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自选集》 月光二题 空院残月 有一个邻家的汉子很会种瓜，扛着锄头这里看一看，那里挖一挖，似乎没有做什么，但他所到之处不久就会冒出肥大的瓜叶，逢沟过沟，逢坡上坡，甚至翻越墙垣，尽情地蔓延和覆盖。不知什么时候，瓜藤已潜游我家门前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两三个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拦路把守，要收缴买路钱的样子，使我出入的时候得东躲西闪三步两跳。 “把瓜摘去吃吧。”他撑着锄头，乐呵呵地冲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种的，你留着。”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哪吃得完?”既然他是一个人居家，那他到处种瓜做什么?是有种瓜癖?是生性闲不住?还是对世界上一切荒土闲地有开发兴趣? 他家离我家不远。我走出院门，同张家的人点点头，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后就能看见他家斜斜的院门了。我去过他家，看见他家里的算盘和几个账本，知道他是村里的会计，有时还到小学代点课，无论数学还是音乐，都能教。我正巧看见五六个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准备学校里节日汇演的节目。他一双赤脚，腿上带着泥点，头发眉毛皮肤都被阳光烧灼成了浑然统一的土色，却是一个努力投人艺术想象的导演。“我们的祖国，花朵开放真鲜艳……”他边唱边舞，两手像扭着一条无形的毛巾，左耳边扭一下，右耳边扭一下，是一种挖土和挑粪般的舞蹈手势。“下腰，下腰，你们看看我……”他还来了个上身后仰的示范，直到自己仰得两眼翻白，耳根都涨红了。 这位赤脚导演没顾得上陪客人。我与妻子在一旁观摩和喝茶，其实是喝着热水瓶里的凉水，已经化不开茶叶。两只杯子也破旧零乱，一只搪瓷大杯，一只粗瓷酒盅。是他刚才找了半天才凑齐的。这确实是一个主妇缺席的家。 听邻居说，刘长子的老婆到南边打工去了。听邻居喝了酒以后说，他老婆实际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帮一个老板管家，还生了个娃，只是把赚来的钱一个不少地寄回来，供这边的儿子读书。我不太理解这种事，尤其不太理解人们说起这事时的随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问几句。“有什么奇怪?闲着也是闲着，就等于出去寻副业么。” 一个妇人这样回答我。另一个老人笑了笑：“刘长子能怎么样?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远的。”他们转而说起了眼下学校收费的昂贵。他们的计算，供一个孩子读高中，非得有两个人打工进钱不可。因此刘长子福气好，不仅自己可以代课，还有一个既挣钱又顾家的老婆，要不他儿子恐怕早就搓泥巴了——这是务农的意思。 我见过一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里有些说法，她从来没让我看到过正面，即便是在水边的菜园里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鸟，或者弯腰去扯除什么杂草，是一个躲避目光的影子。从背影和侧面来看，她身姿绰约，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风韵，比方衣摆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细心的颜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脚步有一种用心的收敛，没有乡间重担压出的那种粗放散乱，不会脚步乱刮或者胯骨乱甩什么的。但她没有市井虚荣，回家来探亲，不打牌，不人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粪桶一闪就隐没人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绿叶的深处偶尔飘出嘤嘤低语，大概是她与什么邻居说话，但听不清楚。 她们隔着绿叶的帷帐说说家常，互相也不见人影。 她丈夫没有来帮忙。其实，她丈夫无法下地了，因为一场大病，撑着拐杖也蹒跚欲倒，赶回乡下来料理。我不知道刘长子患了什么病，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转眼间面容枯槁，头发眉毛渐次脱落，有明显的放疗和化疗迹象，才猜出他的病凶多吉少。 他扶着拐杖，再一次冲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吃吧。” “你自己留着吃。” “我怕是吃不上了。” “你不要灰心。听我说，得这种病的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活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天天扭秧歌或者踢足球的也大有人在。你一定要心情开朗，积极地与医院配合。” “什么医院?明明是拦路抢劫的土匪。”他目光发直，两个眼珠挤成了一个斗鸡眼，“一个疗程就要我八千，要在我身上开金矿么?” “有什么办法呢?病在你身上，还是要治的。” “我绝不给他们吃冤枉钱。” 他看了看天边的风景，回家做饭去了，转过身，喘了几下，拾起了身边的几根豆角，又喘了几下，缓缓挪动了步子。我忙上前去扶住他，问他妻子为何这么快就走了，为何不留下来照料他。“家里也没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多个人手总是好一些。”“守着我，能守得出钱来?” 他说明它*就要考大学了，然后缓缓地朝夕阳走去。鸟雀正在归巢，水边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起来的时候，他孤独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烧云中。（*它：音砣。湘北方言，对小辈的昵称。my285注） 明它是他的儿子，一直在县城寄宿读书。我只见过他的考号和上了线的考分，受他父亲之托，与某大学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确保这所大学录下了他。直到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有一天从外面回来，才发现他们父子俩坐在我家。他儿子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有些腼腆，埋头翻着一本杂志。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有一种怎么也看不够的劲头，目光软软地糍糍地抚摸着儿子侧面的每一个部位，摸得大学生更腼腆了，扭过头去看着墙角，躲开父亲的目光——他是知道这种目光为时不多从而不忍相接?还是年幼无知从而不觉得这种目光点滴都不可遗漏? 邻家汉子戴着帽子，盖住了头发脱落的头，是带着儿子来面谢的，顺便也讨教些大学读书的方法，问一点都市生活须知。墙边的几只大南瓜，当然是他的谢礼。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兴致一直很高，听到儿子说起大学里一些趣事，甚至满面红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别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发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将离开这里，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再来一这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出现奇迹，他此次戴着帽子的来访，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拒绝就医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他最后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后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后一次艰难地站起来，最后一次扶着拐杖走向大门，最后一次给我视野里留下笑脸和弯曲的背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这个背影，而是让妻子去送客。我没有勇气在一片谈笑声中，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曛蝉鸣雀噪的好日子，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永别。这分明是一个欢欣的场景，容不下永别的情节。 我乘车离开此地的时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门望一眼。此时，他也许站在那里，也许没有。这种种也许一晃就甩到了车后，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没有问起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之下被删除了。院墙外的瓜藤又开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娆的触须，大概是想拦住路人的脚步，想说点什么。花朵也开始绽放了，像举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这个世界大声地传诵和宣告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又在这里种下了瓜，或者它们不过是野物，来自去年无人采摘的瓜，来自瓜腐成泥后重新人土的种子。如果没有人来采摘，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这样繁殖下去。 清明节，远近的鞭炮声不时传来，当然是各家各户在上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给刘长子上坟。也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我只接到了他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点钱。他说网上有人推销一种彩票透视眼镜，据说是发财致富的高新技术产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愿意把这个电话告诉村里的人，当然更不会告诉他父亲。晚上路过他家院门时，我让村长等我一下，然后推开半掩的竹门，习惯性地跨过院门的石槛。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残月隐在林子里，给曾经排演过歌舞的清冷地坪，筛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门挂着一把锁。墙根已布满青苔。靠近厨房的一根竹管还流着水，但支架已经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还有半缸积水，有孑孓蚊蝇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这个院子里也有很多瓜藤，从院墙那边蔓延过来，已经把一条通向屋后的小路封掩，然后爬上了石阶，攀上了檐柱，甚至缠住了檐下一张废弃的犁，在木柄上开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来临，这里将会有遍地金灿灿的南瓜，在绿叶下得意洋洋地纷纷探出头来，一心要给主人冷不防的惊喜。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告别。 月下桨声 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方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着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人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他们望了我一眼。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摇手。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梆梆梆，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渔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堤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儿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乎乎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已经中年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你家没有养狗么?”她摇摇头。“你喝茶。”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错了什么?”“你们把钱算错了。”“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真是算错了的。”“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是，是你们多给了。”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你们还会打鱼吧?”“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他不打算读了。”“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散钱找补。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给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墙根? 西望茅草地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层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和思索的深处，像我的家乡、母校和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呵，他，那么他就是我的家长、教师和保姆了。 他的一生和土地相连。在皖南，在苏北，在淮海战场，他为土地流过血。战争结束了，他有了上校军衔。国家出现经济建设高xdx潮的时候，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没有家室，喊声"走"，被包一背就走了，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一个老上级还笑着送了个名字给他："你回乡种田去，就叫张种田吧！"是什么让我与张种田走到一起来了呢？我中学毕业时，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支边——建设强大祖国的崇高使命，党的庄严号召，这一切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说家里困难，希望我就业赚钱。那个金属压延厂，已经通知我去上班。我烦透了父母的劝说。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只身混上了西去的列车，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是神圣的。陌生而神奇的茅草地吸引着我们城市青年。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飞的野鸡，耳环闪闪发亮的少数民族妇女。据说这里汉、僮、瑶杂居。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械斗的结果，留下一片荒凉。荒凉有什么要紧？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共青团之城"！我们将在一位老革命战士的带领之下，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剃了光头，打着赤膊的老汉，赶着马车来迎接我们。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上前递来一个旧军用水壶，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喝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子上，据说那是当地表示恭敬的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凉茶吗？这附近有汽水卖吗？有什么水果吗？"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随他来的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大家拥上去讨，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带队的副场长老杨来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那个我们早就听说了的上校吗？ 他似乎不记得自己打赤膊，直往台上走，经副场长触了一下，才穿上一件白布衫。走路的时候，显出骑兵的罗圈腿步伐。 他开始讲一些表示欢迎的话，嗓门很大。他说现在的茅草地还丑死人，不过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将来这里就是那个什么歌里唱的，什么"江南… …"——他"晓不得"唱。（像本地农民一样，他总把"知识分子"念成"机西分子"，"不晓得"成了"晓不得".） 我们笑了。 "以后这里还要有洋房子，大马路，还可以搞电影院罗，游泳池罗，还要有大工厂和共产主义大学！——不实现这些，砍掉我的脑袋！"全场肃然沉默，转而变成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带点调皮的神调，"现在鼓不鼓掌没关系，兑了现再鼓掌。 嗯？"但掌声中开始的生活，在最初的新鲜感中，渐渐露出了严峻。一晃几个月，广种薄收！广种薄收！一个劳力要负担好几十亩种玉米，木薯，黄豆，甘蔗，出工两头不见天，晒得一个个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甘蔗皮。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锄头口磨溶了几寸，棉花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种！种！种！朝无边无际的前方种过去。场长说过，全国大跃进，我们这个小农场也要"放卫星"，一年自给，三年建成个"共产主义根据地".伙食也慢慢差了。"大锅饭"和"三菜一汤"只搞了两个月，然后食堂里只剩下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乎乎的干萝卜菜，像是熬的中草药；二是辣椒汤，辣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有人把它叫"感冒发散剂".肥如象的肉猪，大如桌的蜜桃，跃上龙门的鲤鱼，都停留在壁画上，不肯下来。场长有时也亲自下厨房宰羊杀猪，或是骑马去打野麂子来改善生活，但一个月毕竟难有两 次。知识青年们的笑声歌声少了，溜冰场和游泳池早丢到九霄云外。 早晨，窗外常常是蒙蒙细雨，破窗纸被寒风吹得啪啪响。远处只有厨房里剁干菜的嚓嚓声。躺在床上，全身像散了架。翻个身，腰上立刻火辣辣地痛。 "咚咚"，敲门声响了。声音顺着一张张门响过来。"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呵！"——是场长的声音。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团火，包含着激励和批评。 队长当然首先被叫起来，大家也赶紧穿衣找鞋。当然，也有人向场长讨价还价的："场长，外面还在下雨……""把斗笠、蓑衣带好……""我昨天担了一天柴，腰杆子痛咧！""放心放心，后生子只有饿死的病死的，没有累死的。你昨天吃了几两米？……一餐半斤？那还可以做得。只吃三两米的就不要出工了，关起门睡觉！"就这样，场长经常来喊工，每次喊过后，他把一杆特大号的锄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碰上雨天，套鞋就在泥水里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 很多人在伸懒腰，打哈欠，暗暗叫苦。睡在我对面的赵海光还做了个鬼脸，当着队长的面撇撇嘴溜出一句："呸，老子右眼有一股霉气，碰了个阎王老子！ "我不喜欢叫苦，粗声说："猴子，"——这是他的外号，"少讲怪话，走吧！ "我跟上队长的脚步。雨，还是雨，路真滑呢！ 对农场的关心，使我找队长谈起来。 "队长，光苦干不行，为什么不讲点科学呢？"队长李长子，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像刚睡醒。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或用胡琴拉一拉"西湖调"、"采茶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有点怕场长，听我一说，眯眯眼慢吞吞说："我是个-过水丘-，只管得上传下达，你们找场长去讲吧。"场长倒显得有兴趣。"科学？"他眨眨眼，神情像平时请我们教他识字那样。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还有劳力安排……这样赶得上英国佬哇？危险！"一个女的放了开头炮。 "你们慢点讲。"我被推选为代表。我提议缩短垦荒战线，转手抓管理，稳打稳扎。还可以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养蜂啦，养兔啦，还可以自己制蔗糖，提取蜂王浆。农工商结合，约克夏肥猪——我尽我所知，提出了一大串建议。 场长盘腿坐地，眼睛不时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阵，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晓得的新名堂还不少哇，都搞得成器啵？"据说他有次从外地搞来了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种了一年连种都没保住，气得他直骂娘。 我跳起来，"场长，保证能成功！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可以拉他来支援……" "好，考虑考虑吧！"他点头了。 他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上面也对大开荒抓得紧。但他对制菌肥感兴趣，因为场党委正为肥源问题伤脑筋，想放个"土法造肥"的"卫星".但这也够令人高兴了。 土温室建起来了。他的养女小雨——就是最早跟他来迎接我们的那个女孩子，也成了"科研突击队"成员，成天帮助我们烧火。场长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准备、试验，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摸摸瓶子、温度计，揭揭蒸笼盖，显得有点焦躁。有时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讲起地上工夫如何紧张，队长们如何埋怨劳力抽得太多，讲起哪些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上紧。 当然要上紧。可是事难逆料，第四次制种又失败了。偏偏那天有两个不争气的"突击队员"在上工时间打篮球，又被场长撞见。 场长一个赤膊，浑身黑汗，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看了看我们这些穿鞋着袜的劳动力，脸色不大好看。停了停，一扬巴掌："下午挖地，都去挖地！"小雨还没听懂，"爹，我还有棉饼没有磨完呐……"他背着手走了，出几步又回头，"挖地！"又是挖地，烧荒，锄草播种，点粪。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份，是实现理想不可怀疑的生活秩序和准则。天！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想法。在地上劳动他是愉快的，比年轻人还肯卖力。饿了，就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他两个干儿子——一次抗洪中救起的两个孤儿，还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一人一把小钯头，参加劳动。哭了也不准回去。干部们更不用说，会计做帐，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准利用工余。那个会计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讲点往事——新四军罗，"汉阳造"罗，黄桥战役罗，板门店谈判罗，扒铁路埋地雷罗，把棉絮当烟丝烧罗…… 讲得兴致来了，还会应人邀请，不太准确地唱起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准确的音调，也常常唤起我们庄严神圣的感情，但渐渐便觉得有些乏味了，甚至觉得大刀和硝烟，还有这张老人的笑脸，突然离我们很遥远，远得模糊起来。 但我仍努力使自己摆出认真听的样子。我担心，是不是我的思想出了毛病？ 幸好，小雨送茶水来了，人影和喧闹声向茶桶奔去，我也可以轻松地擦汗了。 "猴子"自称会算命会看相，他从天庭、地角、耳珠、人中、当阳之类出发，分析场长的"恶相"，逗得一些人发笑。我笑不出来。客观地说，场长有些地方还令我佩服。枪法精，出门打麂子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有一手，估猪的重量，估田的产量，总是一眼准。他做事也有魄力，指挥烧荒时，烟火中立马登高，那架势威镇千军。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呢？ 记不清同小雨是怎样熟起来的。她这个人总躲在娴静和矜持的后面。办土温室的时候，她喜欢同男的接近，但你们讲话，她只听；你们打球，她只看；难得从她口里挖出一个字来。你开她的玩笑，她红着脸不会"还击"，逗急了，只会朝你背上打一拳，然后辫子一晃闪开去。 有一次她在甘溪河边洗衣，我们呢，在木桥上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中流来，绿得发蓝，清澈凉爽，黑的，黄的和白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漂着太阳的光花。真想到里面去打个转，可场长有命令，不准私自下河游泳，怎么办？ "猴子"朝我挤了一下眼睛，"不准下，掉下去的怎么办？"我领悟了，假装桥身在晃，"不好！"连衣带鞋跳下水去。几个伙伴马上摆出救人的姿态，衣鞋一脱，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掉"下水去…… 她大叫起来："不好啦！有人掉下河啦！""小丫头，胆子太小，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泡。 她吓哭了。当我们的大笑说明一切后，她便抹了把眼泪生起气来："好呀，你们打着鬼主意违犯纪律，我告诉队长去！"她真的告了我们一状。这家伙！ 我恨起她来。碰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理；她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找我谈话，我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她一推门，扫把打在她头上……不过她总不恨我，主动打招呼，还帮着洗衣。 洗衣？这倒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那时出工累死人，有时回家脚都不洗就往床上滚，臭东西当然交给女知青们去处理。日子久了，女同胞们对我们的懒惰也表示气愤。有一天她们联合行动，把我们的臭衣服丢回来，然后聚集在她们寝室里高声歌唱，吹口琴，哈哈大笑，气得我们只好自己动手……现在小雨是例外，志愿做"业余贡献".直到我们的"科研突击队"散伙了，她调到猪场去以后还是这样。"猴子"称赞她是"天下第一好人".于是，我们又和解了。 这一天，歇工时李长子找到我，劈头一句："你何事又要小雨洗衣？""我看你管得太宽了吧？""你不去看看她那双手……"我这才知道，这几天她白天喂猪，晚上还帮着队里剥甘蔗皮，几个指头都磨出血，痛得暗自流泪。 我拔腿就往回跑。完了！衣已经洗完了，晾晒在猪场边的铁丝上。小雨缠着胶布的手，在那里揪水，扯衣角。一只蜜蜂，在她粉红色的发结旁边轻轻地飞。 "喂喂！"我很慌乱，"对，对不起，我……"她抹了把汗，惊奇地睁大眼。 客气话实在没意思，用行动来表示点什么吧。我操起一个竹扫把，帮她打扫猪栏。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嚓——我的衣被猪栏上一颗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真是越急越出乱子。 "看你！"她嗔怪地皱起眉头，"快脱下来吧，我帮你缝两针。"只穿一件单衫。要我打赤膊吗？太不好意思。 "脱呀！"她看出了我的犹豫，自己的脸先红了，转过头去，口里却批评我："这有什么要紧呢……"她接过我的衣，背对着我开始缝补。这时我才看清了她：辫子像一缕乌云盘在头顶；从侧面看去，下巴柔韧有力，眼神文静温柔，而且，而且……我无意中看见她衣领里，那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洁白的肩膀，一颗黑痣。像犯罪一般，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她在说着什么。好像还在埋怨我的冒失，好像问菌肥试验还搞不搞，好像看见我那件衣的口袋里有本《斯大林传略》，于是找我借书。我大概都回答了，天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 以后，借书，还书，谈保尔和马特洛索夫，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谈"共青团之城"，她成了我们房里的常客和"老听众".但我很拘束，讲话不连贯，词汇也贫乏。活见鬼！我不是说要三十五岁再恋爱的吗？怎么就胡思乱想了呢？我努力扑灭这一星感情的火花，严厉地批判自己。"猴子"看出了其中奥妙，挤眉弄眼要给我看相，说我命里注定要当一个老革命的贵婿。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 "笑话！我现在就恋爱？再说，她有什么值得我爱呢？胆子像兔子，老实像绵羊，只配当幼儿园的阿姨……"我装着不以为然，故意贬低她，可批评到最激烈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声音也显得虚飘，我发现确实有点不对头了。 唉，这里面还有一层很大的忧虑，就是她有那个难以捉摸的父亲…… 小雨是劳动模范——工区的"穆桂英".名字上了红榜。不知为什么，我尽管对农场前途忧虑，也总想自己的名字跳到红榜上去。我暗暗地努力着。不料，挫折"咣"的一声出现…… 我调到机耕队，那天开着一台红色的履带拖拉机，到八号坡去犁荒。刚上坡，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喊："站住！"好像是她那位父亲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吗？我赶快刹住车。 奇怪——他像头发怒的猛兽，深一脚浅一腿追上来，"你混帐！混帐！"老天！疯了吗？我躲开去，泥块碰到机窗上，碎成粉粒，留下个黄印子。 "场长……""你下来！"他大吼一声。 我赶紧下来。 "帽子戴正！"戴好了。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好生看看，这是什么？"我一看就明白了，树苗断口是新的——可能是刚才上坡时思想开小差，压断了路边的梨树苗。 "你的眼睛到哪里去了？简直是搞破坏！搞破坏2我讲过好多遍了！这是江西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几倍，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你你你，你这个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记起了延安时期记下的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地上的人都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有些平时恨我太积极的人，幸灾乐祸。 副场长杨守胜也来了。他同我关系较好，家里也在省城，是我们下乡的带队人，所以叫他"老知青".他先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冲着我点指头："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再听着，下次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一枪崩了他！"青年人的自尊心，使我终于忍不住了，也冒火起来，"你凶什么？我赔钱！"几张钞票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还有硬币在蹦。 "好哇，你还是这个态度？你等着……"他终于被老杨劝开了。副场长又回到我身边，笑着帮我整整衣领，安慰了几句。大意思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农场一草一木是他的命，性子急躁，不过一阵火发过了就没事了，当然，这个…… 我本来只顾冒火，听这话，倒触得心里一热，委屈的泪水湿了眼眶。 "小马，你不要哭嘛……"我忍住不哭了。可我受不了！这个场长，什么老革命？什么共产党？军阀作风！我大吼起来："这个鬼农场！我不干了！"当劳模没指望了，我极力避开小雨。那天她找我去出黑板报，我也装耳朵聋。为什么要避开她？我自己莫名其妙。 不过地位的变化是想象不到的。不久发生了一件怪事——晚上，我提根梭标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的几百根杉木。公路边有点动静，刚想去看看，突然被一根绳子绊住脚，倒在地上。还没想到是怎么回事，领脖又被一双手掐住了，掐得我两眼发花…… 见鬼！什么人？ 我被带进一个山洞，松明的烟火充满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火把下，一个缠罗布头巾的人踢了我一-脚，明晃晃的大刀提在手里，泻下一道寒光。"你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应该表现勇敢。 "我们是救国先遣军……"天！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我们一早占领县城，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嵬子识相点……"我血往上涌，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 "说！"对方眼一瞪，火光照亮了他的半边脸，"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 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住在什么地方？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快点！"又是一张半边亮的脸。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胸口。 我愤怒了。"打倒反动派！打倒特务！"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顿地高喊口号，挣扎，咬，为了示威，也为了支撑自己的胆量。 头上是洞顶，岩石像黑乎乎的波浪。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那黑色的波浪中有茅草地，有清清的甘溪河，有我那么多朋友——"猴子"、"大炮"、"博士"、李队长，还有她——小雨的面容。怎么能就这样快离开她？……也许，我应该想法求生？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出了洞再设法给大家报警，行吗？或者……但我知道敌人不会轻易受骗。 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喊出最后一句口号，绝望地望着黑色的波浪，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一阵，我活着，实实在在地活着。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奇怪！场长站在我面前，腰扎皮带，下面是一条马裤。 他很激动，眼睛闪着亮光，使劲地捶了我几拳，"嘿嘿"两声，说不出话来。旁边，刚才那几张半边亮的脸也挂着笑。 "搞什么鬼？"我哭笑不得，大叫起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当时上级要搞查立场、讲传统、鼓干劲的教育运动，场长就策划了这一次"演习".场部开了职工大会，把我和几个青年请上台。场党委成员亲自给我们戴红花，敬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介绍，如数家珍。"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好汉子！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靠这号人……"当然，几个没受住"考验"的，挨了他一顿臭骂…… 我的名字真的上红榜了！不过我只有苦笑。 查立场，抓教育。政治的强心针，还是不能使大家持久地鼓起劲来。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气冲冲地说。 "你还在呕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天在地上我一时性子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嘴巴丑。"我还是冷冷的，摆弄一把扳手。 "你心里蛮不痛快？我还有哪点对你不起？还有哪些不是？"我"哼"了一声，不知要从哪里算起，就随便点了几件大家有意见的事：休息太少罗，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罗…… 他摸摸头，想了想说："这些事，好办好办。"他还算得个能听意见的，尤其他心情平和的时候，由他信任的人来提意见。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就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命令场部扯起银幕，晚上放电影。片子是写抗美援朝的，他兴致大发，换片时叫来宣教科长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跑一趟，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半夜三点钟，几百职工还吃了一餐香扑扑的大蒜炒腊鱼——场长、副场长出钱请客。 场长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一个月工资两百来元，不搞积蓄，除了留点烟钱外，剩下的哪个要用只管开口。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这种颇有豪爽气的平均主义，方便了一些贪小利的人。 有些人经常找他"揩油".赵海光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还讨来了场长一顶单军帽歪戴在头上。 "马儿，"他喊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 "当时我父亲怨恨我，很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做那种事。 一天，场长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做什么？""来！"他把我带到草市街。这是靠甘溪的一个小镇，四周有小城墙，是以前为防土匪修建的。墙内麻石"官道"通小码头，有各种店铺。碰到"赶闹子"，总是人群拥挤不通，热热闹闹。其中最引知青们兴趣的是竹器、草田柚、大板栗，还有一些老婆婆叫卖的粉红色糖酸萝卜。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了设在观音庙里的供销社。"妹子，"他朝百货柜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请你打盆热水来好啵？"附近的人都认得这个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一笑，立刻办到了。 他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拿来一张椅子。那随便的态度，像到了自己家里。 "洗脚吧！"我猜出了什么，有点慌乱。 "洗唦！"他见我不动，就蹲下去抓住我的脚用劲洗了两把，又把袖口一扯，三下两下擦干了。"你穿好多码的？""场长，我自己有鞋……"他不理睬，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还刚合适。"要得！"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穿了！"他满意地看看那双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东西来，有子弹壳、纸条、钞票、烟丝、私章。他把钞票和硬币一一选出来，付了鞋钱，其余的掂了掂，全部往我手上一塞："你先拿了用吧，没得了再找我……"我说不出话来。 他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随便得很，同几个熟人打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出了庙门……一出门他就同我谈起其他话题：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拖拉机，打麂子，仿佛根本不记得刚才鞋的事了。 临分手，他鼓励我积极上进，争当骨干。不料其中有句话使我心里猛地一沉："……喂，你们青年中有谈情说爱的没有？有，你就找我报告一声。"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三年内不准谈爱，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了，他就不客气。每次看电影，他要男女分开坐，还叫队长带着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一男一女不敢随便谈笑，连买画都要注意。有次，我们工区一个外号叫"米老鼠"的女青年买了幅"罗密欧与朱丽叶"，场长见了皱起眉，咕哝一句："无聊！"气得那个姑娘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又是小雨的父亲！听老杨说，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了。场长在一次战斗中救了她，讨米汤养活了她。解放后，她才从老乡家里回到场长身边，后来又进了某农学院。场长说："学农业，跟我到农场去学吧！"就要她退学来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唯一的家庭温暖，常常晚饭之后，场长就拉她一起下象棋，或者一人一张竹椅，坐在坪里要她念一段关云长或鲁智深。 现在我对小雨该怎么办呢？ 同她的接触更多了。夜晚，巨大的圆月冒出了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生命之湖，像一个紫色的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蓝，好像有支蓝色的歌在天边飘，融入草丛，飘向星空。 青年们坐在水库边上谈天，唱歌，背诵诗歌，或者，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偷偷看一眼小雨，那个坐在最右边的小雨，那个头发镶着月色银边的剪影，心里总是不安。以致有一次"猴子"问我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知道出了乱子，费了好多口舌，才使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滑向"危险"的方向。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看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堂堂男子汉，要恨就恨，要爱就爱，怕什么呢？…… 同"猴子"合计几次后，我决心不顾风险，去向她说明。 行动开始了，我送了本书给她——她完全不需要的《大众哲学》。里面夹了张纸条，我约她晚上在甘蔗地东头见面。 她悄悄来了，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在拢一头湿润的长发，有洗发粉的清香。 真需要勇气、沉着和机智啊！去他的！我决定，走到前面第三棵树时，就开始一切。 "你不要讲……"她低下头去，轻轻地说，"我都知道，这事，是不行的……"两眼一黑，我急了，"为、为什么？""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恋爱。""这、这种说法就对吗？""……爸爸说，谈情说爱会分散精力，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创业……"真是奇怪！以后的精力就可以分散了？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航途上的风帆呵！你不懂？——我几乎要说出诗一般的台词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又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不，不要这样说，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一滴泪，"他是好人，顶好的人！你不知道，他对党的事业……"完了，她是她父亲的崇拜者。希望已经像风一样无影无踪。 突然，远处有一圈手电光朝这边一晃，有人喝问："哪一个？"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发抖："爸爸！爸爸来了！你，你快跑吧！"没怎么细想，我拔腿就跑。听得身后有熟悉的粗嗓音："小雨，你在搞什么？那是哪一个？……站住！站住！不站住老子开枪了！"他追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摆在山上的拖拉机，追上了公路……足足有三里路了，五里了，七里了，还在后面喊叫，大概不追到是不罢休的。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一弹，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去他的！我好糊涂！我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 "混帐！"他追上来，指着我大骂，"你，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你还要不要前途？要不要脑袋？青年人，不学好样！""我没有错！""胡说！""我没有错！"他大概被激怒了，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想他肯定还用驳壳枪对准我了。 就这样，我被捕，并受到"禁闭"——关进了工具保管室。这是场长新定的特殊教育方法。被禁闭的还有几个，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私自下河游泳。至于"猴子"和"大炮"，他们是私自去"水帘洞"，想看洞里是否藏了美蒋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可以一直通到四川峨眉山，他们想去探探险。 这当然是场长不准许的。场长怕大家进去后会找不到出洞口，会饿死在里面。 几个"难友"都哭笑不得，满腹牢骚。"猴子"则唱歌取乐："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放出来再前进……"场长决定批我，这天派人送了个条子来工区通知工会。他的字太差，大家都说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长子皱着眉头，横看竖看搞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挖水沟。 刚做了阵工夫，滴滴哒哒，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 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一脸怒气，脑袋上一道伤疤涨得又红又亮，一下马就大喊："全体集合！"队长当然首先被刮了顿胡子："你这个队长当得好！目无领导，不听指挥！""我哪里目无领导？""喊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晓不得呵！""没看见我的通知？""你那个条子是通知开会哇？嘻嘻，你那个字，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队长也学得敢于顶撞了。 "不认得？何事不派人到场部去问一声？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是好玩的啵？ "字条上有三个血红的指印。我记起来了，场长说过：当年他们搞游击队的时候，信上打两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知识青年们笑出来，场长又冲大家瞪眼睛："见鬼！这么多机西（知识）分子，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立正！"他来回看看，叫几个人出列收拾工具，其余的——"向右转！齐步走！"我知道会议与我有关，拒绝参加，以示抗议。我想这可能会把场长惹怒。奇怪他反倒温和沉着，尽量用耐心说服的腔调说话："……你不去？你你你还有什么道道理吗？"他偏着头，急得有点结巴，"那好，我们就一条条辩清清清楚吧！第一，我们是农垦战士，一个部队要是准许战士随便谈爱，还有战斗力？嗯？第二，硬要谈，向组织报告报告，批准了，公开地谈嘛，为什么要晚上偷偷摸摸地搞？是不是无组织纪律，嗯？第三……"看来我无法同他辩论清楚。 结果，我当然还是去开会了，脑子里闹轰轰的，只看见小雨在低头哭，只记得好像场长作了个报告，其中有一串"搞"字：把革命干劲搞上来，把棉花搞上去，把甘蔗搞上去，把农场搞出个新面貌，气死帝国主义外国佬…… 代表发言。大家批判我的时候都"棒下留情"，只有场部一个姓袁的行政科长愤愤不已，大谈了一通我的"蜕化变质".这个姓袁的，平时见人三分笑，还能够操一口半城半乡的腔调，找知识青年开玩笑，一起打篮球。但转背就可以把你讲的话变成材料报到领导那里去，我算是看透了！好，以后等着看吧！ 场长把小雨也狠狠批评了一顿，然后把她调到场部去，规定我们不能来往。 我估计场长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调我出机耕队，到哪里去"改造".但是没有。李长子说，场长还记得那次"山洞考验"，对我有些好感。 我找老杨发牢骚，他只是苦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志愿离开省农业局来办农场的"老知青"，也有很多苦恼。以前他维护场长威信，现在才发现这种"威信"有点可怕。任何不同意见，在党委会上都可能是孤掌难鸣。尊敬、盲目、害怕和讨好，都增强着场长的力量。他一声咳嗽，可以压倒你的长篇大论。——而且，老杨最近就要调离这里了。 副场长没办法，只好由场长摆布。不久，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立场坚定"的人也会被"糖衣炮弹"打中，决定要加强思想教育。他病了，吐血，还带着那个袁科长来工区抓"整风".——知识青年的日记、小说和书信就要接受审查。场长不喜欢养花，就要姑娘们把门前的野玫瑰拔掉，改种蔬菜；他喜欢听唢呐胡琴，就对"下巴琴（小提琴）"也看不顺眼。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的封面上有新月图案，就锁紧眉头："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碰过土耳其的军队，土耳其的国徽上有新月…… 小雨当然更加受到场长的关心，甚至连外国小说也不准读。每隔三五天，还要她到袁科长那里汇报思想，接受帮助。袁科长也立刻讨好邀功，把她的几个女伴都调查一番，查出"不轨言论"就开会批，要不是场长后来又说"处理从宽"，有两个还差点被开除团籍。 场里的"革命化"抓得更紧了。除非家里病人死人，知识青年一般不能回城。 在场长眼里，城市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他主张以后最好把机关学校都迁下乡来。 场部行政科要求职工天天晚上学习政治，由指导员讲形势、任务和原则。行政科整了一大批人——有些事场长当然并不完全知道，是袁科长搞的鬼！ 上级表扬了农场的工作，职工的怨恨却在膨胀，大家用消极懒惰来报复领导。 好些人只要干部不在场就"磨洋工"，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赶。机耕队一部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解决。 这一年加上干旱，生产更混乱。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发不出。花生保管不善霉坏了。每人只得两斤霉花生过年。寒衣也缺。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了。他亲自带着两个党委委员出去"接头（跑外交）"，也不管什么组织手续办事程序，冲到县委农村办，冲到物资局，工业局，碰到头头就一屁股坐下不走，四处"募捐".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要让他几分。结果，也靠他这点无视章法的"权威"和干劲，搞来了两汽车七八成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每人免费发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知识青年们还是怨声载道。除夕晚上，没有鞭炮声，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洋瓷缸，唱起了忧郁怀念的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场长和党委几个干部来了，提早给大家"拜年".他带来了一壶好酒和几包好烟。他想要大家痛快起来，气氛活跃一点。他讲了些笑话，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之类。 笑声是勉强的。李长子怕冷场，打趣道："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飞墙走壁，怕是吹牛吧？""瞎讲！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热闹，"不信我就来两手把你看看！"他把棉衣一脱，在屋里真的表演起来。一个马步，全身运气，"嘿！"脚一跺，额上青筋直暴，脸成了紫红色，十个短短的手指头痉挛发抖，"嘿！"又是脚一跺，嘣的一下砍断了一块窑砖，粉末直飞…… "好哇！"有人鼓掌叫好。 掌声落，场长又来了两个节目，全身冒汗气。 可惜的是，气氛又冷下去了。他讲起农场明年打算的时候，他唱起"光荣北伐……"那首歌的时候，有几个不辞而别，火堆边空出了座位。 李长子故意显出兴致仍浓的样子，大口喝酒，"这些后生子没得用，只讲除夕守通宵，就去睡觉了。""唔……"场长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手沉重地扣棉衣，摸手电筒。"哦，我也要睡了……"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精疲力尽，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了。佝偻的身子，裹进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得到小雨的泪水和朋友们的哀歌。那么怪谁？怪那个把他推向了场长位置的历史？也不，历史曾经因为有了他的呐喊和奋战而生辉…… 好冷的雪光呀！场长也没睡着吧？ 自然，我很少再见到小雨。 几次在公路上碰到她，她背着竹篓，或担着柴，看见我的拖拉机就慌乱地低下头去。只能看见她压仰着心事的睫毛。 我知道我们被一座大山永远隔开了，这座山是场长，是她对爸爸的爱和崇拜——当然，也可能她心中本就没有我。 后来，则是我不愿意看见她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农忙期间，机耕队提出有两台车要维修保养。场长不同意，要我们"咬咬牙关"，先把甘蔗运完再说。 结果机械事故发生了，一道疲劳裂痕把我和拖拉机送下路基。一个副手重伤，断了两根肋骨，而我脸部被破坏得厉害。出了医院，从人们惊恐躲闪的眼光中，我明白了一切。 小雨和她的女伴来看我，我躲开。同情和安慰的表情在眼前晃得够多，还要加上她的泪珠吗？我已经慢慢学会思索了。我不愿意她的美好明天中，有我这些可怕的伤痕。不愿意她痛苦，或者为我牺牲什么。 我命令自己不再想她，但她的消息，还是钻到我的耳朵里。听说她一天天消瘦起来，很少言笑，眼圈经常发黑，饭量也减少，还一天天发疯般地做事。场长担心她的身体，一天给她买一斤肉（当我受伤时，场长也给过这种关照），但不顶用。又急急忙忙请医生，医生也没奈何。最后是一些干部向他说了些什么，他思索着说："未必是没有谈爱的缘故？未必这条纪律定得不对？……好罗，从明年起他们要谈就谈，不过要正正派派地谈！"越不想她，关于她的消息好像越多。 听说场长不准她找我，因为我的习性不合他的意，而且小雨比我大一岁，这也是不能容忍的。他给她提了个对象，就是那个袁科长。袁是场长的同村人，会扶犁掌耙，讲讲写写也有一套，最近又提为场党委委员。这些都令场长满意。但群众对姓袁的不满。 我估计小雨为这桩婚事苦恼，是的，我敢断定！这天晚上，"猴子"突然神色慌张地来告诉我，说她来找我，就在甘蔗地头上等。 "我不见她。"我心里咚咚跳。 "她一定要你去！"她瘦得厉害，颧骨都突出来了，脸上有汗和日光留下的黄色的暗影。见到我，张开嘴像要说话，但泪水涌出来了，她捂住脸蹲了下去…… 天快要下雨。闪电像害怕什么，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头上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火光。萤火虫在游动，像在寻找白天遗失的梦。 她一直哭着，直到天落下雨点，才站起来仰着头，"我要来找你，你不要我来，我也要来！我一定要找你！""做什么？""你知道。""知道什么？""你心里清楚的。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庸俗。是表现自己的清高无私？还是想尽快打发她回去？我夸奖那个姓袁的，用一种坦然诚恳的腔调——他嘛，成份，相貌，才干，各方面都好，前途远大…… "不！"她失神地睁大眼，一反常态，一口气倾泻了一场暴雨，"不对！你这是假话！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他，警惕他。你们现在也开始冷淡我、疏远我，背后议论我，议论我爸爸！我清楚！全部都清楚！连小梅和慧慧都不同我讲心里话了！……我害怕！我恨那个人！决不跟他走！……"说完又捂着脸哭起来了。 我全身颤了一下，啊，这个自己父亲的崇拜者！她…… 雨已经把我们都淋湿了，但我们没有动。 她又抬起头，眼中有期待，"我这样对吗？"沉默。她望着我，似乎还等待我说什么。说什么呢？也许我明白她的意思。五秒钟，十秒钟，十五秒钟……暗夜里的眼睛在交流着一切询问、回答和倾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词汇和语法！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抓住她大声说：小雨！跟我走吧！从你父亲身边逃出来吧！ 我们到天涯海角去！我虽然有一张可怕的面孔，但是……可是我是现在的我了。 我能叫她和父亲决裂吗？她下得了那个决心吗？跟着我，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怜悯？ 我终于平静地说出："雨下大了，你，应该回去……"我费了很大的劲，没把这句话说完。 她半天没说话，借着闪电，可以看清她眼里的泪花。"好，我回去。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她嘴唇一抖，扭头跑了…… 美丽的小雨，就这样去了。她的心我明白了，我的心她也该明白了罢。她走了，没有告别，夜雨中飘逝了。我含着热泪久久凝望夜雨，我祝福她。 不料，几个月后听说她得病进了医院，医生说她有风湿性心脏病，贫血，还可能有癌症。医生说她体质太虚弱！ 我心慌意乱，打算去看看她，把家里寄来的仅有的几块钱，全部买了营养品。 但这天刚要动身，队长回来了。递给我那本《大众哲学》，"这是你的吧？一直压在雨妹子枕头下，晓不得是哪个的。""怎么？"我有种什么预感。 队长叹了口气，擦起眼睛来。 死了？……一个炸雷把全工区震动。 我的心像被割了一刀。小雨，小雨，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讲！你一直痛苦，我知道。姓袁的被你拒绝，就在场长面前造谣，污蔑你，父亲也训过你，这我都知道。但你应该坚强，应该好好地生活……但现在，这些话对谁去说呢？ 很多人为她惋惜，为她悲痛，连油嘴滑舌的"猴子"，也揪着自己的头发嚎啕大哭，扑到我身上，在我的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一直暗暗地爱着小雨。可怜的朋友！我没有同他讲什么，也流不出泪来。悲痛使我反常地平静，只是独自朝外面走去。我到哪里去？她在什么地方？我算她的什么人？前面是蒙蒙细雨，亮滑滑的路。哪里是她走过的路？哪里是她锄过的地？现在，在哪里还能听到她唱出的歌？看到她那温柔沉静的目光？几页诗撕碎了，像雪片飘向甘溪——这是关于她的诗，应该交给她；让它变成白色的蝴蝶，去追赶匆匆走了的她；让它落进土里变成白色的玫瑰永远开放在两个人的心中吧。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的花朵埋葬！也许包括那些美好而软弱无力的感情。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也听不到回声。远山像一座座坟墓，像一个个rx房，像一排排历史丰碑。是死亡，是生命，是永恒？你们能告诉我们什么？那远山中藏着什么秘密？我无目的地朝前走，远山向后退去，好像与我永远分离。——遥远遥远的山！ 场长当然也极为悲痛。傍晚，看见他在野外，对着天边静静的红霞，红着眼大声喊："丫头——你给我回来！回来！——"叭叭叭，驳壳枪朝天响了。 枪声像雷声，像破竹之声，惊飞几只野鸡，尖锐地升人寒冷的高空，最后，消逝在最后一抹晚霞中…… 谁也不敢去劝他，只有他两个干儿子，缠着他的脚哭喊："爸爸，爸爸……"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无头更加乱，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 杨守胜带着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一转。他是给场长送名字的那位首长，也是场长最敬畏的老上级。据说他狠狠批评了场长一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老杨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经济整顿精神，肯定了场长和全场职工的功绩，然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了，大部分知识青年转去修铁路，据说可望转为铁路职工，这当然令大家高兴。 在我冷静的目光中，大家热热闹闹庆贺，杀鸡、打狗，劈板凳、箱架烧火。 一些本地职工则乘乱偷铁丝，偷锄头。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了，场部贴了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新来的会计说他那次搞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利用特权"慷国家之慨".姓袁的则一天一个"揭发"，处处表现同他"划清界限"……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 这个茅草地"王国"辛勤的"酋长"，几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他几天没沾水米，经常在地上走来走去，落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他打死了。他将要调到某学校去当书记，不需要马了。食堂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斤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在。他可能还在地里走，捶一捶这棵树，摸一摸那头牛吧。天下雨了，他还没有回。他还在雨中思索吗？思索昨天还是明天？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他还将重复他的欢乐和痛苦吗？时间在嘀嘀嗒嗒跑，沉重的负担，命运给他的负担，什么时候能够甩开？…… 雨还在无声地飘落。不知为什么，我烧了一罐姜汤，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 一双旧皮靴上尽是泥巴，一点一点，好容易才刷干净，整齐地摆好……然后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 直到我们动身那天下午，我去买点东西，才在草市街看见他。他在冷清清的供销社里，靠着冰冷的水泥柜台，端着一个酒碗。他显得老多了，眼发红，没有小雨照顾他，衣服破烂了也没补好。背有点驼，喉结在滚动。要不是那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啊？"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拖拉机喷着黑烟，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将要离开这里的青年们正往几部汽车上堆放行李，白球鞋，运动衫，笑脸，晃动着。茅草地一场雄壮的"革命"，由这些作了总结。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闭上眼，喝了口酒，回过头来，"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四年。""哦，四年，四年，好快呀……你们，行李都上车了吧？没掉什么吧？……到新地方要注意罗，要搞好团结，慢慢适应水土，修铁路不比做地上工夫，容易出危险，做事宁肯慢点，莫慌手脚。嗯？"真是奇怪，离别可以使粗心的人变得细致，蛮横的人变得柔和，使存怨的人忘记对方的种种过失。我的心轻轻颤抖起来。 他突然问："你们，都恨我吧？"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远处汽车喇叭响了。他苦笑着闭了闭眼睛，无力地挥挥手，"好了，你走吧，走吧，不早罗！""场长"，这两个已经陌生的字，这两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字，使我的声音异样，"你不去车站看看？""不不……"他拿着酒壶，踉踉跄跄出了门。我后来才听说，他不到车站去送行，是怕受大家冷眼。不看见，心里还安稳些。 汽车开动了，一片"再见"声。刚出街口，我突然看见甘溪桥上一个黑影，是的，是场长，我可以断定！他也许在向这边张望，像一块石头，一个黑色的惊叹号！渐渐地，黑影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我分明看见他脸上痛楚的表情，眼角一滴酸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再听你谈谈大刀和硝烟，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身上和我身上的伤痕，哭小雨，哭大家，哭天地间这么这么多的人呵……但我不会这样做。 风停了，雨住了。灿烂明亮的甘溪从落日那边慢慢流过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的碑石，像经历了多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风，静静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丽安静的世界，金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和"大炮"在抢烟，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烟？笑各自的前景？笑离开茅草地？笑总算掀掉了压在肩头的一副重担？可能，是该笑笑了，但现在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的事业，只配用笑声来埋葬吗？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泪水是咸的，静静地往下淌……车厢突然静了，也许是大家注意了我，也许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笑声吧。只有寂静，寂静伴随我向前，一步步远离身后金子般的土地。再见了，茅草地的一切！留在这里的汗水！留在昨天的一部分生命！我在寂静中回首眺望你们，再见了！多少年来，这块古老的土地埋藏收纳了那么多的枝叶，花瓣，阳光，尸骨和歌声，层层叠叠，它们也许会变成黑色的煤，在明天燃烧。 岁末恒河 出访印度之前，新德里烧了一次机场，又爆发登格热，几天之内病死者已经过百，入院抢救的人则数以千计，当局不得不腾出一些学校和机关来当临时的医院。电视里好几次出现印度军警紧急出动在市区喷洒药物的镜头，有如临大敌的气氛。 我被这些镜头弄得有些紧张，急忙打听对登什么热的预防办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岛以前也流行过这种病，只到近十来年才差不多绝迹。但对这种病较有经验的医生还算不少。一位姓凌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登格热至今没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预防药品可言。考虑到这种病主要是靠一种蚊虫传染的，那么唯一的预防之法，就是长衣长裤长袜，另外多带点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的气温转凉，长衣长裤长袜已可以接受。但我没有料到，紧紧包裹全身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各种防蚊药剂，用来对付印度的蚊子仍是防不胜防。星级宾馆里一切都很干净，只要多给点小费，男性侍者的微笑也应有尽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脸，嗡嗡蚊声仍然不时可闻，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里“登格”。有时，几位同行者正在谈笑，一些可疑的尖声不知从何处飘忽而近，众人免不了脸色骤变手忙脚乱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个话题不得不中上和失散。出于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我对眼前的飞蚊当然决不放过。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动作总是引来身旁印度人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错了什么。 中国使馆的官员也给我们准备了防蚊油。他们后来才告诉我，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大多数人都持守戒杀的教规，而且将这种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驱赶，但断断不可打杀。对于我两手拍出巨响的血腥暴行，他们当然很不习惯。 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一次次惊讶和疑惑的回头。 也才明白了登格热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们幸福了，那一百多条死于登格热的人命怎么说呢？人类当然可以悲怀，悲怀一切植物、动物乃至蚊子，但人类有什么理由不悲怀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积善的记录看得比同类的生命更为重要？ 在印度，不仅蚊子们幸福，人类以外的其他各种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头常有呼啦啦的猴群从你身边跳踉而过，爬到树上或墙上悠闲嬉耍。每一片绿荫里也都有松鼠在道上来回奔窜，有时居然大摇大摆爬入你伸出的手掌。还有潮水般的鸦鸣雀噪，似乎从泰戈尔透明而梦幻的散文里传来，一浪又一浪拍打着落霞，与你的惊喜相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置身于童话。你周围的一些公共服务场所也常有这样一些童话式的公告牌：“本展览馆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这种拒绝钟表的时间表达方式早已被新闻、法律、教材以及商务文件久违，大有一种童话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来是各种动物杂处的乐园，后来人类独尊，人类独强，很多地方的景观才日渐单调。我在中国已经很少听到鸟叫。那些儿时的啁啁啾啾一一熄灭，当然是流失到食客们的肠胃里去了，到中国人花样百出的冷盘或火锅、蒸笼或烤炉里去了，到遍布城乡灯红酒绿热火朝天的各色餐馆里去了。中国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要吃。一个宗教薄弱的世俗国家，一个没有素食传统的嗜向性大众，红光满面大快朵颐成了人际交往的普遍表情。人们正在吃得一个又一个物种几近绝迹，随着食文化的发达繁荣，眼看着连泥鳅、青蛙一类也难于幸免。我一位亲戚的女儿，长到八岁，至今也只能在画册上认识蝌蚪。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决无中国这么多对于动物来说恐怖万分的餐馆。这当然让刚到此地的中国人不大习惯。有时候搜寻了几条街，好容易饥肠辘辘地找到了一家有烟火味的去处，菜谱也总是简单得让中国食客们颇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圣物，不论野外有多少无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厨的。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猪肉也是绝大多数餐馆的禁忌。菜谱上甚至极少见到鱼类，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鱼，两地的习俗不知是否有些关联。可以想见，光是有了这几条，餐桌上就已经风光顿失，乏善可陈，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么珍奇的荤腥了。在这一个斋食和节食几乎成为日常习惯的国家里，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着千篇一律的面饼和面饼和面饼，再加上日复一日拿来聊塞枯肠的鸡肉。半个月下来，我们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减肥的状态，眼球也叭哒叭哒似乎扩张了几分。 咽下面饼的时候，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印度的军队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否有点力不从心？印度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热量？如何能保证他们的体能，足以抗衡其他国家那些牛排和猪排喂养出来的虎狼之师？难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奥运会上，偌大一个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块奖牌。这一可悲的纪录原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让我觉得顺理成章。也许，素食者自然素心——相当多数的印度人与竞技场上的各种争夺和搏杀，一开始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所有我所见到的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金牌是体育的堕落。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堕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着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辅音全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睡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组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阶级的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栅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也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枪，在树荫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塔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入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想像街上涌动着的不是市民，而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老警察们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警察又能怎么样？幸好，一切还没有理由让人们绝望。交通虽混乱，但乱中有序；街市虽破旧，但破中无险。他们的门窗都没有铁笼子一般的防盗网，足以成为治安状况良好的标志，并且足以让中国人惭愧。外人来到这里，不仅不会见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人在街头滋事，不仅不会遭遇割包和抢项链，不仅不会看到色情业和强买强卖，甚至连争吵的高声也很难找到。印度人眼里有出奇的平和与安详，待人谦谦有礼。最后，人们几乎可以相信，这里的老警察们睡一睡甚至也无关要紧。 一个不需要防盗门的民族，是一个深藏着尊严的民族。也许，印度教的和平传统，还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最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清洁和温和里生长。我看过一部名为《甘地传》的电影，一直将甘地视为我心中谜一般的人物。这个干瘦的老头，总是光头和赤脚，自己纺纱，自己种粮，为了抗议不合理的盐税，他有一次还曾经带着男女老少拒食英国盐，一直步行到海边，自己动手晒盐和滤盐。他推翻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性壮举，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巨资，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门就行。和平大进军。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他身后的队伍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直至覆盖在整个地平线上，几乎是整整一个民族。碰到军队的封锁线，碰到刺刀和大棒，他们宁愿牺牲也决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让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鲜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场的新闻记者都闭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镇压者的目光和双手都在发抖，直至他们惊恐万状地逃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并且最终交出政权。 甘地最终死于同胞的暗杀。他的一些亲人和后继者也死于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频频得手的暗杀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倒是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既然不曾反抗军警，那么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对付暗杀。 作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弹不发地完成了印度的独立，堪称20世纪的政治奇迹和政治神话之一。也许，这种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处：这是一种印度教的政治，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来自甘地对印度的深切了解。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不过是天才性地给一个贫困和散弱到极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种最可能强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最切合民情也最易操作的斗争方法——比方在军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来或躺下来就行。在尚武习兵的其他民族看来，这简直不是什么斗争，甚至不过是丐群的日常习惯。 现在，他们还坐在或躺在街头，抗议危及民族工业的外国资本进入，抗议旧城区的拆迁，抗议水灾和风灾以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事，或者他们也无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发，坐着或躺着已成了习惯。时过境迁，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英国军警，而是一项项举步艰难的现代化计划。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个伟大的目标所点燃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了赤脚长衫的圣雄，个个都强大无比。而这种坐着或躺着的姿态继续向未来延伸的时候，也许便成为历史的沉重，甚至会轮到一届届印度政府头痛不已。20世纪末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在铁壁合围，没有一个大陆可以逃避挑战。那么，哪一个政府能把眼前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压压人海组织进来、管理起来并且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食品以及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从更基本的一点来说，哪一个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竞逐而流浪者都服从纪律？如果不能的话，他能否像创造当年的政治神话一样，再一次创造出经济神话？也就是说，他能否找到一种印度教的经济，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质繁荣，并且再一次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我们将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正赶上加尔各答地区某个民族的新年日，即这个国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个。一排排点亮的小油灯排列台阶，零星礼花不时在远方的空中闪烁。节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面五彩缤纷，一朵朵在节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绽放。只是这种沙丽长于遮盖，缠结繁复，是一种女神而非女色的装束，有一种便于远观而拒绝亲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装那样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风格来引诱冲动。 这里的节日也同中国的不一样：街上并无车水马龙，倒有点出奇的灯火阑珊和人迹寥落；也没有杯觥交错，倒是所有的餐馆和各家各户的厨房一律关闭——人们以禁食一天的传统习俗来迎接新的岁月。他们不是以感官的放纵而是以欲望的止息来表示欢庆。他们的饥饿是神圣，是幸福，也是缅怀。这种来自漫长历史的饥饿，来自漫长历史中父亲为女儿的饥饿、兄长为妹妹的饥饿、儿子为母亲的饥饿、妻子为丈夫的饥饿、主人为客人的饥饿、朋友为朋友的饥饿、人们为树木和土地的饥饿，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神秘仪礼，成为了他们的隆重的节日。 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 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 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就依傍着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司机给我翻译著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这位恒河两岸人们的母亲，是他们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这样的人头在她的脚下还有一大串。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些人头的全部复杂情节。我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二十几个敌手，也杀掉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他们各自制作的嘉丽女神送入河水，让那一次次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永恒惊讶和永恒孤独随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看得出来，这些送别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仆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散成了草窝。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啸，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溅，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着光亮。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之中，和着整齐或不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中间狂舞——与其说这是跳舞，倒不如说他们正在折磨着自己的每一个骨节，一心要把自己粉碎和熔化于鼓声。 一个撑着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跃，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母亲；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母亲。 …… 恒河的那一边，几柱雪亮的射灯正照亮着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照亮了那个风靡全球的红色和巨大的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远去的嘉丽高扬血刃回眸一瞥，她伸长舌头永远所惊讶的，不是丈夫的人头落地，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世纪正在悄悄来临。 我抬起头来看彼岸急速地远退，留给我无限宽阔的河面。 性而上的迷失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是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那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x》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辩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潇洒，另一方面也有爱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个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它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复”等等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性、虚妄性，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侵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声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也是一种。 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标准像。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寥落。不能说男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种诱惑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性，“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性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xdx潮。从这一点来看，男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色欲主导”型，而女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找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肢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寻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xx，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容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诗意的快食么？像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 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一切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时间的作品 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和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能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甚至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与数年后，已经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已经是印象迥别。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溶化仇恨，磨损心志，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而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历史的糊涂账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控。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毫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机，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候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辞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不凡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现实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亦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者，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制胜的筹码。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当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半乐观主义地说，历史常常显得既公正又不公正：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双重品格。这与任何概率只能显现于大数统计而无法验证于局部个别的两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有什么不好吗？站在一个千年的终结之处，我们回望身后一代代人的战争、革命、劳苦建设以及后来种种毁誉褒贬，感慨历史之剑多少次及时劈开了人间正道，但也感慨历史之雾多少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而且还有多少不公正的个人故事可能将永远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下，多少个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图、马克思、爱因斯坦作为历史的小数已被删除，永不为我们相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哀所在，但这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 又一个千年即将到来，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无限光阴，不知道时间这一片透明的流体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惊讶和醒悟。听着嘀哒嘀哒的声音，我们等着。 强奸的学术 一日，一个男人在某公共场所——比方说一个旅游区较为僻静的角落吧，强xx一个女人，被游客或保安人员当场抓住，扭送派出所。照理说，这状案子有目共睹，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法办就是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简单如我这样的凡人，即便把事情想过来又想过去，即便有十个脑袋把天下的学问研过来又究过去，恐怕也觉得不会有别的什么结论。 其实，这便是我等的无知。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理外也有理。理非理，非理理也。谁说强xx者就必定无理呢？谁说强xx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些同情和辩解的说辞呢？ 如若不信，且往下看。 “动机免罪”法：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男人的行为从现象上看确实有过失，但看问题必须看本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考虑他的动机。很明显，他是要杀害这个女人吗？不是。他是要抢夺这个女人的财产吗？也不是。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恶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爱这个女人，一心想满足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以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愿。而一个人的爱，无论怎样说也是一种高尚的动机，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因为不慎而出现手术事故的，但这位医生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信念走进手术室的，你们能依据偶然一次事故的后果，给这位医生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吗？ “主流抵过”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这位男人今天来旅游，没有买门票吗？没有买车票吗？吃饭没有给钱吗？喝酒没有付帐吗？违犯了交通规则吗？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他爬山，赏花，洗脸，买香烟，哼小调，上厕所，脱大衣，没有一件事有错，没有什么行为违法。他对这个女人的行为可以说确实不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对这位女士，他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曾经为她赶走了可怕的狗，为她打开了汽水瓶盖，等等。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要分清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二十三小时零五十分钟里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优秀公民，你们为什么无视主流抹煞主流而偏偏要揪住他那个不过十分钟的小节不放呢？你们把局部当全部，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岂不是有欠公正和宽容？ “比上有理”法： 毫无疑问，我也同你们一样，极端厌恶和反对一切粗暴的行为，视公道和法律为自己的生命。但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就说强xx吧，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较而言的话，强xx总比杀人好吧？（杀一个也比杀十个好吧？……此类推论暂且不提。）强xx也比“文革”冤狱密布冤案如山的政治恐怖要好吧？（“文革”的政治恐怖比日本倾略者的“三光”政策要好吧？……此类推论也暂且不提。）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延安”还是“西安”的问题，分清一个有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前进中的缺点和反动腐朽本质的界限。我感到奇怪的是，大敌当前，那么多杀人在逃的罪犯你们不去抓不去管，那么多一心想恢复“文革”的极“左”分子你们不去与之抗争，你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抓住一个既无权又无势的小人物吵吵闹闹大做文章么？你们这样干的同时，放过了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巨资而且比这个男人可恶得多的更大的流氓，这是何等势利！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是不是一心诛杀窃钩者从而给普通劳动人民脸上抹黑？是不是要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权势集团中的隐身流氓比小人物更有道德感？ “曲解套敌”法： 很明显，这位男人刚才对那位女人亲嘴、摸大腿、解衣扣一类确属不雅动作，但是请注意：这不过是每一个成年男人都可能有过的行为，没有什么奇怪。他的所谓举止粗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正是坦率和真性情的体现，没有伪君子和道学者们的人生假面。问题是，你们诸位先生如此道貌岸然，你们就没有男女关系？就没有摸过女人的大腿？我就是说你，你不要躲！你刚才慷慨激昂了老半天，你不是也结过婚么？说不定还搞过婚外恋呢！你不摸女人的腿，你身边的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你说呵！你到底摸过没有？摸过？还是没有摸过？好，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是耶酥，不是圣人，那你们还在这里装什么孙子！这年头谁不知道谁！你们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们比起你们现在抓住的这位先生来说，同样有一肚子不可告人的花花肠子，而这位先生不过是有勇气把你们隐秘的一闪念变成了行动。如此而已。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他给以虚伪的指责？ “假戏真做”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我同意你们把他带走，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不能这样是非不分。刚才是谁说的：以后要禁止单身男人旅游，要禁止单身女人抛头露面，起码也要禁止公园里一男一女的可疑接近。这是什么话？我要再问一句：这是什么话？那位先生你不要狡辩，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你们这一伙的意思！我不是傻子，不会听不懂。你们大家想一想，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还有人居然如此无视人权，居然要剥夺所有单身男人和女人的旅游权以及恋爱权，这种对人性的残暴扼杀，不是比一、两件性骚扰案件更可恶而且更具有危险性么？说这种话的人，到底要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们是在打击什么强xx吗？不，事实很清楚，他们动不动就要告官的最真实目的，就是要召回专制封建主义的幽灵，重建一个禁锢人性的社会，取消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神圣的自由。我们能答应吗？对，你们说得对：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构陷封口”法： 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这位被你们视为受害者的女人，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旅游区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件事不发生在张三的身上，不发生在李四的身上，不发生在你们这么多可敬的女士们的头上，就偏偏发生在她的头上？你们看看，他浓装艳抹，花枝招展，特别是还长得这么丰满，不，这么性感，这一切还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吗？她几乎天天来这里一个人游荡——这不是我说的，是刚才两位先生说的。她几乎总是对所有的单身男人都目送秋波，拉拉扯扯——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刚才这两位女士说的。你们不信的话就去问他们（可惜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大家也可以对这些事情展开调查和讨论。事情只有深入调查和讨论才会真相大白。这位女士，你有胆量接受大家的调查吗？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你结婚没有？在你婚前和婚后你同多少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大家不要笑？我在问她呢！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一带对所有的男人都……真是奇怪，你做的事刚才大家都一目了然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已经走了的“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你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的话，怎么可以回避事实呢？ “君子无争”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并没有袒护谁的意思，不，我对任何女人和任何男人的一切违法的行为都极其反感，包括反感你们抓住的这个男人。也许他确实象你们证实的那样无耻、下流，既然如此，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同小人纠缠有什么劲？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太抬高他了？这件事很无聊，参乎无聊的事本身就是无聊。这件事很恶劣，对恶劣的事情兴致勃勃穷追不舍，本身也是一种恶劣。只有的小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从来不在正人君子的视野，不会让正人君子过分认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李叔同先生与小人纠缠呢？什么时候见过钱钟书先生、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与小人纠缠呢？真正得道的人无念无为，六根清静。有知识、有教养、有阔大胸怀的人，不会花费功夫去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小人们斤斤计较以致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地恶相百出。这实在太没意思了。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公道自在人心。任何小人最终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有自信心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话，那么就不必依靠派出所而让历史来做出应有的结论吧…… 这“法”那“法”都用过以后，事情会怎么样？强xx嫌疑人会不会送到派出所给予法办呢？我难以预料，也可暂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如果一桩简简单单的强xx案都可以说出个翻云覆雨天昏地暗，那么真碰上一些大问题或者大学问的时候，比方什么“人文”呵，什么“存在”呵，什么“美学”呵，什么“现代”呵，什么姓“社”还是姓“资”呵……道理还简单得了吗？“共识”和“公论”一类美妙的东西还可以通过大交流、大讨论、大辩论来获得吗？即使这个世界上统统成了文凭赫赫职称闪闪并且学富五车满嘴格言的智识阶级，即使我们可以天天夹着精装书学术来学术去的，我们就离真理更近了吗？ 依我看：难。 实在太难。 现代前难后亦难， 话语争霸百家残。 死的说活言无尽， 圆的说扁舌未干。 学问易改性难改， 掩卷应觉人境寒。 书山此去多歧路， 世间悲喜从头看。 老狼阿毛 阿毛是一条白色的长毛狗，出身不明，年龄莫辨，自从几年前的一个风雨夜被捡到这个家来以后，已经渐渐有了人的起居习惯，有时还能像人一样高傲或者耍耍小性子。他是个勤奋称职的门卫，一听到桌子下面有动静，就怒不可遏地冲上前去，在一个小黑影跳上桌子的刹那间，差点咬住了那家伙屁股后头的一根肉绳。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鼠在桌子上尖叫。 "谁叫你私闯民宅？" "这是你的家么？" "当然啦。" 老鼠吱吱吱地冷笑。 阿毛不明白老鼠在笑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懂，便全身一摇，让长毛统统张扬起来，撑出一个雄武而可怕的模样。 "假狮子，假狮子。"老鼠还是捂着肚子笑，"可怜啦你们这些狗，永远只是人类的走狗，永远变不成森林之王，而且还比不上我们老鼠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四海为家……" "你出去！" "好啦好啦，谈正事吧，我是来请你去开会的。" "少给我废话！" "你也不问问我的名字？" "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阿毛的狂吠已经在喉头滚动。 "真没礼貌。" 说到人的礼貌，阿毛只好把狂吠暂时咽了回去，前爪在地上踌躇不安地刨着。这时一只蜘蛛沿着桌边里爬了过来，摇头叹气道："亲爱的，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国际大饼干先生请你去开会，你摆什么架子你不过就是一条狗么哎呀呀有什么了不起？" 阿毛哼了一声，不愿与蜘蛛一般见识，根本不拿正眼瞧他。 "亲爱的，你以为你像人一样剪指甲，像人一样梳头，像人一样洗澡而且还用什么进口的洗浴香波，你就不是一条狗了么？你就以为人狗平等或者人狗一家了么？亲爱的，你听听人类的那些骂人话：狼心狗肺，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人模狗样，狗盗鼠窃，狐朋狗党，狗尾续貂，狗皮膏药，狗屁不通，狗头军师，猪狗不如，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走千里还是要吃屎……哎呀呀，还有好多难听的我都不敢看，看了也不敢给你说。他们还不曾用这么难听的话来骂我们蜘蛛呢。算了算了，不说了。"蜘蛛连连摇手。 "说下去，说下去"老鼠快活得大叫。 "亲爱的，还是让他自己去看吧，随便哪一张报纸上都多得很，真把老夫的肚子都气大了。" 蜘蛛今天的肚子确实很大，让阿毛不能不有点紧张。他收了收鼻孔，又从蜘蛛身上吸入了一丝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樟木的气味，地毯的气味，陶壶的气味，看来这蜘蛛确实是从书房那边爬来的，那里有家具、地毯以及陶壶，还有很多散落在地板上的报纸。这就是说，蜘蛛确实有可能在那里爬过了很多报纸。阿毛对这一可能感到羞辱和愤怒，幸好脸上有一层层厚厚的毛掩盖了他的脸红。他嘟哝着说："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我听说胜利大街最近又开了一家狗肉馆，专门吃你们身上嫩嫩的肉，这个吃你们的腿，那个吃你们的屁股，加一点姜葱，加一点辣椒，美味美味真美味呀……"老鼠从桌上跳下来，幸灾乐祸地嗅一嗅阿毛身上的美味。 阿毛一声大吼，滚地翻身，冲着国际大饼干张开了血盆大口。不过老鼠早有准备，唰地一下窜到地墙根，而且在阿毛穷追不舍之际，一个急转弯便绕过一个花盆折向阳台。阿毛因为头毛下垂，视野被挡去了许多，没有看清对方的急转弯，还是箭一般直冲向前，一直扑到空荡荡的大厅，才发现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桌子或柜子后面看了又看。 阿毛陷入了痛苦之中。很多年来，他一直自以为是主人的好学生和好帮手，甚至是主人的铁哥们或者甜心宝贝，连拉屎都有了人的文明，一定拉到厕所里去。他差点就要从人类那里学会接电话了。他决不相信他的主人在给他梳头洗澡剪指甲以后会做出出卖他的事情。但蜘蛛说的那些话挥之不去，让他还是有点睡不着，忍不住溜进了主人的书房，哗啦哗啦拨动茶几下的一堆报纸，想看看蜘蛛说的是不是事实。阿毛没有上过小学，甚至没有上过学前班，认字的能力其实很差。他总是被主人圈养在家里，外出的机会不多，不似老鼠和蜘蛛那样四处游荡然后见多识广。虽然主人读书读报的时候他常常趴在旁边伴读，但人类使用的很多词语还是让他头痛，偶尔听入了耳的一些词语也支离破碎。因此他把那堆报纸扒拉了一阵之后，没有看出个究竟。不过他果然看到了报纸上的一角有个狗肉馆广告：那里有两只头戴厨师大白帽子的狗，守候在餐厅门口，弯腰摆手做出一个请客人入座的姿态，嘴里还吹出两团云彩，似乎图片中的人说起话来都非得这样吞云吐雾不可的。"哗！陈氏狗肉馆开业一个月内五折大酬宾！切莫错过良机！……"阿毛估计云彩里的这些字不是什么好话，很可能就是吃狗肉要加姜葱和辣椒之类的混账言论。 阿毛挑起一只后腿，冲着这个广告撒了一泡尿。还不解恨，又围着这个广告团团转了几圈，选好落点，撅起屁股，在广告上面准确无误地拉出一团屎。他让轰轰烈烈的胜利气氛淹盖了报纸上的无耻勾当，这才气呼呼地离去。 这一天，他第一次没有睡到主人床边的狗窝里去，而是睡到大衣柜下面一个黑暗的死角里，有一种很孤独和惆怅的神情。 "你出来！你出来！"他被房间里嘈杂的声音惊醒了，又听到男主人愤怒的声音，看见男主人脑袋朝下地冲着这个死角喷出牙膏的气味。 他吓得更加往死角里面收缩。 "你造反了呵？你看你把家里搞成什么样子？居然还拉屎拉尿！你出来！老老实实出来！把你自己的犯罪现场看一看！" "妈呀1我的保修单和发票！"这是女主人的声音。于是屋里更乱了，似乎是女主人两张更重要的纸被阿毛咬碎了或抓破了，主人们便更加怒气冲天。女主人甚至哭了起来，说她早忍受不了这遍地狗毛，早就忍受不了这成天狗叫，而且她现在刚买的一套高保真音响就没有了发票和保修单呵呵呵……她逼着男主人作出多年来没完没了的选择：要她还是要这条狗？ "我我我没有咬你的保修单和发票！"阿毛委屈地叫唤。 "你还凶？看我怎么收拾你！"男主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意思。 "肯定是昨天晚上国际大饼干捣蛋！那个老鼠想陷害我！" 男主人还是听不懂阿毛的话，抄来一支扫帚，把扫帚柄杆到大衣柜下面来捣击阿毛，幸好有一个纸盒子挡着，扫帚柄只碰到了阿毛的胡须，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最后，屋里闹了一阵，有一张什么椅子倒了，有一个什么盆子发出咣当响声，然后男女主人都出门去了，只丢下了男主人的一句恶狠狠的话："今天非要饿死他不可！" 阿毛听着他们的脚步声下了阶梯，出了楼门，上了林荫道，一直到院门外嘈杂的汽车声浪中去了，这才偷偷从大衣柜下探出头来。其实，他不担心扫帚杆会真正地打痛他，男主人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做做样子而已。那个女主人呢，样子看起来很凶，从来没有几句中听的话，但给阿毛织过毛背心，扎过小辫子，总的来说也是个外强中干嘴硬心软的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阿毛一眼就能把这些人看穿。一旦阿毛闹点感冒发烧之类的事故，你看着吧，男主人会忙得屁滚尿流，女主人也会跟上来搂着他上医院测体温呵，照片子呵，开药呵，打针呵，让阿毛感动得真想给她一个吻。想起来也奇怪，邻家那个小孩感冒发烧的时候，女主人没有流过泪；连男主人的母亲感冒发烧的时候，她也没有流过泪。似乎人对人反而不容易流眼泪的。 人对人似乎也说话越来越少了。男主人总是对阿毛发出各种古怪声音，甚至经常把他的名字叫错，阿大毛，阿毛毛，阿大宝，哈毛，哈哈毛，哈哈嚎，娃哈哈……这就是说，男主人没话的时候也能找出一大堆词来养养嘴，也能用舌头把他的名字七揉八搓弄成一块糖。但男主人对自己的母亲倒没有太多的话可说，说起话来舌头也僵直呆板。老人后来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个家，说自己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再也不到这里来了，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阿毛那么多甜丝丝的名字。 想到这些，阿毛总是把尾巴摇得得意洋洋。现在，他再次摇动了屁股后面那一杆总是战无不胜的大旗，重摇三圈，轻摇三圈，还是没有嗅到鸭肝或猪肉骨头的气味，连剩饭剩馒头的气味也没有。这就是说，今天的事情非同寻常，主人可能要跟他较真了。不就是撒了一泡尿拉一团屎么？这些叫作人的家伙怎么敢做这种缺德事？他们自己不也要撒尿拉屎的么？他们成天穿着裤子，他们常常把自己关进厕所，他们在厕所里面还喷上香水什么的，还挂上风景图片什么的，就以为别人不知道他们同样有撅屁股劈里啪啦的事情。可笑。那些臭美臭美的事情骗得过人的眼睛，从来骗不过狗的鼻子。其实屎尿就是屎尿，不是什么坏东西，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这真是太不合理了，太不公平了，太不像话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舔了舔索然无味的扫帚，饿到要翻白眼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用鼻子顶开了窗户，顶出了一条缝隙，夹着尾巴从缝隙里钻了出去，再从阳台上纵身一跳，就来到了气味丰富无比的大院里。他在这里还是没有找到肉骨头，也没有找到剩饭一类可以将就的东西。他在路边嗅到了一条母狗的行踪，嗅出了这条母狗与一条公狗在草地上恋爱和偷情的故事。他在墙根嗅到了一只野猫的残痕，嗅出了这只野猫在垃圾桶那边向一只小老鼠施以血腥暴行的全部悲剧过程。他时而嫉妒，时而恐惧，但对一切都守口如瓶不动声色。他在这一片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还嗅出了蚂蚁的悲泣，蚯蚓的偷盗，麻雀的陷害，蟑螂的狂欢，当然还有人的种种秘密，比如有一个学生向他母亲说，他刚才在学校里补习数学，但他的鞋底上明明有足球场上草地和尘土的气息。还有一个男人向身边的女人说，他在出差的这一段时间如何想念她，但他的袜子上和提包上明明有另外两三个女人的复杂味道。他对这一切当然习以为常，还是守口如瓶不动声色，顶多只是摇头晃脑地喷出两个响鼻，显得有点暗自得意。 阿毛决定今天要很晚很晚才回家去，要让主人们找不到他然后着急万分，要让他们知道胡作非为的严重后果。他相信只要主人发现他不见了，就会狗一样到处乱窜，会满头大汗地把他阿毛的名字喊遍全世界。有一次他们还把配有阿毛照片的寻狗启事张贴在大街小巷，让阿毛还是借这个机会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成为了很多人议论的话题。当时他十分满意地躲在草丛里，看见男主人同女主人一会儿出门，一会儿回家，互相埋怨面红耳赤。阿毛还看见女主人在路上见了另一个女人，两人的身上都有狗的浓浓气味，两人都诉说自己小狗走失的什么过程，于是最后两人抱头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亮晶晶地撒向四周。当然啦，那个女人后来就成了家里的常客，就像主人其他一些客人一样，每次来都要给阿毛带来可口的美食罐头。 不知什么时候，阿毛嗅到了老鼠的气味，准确地说就是国际大饼干的气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四方奔走激情澎湃壮志未酬的阴谋家气味，让他有些好奇。这种气味时断时续，绕过一幢大楼后，向另一幢未完工的大楼延伸而去。光线越来越暗，乱石和杂草也越来越多。 "站住！口令！"一个小老鼠从乱草里冒出来。 "我来散散步……也不行么？" "这里面在开会，你不能进去。" "国际大饼干……昨天就是请我来开会。" "你是说我爷爷？我爷爷说了，他对狗太失望了，你们这些狗都被人类宠坏了，教坏了，兽性都快没有了。讨厌！" "我没有兽性么？"阿毛原来一直想当人，不以为兽性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为兽毕竟是老本行，他想了想，把嘴巴大大地张开，露出尖尖的门牙和血红色的长舌，做出大灰狼凶狠的嘴脸。 "这还差不多。"小老鼠被他的血盆大口感动了，把这张嘴左看右看，犹豫着说："你等在这里，容我进去通报。" 事情的结果，是国际大饼干乐颠颠地跑出来，也对阿毛的血盆大口恢复了信任感，对他尚未吃上早饭也深表同情，终于让他进入烂尾楼的地下室。直到这个时候，阿毛才知道，深受人类迫害的动物界各方代表正在这里召开一个空前团结的大会，正在这里表达他们对人类深深的忧虑和怨恨。与会的猪代表名叫花花肉总博士，声泪俱下地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醺腌他们，说到惨不忍闻之处，鸡女士大概也勾引出心头呱呱呱呱的伤心事，情绪激动哭了起来，不过她的哭只是呛得喉头一挺一挺地干叫几声。 国际大饼干先生觉得这些眼泪有点离题，一只脚敲敲桌面："吃我们一点肉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动物从来都是比较大方的，身上有肉就大家吃，是不是我们不像人那么小气动不动就搞什么人道主义，从来不让我们吃他们的肉。" "是呵是呵，人道主义真不是个东西！"猪博士喷出两注鼻涕，继续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醺腌他们。 国际大饼干不耐烦地再次插话："诸位请注意发言不要重复，不要重复。问题不在于猪肉好不好吃，而在于不饿的时候就不能吃肉，这就是我们动物界的伟大原则，是我们兽性的崇高所在！可是人呢？可恨呀可恨，他们不饿的时候也要行凶，他们为了貂皮杀貂，为了象牙杀象，为了鹿茸杀鹿，为了鳄鱼皮杀鳄鱼。他们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肚子里都是饱饱的，完全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这还不说，他们甚至为了权力和观念发动了世界大战，自相残杀血流成河，我们动物界全体精英对此真是感到不可理解！" "是呵是呵，世界大战也不是个东西！"猪博士用耳朵扇走了一只苍蝇，继续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醺腌他们，还是没有顺从老鼠的引导。 "真是头蠢猪！"国际大饼干十分扫兴，气得翻了个白眼。 一直到花花肉总博士呼噜呼噜地控诉中出现了鼾声，发言权才移交给乌鸦代表。而牛代表，龟代表，甲虫代表等等也接下来一一作了发言。他们不但控诉了很多人类的罪恶，而且还报导了人类很多可疑的新情况。比如小奶牛曾经听他的主人说，他们准备在牛奶里面大加防腐剂以便陈奶可以冒充鲜奶，从而获得更多利润。更为骇人听闻的是：乌龟曾经听两个小孩子说，他们正在研究什么科学，准备做出一个比原子弹还厉害百万倍的新式武器。甲虫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说他看见了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互相吐唾沫，然后各人打各人的耳光，叭叭叭惊天动地，如此而已。蜘蛛也在这里。这个蜘蛛身上仍然有油墨和纸张的气味，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在听别人发言时上窜下跳地忙着结网，把大家的发言要点记录在这张闪闪发亮的蛛网上。 阿毛第一次听到这么多激动的发言，见大家都说，觉得自己也应该说一说，比方说说人类居然没有发情期，不在发情期内的他们居然也交配，有时大汗淋淋的，实在太劳累啦，太让人费解了。但他拿不准这些是不是人类的缺点，也拿不准他自己应不应该参加这种对人类的攻击，就舔舔嘴巴没有吭声。 最后，蜘蛛总结了动物代表们学术研讨所达成的几项共识： 一，人类已经疯了； 二，人类已经傻了； 三，必须再次紧急动员起来向人类进行坚决斗争。 在国际大饼干的提议之下，动物们纷纷举起尾巴对蛛网上的这份决议表示赞成，没有尾巴的昆虫就摇摇头上的触须。 此时的动物们已经完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但他们也明白，他们没有知识和机器，如果动武的话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他们下一步的斗争当然只能十分悲壮。老牛就是这样站出来了，说牛类再也无法与人类合作，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一致决定患疯牛病，也算是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吧，让人类再也吃不到美味的牛肉，让人类知道知道牛类的尊严最终是不可侵犯的。大概是受牛类这种慷慨捐躯英雄气概的感染，鸡女士也激动不已地站了出来。她说鸡类愿意向牛类学习，为了配合牛类崇高而伟大的敢死行动，他们鸡类决定分期分批患上禽流感，让人类从此见鸡而惧，见鸡而逃，不但没有鸡肉可吃，连鸡蛋汤也喝不上。看他们以后拿着西红柿去打什么汤。她的表态也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摇尾欢迎。在这样同仇敌忾的气氛中，她和另外几只小鸡立即大声干咳，表示他们说干就干，马上开始努力表现禽流感的特征。其它动物也学着他们的样大声干咳，大声干呕，看自己能不能找到流感的感觉，能不能跟上起义斗争的大好形势。 只有猪在偷偷地往牛身后面缩，国际大饼干一把揪住他的耳朵，"花花肉，你们吃得这么脑满肠肥就不准备有什么作为么？" 花花肉气呼呼地说："猪类与人类永远不共戴天！猪可杀不可辱！我们一定要为千千万死难的兄弟姐妹报仇血恨哇哇哇！……" "你别光说大话。你们猪不是也可以患口蹄疫么？" "不行不行，口蹄疫太难受了。" "嘿嘿嘿，那你就心甘情愿让人类吃你的肉？" "我不长肉，再不长肉了。要不，我就把肉长得特别粗糙，特别平淡，像塑料肉一样索然无味，这样人类就没法吃了是吧？" "你倒是会偷工减料。不过这还要问大家答不答应哩。"国际大饼干转身问其它动物，"他不打算患口蹄疫，你们说怎么样？" "口蹄疫！口蹄疫！口蹄疫！……"动物们齐声高呼起来，意思是一定要让猪类完成患口蹄疫的任务，要建立动物界非暴力与不合作的坚强统一战线，向人类严厉实施禁食肉品的制裁，最终让人类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屈服投降。乌龟这时乘机揭发出花花肉的历史问题，说他为了争取当上种猪，经常讨好人类，曾经打小报告称牛羊肉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远非猪肉可比，这种勾当实在没安好心。对这个家伙不小心一点行吗 不知由谁带头，他们还喊出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全世界的动物联合起来！""动物团结一条心，试看天下谁能敌！""撼山易，撼兽性难！""兽性万岁！打倒人性！""兽性万岁！打倒人性！""兽性万岁！打……"震耳的声浪吓得阿毛全身哆嗦，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看上去像一支掉在老牛身边的鸡毛帚子。 "亲爱的，你不同意么？"蜘蛛发现了这支鸡毛帚子。 阿毛的眼睛仍然盯着远处的墙根。 "说你呢？你对人类还抱有什么幻想吧？"国际大饼干也觉得不能放过这支鸡毛帚子。 "我……我要回家。" "你他娘的是人类的走狗。" "老爸也是这么说的。" "老爸？哈哈哈，你还有老爸？你以为你是谁？你别忘了，你们的祖先是狼！是狼！" "狼是住在森林里的，现在城市里也没有森林了。是不是？我是说，我们现在要吃的东西都在冰箱里，在超级市场里。你说我怎么办？" "当然啦，你洗澡还得喷一喷进口洗浴香波哩。"国际大饼干尖笑起来，"你们快来看看，这个家伙也是个既得利益分子，和大熊猫一样，和波斯猫一样。我说今天的气味怎么这么香，太难闻了，太难闻了，呛得我的鼻炎都要复发了，原来就是这个家伙把人味带进来了。" "恶心！"乌龟嘟哝了一声。 "恶心！"动物们也都纷纷抽搐鼻孔，并且一个个开始拉屎撒尿，力图弘扬正气压倒邪气。看到这情景，阿毛自觉羞愧，也赶紧扬起一条后腿挤出几滴尿来，以示自己还有制造臭味的能力，还有权与大家平起平坐。但这已经有点迟了，而且挤出的尿也太少，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国际大饼干十分夸张的煽动之下，他身上的香波味成了大家鄙视的目标。一群耗子吱吱吱跑过来揪他的胡须。鸡和鹅则跑过来啄他的脑袋。他感到屁股头有剧烈的炸痛，大概是牛蹄或者羊蹄在那里狠狠踹了一下。花花肉总博士这时候也找到了泄愤的对象，找到了表现勇敢和正义感的机会，摇头晃脑冲上来一屁股坐在老鼠身上，听见鼠叫才知道自己坐早了，又搬着山一般浩大雄伟的屁股把阿毛逼向墙角，向他狠狠地压了过来，压得他两眼一黑，在一堆热乎乎的猪肉之下差点被憋死，好半天才挣扎着探出个头来，才找到新鲜的空气和出逃的方向。 他本来想发表一点异议，说人类也多方抢救大象，抢救藏羚羊，连丑陋不堪的鳄鱼也拿来保护，不完全是你们说的那么坏，这都是他从电视里看来的。人类对狗和猫的笑脸，也常常比对邻居和亲人的笑脸要多得多，这更是他亲眼所见。但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就已经昏头昏脑天旋地转。 他顶着一头猪粪狼狈地逃离了会场，用前爪在头上抓拉了一阵，又在草地上打滚蹭地，但身上的污迹更多。他摇了摇身子，在水池里发现了一张陌生的五花脸，突然觉得自己全身脏得有点焕然一新，想看看别人对此是否感到惊奇。结果，他跑到任何一条小狗面前，都把对方吓得慌慌逃窜。这使他暗暗得意，便追赶着那些小狗，一心让他们把自己的新奇面貌再看一眼。他甚至觉得臭猪粪比平时那种洗浴香波更有意思一些。 男女主人熟悉的脚步声已经临近。直到这个时候，阿毛才发现天色已晚，才想起自己那个出逃躲藏的行动计划还未实施，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妈呀——这不是阿毛吗？"女主人发出挨刀时才有的惊叫。 "你怎么有了这么个尊容？"男主人的声音也在颤动。 阿毛公事公办地照例摇了摇尾巴，没有扑上去拥抱主人们的腿，也没有跳起来探望他们提包里的内容，完全无法掩盖自己的扫兴。 "你不准动！不准动！不准动！！"男主人的呵斥一声比一声严厉，直到他打开门，放下提包，才远远地伸来双手，用几根手指夹住阿毛的胳膊，将他高高吊在空中，一直吊到家里厕所间的一角。“不准动！——”男主人再一次发出这道命令的时候，水管里喷出的一注冷水已经冲着阿毛劈头盖脑而下。这不就是洗澡吗？阿毛觉得不以为然。他冲着男主人叫唤了几声，提醒对方用温水，用毛刷，用进口香波：既然洗澡就得按规矩来。 阿毛又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他听到女主人在厕所间外手忙脚乱昏天黑地地擦洗地板，擦洗他到过或坐过的那些地方，嘴里还有无穷的抱怨："我早就说了这是条野狗，充其量也只是条杂交了的土狗，你看看，你看看，哪来这么多不良习惯？你看人家三楼那条杰克，还有七栋的那条莎莎，那才是真正的名贵血统，真正的英国贵族！剩到第二餐的肉骨头，他们根本就不吃。有垃圾有泥巴的地方，他们根本就不去，哪像他这个贼坯子，居然在家里拉屎撒尿，还把臭大粪什么都带到家里来了，我早说了这路上的野狗捡不得的你就是不听，你看吧这这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日子还是个日子么？" "狗就是狗么，"男主人嘟哝着，"你还以为他也像人一样规规矩矩当会计主任？还会自己梳洗打扮、三天两头去做面膜？" “姓张的你少贫嘴！我跟你再说一遍，我管你一个人也就够了，你还捉一条狗来污染环境，要累死我呵？”女主人调门更高了。 "给他洗澡从来都是我承包的。" "就只是洗澡么？这狗食是谁买的？这狗毛是谁扫的？你看这到处的狗毛，三天不扫，就要扫出一堆，都织得出一件绒毛衫了。我这背上也老是痒，我就怀疑是阿毛把外面的狗虱子带回了家。" "那是你生了牛皮癣吧？" "放你娘的屁，我什么时候有过牛皮癣" "我身上怎么就不痒？" "你那是人皮么？你生来就应该睡狗窝。" "当初是你要参加那个鸟保护动物协会的，你休想赖我！" "参加就参加，一定要养这号贼坯子么？你看这屎臭的呵呵呵……" "比你的屎还臭呀？" "姓张的你狗嘴里就吐不出人话！" …… 这一类争吵，阿毛听得多了。他听出男主人总是向着自己的，于是高兴地汪汪大叫："老爸说得对！老爸说得好！乌云遮不住太阳，事实胜于雄辩……"又伸出舌头把男主人的手舔一舔，以示及时的感激和声援。还就地一躺，开放自己的全部肚皮供老爸抓挠，作为对可爱人类的犒赏。 他还吃了肉骨头。是猪肉骨头的气味，这使他想起了花花肉总博士，想起肥大屁股下那一刻的暗无天日。好吧，你想坐死我，我就吃你兄弟的肉，吃你外甥的肉，吃你侄子的肉。阿毛恨恨不已地把一根大骨头也嚼了个粉碎，连一点渣也不留下。 "他今天这么饿呵！"男主人惊奇地看着他。 阿毛打了个嗝，回味满嘴的肉香，再一次想起人类从今以后的日子要难过了，因为动物们已经都悄悄地行动起来了，都准备用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这一类病毒来非暴力不合作了。动物其实是很聪明的，有时装得呆头呆脑，只是一种谦虚而已；在报纸和电视面前满不在乎，也不过是不屑于弱智和无聊地浪费光阴。他们还可以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制造更多可怕的病毒——比方制造出羊肝炎、鱼肾衰等等，来折磨人类甚至消灭人类，人类纵有千万个医院也无济于事的。他们的英勇献身可以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可以使整个历史改变方向，只是不习惯声张罢了。即使有个别动物出于同情而给人类偷偷递过一些什么眼色，可人类根本不明白。想到这里，他眼里透出无限悲哀，鼻子紧贴在地面，在黑暗的墙角里凝视主人们，似乎就要作最后的永别。 他很想告诉老爸，今后要注意来自冰箱和超级市场的危险，注意那些色泽鲜艳但完全不怀好意的牛肉、鸡肉以及猪肉。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没有把握说得清楚。整整一个晚上，他根本睡不着，男主人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跟着叫到什么地方。男主人睡下了，他就咬住被子的一角往床下拖，力图让男主人注意听他的话。真要听他说话了，他翻斤斗，咬尾巴，挠耳朵，舔鸡鸡，八八六十四，三七二十一，累得浑身大汗，伸长舌头大口大口出粗气，还是没有折腾得很清楚。这当然引起了主人们共同的恼怒。男主人说："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呵？"女主人则散发飞扬地突然在床头坐起来，捂住双耳大叫："他简直是一条疯狗了。我把他送走！把他送走！——" 她还到抽屉里去拿治心脏病的药丸。 家里总算安静了一些。男主人也总算眼生疑惑，下床来守在阿毛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问他是不是还要吃，是不是有点冷，是不是要撒尿，是不是发现了老鼠或者蟑螂，这些愚蠢的询问总是气得阿毛越躲越远，越远越叫。他觉得男主人平时还是比较善解狗意的，他舔舔嘴舌，男主人就会给空水盆里加水；他摇摇尾巴，男主人就会开门让他出去散步。但他现在无论怎么叫，男主人还是一脸茫然，不明白大难临头的事实。 他用爪子抓拉冰箱的门。 "这里面没有老鼠呵。"男主人把冰箱门打开了。 "你这个大蠢货！"阿毛怒眼圆睁，拨开冷藏柜，叼出里面的一棵芹菜，叼着在房子里来回跑。见男主人还是一脸呆相，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给对方作出进食的示范，一直吃到自己两眼发直地翻胃。 "呵，我明白了，他自己找草药了，肯定是感到自己犯病了。" 男主人要把阿毛套上狗圈，又找来阿毛的病历本，那当然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一场拼死的挣扎不可避免。阿毛头上被扯掉了几撮毛，后蹄撞到一个刚刚被打碎的玻璃果盘上，在地上留下两三个血蹄印子。最后，疯了一般的阿毛还在男主人手上咬了一口，于是男主人也在哎哟一声大叫之下，一脚将他踢到墙边。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警察，后面还有几个探头探脑的人影。阿毛本能地要去迎接或者怒吼，但发现自己动不了，胸口剧烈地痛，大概是男主人的一脚踢得不轻。"你是张先生吧？对不起，你的邻居都来投诉你，说你家的狗吵得他们睡不着觉……"阿毛远远地看着那些深夜来客，远远地嗅到了警察嘴里的啤酒气味，"这个问题你必须解决，否则我们就只能按条例公事公办。" 男主人捂着自己的一只手连连点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这只狗有合法身份吗？" 在男主人忙着给警察翻找宠物检疫证、饲养证、训练结业证一类纸片时，警察身后那些模糊的人影发动着愤怒： "你们保护动物可以，但不能侵犯人权么。把动物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痛苦的基础上，像什么话？"这是一个干瘪的声音。 "什么动物保护？我看就是法轮功，邪教，神经病"这是一个粗暴的声音。 "我以为是什么百万富翁呢，原来也没有金砖铺地呵！你看那桌上也就是半碗盐菜，说不定他老娘内裤里还打着补丁哩，这种人也配养狗？嘿嘿，狗是你们这种人能养的么？"这是一个尖细的声音。 "有钱也不能为富不仁。你看看现在多少下岗的，多少盲流的，人都没有饭吃，他们这些人的狗还吃肉，还吃罐头，他妈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都回来了这是什么社会！人不如狗？军属不如台属，烈士不如博士！"这是一个沙哑的声音。 接下来的声音就嗡嗡搅浑成一团，听不清楚了。直到男主人忙出了满脑门大汗，门外才突然冒出一声怒吼清晰可闻："拿刀来，宰了它！有合法身份也要宰了它！把这个小区的狗统统宰了！不宰不足以平民愤！" 女主人从卧室里冲了出来，"哪个喊宰？哪个喊宰？你有种的就站出来！你屎尿灌昏了头到老娘这里来撒野呵！胆敢动我家阿毛一个指头，老娘的菜刀也不是吃素的我告诉你！老娘要养狗，没有吃你的，没有穿你的，关你屁事？别说养一只阿毛，老娘还要养十只，二十只！老娘高兴！老娘就是要喂肉，喂罐头，你管得着吗？出去！都出去！深更半夜成群结伙想来打劫？……" 女主人的破口大骂大长阿毛志气，虽然胸口还在痛，他屁股头的旗帜已经高扬起来，"出去，都出去！这里不是开会的地方！"他也跟着跳起来大吠。 第二天，男主人把狗皮圈套在他的脖子上，这当然是出门远行的安排。阿毛以前就是多次在这个皮带套子里去那些有奇异气味的地方，比方说有鱼虾气味的海边，有浓烈汽油气味的大街。他不知道今天又要去访问哪些气味，但从男主人有些异样的脚步声来看，那些气味肯定不同寻常。当他在汽车上被窗外唰唰唰飞驰而过的风景闹得脑袋天旋地转以后，胸口一涌，差一点吐出酸水，但他还是兴冲冲地向往着。 他再一次从昏睡中醒来时，发现汽车已经停了。车门外涌进来蝴蝶和蜻蜓的气味，鸟粪的气味，松树皮的气味，腐叶和泥土的气味，还有很多他说不出名目的气味，这些气味错综复杂钩心斗角盘根错节暧昧不清，像一座气味的大迷宫，使他的鼻子一开始就嗖嗖嗖地忙不过来。他当然还听到了鸭子的叫声，看见四只鸭子在不远处散步，便热情万丈地冲过去问好，不料那些鸭子吓得哇哇奔逃而且大喊"救命——"。他们没有看见过狗么？没有看见过阿毛这样的狗么？他有点纳闷和失望，尾巴也摇得有点一厢情愿并且无精打采。他同时还发现，这些鸭子的高呼救命的声音有些难懂，与菜市场里那些鸭子的口音很不一样。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动物们说方言的地方，是一个离家里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看见男主人和另外一个男人正在远处抽烟和说话，两人的目光不时投向他。片刻之后，男主人笑着走过来，蹲在他面前，拿额头碰了碰他的脑袋。"阿毛，这就是你的新家，知道么？" "今天不回去了么？"阿毛有些奇怪。 "他说什么？"那个陌生的男人问男主人。 "他可能是有点饿了吧。"男主人说。 陌生的男人就从一间房子里拿出一块水煮肉，丢到阿毛面前。阿毛看了男主人一眼，没有打算吃它。 男主人摸摸阿毛的头，"好啦好啦，阿毛，吃吧，我也舍不得你，以后有机会还会来看你的。呵！" 男主人起身向汽车走去，似乎还向阿毛摆了摆手。那辆没有鼻子的白色面包车闷闷地吼了几声，放出几个屁来，一溜烟就跑远了。 阿毛以为老爸在开玩笑，蹲在路边一心一意地等着他重新出现，等着他开着汽车来接阿毛回家。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很多天过去了……老爸的面孔没有再出现。他相信老爸是病了，或者已经死了，肯定是已经中了动物们的圈套了，否则老爸一定会出现的。他想成立一个人类保护协会，但所有听到这个想法的动物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直到这一天，几只野鸭子在远处幸灾乐祸地唱起歌来："没妈的孩子像棵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躺在妈妈的怀抱，幸福早来到……"阿毛气得猛扑过去，大灰狼似地龇牙咧嘴张开大口，吓得鸭子们四处惊逃。阿毛听见这歌声还在继续，他摇摇头再一次竖起双耳，发现歌声竟然越来越大。原来这里是一个乡间集市，肉摊子那里割下来的猪头、羊头、牛头，整齐地排在肉案上，像一个合唱团，都在笑眯眯地冲着他唱歌。鱼档上那些鱼也睁圆了眼睛，嘴巴一开一合地送出和声。被开膛破肚的一排鸡鸭则不满意自己的小嘴，索性张开两扇肚皮大喊大叫，整个身子都成了豪迈的嘴巴，成了震天动地的喇叭。还有无数的干虾也参与了歌唱和嘲笑，一个个都咯咯咯地笑弯了腰。阿毛被这巨大声浪包围了，毛须倒竖，鼻尖冒冷汗，终于慌慌地叫了一声，然后朝田野里逃窜而去。 笔者后来听说，这个公路段出现了一条野狗，只要一见到白色面包车便汪汪汪地狂叫，还在车尾没命地追逐，直到累得仆倒在路旁。 笔者后来还听说，这个公路段附近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条疯狗，眼睛瞎了一只，耳朵还缺了一块，有时身上还长出一块块红肉翻翻的皮癣，引来一些蚊蝇嗡嗡嗡地飞绕。这条疯狗准确地说已经成了一头狼，它曾经咬伤了一个学童，咬伤了两个贩竹子的农民，还把一个洗衣的女人吓出了精神病，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直在组织猎户和警察予以捕杀。有意思的是，这匹神出鬼没的老狼对汽车似乎颇有兴趣，尤其是公路上出现白色面包车的时候，人们便会听见林子里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嘶哑的呼唤： "老爸……" 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 “马桥风波”之后传闻韩少功有归隐之心，2001年6月他果然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等职，返回湖南隐居于洞庭湖畔的汨罗市八景乡，潜心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韩少功的归隐生活成为很多读者的一个悬念。 1我盖了房子，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你说你的传真机是被雷电劈坏的。被雷电劈是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的城市人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你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在城里住久了，对雷击没有什么概念，刚下乡就补了一课。当时我没有穿鞋，一声巨响之下脚底发麻，知道是遭雷击了。后来发现包括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等，一共烧掉了五件电器。没有伤人是万幸。这是发生在前年的事。后来我把电器都修复了，只是传真机时好时坏。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山区，也是水库的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地广人希随着一些富裕的人家向城镇迁移，这里的人口还在减少，所以生态环境不错。到处山青水绿，一条条山谷没有人烟。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 记：在海南省你曾是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马桥词典》风波之后听说你有卸任归隐之心。后来果然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会有归隐之心呢？是对什么事情失望吗？ 韩：我现在还为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归”更没有“隐”。至于我可以阶段性地住到乡下去，是单位对我专业的支持，也是对我多年来陷入编辑、行政事务的部分解脱，使我有更多自主的时间。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在文联不“文”，在作协不“作”，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与《马桥词典》的风波没有关系，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记：你此后的乡下生活成了关注你的读者的一个悬念。说说你乡下生活的日常状态，你的居所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都是怎么过的，这种日子让你快乐吗？ 韩：我盖了房子，本想与农民盖得一样，砖墙瓦顶，木门木窗，没想到，盖好以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农民的房子。他们眼下都是铝合金门窗，瓷砖贴墙，比我要现代化得多。我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附近没有超市和菜市场，你不种就不得其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自然与文明相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为最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记：在乡下写作跟在城市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远离都市的隐居生活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但阶段性地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而且，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记：你住的地方是在汨罗江边吗？那里是不是屈原行吟江畔的地方？屈原能给你什么影响吗？ 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2我写作的难度是因为我笨 记：你的新著《暗示》出来了，继《马桥词典》之后这是你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听说《暗示》开机印了8万，出版社对这部书很有信心，那么你对这部书怎么评价？它写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 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但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对出版社一直在泼冷水，希望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史铁生喜欢这样的叫法，比如他的《病隙碎笔》和《印象与记忆》两本近作，都是在尝试开放式的文体。这本书当然也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不过是我对自己一些生活体会的总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事穿插其中。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暗示》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年版的《马桥词典》的写作隔了5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3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记：最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和《马桥词典》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4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 文学的根 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迹就似乎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洞庭湖沿湘江而上，可以发现很多与楚辞相关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众多寺庙楼阁却不是由“楚人”占据的：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而释迦牟尼则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 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一次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后来，我对湘西多加注意，果然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这里还可说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南是广东。人们常说不久前的香港是“文化沙漠”，这恐怕与现代商品经济瓦解了民族文化主体有关。你到临近香港的深圳，可以看到蓬勃兴旺的经济，有辉煌的宾馆，舒适的游乐场，雄伟的商贸大厦，但较难看到传统文化遗迹。倒常能听到一些舶来词：的士、巴士、紧士（工装裤），波士（老板）以及ok。岭南民间多天主教，且重商甚于重文。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疋旦）户，舟居穴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介绍了分析广东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将来岭南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的熔炉中再生，也许能在“俚人”、“东人”和“（疋旦）户”之中获取不少特异的潜能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当然可能是暂时现象。我到新疆时，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的色彩丰富。白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族的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域；汉文化及其儒教在这里也深有影响。各种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天独厚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双面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不怎么高的《教父》我《克莱默夫妇》，都会成为热烈的话题。作为一个过程，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谦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马《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令人物，郁闷而多幻想，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作家们写住房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很容易首先注意到乡土。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或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暖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们是有脉可承的。比方说，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人的幽默传统和“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是否有关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和哲理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1 胡思乱想 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就太简单了。题材后瞻和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而且谈文学也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了。 刘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但我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 把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个命题的范围界限在哪里？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立论者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而已。我们不必过分认真。 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这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无须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其责；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在于读者自己，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预感到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一起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这种气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藉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本。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峰”“追穷寇”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来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文革是灾难，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中国新时期作家，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 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学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婚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具体的作者，也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他管不了那么多。 1986.1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 叙事艺术的危机 韩先生，看了《马桥词典》，我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采用词典式的结构？ 对语言的问题，我一直感兴趣。语言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词，譬如一些方言词，很有文化的底蕴和积存。有些词虽然不是方言词，但词义的转变表现时代的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以前只是零散地使我感兴趣，后来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以词目贯串小说和统领小说，也可以是一种尝试，说不准对小说本身也是一种新的试验。 我看《马桥词典》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它与以往的小说那种传统的叙事有很大不同。一些传统小说一般是直线型的，比方说一个人的一生，如《安娜·卡列尼娜》、《日瓦戈医生》，等等，但《马桥词典》却没有一条主线，是一种发散型的结构，由马桥这个点发散开来。你采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写作这部长篇，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以前认为，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叙事都是按时间顺序推进，更传统一点，是一种因果链式的线型结构。但我对这种叙事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小说发展已几百年了，这种平面叙事的推进，人们可以在固定的模式里寻找新的人物典型，设计新的情节，开掘很多新的生活面……，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感受方式的重复感，就像吃了不同的梨子，大的，小的，圆的，瘦的，甜的，酸的，但吃来吃去还是梨子。我对怎么打破这种模式想过很多，所以这次做了一点尝试，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总结我这种方式，但至少它不完全是那种叙事的平面的推进。如果说以前那种推进是横坐标的话，那么我现在想找到一个纵坐标，这个坐标与从前的那种横坐标，有不同的维度。可以说，为了认识马桥的一个人物，我需要动用我对世界的很多知识来认识它；反过来也是这样，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我需要从马桥的一个人物出发，这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方法，需要写这个人物，然后是在人物的命运、事件、细节里面打转转。我希望找到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与整个大世界的同构关系，一种微观与宏观打通的抽象关系。 类似一种辐射性、发散性的结构。另外我看这部小说有一种感觉，感到你现在的语言更加书面化文学化，比过去那种比较纯粹的方言如《爸爸爸》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我这部小说不仅仅写马桥，如果仅仅写马桥，地域的方言会多一些，也可以够用。我用比较知识分子的语言作为基调，虽然书名是《马桥词典》，实际上是一种借口，是表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当然，不是为打通而打通，而是像我前面所说的，目的是把马桥和世界打通。这样可以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天地。我以前写小说常常不太满意，一进入到情节，就受模式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到一种感知成规的控制，一种传统小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那种模式中推进，这就受了遮蔽，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这样一打通，自由了不少，当然，也必定会产生新的遮蔽。 看这部小说，我感到一方面它有整体感，这部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氛围，扑朔迷离、时空交错、鬼鬼怪怪，但另一方面，印象中有些小说人物是不是单薄一些？ 可能是我的笔力不够。当然，最开始策划时也打算留下一些不完整、不丰满甚至有点符号化的人物，这些构成了真实感受的一部分。把小说人物分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为什么这样？我怀疑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又是次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又是无意义的。我想在小说中对所有人物都给予一种平等地位，没有中心，没有什么主要人物，没有中心事件，这接近生活的真实。从不同角度可以找到不同的中心。可以说这有点像很多散文与小说的连缀，不是经典意义和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你前面说，小说主要靠情节并不是天然的，如你以前提倡杂文学，甚至办《天涯》也有这种观点。 对，文体杂交，史铁生也做过尝试。张承志更是讨厌现有小说模式，我们办《天涯》时，他建议不要发小说。当然小说有很多毛病，但我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可以改造。我经常提醒自已不要把这本书写得像小说，可以像笔记、散文，有的干脆就是词条，确实就是词条，呆板的词条格式。 《马桥词典》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前年，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去年因母亲去世，好几个月没怎么写。 开始写就用词条方式写？ 对。 那么在顺序上有没有刻意地排列词条？ 这是我对传统小说和传统阅读习惯的妥协。开始时我也想过任意排列，像洗牌一样，但我想这样会对传统阅读造成太大困难，可能一个特别先锋的作家会这样做。而我现在还是照顾到阅读的节奏，人物的连贯性，相对的完整性。 你在写作中，好像回忆、对过去的记忆比较多，但你有没有想过从中提升什么意义？ 把它典型化、强烈化？我想尽量避免这个，我们的典型化、意义化——即把一种意义集中概括——服从此时意义的表达。我想尽量反其道而行之，保持非意义化。比如我写一棵树、一条狗，没有意义，甚至是生活的碎片，但它还是保留在记忆中。以前我们对闲笔有一个看法，闲笔是为调节，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我们可能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有些闲笔实际上并不是闲笔，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本身是构成这个内容和意义的一部分。以前的小说以人为中心，后来又是以流行的意识形态主题为中心，应从这个模式中跳出来。其实一棵树有时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 《马桥词典》无疑是你本人创作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算是你创作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望茅草地》，第二个阶段是《爸爸爸》、《女女女》，第三个阶段就是随笔和《马桥词典》。你写完这部小说之后，自己有没有一种判断？ 我已经说过，自己对这本书还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也就缺乏判断。有些想法也是即兴的，零碎的，比如我尽量把每个人物不仅仅当生物，更当生灵，写出他的灵气，他的神性。人本身是很神秘的。人的神性是指一种无限性与永恒性。我想把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做一种沟通。我想重创一个世界。我写的虽然是回忆，但最能激动我的不是复制一个世界，而是创造建构一个世界。回忆只是想象的一个依托。这可能与性格有关。我写小说，对仅仅写得很像，活灵活现不太满足，虽然也有快感。我更想写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样就把文学对世界的干预的功能强化了。 韩先生，我觉得这部小说与你以前的创作大不相同，因此我看了也大吃一惊。你原来的小说即使近一两年如《暗香》等总是围绕事件与人物，而《马桥词典》完全不一样。 有些小说因素我是不会丢掉的，恰恰相反，我认为现在有些作家太不重视小说的基本元素，比如越来越缺乏文字的造型力，缺乏生动的情节、语言过于泛滥、膨胀、虚肿。情感的投入，对人物的同情，神秘的气氛，对大自然的亲近，这些我都比较喜欢。当然，可能是长篇与中短篇不一样，长篇可能是中短篇局部的组合，而中短篇仅仅是局部，可能有一个中心，而长篇主要是这些局部的组合，它的功能在组合的过程中出现。我从《马桥词典》中抽出过两个短篇发表，但在别人看来那不过是传统的短篇，但放到《马桥词典》中之后，又不一样了，这种新效果一定靠组合起来才能产生。 这使我想起你在随笔《佛魔一念间》中的一个说法，整体大于单个的个体之和，整体产生的效果完全不是单个个体的简单拼凑。 单个个体拼起来之后，产生了一个增殖的东西。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不大可能在中短篇中完成。而《马桥词典》就是一个长篇的内容，不可能在中短篇中完成。我以前也想过：长篇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长度的问题，而是有些主题只能用长篇完成，而现在有些长篇小说，实际上只是一个中短篇的拉长。 如《长恨歌》，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短篇的故事，作了很多铺垫，造出一种氛围，它的成功在于这种氛围，故事本身倒是很简单的。另外，《马桥词典》我看完之后，印象中议论虽然不少，但感觉上并不觉得生硬。 我选择感受式的议论，如果离开感受，它就和小说的亲缘关系弱了。感受性的议论，容易和小说融合，与氛围、人物融合。议论进小说，肯定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议论和小说叙事目标不同，那么肯定融合不起来，共同的目标就是对人性进行一种新的发现和揭示，只有当叙事手段不足以达到这种发现和揭示的深度时，议论才出来帮忙，来拆除和打破传统叙事文体的束缚。但如果议论只是炫耀学识，增长篇幅，就无助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就是强制性的。文学毕竟是文学，抽象手法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具象，而不是取代具象，不是要走向概念化。现在有些抽象艺术变成了新的图解，我对此不以为然。我的小说兴趣是继续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现有的小说从产生那天起，对于揭示人性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来现代主义又带来新的因素，如意识流。意识流挑战原有小说逻辑，把意识深层的黑暗面照亮，但现代派小说又陷入了模式，内在的动力弱了，有些重复，这可称作叙事艺术的危机。 1996.4 （提问者为李少君先生） 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 ——致韩少功 作者：严文井 少功兄： 你七月八日的信很快就收到了，十一日我就找齐了三篇小说，并立即开读，印象颇佳。为了证实我不存偏见，我发动老伴也来阅读它们。她的勇敢的称赞使我信心加强，我决心再一次阅读，目的是为了仔细品味，大约在十七、八这两天里，全部工程俱已完成。回信则晚了几天，这是不得已。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无事”之“忙”把我捆住了。 确实，近年来，我也有了些不合乎我性格的交际应酬，但这个界限很不好定。对于和朋友们的互相探讨，我从来没有列入“应酬”范围。和朋友交谈，兴之所至，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知晚之将至，也不知晨之将至，我不大想到掌握时间，因此老伴又颇以为我是喜欢谈和听废话、喜欢浪费光阴，说而不能行（未抓紧写）的，给了我不少好心的埋怨。扯得这么远，不过是想说明，我本来还可以，还应该早个几天给你写信的。 话又说回来，拖几天再动笔也许有些好处，让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自己，我下面的话，是用近于极端冷静的态度来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入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我认为你的一些想法，已在这三篇新作中得到了体现。这是功有应得。 下面，我只以一个读者的身分来谈自己的感受。这样做，对我说来，也许比较省力。 我是一个苛刻的读者，不喜欢阅读任何变相的抄袭（哪怕是抄袭自己）之作。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丙崽如果也写作品，他那种不是称人为“爸爸”，就是骂“x妈妈”的白痴式的简单态度，给予即使是另一个白痴，可能也接受不了。 我欣赏你这三篇新作，认为都超过了我所读过的你那些值得称赞的旧作。你逐渐变成了你自己，实现了你自己；不多不少，正是你自己。前人给过你不少东西，那些东西现在只是你脑内构成新的意识的一些正面、反面或中性的材料和符号。你编成了自己的软件，运算了复杂生活的某些难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以表现。这种从习见常闻的事物中化出的独特并不悖于生活，而是作者接触生活层次的提高或深入的结果。因此，作者敢于能于见人之所未见，表人之所未表，而且十分精细（这个“精细”决非指“繁琐”），结果使有些读者不免大吃一惊，使有些读者不免瞠目结舌，前一部分读者可能借光，从那些“独特”的“新”。里得得启发。什么启发？多半不会是某种新闻报道所企图达到的“目的”，而有些象听一个好的交响乐对人精神上以至情感上、情绪上引起的一种“兴奋”（所有引起欢乐、悲壮、哀愁、沉思等等心境这一些可以说是相似但又不同的精神上的真正反应，我一律筒称之为“兴奋”；因为，我不承认艺术的效果是为了引起“抑制”）。我不准备猜测那后一部分人的内心。但我想，如果你这三篇新作被斥责为晦涩难懂，如何如何不好等等，那也是意料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前一部分读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鸡头寨的人尽管都是刑天氏之后，到底也能分得出几大类来，多数都比丙崽要强一些。 我相信凡是耐咀嚼的东西都要经过很多人长期的咀嚼才能品出味来。你这三篇作品，特别是《爸爸爸》还经得起下几代人的咀嚼。我这样说，好象在算命，有些可笑。其实我是乐观的，悲观里的乐观。 你有些令人害怕，因为你“发现”了那个早已存在但很少人谈到的刑天氏的后代。更叫人震惊的是你发现了丙崽。你描画的这个白痴现在一直在威吓我，今我不断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这个毒不死的废物，一直用两句简单的语言（态度）在处世混世，被人嘲弄，而他们存在却又嘲弄了整个鸡头寨以至鸡尾寨。我仿佛嗅到了那股发臭的空气。悲哉！ 你画出了丙崽，帮我提高了警惕，首先是警惕我自己。你这个丙崽和阿q似乎有某种血缘关系。凡中国的土特产，自然有些共同点；我们不必为此去做什么考证。丙崽当然不是阿q。这个怪物更可怕，他看来最容易对付，实际你无法对付他。即使那次天不打雷，拿他的脑袋祭了神，他的鬼魂仍然会在山林间徘徊。 “爸爸，爸爸！” “x妈妈，x妈妈！” 一卑一亢，一个乞怜一个蔑视，态度倒是鲜明，却再也没有别的语言，别的态度。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只是短缺平等，这也算是一种华夏文化吗？ 正是：真事荒诞得十分出奇，怪事又真实得十分确凿。我越来越感觉在真实与荒涎之间难于画出界限。 你的寻根，得到了成果。你对根并未预先决定褒或贬，而是找出来让大家思考，这比简单地进行褒贬有意义得多。这种中国的历史产物永远也不能从地球上悄悄抹掉；相反，从人类多元的文化结构看，中国作家有责任把自己的根挖掘出来，正视它们的特色，既不迷信瞎吹，也不盲目护短。长就是长，短就是短。我赞成你严格冷峻的对待事物的态度。 《爸爸爸》的份量很大，可以说它是神话或史诗。如果给它戴帽子，说它是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或二者的结合，都无不可。它里面包括了好几个几乎都不是“正面”的因而难以赞扬的典型，的确又都是典型。丙崽那个怪物，它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议论，我无法猜想。我只知道，谁也无法取消他的存在。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要存在下去，至少还要存在一个时期。 《归去来》和《蓝盖子》都是独具眼光独具风格的艺术珍品，我的玩味不能在这里细说了。 极希望有一个时间能见面详谈。我没公开写文章，其实，几年来，我的着力点之一，也是在寻根。可怜得很，我不能象你那样，直接去研究生活。我只能倚仗书，可是，书也没有你读得多。可能只有这一点，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在没清楚之前不服输，是和你一样的。 专问近好。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韩少功的农家大院 作者：黄克歧 我们的车从汨罗市出发时，还下着毛毛雨，八景乡是汨罗市最为偏远的乡镇，据说还有一段路不好走，因此我们早早就动了身。 沿途我们不断打听，才知道作家韩少功的家在一所学校后面。我们从八景乡九年制完全学校的大门进去，学校操场旁就看到了围墙篱笆隔开了的他的家，从铁门进去，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甫道，两旁种了一些树和竹子，路尽头有一幢两层高的小楼房…… 韩少功中等身材，体格结实，没有丁点文弱书生的样子。他显得很高兴，满脸是笑，热情和蔼平易近人，更没有省文联主席的架子，只是在他那双闪亮的眼睛里，我感觉到了一位作家、学者的智慧和沉着。我们在一张巨大的有着农家原始风情的桌子边坐下，拉起了“家常话”。 我们的话题自然是围绕他这个“农家大院”。韩少功告诉我们，他是2001年6月份才建好这个家并搬进来的。他很早就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在长沙周边地区的宁乡、望诚等县跑了几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才选中了八景洞。早年，韩少功就是下放到离这里20多里地的农村，对这里十分熟悉。这儿有山有水，远离城市，很安静很原始，非常符合他的理想。对这次回归，韩少功给我们数出了三个优点：第一，这里的山美水美，基本上没有污染，水库里的水已经很干净了，而他使用的生活用水，是从山上流泉引下来的，他天天用这种矿泉水煮饭洗衣，吃的蔬菜自己种，菜长了虫子就动员全家去捉虫，决不用农药；第二，远离城市喧嚣，远离事务缠身，可以安心做学问、写文章。韩少功把职务看得很轻，清心淡泊，海南省文联的日常工作他放手让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处理，他用电话和互联网与他们保持联系，能保证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做一些学术研究和写作；第三，与农民很贴近，与社会生活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他在此地做过知青，能说当地话，没事的时候去串门，那些农民兄弟很喜欢和他聊天。在这种闲聊中，作家能捕捉到最好的生活细节，最亮点的生活闪光。这三点，在城市里是根本得不到的。 在韩少功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他的“农家大院”内外。这幢房子有两层，他夫妻住的房子的窗外，面临水库，推开窗，水库湛蓝的水面和青翠的山峰，在迷蒙的细雨中仿佛是一幅水墨画，令人感叹。他的工作室连着一个很大的阳台，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纳凉，阳台下的不远处是水库的一片沙石滩，现在是少水季节，那里芳草萋萋。韩少功说，夏天他几乎每天在那里游泳，是个天然的游泳池。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室里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传真电话，几个大书柜里摆满了书，桌上摊开了一些古籍，他大约正在做什么研究。我们说话之际，他夫人和他姐姐从外面回来，提着的竹篮里有青翠欲滴的蔬菜和一把镰刀。韩少功告诉我们，现在，他已退休的姐姐和姐夫和他住在一起。 韩少功很感慨地谈到了当地的农民。他说这里的农民很朴实、很憨厚，一辈子在八景洞里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知道如何发展经济。满山的树木竹子，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他叫当地木匠做桌椅时，那些木匠都说不会做你们城里人用的家具。他叫来一个木匠，跟他说，你就把桌椅做成你们乡下人用的那样，只是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一些，其它地方就保持原来的树皮，喷上光漆，我这个城里人喜欢，别的城里人也会喜欢的。这套桌椅做出来后，果真很多到韩少功这里拜访的人都喜欢，他就把那个木匠叫来，给他算了一笔账：做这么一套桌椅包括材料才400多元，做好后卖给城里人可以卖1000多元。你做不做？那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韩主席让他开了窍。韩少功还谈到另一件事，他做知青时的一个伙伴，现在长乐镇上做汽车生意，有一次来拜访他，和他谈到现在做这个生意信息不灵的苦衷，韩少功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搜索汽车信息。那人想要二手的桑塔纳轿车，键入“桑塔纳”三字，全国各地的二手桑塔纳轿车信息尽收眼底，包括联系地址电话号码，那人目瞪口呆。韩少功用了十分钟为他下载了那些信息，那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韩少功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我们的乡镇企业家们能够用上电脑，我们的现代化才是真实意义上的现代化。 我们在韩少功家的阳台上远眺水库山水时，他指着对面的山坡说，现在这地方已被很多文化人看中，国内有一家出版社计划买对面的8亩山地，在那里建一个小型的招待所，有一批文化人将来这里编一部中国最大的字典，那字典比《康熙字典》还要大，要编十来年。然后他说，我希望这里能多来些文化人，在这儿定居后，一可以促进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二可以带来先进的精神文化，把这一带建设得更美丽。 （摘自2001年4月12日《文学报》）