人，还有什么妙计？我主张谈判，好，你出的主意你执行，他派我去找分校主任摊牌。
每一次，都是我硬着头皮走进办公室，那时我清清楚楚告诉自己，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只有自己赴汤蹈火。湘源带领大队人马包围前门后窗，每逢听到分校主任口气硬，大家一致喊打，活像拉拉队。分校主任很镇静，江湖风波见过许多，他那一脸永不改变的猪肝色，也帮忙掩护了他。不过他最后还是一一妥协，到底他输不起，我们输得起。
我出头，分校主任非常生气，据说他在内部点名批评：“他是可以读书成器的青年，为什么和败类混在一起！”奇怪，他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训导工作不是有个别谈话吗？只要有人劝我一句话，我立刻可以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我并非坏分子，我是苦闷的分子，只想放一挂炮仗，表示自己还有作为。
老实说，在我们心目中，王吉林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努力放大了他，以彰显我们的行动合乎正义。把主观的利害客观化，原是政客的把戏，我不懂，湘源懂。依中国民情，死亡可使弱者突然变大，活人总是理屈三分。我们倒是都懂，都抓住了机会。闹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总觉得欠王吉林一点什么。也许我们利用他多于同情他。后来我知道，学潮无论多么波澜壮阔，大抵不出这样的框架。
中国人最忌“撕破脸”，整人用阴功，表面照常君君臣臣，一旦公开决裂，难以善了。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们就自暴自弃了，山东有句俗语：“一个牛也是牵，两个牛也是放”，意思和“一不做、二不休”相当。一旦越过这个门槛，我们就是浪子。管理学校的人冷冷地（或者说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往前走，没打算拦阻我们，该说的都没说，该做的都没做。
借着治丧，我们和校方大闹，以鲁西同学为骨干，吸引了二十几个人参加响应，一时成群结队，横行校园。学校给王吉林准备的棺木太薄，我们大闹。起灵时，分校主任不肯到灵前致祭，我们大闹。我们“规定”全体教职员送葬到墓地，校方拒绝，我们大闹。曹湘源有斗争经验，他提出威胁，要抬起王吉林的尸体，送到分校长家中停放，校方的态度只好软化。
曹湘源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事务处为王吉林搜购柏木寿材，用水泥青砖砌墓，备妥长明灯、招魂幡、倒头饭，请四个和尚来通宵念经、超度亡魂。那事务主任悄悄对我说，你们要用这样好的棺材，实际上是害了他，我看盗墓贼不会放过这口棺材，不出三个月，一定有人把坟墓挖开。我很厌恶他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到底影响了我。
鲁西的几位同学说，王吉林留下的新衣服、新床单，都可以放入棺中陪葬。我想起事务主任的话，想起盗墓贼。一个人说的话（即使内容令人厌烦）怎样影响另一个人，生出意料之外的事故，我亲身体验到了，我说死者已矣，班上有一位同学正在生病，满脸蜡黄，不如拿衣服被单卖钱，救那位同学的急。大家没有异议，就这样办了。
亡人入土为安，生者余怒未息。今天想，我们对校方的要求，多半存心无理取闹，可是全校同学们一致鼓掌叫好，“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们也就戮力演出，不能下台，而且所有的“无理”都是表象，深层都藏有“至理”。可以说，这是战后学潮的基本结构。
两个月后，我们再闹一场，然后集体离校，颇似战场上佯攻急退。分校主任额手称庆，他说坏分子都走了，学校去了心腹之患，从此可以风调雨顺。却不料“坏分子”生生不已，学潮也是前浪后浪，一波又起，而且后浪总比前浪高，闹到他下台，也闹到国民政府垮台。正是由于里层依然，表象也就继续。
一年以后，全国才进入学潮期，想不到我们在最闭塞的地方，糊里糊涂做了前卫。二十二中以后几次学潮，都和中共的学运没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学运人物细说革命功劳，二十二中无份。
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照样有学潮，学潮由国民党自己制造。
第四部 17 兴安日报，文学之路第一步
依照校方规定，我们每年办两次壁报，由训育处评定优劣。我们这一班，壁报一向由我主编。我对这件工作极有兴趣，每一次都得到最高的分数。
可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这一期壁报，训育处另外指派了负责人，我仍然算是编辑委员，开编辑会议的时候，他们并不通知我。我为了王吉林的死出头闹事，当然失去学校的信任，由他去，我不在意。
他们不该约我写稿子。或者，对他们的邀约，我应该推脱了事。可是，他们约我写，我也真的写了，文章的题目是《悼王吉林同学！》他们没有采用，使我勃然。
为发表这篇文章，我穷一夜之力，独自制作了一张壁报，另外加写了短诗、短文、格言集锦做衬托。我的壁报，篇幅和他们一样大，我的文章，尽我所能谴责了或是讽刺了学校迁校以来的作风，比他们的文章有看头。作者为了适应你的园地，本来用含蓄委婉的文句批评你，你关门拒绝，他去使用另外一个园地，就放肆了，编刊物的应该引为殷鉴。第二天早晨，我把壁报贴出来，立刻轰动各班，连分校长和训育主任都来了，从头到尾细看一遍。五十年后，我找到陈培业同学在南京浦口的地址，和他通信，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谈起这张壁报，说是记忆犹新。他画出二分校校舍的平面图，标出我当年贴壁报的那面墙。
壁报叫座，我意犹未尽，又把《悼王吉林同学！》寄到安康，在《兴安日报》副刊发表。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赌气。几十年后，我才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看到一句话：人生什么都可以赌，不可赌气。
《兴安日报》只有对开一大张，分四个版面，第四版是副刊，由万钧先生主编。我在他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评红豆村人诗稿》。“红豆村人”是清代诗人袁子才的弟弟，诗稿列为随园六种之一，我在“插柳学诗”时爱读此书，疯爷老师颇不以为然。《评红豆村人诗稿》一文，多半记述疯爷的意见，编辑部的评价很好，所以第二篇文稿《悼王吉林同学！》很快见报。严格地说，第二篇文章才真正是我的作品。它出自肺腑，没有依傍。个人色彩浓厚，写作时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坦然流露了我的思想性情。
两篇文章顺利发表，引起我的幻想。写稿是有报酬的，报社表示财务困难，稿费要拖欠一些时候。我读当时名作家的文章，知道战前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在我看来相当优厚，战时物价高、物资少，作家很苦，但仍有许多人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将来我也许能以写作为职业，以我当时所知，没有高等学历而又不受文化界排斥的，只有作家。回想起来，我在家对医卜星相一律不爱，在校对声光化电一律不爱，是因为我已爱上文学。
我想起沈从文，他做作家和在军队里做文书上士同步。依我当时所知，你可以一面从事卑微的职业，一面拿出高水准的创作，现实对作家的一切亏欠，作家都可以从文学取得报偿。我方寸已乱，不能读书，为什么还要守着学校互相憎恨、暗中悲伤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呵，自己顾自己吧。”找个工作做，余暇读自己爱读的书，写自己爱写的文章，那就对家庭对自己都有了安排。
《兴安日报》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新版的《安康县志》说，它是国民党创办的报纸，依县志所述，它的诞生出于偶然。“二战”后期，美国要中国政府在安康修一个新式的飞机场，供长程轰炸机 b—29 起飞，轰炸日军的大后方。中国政府把施工的责任交给安康的行政专员许卓修，并且责成地方筹一笔款配合。飞机场修好以后，地方的配合款还有结余，许专员说，那就办一份报吧。他是个清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督修的县志，并未埋没他的操守。倘若他造一篇假账，把这笔公款吞没，那就没有《兴安日报》，也就没有我这个作家了。
我和《兴安日报》进一步结缘，是同班一位女同学的功德，我的“一人壁报”引起她的注意，她叫申淑贞，湖北老河口人。老河口本为国军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度失守，三天后又夺回。这三天沦陷，使申淑贞及时以陷区青年的资格进本校读书，倘若老河口没有那三日之失，申淑贞进不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兴安日报》对我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我的影响，就很浅很淡了。
申小姐沉默寡言，我们都不知道她外面人脉甚广，她的未婚夫戴子腾在一分校教历史，跟《兴安日报》副刊主编万钧是好朋友。她在校外介绍我和两位先生认识，以后又见过两次面，通了几封信，使我觉得人海也有风和日丽、波平如镜的景象。万钧是湖南耒阳人，戴子腾是江苏邳县人，都很年轻，都很温和稳重，都对文学有很深很广的认识。那时候，能够认识他们，是我的一大幸事。
但是时间短促，不久，我辍学就业，远离他们。行前，我到安康的报社里向万钧先生辞行，戴先生也来相会。安康和流亡学生因缘多，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的流亡青年，送入四川，成立国立四中。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我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安康，安康，她又是我文学之路起步的地方。
报社是一座小小的两层建筑，楼下印刷厂和排字房，楼上是编辑、主笔和经理办公的地方。我径自上楼，闻到油墨的气味，很浓，很悠久，像古刹中百年不散的香气。我立刻醉了，怎样天天受这气味的熏染才好！曾经有一个驾驶兵说，他如何如何爱闻汽油的气味，他才去学开车。汽油几乎伴他一生，油墨也几乎伴我一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楼上除了几张办公桌，到处有报纸高高堆起，显得很拥挤。万钧和戴子腾两位早已等着我。他们对我的选择没有一句询问、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句勉励，和以往的谈吐不同。他们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看样子，他想给我在报社里安排职位，如果他开口，我想我几乎会留下。他终于没说，唉，也幸亏他没说。
总主笔大概是安康的一位名士，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翻起两寸，手拿一把折扇，藏青色的布鞋，鞋底露出一圈白边，头上的呢帽进了屋子也不摘下来。日后猜想，那篇《原子弹臆说》也许是他写的。总编辑在楼下排字房办公发稿，万先生特地下楼把他请上来，他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深色中山装，怕袖子磨损、外面套一层黑色的袖罩，近视眼镜的度数很深了，前额后脑围一圈布，像今天示威群众的打扮，那时是为了节省脑力，防止疲劳，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健脑器”。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那时送大本书算是厚礼，不过，我读了这本书，没有得到什么点化。
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家报馆，不但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也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本是多么平凡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经过铅字印刷，好像就进入古典。报纸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目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何等可羡可敬！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采用了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我们都穷苦，他是穷苦中的穷苦。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以后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意义重大，给了患难中人，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
两年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国军后勤单位工作，生活比较安定，有怀念这份报纸的心情，我写信到安康，要求报社赠阅一星期。我想他们一定忘了我是谁，想不到报纸还是寄来，而且是一天寄一份，不是七份一次寄。
虽然胜利已经两年，《兴安日报》还是用当地制造的土纸。那时都是活字排版，铅字好像也没有更新，笔画磨损严重，印出来的字往往缺边折角。早上印出来的报纸，下午报纸起毛，有些字往往失踪。顶重要的是副刊取消了，一定是为了省人省钱。我好难过了一阵子，本来想给他们写几篇文章，不要稿费，表示回报，也只得黯然罢休。
安康县志说，这张报纸维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野史记载，国军的一个单位接收了报社，把机器拆下来，连同铅字，私下变卖了。那时国府败亡已成定局，绝望的人做绝望的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换个角度看，“官员变邪，由国败也”，都不堪闻问。十一月，解放军进入陕南，十一月二十七日，安康自卫队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
其后地北天南，我对万钧先生思念最多。有一年，台北的“中央日报”出现“本报驻英特派员万钧”，我急忙写信去问是否同为一人，料想不是，果然不是。戴先生有一个笔名叫“申抒真”，很见巧思，台湾也有一个申抒真，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对台湾这位申抒真一直充满好感。
一九四九到一九八零，台湾和中国大陆绝对隔绝，我曾称之为真空包装。一九八零年后，我自称“寻找前生”，从美国写信到中国各省，查访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费尽辗转。戴子腾在老河口，他和申淑贞结婚的时候，内战还没打完。我补奉一份厚礼，遂了埋藏已久的心愿。戴先生告诉我，万钧现居原籍湖南耒阳，但是没说出详细地址。我写了一封信，请戴转交，我后来又写一信拜托耒阳侨办代为联络，都没见回音。第二年，耒阳侨办忽来一信，为救济水灾募款，他们知道我的地址，必然是收到了我的请托，也必然把我的请托转告了万先生，必然是，万先生置之不理。
我在台湾晓事渐多，一度瞎猜申、戴、万三人也许是中共的工作人员，只有中共派到国统区的文化干部，才肯接近处于困境的青年，当然是有选择地接近。可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戴子腾做出版社编辑，万钧做中学教员，他们得到的职位，在国民政府时代也能得到，并没有革命功勋可以改变社会阶级。万先生不肯来信，显然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像那些老干部，对海外统战有使命感。戴先生的反应，起初也是惊疑不定，距离“有所恃而无恐”的境界很远很远，我只好再三交代自己的工作历史，家庭状况，寻人的动机。看来他们当年也只是普通的文化人，仅仅是思想左倾，他们帮助我，大概是本诸当时所谓“左派的良知”。这就实在难得了。
五十年后，定居四川的校友郭剑青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完全忘记这位某某是谁，肯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的人，今世稀有难觅，他为何不肯来封信，续个缘，令人纳闷。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我不禁惘然。唉。五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够了。
大结局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离开陕西汉阴，到沈阳天津上海一带漂流，侥幸度过内战的岁月，那是另一本书。不过，母校二十二中的结局，我得提前记在这里。
抗战胜利，二十二中未能迁回山东，反而再迁汉中，三迁城固，在陕西山地打转、消失。后来知道，早期毕业的校友虽然遍布海内海外，各有成就，但最后在校的学生，大部分散落在陕西和四川，只有几十个人回到山东。你可以说，事实粉碎了每一个人的梦想。
说来令人慨叹，胜利后主持山东军政，国府发表了王耀武，王耀武也是鲁籍名将，但是和李仙洲不睦，二十二中得不到省府的积极支持，迁校根本不可能。稍一拖延，国共军事冲突升高扩大，国军处处失利，华北的交通干线经常被共军切断，迁校的时机丧失。一九四七年二月，李仙洲率两个军、一个师进入沂蒙山区与解放军作战，在莱芜以北叫做吐丝口的地方被俘，二十二中也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后期，二十二中的名气，学生的成就感，已不是建立在知识学问上，而是因学潮广受社会注意。据石磊、孟海风、邵纪远、张君藻各位校友记述，校本部的同学们在涧池铺发动了一次澎湃的学潮，学生成立自治会，把当时的校长、也就是第二任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向教育部检举贪污。那时教育部还在重庆，先后派了三位督学到汉阴处理，老校长李仙洲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也趁回老河口驻地之便到汉阴疏解，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新华日报》有详细报道，誉之为后方四大学潮之一。
李仙洲比较同情学生，他一面释放校长，责备学潮，一面要校长交出职务，听候处理。督学支持校长，他说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受教育部管辖，校长任免由教育部决定。
查账起于学生吃不饱，这一查，又查出校方吃空缺，还克扣了教育部发给学生的西迁费。查账人员发现，学校替每一个学生刻了图章，盖在各种报销的名册上，而学生无人知情。学生认为这一麻袋图章是最有力的物证。
如果那时我是校本部学生，也许能使大家的情绪缓和一些。学生都是完美主义者，容不得缺点，我对那一麻袋图章，倒是见怪不怪。二分校设在打蛋厂的时候，就在阜阳城里特约了一个刻字匠，专刻学生图章，我对篆刻颇有兴趣，曾经在他的刻字摊旁边参观良久。
这种集体报销用的名章有几个特点：印材一律用黄杨木，价钱便宜；印面一律为一点五公分见方，造册用的十行纸，每行的宽度是一点五公分，每一个名字占一行，印章就盖在名字下面；印文一律用朱文楷体，使上级机关的审核人员容易辨认。还有，一般名章上的文字，照例在姓名之末还有个“印”字或“章”字，集体报销用的名章省掉最末这个字，省字就是省钱。
我以后闯南走北，见过许多文武团体，他们都用这样的办法造报销，都有大袋小袋的图章，他们不可能让几百个、一千个学生或工人都来排队盖章，这是当时的文化。教育部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国立中学的校长也是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应酬他必须参加，有许多来往宾客，尤其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必须招待。那时，师生每月的食米，先由学校向教育部报价，再由教育部拨款给学校，学校派人在当地买粮。那时通货膨胀很快，这个月申报米价，要请县政府写一张公文，预先估算下个月的米价涨了多少，依当时政风，学校对县政府有关人员必须打点。这种种开支，校长要在正常的经费之外另想办法，虚报和克扣就出现了。当时的官场认为，因公而取，为公而用，取不伤廉。这种行为，叫做“舞弊而不营私”。督学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那时国立一中、国立六中、国立七中都和二十二中声气相通，财务上通权达变的行为都不能尽免，为什么别的学校没有风波呢？答案是，一中和六中的校长都以教书为专业，能和学生共患难，大家同样辛苦，同样憔悴，母鸡带小鸡，许多问题消弭于无形。二十二中的这位校长来自官场，没有劳动的习惯，衣食有一定的水准，他是羊群里的一匹马。他也没有和学生沟通的才能，你瞪着眼看我，我瞪着眼看你，越看对方越不顺眼。关系恶化，校长不能收拾，向治安机关报案，说中共的职业学生控制了学校，请来驻军荷枪实弹威吓压制。战后办学无异跳火坑，校长下险棋，出下策，山东父老都能谅解。谅解是一回事，至于尊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教育重师表，“师”是里子，“表”是面子，失去面子也就失去化育的功能，即使他学贯中西、人品洁白如雪，也得走开。一九四六年秋天，二十二中终于换了校长，是为第三任校长，这位校长的声望能力，又在第二任之下。此后学校风潮连绵，校本部大闹、各分校小闹，元气大伤，声誉暴跌，汉阴父老侧目而视。几个月后，李仙洲在莱芜兵败被俘，对学校更是沉重的打击。第三位校长履“新”，实际上是艰难看守又破又旧的摊子。
那时我人在河北，不时接到老同学来信，他们告诉我，老师的水准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国文老师把冰心念成“水心”，固然课文印刷模糊不清，怪的是、他显然不知有冰心其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突然受伤死亡，引发全国学潮。于子三是国立二十二中高二级毕业生，二十二中在校学生起而响应，有几个学生想到浙江参加追悼大会，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学校发给路费。学生的报告层层上转，居然有一行签批：“是（誓）死不能同意”。当然不能同意，无奈签批不成体统，况且还有别字。
后续的消息说，学生的心乱了，老师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往往只有三个五个人。男生女生不但自由恋爱，而且有人公然同居。从抗战胜利那天起，学校不再收容新生，学生年年减少，那勇于自谋出路的、前后走了几批，小夫妻把空桌空椅搬回家去，劈成木柴烧火做饭。某某人某某人公然生了孩子。郭剑青校友说，他看过一份资料，当年国立中学的升学率，以二十二中最低。
最难做人的永远是女人。后来学校已不能保护学生，女生进城常常被军官调戏，军官常常在女生后面尾随不舍，一直追到学校门口，他可以一连几天在学校门口“站岗”吓得所有的女生都不敢出门。“有志竟成”这句话也永远有市场，老天居然也成全了几对姻缘，“女生嫁军官、男生上延安”这两句描述由此而来。女生也得有个归属才清净安全，某女生被人家贴了满街标语，尽情侮辱，因为追求未遂。某女生宿舍门外有两批男生群殴，呼爹骂娘，因为争风吃醋。那时风气究竟比现在朴实，女生一旦跟定了一个男人，别人也就罢手。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中又起大风潮，牛锡嘏老师告诉我，汉阴父老看不惯，一再问二十二中的校长：抗战胜利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学生领袖当家做主，再迁汉中附近之黄家坡。侯朝宪老师说，学生想靠近汉中银行，以便直接领取教育部的汇款。教育部派督学到汉中处理学潮，第三任校长进了监狱。鲁弓长在《生命余晖》一书中谈到这件事，直言这位校长也是为“舞弊不营私”所累。侯朝宪老师说，那个督学想做二十二中校长，和汉中的专员公署合作，把现任校长弄垮。
记得一九四四年，学校由安徽迁陕西，我到达终点蒲溪。隔溪遥闻迟绍春同学与人对谈，一个问，如果陕南也打起仗来，学校下一次迁到哪里。一个答，如果有那一天，中华民国大概就要亡了，学校也不必再迁了。真是“昔日戏言身后事，而今都到眼前来”，二十二中再迁黄家坡，三迁汉中附近的城固，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九四八年八月，教育部发表山东范县侯朝宪为第四任校长，那位浑水摸鱼的督学白费心机。那时国军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节节败退，川陕民心不稳，情势悲观，这个校长也实在难做，侯先生在大残局中前往收拾小残局。他到任以后，锦州失守，济南失守。十月，长春国军投降，辽西兵团溃散。十一月，沈阳失守。然后天津失守，北京和平解放，徐埠会战失利，国军精锐丧尽，蒋介石总统引退。南京中央已顾不了教育，更顾不了遗留西北日渐凋零的战时中学。
以后的日子，综合侯校长和周铭新、魏广瑗、张永昌多位校友记述，教育部拨款中断，师生无法举火为炊，侯校长代表三校去南京请命，银行汇兑不通，带回一箱大钞，回程又交通阻塞，三个月后到汉中，钞票等于废纸，这就是那时名闻世界的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政府撤出南京。万不得已，三校校长到西安谒见西北军政最高长官胡宗南，请求借粮。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表示，三校学生应该全部从军。会谈无结果而散。
借粮失败以后，二十二中学生组成募捐队，手持油印的说帖，沿户乞讨，自称讨饭队，这一招、可能是从上海学生运动学来。募得的钱粮吃光以后，教育部拨款仍然未到，许多同学为饥饿所迫，参加了胡宗南以西北绥靖公署名义设立的干部训练团。侯校长仆仆风尘，奔波西安重庆各地，寻求山东大老支持学校，照顾学子，仅能受到“有礼貌的接待”。
一九四九年五月，胡宗南也撤出西安，七月失宝鸡，退守汉中，西北绥靖公署改成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教育部命令，一中、七中、二十二中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校址设在城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名义消失。屈指计算，二十二中“享寿”约七年，加上前身成城中学，后世汉中临时中学，合计约八年。
十月，教育部终于把汉中临时中学交给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接收，胡宗南派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翟文凤担任总校长。既然有个“总”字，应该不只一个学校。据侯朝宪先生回忆，翟文凤接收了汉中一带所有的中等学校，立即发给每个学生一双胶鞋，带他们入川。以后的大事是，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克重庆，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克成都。流亡学生的下落成了小事一桩。
我在一本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报道，作者说，西北绥靖公署退出西安，沿宝鸡、汉中一线收容了很多学生。他没有提到学校的名称，其中显然包括汉中中学，也不只汉中临时中学。报道中说，绥靖公署把学生编成三队：男生队，女生队，特别把年纪小的男生女生挑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少年队，三个队由军方派人分别管理。那时战局压缩，追兵四合，三队随军急走，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故：少年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大哥大姐也不见了，哭哭啼啼中解放军来到。几天以后，女生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男生也不见了，惊惶失措中解放军来到。军方丢弃累赘，带着大男生去西康，一路零零落落，撒兵成豆。如今川陕腹地，康藏边境，都有若干二十二中的学生。
老校长李仙洲是疼惜这些孩子的，但是，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同学去探望他，他一再说，他创办的驻鲁干部训练班出了多少少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出了多少教授和大学校长，事到如今，别的，他都“放下”了。每一位学生家长多少牵肠挂肚，多少痛哭流涕，多少伤心绝望，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也只有“放下”。
日本作家高桥和己有一篇小说，我读到黄玉燕女士的译文。
它说，秋天，季候风吹起，一大群鸟从西伯利亚高原上起飞。飞过荒野，有些鸟受了伤，掉下去。飞过森林草原，多少鸟做了苍鹰的食物。飞到海上，遇见暴风雨，多少鸟成了波浪上的浮尸。还有多少鸟，一批又一批奔向光明，却撞在灯塔的玻璃窗上，立刻气绝身亡。
它说，鸟群飞到日本的海面，奔向一座小岛，岛上的树林和草地是它们的第二故乡，秋天，它们顺着季候风往这里飞，明年春天，季候风改变了，它们再顺着风向飞回去。岛上漫山红叶，夕照中如霞光灿烂，掩藏着极大的捕网，整个网用极细的绢丝织成，绢丝反光，完全不漏形迹。
乌云似的鸟群，对着家园发出鸣声。出于捕鸟人的布置，它们听见山腹间霞色里同类的叫唤，它们太兴奋了，一齐同声响应，冲进网里。
读了这篇小说，我很久很久不能平静。候鸟为什么要飞？书上说，季候风吹到它们身上，它们体内产生一种分泌，受这种分泌的刺激，它们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死。经验是学不完的，结局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代又一代，谜是要猜的，钢索是要走的，飞是必须的。
天生万物，万物之中见天心，天心何忍？苍苍者天，最后放得下吗？
难忘的岁月
年初读到《难忘的岁月》第一集，彻底失眠；年尾读到《难忘的岁月》第二集，又是彻底失眠。
《难忘的岁月》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流亡学生的文集，篇篇是难忘的文章。尼采说，“一切文章，余最爱以血书者。”二十二中学的老学长、老校长历尽劫波，夜深忽梦少年事，发为文章，以血书，以汗书，以泪书，以脑髓书。汗、泪、脑髓都是血的化身。
二十二中学的多位学兄学姊，以西安校友会为中心，发愿编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史。主其事者为孙桓、孔丁、王九龄、王廷玉、刘本基、石磊、田明、胥平、凌鹏举。又有文暖根、杜为、张务清、李之勤、宋华芳、陈嘉枢、李慧生、阚韵清、魏广瑗参与襄助。首先倡议者，听说是台湾校友李春序，隔洋响应者，则有美国西岸之高国武，美国东岸之傅维宁。三地同宁。三地同心，众志成城，改革开放后之美事，又添一桩。
现代著史，重视脚料。国立二十二中校史编辑委员会，向现存校友广发征稿信，鼓励人人举其所知，道其所经。委员们将各方来稿编印成册，命名《难忘的岁月》，普遍寄赠每一校友，要求就各自所知所经订正补充。《难忘的岁月》已出版两集，第三集已付印，第四集同时筹编，编委会从中比对、互补、筛选、搭配，使校史的建构有坚固的基础、丰富的材料、完整的外形。这是非常正典的做法，气魄宏大，方法正确，态度严肃，令人钦佩。
现代中国，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发生，北地青年南逃。国立二十二中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由鲁籍名将李仙洲先生创办，收容造就流亡青年三千人，我有幸厕身行列。李仙洲可风可传，青年可泣可歌，我不忍这座学校被时间湮没，曾以个人回忆录的形式写《怒目少年》一书，描叙自己所知所经，算是留下一个侧影。现在正史即将诞生，中心十分感动，高举双手赞成，对主持及参与其事的学长们，遥致真诚的敬意。
鄙人有幸，活到今天，捧读收在《难忘的岁月》里面的“难忘的好文章”，老眼昏花，老泪纵横，老态龙钟，老兴勃发，体会它放射出多方面的意义，不知老之已至。
首先，这里写的是我们读书的日子。我也曾经是“文凭无用论”的信徒，也曾经向往革命比读书更光荣的生活，但千里万里走遍，十年百年过去，无论什么制度，什么社会，就人的“市价”来说，中学毕业生优于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又优于初中毕业，依此类推，大学优于中学，博士优于学士。当年大家由二十二中起修，一级级修成正果，中间虽有八十一难，一旦到达彼岸，种种昨日，功不唐捐。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后次，那是我们受苦的日子。为什么受苦？因为战争。战争是什么？是离别，是劳碌，是疾病，是饥饿，是欺骗，是殴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战争又是什么？是忍耐，是锻炼，是担当，是觉悟，是热情，是理想。战争给我们一枚金币，以上云云，是金币的两面，有了这一面、必有那一面，失去那一面、也没有这一面。以我来说，如果没有二十二中，我不能熬过内战，也不适应初期的移民生活。“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遥想各位学兄学姊，当年困守牛棚，置身干校，恐怕也得到“西迁”的加持吧。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再次，“早岁哪知世事艰”，一心以为可以改造社会，唤起人群，激浊扬清，去丑存美，在这方面，我们人人有志未伸。这胸中块垒，无剑可削，有酒难浇，老去编史，挥笔可写。史者，所以寓褒贬、别善恶，所以惩前毖后，廉顽立懦，此孔夫子、太史公之志业也。我辈何幸，继踵圣贤，二十二中良师益友何幸，得照汗青。容我擅改拜伦的名句：不要述说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修史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
说到我自己，早知今日有人修史，我那本《怒目少年》，也许就不写了，即使写，也不必写成那个样子。我以自己为中心，反映二十二中的存在，好比是一粒石子激起层层浪，离中心越远越模糊，传闻异辞也越多。读《难忘的岁月》，才发现我的书中有多处错误，尤其是人名地名和年月。这本书出版后，前三年销路很好，赠送出去的书也不少，二十二中的校友多少人看过！难得只有王金昌学长指出韩庄惨案必须修改。好，我决定修改，而且要大修大改，许多事要补叙前因后缘。
我写《怒目少年》的时候，也曾尽力之所能及，周咨博访，情商校友补我之不足，赐教者隆情高谊，山东有仲蓬、张力一，黑龙江有胥平，新疆有刘宗元，甘肃有王学美，四川有郭剑青、凌鹏举、潘剑琴、李光禄、曹湘源，湖北有申淑贞、程明光，陕西有刘子豪、李方坤、靳方亮，北京有陈嘉枢，南京有陈培业，美国有袁自立、袁良、赵圣符。通信两百多封，历时两年。天翻地覆之后，寻找各地校友谈何容易，全亏胥平学长首倡，各地学长一点一滴搜集，编印了同学录。
有几位校友近在眼前，我也曾登门请教，答案多半是忘了、不记得了！我很惊讶，这般刻骨铭心的经验怎会忘记？对方反问：还记那些干什么？在他，二十二中是他们婴儿时代的鞋子，是用后即丢的纸杯。还有更奇怪的人，他专记大人物，他记得李品仙的小舅子，不记得他的级任导师。李品仙和他的小舅子与我们的成长有何关系？只因李品仙是高级将领，是安徽省主席，将来也许用得着他的小舅子帮个什么忙。现在难忘的文章记难忘的岁月，执笔人写半世纪旧事历历如绘，连韩庄死难的十个同学，也都能一一写出他们的姓名籍贯。他们的记性这么好，是因为他们有情，人若有情天不老。写文章读文章都是有情人的事，敬祝校史早成，供天下有情人一读为快。
《难忘的岁月》中难忘的文章，是我们的生命之酒，青春之火。是文学，是史料，还不是史书。它使我重温往事，心潮起伏，或恍然大悟，或喟然长叹，或哑然失笑，或悠然神往。往事如烟，烟已成风景；往事如云，云已化甘霖；往事如水，水利生万物；往事如风，风制造气候。常言道文如其人，读其文、想象其人，那些作者或豪放，或谨细，或洒脱，或谦和。或如松柏，或如修竹，或如芍药，或如芙蕖。一路读来，竟如参加了全校同学的园游会。只是我在《怒目少年》中忆念不已的同班同学李孔思，永远没有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