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第1节 序※总序 这是一部怪书。 说它怪，怪就怪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不同。它依托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时段，分上、中、下三卷，着力表现的是当代城乡生活沧桑巨变的历史。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读起来会深有感触。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耳熟能详，但概念模糊，读过以后，将会受到震撼，为我们的时代而骄傲，为我们过去的苦难而惋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憧憬，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 本书将给你讲述一个社会发展的大故事。大故事里面套小故事，小故事集合成了一个大故事。 伟人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自从农业作为主导产业进入人类社会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但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变更。经济发展迟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百姓的日子是慢腾腾地过来的。如果经历战乱和饥荒，贫穷和落后就常常与他们相伴相守了。到了和平时期，即使统治者采取了开明的政策，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但芸芸众生，依然不过是处于无休止的劳作状态，土里刨食，床上困觉，养育后代，繁衍生息。 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工业的快速发展，给经济发展安上了强大的助推器。特别是近百年来，微电子学的发展，pc机的普及应用，推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在20世纪以前，仅仅属于那些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上下求索的道路曲折漫长。进入20世纪以后，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所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当认为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类知识的总和翻了一番。当今，知识总和的翻番，连十年也用不了。据科学家们预测，到了2020年以后，人类知识的翻番，只需要七十三天，文盲的定义都要重新修订。微观上的生物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宏观上的能源技术、太空技术，等等，都会因为智力革命而产生巨大的能量，推进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伟人毛泽东有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有了比较，才能鉴别。 这部小说的上卷，主要讲传统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背景，写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山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衣食住行、耕作方式、恋爱婚姻、交通通信、知识追求、精神生活、宗教信仰、人性裸露等诸方面，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时代特征。 这部小说的中卷，主要讲“三农”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基点，放大到一个乡镇，写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缺吃少穿，一切向钱看。科学技术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农民在改革大潮中，面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折，同样有着不息的追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一道关坎，他们在沉重的负担下挣扎。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引发了生活、精神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部小说的下卷，主要讲发展问题。作者更进一步拉开了时空框架，描写当前城乡人们的新生活。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它是把双刃剑，其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网络、手机和汽车，加速进入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摧毁了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道德观念。人和自然不能和谐相处，环境的恶化给生存带来威胁。从山乡里走出来的新一代人，分化出不同层次：有的成为官员，有的成为大款，更多的成为打工一族。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生存状态趋于多元化，反映出当代人的追求和迷茫。 三卷书可以独立成章，但三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间从宏观到微观，时空交错，人物变换，风起云涌，世态炎凉，互相比较中显现出沧桑巨变。是为立意。 这部书的格调是昂扬向上的，但并不浮夸，不粉饰太平。你可以当做史料来读，也可以当做小说品味。只要你熟悉农村和当代生活，书中的人物原型俯拾皆是。书中涉及到的某些事物描写，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可以跳过去，一点也不会影响本书的宏旨，或许同样可以引发你的共鸣和思考。 郝树声 2006年5月8日 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别。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忧患。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绳子。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郝树声 2006年7月12日 第2节 失踪 上卷山风 失踪 故事应该从九十七岁高龄的七太爷突然失踪说起。 这七太爷，是我们山乡马寨的一个姓杜的高寿老人，对于本书的一个主要人物杜小宝来说，七太爷实际上是他的“七太太爷”。 县里的民俗学家们考证过，在我们这一带山乡，对长辈的称呼是很有讲究的。一条“命根子”往下延续，并且分裂成树状结构，就有了不同辈分。直接下传的是“祖”，与“祖”同代的人称“宗”，祖与宗虽然都是亲的，但亲的程度不一样。如你爷爷的父亲是曾祖，你应该称他为“太爷”，而爷爷的爷爷是高祖，你就应该在太爷的前边再加上一个“太”字，就成为“太太爷”了。加上一个“太”字就又长了一辈，这不是“和”的关系，而是“积”的关系，就好像代数学里“太”字上又平方了一样。说句笑话，在我们这里，你要是结巴舌，叫“太爷”时不小心，“太……太……太……爷”地结巴下去，就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能给对方长多少辈。好在上了五辈的家族很不多见，所以，在“太”字平方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加上立方或者n次方的。照这么说来，“七太爷”应该是杜小宝父亲的正确叫法，可这个小宝也跟着父亲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叫“七太爷”，而且还常常把那个“七”字省去。反正上下五辈关系太复杂，让一个小孩子家叫起来确实困难，就没有人认真地纠正过他。 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播种小麦。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看到七太爷的影子。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粮。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人嫌狗不待见了。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 第3节 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的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头、刮胡子。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 第4节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获得钞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猪，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养鸡就是为了换日用品，养猪是为了娶媳妇。不然，有儿有女的人家，只好指望用嫁女儿的彩礼钱，再用来娶媳妇了。 第5节 电影与广播 每过上两三个月，县城里的电影队，就会到马寨公社来放一场电影，我们那里群众叫做“玩电影”。玩电影的场地，通常设在六队的麦场里，那是全大队最开阔的一个麦场，能够容纳最多的群众。这个场地尽管最大，到了放电影时仍然不够大，四乡八堡的群众，早就听说要玩电影，不到天黑就来了，往往银幕后边也站满了人。看到结束时，才点上麻秆火，照着道路、照着溪流中当做桥梁的大石头，摸十几里山路回家。 在玩电影的时候，银幕是用三根楠竹搭起来的，平时不用，就由六队的保管员保管起来。因为怕发电机的响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机就放置在场房屋的后边。由于那个场房是北屋，发电机放在屋后背风，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管发电机的放映员，处在背风处少受罪，可以裹一个军大衣，坐在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吃。放电影的两个人都不傻，一到马寨放电影，争着去管发电机。这让小宝等几个小朋友，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不在前边放电影，却争着管发电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前边放电影才最好，边放边看，多过瘾！因为他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放电影的，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只有孙二孬不想当放电影的，他说，自己将来娶一个老婆，让她放电影。别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诡秘地一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日那些放电影的。”后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知道，孙二孬这么恨放电影的，原因是有一次，放电影的老齐在他家吃派饭后，磨蹭着不走，他妈让他出去玩，他玩了一会儿回家，撞见老齐光着身子，正在他妈也光着的身子上努力，就一下子恨死了放电影的人。 山里比不得城市里的电影院，图像、音响都很差劲儿。有一次风太大，正顶着银幕吹，人物都变了形，扛肚子凹腰的，上面的大闺女也不好看了。更可笑的是，音箱没有办法固定在竹竿上，放在了离银幕北边十来丈远的土堆上，看电影的群众长了见识，他们原来以为银幕上的人说话时，口形和声音是统一的，声音像是从那块白布上发出来的一样。这次才知道，他们听到的，并不是从演员嘴里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钻出来的。 那时候，群众能够看到的电影片子主要是《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牧童投军》等几部影片，为数不多的译制片，都是来自前苏联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部片子看了多遍以后，剧情和剧词人们都会背了，演员们还没有张嘴，人们就学着京腔替他们说了出来。小孩子们主要是记住了挥舞军刀的日本鬼子“大太君”，双手握着一根竹棍，张牙舞爪地叫着“八格牙鲁”和“杀个鸡鸡——”大一点的孩子，则学会了上边更精彩的地方。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论辈分他应该叫孙二孬表叔，他却从来没有称呼过他，还多次拍着孙二孬的肩膀，学着《南征北战》上一句台词：“我说同志啊，以后别再叫我老大爷了，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是个民兵啊！” 可惜在那时候，电影里没有恋爱镜头，要不然，山里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元叔和凤姑好，是元叔替他妈送信办成的；有人说，其实不是在送信时办成的，而是两个人在看电影时，挤挤扛扛、摸摸索索搞上的。反正这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最清楚。我只是在这里猜想，当元叔拥抱着凤姑的时候，肯定也多么想如同《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那样，拍着哭哭啼啼的凤姑的脊背安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他连这点可怜的幽默也不敢有，这句台词必定哽咽在喉头里说不出来。 公社院里有电话，那条专用的电线，就从杜小宝家门前扯了过去。电话线有两个功能，平时通电话，早上、中午和晚上，还通一两个小时的广播。公社里的墙上，就安了一个广播匣子，是一个木制的一尺见方的方形盒子，油漆成红色，中间挖了一个圆孔，蒙着一块黄布。刚安上时，周边群众都很稀罕地来听广播。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猜想，广播匣子里边说话的、唱戏的，一定是些从电线里传过来的小人人儿，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四方匣子，怎么可能容纳下那么多人？这些人不说话、不唱戏时，也不知在里边吃的什么，干的什么。 公社院里的小广播，挂上一年多以后，就开始出毛病。有时正在大声广播着，突然声音变得极小了。县里邮电局的领导，派来技术人员修理，通过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在这一条从上边传来的电话线上，进到马寨村里的那一段，吊上了好几个小小的扬声器。这是寨子里几个大孩子干的，他们从县城亲戚那里，搞来了这种小玩意儿，爬到通向公社的主电线杆上，扯下一根铜线，接在小扬声器上，再用一根线头接地，到了广播时间，就可以收听广播了。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监听公社领导与上级的通话。这种小小的扬声器，是一个黑色的小圆盒子，依靠套在一个磁舌上的线圈振动，带动盒盖上的金属发音膜出声。声音并不大，但功率大、耗电量太大，一接到主线上，就把通向公社的广播电流耗散了许多，所以公社院里的广播匣子，肯定不会太响了。 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邮电局的人住在公社院，白天打牌，夜里出来检查线路。偷袭了几回，没收了好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并且张贴通告，如果再发现有人私接小喇叭，以破坏“三大革命”论处。从此，几个大一点的年轻人，就不敢再私接小喇叭了。漏网的小扬声器，竟然流落到杜小宝手里一个，他不仅学会了偷偷地接在公社的电线上听广播，而且把里边的线圈拆下来，重新缠绕，把里边的磁铁去掉再安上，反复试验，试图弄明白其中会发出声音的奥秘，让他失望的是，除了感到接到了通向公社院的主线路上时，只要来了信号，把小扬声器的线头含在嘴里发麻以外，其他什么道理也没有弄明白。 第6节 劁猪娃 第6节劁猪娃 七太爷失踪的第三天上午，劁（qiāo）猪的张麻子，背着他的标志来了马寨。劁猪的师傅在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叫做“择猪的”。他们的标志是，走乡串户时，必定背一根龙头拐杖一样的木棍儿，龙嘴的两边，飘着两绺儿龙须。龙须是用白色或黑色的马尾(yi)做成的。山里人都知道，这龙须用什么颜色的马尾，很有讲究，用白色的，说明这个劁猪师傅是“门里出身”，家传的传家手艺；用黑色的则是说明，他的手艺是从外姓老师那里学来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很相信的是家传的手艺人，实在等不及了，才用黑胡子“择猪师傅”。因为，家传的手艺没有保留，劁得净，出血少，伤口愈合快，劁过的猪受损不会太大，容易养大，长膘快。其实，这种猪的“外科绝育”手术是很简单的，两种出身的师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据说，在这一门行业里，有这种规矩，是从中华医祖华佗的家人那里传下来的。当年，华佗被曹操迫害，为了怕自己一生积累的经验落入贼人手中，临终前秘密嘱咐家人，要把自己记载的东西统统烧掉。烧到最后时，他的家人偷偷地藏起了一页，这一页的内容正是劁猪的技术，这门让他的子子孙孙吃喝受用的手艺儿，自此传了下来。沿用至今的手杖上龙须的区别，劁猪师傅代代自觉遵守，自己挂不了白胡并不要紧，传给自己儿子，这白胡就可以挂上了。由于这门手艺儿的技术含量实在不大，从古到今，没有多少更新之处，所以从来没有发现，该用黑色马尾的人而冒充“门里出身”，用白色马尾的。 张麻子来到杜家，受到了杜家老少的欢迎。他们家的老母猪生的一窝猪娃儿，已经满月，卖剩下的两只猪娃儿，准备自家饲养。这两只小猪正好该劁了，所以即使张麻子不来也要请他。 张麻子来到猪圈前，母猪正在猪圈里，躲着要吃奶的两只小猪，在猪圈里的椿树上蹭痒。杜小宝的爹爹跳进猪圈里，去抓两只小猪，母猪“咴咴”地蹿过去，要保护它的宝贝娃娃。杜小宝的爷爷拿着一根棍子打老母猪，让小宝的爹爹一把一个抓了出来。一只是小“狼猪”（公猪），一只小母猪。劁猪的价格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劁一只狼猪一毛钱，劁后的公猪娃叫“牙猪”；劁一只母猪两毛钱，劁后的母猪娃叫“槽屯儿”。不论是“牙猪”或者“槽屯儿”，已经失去了性别的含义，但人们仍然认真地加以区别，这些复杂的称谓，很可能与当地历史上留下来的土匪黑话有关。 张麻子手狠、手快、手准，当小宝爹爹揪着一只小猪的耳朵交给他时，他不管小猪怎样要命地“吱吱”叫，一只脚踩着猪头，非常麻利，三下两下就把小猪给劁了。当然劁母猪不如劁公猪快，公猪的睾丸裸露在尾巴下边，一刀下去，把两只布满红血丝的白色椭圆球挤出来，伤口也不缝，顺手在墙上抓一把老墙土，抹一下就算消炎了。母猪的卵巢在腰部，张麻子就得在小母猪的腰部，找到准确部位，一刀下去，割出一条寸把长的口子，食指伸进这个口子，一抠一抠地朝小猪肚子里掏，把小母猪的“子肠子”掏出来，割掉后，再把伤口用棉线缝起来。脚一松，小猪娃立刻惊叫着跑回了猪圈，没有再用老墙土消炎。老母猪赶紧用肚皮把两只小猪保护起来，仍然惊叫着，两眼瞪着一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只小猪劁完以后，张麻子一边洗手，一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小宝爷爷说：“杜大叔，昨天我在大宋庄，碰见七太爷了，我问他，到这儿干啥？他说要到西乡赵集看稀奇去。还交代我，要是到了你家，说一声，不要惦记，过几天就回来了。” 小宝的爷爷说：“哈，这老头准是犯癔症了，赵集有啥稀奇好看？”一圈人都想不起来赵集有啥稀奇，但总算是有了真信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劁猪这门手艺儿是从祖上传下来的，骟牛马就不知是从哪里传下来的。不过，这些大牲口，都是只针对雄性去势，雌性的反而要对它们的生育能力加以保护。雄性去势工作，饲养员就能完成，也不用动刀子，就是用细皮绳，把牲口的睾丸系住，使劲绞断就行了。经过去势处理的大牲口，体格健壮，性情温驯，没有了传宗接代的功能，纯粹变成了使役的牲畜。 孙二孬、刘臭蛋他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杜小宝看过小宝爹、发旺哥们骟牛。一头接近成年的小公牛，可怜巴巴地被吊在高处，四条腿紧紧地拴在四根木桩上。几个牛把，用牛皮绳子，缠在小公牛的睾丸上端精索处，用一根“小杆杖”绞这根皮绳。小公牛疼痛难忍，又挣扎不得，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让人把它们先天赋予的功能给销毁，只是两眼向天“哞哞”叫。 这种近乎残忍的去势手术，让饲养员们有说不出的兴奋和骄傲。骟后的公牛，睾丸要肿好几天，疼得不吃草，不倒沫，这要是被发达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了，不游行示威才怪。现在，所有黄牛，基本上很少使役了，都是一道菜，没有必要去势了。然而，不管猪、牛、羊，变性，都应该认为是痛苦的事情，为了人类的生存，它们不得不付出去势的代价。 第7节 小宝一家 第7节小宝一家 张麻子带来了七太爷的消息，大家就不太着急了。其实急也没用，就让这个老头随便跑去吧。少他一个人不要紧，反正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 小宝的爹是个牛把，使唤的是两头骟过的公牛，个子大、力气大，能扛大活儿，是我们八队排头号的一犋耕牛。使唤这犋牛的牛把又叫“大把”，种庄稼的水平似乎比别人高一些，工分也高出一两分。小宝的爹很为自己的大把地位而自豪，在赶牛的鞭子上，下了不少工夫，生产队买回的用三根细竹竿卷成的扎鞭杆，他总是优先地挑来挑去，找出最长的、最富有弹性的用，还经常在牛皮鞭头上绑一根红布条，甩起来“啪啪”的山响。 七太爷在家时，晚上喂牛用不上小宝的爹，都由七太爷代替了。七太爷出走后，小宝的爹就得住在牛屋里伺候牲口。他不睡七太爷的那个草池子，自己又搭了个地铺。到了白天，不是赶着牛车拉庄稼、拉粪，就是把犁耙放在拖车上，赶着牲口，到收了秋的铁茬子地里，第一个“开墒”。然后再和别的牛把一道，弓着腰使劲按着犁子，在有点干硬的耕地里卷垡子。全部犁完后，他又率先站在装有二十几根钉齿的耙上，又是顺耙，又是斜耙，把土地抚弄得平整，松软。地整得好不好，有一条检验标准，就是小宝的爹，用他的扎鞭最粗的那一头测量，如果松松地插了进去，拔出来时有股吸劲儿，就算整好了。整好的地，就可以播种了，一般再由一个年轻女人帮耧，一个老庄稼把势耩地，把小麦种子播撒在地里，期待着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小宝的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席匠。他也是一个山里少有的能人，手很巧，会编筐窝篓，尤其擅长用高粱秆，又叫秫秆破成的篾子，编织席子和生产队囤粮用的“茓子”（又叫踅子，一种窄而长的粗席，可以围起来囤粮食）。 现在正是秋天，刚刚砍下来的高粱秆，就是冬天编席用的上好材料。生产队里把高粱秆留下一部分集体用，大部分分给各户社员。小宝的爷爷只要从地里回到家里，就忙活着把分到手的高粱秆，用砍刀剁去须根，用一只破镰刀卷成圆筒状的工具，一根一根地刮去外皮，晾晒捆扎。 到了冬天农闲时，小宝的爷爷把高粱秆破成柈子，用水浸泡滋润一段时间，拖到打麦场里，用石磙碾压蓬松后，在硬地上揳上一根铁耙齿，耙齿旁贴放着一块砖头，再拿一把一头包有破布的薄钐刀片。他用这种简易的设备，耙齿挡着刀片，刀片垫在砖上，把喷湿滋润好的秫秆柈子，夹在刀片和砖头中间，一条一条地刨去内瓤，刮成秫秆篾子，就可以用来编出各种篾席。当然，编席的材料还不只高粱秆，苇子是更上等的原料，只是我们这里不多见这种东西，只好用高粱秆代替。即使是用这些普通的来源广泛的秫秆篾子，小宝的爷爷也舍不得浪费，邻居家需要几领篾席，送来的秫秆，他能够准确地估算出，多少捆能够编一领席子，从不多要他们的秫秆。刮好的篾子不论长短，都能用上，一场活下来，基本上没有剩余篾子。即使有了节余，他也把这些碎篾子编成防雨防晒的凉帽，算是奉送。 小宝的爷爷在编席时，用的工具也非常简单，只有一把钐刀和一把铁制的鞘刀。这种鞘刀，弯成一个钝角，一端圆圆的当手柄，一端扁扁的打有槽沟，用来签插篾子。鞘刀的另一种用途是拍打席边，可以把窝翻到席子背面的篾子签，插在席子纹路后，“啪啪”地拍打弯曲处，把席边抚弄平整。 小宝的爷爷因为有了这等出色的手艺，生产队里还专门种了一些红秆高粱，做成的篾子是红色的，可以配着白色的篾子，编织成带“红双喜”和花朵图案的花席，为年轻人结婚时做床帷用，增添了不少喜庆。他的这个专长，使他在这一带山村受到尊重。到了冬天农闲时，有不少人家请他去编席，管饭不说，还要给一点钱作为酬劳。寨子里有四五个年轻人，跟着他学手艺，只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不善言谈，教的徒弟如果没有悟性，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有两个徒弟，只是学会了编织夏天戴的凉帽，不要说编葛纹席（一种用特殊的挑篾方式，编出的席更加致密，可以用来晒面用），连一般的席都不会编，就以为自己出了师，让小宝的爷爷说起来，很瞧不起他们。 小宝爹爹在父亲的熏陶下，也会编席、编凉帽，但有了小宝爷爷，就显不着他了。他的拿手功夫是泥水匠和织箔、织苫子。 织箔用的原料也是没有去外皮的秫秆，用一根架起的直木杆，做架子，吊上十几个卷着麻经子的砖头，或者长条形石块，相互翻卷，把一根根独立的秫秆，编织成一定长度的单片子，我们那里把这种东西叫做“箔”，主要用于铺床，也用于站玉米棒、站红薯干，与“茓子”一样，当盛放农产品的工具。当然，“箔”的用途还很广泛，如搭成木架子，上面摊上一领“箔”，在箔上晾晒棉花、薯干，通风透气，防止霉变。再如，新盖成几间草房，也往往用“箔”把间道分隔起来，涂上泥巴阴干后，就是板壁。 第8节 小宝一家 第8节小宝一家 织苫子的材料是麦秸。群众割麦时，专门找一种长秆品种的小麦，捆成小捆儿。在打麦时，不用石磙碾压，直接摔打掉子粒，再捆起来备用。到了阴雨天气，把木门板摘下来，架在两条长凳上，两端用麻绳摽着，搭成架子，用与织箔同样的方法，织成麦草苫子。 在我们马寨，家家户户用的木床，一般只有五根木牚儿，上边先铺几层箔，再铺苫子，苫子上边，铺的是小宝爷爷编的篾席。所以，他们爷儿俩的产品都很实用。床铺上的这些用品很优秀，但他们的棉被就不多了，往往只有一条破棉被，冬天里没有褥子铺，睡在冰凉的席上，叫做“抹光席”，很冷很受罪。 这种床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睡上去响动太大。你想，新婚夫妇睡在上边，床边上有一个小孩“压床”，这压床的小孩不要紧，一会儿工夫就会睡得很死，但两人只要一折腾，就会把他弄醒。再说，外边还有听房的，任何响声，都可能成为第二天的笑料。同时，都是房子不多的人家，一屋子家人，相互之间的响动都能听见，一动就“咯吱咯吱”响，这小两口怎么能够尽兴？ 他们这个家，因为有了七太爷，就算是“五世同堂”了。其实，七太爷只是小宝爷爷的近门爷爷。有关七太爷的事情，以后还有交代，这里不再多说。 小宝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加上七太爷，他们一家九口人。要不是当木匠的叔叔，前年分家搬了出去，这在我们山里一带，是比较大的一个家庭。 人多了，就吃得多，小宝的奶奶就得经常磨面。生产队里有一百多号人，只有两头小毛驴，由一个饲养员喂养着，各户的人口不等，磨面的需求就不一样，小宝家人口多，就得多磨几回。所以，磨面不能排班次，只能“挂号”，只要事先给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打招呼，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磨面。这一过程，当地人叫“问磨”。生产队里的牲口，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牛吃的草料，是生产队专门留下来的。对毛驴，吃的草生产队还供应；料，却是自己转圈子挣出来的。 小宝奶奶到了磨面这一天，就要起大早，把淘干净的粮食，拿去在石磨上研磨。这种做石磨用的石头，发暗红色，纹理细腻，有一定的硬度，只有襄县的一个山上才出产，由石匠们锻造后，就成了家家户户制面粉的专用工具。用上一段时间，就有石匠专门来重新打磨一次，以保证石磨牙齿的锐利。 小宝奶奶磨面，很心疼粮食，磨一次面，浑身上下弄了一身白，头是包着的，眉毛变成了白色。她就把一身面屑扫一扫，哪怕是一小把，也要收集起来给鸡子拌食。不仅这样，在磨面时，粗细粮上磨的先后顺序，小宝奶奶也很有讲究。开始磨面的第一茬，磨的总是小麦这种细粮，磨得非常认真仔细，临了还要用杂粮“透一透底儿”，把小麦有限的面粉，刮个罄尽才肯罢休。最后留给毛驴的麸皮，就没有什么内容了。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总骂小宝奶奶是“老尖刀”，让辛苦的毛驴，白白曳磨不吃麸子！小宝奶奶也要同他相骂一番，说留下来的东西，他不用来喂毛驴，都是自己偷吃了！不然，为什么你这么胖，毛驴这么瘦？ 小宝奶奶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磨面、做饭，小宝妈妈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纺织，她娘家当年给她陪嫁的是一台纺棉花的车子，进了杜家门后，她和小宝奶奶共同使用一台织布机。婆媳二人一年四季没有休闲过，她们趁生产队干活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安布”，给大人、小孩做衣服。 在织布之前，必须轧花、弹花和纺线。到了秋天，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分了几斤子棉，小宝爹爹和爷爷，首先到队里的轧花车上，用脚蹬的办法，通过这种铸铁做成的轧花机器，把棉子脱去。然后，再到大队的弹花柜上，用手摇的办法，通过这种木制的、内部装有满身尖齿的圆辊子弹花柜，把轧好的皮棉，撕扯上两三遍儿，去掉“破子”，弹出来的棉花非常蓬松，体积顿时膨胀了好几倍。 小宝的妈妈和奶奶，把弹好的棉花，用一根秫秆莛子，熟练地扯下一小片，裹在莛子上，在一块光光的木板上来回搓，搓成长度相等、粗细均匀的空心“花捻儿”，备好了纺线的材料。从此以后，婆媳二人几乎每天很少睡觉，两台纺车的嗡嗡声，成了这个家庭具有生气与活力的象征，仿佛从来没有停止过转动。她们婆媳二人就那么纺呀纺的，织呀织的，比男人们要辛苦得多。然而，她们做成的土布衣服并不耐穿，一家人的屁股上都打有补丁。奶奶终日抱怨，这一家老少不知怎么啦，不光是嘴里长牙，连屁股上也都长了牙。小宝的小妹妹小春，就摸着自己的屁股，反复揉搓后说：“奶奶，我的屁股上没有长牙！”奶奶哭笑不得，还得夸她说：“好，好，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屁股上没有长牙！” 七太爷走了四五天了，还没有回来，大家表面上不着急，嘴里也并不多念叨，其实心里还是挺牵挂的。 第9~10节 石器 正在看这部怪书的朋友们，你可能有点着急。你这个作家算是奇了怪了，很多作家写小说，都是通过事件来描写人物的，而这部书却是通过穿插人物来写事件的，有点不在套路。你要是这么想，我得感谢你。你真是高法眼，把我的意图看透了。我其实就是想通过我们那里传统的民风、民俗，体现某些农业社会的历史真实。多少人讨论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当代，这些很民族的东西，有些由于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很快就要失传了，我能把它记载和表述出来，多少带有一点抢救的性质。这种愚蠢的念头，有点像生物学家们一样，为濒危或者正在灭绝的物种唱挽歌。 后来，在唐都市成为大款的孙二孬对杜小宝说：“日他妈，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叫人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我回到老家去，好多东西都见不到了。小宝，你在政界混，认识的能人多，我出钱，你找人，赶紧把它们写下来。要不然，咱们的后代，不要说根本不知道咱们是怎么混出来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需要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了。”杜小宝觉得，想不到这个经常为了生意，陪客人出入高级宾馆，玩高档手机、玩进口小汽车、玩自动麻将、玩漂亮小姐，把都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玩法，玩了个遍的主儿，竟然和自己一样，有一股深沉的怀旧情结。 是啊，这个世界就像装上了哪吒太子的风火轮子，变化实在太快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了，科学技术随之发展了。英国的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珍妮纺纱机的产品，用机动远洋货轮运载着，伴着洋枪、洋炮，轰开了整个世界。从那以后，全世界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消失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打破了。特别是近百年，微电子学和光学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带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们还预测，人们还要进入生物时代、纳米时代、太空时代。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产业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经济形式也由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现在又成了知识经济。人的头脑也快速进化，小小年纪的学生，也都能够操电脑写玄幻小说了。这样看来，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显得很笨，很拙劣，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最不经济的知识。 打住，打住。还回到马寨。还回到七太爷失踪的那个年代。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我们马寨在这个年代，基本上还处于石器和铁器并存的时代。 前面已经说了石磨，其实还有石磙、石碾、石臼，家用的物品，磨刀用的磨石不说，捣蒜汁、捣辣椒泥用的也是石头擂臼。 石磙是用来打场的，一到麦天，我们八队的几盘石磙一个月也闲不下来，第一遍先把子粒碾下来，就得十几天。一场新割下来的小麦，堆得半人高，被太阳烘晒以后，牛把们就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奋勇地冲了上去。碾轧一遍后，体积降下来很多，劳力们把场翻上一遍。再经过太阳暴晒，牛把们再次套上石磙碾压。在这个过程中，石磙后边还要加上一条穿孔的月牙形比较粗糙的石板，称作“捞石”，通过它在麦草上拖过去，对麦穗产生揉搓的作用。 牛把们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青壮年劳力们把麦草擞去，留下麦糠、麦子，顺着风向，拢成一嶙，把粮食扬出来。嶙好后，在有一定强度的风中，有人扬场，有人在下边用扫帚“打劣”，把“麦余子”（没有碾透的麦穗）扫在一边，新鲜的粮食就干净起来。 打麦的第二遍比较简单，主要是用石磙把已经脱过子粒的麦草重新碾轧一遍。这样做，可以把麦草打软，给大牲畜做饲料。同时，也是一次复收，把里边尚存的小麦继续收打起来。这一遍碾后的麦草上垛后，整个麦收才算完结。 正因为如此之慢，麦收天气突出一个“抢”字。八队生产队长贵亭叔，只要到了焦麦炸豆的时候，几乎睡不了几个囫囵觉，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怕就怕天下雨。不过群众并不慌，反正都是集体的事情，天塌砸的是大家。 到了麦天，大约是在阳历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气，本来天长夜短，贵亭叔只要听到“吃杯儿茶”的叫声，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开始敲钟，把生产队里男女老少叫起来，人人抄着一把在头天晚上已经磨得锋利的镰刀下地了。为了调动大家割麦的积极性，按割下来的遭数记工分，手快的人可以比手慢的人多出一倍以上的活儿。特别是妇女们，割麦速度比男劳力们快，“拱起垄子”来，只听“刷刷”的一片声响。因为壮劳力还要装车、还要到场里干活儿，割麦真正的主力军就是妇女们，她们把麦子割了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 下边的农活儿，是牛把们用牛车拉麦。一挂大车跟一个壮劳力装车。装车是一桩有技巧的活儿，所有装上去的麦子，麦穗都是朝里边排放，把麦茬朝外边。装满车的麦子，重心必须落在车轴上。不然，太靠前了，压牛的脖子，叫做“辕沉”；太靠后了，能够把牛脖子吊起来，叫做“辕轻”。（“辕轻”和“辕沉”的辕字，被我的乡亲们把音读转味了，说成“檐”字的读音，你也可以用“檐”字的读音念“辕”字，更能体现出我们那里土话的韵味儿。）装车时，牛把和一个壮劳力把一铺铺的麦子，一杈杈地从地上挑起来，往车上从头至尾排放，上边用一个妇女踩车。三个人协同作战，把车子装得四棱四正，再用一挂长绳煞着，无论走多么坏的土路，也不会翻车。拉到场里后，壮劳力们拿着桑杈，把麦子抖乱，打成铺儿，一杈杈叉起来，堆成大垛。生产队里的小麦全部割下来，垛成垛后，贵亭叔悬着的心才能够放下来。因为有句老话说，“麦上垛，谷上场，豌豆扛在脊梁上”。除了豌豆这种作物必须及时收打以外，其余的粮食只要垛在场里，等等再打也不迟。 再说一说石磨的故事。 我们八队仅有两盘石磨。有一盘石磨，还是生产队长老婆贵亭婶的陪嫁物。贵亭婶的娘家，住在河南省襄县那个产磨石的石山下。娶她来的时候，贵亭叔的堂兄、堂嫂和堂弟，套了一辆戴着红花的牛车，跑了四个对时（四天四夜），不仅把贵亭婶拉了回来，也拉回了一盘石磨。那时候，我们马寨刚刚解放不久，老百姓分了地，过单干日子。谁家有了一盘石磨，好处很多，邻居来磨面以后，余下的麸皮，可以养猪、喂牛，春荒时，人也可以吃。一头毛驴蒙上眼睛，在磨道里整天转，麸皮却轮不到它享用。捣蛋的毛驴就会在曳磨时，冷不防地把嘴伸向磨盘，馕上一嘴。对这种贪吃的毛驴，就要用一根木棍儿，把它的嘴巴与磨盘间撑开，免得它偷嘴吃。 磨面的屋子叫“磨坊”，石磨的周围叫“磨道”，在磨道里负重奋进的是毛驴。有人形容全能的人说是“会曳磨就会拉碾”，其实不然。比如拉油碾的活儿太重，瘦小的毛驴干不动，往往用马或骡子干。马与驴可以交配，生出来的竟是无性有力的骡子。马、毛驴和骡子，这三种可以用作动力使役的牲口，都是单蹄牲口，它们不同于牛、猪、羊，属于偶蹄动物。它们被人们蒙上眼睛，在磨道或者碾道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行走，蹄子容易磨坏。磨坏了，可以由钉掌的匠人，在它们的蹄子上钉上铁掌。钉有铁掌的毛驴，转起圈子来，蹄子敲打着路面，会发出“嘚嘚”的响声，和着磨盘呼呼噜噜的声音，女人罗面时“哐嘡哐嘡”的声音，以及女人和毛驴不时打出的喷嚏声，构成了四个声部的交响乐章。 浑身冒汗的毛驴，可能自以为走了十万八千里，其实只在一处打转转儿。长此以往，磨道被毛驴走出了一圈儿沟槽。我们那里的乡亲们，很有丰富的想像力，他们生动地形容喜欢整人的大小队干部，说他们挑人的毛病，就像“在磨道里找驴蹄”一样容易，找你的事儿就有事儿。这要是被宋朝的奸相秦桧知道了，肯定不至于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用那么不负责任的口气，来搪塞世人了。 石磨就这么天天呼噜呼噜地转，磨面的娘儿们，不停地罗了又罗，把粮食子粒加工成面粉，再变成食品。石磨终有磨钝的时候，锻磨的石匠就有了营生。他们背着锤子和錾(zàn)子，专门找有石磨的人家蹭活干。背着锤子和錾子，是锻磨匠的招牌，我们马寨人过去经常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用的一句歇后语，“你不要背驴下山——强充锻磨哩”，就是从锻磨匠的招牌这里借来的。 常来马寨的石匠崔大头，是瓦房店人，手艺好，脾气却古怪，到了主儿家，招待得好，活就做得精细，锻过的磨锋利耐用。招待得不好，他就耍个小心眼儿，让你摸门当窗户。贵亭婶不知道这家伙有这个毛病，就让崔大头扎扎实实地耍弄过一回。 有一天，这个崔大头正在锻磨，听见贵亭叔和贵亭婶小声嘀咕。贵亭婶问：“中午叫崔石匠吃啥？”贵亭叔说：“咱不是还有糖糕吗？”贵亭婶说：“就那几块糖糕，他舅大老远来了，还不够吃。”贵亭叔说：“那就烙点饼子吧。”崔大头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做的活儿有意让石磨的中间少打一点，周边剔得多了一点。 下午试试新锻过的磨时，这盘磨摇摇晃晃，侧侧歪歪。贵亭叔和贵亭婶说：“崔师傅，这一次锻得有点膛高吧？”崔大头说：“不要紧，糖糕叫他舅吃吧。”贵亭叔两口子闹了个大红脸，立刻知道得罪了这个石匠，连忙赔不是，承诺好好招待他，崔大头才把磨重新锻了一遍。事后，贵亭婶一提起崔大头，不说什么原因，只骂他是个“缺德鬼”。 大石磨只有生产队里才有，一部分农户还有一种小石磨，叫做“花磨”。有的地方叫“晃磨”，可能更形象一些。这种小“花磨”，口径一般一尺左右，下扇固定，上扇边上揳进去一个木耳朵，木耳朵上有一个圆孔。使用的时候，用一只木拐子，木拐子的一头插入木耳朵内。一个人手持木拐的木柄，往怀里时猛拉，向外送时猛推，一拉一送，靠惯性让磨扇不停转动。拐这种花磨，用的是巧劲儿，推拐的人，身子有节律地耸动，很好看。 小宝家就有一盘花磨，主要做两种食品，一种叫“懒豆腐”。做“懒豆腐”时，先把黄豆浸泡成又大又白的湿豆，和清水一起放入花磨上扇的孔中，一个人添，一个人拐，配合默契，磨出豆浆来，与萝卜叶子或者其他菜叶子掺和在一起煮，加上食盐就是一顿饭了。 吃这种饭，可以节约粮食，在那个年代，人们想出了许多粗粮细做、节约主食的好办法，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只有我们那一带才有的“粉浆面条”。做这种“粉浆面条”，也要用小花磨，是把浸泡好的豌豆，加上花椒叶子拐出来的。拐成的浆经过过滤、沉淀，下面澄出的是豌豆淀粉（又叫豌豆芡），上边留下少量淀粉的浆水，放在锅里烧开再下面条，就是所谓的“粉浆面条”，与用其他方式做成的浆面条，味道是不一样的。这种汤面条非常好喝，能够吃两碗饭的人，可以加倍地吃上几碗。所以做“粉浆面条”，就不是为了节约，而是带有节约性质的改善生活。隔上一段时间，小宝奶奶说：“拐一顿浆面条膨膨肚儿。”一家人就非常高兴，能够吃上一顿上等的好饭。 再说一种石器，这种石器叫石碾。 八队社员刘八爷的父亲，解放前开香坊，就是专门做香客们对各路神仙敬拜时，用的香火的作坊。任何一种产业的兴起，都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配套。刘八爷家的香坊，在我们马寨一带，能够一枝独秀，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相应的市场需求。 在我们马寨的东边群山中，有一个山头，长得很像一座老式瓦房，巍巍峨峨，峻峭挺拔。背阴的一面，形如斧劈刀削，自上而下，几十丈深，不可攀越。朝阳的一面，景色优美，山上巨石奇诡，泉水丁冬。有土壤的地方，长了几万株百年以上的苍松翠柏，四季常青。从山脚到山顶，盛产山楂、酸枣，还有苍术、丹参、柴胡等多种中草药，生长繁茂。数不清的山花，烂漫怒放，俯拾皆是，点缀得山间道路生机盎然，植被远远好于其他山头。小宝他们就读的马寨小学，一到了春季，老师们组织学生旅游，就要带上干粮，爬这一座山头。这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一路上，唧唧喳喳、奔跑跳跃的孩子们，兴奋异常，欢快无比，吃着干粮，喝着泉水，登石爬树，无视老师们不断的怒喝。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孩子们就会突然肃静，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饱览祖国壮美的山河，体验出生命的珍贵，不知不觉间萌生出远大的志向。 老一辈人传说，这座山顶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佛光，很有些灵气。又传说张三丰在上面修炼过数载，老百姓就因此给这座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祖师顶。祖师顶上边盖了一座祖师庙，用泥巴塑了祖师爷，还有财神、送子娘娘等几个生产生活离不开的神仙。有几个道士，常年住在上边修炼，摆设道场，抽签打卦，收集香客们的捐赠俸赐。附近有一些虔诚的妇女，时不时地也到山上，陪着这几个道士修炼。住上一段时日，面色红润，神清气爽。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信男善女们，都要去上香。所以，这里的香火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上边的香火鼎盛了，刘八爷父亲的香房自然生意很旺。 做香的原料，主要是用榆树皮当做黏合剂，再用沉香木粉、柏树木粉、辛夷、香附子、苍术等当做香味剂，火硝当做助燃剂。把这些东西分别研磨成面，按一定比例把各种料混合，拌成一定湿度，反复碾轧，这种混合物就黏结起来。通过简单机械挤压成条状，再用手工擀成香棍棍儿。用刀截成一定长短，晾干扎把。磨香粉用的是大石碾，一匹骡子整天在碾盘的碾道里转悠。这种碾的碾盘是石头，碾磙当然也是石头。不同的是，这种碾盘和碾磙都不光滑，必须锻造出深深的纹路，起到砸、搓、碾、轧的作用。如此反复磨皱，才把做香的原料磨成粉剂，再用硝水混合碾轧成油泥一样的香坯。 解放后，不时兴迷信了，好逸恶劳的道士们没了踪迹。刘八爷家的香坊没了市场，石碾也失去了碾香料的作用。通过石匠的重新改锻，变成了普通的石碾，邻居们用来轧红薯干、碾苞谷。后来，马寨三队开了油坊，刘八爷二十块钱把石碾卖给了三队。三队请来的做油师傅，把这盘石碾改造成了碾芝麻子的油碾。 油碾、炒锅和打油床，是开油坊必用的设备。 油匠们先是在大铁锅里把芝麻子炒熟。炒芝麻子是个技术活儿，火不能太旺，锅内必须用油铲不停地翻动，芝麻子炒得以发黄偏黑为最好，这种状态出油率最高。这些炒熟的芝麻子，放在油碾上磙轧。刚开始时，芝麻子是松散的，不多久，就变成了近似油泥的片片儿。这些油片片儿，还要放在蒸锅里蒸上一个时辰。蒸好了以后，油匠们再用麻绳，把油泥包成磨盘大的厚厚的圆饼，一层层地叠放着，竖着排在打油的油床里。这些圆盘的两端，用厚厚的硬木板夹着，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用特制的四个楔孔板顶着。打油时，这四个楔孔，有规律地轮流塞进去四个不同厚度的楔子，一个打紧了，其余三个再换更厚一点的继续打。 打油是一个很重的力气活儿。油匠们一站在油床边上开始打油，就几乎一丝不挂，甚至裸体干活儿。他们挥动十几斤重的大锤，朝着镶有钢箍的楔子击打，边打边更换楔子。开始的一段时间，击打楔子的力度不用太大，更换楔子的频率却很快，随着油盘的渐进，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换楔子的频度就低了，大锤的劲道就要升上去。油匠们喊着号子：“杀咿咿呀……得咿咿呀……”一锤比一锤狠地轮流击打四个楔子。金黄色的香油，就从麻绳的缝中渗了出来，形成了淙淙的油流，顺着凹槽流向了油缸。这种油就是所谓的“大槽油”，与全靠热碱水烫浸的小磨油有所区别。 油坊里弥散着喷香的油味儿，所有器械上都浸润了食油。油匠们在蒸汽腾腾的油坊内干活儿，就是不吃油，只闻这油气，也能上膘。一槽油打下来，光光的身子上，全是油汗。换衣服时，就得用黄豆秆灰，在身上抹上一遍，跳进热水缸里洗才能洗净。 打油后的下脚料是油饼，干干的圆圆的好像薄磨扇。三队里留下一些作为种瓜的肥料，其余的分给群众。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打油，到底不可能把油全部浸取，掰开油饼，还有不少的芝麻子粒，吃起来有点碜，但是很香。三队的孩子们，上学时往往带上一小块，与其他队的同学分享。伙伴们很羡慕他们有这么多美味的零食。其实，这些美食，差不多都是孩子们偷偷地拿出来，眼热别的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分到的少量油饼很珍惜，砸碎了，与蔬菜一同熬煮，与“懒豆腐”一样，可以当饭吃。小宝妈有一次哄嫉妒的小宝说：“傻孩子，别眼热他们，三队的人一年要吃下一个石磙！” 三队的油坊，一天只能打出百十斤油，竟然满足了方圆二十来里的供应。因为那时，群众家里分得的芝麻少得可怜，只有到了临近春节时，才有许多群众，兜着芝麻，掂着油罐，二斤半换一斤香油，过上一个好年。 国家由于连年偿还解放初期欠下前苏联的债务，对农副产品的征收一直卡得很紧，土地的产出率又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好转。吃穿住用，一直得不到大的改善。特别是过了天灾人祸的1960年，人们对食品有着痴迷的神往，为了在生产队里分到一点牛肉，孙二孬的爹爹把一条命都搭了进去。 第11节 割牛舌头 第11节割牛舌头 孙二孬的爹爹叫孙满仓，是我们第八生产队的一个牛把。平时少言寡语，是一个再实诚不过的老好人，谁也没有料到，他当年会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案。 他们老孙家，解放前出了几个土财主，其余更多的庄户是穷人。据说，孙满仓的祖上也有几十亩地，日子很好。到了孙满仓的爷爷手里，这个人好吃懒做，又染上了吸大烟的毛病，很快把祖上留下来的家业吸光了。老百姓说那些吸大烟的败家子：“呼儿呼儿，南北屋，咝儿咝儿，东西抻儿（土地），大闺女，小媳妇儿，全进了我的烟葫芦。”孙满仓的爷爷最后吸成皮包骨头，两腿一伸，见了阎王爷。临解放时，孙满仓家是铁杆的贫农成分。 孙满仓的爹爹，给他起的“满仓”这个名字，是图个吉利，试图把败落的家业重新振兴。可是，他们孙家再也没有“满仓”过。 到了解放以后，孙满仓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娶上媳妇。幸好他远门子堂兄孙乃器被镇压了，撇下一个三十多岁的小老婆胡荣花，经人撮合，改嫁给了孙满仓。孙满仓被划为贫农成分，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胡荣花跟着他就很沾光。 那时候，农会划定成分时，一度想把胡荣花定为地主出身，要给她戴一顶“坏分子”帽子。有点懦弱又少言寡语的孙满仓，竟然发了一次威风，背了一口铡草用的铡刀，说谁给胡荣花戴“分子”帽子，老子就和他拼命。他在农会主席刘大爷门前，蹲守了两天两夜，吓得刘家一家老小不敢出门儿。刘大爷想，兔子急了也咬人，就出来安慰孙满仓：“满仓，又不是我要给你老婆戴帽子，事出有因嘛。你别着急，我们再研究一下。” 于是，刘大爷召集来农会的几个干部开会。大家分析到，按说这个胡荣花也是苦出身，是恶霸地主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从要饭的叫花子手里买来的，没有享过几天福，于是，农会的干部们就决定不再给她扣地主分子帽子了。从此，刘大爷的儿子刘庆典恨死了孙满仓，地主的小老婆胡荣花却爱死了孙满仓。 胡荣花这女人，肤色较黑，脸长得却很俊俏。眼儿媚，rx房高，腰部细，屁股翘，说话嗲，走路飘，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骚味儿。她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经常害偏头疼，两边鬓角轮换着贴小膏药。她的小膏药，不是摊在白布上，而是摊在红布上。鲜红的膏药片儿，贴在鬓角上，不但让人不觉得丑，反而增加了几分妩媚。在许多光棍汉眼中，胡荣花差不多就是七仙女下凡。她虽然爱孙满仓，但这种爱更多的是感激成分。她在和孙满仓共同睡觉的第一个晚上，就觉得孙满仓没多大用处。两个人都急了几身大汗，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小虫虫儿，抿进小洞洞儿。她心里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先是嫁个糟老头子，让孙乃器的指头受用；又嫁了个外强中干的庄稼汉，连指头受用也不会。即使这样，她仍然待孙满仓很亲，给人说话，总是“俺的仓”怎么怎么的，亲昵无比。 时间久了，胡荣花到底挨不过正常的生理需求，就不断闹出点风流韵事儿，在地里、麦场里与一些野汉子苟合。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孙满仓本事不济，偶尔动兴与胡荣花交配，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在这个时候，胡荣花非常厌烦他，推开他，给一个脊背，独自呜呜抽泣。 孙满仓心里有愧，对胡荣花与其他男人亲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常常安慰自己说，为人不可妄贪，有人做饭，有人心疼就行了。反正胡荣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两腿间的那玩意儿又不是米面缸，挖点少点。心里逐渐麻木以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除了吃饭，就一直住在牛屋里，任凭胡荣花与野男人纵情折腾。 过了几年，胡荣花生了不知谁是亲生父亲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大两岁时得破伤风死了，只留下了一个孙二孬和一个孙丫丫。胡荣花的“破鞋女人”称呼就在乡亲们中间流传起来。 寨子里的男人们就是奇怪，胡荣花的名声越臭，就越有人想沾她，弄得寨子里的女人，看见胡荣花就“呸”她，还严加防范自己的男人。许多男人吃不到胡荣花的“豆腐”，只好在梦中和胡荣花胡搞一气。倒是胡荣花生了两个小子之后，xx子变得下垂，皮肤开始松弛，黑色变成烟青色，想她的人才少了。只剩下几个光棍汉还是她的老相好，经常掂一捆菜或者几斤面粉，悄悄地去和胡荣花亲热一回。 这胡荣花很有长处，她一段时间只和一个男人来往，对其他人并不兜揽。没有好处她也不干，有了好处，尽量用在男人和儿女们身上，可她自己毕竟在孙乃器家中过好日子习惯了，有些好吃懒做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戴了一头绿帽子的孙满仓，儿女双全，尝到了物质上的甜头，小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滋润一些，完全没有了廉耻和嫉妒，对子女和老婆疼爱有加。 可是生活毕竟太糟糕了。这一年过罢春节，到了三四月份，正是春荒时期，我们寨子里的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基本上依靠挖野菜度日。他们家里的日子虽然好过一些，也没有了不明来历的肉吃。胡荣花和孩子们嘴馋，吃饭时没有少念叨过年的好日子。“一定要想方设法弄点肉吃，让老婆孩子解解馋”，这个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孙满仓的心，让他昼思夜想，看见任何动物，都想把它们变成肉拿回家里。 这一天早上，孙满仓的脸色煞白，跑到生产队长贵亭叔的家里，对贵亭叔说：“贵亭哥，我的那头牤牛不吃草，不倒沫，也不知得了啥病！” 那时候，伟人毛泽东有句农村干部和群众挂在口边的名言：“牛是农民的宝贝。”也真的是这样，农业机械化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牛全部用来使役，是农民最得力的生产帮手。一个生产队里，十几头牛是所有农户的宝贝。贵亭叔一听就急了一身汗，赶紧跑去一看，这头已经十来岁的老犍子，眼里流着泪，卧在牛铺里一动不动，贵亭叔怎么轰也不站起来。贵亭叔和几个牛把掰开牛嘴一看，这头牛的舌头不见了，含了一嘴血水。贵亭叔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叫会计立即向大队支书刘庆典报告。 接到报告后，刘庆典马上带着治保主任张群柱来了，简略地问了一下情况，立即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查。不到小晌午，有几个民兵在孙满仓家锅底洞的灰堆里，找到了那半截用破布包着的牛舌头。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谁也想不到，少言寡语、老实巴交、根红苗正的贫农社员孙满仓，竟然是谋害生产队耕牛的凶手！刘庆典一声断喝：“把孙满仓给我捆起来！”立即有民兵把孙满仓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院。 我们八队的社员，还有其他队的社员，都拥到了公社院。大家都很痛恨孙满仓，认为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公社书记、社长，立即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县公安局指示，马上派人前去押解这个罪犯归案。 在等待县公安局来人时，刘庆典让民兵把孙满仓吊在公社院的椿树上，脚尖挨不着地，直勾勾地吊了一个时辰。开始，孙满仓脸上的青筋蹦了好粗，瘦肋巴上往下流汗，大裤腰子都浸湿了，“娘啊大啊”地号叫，央求领导们把他放下来。孙二孬跑去，见到爹爹这么惨，搬来了两块砖，垫在他爹的脚下。刘庆典看到了，一脚把这两块砖给踢飞了。后来，孙满仓不再叫了，脸颜色变得青白，大眼朝天望着断了气。有民兵去把刘庆典叫来，刘庆典让人把孙满仓放了下来，还踢了踢他说：“日你妈！装死！装死也不行！”等孙二孬把胡荣花喊到场，胡荣花趴在孙满仓尸体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差点昏死过去。 公安局的人到了以后，问了几份笔录，就空手回去交差了。那头牛当然被宰杀了，八队的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块肉。但是，除了小孩子们兴高采烈以外，大人们没有一个吃出滋味来的。 到了“拔钉子”运动来了后，这件事儿才有人写了告发刘庆典的小字报。支书刘庆典为此被抓到县拘留所里，坐了四个月的劳改。回来后，刘庆典又官复原职，因为上级批示，“拔钉子”运动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刘庆典虽然一扫从劳改队回来时头发、胡子很长，又黑又瘦的形象，但整个人深沉得多了，对孙家也比以往宽厚了许多，只是见了孙二孬仇恨的眼光，心里总是打寒战。 第12节 游街 第12节游街 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第13节 红薯 第13节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 第14节 美食 第14节美食 六队的粉坊，是一年一度到刨了红薯以后才开张的。具体的做法是，队里留足了群众的口粮，把多余的、刨伤了的、个子大的红薯全部拉到了粉坊院子里。开始打粉前，劳力们抬着红薯到河里，把盛满红薯的筐子放在水里，用破笤帚把子，使劲地捣，捣去泥土，也捣去了一部分红皮。又抬回粉坊院子里，用石碾或者石臼破碎，对上水，放在吊单里反复冲吊，好像吊豆腐一样，流下来的红薯汁液，经过沉淀，就澄出了粉芡。这些粉芡用吊单包起来，成了四五十斤重的粉蛋。 做粉条时，最累人的活儿是和粉面，一群壮劳力围着一个大缸反复捶揉，把粉面和成很筋的粉面浆，挖出一团就可以下粉了。 在一口开水大锅处，粉匠站在锅台上，拿一只下面钻有指头粗细几个圆孔的大瓢，在上边不停地捶打瓢把子，银丝一般的粉条就顺势流在了大锅里。站得高一点，下出的粉条就细一些。一边另有人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用一根竹竿挑着，找地方晾晒。每打一瓢，就完成一扇粉条。 下粉条一般是在下午进行，因为下好的粉条可以通过夜里冻成一块儿，第二天，敲打一下，把掬出来的冰敲掉，粉条就更加容易晾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下粉条的人可以先吃到新鲜的粉条。在锅里剩下的碎粉条，他们捞出来，用清水漂一漂，加上蒜汁、辣椒糊就可以食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用红薯粉芡做成的粉条发黑，人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在做粉条前，先把粉蛋用“龙黄”（硫磺）熏蒸一下，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发白透亮，很好看。其实这样做，降低了粉条的质量，吃起来还有一种怪味，要是现在，食品卫生部门肯定不允许这么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很普遍。六队的粉坊是他们的副业，正如六队里群众说的，“货卖一张皮”，白粉条确实比黑粉条好销售一些。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食品叫热豆腐。每当到了年下，“二十五，磨豆腐”，一盘水磨几家轮流磨。流下来的浆就用吊单吊出豆汁来，放在锅里煮沸。煮豆汁的时候，豆汁上有一层沫，可以用油渣子和黄豆秆灰掺在一起，熬成“煞沫油”，泼在豆汁上边，豆沫就去掉了。熬开的豆汁，起在培有热灰的瓦缸里，一边用一个长柄勺子向上提豆汁，一边把按照比例调和的石膏水朝沸头浇上去，再少搅几下。这个过程很有技巧，因为搅的时间不可太短，太短了豆腐太嫩，不容易出浆，太长了，豆腐变老，出不了多少。焖上一会儿，用筷子扎上去直竖竖地不倒了，就可以起出来压成豆腐。 在做豆腐这一段时间内，小孩子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有三个机会解馋，先是洗刷烧豆腐汁的锅时，锅上边没有烧糊的豆皮很好吃，可奶奶不让小宝和弟弟、妹妹们吃，说是吃这种东西“糊脑子”，影响智力发育。再就是喝豆腐脑儿，压豆腐之前，每人盛上一碗，喝个痛快。当把豆腐压上了一定时候，揭开压单，这新鲜豆腐仍然很热，切上几块，用滚刀的方式垛在碗里，加上辣椒糊就成了美味的食品，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淋漓。如今，我们那一带，还专门有一些卖热豆腐的，就是这么简单地操作，简单地食用，大家都喜欢吃。 你一定又会说，怎么尽是描述这些琐琐碎碎的吃食，什么意思嘛？我得告诉你，“民以食为天”，“饱汉不知饿汉饥”。挨过饿的人，最知道饥饿是多么折磨人的滋味。在缺少吃喝的年月里，有了吃的，是多么高级的享受啊！现在的人们，已经淡化了对食品的需求，年轻人看病号，送的是鲜花。在他们眼里，食品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调。而许多上点年纪的人，仍然送方便面、水果和鸡蛋等食品。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食物的重视。过去人们见面的问候语“吃了没有？”比起外国人的“hello”（您好）要实际得多。在我们那个地方，更为奇特，晚上人们见了面，相互的第一句问话是：“喝汤没有？”这说明，在我们那里，祖祖辈辈、家家户户到了晚上，有喝汤的习惯，为了节约粮食，是只喝汤面条，不吃馒头的。杜小宝他们家乡的所有人，到了外地工作的前几年，往往对生在外地的朋友、同事或邻居，晚上见面的问候话，仍然习惯地问：“喝汤没有？”常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自己才马上意识到，这句俗语其实并不通俗。 第15节 山恋 第15节山恋 在七太爷失踪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马寨静夜不静，出了一件大事儿。 这一天晚上，几个基干民兵巡逻时，路过八队的麦场，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了“敌情”，逮着了元叔和凤姑。他们两个半光着身子，躺在麦秸堆里做爱，凤姑发出痛快的呻吟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被一伙人抓了个现行。元叔和凤姑又冷又怕，哆哆嗦嗦地被民兵们推推搡搡地抓到了大队部，治保主任张群柱草草地审问了一番，因为凤姑是支书刘庆典的堂妹子，又是一个脸皮特别薄的女孩子，就先把她给放了，留下元叔反省写检查。 这个晚上，凤姑她妈哭着要上吊，寻死觅活，把凤姑她爹吓得要死，凤姑的两个弟弟急得要死，凤姑她妈才没有死成。凤姑捂着被她爹扇得红肿的脸，只是躲在自己的闺房里痛哭。后来，凤姑她妈折腾够了，没有气力了，不再哭闹了。凤姑却喝下了打棉花的农药“乐果”，等家里人发现时，她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一家人赶忙喊来堂兄弟们，用草篓子抬上凤姑，就往十几里外高楼街的区卫生院跑，卫生院的医生们见惯不惊，紧急抢救，又是洗胃，又是灌肠，幸亏喝得不多，命总算是保了下来，把她妈又心疼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十来天出了院，漂亮的凤姑，已经不是往日梨花带雨的俏模样，而是成了一只病鸭子。 实际上，元叔和凤姑已经好上几年了，队里早有传闻，可是谁也没有拿着真实凭据。再加上凤姑她爹妈，在队里说话办事太占地方，惹大家讨厌，有了风声，也没有人讲给他们，他们一直蒙在鼓里。现在知道自己的黄花闺女让人占领了，咋能不着急？ 元叔和凤姑好上的故事，还得从前年元叔替他妈往车辙沟大队送信说起。 元叔是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四方脸，尖下颏，眉心里有一个红痣，有人说主大贵，有人说他命犯桃花，一生贫寒。到底主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反正因为是地主出身，长这么大了，从来没有遂过心愿。上学时，他的学习出奇地好，要是在现在，考个“一本大学”上没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地主成分，迫使他早早地下学务农。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在寨子里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住他。小宝爷爷的那点看家本事，让他看了几次，就非常精通了，但他从不给人编席、编凉帽。买了几件木匠家伙，做出的木工活，比学了三年才出师的小宝的叔叔强好几倍。他去七队的铁匠炉上打镰刀，让铁匠们按他的要求淬火，那镰刀锋利无比，凤姑割麦用的镰刀，就是他亲自特制的。他用莛子做出来的宫廷楼阁，非常精妙，要是现在，是价值很高的工艺品。 凤姑也是我们山寨里少见的好姑娘，人尖子，长得秀美，脸上的红霞夜里睡觉也不会消退。寨子里的小伙子没有一个见到她后，不垂涎她、在梦中想她的。小时候上学学习也很有成色，上到小学五年级时，眼看要出落成一个美女，她妈听说有几个半大小子在半路上调戏她，说啥也不让她再上学了。她哭闹了几场，也没有让她妈动心，只得在家里主攻针头线脑。她不仅长得漂亮，心眼儿也聪慧，手也灵巧，纺花织布，样样精通。纳得一手好鞋底子，做出的方口鞋，哪个姑娘也比不了。长成大姑娘后，在她妈的调教下，十分勤快，一天到晚闲不住，把她妈全都替下来了。嘴赖的发旺哥，有一次在路上碰见她，死盯着她的俏脸和饱满的胸部出神，凤姑被他盯得害羞，懊恼地说：“瞧你那个死样子！”发旺哥才回过神来，回到牛屋里，恨恨地对其他牛把说，凤姑这闺女将来一定要让“狗日了”！ 生产队里干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热闹。年轻人到了一块儿，有无穷的乐趣。凤姑的情愫萌动以后，头一个瞄准的就是元叔。有一次，二人在棉花地里打农药，她红着脸，塞给了元叔一双自己精心纳制的花鞋垫。元叔想也没有敢想，外国的那个“爱神”丘比特的神箭，穿越时空，跑到了我们中国，射进了他干涸的胸膛。他想到，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拒绝这个值得拿生命去爱护的女孩的爱情，就想办法去躲凤姑热辣辣的眼神，却又忍不住去和这眼神进行太空对接。作为回报，他给凤姑精心编织了一顶花凉帽，用的材料是发青的白茅莛子，里边的帽卷儿是他跑了几十里找来的粗一点儿的青竹竿，破成细细的小丝，编成的新颖帽卷儿，很精致，很好看，缺点是经常挂乱了凤姑的两条辫子上端的秀发。 有一天，元叔去车辙沟大队替他妈送信，回来时下起了雨，走到一座山神庙前，他进去避一下雨，谁知凤姑就在这里等他，还给他带来了一顶挡雨用的大凉帽。见了面，凤姑说：“元哥，我有点冷，你抱抱我。”元叔就一下子把凤姑拥在了怀里，两人在热吻中久久不能分开。 后来，他们只要有了机会，就偷偷地幽会，爱得死去活来。凤姑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他了以后，深情地说：“元哥，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一定要娶我。”元叔哭了，他对凤姑说：“你爹和你妈肯定不会让你嫁给我，我连一点办法也没有。”凤姑说：“不行我俩就跑，跑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好好地和你过一辈子！”元叔说：“你傻呀，这年月跑到哪里还不被抓回来？”凤姑就没有了办法，她让元叔想办法，元叔说：“我们还得在这个山沟里才能过日子，就看你有多大决心了。”凤姑咬着牙说：“要是老人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就死给他们看！”元叔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也不活了！”两个人苦思冥想，到底想不出来什么妙法，就这么经常偷偷摸摸地在一块儿黏着，直到了出事的这天晚上。 第16节 出嫁 第16节出嫁 这天晚上，元叔写完检查后，也被放了回去。他听说自己心爱的人喝了农药，痛不欲生，恨不能一步跑到医院去看凤姑，被他妈拦着了。他妈说：“孩子，认命吧，咱是地主出身，人家根本不可能嫁给咱，长痛不如短痛，千万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是给凤姑添灾，她两个弟弟不把你的腿打断才怪！”元叔就在家里捶自己的脑袋，闷着头睡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终于想通了，到底没有敢再去见凤姑一眼。 凤姑从医院回到家里，等于捡到了第二条性命。她妈不再骂她，而是好言好语地劝慰她。她对她妈说，除了元叔，至死不嫁任何人。她妈就又恼了，说想死容易，想嫁给地主羔子万难。你要是真想嫁给他，先把你娘我杀了再说！然后不再到凤姑身边，只安排两个男孩子轮流值班，对凤姑严加看管，另抓紧托人给凤姑找婆家。 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凤姑她妈捎口信儿让她回来了一趟。二姑在家时，就很娇惯凤姑，凤姑就对二姑哭诉了自己的遭遇。二姑一边安慰她，一边心里打着算盘。可巧二姑有个邻居家的孩子在部队当兵，托她找个媳妇，这一家人很好，虽说住在县城，也比较穷，不嫌弃农村姑娘，再说凤姑的人品没有人相不中的，这门亲事竟然闪电般地促成了。那个城里的小伙子，正好回来探家，亲自到我们寨子凤姑的家里看了一次，备有五百块钱的重彩礼，另提来了许多山里没有见到过的礼物。其中给凤姑两个弟弟，每人一双塑料凉鞋，黑明黑明的，虽然穿着有点硌脚，也让两个小舅子喜不自禁，比他妈还高兴。凤姑的身体健康已经恢复，虽然没有好颜色看，这小伙子依然被凤姑的美貌打动，恨不能立刻成亲。对着凤姑的父母一口一个爹妈地叫，说明自己不久就要回部队，能不能同意他们抓紧把婚事办了？这正中凤姑爹妈的下怀，他们何尝不想把凤姑及早打发出去？所以，凤姑她妈稍稍拿捏了一番，就爽快地答应了，订下了好日子。 凤姑的二姑和侄女睡在一起，把骨头缝儿里的话都劝到了，凤姑就是死活不嫁。后来，二姑气恼地说：“你也不算是对不起你元哥，嫁不给他，就你这破身子，还没有人稀罕哩。咱们女人家，啥都不要信，也要信命。我脸皮也厚了，是个过来人，实在不瞒你，我在家时也有一个相好，还不是让你奶奶给我生生地断了？嫁到城里以后，现在我和你姑父过得多好。孩子，你迷着一窍，你想想，你要是和你元哥生个孩子，出了娘肚子，就是地主的狗崽子，还不是跟着你们遭一辈子罪！” 二姑的这句话，真的打动了凤姑这个梦中人，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总想呕吐，她心里暗暗地想，要不是喝农药的原因，就一定是其他原因。又转念一想，城里离这里那么遥远，自己见不到元哥了，元哥就会慢慢淡化对她的思念。于是趴在二姑的怀里痛哭了一场。二姑心里说，这闺女终于认了。 凤姑出嫁的这一天，一大早鞭炮放得很响，硝烟透过几处院子，钻进了元叔的鼻孔里。元叔的脑袋里一片空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妈妈守候着他，喃喃地念叨着：孩子，千万不要难过，日子还得慢慢地过下去。 日子真的慢慢地过下来了。凤姑到了婆家，丈夫对她十分恩爱，况且这个人相貌端正，有点像元叔的样子，又在部队里干了几年，谈吐和见识甚至超过了元叔。结婚后，凤姑开始对城市生活有点不习惯，后来觉得比山里笨重的农活儿不知强了多少倍，对元哥的思念日渐减少。 到了凤姑出嫁后的七个月头上，她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每当看到自己可爱的小宝宝时，才在心里说，这就是元哥的种子，也就是第二个元叔。她把对元叔的浓烈爱情，化作了对这个孩子的似水柔情，借此消除压在心底里的深深的愧疚。这家人从来没有嫌弃过她，对于这个孩子，他们也没有任何怀疑，只认定是早产了，七成八不成嘛。后来，凤姑的丈夫成了军官，可以带家属了，凤姑就随军走了，两口子都混得不错。到了部队，凤姑的丈夫又让凤姑学了一些文化，她虽然心里总藏着元叔，却从来没有给他通过一封信。 元叔与凤姑断了以后的十几年里，元叔的母亲张罗着为他说了几门亲事，都没有成功，不是人家相不中他的家庭出身，就是元叔嫌人家憨傻痴呆，摇头不同意。最后找的是一个聪明的哑巴，模样还说得过去，尤其是两只眼睛会“扑闪扑闪”地说话。元叔几乎要答应了，这哑巴却突然得了脑膜炎死了。他对妈妈说：“别费心了，我就是一个和尚命！” 元叔的妈妈当然不死心，又过了几年，眼看元叔到了三十四五岁，邻村有一家从四川领回来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女人，原打算和自己四十多岁的儿子成亲，可这个女人虽然嫩绰儿，却脾气暴躁，又踢又咬，半个多月也没有降服，于是，狠狠心要把她转卖给旁人。元叔母亲听说后，亲自到了那家人家，答应出两千元的高价，给儿子买了回来。 这个四川女人到了元叔家，见到元叔，很温顺，元叔也看她有一点凤姑当年的影子，冰冷的心热了，二人当天就住在一起。开始时，他们和衣躺在床上，元叔没有动她一指头，只用两人半通不通的话语说了一夜话，从一般的闲话，发展到说情话，天明时分，竟然成了一对恩爱夫妻。 第17节 换亲 第17节换亲 趁着七太爷还没有回来，我再把嘴赖的发旺哥的事情说一说。 发旺哥的嘴确实又骚又臭，三十大几岁的人了，整天没个正经，不仅在牛屋院和牛把们在一起时，说出去的话儿骚腾腾的，而且不论场合，一张嘴总是不离男男女女肚脐以下三寸地方毛茸茸的家私。生产队里的妇女们，正经一点的见到他，都要躲得远远的，但大多数妇女喜欢听他胡说八道。后来，整天在一起干活儿，躲都躲不出他的脏话，未婚姑娘可爱的处女耳朵，也被他污染得不像样子。他到了哪里，都能给哪里带来一片笑骂声。有人分析，导致发旺哥嘴赖的原因，来源于他对女人的迷恋和对自己婚事的无奈。如他对亲戚关系，就有一种透彻的理解和独特的说法。寨子里要是有人说，谁谁走亲戚去啦，他就会带着鄙夷的神情，戏谑地说：“啥亲戚？亲戚都是日出来的！”既入木三分，又臭不可闻。 大喜源于大悲，他的嘴赖，就是在他成亲以后逐步形成的。他垂涎凤姑，是因为他没有娶到好媳妇。发旺哥有幸娶到了媳妇，不幸的是这老婆太丑。他老婆是个豁子嘴，凹斗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这么一个丑媳妇，也是用他妹妹通过换亲换来的。 发旺哥的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翻身，日子一直过得比别人差劲。他爹从小患有支气管哮喘的毛病，一跌进冬天，就卧床不起，一天到晚披着一条破被子，弓着腰，趴在床上，头顶着篾席，“咳咳”地咳嗽。 为了治疗这折磨人的咳嗽，这老汉一生都泡在药罐子里。但家里穷，吃不起药，父母、老婆给他打听了数以百计的偏方、背方。他吃过油炸的壁虎，吃过苦涩的杏仁儿，甚至喝过“洋油”，偏方用尽，也不见好转。长到壮年时，居然成了一条精明的汉子。 由于家里穷，扛长工的收入不够吃喝，还要靠拾柴火、卖柴火来帮补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山里，柴火是大量的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大山深处，不愁拾不到柴火。一入秋，发旺哥他爹就上山拾柴，割下来许多山荆条、青蒿一类的柴草，稍微晒一晒，半干半湿就挑回家里垛起来，这种柴火叫“压青儿”。用这种办法压出来的柴火捆板正，不掉叶子，不容易掉秤。到了冬天，他爹几乎每天挑一担柴，到十几里外的现在的区政府所在地高楼街去卖。一挑柴火卖不了多少钱，他爹连顿饱饭都不敢吃，换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粮食，养家口。 去高楼街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大沙河。到了冬天，这条沙河上一般由临近村子里的群众，扎下木桩，搭成两三根木棍并列的圆木桥，过这种桥时必须小心翼翼，不然很容易掉进河里。就是这样的桥，牢固程度也很差，搞不好，十天半月就损坏了。发旺哥他爹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赤着脚沿冰凌过河。因为冰凌薄时，还要涉水，虽然河面不宽，一般人也难以忍受这种刺骨的寒冷。久而久之，这种吃一挑卖一挑的生活，让他爹另外落下了伤力腰，寒气腿，三十多岁就成了驼背。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发旺哥他妈又瘦又小的肩上。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可想而知。 发旺哥小时候头上长过疥疮，落下了一头明疤瘌，特别是鬓角上的那一块疤，像个月牙儿，又明又亮，戴帽子也遮掩不住。他小时候，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伙伴们喜欢摘他的帽子，并且嘲笑他：“秃子秃，盖瓦屋，屋子漏，吃小秃的肉。”一到这时候，玩得正高兴的他，立刻恼怒异常，要和别的小孩拼命，吓得小孩们再也不敢说他的缺点。寨子里的大人们说，这小孩子长大不容易娶妻，有一句俗语说：“疤瘌鬓，没人问。” 小秃头的发旺哥，脸长得端庄，脑子聪明，说话口齿伶俐。但他除了秃头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从小不辨东西南北。当牛把的要赶车，让他出趟远门送东西，如果没有人领路，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俺们八队里的社员都知道他有这个怪癖，贵亭叔从来不给他单独放差。也有例外的时候，一般是在交公粮时，才给他单独派差，让他去熟得不能再熟的高楼街。区粮站的几个老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不辨方向的特点，一见到他，故意问他咋过来的，他就会对人家说，我顺着风走，碰到了一条黄狗，经过一棵大树时，一扎鞭把一窝老鸹惊飞了。说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奇人自有怪才，但发旺哥不是奇人。有的人虽然笨，却有一种偏才。发旺哥虽不奇，不太笨，也有偏才，他对音乐就特别有悟性，十来岁就跟着栾二哥练就一手好“四弦”，长大后，成了寨子里“越调”剧团里的头把弦子。 在剧团里，乐队这一摊称作后棚。后棚的任务是打铜器、拉弦子，侍候唱戏的。长成大小伙子后，发旺哥同所有年轻人一样，对漂亮的女孩子充满热爱。就是因为那个让人恨的秃头和疤瘌鬓，剧团里的几个小妮儿们没有一个喜欢他，没有人肯给他多说话，逗他开心，让他心灵愉悦的。只有唱李铁梅的春妮，轮到上场前，才会甜甜地叫他一声“发旺哥”，他的心里立刻麻酥酥的，浑身骨头都痒了起来，侍候起春妮来，非常起劲儿，弦子拉得如诉如泣，捧得春妮的唱腔宛如夜莺鸣叫，闪亮出彩。他经常愤愤地想，那几个傻妮子有什么了不起？还是人家春妮才对自己真有意思。可是，他除了常常看着春妮的红红的脸蛋儿和鼓鼓的胸脯儿发呆外，捞不到任何好处。 发旺哥兄妹二人，他长自己妹妹八九岁。到了娶亲年龄时，二老不断地为他张罗着说老婆，没有一个女孩及其家人相中他和他的家庭。他越是娶不到老婆，越是对女人着迷。 成熟了的男人，有着不可遏制的性冲动，发旺哥晚上做梦，差不多都是男欢女爱方面的事。有时，这梦还冲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胡来。眼看要过三十岁生日，这娶媳妇的好事，只能在梦中不断重现。 有一次，他在大白天，躲在屋里放手铳，被他母亲一头撞见了，娘儿俩的脸一个比一个红得透。他妈对他爹说：“旺的婚事不能再耽搁了，我看他总是用眼剜他妹妹，弄不好时间长了要出事儿。”他爹说：“有啥办法？就是这么个光棍命！”他妈说：“办法总会有的，我去找剧团团长二哥说说，看他有没有门道。” 发旺哥他妈说的剧团团长“二哥”，姓栾，是全寨子大人小孩的“官二哥”，你别误解，“官”字在这里，不是领导的意思，是“公共”的意思。这个人很有特点，可以单独成书，后边再做交代。栾二哥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寨子里许多人在生活琐事方面，没有办法时，总喜欢向他讨教，经过他的点拨，往往能够取得意外的效果。 这一天，发旺哥他妈找到栾二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二哥撮着牙花子，想了半天才说：“发旺是我这剧团的台柱子，干活不错，到了这把年纪，是该说个媳妇了。这几年我也没有少留意，可是他的条件不算好，要给他挑个媳妇确实不容易。不过，眼下有个办法，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发旺哥他妈着急地说：“只要能够给发旺娶个媳妇，用啥办法都行！”二哥试探着说：“在咱这山里，有娃娃亲，童养媳，还有换亲的转亲的，你们要是愿意，你们闺女也快二十岁了，不行就说个换亲的头儿？”一句话说醒了发旺哥他妈，回去和发旺哥他爹说后，就给二哥回了话，托二哥给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家。 换亲和转亲，都是在各家的男孩子不容易找到媳妇时，用本家的女儿进行交换结成的亲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易。不公平也得办，若要建立起这种两点或者三角的姻亲关系，需要反复切磋。换亲的只要两家对等，说成功的几率较大，相对容易一些；转亲的则要有三家相互关联和制约，撮合起来，比较困难。 大约过了半年光景，二哥经过多方打听、撮合，终于在大常庄找到了一户合适的人家。这一家条件和发旺哥家极其相似，也是很穷，也是一男一女，哥哥常有二十七八岁了，比发旺哥大，妹子常桂二十一二岁，比发旺哥小。当然也是男未婚，女未嫁。只是兄妹俩长得都不出众，尤其妹妹更加拿不出门儿。就连这样的条件也不容易找，在栾二哥保媒下，两家老人经过反复撮合，就定了下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发旺哥由于看不中常桂的样子，不同意与他们换亲，他爹没有好气地骂他说：“日你妈，没有尿一泡尿照照自己的脸！好对好，赖对赖，弯刀对着瓢切菜，只要你妹妹不说啥，你还有啥好挑的！”发旺哥顿时没有了脾气，心里说，我的样子是不怎么样，也是你们粗制滥造的，你们不作自我批评，反倒骂我。但他忍了忍没有说出来。再想一想，二老毕竟是为自己操心，还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子搭了进去，自己还有啥可说的？只好点头应承下来。可他妹妹寻死觅活地说啥也不干，发旺哥他妈只好守着女儿哭，一口气哭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妹妹刘发英的心眼儿硬是哭软了。双方定下了好日子，都没有花多少钱，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两个哥哥。 新婚的那一夜，发旺哥确实嫌自己的老婆长得太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在灯下看着这个娘儿们，越看越糟心。老婆的头低着，并没有嫌他是个小秃头，扭扭捏捏地催他赶快睡觉。吹灯后，发旺哥心里尽是春妮们的模样，忽然动念，乘势而上，不料丑女人照样也有一番旖旎风光，发旺哥感到那个软嫩的豁嘴唇，比他想象中的女人要柔美得多，他终于尝到了女人的滋味。 第二天，发旺哥眉开眼笑，走路就像踩着了鼓点，化解了半生的惆怅。经过这一夜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他说话变得粗俗起来，嘴赖得没有说的，甚至有了自己的小女儿，也顺嘴胡说：“好女儿，现在叫爹爹抱，长大了也不知让谁抱哩。”让他妈狠狠地骂他死不正经。 当然，发旺哥娶了老婆以后，生活有规律了，衣服干净了，常桂对他及老人非常贴心，脏活重活全包了，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发旺哥还很有口福，他媳妇常桂的rx房很大，乳汁很多，每生一个孩子，常桂就偷偷地让发旺哥有奶吃。奇怪的是，常桂以及他俩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怎么喜欢吃白面，更加好了发旺哥，家里的细粮差不多都让他享用了，他的生活远远优越于同龄人，越发把他的嘴巴培养得比别人说话难听。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常桂和他生的孩子都很漂亮，两个女儿，大的叫刘玉芹，小的叫刘玉娜，长得就像从画上拓下来的一样，尤其是刘玉娜，白净得如同瓷娃娃。邻居说，老天爷不知怎么弄的，竟让一个秃子和一个豁子生的娃子如此漂亮，彻底改变了他家的门风。 换亲后，两对夫妻很不好称呼。没有姐夫，只有妹夫、嫂子和弟妹，互相称呼，肯定翻转不过来。你不要为此费心，其实解决的办法十分简单，就是“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好在任何称呼都不是整天挂在嘴边上的，两对夫妻春节期间相互走动，拜望岳父、岳母，都是在大年初二的这一天，往往走在路上也碰不到一块儿，没有多少尴尬局面出现。 发旺哥的妹妹刘发英成家后，头一次见丈夫，脸拉得比她男人的驴脸还长，死活不和他同睡。可是到了晚上，又没有地方可去，只得和衣躺在新崭崭的床上。常有想到，你再不高兴，毕竟是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难道怕你不成？于是，使用了超越常规的手段，哪管哭哭啼啼的刘发英死活，下死劲儿按着她，把衣服都扯烂了，硬是把一个黄花闺女变成了媳妇。到了这个时候，痛不欲生的刘发英才彻底就范。她从此恨透了父母，基本上不回娘家，开始的几年，见了发旺哥更是如同仇人，待理不理的，自从他们各自有了孩子后，这种局面才有所缓解。 第18节 旋车轴 第18节旋车轴 小宝奶奶说七太爷“不着调儿”，是有原因的。这个老头很怪，一生中有过多次突然出走一阵子的惊人之举。本来，在我们这个大山里，人们的活动半径很小，好多人一生中，都没有走出大山过。一个仅仅进过县城的人，回到家里，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寨子内的新闻人物。七太爷的心性浮躁，每隔几年不出去转转，就好像透不过气来。他这种突然跑出去的壮举，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来解释，大约是属于“静极思动”，与“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理一样。 七太爷因为年纪太大，在我们马寨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人物。一个人活了三个朝代下来，竟然没有去见阎王爷，那肯定是个“人精”了。其实他的智力并不高，自小除了淘气，没有多大本事。 七太爷小时候上的学是私塾，读了一年，连“三字经”都没有“包本”。这一年中，每当放学回家，姐姐们问他学了些什么。他回答得很带有幽默成分：姐，你们放心，我学的东西别人给我记着哩。因为不会背书，老师没少用竹劈子打他的手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他一指头，他实在受不了，从此，对读书越发缺乏兴趣。一捧起书本来，就不住地打呵欠，把老师气得直摇头，文绉绉地骂他：“竖子不足为训，竖子不足为训！”他并不知道“竖子”是个啥东西，白胡子老师的酸腐味，更让他厌烦得不得了，说啥也不去上学了。父母本来就娇纵他，奈何他不得，装腔作势地要打他，他说，你们要打我，我就跑！一家人立刻吓得变颜失色，只得由着他的性子胡来。从此，他成了一个放牛娃儿，整天和一群小伙伴们，在山上翻筋斗、打群架，爬树上掏鸟窝、下河里摸小鱼、扒螃蟹，偶尔勤快一次，顶多是拾一些柴火，还要闹着大人给买糖果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长成了大人。 在这次失踪的近几年里，七太爷的记忆力迅速减退，经常掂着烟袋找烟袋，拉罢了屎忘记了擦屁股，称呼比他小得多的人“哥”或者“叔”、“爷”，明明没有吃饭却说自己已经吃过了，吃过了饭又问为什么没有给他做饭吃。性情更是“老变小”，竟然像个顽童一样，颠三倒四。孝顺的小宝妈常常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哄着他，责怪他，如同对待小宝兄妹们一样，就连偶尔家里有了糖果或者花生，也要给他留上一份。 在七太爷一生的突然出走中，弄得影响大一点的，好像都与车辆有关。最早的一次出走是关于牛车，这件事情，应当完整地对大家说说。 七太爷生于19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他与杜小宝爷爷的爷爷是一母同胞。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一带，姓杜的只他们一家，称他为老七，并非是堂兄弟们的排行，而是他们兄弟姊妹们男女混排，他是老七。他的父母，生下了五女二男，大的是男孩子，就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比他大了将近三十岁。“头生稀罕老生娇，挨打受气正当腰”，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一家人把他宠上了天。现在，我们山里还有一种风俗，就是怕最稀罕的孩子养不大，在小时候剃头时，脑门上留一个“木梳背儿”，脑后瓜留一点头发，束成一个小辫子，说是“鳖尾（yi）儿”，表示娇宠的意思。可以想来，七太爷生在清朝末年，本来就是留辫子的，他小时候的辫子恐怕也有“鳖尾儿”的味道。 在他五岁时的一天，一家人都知道他到大街上玩耍去了，谁也没有在意他去了哪里。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妈妈没有见他回来，就让他三姐出去找他，三姐跑遍了整个寨子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气急败坏地回家说他不见了，全家立刻着了慌，四路发兵找他。附近的几个庄子找遍了，问遍了大人小孩，怎么也找不到他。又在几条深水河沟里，都用竹竿扎了扎，河里泛起一阵阵臭泥泡儿，就是不见他浮上来。他大哥还带人到山里的几个小山洞里，旮旮旯旯找了个遍。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地方，全都没有找到。 到了全家老少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大姐夫从十里外的大王庄，跑了一头大汗，专程来告诉他们一家，说他去了大姐家。并且说，既然去了，就让他在那里玩几天吧，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竟然跑了十几里路，还要翻山过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道路的。 他去他大姐家，其实并不是因为太想大姐了，而是为了看他大姐的邻居老乔木匠旋车轴。这车轴指的是牛车的车轴。因为过去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车架子与现在的城市里搬运工人用的平板车（又叫架子车）相仿，只不过要大得多，做工复杂一些。同时，不像平板车那样有两只把，而是在车身中央向前伸出一根长梁，叫做“车辕挑”，顶端横着一种叫做“牛抬辕”的装置，“牛抬辕”套在“车辕挑”的头上，用两条铁链子呈等腰三角形钉在“车辕挑”上，那个所谓的“车辕挑”是两条链子和“牛抬辕”的中线。作为等腰三角形底边的“牛抬辕”，主体是一条比底边长得多的，两端圆圆的光光的木杠子，可以分别放在两头牛的脖子上，再套上绳索（牛套），就可以拉着前进了。那个时候，没有轴承，没有胶皮轱辘，牛车的轱辘是用生铁铸成的，车轱辘中间的圆孔，与木制的车轴直接摩擦转动。牛把们要经常给镶有生铁锭子的木车轴上擦香油，减小摩擦系数。车轴头由于经常受到香油的浸润，发出深红的颜色。擦好油后，牛把们再把车轮装上去，两头铆着，再给铁轮毂上绑一只破鞋底子，就算是保养了车子。 牛车身上，最珍贵的是车轴，车轴一般是用老枣木旋成的。旋车轴是一件技术性极强的手艺，一般的木匠掌握不了它。大王庄的乔木匠祖传有旋车轴的技术，他的家就是旋车轴的作坊。人老几辈子，远远近近的牛车，车架子是本地木匠自己打的，铁轱辘是从铸生铁的作坊买的，但使用的车轴都是出自于乔家。一次，七太爷坐着牛车走大姐家，跟着他爹到乔家去看过一次，就对这旋车轴的工艺着了迷。回到家里，一心二心还要去看乔木匠旋车轴，因此出现了他有生以来突然失踪的第一幕。 乔家的院子里堆放了数十根碗口粗细、六七尺长的枣木棒子，可以看出这种生意很好。老一辈的乔木匠，把辫子盘在脖子里，一边逗着这个胖乎乎的小孩玩，一边忙碌着干活。他先用大锛将枣木棒子去皮，刨成直通通的圆木，然后吊线，找出中轴线来，在圆木两端点上黑印儿，按照车轮轮毂的长短，用小米锯锯出一圈细沟，开始用旋刀旋了起来，直到椎体车轴的粗细与轮孔一致，再把旋好的轮轴上打上若干个键槽，镶进去生铁锭子，用这种方法，可以增加车轴的耐磨度。这好像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只要手熟就行了，其实不然，真正的好车轴两端并不是在一条轴线上，而是有一定的弧度，这个弧度才是旋车轴的精巧所在。有了这个弧度，装上生铁车轮，走起来“咯咯当当”的响，非常动听，非常轻便，又十分耐用。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乔木匠把差不多旋好的车轴，两端中心黑印上扎上两只光光的铁锭子，架在两只水平的木架子上，反复旋转，校验着整体的平衡性，然后蹲在两端，仔细地查看枣木的年轮，从中选出合适的位置，确定那个神妙的弧度，再打下墨线来，认真修理已经成坯的车轴，进行深加工处理。就是这么“滴溜溜”的旋转的过程，让七太爷着迷。口甜的七太爷说：“表伯，我也跟着你学旋车轴吧。”乔木匠笑笑说：“小xx巴孩子，学什么旋车轴！”但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孩子，当时没有料到，七太爷长大后，虽然没有跟着他学会旋车轴，竟成了他的女婿。 第19节 汽车 第19节汽车 七太爷的第二次大型失踪，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 七太奶乔山菊比七太爷小了将近二十岁。七太爷年轻的时候，父母已经下世，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他渐渐地成了个远近闻名的混世魔王，没有女人肯下嫁与他，小四十岁了，还是一条光棍汉。姐姐们没少为他的婚事操心，但总是功不成、名不就。谁知他即将到了不惑之年，命运的桃花突然盛开。在他又一次去大姐家串亲时，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次是为了看旋车轴，这次竟是去约会乔木匠的小闺女，那个不到二十岁的风姿绰约的乔山菊。叫当时好多人想不通的是，这个黄花闺女乔山菊不知在何时何地，竟然看中了比她大近乎一倍的大男人，趁父母没有注意，偷偷地溜了出来，跟他私奔了一些时日。待两家人千辛万苦地找到他们以后，七太奶决绝地说，要死可以，不死了非七太爷不嫁，把老乔木匠两口子气得要死。气归气，生米已经煮熟，到了这步田地，只得依从了她。 七太爷把七太奶乔山菊娶到家里的那一天，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良辰吉日。七太奶也是一个被父母娇纵惯了的人，出嫁的时候，彩礼和陪送无所谓，对婆家人唯一的要求是坚决不坐牛车，要坐花轿。我们山里人娶媳妇，从来没有人坐过花轿，都是坐扎有花席篷子的牛车。七太爷的大哥少不得到平原地区，花大价钱雇了一顶花轿，满足了新娘子这么一个古怪的要求。一个旋车轴出身人家的女孩子，竟然说什么也不坐牛车，不知基于何种思考，可能是为了遮掩私奔的丑事儿，借机张扬一下。无论如何，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奇闻。 出嫁的这一天，七太奶乔山菊哭哭啼啼又轰轰烈烈地坐上花轿，让人们沿着山路抬了一二十里地，沿山摸岭，上坡下沟，涉水过坎，“大闺女”乔山菊被颠得是否浑身散架，可想而知。但她非常满足，满足的表现就是打拜过天地、拜过高堂、夫妻对拜这些传统程式完成以后，和七太爷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地过了几十年平淡的日子。 转眼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小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攻城略地，抢夺资源和财宝，所以对我们这一带山沟就不怎么感兴趣。山本大佐的麾下，从来没有到我们马寨来过。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很少有见过日本鬼子的，只有当时已经四十岁出头的七太奶乔山菊遭遇过一次。 据七太奶乔山菊说，她从大王庄娘家回来时，到一个低沟里小便，刚提上裤子起来，就看见一小队日本鬼子过来，他们身穿着土黄色的狗皮子，背着带有刺刀的大枪。这群野兽看见七太奶乔山菊后，非常兴奋，大叫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花姑娘的干活！”迈着正步开始追她，把七太奶乔山菊吓得花容失色，腿脚酸软，在前边一溜小跑，回头看看，这群鬼子队伍不乱，仍然迈着正步，不紧不慢地追她。小脚的七太奶乔山菊的相对速度，还比鬼子们快了一些，她跑呀跑，跑到了一个苇子坑里，急忙躲在了苇子丛中，吓得上牙打下牙，瑟瑟发抖，心想这一劫恐怕难以躲过。谁知这群鬼子在外边“哗啦哗啦”地拉了一阵子枪栓，领头的鬼子叫着说：“花姑娘的哪里去了？”围着这个十来亩地大的苇子坑折腾了半天，可能怕中埋伏，没有下来搜索，又迈着正步走了。这群鬼子走了以后，七太奶乔山菊吓得屙了一裤兜子稀屎，一直到太阳下山后，才惊魂未定地从苇子丛中爬出来，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里。 然而，寨子里的其他人，却没有这种“幸运”，抗战八年中，根本没有见到过日本鬼子。真正使人感到战争气氛的是，平原地区跑反的人来了不少，寨子里人口骤然增加了许多，繁殖速度加快，人口爆满，与外界的交往随之增加，寨子里因此繁荣过一阵子，传进来不少外边世界的信息。 七太爷把七太奶娶过来已经三四十年了，乔山菊的名字早已不复存在，大一点的人说她是“老七家的”，小一辈人说她是“老七婆”，孙子辈以下的人称她为“七太奶”，死后的灵牌上写的是“杜乔氏”。 七太奶年轻的时候，曾小产过一次，把婴儿们的“住房”弄破了，从此两口子一直没有生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恩爱。小宝爷爷的爷爷只生了小宝爷爷的父亲一个孩子，并且比七太爷的年龄还大，当然没有办法过继给七太爷当儿子。他们领养过一个孤儿，这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得急病没有治好，死了。七太爷和七太奶经常叹息自己是“绝户头命”，两口子就这么一直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 这几十年中，小脚的七太奶对七太爷的疼爱，主要表现在锲而不舍地为他梳辫子上。七太奶常说，她愿意嫁到杜家，就是喜欢七太爷头上那条小孩胳膊一样粗的大辫子。由此可以想见，七太爷至死都不愿意剪掉自己的小猪尾巴辫子，很可能与他和七太奶始终不渝的爱情有关。 七太奶爱七太爷的辫子，七太爷爱七太奶的小脚。据长辈们回忆，七太奶年轻时候，长得不丑不俊，却有一双小得只有三寸的小脚，号称“三寸金莲”，让寨子里所有的妇女非常眼热。 那年月，女人只要脚小，就有异乎寻常的姿色。人们说：“脸是长就哩，脚是现做哩。”女人以脚小为荣，脚大就是脸丑。山里的女人往往脚大，见了如此美妙的小脚，马上自愧弗如。人们又说：“脚大有治法，裤腿往下扎，坐下盘脚盘儿，走路趋趋啦。”大脚的女人，可以用这些办法，掩饰自己的短处。 七太奶很以自己的脚小而骄傲。只有日本鬼子追她的那一次，她才痛恨过一阵子自己的脚小。要不是日本鬼子太笨，就是因为这双小脚，差点让七太奶惨遭蹂躏。 七太奶的美容方式，就是用几尺长的黑色裹脚布子缠脚。过去人们形容文人写的文章不好，说这文章“像老太太的缠脚布，又臭又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七太奶每天早上起来的功课，就是先把两只小脚打发一遍，才梳头洗脸。到了晚年，跑不动了，不能干活了，眼睛也失明了，缠脚的积极性显著降低，反而每天用一小瓦盆温水泡脚，一点一点地从脚上向下掐膙子。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抗战胜利后的马寨，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就是起了一次庙会。寨子里的长老们写了一场大戏，热热闹闹地唱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油馍锅、包子棚的生意十分兴隆。大人小孩兴高采烈，抗日战争仿佛成了遥远的过去。 庆祝期间，还从外地来了一个玩“洋片”的。那是一个油漆成紫红色的木架子，中间的隔板是空的，玩“洋片”的人，从一端顺着凹槽插入一个个镶有胶片的木框，胶片上一幅幅图画就从这个空腔里过上一遍。隔板上面挖有十来个圆孔，圆孔上镶有放大镜，透过放大镜，可以看到很美的图画。给玩“洋片”的人一个铜板，就可以伸着头，趴在圆孔上看里边放大了的奇景。一边看，一边听玩“洋片”的人有韵味地唱道： 快来瞧，快来看哪， 这是北京的金銮殿啊。 金銮殿，里边空啊， 乾隆爷在此坐龙庭啊…… 每一句唱词有一幅图像，一组图像成为一个篇章结构。“洋片”有好几组片子，用一个铜板只能看其中一种。这本来是哄小孩子们的勾当，好多小孩子缠着大人掏腰包，有滋有味地听玩“洋片”的人，边推拉“洋片”边唱戏词儿。 七太爷的小孩脾气犯了，不去看戏，却迷上了看“洋片”，一口气花了十几个铜板，把十几套“洋片”看了一遍。其中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外国的“老爷汽车”，那些洋玩意儿，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他问玩“洋片”的人，到哪里可以看到汽车。玩“洋片”的人告诉他，现在山外边的柳林铺修了马路，到了那里只要等上半天，就可以看到汽车。七太爷一听这话，还没有等庙会完结，也没有给七太奶说一声，就迷迷瞪瞪地走出了大山，去柳林铺看汽车。 一去四五天，把七太奶急得要死的时候，七太爷才回到了家中，逢人便骄傲地说，他见到了汽车。寨子里的人感到很稀奇，围着他问汽车是什么样子。他比画着说：“我看到的汽车跟洋片里边的不一样，这种汽车像一个几千斤大的王八，长着四个胶皮轱辘子，鳖盖上背着一个大气包，前边的老鳖头‘哼哼唧唧’地咳嗽，屁股后边有一根洋铁管子，不停地放着一种白色的屁。跑起来，骑着毛驴也追不上！” 第20节 马寨小学 第20节马寨小学 七太奶活到七十三岁那一年死了，正应了一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据小宝的爷爷说，在七太奶临终的那一刻，她老人家已经失明了几年的眼睛，虽然萎缩得有点小了，这一天却睁得特别大，特别明亮，死死地盯着七太爷看，还一遍一遍地对七太爷说：“老七，我终于又看到你了！”说完，眼睛又像火花儿那样跳了几下，就溘然长逝了。七太爷痛不欲生，拿了一把菜刀要抹脖子，决心要跟着老伴一同赶赴阴曹，被比他还大几岁的侄媳妇，也就是杜小宝爷爷的母亲厉声地怪了一顿，才没有做出傻事儿。 在杜小宝的这个太祖母的指挥下，杜小宝的两个姑奶和杜小宝奶奶，一道为七太奶净了面，穿上“送老衣”，收拾得清清爽爽。入殓的时候，七太爷一生中唯一一次把自己的辫子割了下来，当做七太奶的陪葬品，放进了湿桐木做成的薄皮棺材里。送葬时，这个老人全然不顾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若是丈夫死了妻子披麻戴孝哭送到茔地，而妻子先走丈夫只送到大门以外的规矩，一直跟在年长的侄儿身后，陪着侄儿“摔老盆”，扛“纸幡”，撒纸钱，看着老伴下葬，然后对着那个平坦的新坟头（埋坟的头一天，是不隆起的），一口气磕了五十三个响头。回到家里，成了孤家寡人，一百天以内，再也没有刮头发清边，也没有剃过胡子。过了百天，才自己用已经生疏了的双手，盘起了有点蓬松的短辫子。 七太爷的这一次突然失踪，据劁猪的张麻子捎信儿说，是去西乡赵集看稀奇去了，究竟是看什么稀奇，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一些别的事情。 这一年，杜小宝不到十一周岁，在马寨小学读六年级。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就是杜小宝。 杜小宝的年龄小，个子也又瘦又小，冬天穿着光筒袄，冻出了两条青龙鼻涕，一会儿向上吸溜一下，两柱子鼻涕立刻进了鼻腔。有时忘了吸溜，黏稠的鼻涕顺着鼻下的黑边白沟淌了下来，别人嘲笑他：“嗨，青龙过江了！”他才急忙甩起胳膊，用袖子抹一下，这两只袖子整天明光光的，结了厚厚的一层鼻涕渣子。七太爷也说过他：“小宝，你千万不敢把鼻涕擤了，没有了鼻涕，你奶奶就不认得你了！”就这样，时间长了，小宝的棉袄前怀也是打铁磨明的，棉布扣子被鼻涕浸染得像小铁豆儿、小铁鼻儿。奶奶说他：“俺家的小宝哇，棉袄上可以擦着洋火。”当然，眼下的火柴不可能擦着，但最早出现的火柴就能在粗糙的表面上擦着，小宝奶奶说的就是那种火柴。 杜小宝年龄虽然最小，鼻涕虽然多，但学习却是班里最好的，就因为这一点，大孩子们从来不欺负他。而且，跟他同为一个班的孙二孬、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这几个大孩子年龄大，个子高，有了蛮力，放学回家的路上，常常把他背起来，用他练习扛“桩子”（粮食口袋）。 马寨小学设在寨子外两里多路的一座寺庙里，叫做“声顶寺”。山里人不懂得这里与祖师顶不一样，有佛教、道教的区别，两处都去烧香。又因为声顶寺离老百姓较近一些，所以拜佛的香火比祖师顶拜祖师爷的香火还要兴盛，房舍也因此盖得较多。现在不时兴迷信了，所有泥塑木雕的神胎和老和尚们早已没了踪影，用作学校，等于废物利用。过去的大雄宝殿被分隔起来，是学校老师们办公、住宿的地方，侧殿的各个香房，改造成了教室。本村的孩子在这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其他大队的孩子，因为离这里比较远，只好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上“复式班”，一直上到五年级再转学到这里就读。为此，学校专门给他们盖了两间草房子，供他们垒灶台，让他们用半干的柴草，烟熏火燎地带着两眼泪花子做饭吃。所以，马寨小学是这一带的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就是不一样，设施当然齐全一些。杜小宝长大以后，对母校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里有一台“留声机”。那是一个一尺见方、半尺多厚的木匣子，打开盖子后，在上面镶有蓝绒布面的圆盘上放一个黑色的唱片，用一个拐把子，插在机盒侧边的一个小孔里，摇上一阵子，上满了发条，一拨开关，唱片就悠悠地转动起来，老师们把拳头大小、装有尖尖唱针的机头，轻轻地放在唱片的边缘上，唱针与唱片上的沟槽摩擦震动，通过唱头后边的圆筒，传到音箱，放大了声音，优美动听的乐曲，就悠扬地放了出来。当时，杜小宝他们一到老师们开“留声机”的时候，就挤过去，猜想里边有多少个小人儿，在那个木匣子的肚子里唱歌，听得如痴如醉，要不是老师关了机器，就会忘了回家吃饭。 不管再穷，吃的再差，穿的再烂，并不影响孩子们的童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除了下到河里摸鱼洗澡外，总要玩一些开心的游戏。其中一种叫“撂破鞋”。玩法是，用四只鞋子四个人轮流往天上撂，落在地上后，一同检查鞋子的正反面。四只全正面的是“清官”，若全部扣着，就是“糊涂官”，两反两正的是“衙役”，三个反一个正的叫“死妮子”。可巧的是，撂不了几下，就一定会出现各种角色。当官的指挥两个“衙役”，用破鞋底子打“死妮子”的屁股，有时是真打，有时可以是象征性的。甚至打屁股时，还允许加盖一到几层破鞋底，不直接打在皮肉上。当清官的，自然不搞逼供信，一般命令只打五下。当上了糊涂官，权力就比清官大，可以任意打，主要看自己高兴与否。所以当上清官固然高兴，当上糊涂官更高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不再用“清官”、“衙役”等称呼，改作“好司令”、“坏司令”、“红卫兵”和“坏分子”，这种儿童游戏“角色”称谓的变迁，也可以看成为时代的缩影。 他们班里三十八个学生中，只有六个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男女的分界明显起来。这几个女生，开始喜欢打扮起来，穿的衣服是花格子土布，显得非常俏丽。小辫子上经常用红布条扎着的马玉花，是最大的一个，个子比别的女生高，有点早熟，胸脯鼓鼓的。因为她的声音好，老师就让她当了领歌委员。每到上课前，她一句“学习雷锋——预备唱”，大家就跟着号叫起来。马玉花是两三个大一点男孩子的仰慕对象，刘臭蛋就经常望着马玉花的脑后瓜出神。这家伙经常给人家女孩子出谜语，让她们猜，有一次说是“没胳膊没腿，头上长个小嘴儿”，几个女孩子虽然不懂，也知道他说的是赖皮话，把他报告给了陈聪老师，陈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地熊了他一顿。 他们的班主任陈聪，三十一二岁，长得挺帅气，教他们的算术和语文两门课，讲得非常好。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肚子里装的不应当有粪便，而应当装的全部是知识。他知道天上的银河，其实不是河流，而是星系，牛郎和织女是两个恒星，离我们地球太遥远了，而且，它们两个也相距遥远，有十几亿光年，也就是说，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也要走上十几亿年，根本不可能在七月七用地上的喜鹊搭成桥，让它们在一夜之间，渡过银河相会。他说水是氢气和氧气燃烧后形成的，这让班里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尿上一泡，就可以浇灭正在着得很旺的牛屎火。只有杜小宝一个人坚信陈聪老师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前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加加林成了民族英雄。而且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上放了卫星，叫做“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并且上到了月球上，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坐在登月舱中，奥尔博林双脚踏上了灰堆一样的月球土地。由于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水分，没有空气就没有风，灰尘扬不起来；没有水分和空气，上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注：这一细节，作者有意把它提前了一些，请别见怪。）他知道美国、前苏联都有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原子弹，可以把祖师顶夷为平地。每当他说起这些来，学生们就会一片惊呼，觉得他们的老师太伟大了。他还会拉一手好“二胡”，把“天上布满星”和“社会主义好”拉得就像人唱的一样，让学生们听得入迷。 就是这么一个好老师，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少 吃不饱 不敢大吵 束束腰 算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 第21节 土布 第21节土布 在小宝他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要路过大队的染坊。他们几个小伙伴们在路上玩足了，玩够了，还要到染坊里吊着的布条间相互追逐。这个染坊不属于哪个生产队，是大队组织的社队企业，也是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大队干部的小金库，大队会计就兼着染坊的会计。 染坊的院子里，矗立着几个杉篙搭起的高高的木架子。看过张艺谋的电影《菊豆》的人肯定知道，这种高高的木架子，是用来晾晒染好的棉布用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染坊染出的都是清一色的老蓝布，没有他那种花花绿绿的大肆张扬。 那个时候，国家每年发给每口人七尺布票，又叫“布证”，妇女们生了婴儿，还有五尺布票的奖励补贴。用这些布票到双代点扯“洋布”，根本不够穿，况且还要花一定的钞票。只有娶媳妇或者定亲的人家，才肯咬紧牙关，舍得消费布证、花钱，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纺花织布。纺花织布是做女人的基本功，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得练起。不会纺花织布的女人是笨女人、懒女人，是被其他女人瞧不起的。 那个时候，闺女出嫁的最好陪送，除了棉被、新衣、脸盆这些生活用品外，生产用品就是纺花车和织布机及其附属设备，用这些制造丝丝线线的东西，紧紧地缠绕着妇女们的一生。 织布这种活儿，在我们那里叫“安布”。安好的土白布，比机制的“洋布”布幅较窄。为了测量长度，用一种叫做“白布尺”的尺子，这种尺子比正常的尺子要长得多，是裁尺的一尺八，有国际标准米尺的半米以上。从织布机上卸下来的一匹布，用这种尺子丈量大约只有十三四尺。 你要是知道这种布的生产过程，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针一线确实来之不易。织出来的每一寸白布，都是女人们汗水的结晶。要经历纺线、浆线、拐线，再摇到一种四条腿的“摞子”上。 安布前，妇女们首先要在一块打扫干净的空地上走经线，十几只“摞子”并排放置，每一个“摞子”抽出一根线头，透过上面用“秫秆莛子”弯成的圆弧，形成一束线，一个妇女牵着这束线，在地面两端相隔两丈来远，分别揳有四五根小木桩的场地里来回走动，盘在木桩上。有一根主桩，上面的线还要打上墨儿，作为记号。一场下来，走经线的女人差不多要走几十里路，小脚的妇女累得要死，脚脖肿胀。线盘完后，要在竹篾做成的“箸(zhu)子”上把一根根线头，一个挨一个地插入箸篾，叫作“创箸”，“创”好后，还要“盘绞”，又叫“掏缯（zēng）”或“掏头儿”，即把线头再一次透过两盘用粗棉线做成、打过黄蜡的绞儿，上下鼻儿勾连的每一个缯扣儿，才能正式把经线盘缠绕在“圣花”上，装进织布机。这还不能正式织布，还要再加上一个刷线的过程，即用一种竹劈子绑成的刷把子，顺着经线，从头到尾刷上一遍，搞得顺畅了，才重新“创箸”、“掏缯”，一端拴在“圣花”上，一端拴在卷布轴上，开始织布。 织布的时候，妇女们脚踩着下面的两个踏板，一上一下地通过两盘绞儿（缯），把线阴阳错开，形成缝隙，两只手替换着向前推动箸床，在张开的缝隙中反复掷动装有纬线的木梭子，每掷一次，箸床向后磕一下。到了生涩的地方，还要往经线上打黄蜡，使之光滑，顺溜一些。妇女们坐在她们神圣的工作台上，四肢有节律地不停运动，想着无穷的心事，忘我地劳作着，就这么一丝丝地织出了棉布。由于半数以上的农户都有这种织布机，一到了田地收工后和夜间，全寨子里响着一片“啪嗒啪嗒”织布的声音，给安静的山村生活带来勃勃生机。 漂亮的春妮就是在织布过程中，痛苦地想着支书刘庆典的嘴脸，想着丁老师令人讨厌的奸臣相儿，想着陈聪老师的睿智和幽默以及苦难的遭遇，想着父母很可能把她嫁给一个满嘴臭烟味儿的庄稼汉子，才毅然决然地投入比她大了十多岁的陈聪老师怀抱里的。后来，陈聪老师复职，教了高中的重点毕业班，桃李遍天下，他们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人们通过回想才知道，春妮当年与右派分子私奔，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织出来的白布，只能做衬衫用，做裤子或者冬装，就要染色。最早的染色方式是在地里种一种叫“靛青”的植物，用这种植物叶秆熬成的黑水，放入白布反复煮，就上了颜色，放入凉水中激一下，还要用臭青泥涂抹浸泡，以增加颜色的牢固程度。 后来，大队办起了染坊，染坊里买来了成桶的染色剂，过去的土办法，人们就不再使用了。染坊里用大锅煮颜色，大皮缸装颜料水，生白布首先用碱水浸泡去污，然后放在皮缸里反复漂染，就给白布着上了深蓝的颜色。“染坊里倒不出白布”这句话，与莲藕的“出淤泥而不染”，两个“染”字的概念虽然有所不同，说出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顺便一提的是，寨子里的妇女们向染坊送白布的时候，都在每一匹白布上系上半斤棉线，这是染布的搭头，不计费用的。经过染色的棉线可以用来安花布，小姑娘马玉花她们身上穿的土花布，就是她们妈妈用这种方法染线，然后安布织成的。 用土布做衣服时，首先用面水把布浆一浆。浆后晒半干时，在捶布石上捶一捶。捶布时，要反复捶，把布捶得瓷明瓷明，做出来的衣服才板正，立架，好看。并且这种处理方式，让男人们穿了一水以后，容易把脑油和其他脏物洗涤干净。 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语说：“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反映了一种古老的审美观，意思是指，男人们穿上一身老蓝土布很精神，而女人们还是穿一身不用染的生白布，反而增加了几分俏丽。 大队干部们的家属，因为她们的男人克扣有布票，身上穿的洋布要比普通群众多一些。令寨子里男男女女们眼热的是，公社干部们身上穿的都是洋布呢子，没有人穿土布的。特别到了后来的一个时期，公社领导们又穿上了一种日本尿素袋子改装的裤子，这是一种新型的化学织物，叫做尼龙，走路时一抖一抖的，很轻盈。虽然经过染色，到了近处，上边“日本某某株式会社”的字迹依然可辨。百姓们半是羡慕，半是嫉恨地说他们：“公社大干部，穿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边是尿素，穿的怪烧，也是粪包，看着怪拽，不值两块！”这当然又是顺便一提的闲话。 第22节 戏剧 第22节戏剧 叫杜小宝他们这些学生到底搞不明白的是，丁老师为什么要那么与陈聪老师过不去，直到他们长大后，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大队里有一个剧团，后来叫做文艺宣传队，团长是栾二哥。栾二哥还有一些新鲜事儿，以后再说。这个剧团一直唱的是越调戏，也就是许昌申凤梅唱的那种戏。 越调是我们豫南地区的一个剧种，它唱腔粗犷、高亢、奔放，但有点粗鄙，调门儿较少，这是因为乡村里的剧团缺少唱腔设计，远远没有申凤梅那种艺术家革故鼎新，创造出来的许多变化。在我们老百姓心中和嘴里唱出来的越调戏，其中的某些味道与陕西秦腔有点相似之处，可以扯开喉咙喊叫，不管何等音色的腔口，都可以吼叫几声。同时，历史剧目的剧词一般成串，所以唱腔和唱词都易于掌握，大人小孩都能够来上几段。比如“诸葛亮吊孝”、“收姜维”、“李天保娶亲”等几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句。要是在山谷里或者在高粱地里，唱上一段，心情非常舒畅。到了夜半更深之时，一个人在外走路，唱着这样的路戏，还能够起到吓唬贼人和野牲口，给自己壮胆的作用。 男女主角在戏台子上号叫时，捧腔的主要是中型坠子弦子和四弦。 主乐器中型坠子弦子比大调曲子坠子弦子的琴杆略短一些，琴柄是用梨木做成，琴线是丝线，弓子用细竹弯成，绷紧了一束黑色的马尾，琴筒是镶有蟒皮的六角或八角檀木筒，自制的弦子，琴筒往往用粗竹筒替代，马尾、琴线和琴筒的接触处，用火燎的办法滴上一片松香，凝固后拉动起来，松香变成白末，渗透在马尾中间，增大弓子和琴弦之间的摩擦。琴杆的上端龙头部分镂空，安有两根轴，弦线上头插入轴中，上码子就在龙头的下檐上，这样一来，一粗一细的两根弦线就很长，把位灵活，拉起来左手上下翻飞，右手前后左右拉动、摆动，发出的声音强度高，音色明亮，与越调的唱腔很配套。 四弦就是嘴赖的发旺哥会拉的那一种弦子。这种弦子，可有可无，但有了四弦，比较轰场，整个后棚就一定热闹得多。顾名思义，四弦有四根弦，两细两粗，弦弓子马尾分成三股，穿在四根弦中间，向外向内拉动，可以摩擦三根弦同时发音。这四根弦分别定有相差五度的两个音调，拉起来两个弦发出主音，另一根弦发出高音或低音，产生和弦的效果，很符合声学理论。当然，定音不准时，不能形成和弦，反而刺耳难听。另一个缺点是，腰码与筒码间的距离太短，一把定位，音阶不多，不是熟手，很难拉出多少复杂的音调来。西洋乐器比我们祖传的宝贝要讲究得多，人家的小提琴也用四根弦，却用了“g、d、e、a”四个音阶定弦，扩展了音阶，也能一齐拉两根弦，产生特别和弦，虽然复杂一些，流出的音乐就比我们的四弦丰富得多。 我们那里的群众常说：“粗越调，细二黄，论听还是梆子腔。”这说明我们河南的剧种不少，听得多了，就有所比较。二黄戏相当于京剧，是由鄂北传入的，与正宗京剧稍有差别，声音尖细一些。梆子腔就是我们河南的主要剧种豫剧，唱腔有“二八板”、“慢板”、“流水板”等，还能变化出快慢之分，变化多了，唱腔更加婉转，越来越精细，就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此外，还有大调曲子、二夹弦、宛梆等剧种，地方戏曲比较丰富。 少说闲话，还是回到我们大队的剧团。自从将马寨小学作为排练场以后，陈聪老师和丁老师替代了栾二哥，成了剧团的编导和唱腔设计主创人员。栾二哥自愧弗如，主动让贤，只担当了专职“团长”的角色。他最熟悉的古装戏，成了“四旧”，当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和现实舞台，改排的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等几部革命样板戏。 经陈聪老师和丁老师建议，越调戏改成了梆子戏。丁老师负责教练唱腔，陈聪老师负责搞音乐设计。开始，演员们很不习惯，唱着唱着，就跑了调，没有多久，竟然不会唱越调戏了。发旺哥的四弦也因此而下岗，发旺哥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对乐理比较通达，夜里又有他豁嘴老婆替他喂牛，他在家里闲得发慌，所以不甘心下野，太阳一落山，就往学校里跑，一心泡在文艺宣传队里，团长栾二哥就派他掌鼓板。 掌鼓板也是一项重大任务，发旺哥愉快地承担下来。没有多久，对乐理有着天生的偏才的发旺哥成了行家。打起闹台来（大戏开场前召唤人的预热性质的锣鼓），指挥起大锣、小锣、铜镲，“急急风加胡擂炮”，花样翻新，怪招迭出。伺候唱腔时，敲起边鼓，打起木板，比原来的那一个老打家，鼓点和板眼打得更加精确一些，俨然成了乐队的总指挥。 事情就出在马寨小学成了排练场以后。一群男男女女在一起滚大堆儿，容易日久生情，闹出点风流韵事儿来。 陈聪老师是摘帽右派，说是摘帽，其实那无形的帽子无处不在。所以三十多岁了，不敢谈恋爱，至今没有结婚。丁老师比他小十来岁，从师范学校学“小三门”（体育、音乐、美术）毕业，与女同学谈过恋爱，却没有谈出结果。两个未婚的有学问的大男人，当然成为了我们剧团里女孩子们心中的白马王子。陈聪老师的性格比较忧郁，年龄偏大，大多数女孩子不兜揽他，只有春妮对他有那么一点意思。丁老师身在福中不知福，几个女孩子为他争风吃醋，他却在心中暗暗地爱上了春妮。男人与女人的心就是如此复杂，这对于杜小宝及其同学们来说，小小年纪，不要说混沌未开，不知道这些细节，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理解成年人这么复杂的心理。 春妮虽然没有拔过集体的羊毛为陈聪老师编织毛衣，却不断地给他送上了“秋天的菠菜”。陈聪老师对于春妮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向他施展的爱慕之意，不是没有觉察，只是不敢往深处去想，竭力遏制自己不往爱情上发展。两个人就这么进入了心理的胶着状态，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事直接向对方说出来。 一天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支书刘庆典来到学校，嘴里向外冒着一股子酒气、烟气和坏红薯干子气，对着栾二哥、两位老师和演员们胡说八道一通后，叫上春妮，说到外边去和她说件事儿。 春妮很不情愿地跟了他出去，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儿，到了一个无人处，刘庆典先是说了帮助春妮入党的事情，后是扯了一些闲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对春妮动手动脚起来，他揽腰抱着春妮，往春妮的脸上热烘烘喷吐气息。春妮气恼地推拒着这个发情的公兽，不敢大声说，只小声地嘟囔着：“支书，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刘庆典说：“咋不能这样？多少女人想跟我好，我还不稀罕哩！”春妮一看说不服他，又正色叫道：“庆典，我是你姑哩，你咋能这样？”刘庆典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你是哪老的姑，跟我好了，有你的好处！” 刘庆典说的其实不假，论辈分他应该称春妮为姑，因为春妮是他四奶的亲女儿。可春妮是她妈改嫁带来的，刘庆典和春妮二人根本没有血亲关系。好色的刘支书看着这个丫头长大，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两家同出一个大门，经常在眼前晃动，让他心动不已，平时没有少撩拨她，但碍于四奶，又从来没有敢真正下手。春妮也知道他不正经，寨子里能勾上手的女人快搞遍了，见了漂亮女人走不动路，可对她不会怎么样，因为自己毕竟是他的姑姑，对他平时的戏谑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天他喝了酒，越发想搞上春妮这丫头，乘着酒劲儿，来到学校，就演出了眼前的一幕逼奸戏。 春妮出门以后，陈聪老师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头，就放下二胡，好像出门方便，走出了大门。远远看去，一团黑影正闹得不可开交，就大声地咳嗽了一声。刘庆典一惊，急忙松开了手，春妮乘机脱身，跑了回来，刘庆典悻悻地走了。春妮一下子扑到陈聪老师的怀里，双手死死地抱着陈聪老师，“嘤嘤”地哭了起来，陈聪老师揽着气得发抖的春妮，半天没有话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丁老师知道春妮被支书叫走了，也想到没有好事儿，但不敢出去。一见陈聪老师也出去了，就在后边跟了上来，看见春妮正抱着陈聪老师，心中醋意顿生，也大声地咳嗽了一声，春妮不但没有理他，反而更加抱紧了陈聪老师。丁老师像刘支书一样悻悻地走了回去。 这一夜，陈聪老师和丁老师都是心乱如麻。陈聪老师想的是怎样对待春妮突然爆发出来的爱情，拿什么来奉献自己的一片心意；丁老师想的是这个陈聪老师真是可恶，平时不露声色，真是“咬人的狗不叫”，硬是夺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看老子不往死地里整你！ 第23节 二哥 第23节二哥 现在我向你说一说栾二哥的故事。 我们寨子里就他一个人姓栾，栾二哥是我们寨子里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栾二哥生性活泼，是个出了名的“活宝”。他最爱逗人玩，无论干什么，一开始都是一本正经的，最后变成荒唐，即便是捉弄人也是如此。杜小宝八九岁时，上山墙上掏麻雀，不料手指头被蝎子蜇了一下，胳肢窝里马上起了一个“筋疙瘩”，痛得小宝直打滚，嗷嗷大哭，可巧家里又没有一个大人。正在这时，二哥赶到了，他一边拍打着小宝身上的土，一边问小宝咋啦。小宝说：“蝎子蜇着了。”他见小宝哭得轻了，就问：“疼不疼？”小宝说：“可疼。”二哥挤着眼说：“那赶紧上树，一到树上就不疼了。” 小宝信以为真，连忙爬到了门前的那棵小柿树上，可还是疼。小宝问二哥，为啥还这么疼？二哥说：“总是不疼啦，要是真疼，你咋还上树咧？”弄得小宝哭笑不得，摘几个大柿子冷不防地向他头上砸去，他却一个个都接到手中，做着鬼脸，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笑得直不起腰来。等小宝从树上下来，一边骂着“歪二哥、孬二哥”，一边扑向他，用小拳头打他，他仍然笑嘻嘻的，一把拽着小宝的小胳膊，用嘴对着伤处，使劲地吮吸了一阵子，从他常挎着的口袋片连成的包包里，找出一瓶像人尿一样臊的水水，用指头蘸了点往上一抹，也怪灵验，马上不多疼了。他还说：“小宝儿，咋样，二哥的药比你上树强吧？” 二哥这个人总是不爱在家，一生中漂泊流浪。在我们那一带，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二哥没有孩子，有一年他从逃荒的人手里用一箩头红薯干换了一个儿子。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运来”，他天天领着运来，在庄上转来转去，碰到了不知道的人，就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一箩头红薯干结的瓜儿，我总算有个孩子了，这日子过着就比光和我那不生长的老婆两个人有劲多了。” 有人打趣他：“二哥，你这个孩子还真像你哩。” 他便高兴得合不上嘴，两眼合成一条缝：“这倒也不假，上辈子我肯定是个骡子，成天让人骑，才修了这么一个儿子。” 从此以后，他也不知道怎样来娇惯这个孩子，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运来把他的四弦弄断两根弦，他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再接起来；尿在了锅里，他也挺高兴，连声夸孩子的尿是败火茶；不论干啥事都叫儿子插手，连吸烟也喊： “运来，运来，快快过来，爹吸一袋，来吸一袋，学会了艺不压身。” 也有人打趣他说：“二哥，你又多了一个小兄弟。”这可不行，栾二哥确实爱给人当“二哥”，对于孩子却说什么也不干了。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年这运来得了个“急惊风”，虽然求神拜药，占卜问卦，总算把命给扒出来了，却从此落了一个傻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为此，二哥真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头整天耷拉着，无精打采的，像个蔫黄瓜。很多人都替他惋惜，抱怨这老天不长眼，黄鼠狼专咬病鸡子。有一天，二哥突然想通了，对他老婆说： “日他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生成是小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唉，算了。”打那以后，又拉起了四弦，高兴地乱跑。自然，对那个运气并未转好的栾运来，再也没有先前那个疼热了。 1948年，刘邓大军打过黄河，他从北乡跑回来，逢人便高兴地嚷： “这下可好了，咱们穷人要翻身了！老财咱再也不用怕了！”恨得当时寨子里的大地主孙乃器要抓他，他一听说，一下子又窜了个没下落。不过，他一跑，寨子里的几个光棍汉儿，免不了有人要去给他老婆做伴。所以，二哥尽管不在家，他老婆没有闲着，倒也不感到有什么寂寞。小运来也不懂得这种事，自然由着他娘。后来，也不知谁传了个“毛毛信儿”，说二哥死在外头了，马上就有几个老光棍想娶她。可二嫂跟谁也不干，一是再嫁一家“怕对不住二哥，孩子也没人心疼”，二是一个人过惯了。实际上是，虽然没有男人，却等于有了更多的男人，有那么多男人帮衬，何必只找一个男人管着不自在？况且，还要得罪那么多的老相好？这是题外话。 其实，二哥并没有死，一年多一点儿，我们马寨开始土改，二哥就一身光鲜地背着个四弦回来了。他老婆嘟噜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过了一夜，两个人就又非常亲热。从此，那几个光棍汉儿傍不上了边，心里想，还不如他不回来，同时盼望着他早点走，走得远远的。 那阵子，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那么多新鲜名词，不知道啥叫个“流氓无产者”，这是后来一个公社秘书给栾二哥定的性质。反正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家很穷，不好做农活，日子过得很“懈”，所以分土地时也按贫农一样对待，分了好几亩地，并且定了个贫农成分。农会干部劝他不要再往外跑了，让他在家老老实实地种几亩地，“几亩薄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嘛”。二哥满口答应：“中！中！”可真去种地，他就下不了那牛一般的气力了，瞪着眼看地荒成了“牛毛毡”。还是他老婆中用，不费多大气力，找来几个相好，就给他的地整得很好，他也挺乐意，直夸他媳妇能干。第二年可就不行了，原来那几个帮助他种地的人，看到把地种好后，他反而不出去跑了，未免失望，算是给他白干了。二哥一看这势头不对，就马上出去窜了一阵子，回来果然又有了好收成。第三年，人们开始组织互助组、高级社，二哥从来不给人搭伙儿，还风凉地说：“要说互助嘛，我这几年是没少沾互助的光，搭不搭伙儿都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就有人来互助。”谁知道，解放后日子上升，那几个老光棍十有八九成了家，没有人再愿意出这冤枉力了，这一年，他的地真的撂了荒。他老婆这次发火了，要与他离婚，他连着做了几夜工作也没有做下来，干脆又撒了丫子。 二哥与七太爷不一样，七太爷偶尔犯病似的，突然失踪一次，长久安稳。可二哥经常在外边跑，很少能在家里久留。其实，他这一次并没有跑多远。只跑到山外二十几里路的集镇上，碰上了当时的区公所主任老马也在那里办事，他俩是老相识，不骂不开腔，一见面就打上了哈哈： “日你姐二哥，又往哪跑？你呀，总是三条腿的兔子——爬不牢稳。解放后好几年了，你也得为国家出点力呀。” 要在以前，二哥准又开腔骂老马，可这次他却叹口气，心事重重地对马主任说： “老马兄弟，说良心话，我并不是好跑。如今有了地，过上了痛快日子，谁不想在家守着老婆伺候几亩坷垃？可我这个人哪，生性闲散惯了，满心想种地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你那嫂子为这也断不了给我闹别扭，没办法，我只好出来跑跑。” 马主任说：“二哥，算你有鳖命儿，你的四弦拉得不错，正好咱县要扩建越剧团，我给你推荐一下，你去报个名考考试试。” 二哥一听，心里很受用，马上答应。回到乡里，马主任给他开了张介绍信，就打发他去了县城。 就这样，二哥到了县剧团，一考试还可以。只是他看不懂谱子，不会念“刀、来、米、发”，一开腔哼个调门就是：“深黄深、深黄深一字深黄……”节拍倒是怪准，团长说：“老同志你先回家，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二哥回到家，二嫂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鬼混了一些日子，仍然是一脸不高兴地骂声不绝。二哥也不还嘴，只是莫测高深地笑，倒把女人给蒙了个“五里雾中”，寨子里的人也纷纷传言，说这次二哥要“出征了”，二嫂子听说后可就慌了神，吓得不敢吵、不敢闹，对二哥也恭敬起来，二哥只是光笑不说话。 约有十几天的光景，区政府的干部刘楞娃，拿着个“帖子”——这是二嫂后来给人这么说的——把二哥给“提”走了，二嫂子把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补丁衣服给二哥穿上，二哥一下子就神气起来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两年后，县剧团往下裁人，开始准备留他，可他一听这个信儿，就死缠活缠着领导要回家。剧团就发给他一些安家费，他卷起铺盖美滋滋地回了家。寨子里不免有人替他惋惜，也免不了有人“叨吃”他两句，他却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光那些会就给人开腻了。咱生成是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还不如在家里窝着骨头舒坦哩。”倒是二嫂子真正理解他，见他“衣锦还乡”，有点欢天喜地的样子，也许是过一天老一天，越老越收心，越老感情越浓，真是不愿意二哥在外边跑了。 第24节 赛戏 第24节赛戏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二哥这次回来要成为老实巴交的农民了吧？那你可就走眼了。二哥一生闯荡，自然练就了一身功夫。那时候，山寨里没有电视、vcd这一类的小玩意儿，逢年过节就靠四乡八堡“玩故事”热闹热闹。在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一些大庄子上，都有一些热心肠的人，好组织一些人在节日里搞一些闹闹龙灯、玩玩旱船、踩踩高跷、叠叠罗汉、打打霸王鞭之类的玩意儿，老百姓称这为“故事”。一到这场合，二哥俨然成了主角。老辈子人都知道，“开国大典啦，抗美援朝啦，三面红旗啦”，这一带闹得红火，都是因为有二哥这一分子哩。 在我们这一带还有一条，就是“乱爨班子戏”多，一种说法是“乱弹班子”，总之是一伙人临时凑起来唱戏的通称。庄稼人一等到麦上垛、谷上场、豆叶黄之前，红薯刨完之后，只要农活有些闲暇，就有热心肠的人自动出来，凑成一个戏班子，排些个《收姜维》、《打金枝》、《游龟山》等折子戏，各个村子都轮着演他一遍。戏迷们对啥戏都是百看不厌的，提心吊胆地给古人担忧，平常就用“戏串子”对年轻人进行教育，那是现成的活词，说着顺口，想着省心，讲着有力，听着自然；在看戏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都是在看戏，但角度迥异，有人看戏主要是为了看“角儿”，看生角儿，看老旦，当然主要是为了看那唱得最好、长得最好的；有的人喜欢听后棚（乐队），不信，你到台子底下看看，有的人就是眯缝着眼听唱腔，听拉弦子，眉眼不睁的样子哪里是在看戏？也有的人专门好看丑角、听笑话，特别是哪台戏上有个好“踩场的”（正剧开演之前的“捎出儿”），一上来，有一个丑角，出来哇里哇啦地胡说一通，什么“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上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砖头，又叫砖头咬着手……”啦，什么“大年初一立罢秋，割了大麦耩豌豆，敬德搂着老包睡，一个黑头对黑头……”啦，等等，反正大体都是一些狼拉狗啃的东西，总是台上唱着，底下笑着。我揣摩，侯宝林大师的“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段子，弄不好是从这里受启发编出来的。 还有一条，说出来也是个公开的秘密。一到唱戏这几天，老人们都比较开明，也许是自己年轻时经验过，同时也好看戏，就放孩子们一马，因而年轻人就能够獐狍野鹿地疯几天。到唱戏的时候，方圆十几里的大闺女、棒小伙儿就互相观光，爱慕，很有点少数民族对情歌的那个味道，可见普天下是一个理儿，只不过都不挑明罢了。一进台子场，尤其是夜场戏，那肯定是小伙子们好挤，专朝那闺女场上逼，“轰”的一下子，一窝姑娘们就被挤散开了，有的脸蛋子挤得通红，有的小辫子被挤散了，有的姑娘趁机往小伙子们身上靠，让小伙子们摸摸也是有的，一到这时候，就一片笑声、骂声。还有一些早就眉来眼去的后生男女，一定会趁机会溜了出去，亲热去了。 最好看、最热闹的是“对戏”，又称“赛戏”。一个镇子上，连搭两个戏台子，“写头”们（联系戏班子的、相当于大会秘书处的人），把收集起来的“起会款”放在一起，最后奖给唱得最好的戏班子。赛败的就只管几顿饭了事。这种比赛，也是一种竞争，戏班子唱赢不仅可以得到实惠，而且可以一炮走红，所以办家、赛家、看家都很用心，卖力。戏班子一到这时候，到处搬“大把势”（好唱家），前台后棚，所有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你想，有这种民风民俗，二哥能会没有用武之地？栾二哥在各种剧团里都干过，各个剧种都滚瓜烂熟。自打二哥从县里回来，一身本事，不愁没有事干，他一头扎进了我们大队的戏班子里。他在县剧团干过，艺术细胞增加了不少。如果我们大队不用他，自然有其他大队的剧团抢了去。二哥很受宠，唱一季子戏，能够分到不少钱或者粮食。当然二哥也不是谁请都去，哪台戏请的唱家好，他就上哪台戏上去，鸟往旺处飞嘛。 一年冬天，高级社社长刘大爷亲自出马，不放二哥出外，要他教好寨子里的戏班子，争取在赛戏中赢戏。二哥没了瓢敲，只好猫在家里干。刘大爷特别嘱咐他： “二哥，你是闯过大笼子的，今年到了三月十五，咱马寨要请‘长脖的’戏对戏，只准赢，不能输，事不大你看着办吧。” “哎哟，我的妈呀，你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你砍我一百瓦刀也不一定中哩。”二哥一听就着了急。 刘大爷说：“中字头上有个窟窿——那算中透气啦。若不中，我可饶不了你！当心你的核桃瓢！”刘大爷与二哥是老交情，平时对二哥也不赖，就这样算拍板了，二哥犟也犟不出。 第二天一大早，二哥蹲在牛屋院的东山墙脚，初升的太阳把微小的热力很少的一部分洒在了他的身上。小宝的爹正好挑水路过，看见他待在那里吸闷烟，就给他打了招呼。他说：“老大，你挑水后过来一下，帮助我定定弦。”小宝他爹挑过水后，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后，他只顾想自己的心事，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烟，嘴里嘟囔着：“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待一会儿又说一句：“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小宝他爹也不知道啥事，忍不住问他：“动手干啥？” 他吓了一跳，一看是小宝他爹，一笑说：“动手还吸烟。” 接着，他把如何组成戏班子，给小宝他爹讲了一遍，听听小宝他爹的意见。小宝他爹一听，直叫好，只是让小宝他爹唱“大红脸”，小宝他爹感到拿不下来，建议叫东头西章哥演，他也同意了。 这年冬天，剧团里一共排了十来折戏，二哥真是拿出了十八般武艺，又是“音乐、唱腔设计”，又是“总指挥、总导演”，一开口不是“里格隆冬”，就是“一字深黄”，几挂弦子、锣鼓家什叫他调制成了一块韵儿，后棚这一摊子，足抵上县级水平。前台的演员们，也都十分卖力，一看剧团里动这么大阵势，几个总往外溜的好演员都不好意思出去，一副不夺金牌誓不罢休的样子。正月、二月，在方圆附近，一口气唱了几十场，连正月十五谁也没有在家过，一个个吃百家饭吃得红光满面。 三月十五到了，这是我们寨子一年一度的贸易大会，每到这几天，方圆四五十里地的人都给吸来了。十三起会，十五是正会，也是最后一天，人山人海，寨子内外，做啥生意的都有，光那杂烩汤，少说也有二三十家。人们都是穿红着绿，在这阳春三月热闹一场，顺便采购好三夏生产的物资。 在寨子南边的河坡里，扎下了四台大戏，这几台戏都是大队组织的，管饭。那时，县剧团有电打布景，这里没有电，所以不会来，就让我们当地这几个大戏班子顶替了，反正是老规矩，赛戏，“写头”们（会务办公室）把会费集中起来，专奖优胜者，其他三台戏只稍微补贴一下开支。因而各台戏一台比一台卖力，各自使尽绝活，争取在最后一夜十二点以前，把赶会的大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台下，那就算是赢了。 这年，我们寨子里的戏还是越调戏，“长脖的”戏是梆子（豫剧），因女主角长得漂亮但脖子稍长一点而得名。“老刚的”戏是曲剧，“小河里的”戏是二黄戏。二黄戏第一天下来就唱黄了，第二天只唱了一晌就拔了营盘。由于我们的班子大，名气大，老刚的戏自知不抵，非常体面地找到二哥，说愿意帮助我们赢了“长脖的”戏，把他们的漂亮角儿送来跑龙套和最好的戏箱送给我们用，因而戏台子虽然没扒掉，也只是唱了两天戏。 最后这一夜，只剩下两台，旗鼓相当，开始了最后的角逐。我们寨子里凡是能跑得动的人，还有狗，全部来了坐在台下捧场。刘大爷手心里攥着汗，跑前跑后，给演员们打气，下死命令。二哥也在想绝招，定了能够发挥越调特长的《收姜维》。 人家长脖的梆子戏，也真棒。长脖是个大闺女，唱《西厢记》当红娘当出了名，谁都爱看她那个浪劲儿。另外几个坤角儿（女演员）也都长得非常苗条、漂亮，加上豫剧的唱腔本来很优美，所以很叫响儿。他们最后这台戏，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唱《十二寡妇征西》外加《西厢记》的《拷红》这一场。 大战在即，一触即发。天刚擦黑儿，两台戏的人就把汽灯烧得明灯火烛。锣鼓铿锵，唢呐悠扬，台子下坐满了黑压压伸着脖子看戏的人。孩子们都爬到台帮子上，也有的就抱着台子马脚，有的骑在树杈子上。我们大队的剧团，二哥亲自出马，演了“垫场”，底下的人笑声一片。长脖戏台下的人就有一大些往这边拥来。寨子里捧场的人在周围撒着，帮助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大家像是已经赢定了，精神更加抖擞，真他妈的来劲儿。 长脖的戏真存气，唱《十二寡妇征西》时，长脖根本没有出场，人渐渐地有些稀落。等《西厢记》一开始，长脖出场了！不见她抬脚，人就到了台子中央，一开腔满棚喝彩，这边的人呼啦一下就走了一些。 二哥把四弦交给了发旺哥，跑到后棚，让演员们存着气只管唱。只掂走了一盏马灯，拿了几盒子油彩，从后棚的箔篱子钻了出去。我们也不知他卖啥狗皮膏药，但他一走就有点慌了神，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呀，砸了锅一年也抬不起头来，装裤裆里去吧。 当那边唱到最高xdx潮的时候，人们像潮水一样向那边涌去。说时迟，那时快，二哥回来了！他叫戏台上正在唱的演员下来抓紧卸装。演员们一肚子不高兴，戏还没有唱完哩。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二哥把大袄一扔，光着脊背，肚皮上也开了个大花脸，加上上边一个，两副大花脸怪诞极了，他叫锣鼓队大敲起来，自己从台口开始，一溜串打了十八个大跟头，一站定，“哇哇”地怪叫起来，三四里都能听到，又一“洼腰”，两副大花脸都会叫唤，这时就有人往这边跑。他又怕人看不见，哧哧溜溜爬到大杉篙上，又大声来了几腔，领班的一看，人都正在往这边跑，叫锣鼓擂得更响，差点把鼓皮敲破，只见杉篙一摇一晃，二哥在上面耍开了刀山。观众们一定认为这边出了个怪物，人呼啦一下子全部撤了过来，二哥一个跟头打下来，就煞了戏。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赢了！ 第二天发奖时，长脖说啥都不依，揭发我们捣鬼，二哥就给她胡搅蛮缠。会务领导没法子，就贴出公告，评我们一等奖，长脖的戏二等奖，把钱一多一少分配，才算结了局。 第25节 飞 第25节飞 我用这种时空交错的办法写书，你一定会觉得凌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那慢腾腾的日子里，生活如同牛车碾出来的车辙，漫长而混沌。几千年的日子累积在一起，没有多大起伏跌宕，没有多少时差，没有多少先后次序，可以认真地加以区别。尽管如此，其间仍然发生了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下面，还有一些故事，让我慢慢地告诉你。 比如七太爷看自行车的事情，就得说上一说。那个时候，自行车很少见。只有公社的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各有一辆。曹书记和胡社长骑的是天津产的永久车，张武装部长骑的是上海产的凤凰车。两种车子的车把和泥瓦有点小差别。而且张武装部长骑的自行车破得不像样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辆凤凰车，轮盘龙，慢撒气，电镀过的地方掉皮，浑身上下都会响，只有铃铛不会响。 七太爷能够看到自行车，是他唯一没有跑出去的一次。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交通工具，因为自行车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没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过。 自从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骑了自行车来上班，让他见到后，惊奇得了不得。为了看人家骑自行车，他摸透了几个领导的规律，到了曹书记、胡社长他们来上班或者回家团聚的日子里，他就守候在路边不眨眼地看，有时还要跟上跑一大截儿。 曹书记他们几个干部很奇怪，这个老头怎么啦，没有事儿干了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在看稀奇。曹书记停下车子，笑眯眯地对他说：“咋样？你也想骑一骑？”七太爷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让我摸一摸就行了。”曹书记就把车子推给他，让他上上下下摸了个够。七太爷说：“摸了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这种车子是公的还是母的。”可惜那时候没有摩托车出现，要不然，依七太爷丰富的想像力，看到摩托车下边的排气管，一定认为摩托车是公的，自行车是母的。公的轱辘宽，就像男人的脚大，跑得快；母的轱辘窄，就像小脚女人，跑不快。 曹书记听了，觉得很有趣，哈哈大笑着说：“老人家，自行车不分公母，远看一条龙，近看铁丝拧。骑上它，比走路快多了。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人人都会有一辆自行车。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七太爷两眼放光，很快又灰暗下来，不无遗憾地说：“我是怕过不到那一天了。”曹书记哄他说：“快了，快了。” 打那以后，七太爷有感于曹书记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人便说曹书记了不得，你看人家像玩杂技一样，把两个轱辘的家伙骑得滴溜溜转，沿着很窄的小田埂走，也不下车子，真是当领导的就是领导，比我们老百姓有本事。只有两回事儿，让他对自行车转变了看法，那是张武装部长的自行车在山路上行走，让芥丝葛针扎住，放了炮，张武装部长心疼车子，怕砸坏了轮胎，肩扛着车子回公社院。背了十几里路，虽然走走歇歇，照样累得龇牙咧嘴的，出了一身臭汗。又一次是下了雨，道路泥泞，胡社长推着车子，走几步停下来，用一根小木棍，捅车子泥瓦上糊得满满的泥巴，边捅边骂骂咧咧的，要跟自行车的娘发生肉体关系。这两件事儿正好让七太爷碰到，七太爷后来对提拉孙子杜小宝说，让车子骑着人，还不如走路哩。 再如七太爷看飞机，也是不需要跑远路就可以看到的。那时，天上偶尔会飞过一架飞机。当时，我们那里的群众不叫飞机，而叫“飞艇”。最早的“安二”型飞机有双层机翼，声音很大，飞得较低，清晰可见。天上只要有这种“飞艇”飞过，“隆隆”的声音就从天边传来，大人小孩听到响声，都要用双手打着眼罩子，抬头观看，在天上寻找“飞艇”的踪影。“打着眼罩子”，是因为在太阳光线强烈的照射下，向天上观看很耀眼，人们又急于看到飞艇，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有人打趣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烂眼子看不得飞机。”把“吃热豆腐”与“看飞机”放在一起，都是一种急切的心情。七太爷到了这个时候，眼睛更是一眨不眨，死盯着天上这个响家伙的动静，一直看到成为一个小黑点为止。每一次看后，他都要咂着嘴赞叹：“现在的人真是能啊，不见飞艇的翅膀会动，也能飞那么高！这飞艇也不知吃的啥草料，那么有劲儿。要是从天上掉下来咋办，准会摔个稀巴烂。”小孩子们就嘲笑他，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尽说些不吉利话。 杜小宝的脑子里，有许多不在课本上的近代历史知识，都是从七太爷那里听来的。他跟七太爷一个脾气，就是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这可能是他们杜家的遗传基因里有这种密码，在别人身上表现得不太明显，在这一老一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些。 《三字经》没有读完的七太爷，小时候极其害怕读书，并不是他不喜欢学习，只能归结为少不更事儿，或者是因为他贪玩，不好好背那些大人都不好弄懂的文章，多次遭到老师用竹劈子打手心，被打怕了的缘故。其实，他长大以后，求知欲还是十分强的，而且越到老年越是如此。表现在他盲目地崇拜一切读书识字的人，寨子里凡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说出去的话，他都当成金科玉律，深信不疑，谁要是给他抬杠，他很认读书人说的死理儿，一口咬定别人说的不对。即使说不明白道理，他也从来不肯认输，伸着脖子瞪着眼跟人家吵。最后的结论无非是“这是某某说的，人家难道不比你强？反正就是这样的”！由此可见，七太爷并非“竖子不足为训”，应当是“孺子可以教也”。 其实七太爷对交通工具的痴迷，也缘于对知识的痴迷。一次，杜小宝放学回家，给七太爷说，苏联和美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事，七太爷很神往。他对小宝说：“也不知你七太奶在不在那上边，要在那里，我就坐着美国的飞艇去看她！”小宝不理解老人的心思，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七太爷，月亮上边没有水和空气，人都不能生存，哪有七太奶？”七太爷顽固地说：“这也是你们读书人说的，只要成了神仙，要什么有什么，啥东西都不用吃了。魂灵不需要水和空气，嫦娥都在上边住，你七太奶为什么不能在上头？”杜小宝说不服他，任凭他自己胡思乱想。 七太爷滴酒不沾，但他的烟瘾很大，一天到晚，一锅一锅地吸。为了节省火柴，他用在污水中沤过的麻秆，点上后，一天也不会熄灭。 前几年，他在生产队里的瓜地看瓜，有人来了，他不让人家吃瓜，而让人家吸他的旱烟片儿。人家吸了以后，如果说：七太爷，你的烟很好吸。他非常高兴，劝人家：“再吸一袋，再吸一袋！”来人想吃瓜时，就说这烟怎么这么难吸？他一把就把自己的烟袋夺过去，懊恼地骂道，不让你龟孙吸了，吃瓜去吧！ 七太爷在他常年的烟雾缭绕中，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在他简化了的思维中，恐怕更多的是想他已经仙逝多年的老伴。想着他们在戏台子下通过摸摸索索爆发出来的爱情，想着当年乔山菊同他私奔的悲壮举动，想着乔山菊坐花轿时的痛苦和欢乐，想着七太奶为他梳辫子的温柔业绩，想着七太奶那双握着可人的小脚，想着七太奶临终时闪亮的目光，想着怎样到另一个世界里同她团聚，一直想到自己临终的那一刻。 第26节 木匠 第26节木匠 一直忘了告诉你，杜小宝的爹爹叫杜凤翔，杜小宝的叔叔叫杜凤梧。 杜凤梧继承了七太爷的遗风，他的老婆也是同他私奔来的。只不过当年七太爷和七太奶的私奔，并没有直接进家，他们两口子是直接进了家里。人们羡慕地说，他们杜家老坟里可能有这种风脉，可以突然跑来媳妇。 杜凤梧和老婆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同他七太爷一样落套，也是在看戏的戏台子底下，通过男男女女挤挤扛扛弄出来的，没有必要在文字上继续渲染。过去的年轻人，哪有现在的年轻人这样的福气，对自己的意中人，可以送玫瑰花、下馆子吃饭、到影院看电影，还可以在手机上发肉麻的短信，在互联网上发电子邮件，直至到宾馆去开房间，把爱情预热得酸酸甜甜的。但是，当人们痛斥在封建社会里、传统道德束缚了青年男女感情交流的时候，殊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是不可能用说教和打骂挡得住的。虽然交流方式没有现代化的手段，但车有车路，马有马路。至少你千万不要小瞧在戏台子下产生的爱情，这种男女情爱往往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方便快捷，更具有爆发力，更加势不可挡，更加棒打不开。 杜凤梧的老婆也就是杜小宝的婶子嫁过来以后，不到一年，就闹着分家。因为小两口正年轻力壮，挣的工分在家里占有很大比例，杜小宝兄妹们多，比较起来，让小两口出苦力，养活一群张口的实在吃亏。男女结婚叫做成家了，什么是家？“家”字就是在房屋下养一口猪。杜小宝的婶子，确实为了自己没法养猪，积攒私房钱，才说啥也要分门另住的。这个相当严肃的问题，是丈夫杜凤梧婚前根本不去思考的问题，因为那时没有矛盾产生的哲学基础。有了老婆，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矛盾还会发生质的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两口子在被窝里不知商量了多少回，激烈的思想交锋不知进行了多少回，终于软化了杜凤梧孝顺为先的铁石心肠。 小宝婶子率先发难，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两口子奋勇前进。他们从柴米油盐着手，到鸡毛蒜皮子琐事，处处找碴子生气，与父母和哥嫂终日吵吵闹闹。有时，突然平静了一个阶段，忽然，于无声处听惊雷，小宝婶子没来由地寻死觅活，哭哭闹闹，突发的战火让人莫名其妙，找不到导火索，根本不知道从何而起。后来战争逐步升级，小宝婶子不论辈分的谩骂，搞得家无宁日。即使到了这步田地，小宝的爷爷、奶奶依然坚守阵地，忍辱负重，胸怀大度，不同小辈们一般见识，作出战略上的退却姿态。小宝婶子眼看各种进攻不能奏效，终于采取了“斩首行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小宝的爷爷和奶奶。当然，在连日生气的过程中，小宝的婶子像革命造反派的头目那样，始终掌握着运动的大方向，抓着进攻的主动权，讲究斗争策略，从来不提“分家”二字，力求水到渠成。 终于，好面子的杜小宝爷爷，向他们两口子举起了投降的白旗。爷爷对没少暗自饮泣的小宝奶奶说，罢罢罢，捆绑不能成夫妻，更不能成家庭，事情明摆着，这样的媳妇咱养不起，干脆分门另住吧。主意已定，老两口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让小宝奶奶回娘家，把小宝的舅爷请来，亲自主持分家，杜家从此一分为二。 分家后的杜凤梧，另觅空地，盖了两间麦秸糊儿房子。盖房子耗去了他们分家时的财产，日子过得并不比一家人在一起时更好一些。因此，小宝婶子好像从来没有吵过闹过，照样回到大家庭里，一边流蜜地喊着爹妈，一边大碗大碗地蹭饭吃。并且从来不看小宝妈妈的白眼，饭吃得十分畅快。小宝婶子是个精明的女人，她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自己的能省一点是一点，省下来的，是自己家的，可以叫自己的汉子多吃点，养得壮壮的，白天晚上干起各种活来，有气力，有精力。 相比之下，杜凤梧就显得有点呆板，他不好意思回大家庭吃饭。但他对自己女人的做法感到不太满意，又对自己闹分家时的作为有点歉疚。转念一想，老婆回去吃饭是件小事，父母和哥嫂能够容纳她，说明到底是一家人，一个“杜”字掰不开，弟兄们打折胳膊袖里接。 杜凤梧这个人，是个没有学成的木匠。我们那里的人，嘲笑这种木匠是“二八耙子”。说他是“二八耙子”，是指在他操置的木工工具中，有斧头、大锛、大小锯、各种尺寸的凿子、墨斗、拐尺，还有长长短短的几个刨子，所有木工用具，样样齐全。他对于每种木工工具，都会耍，就是在使用刨子方面，始终不得要领。 木匠们都知道，“一年斧子二年锛，一辈子刨子刮不皴（音cun，准确的意思）”。因为推刨子不仅是处理木板平面的光滑，最关键的是刨平板边，把两块以上的板子粘在一起。刨板边时，推出去的刨子要平直，不然，把碎板子拼接粘成大板子的时候，有了缝隙，板子粘接得肯定不牢固。这一过程叫做合缝。有经验的木匠，到了合缝的时候，把刨刃定得只啃动木板薄薄的一点，然后敛着气息，在板头放上刨子时，刨子的下平面非常水平，推动刨子的过程中，力度均匀，到了板子的另一头，刨子仍然是平直的，不能下栽。这样反复几下，刮出来的平面，放在另一块已经刮好的平面上，两块板上下，居于一个大平面，稳稳当当的，趴在缝间看看，连光也透不过去。可小宝的叔叔，本来就是一个粗糙人，多年都没有合成过一个完美的缝，不是侧歪，就是透风。而且越用力气重新刨，就越糟糕，两块板之间，打再厚的皮胶也粘接不牢。偶尔粘着了一块板子，跟碰运气差不多。用绳子摽着的时候，是一块完整的木板，一旦拆掉了绳索，呼啦一下，很快散架成一堆碎板子。因为他在这方面一直不行，所以，他在打家具方面，是一个进了门内的“门外汉”。 斧子是最常用的工具，可以砍、锤、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使用斧子砍木料时，一般是较小的木料，在那些没有办法下锯的情况下，把木料的凸起部分砍到接近墨线，再用刨子细致处理。锤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打凿子，打眼儿。当然做锤用的地方太多，不再一一尽述。 耍大锛同使用斧子就不一样，要的是力气和准头。一把像洋镐一样的大锛，使用时，一只脚尖跷起，直接在这只脚的前边向脚底下刨。锛头是锋利的，给刚刚放倒的大树刷根，去皮，都要首先用到这种往脚下砍的工具。胆小的人，如果看木匠耍大锛，心里一定害怕，担心他们搞不好，要锛到脚上的。说句实在话，一个木匠的一生，几乎没有人不被大锛锛着脚面的，当然这些都是在初学阶段发生的。小宝的叔叔杜凤梧多次被锛砍伤脚面和脚踝，所幸只伤了皮肉，没有伤及过骨头，要不然，成为残废，他的木匠生涯早已结束了。 杜凤梧拿手的活儿是做棺材、汇木料。人们避讳“死”这一字眼，把行将死亡的人，说成要有“三长两短”怎么怎么的，这个“三长两短”指的就是棺材。棺材的一个顶盖，两个帮，是“三长”，两头的堵头，是“两短”。至于棺材底部，是一些薄薄的木板，被忽略了。我们那里，较富裕的人家，往往在老人健在时，早早地预备下棺材，还要用沥青涂抹，然后在棺材的前堵头上，刻出白茬子的“福”字。那意思无非是说，进到这里面，就等于享福去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常常是在老人突然谢世后，才急急忙忙地找来一群木匠，没明没夜地出大树，解板子，合棺材。 杜凤梧做活虽然粗糙，但力气大，到了这种时候，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历来是木匠们的牵头人。他一边啃着主人家提供的大白馒头，一边指挥着几个小伙子出树，让徒弟们拉大锯解板儿，然后和两三个熟练木匠做成品。他最喜欢用接近两抱粗细的桐木做棺材，“三长”部分能够是一块独板，省力又省事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成的湿棺材，很重，到了抬棺材起灵时，尽管找的扛“大头”的汉子都是力大如牛的人，还是被压得龇牙咧嘴的，主人家就给这个人的封子（酬劳钱）多一点。 汇木料是盖房子时的木匠功课。这种活儿，要紧的是掌握尺寸和角度。一般是先做窗户和门框，然后平整一些木杠子，做窗户和门框的过木。当泥水匠们把土墙的墙板垒到一定高度，木匠们还要帮助他们搭架木。待到“山花”（山墙的人字形部分）落成后，就要上木料。搭成人字形的两根木料叫巨兽，支撑巨兽的最粗的木料是大梁，巨兽和大梁形成的三角形与“山花”上端的角度是一致的。搭在巨兽上连接间道之间的木料是檩条，一间房子通常要用五根，最上边的一根叫脊檩，其余四根分别叫二檩和三檩。檩条上可以钉一排排的木条，叫椽子。盖草房子是不需要用椽子的，只有在盖瓦房时，才把这些方锭子木条钉在檩条上，增加向上的抗力和保证坡面平整。汇木料的活儿毕竟粗糙，当木匠的，只要力气大，有基本功就成了。 到了冬春两季，寨子里修房盖屋的人家不少，杜凤梧就成了大忙人，这家不请那家请。做木匠活儿，一般不用爬高上低，另外还有烟抽，有茶水喝。在没有垒墙之前，木匠首先进入情况。这时参加盖房的人少，他们的吃喝比泥水匠们上来时稍好一些。这一切让小宝的婶子，很为自己能干的丈夫骄傲和自豪，嫁给杜小宝叔叔杜凤梧的最初动因，很可能与杜凤梧是一个木匠，是一种体面的手艺人有关。 第27节 草房 第27节草房 小宝的父亲杜凤翔老实、勤快，脑子不笨，也是个手艺人。只不过他不是二八耙子木匠，而是一个泥水匠。我们那里对手艺人是干什么的分得很清，你是垒土坯房子的，叫做泥水匠；你如果会砌砖上瓦，你就是白糊匠。有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因为白糊匠能够跟白石灰打交道，泥水匠只跟烂泥巴打交道。论技术，评“职称”，白糊匠肯定要比泥水匠高一个档次。那时候，在我们马寨，所有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用不上白糊匠，只用泥水匠。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叫做“社会需求直接拉动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造就了一支技术过硬的泥水匠队伍。 泥水匠的工具极其简单，一把瓦刀、一把泥抹就是全部家当。他们的任务就是砌墙，砌墙的好手一般把山墙角子，即使在垒墙面时，也是面向里边站着，因为他们垒出的墙面平整好看。让那些“二八耙子”泥水匠面朝外，负责垒内墙面和在墙体的空间填楦。 杜凤翔是个“领做”的泥水匠，负责指挥所有泥水匠。领做人在房子没有动工之前，心中已经有了整体房子的概念。施工过程中，到了砌墙角、安门框和坐窗户等关键部位和关键时候，必须亲自下手。他手里还有一把重锤，专门用来吊角子，保证墙角的垂直。为了保证砌出的墙面平整，砌墙时，每层土坯之间，要扯上线绳，垒完一层要提升一次线绳。就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垒，直到垒到窗户和门框的过木以后，领做人才领导着匠人们，错着茬子垒山墙，又叫起山花。 待土墙垒好、檩条上齐后，领做人负责组织大家，把屋面用高粱秆织成的箔摊上去，星星点点地甩上泥巴，开始上草。他们先把用铡刀铡齐的黄白草，把屋檐装齐整，以后错着茬子向上一层一层地铺，房前房后一齐开花，直到摊到屋脊。不齐的地方，用一种刻有横槽的“拍耙”把屋面拍平，把褪（tun）下来的柴草推上去。屋面上的柴草根据主家备料多少，可以摊厚或者摊薄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屋脊上最费草，懂行的人说“一脊管半坡”。脊整好了，再用泥巴把屋脊和屋山，搪上一条整齐的泥巴条，这栋草房就大功告成了。 盖草房的主要原料，一是土坯，二是黄白草。土坯的来源，首先是用秋天割掉的茭草地，趁湿让耕牛在地里反复踏踩，再用石磙碾压平整。然后，劳力们用一种利刀，把压成的地面切割成长方形，再用大铲刀，从下边铲起，把一块块土坯铲起来。铲土坯要用三个壮劳力合着干，其中两个人用一根横杆拖一条粗绳，这条粗绳拴在大铲下边的曲弯处，面向后一蹬一蹬地拉，一个人在后边执大铲，蹬一下铲掉一块土坯，甩在一边。土坯的下面儿是否平整，关键在于执大铲人的技术水平，大铲端得平直，切出的土坯质量就高。土坯在坯场晾干后，再用牛车拉回到要盖房子的地方。 黄白草山里才有，是一种莛子较长、较硬的山草。到了秋后，一场霜下来，这种草像大片的麦田，变成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那时候，黄白草坡的所有权，在拥有山权的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很有权。一面黄白草坡典出去，三二十块钱的不等。山下的农户如果要盖房子，就掂上酒肉找这里的生产队长典草坡。喝到一定时候，队长上山指给来人一面坡，说清楚边界，交了定钱，这事情就算完成了，余下的，是盖房子的人找一帮人到山上割草，捆成三四把粗的小捆儿，挑下山来，用牛车拉回去。 小宝的叔叔杜凤梧分家以后，急于盖房子，正好是热天，不能碾坯铲坯，制不成土坯墙，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板打墙。 板打墙是用两只厚木板，一头有堵头，一头是空的，靠空的一头用活木棍扎成的四边形卡着。每打一板，把四边形打开，把压在土墙内的那一头木棍抽出来，再换一个地方打另一板。下一板与前一板的空隙，用一些砖头或者石块填起来就是了。打墙的时候，先用铁锹把土铲上去，填满后，用木制的榔头锤打，先掖边，再打中间，打实后，再向上复土，直到打成鼓鼓的上表面为止。板打墙的厚度与土坯墙厚度相当，因为上下一体，实际上比土坯墙还要结实一些。 此外，他盖房子的时候还没有黄白草，就用了麦秸。麦秸是平摊在房坡上的，铺好后，要全部把这些麦秸泥上，防止大风刮走，所以叫做麦秸糊儿房子。我们这里的人，想了好多办法，解决房子上边的铺草问题。除了麦秸，还可以用谷秆、稻草等，只是这些柴草不耐沤，有一些草到了夏天，还容易生一种肉虫，叫做蛴螬。生了这种虫，破坏屋面，是很让人讨厌的事情。 后来，寨子里盖房子的人家，根据经济条件不同，房子的差异就显了出来。从支部书记刘庆典家开始，盖起了一种叫做海青房的房子。海青房的墙角、门框和窗户处都是用石灰和砖头砌起来的，其他地方仍然用的是土坯。房坡的下檐使用了一米多长的小青瓦。 刚开始盖这种房子时，杜凤翔他们几个比较能干的泥巴匠，谁也不知道如何上瓦，刘庆典只得从外处请来了师傅。那个师傅并不保守，很快就教会了他们。那个师傅说：“上瓦不用学，一个抬俩，俩抬一个。”杜凤翔一点就通，很快掌握了上瓦的技术。到了后来，他们盖瓦房时，再也不用请外地的匠人了。这种海青房外表要好看得多，只是土坯和砖头不是同一品种，结合得并不牢固。到了1975年8月，我们老家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时，海青房倒得最多，还不如草房坚固，让刘支书等几户人家后悔不迭。 无论盖什么房子，和泥的、掂泥兜子的、向房坡甩草把子的工作，才是脏活和重活。这当然是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技术的人干的。年轻一点的，都是通过掂泥兜子，抽空学习砌墙的技术，慢慢地当上了泥水匠的。 若干年后的一个深秋，杜小宝带着家人，回到阔别了数年的老家，忙忙碌碌拜访了一些久违的乡亲以后，一心想到山上看一看。至于看什么，脑海里突然泛出黄白草坡的影子。 他们几个人走了十几里山路，爬到了祖师顶上。放眼望去，那一道道的山坡上，当年的黄白草一片金黄，长势实在喜人。这种曾经为多少代人挡风避雨，做出突出贡献的黄白草，年复一年，头年的草变成了次年的肥料，地下的腐殖质越来越厚，难怪它们的长势如此旺盛！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再也没有人割它用它了，原来极其有用的东西现在竟成了废物。他心里想，他退休后一定要带着妻子回到山里，像当年他凤梧叔一样，在山里找一片宅场，盖一栋草房子。当然，没有茭草地了，切土坯垒墙是不容易办到了，就自己亲自打板打墙，割很多很多的黄白草，把屋面摊得厚厚的，住上这冬暖夏凉的草房子，安度晚年，那一定是一件令人非常惬意的事情。他又一转念，可笑自己为什么忽然产生这样古怪的念头，难道自己连七太爷都不如，不向前看而向后看吗？因而发出了诸多感慨。他想，要是他们的老前辈也有他这么严重的怀旧情结，难道要回到穴居的年代里去吗？真是拉历史的车轮倒转，逆潮流而动。伟人毛泽东曾在他的《水调歌头·游泳》里叹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都过去了，留不住，留不住啊。 第28节 电报 第28节电报 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七太爷失踪的日子里，我们马寨大队乃至马寨公社，传递消息、通知开会一直都是“四类分子”们负责传送的。元叔由开始替他妈送信，后来干脆成了专职送信人。顺便一提的是，送信是“四类分子”的一种义务劳动，生产队里是不给记工分的。 从古到今，传递消息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关联的一项基本需求。用“四类分子”送信，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这比起周幽王他们那个时代，用点燃烽火台的办法报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用驿马送信，差不了多少。人们之所以对盛唐时期的美人杨贵妃有气，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女人过于奢侈腐化，竟敢动用为国家报信的驿马给她运送荔枝，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为了保鲜，从广东到长安城，使用接力赛的办法，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驿马跑得再快，也得经历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里，从古到今，误过不少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当广州附近三元里的老百姓们掀起的抗英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的金銮殿里的大清皇帝，还只是靠读到驿马刚刚送到的“塘报”，才了解到英军的炮船大举侵犯，刚刚逼近了离广州数百公里的珠江入海口处。还有一首动人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仔细分析，这抵万金的家书，很可能是在前线的战士写了家书以后，三个月才能传到家里。等家里人接到烽火中传来的家书时，一定忧心如焚，说不定写家书的人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用放“消息树”的办法传递情报，在小宝他们的课本里，抗日小英雄海娃还把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屁股下边。幸亏这些历史典故，在七太爷的脑袋瓜子里并不存在，要不然，他那一颗总想飞翔的心，一定不会仅限于对交通工具的热衷，说不定还会对通讯设施产生痴迷。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叫做邮电局。县里的邮电局在高楼街设了一个邮电所，地点就在区政府的墙外边。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男的叫小蔡，一个女的叫小郑。这个女小郑比那个男小蔡长两岁，长得不怎么样，但声音清脆，负责管分机的活儿，属于电信业务范畴。男的自然是管邮政的，穿一身老油绿工作服，骑一辆油绿色的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负荷了多少重要信息和多少期待。车子前边的梁上，有一个大袋子，专门装信件、汇款单和收到人的签字夹子，后边衣架上，驮了两只邮袋子，装报纸杂志，分列在车架两边，底下有铁托板支撑着重量。两只邮袋子上分别印有毛主席的真迹：“人民邮电”，由于他老人家用的是繁体字“人民郵電”，写得又草，好多人认不得，请我们寨子里的老学究孙乃社来认，这老孙头戴着老花镜，趴上去看了半天，对大家赞叹说：“毛主席的字真好啊，‘人民陲毛’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小蔡忍俊不禁，纠正说：“大叔，那不是‘人民陲毛’，是人民邮电！”孙乃社虽说不相信，也不敢自认正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书法，好书法！” 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绻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地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连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意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做莫尔斯的美国人在1838年发明的，1844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1832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第29节 送信 第29节送信 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诵，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儿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xx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第30节 刻钢板 第30节刻钢板 丁老师人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字好。马寨小学原来的课程表，都是丁老师用复写纸套写的，大殿里贴一份儿，老师们的办公桌前贴一份儿，教室里贴一份儿。丁老师喜欢表现自己，经常站在学校大课程表前观看，让老师们评价他的字，大家都说好，丁老师心里美滋滋的，把学校仅有的几项抄写活儿全包了。可惜我们马寨小学没有一个女教师，要是有女教师的话，再夸上他几句，他肯定非常幸福。只有发生春妮和陈聪老师搂抱那一幕后，丁老师才消沉过一阵子，一度对自己写那么好的字失去了自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买了一台弹力型油印机。刻钢板的活儿，自然还是丁老师代劳。丁老师当仁不让地把钢板、铁笔和衢州产的蜡纸，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刻钢板又叫刻蜡板，现在已经不见了，生产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的厂家肯定早已倒闭。但在当时，这种印刷设备比较先进，全国上下曾经盛行过许多年。丁老师备课、改作业不用心，刻蜡板却非常用心。他把蜡纸摊在锻有细密斜纹的钢板上，用铁笔在上边用力地刻字，虽然力透纸背，也必须适中，必须把蜡刻掉，又不能伤了里边可以透油墨的棉纸。 丁老师在小师范上学时，可能练过刻蜡板的基本功，有一手工整、均匀、好看的钢板字。他除了会在钢板上边绘画、制表外，最基本的是会刻写方块体和锥体两种字体。刻锥体字和刻表格时，只要把钢板平放就行，只不过在制表格时，还要用直尺管教着铁笔。刻方块体时，他把钢板呈45度角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写字，横竖道自然很直，不懂的人想象不出，在凹凸不平的钢板上，怎么能够写出那么直的道道来。 刚刻出来的蜡纸，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漆桌面上，可以清晰地进行校对。如果发现了刻错的地方，丁老师能够巧妙地进行修改。他把蜡纸放在油漆桌面的光洁处，用铁笔的塑料杆上头光滑的“后肚儿”，在出错的地方，轻轻地研磨，可以把刻毛了的蜡质重新匀在刻出的槽道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一下，立即吹灭，趁热把火柴头贴近要修改之处熏一下，这地方的蜡纸就立刻恢复了原样，重新刻写，就可以把错误纠正过来。 刻好后的蜡纸，丁老师把它张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蘸上油墨的油磙子推几下，下面的纸张就印出了丁老师的作品。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有几天，从来与小学无缘的公社武装部张部长，来到马寨小学，直接找到丁老师，与丁老师密谋了几个晚上。在那几天里，丁老师精神亢奋，神情庄严神圣，几乎整夜不睡，在备课本子上起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出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顶寺大殿里炮制出笼。张武装部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子”，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部长自封为马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点把祖师顶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交出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交给了张武装部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子”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子，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骑车子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各大队相继演出了夺权的闹剧。我们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蛋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交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子”大走资派干到底，山寨里从此热闹了许多。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坚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子”独干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新闻），这西门也不知是啥东西，经常挨剥，皮毛肯定早就被剥光了。”还有的见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羡慕地说：“你们行啊，很快就转正了！”民办教师们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解释说：“难道你们没有听广播里天天说，无产阶级转正（专政）理论，那你们不就快转正了吗？”民办教师们才知道他们听讹了。此时的丁老师，造反的生涯更加光辉灿烂，已经造到了县教育局，当上了一个县教革委的副主任。 马寨公社的革委会领导，也像元叔做的“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寨公社的新领导买了一台大型收音机和扩大器（放大器），广播从此具备了另一种功能，就是通知会议。领导们趴在大收音机前对着喇叭大声喊：“喂，喂！”那边各大队的干部也对着自己家里的广播喇叭回话：“听到了！”相互的沟通从而方便快捷。这种趴在广播喇叭前喊话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推广动圈喇叭后，比舌簧喇叭效果好得多，两边对话非常清晰。从此，“四类分子”送信的任务一去不复返了。 第31节 信教 第31节信教 在造反派夺权之前，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组织，仍然在原大队干部领导之下。他们仿效城市里的红卫兵，开展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但是，无论红卫兵们磨破了嘴皮子，说“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必须加以彻底的荡涤，老百姓们总是搞不清啥是“四旧”、啥是“四新”，背语录也背得丢三落四的。寨子里的群众只知道他们瞎胡折腾，主要是扒小庙、砸石碑、捣毁老式门窗和顶子床上的各种雕刻。反正凡是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斥为“四旧”，都在破除之列。红卫兵们抓着了七太爷，本来想把他的辫子割掉，没有得逞，立即把邪火烧到了寨子少有的瓦房上，够下了那些传说可以辟邪的“兽头”。群众又造出了一个时兴的歇后语：“红卫兵上瓦房——够受（兽）”，专门用来比喻难以忍受的一些事物。 在破除外边能够看得见的“四旧”以后，红卫兵组织又把破除的目标转向了室内。造反派勒令各家各户把正堂屋的祖宗牌位和灶台上烟熏火燎的老灶爷、老灶奶画像，全部撕掉焚烧。红卫兵们的工作重点是搜查旧文化，烧各家各户收上来的戏本子、老皇历。最让寨子里的老读书人孙乃社心疼的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一批线装书，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说唐》，还有一些中医药偏背方，以及杂七杂八的图书，被重点收缴烧毀了。 七太爷受了剪辫子那场惊吓以后，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就躲。情绪一落千丈，一扫原来老小孩的样子，整天郁郁寡欢。小宝妈妈为了哄他开心，特地给他缝制了一个红宝书袋子，让他不离身，安慰他说：“七太爷，你只要背着这个，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七太爷本来就把毛主席当成人民大救星感恩戴德，小时候《三字经》都没有背熟，竟然在他九十多岁时，硬是背会了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著名的语录。 在这些年里，元叔一直处在劣势地位。他母亲原来与寨子里的一批老太太们信“洋教”（基督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烧香的绝迹了，走礼拜的活动中止了。元叔的妈常常偷偷地跪在床上，痛哭流涕，“主啊，主啊”地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保佑元叔平安，保佑元叔能够早日娶个媳妇。 在我们寨子里，年轻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也不相信。奇怪的是，只要上了一点年纪，就要寻求精神寄托，信神信鬼的。越入老境，越是迷信，女人比男人更甚一些，大家好像不信一点什么，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似的。 过去的千百年里，老百姓们主要是烧香磕头，拜佛拜菩萨、敬老天爷、拜祖师爷，在我们山里人的心目中，是分不清佛教和道教的，只要是神，一股脑儿地都拜。到了临近解放的一段时间，从外边传进来了基督教，以后的十几年中，发展的势头迅速，有一批妇女们改信基督教，并且成立了教会组织。 我们那里把信仰基督教的人称“信主”人，信上帝和信基督都叫信主。最早把基督教带进寨子里的人是杜小宝的同学高恩典的姥姥。 高恩典的姥姥家在平原地区，他姥姥是大家闺秀出身，小时候受家教熏陶，学了不少文化知识，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女。 那时候，唐都市已经开办了两种教会，一个是天主教堂，一个是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是法国人办的，基督教堂是英国人办的。在他们的国度里，两种教会势不两立，到了中国，依然存在着激烈竞争。到底是英国人有钱一些，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英国牧师，在唐都市办了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很有特点，只收女生，教她们学习中国文化，学习艺术，学习妇女必备的知识，当然，目的在于传教。 由于这所神学院与本土文化结合密切，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没有多久，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有钱人家，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所神学院读书，试图把大家闺秀女儿培养成知识淑女。 高恩典的姥姥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哥哥又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她就跟着哥哥上了这所学校。两年工夫，她把《圣经》中的新旧约全书读得滚瓜烂熟。嫁给高恩典姥爷后，相夫教子，聪明贤德，人人称颂。他们家本来也是书香门第，日子殷实，不料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搞得家道中落，沦为穷人。高恩典姥爷养不起一大群孩子，同时为了烧柴方便，相中了马寨老高家的孩子，把一个女儿送到这里做了童养媳。这个女儿，后来就是高恩典、高恩慈、高恩慧和高恩佑四个孩子的妈妈。 母亲和女儿信主，自然会传给婆婆。每当高恩典的姥姥想念当童养媳的女儿的时候，就要到山里住上几天。亲家母相见，很投缘，就有很多话说。渐渐地，话题渗透到了基督教。 姥姥给奶奶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了《圣经》中“旧约”里的上帝耶和华创世纪，讲上帝说，混沌的世界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讲上帝让有了空气和水，清浊开始有了分界。讲上帝造了最初的人类男人亚当，抽了亚当的肋条又造了女人夏娃，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下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心明眼亮起来，用树叶遮羞，还让亚当也吃这种果子，亚当刚吃，还没有咽下，就想起上帝的教导，不能吃，于是有了喉结。讲后来繁衍的人类充满罪恶，上帝发怒，用洪水灭世，只拣选了最优秀的诺亚一家造方舟，躲过了这场浩劫，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和平鸽叼着橄榄枝，报告他们见到了陆地，人类重新生生不息。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十字军东征出迦南……讲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姥姥给奶奶重点讲述了“新约全书”里的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讲上帝为了拯救罪恶滔天的人类，派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稣到人间传递福音。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的主要内容，讲“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显现的“指石头为饼”、让“盲人复明”、“一身疥疮的人立即痊愈”等各种奇妙的神迹，讲箴言中宇宙之末的恐怖，讲信主人“生前得平安，死后得永生”的好处，等等，道理深刻又简单明了。 本来，高恩典的奶奶过去一直信佛，家里供奉着菩萨和财神，历来对“洋教”嗤之以鼻，但碍于亲家母的面子，不得不听。听着听着，听出了味道，听出了门道。两个中年女人在一起彻夜畅谈，高恩典的姥姥讲得深入浅出，高恩典的奶奶听得有味，听得入迷，脑子让姥姥洗得干干净净的。于是，撤去了菩萨、财神的牌位和香炉，挂上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世人的画像，开始学着姥姥跪在地上，向主祷告，以实际行动皈依了基督教。 过了十几年，寨子里的妇女们有了一批信主人，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她们用走礼拜的方式，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元叔的妈妈痛感佛爷和菩萨从来没有保佑过他们一家，还不如信主，方能够从中得到心灵深处的宁静和安慰，也成了基督徒。当然其他的妇女们信主，是各取所需。有的是家里有人或自己长期有病，有的则是养不了猪，有的年轻女人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男人不专心，乱搞女人或者男人赌博嗜酒。总之，都是一些家庭贫困潦倒的女人，才对基督教感情笃厚。那些家境很好的干部家属，极少有信主的，就是有一个半个，也常常要遭到男人责骂，不允许她们走这个行当。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信了“洋教”，是要被乡亲们瞧不起的。杜小宝他妈也信主，他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但他们这一帮孩子，在那个时候，并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长大以后，回头想想，才对这种现象有所解悟。 寨子里基督教的发展和兴盛，起源于高恩典奶奶的死。解放后几年的一个冬天，高恩典奶奶得了一种暴病，老中医先生说叫做薄肠痢，现在可能叫结肠癌，下血下脓不止。医生和家人，先用泄法，用了黑白丑（二丑）泄不下来，改用烈性药巴豆，拉稀拉得人瘦得出相，照样不见效果。改用破法，用红花、刺角芽儿等药物破血，依然不见回头的迹象。最后，采用补法，吃烧大蒜不行，灌老鳖汤，老鳖汤不行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大烟壳熬红糖水喝，也没有一点成效，渐渐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到了接近年关的时候，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奇迹就出现在这以后，当高恩典爷爷、爹爹和妈妈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准备后事之时，咽气了两个时辰的奶奶忽然醒了过来，非常精神地坐了起来，脸上放出幸福的光彩，不会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指头，用沙哑的喉咙“哇哇”着向家人比画。一家人惊喜非常，信主的妇女们凡是能到场的，差不多都来了。寨子里有人听说后，也都赶来看稀奇。 大家纷纷猜测，高恩典的奶奶比画三个指头的含义。她妹妹问：“姐呀，莫不是有三个亲人没有到场，你舍不得走？”高恩典的奶奶直摇头。好喝酒的丈夫问：“孩子他妈，是不是你想喝三盅酒？”气得她直抓墙，挠出了土沟子。她儿子问：“妈呀，咱是不是欠人家三块钱，你放心不下？”妈妈对儿子直摆手，做出抱着他小时候的模样，又是拍，又是亲的，一脸慈祥。高恩典的姥姥挤了过去，对她说：“嫂子，我明白了，你八成是见到上帝了，上帝怀抱着你，给你了三颗生命果子吃。是不是？”高恩典的奶奶高兴地笑了起来，显然是被高恩典姥姥猜中了心事。高恩典的姥姥冷静地对大家说：“继续准备后事吧，上帝给了她三颗生命果子，她只能活三天时间。她这是回来显现神的大能来了，让我们为她祈祷吧！”于是，所有在场的信主的，连最讨厌信主的高恩典的父亲，也跪了下来，屋里屋外响起了一片“嘤嘤嗡嗡”的祈祷声，接着高恩典的姥姥念了圣诗，大家唱起了歌颂万能的耶稣基督的圣歌。高恩典的奶奶整整三个对时，坐在床上，不吃不喝，精神矍铄，临终的那一刻，对大家笑了笑，倒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神奇，理论家们也不容易破解其中之谜。当然，随着年代久远，这件奇事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说得活灵活现的。作者亲自考证过，哪种说法最为准确，最后还是不得不以高恩典的爹说的为准。因为他才是这个事件的亲眼见证人，至今还健在，并且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相信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从一个十分抱怨家人信主的人，突然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一个人的世界观立即产生这么重大的变化，显然就是他亲眼看到了母亲死而复生的结果。而且，打那以后，寨子里的信主人骤然增加，可见，“神迹”能够摧毁人的意志，我们山里人都是实证主义者。 第32节 公贼 第32节“公贼” 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分，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搞不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捡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认为这书烧了实在可惜。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借，这一次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槛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门板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他就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哧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其中摸到了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就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槛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xx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剐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糨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到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龇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 第33节 算盘 第33节算盘 眼看七太爷走了二十多天了，天气逐渐转冷，老杜家一家人又一次念叨起了他。小宝的奶奶和小宝的妈妈不停地为儿女、孙子们做棉袄、棉裤，小宝的爹爹从外边回家，头上飘了一头雪花。小宝的奶奶叹口气说：“下雪了，也不知你七太爷在哪儿。这个老东西，实在是太不着调儿，走的时候，穿的衣服那么单薄，这天气，要不冻着（伤风感冒）才怪哩。”小宝的妈妈更加担心地说：“七太爷的身子骨大不如前了，真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边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见不到他岂不让人后悔一辈子！”小宝的爹说小宝的妈：“就你说话骚气（不吉利），七太爷铁（硬朗）着呢。娘，要不我去西乡赵集找找他？”小宝的爷爷说：“哈，找他干啥？赵集离咱这里一百多里，没有三四天回不来。我记得赵集有个幺（最小）姑奶的女儿，我喊表姑的在那里住，他八成是去了人家。那个表姑小时候经常来走亲戚，七爷待她很亲，后来嫁得远了，人也老了，就断了来往。再说，他就是没有去表姑家，若冻得受不了，自己就会回来。”小宝他爹说：“对了，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前年我在赵集西张庄当民工修淮唐（淮水市——唐都市）小铁路时，曾经去看过那个表姑奶，表姑奶身体好，不像个快到六十岁的人，见了我，亲自烙油馍、煮咸鸭蛋，把咱们家一家老小问了个遍到。特别是知道七太爷还活着，惊奇得了不得，一中午都说，要是有机会了一定要见见她的老舅。七太爷要是真去了那里，肯定没有受罪！”话虽然这么说，小宝奶奶还是天天要念叨七太爷一阵子。 那一年，凤姑出嫁以后，元叔像害了一场大病，四方脸儿变成了长条形。除了上地干活，一进家就是蒙头睡觉，原来不会抽烟，没有多长时间，卷喇叭筒儿抽，成了大烟鬼子。他妈也不多劝他，只是整天流泪祷告，希望耶稣基督的神迹在元叔身上显现。 后来“神迹”真的显现了。一天，他妈到邻居信主人家那里聚会，忘了把屋里的劈柴火弄灭，关上门就走了。等她回来时，元叔趴在床沿上呕吐不止，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劲儿也没有。元叔的妈妈着了忙，知道这时祷告也没有用，要去请医生，元叔少气无力地说：“妈，你不要着急，我这可能是煤气中毒了。你把窗户纸撕掉，跑跑气，过一会儿就好了。”元叔的妈妈心里说：“这孩子就是有点怪，家里又没有烧煤，哪儿来的煤气中毒？”想归想，还是照着元叔的话做了。 元叔翻身躺下，好像一个死人，直挺挺地睡着了一大晌。他妈守着他，不住地哭着说：“我这苦命的儿，都怪你爹这个老东西，让我生下了你。他早早地伸腿走了，撇下我们娘俩儿受罪！”后来，元叔的脸上渐渐地恢复了血色，一骨碌爬起来，对他妈说：“妈，不要哭了，我好了！” 元叔差点去阎王殿里走了一遭，真的好了，不仅是身体好了，而且精神也好了，他忽然一下子想通了，凤姑嫁给别人是必然的事情，自己为她祝福吧，既然得不到她，活下去，才是真的。终于，凤姑给他的纯真爱情和温柔体贴，跑到了爪哇国里，他从此绝了对凤姑深深的眷恋。 没有沉沦下去的元叔，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有一股钻研知识的劲头。小宝有许多启蒙知识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元叔的家里只有他们娘俩儿，平时冷清得厉害。元叔的妈妈非常勤快，把屋里天天打扫得一尘不染，要不是元叔编织草鞋常常打那个洞儿，屋里的土地面，光滑平整，连一个裂缝都没有。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他们几个经常去他家玩，元叔的妈妈从来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每当他们走时，还对他们说：“要过来玩呢，要不你元叔想你们的。”只有后来凤姑经常看元叔的日子里，元叔他妈不让孩子们打搅他们，并且自己也借故出去到信主人家里串门子。 元叔很喜欢小宝，他经常对人说：“这孩子真是聪明，教他什么不几遍儿就学会了。”他也教孙二孬，孙二孬说：“元哥，你别难为我，我不是读书的料儿。”元叔也喜欢他，随他便儿扒自己的东西。 小宝入学之前，元叔教他打算盘。先是教了“三变九”（一说是三遍九），后是教了“九变九”（一说是九遍九）。这两种变法，都是加法，用来练习口诀，练习指法用的。 算盘的上档有两个珠子，一个当五个数，最上边的一个不常用，因为用到它时，就已经进位了。只有在做除法运算时，才偶尔发挥一下作用。下档有五个珠子，每一个珠子当一来使用。“三变九”是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依次排列起来，成为整齐好看的直角三角形。打“三变九”时，见什么数字加什么数字。“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逢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八去二进一，九去一进一”，就这样，边念口诀边打数字，打上三遍，算盘上的数字排列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遇到了最后一个数字一、二是反着的，用一句无用但是有效的口诀“起一来一”，就把数字关系理顺了。小宝开始打“三变九”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他七太爷当年不明白“三字经”一个样。但他觉得很有趣，数字的排列就像两把手枪，开始时，枪口对着一个方向，打成以后，枪口对着了另一个相反方向。 “九变九”的口诀依然是这么几句，只不过一直将口诀顺着打下去，不能记混了。只要打上九遍，就可以把数字打得顺序倒了过来。 打乘法，就是用的小学生学习的乘法口诀，打的时候，念着乘法口诀，拨算盘子时，手法上仍然离不开加法，只不过融会贯通了，不需要操心，自会打得出来。 小宝至今记得，在他上学以前，元叔教给他的“斤两歌”。口诀是：“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七五，八五，九五六二五，十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七五，十六两整一斤。”这意思当时小宝当然弄不明白，只知道“一个六二五、一个六二五”地在算盘上往上加，指法上依然遵循着加法口诀的套路，加到十六遍时，就归结成了一。等他上了小学以后，逐步明白了，这是一种老秤，一斤是“十六两”，十六进位关系。“六二五”这个数字，实际上是用十六去除十，等分出来的。中国人很聪明，祖冲之和许多古老的数学家们对数字的研究，还有度、量、衡方面的设计，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阴阳八卦用的是二进制，现在成了计算机运算的基本进位关系。我们的老祖宗，还会用“打”这个量词，那是十二进位关系。 打算盘最难学的是“归片”。所谓“归片”，不是妇女们现在用的“当归饮片”的简称，而是算盘的除法口诀。有“二一添作五、四一二剩二，逢几进几”等，这些口诀，你要是感兴趣的话，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过上几十年，还有人会不会，就不好说了。最大的可能，是那些研究传统文化的人还能够一知半解。我就不说了，再说，你肯定说我卖弄不够了。我这部书中，常常笨拙地把这些东西描写得很细，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失传了。你不信，到任何一个商店、超市买东西，不是简单的计算器，就是微型电脑，谁还使用又粗又笨的算盘呀！不过，说失传也不太确切。据说，这东西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了，有一些人专门把珠算当做提高儿童智力的手段之一，仍然在向下一代传授着。 小宝上到小学六年级时，元叔告诉他，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除法，根本不用再背那些“归片”口诀了。小宝急促地让元叔教给他，原来只有两句：“够除了隔位，不够除了挨位。”小宝学会以后，惊叹元叔这么动脑筋，通过不懈的努力，竟然把那么复杂的算盘除法弄得如此简明扼要！当然，小宝的领悟能力也不低，他总结出，元叔的这一发明不过是掌握了算盘算除法的定位法则。够除不够除，“隔位”和“挨位”，是一种试商的办法。只要学会了算术课本上的除法试商的办法，算盘的算法与它就殊途同归了。打这种除法时，只要是算盘的乘法和加减法法则熟悉，多少位除以多少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许多的科学知识，研究发明和找到真理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张纸。研究人员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转来转去，试图在铜墙铁壁间，找到贴有黑色纸张的小孔，一旦找到了，捅破这张纸时，明亮的光就会立刻照射进来。小宝用算术的法则，一下子就理解了元叔发明这句口诀的关键所在。可是，元叔为了寻找这个简单的办法，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思索了多少夜晚，花去了多少工夫。 有一天，小宝按他妈的吩咐，去代销点买东西，碰上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代销点的女售货员年轻漂亮，双手会打算盘。一个山里的老汉来卖柴胡和蝎子，卖了以后，他对售货员说：“闺女，你们这里的蝎子多少钱一斤？”售货员说：“三十五。”老汉问：“是不是到哪儿卖，都是这个价格？”售货员肯定地说：“当然了！”老汉说：“我上次去高楼街卖蝎子，七斤六两，跟这一次一般多，只卖了二百三十八块六毛四，你给我了二百六十六块，显见是上次卖亏了。央央你给我算一算，上次合多少钱一斤，我再去高楼街找他们算账去！” 售货员爽快地答应了，立刻拿出算盘，拨拉上了“266”、“23864”两个数字，算了半天，脸憋得通红，竟然没有能够算得出来。小宝知道，这是一个多位数除法，用笔算很容易能够算得出来是“31.4”，是常数π的十倍。也就是说，上次老汉在高楼街卖蝎子，每斤的单价少了三块六。那个售货员如果聪明，她完全可以用笔算，也可能是她忙中无计，也可能是她放不下正在使用“噼里啪啦”算盘的架子，一下子窘得出了一头香汗。为了掩饰，她不住地说：“咋这么不好算咧。”老汉挺知趣地说：“不好算就算了，反正他们没有给够我的钱！”小宝说：“大姐姐，我替你算算好吗？”那姑娘怀疑地把算盘推给了他，小宝真的“三下五去二”算出来了答案。老汉说：“好样的，好样的！”那姑娘缠着杜小宝说：“小家伙，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宝卖弄地把元叔教给他的定位法则，教给了这个售货员。 这本来是一点就破的算法，这姑娘一会儿工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她对小宝说：“我一直掌握不了珠算的除法，有这两句，我再也不用背那些咬嘴的口诀了，你的办法真好！”小宝认真地说：“不是那些口诀咬嘴，是你的嘴咬着它了！”姑娘说：“对，对，反正就是难记难用！”打那以后，只要小宝拿着鸡蛋去代销点换盐，这姑娘总是要明显地多给一些。小宝妈挺奇怪，为什么你去换的盐，总比你妹妹去换的多一些？小宝用陈聪老师说的话，对妈妈骄傲地说：“法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后来，小宝更加知道，知识不仅是力量，还是经济效益。元叔把他这些看家本事不仅教会了小宝，也教会了他与四川女人生下的女儿孙松玉。80年代初，松玉考入了唐都市的商业中专学校，那句除法口诀连自己的老师也不知道，她反哺了老师。由于她算盘打得特别突出，去省城参加了全省商业中专学校举办的珠算比赛，得了特等奖，学校光荣，她自己也掩饰不住自豪。当然，这自豪只是一阵子，因为现在省城也不搞珠算比赛了，代之的是计算机技能大赛。而且她那么优秀的打算盘技术，到了工作岗位上，竟然毫无用处。 第34节 钻研 第34节钻研 元叔的探索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上，而且体现在他对医学、农学以及对天文学的刻苦钻研上。 元叔的精神振作起来以后，把精力几乎全部投放在了学习知识上。当然，他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很少，学习新知识时，就像背着沉重的包袱，翻山越岭，非常艰难。他就像一个长途跋涉者，在漫无边际的知识领域里，苦苦地追寻。进展十分缓慢，然而，只要学懂了，掌握得十分牢固，同时也存在许多讹误的东西。他创造了自己中西结合的非常独特的学习方法。 有一年，元叔从他一个亲戚家，借来了一本《初中平面几何》课本，试图攻破它。他上学时，还没有汉语拼音出现，他用的工具书，是一本发黄的字典，拼音方式用的是老式的“快字”拼音，那些英文字母，他连一个也不会念，成了拦路虎。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全面地掌握平面几何的定义、公理、定理、逆定理和运算、证明的法则。他创造了自己念英文字母的方法。如大写a他念作“山花（山墙的尖角）”，小写a他念作“蝌蚪”，大写b他念作“耳朵”，小写b他念作“瓦刀”，大写c他念作“大开口”，小写c他念作“小开口”。 小宝到县一中上学以后，星期天回家找元叔玩，元叔虚心地向他请教关于平面几何方面的证明题。元叔对英文的念法，让杜小宝笑得肚子疼。如他念在Δabc中，a边b边c边，念成了：“在三角形山花耳朵大开口中，蝌蚪瓦刀和小开口分别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尽管如此，元叔证明起几何题来，竟然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准确无误。念归念，写归写，要是不让他念，只让他写，除了他写的英文字母都是工整的印刷体外，与一个学生没有什么两样。小宝教给了他英文字母的念法，他竭力地记下来，并且费了好大气力，才把原来自己创造的念法忘掉。而且回头看看，自己粗笨的方法，实在可笑。 自从小宝他们偷了书交给他以后，元叔有了书读，学习的兴趣转向了实用知识。如那些书中，有一本是《平湖脉学》，一本是《傅青主女科》，一本是《汤头歌诀白话解》。元叔得了这三本书，如获至宝。配合着孙乃社的几本阴阳五行书籍，他解开了医学书中许多难解之谜。他从此迷恋上了医学，把三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什么虚实寒热，表里阴阳，望闻问切，他都揣摩了个八九不离十。一年四季，他按着自己的脉搏，嘴里念叨着：“浮脉为阳，其病在表，寸脉伤风，头疼鼻塞……”或者“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拿起中药来，他立刻想到些药的药性，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托疮生肌，气虚莫少”，等等。他回味着和凤姑在一起的那为数不多日子里，他对女人身体构造的了解，对女性的疾病研究得比较通透，他试着给一些生病妇女们开的药方，非常见效。同时，掌握了不少偏方、背方，连给婴幼儿捏喉咙、扎马牙和给大人们拔火罐，他都练就了一套独特的手法。 后来，针灸治疗聋哑人的宣传，一度在各种媒体上，像神话一般，被炒作得十分厉害。他到高楼街买回了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把自己的腮帮子扎伤，肿了数天。他创造了治疗牙疼的几种方法，对火牙、酸牙及虫吃牙，各有一套成功的吃药、扎针的疗法。到地里干活时，他的银针也不离手，谁要是哪里有了病痛，他朝“阿是穴”上扎一针立即止疼，然后配合其他穴位根除痼疾。 元叔的医术渐渐地传了开来。起初，由于他没有经历过老师指教，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进行过培训，大队卫生所不肯接纳他，坐堂的医生还想方设法刁难他，嘲笑并糟蹋他，他想当一名“赤脚医生”都不可能。但老百姓真的是“不信广告信疗效”，找他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一直没有得到行医资格证书，然而，他确实是我们山区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医生。 在他刚刚开始钻研医学之前，他还对搜集农谚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整理出了几百条谚语。如种子方面，他总结出“麦收胎里富”、“见子不顾苗”，等等。在种植节令方面，他总结了“枣芽发，种棉花”、“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白露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土里芝麻泥里豆”，等等。在施肥方面，他总结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施肥多不如施肥好，施肥好不如施肥巧”，等等。在天气预报方面，他也总结出了一些谚语，如“八月十五云遮月，防备来年雪打灯”、“云往南，雨涟涟；云往东，一阵风；云往北，一阵黑；云往西，披蓑衣”，等等。这些农谚，很符合我们那里的地域特点。他对小宝说过：“有朝一日，我要把它整理成册子，送给有关部门，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资料。”其实，他总结的这些东西，有的到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哪有反季节作物，哪有大棚蔬菜呢，真的难为他了。 七太爷的心一直想飞，元叔的心也瞄向了太空。在凤姑出嫁以后，他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看场，遥望星空，排解心中的悲愤。他妈妈信主的情结，一度感染过他，但他的思考方式显然同老太太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他考虑得更博大一些，更深远一些。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对宇宙空间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而且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知识的贫乏。就好像一只蚂蚁，趴在一个正在吹大的气球上，它看到了局部的领域。当它的视野更加远大之时，气球随之扩大，需要更加放大的视野。天上的流星划过，如同生命一样短暂。他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多地了解宇宙的奥秘，想着怎么才能延伸自己的目光。 回到家里，他用自己买来的两只放大镜，一只当做目镜，一只当做物镜，分别装在他亲手糊的一个纸筒两端，做成了一副本地造的天文望远镜。经过反复调试，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肉眼看大得多的月亮。他在多少个夜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颗地球的天然卫星，一点一滴地搜索它上面的景物，猜想着月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小宝告诉他，美国的科学家已经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以后，他让小宝见到了他研制的天文望远镜。 杜小宝透过这个圆筒，同样看清了月面上的环形山脉，那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根本不是什么桂花树，也没有老人在上边捣药，没有玉兔在上面吃草，更没有嫦娥在上面舒广袖。他和小宝反复讨论了，月球这个庞然大物，对于地球和人类的重大意义，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他说，要是能在月球上耕田，再回头看看地球，那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小宝说，可惜上边没有空气和水，要去种地，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小宝心里知道，他一定是想带上凤姑一块去，实现凤姑曾经希望与他私奔的美梦。 他制作的天文望远镜，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可调节。好不容易才能对月球看得清楚，放大的倍数又小得可怜。要是对准其他星球，就成了模糊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连肉眼都不如。 年轻人没有不好高骛远的，元叔的好高骛远，与同龄人不同，因为他没有光明灿烂的前途，只有虚幻的追求。他命中注定要在山沟里消磨自己的一生。所以，望天活动，在元叔孜孜不倦的整个科学研究中，只是一小段时间，这与他当时的年龄分不开，也与他短暂的爱情突然幻灭分不开。拿起土制天文望远镜，抬头望天的时候，他忘掉了一切，沉醉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他就是要努力地寻找一番，到底有没有一个万物的主宰，他想通过实证，寻找上帝的存在。这种努力当然是徒劳的，最终他把它放弃了。 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又转到了对破落文人孙乃社珍藏的几本阴阳五行、打卦算命的书籍中，想在其中寻找人生之谜。在这方面，他也颇有心得。这些书籍印得丢三落四，没有几行是不出现错误的。但他在字里行间，学会了“天干、地支”的测算办法。在私下里，谁要是对他说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时辰，他能够一口说出，是什么阴历年，什么命相，命中有什么，缺乏什么。哪一年的运气最旺，哪一年的运气差劲儿。 他根据那本《麻衣相书》，查找出自己眉心里的红痣，确实不是一个吉相，命犯桃花，但很不容易结果。这才恍然大悟，把与凤姑相好不成，归结为自己的命运不济。他抽空走遍了附近村庄所有的茔地，对哪里的茔地好，哪里的茔地差，也在心中估量了一番。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他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向人表露过他懂得阴阳八卦、堪舆方面的知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命运与别人的命运有何不同。 终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把自己务虚的一面，转向了务实，他一方面对制作农业简单机械乐此不疲，一方面开始认真地攻读医药方面的书籍，终于成了一个好医生。 第35节 铁路 第35节铁路 小宝的爹杜凤翔说的当民工修“淮唐小铁路”，是寨子里的一部分劳动力在解放以来，参加的第二次大型外出劳务活动。 第一次是在50年代，那个大跃进的时期。国家投资，在淮水市搞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修了一座白沙湾水库。那是我们省自从开国以来，组织的最为壮观的工程，要在全省征集民工。在我们寨子里征的劳力并不多，只有十三个，其中十个是年轻人，另外三个是娶过媳妇的汉子。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正是刚刚娶了媳妇的杜凤桐，也就是杜小宝二爷的儿子。其他十个年轻人轻便利索，三个有老婆的人，走的时候，相当麻烦，女人们在后边哭哭啼啼，好像秦朝的孟姜女送万喜良修长城一样，让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刘大爷烦死了，好说歹说，才让这一小队人马上路。 这一帮子人在白沙湾水库工地，整整干了两年，用的工具不过是洋镐、铁锹、扁担、抬筐和石夯，就是用这种肩扛人夯的原始方式，竟然把白沙湾水库修成了。让寨子里的人伤心的是，老曾家的大儿子因为排哑炮不小心，被炸死了，那里的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大型的追悼会，并且给家里送来了两千块钱抚恤金，尸体没有运回来，就埋在白沙湾水库烈士陵园里，至今到了清明节，被当地一些小学生去凭吊。其余十二个人，也都成为建设祖国的功臣。上级为了表彰他们，让他们全部转业到长江边上，一个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这十二个人，农场到白沙湾水库招工的领导，给他们发了盘缠，让他们回家探家后，统一集中到县里，用卡车拉他们去农场做工。还特别给成家的三个人多发了点钱，让他们把家属接了过去，一并招工。这是我们寨子里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全寨子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人走出家门的，况且还是出去当工人老大哥！老年人回忆起来，只有旧社会抓壮丁时，才走过这么多人。临走的那一天，寨子里专门为他们召开了一次欢送大会，乡亲们很羡慕他们，也舍不得让他们走，帮助他们背着行李卷儿，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一批人走了一千八百多里，到了湖北荆州东边百十公里的长江边上，全部傻了眼。原来这是一处一望无际的水洼子，长满了芦苇。他们的任务是修江堤，挖一人深的排水沟，围垦造田。一群人大失所望，大家纷纷议论，在家里也是干庄稼活儿，到这里仍然是干农业活儿，而且还没有现成的地块！这上级简直是他妈的骗人的。早知是这样，打死我也不来！可是既然到了这里，离家那么遥远，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有的人放声大哭，比死了爹娘还伤心。好在他们的生活很好，有大米、猪肉，还有渔民们从长江里打出来的新鲜大鱼。吃饱了，就不想家了。一群人反复商量了以后说，反正家里都知道我们是出来当工人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不能把人丢在家里。大家发了誓，谁也不许告诉家里，人人写了平安到达的家信，把这里的工作夸成了一朵花。 他们割芦苇，盖茅屋，与在北方根本看不到的那么多草蛇、蚊虫、蚂蟥和田螺打仗，与洪水和荒草搏斗，终于安顿下来。尤其是等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里以后，他们才觉得在这里当工人，到底跟在家当农民不一样，有了点当上工人老大哥的味道，心情更加好了。他们都把首次发到手的工资大部分寄了回来。 他们寄回来的平安信和汇回来的钱，都是辗转迂回，比发出时晚了一个月才送到家里的，真实的书信、真实的金钱，把寨子里的人心搅到了沸腾状态。可是，这批农业工人，很多年没有人回来探家，未婚的男人娶到了以湖北姑娘为主的五湖四海的女人，都在那里成家立业，生了一堆孩子。十多年后，才陆续回来了几个说话已经南方化了的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却有着寻根问祖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眷恋。但他们回来以后，对在那里所吃的苦头守口如瓶，看看家里还是那副穷样子，又觉得在那里到底比在家里强，留下一些钱，依旧北雁南飞，很少有两次探家的。杜凤桐就仅仅回来过一次，要把杜小宝的二爷、二奶接去住。劝说二老的理由是，那里不吃红薯干，有细米白面吃。这两个老人说啥也不去，说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宁愿住在女儿家里。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临终都是靠女婿、女儿打发的。杜凤桐的妹妹、妹夫曾经抱怨说：“二位老人下世，这个狠心的哥哥没有回来探望还罢了，连一分钱也没有寄回来。” 尽管这样，由于这批人比在家有钱花，吃的、穿的都令人羡慕，年轻人都盼着有机会也到外边闯荡一番。 机会终于来了。在七太爷这次突然失踪的前年，国家决定修筑一条从淮水市到唐都市的地方小铁路，仍然要征集全省的民工。通知下达到寨子里，一下子有了百十个人报名参加，有的人为了能够去当民工，还给支书刘庆典送了礼。最后定下了三十多个人，小宝的爹爹杜凤翔也在其中。 这一次出征，比上次的设备要好得多，除了铁器工具和箩筐外，区政府还给他们配了两辆平板车，我们那里叫架子车。这种车用的是胶皮轱辘，现在还比较常见，也可能将来要成为古董。七太爷照例到车子前看了又看，不无遗憾地说：“就这么薄皮的车子，也能够拉东西？”几个小伙子坐上去，鼓励七太爷拉一拉，七太爷拉了一把，没有费太大的气力，车子就走了好远。七太爷止不住连声赞叹，这东西真的比牛车轻巧多了！方才相信现在的人就是能，用了钢子的车子，真比“膏香油”的牛车轻便。 三十多个人用平板车装了行李，顺着牛车辙子，踏上了征程，心里充满了对修好铁路以后，转业当工人的期盼。 那时候，修筑一条铁路，用的是人海战术。千军万马集中在一个长条形的工地上，车拉人担，犹如蚂蚁行雨。待工程技术人员放线以后，全线开工。是岗就要挖下去，是沟就要填起来，还要打硪子把地砸实。只有河流上的桥梁是从四川来的专业施工队干的。他们的设备先进，有发电机、电焊机和重型吊车。队里还有几个漂亮的川妹子，有的在工地当技术员，有的负责做饭。我们这一带的民工们，抽空就要溜到大桥工地，去看人家的高级施工设备，顺便流着“哈喇子”，瞄几眼长得漂亮，说话动听，令人眼馋的川妹子。 那时的唐都市，还没有撤地设市，称作唐都地区。地区是省里的派出机构，所有官员都是省委委派的，不需要换届选举。这条淮唐铁路，在唐都地区的这一段，一位行署副专员出任指挥长，这个指挥长俨然是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指挥部设在整个工程的中间部位，只有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我们那里的群众叫做“小包车”的，是全线唯一的最高档的车辆，当做指挥长的坐骑。指挥长身穿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每天风尘仆仆地穿梭在工地上，让民工们见到了，肃然起敬。 我们高楼区和其他三个兄弟行政区的民工们，分到的施工地段，是在赵集东边的一条大岗上。这是一条荒岗，荒岗上开有荒地，开工的时候，还有许多棉花柴没有拔掉，没有摘净的一些白色棉花朵在寒风下摇摇摆摆。民工们的具体任务，是把大岗挖开，挖到与四川人架的桥梁相平的位置。四个民兵营用抓阄的办法，确定了各自的施工位置。我们高楼区的营长手臭，抓到了施工难度最大的中间部位。营长解释说：“小秃长了络腮胡子，亏中有补，上级给我们分的挖方任务最少。”但他实在无法捂着民工们的嘴巴，大家边骂边卖力地干了起来。 开始的施工进度很快，六十米长度，三百米宽度的长方条，没有几天就成了一个大池子。民工们有人装筐，有人抬，有人担，在各自分到的地段展开了友谊竞赛，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哇叫着，放一会儿革命歌曲，播送一会儿工地快报，表扬一批积极分子名单和事迹，这都是县里来的那个笔杆子，在工地上窜来窜去炮制出来的。他到一个地方，就问那些穿得最薄，干得最欢的人的姓名，所以大家一看见他过来，就光着膀子干，这样一来，他没有法再记名字了，只记下了英雄的战斗集体，这同样让大家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只有一次，他把杜凤翔的名字记成了杜洪翔，广播后让杜凤翔很生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吸了半晌闷烟，才又开始干活。 工程进展越来越缓慢，缓慢的原因是从黄沙壤土挖下去，变成老礓瓣儿土，老礓瓣儿土层以下，是一层厚厚的泥状白垩土，白垩土以下进入了皮沙石层。越往下走，这种皮沙石的硬度越高，逐渐变成了石质地带。民工们开始用铁锤打钢钎子、放炮才能往下挖掘。火药是我们老祖宗自己发明的，一硝二磺三木炭，其实民工们用的已经不是这种土制的炸药，而是上级配发的“梯恩梯”炸药，威力很大。 放炮的时候，是民工们最高兴的时候，全线民工撤到安全地带，躺在草坡上打闹抽烟袋，聆听震撼人心的响声。大家早已淡忘了老曾家大小子是当年因为排哑炮炸死的。所幸，工地上配有安全人员，我们那里的工地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专门负责放炮的民工，在安全员用小红旗和司号员的铜号的指挥下，用烟头点燃了导火索后，跑得比兔子还快。当他们一口气跑到人群中的时候，个个大口大口地喘气。在他们的气息还没有调匀时，一连串的炮声隆隆地响了起来。这个时刻，人类才真正显得伟大、庄严和神圣，可以从中体会出伟大领袖的教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顿生一股豪迈之感。 干到见到了透水层的时候，一股大水冒了上来，我们区的民工们干劲大，被指挥长封为“老虎营”。同时，工程量毕竟相对小些，两边其他区的进度赶不上我们，我们的工地成了一片汪洋。也没有抽水设备，这水就越集越多，民工们干不成活儿了。营长到工程指挥部大闹，说简直是背工窝工。指挥部立即责令其他区加快工程进度，直到等他们挖出了流水的通道，我们区的民工们才继续干活。这一段时间内，简直把人急坏了。 大沟越挖越深，人们再用麻袋顶着筐往上背，已经不现实了，工地上推广一种设备，叫做“爬坡器”。这种设备，是在坡顶上，用一铁杠子安一个未装车胎的车圈，把一根棕绳套在车圈里，一端拖一辆平板车子。一头在下边，装满泥土；一头在上边，坐上与装的泥土重量相当的劳力。使用的时候，拉人的车子，由一个人用力向下拉，那一头推车子的人，反而拽着车子向上跑。就这样，不停地往返，把挖出来的泥土拖上去。你要是认为坐车的人最舒服，那你可就错了，最辛苦的才是他们。他们被拖下去以后，立即开始顺着阶梯向上爬，到了上边，再坐车子下去。一整天下来，等于爬了不知多高的大山，或者相当于不停地攀爬十几层以上的高楼。真正好受一些的，是那些拉平板车的人。所以，这种“爬坡器”刚用上的时候，大家很愿意坐车子，没有几趟下来，说什么也不坐了，都愿意当拉车的。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编出班次，轮流当“风光无比”的坐车人。 由于工地上尽是清一色的大老爷们，要是发旺哥在，肯定又要说尽是“带把儿”的，大家就显出性饥渴的毛病来，把人家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看得越来越俊俏，个个争奇斗艳。不时从某个施工队传出一些绯闻来，让一个比一个骚的民工们当笑料、打牙祭。特别是在工地上，一道深沟下面，到处是黑压压的男人，在上边不敢有一个女人路过，只要见到一个女人的影子，立刻从深谷里传来一阵高一阵的“嗷嗷”声，吓得那些女人面红耳赤，一溜小跑。 当民工的生活比在家里强多了，吃的是国家专门拨出的供应粮，有白面馍随便吃，有白面面条随便喝，春荒时节，在家里是根本吃不到这么美好的饭食的。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都很安心。因为搞不到青菜，人们缺乏维生素，到了晚上，看东西有点困难，各类文艺宣传队来工地慰问演出的时候，真是急死人。大家只能看见漂亮的女人、美妙的身架在上边晃动，干扒拉眼睛看不清细节，让民工们好生懊恼。人对食品的需求是多样性的，需要吃什么补充营养，有时候完全出于本能。有一段时间里，打饭的时候，大家已经对白面条不感兴趣，伸着勺子在里边捞菜梗子吃。杜凤翔说：“真是作孽呀，细米白面吃烦了！” 等一条大沟清出来以后，这就是所有民工血汗的成果。大家期盼已久的转业当工人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只得卷起铺盖回家。临行前，人们自发地回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久久地凝视着他们辛苦了半年多的成果。告别这条深沟的时候，个个眼中饱含了热泪。 第36节 远行 第36节远行 那年，七太爷听说民工们要回来的消息，提前几天，每天都到寨子南河的路口等他们。 这一天太阳快要压山的时候，民工们终于到家了。他们一见到七太爷，都说，这老爷子怎么啦，比家里人还盼着我们回来。 七太爷问大家，你们修的铁路，开过火车没有？有人就打趣他说，哪能不开？七太爷问，火车什么样子？贵亭叔的大儿子刘春生说，火车就跟俺们拉的架子车一样，安着胶皮轱辘，只不过要长得多，前边用一百头牛拉，后边用一百头牛顶，跑得可欢哩。七太爷不相信，他摇摇头说，你们说的不是火车，火车要用火哩，要是用牛拉，哪里还是火车？刘春生连忙胡诌着解释说，七太爷，你说得对，真的要用火，开火车的人，要坐在一个大铁板上，围着一个大火盆烤火，一边烤，一边烧红薯吃。人家赶牛不用扎鞭，用的是鞭炮，隔一会儿，有一个人在牛屁股后边放一挂鞭炮，要不，牛能跑得那么欢吗？七太爷才开始有点相信，喃喃地说，原来火车是这么跑的。杜凤翔打了刘春生一下说，别拿老头子开玩笑。然后对七太爷说，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们只是在那里挖了一条大沟，铁轨还没有铺，连个火车毛也没有见到。七太爷有点遗憾地说，我也不知能不能够活到看见火车那一天。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七太爷这次突然失踪，就是去看火车去了，并且坐上了汽车和火车。 七太爷早就听说淮唐小铁路通了火车，心里一直想，无论如何也要看看火车是个什么样子。他出走的头一天，听小宝在牛屋里背书，其中有一句“人类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让他听到了，突然打动了他的心弦，让他入了魔怔。第二天一大早，他怀里揣了几个晚上已经烧好的红薯，背上红宝书袋子，别上大烟袋，就疯疯癫癫地上了路。他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想上哪里去拔腿就走，是从来不跟家人商量的。这一次一如既往，就好像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属于不宣而战。 真想不通这老头是怎么跑了一百多里，才跑到赵集的。临近赵集的那一截铁路是垫方堆起来的，七太爷早年来这里走亲戚，这个地方的地形地物不是这个样子。路人告诉七太爷，那就是铁路，火车就是在那上边走的。七太爷兴奋地爬上了铁路，看看枕木和铁轨，心里猜想着火车的样子，一直等到天色将晚，也没有见到火车过来，才想到要去外甥女家。 外甥女已经六十多岁，看到她七舅来了，高兴得直流泪。一家人像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接待这位老寿星，给他准备了最好的床铺，做最可口的吃的，仅凭这一点，就让七太爷觉得不虚此行。外甥女的儿子是国家干部，有薪水开，家境很不错，孙子们也都很能干，吃的住的要比小宝家强到了天上。一家人得知老人家是为了看火车而来，觉得很好笑。外甥女的大孙子对七太爷说：“舅姥太爷，住俺家看火车可方便了，三天一趟，正好明天该来了，明天就带你去看看。您老人家在这里多住一些时日，可以经常看到火车！”七太爷喜得眉开眼笑，连声说：“好，好，我来这里，就是要好好地看看火车。” 第二天一大早，七太爷就从床上爬起来，要到铁路上去看火车。亲戚们说，现在早着哩，火车要到十一点才能过来。七太爷早饭都吃不香甜，一直盼望着赶紧看到火车。十点多，他就和一群孩子一道去了铁路边，焦急地等待，到了望眼欲穿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小外重孙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对七太爷说，快了，快了，火车马上就要过来了！七太爷也学着那个孩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果然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孩子拉他下了铁路路基，站在下边等待火车的到来。没有多大一会儿，火车隆隆地开了过来，七太爷先看见了火车头，然后看见了车厢，还没有来得及细致观看，这火车就呼啸而过。七太爷啧着舌说，好家伙，这么长，爬着走，都这么快，要是立起来，跑得也许更快哩。那个小家伙回家把七太爷的话告诉了全家，一家人听得乐不可支。 打那天以后，只要有火车过来的日子，七太爷必定要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一连看了十来次，还没有过瘾。外甥女跟儿子和孙子们商量，最好让老人家坐一坐火车，圆了他一生喜欢车辆的梦。给七太爷说了这个意思以后，七太爷像个小孩子一样高兴，还一个劲儿地说，能行吗，能行吗？ 赵集没有火车站，坐火车要到县城才能坐上。外甥女就让大孙子陪着老人家，坐公共汽车去县城，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唐都市。在唐都市玩两天，看看大城市，再坐火车回县城，然后从县城回来。 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志愿军战士们是以运送大头白菜的名义，坐着列车的“铁闷子”车厢，过鸭绿江去的朝鲜。七太爷和他重外孙坐的“票车”（公共汽车），是一种人们叫做“洋火匣子”的汽车。这种汽车的构造是，前边是一个独立的车头，后边拖挂一节车厢，就好像老解放牌车那样。车头的左侧，有圆圆方向盘的地方，当然是司机的用武之地，另空有一个座位。售票员在后边车厢底下售完车票以后，从外边插上车栓，也到车楼里去坐。所有乘客从汽车屁股后边开着的两扇车门中买票上车，踩着脚踏，进到一个比较黑暗，并非密封得很好的“闷子”车厢里，车厢两边，开了几个推拉玻璃窗户，可以通风透气透光。这个车厢四方四正的，外观看上去，很像一只火柴盒子，所以群众给它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叫做“洋火匣子”汽车。坐在车里的人都有头脑，相当于一根根的火柴，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想像力。外国人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把挤得满满的一车人，称作“沙丁鱼罐头”。 “洋火匣子”汽车的车厢里，设施非常简单，左右两边有两条木板，钉在车帮上，是一部分上得早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其余的人就是“站票”，用手拉着车顶上的两条扶手，一晃一晃地享受着汽车的颠簸。那时候，公路基本上是沙土路面，就是有些国道铺上了沥青路面，也都被汽车轧得坑坑洼洼的。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车速没有超过四十迈的，而且摇晃得厉害。男男女女必须在这样的交通工具里受罪，即使不懂得牛顿第一定律，那惯性也令人不停地晃动，你碰了我的屁股，我撞了你的rx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一次坐这种汽车的女孩子，肯定被搞得满面通红，坐的次数多了，这红劲儿就不会再有了。好在大家的涵养都不错，互相挤挤扛扛的，反而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人晕车，憋不住吐到了车上，一个“洋火匣子”内充满了酸苦臭味，也没有人相互抱怨的，顶多被踩着了脚的人才会发出一声尖叫。 七太爷就是坐的这样的汽车去了县城。一路上，尽管很拥挤，人们还是为这位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老寿星让出了座位。七太爷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七太奶当年坐花轿的事情，那滋味除了幸福和激动外，肯定会觉得颠得五脏六腑快要翻转过来。 坐上火车的七太爷，没有多久就成了明星。小火车是客货混装的，有带厢的车皮，有平板车皮，只有四个是客车车厢。这几节客车车厢，构造不用多说，对脸的硬座与现在的火车客车车厢大同小异。车上的乘务员验票时，对七太爷看了又看，重外孙对乘务员讲了七太爷的年龄和经历，以及他为了看到火车，所付出的热情和代价。乘务员很受感动，立刻回去报告了列车长，列车长急忙跑来，与七太爷拉了不少家常话儿，还带他参观了车上所有的设施。七太爷对他说，坐火车就像坐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还没有坐汽车“得得”。听了这孩子气的话，喜得列车长一阵大笑。列车的播音员播放了一个百岁老人乘车的消息，四个车皮的乘客，几乎都过来瞻仰了七太爷的尊容和他的小辫子。列车长表示，要为七太爷免费，让乘务员把七太爷的车票退了一块二毛钱。并且安排七太爷住在火车站的公家招待所里，等返程时，照样免票。 七太爷是重外孙拉着平板车，送回我们马寨的。他出走的这两个多月，差不多把各种车辆都体验了一遍。七太爷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家，远方的亲戚也重新接上了头，家里人当做节日庆祝。寨子里的人听说后，也来了不少，知道了老人家要到西乡赵集看的“稀奇”，不过是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火车。中国的工程师詹天佑指挥修铁路的时候，七太爷还小，还不懂事，以至于到了这个年代他才看到了火车，还当做“稀奇”宝贝，实在让人不可思议。重外孙断断续续地讲了七太爷这次失踪后的一切奇遇，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实现了七太爷多年的夙愿。 重外孙走后，七太爷突然变得异常衰老，没病没灾的，食量锐减，吸旱烟袋也停止了。入冬后不久，连路也不会走了。小宝奶奶给他加了一双棉被，怕他受不了寒冷。每顿饭都由小宝和他妹妹们送去吃，后来还要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小宝的奶奶说：“这老头子，就像一个老面瓜，怕是要熟透了。” 第37节 招工 第37节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xx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 第38节 赌 第38节赌 入冬以后，场里地里一扫而光，没有什么农活可以干，几千年来，农民们都在此时进入了“冬闲”状态。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农民，到了冬天，更要躲在屋里几个月，叫做“猫冬”。因为人类不是冷血动物，不可能像蛇那样蛰起来，于是就像猫一样，卧在温暖的土炕上打瞌睡，哪管外边狂风怒吼、冰天雪地。 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核心时段，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冬闲就变成了冬忙。我们大队首先要组织八个生产队的劳力，集中干一项大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搞梯田。 到了这个时候，全大队的男女老少一齐上工地，背着镢头、铁锹、扁担和抬筐，男人们腰里束着草绳，女人们系着方头巾，大家嘴里向外哈着白气干活。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锣鼓也上去助威，好不热闹。干起活来，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们，嘻嘻哈哈，相互嬉闹。更多的群众是在“磨洋工”，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到了休息时间，男人们纷纷躲到背风向阳的土坑里抽烟袋，女人们则另扎一堆儿，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说，一边“刺棱刺棱”地纳鞋底子。 “农业学大寨”是当年不得不搞的工作，因为我们寨子位于公社所在地，“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里，公社领导就在身边，只有做得轰轰烈烈，才能经得起公社领导的检查。由于我们马寨年年干得突出，还登过《唐都日报》，称我们马寨是唐都的大寨。其他大队就没有我们马寨这么动真劲儿了。因为所有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劳民伤财的。山穷了，水就恶，年年修，年年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说，冬天干的工程，过了夏天，往往水毁得不像样子，到了冬天还得重新做起。 大队搞完了，生产队里也有一些小型工程。主要是垒石堰、整修牛车道路。这些活儿，在贵亭叔的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得比较扎实，实用得多。群众干这种活儿，比干大队的工程还要卖力一些。 你不要以为整个冬天人们真的都在忙，其实大呼隆一阵子后，还有很多闲暇时间。“人闲生是非，驴闲啃树皮”，最应该破除的“四旧”赌博，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除。我们寨子的红卫兵司令刘继先，就是一个在赌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破“四旧”破得最彻底的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那里叫做“纸牌”。按说这种“舶来品”是洋玩意儿，不应该归为“四旧”之列。可是，到了那个年代，印刷厂不印了，商店里不卖了，手里的烧掉了，兴盛一时的纸牌就绝迹了。元叔这个人自卑，从来不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扎堆儿，什么牌也不会玩。要是他会玩纸牌，也不至于一直用自己创造的念法去钻研平面几何。在他不知道英文字母如何念的时候，寨子里的年轻人对纸牌上的“a、j、q、k”早已烂熟。不过念法也不标准，“a”念作“尖儿”，“j”说成“丁钩儿”，“q”说成“炸弹儿”，只有“k”的念法最正确，说成是“老开”，“大王、小王”说成“大鬼、小鬼”。这可能是我们祖先创造象形文字的办法，融入了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大家望形生意，杜撰了一套新的叫法。 在打法上，当时也比较简单，打的是“交公粮”、“打百分”和“吹大气”。我有时很有点像丁老师那样，是个“响圣人蛋”，常常就关于纸牌的玩法，思考一个古怪的命题，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打法，人们所有的灵感和创意，可能来自于他们受到社会大气候感染以后的不经意间。那个年代，因为要交公粮，就打“交公粮”；因为要挣工分，就打“百分”；因为有“虚报浮夸”的风气，就打“吹大气”。现在打“跑得快”，是让一个人先富起来；“斗地主”有可能是土改和“文革”的遗风，在人们的记忆中残留，才把三个人围攻一个人的打法，形象地说成“斗地主”。 没有纸牌并不要紧，不过是少了一种年轻人的娱乐工具。其实在赌博方面，我们寨子里的赌徒们基本上不用纸牌。由于山里没有麻将这种高档赌具，主要是推牌九、摇“骰子”。摇“骰子”简单明快，押上点就行，押对了，通吃；押不对，输钱。 推牌九又叫“抹骨牌”。因为高档牌九是用兽骨做的，所以又叫“骨牌”。在白色的长方形骨头片上，刻有染成红色或者绿色的圆坑儿，叫法上也很奇特，“一点”是“日出东方一点红”，“两点”是“二目”，“三点”是“单行雁”，“四点”是“城”，又叫“板凳”，“五点”叫“梅花”，“六点”是“双行雁”，“七点”是“羊胯”，“八点”说成“两座城”，“九点”叫“猪头九”、“大麻子”，等等，赌徒们创造了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对自己赌钱的工具附加上形象的称谓。 我其实没有打过这种骨牌，不知道骨牌有这么多复杂的念法。后来在喝酒时，有一种玩法，叫“喝排酒”。两个人斗枚时，一个人用这种骨牌“报排”，好像打乒乓球的裁判兼记分员，把“几比几”，说成朗朗上口的骨牌歌，通过反复听他们吟诵，才学会的。如第一枚你输了，他就报道：“日出东方一点红，喝家是个酒英雄！”喝到“一比三”，他说“日照单行雁”；若是“十比三”，喝十盅酒的人已经出了排，仍然报成“日照单行雁”，附加一句说：“日头是假的，雁是真的！”提示你已经从头再来了。若是“二比二”，他说“小板凳锯开两头停（对等）”，喝到“二比四”，他说“二目观城”，或者说“小二姐进城看风景”，当然，若是“二比五”，他又说“小二姐进花园”，等等，不一而足，很有口头文学意味儿。久而久之，在酒场中，你就会受到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掌握了骨牌的念法。 刘臭蛋的哥是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自从造反后，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红卫，一直没有被乡亲们喊起来。这小子从小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长大后成了赌棍。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与小朋友们赌，赢过铅笔，输过作业本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赌技越来越娴熟。 人们都知道，在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赌技高超的刘继先，有时照样输得很惨。没有赌资就得生出“非门儿”来，（“非门儿”是我们那里的土话，“门儿”的意思是办法。“非门儿”即“不是门儿的门儿”，与逻辑学上的“与”或“非”概念一样。）无论家里的零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找到偷走。为此，他爹他妈没有少朝死里揍他，也改不了他的坏习惯。在他下学后，父母赶紧给他娶了个媳妇，让他们分门另住，企图用老婆拴住他。 刘继先在新婚燕尔阶段，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便原形毕露。一入牌场，三天三夜不休息，一进家就是蒙头睡觉。“卖豆腐置的河湾地，水里来水里去”，赢了钱，大吃大喝，输了钱，想方设法变卖屋里的东西。眼看家徒四壁，房子漏雨也不修理，老婆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他爹娘不管他的破事儿，还是他堂叔刘庆典，让人把他从赌场中叫了出来，狠狠地痛骂了他一顿，他才厚着脸皮到老丈人家叫媳妇，并且发誓赌咒说自己从此不再赌了。人家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他咬咬牙剁下了一截小拇指头，丈人、丈母才劝说媳妇跟他回来过日子。 自从大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在刘庆典的扶植下，刘继先做了司令，向各个生产队敛到不少活动经费，手头开始阔绰起来，赌瘾又一次上来。原来的大队部，现在成了红卫兵总部。大多数时间，就成了赌场。外大队嗜赌如命的人在本大队没有市场，都跑到这里来，和刘继先决战。 在一群赌徒中，有两个高手，是刘继先的劲敌。有一次，刘继先输得很惨，手里的几百块钱全部输光了，最后为了翻本，狠狠心把自己老婆押了上去。倘若赢了那两个人，让他俩把吃到手的钱全部吐出来，赌输了，让人家和他老婆睡一觉抵债。酒场上都君子，赌场上尽小人。活该刘继先倒霉，这一把又输了。那两个赌徒得了财还要得色，立即逼刘继先领着，开开门让人家白白地搞他老婆。他老婆一看这阵势，急中生智，说出去小解，出得门来，去了刘庆典家哭诉。刘庆典火冒三丈，带了几个民兵去把那两个赌徒捆起来打了一顿。刘庆典还要撤了他这个红卫兵司令的头衔，刘继先跪在他堂叔面前求饶，并说如果再赌，杀他剐他都行！刘庆典才放了他一马。 有了这一次教训，刘继先的把柄被刘庆典死死地攥着。所以，在那次招工时，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他堂叔几句话，就把他镇得服服帖帖的。 第39节 水打磨 第39节水打磨 刘继先是我们寨子里最大的混世魔王，带坏了许多年轻人。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不像他那样，走的是正道。 那一年，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初中应该毕业而没有毕业，他们回到寨子里，不屑于与刘继先他们为伍，自然结成了另一种群体。刘继昆、刘继华和孙长运经常到他们最佩服的元叔那里去玩。几个肚子里有点知识的人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就玩出了名堂。 元叔这个人，在寨子里，公认是个“百事通”。我们已经知道，他上学的时间不多，书却读得不少。凡是能够让他搜集到的书籍，全部兼收并蓄，认真研读。读书让他心灵充实，让他眼界开阔，让他知道了外边世界的精彩，也让他悟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残疾人，于是他淡化了对爱情的追忆，脚踏实地生活做人。 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做出的小玩意儿，照现在的说法，很有科技含量，让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着迷。他用莛子做成的亭台楼阁，拿到大城市去出售，一定属于高级艺术品，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在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只用一堆莛子和一把小刻刀，从来不用一根大头针或者针线绳子，却通过各种扣榫，把衔接处做得严丝合缝，非常坚固，你要是想把它拆开都不容易。后来，我们看到、大家用过的日本家电产品，各种配件之间的巧妙连接，仿佛就是从元叔那里偷走的技术。春节期间，他做出的转灯，外表糊的是一层《西游记》的人物画像，里边放一支蜡烛，点上以后，通过冷热气流的交换，转灯的外边一层，就会滴溜溜地旋转，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和白龙马相互追逐，就像活了起来。也许是年龄关系，在他没有钻研农学、星相学和医学之前，他整天醉心于各种发明创造。 有一天，元叔对几个年轻人说：“咱们这里实在太落后了，简直处在石器时代，搞发明创造又没有条件。你们想想，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现有的资源利用起来。”元叔没有读过政治课本，不知道生产力低下的名词，要不，他那睿智的大脑，一定会产生更加高明的主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有的说，咱们山里有的是矿产资源，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发利用。有的说，我听俺爹说，五八年大炼钢铁，把山里的大树砍光了，家里的铁器家具全部上缴了，只炼出了一堆废铁疙瘩。有的说，现在大城市里早已用电了，我们这里还只有手电筒，要是能够搞水力发电站，倒是最好的办法。 元叔的眼睛一亮说：“对，我们寨子南北都有河流，最好是先把水力资源利用起来。”大家想想，搞水力发电不现实，配套起来，没有许多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能够干起来的，只有土法上马，让水流作为动力，发挥作用，让群众真正看到实惠，不愁下一步的发展。 于是，他们商量以后，决定先搞一个“水打磨”，争取春节期间让群众吃到用水力磨出的豆腐。水打磨算不得发明创造，但对于我们山里，也是一场革命性举动。刘继昆自告奋勇给他三伯贵亭叔说说，争取领导的支持。他们原以为贵亭叔不会答应，谁知贵亭叔一听，很来劲儿。他说，我娶你三母的时候，在她娘家见过水打磨，又快又好，心里就想搞这种玩意儿。你三母带来那盘石磨都磨薄了，还一直是用驴拽，我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你们要搞，这是正事儿，我支持你们，只要不乱花钱，要什么给你们什么！ 得着贵亭叔这句话，元叔他们几个简直高兴坏了，立即动手，干了起来。他们决定首先从那盘水磨着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测量了石磨的口径，让寨子里的铁匠打了一个能够卡着水磨的十字状夹子，用平板车拉着到县城，花钱在十字状架子下边，电焊了一根钢管，在钢管的下端安上了皮带轮和轴承。为水轮机也准备了一根钢管，也是装了一个皮带轮，两端安装了两个固定轴承，在安装水轮机的部位，安装了一只大铁轮，铁轮的外围铆焊了八个各带有两个螺孔的角铁，配套了十六根长螺丝。他们用了两天时间，啃着冰凉的干粮，喝着电焊铺子免费的自来水，做完了这一切，整个铁器方面的配置基本完成，另买了一些足够长的皮带，兴冲冲地拉了回来。 与此同时，贵亭叔按照元叔选定的地方，模仿着老丈人家的办法，组织社员们，在北河落差较大的一段开始打围堰。围堰很简单，主要是把河边的“雷草墩儿”，用抬筐抬到要截流的地方，打了一个长三十来米、宽两三米、高一两米的土坝，也没有用石硪子打夯，只用镢头砸了砸，“雷草墩儿”有须根儿，很容易砸致密。为了控制水流大小，在合龙处专门留了一个豁口，这个豁口的两端用“洋灰”（水泥）封了起来。几块大石头位于这个豁口处。土坝的南头开挖了一条水渠，水渠里流出的水，可以冲到水轮子上。水渠里的水流小了，就在这个豁口处扔一些碎沙石块，抬高水位，水渠里的水流就可以立竿见影，增大许多。 元叔他们从县城回来，就着手做水轮子。用了八根长度相等的细木桩，作为半径，用螺丝拧在了那个大铁轮子的角铁上。顶端钉上木板子，把一周镶成圆形，在圆形上边钉上横木板组成圆面，两边镶上木槽，中间夹上一些倾斜的横隔板，可以让水流打在上边。 所有设备都是拿到工地边琢磨边安装的，水轮子和石磨全部安装好以后，开始试运行。水渠里的水流，通过一只木铩子，冲击着水轮子，水轮子通过皮带，把动力传递到石磨下边的那个卡着石磨下扇的装置上，下扇石磨就转动起来。这正是与普通石磨的不同点。用驴拉的石磨是上扇动，下扇不动。这种水打磨却是把上扇石磨，用一条铁链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不让它动。 开始试车时，下扇石磨转得太快，元叔让几个小伙子立刻挪开水流，把石磨下的皮带轮加上了一层厚厚的木板，增大了传动比，把石磨的转速降低到驴拉磨转速的三倍左右。后来，他们发现，其实改变水流的大小，控制水轮机受到的冲击力，同样可以变换转动的速度。不管怎样，大功终于告成了。贵亭叔非常高兴，用倒计时的办法，在石磨所在的位置，用土坯盖了磨房。还砌了一口大锅，让这盘“水打磨”真正成了磨豆腐的水磨。各家各户都安排好班次，泡了黄豆，来磨豆腐。 这盘水磨的效率很高，过去用驴拉磨做豆腐，要用很长的时间，现在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行了，那口大锅不停地烧，才能保证及时地把刚磨好的豆浆煮沸。据说，由于大锅一直是热的，烧出的豆浆可以多出豆腐。乡亲们都夸贵亭叔和元叔为大伙儿办了一件大好事。 第40节 过年 第40节过年 说话之间，到了新年。 俗话说，年好过，月难熬。春节只是孩子们的节日，到了年下，孩子们可以吃白面馍，穿新衣服，放鞭炮。贫穷的大人们过年不好受，当做关口，所以称作“年关”。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希望闯过这一关口，再增加一岁。 过了腊八，就是过年的开始。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一顿粥，叫“腊八粥”。腊八粥是用五谷杂粮做的，熬得稠稠的，象征着五谷丰登。打这一天起，大人们开始忙碌，筹办年货。 有一段话，专门编排过年的准备工作的，说是：“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十七八，烫豆荚。二十三，放小鞭。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贴花画。二十九，去灌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作揖。” 其实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程序办理。比如，杀猪在年二十左右就开始了。小宝的爹爹杜凤翔不仅会泥水活，织箔织苫子，还有一手杀猪的绝技。几条汉子把一头大猪抬在架起的门板上，杜凤翔一刀下去，这头猪的脖子就开始向外蹿血，不大一会儿，这头猪的魂灵，已经进了阎罗殿里。杜凤翔在死猪的一条后腿上，划一个口子，用钢条，俗称“猪梃裆”的，从这个口子穿进去，在皮下朝各个方向捅来捅去。然后，杜凤翔开始通过这个口子向里边吹气，一个人吹一阵子，顶不住了，换一个人吹，边吹边有人击打猪身子，让气走匀。把猪吹得膘大肥胖的，用绳子束着这个刀口，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把猪抬在适当温度的热水大锅里，边烫边往下煺毛，用一种坑坑洼洼的赖礓石，在猪蹄和猪头这些旮旯地方狠砸，把猪全身上下的毛，砸得干干净净的。 那时候，猪是私有财产。一家人喂一头大猪挺不容易的，剩汤剩水再加上谷糠、青草，拉巴了一年多，才可以养成一头能够宰杀的大猪。卖掉肉，剩下的杂碎自己享用。 没有养出成猪的人家，就要割肉。一般人家都缺钱花，买肉不过买五至十斤就足够了。买的少了，就特别喜欢买肥的，“庄稼佬，去割肉，不是腰窝是槽口”，“槽口”又叫“血脖”，这地方的肉脆，比较香。腰窝部分有板子油，可以榨出腥油来，让人们多吃几天腥荤食品。煮熟的带有肥膘的肉块，叫做“刀头”，可以插上筷子上供。敬了祖先，一点也不会少，伴着白菜、萝卜重新熬炒，就能煨出很香的肉菜。小宝奶奶待客后，常常把客人没有吃的肥肉块夹出来，舍不得让家人吃，孩子们又不喜欢吃这种肉，她把这些肉块储存在菜橱里，留给第二天的来客吃。 到了二十七八，家家户户都要蒸馍。一般要蒸一种大型枣花馍，叫做“枣山”，是当做祭品上供用的。这一年破“四旧”了，家家户户堂屋贴的都是领袖像，没有必要蒸“枣山”了，只蒸几个枣花馍哄小孩子。蒸得最多的，是黑馍、豆包和花卷馍。黑馍一般是女人们吃的，花卷馍让男人吃，孩子们可以吃白面馍。小宝的奶奶和妈妈最多是在初一这一天，才吃一点白馍，其余尽是吃黑馍和豆包。豆包外表是薄薄的一层杂面，里边填充的是红薯和豇豆混合成的豆馅儿。为了防止孩子们撕花卷馍上的一层白面，小宝奶奶把白面轻轻地与黑面揉在一起，蒸出的馍叫“狐狸头”，当然口感要比纯黑面馍好得多。到了蒸馍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宝兄妹几个都不去睡觉，等着吃一个新鲜的热蒸馍。 在临近大年初一的最后几天里，家家户户还要到高楼街去赶年集。我们马寨虽说是个小公社，却从来没有形成过集市。区政府所在地高楼街，是远近闻名的集市。这个集市是逢单日子一次，即在一个月内，一般只有十五个集市贸易。在平时，赶集的人并不太多，到了年关，集市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些年是“小进”，除夕是腊月二十九，这一天还是“半拉集”，人们照样兴趣盎然地赶集。 集市上过年的物资很丰富，平时见不到的东西，这个时候都摆了出来。大家谁也不去想，怎么十分厉害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竟然没有把这些习俗和物资割掉？革命的气氛盖不住过年的气氛。大街上，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突然比平时多出了十几倍。赶上一回年集，让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卖响针”的那个老头身边，常常挤满了人，大家好奇地听他边唱边将钢针灵活地耍弄着。只见他手捏一撮儿钢针，“刷”地一下子甩在一块桐木板上，钢针整整齐齐地扎了上去，然后打开已经包好，三十根一组的一包钢针，咬牙切齿地把甩在木板上的针，一根根地往里边添，仿佛不要本钱了。等添得让人动心的时候，有人出钱买下了这包针，仔细一数，仍然是三十根，说不定还要少上一两根。当然大家没有人去计较这包钢针少了，感兴趣的是看他变戏法。 在集市上唱得最响亮的，是几家卖“五料面”调味品的小摊位。他们面前摆着手摇的“小石磨”，把花椒、八角、小茴、肉桂、豆蔻等做荤菜的调味品，按照一定比例放在石磨上边摇边唱： 有肉桂，有豆蔻，肉桂豆蔻开胃口。 从百姓，到领导，家家户户离不了。 该捎就捎，该包就包，心中想买你可别忘了。 当家人置的当家货，浪荡之子讲吃喝…… 唱上一会儿，吆喝一声： 五香八大味，现卖现配！ 遇到迟迟疑疑不肯买的顾客，他们既热情又嗔怪地塞给人家： 叫你拿着你拿着，你是东庄他姨夫！…… 过年最能够体现喜庆气氛的，莫过于放鞭炮。小宝家只花了六毛钱，买了三挂小鞭炮。孩子们当然嫌少，要他们爹杜凤翔再买一点。奶奶说，这东西，不当吃，不当喝，没用处，响一声就没有了，不值得多买，小宝和弟弟再不高兴也没有办法。弟弟小暖说，哥，等我长大了，过年时买一百二十捆大鞭炮，再买一百二十个零炮，天天放！小宝大了，知道弟弟说的是孩子话。小挂鞭炮，只有一拃多长，如果点燃，霎时间就完了。弟兄俩就把鞭炮拆散零放，把三个高兴机会一下子变成了三百个，这样做，并不算他俩的发明创造，因为许多家庭的孩子都是这么办的。妹妹们胆子小，不同他们争着放炮。腊月二十三、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他们俩放炮时，家里的那条小瘦狗，躲在了墙根处，惊恐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孩子们的高兴样子。 狼叔家根本不买鞭炮，他们家的几个孩子刘继省、刘继县和刘继多到别家的孩子那里，讨要一些小炮，别家的孩子们也不吝啬，乐意分给他们几个。这时候，狼叔笑眯眯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点也没有咬人的那种样子。 在我们寨子里，过年时，最有文化气氛的算是写对联了。几个拿得动毛笔的人到了二十五六以后，忙得不可开交。 俺们八队的对联是元叔写的，小宝负责给他研墨，扯对子。用的词都是现成的，在毛主席诗词中，好句子太多了。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云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等。元叔找的，都是一些对仗工稳的句子，再配上“万马奔腾”、“春意盎然”等四字句，就成了一副对联。生产队里的牛车上，往往写上“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等通用的对联。从陈聪老师那里学来了一点修辞知识的小宝想，要不是用的比兴手法的吉利话，让牛车“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把牛累死，也没有这么快。牛车若能够达到这种速度，七太爷肯定不会去看火车了。 老学究孙乃社好像不太懂得对仗，他为别人写对子时，为了不重样儿，只管凑字，写了“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等一些并不对仗的句子。还有一次，他叠的格子只有七个字，写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词中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时，忽然发现多了两个字，这对子就写成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让内行的人看了止不住发笑。 孙乃社写对子时，和丁老师一样，喜欢让人夸他的字好。有一次，当上公社一把手的张武装部长经过他家，看到他正在写对联，就过去看了看，孙乃社赶紧站起敬烟，并请领导指正他写的对联。张武装部长粗中有细，看着他写的到底不怎么样，就说：“哦，墨很黑。”孙乃社不达目的，问张武装部长：“字呢？”张武装部长说：“字很大。”孙乃社还问：“写的怎么样？”张武装部长品评说：“这字嘛，近处看看不咋着。”孙乃社有点急：“那请您远处看看！”张武装部长一点也不留情面：“远处看看还是不咋着。”一席话，搞得孙乃社十分狼狈。等张武装部长走后，他在肚子里直骂：“当啥公社领导的，一点水平也没有！” 高恩典家因为信主，他们家的对联特殊，请人写不来，高恩典的爹就让高恩典自己从《圣经》上找词。高恩典不会编出对仗的句子，就按《圣经》上的原文抄写下来，什么“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的儿子主耶稣，约旦河里受了洗”，字数是凑对了，就是显得不伦不类的。按说，这一年破“四旧”了，不敢再写这样的宗教味很浓的对联，但他们很有“反潮流”精神，仍然写他们心中认为最合适的赞词。好在红卫兵们大多是不识字的，谁也没有那么多的穷讲究，他们只看到各家各户花花绿绿的，没有人去认真品评对联的含义。况且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地过年，更没有人出面找这种没趣。要不然，信主人家的对联一定会受到大批判的。 在大家忙着过年的时候，七太爷的病越来越重了。一家人一直守在他的草池子旁，尽最后的孝心。腊月二十五这一天，早上还是艳阳高照，上午就飘起了雪糁，气温骤降。七太爷伸手向天，嘴里混浊不清地喊着：“山菊，山菊，我找你去了！”说着说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家人除了小宝奶奶和妈妈立刻哭了起来外，其他人都没有落泪。贵亭叔赶来，连说：“这老汉死的真是时候！”也不知是肯定，还是抱怨。他马上去组织全生产队的劳力们，有条不紊地作出了科学的分工，为这个百岁老人隆重地料理后事。 出殡的这一天，栾二哥当的是“肇大事”人，就是司仪。在我们八队的牛屋院里，一切准备工作妥当以后，他用唱越调戏练就的浑厚嗓音，大声唱起了挽歌： 玉皇大帝请， 王母娘娘叫， 崔判官把你的名字已勾掉。 阎王爷下的请帖是传票。 我的七太爷呀， 小鬼们接你用的是八抬轿…… 栾二哥悲怆的腔调，高亢奔放，穿透时空，哀怨动人。栾二哥一唱，跪在地上的穿着杂色孝服的一片女人们，立刻像应声虫一样，嚎嚎地痛哭起来。 起柩以后，全寨子的人一齐出动，人山人海，为这个本地的活化石送行。连狼叔这样的人都来了，因为七太爷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咬”过的人。七太爷有五个姐姐，她们留下了许多后人，由于七太爷的存在，这些讲究礼仪的亲戚们，没有断了走动。因此，凡是能够通知到的杜家的亲戚们，差不多都来了。只有西乡赵集的外甥女家太远了，年关将近，没有来得及通知。 出殡的时候，小宝的奶奶和妈妈坐在灵车上，朝棺材上摔打着白纸糊成的哀杖，边哭边诉说七太爷一生的功绩，让老人家一路好走。其他女人们坐了两个牛车，为这个辈分很高的老人哭泣。小宝的爷爷系的是一顶白孝布，扛着幡杠子，目无表情地让人搀扶着走在最前头。小宝的爹爹杜凤翔系的是黄孝布，提着一只竹篮子，沿途撒五颜六色的纸钱。系着红色孝布的小宝，边走边回头张望灵车上的棺材，忽发奇想，应该给七太爷的棺材上写上一副对联：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送葬的队伍踏着薄薄的积雪，途经我们八队那架“水打磨”的时候，水打磨正在呼噜呼噜地转着，一圈白铁皮卷成的槽子里，涓涓地流着乳白色的豆浆，仿佛是黏稠的眼泪，痛悼着七太爷的亡灵。 第41节 家谱 第41节家谱 中卷乡俗 家谱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转移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要从杜小宝的叔叔杜凤梧的大儿子杜思磊把刘家老十三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的媳妇许翠翠拐跑的那一年说起。 你不要嫌我啰唆。我之所以说这么多绕嘴的话，主要是想把人物线索交代清楚。因为这一卷与上卷有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事物、人物和景物，变迁得比较大，躺在床上想想，恍然如同两个时代。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比如高楼人民公社改成高楼乡，马寨大队改成马寨村，我们八队成了第八村民组，孙二孬娶了杜小宝、刘臭蛋他们的同学，那个领歌委员马玉花；再如孙二孬的妹妹孙丫丫考上了省里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唐都市人民医院当了医生；还有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嫁到了高楼街一户姓沈的人家；小公社的走资派曹书记当了县统战部部长；台湾老兵孙丙豪回归故乡，等等，我都会慢慢地告诉你的。 杜小宝是泥水匠杜凤翔的儿子，杜思磊是木匠杜凤梧的儿子。杜凤翔和杜凤梧共有一个父亲，是一对亲兄弟，杜小宝和杜思磊共有一个爷爷，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关系。按他们爷爷杜兴立下的规矩，他们这一辈人是“思”字辈，所以杜小宝大名叫杜思宝，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小暖叫杜思暖。 杜思宝的爷爷杜兴经常念叨：“也不知你二爷的儿子杜凤桐是怎样给孩子起名的，要是也用‘思’字该有多好！” 杜凤桐是杜兴的弟弟杜旺的儿子，早年因为修淮水市的白沙湾水库有功，到湖北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前几年曾经回来探过一次家。杜旺老两口已经谢世，杜凤桐识字不多，不会写信，这几年很少同老家联系。杜思宝在爷爷的催促下，把杜兴要统一下辈字“派”的意思，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千里之外的堂叔杜凤桐。 他们原来以为写这封信是白搭工夫，谁知杜凤桐很快就让他儿子代写一封信，热烈地响应了大伯的号召，已经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统统改为“杜思x”。这让杜思宝好长时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堂伯伯，连父母生病、死亡都不回来探望一下，竟然对统一起名这么感兴趣？真是咄咄怪事。 一般说来，男孩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起名字必须慎重。对于女孩子来说，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人，命名的规则没有男孩子那么严肃认真。尽管杜家所有男孩子都统一用了“思”字，但杜思宝的两个妹妹小朗和小春，并没有随他们的“思”字，仍然叫“小朗”和“小春”，这是上了大学的杜思宝的意思。杜思宝的爷爷和爹爹当然依从，因为在他们眼中，小宝是他们人老几辈子中头一个文化水儿最深的人，他说不让用“思”自然有很深的道理。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爷爷就常常夸口说：“哈，俺家小宝考上大学，在清朝以前，就是中了状元啊！”那份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其实，不让用“思”字的含义，只有“状元”杜思宝自己心知肚明，他不好意思把问题的根源说出来。要不然，让那些文人知道小宝的妹妹，一个叫“思郎（朗）”，一个叫“思春”，是多么不雅观的名字。 姓名是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符号，在我的吃饱了饭、穿暖了衣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是马虎不得的。 咱们中国人，自古很讲究长幼顺序。中国文字又是方块字，一字一音，给我们的人民起名字带来了方便。生了孩子起名字时，一辈人统一用一个字，冠在名字中。这个字我们那里叫“派”，与姓氏相连，或嵌在中间，或缀在尾部。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字的男男女女，表示是同代人，属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姓孔的、姓孟的是圣人后代，比我们这些杂姓氏更加严格，他们不仅从来不会乱“派”，而且约定俗成，两姓人用的是同一种“派”。所以，台湾的报纸曾经宣称，孔氏家族在台湾，到目前已经排到九十二代了。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x名x字xx”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第42节 收音机 第42节收音机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亲吻，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了数倍。老百姓用的是大众化的“黄河牌”，只能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而且具有短波1、2频段，拔出不锈钢天线，还能收听到许多听不懂的语言，夜深人静时，连“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也能收听到。只不过听不上一两句，“吱吱”啸叫的干扰电流声就把这些反动宣传淹没了，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还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这种收音机，另外配有收听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功能，在省级以上的大城市里可以拨动一个转换开关，收听纯正清晰的节目，可惜我们那里，县城里还没有发射调频信号，有这个功能也用不上。 这就够了。孙转的儿子，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寻亲类节目以后，欣喜若狂，根据孙转的嘱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寻亲信： 哥哥，你在哪里？ 你的母亲赵大妮、小妹妹孙转、大妹妹孙秀、二妹妹孙巧，日子过得很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名字叫孙丙豪，家住在xx省xx县高楼乡马寨村，盼望你听到广播后，及时给高楼街三组孙转联系。 信中没有说孙丙豪的母亲已经去世，怕的是哥哥伤心或者断了牵挂，不同他们联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复信，通知他们，这封信将于某月某日某时播出，播多少次。一家人满怀希望和期待，每天焦急地盼望着孙丙豪的音信。 再说那边的孙丙豪，和很多国民党老兵一样，患有严重的思乡病。他是个高中肄业生，在当时的台湾老兵中，属于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人才济济，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在部队里混，靠饷银过日子，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那时候，国民党部队兵少将多，升职极其缓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步一步地熬到了少校军衔。 在刚进入台湾的前几年，小岛上一下子挤了那么多人，还要天天备战，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男性居多，很不容易找到配偶。孙丙豪到了四十岁时，才娶到了一个山东临沂籍的军官女儿做老婆。这女人出生在台湾，小他二十一岁。退役后，经济情况已经大幅度好转，孙丙豪给一家中型家具厂做管理人员，连同退休金和佣金收入，养活家庭没有问题。 1978年5月，蒋经国接任第六任总统后，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党禁，舆论宽松了许多。同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展经济，台湾的经济很快起飞了。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台湾老兵，并没有得到实惠，依然贫困潦倒。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掀起了一股请愿浪潮，集中到总统府大闹一场。这些人说：“老子为你们蒋家卖命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残疾，到现在有家不能回，如果不给补贴，老子就把命交给你们了！”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给老兵们发了一大笔补贴。有了这笔钱，这批患有严重思乡病的老兵，试图运用各种途径，跟远在大陆的亲人开始展开顽强曲折的联系。 此时的孙丙豪，已经富了起来，自己开办了一个家具厂，再加上这笔补贴金，更加强化了思乡的信念。娇小依人的夫人，从她的父亲身上，知道思乡病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顽固疾病，依着丈夫，每天晚上定时收听来自大陆的广播，终于盼来了小妹妹的消息。两岸没有通邮，为了及时联系，孙丙豪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孙转寻亲信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孙转终于从邮递员小蔡手里，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秦广远先生转交的一封航空邮件。秦广远先生是孙丙豪的朋友，也是许多台湾老兵的朋友，他是人们永远记在心中的使者，乐意为许多两岸亲人牵线搭桥，为他们办理两岸之间的相互通信联系。 连通国外的航空信封写法，跟国内的习惯很不同，上边的一栏写的是寄信人地址、姓名，中间才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地址也是英文。孙转收到的信件，寄信人当然是秦广远，拆开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孙丙豪。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信笺是宽大的红格子，竖行繁体字： 吾妹孙转台鉴： 那次吻别，一晃四十三年了。哥时刻思念你们。问父母大人好，两个妹妹和家人好，望你通过信封上的地址，把家里的详细情况给我写清楚。哥哥甚念甚念。 兄孙丙豪手 民国xx年x月x日 从此双方算联系上了，而且越来越频繁，一直到了孙丙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 第43节 单干 第43节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孙二孬也学元叔，把自己的地种的模式同元叔一样。妹妹孙丫丫放暑假，要到地里帮助哥嫂干活，他们两口子说啥不让，要她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马玉花说：“妹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累不着我们。我没有能够上学，后悔一辈子，再不能让你也走长大就嫁人这条路了。”孙二孬对马玉花的这种表现，打心眼里满意，嘴里却说：“咋，嫁给咱后悔了？”马玉花笑着说：“后悔后悔，就是后悔，你和刘臭蛋都是响赖东西！”说完，可能忽然想起了刘臭蛋让她猜谜的往事，顺手拍了孙二孬一巴掌。 这一年，老天爷和党的政策、民心很合拍，不管是元叔家，还是其他农户，全都获得了大丰收。元叔和孙二孬家的黄豆多，他俩合伙把那个“水打磨”修好，开起了豆腐坊。一入冬，四川女人和马玉花在家里磨豆腐，元叔和孙二孬腰里束着草绳，分别到四外村去卖豆腐。给钱可以，拿豆子、小麦换也可以，不仅有了细粮吃，手头也开始活泛起来。发旺哥就曾经赞赏地说：“有脑筋的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不论啥事儿都是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儿，比我们弄得强多了。” 到了这年头，没有人织布、染布了，刘庆典的小金库，我们寨子里很有名的染坊倒闭了。有一些家庭向元叔学习，合伙开起了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买卖，也有很多收益。 栾二哥还想把村里的小剧团组织起来，动员了许多人，没有人肯参加。有的人说话很刻薄，戏弄栾二哥说，二哥，唱的戏，到外边唱戏弄钱花，跟要饭吃差不了多少，是下九流的事儿，咱丢不起那份人。栾二哥很无奈，眼看六十多岁了，一生一事无成。想想自己干不动庄稼活儿，还是干老本行，唱起了大调曲子，趁着年下，到各村去做说书艺人。他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唱本子，唱了一出《李豁子离婚》，唱词朴实，唱腔优美，很受欢迎。后来，市里、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为他这个大调曲子录了磁带，在我们那里流传很广。有一句唱词是：“长得好了吃好哩，长得不好就吃那黑窝窝。”竟然一语中的，说出了现在搞美女经济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栾二哥虽然做农活不行，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快到春节的时候，老学究孙乃社饮了几杯小酒，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也不知是自己杜撰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写了一首诗，贴在屋子里： 日出东海落西山， 乐也一天，喜也一天。 种了几亩责任田，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圈即囤，我们那里用茓子盛粮食，群众说是“圈”） 交足公粮归自己， 肚里舒坦，心里舒坦。 一壶小酒桌上摆， 你也端端，我也端端。 有吃有穿有活干， 行也坦然，睡也坦然…… 见到这首诗的人，都说好。后来，县里来了个小报记者把它抄走，登在了本县的消息报上，另配了编者按，说现在的农民富了起来，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说明党的政策是英明的。谁知到了后来，县里领导总嫌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主要是思想落后造成的。为了组织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领导们带领县乡干部分几批到经济发达地区观摩学习。回来后，县委书记作“大步流星奔小康”的工作报告，再一次引用了这首诗，批评说写诗的这个农民，反映的是全县干部群众的心态，“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经济发展的大潮很不合拍。当然，领导作报告，轮不到孙乃社去听，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遭遇，要不然，又会说：“啥领导，一点水平也没有！” 第44节 换种 第44节换种 元叔这个人在我们寨子里，算得上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积累了一肚子学问。但他却没有老学究孙乃社爱好掉书袋子的那种酸腐，也没有孙乃社喜欢写诗的那种浪漫。 元叔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每隔一个时期，他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怪念头，促使他从实用主义出发，努力钻研这一个课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用自己创造的独特学习方式，钻研过初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不亚于一个合格初中毕业生的水平；钻研过玄学，快把孙乃社那一包书读烂了。除了知道自己眉心里那一颗红痣不“主贵”外，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等知识弄得滚瓜烂熟，在相面、占卜和看风水方面颇有心得，只不过碍于出身地主家庭，避免祸从口出而深藏不露。在这一方面，比起后来在祖师顶住持的长老“静宇”道人来，是一个世外高人。 最终，元叔走上了钻研医学的道路。物理、化学和玄学，这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竟然能够杂交，对于元叔钻研祖国医学宝库很有帮助，使他比我们那里其他医生的中西医基础功底和理论水平，要深厚得多。他在治病时，常常熟练地运用理化、玄学和医学理论，对各种疑难杂症，通过望闻问切，得出比别人更加深刻的结论。他对疾病成因判断得正确，再加上中西医兼顾，敢于并善于用药，处方独特，标本兼治，医好了许多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病人，从而使他在我们那一带名声大振，经常有人上门找他看病。 元叔的实践证明，一个有脑筋并肯动脑筋的人，只要朝一定的方向钻研，就会搞出名堂来。知识其实是一种网状结构，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可以启迪思维，开阔视野，丰富心灵，激发和提高人的参悟能力。元叔好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水肥条件合适，一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生存；生存需要产生知识追求，知识追求产生学习动力。元叔在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建树，最终转向钻研医学，是他这么一个能人，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走出的必由之路。 在本书的上卷里，我们已经知道，元叔还钻研过农业应用技术。有一段时间，元叔对搜集农业生产、气象节令方面的农谚入了迷，积累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他对所能搜集到的每条谚语，不仅加上了批注，记载出处和注释，还举出具体的例证。他搜集的这些资料在杜思宝看来，比许多正式出版物，内容要翔实得多。可惜，他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走得太远，让他与一个农业土专家失之交臂，要不然，他同样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所造就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年，贵亭叔日渐衰老，终于干不了生产队长了，他主动地向支书刘庆典撂了挑子。贵亭叔向支书举荐的继任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党员、当着我们第八生产队保管员的刘庆河。刘庆典觉得刘庆河这个人太聪明，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不同意贵亭叔的主张。他说：“这事儿，还是叫继安干吧。继安这孩子老实，办事认真，当一个生产队长是块好料儿。”顺便交代一下，刘继安与支书刘庆典的门分近一些，刘庆河与贵亭叔的门分近一些。 贵亭叔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要争一下。他对刘庆典说，当队长这活儿太辛苦，继安这孩子还有点嫩，若不行让社员们选举一下？谁知刘庆典比他有眼光，胜算在握，竟然同意让刘继安和刘庆河两个人当候选人，在我们八队搞一次选举。 我们八队公开选举生产队长，可以说是在我们寨子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让人民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创举。在选举的那天，因为新鲜，全生产队男女劳力到会非常整齐。大队的几个干部全部来参加了会议，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在他们的面前，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了两只碗，一只碗下面压的纸条写的是刘继安，另一只的是刘庆河。开始选举时，两个候选人回避了，群众按照要求，每人只准朝一只碗里丢一粒豌豆。 大家丢完豌豆以后，在我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的监督下，由两个社员分别数了碗里的豌豆。结果，刘继安比刘庆河多了七粒豌豆，刘继安当选了。 刘继安一上任，首先找元叔讨教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元叔对这个邻居侄子，没有过多的谦虚。他一语惊人地问刘继安，你知道毛主席为农业立的“八字宪法”不？刘继安说，知道，不就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嘛。元叔说，你说得很对，据我历年观察，毛主席的这个“八字宪法”尽管缺一不可，但种子应该放在第一位。在同等的条件下，只有种子，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牛鼻子”。牵住了这只“牛鼻子”，一定能够丰产丰收。刘继安果然听话，比其他生产队长分外注意串换良种。在那几年里，我们八队确实比其他生产队高产得多。群众认为，选刘继安当生产队长算是选对了，并且对种子的增产作用深信不疑。有一次，发旺哥拍着队长的肩头说：“继安，你就是你爹的一颗好种子啊！” 说实话，自从分田到户后，政策好，天凑巧，人肯干，是家家户户丰产的基础条件。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良种的增产作用，更是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都知道，湖南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发明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震惊世界，解决了地球上第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国家重奖了他和另外一个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昇”王选，每人发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的特殊贡献奖金。而我们这里的小麦良种专家龚文生已经作古，没有获此殊荣。现有个小麦育种专家叫周中甫，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由此可见，水稻到底比小麦占了上风。 我们这个中原大省，除了红薯外，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解放以来，许多农业科学家、土专家，为了研制出高产优质的小麦、玉米良种，费尽了毕生精力。在我的这部著作中，从主题的需要出发，有必要为他们大书一笔。为了弄明白一些问题，我把玉米、水稻和小麦的育种技术简要地作一说明。 稍微懂得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人都知道，科学家们从细胞工程、染色体工程和基因工程这三个方面，开展生物特性的研究和实验。而基因工程是生物技术的尖端技术，带有遗传密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学家们最重视的研究对象。要改变生物的性状，转基因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转变基因的途径很多，有物理的、化学的，也有运用同属物种间杂交的办法。杂交是应用最广的技术，杂交优势是人们早已接受的道理。马和驴杂交，生出的骡子，性状比马和驴要好得多。不同的人种之间、远距离同一种人之间、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相互交配生出的子女更加健壮和聪明。比如发旺哥和发旺嫂常桂，两个人长得都一般，不算漂亮，但他们俩生的三个孩子，却一个比一个漂亮。特别是他们的二女儿刘玉娜，就跟仙女下凡一样。而且发旺哥的妹妹刘发英，和他大舅哥常有生的孩子也都很好。这显然不是什么改了门风，说不定正是暗合了远缘杂交道理，沾了杂交优势的光。在我们寨子里，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同姓人不能通婚，近亲不能结婚，可能也是这个道理。但也有姑舅结亲、姨娘结亲的，由于亲缘关系相近，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统计，真的生出过几个哑巴、傻子，其实就是吃了没有运用杂交优势的苦头。杂交，对于物种延续和壮大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字眼儿！ 玉米制种的技术已经突破。玉米属于自花传粉植物，但它是雌雄同体不同位。雄穗是顶叶，雌穗是玉米棒。在制种时，人们在玉米授粉前，把母本玉米的顶叶（雄穗）摘去，在授粉时，把父本的花粉授在母本的雌穗上，结出的玉米子，就是下一年的杂交玉米种子。这种种子第二年下地后，再自花传粉时，虽然不再杂交了，但亩产量可以高出许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高产的性状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年年制种，才能保持杂交优势。 袁隆平的最大贡献，就是很好地解决了水稻的杂交育种技术。 水稻这种农作物，虽然也是自花传粉，但它与玉米不同，是雌雄同体又同位，这就比玉米制种技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水稻育种中，必须首先选出一种种子，它的特点是不会孕育，叫做“不育系”。和“不育系”进行杂交的另一种种子，与它的亲缘相近，但它们产生的种子，仍然具有不育的特性，这一种用作父本的种子，叫做“保持系”。两种不同品系的种子杂交，不育系生成的种子，仍然是“不育系”，并没有生成人们需要的杂交种子。与袁隆平同时代的农业科学家们，都已经找到了这两种品系的种子，他们试图选出一种亲缘较远的新种子与“不育系”的种子杂交，产生一种性状优良、能够孕育的种子，这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水稻杂交良种。而这种父本植物，叫做“恢复系”。 一方面要用“不育系”和“保持系”产生大批量的不育系种子，另一方面要用“恢复系”与大批量的不育系稻穗杂交产生水稻良种，就是整个水稻制种技术的关键所在。 最让科学家们头疼的是，所有的水稻品种，都没有能够让“不育系”成为可育的杂交良种。袁隆平先生的运气好，他的努力研究，加上有准备的头脑，让他在海南岛育种时，从一种野稗子上，找到了“恢复系”，一举攻破了这项多少人攻不下来的技术难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出了水稻杂交良种，水稻的产量翻番。从这里，你难道不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我们这里的小麦，与水稻近似，也是属于自花传粉植物，雄蕊和雌蕊同体同位。研究小麦良种的专家们就没有袁隆平先生那样幸运。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像解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问题一样，探索出小麦杂交育种技术。我是一个爱吃面食的北方人。我常常想，如果有谁能把小麦杂交育种技术的难关攻破，其贡献不亚于袁隆平先生，奖给他一千万元我都拥护。 在我们这里，有一句农谚说，产于我们这一带的农作物，丰收的标志是，“谷三千，麦露齿，豌豆好收八蓬子”。其实，就小麦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每亩地打上一百多斤就是好收成。因为虽然另有“哭不活的伯，瞎不枯的麦”和“稠谷子稀麦，坑死老伯”这样的说法，但是，生长期较长的小麦并非是铁杆庄稼。过去的小麦秸秆长，种得稠了，容易倒伏。往往在抽穗期间，一场风雨过后，麦子从根部连同青青的穗子，卧在地上，搞不好就是颗粒不收。小麦育种专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重点在小麦秸秆的“矮化”上做文章。他们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杂交技术，诱使不同的小麦种子发生基因突变，从中通过粒选、穗选和株选，挑出矮秆品种小麦，然后历经试验、推广，花十几年工夫，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最初的“矮丰三号”到后来的“宛7107”，推出了一代比一代更加优良的小麦品种。 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优良品种的大普及，带来了小麦亩产的大提高。要再为孙乃社的诗，狗尾续貂地添上几句，有可能把单干后粮食增产说得更完备一些： …… 种了几亩责任田， 种子换换，肥料换换。 麦子浓密秸秆矮， 穗也饱满，粒也饱满。 收打以后进仓库，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 …… 当然，这几句是加不上去的。孙乃社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会写，反而会对我加上去的句子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年轻人，读的书算白搭了，不知道写诗不可太实的道理，哪能这么没有水平，把种子、农药、化肥也写进去呢！” 第45节 交粮 第45节交粮 不要说后来县委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拿孙乃社的诗作为反面典型，痛批小农经济意识，如果让孙乃社知道了，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就连孙乃社本人，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也没有维持几年。一肚子又粗浅又酸腐学问的孙乃社，分田到户后，主动地当了自己家里的会计，一年记一本收入支出的明细账。那首诗，是一种满足现状的定性描述，这本账，才是对现实生活的定量分析。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麦季，我们寨子家家户户大丰收。看着囤在屋子里那么多的粮食，孙乃社心里的喜悦无法形容。他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属于自己家里的小麦。他找来一个本子，记了一笔账。全家七口人，打了八十六个“长虫皮袋”小麦。（“长虫皮袋”又叫“蛇皮袋”，我们那里的群众把蛇叫做“长虫”。装化肥的口袋是塑料篾子编织的，很像蛇皮，故得名“长虫皮袋”，化肥撒在地里后，这种袋子用来盛粮食。）每袋按一百斤计算，一共打了八千六百斤小麦，大人小孩均拉起来，全部吃白面，每人每年消耗六百斤，只要四千二百斤就足够了，节余四千四百斤，也就是说，足够两年吃了。不要说秋天还有更多的收成，就是颗粒不收，一点也不存在生活问题。 已经替代贵亭叔当了八组组长的刘继安，向各家各户宣布了交公粮的数字以后，大家很不习惯，因为这在生产队的时候，本不是群众考虑的事情。那年月，在粮食收打以后，自然由大队安排，生产队执行，群众只管“扬鞭催马送公粮”就行了。不过，大家很快由愕然变为释然，上缴“皇粮国税”，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当农民的，不上缴粮食，解放军吃什么，谁来保卫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谁给你生产农药、化肥？干部们吃什么，谁带领你走上致富道路？这是人人都能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再说，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了。孙乃社家需要上缴二百二十四斤，不过是两个“长虫皮袋”多一点儿，就这么多粮食，犯不着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要不是高楼乡的领导们，早已预测到各家各户交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事先做了周到严密的部署，交粮的秩序肯定混乱，千家万户拥进了粮站，交不多粮食，也要排上长龙一般的队伍。英明的领导们预见性很强，把全乡群众划了几个片，分期分批进站交粮食，虽然仍要排队，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粮食交上去了。 上级提倡交公粮，卖余粮，所以，大家都没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务交粮，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粮条子以后，刘继安把条子收集起来，交给了村里，村里再拿到乡里进行结算。扣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分到各家各户的钱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不见怪，因为事先已经算好，交上去的粮食，公粮和余粮折成钱，足够他们扣了。 刚刚单干的前几年，年年丰产，屋里盛不下了，家家户户喜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可是，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也装不下了，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上级开始限制收购，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食的数量，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卖粮难”。 我们寨子里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副业收入，全指望用卖粮食的钱抵顶五粮三款。况且这几年乡、村领导学能了，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五粮三款，还有各种“民工建勤以资代劳”啦，“保险”啦，“人防费”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累计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说，卖粮本身，也是群众干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夏季卖小麦，一季管全年的上缴款，秋季卖粮食，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小孩子要上学，年轻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不卖余粮怎么行？于是，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县里的崔县长，冒着政治风险，跑到省里为民请命，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分配下来，各家各户增长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欢了一阵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暴露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小农经济意识”。 毛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他老人家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规律十分灵验，又过了两年，沉重的粮食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任务上去了，就降不下来了，收成不好时，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骂他太缺德，把任务长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干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一些不愿意交那么多粮食的人，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子越来越高，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子摆在一起，算了一笔细账，终于发现种粮食，不但不赚钱，而且赔钱。精打细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劳力投入等于白干了。于是压减经济投入，谁知产量降了下来。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眼里赞成。后来，“上访专业户”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有一些典型的数据，就是孙乃社提供的。 第46节 抓大肚 第46节抓大肚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计划生育工作被列为基本国策，一上来势头很猛。许多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这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学者，据说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叫张团妹，一个叫王仲贞，两个女人为他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快六十岁的老人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种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国，学识渊博，忧国忧民，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谁知与伟人毛泽东的理念相差甚远，于是挨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几十年。“批了一个人，多生好几亿”，到我说故事的这一年，我们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刚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胀了五六倍。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戴套，女的要戴环，领导干部要带头”，喊了近十年，效用不太大，该生的照样生，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地降下来。 治乱要用重典。这一年上级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生的一律结扎。”控制生育的指标数字层层下达，采取的措施一级比一级严厉。咱们这个省，历来好刮风，各级都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在首位，采取绥靖政策，大打一场节制生育的攻坚战。 紧接着，高楼乡机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全部编成了“小分队”，主要任务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工作的重点放在计划生育上，一年四季不停地抓“大肚”。 我们马寨的墙上，到处写有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最为醒目的是： 对抗国策，死路一条！ 一户生育，五户联保！ 要生不要命，要命不要生！ 超生对象，人民公敌！ 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让超生对象插翅难逃！ 这些口号十分吓人，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杀气腾腾的。 支书刘庆典的兄弟媳妇兰秀娟，是我们村的计生专干。她这个女人在没有过门时，就是她娘家那里的妇联主任。嫁给刘庆玺以后，一直没有当什么大队干部，大队安排她学习了接生技术，她在大队卫生所当接生婆。到了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计生专干。有了领导职务，这女人的积极性爆发出来，工作就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在她的肚子里，有全村育龄妇女的一本账，谁家的女人肚子只要鼓起来，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领着小分队，抓了这个抓那个。全寨子的妇女们恨死了她，看见她就急忙躲起来，说她是“催命鬼”，没有少骂她的祖宗八代。这更让兰秀娟觉得自己的工作神圣，没明没夜地跟着小分队抓“大肚”。 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的媳妇，怀上了第四胎，听到春季计划生育大突击的风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跑了个无影无踪。村里把刘继省抓到村部，逼问他女人的下落。这家伙不知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意志坚强，什么也不供认。村里决定处罚他，他家里竟然坚壁清野，粮食、牲口，什么也找不到。特别让领导们生气的是，年迈的狼叔狼婶，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闭门不出，冷眼旁观。于是，干部们想，如果不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恐怕撬不开刘继省的嘴巴。然后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动员狼叔说出儿媳妇的下落。狼叔说：“我们已经分门另住，扎鞭缠脖子，各自顾各自，你们把她杀了我也不管！”也没有咬槽任何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把小分队领导的肺都快气炸了，组织一群小伙子，用粗绳拴着他家的瓦门楼，一声令下，这门楼轰然倒地，大门也拉得歪歪斜斜的，没法让人出入。 狼叔气得摇头跺脚，大叫：“反了，反了！不让人过了！”要是当年，说不定要掂着刀出来拼命，这时却让狼婶给他准备了干粮，去县城找已经当了多年干警的大儿子刘继华告状去了。谁知刘继华也因为超生，正在停职反省，劝慰了狼叔。狼叔无可奈何，回到家里，把门楼简单地修复一下，仍然对老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小分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兰秀娟的提示下，去山里丁庄把刘继省媳妇的娘家妈，带到乡计生办审问，这老太婆问小分队，凭什么抓我？计生办的人说，就凭你是刘继省的老丈母。说吧，把你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那老太婆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是个螃蟹都有“家”（夹），我为什么要藏她？计生办的人员无论怎么劝，刘继省的老丈母就是不肯承认知道女儿的下落。计生办的人也不着急，把她关到了乡礼堂里受罪。礼堂里关满了老太太，刘继省的丈母娘一打听，原来这些都是丈母娘。凡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是已经见到成效的。只要“大肚”不露面，这个丈母娘一直在这里喝稀饭，别想出去。 这样的招数真是灵验，每天都有一批丈母娘放出去。刘继省的小舅子给他妈来送饭时，丈母娘对儿子说，孩子，你表伯、表母都不管这事儿，咱犯不着为他老刘家卖命，回家让你姐引产吧。说罢，丈母娘号啕大哭了一场。 生育本来是一种光彩而又羞于出口的事情。自古至今，人们光明正大而又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延续种族的伟大事业。许多闺房里的隐秘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出来，肯定是男人们的笑谈。到了这个年代，大气候使然，人们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一家老少，大闺女、小媳妇在一起讨论起结扎、上环来，没有丝毫羞怯的成分。 你要是不信，我给你说一个典型事儿。我们寨子里破落文人孙乃社的女儿，是头号“大封建”，她从小受父亲熏陶，对男女之大防，最为严谨。当她长大后，家里给她找婆家时，她说啥也不嫁人。只要在她面前一提这事儿，她就恼了，脸蛋子通红地说：“羞死了，羞死了！”还是她爹孙乃社劝她：“妮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妻行的是周公之礼，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这才出门嫁人。临出嫁时，羞得要命，怕得要死，哭得像个泪人儿，家里人好说歹说，才把她劝上了“席篷车”。到了婆家，前两个晚上，她穿着衣服睡觉，把新郎急得抓耳挠腮，死缠活缠，到第三天晚上才让这位夫君占领了身子。第四天嫂子去叫她回门时，她竟然害羞得把头部包得只剩下眼睛，回到娘家躲着不出来见人。现在，像变了一个人，去接受孕检时，竟然大大方方地躺在床上，任凭计生工作人员反复摆弄，临了，还搂起上衣，问人家：“摸妈儿不？” 尽管撒下了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只要是网，就有漏网之鱼。高恩典的大妹妹高恩慧已经嫁到外村，一口气生了两个孩子，被小分队抓去，年轻轻的做了结扎手术。二妹高恩慈刚刚定亲，婆家给了彩礼钱。她们两个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帮助她哥高恩典带上嫂子和两个孩子，穿破罗网，逃向了地旷人稀的内蒙古。这一去就是九年，终于有一天，高恩典从那遥远的地方，带回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 第47节 罚款 第47节罚款 高恩典带着女人和孩子们，扒火车再回到家乡时，计划生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厉害措施主要演变成经济手段。 在他们出走的这九年里，他妈没有少哭泣，跪在主的面前，求神保佑他们。等他们一群人，大的背着小的，哭哭闹闹地排着乱七八糟的队伍，回到寨子里时，全寨子没有人不感到惊奇，纷纷说：“咦，养人专业户回来了！”他爹和他妈则是惊喜，惊喜过后，就是无奈，不知道这一家大小该怎么生活。别人家都已经盖了瓦房或者平房，唯独他家还是那两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草房。好不容易打开生了铁锈的锁，屋子里空空荡荡，吃的穿的，什么也没有。两个老人和他的小弟弟高恩佑，给他们送来了衣服、被褥和一些粮食，日子算安顿下来。他妈不知道的是，他在内蒙古以捡破烂为生，有一点积蓄。他把这几千块钱，在墙上挖下一块土坯，用一塑料包，把这笔流动资金，包裹得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慢慢地进行消费。 他们回来的消息，本来就没有秘密可保，乡计生办闻风而动，抓计划生育的女副乡长亲自带队，领了十来个人，立即扑了上来。 见到这种阵势，小时候和杜思宝、孙二孬一起去偷书，连屋子都不敢进的高恩典，经过多年磨炼，现在的脸皮比县城的古城墙还厚，不但不知害怕，竟然娴熟老到地对女副乡长耍起了赖皮。他嬉皮笑脸地看着计生办人员，一宗一宗地算应当处罚他的账，算下来，有好几万元。女副乡长责成他立即交出五千元罚款，否则加倍处罚。高恩典说：“乡长妹子，你罚我多少我都认，这样办，你看屋里什么值钱你就拿什么吧！” 女副乡长推开他吱吱呀呀的破门，一屋子狼烟动地，床上、破桌子上，像一架猴山，高恩典的女人正在打了这个，呵斥那个，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哭的哭，笑的笑，闹的闹，叫的叫，一个个像泥猴子，穿得破破烂烂，不像样子。床上有两三条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墙角处，有三个土坯支起来的铁锅，铁锅的一边，放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桶上盖着一个脏兮兮的案板，爬满了蝇子。飞扬的尘土和着扑鼻的腥臭味儿，把女副乡长呛得退了出来，心里泛出一丝同情和可怜，嘴里还硬邦邦地说：“高恩典，你不要耍赖，你是个顽固的钉子户。你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只有交出罚款，我们才好做其他群众的工作。” 高恩典说：“乡长妹子，我的财产就是这一群孩子，你看上哪个，你就把他牵走吧！”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些孩子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小牲口。 女副乡长气恼地说：“干这么多年计划生育了，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滚刀肉人。我看你屋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到你亲戚邻居那里转借一下，赶紧把罚款交上！” 高恩典涎着脸说：“乡长妹子，要不然我把一个孩子认给你当干女儿，或干儿子，咱们成了亲家，你得帮衬我一下！”这个馊主意，让一群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一个个“哧哧”发笑，把女副乡长气得俏脸一青一红的，拿他没有丝毫办法。气了半天，只好自找台阶下，威严地警告高恩典说：“今天到此为止，限你五天时间内准备好罚款，不然，有你好看的！”说完，带上工作人员，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计生办又来了一群工作人员，要把高恩典的老婆抓走，说是去乡计生所做绝育手术。高恩典第一次有点着急，他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让我生，我也不生了哇，她一身病，咋能结扎呀？” 工作人员不客气地说：“谁相信你们不再生了？她不结扎，你就得结扎！” 高恩典说：“叫我结扎，我就结扎！咱们走吧！” 高恩典的女人本来害怕得要死，这时候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爹，你不能去，一家人还得指望你养活哩。还是我去吧，大不了也是个死！”说这个话，就好像结扎手术是上刑场，去了以后再也不能活了一样。两口子争来争去，还是把他女人结扎了。从此，这女人落下了一个腰痛毛病，动不动就疼得一头汗珠子。 寨子里的邻居们很可怜高恩典，纷纷给他送来一些粮食和衣物。两个妹妹也都来看望他们一家，送来了不少东西。高恩典的日子在父母、亲戚和邻居的接济下，勉强过了下来。他的头两个孩子还有户口，安插进学校上了学。其余五个孩子都是黑户口。人口普查时，倒是给记上了，但发给他家的户籍本上，却没有这几个孩子。高恩典去找兰秀娟反映情况，要求在计划生育的册子上把孩子上进去。兰秀娟对高恩典解释说，你只要交了罚款，孩子们就可以上户口了。高恩典一听又要钱，硬邦邦地顶了回去：“报不上去个，我就不信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兰秀娟说：“你这个人真是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劝你算是劝错人了！” 那时候，报户口对于我们寨子里的群众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没有户口，就分不了土地，到年龄的孩子，连上小学都不允许。所以，家家户户为超生的子女上户口费了不少劲儿。计生专干兰秀娟权力虽然很大，也得生尽千方百计，才把自己的孙子、孙女上了户口。除了大儿子刘继昆在外工作，她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年龄差别不大，都按双胞胎报的户口。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报的是龙凤胎。当然，村里的户口簿都是她发的，她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别人不知道其中的诀窍。 那次高恩典顶了兰秀娟以后，兰秀娟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实际上恨得牙根痒，从此盯上了高恩典一家。经常拿一些青菜送给高恩典家，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一进了高恩典家，眼珠子滴溜溜地转。高恩典的女人表面上很感激这个邻居婶子，她一走就对高恩典说：“这女人给我们送菜，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高恩典说：“不怕她，咬不了谁的xx巴！”但他们谁也猜不透兰秀娟搞的什么鬼。兰秀娟经常看到高恩典买东西，就开始不相信他家真的穷得揭不开锅。终于，在她多次留心以后，从高恩典家的墙上发现了秘密，就偷偷地去高楼街，向乡计生办主任打了小报告。 这一天，乡计生办来了一群工作人员，突袭了高恩典家。这些人没有费多大工夫，就从他家的墙洞里，搜出了那一包钱，点了整数，留下了点零钱，给高恩典打了收条走了。挖走了这点浮财，高恩典如同被挖了祖坟，从油嘴滑舌一下子变成了凶猛的狮子，大闹起来。他和老婆认真猜想，认定是兰秀娟把他们的家底告发了。于是，掂了一个锅盖，在寨子里边敲边骂：“兰秀娟，日你妈，你缺了八辈子德了，你不给俺的孩子报户口也就算了，为啥告老子的黑状，把俺一家的救命钱抢走，还让不让俺过日子？” 要在平时，老刘家一姓的人肯定会站出来，往高恩典的嘴里塞屎也不解气，可这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恨透了兰秀娟这个老妖婆，抓计划生育红了眼，没有向一家高抬贵手过，自己却把啥光都沾完了。所以，许多人在心里一边同情高恩典，一边感到解气。兰秀娟自知理亏，吓得钻到屋子里，任凭高恩典怎么辱骂，只是当缩头乌龟，说啥也不出来。她的两个儿子气不过，要出去找事儿，狠狠地揍高恩典一顿，也让她拦了下来。 高恩典的这种反差巨大的变化，他儿时的小朋友杜小宝，也就是现在的杜思宝并不知道，因为他早已离开家乡，上大学走了。 第48节 考学 第48节考学 杜思宝的上一代人对招工、当兵最感兴趣，因为那是年轻人可以盼到的少有的出路，自从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时兴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寨子走的第一个人，是支书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上的是唐都市卫生学校，是个中专生，学的是护理专业。又隔了几年，支书的侄儿，就是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大儿子刘继昆，被推荐上了我们省的一个师范院校。 由于刘继昆在上高中的时候程度最差，到了那个师范院校，学业上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困难，起初，招生分配他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他上了不到一个月，根本啃不动一元微积分那种洋知识，苦恼极了，向系里要求调剂专业。那时候，每一个工农兵学员都是在计划的，想调剂专业很不容易。刘继昆在他妈来信的指导下，给数学系的主任送了一条香烟和两瓶酒，系主任很感动，把他的申请报给了学校革委会。谁知操作起来十二分困难，学校革委会请示到省教育厅革委会，也没有得到批准。幸好在美术系上学的一个豫北学员，是个色盲，看不清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这个学生在美术系学了一个月素描，黑色的4b铅笔，用不着分辨颜色，倒也没有露馅儿。当这个豫北学生跟别的同学去逛街时，认不出红绿灯，才露了馅儿。他们系把这个情况报给学校革委会后，学校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变通措施，把他们两个对调一下，同时对他们说明，毕业时还按各自既定的专业拿文凭。他们两个都表示同意。教室、寝室都更换了，就是更换不了入学档案。 后来，到这批工农兵学员分配工作时，我们县一高正缺数学教师，一高校长亲自把刘继昆的档案从县人事劳动局提走。等他到一高报到后，一高安排他担任高二的数学课，他才吞吞吐吐地向学校领导说明了情况，一高校长毫不客气地把他的人事档案退还给了人劳局。人劳局只得把他重新分配到县文化馆。县文化馆里的同志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让他感到很脸红，在肚子里没有少骂那个缺德的一高校长。等他当上了局里的领导后，反而经常在心眼里感激那个一点不给他留面子的一高校长。要不是人家给退回来，当一个美术教师，肯定混不到领导岗位上。 刘继苹本来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小公主，上了中专以后，更以公主自居。第一学期学校放了假，她回到家里，说上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点发暗的瓷娃娃脸上涂抹了厚厚的雪花膏，从人群中走过去，年轻人都要吸鼻子。衣着打扮也比我们那些村姑别致得多，草绿色大翻领女装军衣，扣上红棕色的人造革皮带，把腰身束得细细的，把胸脯衬托得鼓鼓的，虽然还没有穿山里根本不适应的高跟鞋，屁股依然向后翘翘的，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 我们那里的群众，对中专、大专、本科这些学历层次，在当时是十分模糊的，只要离开山沟，都是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让一茬子年轻人既羡慕，又自愧弗如。大家从元叔的杂书里边找到了一种算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出自己的命是几两几钱，推断一下自己究竟是个什么命运。大家算来算去，有的人命很重，对照一下判断词，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孙二孬就说，其实用不着算命，只要生在干部家庭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命运肯定好。 杜思宝高中毕业后，便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他一直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栾二哥爱才，觉得一个高中毕业生是难得的人才，硬拉他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可他一点也不热心，说自己五音不全，坚决不学唱戏。让他学乐器，他也不喜欢，好说歹说退出了宣传队。年轻人的脑子闲不住，体力劳动之余，他怀念七太爷那种孜孜不倦的对新事物的追求，身在山沟里，心却早就飞出了大山以外。在元叔的熏陶下，他对自然科学充满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每天晚上，点着一盏柴油灯，努力钻研数理化方面的知识。他并非不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学这些东西没有丝毫用处，但他学起来，心里感到十分充实，这纯粹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动力。 由于他爱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他妈心疼他，劝他休息，抱怨他费心费油，有什么用处！话是这么说，并不干涉他，而且家里有了客人，烙了白面馍，吃剩下的，妈妈就要包起来，不让弟弟妹妹们吃，专门留给他，让他在夜里学得久了，垫一垫肚子。这样长时间地坚持学习，体力和精力不免都有点透支，再加上他的身材本来瘦弱，干农业活不是一块好料，到地里干活时，癔癔怔怔的，提不起精神。并且干到中间休息时间，他也从来不与其他年轻人扎堆儿，独自在地上写写画画，默记数学、物理公式、定义、定理和法则。有时干脆躲在荒沟里，背那些枯燥的化学元素符号和化合价口诀：“au金，cu铜，c碳o氧h氢……”“一价氟氯溴碘氢，钾钠金银铜和汞，二价镉氧硫镁汞，钙钡钋铜铁，锡铅锌，锰镍钴镭铬……”或者画一些老道士都画不好的有机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对杜思宝如此好学，好多人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个“响圣人蛋”，学那些东西有个用，当不得吃，当不得喝，混不来工分。贵亭叔就多次批评他，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要把心操在安心劳动生产上。在大队干部的眼中，这小子是一个落后青年。刘庆典就曾经发话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表现不好，学的知识再多，照样没有推荐上大学的份儿！”所以，全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孩子没有多大出息。年轻人是追求进步的，杜思宝曾经写了几次入团申请，都不能得到批准。大队团支部本来就是刘姓一家的天下，容不得外姓人，更何况杜思宝是一个落后青年，一个书呆子！这一切反而更加激发了杜思宝的学习狂热，元叔在暗中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他就在知识的海洋里孤独地遨游。 谁知，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这种知识的积累，让他在考场上的发挥十分出色，他以高分考上了省综合大学，成了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学生。那时候，政审十分严格，支书刘庆典曾经对公社来调查他的人员，搜肠刮肚地说他坏话，主要说他干“三大革命建设”不积极。政审人员说，这一条不成立，“三大革命建设”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去了前边两条，如果科学实验不积极，显然考不出好成绩。刘庆典他们几个忽然想起他不在文艺宣传队干，找到了致命的一条，说他“不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记在了他的政审材料里。当然，政审活动杜思宝并不知道，说他了多少坏话，他都被蒙在鼓里。正因为这些，在录取他时，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一条严重问题，犯了不少踌躇，把他的档案提出来又退掉，退掉了，又提出来，反复数次。终因他考试的成绩特别好，好几个招生学校争着要录取他，他报考第一志愿的学校，才下定决心，担着风险，破格地把他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爹爹杜凤翔商量，要请客庆贺。刘庆典是支部书记，当然在被请之列。刘庆典高兴地参加了酒宴，喝到半酣之时，掏出了五十元钱，说是给杜思宝送盘缠。其他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凑上了份子，十元、二十元不等，让杜思宝一家很感动。刘庆典说：“小宝上了大学，是我们全寨子里的光荣，送点盘缠是理所应当的。小宝，你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不要忘了咱马寨的乡亲们！”杜思宝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为庆典叔争光，为爷爷和父母争气，为全寨子父老乡亲争脸，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大家都夸这个孩子有志气。 元叔为小宝精心制作了一个小巧的桐木箱子，箱底里压了零零碎碎一百元，这是元叔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是最贵重的礼物。元叔说：“小宝，你去上大学了，就好像我也去上大学了，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小宝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打心眼里感激这个比任何人对他帮助都大的长者。 紧接着，寨子里不少与杜家交厚的乡亲，纷纷送来礼品，有三元、两元钱的，有鸡蛋、衣物的等等，杜思宝从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全寨子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临走的时候，刚刚进入县第五高中读书的孙丫丫，偷偷地送给杜思宝了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上边写着“祝小宝哥哥鹏程万里，妹妹丫丫”。而那个花了五百元彩礼和一台缝纫机，才定下几个月的未婚媳妇，却没有前来送他。他从小最要好的朋友孙二孬和高恩典，拉着平板车，把他一直送到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公共汽车。 打那以后，寨子里的学生学习更加发奋，大家都向杜思宝看齐，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升上大中专学校的，在我们这一带，成了有名的状元村。出去的人多了，反而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多年以后，人们议论起的，仍然是杜思宝破天荒的升学过程。大家习以为常后，虽然不再有那么热烈的气氛，但是，为升学的学生送盘缠，成了寨子里的定例，让莘莘学子，背负了多少乡亲们的感情和期望。 第49节 随礼 第49节随礼 上面提到的杜思宝的未婚媳妇，在杜思宝一生的记忆中，非常淡薄。因为这女孩来得突然，去得恍惚，前后经历不足半年光景。 实际上，在杜思宝下学以后，他爹妈就没有少操心给他说媳妇。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眼看前途渺茫，只得同意了。一连串相看了好几个女孩子，不是人家看不中他，就是他看不中人家。就在离高考的消息下来不到一个月以前，他表姨给他领来一个姑娘，排起来还有一点远房亲戚的扯拉。在他没有点头的情况下，他妈急了，容不得他说话，首先同意定了下来。这姑娘的妗子、姑姑又领着她来了一次，待了客，给了彩礼，买了一台缝纫机，就算是定亲了。杜思宝连正眼也没有瞧过人家，只知道“是个女的，是个活的”，记不起这个女孩是什么模样。一开始恢复高考，姑娘的父母知道这门亲事不会长久，干脆不让这女孩上门，静观其变。听说他考上了，就更加不上门了。 杜思宝到了大学以后，全班同学最大的三十六岁，最小的才十八岁，整整相差一半年龄。不到一年光景，退婚、离婚形成了一股潜流，系里的领导没有少处理“陈世美事件”，却最终没有开除过一个学生。杜思宝也在这一股退婚热中，乘势而上，给人家姑娘写了一封委婉的退婚信。家里白白损失了几百块钱和一台缝纫机，这事情无疾而终。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在家里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希望经常同他保持联系，他拿着那封香喷喷的信纸，呆了好久，终于咬咬牙，连一个字也没有回。 杜思宝从上学到分配工作后的数年中，除了让家里感到光彩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他妈妈倒是为偿还他上学时欠的人情债，花了不少冤枉钱。 在我们寨子里，亲戚邻居们，不论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红白喜事以及上学、出门的大事儿，家家户户都要凑份子，叫做“随礼”。这种“随礼”活动，是一年四季不断的，并且愈演愈烈，直到现在也都是这个样子。以前，谁家生了孩子，“随礼”叫做“送米面”，现在“米面”不稀罕了，都是送钱，由此可见，钱这种东西，无论到什么时候，人们都是稀罕的。小门小户人家，“随礼”的表示，从十元、二十元，慢慢发展到五十元钱。对于特殊的人家，到我们讲故事的年代，没有百十元钱，是拿不出门的。百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户来说，不是一笔小开支，况且经常发生，积少成多，许多家庭都吃不消。当然，没有清风，得不到细雨，给别人送，当然是为了自己家里，有了大事时，能够得到回报。发旺哥说：“零碎吃瓦碴，打总屙砖头。”用在这里作比喻，不太恰当，但也可以说明一个道理。 “随礼”的高xdx潮，要数刘继苹结婚的那一回。中专毕业的刘继苹，分配到地区的人民医院当了护士，其间，谈过好多次恋爱，都没有成功。当她听说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立即在心中萌生一种情愫，觉得那个和她同龄的小宝是多么的可爱，比起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些男孩子不知强了多少倍，在寨子里时没有瞧得起人家，简直是一生的失误！想来想去，她给杜思宝写了那么热情洋溢的信，投石问路，梦想着有一天，只要和杜思宝建立了恋爱关系，情愿节衣缩食，支持杜思宝上学。谁知这杜思宝当时的心理还没有调整过来，给她来了个不理不睬。女孩的矜持，让她断了再写信的念头。又过了几年，找了一个在行署上班的小干部，谈婚论嫁。恰在这时，突然知道了杜思宝在市科委工作，马上向杜思宝身上倾斜，却没有得到杜思宝的响应。一怒之下，与那个小干部办理了结婚手续。两口子本来打算旅游结婚，可她爹妈说啥也不同意，执意让她从家里出门，一来好好地陪送她，二来让家里风光风光。 支书刘庆典对全寨子的这类礼仪活动，历来是乐此不疲的。当然，他从来不用出钱，无论哪一家有了类似的待客活动，只要能把支书请到场，就是这一家的荣耀。要是支书没有参加，这一家人就是寨子里天字第一号的“老鳖尾儿”。已经上了年纪的刘庆典支书，非常注意处理好与乡亲们的关系，只要有人打声招呼，没有不到场的。这一点，让全寨子里的群众都很感动。 你想，支书刘庆典家出了这种好事，当然很快就传遍了全寨子。到他家里“随礼”的络绎不绝，熙熙攘攘。村文书，过去叫做“大队会计”的，坐在一张抽屉桌前记账，摊了一张红纸，边记边大声地报数： “…… 刘继安，一百元； 孙丙会，一百元； 曾丑儿，一百元； ……” 不到一晌工夫，抽屉里塞满了一沓沓的人民币。 杜思宝的爹妈，记起人家刘庆典在杜思宝上大学时，送过五十元钱的好处，算起来，好几年了，再拿一百元，实在出不了手。赶紧卖了几只羊，东拼西凑，凑够了五百元。杜凤翔正要送去，被小宝的妈妈拦着了，让他晚上再送去，免得让别人知道不好看。况且，送这么重的礼，连面也不见一个，显得窝囊。 到了晚上，杜凤翔揣着这些钱，去了刘庆典家。院子内外，电灯泡扯了好几个，让人觉得耀眼。屋子里坐了一些人，都是村里做生意的，大声地谈笑着。刘庆典给杜凤翔递了一支烟卷儿，请他坐下。一群人在烟雾中，谁也不主动先递上礼去，磨蹭了好久，终于有人带头，向刘庆典支书送上了自己的份子，基本上都是千元以上的，刘庆典虚虚地客套一下，就立刻笑纳了。杜凤翔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把自己的五百块钱递过去，灰溜溜地赶紧告辞，心里说，早知这样，还不如白天拿来一二百块钱好看一些。 第50节 摊派 第50节摊派 孙丙豪在曹部长陪同下，回归故乡时，要不是有人带路，他们两个人都找不到原来的道路了，因为整个地形地物变化很大，他们走的是高楼街到马寨村新修的大宽路。 过去，这条土路是牛车路，既窄，又不平整。有些地段，是皮沙石，牛车的铁轱辘把路面压出了很深的槽沟，这种深深的槽沟，并不是均衡的，往往是一边深，一边浅，“趄”很大，高载车很容易翻车。牛把们赶着重载时的车，到了这样的地段，不好走时，就往这些沟里扔一些碎石头垫一垫，然后，一甩鞭子，两头牛眼瞪着，尾巴往下挺着，猛一用力，也就过去了。这条路，更多的地方是黄泥路面，天干路响时不要紧，雨天一过，黏糊糊的，骑自行车的人算遭了罪，只好让车子骑着自己。小两口走亲戚时，丈夫载着媳妇，在这样的路面上行走，骑车的时候没有走路的时候多，到了泥巴路段，男的在前边用力推，女的在后边拿根树棍儿，走不了几步，就得捅一次泥巴，少不得，还得靠男人背着车子走，还不如直接背着老婆，既浪漫，又省事儿。 现在不比过去，已经分田到户了，一家一户往往只有一头牛，若要拉东西，就得两家联合，两头合适的牲口“配犋儿”，才能用一次牛车。开始分田到户的前二年，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后来，一家一户实在没有那么多重载可拉，合伙“配犋儿”，又显得麻烦，牛车就被搁置了起来。长时间不用，牛套找不到了，车脚丢了，“车辕挑”折了，渐渐地，牛车绝迹了。人家交通条件好的行政村，家家户户买了胶皮轱辘的平板车，还有一些家庭买了手扶拖拉机。我们马寨村还没有这些玩意儿。因为走这样的路，用不上这些东西。尤其是到了交公粮的时候，上边催得紧，村干部们不愿落后，逼着群众抓紧完成任务。山里地少，任务不太重，一家一户三二百斤的不等。 在这种道路上去交公粮，没有了牛车，自行车推不成，就得担出去。现在的年轻人，最不愿意出这种牛力气，骂当官的，骂这条路，人们对修好这条路的呼声越来越高。高楼乡的书记、乡长们研究了许多次，决定彻底整修一下这条道路，派了乡水利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测量和规划，到入冬以后，利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机，动员和组织沿途各村群众，把道路修成了沙石路面的大宽路。 路面的扩展、整修、挖方垫方，铺上沙石，是用民工建勤完成的，我们马寨修了一公里多。在这一截儿路上，还有四五条河流，要修成漫水桥。所以仅仅依靠出力不行，还要花钱，这钱没有地方给，就得靠集资。 这年头，不同大集体那时候，老百姓只要干活挣工分就行了。现在的群众没有工分可挣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公家的财产分光了，集体经济成了空壳。所以，乡里、村里的各种开销，还有好些公益事业需要花钱，没有来源，只好靠向群众敛钱。你想，交了五粮三款，统筹提留后，还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群众不把这些钱抬出来，哪里来钱？干部们又没有开银行，或者有印票子机器，所以，动不动就向群众集资、摊派、罚款。村里办电、办教育，要集资；修道路，要摊派；盖村部、计划生育指导站和党建活动室，要摊派；领导们吃喝招待，要摊派。有时候，村组干部要钱时，连因为啥要这个钱都说不清楚，反正都是些“达标”一类的项目。这些“达标”项目，老百姓弄不明白啥意思，只要摊到你的头上，你就得拿出来。 干部们向谁家要钱，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谁家也不会放着人民币，专门等着干部们来搜刮地皮。当干部们整天为集资、摊派、罚款头疼的时候，群众也对无休止的要钱怨气冲天，不交钱要骂大街，交了钱更有理由骂大街。 比如这次修路，集资是按人头分配的。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户口虽然上不了，出这种钱时，就像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也不知干部们是如何算出来的，一口人要交一百二十元。交的钱虽然多，但修路毕竟是好事，是大家盼望已久、人人拥护的事情，这钱就比较好敛起来。 张榜公布时，高恩典家就要交一千零八十元。高恩典的女人卧床不起，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弄得高恩典愁眉不展。组长刘继安到他家收这笔钱时，高恩典说：“队长，你看能不能宽限几天？”刘继安说：“都要求宽限几天，这钱我啥时候才能收齐？废话少说，没有工夫跟你磨牙！”高恩典又提出个要求，与刘继安商量，看能不能把自己该出的钱零头甩掉，刘继安说：“你想得倒美！把你的零头甩了，别人家也要求甩零头，给大队交不够，难道叫老子给你们垫上？” 收到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家的时候，更叫刘继安作难。五年前，这刘继宗娶了个体格健壮的婆娘，叫许翠翠，娶过来就分了家。两口子挺能干，喂有猪，喂有牛，把几亩地伺候得流油。刘继宗还在孙二孬办的小砖瓦窑场打零工，月月都有进项，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结婚的第三年，生下他们的女儿时，刘继宗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瘫软，怎么也提不起劲儿。吃了大量的中药，一点也不见效，整天少气无力的。他爹妈以为是邪病，跑十几里，请了一个会跳神的女人来治病，这女人说是“软骨大仙”附体了，又是画符，又是拿一把钢刀在身上划来划去，喝了一大碗香灰泡的神水，果然好了一些。 等那个“大仙”走后不久，这毛病又犯了。就这样熬了大半年，眼看着刘继宗连脖颈都抬不起来了，寨子里的老中医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许翠翠哭得像个泪人儿。还是刘臭蛋说：“去把元叔请来吧，兴许他还有点办法。” 元叔来了以后，先用针灸的办法，扎了几处穴位，刘继宗没有啥明显的反应。家里还要去请那个“大仙”来治，说喝了人家一碗神水就可以好上几天。元叔听了，灵机一动，说：“不用请大仙了，这孩子八成是缺钾了，身上的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了。你们到卫生所买回来一些氯化钾水，让他喝一点试试。”刘臭蛋跑到卫生所，一问没有这东西，只得骑上车子，去了乡卫生院，花了三毛六分钱买回来一瓶氯化钾药水。灌下去一调羹，还没有咽到肚里，刘继宗就觉得食道里发热，喝下去不到十分钟，刘继宗就坐了起来，说自己好了。 刘继宗一家人对元叔非常感激，说元叔简直是神医。元叔说：“不要这么说，我这是听你们说他喝香灰泡的水有效，才考虑是不是缺钾。这算是歪打正着。按说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不是他这种情况下得的，只有恶性腹泻的人，严重脱水后，才容易产生。如果手指、腿脚抽搐，是缺钙，浑身无力，是缺钾。继宗的病不是这样得的，缺钾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只有到大医院才能查清。” 听了这话，许翠翠不敢怠慢，筹了钱就去了唐都市的大医院。医院里反复检查了不少项目，也找不出病根儿，最后的结论，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原因。这是不可能一下子治疗好的。医院让他们住院观察治疗。刘继宗住上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基本恢复后，回到了家里，没有多久又犯了病，只得重新到医院住院。就这样，两年多时间内，断断续续住了多次医院。渐渐地把家里弄穷了，结婚时的家具、被褥变卖一空，后来没有钱住院了，只好待在家里，犯病时，喝一点氯化钾药水，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刘继安到他家收取修路集资费时，心里很矛盾，收这个堂弟的钱，明知他们拿不出来，不收吧，群众肯定有意见。给许翠翠讲清以后，许翠翠却慷慨地说：“这是好事，俺再穷，也要交上。” 许翠翠找他哥刘臭蛋借，刘臭蛋正在开萤石矿，矿洞打了很多进尺，把所有的积蓄花光了，也没有挖出一点矿石，况且他已经给他兄弟两口子接济了不少，自己女人没有少跟他生气。二哥处借不来，大哥那个赌博鬼，根本蹦不出一分钱来，许翠翠愁得上火。还是碰上了杜思磊，杜思磊爽快地给许翠翠了四百块钱，救了许翠翠的急。“给饥人一口，胜过给饱人一斗”，让许翠翠好生感激。 一冬一春，这条路终于修好了。路一好，有的人家率先买了架子车（平板车）。这种新型的运输工具，在我们山里，过去很少见，除了修小铁路的人用过外，其他人没有用过。住在寨外的胡顺昌，比较早地买了一辆架子车，爱惜得了不得，谁要去借用一下，他都舍不得，说出一大堆的毛病，让人家失望而去。有时碍于邻居们的面子，不得不让人家用时，他就说，这东西娇嫩，你们不会拉，不好掌把儿，我去给你们拉去！只有亲自给人家拉东西时，他才放心，到了转弯的时候，他总是要绕很大的圈子，说是怕拐得猛了，会挤烂钢套里边的“钢子”（钢套就是轴承的俗称）。 正像乡里领导们的口头禅：“要想富，先修路。”路一修好，好几个村组干部率先富了起来。富起来的标志是，他们都买了“电驴子”，就是屁股后会冒烟的摩托车。若在以前，走路去高楼街用的时间和骑自行车差不多，没有三个钟头到不了。现在，走路仍然需要三个钟头，骑自行车只需要一个钟头，若骑着“电驴子”，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几个年轻一点的村组干部，有时候到了小晌午，互相约一下，“突突突”地就走了，下午回来，一个个醉醺醺的。没有多久，几辆摩托车摔得少皮没毛的。七组的组长脸摔烂了，胳膊摔折了，在乡卫生院里，缠着一头绷带，打着石膏，住了四十多天医院。 这几个干部经常到高楼街下馆子吃饭，和那里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打情骂俏的情况，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在刘继先的操纵下，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和几个好事的人，仔细地算了算，说什么也不相信群众集资的钱全部用到了路上。于是，就到村部，强烈要求村干部把集资款的用项公开一下。这可惹恼了刘庆典，他出来呵斥这几个人说：“咋，想咬蛋哩？有啥好算的，有本事你们告老子去！”这些话，真的把这几个人惹火了，他们几个一商量，动员全寨子群众去上访告状，扬言说，谁要是不去，查清了，退钱时，没有谁的！于是，一群人跑到高楼乡把几个村干部告上了。打这一天起，寨子里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再也没有了以往安定的日子。 第51节 告状 第51节告状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继先就没有好日子过。先是作为帮派分子，把革委会主任的头衔撸掉了，后是女人和他离了婚，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刘继先很怀念自己那些风光的日子，认定这都是刘庆典坑害了他，经常骂大街，把刘庆典的祖孙几代，当然也是他自己的祖宗几代，骂遍了。终于惹恼了刘庆典，组织人整理了他的劣迹，让公安局把他抓走，劳教了半年时间。 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刘继先安生了好多年，一个人过着寡淡的日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他自己解嘲说：“老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饥，出了门，不怕饿死小板凳。”再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他就经常混迹于各种赌博场合。没有了钱，就偷，有了钱，就去赌。有时输急了，欠人家的赌债还不起时，让人家打一顿了事。因为他的赌技高超，又有几个铁杆赌友，合伙宰了不少“冤大头”，倒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个别时候，逮着一头“肥猪”，一夜之间突然暴富，立即花钱大吃大喝，找一些不正经的女人鬼混。 从那次接受劳教回来以后，他就和刘庆典结下了仇。他认为，这个堂叔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多少次想整刘庆典，只是没有机会。这次修路集资的一开始，他就留意，记了小账本，看到群众有这么大的意见，他以为机会来到了，就把狼叔的儿子刘继省叫去，算了一笔细账，越算越觉得，这里边的漏洞很大。于是，他俩串通了一部分人，把火烧了起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组织了二百多个群众到了乡政府，要求领导解决马寨村的问题。并且扬言，乡里解决不好，到县里闹，县里解决不好，就上县以上告状。那时候，上级要求，稳定压倒一切，这么多人聚集乡里，可把领导们急坏了，一边打电话让刘庆典来乡里领人，一边给发了馒头，安抚群众。主抓稳定工作的副书记亲自出面，与激情汹涌的群众对话，代表书记表态说，一定要把马寨村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说法。 刘庆典接到电话以后，气得脸铁青，带了几个村干部，赶到了乡里。一看这阵势，没有敢上前去劝解。等人群散后，才到书记、乡长处请罪。书记非常恼火，逮着刘庆典狠狠地熊了一顿，书记说：“你还是一个xx巴老同志，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竟然让村里出了这么大问题！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村里出了问题，就得由你负责，一定要把事态给我平息下去！”乡长也说：“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点矛盾就会引起大上访，你这个村闹事儿了，说不定其他村也会跟着闹事儿，捂都捂不住。像这样闹下去，乡机关里还办不办公？经济还发不发展？我们已经跟县里签订了稳定工作的责任状，搞不好是下不了台的。书记和我商量了，哪个村出了问题，先拿你们是问。老刘，我相信你能够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再不能让这么多人来闹事儿了。”刘庆典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村里有几个横梁棍，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才聚众闹事儿。请领导放心，我们回去一定处理好这件事情。” 从书记处出来，刘庆典请乡纪检书记到高楼街最好的饭店“小洞天”撮了一顿。席间，刘庆典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差不多有半斤酒，自己先饮了下去，说是先喝为敬，然后向纪检书记敬酒。纪检书记一看这么多，说啥也不喝，刘庆典就让那个外地来的服务小姐搂起上衣，对纪检书记说：“你要是不喝，就得吃一口小姐的xx子！”纪检书记只得说：“我不吃，我喝！”龇牙咧嘴地喝了下去，包公脸霎时间变成了关公。喝到“二八板”上，大家都有点醉意，就开始又吃又喝，乱成一团。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喝喝闹闹，亲亲热热地把如何平息马寨村事态的方案敲定了。 紧接着，根据乡主要领导的安排，纪检书记带了乡财政所和农经站的四个人员，驻进了马寨村。这几个人作风严谨、廉洁，不到干部家里吃饭，也不到群众家里吃派饭，由村里供应米面油盐和酒肉，自己起锅灶做饭。把村组的账目全部调来，几把算盘“噼里啪啦”的，清理起了村里的财务。 参加清财的几个群众代表，是会同村干部商定后找的，都是些比较听话的老实人。刘继先、刘继省他们几个不依，说这几个“草包”顶个屌用，一定要亲自参加清财班子。几个老实的群众代表，听了这话就不老实了，与他们对骂起来。有的说：“就你们几个能，我们是组织上委派的，你当老子愿意干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越不让我们干，老子偏要干，看你们能够把老子们的xx巴咬下来！”纪检书记连忙劝他们说：“不要吵了，再吵再闹也不解决问题，影响团结。继先和继省，不是不让你们参加清财，主要是因为你们几个人的情绪过激，立场不公正，才让你们暂时靠边站。清到底，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如果弄得不好，再提意见不迟。你们应该相信我们，一定会公平地解决你们村里的问题，要是搞不好，我这乡干部算他妈的白当了！”这伙人才半信半疑地等待结果。 结果出来以后，倒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吃喝招待费偏高了一些。其中一个白条，是招待乡水利站工作人员的，喝的白酒和整件的啤酒不说，仅这五个人吃卤肉，就吃了四十二斤。一公布，全寨子炸了窝，纷纷要求退赔。纪检书记报请乡里主要领导们同意以后，高铲低平，让村组干部分别退还了一些不合理开支，平均每口人退了七块多钱，事态终于平息下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们，当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说这个结果根本反映不了干部吃喝多占的问题，简直是糊弄群众。然而大多数群众感到小气好生，都是乡里乡亲的，再闹下去不好意思，跟着跑的人立刻见少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寨子里眼看趋于平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继先和刘继省分别被一些不知什么人，痛打了一顿。刘继省被打得相对轻一些，刘继先则被打得浑身是血，爬到家里时，天已经大亮了。 刘臭蛋平时很不待见这个赌博鬼哥哥，这时候，到底是弟兄们“打折胳膊袖里接”，见他不成器的哥哥被人打成这样，既心疼，又愤恨。一边请医生为他哥治伤，一边到乡派出所报案。乡派出所来了两个干警，详细询问了笔录。问到刘继先时，刘继先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人打的，打他的人蒙着面，只是不停劲儿地猛揍，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道肯定是因为自己这次组织告状，才得到的报应。因为告的人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村组干部，究竟是谁指使人，办的这种缺德事儿，一时难以瞄准到哪个人头上。 问到刘继省时，这家伙哭得说不出话来。刘继县说他二哥简直是草包一个，一家伙就让人给打怕了。问了半天，刘继省说出的挨打情节，与刘继先没有什么区别，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下的毒手。派出所的干警说，按你们说的情节，这事儿不好办。 刘继县见难以给他哥刘继省出气，就到乡里打公共汽车，去另一个乡镇找在那里当派出所长的大哥刘继华。刘继华也被本乡的老百姓点干部的麦秸垛、毀干部家的青苗的案件频频发生，破不了案，急得焦头烂额。听了老三刘继县说自己大弟被打，心里如同明镜，脸色却很冷淡。他对二弟说：“打他不亏他，谁让他好惹事儿？我一想起咱爹的绰号叫‘狼’，就气不打一处来。到咱这一辈，这门风应当改一改了，你回去告诉你二哥，以后再也不要惹是生非了。”刘继县叫大哥给高楼乡派出所打个电话关照一下，刘继华说：“算了，不用打他们也知道你们是我的亲兄弟，自然会处理好的。”刘继县看大哥竟是这个态度，心里很凉，觉得无怪乎人们常说，谁变蝎子谁蜇人，看看大哥那个样儿，当上官就没有亲兄弟了。 高楼乡派出所的干警确实努力进行了侦破，搞了十多天也没有搞出个所以然来，乡里突发的治安案件日益增多，到处都像救火一样，就撤了回去，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刘继省确实被吓怕了，不敢再出头露面告状。刘继先越想越生气，想来想去，最后把矛头对准了刘庆典。他一边养伤，一边搜集整理告刘庆典的材料，列出了刘庆典的十大罪状。待伤势好一点以后，就到县里告状去了。寨子里的群众一方面在暗地里很同情刘继先，另一方面，知道这是刘姓家里的窝里斗，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这个年头，老百姓的肚子里也不知吃了啥药，会生出一种怨气。我们马寨的老少爷儿们，跟外村的乡亲们一样，不仅对我们那里的村组干部生气，也对上级领导有气。他们说中央的经是好经，硬是让下边的“歪嘴子和尚”念歪了。大家的气无处可撒，于是，想方设法给上级领导对急。 第52节 七所八站 第52节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xx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x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 第53-54节 种烟叶 我们马寨所处的位置，是在高楼街的东边，所以，乡里把马寨划分为东管理区。全乡有二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特别大，为了便于指挥，共分了东西南北中五个管理区。 这些年里，在我们乡有两个现象，值得骄傲。一是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多；二是乡里的主要领导被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多，很出人才。当了祖师顶山上祖师庙道长的“静宇”道人，在恭维乡里领导们时，胡诌说，这五个管理区分得好啊，暗合了八卦方位，“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属金木水火，中央属土，这金木水火土占全了。一把手在高楼乡干，受到提拔重用是合乎天机的”。 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就不灵了。在当时，道长说出这个论断时，说得我们那位书记心里美滋滋的，脸上自然有遮掩不住的笑容。后来，这位很信这一套的书记，竟然没有能够当上县级领导，只调到了一个重要局任局长，心里很不痛快。他曾经对自己那个爱好到庙里烧香的老婆说，别迷信这一套，道人们全他妈的胡说八道。 乡里临时突击中心到来时，副乡长刘继昆分包的是我们东管理区。东管理区有七个行政村，刘乡长一般不回我们村，只是让别的干部前来督战。因为他妈兰秀娟对他说：“本地和尚不念经，咱们村的屎盆子你别搅，你庆典伯不是个好惹的。”刘乡长很以为然，就不进马寨。尽管没有深入实际，但他即使不听分包我们马寨村的干部汇报，心里照样明镜一般。 可在这年春上，安排种烟叶的时候，工作阻力十分巨大，我们马寨的种烟叶面积最不好落实，刘庆典支书阳奉阴违，顶得厉害。刘乡长只得屈就，提着烟酒到三伯刘庆典家，亲自登门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刘庆典看在堂侄子和烟酒的分上，答应做群众的工作，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 其实，也不能全怪刘庆典要顶撞上级领导，而是群众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这几年，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年年都是乡里工作的突击中心。只要秋庄稼一放倒，村里几个干部，分包到村民组，负责把各家各户的种烟叶土地规划出来，严禁他们种上小麦及其他农作物。为了落实上级分配下来的种烟叶面积，这面积就得放大一倍以上。不然，等你村干部前边走，群众后边就把小麦种上了，弄得村干部没有脾气。现在当村干部的，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拿法”，要抓的工作，尽是得罪人的事情。狼叔就当面骂过刘庆典，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也不会，只知道“要钱要命”！说来也怪，除了抓计划生育“要命”，收五粮三款“要钱”外，凡是上级推广的让群众发家致富的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发生这种情况，说来话长。 自从出现卖粮难以后，乡亲们种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纷纷转向了种植经济作物。上级也察觉到了这个苗头，知道群众的粮食已经够吃了，主要是缺钱花，因此号召调整种植业结构。上边的目的是要求群众，向有限的耕地要高产，要优质，要高效益。一个将军一个令，换一任主要领导，就产生一个新思路，今天叫种这种东西，明天叫种那种东西，老百姓跟着这个指挥棒转，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就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根本种不好。比如有一年，乡里让群众种植“蔬菜种子田”，说“卖原种比卖蔬菜赚钱”，他们安排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从山东引回了大葱、大白菜。农经站实行有偿服务，首先赚了种子钱。老百姓满怀挣钱的渴望，种了一季子，结果大葱长得如同香葶儿，大白菜抽出了穗儿，开了花，就是不会结子。谁家种植这种东西，谁家就倒霉，有人到乡政府骂大街，政府的领导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躲起来不见面。 这两年，县里经过充分论证，根据全县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东抓烟，西抓棉，南抓花生北抓蚕，全县建成林果园”的号召，要搞什么“农业行动计划”，打破“传统习惯”，推行“三改五化”，实行“深度开发”。老百姓实在不知道上级要他们干什么，上级的号召都是一些浓缩出来的新词汇。你要是想弄明白这些名堂，可以到当时家家户户的院墙前，看一看写得一层压一层的标语，兴许能够知道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 我们高楼乡在县城东部，自然属于植烟区。本来我们乡就是一个农业大乡，经济小乡，工业弱乡，财政穷乡，只有抓烟叶种植，才是来钱最好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烟叶特产税很高，领导们常说的一句口号是：“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烟叶的特产税率为百分之三十八。有这么大甜头在里边，你要是当乡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烟叶种植，才是“信”一个。（“信”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和“二蛋”一样，意思是傻瓜。） 我们那里，早年并没有大面积种烟叶的习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吸的烟片儿，是那些爱吸烟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种那么一点点儿，摘下来的烟叶，晒干了，揉碎了，就能抽了。这是生烟，不是炕烟，抽起来较“暴”，呛喉咙。为了增强味道，使烟味柔和一些，吸烟的瘾君子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往揉碎的烟片里边，拌少许的香油，吸起来，有一股香油味道。发旺哥说过：“吸了这号烟，放屁油裤裆。” 到了80年代，上级号召种烟，高楼乡的领导们，才从“烟叶王国”河南省襄县引进了种烟叶的技术。 种烟叶的主要技术是育苗、打畦儿，等烟叶上的烟筋发白了，就是成熟了，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叫“打烟”。整架子车的青烟叶拉到火炕边上时，烟农们把青烟叶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经子编成一绺儿，叫做“上烟”。然后，烟农把上好的烟竿一竿竿、一层层地排在火炕里，进行烘烤，青叶子变成金黄的颜色，这个过程就是“炕烟”。 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第55节 回归 第55节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零十七天时间。 妹妹孙转在郑州机场接到了他们，与哥哥相拥大哭，孙丙豪夫人和孙转的丈夫眼含热泪，站在一边一直看着兄妹二人哭足哭够。本来，孙转两口子打算和哥嫂坐公共大巴回到县城，再转车回高楼街，孙丙豪却要包一辆出租车，说这样做，主要是方便带回大大小小的一堆包裹。孙转认为那个司机要价太高，孙丙豪却说不贵不贵，比台湾便宜多了。就这样，他们依然顺着当年孙丙豪和十三军一起逃亡的107国道，迤逦向西南奔去。当然，现在的107国道已经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面，汽车跑起来，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回到了高楼街。一路上，孙丙豪不住地叹息，变化太大了，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安顿下来后，孙转家比东京还热闹，另两个妹妹和家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堂弟孙乃社和儿子当然也少不了在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中划清的界限，模糊成了最亲的亲人。街上看热闹的邻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委统战部曹部长，带着县里小报的女记者也闻讯赶来，在高楼乡书记陪同下，与孙丙豪先生接上了头。孙丙豪先生半是感动，半是忐忑不安，不停地向人们打恭，敬请“曹长官自便”。曹部长已经接待过好几批台湾返乡人员，深刻理解从台湾第一次归来人的心情，练就了一套十分熟练的统战手段，与孙丙豪先生商定了陪同孙丙豪回马寨的事宜后，和一干儿人等回到乡机关打牌、喝酒去了。 孙丙豪夫妇给亲戚们分发了携带的礼品，主要是电子表、尼龙丝光袜和打火机，人人都有一份。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种黑色塑料壳的电子表，从上边的方块液晶显示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读出时间来。还有一种让盲人用的电子表，一按上边的一个三角键，会发出公鸡打鸣的叫声，随后报出即时的时刻。打火机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气体打火机，比当时群众用的汽油打火机好多了，一拨齿轮，百发百中。也有十几个防风的电子打火机，按下开关，会蹿出蓝色的火焰，这些主要是送给了曹部长、乡领导和村干部。 让孙丙豪后悔的是，他们把在台湾不用的许多衣服带了回来，满满的三大包袱，满以为这才是最实惠的礼物，谁知亲戚们并不需要这些。孙丙豪看到亲戚们大人小孩衣着光鲜，根本不存在《宝岛日报》上描述的衣衫褴褛、贫穷落后的模样。早知如此，实在没有必要动这么大心思，费这么大劲儿，把一大堆衣物带回来。孙丙豪夫人分发给三家亲戚的红包，厚度略有差别，让另外两个妹妹在肚子里嘀嘀咕咕地猜测起来，她们对小妹妹孙转的过分热情有点嫉妒。这种嫉妒的表情不好遮掩，让孙丙豪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第二天，孙丙豪夫妇坐着曹部长带来的白色“伏尔加”汽车，其他亲戚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到了阔别四十一年的马寨村。道路是新修过的，曾经在我们马寨当过小公社党委书记的曹部长，差一点认不得道路。孙丙豪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他父母的坟上，凭吊了那个草色青青的土包子。围绕他们的人们都以为孙丙豪会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其实没有，孙丙豪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长久地盯着坟墓，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他夫人急忙让几个外甥折了一些松树枝子，编织了一个花圈，放在了坟墓的下方。 中午，在孙乃社的家里，待了十六桌客，县里来的曹部长、记者和村组干部，还有姓孙的大人小孩，乱哄哄地坐满了半条街。事前，孙丙豪给他乃社叔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酒席办得比刘庆典那次嫁出刘继苹时还要丰盛。刘庆典知道孙乃社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主动当起了“大肇”的角色，帮助维持秩序，安排座位，弄得井井有条。孙丙豪让孙乃社把“乃”字辈、“丙”字辈和“松”字辈的亲属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用金派克笔，在一个装帧精美的小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下来。记着记着，皱起了眉头，不经意间，说怎么下辈的孩子们名字起得这么乱，很不好记清是哪一辈人。孙乃社得了这话，立刻大声宣布，今后，孙家的后代一定要按“字派”起名，不能乱套。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后，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从此都对“字派”重视起来。 席间，根据孙丙豪较早的安排，特意让孙乃社把孙二孬和刚刚在唐都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孙丫丫叫来，坐在他的身旁。孙二孬兄妹有点拘束，不知道这个堂兄是什么意思。孙丙豪把他们兄妹叫到一边，潸然泪下，对他们说，我们虽然不是血亲，但你们妈妈陪伴过我的父亲，你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兄妹。我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今后，我还会关照和接济你们。这些话，叫孙二孬十分感动，说啥也不接孙丙豪送给他们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孙二孬说：“大哥，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不缺钱花，只要你在台湾过得好，身体健康，我们在家里就放心了。”孙丙豪执意要把钱送出去，孙二孬只得接了下来，对孙丙豪说：“这样办，这点钱我就给妹妹留着，在唐都市给她买套房子，让她永远记着这是大哥给她的。”孙丫丫也甜甜地叫着这个能够当爷爷的大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也不知是因为孙丙豪的母亲临终时是住在小妹妹孙转家，还是孙转曾经告诉过他两个姐家早年与妈妈划清界限，很少来往的缘故，或者是孙转和他联系上最早，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另两个妹妹虽然向哥哥没有少诉说哭穷，说自己家里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孙丙豪都是似听不听的，没有任何表示，这让两个妹妹很失望。而且，孙丙豪夫妇到另两个妹妹家里，只是蜻蜓点水，吃了一顿饭，就赶回了高楼街孙转家里。三个妹妹之间就生了不少嫌隙，别别扭扭地生分了好几年。到了孙丙豪第二次返乡，为父母立碑的时候，那是又过了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各家的家境都比孙丙豪第一次回来时好多了，亲情到底是占上风的，姊妹们依然相互走动，所有不冒烟儿的恩怨，消解得无影无踪。 卸去了浓浓乡愁的孙丙豪，感触最深的是家乡的巨大变化。孙丙豪想，百年以后，能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埋在父母的脚下，才能了却自己最后的夙愿。 第56节 生意 第56节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第57节 饭铺 第57节饭铺 就这部书的作者平心而论，县委书记痛批孙乃社的那首诗，一点也没有错，算不得没有水平。要是所有人都是孙乃社那个心态，整个大中国就会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好在像孙乃社那样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爱的乡亲们正在试摸着一切向钱看了。向钱看，未必是坏事。人的善恶之分，只能从挣钱的手段去辨别，不能从挣钱的欲望去判断。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人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境的，吃饱肚子想挣钱，当了皇帝想成仙。好多人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指望扒拉那几亩土坷垃，肯定不能发家致富。 就说刘臭蛋吧，他在开萤石矿之前，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曾经在高楼街开过两年饭铺。 刘臭蛋名字虽臭，做出来的饭菜却很香。他和杜思宝一道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后，没有再去上高中，他爹让他跟他舅学习厨子的手艺。开始，刘臭蛋很不愿意学这种手艺，说是束条水裙，像个娘儿们，丢人现眼的。他爹说，你懂个屁，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咱是饿怕的人，学了这门手艺，啥时候都用得上，隔三差五的，谁家请客时不央你？饿死客人饿不死厨子，你肚里肯定比别人有油水，要不是你舅会这一门手艺，别人还不一定教你哩。刘臭蛋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就开始跟着他舅学习刀工的本领。办了几次酒席后，很快爱上了这个职业。当然，开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能够吃上大鱼大肉，到了后来，站在锅台前，油气都给熏饱了，反而吃不下去了，再也不眼馋大鱼大肉了。他宁愿在客人走后，吃上一个小蒸馍，喝一碗油花花的粉条汤。做这种活儿真是养人，没有多久，刘臭蛋裸露的肚脐眼深深地陷了下去，脸蛋圆了起来，脑门子上经常冒出一层油汗。 看到孙二孬和马玉花办了小砖瓦窑场，刘臭蛋想，老子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大的。他跑到高楼街，选中了计生办楼下的那几间房子，通过协商，给抓计生工作的副乡长和计生办主任送了烟酒，用很低的价格租赁过来。租赁费也没有立即拿出来，计生办主任说，你管我们吃喝抵账吧，这事情办得异乎寻常的顺利。那时候，上级提倡发展个体经济，有许多优惠政策，其他手续办下来，也不太复杂，头头们只要见了一条“白河桥”烟，两瓶“夜郎村”酒，办事的工作效率很高，不几天，刘臭蛋盘好了锅灶就放鞭炮开张了。 饭铺的生意一开始就很火爆，天天到了中午和晚上，十张桌子坐得满满的。刘臭蛋在村里带去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让他们端盘子洗碗，每月分别给两个孩子开三百块钱工资。这两个孩子白天干活很卖力气，就是晚上瞌睡大，刘臭蛋两口子觉得都是自己村里的孩子，把人家累坏了，对不起他们父母，就不忍心让两个孩子打夜作。发面、过油等备料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两口子天天忙活到深夜。他女人说，他爹，再这样干下去，我都熬不住了。刘臭蛋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一算账，这些天盈利不少，真是“生意做遍，不如卖饭”啊，噌噌上升的数字，能让他女人的精神立刻抖擞起来。 我说是数字，就是说，不是现金。刘臭蛋扎本儿投进去的两万多块现钱日渐减少。都消耗到购买时令鲜菜、猪牛羊肉、油盐酱醋、味精调料、烟酒纸巾上了。他堂叔刘庆典为他拉了不少客户，都是乡直部门的干部，这些人吃喝是记账的。另外，街上的几个痞烂杆子，到刘臭蛋的饭铺吃饭，也要记账。刘臭蛋是从山沟里来的，知道做生意要活套一些，离不开这些地头蛇，不敢得罪他们，只得赔着笑脸，让他们在账单上签字。 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痞烂杆子，在喝酒以后，对刘臭蛋带来的女孩动手动脚的，弄得小妮哭了几次，说啥也不干了。刘臭蛋好言相劝，偷偷地给这个女孩加了一百块钱工钱，女孩才坚持下来。到了后来，这女孩的脸皮渐渐地磨厚了，所有的粗话、脏话当成了耳旁风，对付伸出来的脏爪子，有一套既不得罪客人，又巧妙地婉拒的经验，客人们反而不怎么敢欺负她了。 乡干部们在吃饭喝酒前，没有那些痞烂杆子那样放肆。喝了酒以后，一样不老实，对着女孩说一些放肆的浑话儿，有时手脚也不牢稳。刘臭蛋看见了，上前对人家说：“对不起领导，这是我侄女，你们不要跟她一般见识。”这些人就很知趣，说话收敛一些，动作的幅度降低一些，到底比粗糙人文明一些。时间长了，刘臭蛋解释不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管那么多了。 开饭铺不让记账就没有多少生意，拉不到大客户。记账了一时收不上来，就得往里边贴现钱。刘臭蛋自己的现金贴进去以后，在亲戚家、朋友家和老同学们家里，转转借借，又在信用社贷了小额贷款，保持了资金正常流动，保持了饭铺的兴旺势头。 街上卖肉、卖菜的商贩，也不怕他赊账。刘臭蛋知道，长时间给菜贩们打白条肯定不行，人家也是做生意的，给你的肉、菜，已经比在街上买的价格低了许多，再不给人家结账，实在说不过去。隔一段时间，他就想办法付给人家一部分，不让人家亏本。这些卖肉、菜的小贩，知道刘臭蛋性子直，为人正派，不是赖账的人，乐意跟他打交道。有几家菜贩，干脆专门给刘臭蛋送菜上门，让刘臭蛋心里整天充满感激，感激这些商贩，感激来吃饭的领导们。但他留了一个心眼，知道部门记账肯定偿还得不及时，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较穷的部门，像教办室、物价所那样的单位，脸色不好看些，对营业所、信用社这些财大气粗的单位，热情备至。对乡里的领导们和工商税务部门更是不敢得罪，怕他们一脚把自己的生意踢飞了。二是他把记账单位的利息加了进去，好在这些领导吃饱了，喝足了，非常大气，花公家的钱谁也不心疼，往往连账单上的数目看都不看一眼，大笔一挥，名字就在纸上熟练地龙飞凤舞起来。 到年底时，刘臭蛋搂了一下底子，舍去那几个痞烂杆子欠的几千块钱账，净赚了三万多块。这仍然是个账面数字，现金基本上扯平，略有剩余。计生办兑账后，还欠他一些钱，及时地还了，有钱的部门也都把钱还了。欠钱的大头在乡政府，只是乡政府的账不好要。乡长说，年底日子不好过，给你五千块钱，余下的两万多块钱，到年后再给你。乡领导确实没有埋没刘臭蛋的功劳，到过罢年在全乡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让刘臭蛋披红戴花，发了一张“致富能手”的奖状。 第二年，街上的小饭铺多了起来，并没有影响到刘臭蛋的生意。到了秋天，“小洞天”酒店开业，大客户呼啦一下子撤了过去，刘臭蛋的生意立刻清淡起来。刘臭蛋打听了一下，人家那里比他这里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高多了，仅是人家从外地招聘过来的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就是绝招儿。这几个小姐非常开放，对自己身上的敏感器官没有当成宝贝，客人想怎么办就让他们怎么办，客人们在那里享受到无穷的乐趣。上级来客，也要高标准接待，乡里的领导们嫌刘臭蛋的饭铺太土气，就不怎么来记账了。刘臭蛋不顾女人的强烈反对，也在门外写了“急招女服务员”的广告，真有几个妮们来报名。一问都是本地人，一个也没法用。他女人说，他爹，咱就是不做这生意，也不能昧着良心害人，干那些缺德事儿，让乡亲们捣咱们的脊梁筋。刘臭蛋忽然觉得，开饭铺真他妈的太累，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落了一把白条子，就决定不再继续干下去了。于是，他一边讨债，一边做一些大路饭维持着，虽然赚钱不多，不赊账了，倒比以前好过一些。生意一走下坡路，送菜的变成了要账的，弄得刘臭蛋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又到了年底，只剩下乡政府的三万多块钱要不过来，刘臭蛋捉襟见肘，急得恨不能抢银行。刘臭蛋亲自去找书记、乡长，书记乡长正为发不下来工资发愁，哪里有闲钱打发他？连五千块钱也给不了。当然，你整天赶着要账，“致富能手”也不能让你当了。 不到年底，刘臭蛋就回到马寨，卖菜的那一群人寻上门来大吵大闹，发旺哥又说起了风凉话：“看看，生成的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刘臭蛋现在成杨白劳了，谁让你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带把的，要是生个闺女，也能当喜儿卖了！” 最可气的是，信用社催那一千块钱贷款不说，亲戚们也都上门哭穷要账，过去他们到饭铺白吃白喝算喂狗了！弄得刘臭蛋躲都没有地方躲，只得硬着头皮顶着，要命有一条，要钱办不到。他几乎隔几天都要上街找乡里领导们要账，听说他来了，乡里的领导比那些痞烂杆子还会耍赖皮，躲着不见面。他哥刘继先给他出主意，让他起诉乡政府，说现在允许行政诉讼了。刘臭蛋苦笑着说：“自古民不跟官斗，斗来斗去，我的那点钱全部赔进去也不够。就是赢了官司，也没有东西了。” 就这样，要了一年多，一个大子也没有要过来。到了第三年年底，他女人背着他，拿了一个农药“乐果”的空瓶子，装了一些清水，蹲在乡政府门口挤领导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见到乡长进屋了。刘臭蛋的女人说：“乡长，你们不还俺的血汗钱，俺已经过不下去了。”乡长和蔼地说：“嫂子，你再等等，我想办法还你们的钱！”女人说，我等不及了，你不给我钱，今天拴着日头下不来。乡长见这女人这么难缠，就想发火，女人掏出准备好的药瓶子，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装死。乡长一看要出人命，慌了手脚，赶紧叫人拉她到乡卫生院抢救。同时，给书记汇报后，把财政所、计生办几家叫来，黑着脸，勒逼他们赶紧凑钱，给刘臭蛋女人结账。刘臭蛋女人虽说喝的是清水，里边还有农药残留，本来她对输水过敏，两种情况加在一起，真的头晕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事发生以后，乡里交代严格保密，但还是慢慢地传了开来。别人再仿效这种要账办法就不灵了。刘臭蛋真的感激自己老婆。要不是老婆舍命相搏，这点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要过来。倒是那几个街上的痞烂杆子，让他认识了几个倒卖萤石砂的贩子，为他后来开萤石矿创造了机遇。 当刘臭蛋整天为自己欠钱发愁时，他哥刘继先上访告状越来越上劲儿了。 第58节 上瘾 第58节上瘾 上访告状这种营生，容易上瘾。这同去法院打官司一个道理，只要陷了进去，就会纠缠不休，不容易拔出来。刘继先自从那次带领刘继省等一帮人，告了村组干部以后，挨了一顿暴打，与刘庆典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一肚子死血窝在心里，就走上了长年上访的道路。 他把自己整理的刘庆典十大罪状，写成了满满七页纸，到县城打印了几十份，送到信访局。信访局的领导热情接待了他，安排人听他反映问题。负责听情况的这位科员，比较年轻，也可能正在热恋季节，获得了无比的幸福，所以这一天心情特别好。接待他时，远不是人们常说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而是和颜悦色，还给他端了一杯开水，扔给了他一支烟卷儿，让他非常感激。 刘继先前三皇后五帝地讲述了刘庆典支书的所有错误，说刘庆典简直就是村霸，炮敲他十次都不亏。科员耐心地听完了他反映的问题以后，答应把他的上访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及时给予处理，让他回家等候消息。刘继先觉得上级机关就是比下级强得多，异想天开，天真地要和那个科员建立朋友关系，那个科员鄙夷地笑笑说：“这又何必呢，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朋友，专门给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刘继先头点得像鸡子叨麦子一样，连连说：“对，对，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碰上你这个领导，我算是碰上包青天了。回去后，我等候消息。若解决不了问题，我还会来找你。” 那时候，村级的集体经济全面弱化，全县三分之一的村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县里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后进村“治理整顿办公室”，让每个乡镇报上来三至五个行政村，进行治理整顿。县整顿办公室从县直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派到这些地方。我们马寨村近几年来，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上缴统筹提留、安排种烟面积、落实节育措施等任务，没有一项唱“响戏”的，件件“拽蛋”扯后腿，乡领导十分恼火，就把我们寨子当做后进村报了上去。 这年头，各种名目的工作队，像“扶贫”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啦等，年年都要下派。这些工作队煞有介事，工作方案条理清晰，领导讲话头头是道，汇报工作扎扎实实，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因为大家都在埋头干自己的营生，对政治似乎不太关心，除非带着钱物下来，老百姓们并不欢迎他们。明智的工作队，“老公鸡屙屎——头橛子硬”，在开始务虚的一段，还能够住在村里大呼隆一阵子，应付上边检查，后来就蜻蜓点水，每次下来，到村干部家里吃一顿饭，喝一场酒，拔腿就走了。 可这次派到我们马寨的工作队就不是这样，工作非常认真。带队的是县农牧局一个退二线的老副局长，姓周，是一个党性原则非常强的老同志。本来，这老头对自己退了下来，不能发挥余热，经常牢骚满腹。这一次，局里抽调人员时，人手不足，就请他出山。老周得到重用后，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到了村里，无论刘庆典怎么请，也不到支书家里吃饭，坚持自己做饭吃，在其他队员肚子里骂他“大傻帽儿”，不识时务时，老周不为所动，严格地按照上级规划的步骤开展工作。没有几天就把刘庆典惹火了，和他吵了一架，说他：“老母狗坐花轿——不识抬举！”然后到乡里找领导大闹一场，扬言要驱逐这个“xx巴工作队”。 刘庆典在支书的位置上，干了将近三十年了，属于资深的那一茬老支部书记，历届领导都很尊重他。偏偏遇上这一位新来的书记，年轻有为，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没有同苏凤仙好上，没有牵挂。他和老周一样，成为刘庆典的克星。这位书记上任以来，部署的工作任务，只要不合刘庆典的心意，他就带头硬顶，书记打心眼里讨厌他倚老卖老，本来就想抓把柄把他捋下来。这一次，借助这股东风，从清财入手，挖出了不少问题。老周把问题集中上来以后，乡党委经过研究，撤销了刘庆典的职务，并且通过对全寨子十几个党员认真考察一遍，发现了人才，把那个会念“幺拐洞”的退伍军人刘庆河扶到了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这一切内幕，刘继先并不知道。自从工作队进村的那一天起，他就以为是他那七张稿纸起了作用。把刘庆典扳倒后，刘继先在自己门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庆贺自己上访告状的胜利。 刘庆河一上台，刘庆典就想串通一部分人，找新任支部书记的碴子，但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群众对刘庆河十分拥护，安排工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加上刘庆河很会办事儿，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历数了刘庆典执政期间的一些群众公认的政绩，让刘庆典有了面子，从此对刘庆河不再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我们马寨又由大乱走上大治，一度成了高楼乡的先进村。 有一天，刘继先到新任支部书记刘庆河家，对刘庆河说：“六叔，我终于扳倒了刘庆典！”话里边很有点表功的意味儿。刘庆河却不吃这一套，虎着脸说：“继先，以后再不能当二流子赖汉了，你要是再聚众赌博，看我不收拾你！”刘继先一听这话，脑门子蹿火，再一次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潜心钻研，就能够钻出名堂来。刘继先自从迷上上访以后，再也没有工夫参与赌博，只是偶尔手中没有了吃饭钱，就到车站附近翻“黑环儿”，糊弄几个钱花花。他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告状上面，访了几年以后，颇有收获，颇有心得。 一开始，他从翻案的角度出发，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信访部门和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的领导反映，自己“不仅不在帮派体系，而且同老支部书记一道，坚决地同极左路线进行了斗争”，要求上级为他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职务，补偿他受劳动教养的损失。有关部门认真审查了他的档案材料，知道他劣迹斑斑，拿出他自己按着红指头印子的供词，驳得他只剩下狡辩，没有证据说出能够平反的理由。 后来，刘继先发现，其他的告状人，都是以揭露腐败为主要内容，往往成效不小。他本来就对刘庆河越来越不满，于是，不再纠缠自己的陈年旧账，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乡、村两级干部。他开始从报纸上搜集了许多上级文件，粘贴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从各个方面抨击现在的乡、村领导，抨击腐败现象，抨击强迫种植烟叶等。那时候，各级领导的这些毛病是很容易找到的，刘继先猛烈地展开抨击，大有一点美国“在野党”的味道。 渐渐地，刘继先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想，“老子为你们打抱不平，你们当缩头乌龟不行，要干大家就一块儿干”。于是，开始鼓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块儿上访告状。别人不愿意参加，又觉得他是为自己出气的，就有人给他凑份子，给他提供一些赞助。吃到甜头以后，他又抓住一批人的不满心理，怂恿大家告状。后来，在我们马寨行不通了，他就到其他村串联。这年头，人们的生活好了以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老百姓对各种集资、摊派、罚款心怀不满，恨不能找机会出出气，愿意出钱让刘继先为民请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势头，刘继先又成了我们这一带响当当的上访代表。 有一次，他组织了几个村的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了百十个人，为了抵制上缴农林特产税，到县政府去闹。政府有人出面，要求去几个群众代表直接对话，大家就把他当做群众代表推了上去。领导逐个问了代表们的情况后，了解到他不是这几个村的人，说他没有代表性，把他赶了出去。他一走，几个代表没有了头领，其他人拙嘴笨舌的，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这场群访来势凶猛，一泡尿就给浇灭了。事后，上访的群众抱怨他临阵脱逃，他反过来骂这些人是天生的笨蛋，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这件失败的上访活动，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从此再也没有人跟着他跑了。 人们以为，刘继先从此不会再上访了，其实不然，刘继先上了瘾，他已经和县里领导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混得飞熟，领导机关大院附近的小饭馆都对他很熟悉，有油水的残汤剩饭没有少免费让他吃。他去县里上访，就像是去上班、串门一样，混迹在各种上访队伍中，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刘继先不停地上访，在寨子里混成了臭狗屎，没有人肯搭理他。好在他一直在外边跑，寨子里很少见到他，人们以为他可有可无，连他的两个弟弟刘臭蛋和刘继宗都差点忘掉了他。刘臭蛋正在为自己的小饭铺关张后要不回来钱闹心，他们的三弟、刘家老十五刘继宗的病一直治不好，成了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第59节 空壳 第59节空壳 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就开始作难。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时，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庆河，兵有头，将有主，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俺拥护你。你年轻有为，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君买臣心，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兰秀娟这么一说，大家随声附和。 刘庆河皱了皱眉头，问村主任胡顺盛，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胡顺盛说，真的。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年年都收村提留，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刘继山说，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刘庆河问，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刘继山说，不多，就十来万块钱。刘庆河火了，十来万块钱，你还说不多。刘继山辩解说，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刘庆河问，咋会欠那么多外债？胡顺盛说：“零碎吃瓦碴儿，打总儿屙砖头，日积月累，债务就上去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啥，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谁也不肯说出来。 会议下来，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后来没有人染布了，就倒闭了。村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前几年，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收上来的提留，还可以发下去。到了后来，逐年上升，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要求各村上项目。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挺难。究竟上什么项目，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出主意来。正在打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推广一种织袜子、手套的项目。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一场酒下来，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其余的钱，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手套抵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双袜子、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给群众发一毛钱。抵完以后，各户落下一台织机，到那时候，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当然，原料钱由群众负担，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刘庆典很兴奋，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一家一台织机，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就是三千多块。一年下来，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 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组织动员，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乡亲们说，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一户暂收八百块钱，其余四百块钱由村里立约，从信用社贷款，到麦收以后，从群众交粮的款中扣除，大家就接受了。 那两个外乡人拉来了机器，带了十来个技术员，分别到各家各户帮助安装，并教会人们织袜子和手套的技术。外乡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袜子和手套是供应俄罗斯的，要常年供货，而且供不应求，一定要保证质量。现在俄罗斯人正和美国的“车沉”、法国的伊朗打仗，那地方远在北极，冰天雪地的，哈出去的气成冰，尿泡要用棍子敲。抱着火箭弹那种冰凉的铁家伙，士兵们不戴两双手套，穿几层厚袜子，是受不了的。有一些年轻人好像懂得，问他们说，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和法国的？这两个外乡人不耐烦地说，反正这是出口产品，马虎不得的。 这两个外乡人很守信用，第一个月刚到月底，就来马寨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对有一些农户做得太不像话的，也勉强地收了，说是这种袜子和手套供应出去，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不过也可以用来擦炮弹。按照合同数额，家家户户发了一些手工钱。临走的时候，两个外乡人偷偷地塞给了刘庆典支书一千块钱，说是感谢刘支书的大力支持，刘庆典就笑纳了。 到了第二个月底，这两个外乡人没有来，大家以为可能人家业务繁忙，继续抓紧生产。到了第三个月，左等右等，还不见这两个外乡人的踪影。支书刘庆典急了，亲自到乡里找到副乡长刘继昆，刘继昆马上打电话给那两个人联系。拨出去的电话，电脑话务员提示说：“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刘继昆的脑门子上立刻冒出了一头冷汗。事情很明显，他们受骗上当了。原来，这批破机器只不过值二三百块钱，他们卖设备，在我们马寨就净赚了三十多万，在其他几个村推广，也是同样的手段。 所有的设备停止了运转，放在群众的屋子里生锈。寨子里的群众怨气很大，说村干部尽他妈的坑人。欠信用社的贷款，自然是收不回来了，村里一下子亏空了十二三万元。好在群众手里都落下了一台织机，还有一些没有用来擦炮弹、只能用来擦自行车的袜子、手套和烂棉线，大家干瞪眼没有办法。 从这以后，统筹提留不好收缴了，村里给群众结算粮食钱时，该退给群众的一概给群众打“白条”。这个打“白条”的办法，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信用社的贷款还不起，高额的利息还是要还的，你群众不摊钱，叫村里怎么办？ 这些情况，刘庆河心里是清楚的。他手里就有一把村里欠他的白条子。要在过去，他还可以向村干部要钱，现在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这白条子只能成为废纸了。他不知道的是，连年来，村里在收缴统筹提留的时候，年年都收不齐，乡里的一块儿必须保证，村里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额收到。有时，为了赶进度，乡里在村里尚未收齐时，让村里立约，在乡信用社贷款，先保证乡里的那一块儿。这样一来，村里的债务年年累加，哪里还有钱给干部们发工资？不过，村里猫渍狗尿地收一点上不得账目的钱，偷偷地给干部们发了一些，不算工资，只能算作补贴。同时，在高楼街开会，大家吃烩面的钱，都记在了饭铺里。“赖好当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在村里跑些事儿，相当吃得开，到乡里找领导办点私事儿，也比老百姓强，当干部还是有许多好处的，所以大家宁愿苦熬着，也没有人撂挑子。 刘庆河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拿出来一万多块钱，说是借给村里的，每个干部多多少少给了一些，把班子和组长们稳住了。大家觉得，新支书就是比刘庆典好，关心部下，心齐了，气顺了，干工作肯卖力了。只有刘庆河的老婆有点不高兴，对刘庆河说：“他爹，要是照这样下去，咱家就弄穷了，这支书咱不当也罢！”刘庆河心里乱糟糟的，连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没有了。 第60-61节 开矿 这几年不知怎么啦，春季连连大旱天。我们寨子的南河、北河，过去常年流水潺潺，平时清亮见底儿，到了夏季，山洪暴发时，才狂流一些发出黑黄颜色的河水。这是因为山上的植被好，下了大雨，等于为葱茏茂密的树木花草洗净了身子。我们寨子两旁的河流，满河长的都是茂密的鬼柳树（学名枫杨柳）。这种树喜水，能够长在“砂石坝子”里，主根、须根把河道固定得很好，限制了洪水泛滥，年年发大水时，河道很少滚来滚去的。那时节，鬼柳树是一道风景，最好看的时候，是在鬼柳树发芽的初春，站在山上朝下望去，两道河的岸边上，一片嫩黄色，就像铺上了两条金色地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分田到户后，河道里的鬼柳树也给分了。大家也许怕再归大堆儿，争先恐后地把分给自己的几棵大树出了，卖给了树贩子。开始时，还能够卖上价钱，后来稀乎烂贱地处理了，谁也不心疼。等县林业局的人知道了，火速赶来制止这种乱砍乱伐行为，已经晚了。因为到处都是这么做的，法不罚众，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挨家挨户收了一些罚没款，张贴了严禁乱采乱伐树木的通告，一度遏止住了伐树的势头。 后来，因为过去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资源缺乏，上级又号召治山整地，各村到了冬季，就组织群众在山上围垦建造梯田。领导们的心情和出发点无可挑剔，不料想有一利就有一弊，增加了耕地面积，却严重地破坏了植被，自然环境急剧恶化，春旱秋涝，年复一年。中央电视台说，这是“厄尔尼诺现象”，老百姓弄不懂啥现象不现象的，反正我们寨子到了春天，南河和北河的河道干枯，乔木枫杨柳变成了一丛丛灌木的鬼柳树茅子。一到夏天，山洪暴发，黄龙般混浊的河水，奔腾咆哮，把这些鬼柳树茅子，连根卷走。要不是刘庆典从县水利局要回了一些小流域治理的钱，在南河修了几道防浪墙，离寨子最近的南河早就滚到了寨子里。洪水过后，原来满河的大石头不见了，被深深地埋在了粗砂下面，河道成了暗河，过去的明水流不见了，到处都是晒得耀眼的砂粒。即使有水的地方，妇女们到河里洗衣服，竟然找不到一块搓布、捶布的石头。 刘臭蛋就是因为动手早，率先把分给他的那百十棵鬼柳树砍掉后，才有了积蓄。我们第八村民组的河道面积大，所以家家户户分的树比较多。刘臭蛋首先把他分到的树用白石灰圈了起来，请了一帮子年轻人，喝着啤酒，唱着梆子戏，把树出了。不到十来天时间，就成了暴发起来的万元户。等别的群众灵醒过来，树价大跌，同样的棵数，卖到的钱不到他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家，砍下来的树，好长时间没有人收购，只得垛在院子外边。 那年头，人人都做着发财梦。刘臭蛋两口子有了这些钱后，他女人一分也不让动，自己也舍不得花，全部存在了村信贷员那里生息。当人民币的“五十元”、“一百元”票面出现后，人人都传着，票子眼看“毛了”，不值钱了。两口子才发了慌，赶紧拿这些钱到公社（那时候人们习惯把乡仍然称为“公社”）办了饭铺，不两年，把老本赔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债。刘臭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起了卖豆腐的行当，渐渐地又积攒了两千多块钱。叫他始终想不通的是，在街上开饭铺时，那些痞烂杆子结识的朋友，整天吃吃喝喝，游手好闲，却不知在哪里有大把大把的票子赚。一次，他到街上去，见到了一个痞烂杆子朋友，向人家讨教赚钱的办法，那家伙神秘地说，你到县水泥厂看看，自己揣摩吧。 刘臭蛋信以为真，到水泥厂蹲在厂门口看了几天，只见进进出出的不少车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拉进去的是原料，拉出来的是“洋灰”。最后的一天，他终于碰到了一个曾经在他的饭店里吃喝过的人，这人正是痞烂杆子的朋友，说了半天，这人才想起他是谁。这人告诉他，我在这里倒腾萤石砂，一吨本钱十块多，卖出一百三十元，刨除送礼花销，还可以挣到八十多块钱。他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一块儿干？这人说，这怎么行，我花了好大本钱才打进去的，你如果想干就自己干吧。他又向人家打听，怎样才能打进去，这个朋友同样神秘地说，路道你自己去摸吧，我能够给你提供这些情况，就算是很对得起你了。这人实在瞧不起他，不屑一顾地想，一个“土包子”，还想做生意？谅你也没有办法打进去。 刘臭蛋从下班的工人那里打听到，管供销的副厂长很当家，说话算数，只是不太好见面，也不太好说话。有了这个信息，刘臭蛋就想孤注一掷，他买了一条香烟，给厂办公楼的那个死筋的门岗送去。这个门岗曾经拒绝过他进大门，见到这条不值五十元的香烟眉开眼笑，一个劲儿地问他找谁。他说，我就在你这里坐坐，要是管供销的厂长来了，你指给我看就行了。门岗说，好办，好办。 等那个副厂长骑着车子来上班时，门岗真的指给了他。他尾追着这个厂长去了人家的办公室，没有扯上几句闲话，副厂长问他有什么事情。他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千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拉开副厂长的抽屉塞了进去，二话没说就走了。 那个副厂长下班以后，出了大门，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他。副厂长笑着说：“你这个人真是的，也没有说啥事就走了，我还一直在纳闷，不知你有啥事要说？”刘臭蛋说：“明人不说暗话，我也想往你这里送萤石砂，你得答应我。请你相信我，反正我也不会白给厂里送。”副厂长装作为难的样子，想了想说：“行吧，念你是个实在人，只要保证质量，想送萤石砂你就送吧。” 得着这句话，他等于听到了圣旨，恨不能给副厂长磕头。出来后，忽然想到，自己把仅有的两千块钱全部送进去了，连一点本钱也没有。盘算了半天，自己已经没地方借钱了，就让他女人回娘家向老丈人打饥荒。他女人给娘家爹一说，那老汉气得火冒三丈，对女儿说：“别说没有钱，就是有，也不给这个败家子！”他女人哭哭啼啼回来，把刘臭蛋骂得进不了屋子，一跺脚走了。刘臭蛋想，人背时的时候，真他妈的，盐罐子里生蛆，喝凉水塞牙，放屁崩烂脚后跟儿，没人敢招惹。想起《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故事，英雄途穷时不过都是如此。等老子有了钱，让你们巴结也来不及。他女人见这个狠心的人竟然走了，又哭了一场，哭着哭着，想出了去乡政府讨债的妙计。 刘臭蛋跑到北山的一个位置偏僻的萤石矿，见到矿长，说自己想赊一些矿砂。谁知道，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矿上的那些矿砂是下脚料，没有人要时干占地方，这个矿积压了好些矿砂，并且质量很好，却因为太远，路不好，没有人愿意来拉，一直堆在那里。矿长为这些矿砂经常发愁，正在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马上以不到十块钱一吨的价格赊给了他。刘臭蛋找了几辆没有活儿干的小四轮拖拉机，许给他们高运费，正式开始了往水泥厂运送矿砂的生涯，不久就搞到了第一桶金。 刘臭蛋东山再起后，不满足现状，还想干更大的事情。他通过长时间的摸索，慢慢地摸到了开萤石矿的秘密，知道投资虽然不小，利润更大。他又从县矿管办了解到，我们马寨的后山上，也有萤石矿，就把卖矿砂赚到的全部资金投到了开萤石矿的事业上。上边正在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他仍然像上次开饭铺一样，给有关人员送了不少好处，办来了开矿许可证。然后请来技术员，选了一个好位置，开始打矿井，再一次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了矿苗。矿线挺窄，但是足够刘臭蛋吃了，没有两年，刘臭蛋成了我们那一带的首富。盖起了洋气与土气相混合的楼房，后来还到唐都市找杜思宝和孙二孬，买了一辆小汽车。他与老丈人家的关系又和好如初，只是他从来不去走这门亲戚。朋友们又多了起来，围着他嘤嘤嗡嗡地转，自己不得不用香烟、酒、肉，养他们这群食客。刘臭蛋如同众星捧月一样光彩，心里却知道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穷到大街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在刘臭蛋三起三落地搞事业的时候，孙二孬稳步前进，由开办砖瓦窑场，挣了钱后，打起了开金矿的主意。 当年的小姑娘马玉花肯嫁给孙二孬，完全是因为马玉花及其父母看中这小子有志气。一个半大小伙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妹妹，日子过得艰难而且感人。马玉花在那些年中，曾经背着爹妈来偷偷地看过孙二孬兄妹，起初是因为两个人是老同学，一半是感情，一半是出于同情，后来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爱情。 马玉花的父母年纪大了，有三个男孩子一个宝贝女儿，正应了“仨娃儿六个蛋，比着不管饭”那句老话，把三个媳妇娶进来以后，都不够孝顺，一个个都闹分家。分开后，儿子们连一挑水也不给父母担了。 老两口见养儿子没有用处，就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对女儿将来嫁什么人极其挑剔，又很尊重马玉花的意见。当他们张罗着为马玉花找一个合意的婆家时，马玉花向二老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两个老人到我们马寨孙二孬的家里看了看，除了家里穷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孙二孬在生活的重压下，造就得比同龄人成熟。若把隐私抖搂出来，这小子具有杂种优势，长得很帅气。况且已经没有了爹妈的拖累，最合乎马玉花爹妈的择婿标准。所以，两下里私自商量好以后，孙二孬又央着元叔公开保媒，亲事如同闪电一般地定了下来。 马玉花爹妈看出两个年轻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什么也不要，把女儿嫁了过来，果然没有失眼。直到后来，孙二孬在唐都市做大生意，整天在酒场和欢场里泡得纸醉金迷时，却始终对马玉花的父母孝敬得无微不至，都是因为有这么最初的原因。孙二孬报恩一样地为两个老人，做完了他们的三个儿子所不能办到的一切，这是我们这一带有口皆碑的事实。高楼乡计生办的人员，一旦向群众宣传，一定把孙二孬和马玉花的故事，当做典型例证，说生儿子不如生女儿。这种宣传，让马玉花的三个哥哥和嫂子们很有意见，但孙二孬有的是钱，经常接济他们，他们还是能够忍气吞声的。马玉花的大嫂公平地说：“咱家的小花太孝顺了，轮不到我们，表扬他们我们应当感到光荣。”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最时髦的词是“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的高调唱了许多年。上级和乡亲们一样，都是想快速致富，他们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反复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农业走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县域经济的半壁河山，是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有效途径。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层层下达了高指标，乡镇企业的产值数字，年年都有重大突破，不管有没有利税，考核领导政绩靠的就是产值。县里带领各乡镇的领导，到外地考察了一遍又一遍，还搞过多次乡镇企业产品展览。 最早一点办展览的那一年，是在县城东关的大街上，搞了一次产品展示活动。县里出高额的奖金颁发给优秀乡镇、优质产品和优秀组织工作者，把全县各级的积极性大幅度地调动起来。各个乡镇领导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尽了千方百计，力图在这场“临潼斗宝”一样的盛会上夺魁，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摆满了一街两行。 现在的人回到那个时代仔细看看，肯定觉得滑稽可笑。大家都把自己封为“中州名镇”、“工矿之乡”，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哇叫着，宣传着自己乡镇的成果。其实，那么多展台上摆着的东西，没有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不过是过去常见的东西。多数乡镇，把自己农修厂的铁匠炉、木匠铺做的商品摆了出来，有犁面、犁铧、耩地用的耧，还有油漆得明亮的捷克式立柜，装上一面能够照着全身的穿衣镜，让一些即将出阁的女孩子流口水。有些乡镇的产品简直拿不出手，把已经没有人穿的布鞋、花鞋垫儿，做饭用的莛子“锅拍”（锅盖）、蒸馍用的箅子，下雨时穿的木泥屐儿，小孩子冬天打的“皮牛儿”，都当做手工造的工艺品摆在颇为显眼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些食品，说是农副产品深加工，有粉条、粉皮、豆腐筋，用塑料袋子包装起来。有个乡镇，干脆在展台的后边办了一个饭铺，让观众边尝边看不要钱，煮出来、炒出来的都是乡镇企业产品。 还有一个乡镇，用麦秸火、杀猪锅，炕了十几个四五十斤重的大锅盔，一溜儿排开，威风八面。这种大锅盔，是我们那里的特产，已经没有了水分，类似于压缩饼干，是古代供应战场上浴血奋战将士们的食品，现在成了乡镇企业的产品，居然获奖。这种大锅盔，看上去像个锅盖，纹路上焦黄发黑，走到跟前，发出诱人的烤麦香味。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把它分吃了，边吃边说，“呸，呸”，这么大的“扑土味儿”。 孙二孬和元叔合伙开豆腐坊的时候，上级还没有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但他们干了两年，从此垫着了家底儿。元叔开小杂货铺后，孙二孬看准乡亲们即将兴起盖房热，就搞了一个砖瓦窑场，当然，他的产品也被乡里征集上来，拿到县里展览，高楼乡的个别工作人员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展品，把那些青砖都用来支了桌子，只把小青瓦摆在了台上。 等乡亲们差不多都把自己的草房换成了青砖、青瓦房后，孙二孬觉得做这种活太累，还有好些老陈账不好讨要，就把它转让给了别人。几乎与刘臭蛋开萤石矿的同时，孙二孬到山上开起了金矿。我们周围的山上，确实有零零星星的“鸡窝矿”，有一些古采洞，有力地证明着金矿的存在。活该孙二孬有福，搞了下去不久，找到了一窝子金矿石，是一些一摸下去一手红的石头。把这些矿石，放在碗里研磨一下，用清水漂漂，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金子，品位相当高。开了几吨矿石后，再挖下去，就断了线，再也找不到了，让兴奋如狂的孙二孬很泄气。其他人听说孙二孬开出了金矿，纷纷仿效，一下子冒出了十多家开金矿的。 从那时起，南河和北河的河床边上，支起了十几盘红汞碾，这种碾不是石碾，是用生铁铸成的，周围圈着铁槽子，下边马达带动着铁磙子，装进矿石，加上水银——这玩意儿吸附金子，红汞碾不停地用水管子注入清水，金子和汞亲热地欢聚在底部，其他杂质被碾碎后，和浑水一道流了出去。两岸缺水的河流，流下去的是红颜色的水。发旺哥说：“这就像妇女们流出的血水一样，又脏又臭。”刘继先扬言要告这一帮子金矿迷，说他们严重污染了环境，这几家开金矿的人聚在一块儿商量了一下，知道他是借上访之名“敲竹杠”的，为了不影响经营，给他对了一点钱，封住了他的嘴巴，他就没有上访告状。 孙二孬到底搞了多少金子，财不露白，谁也说不清楚，我说他搞了一百多万元，大家都不会相信。有的说不止这些，应该有三百多万；有的说，也不过六七十万元。反正大家都知道，孙二孬炼金子的时间，全部是在深夜里进行的。在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用的是什么设备，只听到，一个小电动鼓风机一股劲儿响了几个月。这期间，他白天出来时，眼睛珠儿红得像吃了死孩子。他还雇用了两个年轻人，几个月不离他的宅子，出门时不离他的身子，防范严密。后来，他把这两个年轻人一直留在身边，这两个年轻人对他十分忠诚。人们只要见到这两个年轻人有工夫和大家玩了，那一定是他已经把浮财转移了。人们非常佩服孙二孬的机警与聪明。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能够急流勇退，见好即收，当高楼乡派出所的警车来我们马寨宣传，要治理整顿金矿秩序时，他就金盆洗手，不再干了。 他用孙丙豪给他的钱，等他妹妹孙丫丫医科大学毕业后，他托人把妹妹安排到市里最高级的医院上班。接着，又给妹妹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好以后，交给了孙丫丫，让她一个人住在一套豪华房子里。孙丫丫的富足，惹得单位的同事们非常羡慕，说她有个好哥哥。这个好哥哥停止开金矿以后，先到县城干了一气房地产开发，再一次发了财。也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丈人、丈母都接去，一家老少过起了城市生活。他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兴旺发达，他能够把市里的大领导，哄得围着他团团转，这自然是后话。不过，孙二孬从来没有忘本，他有空经常回到马寨去。他在马寨的那套楼房，让他父亲孙满仓的一个较为老实的堂弟居住，说是看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等于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尤其是每年春节，孙二孬和珠光宝气的马玉花总要回到村里，办上两桌酒席，请一些亲友，把元叔总是请在第一席的上座。但是，刘庆典一直到死，都没有吸过孙二孬一支烟卷。 十几年的光景中，我们马寨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开了，刘继宗、孙松寅等几家乡亲还在最低的温饱线上挣扎。 第62节 扶贫 第62节扶贫 有几年时间，孙乃社常常写一副老得掉牙的对联： 春前有雨花开早， 秋后无霜叶落迟。 这几年，因为天气应不了景，他不再这样写了。春天常常没雨，花不会开得早了。不过，这花儿该开还开，节令这东西不饶人，也不饶花朵。就好像政策不适应时，照样有投机倒把，政策适应了，有的人更加富得快一个道理。 当孙二孬、刘臭蛋等几个人率先富起来以后，大多数农户并没有暴富，只是日子比起过去好多了。连续几年的大旱天，以及后来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发生洪涝灾害，并没有闹饥荒，家家户户照样是大囤满、小囤流的。只有在1984年，由于小麦种子没有选对头，这种麦的子粒没有熟化期，在即将收割前，一连下了几天雾细雨，空气湿热，麦粒在穗子上发了芽，让人们吃了一年多出芽麦面，这种面很黏，很不好吃。 到了这时候，栾二哥等几个老年人好回忆旧社会。他们说起“三十年年成”时（民国纪元，公元1941年），也是大旱天，饿殍遍野，人们没有吃的，只有逃荒要饭的份儿。要到了麦收时节，家家户户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租子。人们把希望寄托到秋天。谁知这年的秋天，又来了一场蝗灾。突然有一天，无数飞蝗发出巨大的嗡嗡声，遮天盖日地飞了过来，大白天变成了昏黄的颜色，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灭顶之灾，妇女们齐哭乱叫。几个钟头过去，凡是带一点青颜色的植物，被啃了个精光，玉米秆啃得只剩下一个出来地面的小橛橛儿。那家伙太厉害了，人站在地上，蝗虫能够埋着人腿半尺深。蝗虫飞走以后，家里的水缸里、脸盆里，地里的水沟里、河坑里，淹死了成堆成堆的蚂蚱。有人用麦糠火烧这些死虫时，到处飘散着一股烧肉的腥香味儿。没有多久，地里又生出了一层蝗虫的幼虫，叫做“蹦蹦儿”，也是见啥吃啥，刚刚发出的植物嫩芽，就立刻被啃到根部。到即将入冬的时候，这些害虫冻死了，人们赶紧补种了晚茬子荞麦，这东西耐寒，生长周期短，是大荒年最救急的植物。凡是种了荞麦的农户，才免得一年颗粒无收。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们不缺吃的，只是缺钱花。卖“打账鸭娃儿”的人来了，把他们认为都是母鸭的小鸭娃儿，赊给了各户。买鸭娃儿的妇女问，你啥时候来收账啊？卖鸭娃儿的人说，大嫂，不用急，到红薯干一块钱一斤时我再来。这话真的应验了，不到一年，红薯干就涨价到一块多，比小麦还要贵。孩子们看到别人吃花卷儿馍时，觉得一定好吃，回家就闹大人也做这种好看的馍，弄得大人哭笑不得。 这一年春天，一口气干旱了一百五十多天。偶尔滴过几滴雨，还不如蛤蟆尿多。开始时，上级组织群众抗旱，车拉人担，给庄稼浇保命水。后来，群众的吃水发生了严重困难，吃一担水要到四五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去挑，还是一些浑浊的泥汁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孙松寅家的房子失了火。由于没有水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房子着得卧了下去。幸亏他家住在寨子以外，周围没有其他民房，况且风向正好朝寨子外的方向吹，才没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孙松寅的小孩子玩火造成的。孙松寅顾不得女人跺着脚大哭，冒着生命危险，蹿进屋子，抢出了一些衣服，头发眉毛全部烧焦了。别人拉着他，说啥也不让他再进去了。他又蹿到了离房屋最近的猪圈，打开了猪圈门，两头即将长成的大猪，被烈火熏烤得十分难受，号叫着蹿了出来，撞倒了一大群人，跑了个无影无踪。后来，外村的好心人听说了他家的遭遇，不忍心昧良心，把捡到的猪又给他赶了回来。 玩火的这个孩子，还没有起正经名字，叫孙九，才十岁，是个“硬地藕儿”，既顽皮、淘气，又性子执拗。孙松寅的女人从来舍不得打他，有时气急了，打他几下，他就站在妈妈跟前硬挺着，他妈又气又心疼，说出去的责备话让人发笑：“我打你了，你还不跑哩？”孙松寅平时不动这孩子一指头，有时打一下，女人护得像“蝎子后肚儿”。 可是这一次，孙松寅把孩子狠狠地痛打了一顿，他女人没有心疼。因为打得过重，别人看不上眼，组长刘继安上前拉住了，说你再打他于事无补，打伤了，还是罪孽。然后，刘继安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到原来八队的牛屋院里。这里的牛屋多数塌了，只剩下两小间，破败得不像样子。然后，东一家西一家的给他家对了吃穿用品，乡民政所根据村里的申请，补助了孙松寅二百块钱，日子勉强过了下来。比比刘继宗家，好不了多少。 刘继宗害的是“拉秧儿病”，不仅把自己折磨苦了，也把他老婆许翠翠害苦了。许翠翠白天要下地干活儿，回到家里，还要伺候病人，奶孩子。家里的东西已经变卖光了，也没有治好他的病。好在他现在吃药不多了，按照元叔的治疗办法，身上发软时，就喝一点“口服氯化钾溶液”。上边的脖颈挺起来了，下边的脖颈却一直挺不起来。两口子夜里的神圣工作，是别人无法了解到的。许翠翠再苦再累，也不会有怨言，只是到了夜晚，不愿意和刘继宗在一个床上睡，因为在一起睡时，太折磨人了。挨着刘继宗，就是刘继宗不摸她一下，身上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心里火烧火燎的，不知是为什么。后来，索性让刘继宗睡在地铺上。刘继宗睡在地铺上了，本来应该好一些，可是这床是两口子睡惯的老物件，也照样折磨人。许翠翠干脆和刘继宗对换了一下，和小女儿打地铺，这样一来，竟然好受一些。邻居们到他家去，一眼就看出来，两口子不在一块儿睡了，看看地铺上的用品比床上的好，大约是刘继宗睡的，心里很感动，交口称赞许翠翠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好媳妇。 这一年的春上，县里派来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带队的是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工作队的任务是，对于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农户要给予帮助，特别强调要变扶贫的“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要让他们从贫困状态下，先把精神扶起来，志气扶起来，再把生产生活搞上去。当然，这只是上级领导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像刘继宗这样的人，早已没有了心劲儿，精神和志气如同他的小弟弟一样，再扶也扶不起来。 刘继宗和孙松寅当然都在扶助之列，教育局的那个副局长，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到他们两家和其他各家看了看。在刘继宗家，副局长一会儿用一个小纸巾，做出向上扶眼镜的动作，其实是在捂鼻子，遮掩难闻的气味儿。出门后，副局长说，一定要动员全县教职工举行捐助活动，给这些无力抗御灾害的人以实质性的帮助。在场的人很感动，连说：“多亏了各级领导，刘继宗一家应该有救了！” 副局长走后，再也没有来过，留下了一个科长，在村里待了几天也班师回朝。后来，不过是送来了一批米面和一批衣服，给贫困户每家撇下了几百块钱。他们给刘继宗家的最多，一千元整。到年底时，又用两辆大车，送来了一批经过修理的桌椅，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读物，全部捐给了马寨学校。 刘继宗得到这些钱后，一点也不打算归还欠别人的债务。许翠翠说：“人活得要有志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苦再穷，也别欠别人太多的情！”刘继宗只得依着她。 及到还钱时，许翠翠盘算了又盘算，实在不好还清债务。欠人家的钱太多了，只好每处都点补一点。到了最后，还有欠杜思磊的钱不够还，手里只剩二百块钱，还要留下一百块钱给刘继宗买药吃。许翠翠拿着这一百块钱，去了杜思磊家。这一去，成为许翠翠变心的开始，寨子里发生了一件人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儿。 第63节 私奔 第63节私奔 杜思磊是二十四岁那一年娶到媳妇的。这个媳妇的娶法，与他妈到老杜家如出一辙，也是在杜思磊到外村看电影时认识的，当晚就带回家，住在了一起。等她娘家父亲寻来的时候，杜思磊女人说，打死她，也不回家了。她父亲并没有打她，只是当着她两口子的面，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不到一会儿工夫，两边脸颊就肿了起来，这一点也没有让杜思磊的女人动心。杜凤梧两口子好说歹说，把这个汉子劝阻着了，安慰他说：“她爹，你不要这么苦自己，俺家的孩子也不是东西。这样吧，我们好好地劝劝你的闺女，等她回心转意了，我们把她给你送回去。”她爹恨恨地说：“我打自己的脸，就是只当没有这个闺女，是死是活，我不管了。”说完，扬长而去。后来，杜凤梧备了厚礼，托人带着他两口子亲自上门，那老两口把他们带去的东西扔了出来。杜凤梧夫妇一点也不气恼，继续亲自上门，带了彩礼，其中有五千块钱。这一次，终于让亲家破涕为笑，承认了这门亲事。事情有了完满的结局后，寨子里的人都说，从七太爷、杜凤梧到杜思磊，一脉相承，可能与他们家的祖坟风水有关，老婆都是跑到手的。 杜思磊娶到这个女人之后，杜凤梧没有重蹈他们两口子的覆辙，连和这个媳妇生气的机会也不给，马上就跟他们分了家。谁知，杜思磊是这个女人命中的克星，这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请的是兰秀娟接生，当婴儿探出脑袋，在小母亲的用力下，挣扎着要冲进这个混乱、荒唐的世界上时，小母亲用力过猛，孩子一落地，就发生了血崩，流下了一脸盆子鲜血。杜凤梧马上把元叔请来，打了超几倍剂量的止血针，毫无效果。他们全家把这个可怜的女人用被子包着，飞风一样朝高楼乡卫生院跑，赶到卫生院，已经成了僵尸。 孩子是保住了，大人却死了。杜思磊的丈人、丈母赶来，哭得死去活来。丈人对着杜思磊的脸，猛烈地扇了起来，出手的劲倒比那次抽他自己要重得多。杜思磊哭嚎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以自己受虐的实际行动，还清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那份良心债。打足了，打够了，杜思磊和丈人、丈母三个人哭得抱成一团，杜凤梧夫妇陪着他们落泪。 最后，丈人、丈母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就是要把婴儿带走，由他们抚养。理由很简单，就是见到了这个孩子，就好像见到了他们气死人的女儿一样。杜凤梧的两个大孩子生的孙子、孙女让杜凤梧老婆早就伺候烦了，此时竟然有点舍不得，看到人家死了女儿，又这么诚心诚意，只好答应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这婴儿是杜家的种，不能改姓。那两口子说，大哥、嫂子你们尽管放心，我们替你们伺候这个孩子，当然是你们的孙子，有了他，俺的闺女不在了，咱们继续当亲戚走下去。 这以后的两年多里，杜思磊像没有了灵魂，脸蛋瘦了一大圈儿。杜凤梧夫妇心疼孩子，要他回去，他说啥也不跟爹妈合户，仍然是自己过日子。慢慢地，恢复了理智，非常卖力地干活挣钱。有了积蓄，就给丈人家送去，说是给老人的孝敬费，给孩子的抚养费。丈人、丈母让他自己留着，通情达理地说，孩子，你还年轻，终究还要娶媳妇。杜思磊说，我下了决心，再也不找女人了。老两口说，孩子，别傻，等你再娶了媳妇，领回来，我们认个女儿就行了。这么说了几次，把杜思磊的心眼说得活动起来。 杜思磊眼中有了女人之后，看看所有的女人都不如自己的老婆漂亮。后来左看右看，说不清哪一点，刘继宗的老婆许翠翠有些老婆的模样，又知道许翠翠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在梦中就与许翠翠缠绵起来。 自从许翠翠那次找他借钱以后，他心里狂喜了一阵子。后来，每当见到许翠翠以后，就对着许翠翠傻笑，往往笑得许翠翠面红耳赤，头低着，一阵心跳。两人的眼里和心里，都有了那种别样的意思。 我们山里人表达感情喜欢直接。有一次，许翠翠见到杜思磊，声音甜甜地虚虚地对他说：“思磊哥，那点钱暂时还不上你了。”杜思磊说：“永不要提那件事儿，就算我帮你了。”许翠翠说：“那怎么行？我这个人最怕欠人家的情。”杜思磊说：“我对你有情，你也应当对我有情啊！”许翠翠看着自己的脚尖，脸红得像飞扬的彩霞，半天没有说话，良久才说：“终归要还你的。”话中的意思也不知是还钱，还是还情。杜思磊看看周围没有人，涎着脸说：“要还，你让我日一回就得了，我会喜欢你一辈子的！”许翠翠“啐”了他一口，转身跑了。就这么一跑，杜思磊越发感到，真和自己死去的老婆一个样儿。 打那以后，两个人都洞悉了对方的心思，想往一块儿凑，又不肯多往一块儿凑。特别是许翠翠，只要见到杜思磊，狠狠地剜上一眼，赶快走掉。可是，两个人像得了魔怔，一天不见面就急得发慌。 这一天，许翠翠拿着一百块钱，到杜思磊屋里还钱。杜思磊当然不肯要，两个人胶着在那里，用眼睛说话。杜思磊把许翠翠上上下下看了个够，最后死盯在许翠翠饱满的胸脯上。许翠翠说：“看啥看，两眼就像个贼一样，没有见过女人？”说着，伸出指头去刮杜思磊的鼻子，杜思磊趁势把许翠翠揽在怀里，一用力，抱了起来，向前几步，就把身子已经软了的许翠翠按倒在床上。 许翠翠喘息着说：“你要干什么？别这样，别这样，让人看到了，多不好意思！” 杜思磊也不答话，只管忙乱地动作着。许翠翠用力地推他，推不动了就掐他，嘴里说，我要喊了，我要喊了，身子却不肯动弹。 杜思磊用上身压着许翠翠的上身，下边腾出一只手，几下就扯下了许翠翠的松紧带裤子，把许翠翠的裤头差点撕叉，许翠翠就不再踢腾，任凭杜思磊胡作非为。杜思磊一下子冲了进去，许翠翠“哎哟”一声，大叫着：“杜思磊，我要杀你呀！杀，杀，杀……”随着杜思磊一下比一下猛烈的动作，这“杀”声好像录音棚中，有调音师管着，一声比一声减小，最后只剩下“吭吭哧哧”的痛苦和欢乐的混合音响，下部有节律地迎合着杜思磊的冲撞，最后“哎呀”一声，平摊在床上，好像停止了呼吸，两只眼角流出大粒大粒的泪珠儿。 许久，许翠翠推一推杜思磊说：“思磊哥，你真的喜欢我吗？” 杜思磊狠狠地亲了她一口说：“这一年多来，我都想死你了！” 许翠翠说：“以后我们怎么办？” 杜思磊说：“反正我没有什么牵挂，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许翠翠说：“我们跑！” 杜思磊说：“跑是行，上哪里跑？” 许翠翠说：“我想了好久了，我们跑到广东去，我有一个表哥，在一个叫厚街的地方工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我们就投奔他去！” 杜思磊说：“好，我们着手准备。” 许翠翠想了一想，又不放心地说：“要说，咱们走了，那个死鬼刘继宗怎么办呢？” 杜思磊说：“我也想好了，我们不亏待他，我把自己这几年积攒的一万多块钱，大部分给他留下，咱们年轻力壮，不愁没有饭吃。” 许翠翠一听杜思磊有这么多钱，又舍不得了。她对杜思磊说：“给他留五千块钱就不少了。这几年，我这么伺候他，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他们最终离开家里这一天，许翠翠早已把刘继宗所有的衣服全部洗了一遍儿，把五千块钱塞到了床上刘继宗的枕头底下。到了小晌午的时候，许翠翠把女儿抱给了婆婆，说自己娘家有急事，自己要赶紧回家看看。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婆婆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等到了第二天，杜家和刘家都发现他们两个不见了以后，猜测这事情有点蹊跷。刘家父母和刘继宗一起分析，许翠翠应该留下点什么，他们在屋子里搜寻，发现了那五千元钱，三个人恍然大悟，这女人八成是被杜思磊拐跑了。刘家父母要告诉刘臭蛋，然后去杜家闹，刘继宗少气无力地说：“闹什么闹，还嫌不够丢人？你们要是去闹，就是嫌我死得慢。”一席话，说得他爹娘倒咽气。他妈妈越想越生气，站在当院里，骂天，骂地，骂日头，骂月亮，骂猪和鸡子解气。后来，见到了杜凤梧一家，就指桑骂槐。杜家自知理亏，随刘继宗的妈妈怎么骂，就是不招惹。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事情捂都捂不住，更不要说刘继宗妈妈终日叫骂，没有几天在寨子里就传开了。许多人像亲眼看到一样，把两个人私奔的细节说得活灵活现的。一些人同情地说，这许翠翠跟着刘继宗这些年，没少遭罪，守着一个没有用的男人，跟守活寡一样。更多的男人女人抨击他们的行为，说许翠翠有男人，有孩子，竟然这么不守妇道，算不得一个好女人。也有人说，都80年代了，啥都改革开放，发生这样的事情犯不着大惊小怪。又有人抬杠说，你也让自己的女人开放开放。头发稀少的发旺哥比别人看得透，善于总结，他说：“这都是xx巴在作怪，继宗家的完全是让小磊的一根xx巴戳得晕头转向。唉，这杜思磊真是的，胜过了他祖上任何一个人。七太爷是私奔，他爹是拐带，他是把这两个人占全了。”总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人们发现，这许翠翠走后，刘继宗一下子失去了靠山，没有人可以依赖了，身体反而比以前好了一些。 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又是一种不同见解，他们看到这两个私奔的男女，很久没有回来，据说是到南方打工去了，并且听说混得很不错，一颗颗不安分的心跟着飞向了南方。 第64节 修庙 第64节修庙 我的乡亲们不知怎么啦，过去整天为吃穿发愁，现在钻进了钱眼子里边。有的人三起三落，有的人快速致富，有的人稳定上升，有的人由富变贫，寨子里一扫过去淳朴的民风，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不仅经济生活发生着裂变，而且精神生活也发生着裂变。这不，基督教这几年有所退缩，其他教派开始占上风。一些老年人不仅对修坟祭祖、续家谱感兴趣，对恢复寺院、庙产也动上了劲儿。 挑这个头儿的第一人，是老学究孙乃社，这老头已经七十多岁了，突发奇想，找到支书刘庆河说：“庆河，我给你建个议，应该把小学搬迁出去，把声顶寺恢复了。” 刘庆河说：“你这老头真是胡扯，恢复寺院干啥？” 孙乃社说：“声顶寺是咱们这山区一带的一大景观，现在上边提倡旅游了，咱山里人没有地方去，把声顶寺修复了，大家烧烧香、拜拜佛总是可以吧？再说，香火闹大了，说不定城市里的人也会来观光旅游，也是个经济发展项目嘛。” 刘庆河说：“你真是异想天开，把学校迁到哪里去？把你家几处宅子全部腾了，也不够学校用。小学是要村里负责的，反正村里没有钱，你要是能够招商引资，我就把学校迁出去，随你的便瞎折腾。” 孙乃社以退为进，对刘庆河说：“我这是请示领导，你不答应就算了，为啥要难为我？要不，我召集人，把祖师顶恢复了吧。” 刘庆河果然中计，他说：“我不管你那扯蛋闲事儿，祖师顶你想咋搞就咋搞！” 得着这句话，孙乃社放下心来，跑了十几里路，把过去最后一个住持的道人请来，主持大事儿。这个道人，道号叫“静宇”，据他所说，他们属于丘祖的门派，丘祖就是道教名人丘处机。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好像是姜子牙（吕尚）创建的。当然，还可以把周文王扯进来，因为是他在被囚禁在汤阴县羑里城的时候（羑，音you），大彻大悟演绎了“易经八卦”。道教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些古董，所以，周文王应为道教的开山鼻祖。后来出现的鬼谷子、炼丹术士葛洪等奇人，都可以认为，他们为创建道教作出过突出贡献。再往后，道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宋朝末年的王重阳、丘处机等几个大道人，师出同门，又创立了各自不同的门派。那部在文学史上算不得名著的《封神演义》，更是为道教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俺们山里人对那个花花公子贾宝玉，整天哭哭啼啼的病美人林黛玉不感兴趣，做过土匪的喜欢《水浒传》里的人物，其他更多的人是把《封神演义》视为经典。孙乃社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上八仙”中的吕洞宾、曹国舅、何仙姑以及倒骑小毛驴的张果老，此外，还有托塔李天王李靖、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手持双锤的雷震子，这些人物，又常常与《西游记》中的人物搅在一起。 最让孙乃社津津乐道的是，道教最赫赫有名的张天师（俗名张三丰），虽然能够向天作法、呼风唤雨，法力无边，其实就是我们寨子祖师顶山东边的人氏，在他当年未修炼得道成仙之前，娶的夫人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姑娘，所以我们这一带官称张三丰为“姑夫”。我们这一带有“骂姑夫、骂姐夫”的传统风俗，张三丰是姑夫，当然可以在尊敬的同时，随便辱骂开玩笑。只要是我们马寨的大人、小孩，如果上了道教圣地武当山，可以骂骂咧咧的，神仙不但不怪罪，还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亲戚门里的后人来了。要是张三丰还活着，一定会对着亲戚们笑骂一番。这种做派，让那些外地虔诚的香客们惊诧莫名，唯恐我们的张狂，得罪了神仙。当他们知道了这个典故以后，所有香客们，又有点嫉妒，他们想，这个神仙张天师一定会“开后门儿”，特别优待我们这一带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让我们这一带人，在庄严、神圣的地方既得意，又风光。 “静宇”道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过去一直是个农民。近几年来，宗教信仰不受阶级斗争限制了，气候一适应，他马上重新留了长发，束上了发髻，穿上了道袍、道靴，打上了白色裹腿，再加上飘飘冉冉的胡须，如果手捧拂尘，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改革开放后，他的懒骨头开始起作用，不愿种地下力了，经常被人请去做法事，获得了不少好处。尤其是上了年纪，眼睛花了，头发花了，心也花了，做法事的时候，两只眼睛总是在大闺女、小媳妇身上打转转。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漂泊不定的道教活动，总想回到祖师顶，替神仙享受香火。就怕人家马寨人不同意，一直没有敢提出来。这一次，孙乃社专程来请他，“静宇”道人非常兴奋，打了小包裹，背了把雨伞就来了。 在孙乃社家里，两个人商量了很久，拿出了修复祖师顶的方案。“静宇”道人还答应，等事情办成了，给孙乃社抽成一定比例，孙乃社更加热心了这项公益事业。于是，亲自起草了“召子”，向四外村分发张贴。 事情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顺利，这里振臂一呼，响应的人竟然那么多。在起初的那些天里，信男善女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拥上了祖师顶。上去的人没有空手的，有的带了四五块砖，有的带了十几片瓦。因为在“召子”上有号召，凡是来捐钱的人，将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写在功德碑上，所以，更多的人是为了捐钱而来。 “静宇”道人和孙乃社组织了一帮子人忙得不亦乐乎，饭都顾不上吃，每人发了方便面和矿泉水，兴奋地收集花花绿绿的票子，一天下来，收满了好几个纸箱子。夜里他们点上蜡烛，把票子整理成捆儿，交给孙乃社和“静宇”道人保管。因为事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发了毒誓，没有人敢贪污这些敬奉神仙的钱。“静宇”道人很公平、很大方地代表神仙给大家发了不少的辛苦费，所以一干人等非常高兴，非常敬业。这“静宇”道人真是神奇，拿这么多的钱，在山上转了一圈儿，谁也不知道他把钱藏匿到哪里去了。第二天，照收不误。 这样下来，收到的钱拢到一块儿，远远超出了想象的数目，“静宇”道人给孙乃社分了一些，孙乃社嫌少，有点小争执，“静宇”道人宽大地又给了他一些，并且告诫他，这是香火钱，不可争执，不可声张，等庙院盖起了，石碑上刻着你的首功，你拿多少钱也买不到。 修庙工作终于要开工了，孙乃社原来打算让刘庆河来山上，主持开工典礼，“静宇”道人说：“一个小支部书记有什么了不起，我打算请县里的领导来！” “静宇”道人测算了开工的黄道吉日，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几天，下山去走了一遭儿。果然，高楼乡的领导陪着县委抓宣传工作的邢副书记、统战部曹部长来到了祖师顶，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那个邢副书记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说跑遍全县，也没有发现这么幽静动人之处。曹部长原来在这里当过小公社书记，详细地给邢副书记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土特产什么的，让邢副书记倍加感慨。“静宇”道人乖巧得很，马上拿出纸笔，请上级领导题词，这位领导先是抬头望天，后是眉头紧皱，经过一番思索，欣然命笔： 奇峰兀立群峦间， 松涛石阵舞翩跹。 丽日当空耀盛世， 改革长剑破险关。 写毕，邢副书记竟然像那个醉酒的大诗人李白，有点癫狂，把一管新毛笔奋力掷在地上。一群人纷纷叫好，都说这诗太好了，好，实在好，非常好，好得很，好得出奇，好得没有比这首诗再好的了。至于如何个好法，紧紧围绕邢副书记转的一群人中，没有一个有学问的，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邢副书记心知肚明，这是一群人在无聊地恭维他，但也没有说破。自己正在陶醉之中，说破了，败大家的兴，也败自己的兴。 这一群领导，在山上活动时，只和“静宇”道人说话，把跑前跑后的孙乃社晾在了一边，让孙乃社的书袋子掉不出来，使孙乃社多少有点遗憾。只有邢副书记曾经把右手伸给他，让他用双手捧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握过的最大官员的手。官员们走了以后，他舍不得洗这双手，说是怕把领导的仙气洗掉了。年轻人不屑一顾，笑着打趣他，表爷，你要是把胳膊砍下来，岂不是永远做个纪念了？孙乃社没有理他们，仔细地品味了邢副书记的诗，品了半天说：“这诗是无比的好了，平平仄仄的，只是欠缺一点歌颂道教的味儿。”“静宇”道人说：“怎么没有？这‘盛世’二字就包含进去了，只有盛世，才能修庙嘛。”孙乃社说：“对，对。还是道长的悟性高！”道长把这张纸恭恭敬敬地卷了起来，打算拿下山去，裱糊了以后，挂在显眼的部位，当做镇山之宝。 后来，悟性高的“静宇”道人，经常揣着香火钱到县统战部走动，肩上背着的大袋子里，装的是一些黄绢子，上面用红朱砂画满了像朝鲜文字那样的符咒，只有个别领导在场时，他都会神秘地送上一条，说是请领导把这条黄绢子，带在身边或者放在枕头底下，可以驱邪避灾，防小人作祟，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些领导无不欣然地接受，并且真的悄悄地按照他的秘嘱办理，心理上很受安慰。在一些场合下，大家议论起来，都说这个“静宇”道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才”终于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进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倒是对建庙功劳最大的孙乃社，自从下山以后，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十几服汤药不见回头。孙乃社心里想，八成是自己从山上拿回来的钱是不义之财，神仙不太喜欢，才用这种方式警示他。于是，就要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静宇”道人，道长说：“这是神仙给你的辛苦费，并不多，没有什么。”孙乃社的心一下子放宽了，这钱当然不用退了，当天就吃下了一大碗饭，病也好了起来。 办在声顶寺里边的马寨小学，因为刘庆河不同意恢复寺院，躲过了一场大劫。可是，家长们纷纷到刘庆河那里告状，说现在的小学越办越不像话，教学质量太差了，村里再不整顿一下，没有人肯送孩子去上学了。 第65节 转正 第65节转正 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 第66节 户口 第66节户口 一生聪明不过的元叔，竟办过一件糊涂事儿，就是花了两万四千多块钱，给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买了商品粮户口。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凤姑她二姑从县城突然回到了娘家，给凤姑的爹捎信儿，让她的两个娘家侄子赶紧到县城去给孩子买户口。本来她要两个侄子严格保密，当她的两个侄子匆匆地在寨子里借钱的时候，吞吞吐吐地把借钱的原因说了出去。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马上在寨子里传开了。再说，经凤姑她二姑说媒到县城的老姑娘们，也闻风而动，很快给娘家带来信息。这个用钱财购买，可以由农业户口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粮户口的消息，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快速地一层层地传播到了离全县行政中心最远的地方。 卖户口这个举措，是县里领导们一次重大而又神秘的决策，但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在加快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举国上下，到处都在日新月异地前进。最能够体现领导政绩的，是解决县城“脏乱差”的局面。而县城要发展，最欠缺的就是建设资金。靠上级划拨、靠银行贷款，都是不现实的，各地都在改革的大潮中，敢闯敢冒，想尽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我们县的主要领导密切注意各地的动向，当外县传来卖户口的消息以后，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县委书记半夜里把几个主要领导叫起来开会，研究学习外地的这一先进经验。 领导们的信息普遍灵通，大家都已经知道外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已经起步了，吃不准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讨论时，有领导就提醒一把手，户籍制度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制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这样做的结果，要担很大风险。 那个后来在祖师顶写“改革长剑破险关”的邢副书记，当时就想不通，是一个反对派。他辛辣地说，我们抢卖户口，是不是有点像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军饷和修造颐和园的经费，卖官鬻爵一样？ 成竹在胸的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打断了他，果断地说，千秋功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机遇这东西，稍纵即逝，如果抓不住，我们将是背负遗憾。这点风险，我来承担，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是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一头沉”的干部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二是可以扩充国有企业的职工队伍，打破原有的招工体制，为我们的工商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可以组织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县城建设，我们谁也装不了腰包，犯不了多大错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能够筹措多大规模的资金，但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得知，效果肯定不错。先拿出八千个非农业户口指标投石问路，看看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应，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县委书记敢于拍板，大家自然没有话说。随后又研究了策略问题，这事情毕竟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县里决定也不制定文件，不大肆张扬，只做出口头安排，各位副书记和有关领导，在本战线传达，悄悄地进行。并且决定简化办事程序，县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和银行这么四家，联合办公，所收的钱，不能叫做“卖户口”，那太难听了，太直白了。领导们琢磨后，决定把一个户口要一万两千块钱，叫做“城市增容配套费”。收到的钱，粮食、公安两家得小头，财政得大头。而且，在试运营阶段，这八千个农转非指标，只限于“一头沉”的县城干部职工子女，单位必须出具证明才能办理。 消息传出，从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首先开始，正副科级干部带头，科员职工殿后，很快形成了抢购的热潮，八千个指标不到两天告罄。多少年来，城乡差别一直存在，“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过去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农转非指标，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居然花钱可以买到，用不着“开后门儿”了，自然有人愿意拿出全部积蓄，办这一件安置子女的大事儿。 当乡镇的干部知道这件事情时，就有点晚了，很有意见，纷纷抱怨上级不把在乡里工作的干部当人看。不过不晚，县里很快又拨出指标，而且把范围扩大，价格升高，面向社会，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凤姑她二姑以及那些老姑娘们，向娘家人传递消息的开始。 县城以上的大城市，曾经刮起过一股“抢购风”。人们倾其所有，不仅把食盐、糖烟酒、香皂、肥皂、洗衣粉等日常生活用品购买一空，而且高档的电冰箱、洗衣机严重脱销，闹出了一家买了几台洗衣机没有用处，用来盛酱油的笑话。在这次抢购风中，我们马寨的乡亲们无动于衷。可是，买户口却引起了一批人高度重视。元叔非常羡慕那批民办教师吃上了商品粮，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成为非农业户口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从省城到乡村，人人都会唱的地方戏《朝阳沟》，上边有一个角色叫“银环妈”，她唱道：“就是当个营业员，也比农民强得多！”这句话，在戏里边是反面的内容，但在当时是个真理，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花这么大代价买户口，不是人人能够办得到的事情，我们寨子里，最后落实下来，不过是买了六七个商品粮本本。刘庆立校长的女人就要刘庆立给大一点的孩子买一个户口。刘庆立说，算了吧，我这商品粮本本何时用过？再说，现在的工资都发不齐，拿什么花这笔钱？一下子挫败了“第一夫人”的锐气。 寨子里那些没有钱的人，很嫉恨有钱人为自己子女买户口，说出口的风凉话，非常难听：“生成的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有本事买个县官当当。”那些买到户口的人，不多久就遇上了麻烦，村民组的干部，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非农业户口，要把地收回来重新分配。县里领导发现了这一苗头，立即做出英明的决定，要求各乡镇，在这一批人没有上岗之前，不允许把土地收回，这才让那些对“烧包”的有钱人不满的农民没有话说。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儿，专门讽刺买到户口的人： 说是商品粮， 还是庄稼汉。 要是不种地， 吃个狗娃蛋。 当元叔在排着长龙一般的队伍中，挤到办公桌前，终于给两个孩子买到商品粮户口时，是流着眼泪挤出人群的。他没有料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花这两万多块钱实在冤枉。不要说这两个孩子在以后都考上了大学，最小的男孩后来还读了博士，就是按照县里安排，让这一批农转非人员去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人能够上岗。因为这些企业，有的破产，有的改制，有的消失，原有的工人们下岗失业，形成过一拨又一拨的上访浪潮。 第67节 下岗 第67节下岗 现在似乎应该说一说当年那几个招工到县城的人的情况了。 就在元叔他们为子女买户口以后不久，曾狗留带着烟酒到刘庆河支书家里，让刘庆河感到非常奇怪。 刘庆河问：“狗留，你何时回来的？” 曾狗留说：“庆河叔，我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不好意思见你，想来想去，还是得来找你，央你给我办件事儿。” 刘庆河说：“有啥事儿，你说吧，你们当工人的，回来一趟不容易，只要是能够帮忙的，尽管给叔说，叔尽力给你办。” 曾狗留吞吞吐吐地说：“啥工人不工人，我不想当工人了，想回来种地。请您给俺村民组说说，看能不能给我分点地？” 刘庆河这才明白曾狗留的来意，差一点笑出声来：“现在有人到县城买户口，就是为了当工人，吃商品粮，哪有你这当工人的想回来当农民的？” 曾狗留说：“我干活儿的那个砖瓦窑场已经破产了，厂子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人家村里的群众到厂里干活，我们原来的工人一个不用了。我都下岗好几个月了。想一想，实在没脸见人，一直在家里躲着。” 刘庆河说：“你是商品粮户口，不在村里的户口册子上，按照政策，是不可能给你分地的。” 曾狗留有点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庆河叔，你给我找个头儿，我情愿把户口卖了。这工人再当下去，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刘庆河说：“这真是奇了怪了，有人要买户口，有人要卖户口。这样吧，我给你们组长说说，总不能让你没有饭吃。” 原来刘继贵和刘庆堂在丝钉厂当工人，比他好一些，早早地娶到了老婆。这曾狗留却没有这份福气，他自从当上离县城十来里地的砖瓦窑场的亦工亦农工人以后，村里人不知啥情况，以为他混得不错。究竟怎样，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每天不过是跟泥巴打交道，出的是牛力，干的是脏活和重活，一点也不如在家里种地。 曾狗留他姐曾巧兰嫁人后，与刘庆典断了来往，但一直对娘家这唯一的弟弟操心。曾狗留长得比较丑，在家里当农民时候，根本没人提亲，眼看要打一辈子光棍。幸亏当上了工人，才开始有人给他说媒。这些闺女们听说他是个当工人的，非常高兴，一说就成。但到他干活的厂里一看，就把彩礼退了回来。因为那个厂除了切坯用的是机器，砖瓦窑是一座十四开门的轮窑外，其他的与村里的窑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摆坯子，装窑，大烟大火地烧砖瓦，只不过不用水阴窑，烧出来的都是红砖、红机瓦。几十亩地几年下来，吃成了一个大坑，没有这些工人在那里死做活，不会产生这种改天换地的效果。这样的工人不当也罢，嫁给这样的人实在窝囊。 后来，他姐亲自张罗，在她婆子家那个村，终于给他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让刘继贵和刘庆堂都感到意外。其实，他姐姐心里很清楚，这姑娘之所以能够嫁给曾狗留，是因为在家里已经怀过孕，打了胎，没有法混下去了，又冲着曾狗留吃的商品粮、每月有工资，心一横才嫁给他的。 厂里见曾狗留娶了这么好的老婆，许多工人羡慕地说：“真是好汉子没好妻，赖汉子娶仙女。”别的工人家里有老婆，都没有到厂里来，只有曾狗留的未婚妻，给曾狗留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到厂里住。厂里知道曾狗留娶个老婆不容易，对曾狗留特别优待，专门让他们用切坏的土坯，贴着大宿舍盖了一间小房子，还把他老婆安排到食堂做饭。有人见了曾狗留的住处后，讥笑说：“这真是卖鞋老婆赤脚走，做砖瓦的住土坯房。” 刚结婚的时候，曾狗留尽管每天累得要死，还要在这女人身上折腾半夜，渐渐地没有了那份努力。到了夜里，丢下饭碗，手脸也不洗就要困觉，一睡下立即扯呼噜放屁，让这女人难以忍受。这女人本来就是水性杨花，也可能从嫁给曾狗留那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他过长日子，只把他当做跳板。没有多久，就偷偷地和管伙的小伙子好上了，二人没有少干偷偷摸摸的好事儿。这女人开始吵吵闹闹要和曾狗留离婚，曾狗留不胜其烦，听说是那个管伙的与他老婆好了，要与人家拼命，那人赶快调离到了其他厂里，并且真的和自己的老婆离了婚。曾狗留的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让曾狗留沾身子，惹得曾狗留一头火星子，痛打了那个女人一顿，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曾狗留一直单身。 十几年来，厂里接连换了几任厂长，每个厂长都在县城里盖了独家小楼后调走了。因为这个厂不是县里的利税大户，县经委的领导很少关注这个地方，厂里的财务管理越来越混乱。到了后来，连工人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工人们到县里闹了起来，这才引起经委领导的注意，派出工作组到厂里清理财务。不清理不知道，一清理吓一跳，厂子早已资不抵债了。县里正在对工业企业“砸三铁”，银行也不对这个破烂厂投入资金。于是，他们把这个厂当做试点，首先砸掉了。工人们当然不依不饶，反复上访，最终县里同意进行破产改革，拍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拍卖所得，并没有多少钱，倒是优先给工人们补发了工资，但大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岗位。这些工人只有力气，没有技术，其他企业根本不能安置他们，县里只好委婉地让这一批工人回去待业。 曾狗留回到家里，没有脸面见人。他妈已经过世了，他就在屋里同他年迈的父亲怄气。说出去的话冲倒墙。他爹说：“狗留啊，你去挑一担水吧。”他说：“我不挑。”他爹说：“你在家怄气，也不能让我们干死吧。”他说：“我就是挑水浇屎壳郎，也不给你吃。”他爹说：“当了两天工人就不是你了，这么不孝顺！不要忘了，你总是我和你妈生的养的！”他回敬他爹说：“生的养的又怎么啦，你们日x啦，美啦。”把他爹气得要死。还是他姐曾巧兰回娘家，知道他心里烦，怪了他，又安慰了他，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回来种地吧，这话说到了曾狗留的心坎上，这才不再同父亲生气。可这时支书已经换成了刘庆河，曾巧兰与刘庆河没有交情，就备了礼，让曾狗留亲自去找支部书记要地种。 再说刘继贵和刘庆堂，比起曾狗留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所在的丝钉厂，生产也一直不景气，开的工资菲薄。两家人的生活入不敷出，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候，县城流传“三大怪”，说是“水泥路泥巴盖，吃得起面吃不起菜，女孩脖里缠腰带”。这“三大怪”的意思是，主街道修的是水泥路面，上边蒙上了一层黄泥巴，下雨时泥搅水，干天尘土飞扬。县里领导就是下决心治理县城脏乱差，才横下一条心卖户口筹措资金的。濒临下岗失业的工人，那点可怜的工资收入，只够买面吃，蔬菜的价格很高，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子吃。第三怪有点可笑，不知从哪里流行到我们县里一种时装，女孩们的领子上安装上了一条布带子，好像是过去我们那里的群众穿大裆裤子时，束的布腰带，现在吊在了姑娘们的脖子里，飘飘洒洒的很好看。 曾狗留下岗不久，丝钉厂也倒闭了。刘继贵下岗后，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骑着，到汽车站做拉人的生意，收入反而比工资高一些。刘庆堂则做小本买卖，磨起了豆腐。我们马寨人做出的豆腐好，是出了名的。刘庆堂摆在县城东关的豆腐摊儿，没有几个月，成了“门头生意”，他根据小时候在家吃热豆腐的经历，专门开辟了热豆腐这一项目，成了名牌，很受欢迎，竟然比卖豆腐还能够更多地赢利。 张灵玉因为嫁了一个机关的小股长，在棉纺厂干了不到三年，她丈夫把她调到了商业系统。现在商业系统也不景气了，生意越做越差劲儿。上级提倡“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张灵玉自己承包了一个副食门店，生意做得很红火。就在这些工人们下岗失业的那几年，正是做生意最赚钱的几年，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做生意只要起步早，都发了家，有知识的人气愤地说：“现在脑体倒挂了，卖茶叶蛋的胜过做导弹的，拿剃头刀的胜过拿手术刀的。”做生意的人沾沾自喜，他们说：“摆个纸烟摊儿，胜过当县官儿，全家做生意，抵个总书记。”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张灵玉虽然不当工人了，反而赚了不少钱。 曾狗留由于没有经营的资本和头脑，才不得不回家要地种。刘庆河给三组组长打了招呼以后，组长召开了群众会，说是讨论一下，给曾狗留匀出一点地种。一开始，三组的群众纷纷表态说：“本来咱山里人多地少，哪有地匀出给工人老大哥种？”大家都不同意。见这个要求难以通过，曾狗留他爹急得要给乡亲们下跪，大家才同意匀给他二亩地来。有了地后，曾狗留他姐又给他找了一个小寡妇，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他姐为了扶植他，还送给了他一个牛犊。这个牛犊没有喂多久，曾狗留一时疏忽大意，让贼人在夜里把墙剜了个窟窿，给牵跑了。 第68节 盗抢 第68节盗抢 狼叔的大儿子刘继华当上乡派出所所长以后，工作勤奋卖力，手下的几个干警，还有招聘的几个合同警，被他整天训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他很有意见。 在刘继华的潜意识里，永远忘不了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那次揪斗他父亲，大喊“打倒人民公贼”口号的那一幕。打那以后，他竟然和大多数人一样，非常痛恨偷盗行为。“公贼”的儿子，后来居然当上了派出所所长，这个变迁本身就具有滑稽意味儿，说浅了，是世事无常，说深了，也算是沧桑巨变。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自从刘继华考入省警校以后，狼叔一举改掉了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只保留了爱“咬槽”的毛病。 尽管刘继华工作抓得紧，他所在的乡治安案事件仍然有增无减，每天都有一些破不了的新案件，新案件多了，积成了老案件，让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乡里的事情治理不好，个人的脾气也不好，跟同志们相处不很融洽，跟乡领导的关系处理得也不够融洽。乡领导不仅埋怨他，还到县公安局告他的状。公安局领导在一次人事调整的时候，趁机把他调到了另一个乡镇。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学得乖了一些，分外注重处理好与地方领导的关系，尽管治安案件仍然多，仍然破不了多少案，公安局的领导反而表扬他有了很大进步。 高楼乡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不断恶化。就以我们寨子为例，丢东西的事件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孙二孬开金矿挣到很多钱，雇用了两个保镖，是很聪明的举动。刘臭蛋兴兴衰衰，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贼人倒是并不多光顾他。元叔在寨子里有声望，可能小偷也敬他三分，他的小杂货铺从来没有听说丢过东西。其他那么多庄户人家，就没有他们太平，经常丢东西，丢得最多的是大牲口。 杜思宝在外边当干部，两口子都在工作岗位上，一年内回老家只有寥寥几次。但每一次回去，他都会听到不少糟心的事情。 有一次他回去，见了父母以后，顺便到他弟弟杜思暖家里看看。 小暖正在喂牛，喂的是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小暖两口子很勤劳，小日子过得不错，盖了四间平房，又盖了东屋两间瓦房。这两间瓦房，本来应当用来喂牛最合适，却当了灶火，灶火的门前还打了一口压水井，种了一棵香椿树，院子里垒了花池子，种了北方少见的芭蕉树，还有一棵春夏秋三季常开红花的美人蕉，收拾得井井有条。四间平房的西头那一间隔开，是盛粮食的仓库，其余三间房子相通，东头的一间竟然垒了一个牛槽，堆了一大堆麦草，乱七八糟的，用来喂牛。 杜思宝进了杜思暖的堂屋，屋子里充满了牛粪味道，让杜思宝觉得既不习惯，又很奇怪。他问小暖：“你这是咋搞的，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却把牛喂在正当屋子里？” 小暖叹口气说：“怕偷呗。” 杜思宝说：“难道这么厉害？” 小暖说：“岂止是厉害，我这牛白天等于给贼养着，晚上说不定就是人家的。到明天，说不定已经上了牛肉锅啦。” 杜思宝说：“你的粮食为啥不怕偷？” 小暖说：“这年头，谁还偷粮食？那东西如果偷了，还得扛着，换不了几个钱。偷牛才又省事儿又换钱。” 接下来，小暖给他讲了几个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的偷牛案例。 小暖告诉他，这一年多来，寨子里丢的牛不下二十头。现在种地，差不多的农户都有小拖拉机了，基本上不用牛了，喂牛主要是用来卖钱。我们马寨处在我们县与邻县的接合部，邻县乡镇有一条街，成立了好几个个体屠宰加工厂，每天都要杀许多的牛。屠宰专业户们，先往牛肚子里打高压水，然后宰掉分割成“注水肉”，销往各个大城市的宾馆酒店。这几个肉食加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牛肉生产基地。有了这个基地，给偷牛的盗贼带来了很大方便，他们和宰杀肉牛的专业户勾起手来，形成了偷宰运一条龙。去年夏天，杜思暖两口子到地里干活，回家后发现，养了一年的那头牤牛，大白天被贼人牵跑了。 没有多久，曾狗留家又被小偷剜了窟窿，偷走了他姐送给他的那头牛。 最可笑的是，贵亭叔的大儿子刘春生两口子晚上在院里睡觉，把牛拴在床腿上还不放心，刘春生干脆把牛拴在自己的脚脖子上，对他老婆说：“日他妈，要是还让贼偷走，我就把自己的xx巴割了喂狗！”也不知是小偷们跟他上劲儿，也不知他以为这么做实在保险，他们两口子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非常劳累，睡得如同死了过去一般，等他们醒来，拴牛的半截绳子，倒是牢牢地拴在刘春生的脚脖子上，另外半截绳子和牛一起不知了去向。 杜思宝说：“偷牛这么厉害，你们就没有去派出所报案？” 杜思暖说：“报案又能怎么样？瞎报，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报了案不去找，算丢了一头牛，如果再下工夫去找，找不回来等于丢了一头半牛。现在山里的狼虫虎豹少了，都托生成了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住在寨子里边还好一些，住在寨子外边的人家根本不敢喂牛了，喂也等于白喂。偷牛的根本不用偷，而是明抢。有一天夜里，寨外胡顺昌家的两口子睡得正香，冰凉的刀子放在了胡顺昌的脖子上，一个贼说：‘老表，弟兄们没钱花了，把你的牛牵走卖了，弄几个零钱花花。你别动，你要动，我们杀了你全家！’胡顺昌两口子吓得哆哆嗦嗦的，哪里还敢动一动？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牛牵走了。你要是去报案，派出所就把案情记下来，说早晚破了案，再解决你的问题，从此就石沉大海了。现在，丢牛的人家越来越多，丢了就让娘儿们大哭一场，没有人肯去报案，报案等于没事找事，瞎耽误工夫。” 这些情况，给杜思宝的触动很深。他看到，这些年来，一部分乡亲们确实富了，与许多乡亲拉大了差距。一些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些人就眼红起来。过去的小偷小摸纯粹是为了吃的，现在就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为了钱财。这难道真的像自己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党校老师们讲的那样，这是在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一定要发生的副作用？这难道真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他想起了寨子里的信主人过去常说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也许正让他们说中了。在金钱面前，他的乡亲们表现出来的私欲和贪婪，疯狂攫取的途径和手段，把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杜思宝转念又想，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中央反腐倡廉抓得很紧，学生们冲着腐败现象闹起了大事。可见，无论官员和平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贪心方面，收受贿赂与疯狂盗抢行为没有什么两样。 等他回到工作岗位上，有一天，弟弟杜思暖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杜思暖兴奋地告诉他，那一批偷牛的贼人抓住了，其中我们寨子里就有五个同伙。这几个人整天游手好闲，没有干什么活儿，没有经营什么项目，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总是比别人强，早就让乡亲们起了疑心。这几个年轻人，平时在村里横得厉害，没有人敢招惹他们。一天夜里，派出所突然包围了这几家，逮捕了他们几个。只有那个整天文绉绉的，一点也不像盗贼样子的胡万有，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还是他比较警觉，闻到了风声，等干警们到他家时，这家伙已经跑掉，让干警们扑了个空。 后来，杜思宝知道，就是这个胡万有，到底没有跑出公安局的手心，在广东作案时，被人家警方抓住了，但他没有供认在家时的劣迹。坐了几个月的监牢，结识了一个下狱的贪官朋友。出狱后，因祸得福，竟然在南方发迹了，成了一个大老板，回到家里非常风光。这是后话，以后有专门交代。 杜思宝问弟弟：“案子破了，你的损失追回来没有？” 杜思暖沮丧地告诉哥哥：“追个，这几个人已经把钱花光了，都判刑劳改，我们不过是落了个瞎喜欢。” 杜思宝啥也没有说，就轻轻地放下了电话。 第69节 丙豪小学 第69节“丙豪小学” 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嫁到高楼街，婆子家与孙转家很近，只隔了两处院子。这老少两个马寨出门在外的闺女，按在寨子里的老亲旧眷关系，刘小芬该叫孙转为表姑奶，但她们却很少来往。 刘小芬嫁过去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她公公是一个退休老教师，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年轻时教书的时候，经常读的前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给这个小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沈卓娅，自己觉得挺文气的，刘小芬心里不太喜欢。可这是爷爷起的名字，没有办法，只得“小娅，小娅”地叫下去了。 刘小芬不肯到孙转家走动，是因为孙转的出身不好；不高兴让女儿叫小娅，是因为小娅的“娅”字与孙丫丫的“丫”字同音，她从小在贵亭婶的调教下，瞧不起破鞋胡荣花的女儿孙丫丫。后来人家孙丫丫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医院的医生，她就开始喜欢了“小娅”这个名字。等孙丙豪第一次回归故乡时，她到孙转家去看热闹，孙转向大哥介绍了这个表侄孙女，孙丙豪出手大方地送给了她一块电子表、几双尼龙丝光袜，她从此经常到表姑奶家走动起来。 就在乡派出所抓住那几个偷牛贼后的第三年，孙丙豪老人又一次回归故乡。 孙丙豪这一次回来，心潮的起伏不大，比不上第一次那么激动。因为那是一次破冰之旅，在他的心目中，大陆是神往的故乡。这次回来前，他最小的儿子孙松涛已经在中山大学毕业，服了台湾的所有男青年必须要服的三年兵役。退伍后，离开台湾，带了一笔通过加拿大华人朋友秦广远先生转出的资金，到广东的深圳市龙岗区那个地方，办了一个胶带厂。在台湾的大陆人，深感那里的政治形势风雨飘摇，纷纷抽出资金，向国外或大陆发展。尤其是到大陆来的，比在国外赚钱容易。因为大陆的劳力价格便宜，降低了成本，孙松涛的这个胶带厂办得很红火。通过孙松涛的了解和理解，海峡两岸的人，除了某些词汇不一样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一点也不影响人和经济的交流互动。 孙丙豪老人从台湾飞到香港之后，先乘坐火车，到小儿子的厂里看了看，又带上夫人，到张家界、长江三峡看了风光，才辗转回到了老家。 孙丙豪回来后，就住在妹妹孙转的家里。曹部长已经退二线了，县里新换了几任统战部部长。这么多年来，回乡探亲的台湾老兵很多，县里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隆重地接待。新统战部部长来看了他一下，见他没有什么大事，友好地告辞了。曹部长到底和孙丙豪是老朋友了，专程来看望了孙丙豪，让孙丙豪很感动，决定拿出钱来，为乡亲们办一件大事。 孙丙豪一口气住了一个多月，这次寨子里接待孙丙豪的是支书刘庆河。孙丙豪给村里投资了十万块钱，让刘庆河把马寨小学好好地修缮一下。刘庆河得了这十万块钱，让孙丙豪的堂叔孙乃社做监工，把马寨小学彻底改变了面貌。刘庆河为了纪念孙丙豪这一仁义之举，当然也为了讨好孙丙豪，希望他继续为家乡建设做贡献，经过层层请示，把马寨学校改名为“丙豪小学”。果然，在“丙豪小学”落成剪彩时，孙丙豪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了学校的名称，一高兴，又给了学校两万块钱，捐助上不起学的学生。 除了这些，孙丙豪痛感家乡的交通太落后，另拿出六万元，让刘庆河在通往高楼街的南河道上，修了一座漫水桥。这座漫水桥，在上次集资修路时，已经修过，却修得过于偷工减料，不到两年，就被洪水冲毁了。这次属于重修，就好像在原来的牙床上，重新镶一颗牙一样。 对孙丙豪所做的这一切，刘庆河代表乡亲们表示的诚挚感谢，孙丙豪都接受了。但在私下里，孙丙豪对刘庆河说：“按说我们不能说先人们的短处，我父亲在一生中确实对乡亲们做了不少错事儿，你们不要感激我，就算我替你表伯将功补过吧。”刘庆河觉得这孙丙豪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镇压他的地主老财父亲孙乃器，是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没有跟我们共产党记仇，相当开明，心里想的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所以对孙丙豪更敬重，言听计从，孙丙豪愿意在家里做什么，都尽心尽力地给予了帮助。 孙丙豪在捐资助学的同时，搞了修坟祭祖活动。他为孙乃器和他妈妈立了一块墓碑，碑文起草得很谨慎，只注明了父母的生卒年月，没有用一句溢美之词。他父母的坟墓埋在一座小山包的阳面上，山的下边是我们马寨的北河，北河的南岸不远，就是我们寨子的东北角。 孙丙豪对刘庆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村里在寨子的东北角，给他协调一块空地，让他在这里盖一个戏台子。他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生前好看戏，我要盖一座戏楼，正对着母亲的坟墓。盖好后，我出钱在这里唱三天大戏，祭奠我母亲在天的灵魂。以后就交给你们使用，寨子里组织演戏的时候，我想我妈九泉下的灵魂，一定会非常高兴，她老人家只要坐在她的坟前，就可以看到戏了。 对于这个稀奇古怪的要求，刘庆河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马上帮助孙丙豪选了最好的一块地。这块地前边有空场儿，场地的后边有一条大路，路后是河坡，开阔得很。刘庆河又亲自在建校的施工队伍中，挑选了最好的师傅调剂过来，很快建起了一座两层建筑。 这个戏楼的建筑结构并不复杂。一楼的前边是个空屋，后边是演员们的更衣、化妆间，从这一间的楼梯上去，是戏楼上演员们的台后活动室，可以用来摆放刀枪剑戟等杂里咕咚的道具。前边当然就是演出区了，面积相当大，在小戏台上演惯的演员们，到了这个戏台上，猛然觉得活动区域异常宽阔，打十八筋斗也不会掉下去。演出棚的两个角门儿，右边的上方写了“出将”，左边的上方写了“入相”，两个角门儿的前边分别是锣鼓家什儿和弦乐队。它们的前边又分别砌了两堵墙，可以遮掩锣鼓队和乐队。这两堵墙上写了两句对联： 叹古往今来春夏秋冬帝王将相变幻无常 息前赴后继日月星辰才子佳人离合定时 横批是： 鼓盆而歌 这副对联是孙丙豪亲自起草并撰写的，没有人再考察它有无什么政治含义，只觉得对仗工稳，颇有大气。 三天大戏是请县豫剧团来演的，布景、灯光、道具、中西结合的乐队，都绝对是我们山里人没有见过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即使不上妆，与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你会不费力气就能分辨出来。演员们曾经到北京搞过文艺汇演，到广州搞过赚钱的义演，所以，演员们都是吃过“大盘子荆芥”的人。他们到我们这个深山小地方来，觉得这个舞台相当寒碜。但现在的演出市场很不景气，况且孙丙豪拿出的演出费用，是在其他处所没有的。 这样高档次的剧团，在我们这一带演出，尚属首次。一天两场戏，方圆几十里的人全都赶来了。舞台下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带动了油馍锅、包子棚，卖甘蔗的，吹糖人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比当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次聚会，声势浩大得多。捧场的人这么踊跃，让演员们感到精神振奋。所以演员们很能够随遇而安，迁就自己，在演出时非常卖力。 县剧团到来后，栾二哥专程赶回来，俨然是一个内行的帮忙人，每天忙前忙后，让剧团的演员们觉得他非常碍事儿。面对他的热情，谁也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后来他们到别处演出的时候，没有了这么一个热心肠的人，倒觉得缺了些什么。 在演出的过程中，台湾老兵孙丙豪是最忠实的观众。村干部们陪同他，坐在戏台子下的前排，看完了每一场戏。孙丙豪一边看戏，一边产生无尽的感慨。真的是“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在舞台上演出一样，悲欢离合，变幻无常。自己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两次回归故乡，了却一生的夙愿。 孙丙豪做完了这一切，在离开家乡的时候，有着一种无比的满足感。他的思乡病早就不害了，连最初想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的念头，也一下子淡化了许多。 孙丙豪老人把戏楼交给了村里，刘庆河原打算当做村部，至少开辟成村文化站。孙乃社站出来，提出了质疑。他说，这是孙丙豪投资的，应当属于私人财产。刘庆河说，这是孙丙豪亲自交给他的。孙乃社说，你拿出字据让我看看。刘庆河当然没有什么字据，况且孙乃社毕竟是孙丙豪的堂叔，刘庆河不想得罪他，免得得罪了村里的财神爷孙丙豪，就与孙乃社达成协议，把戏楼转交给孙乃社管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戏楼是孙丙豪盖的，但地皮是国家的，村里如果应付上级精神文明建设检查验收时，这座戏楼，仍然作为村里的经济建设项目，孙乃社对此没有异议。孙乃社老两口搬了进去，开了一个茶社，既方便了过往行人，每天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进项。到了春夏之交，孙乃社让儿子种了菜瓜、甜瓜和西瓜，后来又引进新的品种，种了白兰瓜、塑料大棚黄瓜，一年四季都有瓜果销售，不知不觉赚了不少钱。 孙丙豪在家期间，有一些人听说他的小儿子在广东办厂，就找到他，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打工。孙丙豪说，我老了，管不了这么多闲事儿，给你们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你们自己可以去找他，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尽力给你们安排。 在央求孙丙豪带动子女的这些人中，就有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她的女儿小娅不好好上学，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小娅的父亲整天跟街上的痞烂杆子胡混，小娅自己则和街上的一群小痞烂杆子胡混，一个个好吃懒做，爷儿俩把刘小芬气得要死，也没有办法。听说孙丙豪要走了，特地备了厚礼，央孙转对孙丙豪说，让小娅的表姥太爷把小娅带走。由于她死缠活缠，孙丙豪终于吐口同意把小娅带去，刘小芬这才松了一口气。 高楼乡已经建设了一座电视发射塔，孙丙豪给另外两个妹妹留了钱，对孙转，除了留下钱外，还给他们买了一台日立牌大彩电，着实让孙转一家一下子进入了小康水平。 孙丙豪的这些作为，被人们当做美谈，在全高楼乡广泛传颂的时候，小毛贼胡万有比他的名气更大，成了大款，做出了比孙丙豪轰动更大的事情。 第70节 发迹 第70节发迹 胡万有的发迹具有传奇色彩。 当他在广东作案时，被当地警方抓了起来，押在一个看守所里。同牢的难友，是广州市某区的经委主任。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了当官的和老百姓的区别，过了一段时间，谈得相当投机，竟成了朋友。 胡万有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高中没有毕业时，在学校里就喜欢写写画画，还往报社投稿，练就了比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可惜他的这些才能，对于考大学毫无帮助，英语和数学严重拉了他的成绩，复习了两年也没有能够考上大学。回到家里务农后，娶了一个媳妇，眼看前途无望，看看别人的日子过得好，经常哀叹社会和命运对他的不公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的盗贼哥儿们拉他当上了盗贼。上了贼船下船难，在他们的团伙中，他有“军师”的美称，经他筹划的几个案件，屡屡得手。正当他们准备越干越大的时候，东窗事发，胡万有流窜到了广东。到了广东，也不是随地可以捡到钞票，没有办法，只得重操旧业，不料东窗事发，又被广东的警察捉着，丢进了看守所。 他在看守所度日如年的时候，知道了那个同牢难友，竟是一个当过官的人。虽然落架凤凰不如鸡，胡万有依然对那个人非常恭敬，像一个勤务兵伺候那个人，让那个人在监狱里，感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两个人逐渐熟络起来以后，同牢的朋友对他说，你有文化，又很聪明，做小毛贼未免屈才。他向这个人请教出去以后干什么，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那人也说不上来。但经委主任充分信任他以后，悄悄地告诉他，自己还有一笔款子，目前无法弄出来。眼下看来，自己很难很快出去，你胡万有说不定马上可以出去。请你出去后，帮我把这个事情办好，再去找某某，这个人我对他有恩，他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俗话说，盗亦有道。胡万有出狱后，真的很讲义气，信守诺言，帮助经委主任办好了那件事儿。经委主任的儿子，带他去见了某某。某某的确神通广大，二话没说，就给胡万有办好了出境手续，把他安排到香港一个建筑工地打工。香港那边的工人工资比在内地高十几倍，胡万有很快尝到了甜头。但他并不满足，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向工头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建设的进度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工头受到上司的表扬之后，很赏识他，让他在工地做起了写写画画的事情。他把在内地学会的宣传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被香港的一家小报社看中，招他到小报社的写字楼上班，做了一名“狗仔队”的记者。他知道这份工作得之不易，非常敬业，没有多久，就以出色的表现，受到报社总编的重用。由于他单身一人在香港做事儿，没有资本和胆量在香港鬼混，报社总编也是一个恬淡之人，经常带他到一些酒家喝早茶。 南方人都是夜猫子，一般到了上午时间，没有正经营生，起得早的人就到酒店里喝早茶。他们或一群人，或单个人，沏上一壶乌龙茶，挑几个小点心，悠闲地享受时光，把时间拉得很长。有一次，他们二人到一家高档酒店喝早茶的时候，他浓重的内地口音，吸引了旁边的一个老者，那个老者不动声色地听了他们的高谈阔论。就在他和报社总编快要离去的时候，这个老者走到他的身后好像无意地捅了他一下。胡万有福至心灵，起身追逐老者去了洗手间，老者给了他一个名片，让他有时间按照上面的电话和地址见一面。说完，那个老者就走了。 从洗手间出来，他什么也没有对报社总编说。抽空儿，他去见了那个老者，老者详细地询问了他的来龙去脉，他一五一十地对老者说明了自己经朋友介绍来到香港的经过。当然，他隐瞒了曾经做过小毛贼的历史。老者说，我打算在内地投资，很想找一个内地人做经纪人，不知先生愿不愿意屈就？胡万有说，不是自己不领老先生的情，只因为自己在报社得到了器重，士为知己者死，现在马上答复先生，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自己要这样做，怎么能够站得住脚？老者对胡万有的忠义行为大加赞赏，让他回去给报社总编说说，估计报社总编一定会让他来。 胡万有回到报社，给总编讲了这次奇遇。报社总编非常惊喜，他对胡万有说：“恭喜老弟了，这人是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做的是生产汽车配件的大产业。你能遇上他，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人往高处走，鸟往旺处飞，报社不能再留你了！日后发了迹，可别忘了我们！” 胡万有离开报社，在大亨那里接受了一定剂量的培训。他心眼灵巧，很快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那大亨就派他随同夫人到内地办理业务。大亨这才告诉胡万有，说他的公司准备到淮水市征一百亩地，办一个像样的大企业。正是听到他的淮水市一带的口音，谈吐又颇有见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好同内地人打交道。大亨要求胡万有同夫人一道，先到广州去，办一些事情，熟悉一下业务，然后再回到淮水市办大事儿。 大亨的夫人三十七八岁年纪，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漂亮可人，风骚得厉害。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与老头子过日子，相当难熬，可想而知。到了广州，就开始勾引比她小了好几岁的胡万有。开始，胡万有根本不敢往那处想，最怕是大亨的试探，在夫人面前躲躲闪闪的。但他毕竟独居久了，耐不住心里的骚动，在这么一个美貌的夫人面前，当不了圣人柳下惠。终于在一天晚上酒后，横下一条心，想到大不了被大亨开除，还干自己的营生，疯狂地上了这个浪娘儿们。夫人一试痛快，当即给他了一笔钱，用心地包装了他，并且道出了嫁给大亨以后的痛苦心情，他这才明白，大亨的夫人与他苟合，确实是真心实意。那夫人知道他在内地还有老婆，与他约定，只要到了内地，他必须伺候自己，其他时间任他自由支配。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不难办到的要求。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那夫人和他时不时地回广州办理业务，夫人在大亨面前对他的能力给予了肯定。大亨对他非常信任，遂决定让他二人到淮水市开展业务，办理买地手续。 那时候，内地正处于招商引资热的阶段，夫人和胡万有受到了淮水市领导的热情欢迎、隆重接待。市里提供了最优惠的政策，唯恐财神飞走了。抓招商引资的副市长全程陪同，天天开宴会，带他们选址建厂。住在夫人认为很差劲儿的高级宾馆里，这女人陶醉在性爱之中，沉浸在幸福之内，竟像一个依人的小鸟，按照大亨事先交代好的底线，一切交给胡万有办理。 此时的胡万有，已经适应了各种应酬，加上熟悉内地的情况，很快和当地官员打成了一片，办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他们终于在淮水市的东南角，临近公路要道，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之处，选到了风水宝地，以每亩地十万元的价格签订了协议。夫人让胡万有把照片、价格等资料传真给了香港方面。香港大亨对他们的办事效率、效果非常满意。因为大亨的底线是，每亩地三十万元就行，结果只掏到十万元，比较在香港买地，这一百亩地等于白捡的。马上开了董事会，答应立即划拨款子，把事情固定下来。到了晚上，夫人总躺在胡万有的胳膊弯里，在胡万有温柔的抚摸下，给老头子打发嗲的电话，说想念“大令”想得厉害。要不是使命在身，早就急着飞回香港了。 就在香港的汇票到手的时候，胡万有对夫人提出，自己还可以再把地价压下来一些，压下来的钱和夫人平分。夫人说，我不稀罕什么钱，你待我好就够了，压下来的钱全部归你。 胡万有在最后即将办理手续之前，忽然对前来陪同他们的市长提出，每亩地必须再降低地价两万元，不然，其他市也在争取这个项目。市长在肚子里暗暗骂这个香港的奸商，又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况且每亩地八万元，已经是当时内地最高的价格，就在友好的碰杯换盏中痛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胡万有一翻手，就净挣到了二百多万元，那些办理手续的官员，得到丰厚的打点费用，都是香港方面应有的公关开支。 夫人和他在淮水市以种种理由又磨蹭了几天，才从淮水市飞回了广州。在广州逗留的短暂时间里，夫人带他去看了一栋别墅，这是夫人早就准备好的。夫人把钥匙交给了他，作为他们的幽会之所。 等他们回到香港后，大亨对他十分冷淡，客气地给他了一笔钱，炒了他的鱿鱼。他已经羽毛丰满，深刻地知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他在人家的眼中和企业里，是个废物，没有任何用处，当然不敢有任何怨言，衷心地感谢了大亨的提携之恩，回到了广州。捎信儿把老婆叫来，当上了寓公，顺便寻找发展的机会。香港夫人并没有跟他断线，第一次来这套别墅时，甩手给他老婆了十万块钱。在金钱面前，人格是非常脆弱的，胡万有的老婆一点也不吃醋，并且像一个殷勤的保姆，恭恭敬敬地伺候他们，让他们纵情狂欢。 等胡万有回到我们县时，是一派衣锦还乡的景象，前呼后拥，光彩照人，他的过去，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他自己没有丝毫的污点。 第71节 大款 第71节大款 统战部门对台湾老兵的接待热情降低以后，县里领导们对大款的热情升温起来。胡万有衣锦还乡的景象，至今有人称道。 被香港大亨炒掉的胡万有，自从有了那二百多万元垫底儿，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他在广州的那一帮子朋友的帮助下，注册了一个公司，自己做起了老板。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广东各地，发表了改变中国的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广东赶上了大发展的机遇，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全国各地的人才和民工如潮水一般涌来，整个珠江三角洲，到处呈现出一派加快发展的兴旺景象。那个经委主任已经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官是做不成了，商却经营得很好。开始时，他依托胡万有的公司做买卖，与胡万有利润分成，胡万有不动一枪一刀，就在原来资产的基础上，很快加倍翻番。他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炒股，正赶上牛市，又翻了一把，到他回我们县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千万富翁，财大气粗，身体发福，肚子扛了起来，一副大老板的派头。 那时，人们常常流行一句话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胡万有不是有钱才变坏，而是变坏后有了钱，有了钱以后变得更坏。他的公司经常以选聘“文员”或“公关小姐”的名义，招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能够勾上手的他全部不放过，一概通吃。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金钱裹着的“糖衣炮弹”面前，无不被胡万有轻而易举地俘虏了。不几年的光景，胡万有玩过的女孩子可以用数打来统计。不管玩得如意不如意，胡万有玩过一段，总是以各种理由，出一笔钱就把人家打发了。这些被胡万有甩掉的女孩子，大部分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也有几个对他分外倾心的，达到了悲恸欲绝的程度。越是这样的女孩，他越讨厌，甩掉她们在他的心目中，就好像在啤酒杯子边上，打死了一只苍蝇。 在与形形色色的女人角逐中，胡万有锻炼得无比坚强。除了必要时，加倍努力地伺候那个香港大亨的夫人外，他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泡妞上。他女人对香港的贵妇人虽然不敢吃醋，但对这些女孩子却敢于开展英勇的斗争。这女人认为，都是这些小狐狸精，把自己有本事的老公（这女人到南方去学会的称呼），给勾引坏了。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一次，她到公司去，把一个女孩子的脸抓得稀巴烂。惹得胡万有发了急，凶狠地对老婆说，我这都是为了做生意的需要，你他妈的再敢给我对急，当心老子把你休了。他女人想想也是，男人整夜整夜地不回家，领着一大批官员们到夜总会、按摩房去，洗桑拿，跳贴面舞，嫖的小姐不计其数，生意越做越大，自己的私房钱已经积攒了几十万了，让老公把自己休了，太不合算，从此忍气吞声，不敢再过问老公的那些花花事情。 好像开展淘汰赛一样，一批批的女孩退出了竞技场。到了后来，在胡万有的公司里，有两个姑娘的地位比较稳固。这两个女孩，一个来自峨眉山下，叫小霞，一个来自湘江水畔，叫小湘。两个姑娘年轻貌美，风情万种。她们对待胡万有最忠诚，并且性格开放，一个比一个的不去吃醋，深得胡万有的喜爱。胡万有在外边仍然拈花惹草，他老婆和这两个女孩子充耳不闻，相处得如同亲姐妹一样。胡万有是一个降服女人的高手，脂粉堆里的英雄，把这三个女人训练得服服帖帖的，只是留了一手，经济大权自己牢牢地攥着。 胡万有最高明的一手，是对我们县乃至我们唐都市前去南方考察的官员盛情款待，为自己铺设后路。只要是我们老家的地方长官到了花城广州，他总要想方设法请客。身处异乡的官员们，没有工作压力之累，却担负招商引资重任，广交朋友是题中应有之意，有老乡大老板请客，没有不高兴参与的。 在开始时，大家对他并不了解，都是从他朋友那里打听到的。随着时间推移，再到南方去的各级官员们，就直接冲着他而去。尤其是他感到日后有用处的官员，更加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陪这些领导吃喝游玩，一夜花上万把元，眼皮都不眨一下。他陪着这些人，吃了海鲜吃消夜，跳舞唱歌洗桑拿，甚至提供特色服务。临走时，还不忘送上贵重礼品。时间长了，交了一大批连他都记不清面孔的官员朋友。这些人与他称兄道弟，异常亲热，纷纷留下通信联系方式，约他回到家乡，好好地用公款回报他的热情招待。 等他和老婆一道，让两个情人不情人、老婆不老婆的年轻女孩轮流开着大奔驰车，回到县城时，县里的领导像接待贵宾一样高规格地招待他。主要领导多次陪他吃饭，与他有时在公开场合下，有时在密室中谈话，洽谈进行招商引资的合作意向。他并不吹嘘地说，自己与香港的那个著名大亨是朋友关系。说话中间，心里不无得意地想，岂止是朋友，还给人家送了一顶“绿帽子”戴。又吹嘘自己认识多少香港、台湾和广东的大老板。这些人中，手中握有很大的资金规模，急于向内地发展。 胡万有向领导们说这些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好像往我们县引上几个亿的外资，不费吹灰之力。这些不着边际的瞎吹，竟然让领导们信以为真。老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耳听也不是虚的。那个在淮水市建成的大型企业，确实是胡万有奠定的基础，这一铁的事实早已从淮水市传到了唐都市，让领导们不得不相信。 见县里领导们这么热诚，胡万有想，自己总得有所表示。宾馆的经理在他下榻以后，全程为他效劳，他就拿出二十万元，让宾馆装修了一个豪华舞厅，他对宾馆的经理说，对外开放，必须具有硬件设施，“筑巢引凤”，洗头、洗脚、按摩这些项目一个都不能少。这一有力举措，证明了胡万有的实力所在。宾馆经理把这些建议和他的投资意向，报告给了县里的主要领导，主要领导让宾馆经理的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宾馆经理立刻心领神会，当即照办了。县里根据胡万有的建议，为了维护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专门出台了一个《禁止有关部门到宾馆影响客人食宿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通知》。这样一来，县宾馆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小气候，不断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像候鸟一样飞来栖息，宾馆的生意从此更加火爆，确实飞来了许多大客商。群众对此嗤之以鼻，说出去的话很难听：“啥宾馆？妓院！” 不管怎么说，胡万有确实为我们县带来了新风新气。他把自己在广东的见闻，在各种场合下，从理论到实践，绘声绘色地说出了许多内地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东西。连他带回的三个女人，也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不要说那两个小姐一个丰满、一个苗条，长相漂亮，是县城难得一见的尤物，就是他的元配老婆，也打扮得珠光宝气的，虽然掩盖不住小家碧玉的土气神色，也已经让县城最好的婆娘们相形见绌。 人们最热衷于知道的是，这个胡大款，到了晚上怎么和这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睡觉，各种猜测都有。有的说，肯定是轮着来的，一个晚上睡一个；有的说，也不见得，看她们三个出来时，两个年轻点的在左右护卫，一个老一点的在后边拍西服后襟，相处得那么好，肯定夜里在一起滚大铺；有人对这种说法不赞成，说谁能有那么大劲儿，受不了，受不了！有人说，人家胡老板吃了外国进口的壮阳药，一夜收拾一打女人不在话下。反正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可惜没有这个艳福。更有一些人到了宾馆三楼的吧台，悄悄地问值班小姐，他们几个是怎么睡觉的？小姐们很遵守职业道德，脸红红地对问话的人说：“这是人家的个人隐私，我们怎么会知道？”越说不知道，人们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 胡万有在县城里牛皮烘烘，不可一世，是一个大人物，可是，当他把两个女郎留在县城，头一次亲自驾车，和老婆一起回到高楼街时，却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这当然不是近乡情怯，而是过去抹不掉的阴影在作怪。 乡里领导们请他吃饭时，派出所所长也过来了。胡万有一看见穿着警服的，变颜失色，手中的酒杯突然洒了，唯恐这个警察是来抓他的。所长亲自给他敬了酒，一口一个“胡老板”，亲热得如同见了好哥儿们，他才释然。仔细地想一想，县里的领导对自己如同弟兄，乡领导一个个在场恭维，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想到这里，他对自己一闪而过的念头十分羞愧。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同着派出所所长向乡领导表示，愿意捐出三百万元，投资给乡初中建设一栋教学大楼。乡领导立即表示感谢，劝酒的力度更大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甩手就是几百万元，目的是给自己买回失落的形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其实，形象是不能用金钱买回来的。派出所一些干警就十分不服气，抱怨所长说，一个毛贼有了几个臭钱，倒成了一个英雄了，他再敢牛x，我们去把他抓起来！所长怪他们说，不要胡说，胡老板是我们县改革开放的功臣，县乡领导肯定过的。他过去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一定是他干的，都是别人胡啃乱咬的，不能当做犯罪证据。说过这些话，担心干警们仍然有气，背着他敲诈胡万有，特地让档案管理人员把关于胡万有的材料拿来，上面赫然记载着胡万有在家时的种种劣迹。当然，有些已经过了追诉期。所长本来打算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转念一想，怕日后万一用得上时，自己犯下个失职失责的错误，犹豫了再三，狠狠心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 乡初级中学新盖的大楼落成时，胡万有和乡领导们到场剪彩，他发表了鼓舞学子之心的讲话，痛责自己不上进，在学业上一事无成，感动了在场的师生们。事后，有教师不合时宜地建议，是不是也像马寨小学改名为“丙豪小学”那样，也将这栋楼称为“万有教学楼”？校长断然地说，不行，要是起了这个名字，就不好招生了，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当贼培养？这个动议从此再也无人提起。倒是高楼乡的群众十分宽容，看到学校的条件改善了，非常满意，当他们知道了这是胡万有的义举，没有人糟蹋他，还都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第72节 电视机 第72节电视机 电视机进入我们山乡人的生活，要比城市里晚了好几年。与城里人有亲戚的那几户人家，经常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80年代末，凤姑她弟弟刘二娃走亲戚回来，说县城里的人，正在看一个臭长臭长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到了晚上七点多钟，万人空巷，都拥挤在电视机前，与那些外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刘二娃说，他在那里，只看了两集，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只觉得上边的人物扯来扯去，弄得人心里痒痒的，急着看下边的结局。 我们寨子最早有电视机的，是元叔一家，那是在办电后好几年才买回来的。元叔这个人，已经成了有名的医生，仍然改不掉他追求新事物的习惯。他搞过太阳能研究，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发旺哥就嘲笑过他：“山里这么多柴火烧，搞啥太阳能？太阳‘能’了，月亮、星星都是‘信’了？”搞这种东西，在我们山里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元叔就放弃了。有了电以后，人们着实高兴过一阵子。可是，这电很不正常，不用的时候来了，用着的时候又没了，煤油灯照样用得上，家家户户离不了。 当元叔从县城里花了五百六十块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许多人到他家看这个怪物。元叔叫来杜思暖帮助他，按照说明书，在他院子里的大椿树上架天线。这是一根很高的木杆子，上边钉有一横杆，横杆上平行排列了长短不一的铝棒，正中间一个两端弯回的铝环上，引下来一根扁平的绿线，接在电视机的屁股后头。 接好以后，元叔把电视机打开，电视机立刻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不大一会儿，出现了花花搭搭的雪花斑点。元叔让杜思暖继续站在树上，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天线，转过来转过去，电视机仍然没有一点信号，嗡嗡声一直响着，没有一个图像。元叔很泄气，把电视机关掉了。在旁边伸着脖子看的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多看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元叔只得重新打开，让大家对着雪花斑点看了一个时辰，大家才怏怏离去。元叔的堂屋里，从此多了一个摆设，整天用布罩子蒙着。 后来，高楼乡搞了一个差转台，电视机才开始能够收看到中央一套的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很多时候，街上不转播时，大家仍然看不到。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就盼着赶紧来电，当然不是为了在电灯下写作业，而是为了看动画片。 当孙转家有一台大彩电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已经有了十多部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已经播完，我们国家也有一群作家、演员，搞了一个室内剧《渴望》，这十多部电视机，成为我们寨子大多数群众聚散的焦点。到了晚上，十几部黑白电视机前围满了人，跟着刘慧芳的命运转。电视机生产厂家真应该重奖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演职人员，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黑白电视机的大普及。很快，寨子里许多家庭买了电视机，站在寨子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天线。 《渴望》这部电视剧，元叔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是一批北京的文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起瞎编硬凑出来的，硬是凑了四十集。几个带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那么一个北京的小胡同里，纠缠不休。剧中，把所有倒霉事儿都落到了善良的刘慧芳头上，这个女人越苦，大家越同情她。大家最痛恨的是那个王亚茹，是个搅屎棍子。还有那个王沪生一家，都让人在同情刘慧芳的同时，对他们气愤不过。他们的画面一出现，就有人在下边开骂，到了气人处，大家都嫌刘慧芳过于善良、窝囊，看见王亚茹欺负老实人，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 有了电视机以后，没有人再跑那么远看电影了，收音机也没有人稀罕了，破收音机扔得到处都有。大家对电视机非常爱惜，不看的时候，马上用布盖起来。乡亲们听有的人说，日本人把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没有人捡，乡亲们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也舍得扔？ 电视节目给大人们带来了多少变化不得而知，反正国家领导人可以同群众面对面了，尽管堂屋的墙上没有贴一张标准像，大家对历任的领导都认得很清楚。上级领导不再是一个整天一脸慈祥的平面，而是一个会活动的黑白平面。只要几天看不到某位领导，大家就议论，这个人可能已经下台了。上级的政策，没有等逐级传达下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对于影响到切身利益的政策，最为关注，知道得最清楚。 狼叔的那个超生的二儿子刘继省，曾经因为上访挨过打，一次吓怕了，再也没有上访过。但他在骨子里，仍然对干部有气。有一次，村里安排工作，他对支书刘庆河说：“以后别再指手画脚了，要不要你们这些干部都行，我们有了电视机，现在直属中央领导！” 受到电视影响特别大的，应当是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从武打片中，知道了霍元甲、陈真、少林寺武僧等人物，一个个都想长大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杜思宝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不过人家，回到家里，问妈妈要爹爹的大布衫。妈妈问他要布衫干啥，他说，穿上了大布衫，就有劲儿了，能够打败人家了。现在的孩子就不要大人的衣裳穿了，他们会模仿电视剧中的人物，伸着拳头，“哈哈”地朝别人的肚皮上打。更小的孩子，最爱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机警的米老鼠，总是把猫和鸭子捉弄得哭笑不得，于是，特别喜欢老鼠。过去大人吓唬晚上不好好睡觉的孩子说：“别说话了，老鼠出来了！”现在的孩子马上爬起来问：“在哪儿，在哪儿？叫我看看！” 无论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更多的是会背电视里不停地插播的广告词，几个孩子在一起干仗，有人就唱：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 另一拨人唱：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老支书刘庆典的堂兄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后，一直跟他们老两口在一起过。老两口的身体好，很能做活儿，媳妇头胎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老两口当然喜欢，把媳妇当做功臣养了起来。这媳妇很孝顺，只有一条毛病，是一个电视迷。电视节目多起来以后，兰秀娟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家，儿子媳妇都不理解，还是照办了。邻居们都认为这是兰秀娟嫌媳妇太懒，其实不是这样的。其中有一条原因，只有刘庆玺清楚，就是这个媳妇喜欢看缠缠绵绵的港台言情剧，他们老两口喜欢看梨园春，看不到一块儿去。时间长了，兰秀娟成了心病。她又处在更年期，容易烦躁不安，一听到港台剧里嗲声嗲气的对话就来气，所以说啥也不同他们一起过了。 电视机的出现，让栾二哥的戏彻底没有了市场，栾二哥到了深山里，也找不到有人听他的戏，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家里务农。由于不会伺候庄稼，收入上不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村里的小剧团再也组织不起来了，人们的口味越来越高，连省一级的节目都看不起，说他们到底不如中央台的水平高。中央台的那几个当红播音员，把音容笑貌早已送到了千家万户之中。外出的人回来，说一些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过去让人瞧不起，现在却没有人再说他们“撇洋腔”、“圣人蛋”了，大家习以为常。 尽管电视机是黑白的，年轻人还是从中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想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几年，我们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部奔向了南方那片热土。 第73节 打工去 第73节打工去 年轻的一茬人像水葱儿一样长大了。 发旺哥的两个女儿，刘玉芹和刘玉娜，这两朵姊妹花，是我们寨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用沉鱼落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姐姐刘玉芹的肤色较深一些，脸庞长得极其端正，眉眼清秀，非常耐看，身段也长得袅袅婷婷，一副美人坯子，人见人爱。刘玉娜这年十八岁了，长得非常白净，高挑个儿，胖乎乎的，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如果忽闪你几下，准叫你如同喝醉一般，三天三夜睡不了牢稳觉。 自从这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以后，发旺哥的臭嘴巴收敛了不少。有一次，他和几个男人在寨子南岗上不知干什么，忽然看见远处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个打着红色小洋伞的女孩，走路的身姿特别优美。发旺哥忍不住说：“你们看，这个女孩要是让日弄一番，死了变成鬼，也不会叫唤！”别人都笑他说：“发旺，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那么发骚？”发旺哥说：“你们不知道，我看见漂亮女人就想动劲儿。” 等那个女孩走近一看，原来是刘玉芹。一群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发旺哥臊得头没地方扎。刘玉芹知道，肯定又是她爹说不好听话了，狠狠地剜了她爹一眼，自己的俏脸倒先羞红了。打那以后，发旺哥再也不说这个闺女、那个闺女叫狗日了那些话了。有人打趣他：“发旺，再碰到打红洋伞的，你还想日弄不？”发旺哥一定会愠怒地说：“甭胡说，让你妹子打个红洋伞试试。” 发旺哥的嘴赖有嘴赖的好处，他的两个女儿就不像孙乃社的女儿那样封建。两个女孩从小在他的熏陶下，脸皮比同龄的姑娘们要厚一些，对于男女之事要懂得早一些。特别是那个长得最好看的刘玉娜，上到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谈恋爱。到了哪里，都有一大群男孩子宠着她，为她吃醋，为她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刘玉娜对所有的男孩子的脾气摸透了，让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对待她，算不上谈恋爱，只觉得好玩儿。在她的手里，抓了一大把男孩子，稍微有一两个近一点的，她也是谈一个，甩一个，让那些孩子伤心欲绝，可她却像从来没有什么波折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灵。 有人总结出一条规律说，凡是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没有几个姿色特别好的。这话有点伤众，会让女大学生们无地自容的。其实女大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每个女人都有自己动人之处，都有自己动人的时期。拿这个规律套在刘玉娜身上，倒是最贴切不过。她不能够延续学业，就是因为她长得太好了，整天被男孩子们捧瞎了，惯坏了，生活的阳光，灿烂得让她无心读书。刘玉娜的历任教师都这样评价说：“可惜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要是学习好，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老天爷从来不让任何人完美无缺，刘玉娜在小学上了六年，在初中上了五年，一口气上了十一年学，在孙丙豪第二次回乡的头一年下了学。在这十一个年头里，她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到底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只练就了一套降服男人的手段。要是现在去参加选美比赛，我敢保证，形象分一定是最高分，知识分恐怕要差得远。 相比之下，玉娜的姐姐刘玉芹，内向一些，柔中有刚，她妈说她“这闺女心里装事儿”。她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那块料儿，初中毕业后，说啥也不上学了，在家里倒是她妈的好帮手。在妹妹玉娜下学的那一年，玉芹与邻村一个会开汽车的现役军人定了亲。若按发旺哥和老婆常桂的意思，本来是想拜托凤姑的二姑，给她找一个城里人做亲戚，可玉芹说啥也不同意，对她爹妈说：“城里人咋着？下岗失业了捡白菜帮子吃，还不如种地牢靠。”等那个兵哥哥托人来说媒时，刘玉娜给发旺哥他们两口子，说出了她姐姐的秘密。原来这个小伙子，是刘玉芹的同学，两个人有一个秘密通道，早就有书信来往。这个真相被妹妹披露以后，发旺哥两口子相当开通，依了女儿的心愿。 刘玉娜不上学以后，家里时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来信。这些来信的字迹并不相同，显然写这种信的男孩子很多，这要是让老学究孙乃社知道了，一定会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到了谈婚论嫁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必然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对于这些信件，只要被常桂发现了，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不让女儿看到，免得重蹈她姐姐的覆辙。其实，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在刘玉娜玲珑剔透的小心眼里，对爱情的追求，兴奋而朦胧。直觉告诉她，那些学习好的男孩子，前途无量，自己长得再俊，也配不上他们。至于整天围绕她转的那一些小伙子，都没有多大出息。他们给她写的恋爱信，用到的那些热烈的言辞，都是从港台流行歌曲中抄来的歌词。这些歌词她自己就会背不少，有时感动得直想掉泪。可是，经过这些男孩歪歪扭扭地抄下来，就变了味儿，没有一点感人之处。要是知道女儿有这种心思，常桂实在是多此一举。 姐妹俩经常和狼叔的两个小女儿，刘继多和刘继凡在一起玩。狼叔他们那一代人，生孩子完全是身不由己。老婆生下孩子，强忍了一个多月，急辣辣地爬上去，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耕耘，这种子就发芽了。若是生了一个男孩子倒还罢了，生了一个赔钱货，就嫌“多”了，不料想，又生下一个女孩，心里更加烦了，所以索性给两个小女儿起了刘继多和刘继凡的名字。 狼叔的大儿子刘继华在外工作，二儿子刘继省早就和他分了家。他和最小的儿子刘继县在一起过，两个女儿只能跟着他们。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狼叔虽然操着当家的权力，却没有耐心供她们上学。两个女孩相继在小学毕业后，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梦，想让大哥刘继华，给她们找份工作。一个小小的派出所长，没有多大能耐，她们大嫂又是一个只顾娘家，不顾婆家的女人，刘继华好像与家里断了来往，让两个妹妹很失望，不再指望大哥那瓢水添锅。 此外，还有高恩典的小弟弟高恩佑，孙乃社的孙女孙松枝，寨外胡顺昌的儿子胡万春，这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经常在一起扎堆儿，商量如何走出去，到外边闯一闯。 值得一提的是，杜思磊和许翠翠到了南方，找到了许翠翠的表哥。表哥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厂子里，打了两年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每人每月才不过三四百块钱。两个人省吃俭用，渐渐地有了点积蓄，就不愿意继续在厂子里干了，嫌那点工资太少，积累得太慢。他们找了一间门面房，搞了一个“小排档”，挂了一个“河南老乡饭店”的牌子。河南人到那里打工的越来越多，大家吃不惯整天一道色儿的大米饭，都想喝一碗家乡的面条。一见“河南老乡饭店”，纷纷来捧场，尽管喝了以后，都说没有家乡的面条味道好喝，还是觉得亲切。所以，杜思磊两个人的生意做得很好。两年下来，他们手里有了可观的资本。许翠翠给刘继宗写了一封离婚信，刘继宗答应的条件是，要给予经济补偿。许翠翠她爹好没面子地跟这个再不能称为女婿的人，经过反复谈判，出了五万块钱，这婚姻土崩瓦解了。杜思磊写信让他的弟弟杜思孝和妹妹杜小安去了南方，帮助他开饭店，每月开的工资比打工强一些。 这些消息，几个孩子早就知道，让他们心动不已。尤其是当刘玉芹、刘玉娜她们几个听说，刘小芬的女儿沈卓娅被孙丙豪夫妇带走以后，更加坐不住了，她们几个去找元叔请教。元叔对她们想出去打工的念头很赞赏，鼓励她们说，要是当年也允许打工，自己早就出去了。当然，他肯定会带着凤姑。这几个女孩听了这话，好像有了扎实的理论根据，天天对他们的父母吵闹着要到南方去。在这几个女孩坚定信心，要出去打工的时候，元叔的小儿子也要出去打工，被元叔好好地批评了一顿，断了念头才一心扑到学习上。 孙松枝担心爹妈不让她去，先到孙丙豪盖的那个戏楼找了爷爷。孙乃社说：“不要怕你爹妈不同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孙女，我支持你，这种地实在没有多大出息，再干下去，把老本都赔上了。”在孙女的强烈要求下，孙乃社亲自回到家里替孙女说话。他儿子其实愿意让女儿去，多少挣些钱，可以补贴家用。就怕父亲不同意。见自己父亲这么开通，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当年这老头，教育自己的妹妹时，天天念叨“三纲五常”和“烈女传”，天一擦黑儿，就不让妹妹出门儿。现在竟然同意孙女出远门儿，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一想，真是时代变了，这也难怪，父亲记的账本子，是最有说服力的，再封建顽固的老头子也害怕铁的事实。马上对女儿表态说：“去吧，听你爷爷的，到那里好好干！” 县城里有专程去南方的公共汽车，这五个女孩子和两个男孩子的家长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县城，晚上住在离汽车站不远的一所旅店里。一群人在一个两间大套房里，和衣睡觉，唧唧喳喳地说了大半夜。 到天明时，这伙人连豆浆、油条都来不及吃，就赶到了汽车站，让几个年轻人坐上了说是八点钟出发的大巴车。这辆汽车虽然破旧，却是一个双层卧铺车，他们一上去就抢到了上铺，每人一个铺位，非常高兴。谁知道这辆车八点钟出站时，乘务员说，要在县城转一圈儿，多拉一些人，一会儿还要回到车站，却没有让他们下车。家长们要亲眼看着孩子们离开县城，所以，就在车站外边眼巴巴地等着。 这辆汽车在县城里兜了一圈儿又一圈儿，直到小晌午时，才又回到车站。车上已经挤满了人，都是些年轻人，出外打工的一族。在车站，又上了一批人，车厢里塞得满满的，好像排的红薯母，再也没有卧铺可坐了。 终于出发了，家长们脸色都有点凄凄惨惨的，可这五女二男从车窗里伸出的头，看到的都是兴奋灿烂的笑容。 出了车站的一截道路正在维修，强关上门的汽车在颠簸中加快了速度，霎时间卷起了滚滚的黄尘。家长们的泪眼中，只看到一条黄龙，蜿蜿蜒蜒，滚滚向前，驶向了远方。 第74节 地下 第74节地下 下卷城韵 地下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了21世纪。 物理学给时间下的定义是一个有大小、有方向的量。有大小有方向的量按说是矢量，可时间却是一个标量。因为时间的方向是单方向性的，不具备适合叠加原理的条件。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和绝对质量理论相比，有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就是证明了时间、空间和质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高速运动的物体，质量会增加，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缩短，时间会变缓。当然，这种奇妙的变化，只能是在物体接近光速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本感觉不出，意识不到。牛顿力学体系，之所以能够统治物理学界那么多年，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站在“宏观低速惯性系”上思考问题，在这样的系统内，牛顿力学是高级近似，他对于研究对象的“三个绝对”理论，是完全成立的。 尽管这样，爱因斯坦同时证明，时间应当是一个有始无终的物理量。论证这一假说的理论认为，时间的起点可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终点却不可能存在。时间的单方向性，决定了时间只能延缓，不能倒回去。科学幻想小说家们，可以让时光倒流，可以让飞出去的子弹又回到枪膛里去，可以让八十岁的老翁变成牙牙学语的婴儿。这在真正的物理学家们看来，纯粹是无稽之谈，胡扯八道。 学习物理学出身的杜思宝，常常用物理学上的道理来思考人生、社会以及科学发展的问题，结果发现了不少佯谬。比如社会变化与发生这种变化所用的时间，正好与爱因斯坦的精妙结论不同。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各种进展的速度和时间都是慢腾腾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生活的节奏突然加快了，时间也仿佛加快了许多。到了20世纪中叶，人类知识的总和翻了一番，工业社会很快进入到了信息时代。美国人发动的海湾战争，北约发动的攻打南联盟、科索沃战争，以及后来多国部队侵占伊拉克，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以精确制导的武器装备，运用空中优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再说，英国人克隆出了绵羊“多莉”，纳米技术本来在悄悄的实验阶段，就被炒作并出现了多种日用产品。我们国家也不甘落后，把杨利伟、费俊龙和聂海胜分别送上了太空，真正的科学家默默无闻，他们却成了征服太空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科技都是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真正用于和平年代人们生活的可能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是，发展速度快了，所用的时间也加快了。 杜思宝回到马寨为父亲杜凤翔办丧事的时候，这种感触更加深了一层。 从个人角度来说，杜思宝在这些年里，是喜忧参半的。在仕途上，杜思宝走得比较顺利，从一个被定向培养的大学生，到当科员、科长，一步步熬到了处级干部的岗位上。但在20世纪90年代，最疼他爱他的爷爷、奶奶相继永远离开了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最让他痛心的是，两个老人一生都在贫困线上挣扎，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更谈不上享受过现代文明的成果。他们谢世时，连这个“状元”孙子都没有赶上送行。爷爷去世时，他在国外考察；奶奶去世时，他在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那时候，他还没有资格和金钱用手机这种玩意儿，连他们仙逝的消息，也没法捎到他的耳朵里。等他赶回老家时，老人们已经平静地长眠在了一座隆起的土包里，他只能用迟到的泪水祭奠了他们。父母、叔婶倒没有因此而责怪过他。那个私奔过来的婶婶还劝解他说：“我们家小磊这孩子，也没有能够赶回来，他是让我们背了骂名。小宝，你别难过，你是算卦先生说的，能尽忠，能尽孝，临到老了跑不到啊。”这些通情达理的劝慰话，多少给杜思宝起到了减小歉疚和自责的作用。 临近年关的一天下午，杜思宝正和妻子在一起，在超市置办年货时，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杜思宝一看是杜思暖家里的电话号码，心里激灵灵地吓了一跳。这个弟弟不打电话则已，一打电话就不是好事儿。小暖带着哭腔儿说：“哥呀，你赶紧回来吧，咱爹怕是不行了！” 杜思宝明白，“怕是不行了”，就一定是真的不行了。他只和单位的一把手打了个电话，就马上带上车，拉着老婆、女儿，匆匆忙忙地从唐都市出发，回老家奔丧。 唐都市到省会和淮水市这两处，都已经通了高速公路。通往淮水市的高速公路正好走在高楼镇的旁边。可是，这条路在高楼镇却没有出口，必须在县城下高速。杜思宝的小车用了不到二十分钟跑了五十多公里，出了县城高速公路，转到省道上，三十多公里，跑了半个小时，又转到县乡道路上。县乡道路的路面窄，又被一些拉沙大车，把油路面砸得坑坑洼洼的，接着跑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完了十多公里路程。过了高楼街，又转到了土路面上，七八里地颠簸了半个多钟头，到天快要擦黑儿时，才回到了马寨。 悲痛万分的杜思宝回到家里，一院子人和谐宁静，根本没有呼天抢地的吊丧气氛。杜思宝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便和老婆、女儿来到父亲的灵前，跪在地上，捧着父亲的头，无声地抽泣了好久。没有人来劝说他，还是母亲心疼儿子，哭着拉起了儿子说，孩子，别哭了，让你爹好好地走吧。感谢主，他是蒙主的宣召走了。杜思宝心里说，这主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上帝也真是的，为什么不宣召别人，干吗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专门宣召自己的父亲呢？当然，他知道这是信主的母亲安慰自己的话，就起身到院子里，招呼来帮忙的乡亲们。 经过一阵寒暄，小暖把他拉到一旁，对哥哥说：“哥呀，依我看，咱爹死的正是时候，已经腊月二十五了，乡政府里机关干部全部放了假，民政所的人全都回家过年去了，没有人管了，我们正好趁机把咱爹土葬了。” 不管小暖的话逻辑上有什么不对，父亲死了，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让父亲入土为安，才是硬道理。杜思宝含泪同意小暖的这个安排，母亲却担心地说，小暖啊，这样办，也不知对你哥有没有影响？要是扒出了乱子，还不如拉你爹去火葬了。人死如灯灭，咋摆弄，他也不知道了。杜思宝想都没有想，叹口气说，妈，不用考虑那么多，不能再折腾俺爹了，就按小暖说的办吧。 这个时候，县城正在强力推行殡葬改革，民政部门成立了稽查大队，强制实施这项改革措施。可这种改革，与长期人们形成的习惯相违背，老年人都爱惜自己的身体，没有人不害怕死后再到火焰山里走一遭的。自知在人世不久的老人，一听说火葬，就像小孩子害怕毛毛虫一样，吓得心惊肉跳。下辈人遵从老人们的心愿，想方设法把亲人土葬。只有在无奈之下，许多家庭才把死去的亲人送进了火葬场。等烧了以后，总觉得事情并没有结束，回去后再吹吹打打，隆重地把骨灰盒再放在棺材里埋葬。如果有人把亲人偷偷地掩埋了，一经举报，稽查大队就扬言要扒出来重新火化。最终处罚几千块钱，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土葬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大气候，得到彻底根除。 父亲死得并不痛苦，他平时身体强健，从来不得什么伤风感冒一类的疾病，他的血压倒是不低，却从来没有感觉。杜思宝曾经为父亲买了不少降压药，这老头脾气倔，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病，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一次，正在吃饭时，他忽然把饭碗掉在地上，脖颈一歪就咽了气。等家人发现时，赶紧去叫元叔过来，元叔又是掐人中，又是做人工呼吸，一点效果也没有。元叔叹口气说，算了，办后事吧。 等杜思宝对元叔说了要偷偷地土葬父亲这个想法后，元叔很同意小宝和小暖的安排。他说，大不了罚几个钱，从我们寨子到县城的火葬场百十公里，临近年下，太折腾人了，终究还是要埋葬，这样办倒省事儿。 风俗习惯是与社会大气候相适应的。杜思宝慢慢地了解到，我们寨子里的一大部分老人都是这么处理的，大家心照不宣，只当做不知道。不管谁家死了人，灵棚不搭了，响器不用了，亲人不哭了，也不让孝子打着赤脚，披麻戴孝了。当然，邻居们也不慌张着随礼了。大家虽然在死人的气氛笼罩下，强压着心底的悲痛，表情并不肃穆，一个个谈笑风生的若无其事。只有一群年轻力壮的人，上上下下地忙活着，等待到了深夜里，偷偷地抬棺材埋人。 有些风俗还是改变不了。元叔说，你妈还健在，明天是双头日子，不适宜下葬，这样办，明天前半夜起柩，后半夜下葬，正好赶上单头日子，是最合适的。这分“单、双头”日子的说法，就是风俗习惯。杜思宝想想，反正准备工作也需要时间，就依了他们。在大家一派祥和的气氛中，杜思宝心中的悲痛淡化了，让女人们在屋里守灵，自己则和弟弟小暖一道，在院子里，尽心尽力地招待前来吊唁的每一位客人。 第二天，老亲旧眷们来了，杜思宝单位里的领导和好多同志也赶来了，一些老同学、老同志和老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地来了，小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的，沿途的群众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值得来了这么多小汽车。 杜思宝见状心里非常恐慌，唯恐过于招摇，坏了大事儿。看看寨子里的乡亲们对车来车去，人来人往置若罔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就把心放了下来。 寨子里的年轻人，来看热闹的不少。这些人，杜思宝大多数都不认得了，需要经过元叔和小暖介绍，才忽然想起这是谁谁。其中有一个俊俏的小媳妇，抱着一个半大孩子，杜思宝从来没有见过。小暖说，这是刘继县的老婆，那孩子自然就是刘继县的儿子了。杜思宝回忆起来，他当年考学走的时候，刘继县也不过是他老婆怀里的儿子这么大。不禁心里又产生了一番莫名其妙的感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很正确的，时空的变幻，确实具有相对性。在单位里常听大家说，“不到北京不知官小，不到山东不知路好，不到广东不知钱少”，看来，不到家乡不知年老啊！人啊，如果不同时间相隔较远的事物相比较，还有点不知不觉的，发现不了变化。其实，转眼就是百年，简直是太快了。 安葬父亲是顺利的，杜思宝没有料到的是，几个月后，竟然还是有人举报了他。 第75节 天上 第75节天上 杜思宝安葬父亲以后，只剩下两三天就要过春节了，跟着他的司机小宁也要回去忙着过年，杜思宝无法在老家过多的停留。母亲已经将近七十岁了，沉重的打击让老人家郁郁寡欢，祷告时痛哭流涕，不知是求主饶恕罪恶，还是在思念丈夫。 为了安慰她老人家，杜思宝和杜思暖商量，要把母亲接到唐都市去过年，让老人家暂时离开老家一段时间，缓解一下心里的悲痛。小暖说，这样也好，到你那里终归比让妈去几个妹妹家里好看一些。可是妈妈说啥也不同意，她要守在家里，为父亲祈祷，缅怀与父亲相处四十多年的往事。杜思宝让妻子亲自劝解，妈妈就是不吐口。没有办法，杜思宝只得把叔叔杜凤梧和婶子搬来，劝说她老人家。架不住这么多人的反复解劝，妈妈终于答应跟杜思宝一起去唐都市。 妈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儿，一生中只到过西乡赵集一次，去七太爷那一个外孙女家走亲戚。路程太远，她和小暖不可能徒步去，就在高楼街买票，坐上了“洋火匣子”汽车。一去一回的路上，小暖头一次坐汽车，相当新鲜、高兴，可妈妈却晕车晕得要死，她非常后悔，曾经发誓说，再也不坐这号害死人的公共汽车了。打那以后，只要有人一提起汽车，她就会立刻产生条件反射，胃里翻腾不休。这可能也是杜思宝的妈妈，不愿跟杜思宝去唐都市的原因之一。杜思宝每次坐小车回家，他妈就心疼地说：“当干部真的是受罪呀，坐在这汽车里，晕得七死八活的，谁受得了？” 为了防止妈妈晕车，杜思宝的妻子给老太太服了一粒“晕海宁”。停了半个小时，才从家里出发。还特地让老人家坐在前边，女儿也一个劲儿地安慰说：“奶奶，不要紧，只要经常坐车，多锻炼几次，就没有问题了。”他妈妈将信将疑，坐在汽车上，坐椅柔软，感觉比较舒服，摇下了车窗，任冷风吹着。在开始的那一段路程，尘土飞扬，司机心疼车，怕颠簸闪坏减震器，又怕车窗开着，卷进尘土，开得异常缓慢，让杜思宝母亲感到跟坐在牛车上差不多，倒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但她不敢朝外边看，紧紧地拽着车门把手。后来，药劲儿上来了，老人家开始昏昏欲睡。到了快驶入高速公路时，药劲儿似乎过去了。司机大意，碰到紧急情况时，车子猛拐了几个弯，狠踩了几脚刹车，几踅几颠，老太太和杜思宝的女儿一齐晕车起来。杜思宝的妻子忙前忙后，给两个人又是捶背，又是递矿泉水，哭笑不得地说：“看来，我女儿和她奶奶一样，都有晕车的毛病，真是一脉相传，门里出身啊。” 车子开到唐都市杜思宝家的楼前，老太太晕得身子瘫软。杜思宝和妻子二人连架带搀地把老人拖到电梯内。上升的过程中，又是一阵紧张，老人“哇”的一下子吐在了电梯里。 这栋楼共有十七层，原是杜思宝他们单位要集资盖的房子，还没有动工时，正赶上市政府实行房改，不允许单位集资建房，一律由开发商修建成商品房。开发商要的价格比集资房高得多，许多人买不起，后来通过协调，建设银行投资，住户们大多数按照按揭贷款的方式，把房子买了下来。尽管这样，当领导的仍然比其他人具备更多的优势，几个领导住的楼层相对就高一些。 到了十五层，中门就是杜思宝的家。老太太进屋就倒在了床上，晚饭说啥也不吃。一家人知道她要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就伺候老人家喝了一点清水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老人起床后，见孙女在阳台上装模作样地背外语，就走了过去。朝外边一看，天地白茫茫的一片，什么景致也看不到。奶奶说：“小静啊，我原来以为你们住在大城市里，敢情是住在天上啊！”孙女笑着说：“奶奶，你还挺幽默哩！”奶奶说：“瞎说，你奶奶要是没脉了，还不跟你爷爷一块儿去了！”说完，又有一点伤心，吓得孙女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住在天上，并不是天堂。唐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既让市民们感到高兴，也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 这唐都市是一座既古老又新兴的城市，管辖着十多个县（市、区），一千多万人口。在过去的多少年里，称作唐都地区，属于省以下的派出机构，设有地委和行署。撤地设市后，官员们的称谓随之而变化，地委书记变成了市委书记，行署专员变成了市长。地委、行署下辖的小唐都市变成了一个区，另设了两个区，三个区构成了中心城区这一块儿。市里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各种媒体的口气，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过去言必称“全区人民”，现在把小唐都市领导的说法剥夺了，改称为“全市人民”。当年各县的农民们开玩笑说：“撤地设市了，我们一下子变成市民了。”而三个小区的人们反而说：“我们现在由全市人民升格成全区人民了。”这种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的复杂称谓，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奥妙，很有点怪怪的意味儿。 真正最大的变化，是中心城区的规模扩张。撤地设市后，城区的人口逐年膨胀，由原来的三十多万人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多万人。 为了加速发展，城市的框架越拉越大。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已经囊括进了城市范围。其中最热闹的部分，是火车、汽车站和中心城区。这两个地方的热闹程度，完全可以与当年的“热闹东京”相媲美。 中心城区这一块儿，属于老城区，街道狭窄，经常发生交通拥堵。大概人们都喜欢热闹，你这个地方越拥堵，就越有人朝这个地方挤。每一间窄小的铺面都是黄金铺面，房租高得吓人。尽管如此，个体商家们还是很难搞到一间。市中心处，三家大型商场历经变迁，原来的百货大楼，现在都由过去的柜台买卖，变成了让人自由选购的大型超市。其他小一点的门面，有的是各种银行的铺面，有的变成图书超市、眼镜超市、通信超市，等等。再小一点的，是其他相对活跃的生意。你要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林林总总的服务场所，就像一个生物链，相生相克，缺一不可。几百公里以外各县的官员、百姓，凡是能够来唐都市一游的“全市人民”，天天都有一批人朝这里集中，车流和人流，如果不到老城区逛上一逛，就好像没有来过唐都市一样。 其实，交通拥堵最厉害的时候，并不是“全市人民”到来的时刻。真正的高峰时刻，是在上下班的时间。这时，各种车辆以外的小型运输工具，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成为滚滚洪流的主体。这些杂七杂八的车辆拥到了此处，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一片刺耳的刹车声。每当到了这个时候，立交桥下的交通警察们提心吊胆的，面对如蜂如蚁一般的车辆行人，紧张忙碌，连违章的处罚钱都顾不上收。 为了缓解交通状况，市政府曾经在中心处的十字大街，修建了一座人行立交桥。这座立交桥，除了徒步的行人，不得不在上边走一遭儿外，那些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的人，照样在下边的马路上，和汽车并驾齐驱。行人们常常骂这座立交桥能看不顶用，竟然让出力的人爬高上低，不出力的汽车却走平路。说不顶用也不算准确，在立交桥上边的人行道上，经常有一些残疾人跪在那里讨钱，更多的是一些手机套、水果刀、打火机、皮带等小商品买卖。小商贩们在桥面上摊一块雨布，就可以招徕过往行人。这些小买卖，工商部门赶了又赶，小贩们在各自的阵地上同他们打游击战，小商品买卖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清后乱，屡禁不止。 几届市政府的领导都曾经下过最大决心，要把这一处改造了。皆因为拆迁的任务太重，所需要的资金巨大，搞了好多年的规划，不得已一直停留在图纸上。后来，有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采用了经营城市的理念，准备让开发商们开发。开发商们算账后，所得的利润并不可观，远不如在城市周边地区能够大赚，没有人肯拿下这块烫手的热芋头。 老城区以外，新修了好多条纵横宽敞的路。沿路开发，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很快搞了起来。装修了不少豪华的桑拿洗浴中心、恋歌城、休闲茶座，等等，均起了一些洋味儿十足，或者不着边际的名字。有“海滨浴场”、“蒙娜丽莎音乐量贩”、“伊丽莎白休闲按摩中心”，还有单体的“洗头洗脚城”、“温州发廊”、“酒吧”、“氧吧”、“梦巴黎”、“夜来香”及“丰乳肥胸健美馆”，等等。只是这些地方，在白天的人气不旺，商业方面不如老城区兴旺发达。到了夜晚，这些地方才繁华起来，香风迷雾弥漫，路边停满了各种豪华轿车。穿着开衩很高旗袍的漂亮小姐，在霓虹灯下优雅地迎接宾客，让官员、大款们一掷千金地消费。这种繁华场面，能够一直延续到深夜。许多出租小汽车也停在路边揽生意，随时准备接送那些为了方便潇洒，没有带车辆的客人。 越是临近老城区的部分，所有的建筑物接近铺面结构，越没有特色。随着离老城区渐远，规划才跟上去了，留出了不少绿地，矗起了各具风格的高楼大厦，办起了上星级的宾馆酒店。宏伟壮观的气势，庄重典雅的造型，优美动人的环境，能够让人感受到，这样才有一些现代化的气息。 杜思宝的母亲来到这个都市里，有了孙女在身边吵闹，还有不少让老人家感到新奇的东西，郁闷的心情有所缓解。开始时，老人家的手脚没有地方放。三室两厅，没有见到一丝熟悉的东西，光光的墙壁上，只有电门。所有的陈设都是新的，家具和地面上，找不到一点灰尘。几个大窗帘上用的高级面料，让老太太心疼，她对孙女说，这些布，在当年不知要用多少天，才能安出来。这么多布，能够做全家十来口人，穿上几年的新衣服。杜思宝的母亲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孩子，住那么高的屋子，要是背柴火烧，挑水吃，该有多累。原来厨房里有自来水，还有一根黄色的管子，直通到灶台上，一扭开关，火苗子就蹿了上来。灶台下边，也不见有烧锅剩下的柴火灰。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很不习惯，悄悄地问孙女，该怎么用？孙女笑奶奶土老帽儿，站在奶奶身边，帮助奶奶排泄。 到了年三十晚上，母亲不喜欢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早早地回房里休息。杜思宝的妻子、女儿伴着电视画面，不时地发出爆笑。杜思宝也没有心情看节目，来到母亲休息的房间，坐在母亲床前的藤椅上发闷。母亲拍拍枕头，杜思宝立刻会意，像当年的小宝一样，和衣躺在母亲身旁。母亲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杜思宝胡子拉碴的脸，杜思宝两眼立刻涌满了泪水。良久，母亲平静地对他说，小宝，不要难过。你爹他辛苦了一辈子，犁耙了多少地，种了多少茬庄稼，盖了多少房子，没有享过一天福。人都有这一天，他这样痛快地去了，就只当他到地下享福去了。 娘儿俩就这样依偎了好几个钟头，在母亲慈爱的抚慰下，杜思宝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那些山风、乡俗，那些伙伴、乡亲，那些吃食、农具，那些轶闻、趣事，就像过电影一样，连续又频闪而过，久久挥之不去。 这一夜是不可能睡好觉的，不要说母亲和自己的心事重重，就连在楼道里夜半和黎明的两阵鞭炮，就能把你从梦中炸出来。杜思宝的妻子范哲，能够理解丈夫的心情，在黎明时的第二遍鞭炮声中，她对杜思宝说，明天，咱们带母亲去河边玩吧，那里的风景好，兴许能够逗咱妈开心一些。 第76节 橡胶坝 第76节橡胶坝 大年初一这一天，杜思宝一家带着母亲，来到唐白河边的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不少游人。腊月二十七晚上，下的那场雪并不太大，大部分融化了，只有沟沟坎坎的地方，还有一些残雪存在。游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唐白河两岸，让寒风吹得脸蛋通红，兴致勃勃，悠然自得地游玩，心情十分放松。顽皮的孩子们不时地放响炮仗，点缀了节日的气氛。 唐都市游玩的地方不少，其中人文景观有武侯祠、医圣堂、张飞庙等，自然景观当数孤山和唐白河。孤山是在唐都市北部的一座山包，盛产“孤玉”，这种玉石有着独特的物理性能，质地坚硬，做出的工艺品绿中带墨，晶莹剔透，驰名中外。孤山东边的唐白河，是一条沙河。有山有河，据说是唐都市的灵气所在。 唐白河环绕了大半个唐都市，河面异常宽阔，最窄的部分也有五六百米。传说历史上，河水相当大，可以行船，直达汉水。解放以后，在唐白河的上游，离唐都市四十多公里的地方，临近山区的那一处，国家组织民工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库，积蓄了十多亿立方米的水量，满足了下游几个县的农田灌溉。这座水库，截断了水路，唐白河的流水量减少了。平时，河道中心才有水流，夏秋季流量大一些，冬春季流量小一些。流经市区的这一段，造纸厂和居民的生活废水，排放在河流里，环境污染严重，清水变成黑浑水，冒出阵阵刺鼻的臭气。人们很少到河边来，河道周边是蚊虫的天堂。 撤地设市前，一个地委书记比较重视城市建设，下大工夫治理了河水的污染，引入了一种新的建坝方式，选择环绕市区中部的那一段，建筑了一座橡胶坝。这座橡胶坝，积蓄了清亮的河水，形成了一片人工湖泊，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景。后来，历任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按照建设“水城、绿城、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相继建造了四座橡胶坝，蓄水的面积抵得上两三个西湖的面积，水城的特色显现了出来。无山不奇，无水不秀，唐都市有山有水，这与其他北方的中型城市相比，确实是一枝独秀，不仅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而且具有调节城市小气候的作用。 橡胶坝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从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用高分子合成橡胶，以高强度帆布做强力骨架，构成的新型水工建筑物，锚固在基础底板上，形成密封袋。旱季在橡胶坝袋内，充水或气体成坝挡水，雨季泄出坝袋内的水或气，让坝坍塌，不影响河道泄洪。由于橡胶坝有这么优异的性能，特别是构造简单，能够产生又快又好的蓄水效果，很适用于城市周边河流的环境改造。近年来，唐都市下辖的各县市纷纷仿效，都在自己的城区建起了橡胶坝，一泓清水畔，植树种花养草，修建景观设施，给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确实是利国利民之举。 唐白河两岸，确实是唐都市最美丽的地方。四座橡胶坝依次而建，形成的水面一望无际。水面以外的宽阔河道上，市政部门、园林部门栽植了雪松、水杉等多种风景树，修建了不少花坛和雕塑，以及游人行走的路径。穿行在其中，呼吸新鲜的空气，给人以回归大自然的感觉，一扫郁闷的心情。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有一些游船、快艇出租，可以让人驾船在水面泛舟，更助雅兴。另有机帆船通向水面深处的湖心小岛，岛内星星点点的漂亮建筑群落，掩映在碧水绿树之中，风景如画，处在热闹、繁忙、紧张生活中的都市人，偶尔来到这里走上一走，无不感到心旷神怡。 这一切，对于唐都市的居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没有上述特别的感受。只有对于偶尔一见的人，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想象，假定人们整天处在如诗如画的天堂里，也不会感到快慰，长此以往，一定会感到厌倦。好在生活在唐都市里的人，也不是天天能够到唐白河边游玩，所以，并不妨碍大家难得一有的好心情。 杜思宝的母亲在儿子、媳妇和孙女的陪伴下，心情果然好了起来，露出了数日没有见到过的笑容。老人说，这条河，比咱家的南河、北河好多了，你看这水面多么宽，绿绿的颜色，就好像缎子一般。要是养一群鸭子，准能天天下蛋。只可惜人太多了，没有咱们马寨那么安静。孙女对她说，今天的人还不算多，到了夏天，河两岸一到夜晚，到处都是来吃喝游玩的人，河堤内的车辆停满了，两边十几公里的滨河大道上，各种豪华轿车一辆挨着一辆放置。听了这些，让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儿的母亲咋舌不已。 当他们顺着河面转到彩虹桥处时，竟然碰到了孙二孬一家。孙二孬带着马玉花、丈人、丈母和三个孩子，正从对面走来。一看到杜思宝一家，立刻咋咋呼呼地跑了过来。 孙二孬拉着杜思宝母亲的手说：“咦，嫂子也来唐都市过年了，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马玉花也笑逐颜开，拉着杜思宝的妻子问长问短。 在这个地方，突然碰到老乡亲，这种不期而遇，让杜思宝的母亲顿时感到意外的惊喜，连声说：“好兄弟，你们好像是从地上冒出来一样，真叫人高兴！”她一下子忘掉了所有压在心中的悲痛，眉头舒展，和孙二孬一家人拉起了家常话。 孙二孬这家伙挺机灵，他一眼就瞥见了杜思宝胳膊上的黑色“孝”袖章，没有问及杜思宝父亲。人高马大的孙二孬，接近五十岁，肚子早已发福了。当年的俏姑娘马玉花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脸上抹了厚厚的化妆品，拔光的眉毛轮廓上，画着两条细眉，接近眉心处，有两个重重的顿点，整体看来，就好像两条拉长的逗号贴在了额头上。身材也变得不像样子，华丽的服装，裹着水桶一般的体形。与娇小的杜思宝妻子站在一块儿，多了一倍体重。他们与杜思宝都算是儿时的玩伴，小学的同学，按照邻居称呼，有辈分上的差别，在心理上，却又是弟兄姐妹关系。 马玉花他们一行人折转身，和杜思宝一家一起游玩。等一群人熙熙攘攘地边走边亲热地说些家常话的时候，孙二孬扯扯杜思宝，二人落在了后边。 杜思宝开玩笑地说孙二孬：“怎么，大款老板，舍得带着家人放松了？没有开着大奔，带着小姐？” 孙二孬恼怒地说：“你爹什么时候不在的？为啥不给我说一声？” 杜思宝只得把父亲去世的情况，简要地对孙二孬讲了一遍儿。抱歉地对孙二孬说，不是不告诉你，实在是来不及，又因为要土葬，需要保密，所以对谁也没有说。 孙二孬仍然气哼哼地说：“咱们是啥关系？对谁也不说，也得对我说说！” 说罢，拉开随身携带的高级皮包，顺手拿出一沓子的人民币，数也不数，就要往杜思宝衣袋里塞。杜思宝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孙二孬更加恼怒，说这是瞧不起他。杜思宝解释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接受你的礼金。孙二孬说，你不接，就是辱骂我，接受了，我心里才会好受一些。杜思宝说，好，好，我接受，但你给我的太多，没有这个必要。孙二孬说，老子每天送出去的钱多了，给你爹的这点表示，简直拿不出手。杜思宝想，当大款就是不一样，如此慷慨，竟然还说拿不出手，可见“财大气粗”这个成语创造得准确。 接下来，孙二孬果然气色缓和了，与杜思宝扯了不少经营上的事情。杜思宝压低声音问孙二孬，你那个小蜜怎么办了？孙二孬少见地赧然一笑说，咋办？给她一把钱让她回家过年呗。日他妈，好几天不见了，怪想得慌。过罢年来了，咱还用她，不来了再换一个！ 孙二孬这些花花事情向来不背杜思宝。这几年，他公司里的女秘书，远比市里领导们更新得迅速，不停地改选换届。极个别优秀的，如果突然不在公司里露面了，往往是孙二孬另辟金屋，把人家养了起来。马玉花天天泡在牌桌上，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两口子表面上一直相安无事。 中午分手后，杜思宝母亲仍然像出来时那样，说啥也不坐电梯，杜思宝只得陪着母亲爬十五层高楼。上一层歇一歇，回到家里，妻子已经把饭菜弄好了。从这一天起，母亲再也没有下楼。等孙女要上学，杜思宝两口子要上班时，老人家说啥也不在这里待了，一定要回马寨。她说在家里习惯了，再住下去，肯定会生病。杜思宝拗不过母亲，只得给弟弟妹妹们分别通了电话，让他们伺候好母亲，有事情及时告诉他。临行时，杜思宝妻子给他母亲服了加倍剂量的晕车药，杜思宝偷偷地把孙二孬给的钱全部塞给了妈妈。 第77节 汉子 第77节汉子 近年来，杜思宝与孙二孬一直联系得比较密切，隔上几天就会见一次面。有时没有时间见面，两个人也要打手机，扯上一阵子。杜思宝作为一个机关干部，手中的权力并不大，他与孙二孬的交往，没有“傍大款”的意思。反过来，孙二孬也确实没有少接济他。当然，很少是金钱上的来往，主要是一些实用的物品。孙二孬来看杜思宝一家的时候，总是不空手，有时是送一台电热水器，有时是送一个微波炉，连杜思宝用的第一部手机，也是孙二孬送给的。 杜思宝买的这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商品房，以按揭贷款的方式付款。孙二孬说，这处房产，我没有把开发权争到手。要是我盖的，“老”问你要钱。我说小宝，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啰唆，办什么分期付款？你的资金不够，我给你出！说毕，立即要给杜思宝划一笔钱，让他给开发商一次结清，被杜思宝坚决地拒绝了。杜思宝说，谁弄几个钱都不容易，我凭什么要你的钱！孙二孬说，就凭你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还不够？杜思宝说，我主要是想给自己一点压力，不然花钱太厉害。再说，住自己掏钱的房子心里坦然。孙二孬见说不服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由他来装修，杜思宝只得答应了。 当杜思宝的房子位置确定后，孙二孬给这处房产的开发商和施工队打了招呼，不让人家粉墙、安门窗和铺地板砖，全部留成荒茬子。开发商说，这样办不行，会影响我的工程验收。孙二孬说，怕个，你就说，就这么一户，这是房主的意思。都是同行，开发商只得答应了他这个近乎荒唐的要求。 房子一交工，孙二孬立即派来了一支施工队伍，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其间，孙二孬只是给了杜思宝夫妇一张效果图，让他们认可，其他一切都不让杜思宝夫妇插手。一个多月后，孙二孬派出工人、车辆给杜思宝搬家时，室内的一切家用电器、厨房设备全部更新换代。杜思宝的妻子非常高兴，原有的家具淘汰下来了，让她娘家兄弟拉走了。杜思宝说：“二孬，你这样办，叫我说你什么才好？”孙二孬说：“什么也别说，我哪一天下了大狱，小蜜们指望不得，马玉花也指望不得，还得让你去看我，给我送烧饼吃哩。”杜思宝说：“行，到时候，我给你多夹一点卤肉！” 令杜思宝感动的，不仅是他经常在经济上的接济，在其他方面他也神通广大，帮了杜思宝不少忙。如杜思宝偷偷地埋葬父亲这件事儿，就是孙二孬给摆平的。 在杜思宝父亲死后的那一年四月份，他在上班时间，收到了一封来自我们县民政局的公函。杜思宝在这几年中，没有少收到家乡县里来的公函，往往是捐款方面的邀请。有各级母校的，村里的，乡里的，也不知怎么让他们记起来了自己，好像是漫天撒网，把他罩了进来。这些信件的行文客气，语言恳切，请求他为家乡人民做出一点贡献，可以赢得美名和尊敬。杜思宝被这些信件搞得不胜其烦，不打算拆开它。但他转念一想，能让乡亲们记起来，说明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人物，掏钱难买尊重。让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自己与民政局从来没有什么来往，怎么还有人朝他头上集资？打开一看，头立刻有一股血向上涌。 信纸共有两张，一张是打印好的公函，编号为0189号。在“尊敬的”和“领导”中间，填写了一个“杜”字，内容是，“经群众举报，您在x月x日土葬了您的亲属，违反了县人大通过的《关于移风易俗在全县范围内严格实行火葬的规定》，请您务必于x月x日来我处接受处理。否则，我们将情况汇总上报，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语气中强硬而不失尊重，署名是“县殡葬改革稽查大队”，附有联系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的电话号码。 另一张是群众举报信的复印件，字迹歪歪扭扭的，内容如下： 举报信 我们强烈举报马寨在唐都市的大官杜四保，在x月x日土脏（葬）了他的父亲。我们的亲人不接受火脏（葬）要罚款，当了大官就可以消摇（逍遥）法外。我们咽不下这一口气，要求上级作出严肃处理。 中共马寨村村民 x年x月x日 这是一张复印件，稽查大队在下边注明：“我队留有此件的原件”。 杜思宝看后，又胆怯，又生气。说什么接受处理，无非就是罚钱。自己埋葬父亲时，马寨村表现出了一派安静和祥和。谁知这只是表面现象，风平浪静的背后，有着波涛汹涌。对同一件事，如果处理得不公平时，当然会有人着急，但自己老家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并没有大官和草民的区别。从编号顺序看来，在外工作的人，出现此类问题的并不少。自己算不得树大招风，竟然让人算计，朝他的背后捅刀子，可见人心险恶。如果不回去接受处罚，看来不是闹着玩儿的，真的让他们捅了上去，虽不至于受到多大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正在杜思宝纳闷的时候，孙二孬来找他。看到杜思宝脸色不好，孙二孬问，小宝，有啥不顺心的事儿？杜思宝就把那些东西从抽屉里拿出来扔给了他。 孙二孬皱着眉头看了一遍，气愤地说：“这八成是刘继先的祸害。他自己心中不平，胡啃乱咬。县里只是为了罚钱，罚到钱也没有他小子一分，你说他这么做，到底图个啥？你们这些当官的，最怕有人反映问题，见到这种信，肯定乖乖地交钱，悄悄地把事办了。这要是我们，才不理这一套！小宝，咱光棍不出眼子钱，我给你办。” 说完，扒拉出一个电话号码本，给我们县的民政局局长打电话。很容易就接通了，他们两个人称兄道弟地打了一阵哈哈后，局长问他，贵哥轻易不打电话，有何事情要办？孙二孬就把杜思宝的遭遇给局长说了。局长说，我这手下的人，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并不是专门对杜局长的。请你转告杜局长，叫他放心，没有问题，不用再找任何人了，只当没有这回事儿。 后来，孙二孬对杜思宝说，这个局长够弟兄。他把那个稽查队长叫去，对队长说，杜思宝是市里管的干部，咱管不了。队长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局长的铁关系，这事情从此就不再有人提起了。 孙二孬的大名孙丙贵，在马寨从来没有叫响过。可他在唐都市的建筑界，已经很有名气，官称“贵哥”，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孙丙贵的大名。他的小名，在唐都市，只有杜思宝等几个圈内人叫。唐都市的汽车配件市场、“在水一方”住宅小区等十几处房地产开发项目，都是他开发的，事业越做越大。 孙二孬在县城起步的时候，确实蹲过一阵子监狱。说监狱也不准确，就是市检察院曾经“下过他的米”，把他投放在看守所里，让他喝过一段儿稀饭。 检察院这个部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司法制度健全了，才发挥出日益强大的作用的。在他们低迷的那些年里，人们不晓得有检察院的存在。有一个笑话说，一个育龄妇女孕检，径直进了检察院，说是找医生，看一看自己的胎位正不正。这个笑话，让在检察院工作的检察官们，好没面子。等检察院的反贪部门成立后，孙二孬成了最早领略检察院厉害的人。 那时候，孙二孬带领的建筑工程队，刚刚在我们县站稳了脚跟。他用孙丙豪给的钱，把妹妹孙丫丫的房子、工作安排好以后，自己开金矿发了一笔财，举家搬进了县城。人是不能闲着的，有了钱也要有活干，这人生才有意义。孙二孬通过长时间观察，看准了建筑业挺有市场，就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一支建筑队，到处找米下锅揽活干。他的性格豪爽奔放，出手慷慨大方，再加上三斤不倒的酒量，善于交际应酬，做活认真细致，让他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终于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建筑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老板。正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反贪工作加大了力度。唐都市各个县（市、区）的检察院做的第一批反贪活儿，就是从建筑工程上的腐败现象开刀。 就在他的公司挂牌的那天，他请来了县城各个职能部门的头头们捧场，在县宾馆安排了十几桌酒席。检察院里也来了两个同志，他没有在意，只当做客人招呼。这两个同志冷静得很，看着他做完了一切，把客人安排入席，挨着桌子敬了一巡酒。大碟子碰酒下来，他的脑袋稍微有点发晕。检察院的同志把他叫出来，客气地对他说：“贵哥，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问您一下。”孙二孬一愣，就想借酒劲儿发火，忍了忍没有发出来，乖乖地跟着他俩走了。 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我这里确实没有说瞎话，他开始被接到另外一个县的小宾馆里，被几个检察官们轮流看守，七天七夜不让他眨眼，不停地问话，甚至被他激怒，惹得几个检察官还拳打脚踢，痛快地揍过他几顿。他这个人嘴死得很，什么也不供认。这几个县里的检察官见他是“茅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把他移交到了市检察院审查。审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供出给那些有权的单位领导行贿的事实。他心里想，为人要讲义气，我送了礼，人家也没有亏待我，干吗要反咬人家一口？咬了人家不打紧，我出去以后，还怎么混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反正大不了是一个死，这时候就是死了，也比父亲为了一块牛肉割牛舌头，被吊死在椿树上强多了。 有了这个念头，孙二孬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检察院官员们不让睡觉，用大电灯泡子烤，就是不说自己给人行过贿。逼急了，他用脑袋往墙上撞。审问他的人，想方设法折磨他的神经，连吃饭也刁难他，只给他干食品吃，不给他水喝。把他渴急了，他就在卫生间用手接自己的尿喝，甚至抢了痰盂，捧着喝了里面的脏水。各种煎熬受尽了，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他就是什么口供也不说。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建筑工头们就比较熊包，把以前行贿的情况全部倒了出来。全市上上下下，迅速“双规”了一批城建局的主要领导和有关的人员，在建筑行业引起了地震都不能够产生的重大效应。只有孙二孬到底没有说出任何案情，检察院的领导非常恼火，说他极其不老实。为了怕他出来串供，把他关押进看守所，关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把他放了。 出狱的当天，他给杜思宝打了一个电话，杜思宝立即从唐都市专程赶回到县城看他。在前去的路上，杜思宝以为他一定会狼狈不堪。谁知瘦了一圈儿的孙二孬，精神状态十分良好。二人见了面，孙二孬异常兴奋，他对杜思宝说：“大难不死，我今后算在建筑行业立住脚了，你放心，谁都愿意同我打交道。” 孙二孬果然料事如神，晚上就有人请他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城建、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的领导，还有那些让他干过工程的单位，纷纷不顾影响，轮番拉他出去吃喝。受到他保护的人，像对待英雄一样对待他。与他没有关联的人，也对他十分敬重。那时候，还不时兴招标承包，他到哪里联系业务，哪里就会满足他。有两个即将倒台的建筑公司，也被他兼并了，孙二孬的事业迅速壮大起来。 最出乎意料的是，县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也出面请了他，半是表示歉意，半是表示敬意。那两个请他出去说情况的年轻检察官也到了场，大家谁也不说案情，心照不宣地在一起吃喝。席间，喝高以后，两个小伙子给他敬酒时，才说了句对不起的话。孙二孬赶紧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你们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嘛。这一次，不打不成交，我确实交了不少检察院的朋友。接着，顺嘴说出了市院的曾处长、小高等人，说他们人好，对他的帮助教育太大了。实话说，这些人都折磨过他，他却当成了朋友，丝毫没有芥蒂，这更加叫人越发敬重他的为人，“贵哥贵哥”喊得非常亲热，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一笔勾销了。 在县里干了几年以后，孙二孬觉得发展的前景不大。于是，挥师北上，把总部迁到了唐都市。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正赶上了加速发展的机遇。由于他善于用人，精于办事，机智灵活，与市里的几个领导打得火热，他的公司迅速膨胀，规模和实力足以和国有的大型建筑企业抗衡。到杜思宝父亲去世这一年，他的公司已经相当规范，成为唐都市大型民营企业之一。 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奇。人们对于他经营的手段，有许多猜测，却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第78节 手机 第78节手机 当人们对孙二孬的横空出世，各种版本的传闻，流传甚广的时候，只有孙二孬甘苦自知，他最清楚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经营的秘诀之一，就是别把钱看成是钱。你要是认为他赚了一百块钱，他实际上只不过赚了三十块钱。当然，那七十块钱并没有白花，为他赢得了比赚到七十元钱更大的经营空间。 我们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私下里说孙二孬是个“野种”。他妈妈胡荣花尚且搞不明白的事情，别人当然也说不清楚，孙二孬到底是不是真的姓孙。但从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营的手段暗合了《孙子兵法》这一点来看，他姓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他的dna密码里，好像有着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孙子的遗传基因。 按我这个混蛋逻辑，全世界会打仗、善经营的人，都应当姓孙。回顾历史，在二战中，能征善战的巴顿将军，应该叫“孙巴顿”；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当今世界上，首富比尔·盖茨，应该叫“孙比尔·盖茨”。这种推理，当然是在开国际玩笑。 其实，真正姓孙的人，除了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民国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现在的大款孙二孬以外，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写了兵书，总结出战争规律，提供了“三十六计”的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他的遗传基因，在众多姓孙的后代身上，并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而在孙二孬的骨子里，这种基因的能量，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比如，他懂得“将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在关键的时刻，找关键的人物，运用特殊的公关手段，为自己铺平道路。这些公关手段，从送烟酒开始，发展到送衣物家电，送钞票首饰，送金卡债券，送保健营养，送美女伟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够运用的手段，孙二孬全部调动出来，随风潜入各个角落，“润物细无声”，不管有多大开销，只要能够炸平前进的道路，孙二孬的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农民，在都市里闯天下，若没有这种本领，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 送礼是有很深学问的，你要是不舍得、不敢于、不善于送，你将一事无成。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只有从收礼者的需要出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你想请客，大家都吃腻了，谁稀罕你那一桌酒席？你送礼，小磨油都放馊了，还要落下不清正廉洁的议论，谁稀罕你大包小包？孙二孬就深得其中奥秘，“送礼不送脑白金”，什么时髦送什么。当手机开始兴起的时候，孙二孬送出去的手机，不下数百部。在这之前，他还送过传呼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了不少手中掌管项目和执法执纪的人。 在我们这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地流行一种叫做“bp”机的通信工具。电讯部门首先建立了传呼台站，“126”是人工寻呼，“127”是自动传呼。腰里有一个这种“摩托罗拉”寻呼机的人，一时间，风光无限。只要“bb”地响或者振动起来，就一定是有人在寻呼你。简陋的数字机只能显示号码，中文显示的机器还能留言，可以出现“亲爱的，我想你”字样。在接收寻呼的表达上，也不知是港台味儿，也不知是译音，呼你不叫“呼你”，有的说是“扩机”，有的说是“扣机”，有的说是“拷你”，反正谁说得嗲声嗲气的，谁的“bp”机不停地有动静，谁就是资深的用户。 在高新技术的应用领域，领导们当然是率先垂范的。两千多块钱一部寻呼机的时候，他们的腰里，最早别上了这种玩意儿。他们一旦接到了寻呼，可以随意用一部固定电话立即回话，下达指令，回复情话，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呼机的好景不长。人们眼热这种通讯工具的时候，并没有像当年孙二孬骂放电影的老齐那样，恶毒地说“买一台传呼机让老婆带，好日那些有这种洋玩意儿的人”，而是传说了各种不好听的戏谑。有的说：“这是电子拴狗绳儿。”有的说：“这种东西美国佬是给奶牛戴的，挂在奶牛的脖子上，到了一定时间，农场主发出召唤，正在牧场上吃草的奶牛，听到bb的响声，就知道该回去挤奶了。”有的编成了顺口溜儿：“腰里别个‘bp’机，不是妓女是司机。” 也真的是这样，领导们很快就用手机把传呼机淘汰掉了。只剩下司机们为了方便工作，佩带这种传呼机的时间较长一些。“bp”机价格一降再降，从两千元下降到一千多元，再下降到不足四位数。直到后来，无线寻呼台为了开展业务，寻米下锅，干脆把“bp”机白白地送给用户。 降到五六百元一台时，好多人还用不起，杜思宝单位里的通信员小宋，节衣缩食买了一个，却没有人“扣”他。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有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用机关里的几台座机，拨出腰里“bp”机的传呼号，自己寻呼自己。在众人面前，借助传呼机“bb”的响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岗位的重要和女朋友的爱恋。 你说这世界变化快不快？传呼机由盛到衰，前后不过几年的光景。现在连捡破烂的、扫大街的都用上了小灵通、手机以后，使用传呼机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上小学的孩子们，恐怕根本不知道，几年前，社会上还有“bp”机这种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 手机最早出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大款们神气活现地提一部砖头大小的无线电话，叫做“大哥大”，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收打完电话后，“啪”地摆在桌子上，那种“牛b傲人”气势，足以让官员们汗颜。 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大哥大”的体积明显变小了，成为“一把攥”。这种模拟信号的机器，号码用了七位数字：“900xxxx”。一部手机开始要两万多块钱，如同不锈钢茶杯一样，仍然是领导们率先使用的。这种最早的“摩托罗拉”手机，黑不溜秋的，铃音只有三四种，翻盖接听。那时候，杜思宝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局长们还没有手机。孙二孬送给他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他吓得藏起来，许久才敢偷偷地用一两次。 没有两年，上级根治耳朵上的腐败，各级纪检部门收缴了一大堆这种破玩意儿。缴了以后，大家理直气壮地换上了新一代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牌子，用数字信号传输的手机，号码也升到十位数：“139xxxxxxx”，用手机的队伍日益庞大，号码又在139后边加上一位，变成了十一位。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到现在，除了前边的那个“1”是根据国际编码不能变更以外，其他的数码变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与百姓们有所区别的是，有职有权的人可以用特殊的吉利号码。手机除了打电话以外，还具备了发送短信、上网等功能。最普及的当数发短信，不仅为了时髦，还能够节省话费。千万不要责怪现在的人，理想和信念淡化了，一切向钱看，因为说话也是要收费的。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生活，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2004年的时候，作家刘震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手机》，冯小刚把它改编成了电影，一下子演火了。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说，“做人要厚道”，可这部电影本身就最不厚道，揭露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当各种媒体对这部影片炒作得沸沸扬扬，名人们还为此打了不少口头或者文字官司的时候，我们这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津津有味地看了这部正邪不分的影片。看过一遍之后，大家反而缄口不语。在机关里，在酒桌上，没有多少人热烈地议论它，因为它太揭人的痂疤了。 杜思宝就是因为这部手机，差点受害。他是众多思想发叉的男人中，受到冲击的人之一。 第79节 女人 第79节女人 杜思宝的感情危机，起源于两个儿时在一起长大的女同乡，爆发于手机出现以后，暴露于手机上的短信。 孙丫丫和刘继苹虽然在同一个医院工作，二人的来往并不多。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当年刘继苹的父亲刘庆典，为了一条牛舌头，吊死了孙丫丫的父亲孙满仓。那件事情在孙丫丫幼小的心灵里很淡薄，甚至不记得她和妈妈、哥哥曾经在父亲的坟前埋牛肉的悲壮情形。具有硬汉性格的孙二孬，有着“君子记恩不记仇”的美德，把这一幕埋得比那块牛肉还深一些，从来没有向妹妹提起过。她俩不过多来往，主要是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大，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岗位不同。所以，两个女人的乡情，如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她俩偶尔聚到一块儿，也很少扯起过马寨的往事。在单位里，大家很注重老乡关系，却很少有人知道她们两个人，曾经在一个生产大队里长大。 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工农兵学员刘继苹在外二科当上了护士长。她的丈夫在市政府上班，曾经伴着她回到马寨，办过声势浩大的婚庆宴席，让刘继苹扎扎实实地风光过一次。虽然人们常说，在大机关进步快，可这个男人文凭不高，水平不高，比较老实，到现在只混了个不当家的科长。到了这把年纪，没有了优势，恐怕这一辈子连个“副处”也难以混上，却整天陪客吃请，混了不少酒肉朋友，喝得醉醺醺的，越来越成不了大气候。风骚的刘继苹，总是嫌自己的丈夫窝囊，常常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年轻时穿着女式军上衣、束着军人的扣带，英姿飒爽的她，已经是半老徐娘，用浓妆艳抹也遮盖不了岁月的沧桑。自己那点可怜的骚情，在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中发挥不出去，只有经常缅怀年轻时的往事。 比刘继苹小了八岁的孙丫丫，在内一科当医生，已经晋升为主治医师。丫丫是个秀外慧中的女人，学识和风度，可以从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现出来。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孙丫丫，婚姻却很不幸。 孙丫丫嫁人以后，一直没有生育。男人着急，她也着急，孙丫丫的婆婆当然也着急。就连她哥孙二孬都着了急，让她嫂子马玉花敦促过她。孙丫丫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完成自己当一辈子女人的光荣使命。两口子遵循医学的规律，经过无数次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这一切，远不如当年丝毫不懂科学道理的狼叔，人家匆匆地爬上去，草草地完事，种子就能发芽、结果，弄得又“凡”又“多”。丈夫抱怨她说，都怪你从来没有激情！孙丫丫说，我是个正常的女人，这与有无激情是两码事儿。丈夫说，责任界限应当划清。孙丫丫在医院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做一些例行的检查，不是一件难事儿。检查的结果，两个人都没有毛病。男女能够交合，他们自己制造的原生态物质，却不愿意交合，xy染色体就总是配不够46对。 丫丫的丈夫原来在市委一个重要的部门上班，现在当上了副县长。这个人喜欢从政，风流倜傥。他和孙丫丫两个人也不是没有爱过，当然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渐渐地孙丫丫发现他有不少毛病。最初，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黄色录像带，用日本产、具有穿梭遥控功能的jvc录像机播放，拉着孙丫丫一道看，说是要调动孙丫丫的激情。孙丫丫看到上面不堪入目的画面，感到恶心，不理他，让他自我欣赏。后来，vcd机问世，他花了两千五百元买了一台，不知搞了多少黄色碟片，一个晚上能够看好几片。当dvd格式的播放机出现后，一张碟片的压缩量更大，画面更加清晰，他看得更加津津有味。有了多媒体电脑pc机以后，录像机、vcd机、dvd机束之高阁，他就用电脑放录像，整夜看。还喜欢搜集和存储日本美女、西洋美女的裸体照片。连接上inte后，他又在网上搜索淫秽黄色的内容，好像上了瘾，下班以后，如饥似渴地沉迷其中。孙丫丫透过这些，知道丈夫必定是个喜欢拈花惹草之徒，碍于知识女性的矜持，对外又要维护形象，实在奈何不了他，心里逐渐产生了隔膜。 在丈夫即将到县里赴任的时候，二人平静地分手。拿到绿色的婚姻破裂凭证后，男人如释重负。到了县里，闪电般地和一个早已热恋的女友结了婚。这个男人很守信用，根据与孙丫丫的君子协定，不事张扬，采用的是公款旅游结婚方式。孙丫丫本来以为自己会大哭一场，谁知也有一种解脱感，在自己显得空旷的大房子里，过得自由自在，丰满了一些，由林黛玉变成了薛宝钗。 孙丫丫的离异，单位里没有人知道。有许多人恭维她，孙医生成了县长太太，孙丫丫也不做解释。就连最疼爱自己的哥哥，她也不说。在商场和情场上拼杀的孙二孬，竟然在以后的几年中，粗心大意，毫不知情。 就是这两个女人，给杜思宝带来了感情危机。 杜思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科委上班。单身贵族总是面临婚姻的挑战，事业再重要，没有女人怎么行？杜思宝阅历了不少女孩，没有一个中意的。后来，经单位里一个热心肠的老大姐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范哲。 当他俩第一次回到马寨时，杜思宝的爷爷奶奶乐得合不拢嘴儿。他爷爷肚子里那点可怜的知识，一下子就见了底儿。爷爷私下对杜思宝说：“小宝啊，这女人的姓好，她姓范，咱姓杜，有了她，你以后不愁没饭吃了。”他们顺路去县城看了孙二孬，孙二孬也同着范哲，擂了杜思宝一拳，开玩笑说，我看你们这些在衙门里干活儿的小干部，一到晚上，到处找“饭辙儿”，可怜巴巴的。你不用找，娶了这个美人，天天有饭辙儿了。 范哲的父亲是个老革命，河北籍的南下干部，时任工业局副局长。范哲是他们最小的女儿，长相并不出众，照样是掌上明珠。中专毕业后，被他安排在下属的技工学校工作。由于她的文凭偏低，干不了教师，就在行管后勤科室转来转去打杂。现在职业技术学校不景气了，学校领导整天为招生发愁，给同志们分配招生任务，强压硬逼，让同志们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校领导与市里的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合同，用人家的文凭招徕生源，作用也不太大。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这所学校的领导与教职员工们，每天做的功课，只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相对悠闲自在。 也许缘分就是天注定的，杜思宝站在万花丛中的时候，没有挑到一朵牡丹、玉兰，或者是带刺的玫瑰，却挑了个不怎么起眼的范哲。他当时的感觉，也许是出于自卑，找一个这样的老婆保险系数高，况且他总感到，在范哲的身上，有一种过日子的女人味儿。 范哲黏黏糊糊地迷上杜思宝以后，以为终身有靠，两个人热恋了好久。结婚后，满腹经纶的杜思宝，农家出身的土气暴露出来。娇生惯养的范哲悄悄地抱怨过杜思宝不修边幅，吃饭声音太响，皮鞋脏兮兮的不知道用卫生纸揩抹，烟瘾也太大，吐痰总是不知道拣地方。这些抱怨，没有一次不激怒杜思宝，说一次，两个人就生分一次。但杜思宝与范哲的娘家人相处很好，尤其是与岳父最合得来，翁婿对弈的时候，粗声粗气的岳父责骂岳母管得宽。这一点，让杜思宝觉得非常开心。他对范哲说，我与你爸是同路人，你与你妈才是一丘之貉。 杜思宝没有在岳父那里捞到半点好处，却因为他这个宝贝女儿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性，受了不少窝囊气。范哲的父亲下台以后，范哲的性子大有收敛。特别是范哲生下女儿以后，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穷讲究了，二人磨合成了一对模范夫妻。随着杜思宝仕途的不断攀升，范哲更加感到宽慰。况且，这几年中，由于杜思宝的影响，从刘庆立校长学校里，年年都培养出了不成器的学生，混到初中毕业后，还能够冲着杜思宝，到范哲的技工学校上学，为范哲完成了不少招生任务。杜思宝回到老家，父母让他们带回很多土特产，这一切范哲的娘家办不到，农村出身的好处日益显现出来。 平静的日子下面，往往潜伏有深深的危机，范哲没有料到，进入信息时代，手机这种怪物，让她的生活卷起了波澜。 第80节 攻势 第80节攻势 杜思宝分配到科委干了一年多，刘继苹才知道了杜思宝的下落。那时候，她已经和市政府的那个倒霉蛋儿订了婚。 怀着一线希望，她找到杜思宝。同事们看到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来找杜干事，纷纷找理由离开办公室，给他们留下了空间和时间。 刘继苹一脸幽怨，一双大眼忽闪忽闪地瞟着杜思宝，埋怨他不够意思，参加了工作，在同一个市内上班，也不告诉她一声。 杜思宝说：“实在不好意思，我没病没灾的，从来不去医院，所以就没有跟你联系。” 刘继苹说：“小宝哥，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玩，多么开心啊。你那时又聪明，又顽皮，是个捣蛋鬼儿。你们几个男孩子在黄豆地里烧毛豆吃，把一堆黄豆点着了，烧焦后，脱下小布衫扇净，摘最好的吃。吃得差不多了，你尿在上边，然后喊我们小妮们去拣着吃。你这个人真逗，真坏！” 杜思宝脸一红，显然记起了少年时的趣事儿，连忙说：“亏你还记得这些往事，我是不记得了。我怎么会尿在上边？你不要污蔑我！” 刘继苹粲然一笑，露出一排动人的小虎牙，娇羞地说：“咋是污蔑你？谁都怕说自己小时候的丑事儿。”话题一转问：“小宝哥，你上大学后，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杜思宝支吾着说：“我怎么没有收到你的信？也许是你根本没有写过。” 刘继苹白了他一眼，幽幽地说：“你不要抵赖，你肯定收到了。在你的心里，本来就没有我这个妹妹的位置。”说罢，低下头去，眼圈都有点发红。 一旦和一个妙龄女孩子谈起“心”这个字眼，杜思宝心里就开始发毛。说实话，他知道刘继苹漂亮可人，可她小时候因为父亲是支部书记，比杜思宝等一群男女孩子高了一等，他们很少在一起玩。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与这个妙龄女郎结合，只觉得应当敬而远之。尤其是这一天刘继苹这一身亮丽无比的打扮，更让杜思宝惭愧，相比之下，自己连一套合适的西装都没有，有点寒酸，很不般配。他并不知道，刘继苹这么精心地装扮自己，完全为了讨得他的欢心，两个人的思路完全弄拧了。杜思宝当然知道她的来意，虽然不是兴师问罪，却也是有心插柳。心里想，就这一号花瓶，自己怎么能够养得起？反倒生出一股厌倦来，很希望同事们赶快进来，免得刘继苹有过分的表示。 刘继苹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来叙旧。说了两个钟头的闲话，临走的时候，要给杜思宝留下一沓钱，说是你刚参加工作，工资低，钱不够花，补贴你一下。杜思宝说啥也不肯收，一个大男人怎能花一个女人的钱？刘继苹急得俏脸通红，也没有办法在办公室里扯扯拉拉的，只得收了起来。她给杜思宝留下了一个三位数的电话号码，说这是医院的总机，可以转到她们外二科的。 打那以后，杜思宝偶尔才礼貌地给刘继苹联系一下，都是浅尝辄止。刘继苹经常来走动，有时提一条烟，有时送一件衬衫。杜思宝只得忐忑不安地接收下来，心里还硬性地规定自己，这不是爱情，只是乡情。一旦到了刘继苹该说出情话的时候，杜思宝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绕开，总是不让刘继苹吐出口来。刘继苹当然想从杜思宝的口中得到求爱的信号，却从来得不到。终于，刘继苹撑不下去了，给杜思宝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吐露了心声，说自己从小就深深地爱着小宝哥，你要是也爱我的话，我立刻退婚，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合，像青藤一样缠绕着你！ 杜思宝辗转反侧了好久，终于给刘继苹回复了一封信。委婉地谢绝了刘继苹热辣辣的情话。他对刘继苹说，自己像爱自己的妹妹小朗、小春一样爱她，但与她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希望她珍惜自己美满的姻缘，那个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更有前途。自己在科委工作，没有多大出息。 也不知在那一段时间里，刘继苹是怎样周旋在两个男人中间的。反正她收到杜思宝的信后，对杜思宝非常怨恨，旋即和那个男人结了婚。在这些明丽的日子里，刘继苹的心里灰暗得很。要不是刘庆典的坚持，她真的不希望回到马寨家里大操大办的。 刘继苹经常出入科委机关，大家都觉得这是杜思宝的恋人。以至于那个热心肠的大姐给他介绍范哲前，曾经试探过他：“小杜，怎么这一段不见你的女朋友来了？” 杜思宝向大姐说明了两人的关系，那个大姐不无遗憾地说：“小杜，你傻呀，青梅竹马，该有多好！”可惜青梅太酸苦，竹马太脆弱，到底没有成为一段佳话。要不然，范哲肯定没戏了。 从此，青梅竹马断了来往。有时见了面，刘继苹对杜思宝，也表现不出多少热情。在她的心里，仍然对杜思宝半是爱恋，半是嫉恨。要不是我现在写出来，我敢保证，除了他们两人外，再亲再近的人，也没有人知道杜思宝还有这段风流债没有偿还。 近两年，刘继苹又发了神经，热烈地和杜思宝通过短信往来起来。 一天，杜思宝的手机“嘀”的响了一下，杜思宝打开一看，上面是一段没头没脑的话： 生命中有了你，才有意义；生活中没有你，就没有欢乐。 杜思宝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号码非常生疏，就没有理睬。 第二天，几乎在同一时刻，杜思宝的手机又出现了一条信息： 在深深的夜晚里，我思念着你；在深深的脑海里，我掩藏着你；在深深的记忆里，我铭刻着你；在深深的心灵里，我呼唤着你。 杜思宝仍然没有理睬。因为他知道，现在有一些手机短信写手，被通信公司雇佣，专门捉刀，写这么一些情意缠绵的浪漫短句。有的人还因此成了名家，这也是新时代的产物。这些短信，供应生活在都市里的，心灵如同在沙漠里的中年男女们互相发送，表示亲昵。少男少女们也可以借鉴其中的篇目，相互挑逗。第一次看到，你肯定为之感动，一旦知道了产生的背景，就不会有任何感觉。此外，幽默小品、经典笑话和黄色段子也有不少，甚至看了半天，竟是一些捉弄人的骂人话，如转弯抹角地骂你是“小猪”、“小狗”，这样的段子，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争相为人们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通讯公司给这些写手不菲的报酬，并且以增分、送话费为诱饵，煽动广大的手机用户们参与其中，大搞商业炒作。 就这样，一连数天，杜思宝天天收到这样表达爱情的短信。他有点摸不着头脑，终于忍不住了，发出一条短信： “请问，你是哪位？” 对方答得很简单：“猜猜。” “你一定是发错了！” “没错，就是发给你的！” “号码生疏，没法猜到。” “你仔细地猜，猜不到你是白痴。” 再往下追问，对方就不再回答了。 这些短信，搅得杜思宝心绪烦乱，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女人这么热烈地恋着自己，但他始终没有想到这是刘继苹发给他的。他与范哲越来越没有话说，心底里萌生出一种爱与被爱的渴望。撩人的短信让他跃跃欲试，在又一次接到情爱的短信时，他发了一条： “实在对不起，确实猜不到是谁发的，你要是不说明，我就说你是性骚扰了！” 对方终于沉不住气，发来了三个字“刘继苹”。 杜思宝的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没有想到，自己得罪苦了的刘继苹，竟然在心中还这么爱着自己。有点花了的肠子，开始蠕动起来，他也拣了些不太撩人的短信和刘继苹对发起来。 终于发展到了不用成套的短信撩拨，进而发展到了约会见面。两人决定到“不见不散咖啡馆”里会面。 在唐都音乐广场的斜对面，有一个各色情人们相约的“不见不散咖啡馆”。咖啡馆内设有包厢雅座，雅座上插一朵红色玫瑰花。老板很会做生意，知道来这里消费的男人，在女伴面前慷慨大方，舍得花钱。所以供应各种烟酒，还有哥德咖啡、可口可乐、酸梅汤等饮料，价格昂贵。充满暧昧风格的轻歌曼舞音乐声中，彩色的灯光把环境装扮成浪漫情调。 杜思宝和刘继苹相对而坐，有一种恍然隔世之感。杜思宝打量了一下女友，那个俏丽的刘继苹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他面对的是一张有点臃肿、有点夸张的脸。尽管这双熟悉的大眼睛里，依然流露出不少对爱的渴求，杜思宝沸腾的心，却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两颗青春不再的心，不可能再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刘继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看着杜思宝也已经不再光鲜的脸，心潮有所低落。两个人没情没趣地坐了长长的一段时间，在短信中表现出来汹涌澎湃的感情突然跑到爪哇国里去了。终于不约而同起身，友好地分手，相约再见。都知道再见是真的，但不可能谈情说爱了。此后，刘继苹继续给杜思宝发短信，仿佛例行一项公务活动，次数明显下降，内容更多的是一些无聊透顶的祝福话语。 真正给杜思宝干涸的心灵，注入新的爱情激素的是孙丫丫，那才叫做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81节 快捷 第81节快捷 有一则短信说，“二十岁的男人是次品，三十岁的男人是半成品，四十岁的男人是成品，五十岁的男人是精品，六十岁的男人是极品，七十岁的男人是废品”。还把女人的这几个时段，顺次编排成极品、精品、成品、半成品、次品和废品。更有一条短信把男人比喻成狗，说是“二十岁男人哈巴狗，摇头摆尾追女友；三十岁男人看家狗，唯恐老婆被叼走；四十岁男人是野狗，半夜不想回家走；五十岁男人是疯狗，见到女郎想咬一口；六十岁男人落水狗，女人一上就发抖”，等等，也不知有无道理，反正有人在酒桌上津津乐道。 按照这些歪理儿，杜思宝正处在成品转向精品的年龄段，或者说处在野狗的年龄段。当上了环保局的副局长后，官一旦做大，就有不少的交际应酬。每天不到深夜，难得回家安生。往往打着酒嗝，摇摇晃晃地回家以后，妻子、女儿已经睡熟了。 有一次，杜思宝和单位里两个同志，一道出去喝酒，喝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大家已经喝高了。散场的时候，两个同志要拉他找地方潇洒。他说，太晚了，回去休息吧。因为他离家较近，就让司机小宁送他们两个回去，自己走着回家。那两个同志说啥也不肯，说你是局长，哪有让司机送我们的道理？我们打的回去。杜思宝只得依了他们。回到家里睡不着觉，忽然关心起同志们来，分别给那两个同志的家里打了电话。电话都是他们老婆接的，说他们还没有到家。第二天，一个同志的脸上有两条血道子，自己解释说是被树杈挂着了。一个同志满脸倦容，很不高兴，对杜思宝待理不理的。过了几天，又有人请他们出去喝酒，两个人说啥也不愿意和杜局长一块儿去了。杜思宝开始不知是怎么啦，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两个同志在那天晚上，不知到哪里玩了，回家很晚。由于自己的那个多余的关心电话，为他俩帮了倒忙。他们没有办法向老婆交差，两对夫妇同时生了一场大气。杜思宝这才非常痛恨自己自作多情，从此再也不管同志们晚上的动向。 无论如何抱怨，现代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饱暖思淫欲，男人们在不断地调适自己的心理，女人们也在不断地调适自己的心理。真的难以想象，古时候深宫里的怨女们，还有那些丧偶的寡妇，是怎样忍受孤独煎熬的。当今世界，有了手机这些高级的联络手段，克服孤独不再是一件难事儿，因为人与人的交往，比固定电话更加方便快捷了。人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地球的那一边，拨通电话，这边可以清晰地进入交谈。如果现在运用电脑，再发送e－mail，已经显得过时。人们可以打ip电话，在对话时，还可以通过摄像头，把通话人的音容笑貌，直接相互传送。由此可以想见，要是在千年前的秦朝，就有了手机这玩意儿，孟姜女只要按下数码，就可以立即知道范喜良的情况，用不着千里迢迢寻夫，哭倒了山海关的那段长城。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把一切以往的人类生存之道，杀得血淋淋的。西洋文化、港台文化、小日本的杂种文化，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让人们的性观念发生着深刻的激变，从古到今形成的道德底线趋于崩溃。孔夫子的“男女之大防”，早已变得防不胜防了。性，是人生奋斗的原动力。尤其是大多数男人，从来没有满足过对异性的占有，总是企求多多益善。仿佛不能阅尽人间春色，就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儿。还有一些表面平静，内心对爱情渴求的女人们，也都在感知着世界，捕捉着一切能让自己心动的信号。现代人生活的快节奏，把所有的饮食男女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不会满足于现存的婚姻关系，不满足于天伦之乐，都在不断地另辟蹊径，寻找另外可以寄托心灵的寓所。在都市里茫茫的人海中，每一颗心都好像一座孤岛，不，应当是一叶孤舟，漂浮在无尽的生活海洋中，苦苦地寻找着鲜活生命的落脚之处。 移动通信助长了谎言的滋生，涌动出相互欺骗的潜流。抱着二奶睡觉的官员、大款们，可以忍住气喘，捂着另一个女人的嘴巴，对追踪的老婆说，今晚不回去了，太忙，正在干事创业。两个人通话，这个人问对方，你在哪里？对方若不愿意见面，就会顺嘴答话说，我在北京。转过一个楼角，两个人竟然尴尬地碰上了面。为了躲债，为了避免会面，为了防止打搅，还有很多说不清的理由，有的人有几个手机在握，有的人换了不少手机号码，你必须与时俱进，及时刷新，才能和新朋旧友，不至于断了联系。无怪乎有人精辟地总结说，一些人换二奶没有换汽车快，换汽车没有换手机快，换手机没有换号码快，换号码没有换心情快。 就是在这种快速变幻的形势下，杜思宝和孙丫丫走到了一起。 杜思宝和孙二孬、马玉花、孙丫丫是经常见面的。孙丫丫很少打他的手机，一般是见了面，所有话都当面说了。偶尔打上一次，也是因为来不及见面，有事情要办，或者是相约在某处聚会的。 孙丫丫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过上了单身贵族的生活，一度非常满足。时间久了，终究战胜不了心理和生理的渴求。这种渴求，到了晚上，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只有吃上一粒“安定”，才能够熬过漫漫的长夜。孙丙豪的思乡病和孙丫丫的孤独病，都是可怕的疾病，不好用药物抑制。 孙丫丫在难耐的孤独中，电光石火般地想起了杜思宝。按说，杜思宝应当是她的一个邻居侄子，可她从小就把他当成哥哥看待。她在当年杜思宝考上大学的时候，送给杜思宝的礼品，那个精美异常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就是“小宝哥”和“妹妹丫丫”。在那个时候，“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心底里滋生出一种少女朦胧的爱恋，当然更多的是敬慕的成分。这点小小的敬慕，竟然像一颗种子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孙丫丫感情丰富的心田里。到她参加工作后，与哥哥孙二孬一同见到杜思宝的时候，这颗种子的胚芽就拱出了地面。在丫丫多情的眼中看来，小宝哥是那么的睿智，那么的成熟，比自己的浅薄粗俗，一味迷恋美女身体的老公，不知强了多少倍。小宝哥那一张有点消瘦的国字形脸庞，透出咄咄逼人的英气。但孙丫丫不敢往深处想，一直喜欢听小宝哥说话，看小宝哥耐看的面孔。每逢见上一面，或在一起吃喝过一次，孙丫丫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畅快。 孙丫丫在多少个孤寂难耐的夜晚，深深地想念着小宝哥，一肚子的话没有人可以倾诉，只想对杜思宝说说。终于在一天下午，忍不住拨通了杜思宝的手机，约杜思宝到她家里坐坐。杜思宝给范哲打了一声招呼，范哲想都没有想就说，既然找你，就是有事，你去吧。 杜思宝来到孙丫丫那套大房子的时候，刚要按下门铃，防盗门“嗒”的一声就开了。孙丫丫身穿一件乳白色的睡衣，蓬松的发髻下，一张妩媚动人的笑脸正对着杜思宝。杜思宝一下子惊呆了，这个小妹妹宛如一个仙女下凡，美丽得让他睁不开眼睛。 屋子里弥漫着一丝说不上名目的幽香，客厅的玻璃茶几上，点燃了五根通红的蜡烛。杜思宝以为是停电了，但看到厨房和卫生间亮着电灯，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明白这个鬼精灵丫丫，是在制造一种情调。他有点慌乱地站在客厅中央，手足无措。丫丫抱着他的胳膊把他按在沙发上，欢快地说：“愣什么，快坐下来，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说完，小碎步跑进厨房，变戏法一样地端出来四个精致的小菜，又摆上了红酒，完全是庆祝什么的样子。 杜思宝问：“丫丫，今天是你的生日吧，我连个蛋糕也没有给你准备。” 丫丫说：“哥，你应当给我送一朵玫瑰花。哪里是生日？你来了，就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杜思宝说：“县长兄弟没有回来？” 丫丫斩钉截铁地说：“咱们今晚不要提他。” 面对貌若天仙的孙丫丫，杜思宝从来没有过的美妙感觉，一下子涌进脑海，掀起了狂澜。他体会出，孙丫丫的举动似乎异乎寻常，今晚可能有故事发生，真的情愿发生下去。他很爱这个调皮的小丫头，当年勒着蝴蝶结，戴着红领巾的漂亮女孩，曾经让他多么注目。如今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文雅秀气，饱满圆润，非常可人。他爱的是孙丫丫独特的女性美，这种美让他陶醉，此时与爱情无关。 两个人在烛光下对酌，说了许多过去的趣事，渐渐地没有拘束的气氛。杜思宝仿佛置身在仙境中，心中泛起阵阵奇妙的快乐。 孙丫丫饮了一点酒后，脸颊上泛出红霞。她立起身来，像一只蝴蝶旋转了一圈儿，调皮地问杜思宝：“哥，我漂亮不？” 杜思宝连声赞叹：“丫丫，你太漂亮了！” 孙丫丫又问：“你喜欢我不？” 杜思宝由衷地说：“喜欢，喜欢，从小我就喜欢你！” 孙丫丫撅着嘴说：“你才不喜欢我呢，我那颗心算白搭了。” 杜思宝马上明白了这是情话。脑子一热，鬼使神差地说：“好妹妹，我真的喜欢你，你过来，让我亲亲你！” 孙丫丫没有过来，仍然坐下，幽幽地说：“你心里不要有负担，我不会破坏你家庭的。”说着，在对面的椅子上，嘤嘤地抽泣起来。 杜思宝慌乱地站起来，捉着孙丫丫的手，把她拉在沙发上一同坐下，安慰孙丫丫说：“丫丫，你这是怎么啦？” 孙丫丫不说话，只是摇头，双臂环抱着杜思宝：“哥，这么多年，你让妹妹想坏了！” 杜思宝把自己的嘴唇压向了孙丫丫，二人疯狂地吻到了一处。 一切做完了以后，孙丫丫表现出无比的满足。这时，她才告诉杜思宝，自己已经成了单身女人。她语无伦次地讲了自己从小就爱着小宝哥哥，只是没有办法出口。这一天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杜思宝问孙丫丫：“你的事情，你哥哥知道吗？” 孙丫丫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这样挺好，我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杜思宝理解孙丫丫的心情，表示以后经常抽空来看她。孙丫丫抱着他，又是一阵狂吻。 事后，杜思宝面对范哲，有一股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但他不要说与孙丫丫发生性爱以后，就在这之前的多年了，他确实对范哲提不起兴致。范哲要的时候，他做功课一点也不认真，浮皮潦草的。不过，有时，当他的负疚感强烈的时候，对待范哲反而有了一种补偿之心，让范哲欢快得“咝咝”直叫，从而体会出丈夫浓浓的爱意。 杜思宝最难以面对的，是自己的密友孙二孬。这个大款贵哥，时不时地请他吃喝，有时请他洗桑拿，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在一起时，孙二孬有次不经意地对杜思宝说，丫丫的男人常年不进家，我又他妈的太忙，你有空时，勤去看看丫丫。杜思宝登时吓了一跳，但他知道这家伙对男女关系看得很淡，也就没有再往深处去想，只当他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杜思宝与孙丫丫一次又一次地接触，与孙二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他实在不知道这事情该如何结局。但他从此以后，再也不同孙二孬一起到包房里按摩了。 移动公司的短信积分制度不时兴了，刘继苹给杜思宝发出的短信日渐减少。倒是孙丫丫在工作不繁忙的时候，不时发来短信，从那个唐都市著名的大医院里，发射出一股爱的电流，在许多瞬间，与杜思宝热烈地沟通着。 这种为传统道德所不齿的沟通，有一天坏了事儿，被范哲发现了。 第82节 美容 第82节美容 范哲是在杜思宝喝醉了酒，大白天死猪一样，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时，发现危险苗头的。杜思宝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隔一段时间，“嘀”的一声。范哲摇摇男人起来接听电话，杜思宝身子都不会翻一下。出于好奇，她打开了手机盖子，一行字让她的头立刻变大了： 哥，你在哪里？我想你！ 范哲知道，现在的社会上，男人们胡作非为。女人们在一起时，没有少议论过，有多少男人嫖娼时，被辖区派出所的合同警抓去，处以罚款的事情。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贵为副局长的丈夫，也会做这种下流事儿。这条短信说明，自己的男人肯定有外遇。那些性感的小姐实在太可怕了，出卖肉体，可以讨得男人们的欢心。男人们都不是好东西，一个个都是色眯眯的。杜思宝曾经亲口对她卖弄过，一个老公鸡占有许多老母鸡的理论，还特意解释说，这是一个外国总统和总统夫人的论战。其实，都是这个花了心的男人自己产生的怪念头，不然，他不会记得这么清楚。想着想着，范哲呜呜地哭了一场，恨恨地对自己说，这个臭家伙，等他醒来，看我怎么审问他。 杜思宝从酒乡里回来，看了短信的内容，当然心知肚明这是谁发来的。但他死嘴得很，一口咬定是别人发错了。弄得范哲半信半疑，从此多了一个心眼，对丈夫不再那么放心了。 杜思宝把那条短信删除后，告诉孙丫丫，他们的隐情差一点被范哲发现了。孙丫丫伸了伸舌头说：“好险，小宝哥，我给你惹下麻烦了！” 女人动了真情，是既聪明又糊涂的。孙丫丫立即到几个移动公司的业务处，一口气申请了几个号码，变换着卡给杜思宝发短信。 范哲对自己越来越缺乏自信。自己本来长得不够漂亮，又到了四十多岁，这青春与自己彻底绝缘了。韶华逝去，是一个女人最为可怕的事情。只有把青春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拴住男人乱七八糟的心。可惜功能减退了，是没有补救措施的。男人们到那些林林总总的计划生育用品专卖店里去，可以买到各种让他们雄起的药物，说明这些商店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公共厕所里，多年来，那些专门治疗“蔫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挺，挺而不久”的白纸黑字小广告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年轻的小姐们，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朝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里塞一些印制精美的小广告。有的是声讯台电话交友的联系方式和精彩内容介绍，让你通过电话可以获得性的渴望和满足，更多的是一些内容肮脏的性补品推介。 这些用于男人雄起的补品，一个时期变换一种名称，老辈子江湖郎中卖的“大力丸”早已过时，新特药品，如藏药、蒙药、西洋药，以及蚂蚁和4000米以下深海鱼类的提取物，层出不穷。每一种广告，其中都举出不少典型案例，证明药效独特，功能非凡，谁用谁知道，一用离不了。 许多人接到这种广告，厌恶地立即随手扔了，花花绿绿的满街飘散。你要是认真地看上一看，都是些二流作家，操刀写出来的既生动又黄色下流的小小说。其中的内容，无非是把男人和女人对性的渴望，描述成一种旺盛的追求。男人们若是不中用，贪婪的女人们不把男人活活地吃了才怪。一篇篇的文字中，把男女之间种种丑态和激情描述得淋漓尽致，无非就是勃起、延时、冲击和律动，甚至长期服用，可以变粗、变长、变大，变得青筋直蹦，让女人喜不自胜，彻夜无眠，把做爱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xdx潮。刚刚识字的小学生，都能够不断看到这些小品文章，明白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原来有这么一些通过交媾，产生快感的奇妙事儿。 有一些内容，确实生动形象，堪称精品。比如有一种药，男女都可以用，上边含蓄地说：“男人用了，女人受不了；女人用了，男人受不了；如果两个人都用了，床受不了。”并没有用一点淫秽的字眼，含义却不言自明。还有一种叫做“阳光”的壮阳药，上边写了一个内容更加含蓄的小品文： 妻子给丈夫写了一个留言条——饭菜，在锅里；阳光，在茶几上；水，在茶瓶里；我，在床上。 仔细揣摩一下，还真有点味道。 范哲最关注各种美容广告。一次，她对杜思宝说：“我想去做一个双眼皮。” 杜思宝说：“你发神经呀，再停几年，你都成多层眼皮了。你要是真的做了，我就不认得你了。” 气得范哲翻身给了杜思宝一个脊背，忍不住掉了眼泪。杜思宝想，这女人不知怎么啦，动不动就要哭泣。 孙丫丫经常给小宝嫂子送来美容卡，有的是单位给女工们发的福利，有的是别人送给她的礼物。这些东西，孙丫丫年轻，自然用不上，或者她作为医生，必然有独特的保持美貌的办法。她实际上是带着歉疚和讨好的心理，一股脑儿把这些美容产品的消费卡，全部送给了范哲。 范哲如获至宝，经常出入各种美容店，去做面膜，做面部嫩肤。商家们深深懂得这些老女人，希望重返青春的心理，不停地推出各种系列美容产品，让她们不惜一切代价购买。连锁店里，去做保健美容的妇女们，是不收费的，只收营养品钱。 敬业的小姐们，让一个个追求美丽的妇女们，躺在舒适的床上，蒙上白毛巾，盖上单子，只露出脖子和面部的皮肉。在她们即将苍老的脸皮上，小姐们涂上一层又一层的保健护肤品。每涂一层，小姐们尽量详尽地介绍作用机理，让女人们听了十分高兴，心里充满了战胜衰老的信心和决心。 小姐们不仅手法轻柔，拇指按着鬓角，其余八个指头依次弹动她们的面颊，而且口甜，称呼得体。不管来做美容的妇女年龄多么大，一概喊作“大姐”，让她们很受用，当上小姐们的大姐，心理年龄立即减小许多。要是喊她们作“老妹子”，兴许有的高兴，有的认为是讽刺她们。 做了美容的范哲，带着一脸油光光、明晃晃的脸回到家里，心情非常愉快。能够留住青春，当然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儿。女儿小静曾经阴阳怪气地说她妈妈：“你还不如在脸上抹一层猪油得了。”她妈恼怒地嗔怪她一顿，说不是让你看的，是让你爸看的，不要你管。 人工造就的水色容易风干，范哲就在自己家里想方设法做美容功课。到菜市场上，买来的黄瓜，一部分是调菜吃的，一部分是用来切成薄片，粘贴在脸上的。就这样，整天无事忙，无休无止地折腾着面部皮肤。 杜思宝和孙丫丫好上以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范哲折腾自己的重大意义。男人和女人都十分爱美，但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男人们渴求年轻貌美，女人们就竭尽全力配合，人工战胜天然，脸蛋赢得爱情。他真的为妻子的苦苦追求而感动，每当范哲从美容店里回来，不无夸张地赞叹说：“咦，年轻了十多岁。”范哲顿时心花怒放，做美容的劲头更足了。 就是这个混账的乖女儿小静，对她妈没少挖苦。可她自己在学业上不用功，让两口子伤透了脑筋。 第83节 孩子 第83节孩子 杜思宝是从科委提拔起来以后，调到环保局任副局长的。 按说，科委和环保局应当是市里很重要的部门。望文生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委应当是第一生产力的产生源头。当今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理论推动的科学实践，提供的实用技术，功不可没。可是，科委在领导和大众的心目中，究竟重要不重要，只有天知道。人们最羡慕、最愿意去工作的单位，首选财政局，其次才是其他众多的具有执法执纪权力的部门。 老百姓都知道，各级领导喊得山响的，恰恰是流于口头的。比如，“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科技兴市，教育为本”，等等，是最为时髦的口号。让老师们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看看，上级是多么的重视教育呀。一旦落到实处，就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领导们比谁的心里都清楚，市里没有经费开支，教育是花钱的大头之一。教育是个无底洞，必须投入的资金并不少，投进去了，一点响声都没有，出不了什么政绩，对于职务的节节攀升，没有多大作用。列进全市经济建设大项目的，教育发展项目寥寥无几。就是有一些，资金的来源，肯定注明两个字：“自筹”。对于老百姓最关注的学校建设，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项目，在平时，领导们也没有精力投入到上边，顶多让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作了不少难，协调各个牛皮烘烘的部门，把上级颁布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和某些收费等项目砍掉一些。 杜思宝在科委工作了好些年，深知科委不过是一个清水衙门。这只是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参谋机构。负责申报科技发展项目，争取资金；负责审核科技拔尖人才的上报材料；负责受理专利申请；负责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审，等等。工作内容不少，却没有人、财、物的管理权力。 有一次，科委主任坐在办公室生闷气。杜思宝问主任怎么啦，主任骂骂咧咧的，操了一些人的娘。原来是一笔特殊的办公经费，主管市长批了，分管财政的副市长通不过；好不容易，分管财政的副市长终于同意了，到市财政局办理拨款手续时，又卡了壳。财政局的理由是，这一项开支，没有纳入“零基预算”，花这笔钱还要到年底才能统筹解决。就这样，下属人员跑了副主任跑，关键时候主任亲自出马，跑了半年，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蹦出来。 又有一次，杜思宝当科长的时候，替主管副主任参加市里组织的庆祝“环卫工人节”活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的领导们都参加了，会议布置得充满了节日的气氛。领导们隆重讲话以后，就散了。参加会议的基本上是各职能部门的头头们，除了城建系统和小学生队伍，那一批载歌载舞的人以外，找不到一个环卫工人。这是因为环卫工人大多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到了中午，参加过会议的领导们，一个个进了大宾馆。杜思宝想，这真是奇了怪了，环卫工人的节日，扫大街的不参加。 这年头，新创立的名目繁多的节日不少，如教师节、护士节等等，这些节日，都是给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办的，可就是不设“干部节”。认真推敲起来，这样办是很合理的，体现了各级领导对各个阶层人们的重视。哪有当官的有必要重视自己的？当官就是比当老百姓强，干部们根本不用设节日。特别是领导们，天天进宾馆交际应酬，天天都是节日。再设一个“公仆节”，实在没有必要。 到了环保局工作，这个部门与科委同样重要。环境保护是写入全世界“21世纪议程”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上级已经宣布，按照我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的比重，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优越了不知多少倍，能够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繁荣，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是以大量消耗能源、损伤环境、劳动力价格低廉为代价的，这一点已经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这和体育事业一样，越往上越重视；越往下，越不认真对待。说不重视也不准确，比如，乡镇企业一般是最不考虑环境污染的企业，就因为如此，越来越不提倡了。在县以下，一度高唱的“乡镇企业”，就已经唱不响了，连县里设的乡镇企业局，也改名为“中小企业局”了。这些变化，当然有着环保方面的促进作用。 可是，上级环保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到了地方上，要想落到实处，谈何容易！环保是要花大钱的，环保是要砍项目的，环保是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中央要实施“退一步进两步”的战略，到了下边，就没有中央领导的宽阔胸怀和高瞻远瞩，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环保工作与经济建设发生了矛盾。考核干部政绩的体系是健全的，经济发展数字是硬数字，环保指标却是一把软得不能再软的尺子。两者相权取其重，地方保护主义占上风。环保局在夹缝里工作，既不能不落实上级指示，又不能得罪地方官员，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杜思宝是科技人才，到了环保局，当然是分管业务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环保局的业务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可见管的范围有多么宽。且不说在业务上能不能管得了，杜思宝连自己的女儿小静，就管不了。 小静这孩子，这几年让杜思宝和范哲两口子伤透了脑筋。 大街上流行游戏机的时候，上学不用再接送的小姑娘就变了。每天下午放了学，总是迟迟归来。要问她为什么回家这么晚，她就说，打扫卫生了，或者老师安排干别的什么事情了，有时说得理直气壮，有时说得漏洞百出。两口子留了一个心眼，有一次，到放学的时间，专程到学校接她。一群群男女孩子打打闹闹地出了校门，就是不见小静的踪影。 他们两口子找到了小静的班主任老师，老师说：“你们家小静请假了呀，今天根本没有到学校上课。”边说边拿出了小静写的请假条，上边写着： 老师： 我今天流臭油，妈妈带我到医院看病，特此请假。 杜小静 x年x月x日 请假条的格式是正确的，说明这孩子在写请假条方面功底雄厚。“流臭油”可能是流鼻血，她有过流鼻血的毛病。 两口子慌了神，马上猜想到，她一定是玩游戏机去了。因为她来上学的时候，曾经向范哲要了两块钱，说是给老师交考试的页子费。 他们找了临近学校的那条街，好几个游戏厅里，都有孩子们在兴高采烈地玩游戏。他们坐在高高的游戏机屏幕前，有的抱着操纵杆，有的点击键盘，一个个手忙脚乱，全神贯注。吵吵闹闹的声音，盖不过隆隆的枪炮声和妖魔鬼怪的号叫声。问问这些孩子，见到杜小静没有，孩子们不耐烦地做了回答，他们都不是和小静一个学校的学生。 终于，他们在另一所学校旁边的游戏厅里，捉到了这个玩得入迷的丫头，可把两口子气坏了。小姑娘畏畏缩缩地被他们强拽着回家，吓得变颜失色，一个劲儿地说：“爸爸妈妈，我错了，你们不要打我，我再也不敢了！” 回到家里，面对哭哭啼啼的孩子，两口子心肠都软了下来。杜思宝把腰里的皮带抽出来，朝桌子上“啪啪”打得山响，吓得女儿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的，实际上没有动她一指头。 杜思宝说：“你的请假条写得很规矩，就是有错别字。你给爸爸妈妈写一个保证书，这次就饶了你，下次再犯，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从那以后，两口子经常到学校去问老师，确实没有发现这孩子再到游戏厅里去玩过。 在她十二岁的那一年，食量大增，一年下来，个子蹿了一头，由一个毛丫头很快长成了半大姑娘。两口子担心，这闺女早熟。范哲说，我月经初潮的时候，鲜血把裤子洇透了，顺着腿往下流，不知是得了啥病，吓得要死，哭了一场，躲躲闪闪地回了家。可这个孩子好像懂得，女人就这么一回事儿，第一次来月经，就像没事儿人一样。杜思宝说，管理女孩子，你的责任更重一些，你要好好操心。 范哲的力量使得有点偏，她主要操心的还是杜思宝，除了起居饮食，把精力主要放在防闲上。这一点常常隐隐约约地引起杜思宝的不快。 范哲并非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那只是杜思宝的主观感觉。这女人心细如发，很有翻翻检检的一套真功夫。有一次，她在女儿的枕头下，发现女儿的日记本里，抄写的都是一些缠缠绵绵的港台明星的唱词。其中夹了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不知对哪个野孩子自称“老婆”，让范哲吓了一跳。经过范哲的反复盘问，小静和他爸一样死嘴，就是不说是给谁写的，还不屑一顾地对范哲说：“不是我的错，是月亮惹的祸。这有什么呀，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同学都这样！” 市里的中国网通公司分公司成立以后，电话线连接改成了宽带上网，后来又用了光缆，上网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从市里的大中专院校，到各级中小学，在各个学校的周边，办了不少网吧。 这些网吧，是应运而生的，网通公司要开展业务，当然要办得多多益善。文化部门能够收取费用，采取的是虚张声势的整顿措施。隔一段时间，大张旗鼓地整顿清理一次，收到罚款后，一个也砍不掉。有些网吧，老板与职能部门的领导是勾着手的，甚至连罚款也不用交。全市百十家网吧，就这样顽强地生存下来。 去网吧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青少年。玩是人的天性，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孩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偶尔去玩一次，就想去下一次。有的玩得上了瘾，逃学不上课，学习成绩严重下降。一个明智的家长，如果发现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突然下跌了，这孩子准是迷上了网络。市民们忧心忡忡，纷纷投诉到市政府，市政府批给教育部门，教育部门束手无策，搞了摸底调查，把情况反馈给市政府。市里领导下了决心，责成公安、文化、教育、电信等有关部门联合整治，出台了禁止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进入网吧的通告。黑了心的网吧老板，在风头上暂避一时，关门停业。风头一过，照常营业，服务的主体当然是青少年，他们才是老板们的衣食父母。 曾经因为玩游戏机写过“保证书”的小静，也是网吧老板的衣食父母之一。这一点经过了好久，杜思宝夫妇才偶然发现。 第84节 电脑 第84节电脑 杜思宝有三台电脑。一部是手提电脑，配有无线上网网卡，一般放在车上，专门在出差、下乡或者到省城开会时使用。其他两台，一台放在办公桌上，一台安在家里。 杜思宝对电脑的使用，熟练程度在市里好多部门是出了名的。这与他爱好学习有关，与他所学的专业有关，与他工作的性质有关。 他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电脑”这种简称，大家都叫做“电子计算机”，而且学校里还不具备电脑这种设备，电子计算机只是一个书本上的抽象概念。就在“原子核物理学”这一门课程学完以后，在同学们强烈呼吁下，学校里才开了“计算机初步知识”这一门选修课程。一个通过自学，略懂计算机的老师，给他们讲的计算机的程序设计，是极其简单的basic语言。大多数同学学得非常泄气，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都是因为老师没有水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连老师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学生们当然“昏昏然，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 原来的领导们，办公桌上摆一台电脑，只是一种摆设，许多人连开机、关机都不会。现在差不多都学会了，尽管文字输入方式还有许多人没有掌握，多数人可以在上边玩纸牌、象棋、五子棋游戏，个别人已经学会上网看一些资料。电脑如果有了毛病，自然有专业人员前来修理。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现代科学创造的成果，人们在运用时，可以看做“黑匣子系统”。只要会用，就是行家里手。就好比开汽车，你可以会开，不必会去修理。又好比会吃猪肉，不必知道猪是怎么走的，肉是怎么杀出来的道理一样。 杜思宝在工作岗位上，自学了计算机的基本知识。电脑的升级换代非常迅速，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中央处理器cpu的运算速度越来越快，主板的支持功能越来越强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大型计算机微型化，电脑变成微机，简称“pc”机。微机进入了办公领域，开始有了286主机，后来很快升级到386、486主机，王永民的五笔字型1986年发明出来，中文不再使用国标码和其他的编码方式，有了简捷的输入方式。借助微机，县城以上，涌现出了一批用电脑打字的文印室。紧接着，“奔腾机”出现了，奔腾2、奔腾3、奔腾4相继出炉，后来索性不再用这些名称表示新产品了。品牌机也涌现出方正、联想、金长城等名牌。还有的电脑发烧友到计算机专卖店里去，专门自配零件，组装兼容机，便于及时升级换代。 “奔腾”指的是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简称“cpu”。“奔腾”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通用的中央处理器叫“赛扬”，两者的差距并不大，在运算速度上略有差别。杜思宝手下的一个同志，经常抱怨自己的电脑处理文件速度太慢，比不上杜思宝的机器，请杜思宝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儿。杜思宝拆开他的机器看看，关键出在两台机器的“cpu”不同，一个是“奔腾”机芯，一个是“赛扬”机芯，而且这个“赛扬”机芯的版本较低。杜思宝胡诌地告诉他，“奔腾”是什么？奔腾是马！“赛扬”是什么？赛扬是狗！狗当然比不上马跑得快。 cpu、主板、内存条、显卡、声卡、网卡、硬盘、软驱、光驱、显示器，等等，是计算机的硬件。每一种硬件，都在不停地更新升级。就拿硬盘这一存储设备来说，最初只不过有32兆的容量，后来发展到20g、40g、80g，将来不知发展到多高为止。一个硬盘，可以将人类上万年积累下来的知识成果全部装进去。况且到了现在，存储器又有了u盘、移动硬盘等，随时可以安装在备用的usb接口上。那种存储量不大的软盘眼看就要被淘汰不用了。 计算机的硬件，如果没有软件支撑，只是一堆毫无作用的废物。硬件是肉体，软件是生命，是灵魂。当杜思宝熟练地掌握dos语言的时候，认为ucdos、msdos就是比较好的操作系统。后来，就是那个世界首富“孙比尔·盖茨”，发明了windows视窗操作系统，以图解的方式，鼠标的运用，使操作电脑更加直观简化。在这个基础上，连年推出升级系统，win95、win98、win2000、winme、winnt、winxp，等等。在这些操作系统以外，还有许多数不清的配套软件，如最著名的办公软件office，风靡了全世界。每一项实用软件，都在windows的基础上，安装进去，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国家也研制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报纸上吹得有如何的了不起，却始终推广不开，这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windows了，习惯成自然，不好更改。这说明，只有自主，没有创新，搞出来的东西，赶不上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就是瞎搞，与垃圾没有什么区别。创新在计算机领域里特别重要，比如香港的裘伯君等人，发明的中文办公软件wps，较早地占领了市场，是当初那时候各类文印室常用的软件，至今还在使用着，所以还能够勉强与office抗衡。 电脑黑客最初出于开玩笑，搞恶作剧，设计了一些小程序，侵入到电脑里，使计算机瘫痪。从这个时间起，开始有了计算机病毒的说法。为了维护电脑安全，保障运行可靠，杀毒软件又成了计算机必备的应用软件。就像医药和疾病一样，旧的病毒查杀了，新的病毒又产生了。杀毒软件也必须不停地升级，才能抵抗各种病毒的侵袭。 1999年4月26日，台湾的一个名叫陈盈豪的大学生，编写了一种叫做“cih”的病毒，可以损坏计算机的初始设置，使计算机硬件主板被改写，硬盘分区表被破坏，硬盘所有数据遭毁灭，电脑黑屏并死机，造成了全世界6000万台计算机瘫痪，根本不能启动，这个年轻人因此扬名海内外。 一部计算机的发展史，可以比作人类延续生存的历史。 由于计算机的最初设计者的疏忽，在时间的计量上，一直沿用的是20世纪的纪年方式，把年份简略成两位数。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多少人忧心忡忡，把2000年看成计算机生命的一个关口，怕微机计年方式这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发作，形象地称为“千年虫”。结果通过努力补救，并没有像信主人所说的那样，到了世界末日，而是平安地度了过去。 进入21世纪的前几天，一个牙疼的病人到医院诊治，对医生说，哎哟，我这牙呀，八成是被“千年虫”咬伤了。这个笑话，在当时流传甚广。 有了多媒体电脑以后，计算机功能更加强大了，应用更加广泛了，早已不是仅有计算作用的机器。现在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电脑，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你只要留心，俯拾皆是。这些例证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尽述，你可以自己去体会。 计算机还可以联网，几台计算机联网称作“局域网”，相互之间是“网上邻居”。有了“因特网”（inte）以后，把全世界的计算机联结在了一起。建立了数不清的工作站，数据库，资源起到了共享的作用。在“因特网”里，国界消失了，那是一个“赛博”空间，由此产生了“赛博”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地交流数据。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因特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方便快捷的经营、办公、交流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 有了理论基础的杜思宝，他的计算机出了毛病，是不需要请技术人员的。硬件一般不会损坏，主要是软件出了毛病。他能够自己重新装来装去。在自己的单位里，其他人员的电脑出了毛病，他就去帮助他们修理。久而久之，他就获得了“计算机专家”的美名。 家里的那台电脑，是杜思宝在下班以后，有时候需要处理文件、备份机关里的文件时用的。夫妇两个不允许女儿玩，怕她上瘾，影响学习。小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好，从来不摸杜思宝的电脑。 好马也有失蹄之日，计算机专家也有出现思路混乱的时候。在杜思宝家里配备的电脑，配置本来就低，运算速度缓慢。有一次，当他在桌面上堆集的文件太多的时候，速度更加缓慢了。他只是想，是自己的电脑染上了病毒？自言自语地像犯了神经病。小静忍不住走过来，对爸爸说，你上边调出来的文件太多了，自然影响速度。说着，拿过鼠标，叭叭地点下了一些文件，然后击右键、左键，刷新了几下，计算机运行的速度果然提高了。 这几下操作，让杜思宝大为惊讶，他想不到，女儿对电脑如此精通，手法如此熟练。转念一想，并不奇怪，现在的孩子们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学校里已经开设电脑课程，他们掌握的知识，可能比自己自学的还要系统一些。将来的教育理论肯定要改写，儿子完全可以教父亲新知识，“祖传”将成为历史名词，时代让人变成“孙传”了。 杜思宝兴奋地把这一情况说给了范哲，范哲听了也十分高兴。两口子当时都没有认真分析，女儿的这把“刷子”是怎么练就的。 天气变冷了，女儿得了感冒，吃下广告宣传得最热烈的感冒药以后，发烧虽然退了，咳嗽仍然不止。范哲让她服了咳嗽药，早早地打发她睡下，说免了她今天晚上的学习任务。 女儿睡了，两口子也可以早点休息。睡到半夜时分，范哲说，怎么没有听到小静的咳嗽声，莫不是这药效验，喝下去就好了？又想到这孩子睡姿不好，容易把被子蹬掉。大冷天，蹬掉了被子，感冒还会加重。两口子越想越不放心，范哲说，我起来去看一下。 范哲推开女儿的卧室，一看女儿根本不在床上，惊叫起来：“她爸，你赶快起来，小静不见了！”说话中间，就带了哭腔。 两口子急忙穿上衣服，边穿边猜想，这孩子八成是上网去了。 杜思宝和范哲沿着大街，挨个找网吧，一家一家地进去寻找女儿。 已经到了深夜，各个网吧门前的灯全都亮着，玻璃门上均贴有“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免进”的字样。进到里边，都是热烘烘的，空气相当污浊。当然，这不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老板们，或者是在网吧值班的网管人员，一个个无精打采的，穿着黄色军大衣，懒洋洋地招呼他们，这些人司空见惯，家长来找孩子，在他们看来，是屡见不鲜的。 他们看到，所有的网吧里，几乎没有空闲的机器，坐在机器前边的差不多尽是少男少女。有的抽着香烟，有的前边摆有饮料，这些都是网吧老板平价供应的，不图赚他们的钱。孩子们有的在玩网络游戏，有的在用“qq”聊天，有的在看一些不堪入目的黄色照片。在一个网吧里，他俩看到，有一个剪成平头的女孩子，在网上进行语言聊天，对方不知是何方神圣。这女孩的喉咙沙哑，旁若无人，粗声粗气地喊叫对方：“声音大一点，日你妈的x，老子听不清楚！”说这话的口气，与一个小流氓男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两口子没有心情了解网吧内的情况，只是着急找到孩子。找了十几处，终于发现了小静。这孩子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伏在电脑桌前咳嗽着，全神贯注地在网上聊天，压根儿没有想到爸爸妈妈找了过来。 他们把她带回家以后，小静一言不发，呆呆地站在他们夫妇的床前，脑子里可能还沉浸在网络之中。范哲气得浑身发抖，杜思宝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好久，两个人才问她：“你出去上网多少次了？”小静仍然不吭声，倔强地站在那里，与他们对峙。杜思宝忽地站起来，要狠狠地揍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被范哲拉住了。孩子已经大了，再打她确实不合适。杜思宝强压下去了心中的怒火，范哲却痛哭起来。 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小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爸爸妈妈，我错了，你不要哭了，我改了还不行吗？”随后承认了，她有很长一段时间，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上网。 杜思宝想，自己当干部，经常给别人讲了不少道理，对自己的女儿反而说不进去。这个女儿，具有强烈的反叛心理。联想起范哲经常对他说，他们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生，就有不少的“网虫”。学校实行了封闭管理，他们就在夜里，翻墙偷跑出去，到网吧里寻找乐趣，彻夜不归。有一个孩子在翻墙时，把腿都跌折了，家长不依不饶，到学校里大吵大闹，学校包赔了人家一大笔钱。这些现象，叫家长头疼，叫学校老师、领导头疼。 他苦苦地思索，现在的孩子究竟是怎么啦，这么难教育？回忆起他们的儿时，缺吃少穿，反而对知识有一股强烈追求的兴趣。现在的孩子进屋就换鞋，坐下看电视，上学有车坐，课后玩电脑，伸手要钱花，零食当饭吃，物欲横流，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人生的动力。 他转念又想到，这也难怪，在都市里生活和乡下大相径庭。住在高楼里，防盗门一掩上，除了自己圈子里的人，基本上没有过多的交往。在同一栋楼居住很久，脚步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一个单位里的邻居们之间，至多觉得面熟，相互点头笑一下。人口集中，却相当隔膜，擦肩而过，仿佛谁离开谁都不要紧，照样过日子。比如自己，经常出入孙丫丫的住处，要在农村，肯定会像她母亲门前两条汉子打架一样，引起轰动。可他却很少碰到有人走动，这也是人越多了，心却越远，男人和女人，反而更加孤独寂寞的成因。 回忆起来，自己儿时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虽然贫穷，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玩“撂破鞋”、“龙摆尾”等充满了童趣的游戏，活动的空间很大，人与人的交往频繁。城市里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个条件。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小静有什么朋友，放学回来，坐上电梯，关上屋门，写完作业，就和电视机进行“人机对话”，生活平面单一，相当枯燥。孩子们不和电脑交朋友，和什么交朋友？这都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两代人生命的历程有如此强烈的差别，形成“代沟”，就是必然的了。物质生活丰富的孩子们，现在面对学习压力，将来面对竞争压力，压力造成心灵扭曲，其实是很可怜的。想着想着，心中升腾的怒气渐渐消散开了，反倒对小静生出一丝怜悯。 折腾了个把小时，小静保证不再去网吧了，才让她去休息。 夫妇俩刚要睡下，电话铃声炸耳地响了起来。这是马玉花的来电，说是他们的孩子被坏人绑架了。给孙二孬打不通电话，只好要他们赶紧过去，帮助她想办法。 第85节 解救 第85节解救 杜思宝和范哲，风风火火地赶到孙二孬他们的生活小区时，孙丫丫也在那里。马玉花的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说：“这咋办咧，这咋办咧。” 马玉花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们的最小的孩子孙松立，也是在这天晚上突然不见了。 孙二孬他们住的公寓区，是一个富人区。这个富人区，并不是孙二孬自己的公司盖的房子。这一带处于市中心的部位，房价很高，物业管理的费用也相当高。一般人买不起，住不起。这几栋外观看来并不起眼的楼房，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一般是楼中楼模式。能够到这里买房子的人，多数是在县里工作的干部，也有一部分是暴发的大款。入住的人口并不多，只有一些孩子在市内上学的家庭，是常住户。其余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房子，它们的房主就像候鸟，偶尔回来住上两天，起的是都市里“乡村别墅”的作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迷上麻将的马玉花，有几个牌友相互之间经常来往，各家都备有全自动的麻将桌。要不是必须吃饭和睡觉，这些妇女另外还有管理孩子的任务，她们一坐下来，恐怕忘掉了世界和她们自己的存在。下注的输赢并不大，你输我赢谁也不在乎，主要是为了消磨时光。在牌桌上非常吝啬、小气的女人们，吃饭花钱却很大方，尽管还都要回家，有些时候，你请我，我请你，是少不了的。谁赢得多了谁请客，让保姆去街上点外卖，饭店里的服务生把饭菜送到牌桌前，就在这些家里吃。 孙二孬把他们的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送到北京上贵族学校后，年龄与小静相仿的小儿子留在身边。一般说来，孙二孬很恋家，很少在外边过夜。为的就是和这个钟爱的小儿子在一起。世事颠倒，他自己上学时学习很不好，可对孩子们要求却非常严格。理想中，不惜花多大代价，也要把孩子们培养成高级人才。有马玉花的父母在，替他们照管孩子，马玉花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牌桌上。 这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孙二孬的岳母像范哲一样，也是不放心，起来看一看外孙孙松立，发现不见了，立刻慌了神。这孩子经常偷偷溜出去上网，孙二孬整治了他多少次也不改正。老两口就打了马玉花的手机，让她赶快回来找孩子。马玉花正在坐庄，极不情愿地从牌桌上站起来，忽然意识到是孩子不见了，才激灵灵地从“风、条、万、饼”中醒来，连桌子上的零钱都顾不上收，火速到各个网吧找孩子。这一点，与杜思宝夫妇找女儿的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他们相距比较远，所以谁也没有碰到谁。 马玉花一边找孙松立，一边给该死的孙二孬打电话。三个号码试了一遍，一个也打不通，语音提示总是说，“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或者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马玉花边骂儿子，边骂丈夫，说他们爷儿俩，一个比一个死不着调儿。 当她找了好几个孙松立常去的网吧没有找到后，忽然自己的手机响了，儿子惊恐地哭叫着说：“妈妈，我被人绑架了，你快跟我爸拿钱来救我！”接着，另一个大人的声音，恶狠狠地说：“老子不是绑架你的儿子，而是讨债。孙二孬这小子太缺德，欠我们的工程款一直不给，把老子逼得走投无路了，才出此下策。赶快让你男人把欠我的三十万拿来，记着，不能报案！如果报案，你儿子就没命了！”大街上，已经很少有行人，马玉花听着手机，头点得像鸡子叨米一样，连声说：“你们不要欺负我的孩子，钱的事情好说！” 杜思宝的到来，一屋子人好像有了主心骨。孙丫丫说：“你赶快想办法，给我哥联系上，赶紧准备钱，把孩子救出来！” 杜思宝很冷静，他查看了马玉花的来电显示，是一个手机号码。虽然是手机号码，不是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也不知谁来的，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判断说，就是到移动公司去查机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现在假文凭、假身份证太多了，谁都可以到移动公司随便申请手机号。业务人员都分配有任务，你要是找他们买手机卡，求之不得，要多少给多少。 杜思宝回拨了这个号码，提示音说对方已关机。杜思宝说：“这事一定要先找到二孬，才好商量着解决。”马玉花说：“三个号码都试过了，一个也接不通。这龟孙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孙二孬的岳母在一旁不住地叹气，嘟囔着：“造孽呀，造孽呀，有钱还不如没钱安生！”孙丫丫也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杜思宝：“你的点子多，看看怎样想办法和我哥联系上！” 杜思宝灵机一动，问马玉花：“你给玉亭打电话没有？” 马玉花一拍大腿说：“你看看，我咋给这茬忘了！” 杜思宝马上拨通了马玉亭的手机，马玉亭听说了，马上说：“我哥正在和客户谈业务，我马上去叫他回去！”一家人情绪立刻放松，好像找到了孙二孬，孩子就有救了一样。 这马玉亭是马玉花的堂弟，孙二孬的专职司机。马玉花把自己的堂弟安插在孙二孬的身边，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她反复嘱咐过这个堂弟，不要让他姐夫多喝酒，少在外边风流，有啥事情及时给姐说一说。满以为上了双保险，放心了许多。谁知金钱和美女比姐弟的情义更重，丈夫和小舅子很快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孙二孬所有的活动，更加扎实有效地瞒着了马玉花。孙二孬肆无忌惮，彻夜不归有了挡箭牌。 孙二孬风风火火赶到家里的时候，急得大冷天出了一头汗。杜思宝建议他赶紧报案，孙二孬说，不用报案，我在路上想过了，知道这是谁干的。 说罢，在床头柜里找到了一个破电话号码本子，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很快接了电话。一屋子人屏声静气，电话的声音非常清晰。 对方给孙二孬打哈哈，说不知道这件事儿。 孙二孬说：“老六，你他妈的别装蒜，老子不就是欠你二十多万块钱嘛，何必用这种下流手段，炮制老子！老子给你就是了！” 对方这才肯定地说：“老子也明人不做暗事儿，兔子不急不咬人，捉你的儿子，就是我让手下人干的。几十万块钱在你手里不算个啥，老子却被你逼得倾家荡产了！我也不多要，连本带息，不给三十万，老子不放人。你要是舍不得，报了案，老子去坐监，也比在家里躲债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哪一天老子叫局子里放出来了，还找你算账！” 有人承认了，大家就放心了。孙二孬的语气缓和下来，问对方自己的儿子在哪里？对方说，你把钱现在给我送来，我马上给你说地方放人。 事不宜迟，孙二孬和马玉花翻箱倒柜，把马玉花的私房钱都找出来了，很快凑够了三十万块钱，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孙二孬亲自开车，拉上马玉花、杜思宝、范哲和孙丫丫给那个人送去。 下边的事情很简单，到天将微明的时候，他们在十里庙的一个小树林里，找到了孙松立。这孩子没有像当年孙二孬的父亲那样，被刘庆典吊在椿树上，而是被坏人双臂反绑在一棵小树上。孩子又冻又吓又饿，瑟瑟地缩作一团，见到亲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孙二孬用刀子割断绳子，咬牙切齿地说：“看老子不整治你们这些王八蛋！”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伙人再也不会跟他打交道了。 孙二孬到了唐都市发展以后，上结交官员，下结交黑社会，公检法司队伍里都有花钱吃喝嫖赌的朋友，如鱼得水。一个农民摸爬滚打到今天这么大规模，实在不容易，这也是马玉花不敢多管教他的原因。 他欠“老六”的这笔钱，是在经济紧缩时发生的。那时候，他承包的是一个市政工程，政府给的钱很少，工程款差不多都是自己垫支，主要用来购买原材料。就这也不够，另外赊欠了一大部分。百法儿使尽，哄着逼着施工队伍干完了活儿。这些施工队伍骑虎难下，也垫进去了不少资金。工程下来，施工队伍就拿不到多少钱。那些工头们和做建材生意的老板们，整天追着他的屁股后要账，把他逼得东躲西藏的。 这种局面维持了两年多，许多要账的人，眼看觉得已经无望了，他才从市政府抠鼻子挖眼睛地要回一点钱。可这么多钱，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就坐在工地的临时办公室里，让要账的工头、原材料供应商们排队，一个一个地打发。 进来一个，他就问人家：“欠你多少？” 来人诚惶诚恐地回答多少，他把条子要过来，一看说：“给你一半。” 来人说，我的爷呀，给的太少了。他就把条子甩给人家说，我也是负债累累，就这点钱，还是使的高息贷款，给脸不要，不能怪我！你走吧，一分没有。多数人知道这债难讨，况且日后还要打交道，只得忍气吞声地让他减半处理。他就在上边划拉一个数字，把条子扔给会计说：“下账吧！” 这样处理的结果，确实让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那些被他强取豪夺的小工头、小老板、小业主们，恨透了他，又知道他同当时的女市长打得火热，黑白两道都有人，后台硬，根子粗，扳不了他。况且经济情况好转，大家都在忙着做生意。生意本身就是有赚有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他们可以集体到市政府去上访，去闹，生意人都是明哲保身，没有人牵头做这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也可以去打官司，但那时，欠款不为罪，又不是赖账不给你。许多人算了一笔账，打官司也是要花钱的，就那么点儿货款和工钱，打点打点律师和法官们，所剩无几，赔钱费工夫，实在不合算。也有的人忍不下这口气，却拿他没有丝毫办法。强中自有强中手，终于，数年以后，这个“老六”，用了这种极端的办法，扎扎实实地耍了孙二孬一把。 第86节 列车 第86节列车 说话间到了2003年春天。 过罢春节，杜思宝去了广州一带，看一看堂弟杜思磊他们。这本来是杜思宝的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还有他妈妈，唠叨了多少回的事情。他一直抽不出身来，没有能够成行。所以，他决定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了却老人们的心愿。于是，就给那边的朋友们、乡亲们打了电话，通报了他的行程，他们无不欢迎他前去一聚。 为了及时赶回来上班，他在大年初三就起程了。本来他以为，自己走这么早，坐火车的人一定不会太多。谁知，许多去南方的打工者，都是这么想的。“三六九，往上走”，是个吉利日子，唐都市火车站里人山人海，要不是在车站的朋友，给他预备了软卧车票，恐怕连座位也没有。 一上车，乘务员把他的纸车票换成了一个铁牌牌儿，导引他进了车厢。这种包厢，给乘车旅行的客人们，配备有茶水和干净的铺盖。他一进来，就躺在了定好的下铺。心想，要在这个小房间里，好好地休息一下，因为这春节过得太累死人了。 多年没有坐火车了，猛然坐上，感到非常新鲜。他回忆起上大学的时候，挤在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周围的男女老少，五湖四海，走在一起，千姿百态，语音驳杂。刚上车时，一张张生疏的面孔，很有看头。一上来，大家精神饱满，吵吵嚷嚷，争相往行李架上塞大包小包，显得十分拥挤。后来，环境不知不觉地竟有些宽松，大家歪头打瓜，你依偎着我，我头靠着你，开始在车辆的晃悠下和“轧轧”声中打瞌睡。只有一些素不相识的男女青年，还可能精神焕发，相互调情，贪恋萍水相逢时短暂的爱情，创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那种形象历历在目，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今天，他坐上当年高干们才能坐上的卧铺，真是今非昔比啊。 对面的卧铺上，进来了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勒着一条早已过时的围脖，头发花白，面容清癯，说话谦恭。不知拨动了杜思宝哪一根神经，让他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七太爷的影子。老人家当年看到火车、坐了火车的那种幸福样子，到今天一想起来，仍然让他十分感慨。这个老人家要是活到今天，睡睡这卧铺，可比他睡在草池子里强多了。他又想，也许七太爷睡惯了草池子，真正睡到了这种卧铺上，说不定反而不舒服。 火车是工业文明以来，比较早出现的成果，传遍了世界各地。中国劳工在美洲大陆修铁路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有这种高级的交通工具。火车极大的运载能力，促进了欧洲和美洲大陆的经济快速繁荣。在电影史上有着辉煌一页的影片《东方快车》，所行进的铁路路线，是连接东西方的欧亚大陆桥。中国出现火车以后，标志着工业社会露出一丝曙光。可惜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中国人没有能够让它发挥出巨大的威力。火车这种交通工具，倒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人出了不少力。在山东枣庄一带，出现了一支铁道游击队，铁路工人出身的抗日战士们，唱着“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歌谣，扒火车，炸桥梁，烧军火，夺机枪，浴血奋战，打得日本鬼子落花流水，魂飞胆丧。 火车在人类有史以来，就像一个移动硬盘，是最能够加载的交通工具。一条长龙般的列车，承载了人们多少亲情。一旦上了火车，乘客们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同化了身份。大家都是陌路人，有缘才聚在一起。就好像在澡堂里洗澡一样，脱光了身子，只有年龄和胖瘦的差别，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软卧、硬卧和硬座车厢的差别，才会让人感到，有钱花才是硬道理。 “火车”是历史沿用下来的一个名词。现在的火车根本用不着烧煤了，改成了内燃机车或电力机车。经过多次大面积的提速，也比过去快多了。 从唐都市发往广州的是k2397次客车，每天定时一趟。杜思宝知道，k字表示这是一列普通快车，如果前边加的是l，表明是临时加开的列车，只有冠以t字开头的列车，才是特快列车。这些字母，要在当年，元叔用他解读的方式，“老开”、“秤钩儿”和打坷垃用的“木榔头”，肯定弄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杜思宝自己想想觉得好笑，心闲下来了，就会胡想八想。有知识的人就是有一股臭味儿，干什么都要琢磨一番。连坐火车，也要思考一下车次前边字母的意义，有一种考据的癖好。 在他们这个九号车厢里，开始只有两个人。到了下一个大车站，另上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老女人其实不认得那个年轻的女人，进了车厢，打量了一下，要和杜思宝调换一下铺位，说自己笨拙，爬上爬下不方便。杜思宝装作不太情愿地答应了，抱着已经暖热的被子，爬到了上铺。把老女人感激得连声道谢，很有点过意不去。其实他心里十分乐意这么做，突然冒出一个坏坏的念头，一个男老年和一个男中年，一个老女人和一个青年女人，在旅途中配对倒是挺合适的。只是那个穿戴洋气的年轻女子长相实在不怎么样，让他脑子里翻动着范哲和孙丫丫的影子，没有更多地泛起不健康的情愫。 在唐都市车站上车以后，一同上车的那个老干部看到杜思宝懒洋洋的，也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养神，两个人没有过多地相互攀谈。猛地进来了两个人，又折腾着换了铺位，人气旺了，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杜思宝经过几个钟头的睡眠，睡意顿消，大家就顺便搭上了话。 这个老一点的女人，不过小五十岁，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坯子，现在还十分耐看。她还非常健谈，不甘寂寞。一坐下来，就对老干部“大哥长大哥短”地叫得非常亲热，拿出面包和水果来，让了这个让那个，亲热得就像是见了亲戚，很快把车厢里的气氛搞得十分融洽。 她是到广州去看孙子的，儿子和媳妇在部队里干。据她说，儿子的官职很高，在广州很吃得开。那个年轻女子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从她的长相来看，未必是大款包养的一族，既然能够坐软卧，肯定是一个有学识的人，在那里属于白领阶层。至少是舍得花钱，不愿意在硬座车厢里受劳顿之苦。 这个老女人扯了许多杂七杂八的话，没有引起杜思宝的注意，他拿起了一本环保方面的资料书，似看不看的。眼睛的余光，忍不住朝那个年轻女子身上扫描。那女子好像趁他不注意时，迅速地脱下外衣外裤，一身鲜红色的薄毛衣，耀眼地暴露出了她女性柔美的曲线。只见她急忙盖上薄被子，翻身正对了杜思宝，无怨无悔地看了他一眼，杜思宝慌乱地把眼光彻底收回到了书上。这女子翻身朝内躺着，掏出手机，和一个不知哪里的人嘟嘟囔囔地对话。 老女人忽然说起了民工的情况，杜思宝听了起来。 老女人说：“大哥哎，你不知道啊，现在到南方打工的人太多了。这些民工可怜着哩，一天下来，干十来个钟头，一个月只能挣五六百块钱。南方的工厂，只要不是外资企业，都是一些家庭小工厂，有的厂几个月不给民工开工资。你要是走了，一个子也不给，这活算是白干了。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年前的一天，有一个民工要不来一千多块钱工资，回不了家，爬到了一个高高的广告牌的架子上，要寻死。害得广州的公安消防，出动了十二个人，从中午一直劝到下午，最后总算劝下来了。救他的消防大队长说，人命关天，有警咱就得出呀。你听听，人家大队长说的话多在理！要说，这个民工也不值得，为了区区千把元的工钱，弄得公安同志出动两个班，人力、车费、油费，再加上围观人的误工费、交通堵塞费，可能远不止那千把元的工钱所能敌着的吧？啧啧，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杜思宝听了，心里很有触动，对那个女郎的邪念，在这一会儿消失了。他想起在网上看到，为了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总理都发了火，亲自过问这些困苦的农民工人的待遇，说明工资拖欠现象已经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又想到他的那些挤死挤活，坐上大巴，奔向南方的乡亲，也不知过得怎么样，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地考察一番。想着想着，做起了梦，梦见那个爬到高牌子上的民工，在自己面前摔死了，惊了一身冷汗。 第87节 潇洒 第87节潇洒 杜思宝出了广州火车站，第一种感觉，就是温度很高。下车时，他已经换成了秋装，依然觉得脊背上冒汗，秋裤和内裤贴腿。 大款胡万有在车站外边迎接他。他乡遇故人，两个人都是兴奋极了。在家里的时候，杜思宝和胡万有的交往并不多，但相互还是了解的。胡万有在家时的种种劣迹，以及现在发迹的传奇经历，杜思宝时有耳闻。在杜思宝心目中，对这个人没有做贼的厌恶，只有佩服的成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是一别几十年呢。 胡万有的那个峨眉山下的美貌小蜜，名叫小霞，开着凯迪拉克，驾姿优美，技术娴熟老到。广州市的交通状况非常复杂，可这个小妞儿，就好像一个高级音乐大师操琴一样，驾轻就熟。高档轿车内，开着冷气，放着轻柔的音乐，在水泥钢筋的丛林里，沿着高架桥、中山大道和黄埔大道穿行，从并行的四排车流中间，像一条撒欢的鱼儿，游来游去。 胡万有从来不请客人到家里去，没有多少朋友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一点，对于是乡亲的杜思宝也不例外。他把杜思宝安排在一个高级酒店里，对杜思宝说：“小宝兄弟，一路辛苦，现在还不到十点钟，喝早茶已经结束，吃午饭还有点早。我得出去办一些事儿。你洗漱一下，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中午我回来开始给你办节目。”杜思宝说，你忙，你忙，别误了你的正事儿。胡万有粗鲁地说，忙个xx巴，陪你才是正事儿。那个叫“小霞”的小蜜也对杜思宝嫣然一笑，两个人共同离去。 这座豪华酒店，矗立在珠江边上。杜思宝在二十九楼下榻，比起他在唐都市住的十五楼来，这才有点天上的味道。乘快速电梯直达住处，耳朵都有一点高山反应。 胡万有两人走后，他拉开窗帘，朝下望去，南国风光，美不胜收，却尽收眼底。大楼脚下，是一条沿江马路，车流滚滚。江堤上，椰子树和榕树相间，像一个个绿色美女，婆娑摇曳，婀娜多姿。树下的林荫道上，行人如蚁，又像一些花花绿绿的小不点在蠕动。 放眼望去，珠江的江面宽阔，像一片墨绿色的缎带，被不知是上游还是下游的两座大桥截断。缎带子上，绣着不少客货游轮，上下奔忙。不时地发出一阵牤牛叫一样的汽笛声，清晰可闻。杜思宝再一次想到了七太爷，这种轮船，可能是老人家一生中，唯独没有想到的交通工具。轮船这东西，在内陆地区是根本看不到的。也许在七太爷的脑子里，根本不存在轮船的概念。他一生中见到过的船只，恐怕只有偶尔一见的打鱼人，肩上挑着的连体式的两个两头尖尖的“鹰船”，还有用桐木板子做成，钉上一圈彩布，用布带子吊在肩上的“旱船”。这些，在七太爷的知识领域里，没有作为交通工具的意义。要是他老人家来到这里，看到远洋货轮，一定会惊叹，人啊，真是太能了，竟然把高楼大厦盖在水中！又肯定会不无遗憾地说，你看你看，这座高楼大厦没有扎根脚，在水面上来回漂荡，气得“哞哞”叫，“嘟嘟”地朝天上冒黑烟。 胡万有给杜思宝开的节目，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 中午时，他们就近在酒店里吃饭，还是那个小蜜作陪。一瓶低度五粮液酒，两个人分喝了。那个叫小霞的小蜜说自己开车，不能喝白酒，只喝一杯浸着几片橙子、漂着三个红小樱桃的淡绿色饮料。她一口一个“老公”地同胡万有打趣儿，一边姿态优雅地招呼小姐殷勤地布菜。杜思宝在美女面前，显得拘谨。呆头呆脑地想，这小子真有艳福，左拥右抱的都是美貌小姐。可见金钱不是用来通神，而是用来通美女的，这才是有钢真正用在了刀刃上。而且，只要是美女，在繁华的都市里，有勇于献身的精神，傍上了大款，日子肯定比所有同龄的女孩子过得滋润一些。 吃过午饭，胡万有把小蜜打发走了，吩咐她说，不用来接我，你和小湘把公司打理好就行了。 小霞走后，胡万有就要拉杜思宝出去玩。杜思宝坚持说，自己喝酒后，头有点晕，还是回房间里休息一下，我们好好地叙叙旧。 两个人喝了点酒，很助谈兴。说起了童年趣事儿，有说不完的话。胡万有回避了在家时偷偷摸摸的丑事儿，当然杜思宝也不会当“揭老底儿战斗队”的成员。两个人都说一些叫人想起来十分高兴的浑话。 胡万有说，分田到户后，你已经上大学走了，咱寨子里好些事儿，你就不知道了。寨子东头的马国兆，你还记得不？ 杜思宝说，记得，记得。 胡万有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会过日子人。那时候，有了香油吃，却没有钱割肉，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其中最叫人向往的，是山里的兔子和河里的鱼虾，不二年，就被大家逮得、捞得不见了。找不到了，有人生了绝门儿，就是到河里下农药药鱼，鱼翻了肚儿，成洗脸盆子拾。开始时，一个人下了药，大家都去拾，下药的反而弄不了多少。这人就学聪明了，专门在后半夜里下药。到天明的时候，自己先把大的拣走，剩下一些小渣渣，才是其他孩子们的“洋捞儿”。药来药去，河里的鱼虾绝了迹。在这种时候，马国兆还出去药鱼，附近没有鱼了，他跑到下游几十里的核桃寨去。有人编派了讽刺他的顺口溜儿： 没材料，找国兆， 错把啤酒当成尿。 忽然一天想吃鱼， 掂着“乐果”下核桃。 找到一个深水潭， 有鱼没鱼只管倒。 一个鳖娃儿没药着， 气得国兆嘴起泡。 马国兆这家伙是个王老五（光棍汉），他二哥到北京打工去了，干的是装卸工，连菜都舍不得吃，啃馍喝自来水，把钱全部寄到了老婆手里。老婆在家领着一个小孩过日子。马国兆不老实，总想搞他二嫂一炮。起初，他找他二嫂说，趁我二哥不在家，你得帮帮我的忙，让我放放腰里的毒气。他二嫂当然不会答应，他就在二嫂门前撒了石灰，果然抓住了他二嫂的把柄。趁他二嫂心虚，他又花了五十块钱就把他二嫂搞定了。 有一次，他喝醉回家，正好碰上他二嫂，要到二嫂家日他二嫂。他二嫂说，今晚不行，你二哥回来了。他发了酒性，哪管这些，对他二嫂说，我二哥在家又咋样？照样挡不住我要日你。就这样撕撕拽拽，拉拉扯扯，到了他二哥家大门口，还大声小气地要日他二嫂。只听得院子里“砰”地响了一枪。他二嫂说，看看，你二哥恼了吧，要用枪打死你哩。马国兆说，，不过是老笨炮，在他装药的工夫，我就把你日过了！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国兆说，哦，原来是双管枪。打完了，我更不怕了，照样日你！谁知，没有说上几句，又是一声枪响，马国兆才说，哎哟，我的妈呀，原来是五连发，不日你了，小命要紧！ 这个“五连发”的笑话，乐得杜思宝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笑毕，又犯了神经质。忽然想到，在他前年回家偷埋他父亲时，听老家的人说，现在打工的人多了，寨子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走了出去。年轻的男女孩子们，可以到电子厂、绒毛玩具厂或者鞋厂里干活。尤其是女孩子吃香，男孩子不太好安排。但总是有了钱挣，三百、二百地往家里寄钱。由于种地不赚钱，壮年人也有出来的，他们干不了轻松的工作，主要出的是臭苦力。留守在家里的女人们，不时地发生一些风流韵事儿来。这并不奇怪，实际上，也是一个当代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说话间，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胡万有说，小宝，咱们走，吃海鲜去！二人下楼，打了招手即停的“的士”，直接奔向了好远的去处。 这个大排档，叫做“天天渔港”，大门外，扯了一个褪色的红条幅，已经风刮日晒得发白了，上边的黑字看得更清楚。只见写着一行字：“秋风起，食雀食蛇食野味儿”。 杜思宝想，无怪乎人们常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东北人什么都敢做，广东人什么都敢吃。”这广州人，麻雀、毒蛇、狐狸、猴子、穿山甲吃遍了。只是不知为什么，非要到“秋风起”时再吃。他猜想，可能是到了这个时候，野生动物的营养积蓄起来，脂肪多了，味道更加鲜美。忍不住对胡万有说，我听说，果子狸最香、最好吃。胡万有说，真的，回头我带你去一处尝一尝。杜思宝说，不吃了，我讨厌野味儿。胡万有说，到底不愧是环保局长，觉悟还挺高嘛。 实话说，杜思宝连海鲜也不习惯吃。但到了广州，如果不吃海鲜的话，等于没有来过广州。仔细品尝，广州的大师傅做出的海鲜确实地道。蒜蓉鲍鱼，是深海里的贝类，吃下去，好像是大块的脚膙子，又似胶皮，挺有嚼头。红色的大龙虾，骨头里包着的，是细嫩的白肉，味道很鲜。盐水大虾在内地早已吃过了，但没有人家的新鲜，这东西容易死，许多内地宾馆，如果没有空运条件，吃到的都是些冷冻品。其他的海贝、海鱼，搞了一大桌子。杜思宝说，搞这么多，怎么能够吃得下？胡万有说，这里的人吃不完了，都要打包弄回家吃。我在咱们家习惯了，弄得少了，觉得对不起你。以前有客，吃不完也打包，让你嫂子吃。今天没有让小霞和小湘她们两个来，没人带回去，我也不再打包了。你别见怪，不让她们来，为的是让你放松放松。 杜思宝不愿喝酒，胡万有死缠着他非喝不可，说是其他领导来了，开始喝酒、泡妞儿，都是半推半就的。兄弟你也是当领导的，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给我装蒜。酒壮男人胆，喝到一定时候，见了小姐不怵，有劲儿。杜思宝想，前边来的内地干部，可能都是这样被他拉下水的。“糖衣炮弹”是很有味道的，容易让人着迷。杜思宝的心里也跃跃欲试，老练地说，你胡扯，喝醉了酒，浑身都硬，就那一处不会硬。两个人的口气，都像是熟练的老嫖客。 接下来，先洗头洗脚，又去洗桑拿。广州的警察对小美发厅、按摩店里的卖淫嫖娼管得很严，却从来不到高档豪华的洗浴场所。胡万有带杜思宝去体验生活的地方，洗头洗脚洗桑拿，都是上档次的，有漂亮的小姐服务。只不过，前两项按摩的是局部，后一项按摩达到了全身。小姐们并没有提示杜思宝提高服务档次，杜思宝临阵退缩，只让人家又踩又揉，翻上倒下地折腾了四十五分钟。出门结账后，胡万有遗憾地说，兄弟你真会为我省钱哪。还要拉杜思宝在这个不夜城里疯狂，杜思宝坚决不干了，胡万有只得作罢。分手时，胡万有让杜思宝明早晚一点起床，他再过来陪他吃早茶。 回到宾馆，杜思宝拖着疲惫的身子，倒在床上，眼皮开始打架。刚刚朦胧，电话“蛐蛐”地响了起来。杜思宝以为可能胡万有有什么话要嘱咐，立刻有了精神。拿起电话，里边传来的是一个甜甜的女声：“请问先生，要不要服务啊？”杜思宝调侃人家说：“都有什么服务项目？”小姐说：“打波呀，打炮呀！”杜思宝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房间里？”对方说：“你朋友怕你寂寞，专门交代了啊。”杜思宝心里笑骂道，胡万有这家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就说：“对不起，不需要了！”对方说：“你朋友埋过单了，你就不要客气了！” 没有多大一会儿，房门轻轻地敲了两下，杜思宝一蹦起来，打开了房门，一个手握保险套的小姐闪身进来。 第二天，杜思宝想，如果见了胡万有，肯定有点不好意思，不如早早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到八点，他就给胡万有打了电话。手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才有一个湖南小妞的声音接了。杜思宝知道，胡万有还在温柔乡里，小蜜先接电话，说明他不用背任何人，这种状态已经习惯了。 那小蜜把电话转给了胡总，胡万有带着浓浓的睡意，让小宝兄弟别着急，等他过来，要带杜思宝去黄埔军校、农讲所等革命圣地游玩。杜思宝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要赶快赶到东莞去，小磊他们可能等急了。 第88节 热土 第88节热土 杜思宝从广州市到东莞的途中，感触实在是太大了。这里真是改革开放的热土，他随身携带的地图册，还是最新的版本，坐在大巴客车上，与过往的路标对照，一点也对不上号。这里的高速公路的出口很多，跟内地的相比，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出了高速公路，各种高级路面纵横成网，到处都是车流。公路两旁，看不到城乡分界，全部是楼房。有的是劈开了红土山包建设起来的，好像和广州市连在了一起。形形色色的广告牌林林总总，港台明星和内地明星，以及叫不上名字的美女们，搔首弄姿，无不一展风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叫人能够真正体会到，这里才是商品经济的海洋。 杜思磊他们不在东莞市内，而是在东莞辖区内的厚街，这里原来是一个乡镇，现在发展得和一个县城差不多。到处都是工厂，到处都是工人，到处都是道路，到处都是车辆。下了车，一辆辆摩的围了上来，你只要一同意，他们马上问清去处，讲好价钱，拉上你飞风而去。听他们的口音，都不是本地人，全是北方各省来到这里的淘金汉。这要是在内地，肯定是交通部门、交警人员严厉整治打击的对象，在这里竟是没有人管的。这里的行人没有骑自行车的，从汽车上下来，要么走路，要么打这种摩的。反正，他们有的是市场，有的是用途。在快节奏的环境中，他们是汽车和步行的中间环节。如果在这里工作的民工急于赶路，如果外来人一时弄不明白方向道路，有了他们，就变得简单明了。这同达尔文适者生存和“生物链”的生物学原理是同样的道理。 时值春节期间，工厂里都放了假。打工的人们绝大多数回了家，这从许多工厂都张贴对联，却大门紧闭，零零星星的炮纸随风乱飞，可以看得出来。杜思宝知道，小磊的弟弟思孝和妹妹小安也都回了马寨过年，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看一看小磊他们。 杜思磊越来越像一个小老板的样子了。当杜思宝赶到他的饭店时，两口子正忙得不可开交。惊喜之余，自己的兄长来了，犯不着太客气。他顺手掂了两瓶矿泉水，赶忙把杜思宝安排在饭店楼上他们的住室里，对他哥抱歉地笑笑说，前边太忙，正赶上吃饭人最多的时候，哥你自己先休息一会儿，我和翠翠忙完了再过来陪你。杜思宝深知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挥挥手，对兄弟说，你赶紧去忙你的吧，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耽误你的事情。 这自然是租用当地人的房子，杜思宝环顾四周，打量了一下，屋里的陈设一览无余，非常简单，只有一张低矮的破席梦思床。两把木椅子上，一个上边堆了一堆脏衣服，一个上边摞了十几层干净衣服。只有一个折叠型的小桌子和一个贴着儿童图案的小铁椅子，才有点新的意味，这可能是小侄女学习的地方。南方的房子有特别之处，室内的墙角的地方，用砖砌了一块方形小间，有水龙头，估计是冲凉的地方。 杜思宝顺手打开了那个可能是“二手货”的彩电，有“翡翠台”、“珠江台”，还有“凤凰台”等一些电视节目。多数用的是广东白话，杜思宝听不明白，随手又把它关了，走到窗前。 窗外另一排楼，伸手可及，间隔的距离很小。说明这里的地皮紧张，同时，越往南，越接近赤道，太阳光线近乎直射，不像内地城市，楼间距必须有一定的尺度，避免影响采光和通风。这个现象到了香港最为严重，有人就说： 广东建筑一大怪， 两栋楼房挨着盖。 洗澡遮上布窗帘， 对着窗户谈恋爱。 出来两天了，范哲给他来电话，孙丫丫给他发信息，想起这两个女人对他如此关注，自己昨晚在高档酒店里，发生的龌龊一幕，与一个风尘女子胆战心惊地进行肉体接触，草草完事，脸皮一阵热辣辣的。正在胡思乱想，一个清脆的童音唤醒了他：“大伯好！” 小侄女从外边进来，怯生生地望着他，止步不前。杜思宝恨恨地骂自己说，大伯有什么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混蛋。但还是很惊喜地招呼小侄女：“妞妞，快过来，让大伯抱抱你！”小侄女这才像一只小蝴蝶跑了过来，很快就和大伯混熟了。这真是一种割不断的亲情，尽管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依然依偎在杜思宝的怀里，让人感到亲切而温馨。他拿出带来的糖果给小侄女吃，小侄女说：“大伯，我不吃，我妈说了，近来流行一种怪病，不让我吃零食。”杜思宝想，可能是许翠翠骗小孩子的，就哄她说：“没关系，大伯带的东西没有病菌，吃下去，长个子，学习好！”小姑娘这才接过食品吃了起来。 杜思磊两口子，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才邀大哥下楼吃饭。小磊说，哥，你来了，我晚上干脆停业吧。杜思宝知道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就说歇什么业？我来看你们一下，知道了你们的情况，回去给你伯、你母和叔叔、婶婶说说，让他们放心就是了。小磊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也是的，要是在老家，过年时，像我这一类小饭店肯定关门了，在这里却不行。因为还有一些北方人没有回家，陆陆续续又来一些。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人都要吃饭不是？工厂里放假了，他们没有地方吃。虽然大饭店都不停业，打工的吃不起，好多人睡了懒觉起来，跑很远过来吃饭，吃完了还要带走一些，晚上再吃。到中午时，我这饭店的生意最好，我总不能看着钱不赚不是？杜思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像在机关里对中层干部下指示一样说，对，要抓住这个机遇，乘势而上，多积累一些资本。说罢，忽然觉得在自家兄弟面前打官腔，多少有点不地道。 小磊的“河南老乡饭店”也称作“大排档”，叫法古怪，可能就是北风南化的原因。店面倒是比较干净，来吃饭的人不少，各省市的人都有。他用了一个做饭师傅和两个女孩子，都是我们县去南方打工的。杜思宝想，按照过去他自己曾经学过的政治理论，这杜思磊成了老板，靠剥削别人的劳动起家。他们贫农成分的杜家，终于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也不知他们两口子到底赚了多少钱，看看他们的生活，可想而知，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租用当地人的房子，没有添置家具的必要，也可能是把钱集起来，到返乡归农时打总花吧。 客人稀少了，杜思磊两口子还要忙着择菜。杜思宝要打帮手，两口子说啥也不让，他就坐下来，同他们说话。 许翠翠告诉他，大哥，我和小磊商量过了，种地没有多大出息，我们决定在这里干一辈子，不再回去了。本来打算买一套房子，安家立业，可就是钱攒得差不多了，房子又涨价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攒够，你说该咋办？杜思宝自己的房子也是分期付款的，当然爱莫能助。只好糊弄着兄弟媳妇说，好好干，慢慢攒吧，总有一天会攒够的。好在兄弟媳妇不是向他打饥荒的，弄得好大一阵子没有话说。 杜思磊忽然对杜思宝说，哥，高恩佑死了，你没有听说吧？杜思宝心里一惊，问小磊说，恩佑是怎么死的？ 小磊说，是被人扎死的，死得挺惨。高恩典和他爹妈来了以后，他妈快要哭死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破案，最后，高恩典和他爹妈抱着骨灰盒回去了。 原来，高恩佑到南方以后，到一个陶瓷厂干活，这个工厂虽然机械化程度很高，还是比进其他的厂的劳动强度大。高恩佑干了两年多，感到太累，还受人管辖，实在受不了，就积攒了一些钱，买了一辆二手摩的，干上了拉人拖货的营生。 开始的一年多，他的生意很不错，不仅收回了本钱，还有不少节余。这种活儿又很自由，想干到啥时候干到啥时候，自己领导自己，远比在工厂里干强多了。干的时间长了，就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拉客最是时候，最能够多敲几个钱。刮了台风的那几天，风小一点以后，出去拉客，可以向顾客要多出几倍的钱，一天下来，挣个百十块钱不在话下。后来，拉了一个江西的女孩子，拉了几次，竟然拉出了感情，租了一间小房子，两个人就同居了。有一年春节，还把那个女孩子带回过马寨一趟，要不是那个女孩子的父母不同意，两个人完全可以结婚了。这个女孩也铁了心要跟他，所以，父母管不了，这女孩索性连钱也不往家里寄了。 谁知好景不长，拉着拉着就不行了，许多外地来的打工者看中了这一行当，纷纷买了摩的，抢开了生意。有些省的人，还成立了帮会组织，一呼百应，占了地盘，挤对外省的人。咱们河南人癖处多，好想家，不抱团，耍点小聪明还行，干大事就不行了。高恩佑太老实，习惯一个人单打独斗，与其他本省的同行不联系。一个朋友也没有，生意一天差劲一天。 就在年前的一天下午，高恩佑照常去大朗停车的地方拉客人，一大帮摩的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一辆车过来了，只下来了一个人，他妈的这人是高恩佑的“勾命鬼”。他到江西和四川的两群摩的前讲价钱，一个也不让人家拉，都嫌贵，最后高恩佑蹭了过去，比人家低了两块钱拉了。这可惹恼了四川的那一伙人，他们一直追到了厚街，找高恩佑算账。街上路灯亮的时候，这伙人找到了高恩佑，高恩佑拿香烟给他们赔不是。他们说，你个龟儿子不按游戏规则办事儿，格老子要教训教训你！说着说着，就有两个小伙子朝高恩佑的肚子上、胸膛上捅进了刀子。好多人围观，也没有人敢管一管。高恩佑浑身蹿血，还没有走几步就倒在了血泊中。等高恩佑的女朋友，把消息传到杜思磊这里的时候，杜思磊带人急忙赶了过去，那一伙人早就骑着摩托窜烟了。警车也来了，问周围的人，谁也说不清楚凶手到哪里去了。 高恩佑到底没有救过来，就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偎上冰块，等他的亲人到来。他的那个江西女朋友哭昏了一次，在派出所录口供以后，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物品走了，不知去向。在那一段时间里，可把杜思磊忙坏了，又是帮高恩典他们去派出所说案情，又是帮他们租车，去医院拉尸体火化，陪着他们掉了不少泪，总算是把他们打发走了。 杜思宝听了，欷?#91;不止。忽然想起，路上听那个老女人说的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问小磊这号事情严重不严重。小磊说，没有那么严重。广东人不排外，谁来这里干活都一样，环境还是不错的。办厂的都是台湾、香港的老板，据说他们都很有钱，内地工人本来就是廉价劳动力，基本上没有拖欠民工工资现象。个别发生拖欠的事件，都是一些内地人来办的厂，亏了本，办不下去了，拍拍屁股跑了，才坑了这些出力流汗的工人。你说的爬广告牌子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都是因为这个人不摸底细，找的工厂不对路，才吃亏上当的。这里只有一条，就是出了工伤事故往往没有人管。工厂里找理由说是怪工人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儿，有的连汤药钱、包扎费都不付，老板们主要是怕管了，烧他们的手。告到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推来推去，多数工人与他们语言不通，常常是不了了之，伤残的民工含恨回家的不在少数。 杜思宝说，小磊，你也是内地人，可别坏良心，坑人家给你打工的。杜思磊说，哪里的话？你放心，我这里的待遇挺不错的，不信你问他们。做饭的大师傅说，杜老板很好，没有亏待过我们。 杜思宝对小磊说，思孝和小安可是你的亲弟亲妹，他们咋不在你这里干？小磊说，他们嫌在我这里不自由，我把他们安排到工厂里去了。哥，你不知道，越是亲的越不能在一块儿干。说这话的时候，许翠翠白了杜思磊一眼。 杜思宝说，这里还有多少老乡？你想办法通知他们一下，我既然来了，都要见一见。杜思磊说，行，我已经告诉过他们你要来，没有说准时候。我现在给住得远一点的打电话，其他的过来吃饭时，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89-90节 打工 杜思磊拨了一阵子手机，凡是能够打通的，都告诉他们，俺小宝哥已经到了的消息。这些人难得一见家乡人，表示马上过来。 杜思磊吩咐大师傅炒一些菜，说是办上两桌，让大家好好聚一聚。 没有过多大一会儿，许翠翠的表哥、表嫂带着一个胖乎乎的孩子，打着摩的先到了。一进门，他表哥咋咋呼呼地说，幸会幸会，杜局长新年好！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称他官衔，让杜思宝觉得有点新鲜和滑稽，就说，我比你大，你叫我表哥就得了，在这里没有杜局长，只有乡亲。许翠翠的表哥奉承说，表哥，不是小弟要仰慕你，因为你是咱们亲戚中的大官啊！ 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寒暄了一番。表哥问及家里的收成怎么样，杜思宝答不上来，就糊弄了过去。好在那人并不是真的关心家里的农业情况，问这样的话，如同与生人见面，先说“天气怎么怎么样”，是一个道理。由于没有多少话可说，表哥就和小磊一道，又是搬“珠啤”，又是找低度皖酒，边忙活边对杜思磊说，小磊，表哥来了，算我请客，咱们好好地招待一番。 表哥带来的女人很年轻，有点娇羞的模样，对杜思宝笑了一笑，没有说话，只是逗他们的小孩子玩。小家伙挺有意思，撇开他妈，手里拿着一本介绍世界各种名车的本子，让杜思宝猜猜是什么车。杜思宝最喜欢逗小孩子，装作不知道。小孩子就告诉他，这是“奔驰”，这是“劳斯莱斯”，这是“宝马”，这是“蓝鸟”，还有“巡洋舰”、“捷达”、“红旗”、“奥迪a6”，等等，有些车型，杜思宝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真的说不上来。可这个不到五岁的小家伙如数家珍，没有一种不认识的。他妈妈把他拉开时，同杜思宝搭上了话，说这孩子顽皮，会说话就开始喜欢看汽车。杜思宝想起七太爷也喜欢看汽车，可见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就感慨地说，是啊，这孩子确实聪明，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到他长大以后，汽车就像现在的自行车一样了。 杜思宝到卫生间方便一下，小磊赶紧跟了上来，悄悄地对他说，哥，你千万不要说漏嘴，这个女人不是俺的表嫂。表哥的两个女儿回家里上学去了，表嫂跟着回去，伺候两个孩子，表哥就在这里混上了一个陕西姑娘，还给他生了儿子，这事情我们一直瞒着表嫂。表哥这个人也真是的，办了一个小皮件加工厂，有了几个臭钱，就烧包了，不知何时就把这个女孩搞定了，我看这个事情不好结局。杜思宝想想自己和孙丫丫的恋情也是不好结局，你小磊还不是照样把人家刘继宗的老婆拐带出来？咱们都是“瘸子”，谁也别说谁的短处。就叹口气说，行啊，我注意就是了。 紧接着，一批批的男女青年都来了，杜思宝大多数都不认识，他像一个高级领导接见群众一样，一一地同他们握手。大家一见到杜思宝，有的说给叔拜年，有的说给伯拜年，有的说给表哥拜年的一类话。小磊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这是谁家的孩子以后，杜思宝也问了他们家的近况。自我解嘲说，我本来离老家最近，应该到你们家里去看看他们，却到这里问起你们来了。大家都十分体谅地说，你忙呗，看远不远，看近不近，都是一样的。 杜思宝问他们，你们在这里过年，想不想家？大家说，咋不想？杜思宝说，那为什么不回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原因。有的解释说，回去要花不少钱，一个来回没有千把块钱，是不行的，挣的工资花在路上，都等于给铁路局纳税了。有的说，不回去也没有关系，现在多方便，春节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问个好，说说情况，双方啥事儿都知道了。有的说，俺爹妈不让回去，说回去了，刚刚结婚，就要走新亲戚，备五色礼，一年的工资算白挣了。也有的说，家里的天气太冷，冰天雪地的，受不了那份罪。在这里习惯了，用不着穿冬天的服装，省事又省钱。 反正大家说来说去，离不开那个钱字。说明大家挣钱不容易，大家都心痛那点血汗钱。杜思宝想想，头一天晚上，花了胡万有几千块钱，听听这些情况，实在感到心疼。胡万有这些大款们一掷千金，花天酒地，领导们“一盅酒一壶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可这些百姓，却省吃俭用，一块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这种悬殊实在太大了。 也有一两个男青年，带来的女孩子是外地口音，看他们亲亲热热，勾肩搭背的样子，就知道是一些打工期间磨合出来的恋人。他们平时打工辛苦，各自住在大房间里，连个亲热的机会都没有。节日里，厂里放假，可以在一块儿住，加倍地发泄感情。这些年轻人当然不愿意回家，爱情可能比亲情更加重要一些。但他们能不能白头到老，还是一个未知数。 喝了一些啤酒、白酒，大家更加无拘无束地热闹开来。让杜思宝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比如他们正在喝酒的这些房子，都是新建的。这些打工仔刚来的时候，此处还是一片荒地，不几年就飞速发展了起来。你要是在这里一直干活，还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隔上几个月再看，面貌就会大变。这与杜思宝回到老家，突然感觉老了如出一辙。当地人卖地皮暴富，许多家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靠出租房子就有吃喝不尽的收入。即使最不咋样的家庭，也比我们内地见钱多，老一点的人整天喝个小酒，搓搓麻将打发日子。年轻一点的不喜欢当干部，都要经商办厂。人家广东人很守信用，不像我们内地人那样坑蒙拐骗。所以他们敬神敬的大多是关公。关公在他们心目中，既是正直仗义的化身，也是财神爷。 在这里办厂的人，大多数是香港人和台湾人，也有日本人。进不同的工厂，待遇相差不大，感受却不一样。香港老板比较大方，不太在乎钱；日本老板管理严格，待工人严厉；台湾老板比较抠门儿，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 同马寨出来的一个小伙子一同来的，有一个在高尔夫球场干的河北女孩，说自己上中专没有毕业，来这里闯世界了。她和那个小伙子在一块儿干，两个人就好上了。 小伙子说，表伯，我是个球场的保安，只有固定工资。我女朋友做“球童”，比我强，很能挣钱，一天下来，平均收入两三百块钱。这些钱，主要来自于小费收入。领班们排好的班次，客人来了，轮到谁，谁去陪这些客人打球。开着一辆电瓶车，在风景如画的球场里转来转去。要是你把客人陪高兴了，一次一百元的小费不在话下。下次这个客人再来时，仍然要挑xx号为他们服务，如果这个“球童”忙着，他宁可喝茶等着，也不要其他“球童”。这个球童正好闲着的话，可以不用按照排好的班次上。 那个小伙子还说，我这个女朋友，接触过来高尔夫球场打球的各色人等，对他们的禀性摸得很透。当地的官员和大款们，给不给小费，不敢指望，有时陪他们还是政治任务。但来玩的老板，给“球童”们小费，是全世界通用的规矩。当领导的也不例外，他们往往出手不凡，由秘书或者小蜜，一次给一百、二百的经常出现。日本客人的特点，是“哈依哈依”的很有礼貌，对“球童”们也是点头哈腰的，小费顶多不过五十块钱。台湾老板吝啬，当球童的，要不是正好排到了班次，没有人喜欢陪，他们随手扔给的，也就是十块二十块钱。只有香港的老板来了，“球童”们比较踊跃。有一个香港客人一杆进洞，高兴得像中了彩票大奖，一下子给“球童”奖了一千块小费。他们迷信，认为只要这个球打得好，做生意就会顺利发大财，所以出手大方。钱在他们的手中，不过是花纸头。 说起香港的大款们，大家更加来劲儿。有人告诉杜思宝，在樟木头、龙岗、凤岗和大亚湾一带，房地产开发商们，盖了大批的住宅楼和别墅，大多数被香港的大老板们买走了。这些大亨，有的是带了家人，把这里当做另一个家，来休闲度假的。还有许多人在这里包了二奶，开着高级轿车，到这里和二奶欢乐。隔着铁栅栏，往里边看去，要是见到抱着名贵小狗、小猫的年轻女人，准是二奶们。出外打工的女孩子，凡是能够往家里大把大把寄钱的，不是当二奶就是当坐台小姐。 在谈话中间，有些年轻人很有见地，说起同国际接轨，中国加入wto，东西部的差距，中国经济的梯级分布来，就像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一点滥用名词、牵强附会的样子，让杜思宝对他们刮目相看。 大家还举了不少老乡们在这里发财或者受害的事例。他们说，某某人被传销公司给骗了，圈在一处隐蔽的地方洗脑子，然后写信打电话，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到现在没有发财，反而脱不了身。还有几个年轻人当了保安，嫌工资不够花，又在空闲的时间里做古董、玉器生意，挺能赚钱，兼职竟然比主业来钱快。他们在进货时，一只手镯、一棵“玉石白菜”，不到十几、二十几块钱，出手时可以卖到数百元。有时候，若蒙着了老外，可以卖到上万元，利润高得吓人。做古董生意的全是赝品，没有一件是真的。提供这些商品的地下黑心商人，都有作假的绝活，刚刚印制的线装书本，不一会儿工夫就会变成古色古香的陈年老书。一张张“清明上河图”，虽说不是原画，也是古人临摹出来的。刚刚用塑料铸成铜币古钱，生出的铜锈，绝对像是从古墓里扒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画像、像章、革命图书，全部是现在生产的，与当年的没有两样。“百货中百客”，不管这些东西再假，总是有人乐意上当。 杜思宝听了这些，感慨万分。他想，是啊，在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他的那些可爱的乡亲，无不受到浸染和熏陶，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了。当然不可能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确实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大批的内地青年，到这里出力卖命，哪里会有这里今天的如此繁荣！ 送走他们以后，小磊给他安排在一个家庭宾馆里，一个床位只收二十块钱。杜思磊要和他一起睡，杜思宝不让他这么做，弟兄两个就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不少家里的闲话。最后，杜思磊一拍脑袋说，我差点忘了，发旺哥和嫂子来了，就住在他女婿的工厂里，给人家看门，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 第二天，杜思磊对许翠翠安排了一下饭店里的事情，又找了朋友的一辆面包车，亲自驾车拉杜思宝去深圳龙岗，到孙丙豪的儿子孙松涛的胶带厂，看望发旺哥他们两口子。 一路上，小磊对大哥说了不少关于他们的事情。 小磊说，孙松涛从台湾来到这里办厂，发了大财。这个人在孙丙豪的教育下，很守规矩，很敬业，又有高学历，有知识，打理的厂子，很不一般，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外销路很宽。厂里招收的工人，也由开始的几十个人，增加到现在的五百多人。 贵亭叔的外甥女，也就是刘小芬的女儿沈卓娅，是咱们那里最早到这个厂里的一个人。这女孩最不争气，越混越不像话。孙丙豪把她带来，交给了孙松涛，说了相互关系，要孙松涛多多地关照她。 按辈分，沈卓娅应该叫孙松涛为表爷。这个表爷对老家没有多少概念，只认作是劳资关系，并没有特殊照顾她。一开始，先让她到涂胶车间干，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这女孩吃不消。她找到孙松涛说，表爷，能不能给我调一下工作？我的腿都站肿了。孙松涛就让手下人把她调到了装箱车间。 装箱车间虽然是坐着干活，仍然不轻松，每天要装好多箱子胶带。沈卓娅干了不到几个月，突然失踪了，跑到一个美容美发店学按摩。这也是坐着干活的，相对轻多了。在这种场合里，她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知道了还有开发自身资源，更能够快速挣钱的办法。于是，站着干活太累，坐着干活还累，她干脆躺着干活去了。 这事情过了好几年，她家里一直不知道，一直以为她在胶带厂里干活。后来，年龄大了，又抽烟，又喝酒，头发染成红颜色，落下一身脏病。回到家里，她妈感到不对头，审问之下，她承认了自己当坐台小姐的事儿。把刘小芬快气死了，把她打了出来，不认这个女儿了。 沈卓娅虽然被公安局多次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罚了不少钱，还是有不少积蓄。家里不认她了，她满不在乎地又跑到了山西太原。那里是北京的后花园，煤矿多，有钱人多，她干了不久，就挣了很多钱。老板让她多带一些人来，她就给原来在南方的姐妹们发短信。那时，她刚刚学会发短信，弄了半天，又是用拼音，又是用笔画，只点出了六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这个短信发出去以后，马上从广东飞到太原了一群“鸡子”。后来，那里严厉扫黄打非，环境还不如南方，她就又回到了深圳。听说她现在自己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仍然在偷偷地做皮肉生意。 杜思宝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沉重。他自己前天晚上，喝了一些酒，就迷乱本性了，在一个小姐身上得到了片刻欢娱。回想起来，十分后悔，这个世界确实可怕。现在，确实有许多不顾廉耻的男人，也同样有了许多不顾廉耻的女人。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兴啥啥不丑，笑贫不笑娼。 一路上，杜思宝想了好多事情。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怪了，沧桑巨变，啥事儿都在翻个儿。七太奶是旋车轴匠人的女儿，嫁给七太爷的时候却不坐牛车要坐花轿；元叔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念，儿子女儿上了大学，还读了博士；穷得为了弄肉吃，割牛舌头的孙满仓，儿子孙二孬成了大款；整天偷偷摸摸的“公贼”狼叔，儿子当上了以抓贼为己任的派出所所长；刘小芬吃“破鞋”女人的女儿孙丫丫的糖都嫌脏，自己的女儿却做了成千上百个男人，压过来压过去的妓女；想当初，开会要靠“四类分子”送信，现在远在千里，发个短信，什么意思都可以表达……正像百年前，数百个科学家，共同猜想，百年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向，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汽车竟然会风靡世界一样，当今社会再发展下去，电脑将变成光脑、生物脑，纳米技术将会让所有废物都成为有用的东西，家用机器人将代替人们的劳动，人类的某些器官不再进化，真的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杜思磊又对杜思宝说了发旺哥的女儿刘玉芹和刘玉娜的情况。 小磊说，玉娜这个孩子，真是福星高照，现在已经成了阔太太了。 那时，她和她姐玉芹，还有高恩佑、寨外胡顺昌的儿子胡万春、孙乃社的孙女孙松枝、狼叔的女儿刘继多和刘继凡，他们七个人，坐着土龙般的大巴车，来到广东的时候，这地方还是不毛之地。当时正赶上加速发展的机遇，办了不少工厂，到处都在招收工人，找活干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他们几个按照在家时，家里的老人们相互凑出来的，已经在南方站住脚的人的地址，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就开始寻找落脚的地方。先打了胡万有的电话，可巧胡万有去内地了。找杜思磊的时候，听说厚街那个地方，还不怎么样。于是，又跑到深圳，打了电话，才知道孙松涛在深圳的龙岗区，离深圳市还有一段路程。孙松枝和刘继凡、刘继多，就地找了一家工厂，留下来了。胡万春和高恩佑坚持要找到杜思磊，说他们在家里时，已经给杜思磊写过信了。既然找不到孙松涛，那就去找杜思磊。只有找到了杜思磊，才能给家里一个交代，让他们放心。 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道理，他们不得不分了手。高恩佑和胡万春向西北走了回头路，摸到厚街，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和杜思磊见了面。杜思磊当时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许翠翠他们两个苦苦攒钱，为的是抓紧让许翠翠得到解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多大能耐。既然家乡的人来了，还是要想办法的。杜思磊找到表哥，表哥通过当地的熟人，把他们两个男孩子，安排到了陶瓷厂。后来，胡万春回家结婚，不再来了，只有高恩佑继续在这里干，落下了个惨死的下场。 刘玉芹和刘玉娜姐妹俩，从深圳坐上汽车，过布吉、横岗，一路向深圳的东北方向，到了龙岗镇。逢人打听，终于找到了孙松涛的胶带厂。 主管招工的人员，听说是老板的老家人来了，报告给了孙松涛。孙松涛鉴于沈卓娅的教训，原来不准备收这些家乡的人，以免给自己带来后患。又转念一想，既然来了，又不收她们，见一次面是应该的，不然在老爷子那里不好交代。百忙中，出来见面，打算让人领她俩吃一顿饭，再让她们走人。 谁知这孙松涛一见了这姐妹俩，一下子眼睛亮了。这两个女孩太漂亮了，尤其是刘玉娜，亮丽清纯。孙松涛活了二十七八年，从台湾到香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令他动心的女孩子。立即带她们到高档饭店里去吃饭，把刘玉芹安排了最轻的工作，把刘玉娜安排进了自己的写字楼。 刘玉娜一下子掉进了福窝里。孙松涛对她既严格，又宽容，安排她学习操作电脑，手把手地教她。这孩子福至心灵，学什么都相当用心，进步很快，孙松涛越发喜欢上了她，展开了狂热的追求。刘玉娜人小鬼大，在家时，已经具备了谈恋爱的丰富经验。她知道自己的老板喜欢上了她，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这个男人比自己大了将近十岁，却很有学问和风度，还有水平和能力，相当成熟，比起在家时那些追求她的毛头小子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她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对孙松涛不冷不热的，越发勾去了孙松涛的灵魂。 孙松涛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沾染过女人。他理想中的老婆，应该是一块未加雕琢的璞玉，要靠自己研磨，成为精美的艺术品。这个刘玉娜，正是他理想中的女孩。他把自己带刘玉娜到各个风景区照的照片，给孙丙豪老人寄了回去，孙丙豪对儿子的这个选择大加赞赏，一半是出于这个女孩太可爱了，一半是出于这是从自己故乡里飞出来的凤凰。 孙丙豪的夫人，亲自从台湾飞过来，找这个叫刘玉娜的女孩谈话。一见到刘玉娜，就知道儿子确实有眼光，找到了他的意中人。拉着刘玉娜的手，问她愿意不愿意做自己的儿媳妇。刘玉娜说，我还小，才刚刚十八岁。孙丙豪夫人说，不小了，在我们台湾，女孩子十六岁，就有嫁人的了。刘玉娜说，俺们老板的年龄太大。孙丙豪夫人说，我的丈夫大我二十多岁，我们过得不是挺好吗？刘玉娜说，我识字不多，没有文化。孙丙豪夫人说，这正好呀，小涛就是想找一个既聪明，又漂亮，文化不高的女朋友，他可以教你的。刘玉娜又说，俺家里很穷，配不上你们。孙丙豪夫人说，这更没有关系了，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跟了我们，还怕你家穷吗？ 挤到墙角了，刘玉娜推说，我得给家里说说，要让俺爹妈同意。孙丙豪夫人更加满意了，连连说，对，对，一定要听大人的话，才是好孩子。不过你要快点，我等你的消息。 刘玉娜并没有立即告诉发旺哥和发旺嫂，她先同她的姐姐刘玉芹商量。刘玉芹一听急了，对刘玉娜说，我看老板把你安排在身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果然出事儿了！你要知道，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听说，台湾男人包二奶，在全世界是数第一的。你可不能让这家伙害了。小娜，咱们辞工，不在这里干了。 刘玉娜说，姐，哪里像你说的？人家老板他妈来了，说要我当她的儿媳妇。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听你的了。刘玉芹说，那好吧，我拿你没有办法。只是你姐夫还在部队里干，你嫁个台湾人，也不知对他有没有影响？你等我写信问问再说。刘玉娜只得依了姐姐。 刘玉芹在北京当兵的未婚夫很快回了信。信中说刘玉芹，你傻呀，一点战略眼光也没有！现在有多少漂亮女人要嫁老外，嫁台湾人，还找不到茬哩。这是一只煮熟的鸭子，可不能让他飞了。我都怕你变了心，让台湾老板给包养了。我在部队没有什么混头，很快就要复员了，与我能有什么影响？我回去了，咱俩赶紧结婚，我也打算和你一块儿在南方干哩。 有了这个话，姐妹俩给发旺哥老两口打长途电话，发旺哥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发旺嫂常桂有些担心，亲戚这么远，该怎么走啊？发旺哥怪她说，你们这些臭x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当还是要提油馍篮、送米面呀？亲戚远了，咱坐飞机走！ 还是发旺哥有远见，这一次，他们两口子确实是坐着飞机来的。机票都是孙松涛在深圳给他们订好后，让他们在唐都市登机的。 孙松涛和刘玉娜两口子，已经生了一男一女，可把孙丙豪老两口乐坏了。孙丙豪打电话来，让孙松涛一家四口，在春节前，无论如何也要回台湾一趟。过罢春节后，把孩子撇在台湾，他们要亲自带一带孙子孙女。 孙松涛把发旺哥两口子接来后，在一起住了几天，就和妻子、孩子前往香港新机场，登上飞机，朝台湾飞去。 杜思宝弟兄二人，见到发旺哥他们的时候，这老两口别提有多么高兴。刘玉芹他们小两口也来了，提着好酒，说要好好招待老乡们。常桂亲自给他们做了家乡的饭菜，非常可口。常桂对他们说起刘玉娜两口子，结婚后，曾经开着高级轿车，到马寨走亲戚的往事，缝着的豁嘴上，明疤瘌闪闪发亮。她觉得这是寨子里开天辟地以来最光彩的事情，远比刘继苹出门嫁人时，刘庆典待了几十桌客还要风光。常桂还说，松涛说了，要在这里给我们买一套门面房子，让我们老两口不再种地，来这里做生意。我们只是感到生活不习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发旺哥六十多岁的人啦，依然是满嘴喷粪，没有正经话，守着女儿、女婿胡说八道。当他听说，杜思宝来广东时，坐的是软卧车厢，很不以为然地说，小宝，你也算是“飞机上日x，高干”了，还坐那种慢腾腾的玩意儿？说得刘玉芹别过了脸，他大女婿哈哈大笑。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胡万有打来了手机。胡万有说，小宝兄弟，你悄悄地开拔，可把你哥我害苦了。老乡们、朋友们都骂我，说你来不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我给你打电话，叫你回广州，大家好好地聚一聚。有一个在公安厅上班的朋友还说，要安排你我到澳门、香港看看，你办完了事儿，赶紧给我回来。杜思宝说，实在对不起万有哥，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回去上班呢。胡万有说，上个xx巴班！晚了，我给你定机票。不这样办，我们以后不是弟兄了！话说得这么绝对，杜思宝只得答应下来。 第91-92节 港澳 大家依依惜别了杜思宝，杜思宝又回到了广州。 朋友们的热情款待，无非就是吃喝。好像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一样，胡万有拉上他，从中午到晚上，节目不断，把杜思宝喝得头昏脑涨。 朋友们来了不少，都是唐都市和我们县在广州工作的人员。有的杜思宝并不认识，大家交换名片，称兄道弟，从此算有了交往。这些人，大多是在广东部队退役下来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上干，不愿回内地，就高职低套，留在广州市了。但他们级别仍然不低，最高的是副厅级，其他处级以下的干部，也都在各个部门握有实权，所以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只有胡万有什么也不是，但他是大款，照样吃得开。其中，有两个老乡是“三寓宾馆”和“长城宾馆”老总级的职位，中午和晚上的吃喝，就分别在这两处进行。杜思宝有时酒醉人精细，见了这么一些并不太熟悉的人，聚在一起吃喝，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题目，大家借助他到来的由头，做相互联络感情的勾当。 人多了，那些诲淫诲盗的地方就不可能去了，这一点反倒叫杜思宝放心了一些。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放荡的情绪，由此可见比我们内地开放得多。在我们内地，只有县城以下的有些家庭小饭店里，才有的那些客人同服务员，动手动脚的现象，想不到到了这里，竟然司空见惯。在席间，大家斗酒讲荤段子，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比一个精彩，恐怕嘴赖的发旺哥，也赶不上他们。杜思宝想，家乡的文化到了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这些小有成就的人，可以认为，是我们老家在广东的乡土文化代表，正在和全国各地的地方特色文化，在这里相融合。他们与前往广东打工的乡亲们，形成了不同层次，杜思宝通过和他们上上下下的接触，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 广东省公安厅的那个朋友，从中午一直陪到晚上。这两处吃喝的地方，他是常客，导引的小姐一见到他，就说，嗨，“老公”来了，把他高兴得眉开眼笑。在喝酒中间，那些服务小姐也都同他十分熟悉，一口一个“老公”地叫。倘若让爱她们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听到了，不朝公安厅的那个朋友的肚子上捅刀子才怪。 特别是领班的那一个年轻女郎，手里提着一个对讲机，专程过来给他和其余客人敬酒。在他的跟前，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对人家说：“你是我老婆，哪有先敬老公的道理，理应先敬客人。”那女郎说：“只要我老公带了头，才好往下进行。”他就伸出手臂，揽着女郎的腰，从上到下，一直抚摸到女郎的臀部，边摸边说：“是这样往下进行吧？”女郎撩开了他的手臂，娇嗔地说：“在家里，你不老实，客人面前也不知道尊重人！”说这话的口气，也不知是他经常真的对这个女郎这个样子，还是对自己真正的老婆。大家哄堂大笑，更加兴致勃勃。 女郎倒了满满的一大杯酒，请他带头喝下去。他连连告饶，女郎非要逼着他喝下去。逼得他实在无法，他就仰起脖颈，让人家喂他，那女郎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朝他灌去，弄了一脸一脖子酒，众人纷纷叫好。 这个朋友的确很有能量，本来内地人到香港、澳门的申请，要经过繁杂的手续和相当长的时间，可他已经办妥了。他对胡万有说，你奉陪我们老乡杜局长去吧，我公务在身，不能去了。胡万有说，你能不能去无所谓，只要把出关证件办好就行了。 第二天，由小湘开车送胡万有和杜思宝。他们走了顺德市、中山市一线，到了珠海，出了拱北海关，一步就可以踏进澳门半岛。 送到地方，二人下了车，正要走，小湘又追了上来，说给他们带了一部摄像机，差点忘了给他们了。小湘开玩笑说，你们两个带上这个，可以录活动影像，回来后我给你们整理，刻成光盘，让杜局长带回去，好叫家人欣赏。千万不要把你们找小姐的镜头录进去，那样会给杜局长惹麻烦的。 杜思宝说，谢谢小湘姑娘好意，带个摄像机太麻烦，影响我们游兴。你没听人说过，有的旅游团，跑了许多旅游景点，带的客人反而抱怨说：“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进山必看庙，见景就拍照，若问是哪里，谁也不知道。”我们主要是玩，没有录像的必要。我带的有数码相机，还有不少空间，摄像机就不用了。 说这话的时候，又勾起了杜思宝的联想。他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老师带他们跑了几十里路，到照相馆照毕业相。小学生们勒着红领巾，端端正正地坐在聚光灯下，眼皮都不敢眨，呆呆地看着镜头。照相的师傅，手执一个橡皮球，大拇指堵着气孔，一握之下，就把他们倒立的影像拍照下来。那种照相机非常笨拙，换一次胶片，还得跑到暗室里。洗出来的，还是黑白照片。后来有了傻瓜相机，很快就普及了，那种相机就被淘汰掉了。 旅游的人们，都想把自己在景区的影像记录下来作留念。过去出差，自己带的照相机，要配胶卷，非常麻烦。一个胶卷，只能照三十六张相，省着用，也会很快用光，还得在景区再购买胶卷。旅游热兴起的前一个阶段，游客们随身携带的照相机，让柯达、富士等胶卷生产厂家，以及卖胶卷的小商贩们发了大财。现在有了数码相机，胶卷就没有了市场。数码相机方便多了，自己的这台相机，800万像素，一张512m的存储卡，可以照一千多张照片。感觉不好的照片，还可以在浏览时，随意删除。他这次来南方，照了不少照片，足够回去让母亲、范哲她们看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带光盘回去。 小湘没有勉强他们，就把摄像机带走，开车回广州市，约定他们在罗湖口岸出关时再来接他们。 小湘走后，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进入澳门。胡万有对这里相当熟悉，就不需要请导游，他们或乘车或步行，恣意游玩。 胡万有介绍说，这澳门有四十三个景点，20世纪90年代评出了“八大景观”，都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我是记不清那么多，你可以从澳门导游图中自己去查看。其中最著名的是“镜海长虹”、“妈阁紫烟”和“三巴圣迹”。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三个地方。 “妈祖阁”建于明朝，已有500多年历史。庙前，一座巨大的汉白玉妈祖娘娘雕像，矗立望海，面容慈祥。她是渔民们的海上保护神，香火鼎盛。胡万有指指点点地对杜思宝说，葡萄牙人就是在这里登陆的，他们把“妈阁”念作“macau”，澳门因此就有了这个洋名字。澳门回归时，那个小姑娘唱的“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胡万有进入庙内，花1999元，烧了一等的高香。出来后，杜思宝对他说，万有哥，你烧香也不拣神，这是保佑海上渔民的，与你何干？胡万有说，这你就不懂得了，我们生意人，做生意如同行船，搞不好就会翻船，我这样做，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杜思宝笑他说，想不到你吃喝嫖赌，还有这么深刻的哲学思考。 他们又乘车游览了澳凼大桥。这澳凼大桥，值得一提。这是一座连接澳门半岛和凼仔岛的高架桥梁，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一跨海大桥。全长有25000多米，引桥有2000多米，犹如长虹卧波，雄伟而不失玲珑，给古老的澳门半岛平添了现代化气息。 大三巴牌坊，也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这个具有浓厚的西方宗教意味的建筑，样子有点像中国的牌坊，所以叫大三巴牌坊。这里游客如织，沿着台阶上去，连个照相合影地方都不好找，轮到杜思宝给胡万有照相时，把几个外国娘儿们照进去了。他说给胡万有听，胡万有说，我本来没有开过洋荤，正好正好。不过，我给你也摄进去了一个漂亮小姐，当心回去弟妹找你的事儿。 游逛是最累人的。胡万有说，不能再这样跑下去了，跑得我腰疼脚脖子疼。杜思宝也深有同感。他们就来到孙逸仙大马路边上一个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听人家播放的国语、粤语和葡语音乐。 按照胡万有的说法，这澳门半岛上，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博彩业。如果不到这里赌上一把，等于没有来过澳门。在游览过程中，杜思宝心中一直对澳门的赌场有一种神往，当然不是赌兴发作，而是要增长一种见识。 杜思宝在心中跃跃欲试，只是不好意思明说。胡万有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小宝，香港没有啥看头，我们在澳门多待一些时间。我带你到澳门博彩中心去看看。 到了澳门博彩中心，杜思宝一窍不通，全凭胡万有的介绍，才了解了一个大概。 原来，澳门的博彩业与世界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蒙地卡罗齐名，所不同的是，来到这里豪赌的人，不需要着盛装，随便穿衣服都可以。那些其貌不扬的人，可能就是一掷千金的大赌客。 着有特殊服装的服务生们，礼貌地引导他们进入赌场。赌场里的秩序井然，完全不是人们想象或者像从电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赌场内严禁拍照，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必须交到入口处，让人家保存。贵宾们的赌博地方在上层，是禁止参观的。那个东北的大官，就是借出差招商引资之名，在这里豪赌，栽了大跟头，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大厅内装饰豪华，有许多机关装在不起眼的地方，供赌场的高层管理人员透过镜头，了解赌场动态。赌场里的赌具，种类繁多，凡是世界上所有的赌博用具，你都可以看得到。有百家乐、二十一点、法国轮盘、骰子、纸牌、猜大小点、吃角子老虎机等。麻将更不用说，连刘继先他们打的骨牌，这里都能够找得到。至于如何个赌法，影视节目里可以见到不少，用文字来描述，显得耽误时间。杜思宝只听说，赌客们赢得巨款时，要将10%回赠东家，作为答谢。小打小闹的输赢，是不需要交钱的，不参加赌博也可以，这里对任何游人一律开放，随便出入。 所有赌具中，最普及的是被称为“老虎机”的赌具，在澳京、凯悦、永乐度假村等各大宾馆和游乐场所，随处可见。胡万有换了一堆筹码，要让杜思宝尝试一下。杜思宝说，既然来了，试试就试试。两个人各自拿了一堆钢镚儿，一人把了一台老虎机，赌了起来。 杜思宝的手气很臭，一千块钱的筹码，一组一组地顺着入口丢了进去，只听见清脆的“当当”响声，然后，老虎机肚子里呼呼噜噜地响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吐出来，叫人扫兴。偶尔也赢了一把，再投进去，仍然是只入不出。筹码渐渐减少，最后全部喂进了老虎嘴里。赢钱的时候，看着流出来的筹码，杜思宝也感到兴奋，当他把最后一个筹码投进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出来，这才明白久赌必输是铁打的逻辑。老虎机说，请继续放进筹码，杜思宝气得拍了这家伙一下，说日他妈，一千块钱算听了一阵响声。可能老虎机很通人性，知道这个赌徒不会再玩了，发出声音说，谢谢合作，请下次光临。 胡万有的手气比较好，等杜思宝没有了筹码以后，来到他的身旁，他的钢镚子，要比买的时候多出了一大批。杜思宝说，万有哥，咱们不再玩吧。胡万有说，行，咱就不玩了。我来这里，一般是不玩这种小玩意儿的，只有偶尔陪陪客人，才玩一次。今天比较幸运，多多少少赢了一些。胡万有又去把所有的筹码兑换成现金，给管理人员随手扔了一些小费，人家轻轻地说声谢谢，二人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没有来过的时候，杜思宝觉得澳门很神秘，充满了好奇心，一旦看了，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杜思宝对胡万有说，这地方最适宜刘继先来，让刘继先到这里开一次洋荤，他一定会乐不思蜀，不会再迷上上访告状的。胡万有说，人这种东西真是奇怪，刘继先这个赌棍，竟然“砸了剃头锅子学戏——改邪归正”，不赌博了，这应当归功于上访，可见上访比赌博更能叫人上瘾。 胡万有指指一个装置说：“哎，小宝，你是大学生，你注意没有？这里的设施都是高科技的。” 杜思宝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牛顿都说，上帝其实是掷骰子的。数学上的概率论，就是数学家费尔马和物理学家帕斯卡，最先从赌博中总结出来的，另一个物理学家惠更斯，首次写出的概率方面的数学论文，题目就是《论赌博中的计算》。胡万有说，要是让数学家们来赌博，他们肯定能赢。杜思宝说，那也未必，他们自己提出的数学方法，也不过是通过证明，输赢的概率都是50%。科学技术这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用在战争中，能够产生杀人机器，用在赌博上，照样叫人倾家荡产。只有用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才是真正用到了地方。” 胡万有点点头说：“还是你想的比较深刻，我关心的只是赢钱。” 此时，两个人的谈兴超过了赌兴。胡万有说，咱县的三个大赌博鬼，去年来广州，在花都市的北边，出车祸全部死光了。这事儿你知道不？杜思宝说，听说了，但不详细。 胡万有说出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胡万有告诉杜思宝的是，在我们县有一帮子的赌徒，其中死在这里的三个最出名。这三个人中，有一个还在县直机关里当干部。胡万有衣锦还乡的那一次，与这个人结交上了。 这些年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其中最叫人吃惊的，是地下赌博活动日益猖獗。在唐都市的北部，距离唐都市三十多公里的山区边上，有一个小村子，是个赌窝。这里的组织非常严密，最高的大老板在深圳遥控指挥，下层的几个干将，留在当地，负责控制赌场秩序。赌场由小到大，不断滚动发展，吸引了远近几百公里以内的赌徒前来参赌。 赌博业的兴盛，带动了其他产业。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围绕赌场需要，做起了各种生意。各种食品、饮料供应都跟了上来，还有专门放高利贷的，开轿车的，配套成龙，使小村子繁荣一时。 这个社会毒瘤，远近闻名，一直没有被市公安局拿下来。不说当地派出所睁只眼闭只眼或者其他原因，就说这组织的严谨程度，就让当地公安机关没法捕捉。明岗暗哨，布满了四周，一直延续到市公安局的大门口。只要公安局里一有动静，里应外合，消息很快就能传到赌场，所有赌徒立刻作鸟兽散。也不知市公安局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个赌窝，反正一直存在了几年，没有人去动过他们。 去年春上，省公安厅隔过了市公安局，通过派出卧底人员，明察暗访，把他们的活动规律摸透了。一天夜里，省公安厅从外地神秘地调来了一批干警，一锅给他们端了，抓到了一大批各县去参赌的赌徒，没收了一批高档赌具。后来，抓走的这批赌徒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劳教，有的叫罚了款。当然，拔出萝卜带出泥儿，他们也供认出了一批同伙。 胡万有说的这一重大事件，杜思宝曾经听说过。报纸上虽然没有披露，被领导们当成丑闻压下去了，却封不住百姓的嘴巴。到处街谈巷议，吵得沸沸扬扬，让唐都市的公安机关好没面子。但他不知道其中的细节，更不知道还有下面的传奇故事。 胡万有说，那天晚上的重大行动，可巧我们县里三个有名的赌徒，没有在那里参赌。他们在当天晚上就听说了。一听到风声，知道大事不好，作好了逃跑的准备。第二天就到唐都市，用他们前几天在那里赢的百十万块钱，花二十多万，买了一台本田轿车。没有来得及挂牌，就沿着高速公路，向广州方向逃窜。一路上马不停蹄，走到花都市北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出了车祸。这里的隔离带，是不太高的路牙子，中间建有花坛。这辆小轿车不知怎么啦，斜插着从公路右边，蹿到了左侧，被一台迎面呼啸而来的大货车撞上，翻了几个跟头。三个人万万没有料到，跑到这里，死于非命。等高速公路交警赶到时，连他们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找出来身份证，通知我们县公安局协查这几个人，并且从那个干部的身上，找到了一张胡万有的名片，按照上边的电话号码，通知胡万有参加了营救活动。 不要说他们是正在被通缉的嫌犯，就是高级领导，跑到另一条路上去，也没有大货车的一点责任。交警们对这三个人的善后处理，是通知他们的家人带走骨灰，就这样不了了之。 胡万有下面的话，就更加有了神秘的色彩。 胡万有说，当时，从汽车的后备厢里，散落出了一地麻将，有的甩得很远。这是他亲眼见到的。交警队的人见到这么多麻将牌，曾经皱着眉头说，这几个人八成是赌博鬼。事后，在咱们县传说的，倒是一纸箱子扑克牌。 这几个人真的该死，几天前在家里，已经有了各种征兆。 其中有一个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参与赌博，把他父亲快要气死了，整天和他生气。出发前，他给他爹打电话说，老爷子，我要出远门，以后再也不会气你了。你听听，这不是要死是什么？另一个人结婚没有几年，有了一个小女儿，刚刚会说话。赌博赢钱后，他曾经带上老婆和女儿，在唐都市住过高级宾馆，小女孩高兴得了不得。在他们出逃的前几天，小女儿闹她妈说：“妈呀，咱还上殡仪馆吧。”她妈怪她，不该把宾馆说成了殡仪馆。第三个，就是那个干部，他在县城里与几个同事朋友们小打小闹，输了钱，不及时兑现。牌桌上的人都非常尖薄，赢钱的人催他掏钱。他说，不用掏，你找不开。别人说，最大的不就是一百元嘛，有啥找不开？他仍然说，你找不开。催得急了，他从腰里掏出来一张一百万元的冥币，这谁能找得开？一群人说，骚气，骚气，说啥也不同他玩了。从这些传闻看，这三个人都是该死的短命鬼。 胡万有说了这些，让杜思宝听了，又叹息又好笑。 到了香港，这地方胡万有更加熟悉了，这是他的发迹之地。杜思宝调笑胡万有说，咋办？我自己玩，你去看你的老姘头去？胡万有正色说，看什么，我不能重色轻友。再说，到这里来看她，是不合适的。我们这二年的联系少了，偶尔匆匆来往一下，让我已经感到厌烦了。这涉及胡万有的个人隐私，杜思宝不便多问。于是，他们两个随便坐车游玩。到了有些地方，胡万有指指戳戳地说，他曾经在这里干过。 香港也像澳门被称作“macau”一样，被英国人译作“hongkong”，硬是让英国人占用了一百年。邓小平对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是没有什么好谈的，惊得撒切尔夫人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差点扭伤了脚踝。他以一个世纪伟人的风范，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收复了被满清朝政府屈辱地割让的英租界。当然，英国人也不是没有功劳，是他们建设了香港，发展了香港。 香港真不愧为国际大都市，金融和商贸业十分发达。身在其中，倒不如从影视中或者照片上看着好看。所有楼房，都是极其高大，直插云霄，走在其中，有一线天的感觉。除了商店，没有多少景致可以观赏。当然，夜生活比较丰富，街上的海报，到处都有花街柳巷招徕顾客的宣传。胡万有想请杜思宝找个俄罗斯小姐开开洋荤，杜思宝说什么也不干。胡万有说，也罢，那些娘儿们，人高马大，你这个小骨架，肯定受不了。杜思宝说，想必你干过她们？胡万有说，哪有这种事儿？我在这里的时候，是个穷人，连夜总会都没有进过。后来，很少再来这里，想干也干不成了。 说说笑笑，他们只是到了维多利亚海湾看看。穿过维多利亚海湾的海底隧道，到了南边。在一条高架路上，看到了著名的跑马场。到太平山上，俯瞰了九龙半岛、新界以及南海、大屿山的风光。在海洋公园看了海豚的表演后，又去了风景区浅水湾。这个港人游玩之处，没有多大，也就是一巴掌大的沙滩。浅水湾后边的山上，盖满了楼房别墅，据胡万有说，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就住在那里。 杜思宝知道，香港的电子产品比较丰富。孙丙豪当年带回马寨的礼品，电子表、丝光袜和电子打火机，都是到了香港购买的。这种电子产品，没有几年，在内地就普及了。可见，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非常迅速的。现在，不要说没有人戴电子表了，就是高级的名牌手表，也很少有人戴了。最高档的手表，戴在大款们的手腕上，闪闪发光，装饰的作用远远大于计时的功能。一般人手机上有的是时间显示，完全没有必要再看什么手表了。新一代的手表，正在增设许多新的功能，如把手机上的部分功能移植过来，不仅可以计时，还可以上网，听音乐、看图像等。 又回到九龙，胡万有坚持要到黄大仙庙里，再烧一炷高香，杜思宝只得依他。胡万有告诉杜思宝，黄大仙庙很灵验。香港的经济发达，其实所有人都很迷信。各种占星术、堪舆业（风水）、推测命理的非常活跃，电视台天天有专题节目，提醒人们哪些适宜，哪些不适宜。出版物也有各个大师们编纂的星相命理书籍，销路很好。 杜思宝好奇，也在一个商铺，买了一本当年的运程一书。他忽然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有一本香港出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当时的标价是五十元港币，只花五角人民币就可以买到。那时的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比率是1∶100，现在港币反而比人民币的币值还高一点，这也不知在不在经济学的规律范畴，反正经济越发展，货币越贬值。 出了罗湖口岸，胡万有的小蜜，那个小湘姑娘，开车接到了他们。三个人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吃饭以后，胡万有问，是不是在深圳逛逛？杜思宝这才想起，要赶快回去了。他马上给单位领导通了电话。局长说，刚上班，没有什么要紧的，无非是混几个钟头，互相请吃饭。你的事情没有办完的话，可以不急于回来。有了这些，杜思宝本来想答应可以再玩一下，小湘却说，杜先生的机票已经定好，是今天下午六点。去唐都市的飞机一周只有两次，这叫做人留飞机不留。他们就决定，开上车随便在深圳大街上走一遭儿，领略一下就可以了。 杜思宝想起了在市委党校学习时，老师们讲的经济学理论，大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要搞小城镇建设，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产生了许多联想。看来，邓小平同志早就懂得这些道理，依托香港，成立了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才有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所在的唐都市，也不知何日何时能够把周边地区带上去。他想，只要不打仗，只要各级领导努力，这也许是为期不远的。 小湘还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她说，现在广州市民人心惶惶，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有一种可怕的疾病，这种病传染性强，死亡率很高，闹得现在去饭店里吃饭的人锐减。至于是什么病，谁也说不清楚。 杜思宝在香港时，似乎在香港的《大公报》上也看到一则消息，说有一种奇怪的传染病正在蔓延流行，提醒人们注意采取防护措施。杜思宝没有怎么在意，认为这不过是耸人听闻的报道。现在社会上的风很多，说练气功，大家一窝蜂地练气功；说减肥健美，大家又一窝蜂去减肥健美；说搞选美比赛，各地举行了选美比赛。就连自己的家乡，有人说养蚂蚁可以赚钱，许多人一窝蜂去养蚂蚁。卧室里、客厅里和楼道里，摆满了蚂蚁笼子。所以，小湘说的消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不料没有多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己也因为这次广东之行，受到了株连。 第93-94节 非典 杜思宝在广州白云机场登机前，多了一个心眼，他把回去的方式和时刻只告诉了孙丫丫一个人，对范哲和本单位里的人，把时间推移到火车到达唐都市的时刻，为的是腾出时间来，同久念若渴的孙丫丫幽会。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孙丫丫，孙丫丫在电话里掩饰不住自己高兴的心情，给杜思宝来了一个手机吻。 杜思宝从唐都市飞机场出来时，孙丫丫带了一辆轿的亲自来接他。见面时，她戴了一个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下两只凤眼，让杜思宝觉得非常美丽。杜思宝想，这个女人真够小心谨慎，唯恐暴露身份和与自己的恋情。坐上轿的后，孙丫丫并没有摘掉口罩，让杜思宝冲动得几乎想偷偷地亲吻她一下的愿望也临时取消了。 两个人悄悄地回到孙丫丫的住处。进门后，杜思宝从身后一把将孙丫丫揽腰抱着，说真的想死你了。孙丫丫推开他，说让我先量量你的体温再说。杜思宝有点心虚地一惊，难道和一个做“鸡”的小姐半交配了一次，也能从体温计上反映出来？这医学真的太可怕了！ 孙丫丫仍然没有解下口罩，让他躺在床上，一边忙着测量体温，一边告诉他，唐都市的人纷纷传言，广东流行一种新型疾病，传染速度很快，喝板蓝根茶可以预防，这一段时间，人们把市面上所有药店的板蓝根冲剂和草药抢购光了。各药店趁火打劫，现在要买到与板蓝根相关的败火药品，没有超出原价数倍的价格，是根本买不到的。后来，所有中草药都搭车涨价了。乡里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刨一些芦草根、蒲公英根和茅草根，捆成小绺儿到市场上卖，几根这种草根就能卖十块钱，还供不应求。这个消息，他们医院里所有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都知道了，天天有人缠着她，开预防这种疾病的处方。当然，我们做医生的，不会迷信这种空穴来风的预防措施，但你刚从广州回来，我不得不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测量体温的时候，孙丫丫还用听诊器把杜思宝折腾了半天。又是听心脏，又是听肺部锣音，连肚子里有没有咕噜叫的肠鸣音也听了一遍儿。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才将口罩摘了下来，露出了杜思宝多次在梦中见到的那张美丽的面孔。 在这个过程中，杜思宝目不转睛地看着孙丫丫认真地操作，非常感动这种只有医生，才能体现出来的特别关爱。心理感动压倒了数次生理冲动，只是感到当医生的职业非常神圣。 孙丫丫又让他洗脸刷牙，临了还塞给他一块口香糖，除去他满嘴的烟臭。然后，像一只温驯的小猫依偎在杜思宝的身边，紧紧地拥抱他。此时的杜思宝，生理冲动压倒了心理感动，把一别数日的思念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 等他回到家里，和范哲、小静团聚的时候，范哲也让他们爷儿俩喝了“三根汤”，说是自己跑了好几个农贸市场，花了高价买来的，不管管不管用，春上天气，预防一下，总是没有害处的。还让小静把她辛辛苦苦买到的药品，给她的外公外婆送去一些。 小湘、孙丫丫和范哲这三个女人的说法、关心和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的消息，让杜思宝关注起这种病情来。上了班，他在报纸里寻找这方面的消息，没有发现。下了班，在家里看电视，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只能从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披露。网上的东西，往往传播得最早最快最直接，最敢于什么都说，但也过于耸人听闻。现实的世界里，尚且有各种谣传，虚拟的世界里，更没有全部真实可言。你在网上聊天，那个自称“美貌孤独的女孩”，可能是一个糟老头子，恶作剧的男子，甚至是一条聪明伶俐的小狗。这一切，在杜思宝的脑子里，是早有概念的。所以，他一直对于传闻将信将疑，仍然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终于，卫生部部长站出来说话了。他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医学专家出身的老部长，面容和善慈祥，气定神闲，非常乐观地告诉大家，有一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称为“sars”，中国有人说是“非典型性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部长强调说，非典型性肺炎并非“一碰见就死”的绝症。根据调查，绝大多数是可以痊愈的。死亡率按目前统计，低于4％。 对于一些外国媒体指责内地隐瞒疫情，部长认为，确认患病人数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病源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只能按照传染病学的一些规律来决定。sars有四个表征，很多人并不全部具备这四个表征，出于害怕，就到医院里来了。同时，医生也有顾虑，即使就诊者只有一两个表征，也会作为可疑病例隔离起来。还有一些人，家属生了病，本人没有症状，只是接触者，但按照传染病学的规矩，也得隔离。更有甚者，有些外国人，到过南方，去过香港，什么病征也没有，都要求住院。这种复杂情形，再加上历年都有非典型性肺炎发生，跟今年这个叫sars的非典型性肺炎扯不清，所以在病例的确认上与国外有一些不同认识。 他还表示，中国的国情不赞成每天在报纸上报告疫情，尤其不赞成铺天盖地，弄得风声鹤唳，搅得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中国的法律没有要求每天报告疫情，一般的传染病，我们都是每月才报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会逐步改变公布的办法，但是我们尊重who（世界卫生组织），从4月1号起，将疫情每天在媒体上公布。 他认为，这种非典型性肺炎，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处理这种疾病方面，我们卫生系统处理得还是很得力的。按照广东的经验，这种病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发病的人数和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渐下降。出现这种疾病，有了一些病例，并不像人们谣传的那么厉害，中国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世界，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请公众放心。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作用并不大，“谣传”更加猛烈。网上有人愤怒地抨击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说法。一些网友揭露，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广东南部一个卫生院爆发，而后向一些地方扩散。台湾和香港，还有越南，以及到过这些地方的外国游客，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在北京地坛医院等一些著名的医院里，这种病导致了医护人员患病死亡。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这些政府官员，竟然胆大包天，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一名军医的署名信，暴露了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很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4月20日，中央撤销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后来在全国撤销了一千多个防控不力的干部。摘掉乌纱帽儿，对于干部来说，是与患上非典差不多的痛苦。各级各部门采取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抗击非典的战争打响了。 在我们唐都市，所有在此期间到过南方的人，都要受到隔离审查，杜思宝当然也在受审查之列。 事隔两个多月，把杜思宝关进了单位特设的隔离室里，接受医学的审查，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儿。审查的期限定为十天。在这十天中，只要杜思宝没有发烧行为，就可以解除禁闭。医生孙丫丫来电话说，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哪有这样的道理？杜思宝调侃她说，胡闹就胡闹吧，自己又不是犯了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配合科学，应当无怨无悔。说到男女关系错误时，孙丫丫甜蜜而执拗地说，我想你！杜思宝亲了一下手机说，想就想呗，总比不想好。 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c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 第95节 机顶盒 第95节机顶盒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切，都是小暖在电话里告诉杜思宝的。杜思宝最怕他打来不好消息的电话，对这一号电话还是喜欢听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增多，无线电视处于衰落状态。只保持了两三套节目，时断时续地播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下的村里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就没有多少人收看了。只有离有线电视装置实在太远的地方，还架有电视天线，不得已才收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套节目。 村级的有线电视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乡镇所在地有二十几套节目，县城有线电视可达三十多套。到了市里，节目可达四十多个频道。无线电视那几套节目，基本上没有人收看，估计那些向空中发射的电波，都耗散到太空里去了。 杜思宝两口子，因为女儿小静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机，成了一个小小电视迷而发愁。孩子进入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两口子干脆把电视机装进了箱子里，因噎废食式地彻底把电视打整了。到小静读高中的时候，前两年半，孩子住校，夫妇俩才把电视机重新摆在了客厅里，到了星期天，把电源拔掉，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小静犯电视瘾。 小静不在家时，两口子看电视，杜思宝喜欢看足球赛，范哲喜欢看肥皂剧，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儿。杜思宝就去玩电脑，让范哲一个人把电视承包了。到了小静要考大学前的冲刺阶段，范哲在市第七高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陪着女儿刻苦攻读，这电视又进入了休闲状态。 现在小静考入了一个省里的“三本”学校，上学去了，两口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一起没有话说，分别看电视和玩电脑，各自都有事情做，省得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杜思宝又经常很晚才回家，范哲有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搭一条毛巾被，在沙发上歪着脖颈流涎水。两个人每天没有十几句的话要说，弄得时间长了，范哲把所有的电视明星的名字和风流韵事儿，记得挺熟，却对他们扮演节目上的人物记混淆，说起来乱七八糟的。 市里的有线电视台，开始向市民推广数字电视的时候，一个机顶盒要六百多元。范哲对杜思宝说，咱们也买一个，听说有五六十套节目，还比较清晰。杜思宝说，算了，这四十多个节目还不够你看吗？范哲也就不再提起。 这以前的节目，从有线电视台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报纸上经常宣传模拟电视不如数字电视，卖电视机的“家电大世界”，不断加大广告力度，说自己的“绿色环保电视机”，已经接近数字化。杜思宝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欺骗消费者的。果然，有了机顶盒，才标志着电视节目进入了数字化阶段，从高端传入的已经是数字信号。 插下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在一个机顶盒六七百块钱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就开始赶时髦，购买了机顶盒，手里又多了一把遥控器。 这年头，家家户户的遥控器成堆，电视机有遥控器，空调有遥控器，vcd有遥控器，就连摇头电扇也配有遥控器。如果你家的电视机连接有录像机、vcd，再加上机顶盒，你的手底下就拥有四个遥控设备。往往用了这个用那个，同样手忙脚乱的。遥控器的多寡，仿佛是一个家庭进入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机顶盒的价格一降再降。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为了占领市场，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手段。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报纸上公告市民，在三天以内，每一部电视机，只要交了有线收视费，可以免费领到一个机顶盒。他们设立的几个服务站，马上排起了长龙一般的队伍，人们疯了一样到供应站点，抢领机顶盒。范哲和他们学校里的几个老师，也挤了一身臭汗，领回来了一个。 安装当然是杜思宝的工作。接通以后，范哲在杜思宝的指导下，学会了怎么使用机顶盒上的遥控器。两个遥控器并用，还要转换到av端子上，才能收看。虽然麻烦，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她发现，除了多了一些频道外，信号的质量并没有改善，甚至会出现“马赛克”块，就抱怨说，原来都宣传数字电视好，净是瞎说的。 杜思宝很内行地告诉她，你的电视机还是那个机器，只会处理模拟信号，本来就没有一点变化，只是多了几套节目。范哲不相信地说，要是按照你说的，我挤了半天算白挤了？杜思宝说，也不算白挤，网络公司传来的确实是数字信号，只不过通过这个机顶盒，又转换成模拟信号罢了。范哲还是不懂，但很有思辨能力，她说那为啥还要转换成av？杜思宝以少有的耐心给她解释说，那只是接收的格式不同，格式转换了，信号的模拟性质没有变。说了半天，范哲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更不明白了。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坑人嘛，白白又多了一个遥控器。 前几个晚上，范哲为了掌握复杂的遥控装置，不让杜思宝去玩电脑，一同看电视，好教她学习使用遥控器。杜思宝有幸陪着夫人，看了几天电视，连他最喜欢的甲a足球联赛也看了。 按照杜思宝的理解，加上了机顶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仍然是那么多的电视台，播出什么你收看什么，用户没有一点主动权。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插播起来，没完没了，惹人讨厌。只有达到了互动状态，观众想看新闻，就看新闻，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看多少集电视连续剧，就看多少集，想在什么地方停留，就在什么地方停留，想把同一个节目的内容，反复观看就反复观看。总之，一切随着收视人的意愿办，并且电视机本身处理的是数字信号，这才真正叫做电视的数字化。 懂得再多也没有用。当时，电视业的发展，也就是处在这么个阶段，这个过渡时期，是不可跨越的。你总不能让人把刚刚买到的新电视机给扔了。如果真的那样，马寨的乡亲们，就不再说日本人把黑白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是作孽了，改说城里人把彩色电视机扔掉是作孽了。 网络电视公司的强力促销，并没有实现用户的100%转换。因为收视的费用高出了许多，仍然有人承受不起。他们宁愿少收看几套节目，也不愿意接受每月的收视费，从五六块钱涨到二十多块钱。因此，还有很多的用户没有贪便宜，挤死挤活地转换机顶盒。网络公司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再一次发出通知，要在十月一号，彻底停播模拟信号。到了这一天，没有使上机顶盒的用户，每天收到的电视节目数发生递减，最后终于真的停止播出了，大家无计可施，只得换上了机顶盒。 有线的模拟信号停止播出以后，无线发射台也因为收视率不高停止播出了。市人大代表、政协的委员们，对此十分不满，质询电视台，为什么不再播出无线节目？要知道，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大有人在，这一些社会困难户，全靠无线电视台播出信号，才能有电视看。这样一来，他们再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了。电视台只得继续播出无线电视节目，但是播出的质量很差，频道数目，跟当年马寨村开始有黑白电视时一样少得可怜。 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当以有线电话为主业的网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这两家公司插进来时，数字信号的电视节目，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两家公司，过去没有传输电视信号的职能，现在电视节目市场放开了，他们就有了施展的空间。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他们的操作在悄悄地运行。先从农民那里开始，用户只要有电话线，就可以通过与机顶盒一样的装置，收看电视节目。只是，在即时新闻上，依然被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把持着，你只能收视昨日的“新闻”。电视机虽然仍然没有更换，在收视习惯上，基本上实现了杜思宝设想的互动要求。 杜思宝毫不犹豫地把网络公司的机顶盒拆掉，换上了网通公司的dvd放大器，又耐心地辅导范哲，学会了又一个遥控器的使用方法。从此，杜思宝忙到深夜归来时，经常看到范哲歪着脖颈，躺在沙发上流涎水。 第96节 绝交 杜思宝经常很晚回家，说穿了，并非全部是因为要招待应酬。个中原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丫丫知道。范哲当然对此很有意见，有时抱怨，有时讥讽他，全世界只有你忙！他总是振振有词，搞得范哲虽然疑神疑鬼，又无可奈何。 这几年，范哲的“大姨妈”，来得已经不遵循女人的客观规律了。这东西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完全不听使唤。来了以后，断断续续的好久不干净，流量也时大时小。有时，多得让她直不起腰来，把几层护舒宝洇透。有时，又只见到一些黑色的血块子，让自己看着难受。有时，隔了一个多月了，清清爽爽，没有一点征兆。渐渐地，那种让女人感到麻烦又离不开的东西，从此告别了范哲的人生，一去不复返了。 范哲的月经不规律了，身体也不舒服，别人觉得冷的时候，她觉得燥热；别人头上冒汗的时候，她的手脚冰凉。身上的汗也很奇怪，说冒就冒，正在好好地坐着，忽地一阵子，湿透了内衣。出了一身透汗后，一丝力气都没有了。下班回家，要不是乘电梯，这十五层高楼一定爬不上去。心情焦虑，脾气也变得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总想发火。在单位里，与身边的同事格格不入。回到家里，摔碟子扔碗，火气冲天。特别是对待杜思宝，既总想缠在身边，又朝他生气。 杜思宝同孙丫丫在一起时，讨论过范哲的这种变化。孙丫丫说，嫂子处在更年期，怕是要“干腰了”。在这个非常时期里，你要学会忍耐，好好地对待嫂子。杜思宝说，我惹不起，难道躲不起？孙丫丫说，不是那样说的，我们做女人的，真是受罪，你们发泄完了，只有疲劳，我们却有好多麻烦事情。托生一个女人，倒了八辈子霉。我都想不通，现在为啥有的男人，要做变性手术，变成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多好，我可以比我哥更能和你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交往，用不着躲躲藏藏的了。我有一个打算，等我生了一个孩子之后，说啥也不跟你再亲热了。 杜思宝以为她说的是玩笑话，胳肢一下她说，你真的这么绝情？孙丫丫正色说，真的，当一个女人的负担太重，我爱你爱得太累了。我们的缘分也许不会断，但我只同你保持兄妹关系。 杜思宝知道，孙丫丫近一个时期，总是只喜欢听他说话，但对他的男性冲动表现不出太多的热情。杜思宝以为她变心了，甚至在有时，得不到孙丫丫的响应和配合，心里感到很乏味，竟然冒出一个念头，还是孔夫子说得对，“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个中华道德标准的创始人，恐怕也有切肤之痛，才发出这种感慨。但他一如既往地热恋着孙丫丫，为她的智慧，为她鲜活的生命，为她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慷慨付出，而情深意浓，恨不能永生永世和她在一起。他深深地知道，这对范哲是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恨过自己，又战胜不了自己，仿佛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中，看不到彼岸，随波逐流。 孙丫丫离婚的情况，还是在非典过去以后，才被她哥孙二孬弄清楚的。 那是在发烧病区撤销后，孙丫丫累的得了一场病。要不是除了高烧昏迷，没有出现非典的其他三个体征，简直要把人吓死。得病了，就得住院治疗。孙丫丫不是卖鞋老婆赤脚走，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更是抗击非典的英模，自然受到了院方的特别护理。 住院期间，杜思宝和范哲一道去看过她一次，后来自己经常去看她。孙二孬和马玉花是亲人，时刻守候在她的身旁。最疼爱她的哥哥，几天没有见到她那个当副县长的丈夫来过，非常生气，守着妹妹骂那个人的亲娘。孙丫丫以为自己恐怕要告别人世，心灰意冷地告诉她哥嫂，没有必要骂他了，我们早已离婚了。 孙二孬大为震惊，责问重病的妹妹，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妹妹说，不告诉你们，我只是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我对那段婚姻实在厌烦透了。她嫂子说，这怎么行？一个女人没有了丈夫，就等于没有了天！孙丫丫说，你那是老皇历了，现如今，单身贵族是最好过的日子。马玉花说，我并不陈旧，也不像你这样开放！孙丫丫说，你们别为我操心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要是好不了，最不遗憾的就是离婚。要是好了，我打算运用医学的手段，生一个孩子，建一个单亲家庭，可能比伺候一个大老爷们，更舒心一些。 孙二孬知道，这个妹妹从小就有主见，知道劝不醒她，眼下她还在病中，就没有多说，一切等她好了再说不迟。 孙二孬心里如同明镜一样，杜思宝对孙丫丫已经离婚的消息，肯定知道得比他早。他并没有责怪这个从小到现在亲密无间的朋友，但从此对杜思宝冷淡了许多，再也不拉他洗头洗脚洗桑拿按摩了。杜思宝也觉得很对不起孙二孬，又想不通到底怎么算对不起他。 孙丫丫病好以后，体质恢复得很缓慢，单位领导就叫她在家里休息一段。医院里从领导到同志，都知道了孙丫丫是个单身女人，不是县长太太了，以往那种虚假的热情降温了许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感到揪心的痛苦。有一本书上说，人，什么都可以动，就是不能动感情。动了真感情，就会没法收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连自己怎么跌入情网之中，都忘记了，只觉得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天缘机巧，躲都躲不过去。回到家里，感到范哲更加可爱可怜了，在心底深处，依然对孙丫丫难以释怀。 他抽空就去看丫丫，看到她脸庞恢复了血色，渐渐地丰满起来，心里由衷地高兴。但他每次去的时候，不是孙二孬夫妇在场，就是马玉花一个人在场，很难拥吻这个红颜知己，说一些在肚子里沤烂了，又起死回生，旧词忘记了，新词又生出来了，反复经过锤炼的情话。连用眼睛同丫丫交流都不敢。孙丫丫也对他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叫他小宝哥，这一点她哥哥嫂子都是认同的。四个人就像亲兄妹一样，没有超越常规的亲昵。 孙丫丫能够上班时，身体彻底复原。市里表彰她的奖状，被她丢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懒得拿回家里。给杜思宝的短信和电话不那么频繁了，偶尔在杜思宝的敦促下，才说一下工作上的简单情况。叫杜思宝感到，女人的心真是难以捉摸，一场大灾大难过后，心情变了，性情也变了。 一天下午，丫丫给杜思宝发了一则短信：“晚上你如果有空，请来一下。” 杜思宝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对范哲撒了谎，兴冲冲地去了孙丫丫的住处。 孙丫丫就像他们第一次幽会时那样，一身整洁的素装打扮，屋子里暗香浮动。经过充分的前奏，孙丫丫把一个性感无比的女性身体交给了他。 丫丫以前对他要么什么也不称呼，要么就亲昵地喊“小宝哥”，可这次，却痴迷狂乱地叫：“思宝，我要你，我要你！” 杜思宝忽然想到高尔基的《海燕》一文，有一句曾经鼓舞过他们前一代人的名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顿时，在杜思宝的心里，卷起汹涌澎湃的波涛，身体赛过排气量3.0升以上的六缸发动机，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他一股劲儿与孙丫丫在床上折腾了近两个钟头。在高xdx潮到来、强力喷射的那一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万籁仿佛俱寂了，江河不再流动了，地球停止转动了。孙丫丫香汗淋淋，头上冒出青烟，瘫痪在床上。 良久，孙丫丫把头偎在杜思宝的臂弯里，娇懒绵软。终于，她推推杜思宝，催他穿衣服，冷静地说：“你该回去了，你老婆要等急了。”杜思宝心中一凉，这丫头，从来说范哲是“嫂子”，这次却说“你老婆”。他不敢问是什么原因，出了门像被一只九渠公猫追赶着，抱头鼠窜。 隔了十多天，孙丫丫去找院长请假。 院长说：“这几天工作太忙，你能不能迟一点再请假？” 孙丫丫说：“你如果同意了，算我请假；不同意了，算我旷工。” 院长笑了，指着她说：“你这个妮子真不好缠。这么急于请假，到底有什么要办的事情？” 孙丫丫直言不讳地说：“我要到某个大城市去做人工授精手术，成功了，生一个孩子，完成一个做女人应尽的义务。” 院长大惑不解，劝她说：“你还年轻，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县长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你再找一个爱人不就得了？” 孙丫丫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讨厌所有的臭男人，又不得不借他们一粒种子。” 老院长不知道孙丫丫为什么会对男人生这么大气，开玩笑地问她：“你这是一棍扫八家，我呢？” 孙丫丫对老院长嫣然一笑，说：“包括你在内！” 从院长那里出来，孙丫丫又到科室主任那里请假，说出的理由与在院长处相同。她知道，这个徐娘半老的主任喜欢搬弄是非，要不了多久，全院上下，一定都会知道孙丫丫到外地做人工授精去了。 孙丫丫坐在去那个城市的长途客车上，给杜思宝发了一则短信： “思宝，我怀孕了，要生一个孩子。他若能够顺利来到人间，既是我们的爱情结晶，也是我们的爱情结束。从今往后，你只是我的哥哥，其他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